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命運 · 十 團生活之血底鍛煉

基督教之起，實對當時社會具有極大革命性。第一、它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反對一切偶像崇拜不惜與任何異教為敵。——所謂「基督徒不以建立其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異教之祭壇」。第二、它打破小族群和階級制度，人人如兄弟一家般合組超家族底團體（教會）。教會這一組織，是耶蘇曾堅決主張他的門徒應作底。早期底教徒們亦都相信：為保持他們的信仰純潔和專一，這一結合乃是非常必要。據說其最初組織，「亟望基督重來，天國實現，教徒衣食相共，不分界限」；並有產業歸公之制度桑戴克《世界文化史》第二三一頁……像這樣，一面其內部結合既極其堅實，一面其對外行動又極其激烈，集團精神自爾達於高度。排他既強，被排亦烈，到處不為人所容；而遭受壓迫殘殺的結果，則是使他們自身團結更強。 而且基督教雖想要政教分開，然事實不許，很快又混合一處；基督教雖不想以強力殘殺異教，然事實終落到這一步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之國教，在三二五年。此指狄奧多西大帝（三七九—三九五年）更用政令強迫推行之……蓋當時文化不能不以宗教作中心，以其特具統攝摶結作用，任何一種組織生活都離不了它。如其設想政治離開宗教，倒想像不出其可能。中古封建底統治，既資藉於宗教；而宗教自身又復政治化（教皇包攬政治，或兼秉政務，教士則預聞諸侯政務等），和封建化（好多大主教、主教、修道院住持等參列封建層級而為其一部分）。其結果就有兩點： 一點是使得集團生活內部之統制過強。因為它將政治所特有之強制權力，加在宗教之統攝摶結上了。信仰不過摶結人心，權力則更拘限人身：二者相合，人誠無所遁逃。這種統制過強底集團生活，為後來引起反動之本，非常重要。 又一點是使得集團間鬥爭頻繁激烈。宗教不挾有權力，其爭端可以減少；權力之爭，不資藉於宗教組織，其鬥爭可不帶集團性。今二者相合，遂使當時之宗教問題、政治問題、種族問題、私人恩怨，攪混不清，相尋無已。其間大小慘劇，長短戰爭，綿歷千有餘年，難解難休。所有這些頻繁激烈底鬥爭，最給予西洋人以鍛煉集團生活的機會。 上面所稱「宗教問題」，初時是基督教與外界社會或異教之爭；後來基督教擴展開了，對外鬥爭漸少，而內部宗派之爭又起，至新教發生而益烈。——這是要補明一句底。 又上面所稱「權力之爭，不資藉於宗教組織，其鬥爭可不帶集團性」：此如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爭王爭帝者是。其競爭主體，只在二三領袖；多數人均不過從屬工具，其間並無深切界別，形成集團對抗。所以韓信可以事楚，又可以事漢。項伯楚人，竟保護了沛公。諸葛兄弟，可以分在吳蜀魏三方去。——這亦是要補為說明底。 凡團體必需有內外界別；沒有一定界，難成團體。反之，界別愈嚴，則團體愈固。此其一。又團體必需有其對抗者，或競爭者，而後其生活振奮組織緊張；反之，若缺乏此類對象則日就懈散，甚且團體消失。此其二。又團體境遇不順，遭受折磨，其份子之向心力轉強；反之，若境遇順好則其份子或不內向，甚且發生離心傾向了。此其三。 綜上三者，故鍛煉集團生活之最佳機會，莫過於戰爭或各種鬥爭。人當鬥爭時，便思結合團體；而有團體後亦更易引起鬥爭。團體與鬥爭，殆相聯不離。孟德斯鳩《法意》上說，爭之與群乃同時並見之二物；這話不錯底。反之，散漫與和平相聯。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漫。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後，總是過著集團而鬥爭底生活（雖然基督教主張和平底）。中國自受周孔教化以後，大體過著散漫而和平底生活（雖然孔子亦說必有武備的話）。這不為別底，只為基督教一因素加入到西洋文化來，於促使社會走此路的條件全相符合之故。 自然，西洋人之集團生活並不能全歸功於基督教。除了先自希臘羅馬流傳下者不計外，後進底蠻族，亦是一個因素。他們原是集體行動底（遊牧侵掠都是集體行動，與農業平靜分散者異）。又以其文化淺，衝動強，感受基督教之後就很執著；所有許多血斗慘劇，多因於此（指religious intolerance）。 集體生活，在生死危難中固可得好底鍛煉；但在日用常行之間養成它，同屬必要。前者可得其牢韌底向心力和紀律習慣；至若組織能力，法治精神，和公德則多有賴於後者。於此，我們宜一述歐洲中古社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