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五章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對於現代中國來說，最重要的外邦莫過於日本。為了理解日本扮演的角色，有必要對這個國家作一番了解。現在，就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日本。 讀日本歷史，最讓人驚奇的一種情況是：幾千年間，同一種力量、同一種信仰持續起作用。日本歷史實際上也是以「維新」開篇，但這一維新跟1867—1868年的明治維新完全不一樣。552年，佛教由朝鮮傳入日本[1]。與此同時，日本對中華文明的了解更加深入。之前幾個世紀裡，中日偶有交流，彼此了解不多。日本人鍾情這兩樣新東西，即佛教和中華文明。608年，兩名日本學生（後來又來了很多）來到中國，意欲通曉中華文明。日本這個民族注重實驗嘗試。在向全國傳播佛教以前，他們讓一兩個位高權重的大臣先去信佛，看看是不是比傳統的神道教更有作用[2]。幾度興衰沉浮之後，實驗結果明了，佛教這個外來宗教受到青睞，得到朝廷承認，比神道教更有聲望。但後者從未遭廢止，在13世紀前一直是日本農民心目中第一大教。值得注意的是，到了16世紀，農家子弟豐臣秀吉還是對神道教這一「諸神之道」推崇有加，認為神道教比佛教好[3]。近代，神道教復興。原因很可能是，日本國民中沒有權勢的那一部分一直都在信神道教。但就史書上的人物而言，佛教發揮的作用遠超神道教。 1867—1868年明治維新的部分目標是恢復645年體制。而645年體制改革的目標是恢復古昔盛時的政體。但古昔盛時立政的人有什麼目標，我不敢妄言。情況可能是這樣：645年之前，日本實行封建制，內亂不斷，天皇權力已跌至最低點。天皇手中一直握有民事權力，但允許強藩控制軍權，文官政府無權無勢。與卓越不凡的中華文明接觸後，日本有識之士認為中國體制宜於仿效，中國人恪守的道德觀念、信奉的宗教也應引介。中國皇帝是天子，所以日本天皇是太陽女神的後裔。中國皇帝不論是勵精圖治，還是昏聵無能，都是萬民之主，至高無上，日本天皇也必須是這樣。 中國對645年日本大化改新的影響，以及歐洲對1867—1868年明治維新的影響有相似之處。默多克闡述如下[4]： 1863年夏天，長州藩四個年輕人偷偷上了一艘英國汽船。幫助他們上船的是蘇格蘭人。他們同情這幾個年輕人，願意幫他們到歐洲求學。但蘇格蘭人可能不知道，這四個人就是幾個月前燒掉御殿山英國公使館的主謀。他們肯定也從來沒有懷疑過四人此行的真正目的。其實，這四個人是要去搞清楚西方文明秘密所在。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把西方蠻族趕出日本聖土。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就在這冒險四人組之中。到了倫敦後，他們立馬感到了失望。因為當地人跟自己見過的西方蠻族一個樣，都讓人鄙視。回到日本後，他們迫不及待地宣揚一種新主張，得到很多人擁護。如今，日本在世界強國中盛氣凌人的那種大日本主義觀念與這種宣傳很有關係。 儘管如此，608年去中國的兩名學生「為他們的祖國效力更大，超過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因為，1868年革命運動的先驅對645—650年這一時期進行了回顧，從中汲取了很多靈感。他們認為，那兩名前往中國的學生是那個時代真正具有政治眼光的人，可稱之為『民族醫生』。」 從政治方面來看，日本在645年以及隨後一個時期做的事情，與法國國王路易十一和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所作所為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限制大貴族，抬高君主，整治軍事混亂，代之以民事司法。推行這場運動的人稱之為「改新」。「新」的程度與1867年明治維新一樣。在1867年那場「改新」中，天皇權力也得到鞏固提高，但引入西方思想卻是創新。與之類似，在645年大化改新運動中，與天皇有關的事情是承襲舊制，而對傳播中華文明有關的事情卻恰恰相反。所以，這兩次運動都體現了一種奇怪的混合，既有復古傾向，又有改革傾向。 在大化改新以後到明治維新之前這段歷史時期，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兩種相反的力量爭著搶著要主導人們的思維。這兩種力量分別是：中國在理治、文明、藝術方面的思想；日本本土在藩制、氏族政治、內戰方面的傾向。這種衝突與中世紀歐洲教會與貴族之爭很像。教會代表羅馬思想，而貴族不滿於現狀，希望維護古條頓人的生活方式。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到卡諾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里屈服，英國國王亨利二世向坎特伯雷大主教貝克特悔過。這兩例都代表文明戰勝粗魯，與大化改新和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相似。 645年之後，天皇政府掌了幾百年實權，但漸漸受到武士擺布。不過，只要天皇有錢財在手（喪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這樣），就一直是日本最開化力量的代表。皇室學習中國文學，贊助藝術，重文尚雅。但朝廷貴族（自始至終都與軍事藩主迥然不同）腐化墮落，軟弱無能，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完全不可能執政任事。在這方面他們與中世紀教會有很大區別。沒有人會說歐洲中世紀教會死氣沉沉，缺乏活力。因此，歐洲教會常常擊敗世俗王公。日本情況則剛好相反。明治維新以前，天皇及皇室越來越為人所不齒。 日本人熱衷區分實權政府與名義政府，讓後者裝點門面，讓前者執掌實權，這一點很讓人奇怪。首先，天皇讓位給幼子，自己出家為僧，但仍繼續執政。後來，代表軍權的幕府執掌大權，但仍以天皇名義行事。「幕府」一詞就是「將軍」的意思。我們稱為「幕府」的這個人的頭銜全稱為：征夷大將軍。其中的「夷」指的是日本原住民阿伊努族。第一任征夷大將軍是源賴朝。1192年，天皇授給他這一頭銜。但沒過多久，幕府跟天皇一樣，也變成有名無實的傀儡。按傳統，幕府這一職位只能由源氏家族出任，但實權握在攝政手中，攝政以幕府名義執政。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16世紀末德川家康出任幕府。德川家康是源氏家族成員，是那個時代權力最大的軍事領袖，有能力獨當一面。在明治維新廢除幕府制以前，德川家康及其後裔一直行幕府之權。但明治維新沒有改變名義政府後藏著實權政府的做法。日本首相及內閣對外代表日本政府，但真正的政府是元老和他們的繼任者。關於這些人，我將在下一章予以詳述。 佛教對日本人的作用讓人想起基督教對條頓人的影響。最初，佛教和基督教在精神內涵上很相像，都倡導出世致聖，不理政事，淡泊財利，看重來世，教人恭溫平和、逆來順受。但這兩種宗教都不得不經歷巨變，才能契合崇武好戰的蠻族人本能。日本宗派林立，與正統大乘佛教相去甚遠。佛教成為日本全民信仰，染上嗜武色彩。大寺廟住持變身大藩主，僧眾成軍，稍遇事端，隨時開戰。圍攻寺廟，群僧爭鬥，在日本歷史上並不鮮見。 眾所周知，日本在跟西方傳教士、商人打了100年交道後，關上了國門，完全不與外邦往來。只有一種情況除外：荷蘭人能來日本做貿易，但交易範圍非常有限，且受到嚴密監管。第一批葡萄牙人於1543年左右來到日本，最終於1639年遭到驅逐。這兩個年份之間發生了什麼，對理解日本富於啟示意義。第一批葡萄牙人帶來了基督教和槍炮。二者之中，日本人為了得到後者，對前者報以寬容。那時，日本幾乎沒有中央政府，各大名爭鬥不斷。地處西南的九州島與日本其他地區相比，更不服中央權威管教，這個島（長崎港即坐落於此）就是葡萄牙人登陸日本的第一站，他們在此最為活躍，用大船從澳門運來商品、火繩槍、耶穌會修士，還有火炮。日本人發現，葡萄牙人意在傳播基督教，但一些大名為了拿到貨物和槍支，情願接受耶穌會修士洗禮。那時候的葡萄牙人似乎真的是急於找信徒，沒有心思擴大貿易。後來，日本人開始反對傳教士，但仍然希望跟外國人做買賣。此時，不論是葡萄牙人，還是西班牙人都不能不對神父坐視不管。然而，如果葡萄牙人能夠保住教宗詔書授予給他們的壟斷權，一切都會進展順利。這一貿易壟斷權與耶穌會壟斷傳教活動連在一起。但從1592年開始，來自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跟住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展開競爭，隨西班牙人而來的道明會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與葡萄牙人帶來的耶穌會傳教士也形成了競爭關係。他們吵得不可開交。這些傳教士不時地會遭到異教徒迫害。但就連這時候，他們也還是爭執不下。他們給對方安的罪狀，日本人自然信以為真。後來，日本人看了地圖，得知西班牙國王坐擁廣闊領土，就感到驚恐不已，害怕日本國土不安。1596年，西班牙「聖菲利普號」船在從馬尼拉駛往墨西哥阿卡普爾科途中，因無風助航，停靠在日本海岸。當地大名堅持要派人把這艘船拖到自己的港口，擱淺到沙灘上。手下人照辦了。大名聲稱要霸占價值60萬克朗的整船貨物。當時，豐臣秀吉飛黃騰達，在日本一手遮天，感覺一介草民不勞而獲得這麼大一筆財富不免過分，於是派一個叫增田的人去跟西班牙船長見面。船長據理力爭，但無濟於事，只好嚇唬增田。 他拿出一張世界地圖，指出腓力二世的廣闊版圖。增田問他，怎麼會有那麼多國家承認自己受一個人左右……船長直截了當說道：「最開始，我們的國王想征服哪個國家，就向那個國家派駐修士。修士會引導當地人信仰我們的宗教。等到修士取得重大進展後，再派駐部隊，與那個國家的新基督徒對接。這樣一來，我們的國王不用費多大力氣就能讓其他人乖乖臣服。」[5] 此時，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在腓力二世手中。聽了這樣的話，葡萄牙人也起了疑心。另外，荷蘭人以前跟西班牙打過仗，跟日本做貿易時間不長，把他們知道的所有關於耶穌會、道明會、方濟各會、天主教徒的壞話都跟日本人說了。當時的英國女王是伊麗莎白一世。英國一個船長威廉·亞當斯風趣健談。他的船在日本失事，自然而然受到日本人盤問，他就把英國人知道的西班牙無敵艦隊意欲征服英國、最終大敗而歸的故事講了很多。當時的日本人對槍炮的使用和製造深諳於心，開始覺得從基督教國家學不到什麼東西。 與此同時，三位偉人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相繼執政，統一了日本，摧毀了處於半獨立狀態的藩主，實現了國內和平穩定。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明治維新，時間跨度大約兩個半世紀。在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有可能實施任何與外國人及其宗教有關的政策。耶穌會修士和托缽修士在日本約有30萬信徒，多數分布在九州島。這個島是最後進入豐臣秀吉控制範圍的地區。島上居民反叛權威。這種傾向不僅能從他們信奉基督教看出來，還體現在他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從1867年開始，就是在這一地區發生了反對幕府的暴動。自大化改新以來，島上大族薩摩族一直在中央政府握有重權。1877年，薩摩族發動叛亂。在16、17世紀發生的多次運動中，很難分清哪次是因基督教而起，哪次是僅僅對中央政府懷有敵意。不管是哪種情況，德川家康決意整治基督徒，就算丟掉對外貿易也在所不惜。他的繼任者加大迫害力度，更不熱心做貿易。1637年，基督徒暴動，遭到鎮壓。基督教全面遭禁，對外貿易被嚴令禁止，當政者措辭激烈： 只要太陽輝澤地球，基督徒就別妄想來日本。要讓所有人知道，即便是腓力二世本人，甚或是基督徒信奉的上帝，抑或是祖魯沙卡大帝違反這一禁令，他們也必須付出代價，奉上頭顱[6]。 日本殘酷迫害基督徒，暴戾程度令人髮指。但這種迫害不是因為宗教上的排斥不相容，而僅僅是出於政治動機。他們害怕基督徒站在西班牙國王一邊圖謀日本。就算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他們也害怕基督徒暴動，反抗新立中央政權。這兩種恐懼都不無理由。經濟剝削這個詞從現代意義來說，也還是沒有跟政治支配分立。如果沒有遭受侵略之虞，日本人不會不歡迎對外貿易。但他們似乎高估了西班牙的實力，不知道西班牙肯定打不過他們。那時候，日本軍隊規模已經遠遠超過歐洲。日本人學會了使用槍炮，精戰術，懂兵略。當時的都城京都是全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有100多萬住戶。日本總人口可能比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多。所以，日本不費多大力氣就能擋住歐洲派來的遠征侵略軍是有可能的。甚至可以這樣說，按豐臣秀吉的想法，拿下馬尼拉對日本都不成什麼問題。但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看到一張世界地圖上畫著北美洲、南美洲，這兩大塊陸地全都屬於腓力二世，該是多麼讓人害怕。此外，日本政府讓人偽裝成基督徒到歐洲做神父。這些人見到了教皇，滲入到了西班牙議會，了解到了歐洲帝國主義種種圖謀。後來，這些間諜回到日本，寫了報告呈遞給政府，不由得讓人更害怕。因此，日本人決定不再與白人有任何交流交往。所以，不論日本的鎖國政策遭到什麼樣的反對，我還是覺得這一政策不能算是愚昧不明。 在二百多年的時間裡，一直到1853年馬休·佩里率艦隊從美國來日本之前，日本完全不受外來侵擾，也幾乎完全處於停滯狀態。這一時期在日本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看到美國艦隊，日本人發現原先學到的槍炮知識已經過時，有必要再向西方國家學習，也有必要廢止鎖國政策，直到學成為止。等到日本人學成出師，也許我們就會看到另一個時期的隔絕孤立。 * * * [1]關於古代日本，有一本書寫得最好。書名為《日本史》，作者是詹姆斯·默多克。涉及較早時期日本歷史的那一卷，由基根·保羅出版社於1910年出版。而敘述歷史時期較晚的那一卷出版時間較早，書名是《早期對外交流世紀（1542—1651）的日本歷史》，由詹姆斯•默多克與艾索山形合著，神戶日本編年史辦公室1903年出版。我把這兩卷分別稱作默多克1、默多克2。 [2]默多克1，第113頁及後頁。 [3]默多克2，第375頁及後頁。 [4]見默多克1，第147頁。 [5]參見默多克2，第288頁。 [6]參見默多克2，第6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