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出路 · 第四章 復古辦法的觀察
復古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而且是中國思想上一個特點。這是讀過中國歷史的人總要承認的。這種思想的承上起下的關鍵人物，當然要算孔夫子。孔夫子在他的言論里，處處都露出復古的彩色，這是讀過孔夫子的書的人總要承認的。我們現在把下面數段話來證明：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
上面數段話，不過從《論語》中舉其顯明者，然孔子的復古思想，已可概見。不但是唐、虞、夏、商、周一切的政治禮法風俗及其他的社會制度是好，就是一切的古學都要「學而時習之」。連了在夢裡也要想見周公。這樣的極端的復古，放大起來就是一切的文化，都要依法前人。而依法前人，是愈古愈好。他特別的尊崇帝堯就為這個原故。因為孔子本身是這麼崇古，所以崇拜孔子的人總是崇拜皇古，而是崇拜皇古的人也必崇拜孔子。我們試看孟子，他的民貴君輕固然是從老子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推衍而來（廉江江瑔《讀子巵言》云：孟子唾罵楊墨而無一言及老子者，蓋老子乃其師也），然因為他崇拜堯舜的文化，所以他一則曰：「乃所原則學孔子也。」再則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三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四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其實，我們也許要說因為了他這麼崇拜孔子，所以特別主張復古。比方他說：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其最明顯的是：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若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又說：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孟子因為以知性則知天，所以性就是天。堯舜是性者也，所以舜堯就是天。這與孔子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不但只有相同，且進一步把堯舜來作天看待，其尊崇堯舜可以想見。舜堯以後，若禹若皋陶，則只見得舜堯的黃金世界而知之；他們卻不能因見而行之。再沿到湯則只能聞而知之；所以說：舜堯，性之也，湯武，身之也。從此以後，五霸則愈趨愈下，至於孔子也不過聞而知之。聞而知之，雖不能行，也不失其為聖；但是孔子以後，能夠「聞而知之」也不可多得，可為慨嘆，孰過於此？
總而言之，孔孟的意想是：歷史事實上的變更，是退步的，而不是進步的。她從堯舜的黃金時代，而退至湯武的昇平時代；更由湯武的昇平時代，而退至五霸的混亂時代。這種的日趨日下的境況，不只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包括了道德以及社會一切的制度和動作。其實，是文化的全部。因為皇古是勝於過去，而過去又勝於近代，所以補救之方，就是能夠效法愈古則愈好，這可以說是孔孟復古的根本理論。
但是勸人去復返皇古，就是勸人不要反古。同時自己既自命自己為獨一無二的聞知皇古的人，就是告訴人們不要反對我自己所說的古道。這樣推衍而來，結果是否認一切與己不同的言論和動作，所以排除異己的成見最深，而容納他人的意見，成為論理上所不許。其原因是因為把過去的法則來做目標，總是絕對的，因為這種法則是決沒有可變為較好的法則。是要她變，只有變壞。愈變壞，則愈要復古。回頭是岸，就是他們的勸告。一個不曉游水的人，若是走下大海去，則愈下愈深，愈深則愈危險。說來說去，總是要速點轉頭向岸走，才有生機。本來岸上也許是很危險的，而且在岸上也許有性命之虞，不過這種已成陳跡的岸，還有誰能夠去證明在岸上是不好呢？只是有「我「知道，這是孔子和孟子的回答。跟著「我」罷！這是孔子和孟子的勸告。要是不跟著「我」呢，則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個信條，一經宣布，則無論是誰，都要信仰「我」的道。不信我，就是攻乎異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結果是孔家一切的夥伴，都不能相信孔子以外的道。要是她又得了政治或他種實力去保護，那麼反道成為自身不能保的事情。萬一因不能自持而為異道所惑，則不是含默不言，必極力辯護，藉以遮掩天下。孟子，像吾們上面所說之於老子，已有這種趨勢；而其最顯明的例，還是像宋代的陸象山。
陸象山開口就自命為儒家。比方：他和侄孫濬書中說：「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然平心來說，陸氏自己的學說，受過佛老的影響，處處流露。然他在致曹立之的書里卻說：「佛老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有不溺焉。」又說：「……武帝之事四夷，非之何必日與胡和親為哉？此等皆黃老言之誤也。」但是在王順之書里又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多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又與曹立之書云：「楊朱、墨翟、老、莊、申、韓雖不正，其說自分明。」所謂各家有各家之說，以及其說自分明，就是承認佛老之價值。他又說：「我無事只好似一個全無知無能的人，及事到方出來，又卻似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正是老子「為無為而無不為」的意旨。又如：「道非爭競者可知，惟靜退者可入。」這又是佛老的清淨之旨。佛老的重要意旨是清淨無為，陸氏已身體而力行，那麼佛老的魂已上了他身，他還是要揚言斥佛老！
從這種的門戶偏見，再推衍去，就是乘在汽車上去提倡東方的精神文化，建起洋樓式的孔教會，穿著百數十元的洋布衣服，戴起羅斯福式的洋眼鏡……而去講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遺教。
所謂排斥異己，就是排外。排外應用在某一種學派上，是排斥於這學派以外的學派。若應用到一個國家或民族上，就成為排斥這國家或民族以外的一切國家及民族。排外不但是由排斥異己的學說，推衍而來，而且是孔家一種信條。孔子說：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除了皇朝的中國以外，一切的民族國家不是南蠻北狄，必是東夷西戎。他們是沒有開化的，他們是沒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教，他們也配不上來說這種的關係。萬一他們也有了君，有了臣，還不若我們皇朝大國之沒有，因為惟有大國皇朝像我們這樣，才能夠有這名能副實的東西！
這樣的排外趨赴極端，則一切的外來的東西，都是不好，不值得仿效。而且為皇朝的面子起見，是不應當仿效的。我們試看《戰國策·趙二》里所載群臣之勸趙武靈王勿采胡服的言論，便能知道。武靈王本來是一個很有振作的人，採用胡服本來不算做什麼重要的事，而群臣中竟把來做一件不得了的事來，大加反對，他們的理由是：
奇服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
又如：
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
這一類的言論，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司空見慣的，而猶是東西文化接觸以後，排外來的文化的偏見，特別利害。比方：康熙的時代，楊光先上書反對依西洋的新曆，而恢復舊法，到了他自己做欽天監正，卻又不明推算之理數。結果是不免於舛誤而入獄，到了遇赦以後，他還是不自悔，而著《不得已》書。今略摘一段，以示其排斥外來的東西之大概：
是以西洋邪教，為中國之人而欲招徠之，授引之，自貽伊戚。無論其交食不准之甚，即准矣，而大清國臥榻之旁，豈容若輩鼾睡乎？蓋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吾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回本國，而呼朋引類煽惑吾人民者否？江統《徙戎論》蓋蚤燭於幾先，以為羽毛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著書顯言東西萬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儘是邪教子孫，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辭。異日者，設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義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俱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之無日也。……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患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誘吾民而去之。如圖日本、取呂宋之已事可鑑也。《詩》曰：「相從雨雪，先集微霰。」又《傳》曰：注「鷹化為鳩，君子猶惡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譏察當嚴，揖盜開門，後患宜毖。寧使今日詈予為妒口，毋使異日神予為前知，是則中國之厚幸也。
光先還知到西洋的曆法、儀器、兵械之精於中國，而足以為中國之隱憂。然因為傳統的排外思想太深，弄到他忘記了我們若不虛心去學人的好處，就使我們不准西洋人在國內居住，西洋人隨時都可到中國，侵奪我們土地。此外又像艾孺略（Julins Aleni）所著的《職方外記》及南懷仁（Veliriert）的《坤輿圖說》，本來是地理學上很大的貢獻，而可以幫助於中國智識眼界；然所謂當代碩學的紀昀在《四庫全書提要》意把他當做古代小說看，而其原因，胡禮垣說得頗詳，略錄於下：
紀公曾於內庭管理《四庫全書》，阮公曾建設學海堂於廣東各省。南北學士，莫不資法於二公。二公博覽群書，不愧一代之文宗。今者艾孺略、南懷仁等重涉重洋，來詣吾邦，二公表面勉為敬崇，而不用其說。其意以為我中華《一統志》，卷帙五百，至詳且盡，安用此淺近之《地球說略》《輿地圖說》等為？又以為堯舜之時，已創曆法，垂四千年而不變，彼瑣瑣之說，惡足以易之？（《康說書後》，看《胡翼南文集》卷十三）
然其最妙的，還是天下聞名的王壬秋的《陳夷務疏》反對設立同文館。今摘錄於下：
言御夷者，皆謂識其文字，通其言語，得其情偽，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亂之跡，及其國內虛實之由；其最善者，取其軍食以濟我師，得其器械以為我利。今設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獨以為無益。……火輪船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為能，械以巧便為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血刃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湘綺樓全集》卷二）
義和團可以說是這種思想的結晶品。他們的肚子能夠抵抗槍炮的自信，不外是以這種思想來做他們的護身符。無奈肚子終是為槍炮所征服。義和團的自信，應該給中國人一個最好的教訓，但是抱著皇古像抱著佛腳的中國人，委實是不易教訓的。他們之信仰孔子，正如孔子之信仰皇古。復古是孔子的精神所在，也許是性命所託，信孔也是他們的精神和性命所在。因此我們見得滿清推倒以後，復古的運動，還是繼續不斷的發生。復古的運動，總是與尊孔的運動相連帶而來；所以尊孔就為復古，而復古也就是尊孔。民國以來的向後轉的口號和言論，是隨處可聽見的，而特別是歐戰以後。我們為篇幅所限，現在再舉出一二個例來看看罷：
西洋之教人為善，不畏之以上帝，則畏之以法律；離此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也。逮夫僧侶日多，食之者眾，民不堪其重負，遂因三十年之戰傾覆僧侶之勢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權威。於是繼僧侶而興者，則為軍警焉。軍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過於僧侶，結果又以釀成今日之戰。經此大戰之後，歐人必謀所以棄此軍警亦如昔之屏棄僧侶者焉。顧屏棄軍警之後，其所賴以維持人間之平和秩序者，將復迎前曾屏棄之僧侶乎？抑將更他求乎？為歐人計，惟有歡迎吾中國人之精神，惟有歡迎孔子之道。
我們特地的抄出這段話，因為她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先生在他的大著德文本（也有英文本）《中國國民之精神及成爭之血路》里的言論。我留德時，在柏林及來比錫的舊書店裡，還能容易找得，而對於東方文化的研究，興趣較濃的比較年歲較深的學者，還能道及辜先生的著作，並且聽說因為受了歐戰激刺過深，而發生點神經變態的人，在好幾年前，也給了辜先生以相當的同情。不過他們說：歐戰不過是歐洲歷史上一種變態，現在已逐漸返復常態了，所以變態心理的相信辜先生的人，也許是沒有了！
其實辜先生以為西洋的文化，不外是宗教法律的代替，是我們不敢贊同的。難道西洋人沒有道德嗎？三十年的戰爭，既不是中世紀的僧侶傾覆的主因，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也不見得能夠打倒辜先生所謂繼續僧侶而起的軍警。
辜先生的音樂本來是為西洋人而奏的。西洋人之聽辜先生的音樂的人，固然不多；中國人之能知道辜先生的音樂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十餘年來，中國人所謂有系統的東西文化的研究而發行為專書的，恐怕還是一位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據他自己說，是在民國六七年間。經過了三四年後，他遂將其研究所得，在民國九十年間在北京大學即山東濟南教育會會場講演，由這些講演而編成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先生把世界的文化分為三種：一為中國的文化，二為印度的文化，三為歐洲的文化。這三種文化的差異據梁先生說是：
（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2）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
（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
世界文化只有這三種，也許文化本身只有這三種。這是梁先生告訴我們的。並且不只是世界的文化只有這三種，而且文化的發展的時期，也是必經過這三種文化。照梁先生的意見，人類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條路——西洋文化的路。——這是文化發展的第一時期。第二的時期是中國文化的路，而特別是指明孔子之道。第三的時期，是印度文化的時期，而特別是佛教化的文化。梁先生以為這三個時期是人類文化發展所必經的途徑，文化的趨勢也是這樣朝向的。
人類文化的發展的趨向途徑，固然是這樣的，但是現在中國人對於文化上所應持的態度，據梁先生說，是有下面數條的途徑：
第一、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
梁先生說：「這三條，是我這些年來研究這個問題之最後結論，幾經審慎，而後決定，並非偶然的感想。」梁先生固然是這樣說，然閱者看了上面的文化發展的途徑由西洋而中國，由中國而印度，閱者總會問道：為什麼梁先生又極端反對印度的路徑呢？梁先生的回答是：文化發展的程序，固然這樣，然而要達到印度文化的地位，必先走完了中國文化的態度中所應走的途徑。梁先生說：
本來印度人那種生活，差不多是一種貴族的生活，非可遍及於平民，只能讓社會上少數居優越地位、生計有安頓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這個上邊。唯有在以後的世界，大家的生計，都有安頓，才得容人人來作，於自己於社會，均沒妨礙。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類以前文化中，為不自然，而要在某種文化步段以後，才順理之證。
簡單來說：印度化的程度太高了！現在第二條路還走不到，還講什麼第三條路。所以把印度化來解決我們現在的困難，是不合時宜的。不合時宜，所以要絲毫不容留的去排斥它。
梁先生承認這三種——西洋、中國、印度——文化的最初發生，都是順裝的——就是跟著第一條路。不過這三個地方的文化，在他們慢慢的走的歷程中，都走了錯路，或是走了曲路。西洋和印度二者都折入第三條路——印度化或是宗教化的路。——而中國卻跑曲入第二條路——中國化的路。梁先生說：他們總走錯路，或曲路，因為他們不待走完了第一條所應走的路，所以不但是西洋的中世紀和印度跳得太遠；就是中國也因第一條路尚未走完，而躐等的進入第二條路。這樣的不循文化發展上所應當經過的途徑而躐等跳級的文化，梁先生叫做「文化早熟」。早熟是一件不好的東西，所以無論是在中世紀的歐洲也好，在中國在印度也好，他們總是早熟，他們總是走了歧途，走入暗路。
不過在歐洲，到了文藝復興的時代，乃始揀擇批評的重新走第一條路，把希臘人的態度又拿出來。他這次當真走這條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於是人類文化所應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學、德莫克立西，都由此成就出來。即所謂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勝利，只在其適應人類目前的問題，而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敗，也非其本身有什麼好壞可言，不過就在不合時宜罷。
梁先生以為西洋人現在已走了正路，而且就走完了第一條路。走完了第一條路，便轉入第二條路——中國化的路——再轉而入第三條路。這樣的一路走，「就無中國或印度文明輸去給西洋人，西洋人自己也能開闢他們出來」。「若中國則絕不能，因為他態度殆無由生變動，別樣文化即無由發生也，從此簡直沒有辦法，不痛不癢真是一個無可指名的大病。」所以唯一的辦法，照梁先生的意見，是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設使梁先生說到這裡而停止，我們也許贊成，不過梁先生的全盤接受，是帶著二個條件：一是根本的改過西方文化，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二是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完全採納西洋文化的帶著這二個條件的原因，據梁先生說：
西洋人也從他的文化而受莫大之痛苦。若遠若近將有影響於世界的大變革，而開闢了第二路文化。從前我們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那麼如何要鑒於西洋弊害而知所戒，並預備促進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實現。
所謂西洋文化受莫大之痛苦，根本上的改過，梁先生沒有充分的解釋。但是所謂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梁先生卻特別是指著孔子的道。梁先生在自序里說：
我又看著西洋人，可憐他們當此物質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而他們所謂精神，又不過是希伯來那點東西，左衝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謂未聞大道。我不應當導他們於孔子這條路來嗎？……然而西洋人無從尋得孔子是不必論的，乃至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至孔子，羞澀不能出口，也是一樣無從為人曉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這是迫得我自己來作孔家生活的緣故。
這是梁先生的復返孔子的生活的自白。然而梁先生又告訴我們道：
我們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極寬泛，極通常，簡直去容納不合孔子之點都不要緊。
我們為了明白梁先生的思想大概起見，所以上面除了將梁先生自己的主張指出外，並沒有加以批評。其實梁先生的意旨是很不容易找出的，怪不得張君勵先生說，他對於梁先生的學說，「苦索難明」。為了篇幅關係起見，我們不能詳細的將梁先生的學說來批評，我們現在只能提出下面數點來，指明梁先生的思想不清楚，及其錯誤。
梁先生以為西洋、中國、印度的文化的差異，是由於一者是以意欲向前，一者持中，一者向後，是完全錯解了意欲的真諦。意欲是無論何時何處，都是向前直赴的。它並沒有持中，也沒有向後。意欲是像爐中的火，有了一點火，則熱度總是向上升；只有沒有火的時候，才沒有熱。同樣，意欲之所以成為意欲，就是因為它是向前的，活動的；惟有完全沒有了意欲，才沒有向前的動作。同樣，一切的文化所走的途徑，都是向前的，決沒有向後的。前人創造了一點東西，後人於學了前人所做的東西以外，又添了多少上去。這樣的累進不已，後人不但像復古一般人所說，不如古人，其實是常常勝過古人，而且應當勝過古人。在某種文化圈圍之內，其文化重心也許偏於某一方面，結果他方面的演進，也許比較的不及這方面，也許其演進比較緩點，然他們決不會不過去。所以一切文化的差異，只有程度或量上的簡單和複雜的差別，卻沒有質上的差異。
梁先生以為文化的發展時期，是由西洋化而中國化，由中國化而印度化。又以為文化的種類，只有這三種。梁先生既預知將來到這麼準確，我們要問於印度化之後，又有什麼化？還有沒有第四的時期？抑或文化是循環的？梁先生最含混的地方是，他的「文化早熟學說」。他承認印度，也許包括中國化是未來的文化，然他又沒有法子去說明為什麼印度化的文化，及中國化的文化，能夠在幾千年前已經發生，於是不得不說他們是早熟。因為早熟，所以不合乎現世的需要。為中國文化的目前計，不得不採納西洋文化。然在西洋文化還未完全採納之時，就是第一條路還未走完之前，又要採納中國固有的文化，這豈不是錯上加錯嗎？梁先生也許說：我們可以放寬孔子的路，去容納不合孔子之點。但這樣的返復孔子的文化，並非孔學的真面目，而是一種中西調和的辦法。這就是說：我們要保留孔子，同時我們又要全盤接西化。然而梁先生已告訴我們：西化是第一條路，第一個時期，孔化是第二條路，是第二的時期，「道不同不相為謀」，難道提倡孔子化的梁先生沒有聽過嗎？其實，像吾們上邊所舉出孔子排外的態度，是決不能容納外來的東西，何況要和孔子之點不合的東西呢？總之在文化發展的路程中，梁先生既承認我們是因為走入孔子之路，而有今日之錯，梁先生於我們於未學完西化以前，又要我們復古，自相矛盾，熟甚於此！
照梁先生的文化發展的三時期——由西洋化而中國化，由中國化而印度化——是一切文化發展所必經的時期。所以西洋人現在已走完了第一時期，則假使沒有中國文化之輸去西洋，西洋人也會自己進到第二時期，再轉到第三時期。這樣看起來，西洋人之學中國化或是採納孔教化是非必要的。反之中國人之全盤西化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的文化，若「沒有外力進門，環境不變，他會長此終古」，而沒有法子去進到第三條路，或是復返第一條路（西化的路）。其實事實上，中國千餘年來，並非沒有趨赴第三條路（印度化的路）。梁先生也說過，現在還有不少人去提倡佛教，所以梁先生所謂中國折入第二條路，而沒有法子走上第三條路，是事實上所否認。同樣，梁先生已說過最初的人類文化，都是循著第一條路，西洋、印度、中國均如此。西洋人在中世紀折入第三條路，而和印度一樣；惟有中國人折入了第二條路。然西洋人既能因文藝復興而揀擇批評的重新復返第一條路，而逐漸的走完了第一條路；為什麼中國又不能從第二條路而復回第一條路呢？就使梁先生以為中國人因為折入第二條路，不上不下；她既離第一條路所已經走了多少的地位不遠，結果是停頓不變，然為什麼同西洋一樣的折入第三條路的印度，也不像西洋的能夠有所變動，而再復返第一條路呢？其實，梁先生所謂文化早熟而折入第三及第二條路，以及西洋經過了千餘年後，又復回第一條路的彎彎曲曲的轉折，正是引導吾們入於非非的地位。
我們上面曾說過：梁先生願意放寬孔子的路來容納西洋文化，同時梁先生又見得可憐的西洋人，當此物質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復，應當走上孔子的道。這種的論調，本來是東西文化融合的折衷論調。然這種折衷辦法，根本上像我們前章所論，是不能行的。梁先生自己也不承認折衷辦法之可能（看原書二九二—二九三頁）。梁先生且鄭重聲明：「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就是說繼續著走完第一條路的西洋文化，就是孔子的文化。梁先生老實是根本上打破了他所劃定的文化發展的時期的秩序；根本上把未來的時間的需要，和目前的需要，分開不清楚；把西洋人的需要和中國人的需要的不同處，分不出來。
上面不過將梁先生自己的話，去駁他自己的話。其實梁先生的文化發展的三個時期，根本上是否妥當，還是疑問。西洋文化里的物質的進步，是否有止境，是否能有止境，也是疑問。梁先生的自序里說：他自己從二十歲後，折入佛家一路——就是梁先生心目中最高的路。——到了民國九年，殆改變上孔家路——就是梁先生心目中目前中國人所需要的生活。梁先生自己說沒有出過國門一步，我們以為設使梁先生而到了外國住過幾年，恐怕梁先生也許放棄了孔子的生活，而做西洋人的生活，而跑上西洋的路。
預知是很難的。時間上的西洋化的末路和孔子化的復興固不易預告，就使而能預告，梁先生勸中國人去做孔子的生活是與全盤採納西洋文化不能同時並行的；而況根本上孔教化，像我們上面所說，是不能和西化相容的。
梁先生把文化來分做三方面：一為物質的文化，二為社會的文化，三為宗教的文化。這三方面正暗合他所謂世界三種文化——西洋文化（現代的）、中國文化及印度文化（包括歐洲中世紀的文化）。——他的意見是：物質文化應當最先發生，而且要發展至一定的程度，然後再進而解決社會文化。到了社會文化弄成熟後，再進而做宗教的生活，及宗教的文化。他的文化發展三個時期，也是根據於此。正如東方的聖人說：倉廩足而知禮義，梁先生再加一句說：知禮義而後知鬼神。然而他卻忘記了所謂文化本身上，是包括這三方面以及一切的言語種種。在每一種文化，都可尋出這各方面，而各方都有密切連帶的關係。每一方面的波動，都要影響到他方面。比方：我們若要保存孔子的文化，則不能不保存他的家庭制度、君主專制，以及一切與這種有關係的制度。我們若以為民治是好過君主專制而採納，則對於孔子的尊君不得不加以反對。因為西洋化是向前直往的，而孔子卻要我們去做皇古的生活。這種向後轉的口號和勸告，不但是不能容於向前演進不已的西洋文化之下，就是證之中國本身的文化的發展，我們也覺得她是不對的。《禮·禮運》豈不是告訴我們嗎？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檜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
《易·繫辭》里又豈不是記載過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這些的記載，都是證明文化是向前演進的，都是證明後人因前人之創造而改變之、增加之，遂使文化累進無已。孔子卻要我們去返復皇古，這豈不是要我們做原始人的生活嗎？
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向前的，這不但是在孔家學說未發達以前是這樣，就是在孔家至尊一統以後，也是這樣。不過因為孔家的生活是返復皇古的生活，而且因為它和了政治的勢力互相攜手，結果是中國受了孔家化的支配。孔家既要他們去做皇古的生活，他們處於孔家淫威之下，相信中國以外的東西，既是為孔家所不許，就是相信在本國內的別種學說，也為孔家所禁忌，結果是中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逃出孔子所劃的圈子。外人以為吾人之文化，自始至終，總若停而不進，就因此故。其實我們若詳細去研究，則唐宋的文化，若謂比之秦漢而不及，這是無論何人，都不承認的。所以孔教在中國固然能借政治之勢力，使中國的文化就其所指止之範圍，然復古的生活，終不外是與孔子的夢見周公一樣。質言之，孔教在中國的成功是在其消極方面，而非其積極方面。然而消極方面的阻止新的文化的創造，及外來文化的輸入，已使我人今日陷於這麼危險的地位，假使吾人而真去實行其積極方面的皇古生活，那麼吾人恐怕老早已處於淪亡的地位。
總而言之，折衷的辦法既是辦不到，復古的途徑也走不通。他們的最大缺點是：前者昧於文化的一致與和諧的真義，而後者昧於文化發展變換的道理。前者以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間舊屋子，我們可以毀拆他，看看那幾塊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們忘記了文化的各方面的分析，不外是我們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上，並沒有這回事。後者以為環境時代是不變的，所以聖人立法，可以施諸萬世而用於四海；他們卻忘記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人，都不過是這種時代和環境的出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