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 · 第六章 階級 （下）
平民奴隸分級，蓋起自原始社會，直至現代，猶革而未盡。古代希臘、羅馬，以自由共和政體為揭櫫，夷考其實，則希臘當比黎格力時雅典、阿的加兩市，人口約合三十萬，而奴隸之數乃在八萬以上。羅馬雖無確實統計，而奴數比例，或更過之。所謂自由，亦部分的自由而已。若印度四姓之制，其「首陀羅」一級，至今不齒於齊民。美洲黑奴，俄國農奴，最近始革。甚矣！平等理想之實現如此其艱也！其在中國，奴隸身份之固定，不如他國，故其為社會問題之梗，亦不如他國之甚，然亦因循數千年，至今乃漸絕，其間沿革，有可言者。
「奴」之名始見於《尚書》及《論語》，「隸」之名始見於《周禮》及《左傳》（《書·甘誓》：「予則奴戮女。」《湯誓》文同。《論語》：「萁子為之奴。」《周禮》《左傳》言「隸」者，別見下文所引）。
然又有種種異名，曰臣妾，曰臣僕（《易·遁》「九三」：「畜臣妾吉。」《書·費誓》：「臣妾逋逃。」《周官·太宰》：「臣妾聚斂疏財。」《左傳》僖十七年：「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書·微子》：「我罔為臣僕。」）。
曰童僕（《易·旅》「六二」：「得童僕貞。」秦始皇時，徐巿將童男童女三千人入海求蓬萊，後人解為幼男女，非也，蓋謂奴婢耳。《論語》：「夫人自稱曰小童。」蓋自謙之辭，猶秦穆公夫人自稱「婢子」）。
童亦作僮（《史記·貨殖傳》「僰僮」，又「僮手指千」。《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王褒有《僮約》，見《古文苑》。此外兩《漢書》言僮者甚多）。
曰臧，曰獲（《荀子·王霸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楊《注》：「臧獲，奴僕賤稱也。」《漢書·司馬遷傳》：「臧獲婢妾。」晉灼《注》：「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方言》：「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文選·報任安書》李善注引韋昭：「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又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曰豎（左氏僖公二十四年《傳》：「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又僖公二十八年《傳》：「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
曰廝，曰役，曰扈，曰養（公羊宣十二年《傳》楚子重云：「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書·康誥》：「民養其勸弗救。」）。
或於其間復分等級，曰皂，曰輿，曰隸，曰僚，曰仆，曰台。台為最下，蓋指逃奴復獲者，故稱「人有十等」，遞相臣使，其罰也以次遞降（左氏昭七年《傳》楚申無宇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按：此是否當時通行制度，尚難確指。然昭六年《傳》載楚棄疾誓辭云：「不用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當指士大夫，小人當指庶人及奴隸。小人而言「降」，必有等乃可降。是「十等」之別，最少亦當為楚國現行制矣。甚所以區別及名稱所由立，今難悉解。惟申無宇此言，為執逃奴而發。其下文云：「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也，逃而舍之，是無陪台也。」可知陪台為逃而復獲者，故等最下也）。
奴隸起源，蓋自部落時代之俘虜，倔強者殺之，馴服者役焉。「臣」實為其最初之名，象其稽顙肉袒屈服之形（《說文》「臣」字下云：「牽也，象其屈服之形。」《莊子》：「擎跪曲拳，人臣之事也。稽顙，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此風蓋至春秋戰國間猶有存者（《呂覽》：「魯國之法，凡贖臣妾於諸侯，則取金於內府。」蓋本國人被俘為臣妾，則以金贖之也。據此知春秋時尚俘人為奴。《孟子》論齊伐燕云：「若殺其父兄，繫纍其子弟。」據此知戰國時亦然）。
其次起者，即犯罪人或其家屬，剝奪良民資格，沒入官為奴婢。《周禮·司屬》所謂「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槁」是也。此制由來蓋甚古。故「童」「妾」「仆」等字皆從「䇂」，罪也（《說文》：「辛，辠也，從干二〇二，古文上字。」謂干犯其上為罪也。辛部所屬惟「童」「妾」二字。「童」字下云：「男有辠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妾」字下云：「有辠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辛部下次以丵部，「仆」字從之）。
古代奴隸，大部分皆由此出。故應劭云：「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風俗通》）鄭玄云：「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周禮·司屬》注）
當春秋時，奴隸蓋有冊籍，藏於官府，惟君相得免除之（左氏襄二十二年《傳》：「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凡罪人子孫未赦免者，蓋皆從奴籍（？）（左氏《傳》：「欒、郤、胥、原，降在皂隸。」四姓皆貴族之以罪廢者也。此「皂隸」若不作庶人解，則是四姓子孫皆在奴籍也）。
春秋以前，奴隸似皆服公役（？），私人蓄奴之事無征焉。「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左氏桓二年《傳》文）言以子弟執隸役也。孔子固嘗「從大夫之後」，《論語》記其日常行事，未嘗有使役奴隸之痕跡。樊遲御，冉有僕，闕黨童子將命，凡服勞者皆門弟子也。以此推之，當時奴隸之用當有限制，而其數蓋亦不多（？）。
戰國之末，社會情狀劇變，戶口日增，民已艱食。重以田制破壞，豪強兼併，工商業勃興，貧富懸隔斯起。於是民間之大地主、大商賈多蓄奴婢，資其勞力以從事於生產貨殖（《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又云：「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故問人之富，數奴以對（《貨殖傳》又云：「……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此亦比千乘之家。」「僮手指千」者，謂蓄奴百名也）。
權貴言奴多至萬數千人，民間富豪亦動輒千數百人（《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又《留侯世家》：「良家僮三百人。」又《貨殖列傳》：「蜀卓氏，富至僮千人。」《漢書·司馬相如傳》：「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漢書·王商傳》：「私奴以千數。」）。
至漢時，奴乃成為一種貨品，公開買賣，與牛馬同視（《漢書·賈誼傳》：「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遍諸緣，納之閒中。」可見當時有賣奴公開市場，其場有閒，若馬牛欄然）。
一奴之值約萬錢（？）（王褒《僮約》：「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志安里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使丁，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異言。」）。
奴亦為饋贈品（《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乃至可以贖罪，可以易官爵（《漢書·晁錯傳》：「錯勸帝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又《食貨志》：「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終身復，為郎，增秩。」）。
奴之來源則亦與古異。其一，當時拓土日廣，與邊徼劣等民族相接觸，輒掠而賣之，略如近世白人販非洲黑奴矣。諸邊皆有，而滇、蜀間之西南夷，實奴之主要供給地（《周禮》有蠻隸、閩隸、夷隸、貉隸，竊疑此為漢時事實。《史記·貨殖列傳》：「巴蜀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馬、旄牛。」此列舉各地物產。言僰產之僮，與笮產之馬及旄牛，同為主要貨品也）。
其二，內地良民亦往往被略賣為奴（《漢書·欒布傳》：「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又《外戚傳》：「竇後弟廣德，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
其三，或以飢餓自賣或賣子（《漢書·食貨志》：「高祖令民得賣子。」又《高祖本紀》：「五年夏五月，詔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又《賈誼傳》：「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其四，或為豪家強占，抑良作賤（《後漢書·梁冀傳》：「冀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
其五，或以特別事故願自鬻（《史記·張耳傳》：「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為王家奴。」《漢書·季布傳》：「布匿濮陽周氏，周氏進計，布許之。乃髠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又《刑法志》：「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奴婢，以贖父罪。」）。
其六，或以子女質錢，謂之贅子。逾期不贖，遂淪為奴（《漢書·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注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贖，遂為奴婢。」《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聲。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是贅即典當之義。贅子者，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也。說詳錢大昕《潛研堂答問》）。
凡此皆春秋以前所未聞者，奴隸數量之激增，職此之由。
以上所言皆私奴也。官奴數量，亦視前有增無減。其來源：一曰輕罪人之科「作刑」者，一歲刑為「罰作」，為「復作」；二歲刑為「司寇作」，三歲刑為「鬼薪」，為「白粲」，四歲刑為「完城旦舂」，五歲刑為「髠鉗城旦舂」。此即《周官》所謂「入於罪隸舂槁」者，當其服刑時間則為官奴，故亦謂之「徒」（《漢舊儀》：「男為戍，罰作，女為復作，皆一歲。司寇男備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鬼薪者，男當為祠祀伐山之薪蒸也，女為白粲者，以為祠祀擇米也，皆作三歲。完城旦舂，四歲。男髠鉗為城旦，女為舂，皆作五歲。」）。
二曰重罪人已服死刑而家族沒官者，黥面為奴婢，非邀特赦，不得為良（《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
此項「相坐」法，起於秦之商鞅。漢文帝雖嘗明詔廢除，然事實則終漢之世，未之能革。官奴之多，此實主因（文帝元年詔：「盡除收帑相坐律令。」然武帝建元元年詔：「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可知景帝時已復行相坐律矣。其他兩漢諸傳中，孥坐之事仍且常見。安帝永初四年詔：「建初以來諸言他過坐徒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為奴婢者，免為庶人。」是此法至安帝時猶存之明證）。
三曰人民以私奴入官贖罪買爵者及官沒收民間私奴者，此在武帝時蓋亟行之（入官贖罪拜爵事，已詳前注。沒收民間私奴者，《史記·平準書》云：「楊可告緡遍天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宮，官益雜置多，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坐是之故，官奴日益多，浸假成為財政上一問題，至元帝時始議裁汰，然已積重難返（《漢書·杜延年傳》：「坐官奴婢，乏食免官。」又《貢禹傳》：「禹言官奴婢十餘萬，遊戲無事，稅良民以給之，宜免為庶人。」）。
私奴方面，奢僭無度，亦成為社會上大問題。雖倍其口算以窘畜奴之家，然為效蓋鮮（《漢書·惠帝紀》注引《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成帝時始敕漸禁（《漢書·成帝本紀》：「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被服綺穀，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
哀帝時始立限制，以爵位高下為蓄奴多寡之差，然其奉行程度何若，蓋不能無疑（《漢書·哀帝本紀》：「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
諸奴婢既皆由罪沒或買賣而來，非如印度「首陀羅」等之先天的區別，故一遇赦免，旋復為良。兩漢免奴之詔屬下，其關於官奴者五次（一、文帝後四年，免官奴婢為庶人。二、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三、哀帝即位恩詔，命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四、光武建武六年，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免為庶人。五、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為官奴婢者免為庶人。上五次中，惟第一、第五次為普行放免，餘三次皆部分的放免）。
關於私奴者六次（一、高帝五年，詔民以飢餓自賣者皆免為庶人。二、光武建武二年，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三、光武建武七年，詔吏人遭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四、光武建武十二年，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人。五、光武建武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六、光武建武十四年，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上西漢初一次，全體解放，東漢初五次，皆局部解放）。
其間最可注意者。關於私奴之六次，皆行諸喪亂初定之時與地，蓋認其掠賣為不法行為。西漢自文、景後，東漢自明、章後，對於私奴絕無解放之舉，殆承認其正當權利，謂非政府所宜強奪矣。
魏晉迄唐，變相的奴婢有二種，一曰佃客，二曰部曲。
佃客起於晉初，王公貴人各自占蔭，以官品為差，多者四五十戶，少者一戶（《文獻通考》卷十一：「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又：「東晉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
其主人號曰「大家」，「其客皆注家籍，皆無課役，其佃谷與大家量分」（《通考》原文），蓋一種農奴制也（按：《通考》原文云：「皆無課役。」下文又云：「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頗不可解。馬端臨謂：「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是以戶賦之入於公家及私屬皆重。」此說恐非。如此則何以雲「無課役」，又何取於蔭耶？此自述晉代課役常制耳，非謂以此課佃客也）。
最可注意者兩點，前此之奴皆以口計，此獨以戶計，前此之奴由買賣或掠奪而來，此獨由蔭而來，後世所謂「投靠」，蓋起於此（《晉書·食貨志》：「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世，少者三世，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佃客。」據此知佃客實投靠以避免課稅，故「注家籍」等於親屬也）。
此制是否南北朝尚通行，何時消滅，今難確考。然佃客目的在託庇以免賦役，「大家」則利其勞力以自封殖，則其事當隨賦稅制度為轉移。北魏行均田制、其受田也，「奴婢依良」，或於佃客之存在不無影響也（《魏書·孝文本紀》：「太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
複次，吾儕試一翻《唐律》，當立發見其中有多數以「部曲奴婢」連舉之條文（《名例》「略和誘人」條：「略和誘部曲奴婢及藏逃亡部曲奴婢……」《名例》「同居相為隱」條：「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名例》「官戶部曲」條：「諸官戶都曲官私奴婢有犯本條無正文者各准良人。」《名例》「稱道士女冠」條：「觀寺部曲奴婢於三綱與主之期親同。」《戶婚律》「養雜戶為子孫」條：「若養部曲及奴為子孫者。」《戶婚律》「緣坐非同居」條：「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賊盜律》「部曲奴婢殺主」有專條。《賊盜律》「殺人移鄉」條：「殺他人部曲奴婢並不在移限。」《賊盜律》「穿地得死人」條：「部曲奴婢於主冢墓……」《賊盜律》「知略和誘」條：「略和誘部曲奴婢而買之者。」《賊盜律》「共盜並贓」條：「主遣部曲奴婢盜者。」《斗訟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有專條。《斗訟律》「部曲奴婢過失殺主」有專條。《斗訟律》「毆緦麻親部曲奴婢」有專條。《斗訟律》「部曲奴婢詈舊主」有專條。《斗訟律》「部曲奴婢告主」有專條。《詐偽律》「妄認良人為奴」條：「諸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妻妾子孫者……」《雜律》「奴奸良人」條：「其部曲及奴奸主者……」《捕亡律》「客止他界逃亡」條：「……其官戶部曲奴婢亦同。」《斷獄》「與囚金刃解脫」條：「……部曲奴婢與主者罪亦同。」《斷獄》「死罪囚辭窮竟」條：「……部曲奴婢於主者，皆以故殺罪論。」《斷獄》「聞知恩赦故犯」條：「……若部曲奴婢毆及謀殺……」）。
所謂「部曲」者果何物耶？吾儕讀《後漢書》《三國志》即已屢見此名詞，南北朝史則更夥。其意義亦隨時代而漸變，其初蓋純屬一種非正式的軍隊。漢制兵由徵調，非將帥所得私，及其末年，邊將擁兵自重者始別募一種兵，如後世所謂「家丁」者，以為己腹心，而部曲之名立焉［《魏志·董卓傳》：「卓故部曲樊稠等合圍長安城。」《蜀志·馬超傳》：「父騰征為衛尉，以超領其部曲。」此皆起自涼州，當為部曲最初發生之地（？）］。
其後天下大亂，民離散無歸，諸將競招懷之以為己有（《魏志·衛覬傳》：「關中膏腴之地，頃遭喪亂……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
崛起草澤之英雄，多藉之以成大業（《蜀志·關羽張飛傳》：「先主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吳志·孫堅傳》：「敕部曲整頓行陣。」）。
部曲不惟壯丁而已，大率舉家相附，且往往隨主將移徙（《魏志·李典傳》：「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願徒詣魏郡。……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又《鍾會傳》：「將部曲數十家渡江。」《吳志·韓當傳》：「將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又《朱桓傳》：「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晉書·祖逖傳》：「將部曲百餘家渡江。」）。
其與主將關係既如此密切，故除為別人所擊散或攘奪外，率父子相繼襲領，而部曲遂成為一家之所有物（《蜀志·馬超傳》：「領父騰部曲。」《吳志·孫策傳》：「袁術以堅部曲還策。」又《孫韶傳》：「統父河部曲。」又《朱桓傳》：「使子異攝領部曲。」）。
部曲皆有「質任」，不能擅自解除。浸假遂變為法律上一種特殊階級（《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詔復百姓徭役，罷部曲將吏長以下質任。」又：「咸寧三年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質，即《周官》所謂「質劑」；任，保也；「質任」蓋如後世投靠賣身之甘結。罷除須下明詔，則其不易罷除可知）。
經六朝至唐，社會情狀日變，部曲遂至全失其軍隊的性質而與奴隸同視（《唐律疏議》：「部曲奴婢，是為家僕。」又卷十七：「奴婢部曲，身糸於主。」）。
雖然，部曲之視奴婢亦有間。唐制分賤民為若干級，而奴婢最賤，「律比畜產」，其處分常適用「物權法」，部曲則仍比諸人類（《唐律疏議》卷六：「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又卷十七：「部曲不同資財，故別言之，奴婢同資財，故不別言。」）。
故其權利義務亦有等差（《唐律·斗訟律》二：「諸部曲毆良人者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其良人毆傷殺他人部曲者減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一等。」又《雜律》上：「諸錯認良人為奴婢者，徒二年，為部曲者減一等，錯認部曲為奴者杖一百。」）。
此部曲沿革及身份之大凡也。
唐制別賤民於良民。賤民中又分三級，最下曰奴婢，次則番戶，次則雜戶（《唐書·職官志》：「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役隸，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民。」）。
番戶亦稱官戶（《唐會要》前文原注云：「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
部曲身份與官戶同，國有者為官戶，私有者為部曲（《唐律·鬥毆律》二「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條，原注云：「官戶與部曲同。」《唐書·高宗紀》：「顯慶二年十二月，敕放還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放奴婢為部曲，即等於「一免為番戶」也）。
部曲之女謂之「客女」，其身份亦等於官戶（《唐律疏議》卷十三：「客女謂部曲之女，或有於他處轉得，或放婢為之。」）。
官戶與雜戶異者，官戶惟屬本司，無籍貫於州縣，雜戶雖散配諸司驅使，仍附州縣戶貫（《唐律疏議》卷三：「官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相生，或有今朝配沒，州縣無貫，唯屬本司。雜戶者，謂前代以來配隸諸司職掌，課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
雜戶者，如少府監所屬之工樂雜戶，太常寺所屬之太常樂人等類（《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武德二年八月詔：「太常樂人……前代以來，轉相承襲。或有衣冠世緒，公卿子孫，一沾此色，後世不改。婚姻絕於士籍，名籍異於編甿。大恥深疵，良可哀愍。……宜得蠲除，一同民例。……」）。
更有所謂「隨身」者，則契約僱傭之奴僕，在約限內亦與良殊科（《唐律疏議》卷二十五註：「隨身之與部曲，色目略同。」又卷二十一釋文：「二面斷約年月賃人指使為隨身。」是「隨身」即今之雇仆）。
此有唐一代奴隸名色之大凡也。
唐時奴隸，除當時因罪沒官及前代奴籍相承外，大率販自南部，東南則閩、粵，西南則川、黔、湘、桂諸地，謂之「南口」（《唐書·玄宗紀》：「天寶八載……其南口請禁，蜀蠻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唐會要》卷八十六：「元和四年敕：嶺南、黔中、福建等道，雖處遐俗，莫非吾民，……公私掠賣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
豪強商賈，用以市易，用以饋贈（《唐會要》卷八十六：「元和九年詔：自嶺南諸道，輒不得一良口餉遺販易，及將諸處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馬，並敕所在長吏嚴加捉搦。」又：「太和二年敕：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餉遺良口。……」又：「大中九年敕：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射其利，今後無問公私土客，一切禁斷。」）。
朝廷且以為貢品（又：「大曆十四年五月詔：邕府歲貢奴婢，使其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而獠奴最盛行於公私間，所在皆有焉（《文獻通考·四裔考》：「獠蓋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山谷之間，所在皆有。……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豬狗。……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後周武帝平梁益，每歲出兵，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逮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按：杜甫集中即有《示獠奴阿段》一詩，足證唐時獠奴所在皆有，獠奴殆即漢之僰僮歟）。
西北緣邊則有突厥奴、吐蕃奴、回鶻奴（又：「大足元年敕：西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又：「大中五年敕：邊上諸州鎮送到投來吐蕃、回鶻奴婢等，並配嶺外，不得隸內地。」）。
東北登萊一帶亦盛販新羅奴（又：「長慶元年，薛苹奏：有海賊該掠新羅良口將到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請所在嚴加捉搦。」又：「太和二年敕海賊掠新羅良口……雖有明敕，尚未止絕。」）。
蓋自初盛唐以來，武功恢張，幅員式廓，劣等民族接觸日多，而掠賣惡風亦日熾。唐代之奴，除罪隸外，此其大宗矣。
北胡凶暴，每有寇抄，畜產之外，掠及人民，自匈奴時蓋已然。然永嘉五胡之亂，諸胡率皆久居塞內，雜伍編氓，故其竊踞之地所得戶籍，尚未聞以賤隸相視。自南北以敵國對峙，元魏破江陵時，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中國衣冠之族淪入奴籍自此始，至宇文周之末乃漸放免焉（《通考》卷十一：「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放免；建德元年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
遼、金、元以還，毒痛滋甚，遼伐渤海、伐宋、伐高麗所俘者，悉以充配賜（《續通考》十四：「遼太宗天顯五年，以所俘渤海戶賜魯呼等。」又：「聖宗統和四年，以伐宋所俘生口賜皇族及乳母。」又：「二十九年，以伐高麗所俘人分置諸陵廟，余分賜內戚大臣。」又：「統和七年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皆給官錢贖之。」）。
靖康之難，自帝胄以迄黎庶，陷虜者皆宛轉狼藉（洪邁《容齋隨筆》□卷：「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王子孫宦門士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
元初諸將，競掠中原良民以為私戶，豪橫益非人理（《元史·張雄飛傳》：「前阿爾哈雅行省荊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冶之，歲收其租賦，有司莫敢問。」又《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呼圖克特穆爾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為民。」又《宋子貞傳》：「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腳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所，子貞悉罷歸州縣。」又《張德輝傳》：「兵後孱民，依庇豪右，歲久掩為家奴，德輝為河南宣撫使，悉遣為民。」又《雷膺傳》：「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藉新民為奴隸。膺為湖北提刑按察副使，出令為民者數千。」又《王利用傳》：「都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數百口為奴，利用為提刑按察使，出之。」又《袁裕傳》：「南京總管劉克興掠良民為奴隸，後獲罪，裕籍其家奴隸得復為民者數百。」）。
雖屢申禁令，而視同具文（《元史·耶律楚材傳》：「太宗元年，籍中原民。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匿占者死。」又《太宗本紀》：「十二年，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為民。」又《廉希憲傳》：「至元十二年，希憲行省荊南，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有立契券質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又《世祖本紀》：「至元二十年，禁權勢沒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蓋元代綱紀最紊亂，始終沿塞外之俗，「以殺戮俘鹵為耕作」。朝廷本無勤恤民隱之意，而法復不能行於貴近，故蓄奴惡習，唐宋後本有漸革之勢，至元而復熾。將帥官吏倡之於上，莠民效之於下，江南豪富，有蓄奴多至萬家者（《續通考》卷十四：「元武宗至大二年十月，樂實奏言：江南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可增其賦稅。」）。
直至明末，腥風猶播，而江南特甚（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太祖數藍玉之罪曰『家奴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士籍，此輩竟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又云：「人奴之多，吳中為甚。其專恣暴橫，亦吳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民，而徒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則豪橫一清，而四鄉之民可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至受制於人。」）。
迨清康熙間「奴變」一役，數千年養奴之習，乃告一大結束矣（「奴變」一役，遍及江南全省。此事惟聞諸故老，知縉紳之家，罹禍極烈。顧亭林所謂「士大夫受制於人」者，蓋洞燭幾先矣。然事之始末，官私文書記載極稀，吾今不能言其情形，並其年月亦不能舉出。今後當極力設法蒐集資料，海內博聞君子儻能以所知事實相告，不勝大幸）。
清之未入關，其歷年寇鈔畿輔，遠及齊晉，所至亦當有掠人為奴之事（顏習齋之父，即被掠為奴之一人，類此者甚多。但此等記載，康、雍、乾間禁毀殆盡，今難博引。《皇朝通考》卷二十載乾隆四年上諭云：「國初俘獲之人，年份已遠，及印契所買奴僕之中，有盛京帶來帶地投充之人，系旗人轉相售賣者，均應開戶。」觀此知清初此類之奴頗不少也）。
順治定鼎以後，頗思立綱紀以系民望，故除犯罪者「發滿洲披甲人為奴」之外，自余元初慘掠之習，似尚無所聞（？）。其滿洲世仆有所謂「包衣」者，雖存主奴名分，仍得應試出仕（包衣舊例，雖官至極品，對舊主仍執主僕禮，至□年始命凡三品以上包衣皆出籍。見□□等書）。
漢人方面，則雍正元年解放山西樂戶、浙江惰民，五年解放徽州伴、寧國世仆，八年解放蘇州丐戶；乾隆三十六年解放廣東蜑、浙江九姓漁戶及各省凡有似此者（《皇朝通考》卷十九，雍正元年上諭：「山西等省有樂戶一項，其先世因明建文末不附燕兵被害，世世不得自拔，令各屬禁革，俾改業為良。又浙江紹興府之惰民，與樂籍無異，亦令削除其籍，俾改業與編氓同列。」五年諭：「江南徽州府有伴，寧國府有世仆，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與樂戶、惰民同。甚至有兩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為彼姓執役，有如奴隸。究其僕役起自何時，則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可悉開除為民。」八年又以蘇州之常熟、昭文二縣丐戶與浙江惰民無異，命削除丐籍。乾隆三十六年諭：「廣州之蜑戶，浙江之九姓漁戶，及各省凡有似此者，悉令該地方查照雍正元年山陝樂戶成案辦理，令改業為良。」）。
自是社會上類似奴隸之劣等階級，緣法律之保障悉予豁除［事實上卻未淨盡。例如吾鄉及附近各鄉皆有所謂世仆者，其在吾鄉者為龔姓，其人為吾梁姓之公僕。問其來由，正如雍正諭所謂「僕役起自何時，茫然無考」者。其身份特異之點則：一、不得與梁姓通婚姻（鄰鄉良家亦無與通婚者，其婚姻皆限於各鄉之世仆），二、不得應試出仕，三、不得穿白襪。其職務則：一、梁家祠堂祭祀必須執役，二、凡梁家各戶有喜事凶事必須執役。但祠堂及各戶所以酬之者頗豐，故其人生計狀況尚不惡。依乾隆三十六年上諭，此輩早已當列為編氓，然而至今不改者，則社會積習之惰力然也］。
私人則除蓄婢女外，男奴幾全部絕跡，其事實及原因，下方更詳言之。
關於奴婢之身份及待遇，歷代法制，變革頗繁，漢律亡佚，其所規定不可悉見。然董仲舒建議謂「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見《漢書·食貨志》），則其時得專殺奴婢可知。此議雖在武帝時，然終西漢之世，未見施行。及光武建武十一年三月始下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雖未能全采仲舒去奴之議，然揭示人權觀念，確立平等原則，可稱二千年極有價值之立法（其年八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為庶民。」十月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此二詔與前詔同一精神，然即此可見前此炙奴婢不為罪，而奴婢誤傷人即處極刑也）。
大抵東漢一代，儒學盛行，合理的制度，多在此時建設。奴隸最少，而待遇亦最優。經三國南北朝以至隋唐，人權思想，轉形退化。《唐律疏議》中「奴婢比畜產」「奴婢同資財」之語，屢見不一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過失而殺者勿論」（《疏議》卷二十二），此其去專殺也幾何（《史記·田儋列傳》：「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應劭《注》云：「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晉書·刑法志》：「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然則主人殺奴婢，自秦以來即為法律所許，不過須經「謁」「請」之一程序耳）。
至關於犯罪制裁之規定，壹皆以良賤不平等為原則，殺傷部曲奴婢，不特主及親屬擬罪從輕，即他人亦多不實抵（《唐律》主人殺奴婢之制裁，具如前文所述。一般良民惟故殺他人部曲擬絞，余俱無死罪；毆殺傷奴婢者減凡人二等，故殺者亦只流三千里）。
奴婢殺主，《唐律》無文。蓋謀殺未成，或毆而致傷，皆已處死，其罪更無可加也（《唐律》卷十七：「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卷二十二：「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即毆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詈者徒二年。」）。
此種律文，大體為宋、元、明、清律所因襲，惟常人（本主除外）毆死或故殺奴婢，明清律皆處絞，漸復漢建武之舊矣。現行刑律則奴婢犯罪加等，對於奴婢犯罪減等諸條文什九削除，大體已採用平等原則。蓋受近世人權思想之影響使然也。
奴婢身份之世襲，即所謂「家生子」者，實由良賤禁通婚姻而來。秦漢之間，蓋男女間有一方為奴者，其所生子即為奴（《方言》三：「凡民男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文選·報任安書》注引韋昭曰：「善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
《唐律》對於奴與良人通婚，絕對禁止（《唐律·戶婚律》「奴娶良人為妻」條云：「諸與奴娶良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即妄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為夫妻者徒二年，各還正之。」又「雜戶不得娶良人」條：「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娶良人女者亦如之，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按此，則奴攀高固有罰，良人自貶罰更重）。
元律稍進步，男女間有一方為良人者，其所生子即為良人（《元刑法志·奸非篇》：「諸奴有女已許嫁為良人妻即為良人。」又：「諸良民竊奴隸生子，子離母還主；奴竊良民生子，子隨母為良。」）。
然清初滿洲世仆名分極嚴，輒復擴其俗以及漢族，故家生之奴，清中葉蓋未革焉（《大清會典·戶部則例》卷三：「凡漢人家奴，若家生，若印契買，若雍正十三年以前白契所買，以及投靠養育年久，或婢女招配生子者，俱照八旗之例，子孫永遠服役。」）。
奴婢身份之解除，其在官奴方面蓋有二途：一曰法定年齡之限制（《周官·屬人》：「凡七十者，未齔者不為奴。」《通考》卷十二：「漢哀帝即位詔，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周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令放免。」唐顯慶二年敕：「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並免賤。」此外類此之詔令尚多）。
二曰政府之恩免，或豁免雜戶。例如北周建德六年平齊詔：「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如前所述清雍正、乾隆屢次放免樂戶等事。此等雜戶，其直接服役義務本甚希，不過名義上不齒於齊民，故革之較易。其直接服役之官奴婢，則除前所述漢代恩詔外，後世普行豁免之事亦常有之，不俱舉（參看《通考》《續通考》之「戶口考」「奴婢」各條）。然唐制則分等級，有「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之規定。此項直接服役之官奴婢衣食於官已久，驟然解放，其存活亦頗成問題。如最近清宮之放免太監，為恩為虐，蓋尚待事實上之判定也。
其私奴方面亦有二途：一曰政府勒免（《漢書·高祖紀》五年詔：「民有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五月詔：「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悉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後世此項恩詔尚多，看《通考》《續通考》「奴婢」條）。
二曰本主自行放免（《唐律疏議》卷十二：「依戶令，放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給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屬申牒除附。」）。
然關於私奴解放，其法律效力恆不如官奴之強，蓋自古然矣。
官奴以俘虜及罪沒為大宗，私奴則買賣為大宗。歷代對於禁制買賣奴婢之立法，法文法意，皆往往相矛盾，故其效力相消。加以法律實施之能率不強，法且成具文。奴婢制度之久而不革，實由於此。漢制已有賣人之禁（《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五月詔：「吏民遭飢亂及為賊所掠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悉聽之，敢拘執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所謂賣人法之條文，今已亡佚。然《晉書·刑法志》引陳群《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買賣人。」《日知錄》注惠氏引「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所謂「盜律」即蕭何《九章律》之一篇，光武詔所謂「賣人法」即指此）。
唐以後律，對於略賣和賣，課罪綦嚴，即長親賣子孫亦皆有罰（看《唐律·盜律》「略人略賣人」「略和誘奴婢」「略賣期親卑幼」「知略和誘和同相買」諸條及《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例》本篇諸條）。
故自明以來，凡寫賣身文契者皆改稱「義男義女」（沈之奇《明律輯注》云：「祖父賣子孫為奴婢者問罪，給親完聚，是無罪良人。雖祖父亦不得賣子孫為賤也。……故今之為賣身文契者皆不書為奴為婢，而曰義男義女。……」）。
雖然，一面律文如彼，一面詔敕事例等往往與律意全相矛盾。即最近至清中葉仍常發見有承認買賣人口為正當權利之法令（《皇朝通考》卷二十：「康熙二年定八旗買賣人口，兩家赴市納稅記冊令領催保結列名，若系漢人，令五城司坊官驗，有該管官印票，准賣。」「十一年，申買人用印例。」「五十三年，准四十三年以前白契所買之人俱斷與買主。」「雍正元年定白契買人例，自康熙四十三年起至六十一年止，白契所買之人俱不准贖身。」「乾隆三年定自乾隆元年以前白契所買作為印契者不准贖為民。」「二十八年定入官人口之例，年在十歲以上至六十歲者，每口作價銀十兩，六十歲以上作銀五兩，九歲以下每一歲作銀一兩。」）。
既有此等法令，則律文中「略賣」和「賣科罪」諸條，豈非完全等於無效？況律中明有多條為奴婢身份不平等之規定。既禁買賣，則私家奴婢從何而來？律文本身精神已不一貫，何怪其推行無力。去奴之議，所以自董仲舒倡之二千年而迄不能實行者，蓋坐是耳。
自宣統元年頒行禁革買賣人口條例，而現行新刑律關於奴婢身份之各條文沿自明清律者，亦已完全削去。主奴名義，絕對為法律所不容許，在立法事業上不能不謂為一種進步，以後則視所以推行者何如耳！
就事實上論，女婢至今依然為變相的存在，男奴則自清中葉以來早已漸次絕跡。此蓋非由法律強制之力使然，其原因實在生計狀況之變動與賦役制度之改良。所謂生計狀況之變動者，戰國、秦漢間奴隸階級驟興，由於田制破壞，豪強兼併，前文既已言之，凡畜奴者，皆以殖產也。故《史記·貨殖傳》艷稱白圭、刁間以善用奴致富，又言：「僮手指千，與千戶侯等。」《漢書·張安世傳》稱其「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富」。《後漢書·樊宏傳》稱其「課役童隸，各得其宜，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如王褒《僮約》，雖屬滑稽之文，然其所敘什九皆農田力作事，為殖產而蓄奴，亦可以窺見消息之一斑矣。此後每經一度喪亂，及秩序恢復後，奴制轉盛，蓋緣亂後地廣人稀，豪強盛行占並，則藉奴力開墾經營以自殖。夫行大農制之社會最利蓄奴，小農則否。美國六十年前因南北利害衝突致演放奴戰爭，表面上雖揭櫫「正義人道」，其中實含有生計上重大意味，善讀史者類能言其故矣。我國自清中葉以後，腹地各省人丁滋衍，地狹民稠，不容大農發生之餘地，畜奴者無所利，故不禁自絕也。
所謂賦役制度改良者，秦漢以來，行口算之賦（即人頭稅），又有兵役力役，皆按丁籍徵收徵發，而貴近豪強，常享免賦免役之特權。民之苦賦役者，則相率逃亡，逃亡無所得衣食，則自鬻或被誘略為奴。漢立「奴婢倍算」之制，思所以防遏救濟之，然為效蓋甚寡。蓋豪貴固善於隱匿，即不隱匿，而區區之算，不足損其畜奴殖產之利也。晉制許品官蔭人為衣食客或佃客，限以戶數，由今日觀之，似是獎勵豪強特權。在當日立法，則固已含裁抑之意，蓋不明定法蔭之限，則其所包庇者正不止此數也。唐代部曲之多，亦由於此，蓋在主人庇蔭之下，一切賦役皆可以逃避也。自宋王安石雇役法行，民之苦役者稍蘇，而賦則如故。元代固絕無所謂政治，縱將吏恣奪朘削，奴之特多，在史跡上為例外。明承元敝，苟簡無所革正，中葉後權璫恣虐，民不堪荼毒，惟自鬻於達官豪宗以求活，所謂「投靠」是也。甚至有「帶地投靠」者。投靠既多，丁籍益虛，財政收入益窘，則以原額攤派於未投靠之人，未投靠者益苦，則終久亦出於投靠而已。明代江南官族最多，而蓄奴之風亦最盛，弊實由此。清康熙五十一年定「丁隨地起」之制，屢頒「滋生人口永不加賦」之諭，此在我國財政立法上實開一新紀元，其目的並不在禁奴，然而投靠不勸自絕，逃亡販鬻亦清其源，事有責效在此而收效在彼者，此類是也。
自今以往，生計組織受世界潮流之影響而劇變，大工行將代大農而興，其利於畜奴也蓋相若。奴之名義，固非現代所能復活，然而變相之奴且將應運生焉，此則視勞動立法之所以防救者何如矣。
本章脫稿後，見《社會科學季刊》第三卷第三號有王世傑君著《中國奴婢制度》一文，與鄙著互相發明者頗多，望讀者一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