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問題 · 第二章　19世紀前的中國

中國人從哪裡來？只能靠猜想推出來。要想了解中國古代史，只能讀中國人自己寫的編年史，但裡面沒有闡釋從何而來這一問題。跟古羅馬歷史學家李維寫作風格一樣，儒家經典《尚書》以王公諸侯傳奇故事開篇，敘其德惡，以警示啟迪後世君主。堯舜兩位賢明皇帝大約於公元前三千年在世。在中國文獻中，「堯舜之治」相當於西方的「黃金時代」。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有史之初，中國人沿黃河而居。這一區域只相當於現今中國一小部分國土。他們務農為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文明水平，東亞其他地區難以比及。黃河水勢迅猛，水流湍急，不利航行，且混濁多泥。泥沙沉積於河床，漸漸高出周圍鄉村。突然改道時，滔天洪水沖走村莊城鎮。在遠古多數農業民族中，人們會對黃河這種河心生敬畏，形成迷信觀念，以為生人活祭可避水患。但從《尚書》的字裡行間幾乎看不到迷信說法。堯舜禹都曾忙於治水。但他們用的是工程師的辦法，並不是奇招神技。這至少表明，孔子在世時，中國人有什麼樣的信仰。從下文對堯品格的描寫可以看出中國人對皇帝抱有怎樣的期許：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1] ——《尚書·虞書·堯典》 中國歷史上最早有確切記述的時間是公元前776年[2]，那一年發生了日食。因為時間太早，我們可以認為這種記錄大體正確，但定不下來確切的年代先後順序。據推測，周朝建於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249年覆滅。到公元前776年時，周王室衰微，諸侯國林立。從這時起到接下來的500年間，皇帝的權位跟中世紀法國國王差不多，都處於最低谷。在中國歷史上，王朝興衰更替。每一王朝始強後弱，漸漸對諸侯失去控制，隨之陷入混亂（有時可延續幾百年），最終由新王朝接替，重建強勢中央政府，但都不長久。歷史學家往往將一個王朝的覆滅歸結於宦官專權，但這種解釋可能是文學上的約定俗成。 讓皇帝殊於眾人的不僅在於政治權力，更在於一定的宗教特權。因為政治權力會隨皇帝個性的強弱而發生變化。皇帝是天子，要在冬至日祭天。中國古人把「天」用作「帝」的同義詞。在他們眼中，「帝」代表一神論中的上帝[3]。翟理斯教授對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觀點進行過分析，據此認為，皇帝這一稱號的正確英文譯法應為「上帝之子」。中文的「天」既指天空，也指上帝，但後一種說法現在很少有人用。「上帝」即「帝」，基本上用於孔子之前的時代。但這兩個詞最開始都代表一個上帝，與舊約中的上帝一樣，都是人格神[4]。 時間一長，「帝」之意義漸漸不明，而「天」卻保留了下來，用來描述皇家儀禮。只有皇帝本人有權祭「天」。1912年清王朝覆滅之前，祭天儀式幾乎沒有發生改變。到了近代，這種儀式在北京天壇舉行（世界美景中，天壇為一勝）。孔子以前的宗教活動只有一個得到官方認可，那就是天壇每年舉辦的祭祀活動。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講，這種活動也不能算是宗教的。因為佛教和道教這兩種宗教從未與官府有過任何聯繫。 從公元前722年開始，中國歷史呈現出一些細節。因為從這一年開始，孔子所在的春秋時代拉開序幕。魯國以春秋時代開篇記述歷史。而孔子曾在魯國為吏。 中國歷史上有過一件怪事，皇帝傳繼兩千多年後，出了一位君王，自稱「始皇帝」。公元前221年，打了幾仗之後，始皇帝獲得了整個秦帝國的統治權。公元前210年，始皇帝去世。除了攻城略地，秦始皇因三件事為世所矚。第一，修長城，擋匈奴；第二，打破封建割據；第三，焚書。坦白地講，打破封建割據這一舉動不得不為後世許多君王所效仿。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要中央政府權力弱化，封建割據就會再次形成。但秦始皇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在中國全境有效行使權力的統治者。雖然他所締造的王朝到了兒子一代就傳不下去了，但有一個事實能讓我們記住他。英語「China」一詞很可能是從秦始皇的姓——「秦Chin」而來[5]。 焚書一事非同尋常。秦王自稱「始皇帝」，不願聽人說中國在他出生以前就已存在。因此，他憎惡歷史。此外，秦國文人眾多，追隨孔學，推崇舊制。而始皇帝不遺餘力改制創新。還有一個原因是，秦始皇似乎沒受過多少教育，也不是純漢人血統。因此，做事極端又重虛名的秦始皇下了這樣一道詔令：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前引高第著作第203頁） 可以看出，始皇帝有點像布爾什維克。難怪中國文人對他印象不佳。但中國現代倡導革故鼎新的人也曾遭到老派學者的阻撓，對秦始皇打破子民保守觀念的行為倒有幾分同情。李文彬[6]因此認為： 中國發生的激烈變革無一不遭到儒生反對。今天是這樣，秦時更是如此。大刀闊斧打破封建割據的確是一種激烈變革。但無論這變革有利與否，儒生都無暇探究。只要對祖宗是好的，也肯定對自己和子孫後代有益。他們引經據典，論證己方觀點，不加斟酌就認為秦始皇有錯。他們不斷抨擊朝政，崇古聲之大，令朝廷不得不息之為快。至於焚書詔令執行情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不管怎樣，這道詔令免去了官辦圖書館及博士焚書之責。如果說這道詔令真給中國文學帶來什麼損害的話，可以肯定地說，其損害程度沒有後世作家說的那麼嚴重。但這一極端措施的確不如人願，咸陽很多儒生都相繼蒙受活埋之難。 這段文字是從「少年中國」學派的視角來寫的。當時的中國急於吸收西學，取代老朽古學。和其他任何一個文明國家一樣，中國也有阻礙進步的傳統。中國人長於維穩，弱於求進。因此，「少年中國」認為工業文明是維持國運的關鍵。這樣的中國自然而然以嘉許的眼光看待始皇帝與他那個時代反動腐儒之間的爭鬥。但從先秦傳世文獻來看，秦始皇的詔令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實際上，僅實施22年，就於公元前191年廢止了。 始皇帝之子不具備父親的能力，統治時間不長。大漢王朝建立，於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間存續。這一時期，中華帝國發展鼎盛，與羅馬全盛期同時。其間，中國人在印度北部、中亞發起戰事，與印度、波斯，甚至是羅馬帝國有過接觸[7]。中印關係對中國、日本的宗教產生了深刻影響，佛教於這一時期傳入。羅馬與中國建立關係，主要是想從中國獲得絲綢。這一關係一直維持到伊斯蘭教建立。羅馬對中國影響不大。但我們也了解到這樣兩個情況：公元164年，古羅馬帝國有一篇天文學著作傳入中國[8]；馬可·奧勒留在中國史書上留名，不過，在《後漢書·西域傳》中，他被稱作「大秦王安敦」。 正是在這一時期，一直到19世紀歐洲陸海兩軍到來之前，中國在遠東聲名卓著。有時，人們會這樣想，白人侵入中國可能最終跟匈奴人、蒙古人突襲歐洲一樣，都只是暫時現象。我們西方人以為，歐洲對亞洲的軍事優越是一種永恆的自然規律，但當然不是這樣。而且，我們的文明優越也只是一場幻覺。西方史書把地中海當作宇宙中心，這種視角大錯特錯。在論及漢朝時期的軍事戰役和航海發現時，高第說[9]： 西方人明顯縮小了世界史視角，把人類分作以色列人、希臘人、羅馬人，對人類擴張發展情況知之甚少，對中國、印度洋海域上的航行活動，對馳騁在廣闊中亞地區、縱貫波斯灣的騎兵一無所知。那些撰寫自我小小世界歷史的人對於宇宙最為精彩的篇章，對於比肩古希臘羅馬文明，但自成一體的文明不知道、不理解，卻以為全世界的歷史都已在自己的筆下呈現。 今天，這種偏狹短淺在我們的文化中處處可見，很容易導致政治災難，禍及人類文明。如果我們不想激惹亞洲，讓他們怒中而起，彰顯自己，我們就必須將亞洲納入我們的思維空間。 漢朝覆亡後，各王朝如走馬燈不斷更替，社會失序，唐朝（618—907）建立後才趨安定。盛唐時期，中華帝國版圖最大，藝術詩歌達到巔峰[10]。雖然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的帝國面積更大，控制中國大部分疆域，但他是從異域外邦征服中國。他和手下將領從蒙古起勢，在中國、印度、波斯、俄國所向披靡。成吉思汗縱橫中亞地區，每征服一座城池，那裡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個都活不下來。中亞城市梅爾夫淪陷時，化作一片荒地，70萬人慘遭屠戮。但也有人說，很多人混在死屍中假死逃過一劫。因此，在隨後攻打伊朗內沙布爾時，成吉思汗下令砍掉所有居民的頭。砍下的頭顱做成了三座金字塔，男人、女人、小孩各一座。為防止有人挖地洞逃生，成吉思汗又留下一支分遣隊，看見一個殺一個[11]。類似恐怖事件也在莫斯科、基輔、匈牙利、波蘭上演。但製造這些大屠殺事件的兇手卻是人稱「聖路易」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以及教皇四處尋找、結盟交好的對象。成吉思汗時代讓人們聯想到當下。不同點在於，成吉思汗的殺人法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康邊停戰協定》以來採用的辦法仁慈。 我們通過馬可·波羅和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知道了忽必烈（1215—1294）這個名字。他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是第一個承認中國皇帝的蒙古人，讓宋朝（960—1277）垮台滅亡的就是他。到了這一時期，蒙古人與中國已有接觸，暴虐程度比祖宗要輕。忽必烈從蒙古的哈拉和林遷都到北京。由他敕建的城牆還圍著北京城。他還在牆上建了一座觀象台，存留至今。1900年前，忽必烈敕建的天文儀器中有兩台還留在這座觀象台內。但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德國人把這兩台儀器搬到了波茨坦[12]。據我所知，根據《凡爾賽條約》其中一款規定，這兩台儀器得到了修復。如果情況真是這樣，這可能是《凡爾賽條約》給全世界帶來的最大好處。 忽必烈在日本歷史中扮演的角色相當於腓力二世在英國歷史中所起的作用。腓力二世曾遣無敵艦隊征伐英國，而忽必烈兩次派艦征服日本，兩人均以失敗告終。忽必烈的失敗部分是因為風急浪大，部分是因為日本人英勇應敵。 忽必烈死後，蒙古皇帝越來越多採用中國的制度習俗，不復專制暴虐。1370年，蒙古王朝走向終結，接替的明王朝完全由漢族人所建。1644年，明朝滅亡，清朝建立。清王朝也採納了中國的制度習俗。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朝。清朝對中國本土文化貢獻不多，最顯眼的就是那條綁在男人腦後的長辮子。辛亥革命後，留辮一習正式遭禁。 中華帝國之所以存續到今天，不是因為兵精器銳。相反，鑒於中國地大物博，很多時候中國在戰爭中處於弱勢，表現不濟。中國南鄰跟中國比起來，更不好戰，而且國土面積更小。北西兩面鄰國土壤貧瘠，多為沙漠，人煙稀少。百年戰事後，匈奴敗退。蒙古人、滿族人統治中國。但他們人數太少，文明開化程度低，不足以讓中國人接受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相反，中國還把他們給同化了，並自行其道，仿佛這些外族人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羅馬本來可以在哥特人入侵時屹立不倒。但當時來的不僅有哥特人。一波波蠻族接踵而至，來得太快太猛，根本來不及吸收羅馬文明。中國因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天障，免遭此運。但白人渡海而來，原有地緣障礙消失。中國人要想保持民族獨立，就必須下更大力氣。 中國有地緣優勢，中華文明綿延不絕，自佛教傳入以來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種現象很不一般。埃及和巴比倫也持續了很長時間，但自這兩種文明消失以來，世界上還沒有哪種文明能與中華文明相媲美。也許，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人口極多，中華文化自成一體。據估計，18世紀中葉中國約有5000多萬人口，但10年後，遭遇戰禍，減到1700萬左右[13]。有人統計過中國歷史各時期人口，但一般只統計房屋，不統計個人。從房數來計算人數，多少有點讓人懷疑。而且還有這種可能：不同情況用不同辦法，得出的數字自然不一樣，所以也就比不出來哪個是對，哪個是錯。辛博森[14]寫道： 1651年，社會恢復安定，清王朝第一次統計人口，發現人口在5500萬，比公元1年漢朝第一次人口普查數字要少，大致與1295年忽必烈統治下的元朝人數相當（此處可能是誤印，忽必烈卒於1294年）。所以，我們看到這樣一個驚人事實：公元紀年伊始，因內訌禍亂、邊疆戰事，中國人口傷亡巨大。因此，儘管中國一直在擴張版圖，1600年間人口卻大致保持不變。這在其他各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但此後一場巨變降臨。1720年，清名君康熙死後三年，人口增長到1.25億。另一名君乾隆執政之初（1743年），人口在1.45億。乾隆末年，即1783年，人口翻番，增長到2.83億。嘉慶年間（1812年），人口又增到3.6億。太平天國運動以前（1842年），增長到4.13億。但這場運動破壞不小，過後降到2.61億。 我認為這些數據並不確鑿。《1919年中國年鑑》第1頁（我見過的最新統計數據）有這樣的話： 西方國家採用的人口普查辦法，中國從來沒有用過。結果是，總人口估計數據相差很大。也許，1910年的那次普查用的估算辦法是最可靠的。結果還寫進了報告，通過美國駐華公使館的見習翻譯雷蒙德·P.丁尼交給了美國國務院。報告指出，就連這次普查也只是近似數據。因為，除了幾個特例外，普查都是以戶數而非人數為單位計算的。 根據這份普查，中華帝國人口估計為329,542,000。不同年份人口估值如下： 這些數字足以表明，我們對中國人口知之甚少。同一年份估值相差很大，比如1760年。但從其他方面來看，這些數字也是可信的。辛博森可能會認為，中國人口之所以從1580年的6000萬下降到1662年的2100萬，是受戰爭影響。但沒有人會相信，1711—1736年，中國人口從2800萬增加到1.25億，也不相信1790—1792年，人口翻了一番。沒有人知道中國人口到底是在增加，還是在減少；中國家庭規模是大還是小；有沒有其他事實能說明白這些人口動態統計數字的含義。對這些主題的論述雖顯武斷，但也只是猜測而已。就連北京現在有多少人我們都不知道。據說有90萬左右，但也可能是在80萬到100萬之間。至於中華帝國的總人數，可以假設是在3億到4億之間，說不超過3.5億也是有可能的。至於以前中國有多少人，證據非常少，誰也沒把握。就是因為證據太少，我們對文中列數據的作者不能不表示懷疑。 中國傳統文化大致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徵，成就了特殊品格。以下我試舉最重要的三個特徵：1. 使用表意文字，不用字母；2. 受教育階層修習儒家倫理，不信教；3. 科舉取仕，而非世襲貴族當政。家族體系讓傳統中國有別於現代歐洲，但其他多數文明也經歷過這一階段，所以不能算是中國特有。上述我列舉的三點能把中國與以前其他所有國家區分開來。現逐一闡示如下： 1. 大家都知道，西方人用字母，中國人不用，而用符號標誌表達整個詞彙。這當然造成了很多不便，體現在三方面。第一，為了學寫字，要記住很多不同的符號，不像我們只有26個。第二，因為不以字母排序，字典、文件、目錄等很難組織，也不可能用萊諾鑄排機整行排字。第三，外來詞彙，比如專有名詞、科學術語等不能像歐洲語言那樣根據發音寫出來，必須特意造出某個詞來表示[15]。所以，志於改革、務求先進的中國人推行拼音運動。我認為，這項運動至關重要。中國要想在喧鬧哄嚷的列國間找到一席之地，就必須這樣做。因為這些國家以為別人都比不過自己，只有自己最優秀。即便沒有別的觀點支持採用拼音，只看看小學教育這一項就夠了。小學階段讀寫占用時間太長，不用拼音很困難，篤信民主價值的人都會看到這一點。因此，從實際功用出發，應支持拼音書寫運動。 雖然歐洲人看不太出來，但可以從很多方面考慮，推斷中國為什麼會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理解中華文明穩固之所在。對我們來說，有一點似乎不言自明：寫在紙面上的一個詞必須表示一個聲音。但在中國人看來，這個詞表示一種思想。在數字方面，西方採用了中國的體系。比如：1922這個數字。英語、法語，或其他語言發音各不相同，但意思一樣。類似的情況是：漢字在中國各地寫法一樣，但方言不同，說出來相互之間聽不懂。就連日本人，雖然不知道漢語某個詞怎麼說，但可以在日語中寫出漢字，也能讀出英國人寫出的一列數字。而且，現在的中國人還能讀懂古文，但漢語口語肯定發生了很大變化，就像法語雖然源自拉丁語，但變化很大一樣。 漢語書面語相對於口語的這種優勢使得漢語存續時間更長，能夠成為一種工具，溝通不同地域、不同時代。但因為口語因時因地變化，書寫的典型優勢就要通過文字來體現。這種文字不能以表示口語發音為目的。 縱觀歷史，中國書寫的方式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只是代表所有文字都可能會經歷的階段罷了。世界各地的文字似乎都以圖片形式起源，而不代表聲音符號。我認為，可將埃及象形文字從表意文字到拼音文字的發展過程作為一項課題進行研究。中國特殊之處在於，中華文明高度發達，但在其千年發展過程中，表意文字體系得到了保存。部分原因很可能是，漢語口語是單音節，不發生屈折變化，而且有很多同形同音的異義詞。 至於中國文字體系對說漢語、寫漢字的人的心態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從一篇文章里找到了一些意味深長的思考。這篇文章發表於《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巴爾的摩，1922年2月號），作者是李濟，標題為「中國在人類學方面的一些問題」。第327頁有這樣幾段文字： 歐洲科學家總是習慣把語言看作聲音的集合，而不是某種比發聲器官更內在、更深刻的表達。語言符號對人的心態形成會持續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尚未有人探討。如果以此為基礎對世界現有人種文化進行分析的話，我們可以察覺到，使用字母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達意的人之間存在根本差異。可以說，二者各有優勢，也各有不足。就字母文明而言，我們必須坦率地說，其內在嚴重缺陷是穩定性不夠。字母文化最發達的那部分地區居民最浮躁多變。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歷史上反覆出現。因此，希臘起伏不定，羅馬興衰無常，阿拉伯人榮枯往復。閃米特人、含米特人都用字母，他們的文明和希臘羅馬人的一樣不穩定。毋庸置疑，這一現象部分可解釋為：字母語言飄忽不定，不能依靠一個合適的器官將某種實實在在的思想保存下來。可將使用字母的這些人產生的思想內容比作瀑布激流，而非汪洋大海。沒有哪個民族能比他們有更豐富的思想，但也沒有哪個民族會跟他們一樣把寶貴的思想拋卻得那麼快…… 中文完全與字母語言相反。字母語言中有的大部分優點，中文都沒有。但中文代表一種質樸深刻的真理，不易受到擠壓衝擊。中文保護中華文明的歷史已長達四千年之久。中文遒勁端正，造型優美，一如其體現的內在精神。至於是這種精神產生了這一語言，還是這一語言反過來強化了這種精神，還有待定論。 上述理論飽含愛國情愫，我們不用全信，但我們必須承認，西方人還不習慣接受這樣一種思想：「字母文明」只是人類文明的一種，西方人只是碰巧生活在這一文明中罷了。我沒有資格評判表意文字在形成中華文明特殊品格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我不懷疑這樣一種說法：表意文字作用很大，上述引文可資為證。 2. 就其社會影響力而言，我們必須把孔子（前551—前479）看作宗教創始人。他對社會制度、對人的思想影響深遠，可比肩佛陀、耶穌、穆罕默德，但性質有所不同，這一點非比尋常。與佛陀、耶穌不同，孔子在歷史上確有其人。我們對他生平經歷了解很多。關於他的傳奇、神話也不像大多數聖人那樣離奇。孔子與宗教創始人最顯著的區別是：他讓人們接受並崇尚一種嚴格的倫理準則，但不把這一準則跟宗教教義掛鉤。因此，世世代代的中國文人對神學完全持懷疑態度，轉而緬懷孔子，以理治為務。 與幾大宗教創始人相比，孔子更像是古希臘立法者來古格士和梭倫。他務求政治實績，關心國事。他向別人傳授的不是那種教人修得聖人之身，或者在來世得到救贖的美德，而是能在天下建立和平繁榮社會的美德。從本質上來講，他觀點保守，力修周德。他認同現存宗教，不刻意強調一神論，還相信亡魂暗中存在，子孫後代有責任讓祖先生活舒適。但他從未談過超自然事件。有一次，他的弟子樊遲問他什麼是智慧。孔子答道：「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第六》）[16]可見儒家不重鬼神之敬，而關注祖先祭拜儀式。因為這種儀禮包含在孝道之中，與「民之義」融為一體。順從皇帝也是盡孝。但以下情況除外：皇帝昏聵奸惡，失去天賦之權。跟日本人不一樣，中國人總認為，如果皇帝治國無當，理應遭到反對。下文引自翟理斯教授，可以為證[17]： 一致認為，皇帝只是上帝養子。如治理不當，則會失位，以示懲處。如君王怠責，臣民無須盡義務，君王神權隨之消失。關於這一點，《左傳》有例可為佐證。公元前558年有這樣一段對話：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縱觀中國歷史，人們一直認為這種觀點是明智高見，叛亂也就司空見慣。 孝道，以及家族力量，可能是儒家倫理道德中最弱的一環。只有這一環是儒家思想體系與常識大相徑庭的地方。家庭私情摻雜進來，公益精神弱化，老者坐上權位，古制舊風橫行。今天，我們應該用完全嶄新的視角看待中國遇到的問題。而儒家思想體系所具有的這些特徵是重建必要體制的一道障礙。自然而然，我們發現，所有打算剝削掠奪中國的外國人無一例外都歌頌舊傳統，譴責「少年中國」學派為建造一些東西、滿足現代需求所做的努力。儒家對孝道的強調阻礙了公益精神的培育，從下面這個故事可見一斑[18]： 葉公向孔子吹噓本國道德水準之高。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將這個故事與羅馬元老院議員老布魯圖斯和他的兒子——刺殺愷撒的布魯圖斯的故事做一下對比。我們西方人從小都是聽著這個故事長大的。 漢代經學家趙歧認為：「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不孝也。」[19]不過，這種罪孽在中國不多見，在其他國家也很少見。 但最大的不孝是「不娶無子，絕先祖祀」。很有可能正是因為這一信條，中國人才多子多孫。這具有很重要的生物學意義。當然，不只中國有孝道。在文化特定階段，推崇孝道是普遍現象。從這個角度，以及其他幾個視角來看，中國特就特在：文明高度發達後，還能維持舊風故俗。古希臘羅馬文明也發展到了很高水平，這一點與中國沒有分別。但隨著文明的發展，家庭對他們越來越不重要。然而，時至今日，中國仍以家庭為重。 不論有多少人反對孝道，這一信條肯定還是比西方愛國主義觀念造成的危害要小。當然，二者都犯了這樣一個錯誤：向某一部分人灌輸觀念，讓他們以排斥別人為己任。但愛國主義引導人忠於某一作戰單位，孝道則不是（非常原始的社會除外）。因此，愛國主義極易導致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增進一國利益的主要辦法是殺人；增進一家利益的主要辦法是貪腐詐巧。所以，家庭私情要比愛國主義危害小一些。回顧歷史，對比中國與歐洲現狀，就可以得出這一觀點。 除了孝道之外，儒學實際上主要是一套倡導文明行為的準則。不過，有時會發生退化，變成禮儀教程。儒家提倡克己、中庸，禮為上。儒學與佛教和基督教蘊含的道德準則不同。後兩者極為苛刻，只有少數聖人才能做到，而且主要關注個人救贖，不太看重與政治制度相容與否。對於世俗普通人來說，達到儒家要義並不難。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己，不得有怠。這種克制自控跟人們小時候學到的「不搗亂、守規矩」那種教誨是一種類型。修習儒學的人決不能暴躁行事，決不能孤傲驕矜，必須「顧面子」，在挫敗敵手時永不施辱；為人處世恪守中庸，不為愛恨左右。總而言之，必須沉著冷靜，不偏不倚，處之泰然。18世紀的歐洲人就秉持這種態度，但在法國大革命中湮滅不存，浪漫主義、盧梭、斷頭台讓這種態度無處可尋。中國雖然飽經戰爭革命之亂，但依然恪守儒家倡導的沉著冷靜。懷著這種態度，投身其中的人感覺戰爭革命沒有那麼駭人，沒有捲入其中的人可以超然於外。在中國，在雨雪天氣攻擊對手為人所不齒。我聽說吳佩孚做過這樣的事。他打贏了一仗，但敵方將領說他有失儀禮。於是等到天晴，他們重回戰場，又打了一仗。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很少發生血淋淋的戰爭。在這樣一個國家，軍國主義並沒有造成西方那樣的禍害災亂。儒家倫理道德是差別所在[20]。 儒家學說發展到今天這個形式是從12世紀開始的。理學家朱熹[21]擯棄了孔子的人格神，對儒學進行了闡發，使之成為官辦學說。1368年，元朝覆滅，官府上下一致尊儒學為國學。在此之前，儒學還得和佛教、道教分庭抗禮。這兩家會請神作法，為迷信的皇帝所鍾情。不少皇帝為延年益壽，服用道家丹劑而亡。元朝皇帝信奉佛教中的喇嘛教。這支教派至今仍在西藏和內蒙古盛行。清朝皇帝雖然也是從北面而來，征服中國，卻對儒學篤信不疑。中國有這樣一個傳統：幾千年來，文人墨客僅以儒學為務，倡言倫理道德，但對宗教心存懷疑。而其他人同時信奉儒釋道三家。中國人沒有猶太人傳給西方人的那種觀念，即認為一種宗教為真，其他皆為假。但到了今天，中國似乎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不過，那些沒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還信請神作法這一套。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即便真的有宗教，人們虔誠信奉的勁頭還是要比歐洲人小得多。有一種現象引人注目：中國人雖然對宗教持懷疑態度，卻不懷疑倫理道德之功。這跟歐洲不同。歐洲經常出現宗教和倫理兩者不分家的情況。 3. 現在再來說說科舉取仕這一制度。如果沒有這一安排，幾乎不可能建立以文論才、不以迷信為念的制度，讓儒學站穩腳跟。中華民國曾任總統徐世昌曾在《歐戰後之中國》一書第59—60頁發表了對科舉考試的看法[22]。在論述周朝學制之後，他接著寫道： 士不忠實不足以言敬業，不博愛不足以言樂群者也。然則民德之成，夫豈偶然也哉。迨至漢唐，雖因時代之要求，學制稍有變更。唐時律學算學諸科，各設專門，與國學並重。然貞觀中制，太學四門，律書算學皆屬國子監，而其國學官必聘老師醇德者充之。故國子監諸生體用兼備，有德有識者，多至三千餘人。雖下至屯田飛騎，亦皆能談道講經，誠大觀也。其時日本新羅吐蕃高麗諸國，亦均遣子入學，計凡八千餘人。教育之興，於斯為盛矣。 宋元以後，迄乎明清，雖改行科舉，側重文學，古代學制逐漸衰廢。古代學校與貢舉相表里，蓋學校為施教之地，貢舉乃登庸之方，其程序則然也。降至兩漢，以鄉舉里選用人。魏晉又以中正取士，其弊也高。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惟尚門籍。甚至一代婚宦交際之類，無不受其牽制。試按南北史之卿相，多世家及勛閥。新唐書至立宰相世系表，幾與所謂貴族政治。故改行科舉以振拔孤寒，防抑權貴，就制論制，實亦未可厚非。惟側重文學，為其所失耳。一切學術上之進步，似亦因之而稍形停頓。然獨崇實去華，講信修睦諸教，仍各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而始終未間也。 雖然這種考而優則仕的制度比此前大多數制度安排，比如任人唯親、賣官鬻爵、以叛亂為由要官賞官等好得多，但中國這一制度自定型後便產生了危害。原因是，僅以讀經作文取仕，陳腐無新意。科舉取仕制度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在位（1368—1398）時成型，1905年遭廢止，其間沒有發生改變。現代中國改革者以廢科舉為第一要務。李文彬寫道[23]： 洪武可讚揚的事雖多，但與一樁吞噬國民心靈的惡行脫不了干係。那就是，三年一次的八股文考試。八股文是所有寫作比賽的基礎，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第一次。稱之「八股」，是因為作者要在點題後寫四段破題，每段分兩股，每股句數、字數相等。題目不是選自「四書」，就是采自「五經」。作者不能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能與朱熹及門生後學有出入，必須按要求援引孔子等人的話，按規定作文，按等取仕。耗時進學、善作此文者即可勝任各類官職，不可不說是荒謬之至。但雖說科舉荒謬至此，從洪武三年開始延至近代，幾年前才遭廢止。沒有哪種制度能比八股文取仕制度威力更強大，讓一個國家知識文學發展停滯不前。正是長著「八股」，中國早早就已走到窮途末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腐壞老朽的制度經久未廢，宋代理學家說教長久為世人所尊。 這些話出自當今中國愛國人士之口。毫無疑問，放到當下制度里來看，「八股文」之惡，李文彬所言不差。但在14世紀，要讓人們考慮還有哪些切合實際的路子可走，可以看出，這樣一種選人用人的計劃還是有不少好處。為善也好，作惡也罷，科舉考試制度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好的影響有：社會普遍尊知尚學；無須出身名門望族，也有可能出仕；選出的官員至少能做到勤奮上進；即便有蠻族入侵，中華文明依然完整無缺。但跟中國很多傳統一樣，科舉考試制度也必須廢止，才能滿足現代需求。我希望，在中國人奮力而為，趕走外國侵略者，抵制外國人誤稱為「文明」的那種殘酷野蠻的制度時，不要丟掉任何有重大價值的東西。 更多好書分享關注公眾號：tianbooks * * * [1]理雅各譯《尚書》，第15頁，引自德裔美國漢學家夏德《中國古代史》（Ancient History of China），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11年出版。《中國古代史》涉及中國古時很多重要信息，非常有用。（理雅各，James Legge，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與法國學者顧賽芬、德國學者衛禮賢並稱漢籍歐譯三大師。本書中注釋均為作者原注，另行說明除外——編者注。） [2]同前引夏德著作第174頁。常誤為775年。 [3]參見前引夏德著作第100頁及後頁。 [4]關於這一主題，參見翟理斯教授所著《儒家學說及其反對派》（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第一講，重點參看第9頁（威廉士和諾格特出版社1915年出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英國作家，潛心中國語言、文化、文學研究及翻譯。——編者注） [5]比較亨利·高第（Henri Cordier）所著《中國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1920年，巴黎），第一卷，第213頁。 [6]《中國歷史綱要》第61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出版。 [7]參見夏德所著《中國和羅馬人的東方》（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萊普依格與上海出版社1885年出版）。這本專著引人入勝，令人欽佩。維吉爾與霍勒斯在著作中多次提到中國人。比較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71頁。 [8]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81頁。 [9]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237頁。 [10]默多克（James Mrudoch）在其所著《日本史》（第一卷，第146頁）中描述了初唐盛況：「次年（618年），李淵建立唐朝。這一朝代赫赫有名，左右中國時局近300年。李淵在位十年，功績奕奕，傳子太宗（626—649年在位）。唐太宗可能是中央王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君主。在位期間，中華文明卓立於前。這一點無人質疑。當時的中國不僅是全亞洲，也是全世界最強大、最開明、最進步、治理得最好的帝國。唐太宗治下疆域遠至波斯、裏海、吉爾吉斯草原上的阿爾泰山，沿山脈北抵戈壁大沙漠，東達興安嶺內側。中亞的索格底亞那、伊朗的呼羅珊、印度喀什周邊地區也都承認中國是宗主國。尼泊爾和印度摩揭陀王國向中國派遣特使。643年，拜占庭帝國和波斯朝廷特使也來到中國。」 [11]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212頁。 [12]前引高第著作，第二卷，第339頁。 [13]前引高第著作，第一卷，第484頁。 [14]《中日兩國真相》（The Truth About Chian and Japan），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社，第13—14頁。（辛博森是中國通，他以「帕特南·威爾」為筆名出版過《遠東的新調整》《滿人和俄國人》等書。——編者注） [15]例如我的名字，漢語中發音最接近的是「羅素」。「羅」是一個字，「素」又是一個字。除此之外，沒有哪個組合更接近我名字的發音。 [16]前引翟理斯著作第74頁。翟理斯教授對「而遠之」作如下注解：理雅各博士的意思是「與之疏遠」，相當於「與之毫無瓜葛」。而孔子的本意似乎是「與之不親」。 [17]前引第21頁。 [18]前引翟理斯著作，第86頁。 [19]前引高第著作，第167頁。 [20]道家極力反對使用武力。老子說：「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前引翟理斯著作第150頁）。中國軍隊不乏「佳兵」。 [21]前引翟理斯著作第八講。朱熹過世，女婿守靈，奇事發生。這位聖人一生都在教導學生，奇蹟異象絕無可能。此時，棺木升起，離地一米，女婿震恐，作禱詞說：「岳丈大人，奇蹟異象絕無可能，勿壞我念。」此時，棺木緩緩落地，女婿重定信念。 [22]經濟信息局譯，1920年，北京。 [23]前引第2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