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概要 · 第六講 唐學

提要 （一）唐學之特色 1.唐詩——集古體詩之大成，建立列體詩。 2.平文（古文）——韓柳初創近代散文。 3.傳奇——近代文學之先河。 （二）唐詩 1.承先——古樂府、古體詩。 2.啟後——新樂府、律絕詩、詞（小令）。 3.李白與杜甫。 4.唐詩與宋詩。 （三）平文運動 1.北魏北周、隋、初唐的復古運動。 2.韓柳的古文運動。 3.傳奇文與科舉取士。 過去中國的學人，有治宋學的（研究儒、佛、道三家結合而成的理學），有治漢學的（研究儒家經典，兼及陰陽五行家言），獨有對於承先啟後、融合南北的唐學，一向很少人注意。直到現代，才有人研究代表中華文化的峰巔的唐學，如陳寅恪、魯迅諸先生，都是注意唐代文化的。筆者曾在另一專著中說過：在中國歷史上，做光榮的唐人，是值得驕傲的。那個時期，有如黎明初醒的少女，健康、美麗、快樂、富有理想，敢作敢為，流露著一個民族的青春活力。當時北方中華民族的血統，乃是「夷」（五胡）「華」（中原）民族大混合的新生體：在北方，中原大族吸收了匈奴、鮮卑的新成分；在西北，吸收了氐羌的新細胞；在南方，把北方的文化空氣，注入了江浙的處女地。北魏、北齊、北周，都曾致力於夷夏文化的交流，南朝則由新貴族（門閥）領導著尚文的傾向。唐朝李氏平定了天下，這一王室的血統中，就混合著鮮卑族的成分（究竟是漢民族的成分多，還是鮮卑的成分多？尚待考注）。他們繼承了隋朝的文化傳統，那是以北朝文化做底子，再添上南朝文化花朵的新文化。他們一開頭，就有勇氣打碎六朝貴族中心的門閥政治、文化、風俗，連著那個貴賤不通婚的制度。同時，廢除了九品中正的用人制度，建立了科舉的制度，使一般平民有參與政治的機會。唐朝的政治組織，沿襲了北魏、北齊、北周、隋朝的文治體制，建立了宰相主政的內閣制（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主政），使皇帝幾乎等於虛君。唐代之於中國，也就等於大彼得之於俄國，中國的版圖，那時說是十分闊大，當時的安北，以蒙古為重心，一部分已到了西伯利亞、貝加爾湖的邊上；安西，在今日的新疆，已經西渡了玉門關；安東在今日的朝鮮，渡過了鴨綠江，深入高句麗；安南，便是今日的越南。這一幅合理的輿圖，虧得一份魄力來繪成的。那時，因為我們自己體魄健康，不怕風吹雨打，也不怕細菌侵襲，不僅回紇、突厥，可以讓他們睡在臥榻之旁，即天方人、羅馬人，也可留住中原，而波斯人在廣州、潮汕、廈門一帶列肆經商的，數以萬計，可以說是來者不拒，絕無排外的氣味的。 從學術文化演進的過程看，唐代也有綜合性的特色。以宗教來說，也是兼收並蓄的。佛學當時雖是主流，可是玄奘的佛學，並不是接受印度佛學的一宗一派，而是集合各宗派的大成的。中國的天台宗，比印度各宗派走得更遠一點，並不受其他的宗派的拘束的。而且佛教以外，道教也同時發展著，道家、儒家，也各自開闢其獨立的門庭，其他回教、拜火教、景教，一切外來的教派，同樣地聽其存在，表現出真正的信仰自由，可以說是「道並行而不悖」。從文藝體制上看，南朝尚駢儷，北朝愛樸質，集南北文體之特長，乃有唐代的平文（古文）和傳奇文。傳奇文中，有著印度文學的血統，下開兩宋、元、明，成為小說、戲曲的先河，唐代的駢文，又是南北朝駢散錯雜而成的新體，下開兩宋的四六，和明清的八股文，也有著血統上的關係。唐代的詩體，古體近體、五言七言、排律絕句，可說集詩體之大成，到了晚唐，長短句的詞也出來了。唐代的音樂、曲調、樂器以及舞蹈的陣容，吸收了無數的外來成分，包括回紇、突厥、波斯、印度、羅馬各國的音樂，還採取了南洋群島番夷的歌舞；當時皇帝出巡，音樂隊威儀之盛，也是空前的。唐代的美人，都是健康美；見之於繪畫的，也都是薛寶釵型的豐滿的體格。追懷先烈，我們對於唐人，真是無限地景慕。（唐以前的文士，不廢騎射，這和宋以後的文弱書生，判然兩途。唐代詩文，以邊塞題材為主的很多，流露著闊大雄偉的向外開拓氣象。） 在這一篇中，我們著眼在唐代所孕育成長的文學體制，首先就從「唐詩」說起。唐代詩歌，一方面是承先的，一方面則是啟後的。從「承先」上看，他們把古代所有的詩歌特色都吸收了，而加以融化；從「啟後」說，他們創造了這幾種詩體，便成為中國詩人所共同依循的軌轍，很少有所改變。我們且看唐詩的體制，和前代有一大不同之點，即是把律體和古體判然劃分了。本來《詩經》《楚辭》只具備了反覆律，到了漢魏樂府中，已開始應用音數的整齊律；建安以後漸漸應用了對疊律，但只能算是古體。南朝齊梁之間，詩人著重四聲，詩中才注重抑揚律，而字語的對稱，也為他們所愛尚，於是齊梁陳三代的詩歌，成為一種新體，不但和漢魏古體不相同，也和晉宋的古詩不相同。這種新體詩，看起來頗近於律詩，但他們沒有應用次第律，也不曾嚴格應用抑揚律，還算不得正格的律詩。那時候的詩，我們讀起來，覺得它既不是古體的，又不是完整的律體，頗有不古不今的印象。到了唐代，承受了齊梁流風，應用嚴格的整齊律、抑揚律、次第律、對稱律和反覆律，於是律體詩完全成熟，和古體分途。在古體詩方面，又能力追漢魏，發揚光大，開出種種新境界，為晉宋詩人所不及，也為漢魏詩人所未有。中晚唐以後，詞體發生，更嚴格應用參差律，於是中國的詩體，便全部出現了。其後五代、元、明、清以迄今日，詩人所用的體制，都不曾跳出唐代的範圍，而另有所創造的了。 至於詩歌的音數，漢魏樂府，只能說是五言詩時期，當時詩人，也有作七言詩的，也只是一種嘗試，並未獨立成為一種體制。到了唐代，才把七言詩發展起來，和五言詩並駕齊驅；不論律體或古體，五七言同樣地使用。後世詩人心目中，也就覺得中國詩歌，也只有五七言兩種體制最適當（四言太短促，早已過去了。六言也缺少變化，九言又太長，都不曾成為詩體），讓唐人替我們開了先路，我們追隨著去走就是了。（律體詩每停的音數，只取奇數，不取偶數；只取奇數的五音七音，不取三音以下、九音以上，乃是合於人類呼吸的中度，而可以停勻的節奏。同時，兩音步之中，夾著一個單音步，也就不至於單調。） （這兒，我們所說的律體詩，乃是律絕體的總稱。前人談律絕體源流，有以為絕體詩系從律詩中截出，那是錯誤的。「絕」，便是樂府詩的一章，或稱一截。南朝、隋、唐初早已有了絕句。後來，詩人從「絕句」體制悟出律詩的方式來，律絕體乃遂並行。我們只能說律詩源出於絕句，不能說是絕句從律詩中截成的。律、絕體詩，都有了一定的音數、句法，所以統稱為律體詩。） 這一種詩體，後人看來，幾乎以為是事所當然，不知古人逐步摸索，也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期。唐代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雖已開了律體的先聲，完成這完整的詩體，卻出於沈佺期、宋之問之手。律詩的法門一開，後世才智之士，無不爭趨於此途，幾乎不會作律詩的，就不成其為詩人了。至於唐宋詩人的作品，以及風格流變，且讓文學史家去記述，這兒只說到兩個開天闢地的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李白生平浪跡江湖，寄情山水，流連詩酒，嘯傲風月，而不以功名富貴、聲色貨利干擾他的高曠的懷抱，放浪形骸，是一個離世絕俗的浪漫詩人。他的才華，可以說是無詩不可，他所作的律詩，於工麗之中，流露著英爽之氣，並不為聲律所拘的。最足以表現他的天才的，是古體樂府和五七言古詩。他的樂府，有仍用舊題的，有自命新題的。可是，不論新題舊題，都是自出機杼，不落前人的窠臼；筆力搴舉，音節勁健，一洗齊梁以來頹弱之風。誠如杜甫所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他不獨有鮑、庾兩人清新俊逸的長處，而且風骨矯健，為鮑、庾兩人所不及的。他的七言古詩，如《襄陽歌》《夢遊天姥吟》《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宣州謝朓樓餞別》《把酒問月》等篇，都是興會標舉之作。劉大白氏說：古詩雖沒有嚴格的抑揚律，但抑揚抗墜之間，也互相調劑才可以調製口吻，得到自然諧和的音節。漢魏五言古詩，不講什麼抑揚律，而能音節自然諧美，於無律之中顯出自然的律聲來。晉宋之間作者，還能守此勿失。到了齊梁新體詩出來，用了些不曾成熟的抑揚律，於是成為非古非律的詩篇，古律混淆，顯然不十分調和。同樣地，齊梁間的七言詩，也受了那種不曾成熟的抑揚律的影響，和五言詩一樣頹弱，初唐五七言，也還這麼頹弱。到了李杜兩氏出來，才上繼漢魏，把齊梁的頹弱音節一掃而空，不論五言七言，都成為純粹的唐音了。（李白的五七言絕句，導源於六朝的清商曲詞，尤以七言絕句為最長。）李白曾作古風五十九首，以下這首詩最可以代表他的懷抱：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他是看輕了梁陳以來的艷薄，而說擔負起復古道的大任的。 杜甫，這位反映唐天寶以後的大動亂時代的寫實詩人，他在詩歌體性所下的功夫，以及他所開的廣闊門庭，有如白居易所說的「貫穿古今，盡工盡善」。（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唐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宋秦觀也說：「杜子美之於詩，實積眾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他的詩，從古今各詩體出，發揮各種詩體的特長；從古今各家詩篇中出，採集了各家風格的優點。（當時詩人，有卑視齊梁詩人的心理，杜氏卻從齊梁詩中吸收音律上的長處。）他完成了集大成的「詩業」，後世詩人，就從他的作品中挹取清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杜甫和李白是知己好友，他們兩人都各自開闢各自的境界，完成各自的勝業。李白寫樂府，多用古題，而自出新意，自創新調；杜甫並不用古題，自製新題，敘寫當時社會實況。如《兵車行》《三吏》《三別》，這些篇什寫出戰亂中人們所受的慘禍，乃是最真實的詩史。他的五七言古詩，如《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北征》《羌村》《述懷》《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貧交行》《古柏行》，都是極好的敘事詩。元稹云：「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功夫極深。而他的五七言律詩，不但沉鬱頓挫，而且氣象闊大，和李白的俊逸飄灑五七言絕句，可以並垂不朽。（《詩藪》云：「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他的詩，在外形律上，有一特點，即是有意地多用紐反覆律，韻反覆律中的同紐相綴，同韻相綴的律聲。所以他的詩，雙聲字和疊韻字用得很多，而且常常雙聲和雙聲相對，疊韻和疊韻相對。他是熟精文選理的，「脫節漸於詩律細」的；他有一首解悶詩：「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他是沿齊梁而加以變化的。郭紹虞氏說：「李白仗其天才，絕是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風為浪漫的作風。杜甫加以學力，包羅萬象，所以能善用齊梁的藻麗而無其浮靡。前者廢棄其修辭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風，所以顯其才；後者不妨師法齊梁，而能不落於齊梁，所以顯其學。顯其才，其詩猶有古法；顯其學，其詩轉成創格。」中晚唐的詩人，都是從杜詩中出，各人只從杜詩中學得一體，也就自成一家了。杜詩是多方面的，後來學杜的，往往仁智互見，各取他的一方面。韓愈、白居易都是中唐學杜的詩人。韓所學的，是杜詩的奇崛險奧處；白氏所學的，則是杜詩的平易明澈處。這兩種詩，本為杜詩中所兼備，他們各就個性之所近的一面去模擬它，所以各個顯出他們的特長來。韓白兩人，在當時既各樹一幟，於是他們的友生，也隱然分為兩派，韓氏朋友有孟郊、賈島、李賀、盧仝，門弟子有張籍、王建。白氏的朋友有元稹、劉禹錫。他們的傾向雖不相同，而他們都是同一時代的朋友，常常互相唱和，互相投贈，互相推許，並不標榜門戶，互相詆排的，這是詩國最光輝的一頁。 上文，我們說到中國詩歌的體制，到了盛唐李杜時代，已經十分完備；而詩歌的風格，也由李杜表現了兩種特性。其後兩宋詩人的作品以及流行到後世的宋詩，也正從杜詩中出來。（宋初沿襲五代之餘，詩人多宗白居易。西崑詩人則宗李商隱。歐陽修宗李白，韓愈以氣格為主，詩風一變。其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出，各成一家。蘇始學劉禹錫，晚學李白；王、黃則宗杜甫。「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宋詩至此，號稱極盛。元祐以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家，而黃詩風格，尤足以表宋詩之特色，盡宋詩之變態。其後學之者眾，衍為江西詩派，南渡詩人，多受沾溉。宋詩既以清奇生新、深雋瘦勁為尚，故最重功力。）（蔣心餘《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他也已看到文藝體性的流變，隨時代而不同，唐代詩歌，已經到了峰巔了。） 唐代的文藝復古運動，可說是和我們所經歷的五四新文藝運動一樣，乃是全面的，從詩歌到散文，都起了變化。古文運動，則集中在韓愈、柳宗元的身上。我在這本書開頭介紹過平文（古文）運動的流變，這兒再把這一運動的來龍去脈說一說。 原來六朝的駢儷文風，在北朝文士心目中，已經覺得過於輕薄。（李延壽云：「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顏之推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隋文帝時，李諤以當時文體流宕忘返，上書糾彈，云：「古賢哲王之化民也，……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勛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文帝隨即下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這是復古運動的開始。（當時學人王通作《文中子》，亦謂：「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這是文以載道說的開始。）我們可以說，當時文士，即如反對駢儷文辭的李諤，反對以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的劉知幾，他們自己筆下，也還是用駢儷文句來寫作的。可見風氣也是一時轉不過來的。當時，能夠用樸質無華、近於口語的文字來述作的，倒只有佛家的信徒，後來語錄體成為理學家的論學文體，也可以說是古文運動的助因。（禪宗六祖惠能，本是一個不識字的人；他的歷史和法語，經他的門徒法海如實地記述下來，便是所謂《六祖壇經》，正是當時的白話語錄。） 我們知道由於音律上種種條件完備了（對疊律、當對律、抑揚律、次第律），產生了唐代的律體詩和律體文（律賦和回頭文）。因為詩文外形越趨於律體化，和語言自然風格相去越遠，乃成為貴族門閥的專有工具。一般文士，就有非完全律體的詩（古詩）和散體文（古文）的要求。就在詩歌復古運動之中，白居易、元稹和劉禹錫他們，一面使詩篇語體化，一面便和韓、柳同做古文運動。（白居易的《祭弟文》，便參用了許多口語。）在韓、柳以前，唐初有陳子昂，開元間有蕭穎士、李華，其後有獨孤及梁肅，皆以古文名。而開韓愈先路的樊宗師，主張「唯古於詞必己出」，也正是古文運動的精神。 韓愈的古文運動，乃是有計劃有決心的革新工作。他的弟子李漢說：「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所謂雄偉不常者矣。」「時人始為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亦翕然隨以定。」（韓氏自言：「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在那個好尚駢儷的時代，提倡周秦漢魏的散體古文，的確有點驚流俗的。）韓氏有著特立獨行、勇於自信的精神，在舉世恥於相師的風氣之下，以師道自任，實行以文為教，用一句現代語來說，他爭取了群眾的信仰，造成有力量的幹部。韓氏《師說》云：「古文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曾國藩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修。」韓氏一生所努力乃在文章方面，他那縱橫恣肆的文體，足以自立一幟。他見道雖不深，他的弟子，雖說從他學道，其實還是學文的多。（韓氏《答劉正夫書》云：「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他是能以文貫道的人。他的弟子李翱，所作《復性書》，遠在韓氏之上，但李氏之文從韓氏出。） 韓氏曾自道其用力於文的甘苦（見《進學解》）說：「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抵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他是說他的文章是有切實的內容的，他有意要發揚儒家的道術，窮究六經諸子及辭賦家之言，好似狐狸修仙，吐納天地間之精華，脫胎換骨，自成一家之文。他的文章，比之以往南北朝各代文字，顯得質勝於文，而文也足以副其質的，從這一方面看，蘇東坡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也有八分說對了的。（韓文在某一方面說，可以上繼漢魏的。）曾國藩說：「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這些話，都可以說是對於古文運動的精神，說得很明白的。我們可以說，自韓文出，才脫去了駢儷文的窠臼，造成了散文的新體制與新風格，也脫去了前期古文家的生硬枯澀的痕跡，進入爐火純青之候了。他在《答李翊書》中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正是他所指示的作文功夫。（他已到了醇而後肆的境界。） 另外一位古文家，和韓愈並稱的柳宗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影響和地位，雖不如韓愈的宏大，而依其論文見解來看，卻不在韓氏之下，其作風也能超然於韓氏的規範之外，不為韓門二派所牢籠，他與友生論文之處甚多，而以《答韋中立書》為其骨幹。他說：「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這正是柳氏所啟示的作文功夫，也是他所表現於古文運動的精神。 韓愈的門弟子，順著韓氏倡導古文的路向發展開去，乃有李翱與皇甫湜的兩派。由作風言，韓愈確是具有兩種不同的作風，其一是鯨鏗春麗足以驚耀天下者，其一乃是章妥句適，以栗密窈眇見長者。由文學批評言，韓愈亦兼具有兩種不同的主張，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則重在內質之合於道。韓門諸子，就依這兩方向，各有所長。「李翱作風主於平易，其論文主旨，亦偏於道。皇甫湜作風偏於奇特，而論文主旨亦如之。」（李翱《答朱載言書》云：「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皇甫湜《答李生書》云：「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眾，出眾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正足以代表兩家作風之不同。）到了晚唐、五代、宋初，詩的復古與文的復古，一同消沉下去，溫（庭筠）李（商隱）派的詩歌，和李商隱（義山）的駢文，依舊回到南朝和初唐的文風去了。古文運動之再起，尚待兩宋古文家的到來。（後詳另章。） 中國的小說，溯源於唐代傳奇文，而唐代的傳奇，又以大曆至大中、咸通間一百餘年為全盛時代。此中有一不謀而合的鐵的事實，正當古文運動奔騰澎湃之時，也正是傳奇小說風起雲湧之時；同時，那幾個古文運動的領導人，又幾無例外的都是一時聞名的傳奇小說家，可見唐代的古文運動和傳奇小說是時代的孿生子，其間有著極密切的聯繫的。 洪邁說：「唐人小說不可不熟，言事淒婉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這是中國文藝創作的另一主流。我們知道韓愈主文以貫道之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但他也做了《毛穎傳》一類遊戲文字。（張籍譏其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韓氏答書，便說是他的遊戲文字。）他的友生指斥他，說：「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韓氏回答道：「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他就指出文藝的本身作用，並不在於板起面孔說教，文藝的遊戲作用，遠在說教之上的。另一位古文運動大師柳宗元，也替《毛穎傳》作辯護，說：「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氣，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借小說寓意以為有益於世，這是他們所體會到的藝術的真正使命。 隋唐間，廢六朝門閥九品中正之制，推行科舉取士的新制度。唐世舉人，都依靠著當代的顯要，替他們把姓名上達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讓主司知道他們的才學。（逾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太和中，貢士不下千人，公卿之門，捲軸堆積得很多。）我們且看白居易《與元九書》：「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準的。」所謂賦即詩筆，判為議論，傳即史才。當時古文家所操縱的文壇趨向，即是敘事文、議論文及詩詞。為了便於主司溫捲起見，乃盛行傳奇小說。（小說既為行卷內容最重要的部分，自然必得同時具備這三種體裁才能算作完備的小說典型。） 傳奇文受了佛教譯經的影響。我們看了敦煌石室的藏經，便可瞭然。本來譯經的文體，重散去駢，求其切實、具體、準確、平易，合乎傳教通俗的目標，乃與古文家的觀點相暗合。而佛經體裁，有兩種最顯著的特點：（一）散韻合體。（二）散文擔任敘述，韻文擔任歌唱。而韻文歌唱的部分，往往就是重複散文敘述的部分。「這樣重疊的敘述法，最初的用意，也許就是說教的時候，怕聽眾不了解，所以用散文先將故事敘述一遍。傳奇小說本來沒有傳教的用意，並且讀者都是士大夫階級，卻依然機械地模擬佛經及佛教小說的形式。此種形式在當代古代運動最盛行的八個著名文人的作品裡，表現得更清楚。例如韓愈的《石鼎聯句》詩及序，前面是序，後面是詩，詩中的大意，就是散文的大意。他們的作品，不論是事實或虛構，其用意在模擬佛經或佛教小說就是了。其模擬成功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長恨歌》與陳鴻的《長恨歌傳》，歌在先，傳在後。這就是傳奇文的特有體裁。」 至於傳奇文本身的發展，民間文學俗文變文的發展，那又得討論中國小說與戲曲的專章中去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