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出路 · 第六章 近代文化的主力

十餘年前，李大釗先生在其所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里，劈頭就說道：（民國七年七月《言治季刊》）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 從這根本的差異上再推衍到他種差異，據李先生的意見，則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又有了下面的不同之點： 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 我們在第一章里已經說明，一切文化都是動的，所以文化的特性是變動。因為一切文化都是動的，所以把動與靜來做某二種文化的根本差異，不但不妥當，抑且不通，因為世界沒有靜的文化。文化之所以形成，固是賴於動，文化之由一代傳到第二代，也賴於動。比方：言語是一種文化，言語的創造及發展，當然是賴於動力。後代的人，學習言語，也是要賴動力。又比方：一種建築，她的最初創造，固賴於動力，但是我們若要照樣的絲毫都不改變而再造一座，也免不得要動力。世間只有已經消滅及只能放在博物院來作古董，而完全不適我們的需要的文化，才可以叫做靜的文化（參看第三章第三節）。 所謂根本上的動靜的文化的差異，既不能成立，就是從這種根本的差異，而推衍出的各種差異，也是不妥當的。比方：李先生說，東方的文化為自然的文化，西方的文化為人為的文化，這也是一個大錯誤。一切文化，都是人為；文化而是自然的，安能叫做文化？又如：李先生說一為因襲，一為創造，也是說得不通。一切文化都是創造的，除非吾們承認這些文化是神所給與我們，才能說不是人類的創造品。她的起源固非人類所創造，然人類若欲因襲而傳之後代而為目前的需要，人類也要他們自己照樣的去造做出來才好。所以因襲並非坐而享受，並非無須造作；所謂因襲，不外是我們不加不減照樣的去做前人所做的東西罷。 所以這樣的來分別東西文化的異同，我們應當不要忘記至多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種類上的差異。其實，文化本身上只有程度的差異，而沒有種類的不同。所以我們認定像傖父君在其《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一文里所說下面一段話，是錯誤了文化的根本觀念。 蓋吾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 這是心理變態的東方人的自慰話，這是東方人的誇大狂！ 總而言之，文化本身上既只有程度的差異，沒有種類上的不同，把某個圈圍的文化，來和別的圈圍的文化，來尋出根本上的性質不同，是決不能給我們以澈底的了解。我們若要明白東西文化的差別，只能於程度上觀察。但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異，不但是限於中國文化和西洋的比較，就是現代的西洋文化和中世紀的西洋文化，也有這種的不同。其實，殷商時代的中國的文化，與周秦的文化，若把來比較起來，也非沒有這種的差異。 我們已經說過，周秦時代的中國文化，並不低下於歐洲古代的希臘文化，而中世紀的西洋文化，也不見高於漢以後的中國文化。這是專就文化本身的實在情況來說，而非其發展的目的和趨向方來看。然從十五六世紀以後，歐洲的文化遂起了重大的變化，而成為近代的西洋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它是世界文化的趨勢及其目前的需要，所以我們叫做近代文化。本章所謂的近代文化，就是此意。從文化的根本觀念的研究的成分的分析來看，現代各種普通的文化特質，在中世紀或古代並非沒有，然就文化的程度或量的方面來看，則中世紀的歐洲文化，或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若把來和現代的西洋的文化比較，則其差別則正有天壤之殊。質言之，現代的歐洲文化，把來和十二世紀的文化的差異，與十二世紀的文化，把來和四五世紀的差異，則現代之異於十二世紀，比之十二世紀之與四五世紀的差別，太利害了。然而為什麼現代西洋文化和中世紀的文化的懸殊，到這麼利害呢？換言之，近代文化的變換為什麼到這樣利害呢？ 要解答這問題，我們又不能不從文化的根本的觀念上著想。我們已說過，文化是人類適應時代環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所以文化是人類的創造品，而人類創造文化的成績的程度如何，又要靠著人類的努力如何。坐著不動，而對於世間一切，都沒有振作的念頭的人，不但不會創造新文化出來，連了舊文化也保存不住。這一層我們可以設一個最平常的例子來說明。比方：一個人辛苦的去置了一種產業，或是賺了百萬家財，這種家財和產業，假使他的子孫，不努力去發展，而增加其產業財產，或是不努力去維持，則坐食江山，不但發展不來，保存也是不住，結果是家財盪盡。文化也是這樣。我們祖宗，二千年前所創造的文化，在今日能夠在二千年後留傳者，並非什麼祖宗「在天之靈」「賜福後世」，而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的造作，而非祖宗的努力。祖宗已在二千年前死去，他怎能為二千年後的子孫努力呢？ 所以每一代的文化，都賴每一代的人的努力擴張和更新。更新固要我們的努力，保存因襲也要我們自己去努力。其實我們所謂固有文化的總和，決非一個祖宗造出來，也非一代的祖宗造出來。因為它不是一個祖宗造出來，我們專只去崇拜這個祖宗，是我們對不起別的祖宗。因為它不是一代的祖宗造出來，我們只去崇拜一代的祖宗，是對不起別代的祖宗。 我們讀歷史的傳說聽說燧人教民鑽木取火，而開熟食之紀元。所以談起熟食，要謝謝燧人。然歷史的傳說又告訴我們：神農教民耕稼，難道我們只會崇拜取火的燧人而不崇拜耕稼的神農嗎？我們讀中國史，知道漢朝注重經學，宋朝注重理學，難道我們只曉得宋學是我們祖宗的創業，漢學卻不是祖宗的遺業嗎？ 然而這種的覺悟和認識，若放大起來，而應用到文化的各方面，則所謂排除異己的觀念，決不能存在。而我們的思想及生活方式，決不能任何一人及一代所壟斷，所以我們若承認這個整個文化，是並非一人一代所造成，則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文化 並非一人一代的努力。 它既不是某一人或某一代的努力，則每一個人都有變換這一種文化和創造新的文化的責任，而使每一代的文化，都應該比前一代的文化進一步與高一級。 這種每一人的責任心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個性的認識和覺悟；而每一人都努力去擔負這種責任，則個性必定尊重，必定發展。主張尊重和發展個性的學說，是 個人主義。 這種的個人主義，在古代希臘的哲人也主張過。他們的流行語，是個人是萬物萬事之量。他們對於個人的地位，極力提高，而使個人能夠在文化上有所貢獻。卡士曼（Cushman）在其所著的《西洋哲學史》里說： 這些哲人，是直接引起希臘文化上的變動的人。他們是希臘啟明時期的中堅。這些哲人與希臘文化的重要關係至黑格兒而始大白，從前的歷史家，都不大視他們（看瞿譯上冊第五九頁）。 到了蘇格拉底把哲人的個人是萬事萬物之量，改為人類全體為萬物之量，而他的弟子柏拉圖，及柏拉圖的弟子亞里士多德更張大其說，個人主義因之而衰。照柏氏的意見，社會國家及文化的發生，是因為人類天然的需要，而且社會國家的發生，是先於個人。所以惟有在社會國家裡，才能有個人存在的餘地。結果，個人不外是社會國家的附屬品。同樣，亞里士多德也覺得社會國家是先於個人，而且重要於個人，因為他以為國家是一個整的個體，而包括文化的一切，個體不過是國家的一部分，正像一個人，假說他的全個身體已毀壞，則他的腳手，也不能存。其實個人不外是國家的一種工具，用以促進國家的目的罷。 羅馬時代的初年，據說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主權。但是羅馬逐漸的成為帝國，帝皇的權力，日日增加，而個人的自由，也逐漸的喪失。到了中世紀的時代，個性簡直是沒有法子去發展。一切的威權，都是在上帝手裡。一切的文化，像政府，像法律等，都是上帝的創造品。上帝不但是萬能，而且是萬有。在中世紀的人們，不論是教父，無論是帝王，沒有不承認這個上帝的存在，沒有不遵守上帝的命令。 但是上帝究實是超乎這世界的，他並不親身的降世來治理一切，他也不親口的發出命令。他的命令，他的萬有，是賴著他的代表，他的使者，來代他說明，代他管理。但是那一個是他的使者呢？教父的回答是教會，而一般帝王的親信，卻說是帝王。然而無論屬那一個，從個人方面看去，他們總是個人主義的窒礙品。要是人們承認教會是地上的天國，上帝的使館，則教皇所說一切，就是上帝的意旨。要是人們承認帝皇是上帝的治人間的使者，則帝皇一切的動作，都是上帝的動作。 但是中世紀的世界，照一般最流行的觀念來說，是二元的世界。他們的信仰是，關於人生一切的精神事情，是應當給與教會；而關於人生一切的俗事，是應當給與帝王去管理。世俗和精神二件事，從文化的立腳場看去，不但是有了密切的關係，簡直是分開不來。他們硬要把來分開，結果是教皇和帝皇的爭執，成為中世紀的流行現象，而這時代的個人，終沒有法子去超脫這二種勢力之下。因為他們既承認上帝的威權是絕對的，則上帝的使者的威權，也是絕對的，而所謂絕對的信仰和服從上帝，也不外是絕對信仰和服從他的使者。 我們應當承認在九、十及十一世紀，是教會勢力澎漲的時代。但是正因為了這個原故，而使教會勢力的崩痕露出來。設使教會而能自足的不超過帝王的威權，二者互相扶攜，則中世紀的世界，也許延長至現在，而歐洲今日的文化，也許不會進步這麼利害。像我們中國一樣的保存其單調文化，至於近代。但是教會因一方面欲把在原則上自己所承認的帝皇的威權，搜到自己的手裡，而成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致失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又因十字軍的東征和元朝的西侵，而成了一種新局面。這二面都可以說是促成近代個人主義的主因。 這種個人主義，又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 我們已說過，教父自己承認關於治理一切俗事的威權，是應該在帝王手裡，而關於精神的事情，是應該屬於教會。這種見解，是最初的教父所共認的。他們的根據是耶穌曾說過：我的國家是在天。然而最初教會的人們，也因為基督教是羅馬所視為異教，他們這時的願望，不外是要求教會的脫離於帝國統治之下。羅馬崩裂，教會權勢日日增加，一般教皇，遂做進步的要求，以為教會是神聖機關，不受帝王之管理，而可以脫離帝國，然帝國卻不能脫離教會而獨立，因為教會於神聖事業之外，還可以管理俗事。這樣一來，教會遂想抱攬一切，其結果是連了君主像關於婚姻事情，也要受教會的管理。因為教會太猖獗了，免不得發生種種反響，結果是發生出十四世紀的（Avignon）的把戲。好堂皇的教皇，有些歷史家說，被了法國的君主放入衣袋裡了！ 教會統治全歐的計劃，既已成了夢想，阻止歐洲個性發展一個大窒物，已逐漸崩墜。我們還不要忘記，教會的勢力固消滅，帝王的權力又繼之而起。帝王像教皇一樣的說他是上帝的使者，他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命令。到了十六世紀之末，及十七世紀之初，像英國皇帝詹姆士第一更進一步來說：所有的君主，都是上帝。然而君主勢力澎漲的時候，也是個人主義萌芽的時候，因為君主若壓迫太甚，則個人不得不起而反抗。其實宗教的改革，已經推翻千餘年來以教會為上帝的使館的觀念，而返到個人與上帝可以直接交通。所謂個人與上帝可以直接交通，就是反對教會所壟斷的上帝意旨。上帝既實在是尋不見的東西，教會的意旨就是上帝的意旨。現在個人既能和上帝直接交通，直接承受上帝意旨，則個人之意旨，就是上帝之意旨。所以宗教改革，不但是只推翻教會專制，其實是連了信仰上帝，也成了問題，而結果是： 信仰自己。 這種信仰自己的觀念一發生，不但是教會統治自然崩墜，就是君主專制也要崩墜。因為君主就是上帝的使者的觀念既打破，君主是上帝的謊話，也要打破。因為人人都是上帝了，要把君主的上帝，去壓迫他人的上帝，是等於上帝自己壓迫自己。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因此，政治上的個性自由，也因之而生。 上面是說教會想統治一切的精神和俗事，而激引教會的崩墜和宗教上的個性信仰自由，再由宗教上的自由，引起政治上的個性自由。我們現在再說十字軍的東征和元朝的西侵，而引起現代的個人主義。 十字軍的發生，也可以說是由於教會的統治和侵略的欲望，教會不但是在歐洲內部要統治一切，且要伸手到外邊去。因此遂號召十字軍去東征。從拯救聖地方面來說，十字軍東征的目的，本已達到，但從他方面看起來，教會的勢力，卻因此而喪失不少。第一，因為十字軍的東征，在歐洲一般的忠實信徒，都被殺死不少，致教會失了不少精華。第二，沒有從軍而留在歐洲的人們，是表示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沒有這般從軍者那樣熱烈和忠心，其實他們也許是教會的仇敵。現在教會的強有力者既皆效力疆場，正是他們發展一個好機會。這個機會，一方面使他們能做強有力的組織，以對抗教會的壓迫，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的個性上逐漸發展，而引起後來的個人主義。 至於元朝的西侵之影響於歐洲人的個性發展上，也很明白。據一般歷史家的意見：中國的印刷、火藥及指南針之輸入歐洲，是在元帝西侵的時候。印刷的影響是：打破教會教土及貴族壟斷智識界，而使書冊文字流傳於民間，其結果是思想上得以解放，而脫羈教會和貴族的統治思想。火藥的影響是：打破武士制度，使部落的貴族的勢力減少，而輸之於平民，以開民治的途徑。指南針的影響是：使航海家能夠遠渡重洋，而辟新世界。這些的影響，不過只述其重要者，其實元朝的西侵，而使全歐震動，對於歐洲人的狹見打破不少，而對於個人個性的發展上，如冒險東遊，可以叫做個人主義發展的原因。 我們已經說過：個人主義是近代西洋文化發展的主因，因為惟有解放個人一切的解放和壓迫，然後各個人始能儘量去發揮個人的才能。文化的創造和發展，是賴於各個人的才能和努力。設使在某一個文化圈圍里，個個人都努力來儘量發揮其才能，則這個文化圈圍的文化，必定進步得利害。反之，假使在某一個文化圈圍的個人，為了某種勢力所壓迫，或是隨波逐流而無所振作，則這個文化圈圍的文化，決沒有法子去發達。因為文化是人類的創造品，要是人類而不努力去創造，怎能發生得文化來？ 從歐洲的歷史來看，中世紀與希臘時代的文化，所以停滯而不發展，都是因個性受了壓迫，而沒有發展的可能。同樣中國文化所以到這麼單調，這麼停滯，也是由於個性的束縛。個性之所以不能發達的原因，大要有三：一為萬物神造說，二為自然生長說，三為偉人天生說。萬物神造說在中世紀最為流行。自然生長說，在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得出；老子所謂無為而無不為，也屬於這一派。至於偉人天生說，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的傳統思想，而且是孔子、孟子所主張最力的。中國人叫君主做天子，也不外是這派罷。 這三種學說既為個性發展的窒礙，而個性不發展又為文化停滯的原因。質言之，這三種學說是和文化的發展處於對峙的地位，假使我們而能明白這一點，則本章所謂個人主義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因，也可瞭然。 我們現在可以把一個實例來說明。 談近代西洋文化發展史的人，總免不得要記得義大利的加里雷倭（Galileo）。加氏是生於一五六四年。哥倫布已發見了新大陸。宗教改革的中堅人物馬丁路得差不多死了二十年。歐洲人的個性發展，正是如潮如涌。加里雷倭也不過新時代中一個先鋒。然吾們試看他之所以被禁，不外是不願去盲從天地神造之說，而發揮其個性之所能。加氏是近代西洋文化史上一個大恩人，然教皇之所以特詔他到羅馬訊判者，是因為 （1）他相信歌白尼以為日居中心，地球繞之而行的學說； （2）他教授了不少門徒，以傳播這種學說； （3）他曾為文說太陽有斑點； （4）他答辯根據《聖經》而反對的人，以為宗教和科學可以相容而不悖。 後來因為他著妥勒梅及歌白尼兩大宇宙之談話，遂引起羅馬教皇的懲罰。懲罰的條文有三： （一）加氏須親草誓願書，此後不再離經叛道，而攻乎異端，萬一而不能實行，則願受無論何種的刑戮。 （二）終身禁錮，不得自由。 （三）每星期須讀七條悔過聖詩以自懺。 加氏後來因疾而死，但是連到死後，教皇也不准人家為他公葬立碑。我們試想在自由思想已經開於十六七世紀，教會之排除異己，尚且若此之甚，若在中世紀而出一像加氏者，則教會之待遇，將又何如？ 「我雖不再說地球是能自動，無奈地球是自動的。」這是加氏受教皇被迫而承認上面所舉三條條件以後所說的話。以事實上是動的地球，硬要人家說是不動，抹殺真理，一至於此。在這種環境勢力之下，而想文化的進步，何異望梅止渴？ 萬有神造勢力之下的個性比較發達的人，所遭的場遇固如此，在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家勢力之下的個性比較發達的人，所處的境遇，也是這樣。我們且看數十年前對於西洋的文化比較做過多少實地的觀察的郭嵩燾寄給李鴻章一封信，便能瞭然。 前歲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異同得失。自隋唐之世，與西洋通商，已歷千數百年，因鴉片之禁而構難，以次增加各海口，內達長江，其勢日迫，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來，條具其所以致富之實，其發明，其用心，而後中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皆可以知其節要，謀勒為一書，上之總署，頒行天下學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遠人之心，固有其大者遠者，當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為中堂陳之，及至京師，折於喧囂之口，噤不得發。竊謂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西洋為害之烈，莫甚於鴉片煙，英國士紳亦自恥其以害人者為構釁中國之具也，方謀所以禁絕之，中國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為悔，數十年來國家之恥，耗竭財力，無一人引為疚心。鐘錶玩具，家皆有之，呢絨洋布之屬，遍及窮荒僻壤，江浙風俗，至於舍國家錢幣而專行使洋錢，且昂其值，漠然無知其非者，一聞修造鐵路電報，痛心疾首，群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為公憤若，曾劼剛以家諱乘南京小輪船，至長沙，官紳起而大嘩，數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我之脂膏，而挾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如其何心也。辦洋務三十年，疆吏全無知曉，而以挾持朝廷曰公論，朝廷亦因之而獎飭之曰公論，嗚呼天下之民氣鬱塞壅遏，無能上達久矣。而用其鴞張無識之氣，鼓勵遊民，以求一逞，又從而引導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鴞張無識者為之也。嵩燾楚人也，生長愚頑之鄉，又未一習商賈，與洋人相近，蓋嘗讀書觀理，舉古今事變而得之於舉世譁笑之中，求所以為保邦制國之經，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而始終一不相諒，竄身七萬里外，未及二月，一參再參，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復為陳論矣…… 所謂以「自立於不敝，沛然言之，略無顧忌」，就是個性的表現，然像嵩燾這樣的人，因為受了傳統思想所擯棄，免不得也要「幡然自悔其初心，而不復再為陳論」，個性之難表彰，文化之難於上達，可以想見！ 文化的停滯，既由於傳統思想的壓迫個性的發展，則提倡個人主義，不但在消極方面，可以打破傳統思想；在積極方面，可以促進文化的進步。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能於三二百年內發展這麼快，主要是由於個性的發展，和個人主義的提倡。 西洋各國提倡個人主義者甚多，比方：十七世紀的彌爾敦（John Milton）在其所著的（Areopagitica），對於個人的言論，自由的主張，以及反對政府對於人民的壓迫，可以說是後來英國個人主義的先河。此外如洛克如邊沁對於個人自由上均極力主張，而十九世紀的彌爾及斯賓塞尤為特出。彌爾的關於個人主義的最重要的著作，厥為他的《政治經濟學》及《自由論》（嚴譯為《群己權界論》）。斯氏的個人主義最先發見他的《社會的靜》一書，後來在其所著的《個人對國家》一書更極力張大其說，而成為個人主義上的最有威權的著作。 美國的獨立宣言，也是基於個人的個性自由上。主張個人主義最力者，要算哲斐孫。後來著名的著作家像托洛（Thoreau）更極力主張這種學說。他以為除了我個人讓給了多少權利與政府外，沒有政府能壓迫我個人的身體和損害我的財產。理想的社會，是在這社會裡，個人要有很高和獨立而不受他人牽制的權力。 法國的《人權宣言》的出發點，也是從個人的利益方面著想，而有名的著作家之主張個人主義的也很多。托克維爾（Tocqueville）在他的《美國民治論》，拉布雷（Laboulaye）在他的《國家及其界限》，米雪爾（Michel）在其《國家的觀念》，對於個人主義上，均有充分的說明。 德國學者主張個人主義者也很多。個人的自由意志，是康德思想的中堅。個人本身上有了他的目的，他並不是生來而為國家犧牲一切的。斐希特（Fichte）也極力反對國家對於個人的自由意志，加以過度的壓制。黑格兒也處處為個性辯護，他在他的《歷史哲學》里，指出個性的沉沒，是中國文化沒有發展的最大原因，他很對的說：中國只有家族，只有團體，沒有個人，沒有個性。但是德國人之主張個人主義最力者，還是洪波德（W.V.Humboldt）。洪氏在其所著的《國家的功用的範圍》一書里，說國家所應當最注意的點，在乎國民個性的勢力，儘量發展，因為人類的真正目的，是使各人自己的能力，能發展到最完全的境地。 上面不過將數位比較著名的主張個人主義者，來做例子，西洋人之主張個人主義者。還有好多。而且西洋人的個性的發展，是處處都可以找出來，這是凡到過西洋各國，或和過西洋人接觸的人，總要承認的。因為他們的個性上能夠儘量發展，其貢獻於文化的創造和發展上，也很利害。德國人有一句俗話道：德國的學說之多，是等於德國的博士的數目。換言之，在德國有了一個博士，就多了一種學說。德國的博士本來比任何國都要多，要是每個博士都有了自己的學說，那麼學說之多，可以想見。學說多，就是表明德國人在思想上所表現的個性很強，而思想的發達，也很利害。其實德國人何止只在思想的貢獻不少，他們無論在文化那一方面的貢獻，都很利害，而其原因，不外是個性比較特別發達。德國固然如此，整個西洋，也差不多是這樣。 我們返觀我們中國，二千年來的文化的停滯，到這麼地步，也是因為個性太束縛了。李卓吾總算做在中國歷史上個性比較堅強的人，然為了這樣，才被當時的擯斥；也是為了這樣，才能大膽的說道：「二千年以來無議論，非無議論也，以孔子之議論為議論，此所以無議論也。」議論固如此，文化亦何獨不然？所以二千年以來的文化，則孔子之文化。我們可以說二千年來是有文化，也可以說是差不多沒有文化。說她是有，因為有了孔子的文化，說她是沒有，因為這些文化，是二千年前的文化，並非二千年來所創造和發展的文化。 因為了只有孔子的議論，而孔子的議論，又是偉人天造的議論，是排除異己的議論，所以除了孔子以外，沒有別的個性可以發展。結果是文化既沒有法子去跳出孔子的文化圈圍，個人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沒有誕生的可能。 有些人也許要問道：那麼楊朱、陳仲子的學說，也不能叫做個人主義嗎？本來春秋戰國之世，傳統的思想，既失其效力，思想方面所表現的個性，並非沒有。楊朱和陳仲子就是一例。但是個人主義的主張，卻找不出來。楊朱豈不是告訴我們嗎？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險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這簡直是極端的為我主義。我們試想某種文化的形成，是要賴了多少人的努力創造，假使人人而不願去損一毫來益他人，還有什麼文化的可能？其實，楊朱只是一個最會享受文化的懶惰人，他說： 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把最顯明的話來解釋這段話，便是像今日一般的儘量去享受西洋人的洋樓、汽車，以及一切的生活便宜，而極端反對去創造這些生活上的便宜的需要。試問設使人人都像楊朱那樣，世間還有那一個來製造汽車，建築洋樓？結果是這些東西無從發生了！ 至於陳仲子的學說，也不能叫做個人主義。她只是一種消極的任我主張罷。消極的任我，也造不出文化來，因為他並不是積極將自己之所能儘量發展，而有所貢獻於文化。 楊朱的極端的為我，和陳仲子的消極的任我主張，本來是我們所不贊同的，然像這種的學說，自從孟子和趙後把來做禽獸和當殺以後，再也沒有人去提倡了。 在孔家思想統治之下，中國決沒有法子去產生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沒有法子去產生，中國文化的改變，至多只有皮毛的改變，沒有澈底的主張。我們試想，西洋文化之輸入，已有三百年的歷史，然中國仍照舊的不澈底去改革固有的病弊，而採用西洋文化，不外是中國人仍舊的醉生夢死於孔家的復古文化。 本來西洋的個人主義之介紹於中國的歷史，已在滿清尚未推倒以前。嚴復所譯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及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應當對於中國思想上，有莫大的影響。無奈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其原因也不外是由於排除異己的成見太深。一直到了民國四五年以後，開始有了些人作了斷片的個人主義的言論。比方：陳仲甫先生在他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新青年》一卷四號）內，有一條說明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而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此外又如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七年所寫的《易卜生主義》之影響於中國思想界，也很顯明。 適之先生自己也說： 這篇文章（《易卜生主義》），在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它所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最需要的一針注射。（《胡適文選》第八頁） 我以為仲甫先生既沒有積極的提倡個人主義，適之先生的介紹，也不外是一方面和斷片的介紹。然這樣的輕輕一試，已有這種成績，要是中國人而能盡力從這條路上做工夫，則將來的效益，當無限量。可惜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已深入腦髓，結果是輕輕的一針注射的個人主義，敵不住什麼堂皇的思想統一的注射，結果是我們仍是照舊的只會遊手好閒的享受西洋的汽車和洋樓，沒有自己有所振作的決心。假使我們而照舊的這樣做去，用不著日本費了出派兵艦之勞，我們自己不久總要賣身賣國來買西洋貨和日本貨，配不上來說什麼西洋化，或是日本化呵！ 我們的結論，是救治目前中國的危亡，我們不得不要全盤西洋化。「但是澈底的全盤西洋化，是要澈底的打破中國的傳統思想的壟斷，而給個性以儘量發展其所能的機會。但是要儘量去發展個性的所能，以為改變文化的張本，則我們不得不提倡我們所覺得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的： 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