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七章 宋金元時代的文化概況

第一節   經學、哲學、理學 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到宋代進入一個新階段，經學和哲學也發展到一   個新階段。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漢魏以來的儒家經學。唐以前的   經學被稱為「漢學」，宋以後的儒學稱為「宋學」。宋學的特點，是不拘經   義訓詁，憑己意說經。宋學自稱直接繼承孔子的道統，憑依孔子的經書，探   討有關自然界與社會的起源和構成的原理，形成自己的哲學系統，與漢學遇   然不同。宋學中占居統治地位的學說是道學即理學。理學包括哲學和倫理綱   常即封建的社會政治學說兩大部分。理學家用哲學的義理論證封建社會的統   治秩序，對以後的封建社會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宋代以後，占統治地位的儒   學基本上是理學。 宋學的產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以農業為基礎的宋代，地主土地   占有制和租佃製成為主要的普遍的經濟形態。前代依據門閥和等級取得祿   位、占有土地的制度轉變為主要經由科舉考試任命官員，和主要通過自由買   賣而取得土地。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上的這些變革勢必推動意識形態發生相   應的變革。地主階級需要新的理論武器以維護其新的剝削關係和政治思想統   治。（二）宋代以科舉取士，擺脫了前代貴族門閥和軍閥勢力的羈絆，朝政   的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由此形成無休止的政黨之爭，也由此形   成政治、思想上較為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為學術上的探討和新學說的產生，   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三）漢學   發展到唐代已經陷入了絕境。孔穎達《正義》後，漢學不再有前進的可能。   儒學要繼續發展，勢須另闢新徑。安史亂後，啖助及弟子趙匡、陸淳等治《春   秋》學，拋開三傳，抒發己見。韓愈、李翱著《論語筆解》，韓愈又著《原   道》、《原性》等篇，李翱著《復性書》，相繼提出「道統」與「性命」之   說。唐人懷疑古訓、自出新意的學風，為宋學的產生開闢了門徑。（四）佛   教與道教在唐代盛極一時，在相當大的領域裡奪取了儒學的思想陣地。佛學   提出的有關宇宙和人生的許多命題，為古老的漢學所不曾有。儒學要戰勝佛   學就必須對這些命題做出自己的回答。佛道的流行為儒學提出了論爭的任   務，也為儒學提供了足夠汲取的思想資料。唐代佛教的禪宗南宗曾汲取儒學   而戰勝了儒學。宋代的理學則汲取佛道而戰勝了佛道。 理學創造於北宋，完成於南宋，在金、元繼續得到傳播。宋代的經學、   哲學和理學，其思想來源大致出於三個方面：一是漢學以前的原始儒學經典，   主要是《易》《春秋》和《周禮》。二是佛學，主要是華嚴宗和禪宗。三是   道教，主要是太極和陰陽學說。 （一）北宋前期的經學與哲學 宋朝承唐末五代戰亂之後重建統一的國家，經學的研究已經長期中斷，   佛道二教仍在南方諸國流行。宋太祖、太宗尊崇儒學也崇尚佛道，旨在爭取   士人、以穩定宋朝的統治，並非出於學術目的。宋太宗時校定孔穎達《五經   正義》，由國子監刻板印行。真宗篤信道教，也倡導儒學，命國子監祭酒邢   禹撰成《九經疏義》頒行。大抵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間，主要是在恢復唐   朝的一統經學，以維護宋朝的中央集權的統治，在學術上並沒有什麼新創。 宋仁宗時，隨著科舉取士制的發展，已逐漸養成了一批儒士，宋朝統治   的重重矛盾也開始暴露在人們的面前，朝野文士紛紛議論著改革朝政的方   案。在學術上也一掃前時的沉寂，開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 劉敞——仁宗慶曆間進士劉敞，字原甫，世稱公是先生，臨江新喻人，   著《七經小傳》三卷，為《詩》《書》《三禮》《春秋公羊》及《論語》重   作新注（傳）。劉敞突破舊注的束縛，依己意作出新解，使學風為之一變。   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國史》說：「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   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應麟《困學紀聞》   也評論說：「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   新奇矣。」劉敞以己意說經，雖然在學術上並無重大的建樹，但由此形成破   舊立新的學風，卻帶來極大的影響。 孫復、石介、胡瑗——孫復、石介、胡瑗號稱   「三先生」，為後來理學   家所推重。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三次考試進士，不中，退居泰山著書講學。學   者稱為泰山先生。仁宗慶曆間，起為國子監直講。孫復專治《春秋》，著《春   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現存十二篇）。所謂「發微」，即離開三傳，獨自闡   發孔子褒貶善惡的微旨，實際上是借《春秋》抒發自己的主張。孫復力主「尊   王」，貶斥春秋諸侯對周王室不忠，以為諸侯盟會是「眾心離貳，忠心殆絕」。   獨尊王室，提倡臣下效忠，這自然十分符合宋朝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政治需   要。 孫復的弟子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曾考中進士，在徂徠山下講學，   人稱徂徠先生，入朝為國子監直講。石介講授《易》經，著《春秋說》，又   著《怪說》三篇，力闢佛老，以為三事天下「必然無有」，即無神仙、無金   術、無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曾居泰山與孫復、石介同治經學。學者稱   為安定先生。范仲淹聘為蘇州教授，在蘇、湖講授經學。胡瑗的學術仍以《易》   為主，現存著作有《周易口義》十二卷，又有《洪範口義》二卷。胡瑗在學   校，分設二齋教授，選擇「心性疏通」的優等生入「經義齋」，研求經學義   理。另設「治事齋」，學習政事、軍事和水利、歷算等實學。胡瑗講學時，   要求學生聽講必須服裝整齊，專心端坐。但考試後，則舉行師生聯歡，歌詩   奏樂，直到夜晚。胡瑗的教學法明顯地受到佛教傳法的影響，平時也仿效禪   宗公案，向學生提出問題思考。胡瑗教授弟子數千人，成為當時最大的教育   家。他的教學法曾被太學吸收，在各地推廣，影響極大。 李靚——江西建昌軍南城人李靚，字泰伯（一○○九——一○五九年），   自二十三歲開始著書。三十四歲考試不第，在南城教學，學者稱為盱江先生。   四十九歲在太學供職。五十一歲病死。李靚的經學主要是《易》經與《周禮》。   李靚治學著眼於社會政治的實際，反對圖讖象數的迷信。他認為「聖人作易，   本以教人」，「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   不在其中矣」（《易論》一）。李靚著《易論》十三篇，就《易》經講述君   臣之道以至治身之道。又著《禮論》七篇，以為「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   修身正心，無他，一於禮而已矣」（《禮論》一）。李靚所說的「禮」，包   括禮樂刑政、仁義智信以至飲食起居等一切方面，實際上是論證當代的社會   政治制度和統治秩序。由此出發，李靚又著《周禮致太平論》及其他論著多   篇，主張宋代社會應實行「平土」、「均役」，獎勵農墾以富國。李靚在哲   理的探討上並沒有多少發明，但他憑藉《周禮》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張，卻   對後來王安石變法有一定的影響。李靚弟子鄧潤甫即是變法派中重要的一   員。 李靚四十五歲時著《常語》三卷，對孟子極力貶斥。他提出：孔子之道   是君君臣臣，盂子之道是人皆可以為君，因而造成諸侯爭霸，天下大亂。五   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李靚從而認為，孔子死而道不傳，孟   子是背離了孔子。李靚直接解釋孔子之道尊天子抑諸侯，這與孫復的論說基   本一致。但他從拋棄訓詁發展到公然詆斥孟子，卻為宋儒自稱繼承孔子道統   之風開了端緒。 上述情況表明，宋朝建國五十年後，經學和哲學出現了重要的變化。主   要是：（一）懷疑故訓，衝破舊傳統。宋仁宗時《五經正義》或《九經正義》   已不能保持學術壟斷地位。學者從推翻《正義》，懷疑漢儒訓詁，直到貶斥   孟子，在思想界形成疑古的學風。歐陽修進而認為《易》經的「十翼」非孔   子所作，不足為據。《周禮》也未必出於周公。蘇轍、蘇拭懷疑《周禮》系   秦漢儒者所增損，不可相信。司馬光也著《疑孟》篇，對孟子提出疑問。學   者從不同的方面，合力衝破舊傳統，為陷入絕境的經學開拓了新路。（二）   究解經義，刻意求新。儒者擺脫章句訓詁的束縛，直接探究經書義理，競相   提出新解。所謂新解，多從當代的社會政治需要出發，因而《易》、《春秋》、   《周禮》三經的研究，成為「顯學」。學者借《易》發揮哲理，以論證現實   的社會秩序；借《春秋》倡導尊王，以維護中央集權的統治；借《周禮》以   申述改革積弊的政見。經學逐漸從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兩個方面求得新的發   展。（三）反對佛道，吸收佛道。以石介為代表的學者，繼承韓愈的傳統，   力闢佛老。胡瑗則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講授經學，為前所未有。 以上三個方面所表現出的新變革，為理學的創立，準備了條件。   （二）經學的哲學化和理學的創立 孔丘創立儒家學派，刪定六經。歷代相沿，形成經學。但孔丘的原始儒   學，主要內容是統治者為政的方術和修身處世之道，哲學思想是貧乏的。漢   學拘泥於章句訓詁，更不去探究哲理。經學從漢學轉變到宋學，才逐漸哲學   化，進而出現了理學。 周敦頤——朱熹等理學家推尊周敦頤為理學的創始人。道州營道縣人周   敦頤，字茂叔（一○一七——一○七三年），仁宗時在各地做州縣官，講授   《易》學，號濂溪先生。《易》原是占卜之書，在儒家經典中，較為接近於   哲學。周敦頤取《老子》和道教的學說，與《易》經相糅合，著《太極圖說》，   又著《通書》闡發宗旨。唐代《道藏》中原有《太極先天之圖》。相傳道士   陳摶造《無極圖》傳世。周敦頤改制為《太極圖》，圖分五層。第一層是一   個圓圈，稱為「無極而太極」。第二層一圈黑白虛實相間，稱為「陰靜陽動」。   第三層為水火木金土五氣。第四層一圈，稱「坤道成女，乾道成男」。第五   層一圈「萬物化生」。《太極圖說》依據此圖以解釋宇宙的起源和自然界、   人類社會的構成與變化。大意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本無極也」。原來《易·繫辭》曾說：「易有大（太）極，是生兩儀（天   地）。兩儀生四象（老陽、老陰、少陽、少陰），四象生八卦。」周敦頤采   《老子》的「有生於無」說，提出天地、陰陽、五行、萬物都出於太極和無   極，最後又口到太極、無極。周敦頤的全部哲學著作都在說明太極（一）和   無極（無）這兩個基本概念。 太極是從「無」中產生的混一體，由此分為陰陽二氣，再分化，才有萬   物。《通書》中說：「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一   切，萬物）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這種對自然界的說明，   應用到人類社會：「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   順，聖德修而萬民化」，「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皇帝）」。依據太極圖   的說教，天下萬民都來自皇帝一人的教化，萬民當然也就應該絕對服從皇帝   的統治，所謂「小大有定」。周敦頤通過對自然界和社會起源的哲學說解，   達到了維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目的。 無極（無）是比太極更原始更高的境界。由太極回到無極，社會生活中   的最高準則即是「無欲」。傳統的儒學曾有所謂「寡慾」之說，周敦頤汲取   佛教的禁欲主義，與他的無極說相結合，進而創立了「無欲」的說教。什麼   是「欲」？根本說來，即是人們對物質生活的需要。人們的生產活動和社會   活動，都是為了滿足這些需要——「欲」而進行的。倘若做到「無欲」，也   就可以不必從事很多活動。所以，周敦頤說：「無欲，故靜」。由此提出「主   靜」之說，成為他的學說的主要組成部分。周敦頤提出動靜的概念，但認為   有生於無，動生於靜，靜是根本的。沒有天地以前，「無極」就是靜的。因   而「靜」是最高境界，也是人類的最高的道德標準。人們如果「主靜」，也   就能做到「誠」。周敦頤又從而提出「誠」的概念，認為這是「聖人之本，   性命之原，五常之本，百行之原」（《通書·誠下第二》）。他解釋說「誠」   即是「無為」（《通書·誠幾德第三》）。「寂然不動者，誠也」（《通書·聖   第四》）。很明顯，按照周敦頤的這些說教，如果人們都能做到「無欲」「主   靜」「存誠」，現存的社會秩序和倫理綱常自然就可以長久維持了。 周敦頤的學說在仁宗時代還並沒有多少社會影響，他在當時的學術地   位，也是不高的。後來的理學家對他極力推崇，是因為他最先觸及了宇宙和   社會起源等哲學問題，把儒家的經學哲學化，並對中央集權的統治和封建的   倫理綱常做出了哲學的論證。他所提出的「一實萬分」「主靜無欲」等觀念，   為以後的理學家所繼承和發展。 邵雍——和周敦頤約略同時的邵雍，字堯夫   （一○一一——一○七七   年），號康節，其先范陽人，後徙居共城。他以講解《易》經而著稱。著有   《皇極經世》、《擊壤集》等書。《易》八卦中的陰爻和陽爻稱為「象」，   奇數和偶數稱為「數」。漢代今文和讖緯學者，依據象和數解釋事物，稱為   「象數學」。邵雍繼承象數學講《易》，又與道教相結合，構成數的圖式。   他認為太極分兩儀，陰陽相交產生四象。八卦相錯而生萬物。《皇極經世·觀   物外篇》說：「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   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   章也。」邵雍從太極「一」開始，用簡單的倍數，構成圖式，遞增為《易》   經的六十四卦，這原來是粗劣的數字遊戲。但邵雍卻認為這是宇宙萬物構成   的「道」，即「天理」，是先天確定了的。先有了這個「道」，才有萬物變   化的產生。道存在於心中，所以他說：「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   化萬事皆生於心也」（《皇極經世緒言·先天象數》）。 佛教禪宗的神秀曾說：「心者，萬法之根本也。一切諸法，唯心所生。   若能了心，萬習俱備。」（《觀心論》）邵雍顯然是汲取了禪宗的觀心論。   所以他又說：「萬物於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擊壤集·樂物吟》）。   「反觀」即返求自己的內心，以求認識和適應外界的「道」。他說：「事無   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則謂之非道。」（《皇極   經世》卷十二）「非道」即「逆天理」，「逆天理者，禍患必至」。用誘導   人們「反觀」的方法，以達到事無大小各自「安分」的目的，這就是邵雍象   數學的政治宗旨。 邵雍還應用他的象數學構擬了一個人類歷史發展的循環公式。凡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循環一次，稱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   三十「運」，一「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人類社會從形成   時起，每經一萬零八百年為一「會」，發生一次變化。儒家理想中的堯的時   代，是在第六會。此後歷經「皇」「帝」「王」「霸」等階段，到五代時，   已是不見日出的黑暗時期，需要有「聖人」出世，重建帝道。邵雍由此對宋   朝中央集權制的建立，提供了象數學根據。 邵雍生於共城，他的先天象數學據說是得自陳傳的弟子李之才的傳授。   神宗變法時，邵雍依附司馬光攻擊王安石。司馬光曾為他購置莊園。他的著   作帶有濃厚的道教色彩，後來被收入《道藏》。但他所提出的天地運化，道   在物先等論點，卻為理學家所推崇。 張載——在哲學上取得較多成就的張載，字子厚   （一○二○——一○七   七年），《宋史》作長安人。在陝西關中講學，人稱橫渠先生。他所建立的   學派，被稱為「關學」。陝西與西夏為鄰，地處前線。張載早年曾致力於軍   事的研究，關學的學者如游師雄、李復等後來成為宋朝抗擊夏、金的將領。   張載的哲學著作有《正蒙》、《橫渠易說》、《經學理窟》等傳世。在王安   石等變法派與司馬光等保守派激烈鬥爭的年代，張載隱居關中著書講學，與   朝廷公卿並無來往，因而不象邵雍那樣得到朝中支持。但張載也因此而在哲   學上形成他自己的獨特的思想體系。 關於宇宙的起源和構成，張載反對佛老，也不贊同周敦頤的「無極而太   極」。他駁斥「有生於無」之說，認為原始的太虛並非空無所有，而是由「氣」   構成。由此提出了「氣」這一重要的概念。《易·繫辭》說：   「陰陽，精靈   之氣也。」前代學者曾對「氣」做出過多種不同的解釋。周敦頤的《太極圖   說》稱陰陽為二氣，又稱水火木金土五行為五氣。「氣」的含義，逐漸擴大   了。張載所說的「氣」有他自己的解釋。他認為「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   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皆不得已而然也」。又說：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正蒙》）按照這   種解釋，「氣」凝聚而構成萬物，散即成為「太虛」。由於「氣」的本體是   無形的，所以「太虛」並不是空無所有而是充滿了無形的「氣」。所以他說：   「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張載提出「氣」這一專用範疇，用以反駁以「無」   為宇宙本源   至上境界的謬說，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他所說的「氣」顯   然並不完全等於「物質」。相反，他以為客形的萬物只是「氣」的暫時的凝   聚狀態。「氣」凝聚而有生物。生物死，「氣」便散而為魂魄，為鬼神。所   以他說「鬼神常不死」，「物無逾神之理」。張載把「氣」這一範疇置於太   虛與萬物之間。當他用「氣」來解釋太虛時，接近於唯物，用來解釋萬物時   則接近於唯心。 張載進一步論述「氣」的聚散，是由於氣的內部包含「二端」「兩體」   （兩個方面）。他說：「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   又說：「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宇宙的原始狀態，張載稱為   「太和」，陰陽合一尚未分離，但它已包含著對立的兩端，是變動的開始。   所以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蘊相盪、   勝負屈伸之始。」從自然界的地有升降，日有長短，到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   都包含有對立的兩體、二端。說「萬物雖多，其實無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   天地變化，二端而已。」（《正蒙·太和》）又說：「物無孤立之理，非同   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正蒙·動物篇》）任何事   物內部都包含有對立的二端，相盪、相求、相揉、相兼、相制，所以產生出   各種運動和變化。變化不是來自外界而是出於內因（「動必有機，既謂之機，   則動非自外也」《正蒙·參兩》）。事物的變化有兩種形態：   「變言其著，   化言其漸」（《易說》）。化是逐漸的、微細的。變是顯著的，是由漸化而   來。變和化兩種形態交替發生，形成運動。張載的這些論說包含著樸素的辯   證法思想，但他並不能正確說明對立和統一的關係。「一故神，兩故化」，   「一」和「神」是主要的本始的，「兩」與「化」則是暫時的。兩體互相作   用互相對立的結果，最後還要歸於一。他說：「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所以，在張載的學說里，   「至靜無感」的「太和」（太一）仍是最高的境界。他並沒有能夠擺脫「一」   與「靜」的束縛。 張載曾自稱他為學的宗旨，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一作道），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近思錄拾遺》）。又說：「此道自孟子   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理窟·義理》）。張載以盂子的繼承者自   命，實際上是依己意說解孔孟。孟子以來，人性的善惡是一個長久爭論的問   題。張載從他的「氣」論出發，認為性有「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   別。萬物的生滅是由於氣的聚散。人的生死也是由氣的聚散。氣有清濁之分，   因而人性也各有差別。「天地之性」是太虛的本性，是至善的。所以，人們   應當通過「為學」，反回原來的天地之性。他說：「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   反不善反而已。」又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正蒙·誠明》）他把這種   「反」的功夫叫做「變化氣質」。「如氣質惡   者，學即能移。」（《理窟·氣質》）。所謂   「氣質惡者」，即為人慾所蒙   蔽。變化氣質即要求「虛（空）心」和克欲。「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正   蒙·有司》）。人人都能   「滅欲」便不會起而反抗，就算返回天地之性，萬   世太平了。 黃宗羲著《宋元學案》稱張載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   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橫渠學案》）。張載自己說他「觀《中庸》   義二十年」。講《中庸》是與《易》結合，以闡述「太和」、「氣」和「性」   等論點。講《禮》也依循他的哲學觀，說：「天地之札，自然而有，何假於   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理窟·禮樂》）。   尊卑大小之禮，是天地安排，只能順應。在社會生活中的具體的禮儀，則不   應拘泥於《周禮》，而應有「時措之宜」，「可以去取」。張載把他關於《易》、   《中庸》和《禮》的學說互相融合，寫成著名的《西銘》（又稱《訂頑》）。   《西銘》的中心思想是把天地君親合為一體，以講述事天事君事親之道。大   意說：天（乾）稱父，地（坤）稱母，渺小的我處在其中，我的身體是天地   所充塞（氣的凝聚）。我的本性是天地所指揮。人民都是我的同胞，萬物是   我的同伴，大君（皇帝）是我父母（天地）的宗子，大臣是宗子的家相。尊   老慈幼，即是對待天地的長幼。聖人是合乎天地之德，賢人是天地之秀。天   下窮困的人都是我的無告的兄弟，能夠及時救恤，就是你幫助了天。人能樂   （天地之性）而不憂，才是純孝。違背（天地之性）叫做悖德，害仁叫做賊。   張教在《西銘》一文的最後說：富貴福澤，是（天地、父母）厚待我的生活。   貧賤憂戚，是促使你成功。生前能順事，死後也安寧。《西銘》帶有某些宗   教色彩，但仍以孔孟的儒學為核心。張載把封建社會秩序予以自然化（神化）   和家族化，從而把儒學的「敬天」、「愛民」、「忠君」、「事親」之道和   仁、義、孝、梯等觀念融為一理。在張載看來，人們如果都能把天地當做父   母一樣尊敬，對皇帝大臣如象對天地宗子一樣忠誠，把人民當作兄弟一樣友   愛，把富貴貧賤當做天地的安排去適應。人人都能順應現實，服從天地君親   的統治，整個社會便構成一個萬世太平的理想社會。《西銘》是張載晚年的   作品，全文不過二百五十多字，但可以說，它概括了張載全部學說的宗旨，   也是他所倡導的「變化氣質」的終極目的。《西銘》綜述了義理與倫常兩個   方面的內容，受到理學家的讚譽。程頤說《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伊川文集·答楊時論西銘書》）。又   說：「仁孝之理備於此」，「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文字」（《張載集·語   錄·後錄》）。後來，朱熹也稱讚《西銘》「道理只是一個道理，中間句句   段段，只說孝親事天」（《張子全書》引）。但是，張載的學說並不全同於   程朱理學，理學的創始者不是張載，而是二程。 程顥、程頤——周敦頤的弟子程顥、程頤兄弟在洛陽講學，號為洛學。   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一○三二——一○八五年）。程頤，字正叔，   世稱伊川先生（一○三三——一一○七年）。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洛   陽）。和張載不同，二程在神宗朝保守派與變法派的爭論中，積極參預保守   派的政治活動，因而得到司馬光的支持。但二程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創建了道   學即理學，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程顥與程頤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曾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他們   的言論合編為《二程語錄》。 二程繼承周敦頤等人的學說，但特別提出「理」或「道」的概念，作為   他們的全部學說的基礎，因而被稱為「理學」或「道學」。程顥曾自稱「吾   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外書》十二，《謝良佐語   錄》）。二程主張「萬事皆出於理」，「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   他所謂「理」不是從萬物中抽擇出來的規律，相反，是先於萬物的「天理」。   一切事物都是按照「天理」的規定而生成和運動。「象」和「數」也都發生   在理之後。所以，二程關於宇宙的起源和構成的解釋，實際上是揚棄了周敦   頤的「無極」、「太極」說，並反對張載的「清虛一大」和「太和」說，甚   至根本否認「太虛」的存在。二程《語錄》中記載：「又語及太虛。曰，亦   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遺書》三）二程認為：一   物有一理，但萬物的理又是共同的，「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遺書》   二）。所以說「萬物皆是一個天理」（《遺書》二），「天下只有一個理」   （《遺書》十八）。 在二程的著作中，理和道往往是同義語。有時也強作區別，說理是天定   的，按天理行事，便是「道」。「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遺書》二十一）二程反駁張載的天道說，以為：「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指張載）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   道也。」（《遺書》十一）又反駁張載關於「氣」的聚散反原說，以為「既   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   （《遺書》十五）。張載關於氣散反原之說，本來是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圓的   論說，二程批駁這個論說，卻在於論證「道」先於「氣」。程頤說：「離了   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   上者。」（《遺書》十五）又說：「有理則有氣」（《粹言》卷下）。二程   以理在氣先的命題，完成了宇宙本原於「道」或「理」的基本論點。 二程認為，「理」包含著普遍的對立。「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遺書》十一）。又說：「道無無對，有陰則   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遺書》十五）。但和張載不同，二程   論證萬物之間的對立，宗旨不在於「化」，而在於「常」。所以又說：「天   地之形，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   所以為中庸。」（《遺書》十五）所謂「常」，即是說日月寒暑的對立都是   永恆的，不能改變的。自然界如此，人類社會的事物也是如此。程顥說：「天   地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   理如此，豈可逆哉」（《遺書》十一）。長短、大小、君子小人的對立，都   是所謂「常道」，不能變易，也不可違背，因為「天理如此」。 二程反覆論證的「理」，主要不是用以解釋宇宙，而一是用以說明人事，   即現存的社會秩序。二程說：「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遺書》五）又說：「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遺書》   二）現今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等統治和被統治的對立的關係，都是天理   所定，是不可改易的。先有天理，然後才有萬物。遵循現存秩序，便合天理，   否則是逆天理。程頤在《春秋傳序》中曾說：「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   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   天道成，地道平。」（《二程文集》卷七）人民必須有皇帝來統治，然後「理」   或「道」才得以美滿的實現。二程甚至舉出「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   禮」等動物界現象，認為都是「自得天理」，藉以論證萬物的統治關係，乃   是「天下之定理」。這個「理」或「道」也規定了每個家庭中的家人父子關   系。二程說：「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家人之道，   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無尊嚴則孝敬衰，無君長則   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這就是說，父子之間也要形成如象君臣之間   那樣的統治關係，然後才算「家道正」。至於夫婦男女之間，他說：「男尊   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   故為恆也。」男尊女卑，也和君臣父子的尊卑一樣，是永恆的「常道」或「常   理」。君臣、父於、夫婦，即是所謂「三綱」。二程又進而推論到君民、以   至兄弟、朋友，即包括政治關係、家族血緣關係以至各種社會關係，統統歸   屬於「理」的名下。「天下只有一個理」即上下尊卑各種統治關係的「理」。   這樣，二程便以「天下之定理」解釋了整個的封建統治秩序。 二程「理學」的宗旨，不僅在於對封建秩序的合理性的論證，而更在於   誘導人們通過自我修養而使一切行動符合於「理」，即現存的統治秩序。二   程提出「只心便是天」（《遺書》二），天即是理，天即在心中，從而反對   張載的「別立一天」，而認為天、理、心、往，就是一件事（《遺書》十八）。   二程又由此提出自己的人性論：人性本是善的，即合乎天理的，天理本來存   在於人們的心中。但由於氣稟不同，氣有清有濁，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   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由於「人慾」蒙蔽了本心、本性，便會損   害天理以至滅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遺書》十五）。由此出發，二   程確立了理學的目標「存天理，去人慾」。 「存天理」先要「明天理」。天理本來存在人的心中，但如不去「致知」，   仍然不能得到。二程引用《大學》中的「格物致知」，作出新解，說：「致   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   故聖人慾格之。」（《遺書》二十五）所謂「格」，二程解釋為「至」，就   是即物窮理，說：「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遺書》十八）   「凡物皆有理，精微要妙無窮。」（《遺書》九）依據「一物之理即萬物之   理」的論據，人們在一件一件日常事物上認識到理，也就可以豁然貫通，得   到萬物共同的「天理」。所以又說：「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遺書》十八）。認識到父子之間的「理」   也就可以悟到君臣、夫婦之間的理。甚至認識到蜜蜂服從蜂王的「理」也就   可以貫通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尊卑長幼的「理」。「致知」不「因物而遷」，   才能得到共同的根本的「天理」。「格物致知」還必須排除人慾的蒙蔽。去   人慾的修養方法，二程叫做「涵養須用敬」。二程把周敦頤的「主靜」改為   「主敬」，並自稱不同於佛道的「虛靜」。因為佛道的虛靜是要屏除一切思   慮，二程的「主敬」則是要用「天理」去時時檢點、克制私慾，隨時反省，   「察之於身」，去人慾而存天理。二程說，這就是孔丘對顏回所說的「克己   復禮」。「克己」就是克欲，「復禮」就是「存天理」。「理者禮也」，這   也就是《尚書·大禹謨》所說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道心」克服   「人心」。 「致知在格物」、「涵養須用敬」是二程學說中的兩個重要的論題。《二   程遺書》中記載程頤的這樣一段問答語錄。有人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   可再嫁否？」程頤答：「只是後世怕饑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遺書》二十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理學的一   句名言。它不僅用於禁止婦女再嫁，而且推廣到君臣、父子、夫婦和各種政   治、社會關係領域。這就是說，「去人慾」直到「饑寒餓死」，也不能違禮   「失節」。二程解釋他們所說的「人慾」，包括「耳則欲聲，鼻則欲香，口   則欲咪，體則欲安」，認為這些都是「欲之害人」（《粹言》二）。照此推   論下去，如果所有這些「欲」都被消滅。實際上也就走向佛教的「空無」和   坐禪「入定」。但佛教的禁慾，旨在成佛。二程的克欲則旨在「守節」或「守   禮」，即遵守政治社會秩序。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慾」的說教，對統治者、   壓迫者說來，有著限制非分貪求和過分剝奪的作用。對被統治者、被壓迫者   說來，則起著誘導人們服從壓迫的作用。通過傳授自我修養的方法以達到被   壓迫者自願地接受壓迫的目的，是二程理學「致知」與「主敬」說的顯著特   點。 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慾」說，在政治上必然導致保守而反對多欲。二   程雖然也認為政事要「隨時因革」，但「理之所不可易」，「則前聖后聖未   有不同條而共貫者」（《陳治法十事》，引自《宋元學案·明道學案》）。   程顥在《論王霸札子》中說：「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   道也。」後來霸者之道盛行，即是因為「人慾流行」。二程的復古的歷史觀   和保守的政治觀，自然使他在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中完全站在保守派一   邊，參預反變法的活動。二程的學說也在反變法的年代裡逐步形成。 司馬光——司馬光，字君實（一○一九——一○八六），陝州夏縣人。   他以儒者而為宰相，是神宗朝保守派的政治代表，在經學或哲學上，並沒有   多少建樹。在司馬光論學的著述中，貫串著「天命」的中心思想。他認為「天   者，萬物之父也。」萬物都是「天定」的。「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   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文集》卷七二，《迂書·士則》）。   司馬光也提出「玄」或「虛」的概念，作為萬物之原。在人類社會中，「玄」   是「天子之象」。說：「上以制下，寡以統眾，而綱紀定矣」（《太玄·玄   首注》）。所謂「綱紀」，即「三綱」（君臣、父子、夫婦）六紀（諸父、   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各種社會關係都統一於「天子」的統治   之下，「一以治萬，少以制眾」，便能確定不移，符合於「天命」。司馬光   的天命論和二程的天理論並沒有根本的區別，但司馬光的論述卻很粗鄙淺   陋，遠不能和二程等人的周密的哲學論證比高低。司馬光是二程理學的支持   者，但他本人主要是政治家和歷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 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一○二一——一○八六年），江西臨川人。   和司馬光在政治上對立的王安石在人相前，已是著有聲名的學者。王安石所   學仍以懦家經學為主。當時文壇，探討義理心性，成為風氣，王安石曾在一   些著作中依據孟軻、揚雄立言，對當世各家之論，問有取捨。變法時期，王   安石不能不擷取法家商鞅、韓非之說，但又依託《周禮》和《詩》、《書》，   作出新解，以為變法的依據。在學術上，又在儒家經學的範圍內作周旋。這   些矛盾的現象反映到他的論學著述中，呈現出多方面的思想矛盾。 關於宇宙的構成和起源，王安石在他的名著《洪範傳》中提出五行說，   認為宇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所組成。所謂「行」，是「往來   於天地之間而不窮」的「變化」。但是關於五行的起源，他又回到了「太極」   說，認為「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原性》）。「自太初至於太始，自   太始至於太極，太極生天地」（《道德真經集義》卷一轉引）。關於「五行」   的運動和變化，王安石作了精細的分析。他在《洪範傳》中說：「夫五行之   為物也，其時，其位，其材⋯⋯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   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丑有好，有凶   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   無窮」。王安石不把「萬物之變」歸於外在的「天理」，而從事物內部的矛   盾「有耦」或「有對」中去尋找原因。這比前人對此的論述前進了一步，也   為他的變法活動提供了哲學依據。 王安石要從事變法，就不能不反對儒學的天命論，但他在論學著述中又   往往處於自相矛盾的境地。如他對《論語·憲問篇》中孔丘論道之興廢是 「命   也」的話提出疑問，說「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文集》卷六七，《行   述》）但在《答史訊書》中又說：「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   皆命也」（《文集》卷七）。在變法的實踐活動中，王安石最終不得不否定   天命與人事的關係，以反駁保守派的攻擊。他為回答人們的攻訐而論證的「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所謂「三不足」的名言，是王   安石的思想所達到的高峰。關於「祖宗之法不足守」是王安石一貫的論點。   他早在《言事書》中，即發揮韓非「世異則事異」的觀念，提出「後世學者   與先王之時異」，主張「視時勢之可否，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   王安石曾反駁復古論，認為「歸之太古，非愚則誣」（《文集》六九，《太   古篇》）。又在《字說》中提出「新故相除」的論點。 王安石論「新故相除」，包括了自然（天）與人事。但他所謂革新，實   際上仍只是局限在維護現存的封建統治秩序的範圍。變法，即若干制度的改   革，目的也是在於「富國強兵」，即加強宋王朝的統治。所以，他所謂不足   守的「祖宗之法」，只是某些局部的「法」。至於封建倫常、禮義名分，那   又是變動不得的。在這個基本點上，王安石與二程等理學家、保守派，並無   分歧。他在《洪範傳》論述五行變化的同時，就已提出君臣上下之道不能侵   僭。說「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禮所以定其   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在《原教》   篇中，王安石提出教化的目的，是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即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弟相恩，夫婦相禮。他又由此提出   「知分」和「正分」的論說，認為上下貴賤都是「常分」，不可僭越。這個   常分是山命定的，所以說「分出於命」，「君子知命，小人知分」。（《性   命論》）「分」是由禮來規定的，所以他又認為要做「大賢人」，必須「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答顏淵語），視聽言動稍   有不合於禮，即「不足以為大賢人」（《三聖人》）。 怎樣才能使人知分守禮？王安石不能不對人們歷來爭議的人性說，作出   自己的回答。他沒有簡單地附和歷來的性善說和性惡說，而吸取了揚雄的善   惡相混和告子的「生之謂性」的論點，加以發展，認為人之本性無所謂善與   不善，而在於後天形成。人生活在世間，由於「習」即實際經歷的不同，而   形成善惡。他由此提出「修性」、「善性」、「復性」等說法，主張提倡禮   樂教化，使人加強修養，即可達到復性以至盡性的境界，知分守禮，至於「至   誠」。對於個人的修養，王安石也主張「內求」，說「聖人內求，世人外求。   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禮樂論》）。王安石在學術上對揚   雄極為推崇，說「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文集》卷七，《答龔深   父書》）。王安石的養性說不同於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慾」，但他的內求   於己的修養方法，卻和「反觀」說接近了。 王安石對儒家傳統的經書作出新解，一時號為「新學」。所謂新學，自   然是經學範圍內的新學。不過，新學為變法提供理論依據，便不能不和保守   派的理學處在相對立的地位。王安石著有《三經新義》，即《周禮義》，《詩   義》和《書義》。全書不傳，只存後人輯錄的《周官新義》十六卷，《詩》、   《書》的新義殘存若干條，散見於宋人著述中。從現存的殘篇中，可以約略   看出《三經新義》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依託經書闡揚變法的理   論。這是保守派理學家所攻擊的主要方面。（二）依據經書，講述禮法名分   以維護倫理綱常。這和理學家並無根本的分歧。（三）在學術上作出新解。   如對《尚書·武成》篇重加校理，對 《酒誥》改定句讀。南宋的朱熹也稱讚   為「推究甚詳」（《朱子語類》卷七九）。王安石又著《字說》二十四卷。   「新故相除」說即出自此書。《字說》借字義以講義理，不免傅會牽強，在   文字學上並沒有什麼學術價值。 王安石的一生主要是從事變法活動。他是一個有過重大影響的政治家，   但在哲學上並未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體系。 （三）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及其反對派 二程在北宋時創建理學。由於變法派與保守派在政治上的反覆鬥爭，程   學與王學也隨之幾經興廢。北宋末年，蔡京當權，標榜王學，禁止程學。北   宋滅亡，高宗南遷，保守派指責王學誤國，但玉學在太學生中仍有廣泛的影   響。秦檜初入相，起用程頤弟子胡安國，為高宗講經學，程學因而復興。胡   安國講《春秋》（王安石不講《春秋》，斥為「斷爛朝報」），著《春秋傳》，   提倡「尊王攘夷」，以適應高宗建國抗金的需要，又提倡節義，闡發「兵權   不可假人」，以適應高宗箝制大將，限制作戰的需要。趙鼎、張浚為相，極   力排抑王學。一一三八年（紹興八年），秦檜再入相，程學與王學並用，被   指為「陰祐王學」。一一四五年，高宗明令各地學官黜程學。秦檜死後，高   宗又取消對學術的限制，取士不拘程、王一家之說。 理學傳到朱熹，才取代王學，形成完整的體系。 朱熹——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一一三○——一二○○年），徽州   婺源人。朱熹生活在孝宗至寧宗時代，在政治派別的鬥爭中屢遭失敗，但在   社會上講學授徒，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朱熹死後，他的著作   和學說，受到理宗的尊崇。南宋以後，朱學也一   直成為理學的正統。朱嘉吸收周敦頤、二程、張載以及北宋諸家學說，綜合   條貫，因而號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但他的學說的主要部分多是直接承繼   二程，後世往往程、朱並稱，號為程朱理學。 朱熹是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他的著作涉及到哲學、歷史、文學、教育   等許多領域。主要內容在於三個方面：（一）哲學義理；（二）倫理綱常；   （三）學術著述。朱熹學說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則是封建倫常。 一、哲學義理。朱熹繼承二程，以「理」作為他的哲學體系的基礎。認   為「理」產生於天地萬物之先，「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   該載了」（《語類》卷一）。朱嘉也承認「氣」的概念，但認為理在氣之先，   氣依理而存在，但理是永恆的，獨立存在的。「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   理卻只在這裡」（《語類》卷一）。這近似於佛教華嚴宗所說理與事是「能   依」與「所依」的關係：「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奇顯觀」   （《華嚴經·發菩提心章》，   《大正藏》卷九五）。朱熹也接受了「太極」   說，但認為太極並非「有個光明閃爍底事物在那裡」，而只是萬物之理的總   稱。他說：「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圖   說》）又說：「萬物各有享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人人各有一太極，   物物有一太極」（《語類》卷九十四）。大地萬物總的說來都是一個理，但   又分別體現在每個人或物上。 這被稱為「理一分殊」。朱熹的「理一分殊」說，繼承周敦頤、邵雍等   人的論說，也採擇了華嚴宗的「一多相攝」說（《華嚴經旨歸》）和所謂「月   印萬川」說（《永嘉證道歌》：「一月普現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攝」）。   宋代理學家以反佛為己任，朱熹諱言佛學，但他的學說卻是明顯地吸取了佛   教的許多內容。 朱熹關於宇宙萬物發展的學說，繼承了邵雍、二程、張載以至王安石等   人關於「一分為二」「有對」「有耦」等論點，又有所發展。朱熹認為一切   事物都是由對立物組成，「天下之物，未嘗無對」（《語類》卷六），「至   微之物，也有個背面」（《語類》卷六十五）。他進而提出對立的雙方是由   「一」化分出來，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   不皆然」，「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爾」（《語   類》卷六十七）。朱熹發揮了張載「兩故化」說，認為陰陽「交感」化生萬   物，並進而指出二者並非並立，而是總有一方處於「勝」的地位。他說：「天   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   （《語類》卷五十三）。又說：「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   無物不然，無時不然」（《語類》卷六十五）。朱熹關於事物發展的論述比   前人前進了一步。他的二者不並立、一方勝一方之說，為維護封建倫常統治   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 朱熹也繼承了二程的「存天理，去人慾」說。朱熹認為「人只有天理、   人慾兩途」。天理與人慾也是對立的兩方。因此，兩者「不容並立」（《孟   子·膝文公上》注），   「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語類》卷十三）。   「存天理，去人慾」即以天理戰勝人慾。存天理的途徑，朱熹仍宗二程所說   的「格物致知」和「主敬」。他認為「天理」和「天命」不同，天理是主宰   一切的，但又是可知的。依據「理一分殊」的理論，人們今日格一物，明日   格一物，一旦豁然貫通，便可以「致知」「窮理」。朱熹繼承張載、程頤的   氣質說，認為「人性本明」，因為人的氣稟有昏明清濁的差異，從而產生人   性的善惡。去人慾如同使寶珠除去污穢的溷水，「寶珠依舊自明」。因此，   必須克去私慾才能盡性窮理，使「天理常明」。朱熹曾說：「孔子所謂『克   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   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語類》卷十二）「窮理」   「克欲」構成朱熹全部學說的核心，貫穿在他對經學的註疏和講解之中。 二、倫理綱常。孔予所創原始儒學，已著重於倫理及為人處世之道。西   漢今文經學的大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王道三綱」之說，宣揚「君   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宋代社會經濟關係重新組合，重建倫   理綱常，成為鞏固統治的實際需要，因而也成為理學的主要內容。三綱五常   之說，經朱熹著力發揮，才逐漸形成後世封建制度的支柱。這是由於朱熹一   方面把傳統的三綱加以理論化，一方面又予以具體化和通俗化，從而在社會   上產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 朱熹從他的「理在事先」的哲學命題出發，論證君臣、父子、夫婦之間   的關係都和季節有春夏秋冬一樣，是「天理使之如此」。天理「張之為三綱，   紀之為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千萬年磨滅不得」（《語類》卷二   十四）。依據他的「陽勝陰」的理論，君臣、父子、夫婦之間都必須建立起   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依據「理一分殊」的理論，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各   有其道，但又同是一理，即如何統治和如何接受統治的理。戰國以來，儒、   道、法諸家學說曾先後為統治者所提倡，以講求統治的方術。程朱理學不僅   講論統治之道，而且還著重闡揚被統治的「理」，即誘導人們自覺地服從統   治。「事親須是孝」，「事君須是忠」，妻子須服從丈夫，並且要「從一而   終」，終身守節。事親、事君、事夫之道都是一個天理。如果不合其道，便   是由於人慾的蒙蔽，須要「克欲」「窮理」。西周以來，國家政權曾被家族   化。國王是上天之子，又是臣民的君父。在朱熹的學說中，家族又被政權化。   父子、夫婦以至兄弟之間，都是「尊卑上下」的統治關係。「乾尊坤卑，陽   尊陰卑，不容並也」。家族的族長和家長，則統治整個的家族。「一家亦只   容有一個尊長，不容並立，所謂尊無二上」（《語類》卷六十七）。朱熹把   《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作為理論   依據，企圖在「理」的名義下，建立起上自朝廷下至每個家庭的一整套周密   的社會秩序，勸誘人們通過「滅人慾」的自我修養方法以達到自願服從。 與其他理學家不同，朱熹十分重視他的學說的普及和通俗化。這是朱學   產生巨大社會影響的重要原因。程頤取《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篇   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朱熹著《四書集注》，採擇理學家中   與己意相合的論說，加入自己的比較通俗淺近的注釋，使理學借四書而得以   傳播。《四書集注》曾得到理宗的大力推崇。直到明清兩代，仍是最為流行   的文士必讀之書。朱熹極為重視少年的教育，著《小學集注》，收集《禮記》、   《曲禮》、《列女傳》等古籍中有關三綱五常的說教，編為《內篇》四卷（《立   教》、《明倫》、《敬身》、《稽古》），又取古近人的所謂「嘉言」『善   行」編為《外篇》兩卷，全書合共六卷。朱熹在注釋中予以解說發揮，教育   青少年遵照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以確定自己的言行。又著《論語訓蒙口義》   《童蒙須知》等，供兒童學習。在《須知》中，從衣服冠履、語言步趨、酒   掃涓潔、讀書寫字，直到雜細事宜，都作了極其煩瑣的具體規定。如講穿衣   服要「頸緊、腰緊、腳緊」。談話「凡為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咽，不   可聞飲食之聲」。「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警聲響」。「凡侍長   者之側，必正立拱手」，「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   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以至「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等等。實際上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有具體的規定，以符   合「尊卑上下」的「天理」。朱熹曾說，要使人們從小時即養成「聖賢坯模」，   即不只從思想上而且從日常行動上，自幼便完全納入「理」的框子之中。如   果人們都能這樣「正心誠意」地「修身」，變成不會反抗只會服從的活機器，   自然也就家齊、國治、天下平了。 在朱熹關於三綱五常的說教中，還著重論述了「夫為妻綱」、「男尊女   卑」，提倡對婦女的教育。婦女在家要讀《論語》、《孝經》，還要學習班   昭的《女誡》和司馬光所寫的《家范》。依據陽勝陰的理論，夫婦男女只能   是主從關係。婦女要恪守《儀禮》和《周禮》所說的「三從」（未嫁從父，   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和「四德」（德、言、容、功）。妻子對丈夫要絕對   服從，丈夫對妻於可依「七出」之條體妻、離棄。婦女則不能改嫁。唐代以   至北宋，婦女改嫁，本來是社會上習見的事。二程提出婦女不得改嫁。有人   問：男子再娶，也不合禮麼？程頤回答說：「大夫以上至於天子，自有嬪妃   妾小，不需再娶。大夫以下，為了侍奉公婆和主內事，不得已再娶」（《遺   書》卷二十二）。朱熹認為，二程提出婦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不可改   易。朱熹還認為男女婚姻是「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始，必須以「禮律之文」   加以限制。他在任泉州同安縣主簿時，當地貧民婚娶，不拘聘禮，自行結合，   稱為「引伴」。朱熹下令禁止，並申奏朝廷，請頒「婚娶儀式」嚴加約束。   他認為同安縣民「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   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為之，無復忌憚」。   「乖違禮典，瀆亂國章」，將會「稔成禍釁」。朱熹還下令婦女出門必須用   花中兜面，只留孔隙看路。後人因稱這兜中為「文公兜」（朱熹諡文公）。   又令婦女鞋底裝上木頭稱「木頭履」，使行動有聲，便於覺察，以防「私奔」。   朱熹強化三綱使婦女更加卑賤無權，備受壓迫。 三、學術著述。朱熹一生著述繁富，這使他在學術界獲得較高的聲望，   因而也便利了他的學說的傳布。在經學方面，著有《易本義》、《詩集傳》、   《論孟集義》、《孝經刊誤》等多種。歷史方面，有《通鑑綱目》。文學方   面有《楚辭集注》。朱熹號為理學的集大成者，對北宋以來理學家的著述作   了許多註解和編纂的工作。如《太極圖解》、《通書解》、《西銘解》、《正   蒙解》以及《謝上蔡語錄》、《延平（李侗）問答》、《近思錄》、《程氏   遺書》等，又作《伊洛淵源錄》，說明程學淵源。朱熹本人的講學言論和平   日寫作的文稿，由後人編為《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等傳世。朱熹在   世時，著名的弟子有蔡元定、蔡沈父子，陳淳和朱熹婿黃斡等人，各有著述，   傳播朱學。 陸九淵——和朱熹約略同時，陸九淵創立了與朱   熹對立的學派，號為「心   學」。陸九淵，字子靜（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年），江西撫州人，孝宗時   舉進士，曾任主簿、國子正等職，政治上並不顯要，學術上也無師承。他在   白麓洞講學授徒，融合孟子學說與佛教禪宗的思辨，獨立形成所謂「心學」。   陸九淵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發揮孟子「萬物皆備於我」   和「良知」、「良能」說，又汲取禪宗「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等論點，反駁朱熹的「天理」說，認為「心即是理」。   他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   （《象山全集》卷十一《與李宰》）。又說：「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   鑠。」「道理無奇特，乃人心所固有者。」「理」不是外在的，而是在我心   中。因此，不須去「窮理」，而只須「明心。」   他指責「天理人慾之分論   極有病」，又指責朱熹解《尚書》「人心」為人慾，「道心」為天理，以為   「此說非是」。陸九淵認為「心一也，人安有二心？」心只有一個，理也只   有一個，「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他因此反對程朱的「懲忿窒欲」，但   也認為物慾可以蒙蔽本心，因而要「存心」「養心」，即須「寡慾」和「剝   落」，說：「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欲去，   心自存矣」（《全集》卷三十二）。去欲存心的方法，則在於「切己自反，   改過遷善」（《全集》卷三十四）。通過「自反」、「自省」，使心地清明，   即是「聖人」。陸九淵由此發展到教人「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   即日夜閉目靜坐「養心」。據說他自己曾習此半月，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   立」。這種修養方法，已近於禪宗的頓悟成佛。陸九淵的「心學」被朱熹指   為「禪家之說」，不是沒有理由的。 陸學創建後，一度成為與朱學並立的有影響的學派。朱陸兩家曾進行過   兩次學術上的辯論。一次是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年）朱熹與陸九淵同到信   州鵝湖寺面議。陸九淵兄陸九齡和浙東的呂祖謙等都參加了這次辯論。爭論   的主題，是所謂「教人」之法。陸九淵歷來主張用「易知易從」的簡易方法   發明本心，以立「根本」，甚至認為「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因此，   他在會上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熹則主張讀書格物「泛   觀博覽而後歸之約」。朱熹譏諷陸學過於簡易。陸九淵則指責朱學煩瑣支離，   作詩說：「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全集》卷二十五）。第   二次是在淳熙十四年至十六年之間。辯論主要是通過文字往返。陸九淵提出   《太極圖說》非周敦頤所作，認為「太極」之上不能再有「無極」。朱熹則   以為「無極」是「萬化根本」。朱陸兩學派集會辯論，以傳播各自的主張，   這種方法顯然也是受到了佛教論辯的影響。鵝湖之會由此成為中國哲學史上   的著名事件。 朱陸的分歧，基本在於「天理」與「人心」，即宇宙萬物的發展是取決   於外在的抽象的「天理」，還是內在的人心（思想）。這在哲學上當然有明   顯的不同，但在社會政治思想上，朱陸又並無根本的歧異。因為他們所   說   的「天理」或「本心」，實際的內容都是封建倫常，即現存的社會秩序。他   們所爭論的教人之法雖有不同，但目的也都在於要人們「去人慾」或「剝落   物慾」以達到自覺地服從封建倫常的統治。陸九淵曾據《尚書·洪範》論述   「皇極」（皇權）和「彝倫」（倫常），是「終古不易」、「根乎人心而塞   乎天地」。他在五十三歲時，奉詔知荊門軍，整頓地主武裝，捕殺逃戶流民。   在上元節向吏民六百多人講演心學，說君臣上下是「人之所固有，心之所固   然者」，「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所謂「心正」，   「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若能安心貧賤，   「家或不富，此心實富」。清初，黃宗羲編著《宋元學案》論朱陸異同，說   朱陸」同植綱常，同扶名教，同宗孔盂，即使意見終於不合，亦不過仁者見   仁，智者見智」。黃宗羲觸及朱、陸學說的實質，評語是恰當的。 在朱、陸兩說流行的同時，浙江東部一帶，又有陳亮、葉適、呂祖謙等   人，各倡一說，與朱學相對立。 陳亮——陳亮，字同父   （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年），婺州永康人。在   孝宗朝三次上書，力主抗戰，三次被誣陷下獄（詳見本書第五冊）。陳亮因   主抗戰而研究軍事，提出許多傑出的軍事思想。在政治和哲學上，則反對理   學或道學。就所謂「王霸義利之辨」，與朱熹展開了爭論。 「存天理，去人慾」是程朱理學的基本主張。陳亮則針鋒相對地主張「事   功」，提出「功利之學」以對抗「性命義理之學」。他指責道學儒生「知議   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   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戊申再上孝宗書》）。他認為「禹   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陳亮反對朱熹的「理在事先」   的天理論，以為「道」在日常事物之中，說「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   （《經書發題·詩經》），「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經書   發題·書經》）。他因而也反對   「天命之性」和「正心誠意」的「修身」之   論，認為人是在實際行動中鍛煉而成，說：「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   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   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乙巳春《與朱元晦書》）。   又說：「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   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癸卯通書》）。所以，他在上孝宗書   中說：「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 一一八五年以後的三年間，陳亮與朱熹在往來通信中，就「王霸義利」，   結合歷史觀反覆展開辯論。朱熹宣布夏、商、周三代是合於「天理」的「王   道」時代，以後一千五百年間，都是「人慾流行」的「霸道」時代，「有限   皆盲」，一片黑暗。「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   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文集》   卷三十六《答陳同甫書》）。陳亮反駁說，如果是這樣，千五百年之間「萬   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說：「使千五百年間成一大空闊，人道   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指朱熹），無乃甚高而孤乎！   宜亮之不能心服也。」陳亮在辯論中還尖銳地批評朱熹，說「而一世之自號   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   日長在乎？」朱熹認為漢唐時代「並無些子本領」，「全體只在利慾上」。   陳亮則認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   賴以生息」（《甲辰答朱元晦書》），是有「大功大德」於天下。陳亮進而   明確指出：「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   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也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這次關於王霸義利的爭論，實際上是對理學義理至上論的一次最直接了當的   衝擊。陳亮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中，曾指責時弊：「才者以跅弛而棄，   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   論謂有典則。」陳亮自己也正因為是多有奇論的偉才，因而平生不得見用。   但他生活在「文恬武嬉」、「熟爛委靡」的士風之中，力持主戰之論，力辟   性命義理的空談，獨立不倚，一往無前，確是「足為一世之豪」。他著《酌   古論》論軍事，頗多創見，文章詩詞也為一時上品，但在哲學上主要是在議   論時事和往來書札中表述了他的「事功」之論，而並沒有寫成系統的著述。 葉適——與陳亮同時代而稍晚的葉適，字正則   （一一五○——一二二三   年），溫州永嘉人，學者稱水心先生。陳亮號為「永康學派」，葉適則號為   「永嘉學派」。永嘉學派創始於道學家薛季宣、鄭伯熊等人，經陳傅良至葉   適而完成。葉適早年在孝宗朝任太常博士，曾在朝廷的鬥爭中為朱熹道學進   言。但葉適始終力主抗金，寧宗朝韓托胄出兵北伐，葉適出知建康府，領兵   作戰。韓托胄敗後，葉適以「附會用兵」的罪名，被免官家居。葉適經歷了   反覆的鬥爭實踐，在學術上逐漸摒棄道學的空談心性，形成自己的學說。在   葉適的著述中，前後的論說多有不同。晚年家居著《習學記言序日》，才使   論說成熟，成一家言。永嘉學派應以葉適為主。代表葉適學說的著作應是《習   學記言序目》。 葉適學說的一個中心內容，是提倡功利而反對空談。他在孝宗淳熙五年   （一一七八年）的《廷對》中，曾認為「秦漢以還，習於功利雜伯（霸）之   政，與聖人之道不類」，主張「談誼而不談利」（《別集》卷九）。在此前   後，他還在《進卷·管子》篇中，指責管仲   「以利為實，以義為名」（《別   集》卷六）。但在晚年所著《習學記言》中，則變而為倡言功利，與前說完   全不同。這顯然是由於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在學術上也重又做了新的探索。   朱熹、陸九淵都標榜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葉適在   《習學紀言》中十分明確地寫道：「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   「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   後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卷二三）。   不計功利而講道義，只是無用的空話。因此，葉適主張「以利和義」，使利   與義統一。這一觀點顯然和「存天理，去人慾」、「主靜無欲」之說直接對   立。葉適明確地反對「以天理人慾為聖狂之分」（卷二），又說：「生即動，   何有於靜？」（卷八）認為《樂記》所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是錯誤的。 葉適進一步從哲學上論證了「道」和「物」的關係。他反對程朱的「理   在事先」說，而認為「道在物中」。天地間的一切都是「物」，人本身也是   「物」的一種。他說：「自古聖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   有於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卷四七）。又說：「物之所在，道即在焉。物有   止，道無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該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雖廣大，理備事   足，而終歸於物，不使散流」（卷四七）。因此，他又認為「致知」是依靠   「耳目之官」與「心之官」相配合，「自外入以成其內」。道和義理的認識   也都要由事物來檢驗。「無驗於事者，其言不合」（《別集》卷五），「欲   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考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水心文集》卷二九）。   葉適也公開反駁周敦頤、二程、張載等人關於太極無極、動靜男女、清虛一   大等等說法，認為是「轉相夸授，自貽蒙蔽」。他解釋宇宙的構成是由天、   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物組合，八物即是八卦的依據。葉適企圖從   物質上說明宇宙，但他卻拘守「五行八卦」之說，認為「五行八卦，品列純   備，道之會宗，無所變流，可以日用無疑矣。」（《記言》卷十六）葉適對   陳亮頗為推重。陳亮死後，他曾作祭文哀悼，又為陳亮作墓志銘，為《龍川   集》作序。葉適的功利學說當然會受到陳亮的某些思想影響，但他在哲學上   的論說，卻比陳亮更為豐富和深刻。 葉適的著述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即對儒家的經書以至後人的經學、   哲學著述，作了大量的評論。葉適認為三代以後，即「道德敗壞，而義利不   並立」。學者中他只推尊孔子，以為談義理必須以孔子語為準的。經書中他   只推重《周禮》，而認為《詩》《書》「最為入道之害」。葉適激烈批評子   思、孟子學派的「盡心知性」說，認為周公、孔子是「以道為止」，思、盂   是「以道為始」。他還批評荀子是「乖錯不合於道」，老子是「以有為無」，   莊子是不理「事物之情」。管子是「淺鄙無稽」，成為申、韓的先驅。法家   申、韓和商鞅、李斯的學說，是使「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後世君主所謂   「雜用王霸」，實際上是以「王道儒術緣飾申、韓之治」。陳亮惟重漢唐，   以為君主有「拯民之志」，葉適則認為：「如漢高祖、唐太宗與群盜爭攘競   殺，勝者得之，皆為己富貴，何嘗有志於民？」（《記言》卷三八）葉適在   他的多種評論中貫串著「以利和義」，利義合一的思想。他的政治學說的基   本觀點是「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水心文集》卷二九）。 葉適對北宋的道學家周、邵、二程、張載都提出了犀利的批評。他指出   邵雍之學是「荒誕無稽」。周、張、二程發明子思、盂子的「新說奇論」，   是使思、盂學派的過失更加發展。他們出入於佛老而誤解《易經》，雖然表   面上攻斥佛老，實際上是「盡用老、佛之學」。他還指出：「道學之名，起   於近世儒者」。他認為「學修而後道積」，只能「以學致道」，而不能「以   道致學」。葉適對北宋道學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朱熹學的批評，但在他的   著述中並未指名同時代的朱熹。朱熹則對葉適的永嘉學派多所指責，說：「陸   氏之學雖是偏，尚是要去做個人；若永嘉、永康之說，大不成學問，不知何   故如此！」（《朱子語類》卷一二二）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序錄》中說：   「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   葉適的學說曾一時與朱、陸並立，比永康學派具有更大的思想影響。 和朱、陸、陳、葉約略同時而有影響的學者，還有張栻和呂祖謙。 張栻——張栻，字敬夫，漢州綿竹人，是南宋名臣張浚之子，學者稱南   軒先生。早年從胡安國之子胡宏研習程學。孝宗朝曾為吏部侍郎兼侍講，出   知袁州，擢任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在任內曾嚴厲鎮壓反抗的人   民。張栻講授《論語》、《孟子》、《詩》、《書》，自成一學派，但基本   上仍是二程的理學。張栻早年信奉胡宏的學說，曾懷疑孟子的性善論，而吸   取告子的「生之謂性」說，但後來又轉而崇信孟子，認為「人生性無不善」   （《南軒文集》卷十三）。所以，張栻死後（一一八○年死），朱熹編集他   的遺作，只取「晚歲之意」，而不取「早年未定之論」（《南軒文集序》）。 張栻學派的特徵，是極力提倡「義利之辨」，而反對功利之說。張栻在   答朱熹的信中說：「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馳乎功利之未」（《南軒文集》   卷一）。他認為功利之說行，必將使「三綱五常日以淪棄」，以致亡國。朱   熹因而稱讚張栻胸中「無一毫功利之雜」。張栻在經學和哲學上，並無多少   建樹，但由於與朱熹同宗程學，反對功利，一時頗有影響。 呂祖謙——委州呂祖謙，字伯恭，與朱、陸同時，曾參與鵝湖之會。孝   宗時舉進士，歷太學博士兼史職，進為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以病歸里，   在浙東聚徒講學，一時頗負盛名，號為東萊先生（曾祖封東萊郡侯）。 呂祖謙的主要著述是在史論方面。他主張讀史應自《尚書》開始，然後   讀《左傳》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著有《左氏博議》二十五卷，在史論   中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觀點，議論風生，成為傳誦的名作。又有   《麗澤講義》，講解讀書治學之道。他和朱熹、陳亮都是好友。但認為：「近   時論議，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者，難乎其人，此有識者所憂」。   呂祖謙似乎要吸取各家之長，去其所短，兼顧名實兩個方面。因而他說「義   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又說：古人為學，十分之九   在於實際活動，指   責「今之學者，全在誦說」。他還指責：「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   塾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這顯然會導致脫離正統，   有所改革。呂祖謙曾勸告陳亮「從容自頤」，「不用則退」，對陳亮與朱熹   關於王霸的爭論，則主張「三代以下，氣脈不曾斷」。朱熹曾認為同甫（陳   亮）、伯恭（呂祖謙）「二家打成一片。」但呂祖謙的論述只是包含有某些   注重實用和趨向變革的思想，並未形成完整的體系。全祖望評論說：「小東   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   （《宋元學案·東萊學案》）。呂祖謙四十五歲即病死，但他傳授生徒甚多，   為浙東學術的傳播和後來文士集團的形成，奠立了基礎。 南宋孝宗至寧宗時期，社會經濟較為穩定地發展，政治上則在反覆地探   索著建國的方略。在此時期，哲學思想呈現出空前活躍的局面，各學派竟相   崢嶸。理宗以後，南宋王朝的統治，日益危殆。統治者選中了朱熹學派的理   學作為官方哲學，企圖憑藉封建綱常的說教，以維護垂亡的統治。朱熹學派   因而受到多方的尊崇（參見本書第五冊）。學校教育和科舉取士也都以朱學   為基準。理宗時，有真德秀、魏了翁，號為朱學後繼。魏了翁官至權禮部尚   書，真德秀官至禮部侍郎。有人攻諷魏了翁是偽（魏）君子，真德秀是真小   人。真、魏二人在學術思想上並無新創。其後，理學的名家，有黃震、王柏、   金履祥等人。黃震著有《古今紀要》、《黃氏日抄》，他宗法程學，但於朱   學「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不滿朱學的「專言性與天道」，也不滿陸學   的「用心於內」，而主張從事實學，說：「君子之學，自本至未，無非其實」   （《黃氏日抄》卷二七）。王柏考訂《詩》三百篇經漢儒增補。弟子金履祥，   南宋亡後，隱居金華山中講學授徒。陸九淵學派的後繼者，在江西和浙東講   學，浙東有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人，號為明州四先生。但陸派心學在   南宋並未取得官方的認可。理宗時，程朱學派諸人從祀孔廟，不列陸九淵。   朱、陸兩派長期爭論的結果，朱學在政治上戰勝陸學，為南宋統治者所採用。   朱學的推行，也加深了南宋統治的腐敗。 （四）金元理學的傳播 和南宋並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處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化階   段，對於漢文化只是作為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還不存在提倡某一學派   的問題。在長期戰亂的年代，也沒有出現什麼「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   倡導漢文化，獎勵儒學，宋朝的經學和理學才又在金朝繼續得到傳播。霸州   儒者杜時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學。《金史·杜時升傳》說：   「大抵以   伊洛之學教人，自時升始」。易州麻九疇治《易》與《春秋》，並以邵雍的   《皇極經世書》授徒。金朝末年，在學術上   有所撰述並在社會上有所影響   的學者，是王若虛和趙秉文。 王若虛——真定藁城人王若虛，字從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經義   進士。以縣令進為國史院編修官，預修《宣宗實錄》，曾奉使夏國，歸為平   涼府判官，轉延州刺史。王若虛著《道學淵源序》，以為宋儒「使千古之絕   學，一朝復續」。他推崇兩宋理學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   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見」，但也指責理學「消息過深」「揄   揚過侈」「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名為排異端（佛，老），   而實流於其中」。因此，他贊同葉適的評論，以為理學家是將六經之書牽合   性命之論，茫然不可測識（《論語辨惑序》）。他在《論語辨惑》中，對周   敦頤、二程、朱熹、張栻等人的注釋，一一加以評論褒貶。指出朱注「刪取   眾說，最號簡當」，但有些註解則是「妄為注釋」，「過為曲說」。王若虛   以金人而論宋學，得免派別的糾葛，因而議論較為客觀平允。但他所學仍以   宋學為主，並未能獨闢蹊徑，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編為《滹南遺老集》傳世。 趙秉文——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晚年號為「閒閒老人」，金   哀宗時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論語》、《孟子》諸經，兼善   詩文。一時號為「斯文盟主」。趙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學自任，在學術   上少有新創。晚年值金朝衰亂，又於禪學求慰藉。傳世的著述有《閒閒老人   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滅金時期漸與漢文化有所接觸。一二三五年，蒙古闊出軍侵宋，攻   下德安，俘儒生趙復。趙復字仁甫，德安人。楊惟中、姚樞攜趙復至燕京，   見忽必烈於潛邸。趙復與姚樞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頤祠），又建太極書院，   講授程朱理學。趙復帶來程朱傳注，盡付姚樞。《元史·趙復傳》說：「北   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評程朱之書，並非始白趙   復。但建立書院，廣收門徒，則確是自趙復始，學者稱復為「江漢先生。」   姚樞將程朱書授予許衡。廣平人竇默與姚、許一起講習性理之學。姚樞、許   衡、竇默，成為元初影響一時的名儒，並且在他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漢人儒   士集團。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們訪問治道，並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   初年，蒙古奴隸制與封建制，漢法與「回回法」的政治鬥爭中，姚樞、許衡   等人無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學術上，他們對理學雖也有過某些評議，   卻沒有多少建樹可言。 元朝滅南宋後，在江南著書講學的學者，則有鄧牧、吳澄和許謙。 鄧牧——浙江錢塘人鄧牧，字牧心。南宋亡後，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   成宗時，隱居在餘杭山中的洞霄宮，曾與宮中道士編集《洞霄圖志》。他的   著述，則收編於《伯牙琴》一書。書名寓意是知音者少，書中的論說也確是   遇然不同於流俗。鄧牧親歷南宋亡國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談，集權專制，   貪婪腐敗所造成的禍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專制，說：「所謂君者，   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咸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所   好，聚人所爭，慢藏海盜，冶容海淫，欲長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貪   暴：「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他同   情人民的反抗，以為都是由於官吏的剝奪而引起，說：「人之亂也，由奪其   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以上   並見《伯牙琴·吏道篇》）。鄧牧還表露了他對君民名分不嚴的堯、舜時代   的幻想，甚至主張「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在鄧牧的著   作中，有儒家「大同之世」的影響，也有道家太極陰陽說的闡述，但他自稱   「三教（僧、釋、道）外人」，以表明他並非崇信某家舊說。他的論說只是   基於對現實社會統治秩序的憤嫉不平，從而提出強烈的抗議，產生虛幻的空   想。這在理學綱常之說流行的年代，確是罕見而難能的。但鄧牧隱居著書正   如伯牙鼓琴，在社會上並沒有多少反響。 吳澄——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與鄧牧相反，吳澄繼述程朱，傳   播道學。吳澄在元初被召入京師，成宗時在龍興郡學講學。文宗時病死，年   八十五。吳澄歷經元代七朝，多次入朝任講官史職，晚年歸家講學授徒，學   者稱為草廬先生。吳澄講學，祖述周、邵、程、朱，又企圖調和朱、陸，對   理學作通俗的講解。如以「太極」為萬物的總稱，認為道、理、誠、天、帝、   神、命、性、德、仁與太極都是一事。但他的基本論點，仍以為理是氣的主   宰。吳澄在元朝講理學，與宋金對立時期已不相同，他不再講「尊王攘夷」，   而只講倫常綱紀，以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他說：「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   五常之道也。君為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為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   為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為禮。朋友之紀，其任為信」（《草   廬精語》）。吳澄校定諸經，晚年著《禮記纂言》，注訓古禮，但他在哲學   思想方面並無新創。 許謙——吳澄以後，理學的傳播者是金華人許謙。許謙，字益之，早年   從金履祥學理學。仁宗時在東陽八華山講學，有門人千餘人，自號「白雲山   人」。元順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病死，年六十八。仁宗是理學的提倡   者，金華是理學昌盛之地，許謙講學四十年，一時很有影響。黃溍為他作墓   志銘說：「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又說許謙之   學「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黃金華集》卷三十二）。   許謙在《入華講義》中說，人倫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謂之五倫。人性也有五類，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性。大抵許謙講學，   著重於倫常和修身之道，對哲學義理無多探討。但朱嘉的理學經黃斡傳至何   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至許謙，在金華逐漸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學的儒生。   明朝初年，金華文士形成以宋濂為首的集團，具有頗大的勢力。 第二節   文學與藝術 唐代是文學藝術的極盛時期，在許多方面都為宋代文藝的發展奠立了基   礎。店宋之間，是封建的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宋代經濟關係和政   治制度的新發展，不能不推動文學藝術也出現新的創造。宋代文藝的發展，   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宋朝初年，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詩尚雕琢，   文崇駢儷，文學上陳陳相因，很少新創。（二）仁宗以後，隨著政治制度改   革的嘗試，文風也有較大的轉變。以歐陽修為代表的散文作家，上接韓、柳，   重又開展了古文運動。散文成為議論政事的有力武器。詩風也轉而趨於平易，   並且由於賦予論議的內容而構成宋詩的特色。五代時興起的詞，原來只供席   上花前，淺斟低唱。由於宋代詞人為它注入了豐富的思想內容，而使詞一躍   成為與詩文同樣受到重視的文體。現存宋詞，篇逾二萬，作者千人。宋詞彪   炳一代，足以與唐詩比美。（三）宋朝南遷以後，抗金救國成為社會政治生   活的主題。詩與詞都以表現這一主題而得到發展。由於南宋城市經濟的發達，   適應居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出現了話本與南戲等新文藝，為小說與戲劇的發   展，開拓了道路。 金代詩文並沒有多少新成就，但諸宮調和院本的發達，卻培育了元代的   戲劇。元代戲劇創作極為繁盛，出現了不少思文並茂的名篇巨作，戲劇的發   展盛極一時。唐詩、宋詞、元曲（劇）匯為文學史上的三朵名花。 宋元時代，繪畫與書法也具有時代的特色，湧現出不少名垂後世的書家   與畫家。 下面簡略敘述宋元時代文學藝術各部門的發展概況。 （一）詩、詞 一、北宋的詩詞 北宋初年，文壇上仍然沿襲著晚唐、五代的頹靡纖麗的風氣。北宋王朝   「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財取於萬民不留其有餘」，官僚、地主奢靡成風。   頗有作為的宰相寇準，有詩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   萬事何須問，且向搏前聽艷歌。」北宋官僚家中，大都蓄養歌伎，金尊檀板，   縱情享樂。文風的頹靡纖麗正是這種社會風氣在文壇上的反映。 北宋初年，在文壇卓然自立，有所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王禹偁（九五   四——一○○一年），字元之，山東鉅野人。他曾有志於改革弊政，三次遭   到貶謫。他的詩文都很為當時人所推重。趙匡胤稱讚他的文章是「當今天下   獨步」。著名的隱逸詩人林通也推崇說：「縱橫吾宋是黃州」（王禹偁謫居   黃州）。詩學白居易，能得其清不得其俗。他的《畲田詞》歌頌勞動者的勤   奮，語言平易通俗。當然，他造句也著意雕飾，如「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   無語立斜陽」（《村行》），「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青」（《再   泛吳江》），字斟句酌，得來還是艱辛的。王禹偁晚年寫了一首《點絳唇》：   「平生事，此時凝睇，誰會憑欄意」。他平生的政治抱負沒有得到施展，含   恨離開了人間。 真宗統治時期，朝廷上出現風靡一時的所謂「西崑體」。歐陽修稱它為   「時文」。楊億、劉筠等文學侍臣在為皇帝撰寫詔令、編修故事的公餘之暇，   作詩酬唱，編為《西崑酬唱集》。西崑即由此而得名。楊億在序文中說：它   是在「歷覽遺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而寫成的。這一流派除   楊億、劉筠外，還有錢惟演、丁謂、張詠等十八人。後來有人也把同他們的   詩風接近的作家如晏殊、宋庫、文彥博、趙撲等都列入這一派。他們的詩，   「大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瘦語」（《韻語陽秋》）。肯定這   種文體的人說：「西崑派必要多讀經、史、騷、選」（馮舒、馮班《才調集》   評語）。《四庫提要》說：「要其取材博贍，練詞精整，非學有根底，亦不   能熔鑄變化，自名一家」。但是，這些作家生活狹窄，感情空虛，他們吟詠   酬唱只是為了消閒解悶，專意於詞藻形式，談不上多少思想內容。大率是尚   纖巧，重對偶，而且往往掇取前人作品中的華詞縟藻，流於堆砌。劉攽《中   山詩話》載一個故事：西崑派因為效法李義山，作詩時多剽竊李義山的詩句。   有一次內廷設宴，優人扮李義山，衣服敗裂，告人說：「吾為諸館聀撏扯至   此」。聞者大笑。西崑派錢惟演曾作《無題》詩，有句云：「鄂君繡被朝猶   掩，荀令熏爐冷自香」。這與李義山《牡丹》詩：「繡被猶堆越鄂君」，「荀   令香爐可待熏」造語雷同，顯然因襲。由此可以窺見西崑體詩作的大概。 宋初，詞也同詩一樣，沿襲晚唐、五代花間派的詞風。著名的詞人晏殊   也沒有能擺脫五代綺麗詞風的桎梏。他們把詞當成「娛賓遣興」的作品，所   描寫的都是那種在秦樓楚館、酒後歌余而浮起的春恨秋愁，離情別緒。小不   同的是他們的作品比起晚唐、五代的詞人來，用語清麗而不濃艷，含蓄而富   韻致。晏殊的詞，工於選語。他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屬對工整而又自然，但思想上卻只是對無可抗拒的流逝時光的懷戀，晏殊是   一位富貴宰相，「喜賓客，未嘗一日不宴飲」，消磨在「蕭娘勸我金厄，殷   勤更唱新詞」之中。這種用來侑酒的詞，內容自然是尋歡作樂，甚至是庸俗   無聊的。 對於文壇上這種因循萎靡的氣象，人民當然是厭惡的。一些有識之士也   力圖加以改革。但是傳統的慣力很大，需要幾代人多方面的努力，才可能有   所改易，重建起新的風格。仁宗時，政治改革的呼聲高漲，文壇上的革新之   風也相應地興起，在詩、詞方面逐漸樹立起宋人的獨特風格。 宋詩的奠基人當推梅堯臣、蘇舜欽和歐陽修。 梅堯臣（一○○二——一○六○年），字聖俞，時稱宛陵先生，安徽宣   城人。他一生做小官，家貧，自言是「瘦馬青袍三十載，功名富貴無能取」。   他在當時詩名甚著。針對詩壇的紈靡空乏的風氣，梅堯臣提倡一種古淡深遠   的新風。他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里說：「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   平淡並不是淺薄，而是要提倡一種「本人情、狀風物」的寫實精神。他曾說：   「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   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宋史》本傳）他主張把「詼嘲刺   譏」托之於詩，詩應有所「刺」，有所「美」。在《陶者》一詩中，他說：   「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他寫鄉村的富豪，   在一年豐收之後，「濫傾新釀酒，包載下江船。女髻銀釵滿，童袍毳氈鮮」   （《村豪》），橫行霸道，連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裡。而終年辛勞的農民，   卻是「老叟無衣猶抱孫」（《小村》），「燈前飯何有，白薤露中肥」（《田   家》）。官府又逼稅追差，使人民掙扎在死亡的邊緣。貧富的對比構成一幅   鮮明的畫圖。詩人懷著深切的同情哀嘆說：「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   籍論」。他對自己身為官吏而為政無方感到慚愧，願意「卻詠歸去來，刈薪   向深谷」。作者以平淡的筆觸，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痛苦。他的一些寫景詩   句也清晰如畫。作為一個宋詩風格的開創者，梅堯臣的詩有時失於過分樸質、 生硬，過分散文化、議論化，但他所開闢的道路，正是宋詩發生轉折的   方向。劉克莊把梅堯臣奉為宋詩的開山鼻祖，說「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   稍息」，是符合實際的。 與梅堯臣齊名的蘇舜欽（一○○八——一○四八年），字子美，宋都開   封人。「少慷慨，有大志」，幾次上書評論時政。他曾由范仲淹薦用，但很   快被罷黜，寄寓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   往驚人」（《宋史》本傳）。他對屈辱的澶淵之盟和西夏的侵掠懷著憤慨的   激情。「予生雖儒家，氣欲吞逆羯。斯對不見用，感嘆腸胃熱。晝臥書冊中，   夢過玉關闕」（《吾聞》）。「何人同國恥，余憤落搏前」（《有客》）。   「願當發冊慮，坐使中國強。蠻夷不敢欺，四海無災殃」（《舟中感懷寄館   中諸公》）。把憂國禦侮的忠忱發之於詩，蘇舜欽在兩宋詩人中是最早的一   人。對時政的抨擊，他也比梅堯臣更為大膽和激烈。他的詩雄健豪放，但不   免粗糙和生硬的缺點。 歐陽修（一○○七——一○七二年），字永叔，廬陵人。他是宋代散文   革新運動的主將。他繼承了韓愈以文為詩的道路，詩風也一如他的文風，文   從字順，清新流暢。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散文的改革上，但由於他的政治地位   較梅、蘇為高，對詩壇的影響也較大。《石林詩話》說：「歐陽文忠公詩，   始矯昆體，專以氣格為主，故言多平易疏暢」。以文為詩，能夠自由地發抒   作者的思   想感情，有平易的優點；但往往「失於直快，傾囷倒廩，無復余   地」，因而損害詩意。所以，《捫虱新話》評論說：「歐陽公詩猶有國初廟   人風氣。公能變國朝文格，而不能變詩格。及荊公、蘇、黃輩出，然後詩格   極於高古」。 歐陽修也能作詞，但他的詞只是承襲五代遺風。對詞的形式與題材有所   創新的主要人物是柳永。柳永（一○○四——一○五四年）原名三變，字耆   卿，福建崇安人。晚年舉仁宗朝進士，但因仕途蹇艾，失意無聊，於是流連   坊曲。柳永精通音律，能變舊聲為新聲，為樂工歌妓譜寫了大量新樂府。他   的《樂章集》里共收有一百多種詞調，其中絕大部分是他新創的。他還發展   了詞體，創為慢詞。在這之前，從晚唐、五代以來，多行小令。每首的字數   在五十八字以下。這時，民間的新樂曲已經大為發展。柳永向民間音樂吸取   營養，創製成篇幅較長的慢詞，字數往往比舊調增加二三倍。短章小令之類，   一般只限於抒情。長調慢詞則除行情外，還可以寫景、敘事，內容大為豐富。   但因此也要求布局緊嚴，段落分明，前後呼應。柳永的詞，正是「層層鋪敘，   情景兼融，一筆到底，始終不懈」（夏敬觀《手評樂章集》），表現了組織   長篇的卓越才力。柳詞在內容上多寫失意飄零的羈旅行役。雅詞之外，他也   寫了不少所謂俚詞，採用大量生動活潑的民間語言，反映中下層居民的生活，   因而受到人們的喜愛。所謂「凡有並水飲處即能歌柳詞」（《避暑錄話》），   主要是指這種俚詞。但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庸俗、猥褻的糟粕，因此柳永也   以「淺近卑俗」（王灼語）而為人所垢病。 對詞的發展有所貢獻的張先，和柳永齊名。柳、張的詞，一方面保持晚   唐、五代以來含蓄婉約的特點；另一方面又表現為淺露，言盡意盡。他們在   詞的表達方式、體裁形式方面都帶有某種過渡性質，起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經過上述諸人的提倡和實踐，宋代的詩、詞進入了繁盛時期。宋詩是在   唐詩高度成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又有新的開拓，形成鮮明的特色。明、   清的一些評論家頗陋薄宋詩，甚至有終宋之世無詩之說（王夫之語）。他們   認為宋詩的弊病在於散文化、議論化。其實這也正是宋詩的特點。散文化不   單是矯西崑體繁褥的必要，也是文風趨向平易所必然。議論化也為詩開拓了   一個新境界，使之更直接地反映社會矛盾。杜甫的五言古詩已多議論，但這   並沒有妨礙他寫出《赴奉先縣詠懷》等名篇。當然，任何事物超過一定限度，   都會走向反面。過分的散文化和議論化，會有損韻律，流於枯澀。就這些方   面說，宋詩總是瑕瑜互見的。 政治家王安石，在詩和散文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王安石極重杜詩，推   崇杜甫的憂國憂民，「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   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颼」（《杜甫畫像》）。社甫的這種精   神，深為王安石所嘆服。他陋薄李白，說李白雖然「詩語迅快，無疏脫處，   然其識見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王安石主張文章「務有補於世」，由   此出發而論李、杜，因而評價不同。他很推重歐陽修，因為歐陽修力挽西崑   的頹風，與他的文學觀點是一致的。王安石早年所寫的詩作，主要是古體。   詩中較為廣泛地觸及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積弊。包括人民的苦痛（《發廩》、   《感事》、《河北民》）、軍事制度（《省兵》）、經濟政策（《寓言》第   四首「婚喪孰不供」、《兼併》）、榷茶（《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河漕（《和吳御史汴渠》）、水利（《送宋中道倅洺州》）、鹽政（《收鹽》）、   被鎮壓的囚徒（《嘆息行》）以及借評論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來發抒自己的   政治見解和抱負。在風格上意氣縱橫，惟意所向，如排山襄陵，略無桎礙。   但是，另一方面也因此顯得缺乏含蓄；有時用語險怪，多采故典，對後來的   詩風帶來不好的影響。他的晚年在律詩的技巧上力求精嚴，達到了爐火純青   的境地。 《石林詩活》稱讚他的寫景詩「選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合，言   隨意遠，渾然天成」。有名的《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   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綠」字曾經多次修改，先   用「到」，後來改用「過」、「入」、「滿」，都不合意，最後才選用「綠」   字，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說明作者遣詞用句，千錘百鍊，態度是很嚴謹   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王安石晚年   的詩，表面上沖淡寧靜，實際上卻涵蘊著「烈士暮年」不能自己的「壯心」。   「堯、桀是非時入夢」，「每逢車馬便驚猜」，所表明的正是一種表面平靜   所難以掩飾的激情。王安石寫詞不多，但如有名的《桂枝香》「登臨送目」，   氣勢渾厚，是公認的佳作。 蘇軾（一○三七——一一○一年），字子瞻，號東坡，四川眉山人。他   在詩、詞、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蔚為一代名家。父蘇洵、弟蘇轍，   都有文名，一時合稱「三蘇」。慶曆以來，士大夫中談論政治改革是一時的   風氣。蘇軾早年也談改革，但是，他所提出的主張，除役法改革外，其餘都   很平庸，缺乏政見。在王安石變法時，他認為是操切生事而予以反對。朱熹   評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陳亮也譏他「轉手之間，而兩立論焉」。這是   蘇軾的弱點，也是當時一些文人的通病，因為他反對變法，終神宗之世，都   遭到排斥。甚至因他寫詩，語涉譏刺，而被捕入獄，幾乎喪命。元祐以後，   保守派執政，他又反對司馬光廢免役而復行差役法，主張較量利害，參用所   長，因而又為保守派所不容。這些都表明了蘇軾在政治上的迂闊和天真。但   作為詩人，他勇於革新，氣勢豪放，取得很大的成功。關心現實與不容於現   實，構成蘇軾思想上用世與超世的矛盾，但其基本趨向還是積極的。熙寧九   年，蘇軾黜居密州，寫成了有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他在極度   的失意愁怨中發出了「我欲乘風歸去」的浩嘆。然而，對生活的熱愛，又使詩人不   忍遁世，終於作出了「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的抉擇。蘇軾的詩詞，在   思想矛盾中力求解放，用鮮明的浪漫主義構成獨具特色的新聲。 蘇軾的詩，諸體皆工，尤長於七古。沈德潛稱譽他「胸有洪爐，金銀鉛   錫，皆歸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   意中所欲出」。梅堯臣、蘇舜欽始倡平淡；歐陽修不為尖新艱險之語，而有   從容閒雅之態，開拓了北宋一代詩風。蘇軾不提倡艱險，但要求「新詩如玉   雪，出語便新警」。並說：「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美理於豪放之外」。這   「新意」和「豪放」便是蘇軾作品的特徵。蘇軾對詞的發展，功績尤為巨大。   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胡寅《酒邊詞》）。他用寫   詩、寫散文的筆法來作詞，不拘守過分嚴格的音律；並且擴大了題材的範圍，   使詞能同詩歌、散文一樣，表達複雜的生活和情致。他採用韓愈所謂的盤空   硬語來抒寫他胸中的抑鬱，使詞的創作一反傳統的婉約而出現豪放的風格。   用硬語代替軟語，用言盡意盡代替半吞半吐，用不滿意代替滿意，這就是豪   放派與婉約派的分界線。劉辰翁說：「詞至東坡，傾盪磊落，如詩，如文，   如大地奇觀」（《辛稼軒詞序》），為詞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道路。但由於   他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上又雜有老、莊消極成分，所作詩詞很少昂揚的   情調，連認為要由關西大漢來唱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最後仍歸結為   「人生如夢」，意境是消沈的。 在蘇軾周圍，集合了黃庭堅、秦觀、晁無咎、陳師道（所謂「蘇門四學   士」）及張來、李廌（合前四人稱為「六君子」）等人，形成一個詩派。但   他們都不拘一格，各有千秋。黃庭堅在詩壇上與蘇軾齊名，他與陳師道同為   江西詩派的鼻祖，予南宋的詩風以巨大的影響。黃庭堅（一○四五——一一   ○五年）江西分寧人，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他以詩文受知於蘇軾，由於   當時的政爭，兩次受到貶黜，以至於死。他早年的詩詞，大抵效法歐陽修，   平易流暢。晚年風格發生了變化。他在《答洪駒夫書》一文中說：「老杜作   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   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   鐵成金也。」這些話實際是後來江西詩派的創作綱領。它要求：一是詩文要   作到「無一字無來處」；馴至末流，便是在作品中大量堆砌典故。二是要能   點鐵成金，即所謂「脫胎換骨」。他還提倡「奇」、「拗」。「奇」就是以   俗為雅，以故為新；「拗」就是破棄聲律。總之，是力圖把冷僻的故事、生   硬的語彙，運用到詩中，應該用平的地方用厭，故意違拗，以求聲律奇古。   拗又有單拗、雙拗、吳體三種。這些都是在於形式上的改變。劉克莊說：黃   庭堅「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搜獵奇書，穿穴異聞」，「鍛   煉勤苦」，「自成一家」，大概是不錯的。黃庭堅所處的時代，朝廷上黨爭   激烈，政潮起伏不平。他為了保身，在詩文中故作超脫，專從文字技巧上下   工夫。因之，他的詩詞在思想內容上沒有什麼特點。 秦觀的成就主要在詞。他善於刻畫，情韻兼勝，但氣格不高，纖弱無力，   在風格上接近於柳永。蘇軾就曾指出：他的《滿庭芳》「山抹微雲」中，「銷   魂當此際」句是柳永的詞語。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蔡京等為首的統治集團沉湎於窮侈極奢的享樂之   中。這種風氣也給文壇帶來了影響。賀鑄、周邦彥就是這種影響下產生的作   者。他們的作品都是滿紙風月。周邦彥的詞，南宋人陳郁說是「二百年來，   以樂府獨步」。戈載說：「其意淡遠，其氣渾厚，其音節又復清研和雅，為   詞家之正宗」。近人王國維更說他是「兩宋之間，一人而已」，都不免褒揚   過分。周邦彥的詞主要是寫男女之情，只是較柳永稍為含蓄。但他精通音律，   能自度曲，所制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在詞的格律、法度和型式上有所創   制，開南宋姜夔、吳文英等人一派的先聲。 二、南宋的詩詞 北宋亡於女真，南宋避地江南，屈辱苟安。詩人們依據他們的經歷而激   起多種的情思：離黍的哀思、飄泊的愁怨、投降的恥辱、光復的壯心，所有   這些都發為詩詞。漢族人民反抗金兵南侵，要求恢復大好河山，成為南宋一   代詩詞的主流。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大都或多或少地受過江西詩派的影   響，但他們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部分或全部地擺脫了江西詩派的束縛。 南宋初年的詩人曾兒與江西詩派的淵源根深，但他的詩鳳清淡，詞意明   快。他是大詩人陸游的老師，曾因件秦檜而去職。作家陳與義刻意學杜詩，   在藝術技巧與思想內容上都高出於同時代的江西詩派中人。他不滿南宋王朝   的逃跑退卻，作品中對淪陷的故鄉寄予無限的深情。南宋初的幾位著名人物   岳飛、張元干、張孝祥等，都是堅定的抵抗派。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   冠」一首，浩氣凜然，強烈地抒發了抗金報國的雄心壯志，是南宋人民抗金   鬥爭的精神的凝結。張元乾的《賀新郎》「寄李伯紀丞相」和「送胡邦衡待   制赴新州」二首，慷慨悲涼，表現了詩人堅貞不屈，反對投降的高尚品格。   稍晚的張孝祥，在《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里，以熾熱的情感敘說了人民   渴望恢復的激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藻霓族。使行人到此，忠憤   氣填膺，有淚如傾」。二張的詞，直接繼承了蘇軾豪放的風格，下開辛棄疾   一派的先河。 李清照（一○八四———一五一年）是著名的女詞人，號易安居士，山   東濟南人。她的丈夫趙明誠是金石學家。李清照於前輩詞人頗推重秦觀、黃   庭堅。她與趙明誠婚後感情非常融洽。金兵南侵破滅了美滿的生活，被迫顛   沛南流，趙明誠在赴湖州太守任的道上病死。這以後，李清照隻身飄泊在浙   東一帶，晚景十分悽苦。她的詩留下來不多，但《夏日絕句》：「生當作人   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送胡松年使金》：「願將   血淚寄河山，去灑青州一杯土！」以及斷句「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   劉琨」諸作，都表達了她悲憤熱切的憂國傷時的心境。李清照的詞接近正統   的婉約派。她認為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由於過分地強調詞的音律   與婉約的傳統手法，她的詞在題材和思想內容上受到很大的局限，但在技巧   上十分純熟，語言藝術上的造詣達到了高峰。她的詞，生動細膩地描繪了她   早年真摯的愛情與晚年流落的愁苦。《醉花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   人比黃花瘦」。鮮明的形象，含蓄的感情，達到了婉約詞人所追求的最高境   界，《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悽慘慘戚戚」，一開始就以七   個疊字，用濃重的彩筆渲染出了那種無法排遣的愁苦，真具有大珠小珠落玉   盤的美感。李清照的遭遇，也是當時廣大婦女共同的遭遇，因此，雖然她的   詞情緒低沉，但感情真切，十分動人。 南宋的詩人，舊來都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和陸游並稱為四大家。不   過尤表現存的作品，不很相稱。楊萬里（一一二四———二○六年），自號   誠齋，早年學江西詩派，後來轉而師法自然，創為一種清新活潑、平易流暢   的「誠齋體」，寫成了不少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和抒發憂國憂民情感的詩篇。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年），號石湖，他出使金國時寫的七十二首   七絕，和晚年歸隱石湖時寫的《四時田園雜興》，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佳句   如「豈是不能扁戶坐，忍寒猶可忍飢難」，確是優秀的作品。 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年）是南宋傑出詩人，字務觀，號放翁，   浙江山陰人。幾時即遇金兵南侵，備受流離遷徙的痛苦。壯年目睹南宋統治   者忍恥包羞，強烈要求抗敵復仇，收復失地。他在參加進士考試中，因喜論   恢復而受到秦檜的迫害，秦檜死後才被起用。張浚北伐失敗，陸游也因「交   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而被罷黜。其後，陸遊宦游入川，先後   入參王炎與范成大的幕府。他懷著以塞上長城自許的雄心，從軍到漢水之濱，   「千年史冊恥無名，一片丹心報天子」（《金錯刀行》）。但是，南宋統治   集團文恬武嬉，陸游的熱望不免落空。他只能作為一個行吟驢背的詩人，在   細雨中的劍門吟哦躑躅。一一七七年，陸游飽含悲憤地寫下了《關山月》一   首：「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   弦。戍樓刁斗催落月，三十從軍今自發。笛里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對恥辱的和議與醉生夢死的統治者發出了有力的控訴。在四川逗留的八年是   詩人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一一七八年，陸游被召回臨安後，又作過幾任地方   官，很不得意，但堅持抗戰的主張則始終不移，最後竟因此受到當政者的忌   刻，罷官鄉居。韓任胄當政時期，陸游曾短期出仕，為韓托胄撰寫了《南園   閱古泉記》一文，頗為反對派所譏議。其實為抗金而合作，是無可非議的。   八十六歲高齡的陸游，在臨終前還寫下了七律《示兒》一首，渴望王師北定   中原。《示兒》詩情思並勝，傳誦一時，是罕見的名篇。 陸游諸體皆工而尤長七律，藝術風格雄肆奔放，明朗流暢。劉克莊稱他   「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   故當為一大宗。」他是一個很勤奮的作家，直到老年，還是以「無詩三日卻   堪憂」。他所保存下來的詩有九千三百餘首，大部分是抒發愛國的情思。正   如靳榮藩《讀陸放翁詩集》所說：「卷中多少英雄恨，不是尋常月露詞」。 和陸游同時，雄據詞壇、兩相輝映的，是辛棄疾。辛棄疾（一一四○—   —一二○七年），字幼安，號稼軒，山東濟南人，廿一歲時，曾參加耿京所   領導的抗金農民起義軍。南下投宋之後，積極建議恢復。但是，腐敗的南宋   統治者，把他視為所謂「歸正人」，予以歧視和壓制。辛棄疾自青年時領兵   抗金，「壯歲施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陸游稱讚他「管仲蕭何實流   亞」，是能文能武的經國之材。然而，卻長期充任無足輕重的地方官，壯志   難申。「落日樓頭，斷鴻聲里，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   登臨意。」（《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詩人把他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   一寄之於其詞。一二○四年，他出任鎮江知府，正當韓托胄緊張地籌劃北伐，   辛棄疾以廉頗自況，願殺敵報國。他在鎮江府任上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   很快又被調離，空懷著規復中原的宏願，抑鬱而死。 辛棄疾的詞，留傳至今的有六百多首。劉克莊稱讚為「大聲鏜�，小聲   鏗鍧，橫絕六合，掃空萬古」。他繼承和發揚了蘇詞豪放的風格。周密在評   論蘇軾和辛棄疾時退蘇進辛，理由是「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之；辛之當行   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把不同時代的古人放在一起   來比長短，未免勉強。蘇詞首創豪放的風格，其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認的。蘇   詞的豪放表現為超逸。辛詞繼承並發揚了蘇詞的傳統，其豪放則表現為激勵   風發；在內容上則緊密聯繫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前途。這是南宋這一特定時代   的產物，確是蘇詞所不能及。辛詞也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詞體格律的束縛，   自由恣肆，語言也豐富生動，「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   觀」；但過多用典，即有所謂「掉書袋」的缺點。他在詞中往往議論縱橫，   也時有議論過甚的毛病，致有「詞論」之譏（陳模《懷古錄》引潘牥語：「東   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但是，內容與形式並盛，仍是辛詞的一大特色。 和辛詞風格相同的詞人還有陳亮、劉過和韓元吉等。他們政治思想上的   共同特點是堅持抗戰，並因此而受到壓抑和排斥。與之相反，姜夔、吳文英、   張炎、周密這一派人則極力迴避現實，沉浸於詞本身的藝術追求。這種詞風   的產生也是同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聯繫的。屈辱的對金和約使南宋小朝廷終   於穩定了偏安的局面，同時也腐蝕了恢復舊疆的積極精神。舉朝上下都沉醉   在苟安旦夕，縱情享樂的風氣之中。林升《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是南宋統治腐敗   靡爛的寫照。在達官貴人的酒宴席上，出現了一批吟風弄月的幫閒文人。姜   夔、吳文英就是這批文人的代表。姜夔長於音律。他自製譜曲，無不協律，   很講究形式、音律和詞藻的美，上承周邦彥而發展為後來以音律為主的格律   派。過去評論姜詞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王國維）。「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真詞中之聖也」（戈載）。「南渡一人，千秋論定」（馮   煦）。這主要是指他長於音律說的。他的詞句，造語奇警。如「波心蕩，冷   月無聲」。「冷香飛上詩句」，「數峰清苦，商略黃昏雨」，也得到人們的   讚賞。最負盛名的《暗香》《疏影》，其中說：「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   江南江北」。又《同潘德久作明妃詩》：「雖為胡中婦，只著漢家衣」。也   還是有所寄託的，比起吳文英等人要高明得多。人們批評吳文英的詞說：「夢   窗（吳文英號）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張炎）。   「用事下語太晦」（沈義父）。說明他的作品象一個漂亮的肥皂泡，就外表   的音律和詞藻看，五光十色，瑰麗非常，思想內容卻十分空虛。為了強求形   式，甚至可以不顧辭義。張炎的父親張樞，「每一作詞，必使歌者按之。稍   有不協，隨即改正」。有一次，他發現自己同中有「瑣窗深」一句中的「深」   字不協，便改為「幽」；還是不協，最後改為「明」，才算協律。「深」與   「明」在意義上是相反的，但為了協律，便可以任意換置。晚宋的詞家對一   個字嚴格到要求辨四聲、五音，分別陰陽，而思想內容則可以置之不顧。在   這樣一種形式主義的追求下，詞的生命力也就要完結了。 在詩的領域裡，南宋後期江西詩派進一步風行，詩風頹靡，形式上生硬   拗捩，一派衰敗的氣象。永嘉四靈（徐照字靈輝、徐璣字靈淵、翁舒字靈舒、   趙師秀字靈秀。他們都是永嘉人）起而反對江西派，但因為思想內容與藝術   功力都比較淺狹，不足以矯正時風。四靈派的推廣，成為所謂江湖派（陳起   能輯諸家詩，題為《江湖小集·後集》）。這些人都是江湖游士，品類複雜。   其中比較出色的有劉克莊、戴復古、方岳等。劉克莊在詞上繼承辛派詞人的   豪放風格，是南宋後期能獨樹一格的重要詞人。 南宋末年，蒙古南侵，在南宋的危急關頭，文天祥毅然奮起，高舉抵抗   的旗幟。他也是一個傑出的詩人。他兵敗被俘後，在《過零丁洋》詩中，慷   慨誓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充分顯示了堅貞不屈的英   雄氣概。同時的文人如謝妨得、謝翱、汪元量、鄭所南、林景熙等也都和文   天祥有共同處。他們的詩，悲憤蒼涼，表現了詩人們的氣節。 三、金元的詩詞和散曲 金元的詩詞，從風格上講，大體上是兩宋詩詞的延續。金初的詩人，多   是被拘留的宋朝使者，其中著名的有字文虛中、高士談和吳激等。他們被迫   留仕金朝，但又索情故國；不滿忍辱事仇，但又無所作為，只是抒發哀思，   很少有積極的情緒。 金世宗、章宗時期，党懷英、趙諷、王庭筠等活躍在詩壇。他們的作品   很少觸及社會矛盾，在形式上則大都模仿蘇軾和黃庭堅。劉祁說：「明昌間，   作詩尚尖新」。金中葉的詩風基本上是崇尚江西詩派。當時，金和南宋都崇   江西詩派，但表現各有不同。金人追求尖新奇峭，南宋崇尚使事用典。換句   話說：金人著重於以俗為雅，而南宋人則以故為新，各執江西詩派的一技。   章宗明昌以後，作家益趨於雕章琢句，追求形式的新巧，呈現一種多華而少   實的風氣。科舉考試的文章也要求拘守格法，苟合程式，十分平庸陳腐。趙   秉文、楊雲翼出，思有以矯正，於是提倡唐宋古文。金宣宗初年，趙秉文在   省試時錄取李獻能。李獻能所作的賦「格律稍疏而詞藻頗麗」，於是舉子大   嘩，以為「大壞文格」。這種文風是與金朝的衰敗相一致的。 金宣宗南遷以後，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的一段時期，北方處在戰   亂之中，淪於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元好問的「喪亂詩」就是這一時期的記錄。   元好問（一一九○——一二五七年），字裕之   ，號遺山，太原秀容人。他的   創作生活，前半是隨金室南遷汴梁，後半是在蒙古統治下度過。他的詩，「奇   崛而絕雕判，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   （《金史》本傳）。他力矯前一時期金詩的形式主義頹風，成為金元之際北   方文壇的一代宗師。他不滿意於江西詩派「奇外無奇更出奇」的風氣，沒有   生拗粗獷的毛病，但也沒有完全擺脫江西詩派的影響。他的詩作如《癸巳五   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描繪蒙古軍的肆意俘掠，《壬辰十二   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記載了戰火所帶來的毀滅性的破壞，《雁門道中書   所見》、《寄趙宜之》反映了兵亂後人民的災難。這些詩暴露社會的黑暗、   同情人民疾苦，以渾厚深沉的藝術風格而達到一定的成就，但總的基調仍是   消沉的。元好問在汴京被圍時曾為叛臣崔立撰頌德碑，後來又同張德輝到漠   北覲見忽必烈，投降蒙古。金亡之後，山西地方詩人集結在元好問周圍，形   成所謂河汾詩派。他們的詩摹仿中晚唐。對金的亡國，懷抱淡淡的留戀，有   些詩也表現了對人民痛苦的同情。他們的風景詩，剛健清新，多有佳作。 元朝初年，北方和南方的詩文各自保持原有的特色。北方的作者如劉因、   王磐、王惲、鮮于樞等沿著元好問所開闢的道路，學蘇、黃而小變其調，清   澹古樸，意盡言盡。南方作家如劉辰翁、方回、戴表元、仇遠、趙孟覜等略   變江湖詩派的風格而崇尚晚唐，清麗婉約。他們對蒙古貴族統治下的人民的   痛苦有過一些揭露，也隱約地流露出悲涼的故國之思。但總的來說，思想性   是薄弱的。成宗元貞、大德以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馬祖常，南方的袁   桷相繼而起，作古詩模仿魏晉，律詩學盛唐，風格清麗猷壯，開始形成南北   統一的詩風。稍後的虞集、楊載、范槨和揭傒斯，號為元代四大家，是當時   著名的代表人物。虞集（一二七○——一三四六年），字伯生，蜀郡人，宋   亡，留寓在撫州路崇仁。他的詩優裕閒雅，有的作品接近李商隱，格律頗工，   而且運用擱熟。所以他自稱自己的詩如「漢廷老吏」。楊載（一二七一——   一三二三年），字仲弘，福建浦城人。他認為詩當取材於漢魏，而音節則以   唐為宗。他的特點是含蓄委婉。范槨（一二七一——一三三○年），字享父，   一字德機，臨江路清江人。揭溪斯（一二七四——一三四四年），字曼碩，   龍興路富州人。他們二人都受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傾向是崇尚晚唐。他   們的寫作技巧不及虞集和楊載，但內容題材廣泛，觸及到社會上的某些不合   理的現象。 元代徙居中原的各族人，學習漢文化，也湧現出不少運用漢文進行寫作   的詩人。貫雲石、馬祖常、薩都刺、丁鶴年、高彥敬、康里子山、達兼善、   雅正卿、斡克莊、魯至道等都頗有時名。回回人薩都刺（一二七二年——？），   字天錫，世居雁門。他以寫宮詞著稱，清婉流麗。他的詞也很出色，《滿江   紅》「金陵懷古」，沉鬱蒼涼，繼承了蘇詞豪放派的風格。 元末農民大起義前夕，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朱德潤、廼賢等的作品中，   對時政的黑暗進行了某些揭露。在大起義戰爭中，文士多采遠居避禍的態度。   他們雖然對元朝政府有某些不滿，但更害怕人民的反抗鬥爭。這一時期中比   較著名的詩人有王冕、楊維禎等。王冕的詩，自然質樸，氣骨高奇，風格有   時頗似李賀。楊維禎喜作樂府詩，「大率穠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   平處便是傳奇、史斷」。一般來說，他的詩，技巧純熟，內容貧乏。 元代詩壇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散曲」。散曲是文士作家基於民間的   「俗謠俚曲」，又吸收詞的某些特點而形成的文學體裁。元代散曲極為流行，   取得與詩、詞同樣重要的地位。散曲有小令與套數兩種。小令是一個曲牌的   小曲，套數是不同曲牌而屬於同一宮調的若干支曲聯綴成套。明人朱權所編   《太和正音譜》，收錄元代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其中不少人是達官顯   宦。他們在縱情詩酒之餘，作曲取樂。曲子可由妓女歌唱，內容多是男女私   情。也有一些曲是失意文人寄情山水，發抒心中的鬱結。如張小山（名可久）、   喬夢符（名吉）等人的作品，雖然思緒消沉，但寫物狀景，造語清新，在藝   術上取得了不同於詩詞的新成就。一些棄官隱退的文人，飽經仕途的險惡，   深知名利場中的醜惡。歸隱之後，在曲中寄寓感慨，也偶有幾句同情人民疾   苦的呼聲。如盧疏齋（名摯）、張養浩的某些作品即屬於此類。元末作家劉   時中，有《上高監司》套數《端正好》兩套流傳。曲中極其犀利地揭露了吏   治黑暗，鈔法敗壞，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生動具體地描寫了人民生活的貧   困，是散曲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散曲套數是雜劇唱詞的基礎。元代的著名劇   作家如關漢卿、馬致遠、白樸、王實甫等人（見後節），也都是傑出的散曲   作家。流傳至今的這些劇作家的套數和小令，是元代散曲中的優秀作品。 畏兀兒族作家貫雲石（小雲石海涯），自號酸齋，曾在兩淮任達魯花赤，   精通漢文化，尤長於同曲。歸隱後，作曲甚多，有《酸齋樂府》傳世。一般   說來，散曲較詩詞更為通俗易懂。散曲吸收了西域和女真等民族的曲調，聲   腔也更為豐富新穎。元人楊朝英選錄較好的散曲作品，編成《朝野新聲太平   樂府》和《陽春白雪》等曲集。明初人也續有編選。入選的作者，包括一批   象貫雲石這樣以漢文作曲的各民族作家。如阿魯威、楊景賢是蒙古人，李直   夫、奧敦周卿、蒲察善長等是女真人，阿魯丁、阿里西瑛、賽景初等是色目   人。作家中包括了各民族的文士，這也是元朝散曲的一個特點。 （二）散   文 韓愈、柳宗元提倡的古文運動，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五代，宋初，文風   又一度發生逆轉。宋初承晚唐、五代的靡麗之風，當時的所謂「時文」，即   四六駢體文，又在文壇上占居統治地位。西崑派文士楊億、劉筠倡為繁縟的   辭藻，「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歐陽修：   《記舊本韓文後》）。一時文士專意於《文選》，草必稱「王孫」，梅必稱   「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這種僵死浮華的文體當然   是令人厭惡的。林逋隱居西湖，皇帝派人去找他。他給來訪者寫信，用的是   「儷偶聲律之式」。有人評論說：「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枯古；功名   之子，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失之矣！」當時官府的公文程式用   的是儷偶聲律之式，而民間通行的則是「枯古散文」，也就是所謂「平文」。   但這種散文的發展趨勢卻是不可遏止的。 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柳開。其後，王禹偁、蘇舜欽、穆修、石介等相   繼而起。穆修一生潦倒，但搜集韓、柳文不遺餘力。在《答喬適書》中，說：   「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   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   者同也。眾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即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   闊於富貴。前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在這種風氣面前，他   敢於逆流而進，見識和毅力都是超出時人。石介著《怪說》，猛烈攻擊楊億、   劉筠的文風是「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篡組，■鎪聖   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石介是著名的經   學家，他在文風上是倡導韓愈「文以載道」的傳統。 要改革文體，必須改革科舉考試，提倡散文。慶曆中，范仲淹推行新政，   「精貢舉」一項規定：進士先策論，後詩賦。這一改革得到歐陽修的支持。   歐陽修認為：「舊制用詞賦，聲病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   使博識之士，臨文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郁而不申」。新政雖然很快   失敗了，但歐陽修並沒有退縮。嘉祐二年，他主持貢舉，極力排抑流行的險   怪奇澀之文。所謂「太學體」，實際上即是西崑體。歐陽修排抑西崑，倡導   古文，樹立了平易流暢的文風，使場屋之習，為之一變。韓愈文章險仄，歐   文則簡潔明暢，平淡通達。謝疊山說歐文「藏鋒斂鍔，韜光沉馨」，不如韓   文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這種平易的文風，顯然更適合於宋代文化發   展的需要。 散文經過歐陽修的提倡，在英宗、神宗年間，王安石、曾鞏、三蘇等都   以散文著稱於時。韓、柳發動的古文運動在宋代重又得到新的發展。因之，   後世將韓、柳與歐、王、曾、三蘇並列，號為唐宋八大家。曾鞏的文章通達   質樸，王安石的文章簡健勁峭，蘇軾的文章則縱橫倏忽，姿態橫生。他們共   同的特點都是自然平易，文從字順，並長於議論說理。朱熹評曾鞏「文字依   傍道理作，不為空言」。王安石說：「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且所   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   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上人書》）   後人論蘇軾，也說他「長於議論而欠弘麗」（《歲寒堂詩話》）。這些評論，   大體上說明，宋代散文重新走上了「文以載道」的道路。 北宋時期，古體散文代替了西崑的儷文。但駢體四六文仍用於詔制表啟。   南渡以後，以陳亮、時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師法蘇軾，才辯縱橫，發展為政   論。理學家們則極意強調義理，把文詞視為瑣事。理宗崇尚道學，淳祐四年，   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   《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周   密：《癸辛雜識》）理學家們重性理而輕辭章，從文學上說，是走上衰敝。   故宋濂有「辭章至於宋季而弊甚」之嘆。元初的散文作家有姚燧、戴表元等。   戴表元的門弟子中最著名的是袁桷。《四庫提要》認為他起著承前啟後的作   用。此後，虞（集）、楊（載）等都以詩文著稱。元末，黃溍、歐陽玄也長   於散文。但是，總的來說，元代散文基本上還是對唐宋人的模仿，並沒有什   麼新的發展可說。 （三）話本與諸宮調 宋金元時代城市經濟發展，城市裡出現了一些講說故事的人，叫作說話   人。他們講故事的稿本稱為話本。「話」的意思即故事。 說話是從唐代的「說話」和「市人小說」發展而來。佛教的俗講、變文   也在形式上給了它以啟發和影響。北宋的都城汴京，說話很盛。說話人多有   專長，如說小說、合生、說諢話、說三分、說五代史等。南渡以後，在臨安   城中說話仍然十分繁盛。《都城紀勝》載：「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   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   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   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   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講史和小說的區別，在於講史一般篇幅   要比小說長，講史大抵依據史書，略加渲染；小說則大都取材於日常生活和   口頭傳說。所以，小說比講史更吸引聽眾。 現存的所謂宋元話本都是經過後人修改過的宋代說話人的稿本。講史如   《新編五代史平話》，小說如《碾玉觀音》等，人物描寫都很出色。由於城   市居民繁眾，說話人投合不同階層人的趣味，話本的內容龐雜，思想性與藝   術性都有很大差異。多數話本的主人公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反映了他們不同   於農村中地主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活動。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不少話   本直接宣揚倫理綱常。也有一些話本從不同方面表達了南宋人民抗金的願   望。話本運用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寫成。在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和人物   對話方面，都顯示了這種文藝作品的嶄新風貌，對明清小說產生了重大的影   響。 宋代城市中發展起來的另一種文藝是戲曲。宋代的戲曲大致可以分為兩   大類：一類以歌舞講唱為主，如轉踏、曲破、大曲、賺詞、鼓子詞、諸宮調   等。另一類是和戲劇更為接近的傀儡、影戲、雜劇等。諸宮調的創始人是北   宋澤州人孔三傳。這種文學體裁由散文和韻文兩部分組成。韻文由兒種不同   宮調（即樂曲的聲調）結合成一套曲子，用以講述一個故事，所以叫作諸宮   調。靖康年間，金兵圍汴京，向北宋索取教坊樂人、雜劇、說話、弄影戲、   小說、嘌唱、弄傀儡等各色藝人一百多家。因此，說話、諸宮調等在金朝也   十分流行。著名的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就是當時說唱諸宮調的稿本。 董解元身世不明，大約是金章宗時人。「解元」是當時人對文士的通稱。   《西廂記諸宮調》是根據唐元稹的《鶯鶯傳》傳奇改寫而成。原作情節的重   要改變，是張生與鶯鶯雙雙出走，結成良緣。這個改變衝破了傳統觀念的束   縛，在思想內容上是重大的進步。這部作品一共用了十四種官調，一百九十   三套組曲，結構嚴謹，曲折多致，從事件的矛盾衝突中表現了人物性格的特   征和思想感情的變化。胡應麟稱它：「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   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長篇組曲，   被譽為「北曲之祖」。董西廂在講唱時合琵琶而歌，所以又叫《西廂擋彈詞》   或《弦索西廂》。表演時，彈奏和念唱是由一人兼擅的。 （四）戲   劇 宋代的戲劇，統稱作雜劇，但已沒有完整的劇本流傳，內容與結構都不   能詳知。金代稱為院本，即「行院之本」。扮演戲劇的人多為倡伎，演員們   所住的地方稱作行院，他們的演唱本即稱作院本，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   上，形成了盛極一時的元雜劇。它的科白即表演動作與對話部分，承襲了院   本的體制；曲即唱詞部分，則明顯地源於諸宮調。它的新發展主要表現在兩   個方面：一是從宋、金的敘事體改變成為代言體：二是在曲調上更多的採用   了民謠小曲。元雜劇的形成，是我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 元雜劇基本上是一種歌劇，演出時添加一些科白，藉以表述劇情，使場   面顯得生動活潑。曲詞也就是唱   元刊本關漢卿劇作《單刀會》書影   詞。元劇唱詞一般是由同一宮調中的幾支曲子或十幾支曲子組成的套曲。每   一支曲於都由韻律鏗鏘的長短句組織而成，有其一定的格式，但在定格之外，   可以增加襯字。句尾十之八九都押韻。在形式上既自由，又複雜，聲律上也   很優美。套曲一韻到底，配合科、白，便成為一折（相當於一幕）。元劇一   般由四折組成，另外可加「楔子」，置於各折之前或之間，充當開場或過場   的作用。通常一個劇自始至終都由一個角色演唱，即由正未或正旦唱曲。但   在各折中他所扮演的人物可以不同。由正末唱的叫未本；正旦唱的叫旦本。   其他角色充當配角，只有賓白。劇本的最後有二句或四句詩對，叫「題目」   「正名」，用以點出劇本的主題。 元雜劇產生在金元之際，到元成宗時而臻於極盛。它是宋金以來的戲劇   合乎邏輯的發展，是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土壤中生長繁榮的。邾經《青樓集序》，   說：「我皇元初並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自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   仕進，乃嘲風弄月，留連光景」。金元之際，連年戰亂，社會上的一些文人   不願或不能仕進，借編寫雜劇以抒發憤悶。他們和廣大城市居民多有聯繫，   有的即與演員們一起，粉墨登場。因此，他們的作品能從各個方面比較深刻   地反映社會現實和下層群眾的思想感情。 金元之際的雜劇，在山西一帶最為流行。元初發展到大都路（今河北地   區）。元朝滅宋後，又傳入江南。 元代的雜劇作家，有姓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八十人，見於記載的雜劇作品   達七百三四十種。實際的數目當然還要遠遠超過。現在保存下來的有一百六   十餘種。元雜劇的發展，大體可分為二期。成宗大德以前為前期，以後為後   期。前期的人才最盛，都是北方人。白樸可能是最早的雜劇作家，字太素，   號蘭谷，山西隩州人。生於一二二六年，死於一三○六年以後。與關漢卿、   馬致遠等同稱為雜劇大家。白樸寫過雜劇十六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牆   頭馬上》，描寫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褵的離合故事，最後由官居尚書的公公   和婆婆牽羊擔酒向兒媳「陪話」，才又重新完聚。故事情節曲折，是出色的   佳作。 關漢卿，號已齋，約生於金末。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以後來到大都。   所以，《錄鬼簿》說他是大都人，《析津志》說他是燕人。他在元朝沒有任   過官職，《錄鬼簿》說他是「太醫院戶」，大約是系籍醫戶。他是一位博學   多才的劇作家，並且「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親自參加演   出活動。元朝滅宋後，他去到杭州，約在成宗時死去。他寫過雜劇六十幾種，   現存十五種，對元雜劇的形成與發展，貢獻最多。他所寫的雜劇，結構謹嚴，   人物性格鮮明。一些劇作具有較強的思想性。《竇娥冤》大約是他晚年寫成   的代表作。劇中描寫一個孤苦善良的少女竇娥，被屈含冤而被處斬。臨刑前   憤怒地控訴：「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地也，你   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元曲選》本）。劇中竇娥   的恨天罵地，正是對元朝統治下黑暗的社會現實的揭露，是反映了作者的心   聲。《拜月亭》劇描寫金宣宗時人民的流離，實際上是直接揭露蒙古侵金所   帶來的災禍。《望江亭》《救風塵》兩劇分別描寫改嫁的州官夫人和仗義勇   為的妓女。她們都是機智英俠，勇於和邪惡勢力較量，與南宋理學統治下「三   從四德」的婦女形象迥然不同。關漢卿劇作的題材極為廣泛，涉及到社會生   活的許多方面，但他往往把理想的完滿結局，寄託於「明主」「恩官」，這   又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關劇的曲文，造語遣句，清新蘊藉，文採風流，   在金元詞曲中亦是上品。元人鍾嗣成著《錄鬼簿》為劇作家立傳，列關漢卿   為首。明初賈仲明稱關漢卿為「梨園領袖」「編修師首」「雜劇班頭」。關   漢卿是元代成就最高貢獻最大的戲劇家，也是當時的劇作者和演員們公認的   首領。 馬致遠，字千里，號東籬，大部人。元世祖時，曾任過江浙省務官，大   約是在一二八五年以後。成宗時，他曾參與組織「元貞書會」，著有雜劇十   三種，現存七種。金元之際，全真道在北方地主文人中傳播，馬致遠受到一   定的影響。在他的劇作中，消極遁世的思想時有表露。他長於寫抒情的悲劇，   語言平易而情致深濃，自成一家。他的名作《漢宮秋》描寫王昭君在出離漢   境後，投江而死。匈奴單于與漢朝重新和好。劇中指責漢王朝文官武將「在   被金章紫綬」，「都寵著歌衫舞袖」，邊關有事，「沒個人敢咳嗽」。毛延   壽「叛國敗盟，致此禍釁」。這是一個悲劇，情節不合於歷史的實際。但它   在元朝統治下演出，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明臧晉叔編輯《元曲選》，以《漢   官秋》為首篇，給予頗高的評價。《中原音韻》作者周德清論元曲製作，以   關、白、鄭（光祖）、馬為代表。大抵成宗以後，馬致遠是繼關漢卿而起的   最有影響的劇作者。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人。生平事跡不詳。他的創作活動主要是在成宗大   德年間。撰劇十四種，現存三種。他的代表作《西廂記》，以董西廂諸宮調   為藍本，把唐代《鶯鶯傳》中的輕薄少年改寫成忠實於鶯鶯的「志誠種」，   以張君瑞中狀元，「慶團圓」而結束。《西廂記》以爭取婚姻自主為主題，   成為六七百年來流傳最廣的佳作。全劇共五本二十一折（一說第五本為後人   續作），實際上是由五個四折的劇本聯成一個長劇，首尾條貫。這就有足夠   的篇幅，便於描寫情節的變化和人物的思想感情，戲劇衝突也得以向多方面   展開。這種長劇的體制，為雜劇發展為「傳奇」，開闢了道路。 大德以後的劇作家，成就較大的是鄭光祖（名德輝）。他的作品以歷史   劇為多，但代表作愛情劇《倩女離婚》構思新奇，富於浪漫色彩。無名氏的   劇作《陳州糶米》揭露權豪勢要的橫行與百姓的冤苦，塑造了為民除害申冤   的清官。清官戲在元代大量出現，是昏暗的現實社會中人民大眾的政治理想   的反映。元仁宗朝實行科舉，提倡理學。此後出現的一些劇作，宣揚倫理綱   常，成為理學的宣傳品。但以北宋梁山泊起義為題材的劇作，也在此時陸續   出現。宋江、李逵、燕青等為主角的戲劇，逐漸流行，使他們成為人所熟知   的人物。 大德以後，杭州代大都而成為戲劇的勝地。北方的許多劇作家陸續遷來   杭州。陳旅《送揚州張教授還汴梁》詩：「花邊細馬踏輕塵，柳外移舟水滿   津。莫向春風動歸興，杭城半是汴東人」。雜劇在杭州盛行，是以擁有北方   觀眾為基礎的。但是，成宗以後，南曲也逐漸吸取北曲而得到發展。 祝允明《猥談》說：「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   也稱為「永嘉雜劇」或「戲文」。入元以後，南戲仍很流行，據記載當時有   一百六十八種劇本，現存的仍有十六種左右。南戲早期的唱詞據宋詞和俚謠   巷曲雜湊而成，結構疏散，科諢較多，藝術形式比較自由而粗糙。北方雜劇   南傳之後，南戲吸收了北劇的某些優點，唱詞採用聯套的辦法，減少了科諢，   以便集中刻畫人物。同時出現了南北腔合調的新唱腔，沈和、范居中都能作   「南北腔」。北雜劇與南曲戲文的逐漸合流，形成南北曲兼用的體制，最後   導致明人「傳奇」的產生。這是中國戲劇史的一大進步。 一般說來：南戲的體制具有以下一些特點。一個劇本沒有固定的出數，   可長可短，不象北雜劇那樣通例作四折（少數有五折的）。每一出中也不象   北雜劇那樣通押一韻，更不機械地限制使用同一宮調中的曲牌。至於登場演   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由一人唱到底，完全按劇情的需要，可以由二人   互唱，甚至數人合唱。這些改進使南戲較之北雜劇有了更多的靈活性，便於   表達故事和抒寫感情，增強了戲劇的效果。 現存的南戲中比較著名的有《荊釵記》、《白兔記》、《殺狗記》、《拜   月亭》等。北方雜劇題材廣泛，為甫戲所吸收。《拜月亭》基本上是依據關   漢卿《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改編而成。劇中描寫蒙古侵金時期，金朝的青   年男女蔣世隆與王瑞蘭的悲歡離合。曲詞優美動人，人物性格的描寫比關劇   細膩，內容也較豐滿。這個劇本在南戲的發展中起著繼往開來的作用。 元末著名的南戲作家高明，字則誠，溫州瑞安人。順帝至正五年（一三   四五年）舉進士，在處州、杭州等地任過小官吏。一三五六年後隱居慶元南   鄉的櫟社，以詞曲自娛。他的名著《琵琶記》可能就是在這時候寫成的。《琵   琶記》寫蔡伯喈和趙五娘的離合，是南宋民間廣為流行的一個故事。陸游《小   舟游近村，舍舟步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   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徐渭《南詞敘錄》里列舉的宋元南戲劇目中，   有《蔡伯喈琵琶記》和《趙貞女蔡二郎》二本，並註明「即蔡伯喈棄親背婦，   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高明把原來的不忠不孝改為「全忠全孝」，頌   揚綱常節義，充滿程朱理學的說教。這顯然是理學長期在江南傳播的產物。   但《琵琶記》中人物性格刻畫細緻，語言豐富多采。這些都標誌著南戲已發   展成熟，也標誌著這個劇種已達到了頂點。明王朝建立後，「南戲」傳入北   方、乃由雜劇和「傳奇」取代了。 （五）繪畫與書法 一、繪   畫 宋承唐、五代之後，繪畫藝術呈現新的發展。郭若虛比較宋和唐、五代   的差別，說：「近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士女牛馬，   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釋道畫經過了魏晉   隋唐以來的發展，題材已經陳舊。理學家以反佛道相標榜，影響所及，也造   成釋道畫的衰落。山水花鳥則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南宋以後，山水畫又代   替花鳥畫占踞畫壇，成為一時風尚。這種變化，經元代而影響到明、清。 宋朝皇帝多重視繪畫，有的本人便是優秀的繪畫家或鑑賞家。北宋繼承   西蜀和南唐的畫院制度，而擴大其規模，朝廷設立翰林圖畫院，羅致全國的   畫家，優予俸值，為他們提供了較好的創作環境。當時的畫家多以能進入畫   院為榮。徽宗時，規定畫院按太學考試的辦法招收畫家，入院後除學習繪畫   外，又兼修經、律、《說文》、《爾雅》等輔助學科，分三舍考試升降。院   畫在風氣上，「一時所尚，專以形似」，「往往以人物為先」。粉本（畫稿）   必須先呈皇帝審看，「少不如意，即加漫堊，別令命思」。可見畫院制度雖   然為畫家提供了條件，但精神統治是很嚴厲的。講究「形似」和「格法」成   為院畫的特徵。這對於畫家的創作活動無疑是一種束縛。於是，在院外出現   了所謂墨戲的文人畫，他們要求脫略「形似」的束縛，信筆草寫，以抒發個   人的意趣。這種風氣到了元代大為盛行。 山水畫——唐王維創水墨山水   （破墨），發展到後梁的荊浩、失仝，已   超出李思訓的青綠山水一派，占居統治地位。水墨畫通過皴擦的變化和墨色   的渲染，描繪出蒼勁挺秀的山木岩石，和蒸郁蒼茫的山嵐煙雨，氣韻泱然，   富於表現能力。李成、董源、范寬都是北宋初水墨山水畫的大家。李成善於   以直擦的皴法，寫齊魯地區的「平遠寒林」。《宣和畫譜》說：「於時凡稱   山水者必以成為古今第一」。董源以平淡天真之筆，狀寫江南秀麗的景色。   《畫鑒》說他的畫「得山之神氣，足為百代師法」。他們都是由五代而入宋   的畫家。 稍後的范寬，初學李成，進而認識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   與其師於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他旅居終   南、太華，「覽其雲煙慘澹，風月陰霧難狀之景，默與神遇，一寄於筆端之   間」。《圖畫見聞志》把他與李成、關金並列，認為「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熙寧年間的郭熙，不僅是   獨步一時的優秀山水畫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繪畫理論家。他所著的山水畫   論（見《林泉高致集》），大部分是現實主義藝術創作的經驗總結。米芾、   米友仁父子創水墨淋漓的所謂米點山水，世評小米的畫，「點滴雲煙，不失   天真」。 南宋初年，青綠派山水又一度盛行，其代表作家有李唐、劉松年、趙伯   駒等。以後，著名的畫家馬遠、夏珪，師法李唐，他們在格局上脫胎於青綠，   而參用水墨，調和兩派，筆法蒼勁，水墨淋漓，具有獨特的風格。 花鳥畫——北宋的花鳥畫承五代黃筌、徐熙兩派之後，黃筌的兒子居睬，   徐熙的孫子崇嗣、崇矩，仍然各樹門戶。郭若虛在論黃、徐同異說：所謂「黃   家富貴」、「徐熙野逸」這兩種不同風格的形成，是由於他們的環境和地位   所決定的。黃氏父子一直給事宮中，多寫宮苑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富   麗精緻是必然的。徐熙是江南處士，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不   華不墨是其本色。由此而發展成為黃居睬的鉤勒填彩，被奉為院體的標準；   徐崇嗣以丹鉛疊色漬染（沒骨法），為在野派的領袖。但後來在發展中兩派   日趨融合。神宗時，趙昌、崔白都以寫生擅長，風格一變。此後的著名畫家   是宋徽宗趙佶。徽宗是北宋亡國之君，昏於政事，卻寄情書畫，用力甚勤。   他的作品在工整之中，神形兼備。所畫的鳥，多用黑漆點睛，隱然豆許，高   出於縑素，晶瑩欲動。他對花鳥的習性，也觀察入微。南宋的花鳥畫，仍然沿襲工整細潤的畫   院風氣，不過，簡淡纖細的趣向也日漸明顯了。 風俗畫——以廣大社會生活為題材的風俗畫的出現，是宋代畫史上一個   有意義的創舉。北宋未年張擇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圖》是具有代表性的優秀   作品。在長達五百餘公分的畫卷里，作家以墨骨淡彩設色，運用樸實的寫實   手法，生動地描繪了開封都城汴河兩岸繁忙的都市生活。市面上鱗次櫛比的   商店，街道上車馬負販的人流，以及運河上穿梭往來的船隻，都再現在卷上。   它不單是藝術的珍品，同時也是研究宋代城市的寶貴資料。 詩餘墨戲的文人畫——北宋由於文同、蘇軾、米芾等人的提倡，文人士   大夫在詩酒之餘，以遊戲的態度，純任天真，率意作畫。畫面是由簡筆水墨   寫成的林木窠石、梅蘭竹菊，以及簡筆的山水人物。於是形成一種詞人墨客，   在「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時遣興寄意的墨戲畫。蘇軾所寫的竹子，從根   到梢，一筆而出。其興之所至，完全不受「形似」、「格法」的限制，和院   畫的工整細潤之風正好相反，開後世寫意派的先聲。 元代繪畫——元代文人處在蒙古貴族統治之下，往往以筆墨發抒胸中的   鬱結。這就使宋以來的文人寫意畫益趨興盛。所謂「元人尚意」，求意趣而   不重形似，是元代畫風的特點。元朝著名的畫家是趙孟�。他自稱刻意學唐   人，提倡復古，對人物、山水、花鳥、鞍馬和竹石，無不精工。作品以嫵媚、   工整和細潤著稱。他是院畫「形似」、「格法」的集大成者，又是追求意趣   的文人畫的大家。盛大士說：「趙吳興集唐宋之成，開明人之徑」（《溪山   臥遊錄》）。但作為元畫的代表則當推元末的四大家：黃公望、吳鎮、王蒙   和倪瓚。他們把水墨山水畫推向了登峰造極的境地，給明、清兩代以巨大影   響。元以前畫山水多用絹素，使用濕筆，謂之「水暈墨章」。元後期諸家則   純用生紙，使用於筆皺擦，以水墨為主或加淺絳淡彩。這些手法成為後來畫   壇的專尚。明陳繼儒在評元人畫風時說：「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   加蕭散耳！吳仲珪（鎮）大有神氣，黃子久（公望）特妙風格，王叔明（蒙）   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倪瓚）古淡天然，米痴後一人而   已。」（《妮古錄》）倪瓚的畫風，據他自己說：「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   筆草草，不求神似，聊以自娛耳！」陳繼儒所欣賞的正是這種逸筆草草的文   人畫風。同時的王冕，善作役骨花卉，又善畫墨梅，萬蕊千花，自成一家。 二、書法 宋太宗命侍書王著選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跡，編成《淳化閣帖》。其中真   偽雜揉，缺乏鑑別，但帖法卻從此大盛。帖學興而導致古人筆法的消亡。所   以，歐陽修說：「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廢於今」。又說：「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 宋人學步，多以唐顏真卿和五代楊凝式為歸依，而上追右軍。到蘇、黃、   米、蔡出，才正式確定宋代書法的局面。蘇軾刻意創新，筆圓而韻勝。黃庭   堅英俊挺秀，書得筆外意。蘇、黃的書法都是以神韻見重的。米芾學古人筆   法最勤，技巧為當時第一，用筆俊邁，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蔡襄以楷   書見長，字體嬌嬈，有如多飾繁華的貴族少婦。宋徽宗也擅長書法，以所謂   「瘦金體」自成一格。 元人書法崇尚復古，而以趙孟頫為巨擘。他的書法超邁唐人而直接晉人。 對於古篆、隸書、章草，也無不勤苦學習。因此，被譽為「篆、籀、分、   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他主張書畫同法，「石如飛白木如籀，   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他的書，也同他的   畫一樣，具有一種特有的嫵媚而以韻勝。此外，康里子山善真行草書，得晉   人筆意。鮮于樞善行草，與趙孟頫齊名。書法到宋季日趨衰敝，元代重得振   興，主要是得力於趙孟頫與鮮于樞二人。 三、雕塑 宋、元的雕塑，在風格上沿襲晚唐的傳統，而趨於纖弱。 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侍女 太原晉祠聖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於北宋元祐時期，體態修長，嫻雅   纖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豐滿形成明顯的對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風格。   塑像情態各異，栩栩如生，表現了高度的現實主義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藝術因此一度盛行，形成為元朝雕塑藝術   的典型風格。居庸關過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時，尼泊爾人阿   尼哥入仕元廷，他長於畫塑，又鑄金人為像，兩都寺觀的神像，多出其手。   劉元曾從阿尼哥學塑西天梵像，也稱絕藝。這種作品都是以腰細、肉髻高為   其特徵。 第三節   學術著作 哲學與文藝呈現新發展的同時，宋代的文史學術研究也出現繁榮的景   象。北宋至元初，陸續完成了一批卷帳浩繁的學術著作和資料匯編。這顯然   是由於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但也由於學術思想上出現了和理   學的空談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實際與求完備的觀念。由於宋太宗的提倡，宋初   先後編成文史四大類書，成為大規模學術工作的開端。在學術研究中，歷史   學是最為發達的部門。宋元時代建立了紀述當代事跡的制度，並且陸續完成   了紀傳體的前代史《新唐書》和五代、宋、遼、金諸史。在後來所謂「正史」   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種之多。《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長編》、《通   志》、《文獻通考》等規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在歷史   編寫體例上，突破了傳統的紀傳體，新創了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綜合條貫   的專史體等體裁。取材繁富、紀述求實、體制創新，成為宋元歷史學的顯著   的特點。 歷史學的發展，推動了金石考古學和目錄學這兩個新學科的形成。地方   志的編修和地圖的繪製刊刻，也是學術研究中的新成就。由於經學和歷史學、   金石考古學的發展，使音韻學和訓沽學開拓了領域。 下面簡略介紹各學科的重要學術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總匯 宋太宗滅北漢，鞏固了宋朝的統治。他在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的同   時，也注意提倡學術，聚集南北文士，編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時先後編纂   《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三部大類書，真宗時又編纂《冊   府元龜》，總稱為宋代「四大書」。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將北齊祖孝征《修文   殿御覽》，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唐高士廉、房玄齡《文思博要》等古代   的類書和其他文籍，「參詳條次，分定門目」，編為類書。太平興國八年（九   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總類》，改名為《太平御覽》。   全書分天、時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職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   五十八類，是一部規模巨大的大類書。此書所收古籍一千多種，後世多無傳   本，賴《御覽》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釋藏》及野史、小說等，編為一書。九七八   年八月編成，共五百卷、目錄十卷，賜名《太平廣記》。全書分為神仙、女   仙、道術、方士、童僕奴婢、幻術、妖妄、神、鬼、草木、畜獸等九十二大   類，一百五十多小類。全書採錄自漢代至宋初的筆記、小說、野史等近五百   種，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說和有關社會經濟、典章制度的資料，是重要的古   代小說總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數量甚多，不加銓擇，難以流   傳，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直學士院徐鉉、中書舍人宋白等分類   編纂，收取精華。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書成，共一千卷、目錄五十   卷，名為《文苑英華》。此書上承梁《昭明文選》，採錄梁末至唐代的詩、   文一萬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賦、詩、歌行、雜文、啟、書、疏、序、論、議、   墓表、行狀、祭文等三十七類。每類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賦類，即分天象、   歲時、地、水、帝都、邑居、宮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   量詩文，是古代的詩文總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王欽若，右司諫、   知制誥楊億編修歷代君臣事跡，一○一三年書成，共一千卷，賜名《冊府元   龜》。全書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門順序排列。共分帝王、閏位、僭偽、將帥、   邦計、學校、刑法、內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總序；一千一百零   四門，門有小序。另有目錄、音義各十卷。收錄古代史籍，兼取經、子二部   著作，唯不取說部。宋真宗為本書的編纂，親定義例，書成後又署名作序。   真宗在給王欽若的手札中，說此書：「非獨聽政之暇資於披覽，亦乃區別善   惡垂之後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鑑戒。」編纂此書出於政治目的，但對宋以前   的史籍做了很多輯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別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許多原始史料，   是一部可貴的史料匯編。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開編修類書的創例。南宋時，王應麟編輯《玉海》   二百卷，分二十一門。多采宋代歷朝實錄和《國史》、《日曆》，輯錄了宋   代的許多史事，為他書所未詳，也是一部重要的類書。 （二）歷史學著作 前代史的編修   北宋時期繼續編修唐代和五代十國的歷史，並對舊史重   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繼承漢人修史的傳統，曾編修遼史。元朝完成了宋、   遼、金三史的編纂。宋金元時代不斷進行前代史的編修，成績是顯著的。 舊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編撰   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書，共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此   書多據五代各朝實錄和范質《五代通錄》等史籍，仿照《三國志》體例，保   存了五代十國時期的豐富史料。 唐會要和五代會要——唐朝人編纂過幾種當代會要，但唐宣宗以後，記   載闕如。北宋初，王溥採錄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續編成《唐會要》一百卷。   全書分五百十四目，詳細記載這一時期的沿革損益。王溥又編成《五代會要》   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書——五代後晉劉昫、張昭遠等人撰《唐書》，成書倉促。宋仁宗   嫌其淺陋，命歐陽修、宋祁、范鎮等人重修。一○六○年全書編成，共二百   二十五卷、目錄一卷，稱為《新唐書》。劉昫舊著稱《舊唐書》。新書嚴謹   簡潔，本紀不如舊書材料豐富，志比舊書詳盡。新書不用駢文而用古文撰述，   採用小說材料，並增加了以前史書所沒有的儀衛、選舉、兵等志。新書的缺   點是任意刪棄舊書資料，改寫文句，並仿照《春秋》義例，多所褒貶。 新五代史——北宋歐陽修對《舊五代史》極為不滿，決心重作，撰成《五   代史記》（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於家。死後，家屬上獻朝廷刊行。   此書在體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紀、傳綜合   一起，按時問先後編排。列傳部分採用類傳，分立家人傳、臣傳、死節傳等   傳，歷官數朝的人編在雜傳。 但模仿《春秋》義例，以一字寓褒貶，宣揚儒學的說教，王安石評為「文   辭多不合義」。書中因過分講究文辭，往往使史實失真。歐陽修私人改編官   修的正史，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此後，路振撰《九國志》五十一   卷，南宋陸游撰《南唐書》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遼、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詔編纂遼、金、宋三史。元朝國史   院數次纂修遼、金、宋三史，到元順帝時，已經基本完成，紀、傳、表、志   大體都已具備。只是由於大臣們對王朝的正統、三史的體例爭論不休，長期   不能成書。元順帝令丞相脫脫主持其事。脫脫擬定遼、金、宋三國各為一史，   「各與正統」，停止了正統的爭議。三史同時編修，於一三四五年全部編成。 《遼史》，共一百十六卷，計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傳   四十五卷、另附《國語解》一卷。遼道宗時，耶律儼曾撰修遼朝《實錄》，   金人陳大任纂修《遼史》。兩書成為元人修史的基礎，《遼史》最後的纂修，   前後只用了十一個月倉促完成，全書疏誤和矛盾之處甚多，但較多地保存了   史料的原貌，是研究遼史的基本資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計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   傳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實錄和元初王鶚輯《金史》作為基礎，參考金   末劉祁《歸潛志》等書，所據史料遠較《遼史》豐富，較為詳備地記載了金   代的發展史。各「志」保存了許多有關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資料。《世紀》   一篇，敘述金朝建國前各部落的發展狀況，尤為可貴。從歷史編纂學方面說，   《金史》遠勝於《遼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計帝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   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龐大的一部官修史書。脫脫等   人以宋朝的國史作稿本，再參照實錄、會要、日曆等其他文獻編成。宋理宗   以前，國史俱備，所以《宋史》記載宋理宗以前史事較詳，以後則因國史未   修而較為簡略。《宋史》中表彰道學的內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   國史》和謝方叔的《中興四朝國史》，但也刪去了這些國史中過分誇張道學   家的一些言論。《宋史》的優點是保存了宋朝國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動不   多；資料豐富，內容詳備。缺點是前詳後略，有些記載互相牴牾，還有一人   兩傳，一事數見乃至有目無文等情況。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的編成，是歷史學的重大成就。全書共二百九   十四卷、目錄和考異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馬光奉詔設局編修，一○八   四年書成奏上。全書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於後周世宗顯   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通史（《春秋》為編年國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編修以前，司馬光原已寫成自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稱為《通志》。 這就是後來《通鑑》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後，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馬   光赴洛陽以前，史局設在開封，由劉恕和劉攽協助編修。劉攽專職漢史長編   的寫作。劉恕撰魏晉南北朝的長編。在開封的五年時間裡，司馬光及其助手   寫完了《通鑑》前、後《漢紀》各三十卷、《魏紀》十卷。一一七一年初，   劉攽離開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而離開開封，出知永興軍。一一   七一年四月，改為權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馬光以史局自隨，在洛陽繼續編   寫。這時期，范祖禹專修唐代的長編和劉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國的長編（劉恕   已死）。 司馬光廣泛收集史料，如正史、雜史、筆記、小說。地誌、文集等，按   時間順序撰「叢目」，即大事目錄，兼作史料索引。編寫長編的原則是「寧   失於繁，毋失於略」。 方法是按叢目的史料索引，翻閱全部有關史料，然後決定取捨、詳略。   寫成後，由司馬光刪繁去冗，修辭潤色，最後定稿。 司馬光編寫《通鑑》的目的，是要從歷史上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政治統治   術，以資借鑑。他自己說因為厭煩舊史的繁雜，所以「刪削冗長，舉撮機要，   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   有倫，精粗不雜」，是為了「窮探治亂之跡，上助聖明之鑑」（《謝賜（通   鑒·序）表》）。宋神宗因而賜名本書為《資治通鑑》。但他在編寫時，並   不著重於「《春秋》義法」，力求符合歷史事實，言必有據。對於記載中分   歧較大的事項，選擇證據分明、情理近實的寫入正文。其餘則另行編錄，說   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寫成《考異》一書，以資參閱。 《通鑑》語言簡潔，敘事生動。宋神宗稱讚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   事」，是恰當的評語。《通鑑》作為最早的一部編年通史，標誌著歷史學達   到了新的水平。 南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共四十二卷，一一七三年稍後成書。宋   代以前，史體只有編年、紀傳兩種。袁樞喜讀《通鑑》，但《通鑑》卷帙較   多，一件事或者隔越幾卷，翻檢不易。袁樞自出新意，把《通鑑》中的重要   事件，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件事各詳始終，自列標題，每篇又按時間順   序自為頭尾。從三家分晉到周世宗征淮南，經緯清晰，節目詳具，前後始未   一目了然。從而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創立了新的史體——紀事本末體。 元朝初年，台州人胡三省寫成《新注資治通鑑》。胡三省於南宋理宗寶   祐四年（一二五六年）舉進士，曾做過州縣官，後在淮東幕府任職。《通鑑》   原有劉安世《音義》十卷，不傳。又有史炤《釋文》，多有疏誤。胡三省在   居官之餘，重撰音注。南宋滅亡前後，隱居家中，全力撰寫注釋，散入《通   鑒》本文之下。自稱「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   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又糾正《釋文》，撰《釋文辨誤》十二卷。   一二八五年，《新注資治通鑑》全部完成。此後，又屢加修訂。《通鑑胡注》   對宋以前的通史，作了全面的考訂，成就是巨大的。 當代史的編纂   宋元時期歷史學的另一特色，是詳於當代史的編修和史   料的整理。宋朝設置史館，分國史院和實錄院。金朝設置國史院。元朝設翰   林國史院。宋朝由宰相兼任「提舉國史」、「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   等職。金、元也由丞相「監修國史」或「修國史」。宋朝的當代史和史料匯   編，有日曆、實錄、會要、國史、敕令、御集、寶訓等，金有起居注、日曆、   實錄、聖訓、國史、私史。元有起居注、實錄、經世大典等書。宋金元三朝   官修的實錄、國史等，多已不存。只有錢若水編《太宗實錄》二十卷流傳。   宋朝的會要，現存殘本，是重要的宋代史料。宋朝編纂當代的會要，規模很   大，前後十多次，成書十種，總數達二千多卷。會要的體例，分類和門，如   王洙等編《慶曆國朝會要》，共分十五總類。王洙等編《元豐增修五朝會要》   擴充為二十一總類。每種會要，纂修時間少者數年，多者前後三十年至五十   多年，屢經刪改增補，才得完稿。清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宋會要文   字，成《宋會要輯稿》一書，使會要的部分原文，得以保存至今。雖然輯錄   中不免訛誤，但保存史籍的功績還是重大的。元仁宗時所修《經世大典》原   書不存，也在《永樂大典》殘卷中留有若干殘篇，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   收錄了《經世大典》的《序錄》多篇。 宋代的當代史，也由私人編纂整理。現存的重要史籍，有以下幾種。 續資治通鑑長編——眉州丹稜人李燾，從一一四二年開始，為編寫宋朝   當代史做準備工作。一一五九年，完成《皇朝公卿百官表》九十卷，受到朝   廷的重視，錄付史館保存。此書追繼司馬光《百官公卿表》，詳細記錄自宋   太祖到北宋未的新舊官制，百官除授等史事。這是李燾正式編寫《續通鑑長   編》之始。此後繼續編寫史事，到一一八三年成書，共九百八十卷、事目十   卷。又編出《長編》的節本，名為《舉要》六十八卷，目錄五卷。兩書合計   一千零六十三卷。李燾以四十年的時間，寫成了這部編年巨著，成為第一部   當代通史。 李燾廣泛搜集北宋歷史的官方資料，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御集、   寶訓、敕令、百司指揮等，還搜集士大夫的私家記載，如筆記、小說、私史、   家傳、行狀、志銘、文集、奏議、內外製、函犢等，不可勝計。他造了十個   木櫥，每櫥裝二十隻抽屜，每屜用甲子編號，所得資料按月日先後編排，井   然有條。在編寫時，對史料進行辨別真偽和考訂異同的工作，對各家記載的   零星片斷史料融會貫通，還把異同諸說附註於正文之下。按照「近事則詳，   遠事則略」的方針，越往後內容越詳。敘事謹慎，不妄加論斷。李燾認為，   他的這部著作卷帙浩繁，不足以稱《續資治通鑑》，所以命名為《續資治通   鑒長編》，以便由後來的學者參訂刊削。《續通鑑長編》保存了北宋豐富的   文獻，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宋代史料書。 《續通鑑長編》問世後，南宋楊仲良仿照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的體裁，   編成《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書，共一百五十卷。此書依據《長編》所載史   事，分門別類地編纂北宋的重要事件，使讀者便於了解事件的始末原委。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李燾《長編》只載北宋九朝的事跡，繼此而作的，   有南宋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二百卷。一二一○年寫成。此書專載   高宗一朝的史事，仿照《通鑑》體例，編年系月。採錄的資料以日曆、會要、   國史為主，參以野史、筆記、家傳、墓誌、行狀、案犢、奏報等文獻。對於   不同的記載，從實敘錄，以待後人論定。 三朝北盟會編——南宋徐夢莘撰，共二百五十卷，紹熙五年（一一九四   年）十二月成書。記述自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中經欽宗，至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宋、遼、金三朝交涉與和戰的歷史。此書的主   要特點是對於各種史料全錄原文，「其辭則因原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   不隨意去取，不妄立褒貶，以備史家採擇。被徵引的二百多種史籍，得以保   存了原貌。徐夢莘堅信，客觀地介紹各家之說，讓人們參考折衷，其實自見。   此書不僅保存了宋、遼、金大量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史料，也還保存了遼、金   的許多社會經濟史料。 宋九朝編年備要——南宋陳均撰，共三十卷，編年體。一二二九年成書。   此書廣采日曆、實錄、李燾《長編》及司馬光、徐度、趙汝愚等十多家著作，   刪繁撮要，博考互訂，記載北宋九朝的史跡。作者據事直書，不加褒貶。 兩朝綱目備要——南宋人   （不知姓名）撰，共十六卷。記述南宋光宗、   寧宗兩朝史事。此書敘事簡明，所記兩朝政治和經濟的一些事跡，為其他史   書所不載。 宋朝比較重要的當代史還有：南宋熊克撰《中興小紀》四十卷，敘述宋   高宗一朝歷史。劉時舉撰《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記載南宋高宗至寧   宗的事跡，成書約在理宗時。佚名《宋季三朝政要》六卷，纂集理宗到南宋   亡國的本末，大約是南宋遺民入元後所撰。 此外，南宋人葉隆禮，采前人記載，成《契丹國志》二十六卷；宇文懋   昭依據見聞成《大金國志》四十卷，是遼、金的當代史。兩書多有來自傳聞   的紀錄，不免失實，但也保存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通志與通考   通志與通考是宋元時期新創的史學體裁。 通志——南宋鄭樵撰，共二百卷，計帝紀二十卷、年譜四卷、略五十二   卷、列傳一百二十四卷。一一六一年成書。鄭樵字漁仲，福建興化人。他強   調《史記》通貫古今的優越性，批評《漢書》等斷代為史的局限性，決意編   寫一部融會群書、包羅萬象的通史。為了編寫這部書，他作了三十年的艱苦   的準備工作，收集和研究了大量資料，分別寫出各種專門著作。晚年，由於   感到精力衰竭，以不到兩年的時間，匆匆編纂成書。因此，《通志》只是他   辛勤纂成的初稿。其中紀和列傳綜合諸史而成，使無重複之處。年譜是他新   創的體例。又有「略」相當於正史的各志，共二十略，集中了全書的精華。   內容包括上古到唐代。其中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諡、器   服、樂、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草木昆蟲等十五略，大半為歷代   正史所無。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五略也並不完全因襲前人。鄭樵   主張「會通」，提倡編寫通史，指出斷代史之失為「繁文」（重複）、「斷   梗」（史事不相連接）。同時主張據實紀錄，反對過去史書的褒貶美刺之法，   斥之為「妄學」「務以欺人」。認為史書「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   刺」；又反對陰陽五行說，斥之為「妖學，務以欺天」，認為史書「專以記   實跡」，應「削去五行相應之說」。這些都是獨到的見解。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共三百四十八卷。一三○七年成書。馬端臨，   字貴與，饒州樂平人。元初任柯山書院山長、台州州學教授。司馬光的《通   鑒》對典章制度記述比較簡略。馬端臨仿照唐杜佑的《通典》，詳細記錄自   古代到宋寧宗嘉定未年的各種制度及其沿革。《通典》原分食貨、選舉、職   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典，記載內容一般到唐玄宗天寶年間為   止。《文獻通考》擴充至二十四考，其中食貨一項即細分為田賦、錢幣、戶   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等八考，同時，又新增加了經籍、帝系、   封建、象緯、物異等五考，內容方面也補充了《通典》的不足，天寶後到嘉   定未年這段時間內又作了新的編纂。《通考》收錄大量經籍、史書、傳記、   文集、奏議、筆記等文獻，還摘引唐宋諸臣的奏議和士大夫的議論，夾敘夾   議，使讀者對於一事的本未能獲得概括的知識，並經常加以作者的按語。在   食貨各門中，注意到各項制度的變革，劃分出變革的階段性的標誌。《通考》   記載宋代的制度最詳，多為《宋史》各志所未載。 《通志》、《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被學者合稱為「三通」。 （三）金石學、考古學 金石學和考古學成為獨立研究的部門，是宋代學術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學、考古學發端於宋真宗時期對古銅器的研究。一○○○年（咸   平三年），乾州獲得古銅鼎一件，方形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   臣考證，驗其款識，認為是「史信父甗」。把古代器物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   還是朱仁宗以後的事。 劉敞《先秦古器記》——宋仁宗時，劉敞和歐陽修大力搜集古代器物，   進行著錄和考訂。一○六一年，劉敞出任永興軍路安撫使，長安的古墓荒基   很多，經常出上古物。劉敞搜集到先秦鼎彝十多件，考訂文字，請工匠摹勒   刻石、繪象，一○六三年，撰成《先秦古器記》一卷。有圖錄、銘文、說及   贊。劉敞書已失傳，從歐陽修《集古錄》所收先秦古器可見大概。 歐陽修《集古錄》——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書。此書收錄了上千件   金石器物，是學術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學專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   下至隋唐五代，內容極為廣泛。隨得隨錄，不依時代編次。一○六九年，歐   陽修子■「撮其大要，別為錄目」，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傳世。 呂大臨《考古圖》——共十卷。一○九二年自撰   序。本書對所收錄的每   件器物，繪圖摹文，釋文列於其下，並將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   出土地點、收藏者一一寫明。另有《考古圖釋文》一卷。 李公麟《考古圖》——又稱《古器圖》，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後期著名   的畫家，好古博學，善畫工詩，多識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後鍾、鼎、尊、   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認款識。他的《考古圖》對每件器物，都圖繪形狀，   並解釋其製作、鑄文、款字、義訓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後贊。有的學者認為，   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於伯時（即李公麟）」（翟耆年《籀   史》）。 王黼《博古圖》——又   稱《宣和博古圖錄》，共三十卷。宋徽宗時，士   大夫以至宮廷貴族競相訪求和收藏古物，每一器物動輒值數十貫甚至上千   貫，因此「天下冢墓，破壞殆盡」（蔡條《鐵圍山叢談》）。徽宗所得器物，   由王黼考訂編纂，分成二十類，共八百多件，是北宋金石文物的精品。 趙明誠《金石錄》——共三十卷。趙明誠，宋徽宗時人，每得書畫鼎彝，   即與妻李清照研究整理，指摘疵病。他經過二十年努力訪求，收輯金石刻詞   二千卷，包括所見夏、商、周到隋、唐、五代的鐘鼎彝器銘文款識，以及碑   銘、墓誌等石刻文字。又據二千卷刻詞逐件鑑別考訂，撰成《金石錄》三十   卷。前十卷共二千條，記述古代金石器物、碑刻、書畫近二千件的目錄，後   二十卷收錄這些器物的跋文，敘述器物出土的時間、地點、收藏者以及器物的內容，是當時所見金石文字的總錄。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共二十卷。薛尚功在南宋高宗時任職。   此書收集從夏、商到秦、漢的銅器、石器銘文，近五百件，訂訛考異，詳加   解釋。在宋代集錄彝器款識的專著中，此書最為豐富，編次也較有條理。 沈括《夢溪筆談》、鄭樵《通志》等書，也包括金石考古方面的內容。   沈括不僅記錄這些古物的形狀和款識，而且進一步研究器物的製作方法和原   理。如從冶金學理論來解釋古劍，用光學原理來解釋古鏡，用幾何學原理來   解釋弩機上「望山」的用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學價值。鄭樵在他的《通志》   二十略中，專列《金石略》，記錄他一生中見到的古代器物，並且作了考訂。   其中證明石鼓為秦代遺物，是可信的定論。 洪遵《泉志》十五卷、龍大淵等《古玉圖譜》一百卷、鄭文寶《玉璽記》、   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各一卷、岳河《程史·古冢桴盂記》等專門研究   古代某些器物，這些都是宋以前學者不曾注意的學問。 宋代學者在金石考古學方面的主要成績是：第一，辛勤收錄古代文物，   使原來的奇器珍玩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為清代的漢學研究開拓了先路。第   二，創造了傳拓文字和繪製圖形的方法。依據拓本刻本上石，以求長久。用   畫圖描寫每一器物的形狀體制，並說明尺寸、輕重，以及出土地點、收藏者，   款識則摹寫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稱。如鍾、鼎、鬲、甗、敦、   ■、尊、壺等，都是古器自載其名稱，宋人因以定名的。 （四）目錄學 班固撰《漢書敘傳》，始有「目錄」之名。宋代「目錄學」成為一門專   學。宋、金、元時期在目錄學方面有十分顯著的成績。 崇文總目——宋代承襲前朝，由官府聚集學者，校勘圖書編目。仁宗時，   因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所藏書籍謬濫不全，命翰林學士張觀等看詳，   定其存廢。又命王堯臣、王洙、歐陽修等，校正條目，前後歷時八年，定著   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分類編目，總成六十六卷，賜名《崇文總目》。《總目》   著錄群書，首書名，次卷數，最後著錄撰人或注釋者姓名、年代、官銜，並   略考其存缺情況，是一部相當詳備的目錄書。 通志·藝文略——鄭樵   《通志》中編有《藝文略》。鄭樵不取唐以來經   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也不贊同《七略》的體例。《藝文略》盡收古今目錄   所述群書，分為經、禮、樂、小學、史、諸子、天文、五行、藝術、醫方、   類書、文（即集部）等十二大類，又細分為一百五十五小類，二百八十四目。   這種分類法，在當時是一個顯著的革新。鄭樵還重視圖譜，認為書籍不僅應   有目錄，還必須具備圖書表譜。《通志》撰有《圖譜略》，是一創舉。 私家藏書目錄——宋、元學者私人編寫一家收藏的書籍目錄，成為一部   專書，這也是一種新創。代表作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   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郡齋讀書志》四卷，對每種書籍的作   者或註疏者的爵里時代，都有詳細的介紹，並且對書籍的內容優劣得失，作   出評論。《遂初堂書目》是尤袤就其所藏書籍撰修的目錄，特點是略記各書   的版本，為後世開闢了注重版本的風氣。陳振孫在宋理宗時傳錄鄭樵等家藏   書，達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多卷，每書後，著文介紹作者、內容，並略評其得   失，稱為「解題」。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中有《經籍考》七十六卷，大   體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二書編成，分為四部，每部分若干   類，每類各有小序，介紹其內容，敘述其學術淵源、派別及其興衰、存亡。   著錄各書，先錄作者姓名，後述書名、卷數。又有解題，介紹作者的經歷和   書的內容得失，並附按語考訂。目錄學方面的考證工作，是馬端臨的獨創。 （五）音韻學 宋元時期的音韻學，包括今韻和古韻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今韻——所謂今韻，是指魏、晉、唐、宋時代的語 音。隋代陸法言等撰   《切韻》五卷，是研究「今韻」最重要的著作。宋太宗時，撰《廣韻》一百   卷。真宗時，命陳彭年、邱雍等校定《切韻》五卷，次年賜名《廣韻》。《廣   韻》依平、上、去、入四聲，將韻部分為二百零六個，是當時文人作詩文押   韻的標準。但此書分部過於繁瑣，實際用韻僅一半左右。仁宗景祐時，賈昌   朝撰《禮部韻略》，比唐代減少九部，存一百零八部（王應麟：《玉海》）。   金哀宗時，王文郁撰《平水韻略》，分上、下平聲各十五韻，上聲二十九韻，   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共一百零六韻。與此同時，張天錫撰成《草書韻   略》，分部與王文郁略同。這表明一百零六部的詩韻，可能是金代的官韻。   南宋理宗時，劉淵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比仁宗景祐《韻略》少一部，   比金代王文郁《平水韻略》多一部，共一百零七部。元代周德清編《中原音   韻》，將入聲合併於平、上、去三聲，再以平聲分為陰、陽二聲，以合四聲   之目，分韻也是一百零六部。以上幾種韻書的一百零六韻，成為後世通用的   詩韻。 司馬光撰《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把三十六個字母分清、   濁，作二十圖，以獨韻為首，其次為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為順   序。用圖表的方法研究切韻，是一個創造。 古韻——如果用   《廣韻》來讀《易》、《詩》、《楚辭》、《老子》一   類有韻的文字，就會發現「今韻」與古韻往往不能吻合。北宋末，南宋初，   吳械開始對古韻作專門的研究。 吳械，字才老，建州建安人。   著有《毛詩補音》、《楚辭釋音》、《韻   補》等（《宋史翼》卷二十四本傳）。今僅存《韻補》五卷。此書從《易》、   《書》、《詩》而下到宋朝一些文人如歐、蘇的著作，共五十種，收集用韻   和今音的不合之處，把它們綜合一起（《直齋書錄解題》），就《廣韻》二   百零六部提出   古通某（如「冬」「鍾」註：古通「東」）、古轉聲通某（如   「佳」、「皆」、「咍」註：古轉聲通「支」）、古通某或轉入某（如「江」   註：古通「陽」或轉入「東」）。概括他說，他的學說，可分「通」、「協」   兩個方面。「通」是說音本相近，古人韻緩，可以通用，如東、冬、江相通；   「協」是音、韻俱非，必須轉聲讀之，才能相協，如在佳、皆韻下注「古轉   聲通支」。吳棫的協韻說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只是他不知道協韻就是古人的   正音，而把今音合於古書，因此不能一以貫之，不免顛倒錯亂，甚至出現一   些臆說。不過，吳棫根據古籍古韻或者今人所用古韻，互相比較，來考定古   韻的分合，為後人開闢了研究古韻的途徑。朱熹的《詩集傳》，大多因襲吳   械的協韻說，只在「推不通」處，用己意補入。 又有鄭庠撰《詩古音辨》，把二百零六部韻目，歸併成陽、支、虞、先、   尤、覃六部。這是中國聲韻學上古韻分部的開始。鄭著不傳，後世學者分古   韻為十部、十三部、十八部或二十一部，都是以鄭庠所定六部為基礎，漸趨   周詳。 （六）地理學——地誌與地圖 宋元時期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繁榮，交通的發達，以及政治、軍事的實際   需要，促使這一時期的地理學獲得較大的發展。 方誌   方誌是記載地區的歷史、地理和現狀的著述，包括政區演變及山   川、物產、風俗、人口等各個方面。宋、元統治者命令各地普遍編纂圖志，   奏報朝廷。朝廷又命專人，將各地區方誌匯總，編成全國範圍的總圖志。這   些著作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在編纂方式上也形成一定的體例。 總地誌——從北宋初年起，出現了許多全國總地誌。在唐代李吉甫   《元   和郡縣誌》的基礎上，改進了編修體例，內容也更完備。 《太平寰字記》，北宋樂史撰，共二百卷，目錄二卷。太宗太平興國年   間成書。記述範圍，以宋初十一道為主，附及周鄰各少數族和外國。樂史自   稱「萬里山河，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襲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目。」   （樂史《上（太平寰字記）表》）《寰字記》大體上沿襲唐代地誌的體例，   但不附地圖，增加了人物和藝文的材料，使以後的地誌體例為之一變，地理   的內容減少，歷史的資料增多。 《祥符州縣圖經》，北宋李宗諤等撰，共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錄二卷。   真宗景德年間，命翰林學土李宗諤、知制誥王曾等重編各路所上圖經。大中   祥符三年（一○一○年）十二月，書成獻上。各地疆界、道里、戶口、賦稅、   民情風俗等都一一具載。南宋編修的各種地方志，大多引用此書。 《元豐九域志》，北宋王存等撰，共十卷。一○八○年成書後，陸續修   訂補充，一○八五年正式頒行。王存等依據原有的《九域志》重加編纂；由   於「不繪地形，難以稱圖」，因此改名《九域志》（此前，方誌收有地圖稱   為「圖經」）。《元豐九域志》在內容上，按路、州的系統來敘述，注重記   載本朝的現狀，很少涉及以前的沿革。各州記載地里、主客戶數、土貢和各   縣的情況。 《輿地廣記》，北宋歐陽態撰，共三十八卷，徽宗政和年間成書。《輿   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共二百卷，一二二七年（寶慶三年）成書。《方   輿勝覽》，祝穆撰，共七十卷，一二三九年（嘉熙三年）成書。這三部宋代   的總地誌，都注重記載宋以前的史事和人物，地理方面的內容較少，但對後   代編修《一統志》很有影響。 《大元大一統志》，共一千三百卷。元世祖時，命搜輯全國總地誌，以   明「一統」。一二九四年，書成，共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成宗   時，陸續獲得雲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圖志，文命秘書監增修。一三○三年   再次成書，共一千三百卷，由孛蘭肹、岳鉉等獻上。順帝時，刻印流傳，定   名《大元大一統志》。此書大致以一州為一卷，如事跡較多，則分為數卷。   每州約分十目，為建置沿革、坊郭鄉鎮、里至、山川、土產、風俗形勢、古   跡、宦跡、人物、仙釋等。所用材料大多引自唐、宋的各種地誌，內容比宋   志更加豐富。《大元大一統志》今已失傳，僅存輯自《永樂大典》等書的殘   卷。 地方志——專記一州一縣甚至一鎮的地方志，宋代流傳至今的還有二十   多種。以時間而言，南宋比北宋多；就地區而言，南方比北方多。這是與社   會經濟的發展趨勢相適應的。元代的地方志也是南方多於北方。 流傳至今的宋、元地方志，比較重要的有十幾種（見下頁表）。 這些地方志分類細緻，文詞也比較雅馴。包含的內容，有各地的方位、   面積、疆界、道路、天然財富、戶口、農產品、手工業產品、商稅、賦稅等   有關地理和社會經濟方面的資料，但更多的是職官、科舉、人物、古蹟、藝   文等，比《太平寰宇記》更加史傳化。不過，這些記載為研究各城市的經濟、   政治等情況，保存了有用的資料。地方志一般在卷首附有地圖，更是珍貴的   文獻。 金代初年，也曾編纂過《州郡志》，海陵王時有的府、州編纂過《正隆   郡志》（《金史·地理志》）。 地圖   宋、金、元各朝都重視地圖的製作。北宋初年規定，每逢閏年，   各州上貢地圖和戶籍，稱為「閏年圖」。後來又規定各路每十年畫本路圖一   份，上交職方 書名   卷數   編纂者   成書時間   記述區域 吳郡國經續記   三   北宋   朱長文   一○八四年蘇   州 吳郡志   五十   南宋   范成大   一一九二年平江府 乾道臨安志   十五   南宋   周   淙一一六九年臨安府 淳祐臨安志   十   南宋   施   諤一二五二年臨安府 咸淳臨安志   一百   南宋   潛說友   一二六八年臨安府 乾道四明圖經十二   南宋   張   津一一六九年明   州 寶慶四明志二十一   南宋   羅   浚一二二七年慶元府 開慶四明續志十二   南宋   梅應發   一二五九年慶元府 延祐四明志二十   元代   袁   桷一三二○年慶元路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   元代   王元恭   一三四二年慶元路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   南宋   梁克家   一一八二年福   州 景定建康志五十   南宋   周應合   一二六一年建康府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   元代   張   鉉一三四三年集慶路 紹熙雲間志   三   南宋   楊   潛一一九三年   秀州華亭縣 剡錄   十   南宋   高似孫   一二一三年   紹興府嵊縣 嘉定鎮江志二十二   南宋   盧   憲一二一六年鎮江府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   元代   俞希魯   鎮江路 齊乘   六   元代   於   欽山   東 員外郎，稱為「職方圖」。朝廷參照各路的地圖，繪製成本朝全圖。此   外，還繪製各種專門性的地圖，如外域、邊防、宮闕、山川、水利、交通、   都會等，種類繁雜，數量甚多。《宋史·藝文志》和《玉海·地理門》著錄   了宋代的許多種地圖，有《山川形勢圖》、《南北對鏡圖》、《混一圖》、   《掌上華夷圖》、《西南蠻夷朝貢圖》、《交廣圖》、《河西隴右圖》、《麟、   府二州圖》、《河東地界圖》、《地里圖》、《指掌圖》、《福建地理圖》、   《東京至益州地里圖》、《契丹疆宇圖》、《契丹地里圖》、《西域圖》、   《海外諸蕃地里圖》等。北宋末年，金兵從開封掠取了宋朝宮廷中保存的《大   內圖》、《夏國圖》、《寶籙宮圖》、《隆德宮圖》、《相國寺圖》、《五   岳觀圖》等。南宋孝宗有志恢復，在他的寶座後金漆大屏風上，畫有本國和   周鄰各族、各國的地圖，便於隨時觀覽。 宋太宗時，命畫工將各州圖，合併繪成一幅全國圖，共用絹一百匹，藏   在秘閣。宋制，每匹絹長四十二尺、寬二尺零五分，這幅地圖的面積就大八   千多平方宋尺（宋尺比今市尺略小一、二厘米），可以說是歷史上罕見的特   大地圖了。 《華夷圖》——唐代賈耽曾繪製   《海內華夷圖》，對宋代的繪圖技術影   響很大。北宋趙竦重定《華夷圖》，一尺半見方，字如蠅頭。蘇州人張珙擅   長刊饞，上石三年始成。這幅地圖在一一三七年（劉豫齊國阜昌七年）上石，   高、寬各三尺余。據石刻題記可知這是在賈耽圖的基礎上，將唐的行政區域   名稱改為宋制，又將河道的流向按宋代的狀況描繪。圖中對宋朝的山水、長   城、湖泊，各州的地理位置表示得相當清楚。圖中的海岸輪廓與實際情況相   差較大，但東部的海岸線還大致分明。黃河在今山東利津處入海，是一○四   八年（仁宗慶曆八年）以前的狀況，繪製時間當在一○四八年以前。 《禹跡圖》——此圖在   《華夷圖》石碑的背面，與《華夷圖》同時上石。   圖中黃河在今天津市附近入海，繪製時間比《華夷圖》稍晚。圖中使用計里   畫方的方法，每方折地百里。海岸線特別是山東半島和雷州半島，畫得比較   清晰，這說明這時對沿海地區的了解已有所深入。河流也較精確。在圖中相   當於圖名和圖例之處，刻有「《禹貢》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和「古今   山水地名」等字，可能原圖古、今（宋）地名並列，以黑、紅二色區分，上   石時無法分別朱墨，所以只刻今（宋）名。南宋時，鎮江府等地曾依長安本   重校，再行立石。與同時代的歐洲輿地圖比較，《禹跡圖》的繪製技術是先   進的。 《天下州縣圖》——一○七六年，三司使沈括向宋神宗奏請，編繪全國   地圖，並提出借用職方所藏各種圖經和地圖。一○八八年，繪製成功，名《天   下州縣圖》，又稱《守今圖》。沈括在實地考察中留意山川形勢，即使天寒   地凍、長途跋涉，也堅持作測繪地圖的工作。他在魏晉裴秀「製圖六體」的   基礎上，提出了製圖七法：分率、准望、牙（互）融、傍驗、高下、方斜和   迂直。他所繪《天下州縣圖》，以二寸折百里，其中道路曲直，山川障礙，   皆隨事准折。還繪成緯度格和經度格，分為四至八到，共二十四至，以子丑   寅卯等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等八干、乾坤艮糞四卦稱之，防備後世此   圖遺失，看到文字記載，按照二十四至分布州縣，仍然可以復原。沈括的這   套地圖（總圖一大軸、一小軸，各路圖十八軸）和文字記載，都已失傳。 《地理圖》——南宋黃裳在任嘉王（宋寧宗）府翊善時繪製。黃裳通曉   天文，地理。這幅地圖的繪製時間比《華夷圖》、《禹跡圖》要晚一些，但   所畫海岸線和河流，都與《禹跡圖》相同，所不同的是不用計里開方法，而   畫了許多立體的山脈，很近於現代地圖的自然描景法。這幅地圖的石刻現在   還保存在江蘇省蘇州市，是一二四七年上石的。 《輿地圖》——元初朱思本繪製，共二卷。朱思本是元朝地位較高的道   教徒，受命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這個機會，旅行全國各地，進行實地調查，   繪成此圖。由於畫面較大（長、寬各七尺），不便流傳，雖然也曾刻石，但   未能保存傳世。從現存明代羅洪先據此改繪的《廣輿圖》，可推知朱圖的大   概。 地圖模型   宋神宗時，沈括察訪河北邊區，調查山川險要，用麵糊、木   屑、熔蠟塑成山川、道路形狀，作成輕便的模型，回官衙後用木刻制正式模   型。從此，邊區各地都製作木圖。南宋黃裳也作過《輿地圖》木刻模型。朱   熹曾訪求黃裳的木圖準備仿製，還準備仿照謝莊的辦法，將兩三路合作一圖，   旁設凹凸，使犬牙交錯，互相吻合，明刻標誌，以便裝拆。朱熹還用膠泥制   過地圖模型。 沿革地理   由於印刷業的發達，書籍流通方便，易於進行排比對照的研   究，沿革地理學因而得到發展。這時，出現了不少專門性的著作。據《宋史·藝   文志》等書著錄，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吳澥《歷代疆域志》、楊湜《春   秋地譜》。這幾部著作依據宋以前歷代地理志的材料編纂而成，有的研究歷   代的地理，有的專門研究一代的地理。在宋代的大部分地誌中，也都列專章   敘述沿革。《太平寰字記》敘述郡縣，首先介紹建置沿革。《輿地廣記》記   述沿革地理的材料更多。沈括《夢溪筆談》也有一些沿革地理的論述，如對   郢都、雲夢澤、唐代揚州等。鄭樵《通志》中，有地理、都邑二略，都是沿   革地理的著作。其中《地理略》的歷代封畛是考證宋以前歷代的疆域沿革，   而《都邑略》則是鄭樵新創的體例，專門論述歷代各國的都邑，同時附述歷   代周鄰各族的都邑。南宋王應麟，以研究《資治通鑑》的地理著名，撰有《通   鑒地理考》一百卷，此書已失傳。今存《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從歷代州   域、都邑、形勢到石晉十六州、燕雲十六州，兼及兩宋的地理情況，各為條   例，逐一考核。另有《詩地理考》六卷，考證三代時期的疆域地理。元初胡   三省注《資治通鑑》涉及歷代地理，也有較精闢的論述。 河源志——中國古代對於黃河上游地區，已有相當的了解。《禹貢·導   水·河水》說：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唐代官員多次到達河源一帶，但   對河源的記述仍然十分粗略。 元代陶宗儀《輟耕錄》黃河源圖 元世祖時，女真人蒲察都實奉命為招討使，往求河源，開始了對黃河源   的第一次有計劃的勘察。一二八○年，都實西行，同年冬天還報，具述黃河   上游兩大湖（合稱「阿刺腦兒」，即今鄂陵湖、扎陵湖）和星宿海（「火敦   腦兒」）的情況。後來，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處得悉這次踏勘   的詳情，撰成《河源志》一書。根據此書，都實已對河源一帶的星宿海及「阿   刺腦兒」進行了實地勘察，並且對當地的地理情況，如地形、水系、植被、   動物、人口、聚落分布等一一作了記錄。都實的勘察雖然已經到了河源以下   的星宿海和鄂陵、扎陵二湖，但還沒有窮源。不過，他的踏勘和記錄，使人   們對黃河正源的認識前進了一大步。 西域南海地理著述   宋代南海貿易發達，元代西域暢通，南海往來頻   繁。一些學者綜述見聞，寫成西域南海地理著述多種，擴大了人們的知識領   域。 萍洲可談——北宋朱或撰，共三卷。一一一九年寫成。朱或父朱服，曾   在徽宗初年知廣州。朱或記述其父所見所聞，較多地記述廣州市舶和善坊的   情況。其中也記錄了一些亞洲國家如高麗、三佛齊的地理情況。宋朝海船使   用指南針進行遠洋航行，朱彧注意到這一重大的創舉，記錄書中，保存了珍   貴的資料。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宋徐兢撰，共四十卷，分二十八門。一一二三   年，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麗，徐兢為屬官，因撰此書，十分詳細地描寫高   麗的地理、物產、民情風俗、典章制度，還圖畫其形狀，回朝後獻上。此書   也記載了宋朝海船使用指南針的情況。 嶺外代答——南宋周去非撰，共十卷二十門。一一七八年作序。周去非   根據自己任桂林通判時的見聞，其中外國門、香門、寶貨門、金石門等，記   錄宋朝南方與東南亞、西南亞以及東非各國的地理、交通、物產、風俗等情   況，較為詳細。周去非撰書的目的，是為了回答人們關於嶺外事情的詢問，   使宋朝人民了解許多外國的地理知識。 諸蕃志——南宋趙汝適撰，分上、下二卷。據作者一二二五年所撰自序，   他這時仕提舉福建路市舶官，「暇日閱諸番圖」，並「詢諸賈胡，俾列其國   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據以寫成《諸   蕃志》。上卷敘述亞、非兩洲共五十九國的地理以及與宋朝的關係，下卷敘   述龍腦、乳香、沒藥等四十多種海外物產，每件物產都記載產地、採制方法   及用途等。《諸蕃志》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異域志之一。 西遊錄、北使記、西遊記、西使記——一二一九年耶律楚材從成吉思汗   西征，在西域居住六年，行程五六萬里，寫成《西遊錄》一書。一二二○年   金使烏古孫仲端奉派使蒙古，覲見西征中的成吉思汗。他返回後口述行程，   由劉祁記錄，題為《北使記》。全真道士丘處機（長春真人），一二二一年   應成吉思汗之邀西行，經蒙古，到達中亞，三年後回國。隨行的弟子李志常   記錄行程見聞，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一二五九年，常德奉元憲宗之   命前往波斯，次年回國。他的旅行歷程由劉郁寫成《西使記》。以上這些游   記都敘述了他們經歷的山川城市和沿途的民族風習，是關於西域歷史地理的   有價值的著述。 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宋代記述海外情況的專書，由於作者得之傳   聞，不免有些失實。元代一些海上旅行者寫作的海外地理著述，由於親自經   歷，記載的內容更為詳實可靠。周達觀在一二九六年隨元朝使臣赴真臘一年   多，回國後撰成《真臘風土記》一卷，共四十則，記述今柬埔寨的城廓、宮   室、服飾、村落、出產、貿易等地理情況。汪大淵在一三三○年到一三三九   年，兩次隨商船出海，途經南海諸島和印度洋沿岸數十國，還可能到過東非。   他隨手記下見聞，回國後編寫成《島夷志略》一書。書中某些內容沿襲周去   非、趙汝適的舊說，但大部分記載詳實，較當時其他的有關地理著述更為可   信。 第四節   科學技術 在我國科學技術史上，宋元時代是科學技術最為繁榮發展、各種發明創   造層出不窮的重要時期。天文學、數學、醫學與本草學以及技術科學的許多   部門都取得了新成就。下面分別作簡要的敘述。 （一）天文學與數學 天文學   宋朝曆法一共改了十九次，是我國歷史上曆法改革頻繁的一個   朝代。曆法的不斷改革，反映了天文學研究的活躍。 宋朝天文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北宋初到神宗前，曆法以崇天曆為   代表，主要成就是超新星的觀測；神宗朝到北宋末，曆法以紀元歷為代表，   主要成就是水運儀象台的製造；南宋時代以編撰統天曆為著名。 北宋初，用後周王朴的欽天曆。欽天曆在天體運動的計算中提出了等加   速運動的公式，是準確的。仁宗朝用崇天曆前後達四十年。著名的天文學家   楚衍參與崇天曆的編撰。在司天監任職四十多年的天文學家楊惟德，在他的   著述中曾一再介紹崇天曆。崇天曆的天文數據較接近天文實際。至和元年（一   ○五   四年）四月朔   有一次日全食。當時在汴京觀測這次日食是「日食既，   至申乃見，食九分之餘」。用崇天曆推算食甚時間在申正一刻二十分，食分   為九分半弱，與觀測所得幾乎相同。北宋又有紀元歷，是天文學家姚舜輔等   所編撰，它的求赤道坐標變換為黃道坐標的計算方法比較簡易。紀元歷中還   引進了四次方程式的算法。它的各項天文數據多為金大明曆和元授時曆所采   用。北宋沈括提出了十二氣歷的編制方法，雖沒有實行，但在曆法史上無疑   是一項卓越的成就。 北宋的天象觀測很有成績。對天空三十一大區（即三垣：紫微垣、太微   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恆星位置的觀測共進行了六次。大中祥符、景祐、   皇祐、元豐、紹聖和崇寧年間各進行過一次。元豐時的觀測被畫成星圖，見   於蘇頌的《新儀象法要》和黃裳的天文圖。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黃圖在   乎江府復刊，即現存的蘇州天文圖。崇寧年間觀測到的記錄，部分載入紀元   歷內，所測二十八宿距度星的平均誤差絕對值只有0°.15，已很精密。 江蘇蘇州南宋石刻《天文圖》 北宋有兩次超新星的觀測，一次是一○○六年（景德三年），一次是一   ○五四年（至和元年）。前者是在司天監內觀測到的，在騎官星西，相當今   天蠍宮星座，形狀如同半個月亮，四周有光芒，亮度可以鑑別物體。後者是   楊惟德觀測到的。這星本來很暗淡，他觀測時忽然亮起來，星的亮度和金星   差不多，四周都是光芒，顏色已達到熾白狀。這是因為星的內部結構突然變   化而引起爆發，亮度增加千萬倍所致。楊惟德觀測到這顆超新星的位置在天   關星附近，相當今金牛宮星座內、所以這超新星稱為一○五四年金牛座超新   星。 一○○二年（咸乎五年）司天監對獅子座流星雨的觀測，一○六四年（治   平元年）沈括對隕星的觀測，一○六六年（治平三年）司天監對哈雷彗星的   觀測，都很有名。沈括對這次隕星的記錄也很翔實。歷史上以隕星為隕鐵的   解釋，沈括是第一人。 元代銅壺滴漏 北宋的天文儀器製造也有成就。在計時儀器方面，仁宗朝有燕肅造蓮花   漏，在很多州使用。蓮花漏就是浮漏，用兩個放水壺，一個受水壺，再用兩   根叫「渴烏」的細管，利用虹吸原理，把放水壺中的水，逐步放到受水壺中，   使受水壺中水平面高度保持恆定。相等時間內受水壺的水流速度恆定，據以   測定時間。 元祐年間，蘇頌和韓公廉等製造水運儀象台。這是把測量儀器的渾儀，   表演儀器的渾象和計時儀器集中在一起的一項劃時代創作。這個水運儀象台   分三層，高三丈，上層放渾儀，中層放渾象，下層是傳動機械設置部分。在   報時的設置上又分五層木閣。古代以一天為一百刻，又一天有十二時辰，一   夜有五更，一更有五籌（五夜）。這五層木閣都能報告出來。這個儀器用水   力轉動，吸收前人許多優點而發明了和鐘錶中相同的擒縱器，使這儀象台有   節奏的按時轉動，把報時、觀象、測天同時表達出來。劉弇（元豐二年進士）   在《龍雲集》卷二《太史箴並序》一文中說：「其後築台，別置渾儀象，激   金水其下，機擎輪吞排，晦斡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推崇備至。 南宋改歷，以寧宗朝楊忠輔的統天曆為冠。統天曆定一回歸年的長度是   365.2425   日，和現代通用的格列高利歷相同。後來元朝的授時曆也同這個   數據。統天曆還提出了回歸年日數長度變化的法則。 紹興年間，王及甫曾製造假天儀，見他所著的《天經》。這假天儀整個   形狀象一個瓮，瓮裡面「鑽穴為星」，把我國看不到的南天星座部分作為瓮   口，瓮用柱撐起，瓮口有四柱小梯，觀看時可以扶梯進去。這個瓮還有一根   軸可以轉動表演。元朝郭守敬造玲瓏儀也是一個假天儀，是王及甫工作的繼   續。 金滅北宋，把紀元歷也帶到北方，成為金楊級編大明曆的底本。一一八   ○年（大定二十年），趙知微重修大明曆。趙知微的貢獻有兩條，一是對太   陽視運動的計算中初步用了內插法三次差的公式。二是對日月食食限的計算   用了幾何方法。這都是天文計算方面進步的措施。契丹人耶律履修乙未歷，   沒有實行。後來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在元初修庚午歷，庚午歷內容雖十九采   自趙知微的大明曆，但耶律楚材在曆法中提出了樸素的地球經度（里差）概   念，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上的一項創見。又據《金史·天文志》，興定五年   （一二二一年）司天台內還有女真族天文學家夾谷德玉擔任天象觀測工作。 金朝從北宋得到的天文儀器，放在法物庫內擱置了二十多年。一一五四   年（貞元二年）始交司天台管理。貞祐南渡後沒有搬回開封。又因當時銅的   缺乏，在開封也沒有造新的渾儀。據《金史·章宗紀》，承安四年   （一一九   九年）有丑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等圖，當時「命有司依式造之。」   浮漏即指蓮花漏。水稱在北宋水運儀象台中約相同於天衡。影儀和簡儀的內   容不詳（可能為後來郭守敬造簡儀和景符時所據）。 明昌年間，張行簡又造星丸漏，比較新穎。星丸漏北宋叫輥彈漏刻，很   少記載，相傳是後唐僧人文浩所發明。利用一銅丸，通過四個曲折的孔道，   從上放入自下落出，保持恆定速度而測定時刻，在行軍和旅途中應用。後來   元朝都城用的碑漏，也是星丸漏的一種。又據《金史·章宗紀》，泰和四年   （一二○四年）司天台長行張翼曾進《天象傳》。長行是司天台內的散職官   名，《天象傳》當是天象記錄的專書。 元朝天文學以郭守敬等人編制授時曆為其高潮。清代所編《疇人傳·郭   守敬傳》說：「推步之術，測與算二者而已。簡儀、仰儀、景符、�幾之制，   前此言測候者未之及也；垛疊招差、勾股弧矢之法，前此言算造者弗能用也。   先之以精測，繼之以密算，上考下求，若應準繩，施行於世，垂四百年。可   謂集古法之大成，為將來之典要者矣。」這不獨是對郭守敬等人的評價，也   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總結。測是觀測，代表儀象；算是歷算，代表曆法。先   通過觀測實踐，再通過計算實踐，所得結論是「若應準繩」，便以為法。一   二八○年（至元十七年）授時曆編成，郭守敬等人在給忽必烈的奏報中說：   自西漢三統曆到北宋紀元歷共一千一百八十多年，曆法改了七十次，其中新   創法的有十三家。從紀元歷到至元十七年又一百七十多年，授時曆考正凡七   事，新創法又五事。按授時曆中考正七事都是對天文數據的重新測定。包括   冬至時刻、回歸年長度、太陽的位置、月亮的位置、交食的辰刻、二十八宿   距度和太陽出入時刻。其中測二十八宿距度比北宋崇寧年間觀測的還要精   細。回歸年長度則採用了統天曆的數據而加以詳細證明。創法五事都是對天   文計算的改革，可歸納為兩點，一是全面用內插法三次差計算並定出公式，   即所謂「垛疊招差」。二是引進了球面直角三角形法，即所謂「立渾比量」。 授時曆的完成主要歸功於郭守敬在儀象觀測上的貢獻。在天文儀器製造   上郭守敬確有驚人的創造力。他十五六歲時即致力於這方面的工作，一直到   大德年間將近七十高齡還造天文鐘呈進。專研於此，達半個世紀。郭守敬在   天文儀器製造方面勇於創新，力求提高精確度和切合實用。元以前的渾儀上   有七八個大小的環，環環相套，在觀測上妨礙視線。郭守敬造簡儀以簡化渾   儀，只保留了兩套觀測用環，一個是測量赤道坐標，一個是測量地平坐標。   元以前的圭表高八尺，郭守敬造高四十尺的銅表比舊有的表高五倍，這樣對   測量日影長度的相對誤差可減少到五分之一，測量的精確度大為提高。又在   高表上設置了景符，能測量到太陽圓面中心的精確位置。他又造七寶燈漏、   櫃香漏、屏風香漏等計時設置，都是根據不同要求而製造使用的。 元朝在天文學上還有一項重要的成就，即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的   大規模緯度測量。這次測量在二十七個觀測站舉行，地理緯度從北緯   15°   到   65°。觀測的結果在陝西行省、河南行省和中書省直轄地的十四個觀測點用緯度值   來比較，平均誤差在半度以內。可見觀測的精細可貴。 數學   與天文學關係密切的數學，宋元時代也很發達，出現了好幾位有   成就的數學家。北宋有賈憲，南宋末有秦九韶和楊輝，金末有李冶，元初有   朱世傑。秦、楊、李、朱是金元之際數學上的四大家。 賈憲是天文學家楚衍晚年的學生，做過右班殿直和左班殿直。時在沈括   之前。王洙《談錄》上說：「賈憲運算亦妙，有書傳於世。」賈憲在數學上   的發明有二：一   是開方作法本源圖，就是指數為正整數的二項式定理係數表，   從商除、平方、立方、四次方一直到六次方的係數列成一個圖，世稱賈憲三   角形。比西方同樣的巴斯加三角形要早六百年。二是增乘開方法，是解一元   多次方程求正根的一種簡便方法。這種方法也比西方為早。商除是一次，平   方是二次（是面積），立方是三次（是體積），這都容易理解。再進一步碰   到四次是什麼，要突破這一點，確實很非凡，開四次方可以，則開多次方便   可類推了。賈憲為我國古代代數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賈憲以後，沈括在數學上也做了些工作。一項叫會圓術，就是已知弓形   的弦和圓徑求弧長。在我國歷史上首先提出孤線與直線的關係，但沈括的結   論還是一近似公式（這公式元朝郭守敬等人撰授時曆時用到它）。又一項叫   隙積術，用到一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方法。沈括還發明了指數相乘的法則。   物理學上凹面鏡成倒像的解釋，沈括說籮家叫「格術」。天文學上推算五星   運動的順逆留合，沈括說算家叫「綴術」。測量學上的審方面勢，沈括說算   家叫「喜術」。當時對待數學和其他科學的關係，於此可見。 秦九韶，南宋未普州安岳人。早年曾在杭州從隱君子受數學。一二四七   年（淳枯七年）著《數書九章》一書。他在著作中發展了賈憲的增乘開方法，   解一個一元十次方程式，並附有算圖。算圖中列算式如層層剝筍，秩序井然，   所以現在還有人把增乘開方法叫「秦九韶程序」。秦九韶還發明了整數論中   一次同餘式組的普遍解法，這就是聞名世界的中國剩餘定理。 金代，數學上發明了天元術。大約金中時開始流行，之後得到迅速的推   進。一一八四年（大定二十四年），平陽畢履道為了校訂地理書用到當時流   行的算法。又有平陽人蔣周著《益古》一書，記錄了天元術。還有金都水監   頒印的《河防通議》（約在明昌年間）也有算法講到天元術。蔣周這部書已   伏，《河防通議》中的算法可以從元人引用中得知。最早的天元術比較簡單，   立出算式只是解一個一元二次方程。天元術發明後，平陽、太原、東平、真   定等地區廣為傳播。 天元術以「元」代表未知數   X，以「太」代表常數項。列式時把元字寫   在算碼的右側，如 11   元即表示2x，或單寫太，如   11   太也同。寫了元便不   寫太，寫了太便不寫元。方程式的各項是從下而上，即太在元下，太是常數   項，元是X   項，元上是X2   項，再上是 X3   項等等。太下是   1/X（即   X-1）項，   再下是 X-2   項等等。也有記法從上而下恰恰相反。在用算籌排列時，正數用   紅色籌。負數用黑色籌。用算碼時，正負數也用紅黑色區別，但為了書寫方   便，可在算碼的個位數加一斜撇，如-2作■，-231 作‖川卜。天元術的方   法一般是根據問題中已有條件，立天元一（x）為未知數（所求數），最後   列出方程式，解方程得數。至於解方程式在一元三次以上，就要用到賈憲的   方法。 金末在真定府一帶流傳的一部數學著作叫《洞淵測圓》，指演算勾股容   圓（直角三角形的內接圓）算題共有十三問。李冶根據此書加以推廣，又集   天元術的大成，寫出了他的名著《測圓海鏡》。 天元術出現後，很自然地發展為天地二元木，天地人三元術和天地人物   四元術。這大概已是元代的事了。 現在流傳下來的元代數學著作有：《錦囊啟源》、《透廉細草》、《丁   巨算法》（一三五五年），只存輯本；《算法全能集》、《詳明算法》、《算   學啟蒙》（一二九九年）、《四元玉鑒》（一三○三年）存有足本。後兩書   都是朱世傑所撰。朱世傑是元朝數學家的代表，也是當時世界上傑出的數學   家之一。 朱世傑在數學上的貢獻主要是發明四元術和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   法。他是一位數學教習，週遊湖海二十餘年。他的數學實踐活動大約在元朝   初期。由天元術發展到四元術是當時數學演算中的必然結果。四元術以天地   人物表示四個未知數，天在下，地在左，人在右，物在上，中間是太。和天   元術的表示法相類，太（常數項）下面是天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左邊是   地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右邊是人的一次方、二次方等等，上面是物的一   次方、二次方等等。如果天與地相乘則放在左下方各位置，地物、物人、人   天相乘類似。只有不相鄰的天物（上下）、地人（左右）相乘各項，則放在   相應的夾縫內。四元術的計算方法用四元消法，把四個元經過剔消，最後剩   下一個元。這個元如果不是天元，可以易位。然後用天元術的解法，求得答   案。《四元玉鑒》的一篇序文上說：「上升下降，左右進退。互通變化，乘   除往來。用假象真，以虛問實。錯綜正負，分成四式。」這種數學思想的形   成是經過了比較複雜的思辯過程。在我國古代數學中明確提出數學「用假象   真，以虛問實」，這還是第一次。 朱世傑的多種高階等差級數求和方法，古代叫垛積術。他以茭草垛（即   一加二加三加四⋯⋯）為母垛，推演出各種不同方式的垛而求其積。其名稱   有英草落一形、三角落一形、撤星更落一形等十多種。朱世傑在垛積命名和   演算上都掌握了演繹歸納的初步方法，他演算的結果和推導的公式都很準   確。朱世傑這方面的工作，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先進的。 由於手工業生產的發達，商業上交換的頻繁，宋元時代實用算術方面也   有很大的進展。第一是發明了除法口訣。第二是出現了完整的算碼。第三是   計算工具由籌算發展為珠算。 簡易乘除法在唐中葉已有人注意。北宋初徐仁美設「增成立一」法，沈   括說：「增成一法，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   八除者增二便是。」九除增一和八除增二就是後來的九一下加一和八一下加   二等句。同時，宋初的應天曆內提到身外除一、身外除三等，身外除一指除   數是十一，身外除三指除數是十二。可知除法口訣在宋初已開始有了萌芽。   這一新生事物很快為廣大人民所掌握，到南宋末和元初，除法九歸的口訣便   全部成熟了。二一添作五、三一三十一等句在計算技術中傳誦開來。又在田   畝計算中發明了飛歸。在斤兩換算中，創造出斤求兩和兩求斤炔。記錄簡易   乘除法的專書應推南宋末楊輝的著作。楊輝是錢塘人，著有《楊輝算法》，   對後來省算工作的推廣影響很大。 南宋出現了算碼，關鍵是零符號的發明。南宋蔡沈的《律呂成書》內，   把   118098   用文字表示為十一萬八千□□九十八，這□□即代表空百。畫方   時一快便變成○了   。大約江南在南宋未，北方在金末元初，數學著述中都   出現了○的符號。零的發現是數學史上一件大事。北宋司馬光《潛虛》中曾   經以×表示四。這樣我國算碼的初步形體是|   ||   川   乂   ò■■■義，後來   書寫   ò變成   8，義變為夂為文。這就是後世所說的蘇州碼子字。在阿拉伯數   碼字推廣使用以前，我國數學上的演算，商業上的會計都用這種算碼。 元代已普遍使用算盤。劉因《靜修先生文集》中有算盤詩。元劇中也見   算盤。元末明初陶宗儀的《輟耕錄》已論算盤珠。近年發現洪武辛亥（一三   七一年）金陵王氏勤有書堂新刊《對相四言雜字》（看圖識字書）有算盤圖，   十檔，上二珠下五珠。這是目前發現最早的珠算算盤圖。這部《對相四言雜   字》中圖繪的服裝純是元代式樣，知此書的租本當在元代。書中還有算子圖，   算子即算籌。《水滸傳》中所稱的算子也即這種算籌。由此看來，元朝到明   初仍是籌算和珠算並用時代，大概到明中葉以後，便廢棄籌算而專用珠算。 （二）醫學與本草學 宋朝編輯出版了大量醫藥書籍，傳播醫藥文化。仁宗時，兩次集中校刊   醫書。一○二六年（天聖四年）編輯出版了王惟一的《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三卷，並在汴京刻石。又鑄銅人，刻畫經穴傳授。九七八年（太平興國三年），   王懷隱主編《太平聖惠方》一百卷，按一千七百二十九種症狀，收集一萬六   千八百三十四份處方，分一千六百七十門類編排，在九九二年（淳化三年）   和一○八八年（元祐三年）先後出版。太宗雍熙年間，賈黃中等人編輯《神   醫普救方》達一千卷之多。徽宗時，曹孝忠主編《聖濟總錄》二百卷，收錄   藥方二萬多，已雕板而不及付印，北宋亡。金軍占領汴京時取走書板，後在   金、元刊刻。 神宗元豐中，詔令各地名醫進特效藥方，由太醫局通過試驗，證明可用   後，按方製藥，在太醫局熟藥所出售，並把藥方出版，公諸於世。徽宗大觀   時，陳師文等又進行訂正，凡錄二百九十七藥方，分二十一門，這就是有名   的《和劑局方》。局方的出版是北宋後期醫學中的一件大事。局方所收的都   是複方，這是我國古代第一部由國家頒發的配方手冊。岳珂說：「《和劑局   方》乃當時精集諸家名方，凡幾經名醫之手，又經太醫局內臣參校，可謂精   矣。」《和劑局方》一書後來曾不斷增補，在宋朝風行一時。 北宋醫學已分九科，即：大方脈（內科）、風科、小方脈（兒科）、產   科、瘡腫兼折傷（外科）、眼科、口齒兼咽喉、針灸、金鐮兼書禁（金鍊也   屬外科，書禁指祝由科等類）。 宋代醫學上的成就，以兒科為最著。北宋中葉，錢乙著《小兒藥證直訣》   三卷，錢乙專研兒科四十多年，對兒科常見病都有比較準確的治療方法，已   能鑑別痘疹和其他發熱病不同。南宋初，劉昉等人編《幼幼新書》四十卷，   同時還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收集兒科病例比較全面。前者對嬰   兒保育方法、新生兒病和小兒發育異常等都有詳細的記載。後者舉出小兒臍   抽風和成人的破傷風屬同一種病，是診斷學上很大的發明。又對小兒缺唇的   縫合和小兒駢指的切斷，也創我國醫學上的先例。 婦產科在宋代也有進展。哲宗時，楊子建著《十產論》，記載了橫產（手   先露或臂先露）、倒產（足先露）、偏產（額先露）、礙產（臍帶攀肩）等   不同類型，並說明如何使胎位轉正的各種方法，是我國古代產科學上的著名   文獻。南宋陳自明著《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也是一部婦產科的重要專   著。 南宋出現了病因學的著作。陳言著《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十八卷。三因   是把疾病發生歸納為三種原因： 一種是由於氣候影響的疾病，叫做外因病；一種是由於情感關係而得的   疾病，叫做內因病；還有一種是由於飲食關係或外傷引起的病叫不內不外因   病。當然這種分類法還欠完善，但病因學的出現，說明南宋在醫學研究上跨   進了一步。南宋末，施發著《察病指南》，繪有脈影圖，也是一項醫學上的   成就。 一二四七年（淳祐七年），宋慈著《洗冤集錄》五卷。這是總結宋和宋   以前的法醫學知識，包括殺傷、驗屍、檢骨和死傷的鑑別，服毒致死的毒物   介紹，和救死方的記載等。其中合血法和滴骨法，有一定的道理。 金代醫學的發展，分為三期：海陵王以前為前期，世宗至章宗泰和時為   中期，章宗泰和年以後為後期。 前期醫學的代表是成無己的工作。成無己原為北宋開封名醫，後隨金軍   北上，為權貴攜居臨演。他的工作主要是對《內經》、《傷寒論》等古典醫   書作注釋。由於成無己名望很大，所以他的著作受到當時的重視，開金代研   究醫學的風氣。中期醫學的代表是劉完素和張元素兩人，《金史·劉完素傳》   說他「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趙秉文《閒閒老人滏水文集》   也說：「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真號完素，精幹《素問》，多用涼藥，以矯   一時之弊。」所以後世稱劉為寒涼派。《金史·張元素傳》說：元素 「平素   治病不用古方」，「古方新病，不相能力」，自為家法，獨樹一幟。後期醫   學的代表是張從正和李杲。張從正，字子和，他去世時金朝還沒有亡。李杲   則進入元代。張從正繼承了劉完素的學術思想又有所發揮。他用古醫書的汗   下吐法，用得很精，號稱「張子和汗下吐法」。他力主去邪而用攻法，所以   後世稱他為攻下派。張從正晚年頗不得志，他自己寫了一首詩，說「酷嗜醫   經五十年，野芹曾獻紫宸前，而今憔悴西山下，更比文章不值錢。」李杲是   張元素的學生，他有兩部醫學名著，一是《內外傷辨惑論》，二是《脾胃論》。   元好問為《脾胃論》作序，說：「往者遭壬辰之變，五六十日之間，為飲食   勞倦所傷而沒者將百萬人，皆謂由傷寒而沒。」「壬辰之變」即指《金史·哀   宗紀》所載的天興元年（一二三二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   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是一次大的流行病熱症。李杲以   為不是傷寒，用治傷寒的方法是錯誤的。他通過治療實踐創內傷學說。元好   問說李杲撰「脾胃論丁寧之，下怯千載之惑。」李杲以為「內傷脾胃，百病   由生。」用溫補脾胃之法治之。後世稱之為補土派（脾於五行屬土）或溫補   派。 元朝醫學在宋金醫學的基礎上又有所進步。其中有成就的可推朱震亨、   危亦林等人。朱震亨，婺州義烏人，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等書。   他多受劉完素和李杲的影響，但並不拘泥於他們的學說。他主張「陽有餘而   陰不足」，創「滋陰養火」方法。後世稱他為滋陰派。他所用的有些藥劑如   大補陰丸、瓊玉膏等，到現在還流傳服用。劉完素的寒涼派、張從正的攻下   派、李杲的補土派和朱震亨的滋陰派，號稱金元醫學的四大學派。金元醫學   四大家繼承了傳統的醫學體系，但又各自體現了這時期的時代特徵。朱震亨   的《局方發揮》是批評北宋的《和劑局方》，認為局方的缺點是按經驗辦事，   「官府守之以為法，醫門傳之以為業，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習之以成俗」，   沒有考慮到產生疾病的新的因素。「集前人已效之方，應今人無限之病」，   勢必要發生問題。這對墨守成規的人是確切的批評。 危亦林是傷科專家，著有《世醫得效方》二十卷（一三四三年）。在本   書第十八卷中有「用麻藥法」，是世界上用麻醉藥治病的較早記錄。 本草學的發展在宋元是一個高潮，尤其是北宋更為突出。本草學不僅是   藥物學，它還包含了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等知識，是宋元自然科學全面   發展的標誌之一。 九七三年（開寶六年）劉翰、馬志等修《開寶本草》二十卷，比唐《新   修本草》增加藥物一百三十三種。仁宗時掌禹錫等又修本草，一○六一年（嘉   祐六年）成書，稱《嘉祐本草》，又增加藥物一百種。次年，蘇頌在這基礎上撰《圖經本   草》二十卷，是刊本本草有圖之始。一○九二年（元祐七年）陳承又將這兩   書合併，並加注釋，成《重廣補註神農本草並圖釋》二十三卷。唐慎微又添   加藥物六二八種，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三十二卷。徽宗大觀年間和政和   年間又加增訂，世稱《大觀本草》與《政和本草》，廣為流傳。政和時，寇   宗爽撰《本草衍義》二十卷，辨正藥物四百多種。南宋時，出現了彩繪本的   本草著述，現傳有《履峂岩本草》。元朱轅撰《大元本草》，「欲廣本草以   盡異方之產」書稿未刊，現存有許有王的一篇序文，收在《至正集》內。 《圖經本草》中豐富的植物學知識，來自各植物藥產地人民的長期調查   研究。對植物形態，一般按苗、莖、葉、花、實、根依次敘述。已知苗莖是   同類。對於莖，已能分別「苗如藤蔓」的纏繞莖，「蔓延草木之上」的攀緣   莖，和「其莖如筋」的直立莖。對於時，已能區別葉序，凡對生葉序叫做「兩   兩相對」；輪生葉序叫做「葉作層，每層六七葉如車輪」；叢生葉序叫做「葉   青碎作叢」。 一般為互生葉序。對葉緣也予注意。對於花，則花萼、花托、花蕊、子   房、花序等都有詳略不同的記載。花的顏色說得最為詳細。《本草衍義》記   載石南花說：「正二月間開花。冬有二葉為花苞，苞既開，中有十五餘花，   大小如椿花，甚細碎，每一苞約彈許大，成一球，一花六葉，一朵有七八球，   淡白綠色，葉末微淡赤色，花既開，蕊滿花，但見蕊不見花。」對花的觀察   如此細緻，與現在的植物志相比，也無遜色。對於果，一般叫莢子或子，子   又叫人（仁），大部是對種子而言。還有角（果）、核（果）、莢果等名稱。   白瓜也以果實為名，這和現在叫瓠果的意思相同。 宋朝還有很多植物專譜，這也和本草學的發達有關。其中以歐陽修的《洛   陽牡丹記》，陳翥的《桐譜》，蔡襄的《荔枝譜》，王觀的《芍藥譜》，劉   蒙的《菊譜》和南宋韓彥直的《橘錄》最為著名。這些專譜分別總結種植的   經驗，記載某種植物的品種、性狀、栽培技術、防治病蟲害、果實的加工和   貯藏方法等。和園藝學有關的著述，有南宋陳景沂的《全芳備祖》。 北宋時已觀察到植物通過嫁接可以產生變異的現象。《圖經本草》中關   於牡丹的記載，說「圃人慾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   其狀百變。」一○八二年（元豐五年），周師厚詳細敘述了花的四時變接法。   劉蒙論菊花時說：「歲取其變者以為新」，是知道變異與形成新種有關。沈   括《夢溪筆談》中已接觸到植物生態學的領域，即植物生態因素與氣候、地   形、濕度和高度有關。和沈括同時的陸佃，記載了棗樹根部用繩縛緊可使棗   子自落的方法，已觀察到植物生理學有關的一些現象了。 動物學知識方面，《圖經本草》內觀察到烏賊「八足聚生，又有兩須」，   與近代定為十腕類相符。又記載動物的生活史，如穿山甲食蟻，牡蠣的「蠣   房」如山以及螳螂的產子等，都比以前的記錄生動而具體。《本草衍義》斷   定河豚實有大毒，校正了《神農本草經》的錯誤。又論■魚「腹重墜如囊」。   寇宗夷「嘗剖之，中有三小蟹，又有四五小石塊，如指而許，小魚五七枚。」   則已知道通過解剖觀察動物的食性。元王惲撰《宮禽小譜》介紹十七種鳥類   的形態，是我國較早的論鳥類的專書。 《圖經本草》中還記載了紫鉚（即紫膠蟲）分泌紫膠的現象。關於五倍   子，北宋著述中說：四川等地有一種蟲叫蟆子，它寄生在鹽膚木樹背陰處，   春天生子，卷葉成窠，大如桃李。其寄主及生活狀況幾乎和現在所知相同。   南宋開始人工飼養白蠟蟲，並有關於白蠟蟲的生活史的記載。紫膠、五借子、   白蠟都是現代某些工業上需要的原料。 《圖經本草》中還記有採珠砂時對礦床的認識叫珠砂床，並有岩石斷口   特徵的描寫。沈括對石膏結晶體的觀察，已經從原有形態、色澤及將石膏加   熱後的變化等各方面都作了分析。可見當時人們對某些物質的研究已不只從   表面現象去觀察，而且進一步注意到內部結構了。 《圖經本草》載有動物化石的資料。元豐年間，孔武仲的詩集和南宋初   杜綰的《雲林石譜》都記錄了魚化石。江西武寧保存有北宋時代所發現的一   塊化石的實物，形狀象竹筍，上面有黃庭堅的題詩。黃庭堅說它是筍石。經   考定為中華震旦角石，是一種動物化石。沈   括曾注意到植物化石與古地理   和古氣候的聯繫，這種思想是很進步的。 （三）技術科學 宋元時代出現了好多種技術專書。我國古代文化史中的技術科學部分逐   漸形成了。這些技術專書中有論建築技術的《木經》和《營造法式》，有論   冶煉技術的《浸銅要略》，有論織機技術的《梓人遺制》，有論製鹽技術的   《熬波圖詠》，還有論造船技術的船式、船樣諸書。《武經總要》中則收集   了有關軍事技術的紀錄。《新儀象法要》是一部論述天文儀器製造技術的專   書。這些專書的出現，充分說明了宋元時代在建築、冶煉鑄造、紡織、製鹽、   造船等技術各方面都有較高的水平。關於宋代的農業技術和工業技術上的三   大發明即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用於航海和火藥用於製造火器，已見另章（見   本書第五冊），這裡不再重述。 建築——北宋初，工匠喻皓著   《木經》三卷，其中規定屋架尺度以梁的   跨度為準，階基高度以柱高為準，後人都依以為法。喻皓和畫師郭忠恕參加   了九八九年（端拱二年）所完成的開寶寺塔的建築工作。 一一○三年（崇寧二年），李誡集合了建築工匠的智慧，並依據他自己   從事建築的經驗，編成《營造法式》一書，這是我國古代建築科學的一項寶   貴遺產。《營造法式》中的大木作制度首先提出用材的標準，共分八種，這   樣木材的使用就能控制。其次對於梁、柱和斗拱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為   了增加建築物的穩定性，書中記載了柱的「生起」和「側腳」的方法。生起   是由中心到四角的柱逐漸增加柱高。側腳是外圍的柱腳稍微向內側倒斜一   些。這樣都使建築物重心向內，使梁、柱、枋的結合更加緊密。梁的截面規   定高與廣的比例是十五比十（即三比二，3/2=1.5），這和現在計算上要求   比例為2   （＝1.4142），誤差很小。斗拱是由方形的斗和近似弓形的拱累   疊而成，介於梁和柱之間。根據建築物的大小，斗拱分好幾層，逐層向外挑   出，形狀上大下小，好象一個托座。前面挑出屋檐，後面承托梁架。斗拱是   我國古代建築中比較複雜的結構部分。斗拱有放在柱頭的、柱間的和房屋四   周轉角的，各有專門的名稱。對屋頂則有「舉折」的制度，即規定各種結構   的坡度標準。 《營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制度，是包括門窗、欄杆、天花板、樓梯等各   件的製造方法和用材規格。還有佛殿中的轉輪藏，設計巧妙，整個轉輪利用   中心一根立軸轉動。宋胡寅《斐然集》上說：「載以機輪，推而轉之。」立   軸上下都用鐵制器械困住。轉輪分七格，每格放佛經的經匣，輪軸運轉，可   檢閱所需要的佛經。四川江油竇圌山雲岩寺內發現南宋初期製作的飛天藏，   仍保存了北宋時代的建造手法。飛天藏又叫星辰車，也是輪藏的一種，據研   究已有軸承的裝置。 小木作還製造各種器械和木樣。北宋最有名的器械是指南車和記里鼓   車。指南車和記里鼓車北宋以前已有發明，但製法失傳。一○二七年（天聖   五年），燕肅重新設計製造指南車，盧道隆設計製造記里鼓車。一一○七年   （大觀元年），吳德仁又設計製造指南車。尺寸規範都有詳細記載。這是我   國古代對齒輪系的高度運用。用兩個齒數相同的齒輪，中間嵌入一個中輪，   便能按同一速度和同一方向運轉。記里鼓車是用輪軸機械量度地面距離的特   有裝置。歐洲到十七世紀才有類似的計步計的發明。 《營造法式》還記錄了當時木工所用的一些新工具，其中有起線刨子，   為加工門窗複雜線腳之用；又有窄鋸，為鋸曲線時用；又如雕鎪的鎪，專用   來雕縷空花紋。 《營造法式》中的窯作制度，記錄了燒窯技術。據《宋會要》記載當時   有東西窯務，內工匠分為瓦匠、磚匠、裝窯匠、火色匠、粘膠匠、鴟獸匠、   青作匠、積匠、�窯匠、合藥匠十類。《營造法式》內的分工也大致相同。   其中火色是掌握火候。粘膠指粘瓦粘磚之類。鴟獸指造鴟尾和獸頭等琉璃制   品之類。青作是燒青瓷。積匠和�窯都指壘窯工作。合藥即合琉璃藥，指配   釉料的方法。 冶煉和鑄造技術——蘇頌   《圖經本草》中說到，江南、西蜀凡有爐冶的   地方都有鐵。鍛家燒鐵赤紅，在砧上打鐵，有打落細皮屑的叫鐵落，俗名鐵   花。鐵礦石初煉出來鑄■（音寫xiě。鑄造方法）器物的叫生鐵。再三銷拍，   可以作金屬薄片的叫熟鐵。生熟相和用來作刀劍鋒刃的叫鋼鐵。鍛灶中飛出   如塵，紫色而輕虛，可以磨瑩銅器的叫鐵精。對北宋鍛鐵生產過程，記載完   備無遺。其中鐵精即三氧化二鐵，現代還用來作為金屬寶石等器拋光之用。   銷拍就是炒煉。生熟相和製造鋼鐵，就是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說的灌鋼或   團鋼法。 宋朝在銅的生產上，除一般礦冶外，還採用了膽水浸銅法。一○三五年   （景祐二年），宦官閻文應獻計給許申「以藥化鐵成銅」。後二年，錢遜奏   報：「信州鉛山產石碌，可烹煉為銅。」浸銅法是把生鐵鍛成若干薄鐵片，   如魚鱗狀排列在膽水槽中，浸的時間短則五天，長則十天。要看膽水的濃度   而定。浸後，膽礬的銅離子被金屬鐵取代，形狀如赤煤附在原鐵片的周圍。   把它取出刮下來，在爐中「烹煉」三次便成銅。當時的生產指標大約是鐵二   斤四兩得銅一斤。槽中沒有被化的鐵片可保留，另外加新鐵片，再為浸制。   用這種浸銅法生產銅，世界上以我國為最早。這是水法冶金技術的起源，是   宋朝人民向自然界索取銅原料的一項重大發明。紹聖年間，當時管理饒州興   利場的張潛曾總結了工匠們膽水浸銅的經驗，寫有《浸銅要略》一書，原書   失傳，現只保存了一篇序言。 宋朝有許多大型鑄件，其中有針灸銅人，銅製渾儀、銅鼎等。宋徽宗時   所鑄的九鼎共重二十二萬斤，即每鼎重二萬多斤。留傳到現在的北宋大型鑄   件有山西太原晉祠金人台的大鐵人等。這些大型鑄件說明了當時鑄造工藝的   技術水平。 宋朝的鑄造工藝仍為傳統的泥型鑄造、失蠟鑄造和砂型鑄造。關於失蠟   鑄造，南宋趙希鵠的《洞天清祿集》說：「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這   「古者」當指北宋以前的方法。關於砂型鑄造，據記載南宋初仁和縣出橐籥   沙，可用來做鼓鑄之模。《遊宦記聞》中也提到蘄春錢監有沙模作。沙模就   是砂型。太原晉祠的大鐵人實物上有明顯的接縫，一般失蠟法都是整鑄，沒   有分段的   必要。又大鐵人胸部及小腿上都雕刻文字，砂型鑄造本身強度低，   不受雕刻，所以不象用砂型，很可能是用泥型鑄造法。 鑄造這樣的大鑄件，熔煉和澆注技術也是關鍵所在。《紹熙雲間志》記   載一○二四年（天聖二年）鑄造銅鐘，說：「洪爐啟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   飛廉借力」，對掌握大爐的操作技術，十分形象。「俄而煙飛焰歇，豁然中   度，華鍾告成，厥功斯就」，澆注過程相當迅速。一一○五年（崇寧四年）   鑄九鼎，也是「熔冶之夕，中夜起視，炎光屬天，一鑄而就。」由此可以推   測到北宋澆注設備的程度。 製鹽技術——一是海鹽的煎取技術，二是井鹽的汲取技術。一三三○年   （元至順元年）陳椿所著的《熬波圖詠》對海鹽煎取術記載十分詳細。《熬   波圖詠》中的「鑄造鐵拌圖」是宋元時代高爐型的一種。圖中提供了全套設   備的圖樣，用風箱來鼓風。風箱的設施又見於北宋《武經總要》中的「行爐   圖」。王禎《農書》內的水排圖也用到風箱。宋元時代風箱的發明是我國鼓   風設備的一項重要發展。這種形式的風箱一直流傳到現在。《熬波圖詠》中   最值得稱讚的就是蓮管秤試法。先把滷水分為四等，第一等是原鹽滷，鹽分   為百分之百。第二等是三分鹽滷一分水，比例為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等是一   半鹽滷一半水，剛好是百分之五十。第四等是一分鹽滷二分水，比例是百分   之三十三。然後用石蓮子四枚浸過，放在一個盛水的竹管內，竹管口上用竹   絲隔好不令蓮子漾出。分別放在四等滷水中作試驗。凡是四個蓮子都浮起來   的是第一等滷水，都沉下去的是第四等滷水，如果立浮於面的則看深淺程度   可定為第二等或第三等。這樣定出一個標準，便可以檢驗所得的滷水可煎或   不可煎。這種道理與現在用浮沉子測量液體比重的意義大致相同。 井鹽的汲取，以四川為最盛。北宋四川鹽井有大口井和小口井兩種。大   口井沿襲舊制。小口井則為北宋所發明，稱為卓筒井，簡稱筒井。用困刃鑽   鑿井口如碗口大，深達數十丈，用大竹去節作套管以保全井壁，用皮囊汲取   鹽滷。筒井後來叫竹井，鑽掘技術仍是在北宋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 開掘鹽井時，有硫化氫氣體危害性極大。後蜀廣政二十三年（九六○年），   陵州陵井井口冒出毒氣，「毒氣上如煙霧，煉匠人皆死」。這毒氣就是硫化   氫。北宋時通過觀察，從實踐中認識到這種毒氣能溶於水，凡雨天可免中毒，   故發明在井下設置水盤滴水，以保證安全施工，解除危害。 造船——宋代造船，已根據船樣打造。船樣又叫船式。一○○○年   （咸   平三年），造船務匠項綰等曾獻轉海船式。船樣有的是編成圖冊以供選用。   有的是設計船型，製成模型，然後製造。有的即據實體仿造。一二○三年（嘉   泰三年），池州秦世輔先造新樣鐵壁鏵嘴船和平面海鶻戰船兩種，經過試驗   後確屬快便。寧宗下詔，三衙江上諸軍如要修造戰船都照池州船樣。凡定船   樣時都考慮到船舶的總體布置，為了防止船舶部分破壞而影響整體，已有密   艙的設備。船型根據需要各有區別。沿海航行和遠洋航行船型不同。南宋沿   海航行已有防沙平底船。一一五八年（紹興二十八年），福建路安撫轉運司   言，魛魚船隻是明州上下淺海去處，風濤低小，可以差使；如果福建廣南出   海航行，則海道深闊，非明州沿海可比，所以要另制船樣，造尖底海船使用。 一九七四年，福建泉州灣後堵港西南海灘發掘出一艘南宋時代木造海   船，尖底，有十三個船艙，分艙密室的殘形還依稀可見。船中還發現大量香   藥、銅錢等。可見這是一艘航行於我國南海一帶的貨運海船。 據記載，宋朝以「料」作為船舶載重的計量單位。最小的般為五十料，   最大的達五千料。 大概內河船行的民船和戰船在五百料以內，沿海航行、遠洋航行的則在   四百料以至五千料不等。漕運綱船，每五百料船二十五隻，或四百料船三十   只，叫一綱。一綱可載重一萬二三千石。船舶主要結構尺寸大致也根據料的   標準而定。如三百料的長四十五尺闊十尺，八百料的長七十尺闊十八尺等。   宣和年航行到高麗的海船，「客舟」長一百多尺闊二十五尺，「神舟」長闊   三倍於客舟，更為高大了。 南宋初，陳傅良論「治大舟」，對控制船舶航行的三大重要部分：推進、   操縱和系泊裝置都有闡述。關於推進方式，宋朝船舶主要仍是風帆。徐兢說   宣和時到高麗的船，「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當時航行時風正、風偏和   風息，都以大帆或小帆調節使用。南宋初，還大量製造車船，用車輪作推進   裝置。楊太起義軍曾以車船大敗宋軍。踏車迴旋，橫衝直撞，將宋軍人船數   百隻盡碾沒入水。建炎中，乎江造船場造八櫓戰船、四櫓海鶻船等。乾道時，   建康造船場造一車十二槳四百料戰船。馮堪造多槳戰船，一艘用槳四十二枚，   櫓和槳都是傳統的推進工具。 關於操縱機構，主要是船尾舵。南宋後期已知道「柁與船首，適得其平」，   因為如果舵太長或太短都妨害了操縱船舶的航行。宋朝海船的船尾舵有正舵   大小二等，在遠洋航行時還用到副舵。系泊設備主要是矴（碇）。海船用矴   可重達千斤，「千斤鐵矴繫船頭，萬丈灘中得挽留。」近山拋泊叫拋矴或放   矴。還有游矴在風濤緊急時應用。掌管舵的叫舵手，掌管矴的叫碇手。 北宋熙寧中已設置船塢，修治長二十餘丈的龍船。南宋乎江府一帶有藏   船屋，是為保護船隻避免在露天受自然界的損害而製造的。 據《金史》記載，當時還創造了滑道下水法。船舶造成後，用新的秫秸   鋪在地上，又用大木頭在兩旁夾緊，乘霜滑拉動，這樣不很費力的下入水中。   據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記載，遇海船擱淺時，一種方法是把船裝的貨取出，   以減輕負重，如還無效，便縛排求活。這都是利用了浮力的道理。北宋懷丙   曾用兩船架起沉入河中的鐵牛，也是利用浮力。 宋張商英《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有海船圖，並說：「酌海深淺，於   其遠近，望月觀星，知來識往。」「酌海深淺」是測深，「於其遠近」是測   程，「望月觀星」是天文航海，「知來識往」是熟知海道。海船的製造與航   海技術的發達是分不開的。 紡織——紡織技術分紡和織兩方面，宋元時代紡的技術以元王禎   《農書》   中記載的水轉大紡車為其代表，織則以元初薛景石《梓人遺制》集其大成。 水轉大紡豐是在紡的工藝上以水力代替人力的創舉。原來紡車都用手   搖，後來發明了腳踏紡車，有三個錠子。王禎《農書》中已記有五個錠子的   腳踏紡車。山於水力的應用，元代出現了有三十個錠子的大紡車。王禎說：   「車紡工多日百斤，更憑水力捷如神。」水轉大紡車的錠子是直立的，改變   了手搖和腳踏紡車中錠子橫排的形狀，這樣便於操作而少占用空間。現在的   紡紗機中紡錠也是直立，可能就是從這種大紡車發展而來。 《梓人遺制》有一二六三年段成已的序，說明這是元初的作品，是薛景   石總結元以前的織機構造而寫成的專書。序文中說道：「其所製作，不失古   法，而間出新意。」「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為之圖。」「每一器   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現在所知，《梓人   遺制》是世界上論織機構造最早的一部專書。技術專著的編纂，是宋元時代   技術科學的一個特點。 《梓人遺制》中列舉四種木織機，一是華機子，即提花機。一種是立機   子，即立織機。一種是羅機子，即專織紗羅紋織物的木機。一種是小布臥機   子，即織一般絲麻原料的另一種木機。《宋會要·食貨》記宋初置有機抒院，   每人管機三四張。又記九九八年（咸平元年）績錦院舊有錦綺機四百餘張。   這應當包括了提花機及其他木織機。這樣的規模已是很不小了。 第五節   文化交流 宋金元時期，是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繁榮時期，也是與域外諸國的文化交   流更為發展的時期。宋朝的統治不及於西域，傳統的東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   但通過海路，東與高麗、日本，南與南海以至非洲諸國，仍然往來頻繁，交   流著文化與科學。蒙古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國，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前所   未有的發達景象。元朝建立後，欽察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仍然與   元朝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繫。歐洲與中國開始有正式的使臣往來。   商人與教士的往來，更為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普遍建立了   多種聯繫。文化交流的範圍，空前地擴大了。 下面簡要敘述宋金元時期文化交流的概狀。 （一）高麗與日本 高麗   宋、遼、金時期，三朝與高麗公私交往都很頻繁。汴京和臨安都   建有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臣。宋神宗時，高麗使臣所過州郡，官員要出城迎   送。宋朝使臣去高麗，高麗也隆重接待，在開京建有專供宋使下榻的順天館。   宋朝皇帝和高麗國王經常接見並宴請對方的使臣。高麗贈送宋朝的禮物中有   羅、人參、藥材、白硾紙、松煙墨、硫磺、青鼠皮、摺扇、松子、柏子等；   宋朝的回贈有龍鳳茶、酒、樂器、建本書籍等。宋、金與高麗的民間貿易也   十分頻繁。宋朝商人常常幾十人或幾百人，由一名「都綱」率領，駕三、四   艘船橫渡黃海，赴高麗貿易。一般是第二綱到達高麗，第一綱必定回國，第   三、四綱也是如此。高麗船舶每年初夏也來登、明州等地貿易。元朝建立前，   蒙古軍即已侵入高麗。元世祖時，設征東行省，把高麗作為侵略日本的基地。   元朝的統治為高麗人民帶來了災難，但兩國的文化交流仍在進行。 宋、金、元的統治者曾應高麗國上的請求，將一些刻印精美的書籍，諸   如《九經》、《史記》、兩《漢書》、《聖惠方》、《太平御覽》、《文苑   英華》、《冊府元龜》、《大藏經》、《三經新義》等贈給高麗；高麗也以   中國已經失傳的古籍如《（黃帝）針經》、《（京氏）周易占》，以及高麗   書籍如《三國史記》等作為回贈。元仁宗贈給高麗四千三百多冊宋秘閣舊藏   的善本。兩國商人、僧人也各將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內。宋朝江南商   人李文通等人，一次運往高麗近六百卷宋版書籍。泉州商人徐戩專為高麗在   杭州雕造《新注華嚴經》板，然後運往高麗。高麗國王之子、僧人義天和尚   歸國時，帶回宋佛經三千多卷。元初，高麗博士柳儷在江南購回經籍一萬零   八百卷。一○二一至一○八七年，高麗根據遼、宋佛藏，首次雕印《大藏經》。   一○八七至一一○一年，又刻印義天和尚的《續藏》，共四千七百多卷。此   後，高麗的雕板印刷業逐漸興盛。宋仁宗時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南宋   末年又發明木活字。高麗勞動人民根據這一原理，推陳出新，約在十三世紀   中期，鑄成一批銅字，印刷《古今詳定禮》五十卷。又在一四三六年，鑄成   世界上最早的一批鐵字和鍮（黃銅）字。 宋朝的一些文學作品如司馬光、范鎮的文章、王安國的詩詞等，受到高   麗文人的喜愛，漢詩在高麗詩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宋和高麗的書畫家互相   交流技藝。高麗不時派遣使臣和畫工來宋訪求、觀摹書畫。高麗著名僧寺興   王寺正殿兩壁臨摹了汴京相國寺的壁畫。宋徽宗曾把自己的書畫贈給高麗國   王，並推崇高麗畫家李寧，要宋畫家向他學習。宋朝皇帝和不少士大夫都珍   藏高麗畫家的傑作。金朝皇帝也經常派人向高麗求取書畫。元朝流行的趙孟頫書體，深受高麗文士的愛慕。 高麗的紙、墨原從中國傳入。高麗的白硾紙和松煙墨傳到宋朝，很受士   大夫的歡迎。宋朝墨工潘谷採用高麗的松煙，製成最佳的墨，馳名國內。 高麗對宋朝的醫學也很重視，高麗國王多次派人來聘請醫生和求取醫   書、藥物。一○七四年，高麗國王王徽派遣使者入宋求醫、藥、畫、塑四種   工匠，以教導本國人。宋神宗下詔在此四種人內，召募願行者二三人。一○   七八年，王徽患病，遣使入宋請醫，宋神宗派翰林醫官邢慥等前去，並帶去   藥物一百品。一一○三年、一一一八年，宋徽宗兩次派名醫牟介、楊宗立、   杜舜舉等人去高麗分科教授醫學，為高麗培養了一批醫學人材。此後，高麗   正式建立醫官制度和設立藥局。金朝女真族早期的醫藥大都從高麗傳入，醫   師也是高麗人。 高麗還派遣留學生到宋朝學習。北宋初，康戩、金行成都入國子監讀書，   進士科登第，在宋朝任職居官。康戩官至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金行成病   歿於安州通判任上。宋徽宗時，高麗進士權適、趙奭、金端等參加貢舉考試，   宋徽宗親臨集英殿主持他們的考試儀式，特賜上舍及第。宋朝士人僑居高麗，   國王也授以官職，如蕭宗明、蕭鼎、蕭遷、盧寅、陳渭、葉盛、慎脩等人，   曾任高麗闔門祗候或闔門承旨、秘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等職。 程朱理學在元朝初年傳入高麗。一二八九年，高麗人安珦在大都獲得《朱   子全書》新版，回國後，在太學講授「朱子學」。後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   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不久，又按權溥的建議，由秘書省書   籍所刊行朱熹《四書集注》。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出現了李谷、李齊賢、   李穡等理學大師。 日本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唐代，兩國的文化交流極為繁盛。   宋朝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元朝雖兩次侵略日本遭到失敗，但兩國民間   的經濟文化交往，仍很密切。 北宋時，主要是宋朝商船駛往日本；南宋時，宋、日兩國都有商船頻繁   往來；元朝時，日本商船來中國的也很多。宋、元船大都由明州或杭州、溫   州、泉州啟航，到達日本筑前的博多或越前（今福井縣）的敦賀港。日本   安   置宋船人員在鴻臚館，供給膳宿。宋朝運銷日本的貨物，有書畫、文具、銅   錢、佛經等，日本運往宋朝的貨物中，刀劍和摺扇，頗受宋朝文人的歡迎。   宋朝著名文人歐陽修、梅堯臣都曾賦詩讚美日本的寶刀。宋、元和日本的僧   人不斷互相訪問，著名的日僧裔然、成尋、寂照、榮西等入宋，晉謁皇帝，   進獻禮物，然後朝拜佛跡，備受優待，宋、元僧寂圓、道隆、普寧、一山一   寧、清拙正澄等著名禪僧也渡海赴日，宣揚禪風。兩國商人和僧人對溝通經   濟文化，起了積極的作用。 商人和僧人攜往日本的大批書籍中，有佛教的《大藏經》，道家、儒家   書籍，《白居易文集》、《東坡指掌圖》、《五代史記》、《唐書》、《太   平御覽》等；帶來中國的書籍，有當時已經失傳的儒、佛經典，如裔然曾向   宋太宗進獻《鄭氏注孝經》、《越王孝經新義》各一卷。 隨著宋代刻板書籍和佛經的大量輸出，日本的印刷業日漸興盛。宋禪院   刻印佛經施捨信徒的風氣傳入日本，日本禪院竟相仿效，一時刻印了《法華   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等大量佛經。這些佛經被稱為「折供養」。   一二四七年有人署名「陋巷子」，覆刻宋婺州本《論語集注》十卷，成為日   本雕印儒家經典的濫觴。 這一時期，兩國的繪畫藝術不斷交流。宋畫題材豐富、畫法多變，在日   本得到好評。日本畫家曾親自來宋朝學習，並帶回很多名畫，宋朝畫家也應   邀赴日傳藝。日本繪畫也受到宋、元人的讚賞。汴京相國寺市場出售日本扇，   宋人對扇上圖畫評價極高，認為「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   能也」。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跡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給予不小的影響。日   本的一些書法家，如奝然、寂照、雪村友梅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宋元文人的   重視。 宋朝的一些醫生東渡日本行醫。如郎元房在鎌倉僑居三十多年，以他高   明的醫道贏得日本執政北條則賴和北條時宗的信賴，擔任他們的待醫，對日   本醫學起過促進作用。宋朝的一些醫書如《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   法醫學名著《洗冤集錄》等都先後傳入日本。許多中草藥和成藥，如麝香、   金益草、銀益丹、巴豆、雄黃、硃砂等，也大量輸入日本。日僧榮西還從宋   朝帶回茶種，培植茶樹，並撰成《吃茶養生記》二卷，提倡飲茶養生延壽之   道，於是日本飲茶的風氣再度盛行。元代，日本流行唐式茶會。 宋朝佛教禪宗日益發展，禪宗「頓悟成佛」的教義和寡慾樸素、專心修   道的精神，吸引了許多士大夫。傳入日本後，逐漸吸引了鎌倉幕府的執政和   武士們，使他們成為禪法的虔誠信奉者，從而在日本掀起了武士熱心參禪究   道的風習。到南宋時，日僧更是頻繁入宋學禪。禪宗學說對日本的思想界產   生了很大的影響。 程、朱理學在十三世紀傳入日本，首先在日本傳播理學的是元朝僧人一   山一寧，日本的理學先驅便是一山一寧培養的弟子虎關師煉。程、朱理學和   禪宗學說融為一體，長艦成為日本封建統治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與南亞諸國 宋、元時期，與南方及西南毗鄰的各國之間，除了傳統的陸路交通外，   海上的交通空前繁榮。與南海諸島國的聯繫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中南半島諸國   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宋元王朝一直保   持著密切的聯繫。元朝曾向這些地區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   往來不息。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氏而創立安南陳氏王朝的陳日■便是福州長樂   人，後徙居安南的南定省天長府即墨縣，以漁為業，叔陳守度，取李氏王朝   而立日■。交趾的貴族多沿漢姓，如丁、黎、李、陳。交趾的李氏和陳氏王   朝，先後與宋元王朝保持經常的朝貢關係，接受賜予他們的官號。彼此之間   商販往來十分頻繁。宋在廣西沿邊邕州和欽州設立互市場，宋和交趾的富賈   行商，都到這裡來貿易。雙方商人還經由海道運貨販賣，宋商大部以巨商為   綱首，結夥從泉州、廣州等地發船前往交趾、占城；交趾、占城的商人也泛   海運貨到泉、廣州，然後販運宋朝的貨物包括書籍、紙、筆等回國。交趾、   占城和宋朝到對方國家定居的人民也絡繹不絕。北宋初交趾時犯占城，一批   批占城人逃來宋朝，當時廣州的占城流民就數以百計。宋朝一些人也僑居在   占城。慶曆初，廣東商人邵保到占城，見到逃亡的「軍賊」鄂鄰百餘人。人   民間的往來雜處，有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乾道中，占城與真臘戰，   兩方皆乘大象，勝負不分。有福建人浮海往吉陽軍，為風浪所逐而抵占城，   教占城習騎射，因得大勝。 通過使臣和商人的不斷來往，交趾、占城從宋朝獲得《大藏經》和儒學   書籍。十三世紀中葉，交趾出現了雕板印造的戶口帖子，成為越南歷史上最   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紀前，漢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誦詩讀書，談   性理，為文章，與中國同，惟言語差異」（《島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   都是著名的漢學家，能賦詩作詞，與宋朝詩人唱和。占城也出現了許多能賦   詩作詞的文士。他們的漢文學水平可與高麗比美。十一世紀中葉，交趾國王   指導宮女仿照宋朝的絲織品錦，織造錦綺，獲得成功。宋朝傳入交趾的中草   藥不斷增多，宋醫在交趾受到重視，甚至交趾統治者也延請宋醫治病，並服   用中草藥。交趾的藥物如使君子、霍香等，這時也傳入宋朝。 真臘自稱甘孛智（柬埔寨）。歷史上很早就與中國交通。一○○八年，   真臘商賈三人到廣西高州貿易。一一一六年，真臘國王派遣「進奉使」等到   宋，贈送禮物。此後，宋朝、真臘的使臣和商賈，不斷往來兩國。元成宗初   年，周達觀曾隨元使訪問真臘，到達都城吳哥，撰成《真臘風土記》一書。   書中描述當時真臘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貨物，以「唐人金銀」   為第一，其次為五色輕絹帛，再次為真州的錫鐵、溫州的漆盤、泉州的青瓷   器，還有明州的草蓆以及雨傘、鐵鍋、銅盤、木梳、針、矮床等。宋、元時   期有許多人僑居真臘經商，並娶當地婦女為妻。《真臘風土記》一書的完成，   增進了中國人民對真臘的了解，也為真臘保存了可貴的歷史紀錄。 宋代的羅斛國（以今泰國華富里府為中心）、真里富（今莊他武里一帶）、   西棚（今素攀一帶）等，以及元朝時的暹國，都是今泰國境內的古國。羅斛   國在一一○三年，派使臣到宋「進奉」貨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來遠   驛，接待羅斛、占城國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國，暹國使者也九次訪問   元朝。一一六四年，真里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當地官府為他準備棺木   盛斂，囑其隨從護喪歸國，並准許帶回巨商的全部遺產。次年，真里富國王   派人帶信表示感謝。宋、元商船也到那裡貿易，運去宋朝的特產。 宋、元時期，緬甸古國為蒲甘或緬國。一○○四年，蒲甘國王派遣使者   從海路到宋贈送禮物，受到宋朝的歡迎，邀請他們參加上元節觀燈。此後，   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與大理國（今雲南省）毗鄰，蒲甘王阿奴律陀曾   親自到大理訪問，與大理關係較為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經廣   西，一起向宋朝贈送土產。蒲甘商船也經常運載金顏香等到泉州貿易。蒲甘   還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贈送佛經。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採用了   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門。 南海諸國   宋代，與南海諸國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宋王朝獎   勵發展海外貿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國，   並在京師置榷易院。凡諸蕃國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泉州及兩浙，非出於   官庫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為北宋重要的財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   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徐遠人，阜通貨賄」。在這種獎勵海外貿   易政策的推動下，宋朝與南海以及西洋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得到了發展。   成書於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嶺外代答》一書，著錄南海地名約二、三十處，   稍後，趙汝適撰《諸蕃志》地名多達八、九十處。元末汪大淵附賈舶浮海，   越數十國，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以親身的見聞，報導了從東南亞遠及於   東非的道里風俗，大大豐富了關於這些地區的知識。 元朝在平南宋後，採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礎上，發展同南海西洋   諸國的關係。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南海諸國，占城、馬八兒   （印度東海岸）等俱奉表入貢。忽必烈並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壽庚，利用僑居   福建的外商與南海諸國的聯繫，招致諸善國，發展海外貿易。一二七九年，   又遣楊庭壁出使俱蘭（印度西海岸）。楊庭壁抵達俱蘭時，也里可溫兀咱兒   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也在其國，聞詔使到來，都表示願意遣使入貢。蘇   木達國也遣使通過俱蘭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國馬八兒、須門那、僧急   里、南無力、馬蘭丹、那旺、丁呵兒、來來、急蘭亦■、蘇木都剌皆遣使入   貢。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錫蘭（今斯里蘭卡）訪求佛牙。使臣   抵錫蘭島，入謁國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遺發與供食之缽。非洲旅行家伊本·拔   都他在他的遊記中也記載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當他在古里時，曾見有元   朝船隻十三隻停舶在港內。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躍，不少人遷居南洋諸島，   與當地人民一道，為開發這一地區作出了貢獻。 位於蘇門達臘島上的三佛齊是當時東南亞國際貿易的樞紐。三佛齊向宋   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齊王遣使李加排、   副使無陁李南悲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請賜鍾及寺名。真宗詔以承天萬壽   為寺額，並鑄鐘以賜。三佛齊文字用梵書，上表章用中國漢字。闍婆（爪哇）   也多次派使臣入貢。宋與三佛齊、闍婆等國商人的來往也極其頻繁。宋朝商   人至闍婆，備受優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經多次運貨去闍婆，歸國   時又為闍婆使者充作嚮導。 位於加里曼丹島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國王   向打派遣使臣帶著表文（國書）入宋，贈送龍腦、玳瑁、檀香、象牙等禮品，   宋太宗將使臣安置在禮賓院，以貴賓相待。宋朝商舶抵達渤泥三天，國王就   帶領眷屬、大臣前往參觀，商船跳板鋪上織錦迎   接，設宴款待，最後分送   禮物。船上貨物都由國王和大臣定價，然後擊鼓，召集附近百姓前來貿易。   在文萊發現的一塊漢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   （？）甲立。」這是東南亞現存最早的一塊漢文碑刻。據考訂，是一二六四   年為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這說明許多泉州人，包   括宋朝的官員，都來渤泥僑居。 宋朝與蒲端（疑為今非律賓班乃島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呂宋島）及   其屬國三嶼（今呂宋島西南諸島）、蒲里嚕（今呂宋島東波利略島）、白蒲   延（今呂宋島北的巴布延群島）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   端國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彌難入宋，向宋真宗贈送土產和紅鸚鵡。   次年上元節，宋朝派官員陪同使臣觀燈、宴飲，並贈送錢幣。從此，蒲端使   臣不斷來宋，從宋朝帶回冠帶、衣服、器幣、銅錢、旗幟、金銀、鎧甲等物，   又給宋朝帶來玳瑁、龍腦、丁香等物。麻逸國商人在九八二年運寶貨到廣州。   宋朝商船將瓷器、鐵鍋、烏鉛、五色琉璃珠、鐵針、綾絹等運到麻逸、三嶼   等國，又從那裡買回黃蠟、吉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陸諸國   宋人稱為鵬茄羅（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   輦（今印度東部海岸）、故臨（今印度西海岸柯欽一帶）、南毗（即古里佛，   今印度西部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羅達一帶）、麻羅華（今印度   巴羅達以東）、細蘭（今斯里蘭卡）等南亞各國，都與宋朝保持頻繁的經濟   文化聯繫。宋太宗時，天竺僧羅護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   請羅護哪主持。注輦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們給宋朝帶來了真珠、象牙、   琉璃和各種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國途中，必經故臨國換小船而去。宋商   把檀香、丁香、腦子、金銀、瓷器、馬、象、絲帛等運往細蘭國，又從那裡   購買白豆寇、木蘭皮、粗細香等回國。 海道之外，宋與印度次大陸諸國在陸路上的交通也很頻繁。北宋建國之   後，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滄州僧道圓自西域返還，表獻貝葉梵經四   十二夾。道圓是在晉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親自   召見他詢問所歷山川道里，頗加禮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游西   域取經，朝廷各賜錢三萬遣行。此後，往取經者甚多。同時期，印度僧人也   紛紛東來，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國法天、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   和烏填國僧施護等。太宗崇尚釋教，九八○年（太平興國五年），詔立譯經   院（後改稱傳法院），召天息災等三人入院，從事佛經翻譯，由梵學僧法進、   常謹、清沼等筆受，楊悅、張洎潤色。九八三年，天息災諸選召童子，學習   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詔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於傳法院」。   傳法院進行了大量的佛經翻譯工作。從太平興國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   四年內，貢獻並內出梵經無慮一千四百二十八夾，譯成經論凡五百六十四卷。   以後又續有譯作。當時來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挾梵夾來獻者不絕。 （三）中亞、西亞及東非諸國 阿拉伯沿海諸國   早在行勤西遊時，便攜有宋王朝致大食國王書。行勤   顯然完成了傳遞使書的任務，因此，九六八年（開寶元年），大食國王遣使   來貢。宋人所說的「大食」，是中亞諸國之泛稱。從行勤的行程來看，他們   道出克什米爾，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蘭那羅國。他所致書的大食國，   很可能便是當時據有錫斯坦地區的伽色尼王朝的創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   年，大食國又遣使來貢，宋以其使者李訶未為懷化將軍，還特以金花五色綾   紙寫告身以賜。從這以後，取陸路和海路東來的大食使者史不絕書。 遼王朝已與中亞諸國有密切的聯繫。早在天贊初，就有「波斯國來貢」、   「大食國來貢」的記載。一○二○年，大食國王遣使為其子冊哥請婚，並進   象及方物。明年，復遣使來，遼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許嫁。一   ○二六——一○二七年   （聖宗太平六——七年），遼又遣使至錫斯坦與伽色   尼王朝聯繫，建議「辟聯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環」，使之從西南方牽制哈剌汗   國。一○四一——一○四二年   （道宗重熙十——十一年），為遼戍邊的一萬   六千帳契丹人叛逃，遷入哈剌汗國。所有這些關係表明，後來耶律大石的西   遷不是偶然的。 成書於一一二○年的《動物與自然屬性》的作者馬兒瓦齊報導，當時中   國分屬支那、契丹與畏兀三部分。凡是經商及從事其他事務的人皆自喀什噶   爾經葉兒羌、和田，至沙州，然後由這裡分道前去三國。但是當時東西間的   陸路交通是艱難的。十世紀末，遼聖宗向西擴展了領地；十一世紀中，西夏   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與西域的陸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斷。宋神宗開熙河，   與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復，但必須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這一段旅途更   加僻遠迂迴，彼此間的陸上聯繫受到限制。因此，宋與大食的聯繫，主要還   是依靠海路進行。 宋朝與大食諸國海上交通發達，遠洋船舶廣泛使用羅盤針導航。大食使   臣和商賈從海路到東方，多到故臨國換乘東歸的宋商海舶。大約在十二世紀   末到十三世紀初，羅盤針傳入大食，又經大食傳入歐洲。宋朝有近六十種藥   材大量運入大食各國，其中川芎對醫治采胡椒工人的頭痛病有顯著療效，而   牛黃約在十二世紀前又由大食人傳到歐洲。這說明宋朝醫學對大食醫學有很   深的影響。大食各種藥材也被宋朝藥物界廣泛採用，阿維森納創造的丸衣方   法傳到宋朝後，迅速得到推廣。 伊斯蘭教及其建築藝術，傳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廣州建築寺院和   高樓，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築藝術風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築的優點。僑居宋朝   的大食各國商人數量很多，有些商人資金相當雄厚，廣州官員競相與之聯姻。   這些商人還在僑居地，如廣州、泉州興建著學。元朝時期，色目人在福建沿   海定居的人數相當多。元末農民起義中，這些色目人在其首領賽甫丁的領導   下，據有泉州。當時，摩尼教、伊斯蘭教在這裡十分流行。 十三世紀時，波斯人曾仿製宋瓷碗，繪有鳳凰圖案，而宋磁州窯也曾仿   制波斯式的瓷壺。北宋初，有一位漢族學者在伊拉克巴格達僑居一年左右，   他只用五個月時間就學會了阿拉伯文。當他準備離開巴格達時，請房主拉齊   讀一部阿拉伯學者的著作，拉齊讀得很快，他能用漢文草書準確地速記下來。   大食的天文學也對中國產生了影響。在河北宣化發掘的一座遼墓中，出土一   幅彩繪的星空圖。此圖以中國傳統的二十八宿為主，又吸取了巴比倫黃道十   二道，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 東非諸國   《諸蕃志》中，詳細地記載勿斯里（今埃及）、遏根陀（今   亞歷山大港）、陀盤地（今杜姆亞特港）和憩野城（今開羅）等地的情況。   這些情況可能是他從到達泉州的埃及商人那裡聽來的。他還記述遏根陀國有   一座大塔，這就是古代亞歷山大港的法魯斯島燈塔，高達一百米。憩野是勿   斯里的都城，商業非常繁盛，義大利商人曾到這裡來購買東方貨物，其中最   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金銀、銅錢等。 宋朝的瓷器馳名世界，遠銷勿斯里，受到當地人民的喜愛。不久，本地   的陶瓷工匠便進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紀時，仿製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紀   時，又仿製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並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   這些仿製品的瓷片，在福斯特（開羅古城）遺址中發現不少。十二世紀時，   宋朝的皮影戲傳入勿斯里，引起當地人民的很大興趣。亞歷山大港的天文學   家兼地理學家多祿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時傳入中國。據馬可波羅記載，忽   必烈時，朝中有巴比倫（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   製糖術，用一種樹灰製造。這些都說明彼此間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層檀（今坦尚尼亞）首次派使臣到廣州，對宋朝進行訪問。   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贈送本國特產，宋神宗回贈銀二千兩。宋朝的   絲織品、瓷器、銅錢等，直接或間接地由宋朝商船運到層檀銷售。十九世紀   末年以來，坦尚尼亞沿海一帶不斷發現宋瓷殘片和宋朝銅錢，表明宋和層檀   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相當頻繁。 宋朝人稱索馬利亞古國為中理（今索馬利亞沿岸）和弼琶囉（今索馬利亞柏培   拉港）。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發掘，曾發現宋瓷和宋錢。元朝統治時   期，與東非的聯繫繼續有所發展。馬可波羅記忽必烈曾派使者至東非馬達加   斯加島，使臣歸後，將此島之諸異聞陳告大汗，並把兩枚巨大的野豬齒入呈。   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游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國。依本·拔都   他經歷地區的範圍仍然是一個疑問，可能僅到過長江以南，但他的遊記中卻   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躍在南海的記載。 （四）欽察、伊利諸汗國 蒙古西征後，形成了欽察、察合台、伊利與窩闊台四個汗國。諸汗國逐   漸成為事實上各自的獨立政權，但在名義上，仍奉元朝皇帝為大汗、「一切   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萬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長」。在通常情況下，   諸汗國汗位的承襲，必須取得元朝皇帝的認可。伊利汗國的旭烈兀汗死，遺   命子阿八哈汗繼位。阿八哈辭位說：沒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   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冊命之前，他始終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設一座，權   行汗權。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詔來到後，他才遵旨重新舉行登   位的典禮。一二八四年阿魯渾汗奪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後元朝的使臣   到來，才正式即位為伊朗等地諸蒙古及大食民眾之長。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   汗位，忽必烈賜給他藏語名亦憐真·朵兒只。合贊汗的即位與改奉伊斯蘭教，   同樣要取得成宗鐵穆耳的認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貴族，也以請求元廷賜予   官爵為榮。如阿魯渾汗時期的不花，被元朝封為丞相，不賽音汗時期的出班，   被元朝授以開府儀同三司、翊國公，給銀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國貴族的   這些官爵，顯然都是來自漢族的傳統官名。在特殊情況下，元廷甚至可以另   派所在汗國的貴族來接替汗位。現存的資料表明：伊利汗國的國璽，是由元   廷所頒賜的漢文刻印，一方為「輔國安民之寶」，另一方為「真命皇帝和順   萬夷之寶」。 元朝皇帝與諸汗國通過賜予和朝貢保持經濟上的交流。諸汗國的貢品多   是西域的大珠、珍寶、玉器、水晶、馬駝、文豹、獅虎、藥物和特產的佩刀。   元廷的回賜則為鈔幣、緞帛、繡采、金銀和東北特產的海青獵鷹。貢使往往   受命攜來重金，廣購元朝各種上產，使者本人也乘機販運貨物。因之，每一   批使者實際上便是一支龐大的商隊。元朝規定：所有使臣，從杭愛山至大都   都可以乘驛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貢使的商販活動。 在蒙古統治時期，東西方之間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   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員、軍卒、工匠和驅奴被擄東來，以後又輾轉遷入內   地。隨後是大批中亞商販、旅行家，沿著東西驛道，絡繹東來。元人文獻把   他們泛稱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統歸色目。他們大都是伊斯蘭教徒，   在內地任便住坐，蹤跡遍及城鄉各處，但在一個地方內又往往保持小範圍的   聚居，嫁娶喪葬、宗教信仰仍堅持原有的習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   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禮拜寺。元朝設立回回哈的司，管領伊斯蘭教徒   刑名事務，答失蠻（回教徒）與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樣，都享有特許的優免   賦役的權利。他們在定居各地之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漢文化，不少人   成為漢文化修養很高的寫作家，同時也把中亞的伊斯蘭文化傳播到中國。 與此同時，也有大批蒙、漢等各族人遷入中亞和西亞諸地。當旭烈兀西   征時，除大批蒙古軍外，曾徵調漢人匠師上千人隨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藥的   槍手。由中國發明的火藥輾轉經過阿刺伯而傳入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   出了貢獻。隨軍西征的蒙古人和漢人留住在伊利汗國，因為蒙古人當時主要   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國境內，一度佛寺興盛。藏族創立的「喇嘛教」   也由此傳到了中亞地區。著名的全真道士丘處機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親歷   中亞；旅行家常德奉使於旭烈兀，且遠及呼羅珊諸地。當時還有一部分原屬   西遼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只卜為首，又在克爾曼地區割據自守而臣附   於蒙古。他們的統治前後維持達八十餘年。直到十四世紀初，完者都汗徵召   其主沙只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員統治其地，契丹人後裔的這個政權才告結束。 東西方之間政治、經濟關係空前密切，人口交互遷移，文化上的交流也   因此更為發達。中亞城邦中所習行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脫組織等制度，都   在元朝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影響。一些色目權臣，也多慣於把中   亞的統治制度強行推行於漢地。成宗以後，這種情況才有所變化。 回回的優秀科學成果，如醫學、天文學等的傳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歡迎。   著名的回回天文學家札馬魯丁在至元四年進《萬年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   頒行。札馬魯丁又造咱禿哈剌只（多環儀）、咱突朔八台（方位儀）、魯哈   麻亦渺凹只（斜緯儀）、魯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緯儀）、苦來亦撤麻（天球   儀）、苦來亦阿兒子（地球儀）、兀速都兒刺不（觀象儀）等回回天文儀器。   元朝還專設有回回司天台。在當時元廷的秘書監里，保存有大量天文歷算書   籍和儀器。回回醫學也很負盛名。元朝在太醫院下設廣惠司，拿修制御用回   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廣惠司的創建者是敘利亞人、   景教徒愛薛。回回藥物與驗方在社會引起了普遍的重視。在秘書監中還保存   有《忒畢醫經十三部》（忒畢，阿剌伯語義為醫學）。《常德西使記》載中   亞的幾種特效藥物：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損，   用豆許咽之自消。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   出，嚼碎敷瘡上即出膿痊癒。奴哥撤兒，形似桔梗，治金瘡；腸與筋斷者，   嚼碎敷之自續。明初刻本《回回藥方》，據考證系阿拉伯著名醫學家依本·貝   塔兒的《簡救法》一書的譯本，大概是元代譯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飲膳正   要》，是一本研究食物醫藥學的專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藥物及方劑。 大食人也黑迭兒是出色的建築工程師，忽必烈時任茶迭兒局諸色人匠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在大都宮城的設計中，「受任勞勩，夙夜不遑，   心講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畫」。後與張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領修   築宮城，為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貢獻。尼泊爾著名的繪畫裝塑家阿尼哥，中   統元年受帝師八恩巴之招，率領匠師八十人造黃金塔於吐蕃。後從帝師入京，   以塑繪和工巧著名一時，兩都寺觀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馬因   是伊利汗阿八哈應忽必烈之命而派遣來元的制炮家。他們所造的巨炮（一種   投石機）曾用於進攻襄陽與常州，具有頗大的摧毀力。 中國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廣泛傳播。隨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國天文學家數   人，其中包蠻子（？譯音）最為著名。伊朗的著名天文學家納速剌丁便是通   過他而得以了解中國的天文推步術數。伊利汗國丞相拉施德在編纂他的世界   歷史名著《集史》時，曾有漢人學者李達時、倪克孫（均為譯音）參與編著。   《集史》中有關蒙古及元朝的某些史實，主要是得自一二八三年出使伊利汗   國並留駐那裡的元朝丞相李羅的口授。拉施德還主編過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   百科全書，名為《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孫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譯   成了波斯文。合贊汗曾得眼疾，延請元朝醫師治療。這位醫師採用放血療法   而收到了預期的效果。合贊汗本人，略知漢語，通曉中國史事，了解中國特   產的草藥。西亞流行的圓穹形建築和繪畫的手法與題材，也明顯地反映了中   國建築與繪畫藝術的影響。元朝的紙鈔制度也傳入伊利汗國，曾一度實行。 （五）歐洲諸國 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拂菻（東羅馬）曾三度遣使來貢。當時陸   路上的通道既遠且阻，直接往來是很困難的。但間接的文化交流卻一直未曾   停止。經由西亞東傳的景教（聶思托里派基督教），在漢地雖已不再流行，   但在畏兀兒等族地區卻仍然盛行。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他在那裡   見到所謂「波斯僧」，指的便是景教徒。據西方的記載，在十一世紀初，我   國西北部的突厥人已有很大一批人轉奉了景教。以後景教一直在西域和西部   蒙古地區盛行。克烈、乃蠻與汪古等部從遼、金以未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 蒙古的幾次大規模西征和四大汗國的建立揭開了中國與歐洲交通的新篇   章。大批歐俄的部族，如欽察人、阿蘭人，俄羅斯人被裹脅東來；一些歐洲   的工匠，如日爾曼奴隸、巴黎和貝爾格勒的俘虜也出現在和林。西征也在   客觀上打通了交通的道路，一大批歐洲人，包括教土、使臣、商賈和旅行家，   抱著各自不同的目的湧向東方。 普蘭諾·迦賓與盧卜魯克的來使歐洲人對蒙古，原來很不了解。拔   都的西徵引起了歐洲統治者們嚴重的不安和憂慮，因而亟力謀求了解蒙古草   原的狀況，阻止殺掠。一二四三年，新當選的教皇英諾森四世組織兩個使團   出訪蒙古：普蘭諾·迦賓出往俄羅斯；剌溫思出往波斯。普蘭諾·迦賓等在   一二四五年四月從里昂出發，帶著教皇寫給蒙古大汗勸諭勿攻基督教民的書   信，經過波希米亞、基輔，穿過南俄草原，在伏爾加河上覲見拔都。拔都認   為這種關係必須取決於大汗，便派他前往蒙古。於是他與同伴別年的克特穿   過康里草原，經過準噶爾盆地北部，抵達蒙古。當時正在舉行選舉貴由為大   汗的忽里勒台。普蘭諾·迦賓在蒙古逗留了四個來月。貴由寫了勒令西歐的   統治者們投降入貢的回信，交他帶給教皇。普蘭諾·迦賓於一二四六年十一   月啟行，大體上循原路西返，一二四七年的下半年返抵里昂。他所記的《蒙   古歷史》一書，是對蒙古人從生活習俗到軍事裝備、戰略戰術的一個全面紀   錄，其中還包括了旅途行紀，記述沿路的見聞。 一二四八年，率領第八次十字軍東征的法國國王路易九世在尼可西亞接   待了一個自稱是蒙古駐小亞細亞的將軍按只吉歹所派遣的使團，使者名大維   德。明年二月，聖路易遣安德烈為使，進行回訪。安德烈大概是在木干平原   見到按只吉歹，然後繞行裏海南岸，循錫爾河而東，抵達額敏河上貴由的行   官。這時貴由已病   死，海迷失皇后執政，她接見了安德烈。一二五一年四   月，安德烈返抵帕托列瑪恩，覲見聖路易，遞交了給海迷失皇后的回書。書   中敦促稱臣入貢。緊接著，聖路易又在凱撤里亞接見了據說是海迷失所派遣   的菲力浦使團。使團受到聖路易的款待，逗留一年之久。一二五二年春，聖   路易又派教士盧卜魯克以傳教士的名義前往蒙古。盧卜魯克可能是從阿克兒   乘船，伴同菲力浦使團抵孔士坦丁堡。然後越裏海，從克里米亞半島登陸東   行，先後覲見了西歐盛傳是基督教徒的蒙古諸王撒里塔，和住牧在伏爾加河   上的拔都。拔都派他往見蒙哥汗。他在一二五三年十二月抵達蒙哥在汪吉河   附近的冬營帳地，然後伴隨蒙哥的大帳日漸北移。次年四月進入和林城。逗   留五個多月之後，盧卜魯克帶著蒙哥的嚴厲的促降書返回。他從拔都處折而   南行，穿過高加索與小亞細亞，一二五五年六月抵達賽普勒斯。他此行的使   命，原是希望結好蒙古，共同抗擊伊斯蘭教徒，收復聖地與宣揚基督教義。   這無疑是徹底失敗了。但他成功地深入了解了蒙古的狀況和東西交通的道   路。他所著的《行紀》一書，是關於蒙古和中亞歷史的有價值的資料。 馬可波羅來華   忽必烈建立元朝後，歐洲的貢使、商人、旅行家和傳教   士，絡繹東來。馬可波羅以他的遊記著稱於世。 馬可波羅出生在義大利威尼斯的商人家庭。他的父親尼古刺和叔父瑪竇   從孔士坦丁堡渡黑海，前往欽察汗國的都城撒萊經商。由此繼續前行，抵布   哈拉。大約在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到達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忽必   烈決定派遣使臣隨同他們西返，往使羅馬教延，命教皇遣送熟知基督教律，   通曉七種藝術者百人來華。中途使者因病阻留，尼古刺兄弟持國書繼續西行。   他們在一二六九年抵阿克兒，向教廷呈遞了蒙古的國書。二年之後，兄弟二   人攜帶十五歲的馬可波羅陪同教皇所派遣的二宣教士尼古勒與吉岳木東來。   兩名宣教士在半途因懼怕危險而折回。馬可三人又經過長途跋涉，於一二七   五年（至元十二年）夏到達上都復命。馬可波羅在元朝留居十七年，頗得忽   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欲見萬里如在目睫」，曾派遣賀勝遍歷吐蕃、雲南、   廣海之地，往返觀察。馬可波羅在遊記中說他也曾奉使雲南、江南及占城、   印度諸地。馬可波羅還自稱在揚州作官三年。一二九一年（至元二十八年），   忽必烈應伊利汗國的請求，把闊闊真公主嫁給阿魯渾汗。馬可波羅隨同阿魯   渾的使臣護送公主，由海道西行。在一二九二年左右抵達伊利汗國，完成了   護送任務。馬可波羅繼續西行，一二九五年返抵威尼斯。根據他口述整理的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了他在旅途和在元朝居留期間的見聞，對元朝的繁   華和富庶備加讚揚。馬可波羅的東來和遊記的傳播，極大地加強了歐洲人對   東方的了解。 列邊騷馬出使歐洲   列邊騷馬原籍大都，是一個景教徒。列邊是景教長   老之稱。據說當時在大都的景教徒多達三萬多人。騷馬與東勝（？）人馬兒   可思在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奉准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他們途經河中府、   唐兀城、和田，經塔拉斯、呼羅珊而抵巴格達，因戰爭稽留在伊利汗境。一   二八○年，馬兒可思被任命為契丹與汪古的大主教，改名為馬兒亞伯刺罕。   次年，在巴格達的景教總主教死，諸大主教集會，因馬兒亞伯刺罕是蒙古人，   而被選推為總主教，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其後阿魯渾汗在位，企圖征服巴   勒斯坦與敘利亞，由馬兒亞伯刺罕派遣騷馬為使，前往歐洲，聯絡基督教國   家。一二八六年騷馬以阿魯渾國王及馬兒亞伯刺罕總主教的名義赴羅馬，航   經孔士坦丁堡，至那不勒斯登陸。這時正值舊教皇死，新教皇未立。騷馬在   羅馬盤桓之後，去往法蘭西，受到國王菲力浦四世的接見。國王表示：雖然   蒙古人不是基督教徒，但如果為奪取耶路撒冷而進擊阿拉伯人，他將全力應   援。騷馬又前往會見英王愛德華。愛德華也表示他的想法與阿魯渾汗一致。   一二八八年春，騷馬返抵羅馬。新教皇尼古拉四世熱烈地接待了騷馬，對阿   魯渾汗優禮基督教徒和打算奪回聖地表示了支持和感謝。騷馬在勝利完成使   命後，循原道返回，受到阿魯渾汗的嘉獎。此後騷馬與馬兒亞伯刺罕一直留   在伊利汗國。騷馬死於一二九四年。馬兒亞伯刺罕死於一三一七年。 羅馬無主教士的東來   騷馬的西行促使教皇尼古拉派遣傳教士孟德科   維諾前來東方進行聯繫與宣揚宗教。一二八九年，孟德科維諾攜帶教皇致阿   魯渾汗、海都汗和忽必烈皇帝的信件，前往大不里士。他從這裡航海至印度，   停居年余，在一二九三年左右泛海來到大都。孟德科維諾受到了成宗的接待，   允許他在大都自由傳教。他在大都皇宮附近興建了一所教堂。到一三○五年，   先後洗禮了六千人。次年又完成了另一所教堂的興建。他成功地促使汪古部   的大貴族高唐王闊里吉思放棄景教的信仰，改宗天主教。但由於闊里吉思在   對海都作戰中被俘死去，嗣子朮安（這是從約翰·孟德科維諾取名的   「約翰」   一名的音譯）年幼，闊里吉思的兄弟尤忽難又率部民奉行景教。當時，大都   的天主教與景教兩個教派互相排擠。孟德科維諾就曾長期受到一些景教徒的   誣控。孟德科維諾在報導中還提到在大都的阿蘭人有三萬人，「這些人和他   們的家屬來投約翰兄弟。他為他們宣道，並鼓舞他們」。阿蘭即《元史》里   以驍勇著稱的阿速軍人，他們是蒙古西征時從高加索遷來的。馬可波羅曾說：   「諸阿蘭皆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在大都的傳播，是同他們分不開的。 孟德科維諾曾兩次致書羅馬教皇，請求派遣教士前來協助傳教。教皇於   是在一三○七年派遣了七名副主教前來，但只有格拉德、比列格林與安德烈   三人約在一三一三年抵達中國。大概也就是在這一年後，泉州也創設了主教   區，由格拉德任首任主教，以後則由比列格林和安德烈先後繼任。大都總主   教孟德科維諾約在一三二八年（文宗天曆元年）病死，羅馬教廷又委派了尼   古拉繼任總主教。尼古拉一行抵達阿力麻里，受到察合台汗的歡迎。但從這   以後，下落無聞。一三三六年（後至元二年），一個由元順帝派遣的十六人   使團，包括法蘭克人安德烈（可能即上述泉州主教）在內前往羅馬。使團還   攜帶阿蘭貴族福定、香山、者燕不花等署名致羅馬教皇的信，請求為他們派   來總主教，同時也給元朝皇帝派來使者。這個使團在一三三八年抵達亞維農，   受到教皇別內的克特十二世的接待。教皇立即籌組了一個包括馬利諾里在內   的使團東來。使團歷經欽察汗國與察合台汗國，並在阿力麻里建成一所教堂，   洗禮數人。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七月，使團抵上都，向順帝獻駿馬。《元   史·順帝紀》記載： 「是月，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   身純黑，後二蹄皆白。」群臣於是爭獻《天馬賦》、《天馬圖》，他們描寫   這些使者「黃須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語不可通」。使團在大都留居三年，   然後循海道西歸。據馬利諾里記載：當使團離去時，皇帝曾囑咐「我或其他   人很快能和一個賦予全權的紅衣主教返回來，擔任那裡的主教」。但是，不   久之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元朝覆亡。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也隨之停頓了。 鄂多立克的來華旅行義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從十四世紀初便開始了他   的遊歷生涯。他從大不里士、巴格達而至印度。一三二一年由印度繼續東行，   歷南海諸國而抵廣州。再由廣州抵揚州，循運河北上，至於大都。鄂多立克   在大都停留達三年，然後經今內蒙古遊歷了青藏地區，再經呼羅珊至大不里   士，返回威尼斯。在他講述的遊記中，關於行在（即杭州）、大都的綠山（即   萬壽山）和湖（即北海）以及分省置驛的情況，雖然很簡略，但大體上都是   準確的。 歐洲傳教士陸續來華和元朝使臣遠使西歐，這在元朝以前的歷史上是不   曾有過的。元朝統治時期的對外關係，由亞洲擴展到非洲和歐洲。元朝以後，   中國歷史的發展日益和世界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密切的聯繫。 元代紀年表 公元紀年   干支紀年元朝紀年 一二○六丙寅   太祖 一二二八戊子拖雷監園 一二二九己丑   太宗 一二四二壬寅乃馬真後監國 一二四六丙午   定宗 一二四九己酉海迷失後監國 一二五一辛亥   憲宗 一二六○庚申   世祖中統元年至元元年 一二六四甲子   成宗元貞元年大德元年 一二九五乙未武宗至大元年 一二九七丁西   仁宗皇慶元年延祐元年 一三○八戊申英宗至治元年 一三一二壬子   泰定帝泰定元年致和元 一三一四甲寅   年幼主阿刺吉八天順元年 一三二一辛酉文宗天曆元年 一三二四甲子明宗   未改元 一三二八戊辰文宗至順元年 一三二九己巳   寧宗到順三年十月即位，未 一三三○庚午   改元 一三三二壬申   順帝至順四年六月即位，十 一三三三癸酉 月改元元統 一三三五乙亥至元元年 一三四一辛巳至正元年 元代農民起義年表 一二六四年（元世祖至元元年） 雲南僧人舍利威等和三十七部爨人殺守將起義。 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 二月，原宋鎮巢雄江左軍統制洪福殺元戍軍。元廷派兵鎮壓，洪福誤中   宋叛臣夏貴計被殺。元軍屠城。 一二七七年（至元十四年） 四月，舒州張德興、六安野人原劉源、蘄州傅高起義抗元，據黃州、壽   昌，傳檄淮東四郡；進逼陽羅堡，鄂州大震。七月，元軍收復壽昌、黃州。   九月，司空山寨被元軍攻破，張德興犧牲。傅高出走，被捕遇害。 汀州長汀人黃廣德起義，稱天下都大元帥，刻都帥印，自立為天從廣德   皇帝，設銅將軍、鐵將軍等號。 五月，浙江沙縣人謝五十領導當地人民起義，自稱挈天將軍。 羅飛圍永州，寶慶路新化縣民張虎、周隆，常寧的黃必達，潭屬的喻文   才領導當地農民起義響應。 處州青田季文龍、章焱率張世傑舊部淮軍起義，自署兩浙安撫使，附近   七縣起義響應。起義軍與元軍戰於惡溪南岸，季文龍戰敗溺死。 宋潭州散兵萬親人在蘇仲領導下起義，以廣西鎮龍山為根據地，活動遍   及橫、象、賓、貴四州。在元軍的打擊下，起義軍潰敗，蘇仲叛降。 一二七八年（至元十五年） 六月，處州農民二萬人在張三八領導下殺慶元縣達魯花赤也速台兒起   義。 衢州農民二萬人推陳千二為領袖，發動起義。 七月，湖南制置張烈良與提刑劉應龍起義，被元軍擊敗，張烈良率餘部   奔思州烏思洞，與劉應龍俱戰死。 十一月，建寧路政和縣人黃華集結鹽夫，並聯絡建寧、括蒼及畲族首領   許夫人起義，起義軍發展到四萬人。在元軍的壓力下，黃華投降，屯駐建寧。 一二八○年（至元十七年） 四月，江西南康都昌縣民杜可用（杜萬一）利用白蓮教會組織起義，號   稱杜聖人，建元萬乘，自稱天王，眾至數萬。江西和江淮元軍聯兵鎮壓，杜   可用被俘至南昌磔死。 十二月，陳桂龍率畲族人民在漳州起義。桂龍侄陳大舉（陳吊眼）也據   漳浦嶧山寨，與據水篆畲的陳三官、據梅瀧長窖的羅半天、客寮畲的陳大婦   等聯兵反元。起義軍共有山寨八十餘處。 雲南和泥大首領必思領導各部起義。 一二八一年（至元十八年） 雲南烏蒙彝族殺萬戶阿忽起義。 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 四月，元軍用黃華為前導，攻破陳大舉山寨，陳大舉於千壁洞被俘，在   漳州處死。陳桂龍降元。陳大舉餘部吳滿、張飛堅持鬥爭，英勇犧牲。一二   八三年（至元二十年） 三月，廣東新會縣人林桂芳、趙良鈴聚眾萬餘起義，建羅平國，稱延康   年號。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守信率官鎮壓，擒殺林桂芳。 九月，廣東人歐南喜在清遠稱王，建元稱號，設官置署，眾號十萬，據   平康下里東團村等處。增城縣蔡大老、鍾大老、唐大老起兵響應。官軍大舉   進剿，起義軍戰敗，歐王及其所署都督、丞相、兵馬鈐轄等二十四人均被俘   磔死。 十月，建寧路黃華再次起義，聚眾十餘萬，軍士剪髮文身，號「頭陀軍」，   用「祥興」五年年號。次年正月，黃華兵敗，赴火自焚而死。 麗江路施州羅羅族人民起義。 本年內，因搆水手，造海船擾民，江南人民相繼起而反抗，此伏彼起。 一二八八年（至元二十五年） 七月，廣東董賢舉等起義，活躍于吉、贛、韶、雄、汀諸州，官軍連歲   進討，不能取勝。 諸王愛牙赤位下千戶伸思伯八率眾起義，斷絕驛道。 一二八九年（至元二十六年） 正月，廣東循州民鍾明亮率眾起義，攻下贛州、寧都，據秀嶺。五月，   鍾明亮降元。閏十月，鍾明亮又反，以眾萬餘人攻梅州，分遣江羅等八千人   攻漳州。韶州、雄州等地的起義軍二十餘處起兵響應。 二月，浙江台州寧海人楊鎮龍聚眾玉山縣二十五都龍興山起義，稱大興   國皇帝，建元「安定」元年，起義軍號稱十二萬，以七萬攻東陽義烏，余攻   嵊縣、新昌、天台、永康等處，浙東大震。三月，楊鎮龍起義軍失利，退守   龍興山，官軍縱火焚殺，起義軍潰敗。 本年內，江南人民起義四百餘處。 蒙古別乞憐部發動起義。 杭愛山的蒙古族人闊闊台、撒兒塔台等領導當地人民起義。 一二九○年（至元二十七年） 二月，鍾明亮再降。五月，鍾明亮又反，率眾攻贛州，不久失敗。 一二九六年（成宗元貞二年） 七月，贛州興國縣籠坑民劉六十，名季，與張大老等利用宗教組織群眾   起義。劉季自稱劉王，張掛劉季天旗，刻皇漢高祖廣新之帝並行王二印。十   月，在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的屠殺和分化下起義軍瓦解。劉季被俘，自殺未   死，慘遭殺害。 一三○一年（成宗大德五年） 元軍征討八百媳婦國，沿途強征錢糧，擾害人民，雲南各族人民紛紛起   義反抗。 一三一○年（武宗至大三年） 臨安、大理兩宣慰司和麗江宣撫司以及普安路土官所隸部曲同時起義。   各路起義蜂起，連年不息。 一三一二年（仁宗皇慶元年） 滄州人阿失歹兒、睹海、塔海等聚眾起義。十一月，阿失歹兒等被俘，   慘遭殺害。一三一五年（延祐二年）四月，贛州寧都蔡五九發動起義。八月，   攻陷汀州寧化縣，五九自稱蔡王，騎馬列儀衛，張漢高旗幟。九月，江浙、   江西兩省聯兵鎮壓，起義失敗，蔡五九在福建木麻坑被俘。 一三一八年（延祐五年） 十月，贛州寧都縣人劉景周聚眾起義。 嶺北戍軍起義。 一三一九年（延祐六年） 晉王也孫鐵木兒的部民起義。 一三二一年（英宗至治元年） 六月，陝西奉元周至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圓明和尚（白唐兀台）糾合蘇   子榮等五十餘人，祀星斗，即位稱帝，定於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起義。因被人   告發，七月一日，圓明等人突圍沿秦嶺西走途中被捕遇害。 七月，郃陽道士劉志先利用宗教組織起義。 一三二三年（至治三年） 大理護子羅率眾起義。 一三二五年（泰定帝泰定二年） 六月，河南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倡言彌勒佛當有天下，號召群眾起義。   十一月，起義失敗，郭菩薩等人被殺害。 一三三七年（順帝至元三年） 正月，廣東增城縣民朱光卿起義，石崑山、鍾大明等率眾響應，建大金   國，建元赤符。四月，惠州歸善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為定光   佛，與朱光卿聯兵反元。七月，起義失敗，朱光卿、石崑山、鍾大明等人被   捕。 二月，陳州人棒胡（閏兒）利用宗教組織群眾起義。胡山花及陳州人棒   張、開州人轆軸李等人也起兵響應，被河南行省左丞慶童鎮壓。 四月，四川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起義，自稱南朝趙王。 一三三八年（至元四年） 六月，袁州僧彭瑩玉、周子旺聚眾五千人起義，周子旺稱周王，立年號，   起義失敗，周子旺犧牲，彭瑩玉逃亡淮西。 一三四一年（至正元年） 四月，道州人蔣丙等起義。 十一月，道州何仁甫等人起義。 十二月，雲南車裡寒賽等人起義。山東燕南，起義者達三百餘處。 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 七月，慶遠路莫八聚眾起義。 九月，大都人民反抗活動四起。 一三四三年（至正三年） 二月，遼陽吾者野人起義。 六月，回回刺里五百餘人渡河，攻解、吉、隰等州。 八月，四川上蓬反元起義。 山東起義軍焚掠兗州。 九月，道州、賀州徭族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一三四四年（至正四年） 七月，瀕海鹽徒郭火你赤起義。 一三四五年（至正五年） 「歲饑民貧」，各地反抗蜂起。 一三四六年（至正六年） 三月，京畿和山東地區反抗蜂起。 四月，遼陽吾者野人和水達達趙義。 六月，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起義。 思可法在雲南反，直到次年三月，才被鎮壓。 十月思、靖州徭民軍攻武岡。 閏十月，靖州搖民吳天寶反，眾至六萬陸續攻下沅州，陷武岡等地。 十二月，山東、河南農民起義。 一三四七年（至正七年） 二月，河南、山東農民起義發展到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四月，臨清、廣平、灤河等地農民起義。 通州農民起義。 九月，八鄰部落的哈刺那海、禿魯和伯起義，切斷嶺北   驛道。 十月，西番人民起義二百餘處，攻陷哈刺火州。 十一月，長江沿岸農民起義。 湖廣、雲南農民起義蜂起雲涌。 十二月，河南農民起義軍橫行無阻。 集慶花山人畢四等三十六人起義，前後堅持達三個月。 一三四八年（至正八年） 三月，遼東鎖火奴起義，自稱大金子孫。 吐蕃人民起義。 福建人民起義。 遼陽兀顏撥魯歡自稱大金子孫，假託授玉帝符，發動起義。 四月，遼陽董哈刺起義。 海寧州沭陽縣等地農民發動起義。 廣西峒族人民乘湖廣平章伯顏帶兵鎮壓莫萬五、蠻雷等義軍時，起兵反   抗。 十月，廣西起義軍攻道州。 方國珍聚眾海上起義。 一三四九年（至正九年） 正月，徭族起義軍攻陷道州。 三月，吳天寶率部復攻沅州。十二月進逼辰州。 十二月，冀寧平遙等縣農民起義，推曹七七為領袖。 一三五○年（至正十年） 十月，南陽、安豐一帶農民起義成群。 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 五月，韓山童、劉福通等利用白蓮教組織農民起義。 八月，邳縣人李二（芝麻李）聯絡了趙君用、彭大等八人起義，攻占徐   州城。 彭瑩玉、徐壽輝、鄒普勝為領袖的西系紅巾軍起義，置蓮台省，建國號   天完，建元治平，推徐壽輝為皇帝。 北瑣紅軍攻克唐、鄧、南陽、嵩、汝、河南府等地。 南瑣紅軍攻克均、房、荊門、歸州等地。 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 正月，南瑣紅軍攻克襄陽。 二月，定遠土豪郭子興和孫德崖等率眾起義，攻占濠州。 一三五三年（至正十三年） 正月，泰州白駒場人張士誠率鹽徒起義。 八月，金山人民起義。 一三五四年（至正十四年） 正月，張士誠在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一三五五年（至正十五年） 二月，劉福通迎立韓林兒為皇帝，號小明王，國號宋，建都毫州，建元   龍鳳。 一三五六年（至正十六年） 正月，張士誠遣弟士德渡江破常熟。二月，攻占平江。二月，張士誠自   高郵進駐平江，改名隆平府，立省院六部百司。 三月，朱元璋攻陷集慶。 一三五七年（至正十七年） 二月，龍鳳將領毛貴浮海破膠州；三月，陷萊州，據益都。 龍鳳將領李武、崔德繞過潼關，奪七盤，進據藍田，直趨奉元。 六月，劉福通自帥一軍攻汴梁，余軍分三路北伐：關先生、破頭潘等攻   懷慶，深入晉冀，白不信、大刀敖等西取關中；毛貴自山東北上。 八月，天完將領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成，由漢陽奔黃州，被部將陳友諒   襲殺。陳友諒自稱平章。 十月，白不信、大刀敖等攻克興元，北趨鳳翔。 十二月，天完將領明玉珍攻占重慶。 一三五八年（至正十八年） 二月，毛貴攻占濟南。三月，毛貴北攻薊州、漷州，進逼棗林，距大都   一百二十里，戰失利，退回濟南。 五月，劉福通攻破汴梁，自安豐迎韓林兒，定為國都。龍鳳政權中央分   設六部、御史等諸官屬；在山東、江南等地分設行省。 九月，汪古領地的滅里部發動反抗趙王暴政的起義，起義軍攻入王府。 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潘等攻破上都，燒元官闕。 一三五九年（至正十九年） 正月，關先生、破頭潘東攻全寧，焚魯王府宮闕，進破遼陽，入高麗境。 八月，汴梁被察罕帖木兒攻破，劉福通與韓林兒退據安豐。 十二月，徐壽輝至江州，陳友諒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奉徐壽輝為   傀儡，自稱漢王。 一三六○年（至正二十年） 閏五月，陳友諒在採石殺徐壽輝自立，國號大漢，改元大義。 一三六二年（至正二十二年） 三月，明玉珍在重慶稱帝，國號大夏，建元天統。 一三六三年（至正二十三年） 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圍攻安豐，城破，劉福通犧牲。 三月，朱元璋迎韓林兒至滁州。 四月，陳友諒大舉攻洪都。七月，朱元璋率舟師二十萬馳援洪都，大戰   於鄱陽湖，陳友諒中流矢死。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 一三六四年（至正二十四年） 正月，朱元璋自立為吳王。 一三六六年（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明玉珍死，子升年十歲嗣立。 八月，朱元璋令徐達、常遇春率師二十萬討伐張士誠。 十二月，朱元璋遣廖永忠往滁州，偽迎韓林兒至建康，行至瓜州，鑿舟   沉船，韓林兒溺死。 一三六七年（至正二十七年） 九月，朱元璋兵攻入平江城，張士誠白經不死，俘至建康，仗死。吳亡。 十月，朱元璋任命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將軍，進討方國珍。十一   月，下餘姚，進逼慶元，方國珍逃入海。十二月，方國珍降。 十月，朱元璋命胡廷瑞等自江西取福建，楊璟等由湖南取廣西。朱元璋   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北伐中原。十二月，徐達下濟南。 一三六八年（至正二十八年） 正月，朱元璋在建康稱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 湯和攻克延平，陳友定自盡不死，械送建康處死，福建平定。 二月，湯和、吳禎率舟師進取廣州。四月，廣州守將何真降。七月，廖   永忠下象州，廣西平。 閏七月，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進據通州。二十八日，妥歡貼睦爾北走   上都。八月，明軍攻入大都，元朝亡。 一三七一年（洪武四年） 正月，湯和為征西將軍攻夏。六月，湯和軍至重慶，明升納降，夏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