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韓昌黎的《畫記》

不記得是在中學幾年級了，國文先生給我們講韓昌黎的《畫記》。他告訴我們學生，想做一篇好記事文，必須念熟這篇文章。講到淋漓所在，他唯恐我們不明白字面的意思，千方百計來比樣子給我們看。例如，講到「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他手腳亂動的情形，差不多賽過我們在新世界 (北平的新世界，後來淪為貧民窟了) 喜歡看的文明戲法。越講越忙，忙到後來，他自己也似乎頭為之暈暈然。方才做完趕羊的姿勢，忽然變成大元帥頤使下人的神氣; 一會兒他似乎要睡了，馬上他提起腳要過河的樣子，還沒有跳過去，便仿佛坐在石頭上脫鞋——一雙永遠不上鞋油的發灰的破黑皮鞋。學完人的行止，接著他就來學馬。當然他不全學，因為有些詞句讓他想起他的尊嚴，例如「鳴者」，他便不鳴了。講到馬，他的困難最多。我不妨舉兩個例。一個是： 「下者」和後面「降者」的區別; 一個是「行者」和後面「走者」的區別。看著他其其地口吃，一身汗一身汗在流，我們中間一位忽然動了靈機說： 「上者，下者，行者，牽者。」四者之前全應該有一個「人」字，或者索興不如看做消極的聲音 (Passivevoice)。所成為問題的，就是下面所有的什麼「者」，全是馬的動作。怎麼韓愈就那麼糊塗，在一個「於馬之中」的大帽子底下，把「人」也夾雜在裡面，看做馬了。我們的先生過了這道難關，便恭維韓昌黎的算法精明。他叫我們從頭細數一遍。我記得我們來回數了好幾遍，終於弄對了韓愈的「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但是，不! 「凡馬之事」是二十有九。多兩件! 先生睜大了眼睛，從「上者」一直數到「載狐兔者」，的確是二十有九。一位同學提議，前四件人的動作不算。另一位同學駁他，說那應該是二十有五，也不應該是「二十有七」。先生啞然了半晌，便說： 怕是油印的講義把九錯寫成七了。這種情形太可能了，沒有疑義。先生好容易喘了一口長氣，忘記給我們解釋「訛者」的「訛」字了。他馬上跳到他得意的句子：，「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橐駝三頭」，那麼，驢是四頭了。先生說： 韓昌黎造語變化莫測，像這裡的驢，真可謂神乎其技了，因為，不然的話，造語就太質直了。說到這裡，一位自作聰明的同學 (他是桐城派的信徒) 便說： 照先生的說法，「隼一」，真是質而又直了。壞處是： 這裡緊跟著重複了上句的「一」字。一位打油同學便說，這樣改最好： 「隼如橐駝之數，而去其二焉。」 總之，我們全愛這篇《畫記》。第一，先生的熱情感動我們;第二，他引了許多古人的推崇，什麼歐陽修嘗言曰： 「吾不能為《畫記》。」什麼蘇東坡，什麼秦少游，沒有一位文人不把《畫記》當做記事文的楷模。 如今，將近二十年了，誰要問我對於《畫記》這篇文章的印象，我相信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但是我的理由卻不是我二十年前先生的理由。不僅《畫記》，韓愈所有的文章，從散文的立場來看，最是富有散文的節奏。他的行文不平板，他所追求的永遠屬於一種跌宕起伏的氣勢。為了得到這種珍貴的反乎詩的節奏，他會在一個冗長的句子下面來一個短促的句子，他會在單調的陳述之中，忽然呈出一種意外的奇突。意思並不多，也並非了不得的新奇。但是什麼東西迷誘我們，不忍把他丟開。這不會是他的理論，因為他的理論大家在《原道》一文已經領略夠了。也不是因為他喜歡用幾個古字，因為說實話，這隻有給我們不文的讀者添麻煩。他明白散文的訣竅，第一是脫離詩的音韻，第二是有它自己的節奏。《畫記》便是他成功的一個最好的例證。 但是，不瞞人說，我相信我的回答會是否定的，假如站在畫的立場來看這篇為人謳歌的《畫記》。因為，這裡所記的人馬等物，數目雖然詳盡，其實毫無用處。它們是孤立的。請問，我們能夠從「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曉得些什麼主要關於畫的? 這些人，這些馬，加上那「二百五十有一」的器物，拼不出一個畫面。這些人，這些馬，雖說各有一個姿態，彼此之間缺少關聯。這不是一幀畫，我們從開篇第一句「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便知道。這一卷，我們從後面曉得並非真本; 而是一位趙侍御手摹的臨本，即使是臨本，已然把韓愈感動到「雖百金不願易也」。韓愈得之於唐德宗貞元十年，約當紀元後七九四年。趙侍御摹於二十年前，約當七七六年。然而，有幾幅畫? 是誰畫的? 假如不是一位畫家，又有多少? 全都姓甚名誰? 我們無從知道。這還不要緊，可恨的是這些人，這些馬，怎麼分配在一幅一幅的畫上，我們想像也不得而想像之。當年我們先生最愛的算法竟然無補於畫面的組織。當做一冊畫卷的記文來看，韓愈簡直失敗到不堪饒恕的地步。 所以，這不是一篇理想的記事文...，因為記畫，而不敘明畫面的組織，等於一無所記，因為我們無從把事物連成一個匠心的結構。 然而，話說回來，這是一篇好文章...，因為韓愈雖說在記畫，其實在寫文章，文和畫不是一件事，不是一個東西： 這是兩種藝術品，工具不同，方式不同，便是從事的心靈也迥不相同。對於韓愈，文章可以補足遺憾。他把畫贈還故主，自己則「而記其人馬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在他這就夠了。他有記憶可以彌補他的簡略。而且，情感留在心頭，只要偶而一翻他的《畫記》，他就汩汩而浸潤於個中的甘美了。這是這篇小文章另一個成功的秘訣： 他是為自己寫的。在敘寫事物的時候，其實他在記錄他情感的痕跡。這裡散文的節奏具有一種內在的要求。 我們先生是對的，他有道理讚美這篇動人的《畫記》，雖說他不明白他的道理所在。 韓愈文章的成功在乎他的熱誠，如托爾斯泰所謂的藝術的真誠(sincerity)。一種內在的要求強迫他寫。他是情感人; 他是一位被真理 (他所宣揚的道) 耽誤了的熱情者。他文章的吸力並不似胡適之先生常常談論的那樣簡單，那樣外在，他的巧妙不在「文從字順各識職」，那只是一種方法。還有比宋人理學派的文章更為「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嗎? 然而它們別想有韓愈文章十分之一動人的力量。韓愈如果「文起八代之衰」，是因為他有一腔真誠的熱情。他一掃虛偽的矯飾的詞句 (六朝以來的把戲)，回到東漢以前的古文，那在古代起伏於人心之間的自然的語言——他喜歡用古字，因為他是一個書呆子，——然而已經失去了生命力量的過去的語言。他把他的生命灌輸進去，他用他的熱情復活了它。他真正回到的，如我前邊所指，是回到那被熱情激盪的生命的節奏。 熱情做成力量，節奏做成美麗。因為節奏近乎節制，韓愈的節制 (猶如詩中的杜甫) 正是他的高貴所在。絕少美麗是漫漶的。 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 (載1940年3月15日《學生月刊》第1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