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出路 · 第五章 全盤西化的理由

一 我們在第三章里，已說明折衷派的缺點，在第四章里又指出復古派的缺點；折衷派和復古派既不能導我們以可通的途徑，我們的唯一辦法，是全盤接受西化。全盤西化的理由很多，我們這裡只能舉其大概罷。 我們先從全盤西化的態度的趨向方面說起。 大約在鴉片戰爭以前，恐怕沒有人想到西化的必要，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啟一般名士，對於利瑪竇的天算，固願意效法，然與其想說導中國於西化，不如說是專為學問上的好奇心，所以差不多整個中國還是醉生夢死於復古排外。自鴉片戰敗以後，中國屢受外人之壓迫，中國人逐漸知道排外是勢所不能，因為西方文化的東漸，決非頑固不准外人來中國所能阻止。這種的覺悟我們於薛福成記胡林翼一段故事中可以見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為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親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趨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胡林翼死後，當時大臣名士最負盛譽的要算曾國藩。國藩不但覺悟到西洋文化勢力大，而且覺到中國非效法西洋不可。然他所謂西化，不外是西洋的機器。容純甫先生在其《西學東漸記》（原本英文本，乃容先生自傳中譯此名）有一段話，足以證明曾氏所欲採用之西洋文化，錄之於後： 數日後，總督果遣人召予。此次談論中，總督詢余曰：若以為今日欲為中國謀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業，當從何處著手？總督此問，範圍至廣，頗耐吾人尋味，設余非於數夕前與友談論知有建立機器廠之議者，予此時必以教育計畫為答，而命之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總督有建立機器廠之意……於是余乃將教育計畫暫束之高閣，而以機器廠為前提。 曾文正除了設立機器廠，還設立兵工學校。而對於留學生的遣派，均所贊成。他的兒子紀澤，也學習外國語言文字。然留學生之遣派，及兵工學校的設立，均不外為採用機器文化的預備。國藩死後，繼國藩而在當時負重望的要算李鴻章。李氏對於各種洋務提倡較多，自他所謂洋務也不外是求所以強兵之術。他在答郭嵩燾書里說：「……鄙人職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國之要端。」然欲強兵，則兵器不能不講求，所以留學生之派送，亦不外求此。 比較李鴻章的見解稍進一步者是郭嵩燾。郭氏出使倫敦，見聞較廣。他在寄李鴻章書里說：「兵者末也。各種創製，皆立國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專意考求兵法。愚見所及，各省營制萬無可整頓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嵩燾欲令李丹崖攜帶出洋之官學生，改習相度煤鐵鍊冶諸法，及興修鐵路與電學，以求實用。」嵩燾的見解雖高於鴻章，然也注重於機器的西化。 到了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所包含的西學範圍，比李、郭等所主張似為較廣。然張氏仍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張氏的《勸學篇》出版以後，當時人士多以為至言。然對於張氏做嚴刻之批評的，要算三水胡禮垣先生。胡氏著《新政真詮》內有《勸學篇書後》，專為批評張氏的書而做。 他說： 自同心至去毒，所謂內篇者，細思其自治之法，竟無一是處。由此以觀其外，則外篇雖有趨時之言，與泰西之法貌極相似者，苟仿而行，亦如無源之水，可立而待其涸；無根之木，可坐而見其枯。（《新政真詮》五編卷十七第十九頁） 他又說： 綜觀勸學外篇各論，其合於西法者不無一二，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以內篇諸說，蔽塞其中故也。是故由其內篇諸說而觀，則中國振興之機無由而冀。雖然論必有其源說，必由其本，其所以顛倒錯亂，或不自知其非者，則以民權之理，絕未明也。 觀了上面二段話，我們知道翼南已不像南皮之以中學為本，西學為末，而做再進一步的接受西化。他嘗說道：「中國之學西法，錯在不學其心，而但學其法。」這種一刀斷根的見解，則半世以後能言之的，還是寥寥無幾！但是胡氏之重心，卻在於政治上的民權的介紹，而他所說的民權又不外是君主立憲（按胡氏以總統制為民主制，而以民權為君主立憲）。 胡氏的《勸學篇書後》著於光緒晚年。從光緒晚年到滿清傾覆，國人的言論的焦點，全注於君主立憲及民主立憲。主張革命者屬於後，反對革命者屬於前。後者固以滿清若能翻倒，則一切問題可立解決；前者也以為君主立憲若能實行，中國也能興盛。但是事實上，清廷晚年，既宣布立憲，以遂前者之欲望，而革命成功，也實現後者之理想；然中國終不能反弱為強者，由於國人不明白政治不外文化各方面之一方面，而且所謂民權論者（指廣義而言），因為欲遷就中國人之守舊頑固心理而求速效，於是穿鑿附會，以為民權之說，本我國數千年前的固有制度。胡翼南之以君主立憲比之夏禹，民主比之堯舜，因此而讚賞堯舜之孔孟也把做提倡民權之哲人。結果是復古派有所藉口，而洪憲復辟層出不窮，而一般所謂苦心冥索，以求中國的政治的西化，也不可得；而所謂從政治上的改革，推及於他方面的計畫，也成畫餅。 對於這點的錯誤，加以根本上糾正的要算民國四年後的《新青年》的著作者。他們對於孔家思想極力反對。試看《孔子平議》《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吾人最後之覺悟》等篇，便能知道。他們以為民主主義，是和孔家思想不能並立的。陳仲甫先生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六卷一號第十頁《本志罪案之答辨書》） 德先生就是民主主義，賽先生就是科學。我們看了這段話便能瞭然他們不但只要積極的提倡民主主義，還要提倡科學。同時又要消極的去打倒孔家店。這樣的態度連了提倡孔子化的梁漱溟先生也禁不止的贊道： 從前人雖然想採用西方化，而對於自己根本的文化，沒有下澈底的攻擊。陳先生他們幾位的見解，實在見得很到，我們可以說是對的。 陳先生所反對的中國文化，是包括舊倫理、舊政治、舊藝術、舊宗教、舊文學。質言之，差不多是包括中國文化的全部分。陳先生所欲推倒的舊文化的範圍固很廣，然在西洋文化的採用上，卻特別注重於德先生和賽先生。要擁護德先生和賽先生，固然不能不反對差不多包含全部的中國舊文化；然所謂西洋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是不是也包括了西洋全部的文化呢？ 在我們上面所引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陳先生說： 大家平心細思，本志除了擁護德賽二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要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辦法。 若是照這段話的語氣意想來看，陳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義和科學；除此以外，別沒所要，則陳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自然的，陳先生也許以為這兩位先生是西洋文化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但是積極的主張接受全盤西化的工夫，陳先生還做不到。陳先生的在中國思想上能別開一個紀元，卻在他根本的否認中國一切的孔教化，並非主張全盤西化。 陳先生後來的思想的變化，我們可以不必把來討論。但在同《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發表那年，我們找得像下面一段宣言： 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已經造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 這種思想本來是歐戰方完了一種流行思想。歐洲人因為感覺到戰爭的慘狀，而生出一種的反響。然這種反響，我已說過，是一種的心理的變態。歐洲人現在早已忘記了！無奈我們中國人也會上了歐洲人的當。我並非是主張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而出此言，我不外是就事言事。原來所謂近代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都是和賽先生有了密切的關係。他們不外是西洋文化的各方面之二方面罷。要是賽先生為歐西近代一切文化的主腦，那麼軍先生和金先生是他所製造出來的，至少是他所贊助的。除先生在他的《吾人最後的覺悟》一文里，豈不是要拋棄我們數千年來的萎靡不振的舊國家，而建設一個新國家嗎？這種新國家是不是要和世界各國處於同等的地位呢？要是的，那麼我們照舊的萎靡不振，可以不可以生存呢？就使我們而覺到軍國主義、金力主義是不好的東西，然因為了世界各國的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的猖獗，我們愈要有軍國和金力主義去防備他，去抵抗他。設使我們以為軍國主義和金力主義產生出不少罪惡來，所以要反對，那麼賽先生和德先生也造出不少罪惡來，那麼吾們也不要德賽兩先生了。結果我們只好再提倡提倡孔子之道罷。其實要是我們覺得中國的文化是不適時需，西洋文化是合用了，孔子之道是不好了，賽先生是好了，那麼要享受賽先生的利益，應當要受受賽先生髮脾氣時所給我們的虧。比方：要是我們覺得單輪手車是太不合用，無人道，而要坐火車，那麼吾們應當預備火車也許跑得太速而出軌，以致生命的危險，要是吾們絕對要火車公司去擔保的確沒有半點危險，而像坐單輪車一樣的兩腳時時可以到地，火車公司一定勸我們道：你只好坐單輪車罷，不要來乘火車。 歐戰後所給中國人一種反響，實在是利害得很。所謂精神救國，所謂西洋文化的崩壞，所謂東方文化的復興，形形色色，舉不勝舉，而比較頭腦清楚的文士名流，也只會說什麼東方的精神文化和西方的物質文化相調和。這種論調顯然是開倒車，顯然是比不上民國七八年間的《新青年》。 對於這種開倒車而施以攻擊的，也有其人；而尤以胡適之先生及林語堂先生們為透切。我們為篇幅起見，專把胡先生的意見來討論。胡先生的重要著作要算他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這篇文章的影響如何，我們未得而知，但是廣告方面的力量很大。後來他在《胡適文選》里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更作簡短而很有力量的表示。他說： 我很不客氣的指摘我們的東方文明，很熱烈的頌揚西洋的近代文明。 人們常說：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文明，或唯物的文明；這是有誇大狂的妄人捏造出來的謠言，用來遮掩我們的羞臉的。其實一切文明都有物質和精神的兩部分。材料是物質的，而運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這一點最好看林語堂先生在《中學生》（一九三〇年）第二號所發表的《機器與精神》〕 胡先生又說： 少年的朋友們，現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動你們的誇大狂，天天要你們相信中國的舊文化比任何國高，中國的舊道德比任何國好；還有一些不曾出國門的愚人，鼓起喉嚨對你們喊道：往東走！往東走！西方的這套把戲是行不通了！我要對你們說不要上他們的當，不要拿耳朵當眼睛，睜開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們如果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如果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占了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這樣的議論，在我們的出版界是不能多得的。他比陳仲甫先生的見解還進了一步。胡先生在這裡雖不明說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然所謂「百事不如人」，正和我們的全盤西化相差沒有幾多。假使胡先生這話是代表整個胡先生，那麼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是我們一位最好的醫師。不過假使整個胡先生是在胡先生一切的言論里找出，那麼我們免不得要懷疑胡先生對於整個西洋近代文化，是否熱烈的去頌揚，而對於整個東方文化，是否不客氣的指摘。 胡先生以為西洋文化的第一特色是科學（看《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在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他以德賽二先生為西洋文化的特色），然而胡先生卻處處表示近數百年來的中國學問，是合乎科學的方法。胡先生曾說過： 一千年的黑暗時代，逐漸過去之後，才有兩宋的中興。宋學是從中古宗教里滾出來的。程頤、朱熹一派，認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膽的疑古，小心的考證，十分明顯的表示一種「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這個風氣一開，中間雖有陸王的反科學的有力運動，終不能阻止這個科學的路重現，而大盛於最近的三百年。這三百年的學術，自顧炎武、閻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孫、王引之，以至孫詒讓、章炳麟，我們決不能不說是「嚴刻的理智態度走科學的路」。 我讀東西學術接觸史，曾發生過一個疑問，這就是這三百年來的學問的工夫稍合於科學方法，而又正合於西洋科學輸入中國的時期，究竟這兩件東西，有沒有關係呢？正確的證據固然是不易多找，然有理的假設，每每使我相信他們有了不小的關係。原來中國人的排外及門戶意見最深，受了人家的影響，卻還是閉口不說。我上面所舉的陸象山，就是一例。又像戴震的思想與西洋思想相合之處甚多，然偏偏要說出自孔子。因此之故，我遂以這疑問暫做為肯定——就是這三百年來的科學方法是受過西洋的影響——以為研究的假設。不過胡先生在這處說，這種科學的方法，是始自程頤、朱熹，顯然是中國的固有東西。這一點至少是胡先生的意見。假使大家都是科學方法，至多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性質的不同。但是為什麼這麼久長的科學方法，除了用以鑑別古董外，沒有發生他種效力？西洋物質文化的發達，完全靠於科學，要是中國自己已有了科學，為什麼在物質文化上沒有半點影響！ 其次在胡先生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導言裡，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世界上的哲學，大概可分為東西兩支。東支又分印度、中國兩系。西支也分希臘、猶太兩系。初起的時候，這四系都可算作獨立發生的。到了漢以後，猶太系加入希臘系，成了歐洲中古的哲學。印度系加入中國系，成了中國中古的哲學。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勢力漸衰，儒家復起，遂產生了中國近世的哲學，歷宋、元、明、清直到於今。政洲的思想，漸漸脫離了猶太的勢力，遂產生歐洲的近世哲學。到了今日，這二大支的哲學互相接觸，互相影響。五十年後，或一百年後，或竟能發生一種世界的哲學，也未可知。 我是從民國十四年的第十一版抄出來。胡先生有了一篇再版序，他聲明有點見解，本想改正。他是指那一點，我們未得而知。但是再序是民國八年寫的，我閱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對於胡先生這段話，曾提出嚴重的抗議（第十八頁），胡先生在十一年（？）的評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卻沒有一言提及。也許胡先生對於上面一段話，還是負責。但是胡先生而果負責，那麼胡先生所說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盤的西化。其實中國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有很密切的關係，若是中國的哲學能和西洋哲學相接觸，而產生世界哲學，則其與一般所謂東西文化接觸，而產生世界文化，相去幾何呢？ 總括上面的話來看，我們覺得中國人這六七十年來對於西洋文化的態度，的確有不少的變更。把曾國藩來和李鴻章的西洋文化的見解來比較，相差固然有限，然把胡林翼來和胡適之先生相比一比，卻有天淵之別。這是無論是誰，都要承認的。 自然的，假使我們對於胡適之先生的批評是不錯，則主張全盤西化的人，還是不易找得。然從曾國藩、張之洞一般的西洋文化的觀念的逐漸從很小的範圍，而趨到較大的範圍，從枝末的採用主張，而到根本的採用的主張，則全盤西化的主張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我們已指出他們的錯誤。其實，他們之中能夠知其錯誤，並非沒有人，我們且看看罷。 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蓋當時之人，絕不承認歐美人除能製造、能測量、能駕駛、能操練之外，更有其他學問，而在譯出西書中求之，亦確無他種學問可見。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輩，則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想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未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也。 這是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里的一段話。十年前的梁先生已見到這層。今後的我們，假使不痛定思痛去變換態度，則過三二十年後，恐怕也只會自悔道「深根固蒂」，沒有法子了！ 六七十年來的西化的錯誤，本來是在於遲疑不決的態度。俾士麥老早說過：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為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中國人到歐洲來的，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了回去就算了。 二 態度上的西化，既如上面所說；事實上的西化，又怎麼樣呢？歷史告訴我們，中西文化的接觸，是始於景教的傳入，然當時不但因交通的不便而阻止其滋長，且歐洲當時的文化，並不大高於中國，所以她的命運，不久斷絕。元時，天主教也傳入，但當時的歐洲，仍是醉夢於中世紀的基督教統治之下，加以元初天主教徒之來華，與其說是為傳教，不如說是探元朝的虛實，以及勸元帝停止西侵；讀過（Friar John of Plano de Carpini）一二四五—一二四七東來的遊記者，當能了解。況且十三世紀的歐洲文化，並無進步於景教東來時的歐洲文化，所以這次東來，結果也無異於景教。 十五世紀的歐洲則不然。她已朝向新文化的路，她已逐漸脫離中世紀的烏煙瘴氣，她正像旭日初升，如花初發。地球是四方的學說，已經打破。航海家已不再畏懼駛船到地之盡處，不復再還。科學的種子，已出了萌牙。這時的歐洲是一個新歐洲，而非中世紀的歐洲。 在這種環境之下，西洋人開始和我們做海道的交通，而開東西文化接觸的先河。西洋人從海道而來中國的，是一五一六年的葡人伯斯特羅（Perestrello）。繼伯斯特羅而起者為安德來德（Andrade）於一五一七年至上川島，及同年葡人馬加來哈（Mascarenhas）至福建。這般東來的先鋒的目的，本來是在於商業上的贏利，但是商業上的往來日繁，宗教的輸入遂因之而發生。（Francis Xavier）雖不得志而卒於上川島（一五五二），然繼他而起者像利瑪竇（一五七九），卻在中國的文化上影響不少。利瑪竇在廣東時的信徒雖不多，然在北京卻有很好的成績。此後教士之逐漸增加，信徒的日多，聖經的傳布，教堂的建設，在其最盛之時，教堂之建設在廣東有了七所，江南百餘所。一六六三年十八省的信徒約在十四五萬，而一六九六年單在北京受洗禮者，也有了六百三十人。 十八世紀以後，因為政府之禁止傳教事業，表面上固若失敗，然根蒂已深。至了十九世紀初葉，新教又逐漸趨入。此後基督教在中國的勢力，漫延全國，我人縱不贊成這種宗教，然而事實上的基督教化，是沒有可疑的。 但是一般教士最初於西洋文化的輸入而貢獻於中國的，與其說是宗教方面，不如說是科學方面。而這時的科學最重要的，卻是天文算術。據說利瑪竇在韶州時已與其弟子評述《幾何原本》。後來在北京，得了中國人士之贊助，於算術上的翻譯，更因之而增。至於天文上的曆法的推算的精確，且為政府所採用。我們試看楊光先之恢復古歷的錯誤，不但自己因而入獄，則滿廷群臣，也覺得西法之當采，以及光先的錯誤。 除了天算以外，西洋的兵器像銃炮也已為明末政府所採用。不過兵器及機器的需要及機器廠的設備，特別盛於洪楊亂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五年奏設輪船製造廠於福建，九年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十一年派選學生留美，請開煤鐵礦設輪船招商局。到了光緒元年的籌辦鐵甲兵船，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科。從此以後，一切的建設，像電報局，開礦務，均是西化的表征。 在教育方面，所謂廢除科舉，設立學校；在政治方面的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請洋人顧問，均是實行西化的表示。到了現在，所謂教育及政治上的西洋化，差不多處處都可以指出。其實不但是政治教育已受了不少的西化，就是在思想哲學方面我們也要西洋化。外國的學者像杜威、羅素我們也請過來演講，連了所謂以文載道的中國人，逐漸且覺到在文學上不如西洋人，所以西洋文學上的介紹和翻譯，也逐漸的增加起來。 上面的敘述，當然是太過簡單。然也可以給我們一個印象：這就是中國在事實上是趨於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過三百年來的西化，終不見得中國的文化能夠和各國立於對抗的地位，是因中國人不願去誠心誠意來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而只求目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比方張之洞未嘗不覺到採用西法的必要，然又要保存中學以為根本；未嘗不知西洋文化勝於日本文化，然又要勸人留學西洋不如留學東洋，這種的不澈底和非全盤的西洋化，結果是養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梁任公一班學者。學問上固是如此，全部文化亦何莫不然？其實，文化是沒有東西之分，要是我們覺得人家的文化是優高過我們，是適用過我們，我們去學人家，已恐做不到，何況還要把有限的光陰腦力，去穿鑽這已成陳跡的古董！ 三 要是理論上和事實上中國已趨於全盤西化的解釋，尚不能給我們以充分的明了，則全盤西化的必要，至少還有下面二個理由： （1）歐洲近代文化的確比我們進步得多。 （2）西洋的現代文化，無論我們喜歡不喜歡，它是現世的趨勢。 想對於第一的理由有充分的明了，最好把西洋文化的發展，和中國的文化的發展比較來看。周秦時代的中國文化，比之古代希臘的文化，沒有什麼愧色，這是一般人所承認的。漢朝統一以後，中國文化遂走入黑暗時代，然歐洲在中世紀的趨向，正像漢以後的中國。中世紀的歐洲和漢以後中國的文化的異點，從大體來說，前者深染宗教彩色，後者偏於倫理，然而文化的性質，不但只包含宗教或倫理，而且包含了政治和其他方面。我們所謂深染宗教彩色，或倫理彩色，不外是指其文化的趨向的重心所在罷。 但是歐洲的宗教彩色雖濃，歐洲中世紀的宗教和政治自始至終，成為對峙的勢力。中國的政治道德卻互相利用，儒家給專制君主以統治的理論，而專制君主又給儒者以實力的保護和宣傳；這二者調和起來，所以延長的時間較久，而其勢力也大。反之，在歐洲政教分開，差不多是中世紀最流行的觀念。他們的意見是：教會所應管理的事是精神的（Spiritual），而皇帝所應管理的事是世俗的（Temporal），他們各人有各人的範圍而不能逾越。我們以為事實上政教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正像我們上面所說的文化的各方面的密切關係而不能分開，理論上若硬要把他們來分開，結果是使二者互相衝突，歐洲中世紀的政教的衝突的原因，未嘗不因此。 所以從一方面看去，歐洲的中世紀，固然與漢以後的中國相像，然他們究有異處。專從文化的各方面來比較，中國固然不下於歐洲，然從文化發展的目的上看，歐洲的確已占了優勢。其實，我們可以說中世紀的歐洲文化，也是我們所謂文化過渡時代，因為所謂中世紀的歐洲文化，並非歐洲那一部分的固有文化，而是希臘、羅馬、希伯來三種聯合的文化。希臘的文化的特性是偏於倫理方面，希伯來是宗教方面，羅馬是統治世界的帝國。設使最初一般教父，而始終絕對主張政教合一，中世紀的歐洲，也許成為教會式的帝國。無奈他們總趨於政教分離的主張，結果是政教的合一，是到了十四五世紀後才能實現。加以政教未趨一以前，歐洲文化又得了十字軍的東征和元朝的西侵，而和東方文化相接觸。反之，在我們中國，自三代以下，都自成一種系統。佛教的侵入，固有不少的影響，然中國人的脾胃已存著老莊的氣味，所以佛教之來，既非大異，也沒有什麼利害的衝突。 歐洲因為了常常和外界文化接觸，及內部的特殊環境，而時換新局面，所以他的文化里所含的各種特性較多，而改變也易。我們試讀歐洲史，而見其像我們中國人對於外來文化那樣排除藐視的，能有幾人？我們的文化，所以到這樣單調和停滯，不外是不願去學他人。所以從東西文化發展上看去，不但這兩三百年來，我們樣樣的進步，沒有人家這麼快，何況三二百年前的西洋所占的位置，已比我們好得多？文化本來是變化的，而且應時時變化，停而不變，還能叫做什麼化呢？ 假使文化發展上的比較，尚不能澈底使我們明白歐洲文化的確比我們的文化為優，我們再把文化的成分來分析而比較，則我們所得的結論也是一樣。 衣、食、住差不多是人生物質生活的要件。沒有到外國的人，也許不覺得我們的生活的簡陋，然一到外國的人，總免不得要覺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若不客氣來說一句，還是未完全開化的生活。「歐洲沒有窮人」，一位住在歐洲好多年的朋友有一次這樣的對我說。其實，我們若看歐洲報紙，見得歐人天天都在那邊說得他們的窮況，何等利害，然而平心來說，歐人所謂窮，是沒有舒服，中國人的窮，是窮到非人的生活。我們不要遠跑，只在上海、北京、廣州，附近的地方看看，便能瞭然，這些的人，一天三餐還沒法子去弄好，說什麼來和歐洲人比較？ 這不過是從經濟方面來說，我們若從農、工、商業來看，那麼我們比諸西洋人，更有天淵之別。說起農業，中國現在有什麼出產是值得和世界相媲美的呢？說起工業，一個這麼大的廣州，數不出五枝煙筒，比起從比利時而入德境以至柏林的那條路的數不盡的工廠，有什麼分別呢？說起商業，中國人不但沒有法子去在世界市場上競逐，連了國內也比不上外人！ 若把政治教育以及他方面的情況來和西洋比較，我們實在說不出來。我們要和西洋比較科學嗎？交通嗎？出版物嗎？哲學嗎？其實連了所謂禮教之邦的中國道德，一和西洋道德比較起來，也只有愧色。所以西洋文化之優於中國，不但只有歷史上的證明，就是從文化成分的各方面來看，也是一樣。 應該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第一理由，略如上說，現在可以解釋第二個理由。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趨勢。質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們不要在這個世界生活則已，要是要了，則除了去適應這種趨勢外，只有束手待斃。我們試想，設使我們而始終像王壬秋、義和團那樣頑固，現在的中國又要怎麼樣呢？ 試看美國的印第安人，為什麼到這田地呢？照我的意見，不外是不願去接受新時代的文化，而要保存他們自己的文化，結果不但他們的文化保存不住，連了他們自己也保存不住。反之，美國的黑人，能夠蒸蒸日上，不外是能夠適應新時代的文化。平心來說，美國白種人之仇視及壓迫黑人，比諸印第安人利害得多，然一則以存、以盛；一則以衰、以滅。這種例子，可為吾國一般躊躇不願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良劑。我們試想假使一個黑人願為美國人照舊的做奴隸，而不願努力去同白種人作同樣的生活，我們必定看不起他。然一個中國不願去接受現代趨勢的西洋文化，而要保留過去的文化，從一個旁觀人來看起來，他必定說道：其異於奴隸者幾希？ 其實要是我們看看我國的黎人、苗人的歷史，已足為我們殷鑑。比方：在海南數百年來，耗過無數金錢，費過無數頭顱，去征伐黎人，然到今，我們一談到海南，總會談到扶黎救黎。其原因也不外是因為黎人不願接受我們的文化，結果他們的情況日弄日蹙。我們若不痛改前非，則後之視今，恐猶今之視昔。 四 我們已解釋全盤採納西洋文化的必要，我們現在可以將一般反對這種主張的人的意見，略為說明，以為本章的結論。反對全盤採納西洋文化的人，以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為民族的生命。他們的結論是：文化亡，則民族亡。這種意見的錯誤，是在於不明了文化乃人類的創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於文化中見之，然他的真諦，並不在於保存文化，而在於創造文化。過去的文化是過去人的創造品，時境變了，我們應當隨著時境而創造新文化，否則我們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淪亡。 又有些人以為全盤採用西洋文化，就使民族不至於淪亡，然我們何忍把祖宗之創業，置於淪亡而不取。我們的回答是：全盤採用西洋文化，決不會生出這種結果，因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發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固不適用於現在，然在歷史上的位置，卻不因之而消滅。就使我們中國人而不顧及，西洋人也會注意。因為他是世界文化歷史的一部分。十七世紀的歐洲學者，也許寫世界史而不包括中國史，然二十世紀的歷史家，若對於中國歷史沒有相當的了解，他決不敢去寫世界史。況且我們已說過，文化是變化的，我們祖宗曾經結繩以記事，我們用了文字，已是變化，我們若一定要保存祖宗的創業，吾們何不再結繩以記事？ 又有些人說，西洋人曾竭力去提倡東方文化，難道中國人不要提倡自己文化嗎？我們以為西方人提倡東方化，是西方人的事，東方人要西化，是東方人的責任。其實西方人之於東方文化的研究，正像他們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一樣。難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嗎？ 反對全盤西化的人的理由，當不止此，然其淺陋，也可以見其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