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概要 · 第四講 史傳、諸子、論說
提要
（一）古代散文之流變
1.《尚書》——上古告諭文字。
2.《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史傳。
3.司馬遷《史記》——傳記文學。
（二）智者的散文
1.儒家師徒論學——《論語》《孟子》《荀子》。
2.道家講道（天人之際）——《老子》（《道德經》）、《莊子》。
3.墨、名、法各家——《墨子》《公孫龍子》《韓非子》。
4.道家之餘緒——《淮南子》。
5.西漢以來的單篇論說。
《文心雕龍》，自《辯騷》以下迄《諧隱》，凡十一篇，論古代中國的純文學，《史傳》以下，迄《書記》凡十篇論雜文學，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散文。最古的文字記錄，該說到殷墟所發現的甲骨文字，那都是簡短的卜辭。其他見之於《易經》的文辭，也都很簡短的。比較有系統的記錄文字，如《尚書》所載的，可以是說部最早期的史文；不過今本的《尚書》，一半是漢人所偽造的，還有一半，如《堯典》《禹貢》，雖是漢以前的作品，也是戰國以後的人所追述的。大概《商書·盤庚》上中下，要算是最古，篇幅比較長的史文，乃是當時的文告。（《尚書》，尚古之書。）尚書，直言也；直言，便是今人所謂口語。盤庚為了勸告老百姓遷避黃河的水患，所以發了那八篇告諭文字。語言代有遷變，所以後人讀起來，佶屈聱牙，不容易了解。《尚書》中可信的幾篇，都是西周的文告，如《大誥》《康誥》《酒誥》《顧命》《呂刑》等篇。也有關於戰爭的，如《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
這是三千年前的布告，有如現代的大西洋公約或聯合國宣言，我們可以知道西周時代黃河流域的一般文化程度了。尚書文體，本來和我們關係很少，談文的也不遠宗那些典謨訓誥。可是隋唐古文運動，如李諤、樊宗師、韓愈、柳宗元有意改變當時的賦體駢文，以尚書為典則，如韓氏的平淮西碑，便是尚書體的文字，所以我們談到古代散文，還得說到尚書誥謨體制的。
（《文心雕龍·史傳》篇：「《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於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昔夫子閔王道之缺，因魯史以修《春秋》。然睿旨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
有一部記錄體的編年古史——《左傳》，關於這部古史的來源，以及和《春秋》經的關係，關於《左傳》作者左丘明的生平以及和公羊、穀梁二傳的同異，這都是經學史上爭論未定的問題，我們且不必深求。有一不爭的結論，即是春秋時代重要的史事，《春秋》經上只有一句簡單的話，它卻原原本本、曲曲折折鋪敘出來。可以說現存的古書中，當得起一部真正歷史著作的，要推《左傳》為最早最完備的了。而其影響中國後世散文之深切，也在其他諸經之上。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列國內政外交，盛衰興廢，頭緒那麼繁雜，要由左丘明一人來記錄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搜集了許多資料再來編以成書的。當時的國史當有若干存留，重要文件也有為時人所傳論的，有趣味的故事，有成為傳記中心的，左氏就將一些散漫的資料整理得十分完整的。這部史書，從文學的觀點，有幾種特點：
（一）人物生平的敘述：《左傳》本不為人作傳記的。然而對於每一個重要人物都附在帶敘事之中，活潑潑地將他們的性格描畫出來。尤其是子產、叔向這類的人，言論風采，記載得娓娓不倦，借他們的言論風采表達他們的政治抱負。此外凡是個性具有特點的人，他都不放鬆，例如衛獻公的神氣驕傲，魯昭公的好講面子，都使人至今如聞其聲，如見其貌。《左傳》所記的人物，未纖悉無遺，但與其他古書所記對照起來，卻少有重複之處，這可見他取材的豐富。
（二）辭令的記敘：《國語》與《左傳》本來是相輔而行的書，然而《國語》只記一方面的語言，而《左傳》則兼有問答的辭令。無論私人的說話，公開的交涉，乃至整篇的文獻，如《呂相絕秦書》《鄭子家告趙宣子書》，及瑕呂飴甥告晉人，子產對晉人征朝之類都詳細備載。在這裡面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妙生動的口語文章，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對內對外文告的慣例。
（三）文藝的技巧：《左傳》不是按年記流水賬的，它對於每一件重要史事的發生經過，都要把前因後果表明出來，甚至微細地方也不遺漏；也不是專注重記事而忽略人物個性的，它對於每一個人物都寫得栩栩如生。《禮記》上有一句話：「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左傳》對於屬詞比事這一點是非常著重的。屬詞是指文詞的結構，比事是指事實的貫串。後來的史家文家從這裡面得到無窮的啟發，因而開闢了無窮的境界。漢以後的文章家，竟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學《左傳》的。（劉知幾《史通》：「左氏為書，不遵古法。……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梁啓超亦云：「其敘事有系統，有別裁，確成為一種組織體的著述，彼賬簿式之《春秋》，文選式之《尚書》，雖極莊嚴典重，而讀者寡味矣。左氏之書，其斷片的敘事，雖亦不少，然對於重大問題，時復溯原竟委，前後照應，能使讀者相悅以解。此三特色者，皆以前史家所無。」古今史家，也都推尊《左傳》為不祧之宗的。）
《左傳》以後，影響中國的文學，而成為唐宋以來古文家的規範的，則有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的時代，比左丘明後了四百年，此四百年中之中國社會，「譬之於水，其猶經百川競流波瀾壯闊以後，乃匯為湖泊，恬波不揚。民族則由分展而趨統一，政治則革閥族而歸獨裁，學術則倦貢新而思竺舊」。這是古代文化的總結時期，而司馬遷的《史記》便在這一時期產生出來。他的祖先，世為周史官；他自己繼承他父親司馬談的學業，為漢太史。他自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又言：「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史學方面，他原想建設一歷史哲學，而借事實以為發明，又引孔子之言以自況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他取材於《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以事系年，取則於《春秋》；其八書詳紀政制，蛻形於《尚書》；其十表稽牒作譜，印范於《世本》；其世家列傳，既宗雅記，亦采瑣語，則《國語》之遺規也。諸體雖非皆遷所自創，而遷實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此足征遷組織力之強而文章技術之妙也。」（班固述劉向、揚雄之言，謂「遷有良史之才，善序事理」。鄭樊謂「自春秋後，惟《史記》擅製作之規模」。）
中國的學術思想，源出於史，正如歐西學術出於哲學一般，就在這一母體中孕育出種種專科來。紀傳史既自成一體，而歷代史家都是第一流散文家；歷代文人，也無不寢饋於《史記》之中，得其一鱗一爪，即是以自成一家。相傳桐城派大師歸有光，用五色彩筆，精讀《史記》，才成為古文大家，或許言過其實，但歸有光的記敘文，得《史記》之神理，那是大家所明白的。前人教後學習文，以及一般語文選本，都取材於《史記》，也是世所共見的。
司馬遷以人物為中心來創造他的偉大著作。他寫了各階層各色各樣的人物，從繁複的材料，選取突出的材料來表現所寫人物的特點。他最善於故事化，他所寫的戰國秦漢的人物資料，多得之於傳說和親身調查，根據對人物的一定的理解和認識，選取其可信的、重要的事件，加以詳簡不同、彼此互見的剪裁的安排，組織了一系列的故事，集中地表現一個中心思想，正如後世的小說傳奇。他筆下的人物，不僅富有個性而且也富有典型性，他所描寫的，都是十分深刻的。他對於當時語言文字的運用，非常純熟。他把那些僵化或含義不明的詞彙和句式，按照當時一般的理解換作通俗易懂的詞彙和句式，他一面整齊古代的史料，一面也在整齊古代的語言。他努力模擬或利用口語的自然語調來刻畫人物的神情態度。這一點，他運用得非常成功。如《陳涉世家》寫陳涉舊時夥伴的歆羨神情：「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如《張丞相列傳》寫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神情鮮活，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他在文學技術上的成功和他在史料運用上的成功，都是可寶貴的。
「《史記》優秀的傳記文學，一方面豐富了中國文學中的故事傳統，一方面也形成後來筆記小說的章法結構，像《遊俠列傳》《滑稽列傳》，都是一些短篇匯集而成的。這就是後來筆記小說體裁的由來。至於像鴻門之宴、垓下之圍那樣壯闊的場面，則要等到《三國》《水滸》等章回小說正式出現後才能承繼那個傳統。」「《史記》傳記文學的支流，到了西漢末年有劉向的《列女傳》《說苑》《新序》，東漢有趙曄的《吳越春秋》，袁康的《越絕書》，這些就更近於野史及小說家言，至於小說的真正發達，還要等得此後市民文學的起趣。」
先秦諸子的論學講道文字（智者的散文），也成為中國散文另一主要源流。這一時期，起於春秋後期，迄於西漢初年，先後凡四百年。儒、墨、名、法各家，一面在遊說諸侯，要想行其道，一面招收生徒，傳他們的「道」，這便是諸子百家的由來。我們且設想，那一時期的記錄工具，是用刀刻在竹簡木版上，所刻的字，乃是篆籀象形文字，那當然十分不便利的。孔、孟、墨、揚諸子，他們自己並未準備著書，他們的門徒，把他們師徒間的問答及所見聞行事記錄下來，文字非十分簡潔不可。他們師徒間閒談，一定很有風趣，也許古今上下，亂拉一陣，在筆記上，只留下一章一節，或是幾句警句。也看各人的領會如何，我們所見到的《論語》，既非顏淵、子貢的筆記本，也不是曾點、子路的筆記本，乃出於一位比較篤實的子夏之手，我們看來，已經十分豐富，而且趣味橫溢的。即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那一節：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即冉有。）
「赤，爾如何？」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赤，即公西華。）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點，即曾晳。）
短短篇幅中，已經把他們這幾人的性格、抱負都刻畫出來了。（《論語·陽貨》以下三章，寫孔門的生活最為入神。）
到了戰國初年，各家有各家的見解，各家也有各家的文章風格，這種風格，和那幾位思想家的性格相為表里，也可說是自然形成的。（郭紹虞說：「孔門之文學觀，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是尚文，一是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於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於道家。此兩點雖似矛盾，而孔子卻能善為調劑，絕不見其衝突。『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即是處處能恰到中庸的地步者。大抵其尚文的觀點本於他論詩的主張；尚用的觀點，又本於他論文的主張；而同時論詩未嘗不主應用，論文未嘗不主修飾，所以能折中調劑恰到好處。」）
戰國諸子百家，都是善辯的，而且都是懂得邏輯的應用的。孟子是一個雄辯之士，他的弟子問他：「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云：「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還是孔門的思想；養氣乃其自得之處。）公孫丑又問：「何謂知言？」他說：「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易·繫辭》：「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也是這個意思。）他是聽其言，讀其文，固以窺其心，而知其人的。他抓住了對方的論點，層層加以批駁，那就可以破敵了。（孟子善於「破」，而不善於「立」。）例如，他和齊宣王的對答：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歟？」
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歟？輕暖不足於體歟？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歟？聲音不足聽於耳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
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大欲可知已，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王曰：「若是其甚歟？」
曰：「殆有甚焉。」
他的辭鋒這麼銳利，能使對手無所致辯，聽者為之快然的。（蘇東坡云：「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稱其氣之小大。」）
墨子的文章尚質，他說：「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因為要立儀，所以他主張言有三表：
有本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
有原之者——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有用之者——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他這種實用主義的觀點，認為所謂本之，乃即所以適於應用之以往的證據；所謂原之，亦即其所以適於應用之現在的證據；所謂用之，亦即可以適於應用之未來的證據。所以，他的文體，是一種邏輯的文體，他也是先秦諸子中最懂得思辨術的一個。（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盪口也。」胡適之云：「遷字和舉字同意，皆是升高進步之意。這兩章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理論，什麼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為，便不值推尚了。」此說，最能表達墨子實用主義之本旨。）
莊子的思想，可以說是道家的核心；他的文章，也是道家文體的典型。《史記》稱：「其學無所不窺，……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莊子·天下》篇說：「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瑰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他的想像豐富，情思飄逸，所以他的文字，都是超曠脫俗的。正如楚辭一般，他是代表南方哲人的詩的散文。「從肯定方面說，莊子是繆悠之說，荒唐之辭；從否定方面說，莊子是其理不竭的好手。他以為一切道理都是相對的，而絕對的道理只可以意會，所以說是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例如《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他是「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借「否定」來打破日常的成見的。
思辨的風尚，在戰國時代，不獨游士如此，每一思想家都是如此的。荀子可以說是儒家脫出的大師，他常說：「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子貢、子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君子必辯」，「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他的文體，雖不像《孟子》那樣排盪有力，卻周密安詳，過於《墨子》，可以說是最完整的學術論文。《荀子·解蔽》篇也可說是和《莊子·天下》篇一樣，是一篇極嚴謹的學術批評文字。他說：
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
他的議論，我們可以說和兩千年以後的英國科學家斯賓塞的《群學肄言》極相似，即以文體論，也是同出於一範疇的。
從荀子的學術思想的體系演進下去，乃有韓非子的法家思想，韓非生在戰國後期，他的思想，不獨集法家之大成，也是集儒道墨法各家的大成。他的文體，也從荀子的「邏輯」的學術論文出，比荀子更明確肯定，立竿見影馬上解決問題的。韓非子如《孤憤》《說難》《五蠹》《顯學》，正等於今日的政論文字。梁啓超說：「其文最長處，在壁壘森嚴，能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摧敵鋒，非深於名學者不能幾也。」例如：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盾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政也。
他的文章，我們在千百年後讀之，也好似同處在一時代，格外親切有味的。
西漢之初，學術論著，首推《淮南子》，猶有先秦諸子的風格。其後陸賈有《新語》，沿縱橫家遺風，揚雄以《法言》擬《論語》，也是一脈相承的。東漢思想家，辨事有王充《論衡》，議事有仲長統《昌言》，論人有劉劭《人物誌》，可說是深達理要。其他如荀悅《申鑒》、徐幹《中論》、傅玄《傅子》，在當時也算得一家之言，到了後世，就找不到什麼特殊的見解了。胡適之說：西漢以後的論著，也只有王充《論衡》、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章實齋《文史通義》，這幾種傳世之作，有著永久的價值。其他只有單篇專論，或有勝義，不能自立一家。（依周作人的說法，專著應該推薦顏之推《家訓》。《家訓》不獨以見解超脫勝，文辭也典雅可喜，兼南北之長。）
單篇論說，古代所未有。莊子《齊物論》，公孫龍《堅白論》《白馬論》，荀子有《禮論》《樂論》，《呂氏春秋》有《開春論》以下六篇，那都是一家言中的一部分，不能分割著看的。到了西漢初，賈誼有《過秦論》（推論秦代所以失敗之故），東方朔設《非有先生》之論，這才是單篇論說的開頭，其後有王褒的《四子講德論》，這才是後世所謂「論說」的「論」，成為「辭人」的文字了。章太炎說：「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名，即是字）。」章氏最推許西漢的《石渠議奏》（漢宣帝甘露中，帝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說是「文質相稱，語無旁溢，猶可為論宗」。從散文的內容說，他的看法是不錯的。
論說文辭，魏晉以後，因為道家思想再興，清談家善於推理，不像漢代儒士那麼拘於章句之學，他們所謂「玄學」，兼取佛家的哲理，如王弼《易例》、魯勝《墨序》、裴《崇有論》、張裴《晉律·序》、裴秀《地域圖·序》，都是第一流好文字，其他如陳壽、賀循、孫毓、范宣、范汪、蔡謨、徐野人、雷次宗的研討制度風俗的文字，也比西漢經學家高明得多了。章氏謂：「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孚尹旁達，信也。』註：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可以為百世師矣。」
至於應用文字，章氏謂：其原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為揚厲之語（揚厲，即修辭的誇張）。漢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辭無枝葉。晉世杜預議考課，劉毅議罷九品中正，范寧議土斷，孔琳之議錢幣，皆可謂綜核事情矣。然王充於漢獨稱谷永，谷永之奏，猶似質不及文，而獨為後世宗，終之不離平徹者近是。《典論》云：「奏議宜雅，書論宜理。」亦得其辜較雲（辜較，即大概）。若夫詔書之作，自文景猶近質，武帝以後，時稱詩書，潤道鴻業，始為詩之流矣。漢世表以陳情，與奏議異用，若（孔融）《薦禰衡》（曹植）《求自試》諸篇，文皆琛麗，煒曄可觀。蓋秦漢間上書，如李斯《諫逐客》，鄒陽獄中《上樑孝王書》已然。其後別名為表，至今尚辭，無取陳數，亦無韻之風也。《文選》不錄奏、疏、議、駁，徒有書、表、彈文之流，為其文之著也。大抵近論者取於名，近詩者取於縱橫，其當官奮筆一也。古今論中國散文源流，這一段話，要算最暢達的了。
《文心雕龍·書記》篇：「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云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阮瑀），號稱翩翩；文舉（孔融）屬章，半簡必錄；休璉（應琥）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托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劉勰所說這一番話，我們不妨引之作為上文的補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