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四章　現代中國

中國在世界各國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因為中國人口多，潛力大。但從現有國力來看，中國還排在末位。這種局面引發的國際問題在華盛頓會議上成為世界政治前沿問題。結果如何，現在還預見不到。但要達成明智的解決方案，就不能忽視幾個特定的事實和原則。為什麼不能忽視？我將在隨後幾章給出證據，但我們可以從一開始就稍作陳述。第一，雖然目前中國政治無能，經濟發展落後，但中華文明至少和西方一樣發達。而且中華文明包含世界急需的要素。如果西方毀壞這些要素，就會害了自己。第二，各強國讓中國備受凌辱，陷於種種無能境地。以前，有人找藉口說這是因為中國自己行為不端，但原因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陸海兩軍不強。第三，目前諸強中，與中國關係最好的是美國，最差的是日本。從中國利益，以及從英國自身大利益著眼，英國不再支持日本，站在美國一邊是一大進展。迄今為止，美國支持中國成為自由之邦。但只有日本自由受限，中國才能自由。第四，從長遠來看，中國擺脫不了外國列強的經濟主導局面。除非發生以下兩種情況：第一，中國壯大軍事實力；第二，外國列強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掠奪關係，以強凌弱，國際國內都是如此。一個軍事強大的中國將是一場災難。因此，在歐美發展社會主義是唯一的、終極的解決方案。 做出這些初步評價後，我想呈上本章主題——中國國內現狀。 大家都知道，中國在皇帝理治4000年後，於11年前決定成為一個現代民主共和國。很多原因導致這一結果。越過中國前3700年的歷史，我們來到1644年。那一年，女真這個崇武好戰的民族從北而來，入主中國，坐上了龍位，下令中國男子留辮子，女子不纏足。一段時間過後，達成了一種圓滑的妥協辦法：男子仍留辮子，女子照舊纏足。於是，社會接受了新的荒唐，保留了陳規陋俗。這一妥協特色說明英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 沒過多久，清朝皇帝完全漢化。但滿族人在穿戴、禮儀上與他們征服的文明開化民族有顯著區別，而且中原人對他們懷有敵意。1840—1900年，中國同外國多次交戰，遭受重創，義和團運動更讓他們感到恥辱至極，皇族榮耀掃地，有思想、有見識的人都知道師從歐洲迫在眉睫。太平天國運動從1849—1864年持續了15年。記述中國風土人物、父親曾任職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作家辛博森認為，在這15年中，1.5億中國人殞命[1]，慘烈之狀不亞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很長一段時間裡，外界對清王朝能否消滅太平軍懷有質疑。最終，大清在英國軍官喬治•戈登的幫助下剿滅了太平軍，但已元氣大傷。1894—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敗給日本。1900年，義和團運動招致列強報復。中國有識之士眼界全開，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現代政府取代皇家。但事情在中國進展緩慢。義和團運動11年後，才爆發了一場革命。 男子留辮子 滿漢婦人 纏足的中國女子 漢族婦人 滿族婦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這場革命不太激烈，革命精神跟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差不多。革命主要推動者孫中山目前任廣州軍政府大元帥，得到南方革命黨人支持，當選臨時大總統。但北洋軍效忠清王朝，勢力強大，很有可能打敗革命者。不過，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打了一個如意算盤。他跟革命者講和，承認中華民國，條件是，由自己擔任第一任總統，取代孫中山。袁世凱當然得到了公使館的支持，被稱為「強人」。也就是說，他信奉鐵血手段，不會聽信民主自由一說而偏離方向。在中國，北方一直都比南方好戰，開明自由程度比南方低。袁世凱編練北洋軍，為中國創造了第一支現代化陸軍。與此同時，袁世凱野心勃勃、老奸巨猾，能讓外交使團相信他有能力、有手段。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混亂。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不得不承認，袁世凱在定策劃謀方面還是有一套的。 民國立憲會議制定《臨時約法》後，由正式選舉的國會接替。1913年4月，國會召開會議，決定製定永久憲法。袁世凱很快就總統權力與國會發生爭執。原因是，國會希望限制總統權力。國會中多數反對袁世凱，但袁世凱擁兵自重。在這種情況下，不出所料，憲制很快被推翻。袁世凱從財務上獨立於國會（按規定，國會有財政權）。辦法是，從外國銀行貸款。這樣一來就違反了憲法。南方暴動，但隨即遭到袁世凱鎮壓。此後，袁世凱一步步成為中國的實際統治者，實行專制獨裁，委任副官擔任各省督軍，把北洋軍調往南方。袁世凱的政權本來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由於一件事而垮台。1915年，袁圖謀稱帝，遭到反叛。1916年，袁世凱死亡，據說是因為心臟病。 自此之後，中國一片混亂。袁世凱委任的督軍拒不聽命於中央政府，手下部隊滋擾駐地居民。內戰此起彼伏，但並不是因為規章不明發生爭鬥，而是各軍閥為地盤問題爭吵不休。南北方仍在對峙。 各省或幾省區督軍獨斷專制，不把北京放在眼裡。他們橫徵暴斂，四處搜刮民財，截留稅收。只有外國人徵收、管理的鹽稅等收入，他們不敢碰。督軍名義上是北京任命，但實際上只要討得省里當兵的歡心就行。中央政府幾乎破產，常常發不起兵餉。當兵的為討生活，只能四處劫掠，督軍覺得合適也會分贓給他們。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贏，就給這一派的對頭撐腰，這樣中國國內還是亂局。我在北京的時候，三個督軍頭子聚到一起商量分贓。他們對總統、總理不講什麼客氣，而在外國列強眼中，總統、總理還是中國正式代表。最終，這個倒霉運、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從窮得叮噹響的國庫里給三位大人撥錢。據各家新聞報刊說，數目達到900萬美元，這才把他們打發出北京城。滿洲督軍張作霖拿得最多。普遍認為他是日本人的工具。他拿這一部分是要派遣遠征軍，平息蒙古叛亂。但目前沒有人認為他會這樣做。實際上，他一直都在奉天，哪兒都沒去[2]。 但在中國最南端，存在著一個不同類型的政府，可能值得讓人敬重。廣州一直是中國激進思想的中心。1920年秋，這裡推翻了北洋駐軍的暴虐統治，建立了高效進步的政府，推舉孫中山為總統。目前，這個政府下轄廣東（省會是廣州）和廣西兩省。有一段時間，該政府似乎要將整個南方地區納入管轄範圍，但因北洋軍將領吳佩孚在湖南得勝而受到限制。廣州軍政府的敵人宣稱，他們會再接再厲，統一全中國[3]。從各方面來看，廣州軍政府應該得到所有進步人士的支持。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教授在《新共和》雜誌撰文，指出該政府有什麼功績，在中國香港，英國又遇到了何等激烈的反對。反對部分源於普遍遵守的原則——英國人不喜歡激進改革；部分是因為路易斯·卡塞爾少校代表英國與廣東省政府簽訂了卡塞爾協議。這種類型的協議在中國非常普遍。協議原本可以讓英國在廣東的鐵路礦山中處於實際壟斷地位。原先的廣東政府跟英國簽署了這一協議，只等正式批准就能生效。但政府一換，批准也就成了泡影。新政府與美國人交好是在情理之中。美國芝加哥商人喬治•香克與新政府簽署了一份協議，與卡塞爾協議有些相像。但美國政府沒有站到香克一邊，英國政府卻認同卡塞爾協議。英國丟掉了這份非常寶貴但又非常不厚道的特許權。說其不厚道，原因很簡單。我們跟美國人不一樣，我們鍾情陳舊腐壞，不喜歡生機活力、誠實清白。此外，我了解到，香克協議失效了。原因是香克籌措不到足夠的資金。 中國的無政府狀態當然讓人痛心。中國每一個朋友都應抱有這樣的希望：混亂無序終將結束。但誇大混亂這種惡行是錯誤的，與歐洲諸惡相提並論也是不對的。不應該拿中國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相比，而應該與整個歐洲大陸作比。在1921年11月11日的《泰晤士報》上，我發現了這樣一篇文章，標題悲觀消沉：「中國險情　十數政權相爭」。說其悲觀消沉，是因為歐洲政權不止十數個，且仇恨嫌隙程度之深，遠甚於中國。歐洲軍隊數目比中國多得多，而且裝備精良，配有毀滅性武器。自康邊停戰協定實施以來，歐洲燒起的戰事遠超同時期的中國。如果游遍中國，會發現打仗的地方只有十分之一。中國戰爭少有血腥殘忍，士兵是拿錢雇來打仗的，對戰事因何而起不感興趣。我認為，從目前來看，中國老百姓一般比歐洲人過得幸福快樂。 有一點顯而易見，那就是，中國要推進政治改革的話，必須採用聯邦制，賦予各省很大自由權。中國自上古時就劃省建制，人們對自己所在的省份很有感情。辛亥革命以後制定的憲法多少有點像是英國憲法，只不過是以總統代替國王罷了。但要建立一個非聯邦制，就要讓人口同質化，不能涉及太多地方情緒，從英國對愛爾蘭事務的處理上可見一斑。在我看來，中國很多進步人士現在都青睞聯邦制，只想讓中央政府管理軍隊、海關和外交事務。但想消除現有的軍事無政府狀態非常困難。中央政府不能解散軍隊，因為財力有限，兵餉無措。有必要從國外借足款子，發齊兵餉，遣散士兵，並為之創造新就業崗位。但讓人懷疑的是，有哪個或哪幾個列強肯借這樣一筆款子，還不用中國犧牲掉最後的那一點獨立？所以，我們必須寄希望於中國人自己找到一條出路，擺脫困難，不用藉助太多外援。 有一種情況不是沒有可能：督軍中有人可能勢力極大，結交憲政派，以鞏固影響力。在中國，公眾輿論很有分量。為照顧某一方利益，手中握有兵權的人可能會發起行動，走上愛國路線。就目前來看，有兩位督軍勢力很強。一個是張作霖，另一個是吳佩孚。他們兩個前面已經提到過。張作霖在滿洲無人能敵，得到日本人大力扶持，是中國最反動力量的代表。吳佩孚有開明自由作風，帶兵很有一套。不久前，他名義上遵照北洋政府的吩咐，在長江和湖南樹立了自己的威信，給廣州軍政府一擊。現在還看不出來他怎樣與廣州軍政府握手言和，因為廣州軍政府與張作霖是一條戰線。但在中國其他地區，吳佩孚可能會執掌政權，並通過制憲方式，使之永久化（見附錄）。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可能會得到一個喘息空間，而中國所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個空間。 除通商口岸，以及少數幾個富礦區外，中國經濟仍然完全處於前工業化狀態。北京有近100萬住戶，居住面積很大。因為所有房子都只有一層，外面圍著一個院子。但北京沒有電車、火車、公交車。就我眼中所見，整個城區只有兩三座工廠立著煙囪。老百姓靠乞討偷盜、做貿易、去政府當差、做手藝活維生。中國的手工藝品精雕細琢，活計不像守著機器生產那樣單調乏味，但很花工夫，掙得又少。 中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從事農業。稻米、茶葉主要在南方出產，小麥等其他穀物是北方主糧[4]。南方雨水豐沛，北方只夠潤田。1920年秋天，我來到中國，看到北方大片地區正在鬧旱災，饑饉盛行，堪比1921年俄國饑荒。當時，布爾什維克漠不關心，外國人毫不猶豫，提供救濟。至於中國人，他們心態消極，認為鬧饑荒是命里該有這一劫，就連那些餓死的人也是這種看法。 多數土地為地主所有。地主又把田產分給兒子。這樣一分，每個人到手的那塊地只夠自己和家眷維持家用。一旦遇到降水量少的年份，就會出現餓殍遍野的景象。暫時看來，不受饑荒之苦當然是有可能的。辦法如下：採用科學種田法；植樹造林，防澇防旱。多修鐵路、建好公路能開闢市場，提高交易效率，可能會讓一代農民得到極大收益。但從長期來看，如果高生育率還是維持在慣常水平，家庭人口那麼多，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就不可能根治貧困。不少人撰文，認為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在中國完全適用[5]。如果是這樣的話，任何改善生活的辦法只會讓更多的孩子活下來，到手的土地更少，最終跟長輩一樣窮。只有加強教育，提高生活水平，才能根除弊端。當然，普及教育只有在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有充足稅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除了要解決這些困難外，中國現在還缺乏高素質的教師，滿足不了普及小學教育的要求。 除戰爭外，歐洲文明對中國傳統生活的影響還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商業，另一個是知識。這兩個方面都有賴於裝備精、武力強。如果英國人沒有打敗中國人，中國永遠不會開放港口，從事對外貿易，也不會開放思想，接受歐洲觀念。但中西交流以兵戎相見起始的這一背景已經淡化。中國各階層已不太仇視外國人。我們不難提出這樣的觀點：白人是中國之禍。但顯然，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會接受這樣的觀點。有一種情況除外：有人思想保守，不講道理，懷有偏見。中國人喜歡做貿易，有強烈求知慾，這兩點都很吸引西方人。跟中國人禮貌一點、客氣一點，就能交上朋友。私下交好是這樣，政治結盟也是如此。而且，我認為中國人不僅可以在商業方面豐富西方人的口袋，還可以在思想方面豐富我們的腦袋。 在通商口岸城市，歐美人住在租界。這裡街闊燈亮，房子修成歐式，店鋪里英美商品琳琅滿目。中國人一般住在城裡另外一個地方。那裡街道狹窄，店鋪花哨，氣味混雜，呈現出典型的中國景象。人們常常會感覺自己突然從一扇門走進了另一扇門。舊城中有一種凌亂歡快的美；而歐洲人有潔癖，端著那種周日必去教會的正經八百的架子。兩廂一對比，給人一種奇怪複雜的印象，可以說是又愛又恨。在歐洲人住的那一面，人們感到安全、寬敞、清潔。在中國人住的那一塊，雖不失浪漫色彩，但擁擠不堪，疾病流行。雖然我喜歡中國，但經過這麼一轉換，總能讓我意識到自己是歐洲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不意味著幸福快樂。但在採取所有必要措施減貧祛病後，我還是認為中國式生活能讓中國人更幸福，而英國式生活卻不能讓英國人更幸福。不過，對於中國男人來說是這樣，但對女人就不是了。 白人生活在上海、天津。第一眼看見上海，人們不禁會想，出門旅行有什麼用。因為，這裡跟自己熟悉的景象沒什麼兩樣。每一個通商口岸都是歐洲影響力中心。而通商口岸幾乎遍布中國，不只海岸城市有。漢口是重要通商口岸，但位於中國正中心位置。長江把中國分成南北兩地。從北京到廣州的鐵路又把中國分成東西兩半。這兩條分界線在漢口相遇。在中國歷史上，漢口一直是戰略要地。北京到漢口通有鐵路，原來是法國、比利時共有，現在還給了中國政府。武昌位於長江南岸，與漢口隔江相望，即將鋪設鐵路通往廣州。但目前只有半程鐵路到長沙。長沙也是通商口岸。修完武廣鐵路，再改善碼頭設施後，將大大提高廣州的重要性，弱化香港的地位。 通商口岸主要開展商貿業務。但在長江下游以及一些礦區，工業化進程已經開始。中國盛產棉花，多以手工辦法加工，但也有一些棉廠採用現代方法生產。如果僱主看重的是低薪、低勞動力成本的話，那麼蘭開夏郡的產紗區就將前途堪憂了。因為，中國南方產棉，可就地取材，氣候潮濕，願意干苦力的人多的是。他們肯吃苦，不介意長時間勞作，所得薪水在英國工人眼中根本不夠餬口。雖說如此，蘭開夏郡不必害怕中國苦力薪水過低。中國要想競爭過英國，必須改進加工辦法，開展培訓教育，讓中國工人拿到工資後能過上好日子。此外，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在工業發展之初，工作環境骯髒惡劣，工廠主冷酷殘忍。中國知識分子希望了解一些不那麼駭人的方法發展本國工業，但目前還沒有這樣的辦法。 1909年，漢口在建的水廠 1909年3月，漢口的外國租界 工業教育 北京一所製作政府制服的現代工廠 技能培訓 中國知識分子處境特殊，跟其他國家情況不同。世襲貴族從中國消失已有兩千年之久。上千年來，治理中國的是通過科舉考試的人。所以，受過教育的人有那種執政任事貴族才有的威信與聲望。雖然舊式傳統教育迅速消亡，高等教育開始講授現代科目，教育帶來的威望依然存在，社會輿論仍然受到有學術資歷的人的影響，但督軍對此不以為然。因為包括張作霖在內的很多督軍，原先都是土匪山賊[6]，愚昧無知。但其實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們建立的政權脆弱不穩。少年中國的影響要比那些不尊學重教的國家大得多。在這裡，我所說的少年中國，指的是那些從國外學成歸來，或者在國內接受現代大學教育的人。這樣的影響也許最有望改變中國時局。因為，接受現代教育的學生人數正在快速增加。他們見多識廣，志存高遠，令人欽敬。再過十年，他們很有可能讓中國復興。當然，前提條件是，在這十年里，各強國不再採取激烈行動。 了解少年中國學派的觀念和潛能非常重要。我大部分時間是和受過現代教育的中國人待在一起，所以我可以談談他們有的一些思想心態。在我看來，中國明顯可以分出兩代人。老一輩中國人歷盡艱險，走出儒家傳統偏見，備嘗孤獨寂寞。新一輩中國人發現新式學府就在眼前。那是一個完整的世界，有現代視角的人往來其間，樂意給他們以體恤關愛，鼓勵他們與家族抗爭，告訴他們爭執分歧不可避免。老一輩人從30歲到50歲不等。他們經過內心的掙扎，與外部世界交過戰。他們與受達爾文進化論啟發的理性主義者，以及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那一代人很像。他們必須歷經艱難險阻，把思想從青少年時代被灌輸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轉而關注新科學、新倫理。試想一下，不讓新柏拉圖學派哲學家普羅提諾信仰陰影一說，強迫他敬重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該是多麼神奇。這麼一想，我們就會知道為什麼中國老一輩人得花幾百年才能變成歐洲人。他們中有些人感覺這樣做有點疲憊，體力有些不繼，也失去了創造創新能力。但他們已經取得了思想革命的成功，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不應該對他們的疲倦神情感到吃驚。 我們絕不能作這樣的假設：一個有才能的中國人完全靠模仿才通曉了西方文化。這種情況可能發生在不那麼優秀的中國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但那些有卓越才情的中國人絕不是這樣。他們仍然是中國人，雖然吸收了歐洲文明，但仍持批判態度。他們保留了率真坦誠，相信道德的力量，並以這種信念去打動別人。工業革命還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思維。如果別人勸說他們接受某些重要觀點，他們會用講道理的方式傳播這種觀點，而不是買下報紙頭版頭條，做廣告、造噱頭，或者在鐵路沿線廣告牌上寫上「某某見解不凡」。從這方面來說，他們和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人大有分別。他們從來不會把觀點當成肥皂一樣的商品去兜售。而且，他們不欣賞刻薄殘忍，不喜歡無所事事吹打熱鬧。他們扔掉了從小到大學習的偏見固執，還沒有樹立新的觀念，但他們有真正開放的思維，能夠實事求是，就事論事。 然而，年輕一輩比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又多了一些東西。他們經歷過的困境比較少，因此更自信、更有活力。他們和上一輩人一樣率直誠懇，但有更大決心發揮社會作用。也許青年人本來就是這樣，但我認為中國的年輕人更有青春活力。不到30歲的年輕人一般從很小的時候就接觸到了西方思想，沒費多大力氣，就吸收了這些思想。所以他們不必經歷一番精神衝突，就學到了知識。而且，他們一開始是從中國老師那裡學到了西方知識，所以沒有感覺到學習有多費勁。即便是那些最幼小的學子雖然出身反動守舊家庭，但也不用對家庭言聽計從，不像上代人那樣碰那麼多釘子。而且他們不僅從書本理論中，也從實際生活中認識到，中國尊老敬老傳統有點過了頭。從這些年輕人身上，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我相信，經歷過一些事情，通達人情世故後，他們有能力把中國人的觀點思想引到應該走的方向。 中國有一種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認為明德重於格物。當然，這種觀點源於儒家傳統，在前工業化社會並不算錯，盧梭或約翰遜博士也不會不認同。再擴大一點來說，邊沁主義者以前的所有人都會贊成這種觀念。但現在，我們西方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我們傾向於認為，技術效率壓倒一切，道德用意空洞無物。戰艦可能就是這種看法的生動體現。我們在寫起、說起一架飛機拋擲一枚炸彈，釋放新發明毒氣，毀掉一座城鎮的時候，帶著一種震顫。我們以為自己因為恐怖駭人而震顫，但實際上是陶醉於找到了科學技能。科學是我們敬奉的神祇，我們會作《聖經·約伯記》中的禱詞：「他必殺我，我沒有指望。」聽著這樣的禱詞，科學殺了我們。中國人沒有這方面的缺陷，他們的缺陷剛好與此相反。他們認為，只要有了誠意，什麼都不缺了。我想舉一個例子。中國政府聘請的林業顧問、美國人佘佛西曾於1919年1月在英國公使館作過一次演講，題目是《從國民視角看中國林業》[7]。在這次演講中，佘佛西證明（不懂林業的人也能作出明斷），中國大部分拋荒地區都適合植樹造林，完全沒有必要進口木材用作鐵路枕木等，而且在河流發源的山脈坡地上種植樹木，可避免發生嚴重洪澇災害。但即便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國人，也一般對植樹造林不感興趣。原因是，植樹造林跟修德關係不大。樹木一般圍繞墳墓而植，因為孔子說過樹就應該種在那裡。如果儒學不興，就連墳周圍的樹木都會被砍光。但是懷有國家大義的中國學生學的是西方大學教的政治學理論，瞧不起林木用途這種不起眼的問題。學完議會兩院之間有什麼關係後，他們回到中國，發現一些督軍把兩院全部解散，這些人治國理政的方式西方人編寫的教科書上根本就沒有提過。我們的政治理論只反映了西方現實，但我們的林業理論普遍適用。而中國學生最想學的恰恰就是我們的政治理論。與之類似，關於工業流程的實踐研究可能也非常有用，但中國人更喜歡我們的理論經濟學。這種學科只能在工業已經得到發展的地方有用，在其他地方派不上用場。不過，在所有這些方面，幸好近來已開始有明顯改善。 是科學顯現出西方人的知識觀念與中國知識分子有別。中國人，就連那些最富有現代意識的中國人，也希望向白人國家，尤其是美國尋找道德箴言，取代孔子提倡的德。他們到現在都沒有意識到，普通老百姓的道德準則在哪兒都是一樣。只要越界了，不管是哪國的道德準則都會造成同等傷害；只要起到應該起的作用，這些準則都一樣有益處。如果說中西道德準則真有區別的話，那麼只有一點區別，即西方道德準則更壞。因為我們有更大精力，作的惡也更多。我們能教會中國人的不是道德準則，也不是理治箴言，而是科學技術。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學習西方知識，但不要去學西方的機器規矩觀。 關於「機器規矩觀」，我說的可能有點模糊。這種觀念同樣存在於帝國主義、布爾什維克論、基督教青年會中，有別於中國人所有的思想觀點。在我看來，這種觀念非常邪惡。這是一種習慣，把人類當作原材料，比照著西方人的科學操縱法塑造成任何一種形狀，去迎合我們的喜好。在持有這種觀念的人的眼中，物質的本質由意志培養而得，無須洞察就能看透。這是一種狂熱的道德信念，認為我們西方人的職責就是強迫別人接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中國的知識分子不會被帝國主義這一信條所惑，但卻被布爾什維克論和基督教青年會所誤。從這兩種觀點中，他們得到了兩方面信念。第一，階級鬥爭和共產黨專政。第二，冷水浴和啞鈴有奇效。在西方，有這兩方面信念的人對潛在皈依者之外的所有人都心懷蔑視。而且，他們認為，人類的進步有賴於對某種信條的傳播。這兩種觀念都相信政府、反對自然。我稱之為「機器規矩」的這種觀念跟人類宗教一樣古老，不過是有了機器裝置後，才呈現出新的形式，變得更加惡毒。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中就反對這種觀念。他的弟子莊子寫了一篇寓言[8]，也表達了批評意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莊子·馬蹄》 老子是道家創始人，莊子是其主要門徒。雖然儒家取代道家，成為中國社會主流思想學說，但這篇寓言蘊含的精神穿透中國人生活，深入內里，讓中國人更加溫文爾雅，包容寬厚，善悟善察，而西方人則更戾虐殘暴。中國人看外國人就好比是我們看動物園裡的動物，看這些動物是否「齕草飲水，翹足而陸」，看到動物的怪癖行為而發笑。跟基督教青年會不一樣，中國人沒有興致改變外國人的習慣，更沒有我們西方人那種想給猴子穿上硬撅撅的襯衫、塞到褲子裡、放到動物園觀看的興致。而且，一般來說，中國人對彼此也包容寬厚。中國變成中華民國時，並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砍掉皇帝的頭，而是保留了皇帝的稱號，留著他的宮殿，每年還給他400萬美元（約合60萬英鎊）開銷。目前，中國皇帝手下還有官吏、太監，儀禮如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權力或影響力。跟中國人聊天的時候，你能感覺得出來，他們試著去了解你，而不是去改變你，對你橫加干涉。他這樣做也許帶著譏諷或讚揚，但說話人不管是哪種口氣，都善解人意，話里含著淡淡的幽默。我在北京的一個朋友讓我看了不少畫，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種各樣的鳥：禿鷲俯衝盤旋，意在捕雀；鷹棲枝頭，雙爪緊握；禽鳥單足立於冰雪之上，意態蕭索。所有這些畫都透著體恤之意，可以感覺到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也是這樣。這種情愫可能恰恰就是尼采的反面。不幸的是，中國人的這種品質在沙場上派不上用場，遭到外邦竭力壓制。但這種品質無比珍貴，西方世界難覓蹤影。再加上中國人有細膩精妙的美感，這讓中華民族可親可愛。我們西方人正恣意而為，殘酷暴虐，對中華民族造成傷害。我們摧毀那些雅致可愛的東西，來換取野蠻暴發戶想要的粗濫快感。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曾翻譯過唐朝詩人陳子昂的《感遇詩三十八首·其五》，譯名為《商人》[9]。這首詩表達得可能比我的觀點還要準確，透視到了中國人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 市人矜巧智， 於道若童蒙。 傾奪相夸侈， 不知身所終。 曷見玄真子， 觀世玉壺中。 窅然遺天地， 乘化入無窮。 我真希望，西方文化使徒能對「玄真子」有些許敬重。但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所以有必要尋找別的辦法，解決遠東問題。 * * * [1]《中日兩國真相》第14頁，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1921年出版。另外，程錫庚所著《現代中國》第13頁寫著：「2000萬人遇害。」請比較英國前駐清外交官E.T.C.沃納所著《中國人的中國》（China of the Chinese）第24頁。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確切數字可考。但我想，2000萬比1.5億更接近真相。 [2]1922年1月，張作霖到北京組建了一個政府，更顯奴顏婢膝之態。吳佩孚下令其解散。一場衝突在即。參見附錄。 [3]這要怪孫中山。有人說，他與張作霖結盟。據說，廣州軍政府里的精幹良才要數孫中山的同仁陳炯明將軍。1922年4月24日，《泰晤士報》報道說，陳已被免職。這些說法看來沒有多少依據可言。見附錄。 [4]大豆日益成為重要產品，尤其是在滿洲地區。 [5]關於中國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目前還沒有準確數字。有些作者對生育率是否真的很高持懷疑態度。我朋友丁文江給了我一本私人印刷的小冊子。從中我了解到，北京協和醫院的倫諾克斯博士對4000個家庭做了細緻研究，發現每個家庭平均有2.1個孩子，嬰兒死亡率為184.1‰。小冊子中引用的其他調查結果表明，北京周邊生育率在30‰到50‰之間。如果沒有數據，一定要慎重看待對中國人口問題所作的總結。（馬爾薩斯人口原理的主要內容可用「兩個前提、三個定理」來概括。兩個前提：食物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而且幾乎會保持現狀。三個定理：人口的增長，必然要受到生活資料的限制；生活資料增加，人口也常隨著增加；占優勢的人口繁殖力為貧困和罪惡所抑制，因而使現實的人口得以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編者注） [6]不管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所有人都這麼說。我只是重複他們的說法而已。濮蘭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看法相反，他認為張作霖是風雅儒生。對比濮蘭德所著《中國、日本和朝鮮》（China, Japan and Korea）第104頁，以及科爾曼（Coleman）的《揭開遠東的面紗》（The Far East Unveiled）第143頁和146頁。可以看出，濮蘭德對張作霖的看法跟別人都不一樣。諾思克利夫子爵曾經採訪過張作霖，文章刊登在近日發行的《泰晤士報》上。張作霖自稱有文學造詣。子爵當然無法對此作出評判。 [7]刊載於1918年《北京導報》。（邊沁主義者應指追隨由邊沁發展出的理論之人。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英國的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改革者。——編者注） [8]《中國神秘主義者沉思錄：莊子哲學選讀》（Musings of Chinese Mystic）第66頁，翟林奈（Lionel Giles）譯，約翰·默里出版社。理雅各譯本請參見《東方聖書》第三十九卷——《道家經典》第一卷，第277頁。 [9]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 Waley）譯《170首中國詩歌》（170 Chinese Poems），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