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概要 · 第九講 小說的演進

提要 （一）古代小說 1.小說之體性。 2.神話。 3.魏晉稗史。 （二）唐宋小說 1.唐宋傳奇。 2.宋話本。 3.元明講史。 （三）近代小說 1.神魔小說。 2.人情小說。 3.諷刺小說。 小說，在中國文學上取得了和散文、詩歌、戲曲同等的地位，那是最近六十年間的事。（就在筆者的童年，梁啓超已經在那兒闡揚小說在社會教育上的意義，從事政治革命的也注意小說的宣傳作用；但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小說還是一種閒書，不登大雅之堂的。這一觀念的改變，乃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的事。語詳筆者所著《文壇五十年》。）不過和歐美的Fiction或Novel相當的小說，在古代早已產生了。 《莊子·外物篇》有「飾小說以干縣令」一語，這是「小說」名詞在中國古籍中見得最早的。不過，那時所謂小說乃是和當時縱橫家遊說王侯，發大議論相對舉，只是一種地方上的士紳，對縣令說說本鄉本土的風土人情的，卻也可以說是掌故之類的東西。到了《漢書·藝文志》，班固依劉向《七略》於《諸子略》中，以小說家附於九家之末，並且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依《藝文志》所載目篇，又據班固的注文，這都是野史，或托之古人，或托之於古事；托人的近於諸子百家，陳義卻很淺薄，記事的近於史文，卻又道聽途說，缺乏真實性的。其後《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也有小說類，篇目雖是增加得很多，體例還是沿著《漢書·藝文志》的成規的。到了明代胡應麟，才把小說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辯訂、箴規六類。後來清紀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分小說為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採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他的體例，和胡應麟相去不遠，雜事即是雜錄，異聞瑣語，即是志怪，他不收傳奇，又把叢說、辯訂、箴規改屬於雜家、小說的範圍，比較整潔了。他把《山海經》《穆天子傳》列入小說，也認為傳說之類的書，並不能算是史書的了。 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就從《山海經》開始，如《西山經》載：「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也頗近於希臘的神話，又如《列子·湯問》說：「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鰲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徐整《三五歷記》稱：「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淮南子》稱「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這又是東方的《創世紀》。又如《楚辭·天問》，也提出了許多神話中的疑問，如：「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正是古代流行的傳說。 不過，我們這個生長在黃河流域的以農稼為生的民族，自始便和地中海沿岸的以海洋貿易為生的民族異其趨向；我們的祖先缺乏幻想的意境，不像希臘、希伯來、埃及民族那樣富於神話。我們的先民，流傳於里巷間的多是日常生活的記錄，所以我們的初期小說，便是稗史。如託名班固的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託名劉歆的《西京雜記》，所載金屋藏阿嬌的問答，司馬相如、卓文君成都賣酒故事，也一直流傳下來的。魯迅說這些故事，雖未必十分真實，但在古小說中，也可以說是「意緒秀異，文筆可觀」的。例如：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憂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頭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表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西京雜記》卷二） 這樣的故事，固富有浪漫氣息，文辭也綺麗可喜的。 本來，戰國末期，陰陽五行家神仙之說，盛行一時，鄒衍之徒，「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其語宏大不經」。「談天雕龍」，已有神怪的意味。秦漢的帝王諸侯卿相，都是方士的信徒，如《淮南子》所稱：「盧敖游於北海……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欲與為友，士笑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舉臂竦身，遂入雲中。」正是士大夫所共同嚮往的求仙之說。（《史記·秦本紀》：「齊人徐巿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十洲記》說：「瀛洲在東海中，……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洲上多仙家。」）到了東漢末年，陰陽五行的巫術和儒家讖緯之說相結合，再加上道家的一部分久視長生之說，乃成為民間流行的道教，鬼道乃十分流行。恰好從當時的西方（印度），傳來小乘佛教，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敷衍果報，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之筆，也有出於教徒講道之舌，他們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如魏文帝《列異傳》、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託名陶潛的《搜神後記》、荀氏《靈鬼志》、祖沖之《述異記》、劉敬《叔異苑》、劉義慶《幽明錄》、吳均《續齊諧記》，都有著小說的風格與趣味的。例如： 焦湖廟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為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旁。林愴然久之。（《搜神記》） 這一故事，已開唐人枕中記南柯記的先例。而吳均的陽羨鵝籠故事，便採取了印度傳說，敷衍成為中國的故事了。 （魯迅論六朝鬼神志怪書謂：「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而余則俱佚。遺文之可考見者，有宋劉義慶《宣驗記》、齊王琰《冥祥記》、隋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四種，大抵記經像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顧後世則或視為小說。」「佛教既漸流播，經論日多，雜說亦日出，聞者雖或悟無常而歸依，然亦或怖無常而卻走。此之反動，則有方士自造偽經，多作異記，以長生久視之道，網羅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漢小說，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餘蓋皆是矣。方士撰書，大抵託名古人，故稱晉宋人作者多有，惟類書有引《神異記》者，則為道士王浮作。」） 東漢末年，士流崇尚氣節，自命清流，時常有一種矯情固執的行為（《漢書》為之作《獨行傳》）。到了魏晉，轉尚通脫，和返之於自然的老莊思想相結合，在世俗人眼中，又是一種「獨行」。至於佛教信徒，他們的信念、行為，也是和禮法不相合的。也可說是「獨行」。而當時的士大夫，不僅注意品評人物，而且發揮易老道釋的妙義，以「清談」相尚，妙語解諦，會心微笑；言語之科，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發展的時代。怕的連孔門師弟，也不能像魏晉清談家這麼精妙。即如：「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述己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真可以說是出口成章，自成文彩的了。這類獨特的行為，精妙的辭令，見之於前人記錄，如《語林》《世說新語》的，也頗有小說的韻味。例如：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座。元禮問曰：「君與仆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仆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世說·言語》） 甲與乙爭鬥，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齧之。」（《太平廣記》引《笑林》） 這類文字，也就有了近人們提倡的幽默風味了。 至於唐代傳奇，具備了小說的體性風格，上文曾於敘述唐代古文運動時，略已提及。（宋劉貢文云：「小說至唐，鳥花猿子，紛紛蕩漾。」）近人汪辟疆編次《唐人小說》序文中說：「唐代文學，詩歌小說，並推奇作。……風會既開，作者彌眾，才傑之士，各拾所聞，搜奇則極於《山經》《十洲》，語怪則逾於《齊諧》《列異》。於是道籙三清之境，佛氏輪迴之思，負才則自放於麗情，摧強則酣謳於俠義。罔不經緯文心，奔赴靈囿。繁文綺合，縟旨星稠；斯亦極稗海之偉觀，邁齊梁而軼兩京者歟！雖流風所屆，籍肆詆；而振采聯辭，終歸明密。」他便說唐人傳奇兼取駢、散的文體，運用豐富的想像力，搜奇志怪，言情俠義，融合道佛二家的思想，或為特創的風格。 胡應麟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所謂「作意」，所謂「幻設」，即是唐代文士已從事有意識的創作的。（幻設之文，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劉伶之《酒德頌》，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都是以寓言為本，文辭為末的。唐代古文家的作品，如王績《醉鄉記》，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也是這一類文字。） 那時的傳奇文，總是有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些故事，有的得之於里巷的傳聞，如虬髯客、楊玉環的傳說；有的對於社會人生的感悟，如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有的本著個人的遭遇，加以點綴，注入個人的「曼依帕」，如元稹的《鶯鶯傳》，張文成的《遊仙窟》；或托諷喻以紓牢愁，或談禍福以寓懲勸；總之，已經屬於文藝創作的境界的。我們且看沈既濟的《枕中記》，故事輪廓，大致和劉義慶《幽明錄》所記的楊林，差相仿佛；但《枕中記》的盧生，正是一個完完整整的故事：「略謂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行邯鄲道中，息邸舍，見旅中少年盧生侘傺嘆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夢娶清河崔氏，舉進士，官至陝牧，入為京兆尹，出破戎虜，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越三年征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後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騅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為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薨；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旅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主人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這故事若有其事，而且和隋唐時代士子渴慕功名的心理相符合。而當時道佛兩家所啟發的人生如夢的覺解，就像蠟酸一般，注入這一故事之中。又如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言東平淳于棼家住廣陵郡東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家，令臥東廡下，而自秣馬濯足以俟之。生就枕，昏然若夢，見二紫衣使稱奉王命相邀，出門登車，指古槐穴而去。使者驅車入穴，忽見山川，終入一大城，城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生既至，拜駙馬，復出為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進遷大位，生五男二女，……後將兵與檀蘿國戰，敗績，公主又薨。生罷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憚之，逐禁生游從，處處私第，已而送歸。既醒，則「見家之童僕擁彗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余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夢中倏忽，若度一世，這是《枕中記》的本意。篇末言「命仆發穴」，以究根源，乃見蟻原，悉符前夢，假實證幻，餘韻悠然。當然，在變幻極端的官僚圈子中，這樣的風濤是常有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第一回題詩：「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也就是這個意見。 又如元稹的《鶯鶯傳》、蔣防的《霍小玉傳》，也和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一般，有他自己那麼一段遭遇底子而加以渲染的。他們自己都是新進的士大夫，和北里聲使有著一段纏綿悱惻的痴情；而男的所謂才子，終於負情，因為新進士要締婚名門，就把他們的心上人忘掉了。這一類故事，在當時一定多得很。《霍傳》稱： 中宵之夜，玉忽流涕觀生曰：「妾本娼家，自知非匹。今以色愛，托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托，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嘆。乃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自爾婉孌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眾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欲輒指陳。妾年姓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諧秦晉，亦未為晚。妾便捨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 霍氏的話，說得這麼淒婉動人，而功名念重的李生，畢竟負情，連待之八年的短願，都不能如她所期待，終於抑鬱以卒。這一型的悲劇，差不多是士大夫階級所常見的，張生之於鶯鶯，也是如此，高則誠筆下的蔡伯喈、吳敬梓筆下的匡超人，便是同一典型的。 至於寫唐明皇天寶前後的宮闈間故事，盛衰之跡，兵亂的遭遇，以及楊氏姊妹荒淫的舊跡，而總結於馬嵬坡的大悲劇，里巷間早已流傳，到了後世，更是傳奇的好題材。（明皇本來也是一個戲劇性人物，他的晚年，更富有戲劇性，成為大悲劇的主角。）如陳鴻的《東城父老傳》《長恨歌傳》《華清湯池記》，以及宋樂史《楊太真外傳》，都是很好的傳記小說。還有那反映藩鎮割據的豪俠小說，如《紅線傳》《虬髯客傳》，也正以反映民眾的苦悶而好奇的心理，成為後世劍俠小說的先導。而且唐代文人，不像宋明理學家那麼頭巾氣，富有浪漫情調，在文藝上自能大放異彩。 宋代士子，也有作傳奇文的，如徐鉉《稽神錄》、吳淑《江淮異人傳》、張君房《乘異記》、樂史《綠珠傳》、洪邁《夷堅志》，皆傳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詭怪。然其文平實簡率，偏重事狀，少鋪敘，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在文藝價值上，差了一截了。 （陳寅恪氏所著之《元白詩箋證稿》論唐代傳奇文，獨多勝義。他引了趙彥衛《雲麓漫鈔》：「唐之舉人，先借當世顯人以姓名達於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為以詩為贄。」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德宗本為崇獎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後，尤欲以文治粉飾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當時藩鎮跋扈，武夫橫恣，固為紛亂之狀態；然就文章言，則其盛況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貞觀開元之時代。此時之健者，有韓柳元白，所謂古文運動，即發生於此時，殊非偶然也。中國文學史中，別有一可注意之點，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說者，亦起於貞元和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說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陳氏以為古文之興起，乃其時古文家以古文試作小說而能成功之所致，而古文乃最宜於作小說者也。當時所用以著述之文體，駢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極端公式化，實不勝敘寫表達人情物態世法人事之職任。欲事改進，一應革去不適描寫人生已腐化之駢文，二當改用便於創造之非公式化之古文，則其初必須嘗試為之。然碑誌傳記為敘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於嘗試之條件。而小說則可為駁雜無實之說，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此韓愈之所以為愛好小說之人。陳氏以為貞元、元和間之小說，乃一種新文體，明乎此，則知陳鴻之《長恨歌傳》與白居易《長恨歌》，非通常序文與本詩之關係，而為一不可分離之共同機構。趙氏所謂文備眾體中「可以見詩筆」之部分，白氏之歌當之；其所謂「可以見史才」「議論」之部分，陳氏之傳當之。就文章體裁演進之點言之，則《長恨歌》者，雖從一完整機構之小說中分出別行，為世人所習誦久已忘其與傳文本屬一體，然其本身無真正收結，無作詩源起，實不能脫離傳文而獨立也。至若元微之《連昌宮詞》，則雖深受《長恨歌》之影響，然已更進一步，脫離備具眾詩文合併之當日小說體裁而成一新體，史才、詩筆、議論諸體皆匯集融貫於一詩之中，使之自成一獨立完整之機構矣。此固微之天才學力之所致，然實亦受樂天新樂府體裁之暗示而有所模仿。唐代文人賦詠，本非史家紀述，故有意無意間，逐漸附會修飾，歷時既久，益使復曼衍滋繁，遂成極富興趣之物語小說。這一番論斷，確為陳氏的創見，而為治唐人小說所不可不知者。） 至於民間的故事傳說，里巷茶樓酒肆作口頭講述的，也是由來已久。其俚語記述的，如見之於敦煌石室中的《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伍員入吳故事》《目蓮入地獄故事》，便是早期的話本，這類故事，一半是娛心的滑稽笑談，一半是勸善的因果報應之書。說話人，在唐代已經成為市井雜技，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可見那時已有人在說三國故事了。（段成式《酉陽雜俎》，也有「市人小說」之語。）到了北宋，汴梁的雜使藝，有說話人的專業；孟元老曾舉其目，曰小說，曰合生，曰說諢話，曰說三分，曰說五代史。吳自牧《夢粱錄》稱有四科：「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杆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合生』，與起今隨今相似，各占一事也。」灌園耐得翁述臨安盛事，也說「說話」有四家：曰小說，曰說經說參，曰說史，曰合生，而分小說為三類，即「一者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搏奉提刀杆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是也。這就開出了後來章回小說的源流。 茶樓中的茶博士（說話人），他們敷衍故事，各運匠心，隨時生髮，但也有著底本以作憑依，那便是流傳下來的話本。（《夢粱錄》：「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講史之體，在歷敘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如新編五代史平話，就是當時講史的底本，而京本通俗小說（今存卷十至十六）就是當時小說的底本。當時文人，模仿話本體式而敷衍故事的很多，今存的尚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及《大宋宣和遺事》，也流傳到民間去，由說話人再敷衍開去，那就成為後來幾種章回小說，即《西遊記》《水滸傳》的雛形。這種小說「首尾與詩相始終，中間以詩詞為點綴，辭句多俚，顧與話本又不同，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 講史在兩宋時代，說三分、說五代盛行，而說三分，尤適合說話人的口味；因為三國時代，產生了許多英雄，武勇智術，瑰瑋動人，那幾年的軍事政治外交，不像楚漢之際那麼簡單，也不像春秋戰國那麼繁多，說起來頭頭是道，聽起來有條有理。蘇東坡《志林》稱：「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三國故事，早就那麼引動人的。其時，金元雜劇，也很多用三國時事，如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隔江鬥智、連環計、復奪受禪台，一直傳下來，成為近世昆、弋、秦、徽、亂、京戲文最流行的劇本。而且，連演三國戲，在舊劇界也是一件大事；由於近一千年間小說、戲曲的接連不斷對民間的深入宣傳，民眾的三國人物觀，就代替了陳壽《三國志》的地位。 單就小說這一方面來說，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成為話本發展的綜結。依今人所見明弘治甲寅刊本（一四九四）來說，全書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結義」，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浚計取石頭城」，首尾凡九十七年（一八四至二八〇）。其中史實，皆從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排比而成，間亦採取宋人的平話，又加以推演而成的；論斷每取陳、裴二氏及習鑿齒、孫盛諸家論斷，還引了各代詩人的詠史詩。「然據舊史即難於抒寫，雜虛辭復易滋混淆，故明謝肇淛以為太實則近腐，清章實齋又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魯迅語）其實，他對於三國人物性格的了解，都是很淺薄的，那幾個最突出的人物，如曹操（並非奸詐之徒）、魯肅（也非庸碌之輩）、關羽（性躁急而無謀，品行也本不十分純正）、劉備（權謀陰險，並不比曹操高明）、周瑜（年長於諸葛，本非少年好衝動之士）、諸葛亮（既非方士，也不是儒家，乃是名法家，治川甚嚴，氣度也不甚大），都已歪曲了史實。所以《三國演義》的小處都很成功，大處卻完全失敗的；這是一部對中國社會最有影響的書，卻又是一部最淆亂史實的書。 羅貫中系元明間人，所著講史小說，除《三國演義》外，尚有《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水滸傳》等，不過，經過後代說話人用作底本，各有增減，面目漸變，詳略不同，難於追尋本來面目了。其中最深入民間，流傳最廣的，乃是《水滸傳》。水滸人物的傳說，由來已久，先有口傳的故事，不久即變成筆記的水滸故事。那時期正當北宋末年以迄南宋末年，那種傳說，還是沒有統系的，在京東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兩浙的注意平方臘，並且各地都有他們喜愛的中心英雄。南宋時已有了筆記水滸故事，如龔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序》和《宣和遺事》，便是那時的記載。那些短篇水滸故事，和元代的雜劇同時或稍前的。元曲的水滸劇即取材於這些篇。因為他們的傳說、作者、產地的不同，所以內容常異，雜劇內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約在元、明之間，許多的短篇筆記，連貫成了長篇，截成一回一回的變成章回體的長短篇水滸故事。（李玄伯說）魯迅說：水滸古本有一種一百回本，在當時已不可復見，但還有一種百二十回的繁本，中有四大寇，謂王、田、方及宋江。也許還有一種古本，招安之後，即接敘征方臘。這些古本的真相已不可考，但百五十回本的文字，雖非原本，蓋近之矣。總而言之，《水滸傳》有繁本與簡本兩大類：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與百二十五回本，屬於簡本；百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屬於繁本。魯迅以為簡本近於古本，繁本是後人修改擴大的。七十回本是金聖歎依據百回本而裁去後三十回的，為《水滸傳》最晚出的本子。 這類分章設回的小說，常以一時代為段落，貫串若干事件來描述若干人物的境遇。組織不一定十分嚴密，有如編年史。每一章回，都有詩句式的回目，好似這一事件的綱目，如《水滸》第四回回目「魯智深大鬧五台山，趙員外重修文殊院」，便是以魯智深在五台山鬧亂子作為描寫的中心的。每一回開頭，略述前回結末的要領轉入本回，而這一回的結尾，每是這一故事的高明，而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作結，顯然留著說話人在講台上擒縱聽眾心理的痕跡。這類小說，有著民間說話人各自發揮集體創作的痕跡，編次的，雖是文人，卻不一定是在當時很著聲名的，所以算不得有意的創作的。 同類的，以神魔為題材的章回小說，《西遊記》乃是最成功的一種。道教方士神仙之說，秦漢以來，一直在各階層流行著；進入宮闈與深入民間，其影響之大，自在儒佛二家之上；雖說他們理論很淺薄，卻適合一般人的口味。至於尊奉道士羽客之流，到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間，可說隆重已極。蒙古人雖信佛，也很信奉道教，所以他們的幻惑，依舊遍行於人間。明代初期，道教勢力稍衰，到了中葉，又占了顯赫地位，十分有了勢力，成化時的方士李孜，上人繼曉，正德時有色目人於永，都是以方使雜流做大官，榮華熠耀，傾動一時。因此，妖妄之說日盛，其影響及於文章。而且三教的爭論，經過了一千年長時期，不曾有過結論，無從解決，互相容受，乃稱之為同源。所謂義到邪正善惡是非真妄等等，溷為一談，統於二元，雖無專名，稱之為神魔，也就可以賅括了。那部《平妖傳》的小說，便已開了端；當時文人，紛紛繼作，如《四遊記》，如吳承恩《西遊記》，如《封神傳》，如《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都是這一類題材的神魔小說。 從講史小說再進一步，從茶樓的說話人轉入文士之手，積章經營的，近於近人所謂創作的，該從《金瓶梅》說起。這部小說，以《水滸傳》的西門慶為線索，從武松景陽岡打虎在清河縣碰到兄嫂開頭，後來潘金蓮姘上了西門慶，毒死了武大，武松來報仇，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傅刺配孟州；第八回以後，便從西門慶這一頭生髮開去，便和原來故事完全脫離了。這部小說「作者之於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寫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魯迅語）有人以為出於王世貞之筆，並無根據。以筆者推測，這一類小說，都是明代權臣門客所作，藉以上呈御覽，因為明代君王，荒淫無道，宰執托「變理陰陽」之說，乃以進淫書淫藥為取寵之道。他們養了許多門客，寫這一類淫穢的章回小說，每有佳構，《金瓶梅》可說是最好的了。（成化時方士李孜省、僧繼曉以獻房中術驟貴，嘉靖間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幸於世宗，於是頹風漸及士流，盛端明、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倖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為恥。） 這一類小說，如果撇開猥褻部分，那是以描盡人情為主，魯迅稱之為人情小說。明代之《玉嬌梨》《平山冷燕》《好逑傳》，都是很平常的，到了清初曹雪芹的《紅樓夢》（亦稱《石頭記》）出來，其間也說的神品。「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於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為人愛重。」（魯迅語）用現代文學的術語來說，這是一部寫實小說，它的結構是波紋式，無數大波起伏，洸洋澎湃，每一大波又環包著無數小波，前波似盡，余漾猶存，正波未平，後漣已起。鉤連環互，目眩神迷，讀者還以為一切是瑣碎的平鋪直敘，卻被作者由一波送到另一波，自己已辨不出是在哪個大波之間、小波之內了。這是積意經營有組織的創作，不獨空前，幾乎絕後了。清代這一類人情小說，非常之多，有的就替《紅樓夢》續筆，都是惡札，不值一讀，也有模仿他的風格的，品質低下，流為狹邪小說，更不足道了。 和曹雪芹同時，而以描寫寒酸腐迂的儒士心理為題材的，則有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諷刺以婉曲為主，過於顯露便近於謾罵。這一風格，到了清末，因為世俗卑鄙，官場貪污，而國勢危殆，激起了一般文士的憤情，於是暴露黑暗面的小說，先後迭作，如南亭亭長（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我佛山人（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東亞病夫（曾孟朴）的《孽海花》，雖不及《儒林外史》的微婉，但激發人心，趨於改革，小說的社會意義，顯得十分重大了。 至於仿擬宋代的市人小說的，明代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極摹世態人情之歧，備寫悲歡離合之致（通俗本即為《今古奇觀》），原不是一時之筆，也不是一人之筆，卻也有著短篇小說的風格。而模擬唐人傳奇的《聊齋志異》（蒲松齡），「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敘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弦，別敘畸人異行，出於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事簡潔，故讀者耳目，為之一新」。（魯迅語）模擬晉宋小說的《閱微草堂筆記》（紀昀），「雖聊以遣日之書，而立法甚嚴。……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這類筆記小說，盛行於明清兩代，其時雖未接觸西方文學，也已有了短篇小說的韻味了。 此外，還有以俠義為題材，近於《水滸傳》的，清代則有《兒女英雄傳》（文康）和《三俠五義》（石玉琨敘），也是章回小說老風格，在民間流行甚廣，且在《水滸傳》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