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七章　1914年前的中國和日本

在詳細討論日本對中國政策以前，我想提醒讀者警惕「黃種人」慣性思維，好像中國和日本曾經結成過某種聯合體。當然，乍一看，我們的確可以把中國和日本分成一組，與歐洲和非洲人種作對比。首先，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黃種人，有人種之親。但人種之親對政治、文化的意義微乎其微。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膚白髮濃，社會地位低下，在日本人眼中是蠻族。日本人宣稱，阿伊努族是白種人，跟我們西方人很像。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鬚髮濃密的阿伊努族人。我懷疑日本人居心不良，想逼著我們認遠親。但即便阿伊努族人真的是雅利安人後裔，也證明不了他們跟西方人有什麼共同點。相比之下，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共同點比跟我們的更多。文化相似的重要性遠遠大於同族同源。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國。直到今天，日文跟漢字幾乎一樣。日本人仍然信奉佛教。而他們信奉的這種佛教教派也是從中國傳來。日本倫理根基中的忠誠、孝道都是儒家提倡的美德，隨著中國古文化的其他方面傳進來。但即便在歐洲影響侵入以前，中國和日本的歷史、國民品格已經有很大差別。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同源相似的觀念思想是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中國從秦始皇時代（約公元前3世紀）開始，就一直是幅員遼闊、實施中央集權官僚制的帝國，與安南人、緬甸人、蒙古人，甚至是印度人等外域民族往來頻繁。而日本是依島而建的王國，除朝鮮、中國外，幾乎不對外交流，與中國也只是偶有來往。日本社會分成若干氏族，彼此征戰不斷，具備封建騎士制的優缺點。但他們對宏觀層次上的經濟或行政管理問題漠不關心。把孔子的思想觀念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日本社會並不算太難。因為孔子在世時，中國諸侯國林立，就連聖人孔子本人都是這樣一個諸侯國中的朝臣，跟魏瑪時期的歌德差不多。但孔子的學說在中國和日本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這也是自然而然。 比如，在舊日本，忠於氏族首領是至德。這種德一經擴大，就變成了今天的愛國主義。如果勢均力敵的幾方經常發生衝突，人們自然而然會讚美忠誠這種美德，不僅在幕藩時代的日本是這樣，在現代國際社會也不例外。中國則相反。權力穩固，帝國遼闊，江山千年流傳，忠誠不是迫切需要，而穩固產生了一套不同的美德。比如，殷勤有禮，體貼周到，折中妥協。而現在，穩固不再，中國掉進了另外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土匪遍地，各自為戰。中國人很難因時而變，變得愛國，變得殘暴冷酷、肆無忌憚。日本人沒有遇到過這種困難。幾百年來，身在幕藩無序狀態下的他們一直被灌輸要適應那種狀態。所以，我們就發現，西方影響只是讓日本和中國原本就有的差別變得更加明顯。現代中國人喜歡西方人的思想觀念，但不喜歡我們的機械工巧。而現代日本人喜歡我們的機械工巧，不喜歡我們的思想觀念。 從一定角度來看，我們可以把包括俄國在內的亞洲當作一個整體，但必須把日本排除出去。俄國、中國、印度有廣闊平原，適合發展小農種植農業，容易被成吉思汗式的帝國所統治。這種帝國以武力奪天下，重視軍功。有了現代鐵路後，這三個國家更易受到一個中心的控制，比以前時代更加穩固。他們可以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面對外部攻擊毫不怯弱，能夠做到商業獨立，可以強大到對進步視若無睹。在他們眼中，進步說不定哪天就能實現。比如，俄國恰巧誕生一位偉大君主，具備德國人的組織調度能力。但日本完全站在上述種種可能的秩序之外。日本和英國一樣，必須仰賴商業貿易才能做到國強民富。到目前為止，日本還不具備與商業貿易國家相匹配的開明自由思維，一心只想壯大軍事實力，渴望在亞洲攻城略地。這種政策與中國和俄國相左。目前，這兩國處於劣勢，日本因此得逞。但中國和俄國遲早會重拾力量，到了那時，日本現行政策固有的弱點就會暴露無疑。 採用這種政策自然是因為日本有兩種不太相容的野心抱負。一方面，他們願意捍衛亞洲，反抗白人壓迫。另一方面，他們希望以平等身份加入西方強國，列席盛宴，壓榨那些殺人效率不高的國家。日本的第一個抱負應該能結好中國和印度，但與白人交惡。第二種抱負已經產生了英日同盟，而且結出了果實——朝鮮遭吞併，滿洲和內蒙古實際上也被日本收入囊中。日本是國際聯盟一員，位列凡爾賽五大強國、華盛頓三巨頭之席。表面上，日本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大國，但心裡想的是稱霸亞洲。為此，他們支持黃色、棕色人種（不包括黑人）獲得解放，不受白人暴虐統治。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神戶商會發言時稱：「有三億印度人望著我們，把他們從英國奴役的枷鎖下解救出來。[1]」在遠東，我問了很多英國人，我們的政府能從英日同盟中得到什麼益處。在我看來，似乎只有一個答案能讓我們理解政府的動機。那就是，結成同盟後，日本會在印度少做一些反英宣傳活動。話雖如此，有一點不用懷疑：日本人會在印度人面前變身反抗白人專政的衛士。蒲雷[2]引用京都帝國大學市村博士的見解，列出了白人的種種罪狀： （1）白人只把自己當人看，認為有色人種的文明是下等的。 （2）白人極度自私，只顧自己利益，對自己眼中的劣等人的利益視而不見。 （3）白人對自己的人種沾沾自喜，驕傲自大。向別人索要特權，拿到手後，還想再拿。 （4）白人在各方面都走極端。與有色人種相比，他們不僅人多，心眼還壞。 （5）白人崇拜金錢，以為金錢在手，萬事不愁，為賺到金錢不擇手段。 在我看來，以上列舉的白人種種惡行完全公允。有人可能會覺得，從這種角度看西方人的那個國家極力想變得跟西方不一樣。但這不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觀念。日本人的想法剛好相反，他們認為有必要模仿西方人，越像越好。我們應該能看到，在歐洲人對中國人犯下的一長串罪行中，沒有一個是日本人不曾做過的。日本人壓根就沒想過要對中國平等看待。而且，雖然日本人希望白人對自己平等看待，但他們又覺得日本比任何一個白人國家都高出不止一星半點。日本的真實欲望是超越白人，而不僅僅是與白人平起平坐。大隈重信在1913年的一次演講中直截了當說出了這層意思： 白人把世界當作自己的財產，以為別的人種都比自己差得遠。白人妄作判斷，以為白人在宇宙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統治全世界，自己願意怎麼來就怎麼來。日本民族深受這種觀點所害。這是一種錯誤。因為日本人不比白人低劣，而是和他們完全平等。白人與天意作對，就讓他們去遭殃[3]。 引用名人的話說日本是萬國之雄並不難。我們也可以從北半球數到南半球的厄瓜多，引用名人的話，說這些國家也都是萬國之雄。最讓我們憂心的不是日本的動人說辭，而是他們的所作所為。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與朝鮮有關。戰爭爆發之前，中日商定，雙方提前協商好才能插手朝鮮國事。日本人稱中國違反約定。雙方都不對。這場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雙方都想打帝國主義牌，因此形成了競爭關係，產生了衝突。中國人不經打，敗得一塌糊塗。從那時開始到現在，中國一直不敢用武力反抗外國勢力，只有民間的義和團運動是個例外。因為遭到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人沒有享受到勝利果實，英國則袖手旁觀。俄國人覬覦朝鮮，法國人跟他們結了盟，據推測德國人也已經加入，因為皇帝威廉二世懼怕「黃禍」。三國一插手，俄日戰爭不可避免。如果中國已經在朝鮮站穩腳跟，日本並不會太在乎，但俄國一進來，就成了日本的心頭大患。俄國人不是白白跟中國人做朋友，他們獲得了旅順和大連的租約，在滿洲得到了修鐵路、開礦山的權利，修通了東清鐵路，直通滿洲，把旅順和北京跟西伯利亞鐵路、歐洲連在一起。取得了所有這些成績以後，他們開始行動，滲入朝鮮。 我們可以這樣推測，如果1902年英日沒有締結同盟，也許就不會有俄日戰爭。在英國政策中，這一同盟一直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日本對外政策卻以這一同盟為基石。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個例外。那時，日本原以為德國會贏。英日同盟約定，如果一方同時受到兩國攻擊，另一方必來救援。當然，這一同盟最開始是因為害怕俄國而結。而且還考慮到了這一點：一旦俄日、俄英爆發戰爭，必須阻止俄國政府找法國當幫手。1902年，英國和法俄兩國交惡。日本仍對俄國懷有敵意，一直到1907年《海牙公約》取代《朴茨茅斯和約》，才有所緩和。英日同盟很有效用，讓雙方在俄日戰爭中各自達到了目的。體現在：法國沒有聯手俄國；日本雄視海上；俄國變弱，抱負受挫，讓英國有可能在1907年與俄國建立友好關係。如果沒有這份友好關係，1904年建立的英法友好關係也就失去了作用，打敗德國的英法俄同盟也就不可能成立。 沒有英日同盟，日本就得獨戰俄國，還必須跟法國交手。這在當時為日本能力所不及。因此，日本崛起邁出的關鍵一步與英國支持分不開。 日本打贏了俄日戰爭。這一仗打得很值。俄國不再干預朝鮮，把旅順、大連，以及長春以南的鐵路拱手讓給了日本。這段鐵路有幾條支線，日本打敗俄國後改稱南滿鐵路。大連距長春437英里（1英里≈1.6千米），長春位於哈爾濱以南150英里。日本把大連用作滿洲的貿易港，僅將旅順用作海軍基地。關於朝鮮，日本一絲不苟地遵照西方模型，步驟如下：俄日戰爭期間，日本簽訂條約，確保朝鮮獨立及主權完整；1910年，吞併朝鮮；此後，不擇手段壓制朝鮮愛國人士。日本做的這些事讓他們言行一致，完全做到了與白人平起平坐、不分尊卑。 日本人不僅占有南滿鐵路，還壟斷了南滿鐵路修築權。這實際上意味著，日本開始通過壟斷鐵路控制中國廣大地區。在此，我們可引用蒲雷對法庫門鐵路事件的記述[4]，了解日本人如何獲得南滿壟斷權。 1907年11月，清政府與梅薩思寶林有限公司簽訂合同，將中國皇家鐵路從新民屯向北延伸到法庫門，所需資金由這家中英公司籌措。日本對這份合同表示抗議。理由如下：第一，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俄三國簽訂的《北京條約》有一份秘密協議做附件。協議載明，「中國政府不得在南滿鐵路周邊，或與之平行修建任何幹線，也不得修建任何支線，損害南滿鐵路權益。」第二，1902年中俄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約定不經俄方同意，中方不得以新民屯為起點修築鐵路。根據《朴茨茅斯和約》規定，日本繼承俄國權利。不經日方同意，不得修築擬建鐵路。日本的外交措辭非常強硬，最後發出一份外交通牒稱，如果日本有誤，顯然只有俄國才有權過問。 清政府簽訂此項合同的依據是：1898年訂立的《中後所到新民屯鐵路修築合同》。根據這份合同，中國特別保留了得到同一承建人幫助修建法庫門鐵路的權利。此外，雖然1898年英俄照會載明，英國人不准參與修築長城以北鐵路，但根據此照會的附加照會，中國政府與中英公司所訂立的合同仍然具有效力。 日本繼承俄國資產與債務，反對1902年中俄條約與1899年英俄照會合情合理。但日本並沒有履行交易承諾，即俄國在照會中承諾，放棄在長江流域獲得租界、權利、特權。日本依據秘約力爭，的確對英國有影響。但從美國國務院檔案可推知，除英國外，對其他任何一方都沒有影響。日本後來又聲稱，日本行動可從《朴茨茅斯和約》第六條找到依據。該條款規定，將俄國在東清鐵路（南滿鐵路）的所有權利，「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權利和財產」轉讓給日本。中國引用同一和約的第三條、第四條駁斥日本要求。該和約第三條、第四條的第一部分規定，「俄國在滿洲不具有領土優勢，也不具有優先或排他性特權，不得損害中國主權，不得與平等機會原則相衝突。」第二部分是俄國和日本的互惠約定，規定「不妨礙中國為促進滿洲工商業發展、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的一般措施。」 以下兩點別有意味。第一，拒絕中國在自己的領土上修築鐵路是否會損害中國主權；第二，擬建該鐵路是否不利於「促進滿洲工商業發展」。 法庫門事件和俄日戰爭一樣讓中國人憤慨。日本公然欺詐，陰奉陽違，不履行承諾，信譽掃地，至今仍未讓人信服。英國政府大敗特敗，未能支持子民行使條約權利，跟東京方面的抗議一樣，都讓全世界大開眼界。 日本阻撓修築法庫門鐵路得逞後，又用同樣的手段迫使中國政府停建其他擬建鐵路，比如錦州—璦琿線、安東—奉天線等[5]。根據上述《北京條約》的秘密協議，日本使用殘忍手段，得到了牛莊線。1909年，參與修築吉林—長春線。1914年，最終得到吉長線。隨後，日本與俄國簽訂協議，將1896年中俄協議第六條解釋為：「在鐵路區獲得絕對排他性行政管理權。」 日本的勢力範圍一直在擴展，最後覆蓋滿洲和山東全境。不過，在華盛頓會議上，日本名義上宣布放棄山東省。借用上述手段，或者向財政吃緊的中國政府借款，日本壟斷了勢力範圍所及地區的鐵路權，並利用鐵路攫取了沿線省份的所有實權。 俄日戰爭後，俄國和日本成了拆不散的好朋友，商量好要向中國施壓，只要涉及滿洲問題，兩國都會聯手。這種友誼一直持續到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俄國同意擔負多項責任，支持日本在和會上的主張。這當然遭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拒絕。遠東共和國成立，西方多次阻撓，日本站在白人一方，還與法國交好，支持其在所有國際問題上的立場。 中國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人，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革命黨和清政府不斷較量，日本人要麼支持一方，要麼兩方都不拒絕，只要感覺對自己有用，能讓中國內戰打下去，削弱中國政治力量，他們就會一直伸出援手。辛亥革命爆發之前，孫中山多次前往日本。有證據表明，早在1900年，他就從一些日本人手裡獲得了資助[6]。等到辛亥革命的戰火真的燒了起來，日本人又不遺餘力幫助清政府，但遭到了其他公使館的反對，沒能全力以赴。情況似乎是這樣：日本在當時以及後來採用的政策是，阻止中國南北兩方結成聯盟，把革命局限在南方。此外，日本人崇奉君主，不願意看到中國皇帝被剝奪財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江山變成共和國。但皇帝丟掉了南方幾省，勢力變弱，日本人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如意。蒲雷詳細描述了日本在中國辛亥革命期間的所作所為。下段文字非全文摘錄，僅展其要[7]： 1911年12月18日，首相桂太郎作了一項聲明。元老在開篇引用該聲明，認為干預時機已到，結尾仍是那句「為遠東和平計」。接下來是私諭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12月23日，伊集院彥吉嚴辭告知袁世凱，日本絕不承認中國建立的共和制政府……關於上海舉辦的和會，日本派外務省仰重的參贊松井（後任日本駐法大使）前往北京，支持伊集院彥吉參加談判，維護清王朝。與此同時，外務省法律顧問、美國人丹尼森被派往上海，與革命軍領袖談判。松井的使命是：幫助清朝，對抗革命軍，但交換條件是：占有滿洲；丹尼森的使命是：扶助革命黨，推翻皇位，讓北洋政府承認南方共和國，但交換條件是：日本是該共和國的受保護國，獨占該共和國管轄區內的鐵路礦山特許權。對於丹尼森的條件，革命黨嚴詞拒絕，還把這些條件告訴了俄國駐華公使。正是通過俄國公使，我們才知道這些內情。不用說，日本當局拒不承認。 但英國公使館支持袁世凱，既反對清王朝，也反對孫中山。最終，英國政策奏效。袁世凱當上大總統，位子一直坐到1915年。袁世凱激烈反日，日本也因此強烈反對他。袁世凱坐上總統寶座打擊了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如果西方列強能夠一直左右遠東，時局發展肯定對日本不利。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他們是怎樣利用這一機會的，我們專辟一章再談。 * * * [1]摘自蒲雷（A.M.Pooley）《日本外交政策》（Japan's Foreign Policy）第18頁，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1920年出版。 [2]前引第16頁。 [3]前引蒲雷著作第17頁。 [4]蒲雷《日本外交政策》第48—51頁。 [5]該線隨後由日本人修築。 [6]前引蒲雷著作第57—58頁。 [7]前引蒲雷著作第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