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評論 · 舊小說的歧途[1]

《大公報》《文藝》副刊第一百零六期曾經刊載一篇文章，談論中國舊小說，提出兩個共同的成分： 「(一) 是一夫一妻制的性道德的擁護; (二) 是當前的統治勢力的維持。」以為「凡是書中有教訓的話，有褒貶的話，有作者意向的話，總不出這兩點」。一個小說家，甚至於如中國舊小說家，難道全是為了「擁護」或者「維持」，而後動筆行文嗎? 是，或許不是。為什麼是呢? 我們隨便翻看什麼才子佳人小說的序言，總不外乎： 從來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風流美事，正不知這句話，自古到今，壞了多少士人女子……如今待在下說一個忠烈的才子，奇異的佳人，使人猛醒風流中，大有關係於倫理的故事。 ( 《醒風流》) 這種教訓，或者道學的情調，是中國舊小說家一種普遍的應用; 我們與其全然歸於一種士大夫的道德的氣質，倒不如分開看做一種作者的權變，一種引人入彀的食餌，或者自欺以欺人的障眼法。他們差不多都不脫最初平話，或者說書人的影響，總想把正文 (小說) 看做閒情，而前後硬嵌上的閒文 (教訓) 看做正意。這也就是為什麼，舊小說難以來到一種完美的發展，往往離藝術較遠，離儒道更近。唯其如此，一離開傳統的護符，舊小說便有自生自滅的可能： 作者不想感動人，卻想教訓人，所以反而失敗。他們把現象看做教訓的物證。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一大堆舊小說裡面，只有很少幾部—— 《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具有較高的文學的價值。這少數幾部並非不議論，然而它們白描的力量卻超過那一點道學先生的用意。他們不曉得自己是藝術家，不曉得在弄什麼藝術的製作，也正因為不自覺，所以偶而富有非人為的自然的美麗。不唯中國如此，這幾乎是西歐小說最初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但是西歐小說具有迅速的進展，不久就從有意的教訓走向人生的直接表現。教訓成為一種效果，並非作者給自己指定的一種目的。然而我們，自來不重視小說，所以自來凝滯於唯一的既成的形式。好像我們的民族，希望道德和一切溶合而成為一種中庸的品格，中國舊小說——甚至於目下一般有所為而為的歐化小說，——無論作者如何意識到，一時擺脫不開這種根深蒂固類似氣質的東西。 所以中國舊小說，往往倒是社會最忠實的呈現，最能供給社會學者一個歷史的現實。但是，這只是一種材料，一種方便，卻不能因之評判一部小說的價值。我們一般欣賞的平常人，更在社會學者和其他學者的選擇以外，尋求一種全盤的真實——不僅僅是歷史的真實，因為歷史也不過是人類知識的一部分; 也不僅僅是思想的正確; 因為一件作品的組成是一個全人，全時代與全社會的交切，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具有充分的諒解，特別是我們後人。是仇敵，我們勿需諒解; 是朋友，我們容易左袒; 然而我們，和作家無恩無怨，卻應該還他們一個本來面目，也就是公道。我們必須從各方探討，因為我們初和一部作品相會，走進一個陌生者的存在，成其所謂一種「靈魂的奇遇」。所以，一部神怪小說，教育家可以看做迷信，禁止兒童閱讀，但是兒童卻傾心歡迎，不是因為迷信，卻因為神怪——這是一所新天地。但是，迷信真就可以一網打盡所有的神怪小說嗎? 這需要我們鑑別，——所以我們害怕籠統的批判，這裡是用多數犧牲少數，換一句話說，抹殺創作的性靈。在藝術上，重要的是時代與社會，然而更重要的，卻是人。一部小說可以具有時代與社會的背景或使命，但是必須有人出而完成。所以在一大堆才子佳人小說裡面，《紅樓夢》跳出一頭，因為作者在創造——這就是他的小說的力量。 其實這個例一點不好，因為例如《紅樓夢》，教育家注目的倒是它的影響和效果，不忍心再產生一批賈寶玉或者一批林黛玉，他有絕對的理由。然而正如藝術家有他絕對的天地或者理由，可以創造一個賈寶玉，或者一個林黛玉。如若人人感到自己有一部分是賈寶玉，或者一部分是林黛玉，正是作者成功的證實。如若沒有人同情他的人物，然而他的人物如此真實，如此完備，如此具體，我們不得不承認人物的存在，作者同樣成功，因為他同樣創造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否適宜全人類，作者固可置而不問，因為他有自由 (實際他的良心或者人性會叫他過問)，不，他有想像。 這不是說過錯值得原諒。因為說實話，中國舊小說充滿了過錯，甚至於罪惡。問題在細微指出，不在用一串新名詞活埋，新名詞只是一陣浮土，隔不上幾天，罪惡依舊會散出毒氛，而且什麼不是毒氛，在我們新道學家的鼻端? 希望改良人類，一刀下來，不是別的，而是遺害民間的——小說! 讀者必須饒恕我的牢騷，我的意氣用事。我忘記我說什麼了。是的，我們後人應該諒解前人，特別是這樣沒沒無聞的可憐的中國舊小說家。他們不是式微的子弟，就是潦倒的文士，玩世的墨客; 甚至於市井的流氓。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靠一部小說傳世，或者升官發財。這齣於現實生活的壓迫，要求，擠榨，然而這安慰，詔諛，育養他們一燈如豆的驕傲。怎樣渺小，這群螞蟻一樣大小的人，和他們螞蟻一樣大小的虛榮! 他們或許一襟不搏，然而「子曰學而」卻已化成自己的人格，便是吐口氣也是俗氣，如若不是「毒質」! 他們不得不恭維兩句「當今聖上」，唯恐坐在下面的聽眾，夾雜上幾名衙役皂隸! 他們賣了腦袋去想，還得賣嘴哄鬼。算得了什麼，他們這些九流三教以外的小民? 說半晌午書，或者寫一部小說，能像做兩篇似通非通的策論，那樣榮華富貴等身? 於是這群無所屬，用他們看不清的豬眼，觀察人情世故，諷喻人生的錯落有致或者無致! 所以《水滸傳》一點不「維持」「當前的統治勢力」，《蕩寇志》卻絕對「維持」; 第一個是創造，第二個是翻案; 第一個是藝術，第二個是——失敗。《西遊記》一點不「維持」「當前的統治勢力」; 它嘲弄，在想像的世界玩耍機巧。然而就這樣「反動」下去嗎? 他們後天的氣質不允許，而且「當今聖上」的臣民不允許，於是逃不出「當前的統治勢力」，他們添上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結論，於是他們的作品益發不可收拾。還有比這些無名無姓的作者更可憐的人們，然而還有比中國舊小說更自然的自然，更人生的人生? 還有比這更缺乏形式，然而更順適宇宙的規律?還有比這更鬆散，然而更充實的人生? 他們利用民間最自由的形式表現，同時不曉得這也會和詩賦一同擺進樓閣，所以一味任其窳敗——不僅僅是任，是缺乏才分運用這繞指柔的形式。於是粗陋、淫邪、庸俗，一切詩賦以外的境界，全撮成一個公式，千篇一律，世世代代因襲下來。 而且他們並不用力「擁護」「一夫一妻制的性道德」。有多少部小說，不是一夫多妻! 多少部傳奇，不是一男多女! 在中國舊小說裡面，所表現的過去，正好屬於一個男權社會。一夫一妻是我們中常的道德，然而極其脆弱的道德： 缺乏法律的限制，也缺乏社會習慣的束縛。所以西歐著名的三角戀愛小說，往往陷於悲劇，除非死掉一個女子，因為作者絕對不許他的男主角納妾。說「擁護」，他們倒許真是「擁護」。妻妾滿堂，是我們前人 (男子)一種幸福的理想。《紅樓夢》的結局會十分圓滿，如若林黛玉肯降心納禮，如若薛寶釵肯屈身作妾，如若曹雪芹肯那樣爛污; 然而他有一種強烈的悲觀哲學做他的背景，所以他不接受這種輕而易舉的下流幸福。所以《紅樓夢》不同於眾，林黛玉終歸死掉。好些讀者看到她死，不忍往下繼續。但是，讀者，你們是否更加羨賞《紅樓夢》，如若林薛一同嫁給賈寶玉? 我怕是的。所以曹雪芹高人一等。他不伺候讀眾，他伺候他自己，結果他反而有所服役於全人類。所以毀害一個作家的，不是作者自己，往往倒是一班道學家和道學家厚愛的時代與社會。然而《紅樓夢》的價值，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和這些皮毛大有關係，絕不可以用做評罵的唯一的標準。 所以我開頭就說，是或許不是。 (選自《李健吾文學評論選》，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 * [1] 原載1934年10月6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08期，原題名為《中國舊小說的窮途》。——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