中國文學評論 · 曹雪芹的《哭花詞》[1]

這首《哭花詞》嵌在《石頭記》卷二十七。 這不是曹雪芹的; 這是林黛玉的。至少曹雪芹這樣想; 至少一般情感的讀者這樣想。 從十五歲到二十歲，只要是讀書人，他的靈魂便一定雙手交給《石頭記》的字裡行間。有誰默不下來這首著名的動人的《哭花詞》嗎? 我曉得有人能夠一字不遺，從頭到尾，背出全部繡像《石頭記》。你我或許自愧不如。但是，你沒有讀了又讀那首《哭花詞》? 三百六十一個字。有誰真就不記得嗎? 我提醒第一句： 花謝花飛飛滿天。 然後末一句： 花落人亡兩不知。 薄命人在這裡尋到身影同知音。便是我們這些莽男子，雖說不會像賈寶玉那樣「不覺慟倒」，卻也難免一灑同情之淚。 有什麼東西在魔誘讀者。 「林黛玉真可憐! 她的詩也真傷心!」 另一位比較清醒的讀者說： 「詩真好! 曹雪芹真有本領!」 是的，詩是好詩，也真傷心，但是，說實話，曹雪芹不一定就算有本領，因為真有本領在知道本領的運用。 詩是好詩。它抓牢人類情緒生活最哀傷最永久最真實的一面。它從林黛玉的心與口哭出，深深喚起我們的共鳴。它可以獨立，以它自身的存在獲得不朽。一個最好的證明，便是我們可以單獨把它從小說的進行剔出，留連往返地誦讀。它在小說的吸力之外，自成一種吸力，或者，不如說，以它的吸力助成小說的吸力。 曹雪芹正和我們一般的舊小說家相同，隨時隨地往小說裡面安放詩詞，儘量推呈他男女人物的才子佳人氣氛，藉以表現自己的才子佳人氣氛，滿足自己詩文兩能的虛榮心理。所不同的是，他有天才。一切我們在庸俗小說中感到的惡濁的賣弄，一切值得高人雅士厭棄的意識作用，一切不為士大夫社會所知的自卑感覺，曹雪芹以他稀有的天才 (稟賦和修養) 化之於無形，不惟無害，反而有所為力於他所需要的情調，他雅致化了通常小說的俗淺。 而且，尤其難得的，更非一般舊小說家所能望其項背的，是他附加的詩詞和他人物的性格，環境與身世相合。這不容易。想想那些粗浮的未入流作家，即使一句對話也同他們的人物無關，僅僅為了故事而在敷衍場面，我們自然明白他們的詩詞具有何等炫耀的姿態。我們難得遇見一首自為完整的詩詞。我們把這叫做詩詞，因為它有詩詞的形貌，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名字稱呼，因為我們的傳統寬宏大量，容許它沐猴而冠。無論如何，我們不承認這是藝術，因為藝術的根植是人生，決定它的是真誠，然而我們這些未入流作家卻在作偽，在自騙自。他們甚至於不是良好的說書人，他們太想到施展才學。一個娓娓動人的老婆子永遠是本分的，她自感而感人。 我們沒有忘掉小說的發展程序。最早的小說是史詩，敘事詩，讚美詩。中國小說並不蔑視這條法例。接受自古以來流行在民間的形式，我們的舊小說家是聰明的，也是必然的。然而，文人永遠是文人，他們永遠錯把表現的工具尊做表現的神聖。拾起了平話的通俗形式，不斤斤於較量人生，他們濫用文墨，以為出口成章便可奪魁。他們到死不忘自己是文人，未嘗一刻提醒自己是人。 曹雪芹正是文人與人的一個無間的拼合。承繼中國小說的傳統，他把它帶到一種更高的境界，藝術和人生相成相長，在這裡各得其所。一般舊小說家施才逞能，念念不忘於身分，用一個時髦名詞，主觀地強制客觀的形象。他們的愛情故事不是理想的，因為他們就沒有理想; 他們有的是破滅的欲望，然而沒有經驗，或者不曾經驗; 他們的情節是傳奇的，材料是日常而又荒唐的，日常叫他們離現實近，荒唐又把他們從現實逐開。曹雪芹是現實的，他有柔軟的心靈吸收色相，熟練的藝術烘托人生。他的奇怪成分只是一種寄託。而且，藝高人 (讓我改一下這句成語) 謙虛，他從來不在他的小說里出頭露面，自以為是地瞎三話四一番。他知道那只是丟醜。他要小說自己去幫自己解釋。他不費力，便自自然然把自己提到現實手法的高峰。 他是人。人給他一切。同時他是文人。文人助他完成一切。他不像他的前人目無餘子，虛榮而又淺薄，錯把文人當做一切。唯其如此，唯其具有和易的美德，他屬於中國最好的文人傳統，而是真正的文人。他的詩詞雖說可以個別提出，然而，並不刺目，消溶在小說的波瀾和人物的心性之中。我們人人知道他對話的美妙，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雖一字不可以更易。詩詞不是語言，表現性格的日常語言。它停在深邃的肌層，假如是語言，乃是靈魂的獨白。它點示，它指悟，它不鋪敘。也就是這種自身的限制，或者本性的高潔，讓它不能比而下之，像散文那樣包羅萬匯，巨細無遺，美惡並存。曹雪芹的詩詞十九表達人物的性格，思想的核心 (人物的或者故事的)，猶如他的對話，全有性格，全有啟示。 《哭花詞》便是一個例證。 文人的藝術在小說方面登峰造極的，我們不得不推曹雪芹。沒有林黛玉的心境，沒有暮春三月的落花時節，沒有作者安排的錯落的遇合，《哭花詞》動人的力量便要缺乏它現有的噴泄的氣勢，印染的顏色。他把舊小說的韌性發揮到了極致。 然而，這到底是舊小說。《石頭記》的現實建立在人物虛偽的年齡以及作者因此而擬的虛偽的心理上面。大觀園的男女都太早熟，不合生理，不近人情。他們是生而知之，神而明之的神童。就主要人物的年齡看，《石頭記》應該是一部兒童小說，或者將近春情發動期的兒童小說，實際，他們卻是怎樣的兒童! 賈寶玉十二三歲便寫即事詩，傳在街巷，為人「吟哦讚賞」; 而最荒唐的是，十二歲便「初試雲雨情」。我們勿庸指摘作者，這種年齡的錯覺幾乎是中國舊小說一個最普遍的現象。 只要作者不再三提醒他人物的年齡，他所提供的現實——至少現實的感覺，始終活躍在我們的眼帘。但是，我們來看這首《哭花詞》。記住或者忘掉林黛玉的年齡。她是十二歲。《哭花詞》是寫出來的，還是說出來的? 顯然不是筆下寫的。假如是寫的話，林黛玉便成了一邊哭，一邊背她早已寫好的東西。天下有這種可能嗎? 一個人一邊感情激動，「哭的好不傷心」，還分得出心來記誦一首不短的詩詞? 除非她的哭泣是作偽，除非她有兩重人格。林黛玉不是那種人; 薛寶釵或許可能。作者也沒有事先聲明林黛玉寫過這樣一首詞。所以，不用多問，這是口道的作品。一邊哭，一邊出口成章，天才如曹子建，還得七步的餘地。何況只有四句?我們承認《哭花詞》的意境完全同林黛玉拍合。但是，我們必須指出： 這不在現實以內，因為人生不曾提供這種事實，也少可能提供。曹雪芹創造的埋花的雋美的境界 (那種有可能性的現實的感覺)，如今倒在他給自己埋伏的絆索。詩是好詩，就可惜沒有用到恰好。 我們相信，曹雪芹所用於《哭花詞》的心力一定超過他的敘述。他把全副文人的匠心用在這裡。也就是這種原因，接受作者原來的看法，來到這首《哭花詞》的插入，我們必須放下現實的尺度。全部《石頭記》便是一片現實和幻想的交流。或者換一個說法，曹雪芹另有一個現實，它是真實和空靈的搭配，一種攙雜著散文之感的詩意。弄的不好便是虛偽，然而弄的好，如曹雪芹，彌縫住一切。這首《哭花詞》孕育在一個高度想像的藝術的心靈，它插入的效果是文人的，幻想的，錯覺的。 所以，《哭花詞》不是林黛玉的，是曹雪芹的，是他在境界上派給人物的，不是在實感上分配給人物的。 然而，挖掘一件東西所有的價值，我們必須面面推敲。小說裡面詩詞的運用有它史的因素，同時，雖說往往破壞藝術，說也好笑，卻也有它藝術的因素。詩詞本身即是一種力量，或者方便。惡劣的打油詩，平淡的藥歌，因為形式整齊，音韻鏗鏘，容易在記憶上停留，情感上徘徊。詩詞到了文人小說家手裡，便成了一種搔首弄姿的賣弄。但是，到了一位藝術宗匠如曹雪芹的手裡，詩詞的運用在下意識的作用之外，更是一種方法。 即使是錯覺的《哭花詞》，雖說在現實上脫了榫，它在小說的進行上並不突兀，一種性格與環境的諧和中飽了它倔強的個性。它不是生硬嵌上去的。它有它之被運用的必然性。我們起初說可以把它單獨取出。因為我們切斷了它的一切關聯。其實，這首《哭花詞》不是別的，只是靈魂的獨白。它完全等於一段戲劇的獨白，猶如哈姆雷特 (Hamlet) 的獨白，猶如費加羅 (Figaro) 的獨白，它是內心的瀲灩，映照林黛玉之所以悲傷的觀感。曹雪芹的手法是現實的，他所推呈的永遠是現象，他不過分刻畫，猶如現象之於宇宙，時時在不知不覺中轉變。他所尋找的是形之於外的一切成分，例如人物的對話，代表內心的活動與性格的流露，他卻不透視進去，一筆一筆斧削。他在卷二十三開始埋花的敘述，你以為這裡一定有若干段美好的描寫，然而他不渲染，他最長最重的描寫也只是：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岸下一塊石上坐著，展看《會真記》，從頭細看。看到「落紅成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卻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擔著花鋤，花鋤上掛著紗囊，手內拿著花帚。 以後是他們的對話。曹雪芹要的只是動作和對話，他不為描寫而描寫。他的描寫永遠是從書中人物的眼睛看出來的，不是作者特地寫出來給讀者看的。這正是現實主義的另一藝術手腕，不浪費筆墨，順著自然的程序，把事物擺在生活的表皮。然而得到的效果，並不止於表皮。外國小說作家，真正體驗到這裡的哲理，正式表而出之的，只有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福樓拜。 福樓拜有方法補救這裡附帶的缺陷。他可以想出種種方法解釋性格和動作。曹雪芹也有方法掩護他的短拙。方法之一便是《哭花詞》一類的應用。真到卷二十七，他這才回到埋花的心理作用。他不再正面直寫，他讓賈寶玉去聽。而且，他不願意 (心有所不忍) 污瀆高潔的林黛玉，如賈寶玉，如一般粗俗的作者與讀者，讓她唧哩咕嚕也來一套怨天怨地的俚話： 寶玉心下想道： 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 於是《哭花詞》出來了。林黛玉的「委曲」依照曹雪芹，沒有散文可以傳達。沒有比哭，一抹鼻涕，兩行眼淚，更醜陋的了。曹雪芹用詩詞來洗雪。林黛玉永遠不會像一個「丫頭」那樣在哭;她作詩。曹雪芹文人的心理想詩化人物現實的痛苦。戲劇家特別明白這種道理。散文自來派在鄙夫俗子的口裡。 林黛玉不是在哭花，她哭的是她的命運，那普天之下弱女子的桃花一般的命運。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哭花詞》的價值是內在的，不是裝飾的，不僅僅屬於文人的賣弄。他們執行的是積極的藝術使命。我們不妨進一步說，它的價值是心理的。它解釋卷二十三的埋花。 因為，說到臨了，中國小說的文字的傳統，不必諱飾，自有它的缺陷。最初我們用它記事，中間我們用它做表情，隨後我們加以馴致，用它敘述。《石頭記》達到敘述最高的造詣。但是，即使是在《石頭記》裡面，它不分析，也極少被用在心理的揭發。它用動作本身去解釋。它也不描寫。然而經驗深廣如曹雪芹，他絕不放棄景物之於內心的影響。曹雪芹屬於傳統，去蕪存菁，他已然高於他的傳統。毛病在中國文字本質。一個一個方塊，富有詩意，就是難以迎合生活的繁複的演變。尋找字句去分析，尋找字句去描寫，還要它們是散文，是純潔的散文，這需要四萬萬人長期的共同努力。我們這二千年出了過多的詩人，幾乎每一個人是詩人。什麼樣的詩人! 可是散文家，寥如晨星，前有莊子，次有司馬遷，後有我們這些欣欣向榮，然而不為人齒的小說家。感謝他們的存在，我們的散文得到活的力量和榜樣。 曹雪芹盡心焉而已，他不能夠另外創造一份文字，得心應手，去為日新月異的人生服役。他的天才底定了中國文字的敘述性，他另有聰明用詩逃避煩瑣的分析與描寫。他是消極的。《哭花詞》正好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重功效。 最後，讓我修改一下我的判詞，曹雪芹真有本領，因為真有本領在知道本領的限度。 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 * [1] 原載1940年6月1日《宇宙風》第100期。——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