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六章　現代日本

現代日本獨具一格，不僅在這個時代是這樣，在整部世界史上也是如此。日本把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多數歐洲人會覺得這些元素根本放不到一起。而且，日本不落窠臼，落實了一項計劃，其新奇獨到之處很難在人類歷史上找得見。現在的日本幾乎就是1867年明治維新領袖心目中的樣子。許多大事件發生，全球前所未見：美國崛起，俄國衰退，中國建立共和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把歐洲震動得七零八落。但在這些變化發生的前前後後，在明治時代之初，日本政治領袖就沿著自己的路往前走，而日本舉國上下都跟在這些領袖後面，愈發堅定忠實。日本領導人及其追隨者心中只有一個目標：鞏固、擴張日本帝國。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創造了一種新型政策，把賦予現代美國與布匿戰爭期間古羅馬的力量之源結合在一起，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物料組織形式、科學知識與《聖經·約書亞記》中希伯來的人生觀融匯為一體。 1867年以來日本發生的巨變讓人驚嘆。人們有理由為之驚嘆。但更讓人驚嘆的是，日本人學了那麼多的知識，生活方式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日本的宗教和倫理道德卻沒發生多大變化。還有一點，日本發生的變化本來應該朝著大家期待的方向發展，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科學本應該讓人更理智，但科學知識在日本傳播的同時，人們對天皇愈發崇拜，鮮明體現了日本文化與時代潮流不相一致的特徵。從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政治理論來看，日本這個國家非常有趣。日本的東西結合極為奇特。從表面上來看，日本更像是東方。但在國民效率方面，又完完全全是西方。東西方元素到底在日本融合了多少讓人懷疑。日本人興奮之中含著緊張，暗示他們的生活方式有點刻意而為，且不乏壓力，但這有可能只是一種暫時現象。 縱觀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政治，可以看到兩股脈絡。一股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相似；另一股從封建時代沿襲而來，更像是1745年前發生在蘇格蘭高地上的政治。我本無意敘述日本現代史，只想對主導日本大事件和運動的力量予以大致描述。這樣的闡示不無必要。關於日本政治，好書很多。其中要數麥克拉倫（McLaren）的《明治時代1867—1912年的日本政治史》（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 during the Meiji Era 1867-1912，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1916年出版）最為詳實豐富。關於明治時代早期日本風貌，當然要數拉夫卡迪奧·赫恩（Lafcadio Hearn）的書最有價值，書名是《詮釋日本》（Japan, An Interpretation）。從中可以看出，作者開始意識到，在讓人耳目一新的櫻花背後，隱藏著日本國民品格的陰暗面。我對櫻花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到日本時，櫻花還沒有開放。 1867年前的日本是一個封建氏族聯邦，中央政權握在將軍手中。將軍本人就是氏族頭領，但對其他氏族中權力比他更大的人沒有絕對支配權。將軍一變，日本歷史就改朝換代。但自17世紀以來，一直是德川氏族成員擔任幕府將軍。在整個德川幕府時代，除去執政前期以外，日本處於封閉狀態，不對外交流，僅和荷蘭人開展受到嚴格限制的貿易。現代伊始，發生了兩個變化。第一，強制性放開對西方貿易；第二，幕府從德川氏族手中轉到薩摩和長州兩個氏族那裡。今天依然是這兩個氏族行使幕府將軍職權。不了解日本統治力量及其在幕藩制度下的根系，就不可能理解日本、日本政治，以及種種可能情況。因此，我準備先闡明日本國內時局發展狀況，隨後再談談日本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 從名義上來說，1867年發生的事情是：天皇重新執掌權力。而在此之前，自12世紀末以來，將軍勢頭完全蓋過天皇。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天皇似乎一直被普通老百姓尊為聖人。但在各種事務中，天皇沒有發言權，不受將軍待見，如果行為不端，還有遭罷黜之險，而且常常得不到資金扶持，生活極端貧困。 這樣一個皇室中人因為無足輕重，在日本早期對外交流期間，耶穌會修士很少有人知道日本竟然還有皇帝。在他們眼中，日本天皇似乎相當於羅馬教皇。區別僅僅在於，日本天皇無意於現世權力。荷蘭作家也一樣，習慣把將軍稱作「陛下」。每年他們會從長崎港內的出島旅行到江戶。沿途只有京都，也就是天皇居住的地方，能讓他們自由走動。這種特權很可能是德川幕府授予的，目的是讓外國人知道皇室地位有多輕。馬休·佩里曾給江戶的將軍送去了一封美國總統寫給日本天皇的親筆信。西方列強派駐的大使中沒有一個在與江戶權威打交道時，會懷疑自己偏離了權位中心。 有鑒於此，要弄清幕府與皇室之間的關係，必須另找解釋，不能僅憑據日本官方正史。因為正史是這樣寫的：縱觀日本歷史，皇位神授[1]。 簡要來說，最終發生的事情似乎是由幾種很不相同的力量混合而成。看古書的人發現，天皇在10世紀時握有實權，因此希望恢復古制舊風。也有一些愛國人士看到將軍向白人屈服，還跟他們簽訂商業條約，感覺很惱火。還有一些西部氏族，從來都不願對將軍言聽計從。我們再從麥克拉倫著作第33頁引用一段話： 光復皇權的運動與大國沙文主義，或者說強烈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可用「尊皇攘夷」這一表達來總結。這一說法似乎表明，荷蘭學者引介外國科學成就、啟發日本民智的做法讓人厭惡，但也不能據此草草下結論。因為，「攘夷」這一口號直接針對的是佩里及其他外國列強派出的使節。而且這個口號並不表示日本人不願學習外國在武器或軍事策略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實際上，在1853年前很多年裡，薩摩、長州以及西部其他氏族一直忙於生產製造槍支，演練槍法。他們特意將學習歐洲科學的日本學生的發現用於實踐，挺立在明治維新的潮頭浪尖。 這一段話點明了激發現代日本一直走到今天的那種精神。 明治維新是一場保守甚至是帶有反動性質的運動，這跟西方慣有的認識不一樣。默多克教授在其權威著作《日本史》中這樣寫道[2]： 時局發展迅速，讓人吃驚。在解釋這種情況時，歐洲多數作家和評論人犯了很大的錯誤。就連他們中間那些很有思想見地的人在解答這一未解之謎時，也用的是「模仿」這種很膚淺的說法。但日本人保留了自己的社會組織單位。我們西方以單個的人為社會組織單位，而日本以家庭為單位。此外，日本的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體制雖然和歐洲制度有相似之處，但並不是靠模仿、借用、改造得來。這種相似只是偶然現象。1868年，日本政治家推翻德川幕府政權。1871年廢除幕藩體制。得知民眾希望建立一種新的行政管理機器時，這些政治家沒有去歐洲找模型，而是回顧本國11、12世紀的歷史，重新啟動藤原鐮足和幕客在645年以天才構思創造出的行政管理機器，隨後又花了五六十年的時間進行補充、強化、組織。今天，日本的十大臣內閣、大臣管理的各「省」及其官員是中國「八部」的現代翻版。這樣的組織形式早在7世紀就已確定……現有行政體系的確是舶來品，但既不是在幾十年前借用或改造來的，也不是借用或改造歐洲體制。現有體系可追溯到久遠的古代，復興過來是為了一解現代燃眉之急。 結果是，薩摩和長州兩氏族控制了天皇，抬高其地位，使之成為抵抗外國人的象徵（將軍曾與外國人簽訂條約，不得人心），倡導民族主義，得到全國民眾的支持。在幾位精明強幹的領導人推動下，日本批准了一項政策，並持續貫徹實施，把自己的國家從西方貪慾下無助的犧牲品變成了世界強國。在此期間，日本廢除幕藩體制，賦予中央政府無限權力，創建強大的海陸兩軍，接連打敗中國、俄國，吞併朝鮮，控制中國東北，發展工商業，實施義務教育，通過學校教育、歷史神話專項研究讓天皇崇拜深入人心。 人為創製天皇崇拜是現代日本最意味深長的特徵之一，可以當作其他國家的楷模，讓這些國家也想出辦法，防止國民具備科學思維、聽從理智行事。在東京的日語和哲學教授巴茲爾·霍爾·張伯倫非常了解日本人。在這方面，沒有幾個歐洲人能比得上。他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叫《新宗教的發明》（The Invention of a New Religion），由理性主義者出版協會出版。這本書見解深刻，我讀後很受啟發。張伯倫教授指出，近代以前，日本人信奉佛教，幾乎排斥其他任何宗教。上古時期，日本本土有一種宗教叫神道教。這種宗教雖然一直沒有消失，但信徒比較少。然而，在過去四十多年間，神道教一躍變成國教，還完善了教義教規，以適應現代要求[3]。現在，日本人當然更鐘情於神道教。因為，相比佛教而言，神道教土生土長，是民族宗教，還是部落宗教，不是那種想要吸引全人類的宗教。神道教的所有教義都是由現代日本政治家闡發而來，目的是美化日本和天皇。 張伯倫教授指出，明治維新推行一段時間後，天皇才受到尊崇。在此之前，天皇人微言輕。我引文如下： 人們不得不清醒面對的事實是：從有史之初到現在，全世界可能沒有一個國家像日本那樣，對君主漫不經心。天皇遭到廢黜、暗殺。幾千年來，誰接替了皇位，誰就要面臨詐謀傾軋、血腥暴力。天皇被流放的不止一個，有些人還在流放途中被殺害。漫漫千年間，權臣當政。權臣走馬燈似的更換幼君，看他快要成年就逼他退位。有一個時期，權臣酷虐，太陽後裔生活拮据，天皇太子被迫賣字求生！但有權有勢的派系裡，沒有一方站出來反對。即便在明治天皇在位的當下，日本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也還是有兩撥叛黨，一撥在日本某地擁立新皇帝，與天皇較勁，另一撥宣布建立共和制。 最後這句話雖然道出了嚴峻的歷史事實，但讓那些只了解20世紀日本的人很難相信。教育普及的同時，迷信也在盛行。暴力反抗天皇不可想像。在一次次的政治衝突中，只要天皇一介入，就連最戾虐的人都會收手。雖然現在有了國會，但天皇擁有絕對權力，可比肩任何一個專制君主。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國。宗教、藝術、文字、哲學、倫理，所有東西都是從中國模型複製而來。日本歷史於5世紀開篇，而中國歷史可向上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種史實很傷日本人顏面，所以他們把古代史搬到很久以前，造出的理論跟羅馬人是埃涅阿斯後裔的說法差不多。我再引用張伯倫教授的觀點如下： 純正不摻假的日本歷史發端於5世紀。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對6世紀日本發生的事情謹慎看待。日本學者跟我們一樣清楚這一定論。但日本官僚不願意讓人們了解這種情況，害怕招來是非。他們不強制國民信仰民族神話，但要求對民族歷史傳奇一字一句深信不疑。那些偏離正統路線的日本教授就要遭殃，妻兒有可能餓死（在日本，每個男性就算年紀不大，也要娶妻生子）。上自伊藤博文的《憲法義解》，下至學生學習手冊，這一荒謬的歷史起始年代隨處可見。 虛構古史的問題可能不那麼要緊，就跟西方的教區牧師假裝相信聖經，有些人覺得這種裝模作樣無傷大雅一樣。但日本古史是整個體系的一部分，含有政治目的。這一目的就是，毫不留情地壓制自由思想、自由言論。張伯倫教授撰寫的小冊子上還有下面這段話： 神道教是一種原始自然崇拜形式，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而現在，卻有人把它從櫥子裡拿出來，撣去上面落滿的灰塵。毋庸置疑，普通老百姓還是鍾情佛教，大家願意慶祝的節日都與佛教有關，亡人仍在寺廟下葬。但統治階層決意改變這一切。他們執意強調神道教中關於天皇是日本太陽女神直系後裔的這一教義，認為天皇就是地球上活著的上帝，臣民盡忠天皇合情合理，法律、憲法等僅僅是天皇慷慨送出的禮物而已，與民權沒有任何關係。自然而然，政府各級大臣官員不是公僕，而是執行最高權力，也可以說是超自然權力的卒子。神道教與皇室有關。單就這一點而言，神道教就應該得到尊崇。 所有這些不僅反映在理論上，日本政治的實際基礎即由此構成。天皇受德川幕府蓄養幾百年後，又被薩摩和長州兩氏族俘獲，自此受這兩族控制。薩摩和長州有五位政治代表，人稱元老，有時也誤稱為樞密院。目前僅有兩人健在。憲法沒有規定元老這一職位，但他們能讓天皇言聽計從，他們讓天皇說什麼，天皇不敢不說什麼。因此，元老權力極大。但國會、輿論倒戈的事情也屢有發生。不過，元老總有辦法行使自己的意志。原因很簡單，能讓天皇開口的是他們，而天皇的旨意沒有一個人膽敢違抗。元老自己不就職，而是選任首相、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出了什麼事，這些人要擔責。元老是日本真正的政府。只要天皇不被其他集團黨派控制，元老會一直掌權。 在愛國人士眼中，元老通達人情世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如果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其政策會更偏向於大國沙文主義。濮蘭德等為日本辯護的人士總跟我們說，日本有一個秉持自由開明主張的政黨，反對軍國主義。用不了多久，這個政黨就會主導外交政策。我不認為這種說法真實可信。毋庸置疑，有人正在大力推動增加國會權力，讓內閣對國會負責。也有這樣一種情緒，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應該對內閣和首相負責，不能僅對天皇盡責[4]。但如果日本實施民主制，不意味著其外交政策會少一些大國沙文主義。日本有一個社會主義小黨，的確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反對窮兵黷武。而且，隨著日本工業實力的增強，這個政黨會隨之發展壯大。但所謂的日本自由黨跟政府一樣，都秉持大國沙文主義，日本輿論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幾次，元老的確力排眾議，讓日本民族免於犯錯。而如果日本實施的是民主制，這樣的錯誤肯定不可避免。比如，日俄戰爭後簽訂的《朴茨茅斯和約》。那一次最耐人尋味，鮮明體現了日本政治特點[5]。 1905年，對馬島和奉天兩場戰役過後，明眼人都能看出來，俄國在海上再難有所作為，日本在陸上再無施展空間。俄國政府在滿洲厲兵秣馬，又修好了西伯利亞鐵路，急於再把戰爭打響。日本政府則相反。他們心裡清楚，預期目標已經實現，很難再籌措款子把戰爭打下去。於是，他們悄悄請求美國總統羅斯福鼎力相助，希望與俄修好。羅斯福總統邀請交戰雙方出席和會。俄國政府面臨兩種情況：一方面，國內有和平黨派，實力強大；另一方面，革命一觸即發。因此不敢拒絕美國邀請，尤其是考慮到中立幾國都同情日本。而日本急於求和，故意引導俄國作出這樣的猜測：日本欺人太甚，失去全世界同情，讓俄國和平黨派有機可乘。日本重點作了這樣的暗示：日本絕對會向俄國索要戰爭賠款。實際上，日本政府從一開始就不打算要賠款，但日本國內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一點，外人更是一概不知。俄國人認為日本人肯定不會在賠款方面善罷甘休，因此慷慨地答應了日本在其他方面的要求。讓他們又驚又怕的是，他們收拾好東西，正要退出和會時，日本人宣布（從一開始他們就是這樣打算的），自己接受俄國人的讓步條件，放棄賠款請求。此言一出，俄國政府和日本人民都很氣憤，感覺自己受了捉弄。前者原本以為，不答應賠款，在別的條件上讓步，就不可能講和。後者原本以為，日本政府在賠款方面絕對不會讓步。俄國爆發了革命。日本發生了暴動，媒體罵聲一片，政府下台。當然，這個政府只是名義上的政府。因為，真正的權力自始至終都握在元老手裡。發生了這種情況，沒有人會懷疑元老求和的決定從方方面面來看都正確無誤，也很少有人懷疑，日本人不用心機詐術，就能換來和平，對自己有利。 不熟悉日本情況的外國人知道日本有國會，眾議院由選舉產生，據此以為日本至少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一樣講究民主。這是一種誤判。有一點不假：伊藤博文參照德國制定憲法，並於1889年頒布憲法。日本在西化過程中，學的一直都是德國，只有海軍是照搬英國經驗。但日本憲法有多處與德國不同。首先，德國國會選舉人資格是，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有選舉權。而日本有財產限制，這樣一來，只有25%的成年男性有資格。但這不算什麼大事。重要的是，日本天皇與德國皇帝比起來受到的權力限制要小得多。還有一點也不假：日本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在以下方面沒有差別，即日本各大臣不對國會負責，而對天皇負責，而且是各負其責，不是集體負責。陸海軍大臣必須是上將。他們不從首相那裡聽取號令，而是各自聽從陸海兩軍權力機構做出的指示。這兩個機構當然受天皇控制。在德國，國會握有財政大權。而在日本，就算國會拒絕批准預算，也仍然可以用前一年的預算。國會休會時，天皇詔令可作臨時法律。但德國憲法沒有類似規定。 憲法批准，是因為天皇開恩。提出批評修改意見是不敬不忠，是在暗示陛下構思不盡完美。要了解日本憲法，有必要配著同時期頒布的伊藤博文《憲法義解》一起讀。科爾曼對憲法總結得非常準確，內容如下[6]： 日本憲法第一條規定，「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 伊藤博文在《憲法義解》中寫道，「所謂統治，指的是在位天皇集國家主權、國家政府和臣民權利於一身。」 憲法第三條規定，「天皇神聖不可侵犯。」伊藤博文對這一條的註解只有日本人才想得出。他說：「神聖皇位在天地初分時而設。大日本帝國神聖天傳。天皇高於所有臣民，務得尊崇，不可冒犯。天皇的確應重視法律，但法律無權問責天皇。天皇本人不僅不可受到一絲一毫的非禮不敬，還不得受到毀謗、議論。」 日本天皇依據日本憲法行使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天皇召集國會，並決定開會、閉會、休會、解散事宜。國會閉會期間，天皇可下詔令代行法律。海陸兩軍由天皇統帥。天皇對外宣戰、講和、締結條約，頒布大赦、特赦、減刑詔令。 關於國務各大臣，日本憲法第55條規定：「國務各大臣應向天皇建言獻策，並對所提建議負責。」 伊藤博文對這一條的註解表明了他解釋憲法的意圖：「如國務大臣失職，應由天皇認定其責。只有天皇有權任命、罷免大臣。除了天皇，還有誰能任命、罷免、懲處國務大臣？憲法已規定任免國務大臣是天皇的權力。所以，國會沒有法定權限認定大臣責任。但國會有權質詢大臣，並要求其做出公開答覆，也可向天皇陳述意見。 「首相向天皇申述國務，並視天皇意願，說明施政概況，以及由他負責的各職能部門的情況。首相職責範圍很廣，並承擔相應責任。至於其他國務大臣，他們對分內事務各負其責，不承擔連帶責任。原因是：首相、國務大臣等由天皇親自任命，各方面行動受天皇意志左右。首相本人無權控制其他大臣所在職位，大臣也不應依附首相。在一些國家，內閣是一個整體，大臣不是各自盡責，而是承擔連帶責任。這種制度的弊端是：黨派聯合，權力最終超越君主。但君權至高無上。所以，根據我國憲法，這種情況永遠不受認可。」 日本國會權力不大，但在其成立後的前四年里（1890—1894），接連惹惱政府。1894年前，日本政策多受伊藤博文掌控。伊藤反對軍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明治時代前半段的政治人物主要關心推行現代教育，建立現代社會組織形式，直面西方列強，維護日本獨立，暫時不打算實行帝國主義擴張。伊藤就是這種明治維新老派政治家的代表。他們主要借鑑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實施治國方略。當時，俾斯麥不讓德國貿然行事。不過，當看到國會難以控制時，明治維新時代的政治家又轉向俾斯麥最開始擔任首相時用過的政策，找到實例進行模仿。那時，俾斯麥初掌大權，普魯士議會竭力反對。俾斯麥發動對奧地利和法國的戰爭，取得輝煌勝利，馴服了議會。與之類似，1894年，日本政府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很快得到國會的熱烈支持。從那時到現在，日本政府從來沒有遇到過激烈反對，做好事的情況倒是除外，比如《朴茨茅斯和約》。為彌補自己做了好事，日本政府在國際上犯下深重罪惡，每作一次惡，總能得到國民應和。伊藤博文對1894年甲午戰爭的爆發負有責任。不過到了後來，他又開始反對新制定的掠奪戰爭政策，但無力阻止[7]。他反對戰爭，讓人反感，最終在朝鮮遇刺。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來，日本一直在追逐帝國主義事業，並大獲成功。這份事業的本質是什麼，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我將在接下來兩章中討論。目前來看，這份事業遏制住了任何發展民主的傾向，日本國會跟都鐸王朝時期的英國議會一樣無足輕重。今天這種體系會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我們猜不出來。如果日本對外打不贏戰爭，現存制度很可能會消失，日本不再是一個完整的國家，國民士氣也會低落下去。我不認為日本肯定會跟德國一樣打敗仗。沒有戰爭硝煙的外交失敗會產生一個更加開明的政權，無鬚髮生革命就能實現。但日本有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工業化。日本要想成為一個強國，不發展工業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日本人嘗試了所有可能的辦法增加工業產量。發展工業還能吸收越來越多的人口。日本人不可能移民到英語國家，也不會遷到亞洲大陸，因為中國人之間的競爭已經夠激烈的了。因此，只有一條路能夠養活越來越多的人口，那就是把這些人吸收到工業化大生產中，生產商品，出口到國外，換錢買回國外的食品。日本要發展工業化就得控制中國，因為日本本土工業原材料極少。而如果要和歐美公開競爭獲取原材料，則來源不穩，成本不夠低廉。再者，靠進口食品維持民生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因此，日本走帝國主義路線、建設強大海軍的動機跟英國很像。但要實行這種政策，就要開徵高稅收。而要在中立國市場贏得一席之地，就必須讓工人長時間工作，開的工資只夠讓他們餬口。比如，在大阪棉紡行業，大部分生產任務是由女孩兒完成。她們不到14周歲，每天要工作11個小時，日均薪水在1916年是5便士[8]。日本的勞工組織剛成立不久，社會主義思想也剛剛萌芽[9]，但如果工人越來越多，工時沒有明顯縮短，工資沒有顯著提高，二者肯定會發展、傳播。當然，日本政策非常僵化，不可能自動調整適應社會主義思想，為工會服務。恰恰相反，政府下大力氣扼殺這兩種理念。不過，話又說回來，社會主義思想和工會也不認同天皇崇拜，以及日本建國的那一整套神話大雜燴[10]。因此會有這種可能：再過二三十年，日本得到和平繁榮發展。但與此同時，無產階級與僱主、官僚兩方發生慘烈的階級衝突。如果在這種衝突發生的同時，農民也心懷怨懟，就很難預料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了。 因此，日本面臨的問題非常棘手。為養活新增人口，有必要發展工業。為發展工業，有必要控制中國原材料。為控制中國原材料，有必要不顧歐美利益行事。為此，必須壯大海陸兩軍。而這意味著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困窘不堪。工業發展，靠日薪活命的人生活貧困，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心懷不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不斷增多，貧困階層不盡孝道，不崇拜天皇，內閣制度依憑的整個根基不斷受到威脅，情況越來越危急。從外部來看，日本面臨對美戰爭、中國復甦之虞；從內部來看，日本很快面臨無產階級革命之險。 種種險境下，只有一種逃生辦法。那就是，降低生育率。但這種想法不僅會招來軍國主義者的憎惡，還與日本宗教道德相悖。因為，對前者來說，人口減少，意味著炮灰供應不上；對於後者而言，愛國主義和孝道是根基。因此，日本要想崛起，就必須加大向西方學習的力度。不僅從西方學習機器生產流程，了解基本知識，還要改變理想信念，重塑宗教觀、人生觀。必須讓國民有自由思想，敢於懷疑現狀，減弱隨大流、人云亦云的本能。做不到這幾點，人口問題不可能得到解決。如果解決不了人口問題，災難或早或遲，不可避免。 * * * [1]前引麥克拉倫著作第19頁。 [2]第一卷，第20頁，基根·保羅出版社1910年出版。 [3]「古時鄉村神社的神官對神道教作了什麼樣的闡發，我們已無從知曉。經過精心篩選編排的官方神道教肯定不是佛教和中國文化引入之前大和民族信仰的那種神道教。官方神道教成為不容置疑的事實。有不少人對此表示懷疑。他們的觀點有理有據，但得不到重視。」（默多克1，第173頁） [4]但這一運動力量有多大讓人懷疑。默多克（前引著作第162頁）說：「1910年，陸海軍省是大日本帝國最強大的機構。如果有一個政黨成立政府，誤打誤撞出現在政治舞台上，陸海軍省仍然可以等閒視之。因為，即便是最極端的政黨領袖也會毫不猶豫地承認，陸海兩軍事務不屬於政黨政治範疇，而由陸海兩軍總司令和日本天皇專門管轄。日本公務人員沒有一個像帝國偉大的船長、水手那樣頭頂貴族、高級職位等頭銜，還享受豐厚報酬。而在中國，兵士就算不是賤民，也完全被當作不開化的蠻夷。雖然官府出台有一定優待政策，但仍帶有鄙視意味，態度傲慢。」 [5]下文摘自前引麥克拉倫著作第十二、十三章。 [6]參見《揭開遠東的面紗》，第252—253頁。 [7]參見前引麥克拉倫著作第227、228、289頁。 [8]前引科爾曼著作第三十五章。 [9]參見《日本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日本編年史辦公室1921年出版。這本小冊子非常珍貴，記述了這一方面的時局發展情況。 [10]1922年2月7日的《泰晤士報》刊載了東京記者發來的一則電報，與元老山縣有朋的葬禮有關，大意如下：「今天，國會傳出了一樁惡行，不為山縣有朋國葬撥付喪葬費。該決議由大阪選區議員提出。有人認為，該議員是去年成立的議會工黨的發言人。該議員說，元老山縣有朋沒有為國家出過力，雖然接受至尊禮遇，卻與全人類為敵，壓制民主制度。決議是否會通過，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但此次事件有這樣一個特徵意味深長：倡議者能正式提交決議，並獲得必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