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出路 · 第七章 南北文化的真諦

一 國人近來對於南北文化的研究的興趣，好像是日日濃厚。翻譯的論文如國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楊筠如君譯日人桑原騭藏的《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參看該刊一卷二號），著作者如《新亞細亞雜誌》一卷三期張振之君的《中國文化之向南開展》，講演者如張溥泉先生最近為寧粵和平奔走而來粵在嶺南大學的講演（按同時來嶺南講演者為蔡元培先生，惟蔡先生所講乃教育問題）。此外又如梁園東君在《新生命》雜誌三卷十二期所發表的《現代中國的北方與南方》。 桑原氏的大意是中國的文化最初是繁盛於北方，逐漸趨向南方發展，而特別是永嘉亂後，其南趨的速度，比前較為利害。南宋以後，南方的文化竟駕乎北方的文化。桑原的論文固然從各方面如人口、都市、物質來證明中國的文化的重心是由北方趨向到南方，然其大部分及最重要的證據及材料，是注重所謂文運及人才方面。所謂文運及人才，能否代表文化的全部，我們暫且不必討論。我們在這處所要注意的點，就是桑原的論文並非說明南北文化的異同。他的目的，不外是指出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向及其重心的趨向，是由北方而南方。張振之先生的論文和桑原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暗相符合，所以看過桑原文章的人，可以不必看張先生的著作。 張溥泉先生的講演的大意，大致和張振之先生及桑原的意見相同。他以為由歷史上看去，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是由北方而南方。其發展的速度，從秦始皇築成萬里長城以後，更為顯明。始皇想杜絕匈奴的南下牧馬，使其帝業在中國垂諸萬世而不朽，因築萬里長城。萬里長城之築，政治上固阻止外族之南趨，以擾亂中國，文化上卻阻止中國文化之向北發展。且當時中國文化最繁盛之區，乃在北方，向北發展既為長城所阻，唯一的發展方向，就是南方。 歷史上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固由北方而南方；但是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勢，卻是由南而北。張先生在這處所指明的特別是近代的政治運動。張先生本來是在政治舞場上活動的人，這次講演，也是以政治方面為立腳點。加以在他講演的時候，正是日本占據瀋陽以後，他看看日本數十年來在滿洲的經營，日本的存心叵測，以及中國東北之危機，免不得要勉勵一般青年，以為今後中國人對於中國的建設上，應當著力於東北。同時他又看看日本的侵略蒙古，及北邊的俄國與蒙古為鄰，邊境的危機，日迫一日；蒙古百里無人煙的沃土，既無人開墾，中國人，特別是遠隔千里的南方人，對於蒙古及北方的情況，隔膜太深，免不得又要叫起一般青年，切勿等閒去看待這些疆土。最後，他又看看中國人在南洋一帶近來的情況日趨日下，中國人在南洋殖民的危機，據他自己說：在好多年前已經見及。趨向南洋的發展，既是一種沒有希望的夢想，今後從南方移殖南洋的數百萬僑胞，又將如何處置。所以今後唯一的方法，是向北走。因此之故，向北走不但是一種已有端緒的事實，而且是我們今後所應行的途徑，以及所應特別注意的方針。 張先生固然告訴我們中國文化的由北方趨於南方，及由南方趨於北方二種趨向，然他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二種文化的趨向的異同之點如何，並且他所注重的點是政治方面，而政治的運動和政策，在文化的全部看去，只能算做文化的一方面罷。 梁園東先生也承認在歷史上看去，中國文化的發展是由北方而到南方。其所以由北而南的原因，並不大像張繼先生的注重於政治方面，卻注重於經濟方面。因為地理和氣候的關係，北方的經濟生活沒有南方這麼容易，所以北方總要依賴南方。文化向南發展的原因，也在於此。梁先生說： 北方所以統治南方，是因為北方經濟供給不及南方。為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北方必要取南方，南方卻不必統治北方已可維持。 他又說： 自歐洲勢力侵入中國以來，中國的南部數省，起了極大的變化，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文化上，無不有極重大的改變。現在中國的南方和歷史的南方所有的差異，較之現在北方和從前北方所有的差異，大不止倍蓰。現在的北方，尋不出多少社會原素和歷史上的北方不同，但是南方卻不然，因是南北的關係也就變了。 因為南方的文化起了重大的變化，所以歷史上的北方統治南方，也因之而停止。但是現在的南方，固不受北方的統治，至於北方，據梁先生的意見，各省若聯合起來，南方也沒有法子去控制北方。梁先生的結論是：中國南方及北方的畛域，是不當有的，因為中國的民族，有了像儒家的思想，來做他們的共同意識，所以「由北而南，或重北輕南的封建遺訓不應有，即連由南方或由北方統一的思想，也不應有，根本是南北的畛域觀念即不應有」。 梁先生好像感覺到南北文化的異點。比較在上面所舉出的文章的研究，較為深刻。但是他也沒有說出南方文化是什麼，北方文化是什麼。因為了他看不出這一點，所以他以為南方文化起了變化以後，北方雖已失了控制南方的能力，然北方若團結起來，仍能和南方互相對抗。 我因為了國人對於這個題目的研究，還在萌芽時代，所以特地的將上面數位的意見，略為介紹。同時也藉以表示這些見解，是和我個人對於南北文化的觀察，根本上有了不同的地方，然我亦並不因此而蔑視他人的見解。 二 原來歷史上的南北之分，並非找不出的，不過其所分別，大概不是文化的全部，而是片斷的和部分的。傳說帝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歌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之影響於人民的生活，而得舜的讚美，也可以說是針對北風。然南風之來，不但南方人能夠享受，北方人也能夠享受；而且在傳說的帝舜的時候，所謂中國的南方，簡直是沒有開闢的蠻夷，所以帝舜的南風歌，在南北文化上看去，當然沒有什麼意義的。 又如《詩經》的「以雅以南」，除了說明中原的樂和南方的樂，別沒有多意義。《易經》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和《論語》的「雍也可使南面也」。沒有什麼意義。《中庸》的「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及《孟子》說：「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均不過從性格及學問方面來說，於南北文化的全部的差異，也沒意義。此外如南朝北朝，南宗北宗，南音北音等名詞，均不過說明文化的部分罷。 對於南北文化比較的有系統的言論，恐怕明代的邱濬總值得我們的注意。邱氏生長海南，海南人素稱為「海邦鱗介」，所以在邱氏的著作，處處見其為南方有多少辯護的口氣，而注意於南北文化的趨向，及其特殊處。邱氏少年的《五指山》詠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之句。長年游京師，又有《南溟甸賦》之作，均是為南方文運辯護而作。他嘗以為「三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看張文獻《曲江集序》）。然自曲江張文獻以後，逐漸南趨。其論中國南方文化的發展，及其發展的原因，有一段很中肯的話，今摘錄於下： 是以三代以前茲地（指嶺南）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南蠻之習未改也，椎結世服之風未革也，持章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於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弦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班班然盛矣；北學於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於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廣州府志》書序） 他又認為南北因地理之不同，而影響於文化。他說： 天下之山，皆發源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為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渟涵以為海。廣南居海之間，受天地山川之盡氣，氣盡於此而重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所未嘗有者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朴而茂，秀而皙，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小堪輿也。……廣郡地誌，唐以前僅附於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而略而未詳章也。入皇朝以來，百年於此，天地純然之氣，隨化機而南流，鍾於物者猶若鍾於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化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廣州府志》書序） 邱氏很明白指出中國文化由北而南的趨向，又指出南北因地理的不同，而影響於人物之各異。而所謂「氣盡而重泄之」，又是推料南方文化之將興。重泄的文化，當然是由南方而趨到北方，這正與他的「遙從海外數中原」的意相合。不過邱氏既不指明地理上的差異而影響於南北文化的異點如何，而所謂重泄的文化是什麼文化，又沒有明言。其實，他的全副精神，是想使世人知道，南方的文化，是逐漸要和北方的文化並駕齊驅，並且邱氏所說的文化，大約也不外指乎文運人材及相業而言，而人材相業與文章，我們已說過，只是文化全部里的部分罷。（此外如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所說，南北風化之失及學者之病，均是斷片的說明罷） 到了晚清之世，梁啓超先生著《中國古代思潮》對於中國南北文化的差異上，特別注意。他和邱文莊同樣的指明南北因地理上的不同，而影響其文化，不過他更進而指明南北的不同的要點，梁先生說：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重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起，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系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優，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然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野蠻，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輕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 梁先生的南北差異觀，學者多為採用。比方謝無量先生在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小史》里，應用這種差異於政治思想。此外應用這種差異於他方面者也不少。平心來說，梁先生這種的分別，未嘗沒有可取之處，不過我們研究南北文化的人，對於梁先生的觀念，應有幾點注重者，略舉於下： 第一，梁先生雖承認南北因地理的不同，而影響到文化全部的差異，然他所列出的差異之點，是注重在思想方面，而思想方面，只能算做文化的全部之一部分。 第二，梁先生所說的，僅限於春秋戰國數百年間，這數百年固然占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時期，然在中國歷史的全部看去，只能算作一個很短的時期。原來春秋戰國的文化，是由過去數千年累進而來，這數百年間，因政治上的紊亂，及思想上的發達，固然可以連帶到文化的全部，然這種影響，是否使中國在這時期的文化，起了重大的變化，同時是否能使南北文化因之差異，均是疑問。 第三，因為梁先生所說的只限於春秋戰國，所以他的南北區域的分別，是以黃河和揚子江。其實，漢以後的南北逐漸已包括珠江流域，而揚子江變為中國的中部，而非南部。 第四，梁先生把孔子和老子來作北派之魁及南方之魁，質言之，南北之差異，即孔、老之差異，這一點我們以為也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孔子本來是老子的弟子，而他們的學說的關係，卻處處可考。其實，不少的日本學者，並且不相信老子是南人，假使此說而證據確實，則孔、老為南北大魁之說，更是沒有成立的可能。 三 我們以為中國只有一種文化，而沒有所謂孔、老的文化的差異，更沒有所謂因孔、老的差別，而生出南北文化的不同。所謂南方文化，不外是北方文化。所謂北方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這種文化，簡單來說，可以叫做孔化。我們叫做孔化，而不叫做老化，是因為孔子上承唐虞三代的餘緒，而下為後世中國文化的標準，老子除了在思想上和孔子有了程度的差別外，其思想之影響於文化者，如否認繁複的物質文化，均能於孔子的思想中找出。夏曾佑說得好：「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之歷史，即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 中國的全部文化，既可以以孔子來做代表，而孔子的根本原則，又不外是一以貫之的道。「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是孔子對他的門人曾子所說的，孔子自己雖沒有明白說出這種道是什麼，但據曾子說：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原來忠原於孝，而恕發於仁。孝是指下對上所當盡的義務，仁是指上對下的德性。人類一切的關係，都可歸納於這二種觀念里。一切的人類的關係，也是從這二種觀念推衍出來。實行這二種觀念的根本團體，就是家庭。家庭是一切社會的基礎，所以一切社會的組織，都以家庭為起點。 家庭放大而成為國家，但是國家所依賴的原則，也是與家庭所依賴的原則一樣。故《孝經·士章》里說「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則忠」。《大學》里說：「為人君止於仁。」由此類推，而至於治天下的原則，也不外是這樣。《大學》里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徙，是以君子有潔矩之道也。 此外國家之有君主，天下之有帝王，也猶家庭之有家長。君主之於人民的關係，也猶家長之於子弟的關係。家長對於子女有絕對之威權，所以君主之於人民也有絕對的威權。數千年來變了多少朝代，然專制政體，終無變更者，並非無因。 不但是政治和家庭的組織和制度，是基於這種「一以貫之」的道，就是文化的他方面，也是以這種道為依歸。在宗教上的拜祖先，是出於孝敬父母祖先的觀念。孝敬父母，不但是在父母生時，就是死後，也要孝敬，於是拜祖先上一切的需要，像儀式、像神位、像時期、像廟祠，均因之而產生。 孝敬父母，不但可以生出宗教上的各種動作，而且可以生出婚姻、喪祭上各種動作和制度。父母死後，應該守喪三年，應該喪得其地，於是風水的習俗，因之而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是多子多孫的大家庭因而發生，於是多妻制度得以容許。 因為要孝敬父母，所以「父母在，不遠遊」。結果是自足自供的農業村落，宗族鄉居，因之發達，而在經濟及法治各方面，現出特殊的性質。這樣的類推而到文化的各方面，都有了密切的連帶關係，而形成中國的特殊文化。 上面不過略將孔子的一以貫之的道的影響於中國文化的數方面來說。他這種道是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萬世而可用，因此不但中國的北方是受制於這種道所形成的文化之下，就是南方也受制於這種道所形成的文化之下；不但是秦漢的人們是生活於這種文化之下，就是唐宋的人們也何嘗不生活於同樣的文化之下。 從孔子的道而形成的中國文化，所以能夠這麼普遍，這麼永久的存在於中國的原因，大約不外由於他能夠得到政治勢力上的保障和宣傳。孔子給了治者以統治的理論，而治者給孔家以實力的保護。兩相扶攜，互為利用，結果不但能使孔教及其形成的文化，能垂諸二千餘年而不變，而且能隨中國版圖的範圍的擴充，而傳播愈廣。中國的文化本來是策源於西北，中國的版圖的發展既是由西北而東南，則其文化的發展的趨勢，由西北而東南也是這樣。 不但這樣，滿清入關以後，東三省逐漸同化於漢族文化，結果不但是文化的趨向是由北而南，而且是由南而北了。此外過去的西蜀也是中原的聖人所目謂蠻夷的地，然因版圖的逐漸擴大，而且同化於所謂孔子化，可知中國文化的發展，不但是由北而南的，不過以所謂漢族的本部而言，則由北趨南的發展，較為顯明。然其所以南趨的原因，就是像上面所說： 中國的文化，是策源於北方的。 因為她的策源地是在北方，我們叫她做北方文化，也未嘗不可。所以所謂中國的「固有」的文化，在性質上是沒有南北之分，就是在程度上的南北之分，除了在南方三數省的土音上，較為複雜外，在文化的大體上，是沒有很大的差別的。南北因為了地理氣候上的不同，在文化有不少的影響，乃當然之事，比方：北方食麥，南方食米，然北方人所尊奉以為文化上的一切的標準的孔子，南方也何嘗不是這樣呢？因此之故，這種孔家化不但是時間上像百餘年前的黑格兒，在其所著的《歷史哲學》早已見及，沒有差異的變化，就是在空間上，她也何嘗有東西南北之分呢？ 這樣說起來，南北文化的觀念簡直不能成立嗎？是又不然。我記得是民國十三年五月間，河南省長李倬章發表了一篇很有趣的言論，其最足以使我們注意的，是這一段： 自古以來，只有北方人統治南方人，決沒有南方人統治北方人。北大校長蔡元培與南方孫中山最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計，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話文，藉以破壞北方歷來之優美天性，與兼併思想。其實，白話文簡直是胡鬧，他們說《紅樓夢》《水滸》是好文章，試問不會做文言的人，能不能做這樣一類的文字？至於新文化，全是離經叛道之言，我們北方人，千萬不要上他的當。 我們閱了上面這段妙文，也許免不得要捧腹。這位堂皇的一省所長的頑固及錯誤處，不待說了。不過他覺得新文化是離叛夫子之道，並非虛語。他雖弄錯了所謂白話文的新文化是提倡自孫中山先生，但是他心目中的新文化，是和南方有密切的關係，而把新文化和南方相提並論，並非完全無稽之言。總之，李省長是錯中偶合罷。 原來所謂南北文化的差別，照我們上面所說，既不能在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中找出，而所謂南北文化的真諦，不外是： 新舊文化。 然所謂新舊文化，又不外是： 中西文化。 上面已說過，所謂中國的固有文化，可以叫做北方文化，因為她的策源地是在北方，再由北方而趨到南方。所謂新文化的策源，卻差不多是在南方，再由南方而影響及趨向到北方。所以這新文化或是西洋文化，可以叫做南方文化。我們當然承認這種南北文化的差別上，只是注重在文化的策源上，卻沒有注重在文化發達上。因為從文化的繁盛上看去，不但是新文化的全部的重心，逐漸已趨於揚子江口的江浙一帶，就是中國固有的舊文化的重心，也是趨在揚子江口的江浙一帶。所以乾隆游江浙時，免不得要叫道：「江浙為人文淵藪。」 我們這種的結論，也許會引起一般人問道：所謂北方的文化，是中國本來固有的文化；而所謂南方的文化，卻是一種舶來的西洋文化。把一種中國固有的文化，因其策源於北方，而叫做北方文化，還可說得去；把一種從西洋運過來的西洋文化，因為從南方輸入來，而叫做中國的南方文化，其實是西洋文化，顧名思義，安能把來和策源於北方的固有文化，相提並論，而為中國的南北文化呢？ 我們的回答是：嚴格的中國文化，其實是本來的中國土人的文化。我們所謂中國漢族的文化，本來是漢族從西方帶來的文化。這個西方的所在，究竟是在那裡，學者尚沒有一定的證明，不過所謂漢族本來不是住在中國的本部，是從別處移來中國，這是無論何人，都承認的。漢族既是由別處移來，漢族的最初文化，是漢族自己創造出來，抑或是漢族從他族和他處仿效來呢？要是從他處仿效而來，那麼漢族的文化，並不是其本來的文化；要是自己創造出來，然後移來中國，那麼從西方那邊移到中國，有沒有受過他處或他族的文化的影響呢？要是受過他族他處的影響，那麼所謂漢族的文化，也非是完全的本來的文化；要是不是，她仍是一種從外輸入的一種文化，而非中國的本來固有文化。其實絕對的本來固有的文化，是沒有的。這是一般人類學家所承認的。所以所謂固有的文化，本來是不妥當的。我們叫她做中國文化，因為她也許是中國人所獨創造的。但是中國人若能仿效他人的文化，而自己又能同樣的創造出來，她也是中國人的文化。就使不必是中國人自己去運她過來，或仿效過來，而是外邊人把她輸入來，而能影響到中國文化，然後再由中國人去模仿和創造她，也可以叫做中國文化。 這樣講起來，所謂西洋文化，若是的確為中國人所需要，的確是從南方介紹進來，那麼叫她做南方文化，和所謂舊的北方文化相對峙，又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呢？現在中國所謂固有的文化，尚深入一般人的頭腦里，同時西洋文化的接受，尚為一般人所躊躇的時期，我們自然有一種這種新文化是外來文化而非中國的文化的偏見，但是設使過了千數百年後，中國人完全是西化了，而且將這種西洋文化，再來發展下去，比較現在，還要進步得多，再過了千數百年後，有誰還要來告訴我們，這不是我們的文化呵！我們應該不要她。要是那時的我們，而聽了這位衛經附道的先生，去排斥了這些文化，而復返我們的所謂固有的文化，我們轉身一看，我們覺得這二千年來，是沒有文化了，我們六七千年來的歷史，中斷了二千餘年了。 其實我們不但到那時，不會轉身向後，而排斥一切的西洋文化，我們現在已做不到了。我們現在想寫一本中國從古代到今日的小說史，魯迅是我們免不得要采入的，然而這位《狂人日記》的魯迅怎樣說呢？「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這樣的魯迅，在衛道先生看起來，怎能配作中國小說家？然而西洋人又告訴我們，著《阿Q正傳》的魯迅是中國小說家呵。《申報》的五十年紀念，叫蔡元培先生寫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他老先生覺得所謂中國哲學，是五十年來所沒有的，然蔡先生竟然交出一篇洋洋的《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史》！ 平心來說，設使我們始終不變我們數千年來的頑固誇大排外的態度，我們終沒有法子去走出這惟有束手待斃的圈子。二百餘年來的經驗，已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而最近來的東北風雲，不外是甲午庚子所種下的種子的果實。要是今後我們還是把這些西洋的文化不當做我們自己的東西，而提倡之，模仿之，發展之，我們終沒有法子去西化，至多只能享受西洋貨，而今後的中國前途，更是不堪設想。 從西洋輸入來的西洋文化，一到我們的手裡，這便是我們自己的。因為了是我們自己的，而且是我們目前的急需的，為什麼我們不努力去提倡，去發展呢？它既是我們自己的，而她的最初的發祥地又是南方，那麼叫它做南方文化，像叫中國的文化做北方文化，又有什麼不妥呢？但是它究竟是不是策源於南方呢？ 四 要答上段最後一句的疑問，應當看看我們西化的歷史，並且要將西洋文化全部分析起來，看看它所包含的各方面，或是是最緊要的數方面的趨入和接受，是否最先在南方。 我們先從政治方面說起。所謂西化的政治方面，南方而尤是廣東，乃其策源地，這是無論何人，都要承認的。太平天國的崛起，是受過西洋宗教的影響，而其策源是以兩廣為根據地。我們若不以成敗來斷定事實，而以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則太平天國之起，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不可多見的事，而且其影響於後來的政治改革上，也是事實上所不可掩的。 至了近代的政治上的維新運動，其策源於南方更為明顯。所謂政治上的維新運動，在近代所最堪注意的，一為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一為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這二人的不同處很多，但是他們同是生長南方，而且其所以維新的動機，是由於多少的西化。梁任公在他的《康有為傳》里有下面一段話： 其時（康氏三十歲左右）西學初入中國，學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策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進步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為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別有會悟，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界。 這是康有為後來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起點。他的「公車上書」也是從這種激動而來。但是康有為究竟是出於「十三世為儒」的舊家，舊思想既深入腦海，新思想卻正如任公所說，「來源淺觳，汲而易竭」。我們並不以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繩康氏，因為根本上，中國的病症太深，要像康有為的變法，成為明治維新的結果，簡直是一種夢想。所以就使戊戌變政而成功，其所得之結果，也未必好罷（維新運動再起的梁啓超也有可記的價值）。 孫中山先生卻不是這樣。他的西化，究竟是否澈底，是別一問題，然他的西化，卻是直接得來的。並且因為他沒有家傳舊學來做底子，所以他的西化較易。他早年上李鴻章的書，雖然像康有為欲以政治的原有勢力，來改變政治的缺點，然後來這種思想，完全拋棄，而從事於感化平民的下層工作。他不到北京去運動，而專門在南方活動的原因，無非是因為南方的西化較深，而下手較易。我們試看歷史，革命軍的發難，如丁未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之役、欽廉防城之役、鎮南關之役、戊申河口之役、庚戌廣州新軍之變，及最著名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赴難之役，通通是在南方。此後所謂護法政府，帝制的推倒，北伐軍的成功，均策源於南方，足以表明在政治上的地位來說，南方的一二省，足以左右全國。那麼南方不但為近代政治運動的策源地，而且是政治運動上的重心呵。 在西方化的政治的運動上，南方乃其策源地，略如上面所說。至於中西交通以後的商業及經濟方面來說，南方也是中西貿易的策源地，而且占中國經濟上的重要位置。《貨殖傳》說：「番禺一都會，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在宋時，廣東對外貿易，占全國百分之九十八九。至明末葡人航海東來後，南方的廣東、福建等，更占了經濟上的重要位置。而數十年來政治運動上的經濟來源，也是依賴於南方。就以現在全國的經濟地位來說，南方的廣東、福建恐怕還是占優先的地位。 宗教上的宣傳的策源地，也可以說是在南方。唐時的景教，及元時的天主教，均由北方傳入，然不久均歸於絕滅，其原因大概是陸路上的交通，跋涉太難，而且北方人的舊思想太深，不易激動。直到明末利瑪竇東來以後，始能廣傳。利氏遂初來澳門，然後在肇慶、韶州二府住了十五年之久。他在廣東無論在宗教及科學的宣傳的成績，雖不及後來在北京之利害，然對於中國言語、文字、風俗、人情，以及對於宗教宣傳上所能有的預備，均在這十五年里弄好。此外如在廣東和其弟子所譯的《幾何原本》，猶其餘事。舊教上的利瑪竇和其弟子，固以南方為根據地，新教的馬禮遜也以南方為起點，所以西洋宗教在中國的策源地，均是南方。 在新思想上，也可以說是從南方起點。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康梁一輩，固不待說，孫中山先生，以及極力反對曾襲侯的「先睡後醒」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澈底西化的胡禮垣的思想，不但他們本是南方人，而且以南方的環境來做他的思想的背景。此外如嚴復的翻譯西籍，及西洋思想的介紹，梁任公先生有一段的記載道： ……時獨有侯官嚴復先後譯赫胥黎《天演論》，斯密亞丹《原富》，穆勒約翰《名學》《群己權界論》，孟德司鳩《法意》，斯賓塞爾《群學肄言》數種，皆名著也。雖半屬舊籍，去時勢頗遠，然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復其首也。 留學生之介紹西洋思想，固是福建的嚴復為首，留學生之留學外國，也以南方為首。容純甫先生及其二位朋友之留美，固不待說，容先生在其自傳里，有一段記載，足為上面所說的話證實，錄之於後： 當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學生未滿第一批定額，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數人，以足其數。時中國尚未有報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計劃，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方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粵人中又多半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費生中，南人十居八九。（中譯《西學東漸記》） 留學生之人數，總以南方為多。留學的目的本來是西化，中國留學生是否對於中國的西洋化上，盡了他們的責任，是別一問題，然中國以往的西洋化之得力於留學者，乃不可掩之事。 留學生之影響於中國的新文化，乃當然之事。然中國人民之向外移殖而影響於新文化，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但人民之向外移殖，大約以南方人為最先和最多。他們到了外國，住了好多年，返國者當然移回多少的歐美化，就是終身在外者，也免不得與國內有不少的關係，而直接上或間接上，有所影響於新文化。 城市運動，差不多可以說是現代文化一種特色，然中國的舊城市的改革，也是策源於南方的廣州。廣州不但是開中國新城市的紀元，而且是現在中國人管理下的最西化的城市，這是研究中國城市，及城市政府的人們，沒有不承認的。 有些人說：新文化的運動是在民國七八年間的《新青年》派的人們，而這些人，既不是南方人，而運動的起點，也非南方。其實，這一次所謂新文化運動，不外是文字上的改革，白話文既不外是文化的各方面之一方面，而這次的白話文的成功，要說是和南方人完全沒有關係，也非至言。梁任公的改變古文式的文章而做比較通俗的文章，以及黃遵憲在近代白話詩運動上的位置，是研究近代白話文運動的人，所不可忽視的事實。胡適之先生在其《四十自序》及《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二文里，對於這些事實，也非沒有不承認的。 此外又像近中國婦女的參政運動，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南方乃其策源地，足為我們的見解證明而可以敘述者尚多，但是看了上面的話，也可以知其概罷。 原來文化的各方面，都是互相關係的。一方面的波動，常常影響到他方面。南方之所以為新文化的策源地，正像北方之為舊文化的策源地，是由地理及各種環境所造成。文化的傳播範圍，本來是和人類空間的範圍，正為正比例。所謂北方的文化，從其文化的圈圍來看，即也是南方的文化；而所謂南方的文化，從現在的文化趨向來看，也逐漸的成為北方的文化。這樣說起來，所謂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的名詞，要是能夠成立，不外是從策源地上來看，他們的真正意義是時間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就是： 新的文化和舊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