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命運 · 二十 倫理本位與職業分途

倫理本位與職業分途這兩面，又是彼此順益交相為用底。如前指出社會組織之倫理化，使經濟上趨於分散不趨於集中，趨於消費本位不趨於生產本位，凡消極使階級對立不成者，即是積極助成職業分途。又由社會組織之倫理化，彼此不是宗族便是姻戚，不是姻戚便是鄉里世好。 使人與人之間關係為橫底平面發展，而不使其向於縱立底階級關係，或者溝通其上下間，亦都是順成此職業社會底，另一面，從生產技術上小規模經營有其方便，大規模經營非甚必要，土地或資本又不易集中，於是社會上多是些小農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各營生業，他們全靠其一家大小共同努力，自然形成「相依為命」底樣子；其倫理關係安得不從而益加鞏固密切！便是家人之外，更有夥計學徒；然此東伙師徒之間，大非資本家與工人之比。西洋勞資兩方相維以利，相脅以勢；遇事依法解決，彼此不發生私人感情。而此則朝夕同處，可能從待人厚薄作事勤惰上，彼此深相結納。在勞資兩方斷不共一立場同一命運者，而師徒東伙可能同甘苦共患難。蓋階級封立之勢成，則倫理觀念自而掩沒；反之，階級分化不著，則職業各營乃大有造於倫理。又因貧富貴賤升沉無定，士農工商各有前途可求，故有家世門祚盛衰等觀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兒孫，父詔其子，兄勉其弟，悉使人倍篤於倫理而益勤於其業。 還有政治經濟兩面，亦是互為影響，協調一致，以共成此局。從歷史上看，政權不為貴族階級壟斷，而新份子得以插足，似極早。如《尚書·堯典》所謂「明明揚側陋」，如《孟子》所云「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是其例。這種趨勢萌露以後，到戰國時代各國競相羅致人才而大為顯著。漢唐以來兩千年間，選舉考試各制度建立，雖難期盡善，代有紛更；然正見時時要求矯其偏弊。卒至「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諺語流行，而統治不成階級其勢大定。但此類政治新興人物，自來即與歐洲所謂新興階級之憑藉於經濟者不同，而好像憑藉於知識頭腦。他們不是以集團勢力和貴族爭衡，而是以其個人才略學識德望見重於時，直從國君手中取得權位。在春秋戰國，則儒墨百家駢起；在漢以後唯余儒士。 我們姑且籠統總括之曰士人。同時，在公族無權游士擅政底國家如晉如秦，即是郡縣早見施行土地早得解放者。中國封建社會，就是這樣崩壞底，政治上階級分解，而經濟上又不得有階級形成，亦即由此，本來在土地解放商業大興以後，可能有土地兼併，資本集中。事實上此兼併與集中，亦始終不斷於社會史；但同時士人亦始終不斷本其理想而予以打擊。限田、均田、重農抑商，兩千年來史不絕書，不必細數。結果，士人固不得行其志，而資產者亦不能遂其壟斷，以支配政權達於間接之統治。由政治上無階級，自不容許經濟上有階級；經濟上之壟斷不成，政治上之壟斷亦不能有；互為因果，大抵如是。階級統治之不成，中國政治乃不得不倫理化。由政治之倫理化，乃更使社會職業化。職業又有助於倫理。如是，倫理與職業，政治與經濟，輾轉相成，循環扣合，益臻益治，其理無窮。 這樣演來演去，在社會結構上中國就自成一家，不同於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