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 · 第五章 階級 （上）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歷史上無論在何時代，其人民恆自然分為若干階級。近世歐美，以平等為法律原則，然而貴賤階級廢，貧富階級興焉，故階級者人類社會所不能免也。其在今日以前則階級最顯之標識，一曰貴族與平民，二曰平民與奴隸。中國人在全世界諸民族中，可謂最愛平等之國民也。自有成文史籍以來，嚴格的階級分別，即已不甚可見。彼印度至今猶有釋迦時代四級之遺蹟。西歐各國，在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僧侶之特權至為優越。日本明治維新前，尚有「穢多」「非人」諸名稱。美國當南北戰爭前，奴隸之待遇非復人道。俄國當蘇維埃革命前，大多數人民皆在農奴狀態之下。求諸我國，則春秋時代已不復能睹此痕跡。前此有無則不可深考，後此雖有一二時代裂痕頗著，然其地位不如他國之固定，且不久而原狀旋恢復。故階級之研究，在中國史上所占位置，不如歐美各國史之重，但其沿革亦有可言者。
三代以降，「百姓」與「民」之兩名詞，函義如一，在遠古似不爾爾。《堯典》「平章百姓」與「黎民於變時雍」對舉，又以「百姓不親」與「黎民阻飢」對舉，是百姓與民異撰。《楚語》述觀射父釋「百姓」之義曰：「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呂刑》：「苗民弗用靈。」鄭玄《注》云：「苗，九黎之君也。此族三生兇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夏曾佑據此諸文，因推定古代漢族征服苗族後，自稱其族曰百姓，而謂所征服者為民，故民之上系以黎或以苗，因謂「百姓」與「民」為兩大階級之徽幟。此雖近武斷，然遠古社會或如是也。
階級制度成立之主要條件有二：一曰將全社會之人畫分為統治者與被治者之兩級，永溝絕而不能相通；二曰此兩級人不通婚姻，各保持其血統勿使相混。我國古代之貴族平民，似不爾爾。第二條件，三代前不知何如，就《左傳》所記春秋時狀況，殊不見有隔絕的痕跡。蓋春秋貴族，什九皆自王侯支派衍出，而周制同姓不婚，其匹耦自不得不求諸本族以外，原邑之民自言「夫誰非王之婚姻」，可見婚姻範圍普及於士庶也。最為顯證者，晉文公及趙盾之母皆戎狄異族，盾母尤為俘虜之女，則婚姻不甚拘門第可知。尤當注意者為妾媵制，妾子身份，古來公認，而妾更絕對的無門第可言。故階級血統不能嚴畫者，勢也。其第一條件，則《堯典》稱「明明揚側陋」，《孟子》稱「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此皆言起微賤可以為君相，雖或後史追述比附之詞，然現存夏殷史料中，亦迄無平民不能執政之反證。周初專門之業，則有世官，酬庸推恩，亦有世祿，而世卿之制未聞。故周公、太公皆武王時三公，而《顧命》所載成王時六卿，則周公、太公之子不與焉。《荀子》（《王制篇》）所謂：「雖王公士大夫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其為儒家理想之言耶？抑周之開國規模實如是？未可知也。
降及春秋，則確為我國貴族政治極完整之一時期。各國政權，率歸少數名族之手。例如周之周氏、召氏、祭氏、單氏、劉氏、甘氏、尹氏，魯之仲孫氏（即孟氏）、叔孫氏、季孫氏、臧氏、郈氏、展氏，晉之韓氏、趙氏、魏氏、范氏（即士氏）、荀氏（後分為中行氏、知氏）、欒氏、郤氏、胥氏、先氏、狐氏，齊之高氏、國氏、鮑氏、崔氏、慶氏、陳氏，宋之華氏、樂氏、皇氏、向氏，鄭之良氏、游氏、國氏、罕氏、駟氏、印氏、豐氏，衛之石氏、寧氏、孫氏、孔氏……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史跡，雖謂純由各國中若干族之人物的活動構成焉可也。
春秋各國雖大部分同施行貴族政治，然各國發達之路徑及構成之形式亦各自不同。試舉其要點如下：
一、各國中之大多數，皆政權全移於貴族，而君主等於守府。如周、魯、齊、晉、宋、衛、鄭等皆是。就中最特別者為楚國，執政雖常用貴族，至君主黜陟生殺之權迄未旁落，如令尹子玉、子反、子上、子辛、子南，皆以罪誅黜。
二、以前項理由故，各國貴族之執政者，多由前代親貴蔭襲而來，與現代之王室、公室或緣屬甚遠，其地位則隨其身份而自然取得。楚國執政之貴族，大率為時主之子，若弟、若王子圍、子囊等，或血統甚近，否則由時主在名族中如斗氏、薳氏、成氏、陽氏之胤量才特拔，故含尚賢之意味較多。
三、諸國貴族，率皆公族——即由累代之公子派衍而來者。若楚、若魯、若宋、若鄭，殆皆無例外，惟晉最特別。晉自經驪姬之難，「詛無畜群公子」，故文襄之子，皆斥遺在外，終春秋之世，無晉公子與於盟聘之役，執政更無論矣。晉之貴族，皆獻、文兩代功臣子孫，而公族乃無一焉。齊則折衷兩者之間，國、高、崔、慶皆公族，管、鮑、陳則他族也。
四、有以一族為諸貴族之領袖，世掌最高政權者。例如魯之季孫氏。在此種制度之下，或畫出政務之一部分專屬某族，例如魯之叔孫氏世為行人，凡外交事皆專責焉。
五、有以若干貴族輪掌最高政權，以年輩取得領袖資格者。如晉自荀林父以後，士會、郤克、欒書、韓厥、知罃、荀偃、士匄、趙武、韓起、魏舒、范鞅、趙鞅以次洊升，其資格為眾所公認，殆無爭議之餘地。又如鄭之歸生、子良、子罕、子駟、子孔、子展、伯有、子皮、子產、子太叔，以兄弟叔侄之倫次遞升，亦殆無爭議餘地。在此等制度之下，各貴族皆有取得政權之均等機會，故爭相淬厲以養令名。又凡任執政者，皆久為諸先輩之副貳，隨習以諳練政務，故於貴族政治中最稱完美焉。
六、治政之重心，有常集於一國之中央，而由一貴族或數貴族總攬之者。如楚、如齊、如宋、鄭。散於各地方，而由數貴族分領之者，如魯、如晉。故魯之後析為費國（費惠公見《孟子》），而晉為韓、趙、魏三家所分。
春秋對貴族政治之內容大略如此。其最與歐洲異者有三點：其一，無貴族合議之法定機關，如羅馬之元老院者，雖國之大事，亦常集眾討論，然大權實在國君或執政，與議者備諮詢而已。故歐產之議會政治，在我國歷史上絕無前例可以比附。其二，貴族平民之身份，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其三，貴族平民享有政治權之分限，亦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以此二因，故歐洲貴族政治之基礎堅牢而久續，我國則脆弱而易破壞，故歐洲受貴族政治之禍極烈，我國則較微。上第一點事實甚易見，二三兩點須稍附以說明。
春秋最顯之貴族，皆起自中葉以後。如魯之三桓皆桓公子孫，閔、僖之際始執國命，晉諸卿之興亦略與同時。鄭之七穆皆穆公子孫，起於文、宣以降，前此豈無貴族？蓋已代謝夷為齊民矣。晉諸卿之興替，最為顯例。叔向謂：「欒、郤、胥、原，降為皂隸。」此四族者，僖、文間最赫赫者也。不及百年，至昭、定間則已若此。則貴族之與平民，非畫然有鴻溝不可逾越也明矣。
諸國之最高執政——即所謂「正卿」，誠為貴族之獨占權利；自「次卿」以下，則各國皆取開放主義，惟才是求。例如管仲家世雖不可深考，然「少時嘗與鮑叔賈」，則其出於微賤可知。其相齊也，名分雖居「天子二守國高」之下，事實上則政皆彼出焉。又如孔子，在宋雖為貴族，入魯則「吾生也賤」，嘗為委吏乘田，等於庶人在官者，然亦嘗官司寇，亞三桓一等耳，晚年且有「國老」之號。又如陳敬仲奔齊以「羈旅之臣」，官僅工正，而其胤乃專有齊國。又如晉諸大夫，聲伯歷舉苗賁皇以下若而人，謂：「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此皆乙國亡命羈賤顯貴於甲國者。可見平民在政治上之地位，其與貴族不平等者實至有限也。
春秋時始終不見有貴族政治痕跡者，唯一秦國。秦之史跡，除穆、康兩代《左傳》稍詳外，余均闕如。然據他傳記所述，則由余、百里奚諸名相，皆起於異邦賤族。秦不惟無世卿之制，其名族亘數代者，於史絕無征焉。降及戰國，則商鞅、張儀、范雎以下，為李斯《諫逐客書》所列舉者，皆客卿也。蓋秦崛起西陲，文化遠在中原之下，欲求自立，不得不借才異地，貴族制之不適用，勢使然也。然秦既以此致強，而貴族制至春秋之末亦已不勝其敝，故入戰國而諸國皆「秦化」，貴族埽地盡矣。
貴族階級消滅之原因有三：
一由學問上。前此學問，皆在官守，非其人則無所受，才智之士，集於閥閱焉。春秋前後，故國滅亡者接踵，其君其卿大夫皆變為平民。各國內亂之結果，要人或亡命他國，或在本國失其爵氏，則亦變為平民。於是平民中智識分子日多，與貴族相敵。繼以孔、墨兩大師以私人講學，弟子後學遍天下，百家趨風而起者且相望，於是學問之重心，自學府移於民間。勢力隨才智而遞嬗，理固然也。
二由生計上。前此惟農是務，春秋戰國間而商業勃興。農民仆僿不喜事，商則機敏趨時。故「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呂不韋「居奇貨」，操大國君主廢立之柄焉。平民階級中有商人發生，此階級之所以增重也。
三由政治上。各國並立，以人才之多少爭強弱。魏以失商鞅故見弱於秦，於是卑禮厚幣以招賢者；燕築黃金台以羅致樂毅、劇辛之徒；齊則稷下先生比列卿者以百數；至如四公子門下雞鳴狗盜、監門賣漿之輩，皆備致敬禮而獲其用。蓋自秦以用客卿致強，各國承流，而處士聲價遂隆隆日上。當時諸國中雖仍有保貴族之餘蛻，如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魏、趙之信陵、平原等，然皆紆尊降貴，不敢以寵位驕人。政治活動區域，卒全為平民階級所占。
豪傑亡秦，猶共戴楚義帝而立六國後，徇諸地者咸以其故家遺族相號召。人情狃於所習，數百年為民之望者，其勢固歿而猶視也。然而韓成、魏豹、田儋、田廣之徒，皆一瞥旋滅；即「世為楚將」之項氏，亦不過為新朝作驅除難；而漢高以泗上亭長，率其鄉里刀筆小吏與草澤驍雄，不數年而奄有天下。貴族之運，遂隨封建而俱絕。
秦漢之際，除奴隸外，一切臣民皆立於法律平等的原則之下。其有爵位者之秩祿章服特予優異（除諸侯王、公主以宗親享若干特權外），則以賢以功，人人可以得之，故不能目為階級。其待遇略涉歧視者，惟秦末發卒謫戍，賈人與贅婿獨先發，漢高帝時禁賈人不得衣繡乘馬，惠帝時令賈人與奴婢倍算，哀帝時禁賈人不得名田。似終兩漢之世，賈人身份在法律上受特別限制，若於漢制中勉求所謂階級者，惟此為差近耳。
至六朝而有變相之階級——即所謂族望門第者興焉，至唐中葉以降始漸消滅。其起因蓋有二：一由選舉制度之變更，一由民族大移徙之識別。
兩漢選舉，由郡國守相行之。及魏而改用「九品中正法」，立專官以司鄉評，造冊籍為選舉標準。其官在州曰大中正，郡曰中正，州有主簿，郡有功曹。自晉以來，皆以土著之豪右任之，與奪高下出其手，結果乃至「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所謂世族者，當其入仕之始，已居清要，起家為散騎侍郎、秘書郎、著作郎等，平流而致公卿。寒門則起外郡小吏，累歲不能遷一階（漢制：入仕者，大率起家郡曹掾，考績優異，乃察舉孝廉，入為郎，罕有躐進者）。以故貴者日益貴，賤者日益賤，浸假乃如鴻溝之不可逾越。階級之生，實由於此。
然則高門寒門之分何自起耶？舊史蓋未嘗質言。以吾推之，則漢末及五胡時代民族移轉，至少當為構成門第重要原因之一。《唐書》云：「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此所述雖唐時情狀，然其來蓋久。東晉南渡，中原士夫隨而播遷者，翹然自表異，而孫吳以來，故家久在吳會者，亦不肯相下，故江左有僑姓與吳姓對抗。五胡之難，異族侵入偏於河北，土著之民欲自表為神明遺胄也，於是乎有郡姓。郡者，示異於種落也。魏孝文自代遷洛，盡改漢姓，於是乎有代北之國姓。虜姓雲者，唐人名之云爾。南之僑吳，北之郡國，各張其右族以相援系，族愈大者，其享受特權愈優越，此則後此甲姓、乙姓、丙姓之名所由生也。
六朝階級界限之嚴，求諸古今，曾無倫比。寒人雖躋貴要，其在交際場中，曾不能與高門齒。右軍將軍王道隆權重一時，到蔡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興宗亦不呼坐。到溉執政，何敬容語人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甚至積重之勢，雖帝者亦莫能易之。宋文帝寵宏興宗，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宏將坐，球舉扇曰：「卿不得爾。」宏還奏，帝曰：「我便無如此何。」紀僧真顯貴，啟宋孝武帝求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命左右：「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及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參稽譜牒，刊正氏族，而崔氏猶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門第思想之倔強不可拔也如此。
其所以至此且持久不壞者，其主要原因則在不通婚姻。魏太和中，嘗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為婚姻（見《唐書·李義府傳》），南朝曾否有此規定，雖不可深考，然以習俗覘之，想亦當爾爾。趙邕寵貴，欲強婚范陽盧氏，盧母不肯，攜女潛匿外家。崔巨倫姊眇一目，其家議下嫁，巨倫姑怒曰：「豈可令此女屈事卑族？」侯景稱兵犯闕，生殺由己，欲請婚於王、謝，梁武帝曰：「王、謝門高，可於朱、張以下求之。」景亦終不能奪也。及唐初作《氏族志》，黜降著姓，然房玄齡、魏徵、李勣輩，猶以得婚崔、盧諸族為榮。李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後轉益自貴，稱「禁婚家」。男女潛相聘娶，朝廷末如之何。至文宗時，欲以公主降士族，猶以為難，乃下詔曰：「民間婚姻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則右族之高自矜異蓋可想矣。蓋六朝階級之見，入唐雖稍殺，直至五代始全消滅也（趙翼《陔余叢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條、「譜學」條）。
以種族區別階級，征服者常享特權，不與被征服者齒，此歷史上常例也。晉世五胡之亂，劉、石、苻、姚輩，類皆保塞種人，久居內地，名為異族入主，實則與草澤英雄崛起者無異。且其戶口稀少，不能造成一特別階級，故影響於社會組織者甚微。鮮卑之慕容、拓跋、宇文諸氏，皆塞外大部落，其勢力可以造成階級。然慕容之侵入也以漸，其先固已為晉室之藩臣編戶，次第同化。拓跋自孝文以後，嚮慕華風，且以自標其種為恥，其種人亦往往不樂內遷。宇文氏則中衰而復興，復興後心醉漢化尤甚，方且以步趨成周為事。以故終六朝之世，除北齊高氏稍蔑視漢人外，實無種族的階級之可言，有之則自金、元以後也。
金之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譯言百夫長。穆昆之上有「明安」，譯言千夫長。及有中原，慮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亦謂之明安、穆昆，種人與漢民蓋顯分畛域。世宗慮種人為民害，乃令自為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主兵者謂所給田少，故無鬥志，乃括民田以給之，其所享特權率類是。終金之世，明安、穆昆之眾別為一階級，居征服者之地位。及宣宗南渡，盜賊群起，民報夙仇，不三二日間，屠戮淨盡（趙冀《廿二史劄記》卷廿八，「明安、穆昆散處中原」條，「金末種人被害之慘」條）。
金分人民為三級：曰種人，曰漢人，曰南人。漢人謂先取遼地時所得戶籍，南人則繼取宋山東、河南地之人也。元分四級：曰蒙古人，曰色目人，曰漢人，曰南人。色目人指成吉思以來平定西域所收之種落，自蔥嶺東西以迄歐洲，其範圍至廣。其滅金時所得則曰漢人，滅宋時所得則曰南人。據《輟耕錄》稱漢人八種，一契丹，二高麗，三女真，四竹因歹，五術里闊歹，六竹溫，七竹亦歹，八渤海，而真漢人反不與焉。豈凡金之遺民在中原者，概以女真目之耶？
政治上權利之差別，金制對於漢人、南人尚不甚歧視，元制則分別綦嚴：蒙古人最優，色目次之，漢人次之，南人最下。《元史·百官志》序云：「世祖定製，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內者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訪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其長皆以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質言之，則漢人、南人雖可登仕版，終不得為正印官也。《成宗本紀》云：「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始參以色目及漢人。」是色目之待遇，亦較漢人優越也。至元二年，詔以蒙古人充各路達爾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為同知，而南人不得與焉。《程鉅夫傳》記世祖責御史台言：「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宜用？」則南人之待遇又下於漢人也。中國雖屢經外族侵入，然挾征服者之權威以相臨，儕我族於劣等，則未有如元之甚者（《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制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條）。
滿洲在關外，以民隸軍，畫為「八旗」。其後蒙古服屬，則置蒙古旗。入遼後得關內人民及明降將卒，則置漢軍旗。「旗人」與「漢人」之名稱，三百年來，遂成為對立之兩階級。旗人駐防各省會，與金之明安、穆昆頗相類，而體勢更隆重。就形式上論，別滿、蒙、漢三旗於漢人，與元代之四階級頗相類。然而不同者，則清代蒙旗人之在內地，其地位並不如元代色目人之優越，而清代漢人，比元代之漢人、南人，作官吏之機會，最少也勝一籌。例如中央各官署大小員缺皆滿漢平分，外省官吏，因無雙缺，漢人以自由競爭之結果，且常占優勢（附錄《順、康、雍、乾、咸、同、光、宣督撫滿漢人數比較表》），故清代之滿漢，在政治上殆無階級之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