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三章　中國和西方列強

要看明白中國在國際上的位置，必須了解19世紀中國歷史的一些事實。幾千年間，中國是遠東首屈一指的帝國。中國地域遼闊，土壤肥沃。中國人勤奮刻苦，彬彬有禮。在中國，我們所理解的貴族制於公元前就走到終點。善作古文者入仕治國。中西交流時作時輟，多著眼於宗教。在公元紀年之初幾百年里，中國從印度引入佛教，一些學者前往印度，掌握這一新宗教理論。但到了後來，蠻族入侵，抵印學佛幾不可能。基督教景教教派於7世紀傳入中國，影響不小，但再次湮滅不傳（1625年，景教石碑在長安發現。至此，人們才對景教有所了解）。17世紀到18世紀初，羅馬天主教傳教士深得朝廷信任。這些人懂天文，修訂中國曆法，改變了紊亂狀況[1]。他們製作的地球儀和觀象儀至今還在北京城牆上，供人觀瞻。但時間一長，各修會間爭執不斷，遭到中日兩國全面驅逐。 1793年，英國大使馬戛爾尼伯爵來華，要求擴大通商，派外交代表長駐中國。此時，乾隆當政。乾隆是清王朝最傑出的君主。他通文善墨，支持藝術發展（中國各地都有乾隆手書）。白克浩司與濮蘭德合著的《北京宮廷編年史及回憶錄》中收有他給英王喬治三世的答覆[2]。我本想全文引錄，但摘錄部分已經足夠。敕諭開頭如下：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 乾隆繼續耐心解釋為什麼不能滿足喬治三世的要求，態度措辭好像是在對付一個無理糾纏的孩子。乾隆認為，不必派駐大使，理由如下： 若雲仰慕天朝，欲其觀習教化，則天朝自有天朝禮法，與爾國各不相同。爾國所留之人即能習學，爾國自有風俗制度，亦斷不能效法中國，即學會亦屬無用。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並無更需爾國制辦物件……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義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 乾隆認為，英國人覬覦中國物產，但英國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能拿得出手跟中國交換。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綢，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 因此允許在廣州繼續開展有限貿易。 乾隆本不必向馬戛爾尼伯爵加恩，但「朕未忘爾地孤遠，獨處海之一隅，然朕亦未忽視爾國對天朝之無知。」結尾處，乾隆敕諭：「謹遵此命，勿有疏失。」 我想說的是，只有當人們不再覺得乾隆這份敕諭荒謬可笑時，才會理解中國。羅馬人自詡為寰宇之主，帝國之外疆土對他們無足輕重。乾隆治下疆域比羅馬要廣，人口很可能也更多。中華帝國與羅馬同時崛起，但不僅沒有衰亡，還通過戰爭、同化的方式讓所有敵人束手就擒。中國鄰邦除日本外，都相對處於荒蠻狀態。而日本是靠亦步亦趨模仿中國，才發展了自己的文明。亞歷山大嘆息沒有新世界讓他征服。他壓根就沒聽說過還有中國這個地方。而在他嘆息時，距離孔子辭世已有150年之久。所以，跟亞歷山大一比，乾隆對世界的看法還不算荒誕不經。此外，他對貿易的看法也不能算錯。臣民幸福安樂之物中國樣樣不缺，西方強迫中國通商不過是為了一己之利，而能與中國交換的東西僅僅是聊勝於無。 樂器表演者 高蹺舞 吸食鴉片 吸食鴉片 中國的不幸在於，中國文化缺失科學這一面。在藝術文學、禮儀風俗方面，中國至少可以同歐洲等量齊觀。在文藝復興時代，歐洲本來就在任何方面都比不過天朝帝國。北京有家博物館，除了陳列中國精工細制的藝術品之外，旁邊還擺著路易十四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希望能打動皇帝，記住他這個「太陽王」的輝煌耀眼。跟旁邊的中國東西一比，路易十四的禮物顯得花哨俗氣、粗糙簡陋。英國的確誕生了莎士比亞和彌爾頓，洛克與休謨，以及所有讓文學藝術熠熠生輝的人物，但這並不能表示我們就比中國人高明多少。讓我們傲然於世的是牛頓、羅伯特·波義耳以及繼承他們科學衣缽的人。他們之所以讓我們傲然於世，是因為他們讓我們在殺戮藝術方面更遊刃有餘。英國人殺死中國人要比中國人殺掉英國人更容易。所以，我們的文明比中國高明，乾隆荒謬可笑。英國人打敗拿破崙後，立即著手證明這一命題為真。 中英第一仗於1840年打響。原因是，中國政府極力叫停鴉片進口。戰爭以割讓香港島，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供英國、法國、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做貿易而終結。1856—1860年，英法聯軍與中國開戰，毀掉了北京附近的圓明園[3]。該建築內藏珍品，藝術價值相當於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遠在法國蘭斯大教堂之上。 接下來，發生了一件事。起因是，1897年，兩名德國傳教士在山東遇害。這兩個人的死成全了他們。因為他們要是活著，沒幾個中國人會跟他們信教。但他們一死，倒是給全世界上了一堂實實在在的基督倫理課。德國人占據膠州灣，建了一個海軍基地，在山東拿到了鐵路採礦權。根據《凡爾賽條約》，這些權利應該按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轉讓給日本。山東實際上成了日本的財產。不過，美國在華盛頓堅持認為山東應該還給中國。但這兩個傳教士給西方文明做出的貢獻並不止於中國。德國國會不斷拿他們的死做文章，對《德國大海軍法案》展開第一次辯論。法案認為，德國有了戰艦，就能在中國受到重視。德國建好戰艦後，英德關係惡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進程，義和團運動也是因此而起。據說，義和團最開始針對的就是住在山東的德國人。不過，其他列強處處都在學德國。俄國人在旅順建了海軍基地，英國人占了威海衛，還在長江上劃定了勢力範圍。種種「學」法，不一而足。美國淡然處之，說要保證中國完整，實施門戶開放政策。 中國發生的大事件中，能讓所有歐洲人都記住的不多，義和團運動就是其中一件。在我們歐洲人展示了洗劫北京城的「厚德大義」後，我們又要了一大筆賠款，把北京使館區變成了一座圍城。直到今天，這個區域仍然有一道牆圍著，裡面駐滿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的部隊。牆外是一片空地，中國人不得建作別用。使館區受公使團管轄，中國當局對走進門內的任何人沒有管理權。每當有政權貪污巨款、賣國投奸被推下台時，為這些政權賣命的人就到日本或其他公使館避難，罪即可免。在這片神聖的使館區周圍，美國人建了一個大無線電站，據說能與美國本土直接聯繫。至此，乾隆對西洋人的鄙薄合情合理。 但義和團運動引發的庚子賠款也辦了一件好事。美國人發現，在支出所有損害賠償金後，還剩下一大筆。於是，他們還給了中國，讓花在高等教育上，投往兩個地方。一部分撥給受美國控制的中國大學，另一部分送學業優異的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中國從中受益不小，美國從中國人（尤其是受過最好教育的那一部分）的友誼里得到的好處也不可計量。這一點顯而易見，但英國幾乎沒有顯露出任何跡象要去效仿一二。 要想弄清楚中國政府面臨的困難，有必要意識到，中國因戰亂不斷，為條約所迫，喪失了財政獨立。此前，中國在歐洲外交方面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後來，中國人自己做不了主，不能把以前簽好的條約當作一紙廢書。因為，這裡面載明了各強國的特權，每一國都有特權。 時局如此，關稅稅率是最鮮明的體現[4]。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南京條約》，規定對通商口岸進口的所有貨物徵收5%的關稅，出口稅率不超過5%。這一條約構成了中國整個關稅體系的基礎。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進出口貨物稅率為貨物協定價格的5%。稅則本應每十年修改一次，但實際上只改過兩次，一次是1902年，一次是1918年[5]。而且改的也不過是貨物協定價格，5%的稅率仍保持不變。這就意味著，年深日久，物價上漲，實際稅率遠低於5%。中國由此蒙受巨大關稅損失。實際上，改稅率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同英國之外的12個國家都簽有最惠國條款，要修改稅率得13個國家一致同意才行。 西方列強認為門戶開放對中國是一劑萬能靈藥。但我們不要忘記，門戶開放不能讓中國恢復獨立自主。就關稅而言，受益的是其他主權國家[6]。1842年《南京條約》規定了關稅制度，但這一條約卻不像其他通商條約那樣設有時間限制，規定任一方可廢止該條約。低稅率對列強有利，他們想把自己的商品賣到中國來，當然不願意作任何變更。過去英國實施自由貿易，還可以為自己辯解，說我們強加給中國的政策跟我們本國政策一模一樣。但其他12個國家卻找不出這種藉口。而且，1921年，英國通過了《產業保護法案》，拋棄了自由貿易，就更找不出什麼藉口了。 美國步兵 英國步兵 德國海軍 美國公使館 日本公使館 進口稅率很低，為收入計，中國政府不得不對所有出口貨物徵收最高稅率5%。這一舉措當然限制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很可能是一個錯誤。但中國急需獲得收入，因此中國當局認為出口稅必不可少也就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 中國還有一種關稅體制，主要是從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沿襲而來，即在重要關卡，或稱子口，設立國內關稅壁壘。目前，中國國內貿易仍採用這一體制，但將洋貨轉口運銷到內地的商人可以不用交國內關稅，只納2.5%的子口半稅。這種規定自然對洋貨有利，倒霉的是國貨。國內關稅制度當然不好，但沿襲已久，而且有人認為收入必不可少，就把這個制度留了下來。中國提出要廢除國內關稅，條件是統一增加進出口關稅稅率，得到了英國、日本和美國同意。還有10個國家，也必須徵得他們的同意，但不是所有的都同意。最終，國內關稅這一體制仍起作用。這不全是中國政府的錯。還應補充一點，國內關稅由省政府機構收取。一般來說，他們會截留一部分，養私軍，打內戰。目前來看，中央政府不夠強勢，管不住公款私用。 海關管理職權只有部分在中國人手裡。條約規定，海關最高職務頭銜叫「總稅務司」。只要中英貿易額超過其他所有條約國，就必須由英國人擔任這一職務，所有下屬官員都由他任命。1918年（我手中有的最新數據就到這一年），7500人受僱於中國海關，其中2000人是外國人。第一任總稅務司是赫德爵士。各方一致認為，赫德盡職盡責，工作出色。暫時來看，當前海關制度可圈可點處不少。中國人有權任命總稅務司，因此可以挑選對中國抱有同情的人就職。中國官吏一貫貪腐怠惰，有必要讓外國人管理，以便建立現代官僚制度。只要外籍官吏對中國政府而非外國盡責，就可以起到教育作用，為建立中國高效政體鋪平道路。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從白人國家獲得知識思想和實際工作兩方面培訓，但又不淪為奴隸。要解決這一問題，早期海關所採用的制度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鑑[7]。 就現有海關形勢來看，中國受到嚴重侵犯，喪失獨立地位。除此之外，我們不要忘記這樣一個事實：關稅已由條約永久訂立。從關稅而得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作各種名目的貸款、賠款抵押物，所以不能只從中國利益這一視角看待海關。此外，在當時無政府狀態下，海關管理部門可以操控中國政治，既可以承認也可以不承認某個事實存在的政權（中國北方還沒有合法政府）。目前，南方截留住了海關收入，還製造入不敷出的假象。外國公使本來就不喜歡變革，是中國國內改革的一大障礙。這意味著，大刀闊斧推動進步的政權根本無望拿到海關收入，所以也就沒有財政資源重建國家。 鹽稅方面情況也差不多。鹽稅也成了各種外國貸款的抵押品。而且，為了讓外國列強認可這樣的抵押品，中國當局同意在關鍵職位任用外國人。跟海關情況一樣，中國政府任命了外國人擔任鹽務稽核所會辦。 關稅和鹽稅成為中國獲得各種貸款的抵押品，再加上外籍人士擔任管理職位，列強有各種機會插手中國內政，怎麼可能會坐視不管？這種情況可以從1922年1月份《泰晤士報》刊登的三則電報看個明白。 1922年1月14日，《泰晤士報》刊發了駐北京記者電報： 有一點想來奇怪：中國完全可以清償債務。靠外國人大筆一揮，中國人就能得到一大筆收入。但沒有這一筆勾畫，中國肯定破產。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雖然內戰不斷，政局混亂，海關收入仍不斷增長，去年破了紀錄，增長到100萬英鎊。華盛頓會議同意提高關稅。這筆收入足以讓中國在短短几年內還清內外欠款。到時候，中國政府就能自由支配那筆豐厚的鹽稅。困難不在於給錢，而在於找到一個政府託管這筆錢。但現在還看不到任何辦法，能解決這個困難。 我妄加猜想，《泰晤士報》可能以為，如果清王朝復辟，就能解決這個困難。 至於那筆「豐厚的鹽稅」，《泰晤士報》駐京記者發了兩封電報，時間分別是1月12日和23日，說明如果人為造成北洋政府破產，西方人能從中得到什麼。1月10日發出的第一份電報內容如下： 長江邊的鎮江鹽務稽核所機構規模很大。所內發生的情況可充分描述中國現狀。駐紮在當地的中國艦隊效忠於中央政府（裝備精良的那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投靠了廣州軍政府），派了一隊戰艦到稽核所，通知北京，如果不能立即支付300萬美元（合40萬英鎊）的欠薪，他們就會通過武力方式，從鹽業收入中扣除上述款項，同時立即中止長江段鹽運。相關公使館已向北洋政府發出同文照會，警告北洋政府有必要立即疏通鹽運，保證外籍鹽運使執行公務。 第二封電報同樣饒有興味。內容如下： 鹽稅干涉問題嚴重。我在10日電報中所說的中國那隊戰艦仍堵在鎮江附近，導致鹽運受阻。與此同時，吳佩孚（開明軍首）代理人突然闖入，就任漢口鹽運使，極力為主子創收。為此，英國、法國、日本公使再次致函北洋政府，告知，如果這種不規範的活動還在發生，他們不得不單獨採取行動。價值2500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以鹽業收入作為抵押，因此插手由外國管理的鹽務有違借款協議。中國各地政府有的獨立於北洋政府，有的是附屬機構。各地督軍（軍事長官）截留鹽稅，實際上導致外籍鹽運使控制的鹽務總收入減少。但因為還有不少餘額，抗議又無濟於事，各方認為不妨緘口默許。然而，駐紮海軍干涉長江鹽務段卻是另外一回事。從華盛頓達成的友好決議來看，這種局面饒有興味。根據這一決議，將來列強似乎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國。考慮到梁士詒內閣遭到普遍反對，當前鹽稅談判受到干預，以鹽業收入盈餘作為擔保的9000萬美元（合1100萬英鎊）貸款已經取消。如何解決1月28日的新年清算問題，至今仍未找到答案。 這真是一個絕妙的遊戲：列強人為製造中國破產，導致中國政局混亂，再去懲罰中國人。華盛頓會議又要出面干預，不讓列強再干涉中國，真是可悲可嘆！ 我們不用去否認這樣一種事實：中國沒有能力培養誠實能幹的官吏。這種無能根植於中國倫理道德之中。因為中國的倫理道德強調對家庭而非對社會公眾盡職盡責。人們認為官員花錢供養親屬合情合理。要想讓官員誠實，只能放棄孝道。中國要進步，必須打破家族體系。身在少年中國的所有人都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可以抱有這樣一種希望：20年後，中國官員能像歐洲官員那樣誠實。這不能算是一種奢望。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開展中西友好交流往來。如果西方人固執己見，在中國人心中激起民族主義情緒，像印度、日本發生的情況那樣，中國人就會有這樣一種想法：凡是中國和歐洲不一樣的地方，都是中國比歐洲強。雖然這種想法不無道理，比歐洲人理解得要準確，但也不盡然都為真。西方人本來能在中國做點好事。但如果中國人開始以為自己處處都比別人強，西方人就很難在中國做出什麼好事來。 我在本章已簡要闡述過基督教強國在中國的所作所為。他們不用和日本聯手，能夠單獨採取行動。但在現代中國，如何應對日本侵略是最為緊迫的問題。在審視這一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提綱挈領，了解一下現代日本是如何崛起的。日本是中西方融合的奇特產物。我不希望中國最終也會發生這種融合。但把話題轉向日本之前，我想簡要描述一下現代中國的社會政治狀況。不說明這一點，就看不明白日本在中國做了什麼。 * * * [1]1691年，康熙帝下詔，表明他對各種宗教的看法。關於羅馬天主教，他認為，「西洋教義美化天主，同屬異端。但因精通數學，姑且用之，兵民應了之於心。」（同前引翟理斯著作第252頁） [2]《北京宮廷編年史及回憶錄》第322頁及後頁。 [3]現在對遊客開放的頤和園是慈禧太后敕令建成。 [4]程錫庚所著《現代中國》（克拉倫登出版社1919年出版）第七章對這一問題見解深刻。 [5]華盛頓會議曾決定作過一次修改。 [6]假如你生活在一個小鎮子上，強盜控制了鎮議會，他們很可能會實施門戶開放政策，但你可能不會覺得這個政策有多好。與列強周旋的中國也面臨這樣的情況。 [7]1921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報》頭條是顧維鈞寫的一篇文章。身在華盛頓的作者建議，必須讓中國恢復關稅方面的財政自主權。顧維鈞先生在文中並沒有提到海關管理問題。但《泰晤士報》猜測，顧維鈞希望中國人執掌海關，因為海關貪腐機會多、回報豐厚。我寫信給《泰晤士報》，指出他們把管理和關稅弄混了，顧維鈞先生討論的只是關稅問題。但《泰晤士報》既沒有刊登我的來信，也沒有登出類似不同意見。據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他們存心誤解顧維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