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一章 宋朝中央集權制封建統治的加強和政權的南遷（上）

第一節宋朝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建立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九六○年，宋太祖趙匡胤（音印y@)推翻後周，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割據。漢族政權，重又歸於統一了。 自從秦始皇統一以來，漢族的封建政權，在長時期里基本上保持著統一狀態。但由於地主階級中的門閥士族和軍閥勢力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三國至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局面，暫時地中斷了國家的統一。規模巨大的唐未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門閥地主的殘餘，宋太祖又消滅了五代以來的軍閥割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秦始皇實行地方郡縣制和中央集權的官制和兵制，創立起完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此後，歷代統一王朝訂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襲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礎上有所增損。宋朝建立後，太祖、太宗（趙匡義)把鎮壓農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作為他們建國的方針，基本上依據秦、漢、隋、唐以來的國家制度，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宋朝廣泛吸收地主階級文人參預軍事政治的統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階級中具有比唐朝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中央集權的程度也更為加強了。 中央集權的軍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宋朝建立後，社會經濟關係，主要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表現出不同於前代的一些新現象：（一）貴族官僚按等級世襲占田制度，從唐朝中期起，開始瓦解。唐末農民戰爭，最後消滅了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階級，主要是以購買土地的方式，來擴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實物地租。前代的勞役地租成為從屬的、次要的剝削方式。（三）隋、唐以來，門閥地主奴役著帶有農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們的戶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戶（但客）編入戶籍，成為封建國家的編戶，不再是地主的「私屬」。歷史上出現的這些事實表明：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來土地占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革，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宋朝以後的封建社會，基本上是延續了這樣的經濟關係。 廣大佃農，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奴婢、部曲那種對地主的嚴格的人身隸屬，但依然遭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宋朝建國後不久，太宗時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此後近三百年間，不能忍受黑暗統治的農民群眾，不斷地舉行武裝起義，以反抗宋朝的統治。 下面敘述宋太祖、太宗時期，統一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制、社會經濟制度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一）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 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時，隨周世宗作戰有功，任殿前都點檢，統領精銳的禁軍。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歲的幼子宗訓（恭帝）即位，趙匡胤又兼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防守京師（開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鎮、定二州謊報遼朝和北漢兵南下，後周宰相范質、王溥（音普pu）等派遣趙匡胤領禁軍出城抵禦。京師城裡在傳播著「點檢作天子」的輿論。趙匡胤兵到京師城北二十里的陳橋驛，弟趙匡義、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和軍中諸將把皇帝的黃袍加在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作皇帝。趙匡胤率領禁軍開回守衛空虛的京師，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在宮中做內應，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權。由於趙匡胤原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新建的王朝，建號宋朝。宋朝仍然建都開封（東京、汴梁），習慣上又稱北宋。以後遷都杭州，稱南宋。 宋太祖兵權在握，後周朝臣全無抵抗的可能。宋兵進開封，後周宰相范質、王溥等跪拜在階前，擁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鄭王。後周將領慕容延釗（音昭zhao）領重兵屯真定，受命擁宋，升任殿前都點檢。領兵守北邊的韓令坤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以擁立有功，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同領禁軍。 但是，後周領兵在外的節度使並沒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間①，昭義節度使李筠（音勻yun）和太原的北漢相聯絡，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釗、石守信等領兵分道出擊，在長平大敗李筠。六月，宋太祖親自領兵攻下澤州，李筠在澤州自殺。李筠敗後，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又據揚州起兵。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時與趙匡胤分掌內外兵權，勢位相當，恭帝時出鎮揚州。九月，李重進反，石守信率領禁軍往討。十月，宋太祖又領兵乘船東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圍攻揚州城將破，宋太祖到城下，一舉攻下揚州。李重進投火自殺，宋兵得勝回師。宋太祖先後削平二李，宋朝在後周境內的統治鞏固了。 宋朝政局穩定後，宋太祖對趙普議論說：「自唐末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戰鬥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國家長久，有什麼辦法麼？」趙普回答說：「這不是別的原因，只是由於方鎮權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現在要治國，也沒有別的奇巧，只有奪他們的權，控制他們的錢穀，收他們的精兵⋯⋯」不等趙普說完，宋太祖連忙說：「你不用再說下去，我已經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罷免了慕容延釗、韓令坤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慕容延釗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韓令坤出為成德軍節度使。此後，不再設統領禁軍的殿前都點檢一職。禁軍將領石守信等有擁立功，不好下令罷免。一天，宋太祖請石守信等擁立他的將領們飲酒，乘醉說：「不是靠你們的力量，我不會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艱難，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夜都睡不安穩！」石守信等說：「陛下怎麼說這個話。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太祖說：「你們雖沒有異心，一旦部下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想不干，能行麼？」石守信等嚇得涕泣叩頭，第二天便稱病辭職。宋太祖解除他們統領禁軍的兵權，派出做節度使。宋太祖一舉集中了精兵禁軍的全權，從此便可從容地派兵遣將去完成統一國家的事業了。①本書採用公元紀年，但月、日仍沿用舊史記載的夏曆，不再換算為公曆。夏曆正月和十二月的紀事，用宋代年號紀年，括注公元。 宋朝建立時，北方有強大的遼朝①，太原有北漢，南方分布著南唐、吳越、後蜀、南漢、南平（荊南）等國和周行逢在湖南、留從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據。宋太祖沒有乘勝北征遼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統一經濟富庶的江南。依據這個所謂「先南後北」的方針，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眾將駐守北邊和西北各州，以防禦遼朝和北漢。西北既無後顧之憂，專力向南方進取，逐個地消滅了各割據國。 平荊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權繼位，大將張文表起兵反保權，割據潭州。周保權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給宋朝以出兵的藉口。同年，割據荊南的高保勖（音旭xu）死，侄繼沖繼位。荊南處在各割據國的包圍之中，國勢衰弱，有兵不過三萬。宋太祖審度形勢，制定了假道荊南，攻取湖南，一舉削平荊湖的戰略方針。九六三年初，調派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荊南進發。宋兵到江陵，高繼沖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見慕容延釗。繼沖與延釗進江陵，城中宋兵已滿列街巷。繼沖大驚，奉州縣圖籍降宋。荊南平。宋兵繼續向湖南進發，湖南周保權軍殺張文表。宋兵占據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i）大敗湖南守軍，進取朗州。周保權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權。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勝，占有荊、湖。從此西逼後蜀，東脅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漢，戰略上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 滅後蜀——宋太祖平荊、湖後，就在策劃西取後蜀。派張暉做鳳州團練使，專意探聽蜀國內虛實、山川形勢。宋太祖依據事先繪製的後蜀詳細地圖，制定進軍路線和作戰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準備。九六四年，宋朝獲得後蜀給北漢的蠟書（密信），約聯合對宋。宋太祖大笑說：「我西討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王仁贍為都監，寧江軍節度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曹彬為都監，統兵六萬伐蜀。王全斌自鳳州出兵，劉光義自歸州出兵，兩路進取。後蜀國王孟昶聽說宋兵來攻，以王昭遠為西南行營都統，倉促領兵拒戰。王昭遠好讀兵書，但從來沒有過戰功，出兵前揮臂吹噓說：「我此行何只克敵，奪取中原也猶如反掌！」他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宋兵強大而謹慎有備，蜀兵虛弱而驕躁輕敵，兩軍勝負的前途，不問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軍攻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先鋒軍過三泉到嘉川，蜀兵燒毀棧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復棧道，進兵羅川，蜀兵依江而戰。宋兵奪橋渡江，分三道擊蜀。蜀軍集合精銳拒戰，又大敗。王昭遠自引兵來戰，三戰三敗。宋兵追到利州，王昭遠燒毀渡口浮橋，退保劍門，依天險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劉光義、曹彬率領，入峽路，連敗蜀兵，在鎖江斬獲蜀水軍六千餘眾，奪得戰艦二百餘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í），蜀守將高彥儔戰敗自殺。宋兵占領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軍自利州攻劍門，兵到益光，被天險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師經小徑渡江作浮橋，蜀兵棄寨逃走，宋大兵沿青強店大道進軍。王昭遠退駐漢源，留偏將守劍門。宋兵破劍門，追到漢源。蜀副將趙崇韜出戰被擒。王昭遠脫去甲冑逃跑。宋兵進據劍州。王昭遠逃到東川，藏入民間倉房，哭得兩眼紅腫。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劉光義、曹彬軍自夔州進兵，連降萬、施、開、忠、遂等州，峽中郡縣，①遼朝歷史，見第六冊。全被占領。王全斌軍到魏城，蜀國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劉光義等引兵來會。後蜀平。 滅南漢——南漢主劉�（音廠chang）建都廣州，占有湖南南部。宋滅湖南，與南漢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潭州防禦使潘美等攻下南漢的郴州（郴音嗔ch5n）。從俘擄的南漢內侍得知，南漢國內宦官當權，極度黑暗混亂。宋太祖因集中兵力滅蜀，沒有立即發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為賀州道行營都部署，領兵滅南漢。南漢久無戰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舉攻下賀州，進克昭州，乘勝占領桂、連二州。南漢主劉�得報，對左右說：「這些州本來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會再南來。」和劉�的估計相反，十一月，潘美進取韶州，繼續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廣州城。劉�將妃嬪和金寶載入十餘大船，準備入海逃跑，被宦官將大船盜去。南漢殘兵據水抵禦，又大敗。劉�在廣州焚燒府庫宮殿，出城降宋。宋兵入廣州，劉�被押解到東京。南漢平。 滅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國，但又是弱國。和後蜀的驕躁輕敵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後，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錦綺金帛來賀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u）繼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貢獻大批金銀錦綺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還要遣使貢獻犒師。九七一年，宋滅南漢後，南唐陷入包圍之中。李煜大為恐懼，向宋朝上表，自動削去南唐國號，稱江南國主。李煜企圖以對宋朝的恭順來維持他在江南的統治，宋朝當然不會容忍這個割據國的長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發兵十萬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荊湖造大艦黃黑龍船數千艘，作南伐的準備。曹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連敗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軍到秦淮，江南水陸兵十萬列陣城下。宋軍涉水強渡，江南兵大敗。李煜整天在後宮與僧徒道士談經，不問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見宋兵旌旗滿野，大為驚慌。李煜派文人徐鉉（音漩xuan）兩次到東京見宋太祖，說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沒有犯什麼罪。請求宋朝緩兵。宋太祖大怒，對徐鉉說：「不須多講江南有什麼罪。只是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an）！」徐鉉惶恐逃回。李煜急調駐守上江的朱令贇（音暈yun）入援。朱令贇自湖口發兵援金陵，號稱十五萬。兵到皖口，宋兵夾攻，朱令贇縱火拒戰，值北風起，火反燒朱軍。宋兵因勢急攻，朱令贇投火死。江南最後一支大軍覆沒，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給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殺掠，以保存江南財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隊入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東京。南唐平。 吳越入朝——吳越和南唐一樣，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順。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音處chu）即遣使來賀，此後連年朝貢。九七四年冬，宋伐江南，令吳越出兵助攻。李煜寫信給錢俶說：「今天沒有我，明天豈能還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罷了。」錢俶連忙把李煜信交給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錢俶親自領兵五萬，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後，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錢俶到東京朝見，講明入朝後仍回杭州。二月，錢俶帶領妻子到東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兩月後放他回國。臨行前，宋太祖送一個黃包袱給錢俶，裡面全是宋朝群臣請求扣留錢俶的奏疏。錢俶對宋太祖大為感激，也大為恐懼。回國後又派遣使臣貢獻大批寶物。吳越對宋朝唯命是從，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吳越國實際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統治之下，只是還保留著一個國王的稱號，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歸附——留從效割據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軍節度使名號。九六二年，留從效死。次年，牙將陳洪進奪取兵權，自為節度使，遣使向宋朝貢。九六四年，宋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九七六年，宋滅南唐，吳越入朝，泉、漳等州成為孤立的割據點，陳洪進也請求到東京朝見。陳洪進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歸鎮。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獻上泉、漳二州十四縣地。江南最後一個割據點也消滅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荊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後用了十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南方各地的長期割據。這並非只是由於他個人的軍事才能，而是決定於人心的向背，決定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後蜀滅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ao）對蜀主孟昶說：「我看宋朝立國，不象後漢、後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就在此朝吧！」南漢滅亡前，內常侍邵廷琄（音旋xuan）對南漢主劉�說：「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現在宋朝已出，看形勢非統一天下不可！」後蜀與南漢相隔數千里，但人們都已敏感地覺察到，結束戰亂，統一全國，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所謂「厭亂久矣」的「天」，實際就是當時的社會潮流，主要是廣大群眾的意志。唐末五代以來，各地封建軍閥之間無休止地展開爭奪權利的戰爭。廣大群眾早已厭棄這種封建割據的內戰，厭棄這種戰爭帶來的破壞和災害。南方和中原地區經濟聯繫的發展，也要求消除成為障礙的割據政權。結束封建割據的戰亂，已是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宋朝的統一事業，因而較為順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趙匡義在後周時為供奉官，陳橋兵變，擁立太祖有功，建國後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親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開封府尹兼中書令。後又加封晉王，位在宰相之上，成為宋太祖以下權位最高的人物。九七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吳越王錢俶來朝見，太宗留錢俶在東京。陳洪進納土降宋，吳越更加孤立。錢俶不得不把吳越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地獻給宋朝，削去吳越國號。宋朝完全統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轉向了北方的北漢和遼朝。 滅北漢——九六九年，宋太祖親自率兵攻北漢，敗遼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漢堅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遼又派兵來援，宋兵回師。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進、潘美等分道攻太原，遼耶律沙領兵助北漢。宋太祖死，太宗下詔班師。泉州和吳越的割據消滅後，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領兵親征，派潘美等四將分四路攻太原。三月，遼援兵來救，宋兵在白馬嶺大敗遼兵，遼將耶律敵烈敗死。四月，宋太宗自鎮州進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圍攻太原。五月，北漢主劉繼元出城降。北漢平。 北伐遼朝——宋太宗滅北漢後，五月就從太原倉促出兵，乘勝北伐遼朝，企圖收復五代時被遼朝占領的燕雲州縣。宋兵到易州、涿州，遼朝的漢人守將開城投降。宋太宗率兵圍攻遼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將士因伐太原疲憊，攻南京又不下，已經懈怠。遼耶律休哥引大兵來，大敗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驢車倉惶逃走。宋兵仗、輜重都被遼奪去。次年（九八○年），遼發兵十萬來攻雁門。北漢舊將代州刺史楊業出輕兵襲擊，遼兵敗走。十月，遼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橋關進攻，大敗宋兵，追到莫州回師。 宋兵對遼作戰失敗後，是繼續作戰收復燕雲，還是從此休兵，宋朝內部出現了不同的主張。宋太宗回東京，朝臣多主張再出兵攻遼。左拾遺（諫官）張齊賢上疏反對，說「聖人舉事，動在萬全」，「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主張先加強內部的統治。河南路轉運副使田錫主張放棄收復燕雲，與遼談和，說「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勞而無功」。在主和意見的影響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詔令沿邊州縣守邊境，不得出關。宋遼暫時休戰。 宋太宗經過幾年的軍事準備後，仍然志在收復燕雲。對宰相宋琪說：「我看史書，見晉高祖（石敬瑭）求援於契丹，對契丹行事父禮，還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說：「恢復舊境，亦應有時。」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發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進出飛狐，潘美、楊業出雁門。曹彬率宋主力軍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進攻下飛狐，進克靈丘、蔚州，潘美軍攻下寰、朔、應、雲等州。遼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擋曹彬，耶律斜軫領兵抵擋潘美。遼承天太后、聖宗親領大兵相機出援。曹彬一路號稱十萬，乘勝猛進。遼耶律休哥駐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戰，夜出輕騎劫掠，晝出精銳斷宋兵糧道。曹彬入涿州十餘日，糧盡，退守雄州。將士看到潘、田兩軍挺進，紛紛要求再攻涿州。這時，遼承天太后、聖宗的大軍已到涿州東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輕兵沿路迫擊宋軍，宋軍且戰且行，到涿州已師老兵疲。遼兵乘勢大舉出擊，宋兵自涿州敗退，遼兵追到岐溝關，大敗宋兵。曹彬收殘部渡拒馬河，遼兵追襲，宋軍人馬相踏，死者無數。涿州之戰，遼兵先讓一步，以少勝多，宋軍主力全部敗潰了。 宋太宗見主力軍潰，急令曹彬等回東京，田重進軍駐定州，潘美軍回代州。遼耶律斜軫出重兵襲擊，敗宋兵於五台，宋兵死者數萬。遼兵奪回蔚州，潘美領兵往救，又大敗於飛狐。潘美、楊業軍回兵到朔州狼牙村，遼兵陷寰州。楊業以為敵鋒甚盛，不可與戰。潘美等不聽，迫令楊業出兵。楊業自知必敗，請派伏兵在陳家谷口救援，楊業與遼兵戰，大敗，退到陳家谷口，不見宋援兵，率部下百餘人，並力死戰，墮馬被俘。楊業拒不降遼，絕食三日，死。潘、楊軍敗，宋兵全線崩潰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敗，宋兵損失慘重。朝中一些大臣紛紛主張「屈己」求和。趙普上疏，說遼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諂」（壞人）蒙蔽皇帝，「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勸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說北伐失敗「悔既往而難追」，「姑務息民，何嫌於屈己」，「屈於一人（遼帝）之下，伸於萬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趙孚建議宋太宗學習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對遼屈己求和。「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沒有贊同他們的議論，回答趙普說：「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伐遼失敗只是由於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所致。」九八九年，戶部郎中張洎（音計ji）、右正言王禹偁（音稱cheng）相繼上書，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遼。宋朝內部，出現主戰與主和兩種不同政見。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權防止割據復闢為國策，對外作戰和對內抑制武將的政策發生了矛盾，因此沒有採納王禹偁等人再次伐遼的建議。以後的宋朝，即對遼轉取守勢，專力加強國內的統治。（二）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加強 唐末五代以來，軍閥長期割據。宋太祖建國後，繼續統帥後周的禁軍，後周官員也都繼續任職。滅江南各國後，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並收編了各國的軍隊。為了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宋王朝把軍事、政治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鞏固它的統治。 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兩朝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 一、兵制 宋朝軍隊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統領的禁軍。唐初，設十二衛，唐玄宗改設騎■（■音擴kuo），宿衛京師。天寶以後，■騎虛弱，邊鎮兵強大，形成長時期的藩鎮割據。後周時，仍沿用禁軍制度，但軍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驕橫不聽指揮，實際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務精不務多」的方針，命宋太祖統領禁軍，精銳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壯士，選擇尤強者編入禁軍，加以訓練。禁軍由此成為一支強勁的軍隊。周世宗對外作戰，屢獲勝利，禁軍的整頓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後周統領禁軍六年，依靠這支兵力推翻後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軍隊的重要，即位後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集中掌握兵權，沉重地打擊了割據勢力。 選練——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著手加強禁軍，進一步揀汰老弱，補充精壯。這年五月，下令各州揀選勇壯兵士，升為禁軍。又除去禁軍中的老弱，設「剩員」處理。退兵下到諸郡，仍給兵俸。諸郡多用來看守倉庫。九六五年，又選強壯兵定為「兵樣」，分送各地。各地軍隊按兵樣選拔，送到京師充禁軍。此後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選擇精兵收補。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閱，加強訓練，並給以優於外州的俸給。宋朝統一南方各國的過程中，也從各地的降卒中選擇精銳補入禁軍。軍中並制定「階級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於禁軍的不斷選練，宋朝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直轄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鎮兵，五代時駐守城廂，又稱「廂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將帥選取軍中精銳作牙兵（衙兵）。廂兵中的精銳，經多次選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軍。留在地方的，不再訓練，只服雜役。廂兵實際上已成為不能作戰的役卒。後來司馬光曾評論說：選練禁軍後，「各地方鎮都自知兵力遠不是京師的敵手，誰也不敢再有異心」。這就是說，鎮兵力量遠比禁軍薄弱，沒有割據反抗的可能。唐末以來的軍閥割據勢力不能復辟了。 建置——太祖開寶（九六八——九七六年）時，有禁軍馬步兵十九萬三千（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時，禁軍馬步兵三十五萬八千（全國兵額六十六萬六千）。起初，禁軍都駐在京師，後來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時以十萬駐京師，十萬派守外郡。戍守邊地重鎮或內郡要地者稱屯駐，隸屬於總管司者稱駐泊。此外，因糧價低廉暫留某地者稱就糧，人數不多。屯駐軍由兵馬鈐轄（鈐音潛qian）、都監等統領，當地州官不得干預。派出的禁軍定期輪換，因而有所謂「出戍法」（或稱「更戍法」）。出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荊湖、川、峽、廣東等地的，三年一輪換。廣西等地，二年一輪換。陝西兵，半年一換。禁軍家屬妻子都在京師。據說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習勤苦，均勞逸」，免得留戀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會想反抗朝廷。禁軍軍官提升時，都調離原來的隊伍。統領駐泊、屯駐的禁軍的將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宋太祖、太宗時期，在禁軍制度上，從各個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方鎮割據的積弊，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禁軍將領也不能擁兵割據了。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這一目標，立即獲得廣泛的響應。前來參加起義的群眾越來越多。起義軍攻占青城，轉戰邛州、蜀州各縣，進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縣令齊元振，曾被宋朝賜璽書（璽音喜xi）獎諭為「清白」。其實這個所謂「清官」是把大量貪污剝削來的財物寄存在別處，與民為仇，早為群眾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後，搜出齊元振的大批金帛，散發給貧民，並立即把齊元振處死。張詠《悼蜀》詩說：「害物黷貨輩（黷音獨du），皆為白刃爍（音朔shuo）。」想見那些「害物黷貨」的地主豪紳，同齊元振一樣受到應得的懲處。起義軍的行動，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建立起更為崇高的威信，參加起義的人更多了。本來此時農民戰爭爆發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地區又有著反抗鬥爭的傳統，在王小波均貧富的號召下，起義軍不斷勝利發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萬餘人的隊伍。 十二月，起義軍進攻江原縣。宋西川都巡檢使張玘（音啟qi）出戰。王小波在作戰中不幸額上中箭，仍帶箭奮戰，力斬張玘。起義軍在江原大勝。但此戰之後，王小波負傷過重，壯烈地犧牲了。王小波點燃了起義的烈火，開闢了戰鬥的道路。起義群眾在王小波妻弟李順領導下，繼續頑強戰鬥。農民起義的浪潮，更加洶湧澎湃地向前發展。 起義軍在江原獲勝後，更加強盛。在李順領導下，起義軍乘勝攻下蜀州，殺宋監軍。攻下邛州，殺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敗宋乓，殺宋巡檢使。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進取永康軍，奪得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等地。兵鋒所向，直指成都。 隨著起義的勝利發展，起義軍逐步建立起嚴格的軍事紀律。沈括《夢溪筆談》記述李順軍「號令嚴明」，又說起義軍「所至一無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間利益，和宋軍在蜀地的四處劫掠，形成鮮明的對比。李順繼續貫徹並進一步發展了王小波平均貧富的主張，有領導地沒收地主土豪的財富，分散給貧民。沈括記載說，李順軍召集「鄉里富人大姓」，叫他們出具家中所有的財產糧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調發（沒收）」，分給當地貧苦的農民。當時蜀地饑荒嚴重，起義軍的正義行動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號令嚴明」也提高了作戰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順軍進攻成都，不利，轉攻漢州、彭州。兩天之內接連攻下兩州，形成對成都的包圍。十天之後，起義軍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載率殘部逃到梓州。農民軍入成都城，建號大蜀。李順稱大蜀王，立年號「應運」。大蜀設中書令、樞密使等職，各路起義軍分別設立統帥，號「大蜀雄軍」。李順隨即派遣各路軍四出攻打宋軍，劍關以南，巫峽以西，都為農民軍占領。農民軍發展到數十萬人，震動了整個宋朝。 宋朝兵權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這就為農民起義的發展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農民軍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較容易順利取勝，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權，也得以隨時派出重兵，鎮壓起義。農民軍在起義獲勝後，又不得不面對著強大的敵軍。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親信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領京師禁軍入川，鎮壓起義。王繼恩軍發，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別向峽路和劍門進軍。峽路軍在廣安軍和渠州、果州一帶，遭到農民軍阻擊，不得前進。劍門棧路是宋軍入川的要道，原來只有疲兵上百人駐守。李順分遣農民軍數千北攻劍門，企圖截斷宋朝進軍的通路。農民軍至劍門作戰，正值成都撤出的宋軍到劍門，農民軍寡不敵眾，敗回成都。宋軍占有棧路，得以長驅入川，農民軍在軍事上失利了。 宋軍重兵壓境，農民軍沒有專力設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軍已有防守的準備，據城頑抗。農民軍二十萬以雲梯、衝車攻城，不下。乘風縱火急攻，又不能下。圍城硬攻至八十餘日，不能取勝。農民的兵力被牽制在梓州。宋軍卻自劍門一路急速挺進。劍門一路，農民軍兵勢單弱。四月，王繼恩軍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農民軍五百人犧牲，宋軍過青強店，劍州被攻陷。五月，王繼恩軍攻綿州，綿州失陷，另派一支宋軍攻閬州。農民軍在老溪，依天險拒守，三千人犧牲。閬州失陷。宋軍別部攻巴州，農民軍五千戰敗，巴州失陷。王繼恩又分兵救梓州，農民軍敗退，損失極重。大蜀的成都處在敵軍的威脅之中。 成都從來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後蜀的都城。農民軍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處於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從此不得不以十萬兵據守成都，軍事上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宋軍卻由守勢變成了攻勢。王繼恩軍得梓、綿兩州，集合兵力圍攻成都。李順率農民軍據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間即下詔給王繼恩，說農民起義軍如再反抗，「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繼恩軍攻進成都，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農民軍三萬人英勇戰死。李順也壯烈犧牲了。大蜀的樞密使計詞、吳文賞和農民軍領袖衛進、李俊、徐師中、吳利涉、彭榮等人被捕，英勇就義。大蜀農民軍遭到了失敗。 但是，民間還長久流傳說：李順並沒有死。有的說他已到湖北，有的說他在嶺南。民間的這些傳說使宋朝廷極為驚恐。二十三年後（一○一七年），廣州知州聽說有個貧民飲酒說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說是抓到了「真李順」。樞密院也向朝廷祝賀。御史審問，原來這是廣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當過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軍了事。四十年後（景祐中），又有人告發李順在廣州。巡檢使臣捕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又說是「真李順」，把他處死，向朝廷報功。此後若干年內，宋朝的大臣們上疏言事，還往往以「恐李順之事再起」來向皇帝提出警告。這些事例從不同的方面說明：李順農民軍的起義活動，長久地給宋王朝帶來了恐懼，也長久地受到人民的懷念。起義領袖雖死猶生，因為他代表了廣大農民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 李順犧牲，成都失陷，大蜀農民軍仍在繼續戰鬥。成都郭門十里之外，就還有農民軍的據點。成都以西、以東和以南，還有農民軍幾十萬人，形成三面包圍。農民軍在張余等領導下，再一次掀起了戰鬥的高潮。 宋軍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繼恩以重兵留駐，又由攻勢轉成了守勢。大蜀農民軍領袖張余見宋朝孤軍無援，坐守成都，乘勢聚集農民軍各部，得數萬人。張余沒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衛空虛的南部和東川各州進取。張余軍一舉攻下嘉州，進兵東南，攻下戎州、瀘州，沿江而上，連續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u）、忠州、萬州，北向攻下開州。東川要地都為農民軍所占有，聲勢大振。農民軍列陣西津口，進攻夔州。這時，宋太宗正加派白繼贇等領兵自峽路經夔州入川鎮壓起義。五月，白軍與夔州宋軍兩面夾攻。張余軍出乎意料，損失嚴重。農民軍二萬人在作戰中犧牲，戰船千餘艘也被宋軍奪去。《續通鑑長編》記載，農民軍的屍骸在江上漂流，長江流水都被鮮血染紅。張余軍西走，攻破雲安軍。別部數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軍反攻雲安，農民軍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東，包括梁山、廣安軍、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資州等大片地區的農民軍，在成都陷後，仍然繼續堅持戰鬥。白繼贇軍與原來自峽路進軍到此的宋軍，集中在這裡鎮壓起義。宋軍攻廣安軍，農民軍萬人力戰，五千人戰死。梁山、廣安的起義據點被消滅。六月，農民軍二萬餘人由張罕率領，在嘉陵江口抗擊宋軍，遭到失敗。宋軍攻陷合州。果、渠、普、資等州也相繼失陷。農民軍五萬人轉攻陵州，不下。張余率萬餘人到遂州。宋指揮使張璘（音林lín）殺統帥王文壽，率領所部響應起義。宋兵至，張璘部下殺死張璘，叛變降宋，宋軍用為嚮導，進攻張余軍。張余敗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東，農民軍一直在據守各要地，形成對成都的包圍。王繼恩入成都後，整天在城中宴飲，搶掠民間財物，白天也關閉城門，不敢出戰。宋太宗又派宦官衛紹欽持詔書去成都指揮軍事，督令王繼恩出兵。衛紹欽軍與農民軍戰於學射山南，攻陷雙流等寨。農民軍損失數萬人。宋軍攻安國鎮，農民軍領袖馬太保戰死。自夔州進軍的宋楊瓊部，攻陷農民軍占據的蜀州和邛州。永康軍、永昌、導江、雙流、溫江、郫縣等地的農民軍相繼遭到鎮壓。大蜀中書令吳蘊在七月間領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帶繼續戰鬥。十一月，宋軍來攻，吳蘊戰敗犧牲。張余軍在嘉州，成為無援的孤軍了。十二月，宋軍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農民軍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張余被捕，壯烈犧牲。自成都失陷李順犧牲後，大蜀農民軍在張余、吳蘊等領導下，轉戰東西兩川，堅持鬥爭十個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後，才遭到鎮壓而失敗。農民軍號稱大蜀雄軍，作戰中表現的頑強精神，確是極為雄壯而英勇！ 張余犧牲後，農民軍仍有一支隊伍隱蔽在山谷間，堅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領袖王鸕鶿（音盧慈lucí）領導下再次起義，攻打蜀、邛二州，被宋軍鎮壓。王鸕鶿部雖然沒有再能取得重大的進展，但代表了農民群眾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堅強意志，是值得讚頌的。 自從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貧富」號召起義，到張余在嘉州兵敗，前後兩年之間，西起蜀州，東至夔州，燃遍了起義的烈火。在宋朝建國後不久就爆發的這次規模宏大的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也為後來農民階級的鬥爭開闢了先路。趙宋－朝，全國各地規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連綿不斷地興起，推動著歷史的前進。第二節農業的發展和工商業的繁榮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恆（真宗）即皇帝位。從這時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經歷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趙禎。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讓子趙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個皇帝的統治。宋朝建國以來的這一百年間，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顯著的發展。 唐代中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利的門閥士族制和農奴性質的部曲制，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中期以後，門閥士族制和貴族世襲占田的舊制逐步瓦解。擁兵割據的軍閥分享了門閥士族的部分權利。黃巢領導的農民戰爭掃蕩了門閥士族勢力和部曲制的殘餘。宋朝統一了各個軍閥割據國後，在經濟領域中，地主購置田地剝削佃客的租佃制關係得到普遍的發展；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上出現的這些新變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這一變動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轉來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闢道路。 宋朝建國以來的一百年間，廣大農民群眾開墾了大量的農田，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隨著租佃制關係的確立和農業的發展，工商業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手工業者作出了許多新創造。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火藥火器的應用等等，都出現在北宋。適應著商業發達的需要，這時還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工商業的繁榮，成為宋代社會經濟發展中一個明顯的新特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商人中逐漸出現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日益擴大土地占有，壟斷商業利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嚴重障礙。 （一）農業的發展 農民群眾經過辛勤的勞動，開闢了大量的田地，在生產工具、耕作技術、農作物品種等方面也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北宋時，南方經濟的發展繼續超越北方，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仍在東南。一、戶口的增加和農田的開墾 宋太宗時，全國戶口，據各道、州戶籍的不完全統計，共六百八十六萬多戶，無人口數。真宗以後的七十年間，所謂「承平既久，戶口歲增」，戶口記錄不斷在增長。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國實管七百四十一萬多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萬多戶，二千六百二十萬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為一千二百九十一萬多戶，二千九百九萬多口（一作丁）。記錄中戶多人少，顯然是由於人民逃避賦役，分戶別居，並且隱瞞了人丁的緣故。這些記錄都不可能符合戶口的實際，但反映出戶口增長的趨勢，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蕪的現象仍很嚴重，太宗時，邊遠地區不用說，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約數千里的地方，田地的開墾也不過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設法招誘流民歸業。經過廣大農民群眾的辛勤開發，墾田數在不斷增長。《文獻通考》等書記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墾田數字，九七六年（太祖開寶九年），墾田數量是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多頃。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統一北漢後的數字，是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多頃。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多頃。英宗時，《會計錄》編者以為，這些數字只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並不是墾田的實際狀況。一○二一年是北宋墾田數的最高額，此後再也沒有達到這個數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墾田統計數只有二百一十五萬多頃，減少約十分之六。說明這時土地兼併嚴重，大量土地被隱瞞。《會計錄》編者說「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據此而來。此後，田畝統計數又在上升，或許是數字來源不同。 墾田的增加，是廣大農民的勞動功績，也是和地主兼併土地作鬥爭的產物。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農田，作出了許多新創造。 圩田（圩音圍wéi）——又叫圍田。在低洼田地周圍築圍，圍外蓄水。五代時，江南已有圩田，一個大圩，方數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閘門。旱時開閘引江水灌田，澇時閉閘制水。北宋時，圩田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太平州蕪湖縣萬春圩，有田十二萬七千畝，圩中有大道長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澇，可以常保豐收。這是勞動人民的一項創造。 山田——南方農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築成階梯形的農田，稱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帶，開拓山壟為田，種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撫州，見到農民「山耕而水蒔（音是shi）」。韓琦詩：「曉入吳兒谷，危途信不虛」，「山鳥過雲語，田夫半嶺鋤」，描寫出農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記載官吏查核山田漏稅，說明那時山田已有相當的數量。無地或少地的下戶農民開拓山田，擴大了耕種面積。 淤田——河水沖刷的淤泥，用決水法引入田內，使土質肥沃，稱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時，絳州正平縣南董村農民，利用村旁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餘頃。原來畝收谷五、七斗，淤田後增收到兩、三石。神宗時，此法推廣，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間，江邊海畔出沒不常的沙淤地，農民利用來耕作，稱沙田。江水激於東，沙田漲於西；江水激於西，沙田又漲於東。沙田漲出，及時耕種，地常潤澤，可保豐熟。仁宗時，曾一度免除明、溫、台三州沙田的民稅。神宗時，溫、台兩州九縣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餘頃。 葑田（葑音封feng）——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從土中衝出，浮於水面，厚數尺，可延長几十丈。在上面施種，即可生長，稱為「葑田」。後來，農民進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鋪泥，種植莊稼，稱為「架田」。 二、農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礙。各地農民群眾得以彼此交流培育農作物的生產經驗，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糧食作物。宋太宗時，江北諸州學習南方，種植水稻。河北沿邊屯田使何承矩調集各州軍士一萬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興築水田，引種江東早稻，獲得成功。此後，河北、河東、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廣種稻。 越南勞動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時傳入中國，先在福建一帶種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種三萬斛，分到江、淮、兩浙路推廣。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強，並且「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楊億《談苑》記載：汝州魯山，也種植建安來的早稻種，說是「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當地人多種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楊億所說建安來的早稻種，可能也是占城稻。據此，占城稻不僅在長江流域推廣，而且也傳播到北方。中國農民從越南勞動人民學習種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中越兩國人民在歷史上長期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凝結成深厚的友誼。占城稻的傳播，是一個顯著的事例。 南方農民多年來培育出很多優良的稻種。宋太宗時，福建南劍州水稻有金黍、赤鮮、白稌（音途tu）、先黃、金牛、青龍、虎皮、女兒等十一種。洛陽有和尚稻。蘇州有師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種最佳，每年運送到東京。 這些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北宋時，兩浙路產量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產米二到三石。 麥——麥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糧食作物。北宋時，逐漸在南方推廣種植。宋太宗時，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種稻地區的農民，從淮北諸州得到麥種，推廣種麥，並種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國後，南方茶葉大量運銷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種植茶樹。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和川蜀地區，種茶的農戶（園戶）極多。茶葉的製作，分為片茶、末茶兩種。製作的技術，也更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廣州、漢州和遂州都有許多「糖霜戶」，種植甘蔗作糖霜。糖霜遠銷到海外。三、農具的改進 千百年來，廣大農民群眾在生產勞動中，不斷創造和改進著各種生產工具。北宋農民在繼續改進各種農具的同時，還使用了一些新農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亳州（亳音博bo）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數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獻「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遼朝侵擾，耕牛多死，耕具頗缺，取淮、楚民間踏犁式樣仿造。據說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當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音決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 秧馬——蘇軾在武昌看到農民種稻插秧用「秧馬」，說是比彎著腰插秧，勞動強度大為減輕。秧馬後來得到推廣。 水車——最早大約出現於東漢時期，是一種用人力轉動的翻車。宋朝推廣種水稻，農民群眾用多種水車引水灌溉。較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車，稱龍骨車或踏車。據說是水具機械中比較「巧捷」的一種。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種「筒車」（水輪），不用人力，借水力運轉灌溉。梅堯臣有詩說：「既如車輪轉，又若川虹飲，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車要比兩浙的踏車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當時最為先進的一種灌溉工具。由於水車的廣泛使用，勞動農民部分地征服了乾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問詩》詠水車說：「旱則我為用，爾龍尚何謂！」水車用於抗旱，勝於『龍王』，意義是很大的。四、水利的興修 農民群眾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是促成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水利興修，但在局部地區，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農業生產。宋太祖時，瓊州度靈塘開修渠堰（音燕y4n），灌溉田三百餘頃。宋太宗時，戍兵一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時，開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靜戎軍鮑河、鎮州鎮南河，又自嘉山東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從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時，唐州修復陂渠，引水灌溉，據說數萬頃薄地變為肥田。福州三縣農民八萬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條，共計長二萬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餘頃。河東路九州二十六縣農民，修浚水利田一萬八千餘頃。蜀江置堰溉田，興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澆灌民田，當地農民訂立「堰法」，每年春天輪流修堰，保證了長年的灌溉。英宗時，泰州農民創築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難。 沿海勞動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真宗時，民工數百萬，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時，民夫四萬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後使海水瀉鹵之地，化為良田，並阻擋住風潮的襲擊，保障了農業生產。 （二）手工業的興盛 隨著造船業的發達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北宋時指南針已經普遍地使用於航海。造紙業和刻版印刷業也迅速發展，仁宗時工匠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也被大量用於製造武器，火器的製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諸如紡織、染色、制瓷、礦冶等各部門無論從原料的採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的作坊，規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業的發達和指南針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漕船是必不可缺的運輸工具。宋太宗時，各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官營作坊製造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戰船、漕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製造民用的商船、遊船。 北宋在東京設造船務，各地重要州軍設官營造船作坊。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內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可載二千斛粟。據說「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音駝tuo）以拒浪」。船上的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比較齊全。這樣的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較先進的。朝廷用的海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客舟」的三倍。 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萍洲可談》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針。當時用的是指南浮針（即水羅盤）。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人民的往來，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業的發展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唐、五代開始應用的印刷術，到北宋時才有了普遍的發展，廣泛用來刻印書籍。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家塾也印書。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分布更廣，刻書、賣書，成為世業。民營書坊刻印的書，後世稱為坊本。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十三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幾個中心。北宋「監本」書大半在杭州刻印。當時人評價：木板書以杭州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東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紙不佳。上海博物館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板，證明當時民間也已掌握了雕制銅板的技術。 沈括《夢溪筆談》記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昇發明活字板的事跡。辦法是：用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勻藥品（松脂、蠟、紙灰等合制而成）。印刷時，把鐵制的框子放在鐵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藥品熔化，用另一平板從上面壓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卻後，就可用墨印書。畢昇也用木頭刻過字，但木材纖維有伸縮性，沾上水後會膨脹起來，排板時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藥粘連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三、兵器製造業的進步和火藥的應用 北宋初年，由於作戰的需要，對兵器製造極為重視。東京南、北作坊每年製造塗金脊鐵甲等三萬二千副，弓弩院每年製造角弝弓（弝音霸ba）等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張，各州作坊製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萬張，數量極大。又設廣備攻城作，領有火藥、猛火油等十一個作坊，製作之法，嚴禁外傳。 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北宋發展到新的階段。恩格斯說：「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①北宋已經利用火藥製造燃燒性的火器，隨後逐步製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經總要》還記載了製造火藥的三個詳細配方。宋初，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滅南唐時，用過火炮、火箭。一○○○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團練使石普說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試。據《武經總要》記載，火箭是「施火藥於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火鷂（鐵嘴火鷂、竹火鷂）、煙球（煙球、毒藥煙球）是點燃後用炮放。火炮用於攻城，蒺藜火球使敵騎受傷，毒藥煙球使敵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礦冶、紡織、制瓷等業 礦冶業——北宋初，各地共有礦冶二百零一處，英宗時增加到二百七十一處。統治階級，首先是皇室貴族，要搜括大量金、銀。仁宗皇祐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多兩。英宗時，金減九千，銀增九萬。鑄錢所用的銅，由官府嚴格控制。宋太宗時，凡出銅的地區，一律禁止民采，全歸官鑄。仁宗皇祐時，銅年收五百十萬多斤。韶州岑水場，仁宗時開發鑄錢，有工匠十多萬人，規模很大。鑄錢需用鉛、錫混合鑄造。仁宗時，鉛年產九萬多斤，錫三十三萬斤。英宗時增開礦冶，鉛增產二百萬斤，鐵、錫共增百餘萬斤。 鐵主要用於鑄造兵器、農具。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是北宋著名的冶鐵地。仁宗皇祐時，全國每年得鐵七百二十四萬多斤。漢朝已應用石炭，北宋多數冶鐵爐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爐溫，加快冶煉的進程。據蘇軾說，徐州利國監用石炭「冶鐵作兵，犀利勝常」。冶鐵爐的鼓風設備有所革新，鼓風器由皮囊改為木風箱，風箱體積可以造得很大，不像過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時裝置牢固，可承受較大的壓力。這種風箱的裝置，見於《武經總要》。 北宋時，在軍事和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開採情況①《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版，第一六四頁。不詳。《夢溪筆談》最早記錄了石油這一名稱。 紡織業——紡織業從來是技術比較發達，生產比較廣泛的手工業部門。不僅有官營和私營的大批作坊從事紡織，廣大農村的勞動婦女也無不紡織布帛。徵收布帛，是宋朝賦稅的一個重要項目。 北宋絲織業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開封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的稱號。麻織業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廣南西路。廣南西路廣泛種植苧麻（苧音柱zh)），農民婦女都善於織布。麻布產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東京有官營的染院，也有民營的染坊（如「余家染店」），還有推車染色的手工業者。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術，到北宋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給染工印染「斑纈（音協xié）」（印花綢）。 制瓷業——北宋制瓷業普遍發展，有突出的成就。不僅供貴族使用的高級瓷器，在工藝技術上達到新水平，而且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為民眾廣泛使用。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定州定窯生產的瓷器最為著名。 造紙業——隨著印刷術的發達，民間的造紙業發展很快。造紙用的原料，種類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麥稈、稻稈、嫩竹、油藤。造紙的技術也更加進步。徽州黟（音—yT）、歙（音舍shè）兩縣生產的紙張，五十尺為一幅，勻薄如一。各地還有多種加工製作的箋紙。紙張經過加粉、加蠟、染色、砑花（砑音亞ya），製造成精緻的色箋，用來寫字、作畫。 製鹽業——北宋製鹽，主要有曬鹽、煮鹽兩種。曬鹽的主要產地是解州安邑、解縣境內的兩個鹽池，因此也叫池鹽。煮鹽法各地不同。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西六路的沿海地帶，煮海水為鹽，俗稱煮海。河東、陝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區刮取鹹土煎煮為鹽，稱煮鹹鹵，鹽叫土鹽，主要產地在并州永利監。成都和梓、利、夔州，鑿井取鹵，煎煮，稱煮井，鹽叫井鹽。此外，階、鳳等州土崖之間也產鹽，稱崖鹽或石鹽。 五、手工業作坊和家庭手工業 北宋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大多集中在官營和私營的手工業作坊。城鄉有不少個體小手工業者，從事簡單的勞動。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仍然像汪洋大海，分布在農村。 官營手工業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費的大批器物，以及軍需武器，都由朝廷專設的手工業作坊製造，設有專門機構如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管理。軍器監的東、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專門製造各種軍事物資。少府監專管皇室用品的生產。將作監管理土木建築。各地官府也都設有官營的作坊。 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從軍隊調來的有手藝的人，稱為「軍匠」，仍隸名軍籍；有從民間招募來的工匠，由官府支給雇值（工錢）和食錢；還有從民間徵調來輪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監官和作頭，經常「減刻」工匠的雇值、食錢，工匠的生活極為艱苦。製作的器物，要勒記工匠的姓名，由官員檢查優劣以定賞罰，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種壓迫。工匠負擔沉重的勞動，又遭受殘酷的壓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奮起殺作頭監官，進行反抗。 私營手工業作坊——規模較大的是採鹽和冶鐵。鹽業除官營外，又有官督私營，或私營而由官府專賣。地主豪商則私開鹽井，生產私鹽。文同《丹淵集》記載，陵州開私鹽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僱傭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約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與主人營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壓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別處為業。這個記載說明，私鹽井的工匠對主人，不存在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但遭受著殘酷的壓榨。工匠多是逃亡的農民或「罪犯」，用改變姓名的辦法逃避戶籍和刑法。這些私井，也隨時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處置的危險。 私營的冶鐵業，由朝廷專設的「監」、「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國監，有三十六冶（冶鐵爐），每冶各百餘人。據說當地農民多會鍛鐵，但利國監的工匠仍多是「饑寒亡命」，即逃亡的農民。占有鐵爐的冶戶是擁有巨萬財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家，都擁有大批田產。冶戶對工匠的剝削相當殘酷，工匠對冶戶存在著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 隨著制瓷業的發達，各地出現大批燒造瓷器的小型民窯。如徐州蕭縣白土鎮有民窯三十多窯，陶匠數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產的小窯。窯戶多鄒姓，有「總首」即總頭目管理，可能是與「行頭」相似。徽州有的造紙作坊，也僱傭了數十名工匠，有盪料、抄紙、焙紙等分工。 城鄉個體手工業——城市和集鎮的個體手工業工匠，大部分來自農村，一部分是從各個階層中分離出來的貧民。東京有所謂「百姓繡戶」。朝廷裁造院繡造不及的物色，交給繡戶繡造，支給工錢。一○一二年，真宗下詔：裁造院對百姓繡戶「不得抑勒差配」和減刻工錢。說明官府常用強制的辦法壓榨繡戶。吳曾《能改齋漫錄》已載：臨川入伍十八，自製紗帽，在東京街上售賣。東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雜貨工匠」，和各種雜作人夫，候人呼喚「修整屋宇，泥補牆壁」。這些工匠主要還是臨時性的服役，或者從事修理加工，並不生產手工業產品。 北宋農村中還有一些有專門手藝的個體手工業者，在當地製造產品，或短暫地外出到他鄉，為人紡紗、打銀、修甑（蒸鍋。音贈zèng），工畢後仍回本材。他們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個體手工業者，自有生產工具和一小塊耕種的土地。 家庭手工業——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中，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北宋王朝強迫農民交納布帛作賦稅。農婦紡織的布帛，絕大部分作為賦稅被剝奪。向地主借高利貸，也用布帛抵債。至於絲織的綢絹，全部被貴族地主們剝削。張俞《蠶婦》詩：「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養蠶人是穿不到羅綺的。作為農民副業的家庭手工業產品，主要是用來償付租稅和高利貸，少量剩餘供自己需用，基本上還不是作為商品而生產。只有少數有餘力的自耕農，偶爾以少量的粗布，或扎一些箕帚，造一些小農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換。 北宋時，一些地區出現了以從事紡織為主的民戶，叫做機戶。仁宗時，梓州已經有幾千家機戶。一○三三年，宋朝規定：機戶每年紡織的綾，只能自賣三分中的一分，其餘二分要由官府收買。由於官府壓價買綾，機戶消折本錢，不能生活，因此請求官府減少買綾數的一半。封建官府的種種壓迫和剝削，使機戶難以獲得發展。 （三）商業的繁榮 宋朝的統一，消除了封建割據的阻隔，為商業交通的進一步發達，提供了條件。以首都東京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農業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化，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中小城鎮和農村集市貿易也漸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會，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 一、城市和集鎮 城市——東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太宗時，開封府十六縣，主、客戶近十八萬戶。這個數字顯然低於實際狀況。住在東京城內的，還有皇室、貴族，往來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貨賣的個體手工業者，沿街叫賣的小販，以至貴族的奴僕等大量不在戶籍的人口，駐守京師的禁兵也不在戶籍。太宗說，東京（開封）養甲兵幾十萬，居民有百萬。又有人說，東京比漢唐的京都，民戶增加十倍。這些都是估計的大概數字，但也說明東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時，都門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廂置廂吏統轄，實際上是擴大了城區。 唐朝長安，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只限於東西兩市。五代至宋，東京逐漸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業貿易活動也放寬了時間的限制。相同行業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如潘樓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藥鋪席。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據說「每一交易，動即千萬」。潘樓酒店下，買賣衣物書畫珍玩。東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馬行街北，多醫官藥鋪。東西兩巷，是大小貨行，手工業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點燈，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馬行街北至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諸班直軍營相對。晚間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開張。「耍鬧去處，通曉不絕」。 遍布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大相國寺有瓦市，每月開放五次（一說八次）。四方到東京來的商人在這裡售賣或販運貨物。民間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生產的日用品，也拿到這裡來直接賣給買主。據說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兩廊，可容萬人交易。街上還有一些季節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東京倚汴水建城，便於漕運。汴水南與淮河、長江相聯接，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東南和西南的財賦百貨都可經汴水運到東京。河北和西北則有陸路往來。東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業和交通中心。依據宋人的零星記述，東京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米（每年數百萬斛），沿海各地的水產，遼、夏（西夏）的牛、羊，洛陽、成都的酒，自河東至江南、福建的各種果品，江、淮、蜀、閩的名茶，南方各地的絲織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紙，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書籍，兩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鐵器，來自全國各地的藥材和珠玉金銀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場上銷售。東京市場的繁榮，集中反映了北宋商業發展的狀況。 東京是皇室貴族官僚的住處，也是「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他們以侈靡相尚，大事揮霍。東京到處有酒樓、食店、茶坊、妓館。著名的楊樓、樊樓、八仙樓，飲客常至千餘人。還有瓦舍（娛樂場）勾欄（劇場），演出百戲伎藝。貴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樂。東京城內居住著大量的貧民，包括沿街叫賣的小販，民間工匠，「候人請喚」的雜作人夫，他們是城市中受壓迫的底層。 東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陽（西京）、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興元、遂州、漢州、利州，閩廣地區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 鎮市、草市——唐、五代時，軍隊駐地稱鎮。宋朝集中兵權，作為軍閥割據的兵鎮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業發達的鎮，卻作為商業交換地點而發展起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地理書都記錄了大量的鎮名，放在次於縣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較大的鎮，商稅收入甚至可以超過縣城。有些地方，鎮又叫市或鎮市。鎮的發達，標誌著城鄉之間的商業貿易，有了新的發展。 唐朝設在縣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發展。東京城外，即有草市。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銍（音質zh@）《默記》記載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飲酒。農村中幾天開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虛」或「墟」。農民以自己收穫的蔬菜、魚蝦或自製的手工業品，拿到虛、集上交換。較大的虛、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業發達的虛、集，可以發展成鎮市。 二、商稅和專賣 商稅——宋朝建國之初，就制定商稅則例，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徵收商稅。 商稅的正稅，分為過稅、住稅兩種。過稅是對商人販運貨物所課的稅，即流通稅。按照貨物價格，每千錢算（徵收）二十，即稅率百分之二。商人每經過一個場、務，就要交納一次過稅。場、務發給他收據，稱為「引」。如不在各個場務一一納稅，而在某處合併交納，發給憑據稱「長引」。「引」上載明商人的姓名，貨物的品種、等級，起、住地點，納稅時限等。住稅是對城鎮店鋪（坐賈）買賣貨物所課的稅，即交易稅。生產者把貨物賣給商人，客商到都市出賣貨物，也都要按物價交納住稅錢。稅率是百分之三。正稅之外，還有雜稅：計算商船所載貨物的多少，向船主課稅，稱力勝錢。場、務監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攔商人到場、務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拘攔人，稱為事例錢，後來又改稱市利錢。徵收稅錢之外，還有徵收實物的辦法。《宋史·食貨志》說： 「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宋太宗時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仁宗慶曆時，增加到近兩千萬貫。商稅成為宋朝的重要財政收入。 專賣——北宋王朝對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鹽、茶、礬、酒等，實行官賣，又稱專賣。 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產，也全由官府專賣，禁止私販。茶葉的生產，除福建路有一些官茶園外，各路茶園，多是民營，稱園戶。官府向園戶買茶，各路有定額（「祖額」）。官府將買茶的錢預先借給園戶，稱為「本錢」，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園戶收穫的茶葉要全部賣給官府的山場。商人買茶要到東京榷貨務繳納茶價，榷貨務給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場、務取茶。礬是鑄銅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礬民戶，稱為鑊戶。鑊戶生產的礬，除納稅以外，其餘由官府收買，不得私賣。酒由官賣，稱榷酤。官府在各地城鎮設置酒務（釀酒、賣酒）、酒場、酒坊（賣酒）。曲也實行官賣，禁止私造。東京設都曲院，外地置曲務，收取賣麴錢。 太宗至道時，一年專賣總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在北宋財政收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業組織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業的店鋪有「行」的組織。宋朝自京都至州縣城鎮，同業的商鋪，都組織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參加商行叫「投行」。隨著商業的發展，商行的組織很多。東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戶有六千四百多戶。據說，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認得是哪行人。 同業的商人通過商行來保護和壟斷本行的商業利益。外來的商人，不經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經商。商行的首領叫「行頭」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強的上戶輪流擔任。行頭有權規定本行商貨的物價，分派官府攤買的貨物。「牙人」招攬買賣，從中媒介。 商行的組織同時又是官府敲剝商人的工具。唐朝後期，皇室通過行商徵購宮廷需用的貨物，稱為「宮市」。宋太宗時，設置「雜買務」，為宮廷購買貨物。宮中不準直接向行鋪徵購，以矯正唐朝宮市的弊害。真宗以後，宮中又往往向行商徵購貨物。知開封府蔡襄曾說：內東門購買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幾年不給錢的。地方官府也通過行頭向行商勒索百貨。東京供應百貨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別處多十倍以上，各行賠累甚多。官府還向商行抑配科差，或藉口軍需，向商人借錢。 賒賣——伴隨著商業的繁榮和商行組織的發達，北宋市場開始出現信用交易，叫做「賒」或「賒賣」。行商出賣行貨，不用現錢。憑信用賒貸，一定時期後再付還價錢，彼此通濟。一○二二年，在京商稅院告示客商，賒賣行貨，須有富戶三五人以上作保，寫立期限文字。如無人保，只由賒買人寫立欠錢文字，發生糾紛，官府不受理。這個告示，表明賒賣中發生「誑賺」事故，但也說明賒買賒賣已很通行。 便錢務——東京設便錢務，是官營的匯兌機構，商人將現錢交便錢務，領券（匯票）到外州兌錢，當日給付。這是商業發展後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東京便錢務收到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真宗時，增加到二百八十餘萬貫。官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資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櫃坊寄存財貨。北宋邸店逐漸發達。邸店原來是供往來客商居住的旅店，商業發展後，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財物，商洽交易。開設邸店，成為很大的營利事業。 質庫——質庫在唐朝附設於櫃坊，北宋獨立經營，更為發展。質庫又稱解庫，是典當業的一種。以物品作抵押（質），向質庫借錢，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贖回。一○七○年八月，韓琦在奏疏中說：「現在兼併之家，照例都開質庫。」大寺院經營工商業，也開質庫謀利，稱為「長生庫」。寺院和兼併之家一樣，擁有巨大的財富。 四、貨幣 銅、鐵錢——商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貨幣流通。宋初，鑄造銅錢有四監，鐵錢有三監，此後逐步增加。銅、鐵錢名稱很多。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鑄「太平通寶」錢。以後，幾乎每有一個年號，就鑄造這個年號的新錢。太宗時，一年鑄造的銅錢，最多時有一百八十多萬貫，鐵錢有五十萬貫。仁宗時，銅錢增到三百多萬貫，鐵錢減到一二十萬貫。 北宋每年鑄造大量的銅、鐵錢，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特別是銅錢，市場上更顯得缺乏。這是因為：（一）銅是國家的禁榷物，民間缺銅，就銷熔銅錢，製造器皿，可以獲利五至十倍。（二）北宋雖嚴禁「銅錢闌出塞外及南蕃諸國」，但銅錢私下外流越來越多。（三）鐵錢越來越輕，銅鐵錢的比值不斷增長。民間多儲藏銅錢，不願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貴族、地主，大量窖藏銅錢。整個北宋，「錢荒」現象一直無法克服。 交子——宋朝發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業中的 「賒」即信用關係，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峽一帶，因鐵錢分量重而價值賤，「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極感不便，客觀上需要一種容易攜帶的、輕便的貨幣。真宗時，成都十六戶富商私造錢券，稱為「交子」。後來，主持交子鋪的豪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不能兌現，引起爭訟，官府遂令收閉。但當地使用交子，已成習慣，驟然廢除，商業活動大為不便。仁宗時，設交子務於益州，由官府發行交子。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準備金為三十六萬貫。交子以三年為一界，當界滿時，製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輸納紙墨費三十文。如果界滿而未及時調換新交子，舊交子就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神宗寶訓》說：「始祥符之辛亥（一○一一），至熙寧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峽流通。仁宗天聖時，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貿易 宋朝建國後，即從海路展開對外貿易。九八七年，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發，到南海諸國招徠商人貿易。此後，北宋出現以下幾條海上交通線：（一）從廣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這是唐朝以來的一條舊路，北宋更加繁盛。（二）從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麗。因遼朝屹立在東北，這條海路成為高麗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麗與宋交通的另一條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遼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萊州經商。後來，哲宗以密州板橋鎮為貿易港。密州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都可經密州板橋鎮輸入外國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廣州海運至板橋鎮，再陸運到東京，形成內河漕運路線之外的一條海運路線。（四）哲宗時增開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達阿拉伯各國。 北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往來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以「朝貢」、「回賜」為名，由北宋和外國貢使進行官方交易。所謂「貢」、「賜」的貨物，即可免交商稅。另一種方式，是大量的民間貿易來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設市舶司管轄。 市舶司的職務，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發前必須到市舶司登記，領取公據或公憑、引目，回航時，必須在原發航港口「住舶」，給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徵收舶稅。名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變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買舶貨。名為「博買」，也叫「抽買」、「和買」、「官市」。太宗時，曾規定博買一半。真宗時，規定博買十分之三，也常有變化。官府抽買以後，剩餘的貨物，才准許賣給商民。（四）對抽解、博買所得的舶貨，進行處理。珠寶及輕便商貨，搬運入京，其餘粗重難以起發之物，在當地出賣。 宋朝對某些進口貨物，如香藥、珠貝、犀角、象牙等，還有禁榷的規定，即全由官賣。北宋通過抽解、博買、官賣，取得巨大利潤。仁宗皇祐時，市舶收入五十三萬貫，英宗治平時增到六十三萬貫，成為北宋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九七一年，太宗滅南漢，即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以後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與廣州合稱「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後在泉州、密州置司。後來，秀州、溫州、江陰軍等地也相繼置司。廣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來廣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設置「蕃坊」，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置蕃長一人，負責蕃坊公事。並設有「蕃市」「蕃學」。外國商人往往有當年不回去的，稱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麗商人來宋貿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貿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談》說：「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為綱首。⋯⋯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種滿載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來往東南亞各地的貨船。福建、兩浙、廣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經營海上貿易。 經南海和北宋貿易的國家，有大食、古邏、闍婆（闍音遮zhe）、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等國。北宋的輸出品主要是瓷器、雜色帛以及各種礦產品；輸入的多半是供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種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蘇木等。 北宋開往日本的商船，由兩浙路出發，幾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來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藥材、香料、瓷器、文具、書畫、絲織品。自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黃、木材、水銀、沙金和工藝品。日本製造的寶刀和扇子，在宋朝最為著名。北宋運往高麗的商品，有絲線、臘茶、瓷器等。輸入品有人參、礦產、綾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貿易的發達，說明北宋的工商業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 （四）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發展 宋朝的統一和經濟關係中的某些變革，曾經多少便利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和工商業都達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一時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在生產發展的同時，官僚、地主無限止地擴大土地占有，利用各種手段加緊對農民的壓榨。他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也還經營商業，謀取暴利。官員、地主、商人中逐漸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不再是前代的門閥貴族，而是宋朝建國後，在經濟發展的新條件下逐漸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現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為強大的社會勢力，壟斷著若干經濟部門，障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 一、大地主 土地占有的擴大一○一三年，真宗下詔，禁止朝內外臣僚購買官田，但購買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報說：「宋朝建國六十年來，豪強大量兼併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國的田地將要有一半被他們占據。」又有人說：「開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們的田產」。仁宗時，官員占田繼續擴大。宰相晏殊，不管國事，只管營置田產，見蔡河兩岸土地有利可圖，即托借名目占為己有。一個「比部員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達七百多頃。官員們相互規勸，說在居官時買些好莊田，供退官後享用，最是「良圖」（好主意）。仁宗曾下詔限田，公卿以下官員占田不得過三十頃。但實際上無法實行，不久又廢。這裡透露出官員占田三十頃以上，已是普遍的現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趨勢無法抑止。陳舜俞在《厚生策》中說：「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宋史·食貨志》也說： 「承平寖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這些記載反映出，官員地主無限占田，已成為當時的嚴重問題。 伴隨著地主占田的擴大，各地方都出現了一些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謂大姓豪族。真宗時，長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構成一大勢力。他們的首領是號稱「隱士」的种放（種音崇ch$ng）。种放在終南山周圍霸占樵採地二百多里。門人、親族也都仗勢無賴，侵漁百姓。青州臨淄有豪族麻氏，廣置田莊，壓榨農民，成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裝。仁宗時，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千頃，成為一方之霸。 大地主無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廣大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破產。地主吞併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 平產——地主放高利貸，農民到期不能償還，即被 平入田產。真宗時，知永興軍寇準說他所見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貸錢貧民，重取其息。歲償不逮，即平入田產」。 典田——自耕農、半自耕農把田產典給地主。年久不能贖還，即歸地主所有。地主藉口文契「難辨真偽」，官府認為「理不可定」，也可歸地主占有，不准收贖。 買田——自耕農、半自耕農被迫把土地賣給地主，這是較常見的形式。呂大鈞《民議》說：聽說主戶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賣給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農民的勞力。這樣下去，主戶越來越少，客戶越來越多。呂大鈞的這個議論，多少反映了自耕農、半自耕農賣掉土地、淪為佃客的實際狀況。 強占——有權勢的大地主，還往往使用強制的手段，強買民田，甚至強占民田，據為己有。如仁宗時上元縣地主王某，強占民田經營莊院，還要搶掠農民的子女，號稱「王豹子」。占田千頃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偽造賣地契的手段，強奪莊田。像這樣強占民田的事例，並不是個別的。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小塊田地，隨時都處在被霸占的威脅之中。 在真宗、仁宗統治時期，還出現了以下兩種情況。 職田的恢復——五代宋初，官員的職田制早已罷廢。真宗採納宰相張齊賢的建議，又在九九九年恢復職田制度。朝廷把官莊和遠年逃亡無主田配給各地官府作職田，免收賦稅。官府招佃客租種課租，收歸官員。兩京大藩府職田多到四十頃，州刺史職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頃。宋朝官員不斷增加，往往無田可配。仁宗時，又削減為大藩最多二十頃，州軍長官十頃。據《宋會要稿·食貨》記載，全國十八路，共有職田二百三十四萬多畝。職田制的恢復，顯然是一個倒退。 寺院田產——真宗時提倡佛、道，全國佛寺有二萬五千多所，仁宗時，多到三萬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興建道觀，各道觀由朝廷賜田十頃、五頃不等。各地佛寺、道觀還競相買田置產。真宗時，鳳翔府扶風縣重真寺購置田莊，刻有碑記。仁宗時皇太后賜杭州武林山靈隱寺錢買田，一次即買水田二千頃，林田五頃。寺院占田，減免糧稅。大僧侶出租田地剝削佃客，「坐華屋，享美食」，是一夥披著袈裟的大地主。隨著佛、道兩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觀占有大量的田地。 對佃農的壓榨蘇洵《嘉祐集》論「田制」說，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種，「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蘇軾也說地主和佃戶「中分其利」，即剝削收穫的五成作地租。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剝削率。大地主在擴大土地占有的同時，也在不斷加重對佃農的地租剝削。據張方平所說，天下的佃客「輸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計，千夫之鄉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農的收穫分成五份計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農具各一份（各二成），佃農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糧食。剝削率竟達到百分之八十。佃農遭到種種剝削，交租之後，所余無幾了。 一○二二年，宋朝統計全國的客戶，共有三百七十五萬多戶，五百九十四萬多口，約占全國戶口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一些佃農和半自耕農被編入主戶的下戶，實際人數當然要超過統計數。佃農成為國家的「編戶」，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縛在土地上，甚至一經租種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離開。一○二五年（天聖三年）仁宗的詔書說：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州軍舊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詔書規定：「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年？）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這個詔書取消了由地主給佃客發憑證的辦法，但佃客起移必須在收割完畢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還了債，還要和地主「商量」，經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穩便」。事實上，地主和農民都「穩便」的事是沒有的。最後還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關於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謂「舊例」。這個詔書頒發後，對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對川峽一些地區佃客的遷徙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敕書說：施、黔州諸縣的旁下客戶，逃移入外界，「委縣司畫時差人，計會所屬州縣追回」。佃客逃到外縣，要被官府捉回，遷移的自由完全沒有了。蘇洵曾說：地主對浮客「鞭笞（音吃chi）驅役，視以奴僕」。蘇軾說是「役屬佃戶，有同仆隸」。這種佃戶實際上還是處在農奴般的境地。農民「依人莊宅為浮客」，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的沉重盤剝，即使逃亡，也是無處可逃，無家可歸。王禹偁《感流亡》詩，描繪一戶三代逃亡農民的境況：「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皤音婆p$），呱呱（音姑gu）三兒泣，■■（音窮qiang）一夫鰥（音關guan）。⋯⋯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蘇舜欽《城南感懷呈永叔（歐陽修）》詩，記述逃亡的農民在路上挖鳧茨（野荸薺。鳧茨音伏慈fucí）充飢。鳧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藥草）。結果是「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音至zh@）咋其骨，鳥鳶（音淵yu1n）啄其皮」。詩人問道：「胡為殘良民，令此鳥獸肥？」終年辛勤勞動，發展了農業生產的農民群眾，被逼到路邊餓死，死了的屍體還被鳥獸吃掉。這是為什麼？根源就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吃人的剝削制度。 賦稅的轉嫁和隱漏宋朝用盡前代的一切「刻剝之法」，榨取賦稅。大地主在擴大土地占有的同時，又用各種手段把田稅轉嫁到自耕農、佃農身上。 自耕農、半自耕農占有小塊土地，大地主的田稅轉嫁到他們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與官員勻結，逃避應納的賦稅。各縣稅收有定額，便強加給自耕農、半自耕農。所謂「黠姓大家」（黠音俠xi2）占有上百畝良田，交稅的不過一、二畝，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貧下戶農民只有幾畝薄田，卻要交幾倍的賦稅。形成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的畸形狀況。而且，地主憑藉權勢，可以拒不交租。貧下戶農民則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賦不均」成為各地的普遍現象。（二）夏稅按田畝等第稅錢，官員、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稅輕，貧下戶農民的「惡田」反而稅重。（三）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田地被地主兼併了去，仍然要按原來的地產簿交納二稅。據一個官員說：農民失去土地後，向官府申訴，請求退割（稅籍），官吏受地主賄賂，不給辦理。農民交不出二稅，官吏催捕，私自抓進監獄。無數的農民被這樣逼死。 佃農租種地主占有的土地，以收穫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說來，地主向封建國家交納田稅，本來就是取自剝削農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還有各種辦法把田稅直接地轉嫁給佃農。一種辦法是先從佃農的收穫中，把田稅扣除，然後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農收稅後再向官府交稅。另一種辦法，是川峽一帶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隸，「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由佃農負擔賦稅勞役，成為當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農收稅。無論是前一種辦法，或是後一種辦法，地主都把田稅全部轉嫁給了佃農。 在賦稅制度上，地主階級內部也還存在著一些矛盾。地主用隱瞞田產、改動簿書、虛報田荒、以至「詭名挾佃」（把田產詭名寄在官戶名下，偽稱承佃）等辦法逃避賦役。北宋王朝則不斷地用各種辦法來檢括。這實質上是封建國家和地主之間，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間，關於剝削農民的權利分配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分取贓物的爭奪。這種爭奪，仁宗時也發展到頗為激烈的地步。《續資冶通鑑長編》紀錄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賦田數，只有二百一十五萬多頃，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減少了約十分之六。仁宗時，農業在繼續發展，墾田還在增加，租賦田反而比真宗時大量減少，顯然是大地主用各種手段逃避賦稅的緣故。大地主大量占據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稅，成為宋王朝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 二、大商人 在大地主勢力形成的同時，宋朝社會中也出現了 一批經商致富的大商人，成為又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首都東京是「富商大賈所聚」。真宗時，宰相王旦說：「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時，潭州湘潭縣富商李遷，經商謀利，每年收入幾千萬。越州蕭山富商鄭旻（音民mín），經營絲綢貿易，規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閱他的賬目，漏稅的紗就有幾萬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經營商業謀大利。管理財政稅收的官員，更可利用職權經商。如真宗時，江浙發運使李溥用官船販運木材營利。仁宗時，殿中侍御史王沿也用官船販賣私鹽。虢州知州滕宗諒用兵士一百八十餘人、驢車四十餘輛販茶，不交稅。經商的官員和大商人相勾結。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員保護他們的利益。湘潭巨商李遷就公然自稱，他之所以發財致富，是因為有執政的官員在庇護（「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員的庇護，得以壟斷商行，左右賦稅，並且日益衝擊著宋王朝的專賣事業。 壟斷商行城市的民戶按資產定戶等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戶。資產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戶。同業的店鋪通過行的組織，維護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數大商人，即所謂「兼併之家」所壟斷、操縱。如開封茶行，自來有十餘戶兼併之家。客商運茶到京都要先向他們送禮、請客，請求他們規定價格。客商賣茶給這十餘戶，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價，用加倍的利潤賣茶給「下戶」商人。茶行如此，別的行戶大致也是如此。 有權勢的豪商開設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貨物，並通過邸店操縱市場。大商人還向客商「賒賣」商行貨物，定期加利息付錢。中下戶商人難於擺脫大商人的控制和壓迫。 左右賦稅宋朝徵收實物稅，又以「折變」為名，任意改變品種。大商人和官員串通一氣，從中漁利。仁宗時，蔡州五縣本來種粟麥，官府折變為交糯米、粳稻，「舍其所有，責其所無」。農民賣掉粟麥，再向商人買回糯米、粳稻交稅，增加了一倍的負擔。折變嚴重的地區，農民交稅，一合粟變成一鍋，一縷布變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結，借折變謀利貪污，納稅的農民遭受沉重的壓榨，宋朝的稅收也日益受到影響。 衝擊專賣富商大賈勢力的發展，不斷衝擊著宋朝對鹽、茶、礬等的專賣利益。真宗以後，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員陸續上疏，建議宋朝放寬對鹽、茶等的專賣，聽任商人自行貿易。 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寬鹽的專賣，召募商人運銅錢、糧食、布帛到開封，然後到淮南、江浙等地取鹽販賣。一○三○年（仁宗天聖八年），有人說，解池鹽太宗時法令嚴峻，民間不敢私自煮鹽，所以官鹽大量銷售。真宗時，只知放寬刑罰，減少聚斂，私鹽日益增加，官鹽日益虧損。從一○三○年起，解鹽實行通商，當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萬貫，但第二年就減少九萬貫，以後每年損耗二百三十多萬貫。這些官府損耗的部分完全落入大商人的手裡。 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鹽鐵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賣茶新法，決定改變茶的專賣政策。林特的「新法」規定，商人在京師或沿邊入納金銀粟帛，即可到江淮領茶出賣。大商人預先探知某處茶最精好，就派僮僕（僮音童tong）日夜奔走，帶券到官府領茶；小商販總落在後邊。東南茶利三百六十多萬貫，全部歸於富商大賈。一○二三年（仁宗天聖元年），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討論茶法。呂夷簡等主張讓商賈直接向園戶買茶，在官場納稅。此法實行三年，茶利全歸大商，官場只能得到黃晚粗惡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廢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為減少。 仁宗天聖時，召募商人主管出賣晉、慈二州礬，不久又允許商人於無為軍礬場購礬銷售，但仍禁止私礬。一○二八年，仁宗下詔放鬆兩蜀榷礬之禁，又允許商人入納金帛、芻粟，購買河東路礬。芻粟估價高，礬估價低，商人見有利可圖，紛紛入納，官府只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一○六一年，又改為納現錢，不再納芻粟。 宋朝通過專賣，獲得大量剝削收入，但限制了商業的發展，對商人不利。商人販賣鹽茶獲利，宋朝的專賣收入卻因而減少。太宗時，酒麴專賣，每年收利約三百二十幾萬貫，仁宗慶曆時增加到一千七百多萬貫。但鹽利由於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萬貫（太宗時，約二百三十幾萬貫）。茶停止專賣後，茶利都被大商人奪去。太宗時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幾萬貫，英宗時減少到不到五十萬貫。大商人勢力不斷發展，宋朝專賣利益不斷地受到衝擊。 新產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漸形成社會經濟中的強大勢力，從各方面影響著宋朝的統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地主大商人勢力對宋王朝統治的影響越來越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顯露了。第三節宋朝統治的腐敗和 農民、士兵的反抗 真宗、仁宗、英宗統治下的六十幾年間，是宋朝中央集權的統治鞏固後，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時期，也是統治集團日益衰弱腐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宋朝的統治陷入了越來越深的危機。農民與士兵相結合，舉行了武裝起義。 本節分別敘述這一時期里的皇位繼承、對遼夏的和戰、統治的腐敗與農民士兵的起義。 （一）皇位繼承與宮廷風波 一、真宗嗣位 宋太祖有子四人，均為即位前所生。長子德秀及第三子德林早亡。次子德昭，幼子德芳。太祖在位時，未立太子。德昭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芳授貴州防禦使。九七六年十月，太祖在一天夜間死去，死前曾召弟晉王匡義（改光義、太宗）秉燭對飲，留宿宮中。次日，太宗宣詔即位。後世史家或懷疑太宗謀害太祖篡位，即所謂「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宮廷事秘，難得實證，但太宗立後，太祖兩子先後致死，則是事實。太宗以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九七九年八月，德昭隨從太宗征伐北漢，敗歸。德昭請賞太原作戰的軍士。太宗怒斥他說：「等你自己作皇帝，再賞不遲！」德昭懼罪自殺。九八一年三月，德芳也突然病死，年僅二十三歲。死因不明。 太宗即位，宣稱母后杜太后曾有遺詔傳弟，藏之金匱（一說，系偽作）。故即位後又以弟廷美（光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德昭、德芳相繼死去，廷美也不自安。宰相趙普對太宗說：「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有人誣告廷美有意謀位。太宗免去廷美開封尹，降為西京留守。趙普與宰相盧多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兵部尚書）不和，又指告廷美與盧多遜交結。太宗將盧多遜免官流放，處死有關官員多人。廷美罷職歸第，又貶房州安置。九八三年冬，廷美至房州，憂悸而死。 太宗有九子。皇后李氏生子不育。真定人李妃生子元佐、元侃。元佐為長子，封楚王。太宗斥逐廷美，元佐極力申救。廷美死，元佐得狂疾，九八五年被廢為庶人。元侃為太宗第三子，原名德昌，改名元休，九八八年封襄王，又改名元侃。九九四年，太宗與左諫議大夫寇準謀議，授元侃開封尹，進封壽王，表明有意傳位。次年八月，太宗恢復立太子制，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恆，時年二十九歲。太子廟見回宮，沿途居民觀望，說「少年天子也。」太宗不悅，對寇準說「人心驟然歸屬太子，要置我於何地！」。寇準拜賀，說這是社稷之福。 九九七年三月，太宗病死，年五十九。參知政事李昌、知制誥胡旦與宦官王繼恩謀立元佐。李後命繼恩召宰相呂端（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議事。呂端將王繼恩鎖在書閣，然後入朝。李後說，「皇帝已晏駕，立嗣以長較順。現在當如何？」呂端說：「先帝立太子，正是為了今天，豈容另有異議」。李後乃命立太子恆（真宗）即帝位。真宗即位尊李後為皇太后。生母李妃已死，進為賢妃，追諡元德太后。 幽州人呂端，太宗朝曾知成都府。廷美為開封府尹，召為判官。其後，太宗第二子元禧為開封尹，呂端又為判官。元禧死，擺拜參知政事，進為宰相。有人對太宗說：「呂端為人糊塗」。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太宗死後，呂端臨事鎮定，順利地輔立真宗即位，避免了一場皇位之爭。李昌、王繼恩都被貶降，胡旦免官流放。 太宗曾自稱奉太后遺詔，兄弟傳承皇位。廷美（光美）被迫害至死，才得傳位於真宗。此後父子傳襲，北宋皇位轉入了太宗子孫一系。 二、仁宗繼統與宮廷風波 真宗即位前娶潘美之女，病死。又娶郭氏，即位後立為皇后。一○○七年病死，無子。一○一二年，立劉德妃為皇后。真宗曾命劉妃侍女李氏侍寢，一○一○年生子，名受益。劉妃無子，取為己子，與楊淑妃撫養。李氏不敢明言。一○一八年八月，立皇子受益為皇太子。一○二○年夏，真宗得風疾。朝政都由劉後決定。宰相、同平章事寇準密陳傳位太子，又言參知政事丁謂奸佞，不可以輔少主。真宗在病中默許，事後即遺忘。寇準飲酒，泄露此事。丁謂得知，奏請罷免寇準。寇準被罷相，以參知政事李迪同平章事。丁謂又奏稱入內都知宦官周懷政，陰謀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並曾密告寇準。周懷政被處死。寇準被斥出朝，知相州。丁謂擅權用事，李迪奏丁謂罔上弄權，願與丁謂一起罷任，由御史台劾正，真宗命李迪出知鄆州，丁謂出知河南府。丁謂自陳，仍然留朝中視事，權勢日盛。十一月，真宗下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余皆委皇太子與宰相、樞密使等參議行之」。（《宋史·真宗紀》） 這時皇太子不滿十一歲，實由皇后裁決。乾興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年五十五。遺詔太子受益即位，改名禎（仁宗）。劉後「權（代）處分軍國事」。仁宗即位，尊劉後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后妃。明年改年號為天聖。 劉後執政十一年，一○三三年病死，年六十五。史稱她「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宦官）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改作，內外賜與有節」（《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傳》）。劉後謹慎處事，宋王朝在仁宗年幼時期，仍能以保持政局的穩定，並未出現皇位之爭。 劉後死前一年，仁宗生母李氏在宮中病死。李氏始終以宮人自處，不敢言太子事。死前才進封為宸妃。劉後欲以宮人禮殯葬。宰相呂夷簡進奏說：「倘若還想到劉氏，喪禮就宜從厚」。劉後采呂夷簡議，以皇后服入殮，用水銀實棺，以一品大禮，殯棺於洪福院。劉後死後，有人對仁宗說：「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因不明」。仁宗大慟，追尊李妃為莊懿皇太后，到洪福院祭告，親自開棺，見冠服如皇后禮，大為感動。說：豈能聽信人言！對劉後家族更加厚待，又遵劉後遺詔為楊淑妃奉上皇太后尊號。仁宗自幼，得劉、楊二後撫養，愛護備至。仁宗親政後，群臣或追論前事，詆毀劉後。右司諫范仲淹上疏說：「太后受先帝遺命，調護陛下十餘年，應掩小故，全大德」。仁宗說：「這也正是我不忍聽的」。下詔朝內外不准再談論皇太后事。仁宗處置得宜，一場宮廷風波得以息止。 仁宗娶平盧軍節度使郭崇之女為妻，立為皇后。仁宗親政，呂夷簡上疏陳奏正朝綱等八事，議罷太后任用的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稹、參知政事晏殊等多人。仁宗回宮，告知郭后。郭后說：呂夷簡就不附和太后麼！只是機巧善變而已。一○三三年四月，仁宗詔下，同時罷免呂夷簡相位。八月間，呂夷簡復相，自內宦閻文應處得知罷相出於郭后，遂謀報復。十二月，郭后在宮中與尚美人（妃爵）、楊美人忿爭。呂夷簡請廢郭后。仁宗廢郭后為淨妃，詔稱入道。台臣交諫，不聽。次年，郭妃出居瑤華宮，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郭后出宮之後，仁宗仍不時遣入存問。內侍宦官閻文應曾參予廢后謀議，深恐郭后再立。一○三五年十一月，派醫者為郭后診病，郭后突然死去。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閻文應之罪。閻文應被竄逐嶺南，死於途中。次年追復郭氏為皇后，以後禮葬。 郭后出宮後，一○三四年九月，仁宗娶名臣曹彬之孫女，立為皇后。一○四八年又以張氏為貴妃。一○五○年，張妃伯父堯佐驟升為宣徽使、節度使、景靈宮使、群牧使等四使，為前此所未有。殿中侍御史唐介、知諫院包拯等力諫，罷去宣徽、景靈二使。次年冬，又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唐介又抗諫，仁宗說，除擬是出中書。唐介於是劾奏中書首相文彥博因交通嬪妃宦官，得致相位。仁宗大怒，貶唐介出知英州。文彥博罷相知許州。唐介因而被稱為「真御史」，直聲滿天下。 一○五四年初，張貴妃病死，無子。仁宗曾先後有三子，長子昉，次子昕，三子曦，均早亡。張妃死時，仁宗年已四十五歲，仍無子嗣。皇位繼承，於是又成為朝野矚目的議題。 三、英宗嗣立與尊濮之議 一○五六年五月，知諫院范鎮上疏，奏請建儲，建言選拔宗室中的賢者，試以政事。待有子嗣，可仍遣回邸。仁宗不納。范鎮又向仁宗面陳，至於泣下。仁宗說，朕知卿忠。當再等二、三年。范鎮連上十九疏待命。仁宗罷免范鎮知諫院，改任糾察在京刑獄。朝野諸臣建言立儲的奏章漸多。宰相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也勸仁宗早日定計。一○五八年六月，御史中丞包拯上疏說「東宮虛位日久」，請立太子。仁宗說，卿欲立誰？包拯回答說，臣請立太子，是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等立誰，是對臣有懷疑。臣年七十，且無子，並不想為自己。仁宗說：「徐當議之」。這年，文彥博罷相，以韓琦同平章事。一○六○年，韓琦向仁宗建言，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請擇宗室之賢者。仁宗說，後宮將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間，後宮貴人（妃號）董氏分娩，又生一女，為仁宗第十三女。韓琦以《漢書·孔光傳》進見，說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又進上知諫院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等人請立太子的奏疏，仁宗對韓琦說：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問「宗室中誰可以」。韓琦說：此非臣下敢議。仁宗說宮中嘗養子二人，大者可也。韓琦請示名字，仁宗說是宗實。 宗實是太宗第四子元份（原名元俊）之孫。父允讓曾由真宗收養宮中，仁宗出生後，送還府第。後封汝南郡王，有子十三人。宗實是第十三子，四歲時，曾被仁宗收養宮中，由苗德妃撫育五年，送還王府。一○五九年，十一月允讓病死，年六十五，追封濮王。仁宗有意傳位宗實，韓琦極力促成，一○六一年十月，宗實在父喪中被起用為知宗正寺。次年八月，又立為皇子，改名曙。皇子立後半年，一○六三年二月，仁宗病死，年五十四歲。遣詔皇子曙（英宗）即位。 英宗於四月間即位，即得病不朝。尊仁宗後曹後為皇太后，詔請權處分軍國事，垂簾聽政。太后與英宗之間，漸生間隙，兩宮不和。一○六四年五月，英宗病癒，宰相韓琦請曹太后還政。曹後說：每日在此，甚非得已。隨即撤簾回宮。 英宗親政，韓琦有擁戴功，加尚書右僕射。韓琦與樞密使富弼不和。富弼以使相出判揚州。文彥博繼為樞密使。 英宗生父允讓，已封濮王。英宗繼位稱帝，濮王當如何追尊，在朝臣中引起了爭議。一○六五年四月，詔命禮官及待制以上官員集議崇奉濮王典禮。韓琦原請尊禮濮王及王之夫人王氏、韓氏、縣君任氏（英宗生母）。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奏稱：「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請依先朝封贈親屬事，王、韓、任三氏改封大國太夫人。起草制誥的翰林學士王珪即以司馬光之議為據，又奏稱濮王於仁宗為兄，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奏，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議稱皇伯，於禮無據。參知政事歐陽修上疏反駁司馬光、王珪，說改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台詳議。朝臣意見不合，議論洶洶。太后切責韓琦，英宗詔令暫且罷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疏說：「豈可事有未定，遽罷集議」，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議。司馬光也又上言，贊同王珪。次年正月，呂誨見屢次上奏，不報，乃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共同上疏，激切抨擊韓琦、歐陽修。奏稱：「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後？」「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國欲飾非，傅會其辭，詿誤上聽」，請將歐陽修、韓琦治罪。數日之後，皇太后手詔：「濮王及太夫人王氏、韓氏、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父、母）。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兩夫人及縣君並稱後」。英宗下詔說，面奉皇太后慈旨，「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即只稱父母，不稱帝後。又詔以濮王墳塋為園，即園立廟。濮王子宗朴封濮國公，奉祀。時論以為太后手詔尊濮，英宗謙讓稱親，均出於中書的謀劃安排。一場爭議，遂告平息。呂誨等因不見用，請辭御史台職。呂誨遷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 英宗在位不滿四年。治平四年（一○六七）正月病死，年僅三十六歲。英宗皇后高氏生四子，長子仲鍼，一○四八年生。英宗即位，改名頊，封穎王。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在病中立頊為皇太子。英宗死，太子頊（神宗）奉遺詔即位。 （二）對遼、夏的妥協 真宗以來，逐漸放棄了太宗收復燕雲的企圖，以妥協退讓求得邊境的安寧。真宗面對遼兵的進攻，訂立澶淵之盟，劃定疆界，歲輸銀絹。仁宗又以增加歲幣，換得苟安。党項族的夏國建立後，宋朝邊地連遭侵掠，一再敗退，最後也是以歲「賜」銀絹求得妥協。 一、宋遼澶淵之盟 宋太宗對遼急圖進取，兩次大敗後，即轉而採取守勢。宋朝疏浚、開拓邊地河道，西起沉遠泊，東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滹沱河（滹音乎hu）、永濟河都匯注其中，深十餘尺，稱「界河」或塘水。塘外築堤，沿塘設置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鋪（哨所）戍守。戍卒三千餘人，乘船百艘往來巡邏。真宗繼續採取設險防守的政策，增修水泊。塘淀不及處，依靠林木設防。真宗曾拿出《北面榆柳圖》給大臣們看，榆柳數過三百萬，說這可以代鹿角（攔拒騎兵的木樁）為防止邊地將官擁兵擅權，真宗發給制定的陣圖，如遼軍南下，即退守邊城。 宋對遼純取守勢，遼對宋則展開攻勢。宋真宗時，遼朝在聖宗統治下，確立了封建制的統治，正處在國力強盛的時期。九九九年九月，遼承天太后、聖宗領兵大舉南下。樞密院請真宗親征。真宗先以禁軍馬步都虞候、忠武軍節度使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領兵抵禦。遼兵至遂城，守將楊延昭（楊業子）堅守，遼兵解去。十二月，真宗和樞密使王顯自開封發兵經澶州到大名府。 傅潛駐兵定州，邊城告急，傅潛領兵八萬，閉門自守，不敢出兵。遼兵破狼山寨，進至祁州、趙州，游騎到邢州、祁州，鎮、定之間道路不通，百姓驚擾。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促請出兵，指傅潛說：「公膽怯還不如一個老太婆！」傅潛被迫令范廷召卒騎兵八千、步兵二千去高陽關迎擊。咸平三年（一○○○年）正月，遼兵至瀛州，范廷召分兵出戰，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康保裔出兵作戰，被擒降遼。遼兵自德州、棣州過河，在淄州、齊州擄掠後得勝回師。范廷召出兵追擊，在莫州大敗遼兵。真宗自大名班師還朝。 次年十月，遼兵再次南侵，被宋兵張斌部阻擊，至滿城而還。一○○三年四月，遼耶律奴瓜、蕭撻凜部攻高陽關，宋將王繼忠兵敗降遼。一○○四年閏九月，遼承天后、聖宗再度領大兵南下，號二十萬，經保、定二州，直趨澶州，威脅東京。 宋朝廷慌亂無措，以宰相和副相為代表，主戰與主和的兩種主張，展開了爭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主張放棄東京逃跑，遷都金陵。參知政事陳堯叟（蜀人）主張遷都成都。新任宰相寇準對真宗說：「主張遷都的人應當斬首。」力請真宗親自領兵去澶州抗遼。十一月，真宗到韋城。大臣又有人請遷都金陵。真宗猶豫不決，對寇準說：「南巡何如？」寇準說：「群臣怯懦無知，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說：「願陛下亟去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真宗不得已勉強領兵前進。 遼兵在十月間自定州到達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堅守，死傷數萬人。遼兵攻瀛州不克，轉道進攻天雄軍，敗天雄宋兵，陷德清軍，進攻澶州北城。十一月，遼統軍蕭撻凜率先鋒軍攻城，宋威虎軍張璘發弩射敵，蕭撻凜中矢死。 真宗走到衛南，得到澶州得勝的消息，繼續進兵，十一月末，到達澶州北城，宋軍士氣大振。真宗派曹利用去遼營談和。十二月，遼派使臣韓杞來，揚言要索還周世宗時收復的關南地。真宗不敢再戰，派曹利用再去遼營，密告可給銀絹許和。宋遼立誓書，商訂和議，宋向遼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兩朝城池依舊修繕，不得增築城堡，改移河道。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問真宗許給銀絹數。真宗說：「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曹利用到營帳說：「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我就殺你！」和議成後，內侍■誤傳三百萬，真宗大驚，接著說：「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入奏，許銀絹三十萬。真宗大喜，特予厚賞。遼兵歲得銀絹，勝利回師。宋朝以屈辱妥協暫退敵兵。真宗自作《迴鑾詩》與群臣唱和，來慶祝所謂「了事」的「勝利」。 歷史上稱作「澶淵之盟」的宋遼和議後，原來主張逃跑的王欽若轉而向真宗攻擊寇準。說寇準把真宗當作「孤注」一擲，訂立「城下之盟」，是大恥辱。真宗因而罷免寇準的相位，出知陝州，改任王旦作相。此後，宋朝即大事裁減邊防。罷河北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減軍官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減十分之五，沿邊減三分之一，不再作抗遼的準備。 仁宗繼續實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修邊防，河北州軍城池甚至已經傾塌。塘泊多年不修，可以徒步走過。戍軍多是「老弱病急、短小怯懦」，「鐵刃不鋼（刀鈍），筋膠不固（弓壞）」，甚至羽箭射不過三十步就箭杆飛掉或箭頭卷折不入甲。宋朝邊備空虛，一○四二年，遼興宗又揚言發兵南下，派劉六符等使宋，以索取關南地為名，詐取歲幣。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遼議和，許每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遼得增幣，刻石紀功。宋朝再以屈辱換取苟安。此後長時間內宋遼之間不再有大的戰事。 二、宋夏和戰 宋太宗時，占據夏州一帶的党項族首領李繼遷，受遼封號，稱夏國王①。九八八年，宋賜李繼遷名趙保吉，授銀州觀察使。繼遷襲擊宋邊軍，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鹽入境，斷絕貿易。九九六年，李繼遷領兵萬餘圍攻靈州。宋太宗派兵出戰，授以陣圖，行軍列陣均要請示朝廷，行動遲緩。民夫經沙磧向靈州送運糧餉，沿途饑渴困苦，死十餘萬人。一○○二年（真宗咸平五年），李繼遷攻下靈州。一○○四年，攻占西涼府。李繼遷在作戰中，中流矢死，子德明繼立，德明子元昊攻占甘、涼二州。 一○○六年，宋朝授德明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每年「賜」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宋朝以對遼相似的辦法，換取對夏的妥協，並在保安軍重開榷場，兩方進行貨物貿易。①西夏歷史，見第六冊。 一○三八年，元昊建都興州，建立國家制度，國號大夏（西夏），又開始攻宋。邊報傳來，宋朝君臣大驚。群臣「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文武大臣，有的唯唯諾諾，有的害怕迴避，以求自安。宋朝西邊駐守的軍隊，有三四十萬，但分駐在五路二十四州軍，幾百個寨堡。駐軍都直接聽命於朝廷，互不聯絡，不能合力作戰。元昊統領的夏兵「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夏兵集聚而來，宋守兵節節敗退。 延州之戰——一○四○年初，元昊率領西夏兵侵延州，攻下保安軍，自土門路進攻金明寨。宋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戰死。西夏兵直抵延州城下。西夏進兵時，宋延州知州兼鄜延、環慶路沿邊經略安撫使范雍聽說西夏要進攻延州，大為恐懼，急調駐兵慶州的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兵救援土門。劉、石兵到，大寨已陷。劉平對部下說：「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如平地，何況對國事呢？」劉平晝夜領兵前進，趕到延州城下。劉、石部與各路援兵共萬餘人，與夏兵對陣。宋兵小勝。夏兵以輕騎迫戰。鄜延都監黃德和在陣後領兵逃跑。宋軍潰亂。劉平、石元孫兵敗被擒。夏兵擄掠而去。 延州敗後，鄜延路鈐轄張亢上疏說：「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兩三人。現在每路多至十四五人，少也不下十人。權均勢敵，不相統制。有議論又互不贊同。延州之敗就是由於諸將自守，互不援助。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已陷敵寨，劉平還不知道。」又說：「國家承平日久，兵士失於訓練。現在每指揮武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都是疲弱不可用。」失敗是必然的。 好水川之戰——延州敗後，范雍被降官，知安州。夏竦（音聳song）任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兵事。八月，又命范仲淹兼知延州。仁宗曾下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遇見敵人，官小者先出兵作戰。范仲淹到延州，說：「不管敵人的多少，按照官位的先後出兵，是致敗之道。」范仲淹把州兵分屬六將，每將三千人，分部教練。看敵兵的多少，出兵抵禦。 九月，西夏兵侵三川寨。宋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戰死。涇州駐泊都監王珪領三千騎來援。王珪奮勇殺敵，中箭而回。夏兵擄掠三日退去。宋軍在這次作戰中又有五千餘人戰死。幾天後，任福領兵反擊，攻下夏白豹城，獲得勝利。任福因而被擢升為鄜延路副都部署。 康定二年（一○四一年）正月，宋朝得知元昊領夏兵向渭州進攻。韓琦到鎮戎軍，召募勇士一萬八千人，命任福率領出擊，以涇原駐泊都監桑懌（音憶yi）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行營都監王珪隨同出兵作戰。任福在張家堡南斬敵兵數百，與桑懌合兵於好水川。朱觀、武英屯兵龍落川，相去五里。西夏兵設計北遁，誘敵深入，任福領兵猛追，人馬三日不食，到六盤山下，遇西夏伏兵四出，列陣圍攻。桑懌戰死。任福自知中計，說：「我作大將，軍敗，當以死報國。」挺身決鬥而死。宋兵大敗。 韓琦命渭州都監趙津統領騎兵二千二百，與朱觀、武英部會合。王珪也以屯兵四千五百來援。西夏兵聚集來攻，宋兵敗退。趙津、武英、王珪都英勇戰死。朱觀以餘眾千餘人守民垣，射退敵乓。好水川一戰，宋軍慘敗，數名大將犧牲。韓琦上章自劾，被貶官，知秦州。范仲淹也被貶官，知耀州。 定川之戰——一○四一年八月，元昊統領西夏兵攻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戰死。夏兵進屯琉璃堡，侵擾麟州、府州。仁宗以鄜延都鈐轄張亢為並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張亢見宋禁軍兵無鬥志，召募役兵乘夜襲擊琉璃堡，斬夏兵二百餘，夏兵棄堡遁去。 慶曆二年（一○四二年）閏九月，西夏再度入侵。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知鎮戎軍曹英等，會合涇原各路兵出擊。宋兵屯駐定川寨，與西夏兵交戰，敗退。夜間，夏兵自四面圍城放火。葛懷敏等率部奔鎮戎軍，路經長城壕，被夏兵包圍。葛懷敏、曹英等十六名將官都被害犧牲。宋兵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多匹，全被夏兵擄去。夏兵乘勝長驅直下，直抵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內，焚燒房舍，殺掠居民而回。宋軍損失慘重。 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定川。宋軍連續損兵折將，處在西夏的嚴重威脅之中。 渭州敗後，十月間，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指出對夏作戰中任將的弊病說：「以經常調換的將官，統率沒有訓練的兵士，所以戰必致敗，這是削兵權過甚的流弊。用親舊恩幸之人任軍職，兵謀戰法素不知曉，是使庸人致士兵於死地。這是用親舊恩幸的流弊。」他建議：「守方鎮者不要再屢次更換。邊將要趕快選人代替。」十一月，仁宗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置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次年正月又下詔，凡軍期不及奏報者，許韓、范等便宜從事。但仁宗並不真想整軍決戰，密令知延州龐籍與西夏談和。 宋夏經兩年往來交涉，一○四四年十月定議，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夏對宋仍保持名義上稱臣。宋每年「賜」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另在各節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共「賜」銀兩萬兩，銀器二千兩，絹、帛、衣著等兩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宋夏仍許往來貿易。宋朝在對遼增加銀絹的同時又用增加銀絹的辦法換得了對夏的妥協。 （三）統治的腐敗與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後周時，周世宗柴榮北伐遼朝，立志統一，下令限制佛教，廢除各地非敕額的寺院，又貶斥儒學，廢除孔子後代的免稅權。周世宗執政，親自掌握賞罰大權，整頓政務，為實現統一準備了條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於統一全國，加強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在一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執政，儒學隨之逐漸興起，佛教也漸流行。但太宗主要還是以執賞罰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太宗起用大臣，多來自下層官吏，說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給俸祿，而不予「差遣」。真宗自稱「禮樂並舉，儒術化成」，大力提倡儒術，同時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統治。 科舉崇儒——宋朝建國後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孫孔宜考進士不中，上書給宋太祖，說他是孔子的後代，乞求給個官做。太祖只賞他做個曲阜縣主簿。太宗時，封他做文宣公，並恢復了被周世宗廢除的免稅權。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襲封文宣公（仁宗時，延世子宗願改封衍聖公），做曲阜縣令，成為一縣之霸。一○○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後，又親自到曲阜孔廟行禮。對孔氏家族大加賞賜，以表示他對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國子監祭酒（學長）邢昺（音丙bing）等校定《周禮》《儀禮》等書的「正義」（註解），完成九經「疏義」，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到國子監看書，問書有多少。邢昺回答說：「國初不到四千，現在已有十餘萬部」。邢昺還說：「我年少時學儒，常見學生們不能具備經疏，因為傳寫不齊。現在大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時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贊》，歌頌孔子是「人倫之表」，儒學是「帝道之綱」。又撰寫《崇儒術論》，在國子監刻石，說「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對儒學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實行科舉取士，但下層官吏實行吏治有成績，仍可不經科舉而被起用。太宗時，科舉選官並且考試刑律。真宗即位後，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奏報說：現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進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節」去務刑名。進士科考試詩賦策論，也不去探討「五常」和「六經」的主旨。因此，他建議「正儒術」，明令規定考試依儒家經典，諸子書不合儒學者都不准採用。對於張知白的建議，真宗大為嘉許。科舉是官員的來源，考試依據儒學，便利了儒學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堅決反佛，但佛教在吳越、南唐、後蜀等南方割據國仍很流行。宋太祖統一後，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河南府進士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太祖說他是「非毀佛教，誑惑百姓」，把他流配沙門島。太宗進而認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政治」，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處修建寺廟，在開封設譯經院翻譯佛經。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太宗時雕版完成。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經總集。宋朝建國時，各地僧徒不過六萬八千多人，太宗時增加到二十四萬。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寫《崇儒術論》的同時，又作《崇釋論》，說佛教與孔孟「跡異而道同」。真宗繼續建寺譯經，並親自作佛經注釋。全國僧徒增加到近四十萬，尼姑六萬多。真宗統治時期，成為趙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學最盛的時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時，道士們進見，勸他「無為無欲」「恬淡寡慾」。太祖不予理睬。太宗召見華山道士陳摶（音團tu2n），賜給封號，命南唐降臣徐鉉校正道書，又在東京、蘇州等地修建道觀。道教逐漸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熱的信奉者，對人說：「釋道二門，有補世教」，又說：「三教（儒、道、釋）之設，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稱是道教祖師李耳的後裔。真宗也和道士們編造神話，說玉皇在他夢中傳告，趙氏始祖，是軒轅皇帝。真宗尊玉皇為玉皇大天帝，趙氏始祖為聖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參知政事丁謂等制定禮儀，大事祭祀。東京修建玉清昭應宮，用銀五千兩鑄造玉皇像，金五千兩鑄造聖祖像，又用金五千兩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實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編道書四千三百多卷。全國各地大修道觀。道教得以廣泛流行。 二、統治的腐敗 南宋哲學家葉適曾經評論真宗、仁宗時的狀況說：「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在因循苟簡的思想統治下，國家軍隊和官員、皇室都一天天在腐敗。 龐大腐敗的軍隊宋太祖時選練禁軍，成為作戰的精銳，全國有禁軍十九萬三千。太宗時，增加到三十五萬。真宗時增到四十三萬二千。仁宗時，對西夏用兵，各路郡縣招募兵士補充禁軍。禁軍激增到八十二萬六千人，全國軍隊總計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變得空前的龐大。宋朝用來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時選練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減。後來的兵士沒有聽過戰鼓，不識戰陣。平時缺少訓練，「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不得不驕惰。太祖時，禁軍領月糧，營在城西者在城東給，營在城東者在城西給，都由自己背負。仁宗時，禁軍領糧，甚至要僱人挑。首都東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遊，買賣「伎巧繡畫」，衣服舉措都不像軍兵。陝西路沿邊的騎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馬。從南方調來的禁軍，自稱不知道作戰，見到敵人就怕死。宋對西夏作戰屢戰屢敗。據說，西夏聽說宋兵多禁軍，就舉手相賀，以為必勝。禁軍由精銳變為腐敗虛弱，在對夏作戰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權制，成功地制止了軍閥割據，但將帥無權，軍隊缺乏訓練，矛盾逐漸顯露。太祖、太宗或親自領兵作戰，或自定陣圖，指揮各地戰事。他們出身將帥，顯得從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幾個皇帝，生長深宮，不懂軍事，由皇帝制定陣圖，只是束縛將帥，難以臨陣指揮。將帥作戰多請示朝廷，群臣往往爭論不決。主帥要與鈐轄、都監等聚議，也是「人人各出意見，議論不一」，往往坐失戰機。帥臣的權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邊地的將帥一年之間換三、五人。「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結果，是士兵平時缺乏訓練，作戰時「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敗於西夏，有人上疏說：「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宋朝軍事制度的弱點也在對夏作戰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廂軍，到仁宗時也增加到四十三萬多人。其中經過訓練（教閱）的，多已陸續補充禁軍。大量的廂軍只是運輸官物（綱運）和服雜役。州郡官經常遷調，每當新官到任，都要用廂兵修建館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廂軍織毛緞等貨物出售謀利。仁宗時，宋祁上疏說：「現在天下的廂軍不擇瘦弱，全都收配，只圖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費糧餉，歲費衣服。士兵數口之家不能自養，於是相繼逃亡，成為『盜賊』。」宋祁的話，暴露了廂軍的腐敗，也透露了農民士兵因遭受壓迫在不斷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廂兵的主要來源是招募。宋朝對西夏作戰，廣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額大增。遇有災荒，宋朝為防止農民起義，大批招募「饑民」當兵。如仁宗時，河北路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至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選募強壯者充禁軍，次者充廂軍。關中、川峽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還有在農民中強迫抽丁的鄉兵。宋初，在沿邊各地農民中征雇，糧餉器械都由本鄉自備，不隸國家兵籍。應徵者在手背刺上義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號。真宗以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因對外作戰，鄉兵不斷增加。仁宗、英宗時三路共達四十二萬人。來源是在民間強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鄉兵原來只在本土，對夏作戰時，陝西路每家出一丁編為禁軍，號保毅軍和保捷軍，到邊地作戰。梅堯臣《田家語》詩說：「三丁籍一壯，⋯⋯老吏持鞭撲，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據詩序說：「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雖老幼不得免。」所記當近事實。韓琦在陝西大量招兵，自稱他的功績是「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實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結果，民間丁壯越來越少，農民的生產與生活都發生嚴重困難，掙扎在死亡線上。 龐大腐敗的官僚機構宋朝統一後，舊官加新官，已經形成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真宗以後，官員不斷增加，機構更加龐大。科舉取士越來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考核之際，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舉，取進士四千多人，諸科五千多人。中舉者都陸續加入各級官員的行列。科舉以外，還有所謂「恩蔭」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甚至門客都可由恩蔭授官，數量極大。皇族宗室原來七歲時即授官。仁宗時，甚至出生不久，還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議，改為五歲授官食祿，但遇節日郊祀，還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單是屬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員中地位高者，家族親屬都恩蔭授官，小至郎中、員外郎也可蔭子孫一人得官。此外，還有多種授官法。遇有災荒，地主如肯開倉出糧，按出糧多少授官。韓琦在陝西修城，要地主僱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賣官，如出錢六千貫給予簿尉官，萬貫給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員越來越多，越來越濫。 仁宗時，戶部副使包拯上疏說：「真宗時，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在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選人，還不在數內。較之先朝，才四十餘年，已超過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員，多到「不知其數」，「大約三員守一缺，略計萬餘人」。宗室吏員受祿者一萬五千多人。各級官府還有大批不受祿的吏員，公然允許貪污受賄，數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時四千二百餘人，仁宗時一萬一千餘人。真宗時十數倍於初，仁宗時又兩倍於真宗。外地州縣官吏更是多到數不清。仁宗時，宋祁上疏說「今天下有定官，無限員」，官員可以額外增多，因此「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真宗時，一次裁減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萬五千八百多人。沒有裁減的，當然要幾倍於此。而且，真宗以後，又在不斷增加。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揚遵循「祖宗舊法」，一切因循守舊，以老成持重相標榜。官員們遇事唯恐承擔責任。田錫上疏說：「樞密院和中書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結果是，「臣下得優逸，而君上擔焦勞」。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員們只要在任內不發生過錯，就加升遷。官員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心只怕招人非議，影響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賓客，很少講話，弟李維對他說：「外邊人議論，大哥是個沒嘴葫蘆。」章得像以默默無所作為著稱，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許據風聞（無證據）彈劾官員。御史以找尋官員的過失為能事，更加助長了官員的因循。仁宗時，張方平上疏指出：「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音墜zhui）危恐，一舉一動，就說恐招人議。苟且因循，求免謗咎，那裡還有功夫用心思為國呢？」各級官員層層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遷。腐朽的官氣和暮氣籠罩著整個宋朝政府。 太祖統一後，據說曾立誓約，不殺大臣。太宗也對臣下極寬，曾對宰相說：「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呂蒙正對答說：「小人的情偽，君子豈是不知，以大度寬容，事情就都好辦了。」太祖、太宗依據這個「大度寬容」的方針，爭取到後周和南方各國的大批官員，成功地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繼續標榜這個「祖宗舊法」，但逐漸流於對官員的放縱。除叛逆謀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貶黜任地方官，俸祿照舊，罪大者也只是降級到「遠惡軍州」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到海南島）算是最重的處置，但仍然作官食祿。官員們相互庇護，有恃無恐，自宋初即公然貪污行賄。真宗以後，更加放手敲剝人民，生活極其奢靡腐敗。宰相呂蒙正每天必吃雞舌湯，殺雞的雞毛堆成了山。丁謂作相，勾結宦官雷允恭，貪污揮霍，密令皇宮後苑工匠製作金酒器，「四方賂遺，不可勝紀」。仁宗時，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宋庠（音祥xiang）在政府，叫人對宋祁說：「聽說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還記得某年同在州學內吃■（鹹菜。音激jī）飯時麼？」宋祁大笑說：「寄語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飯，是為了什麼？」意思是說，當年在州學讀書受苦，就是為了做官享福。梁適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買賣。張璘（音硯yan）向梁適行賄，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說：「空手冷麵，如何得好差遣。」王欽若知貢舉，舉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賄銀三百五十兩，把銀數寫在紙上交給王欽若妻李氏。李氏命奴僕把任懿名字寫在手臂上，把賄銀數密告王欽若。任懿果然得中。歷朝的大臣，幾乎無不貪污受賄，無不窮極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員，貪污、腐化成風。州郡文帳送上三司，隨帳都有賄賂，各有常數。足數即不發封檢核，不足便百端刁難，成為通例。仁宗時，杭、越、蘇、秀等州「旱澇連年」，「餓屍橫路」，淮南轉運使魏兼奉命去處理。魏兼到蘇州三天，「窮徹晝夜，歌樂娛游」，把饑民都趕到廟裡關起來，三天中餓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樂迎候。民間流傳歌謠說：「繞樑歌妓唱，動地饑民哭。」蒲宗孟（曾任尚書左丞、知州）每天宴飲要殺豬、羊各十隻，燃燭三百。有人請他減少些，蒲宗孟發怒說：「你們要讓我在黑房子裡挨餓麼！」宋朝在各地軍政機構設有「公使庫」，准許謀利作為官員用度，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各州軍又有「回易務」，經營商販，並將貨物，抑配人戶，強行售賣，甚至販賣鹽酒違禁之物，圖規厚利，交結權幸。全國各地大批的吏員，沒有規定的俸祿，貪污受賄，成為合法的收入。官員們「以受賄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賄賂公行，侈靡腐化。龐大的官僚機構日益腐爛了。 馬克思曾把剝削制度社會的國家政權，比做「寄生贅瘤」。列寧寫道：「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腐蝕著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①馬克思、列寧這一深刻的揭露，對於宋代的封建國家也是完全適用的。宋王朝豢養著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軍隊，日益顯示出他們是封建社會軀體上的大寄生蟲，吸吮著勞動人民的膏血。不斷有大臣上疏說，養兵的費用，已占國家歲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祿雖然好象比養兵之費少，但通過多種途徑貪污剝奪的財富，卻比兵費還要大。用人民血汗養肥了的官吏和軍隊，又反過來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事實說明，只有人民群眾起來掃除這些寄生蟲，歷史才能前進。 侈靡腐朽的皇室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蟲，也是最大的耗費者。澶淵之盟後，真宗與王欽若定計，偽造「天書」，舉行「封禪」（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來「鎮服四海，誇示外國」，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對群臣說：「去冬我夢見神人，說當降天書。」這時，皇城司果然奏報在左承天門南發現黃帛二丈如書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賀，說是「天書」降臨，拜讀後藏於金匱。龍圖閣待制孫奭（音式sh@）對真宗說：「以臣愚所聞，天不會說話，那裡還有書？」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間，王欽若又上言，泰山也發現「天書」。真宗說：「我五月間又夢見神人，說來月當賜書於泰山。」十月，真宗由龐大的儀衛扈從，親自去泰山行封禪禮。王旦等隨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爭頌功德，說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編自演的這次所謂「東封」，竟耗費八百餘萬貫。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書」出潼關，祭祀汾陰，費錢一百二十萬貫。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宮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應宮（道觀），鑄造神像，並安放「天書」，命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丁謂制定的計劃規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繼晝，七年修成。宮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間，金碧宏麗。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勞至死，還要誣指為逃亡，收捕妻子。全國各地也都因「天書」降臨，修建天慶觀。當時就有御史上言，「今費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偽造「天書」、大修道觀成為一大禍害，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財，帶來了多少災難！仁宗以大慶殿為明堂，又舉行大享明堂禮（祭天地祖宗），用法駕鹵簿（儀仗）達一萬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費一千二百萬貫。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藥，沉溺深宮，不問政事。大臣奏事，只是點頭敷衍。諫官王陶上疏說：「現在政事無論大小，都由中書、樞密決定，陛下一無可否，豈是為人主之道。」澠池縣（澠音敏min）主簿蘇轍在仁宗策問時答卷說：「聽說近年以來，宮中貴姬有幾千人。陛下上朝不聽議論，便殿不問政事。不要說好色於內不害外事啊！現在海內窮困，生民怨苦，可是宮中賞賜沒有限制，要①《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五頁。什麼給什麼。大臣不敢諫，管財政的官也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官養兵的費用，外有給契丹、西夏的奉贈，陛下又自做一個大坑來耗費其餘。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誹謗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宮中宴飲享樂。後宮數千人，賞賜動以萬計。國庫的紅羅，都被消費一空。 日益加深的財政危機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費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對左右說：「軍旅（戰事）和饑荒要預作準備，不可等臨事再向民間征斂。」在國庫左藏庫之外，另設一內庫稱封樁庫，每年用度的贏餘，放到這裡封儲。但到真宗、仁宗時，消費巨大，不但沒有盈餘，而且「年年虧短」，不斷「支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剝削收入，達到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但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億二千三十四萬，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萬多，仍然虧短一千五百多萬。這些數字說明了宋朝對廣大人民的壓榨到了多麼殘酷的地步，也說明了宋朝的財政日益陷入了危機。 宋朝的財政入不敷出，便不斷增加對人民的剝奪，但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發生了利益衝突。大地主用各種方法逃避賦稅。真宗、仁宗時不斷有人主張清查田畝，但最多只能在個別地區試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們的反對而停止。大商人壟斷商行，左右賦稅，衝擊專賣，也不斷地從各方面向宋朝爭奪著剝削人民的權利。宋王朝的財政危機更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從真宗統治時期以來，朝廷中就在議論著各種各樣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這種議論更加發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主張和實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揚州王禹偁即應詔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謹邊防，通盟好」（對遼夏）；二是「減冗兵、並冗吏」，從而減少「山澤之利」的稅收；三是嚴格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是淘汰僧尼；五是「親大臣遠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擇用諸司長官。王禹偁的建議，主旨是在減少官兵冗員，他認為這是「國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費」——一○三九年（仁宗寶元二年），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是：（一）天下有定官無限員，各級官員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廂軍幾十萬人不作戰而耗衣食；（三）僧道越來越多，沒有定數。沒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萬。「三費」：一是道場齋醮（音轎jiao），百司供費不資；二是京師多建寺觀，又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三是大臣罷黜（音觸chu），仍帶節度使銜，靡費國用。宋祁最後又建議仁宗和後宮應節儉，不得妄費。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減官兵，節省靡費，是沿襲王禹偁而略有發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 （慶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要他們條列當世急務。九月，范仲淹奉詔條上十事，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夷狄（指遼夏）驕橫，寇盜（指農民起義）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陟（音治zh@）」。即改變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的磨勘法。官員中有大功「高才異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處理。有罪者按情節輕重處分。（二）「抑僥倖」。改變貴族官員子弟「恩蔭」作官的舊法，嚴加限制，以減省冗官。（三）「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經學。（四）「擇官長」。嚴格選擇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各州縣長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員按等級給以多少不等的「職田」，用來「責其廉節」，防止貪污。（六）「厚農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開河渠，修築堤堰陂塘，以利農業生產。（七）「修武備」。京師招募衛兵五萬人，以捍衛朝廷。（八）「減徭役」。裁併州縣建置，使徭役相對地減少。（九）「覃恩信」（覃音潭ta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須執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應由朝廷統一。 范仲淹提出的十項建策，除興修水利屬於農業生產的措施，其他各項都在於整頓政權機構，以加強宋朝的統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頒行全國，號稱「新政」。只是修武備一項未能付諸實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抵禦西夏，朝中官員對新政多有指責。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詔罷廢關於磨勘和恩蔭的新法。范仲淹被罷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為范仲淹朋黨，也被罷免。韓琦上書諫罷富、范，不准。韓琦被迫出朝，知揚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謂新政，前後只一年左右，便因貴族、官員們的反對而失敗。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彥博的「省兵」——皇祐元年 （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彥博、樞密使龐籍，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裁減禁軍歸農。沿邊諸將反對，說是兵士都會弓刀，裁減後必「相聚為盜賊」（起義反抗）。文、龐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於養兵太多；萬一「聚為盜賊」，兩人願拚死去鎮壓。仁宗采文彥博等的建議，下詔陝西保捷兵（禁軍）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歸農。共放歸三萬五千人，存五萬人。據說陝西沿邊養一兵一年需錢七十貫，省兵後，每年可節省二百四十五萬貫。但此後，王德用為樞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選廂軍補禁軍，兵額又增。 王安石上萬言書——江西臨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 （仁宗慶曆二年），中進士，年二十二歲。當年簽書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調任鄞縣（鄞音銀yín）知縣。文彥博建議省兵，王安石持異議，在鄞作《省兵》詩說：「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責宋朝兵制是「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提出「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遊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縣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樣只看到了官僚機構龐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殘酷敲剝，將激起農民的反抗。在舒州作《發廩》詩，指出「貧窮主兼併」，說：「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感事》詩說：「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雖無剽盜（指農民起義）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取資官一毫，奸桀已雲富。」又作《兼併》詩，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剝。掊音piu）乃為才」。真宗以「不抑兼併」作為國策，王安石這時已逐步釀成了誅抑兼併的變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調知常州。次年，移任提點江東刑獄，被召入朝，向仁宗上長達萬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國家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在於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當務之急。他建策從教養取任四個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後再審視時勢人情，變更天下之弊法。萬言書提出了「流俗所不講」的一些新意，如說官員誠然冗多，但官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財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理財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損國家經費。又說當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謂「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萬言書奠立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基礎，但並沒有被仁宗採納。 司馬光上三札——陝州夏縣人司馬光，一○三九年中進士。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龐籍出知并州，司馬光為并州通判，建議築麟州堡以制西夏，結果宋軍大敗，龐籍因此得罪，司馬光改任開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馬光任同知諫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論「君德」，說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無不錄，惡無不誅」。二是論「御臣」，任官信賞心罰，不要只是「累日月以進秩」。三是論「揀軍」，「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司馬光的三札，重複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彥博的「省兵」，強調「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揚儒學，以別善惡。 南宋思想家陳亮曾經指出：「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但對改革的方針和途徑，官員士大夫中顯然有著不同的主張。司馬光、文彥博等所主張的，只是局限於財用的節省和官兵的裁減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維持現狀，不作更大的改革。較為激進的范仲淹，也還是著重於官僚機構的整頓。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種主張，即從他所說的「大法」上著眼來變革法度。不是單純地用官員升降的辦法，而是以加強法治來整頓吏治；不是單純地主張節省，而是以「理財」來增加國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僅限於官兵，而且指向了社會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併之家。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兩種主張的對立在逐漸形成。 （四）農民、士兵的起義 宋朝統一後的幾十年間，廣大農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勞動，發展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生產的果實卻被地主階級所剝奪。宋王朝「盡用衰世裒刻（裒音掊p$u）之術，取於民以啖之而猶不足」。地主、富商也爭相榨取農民和工匠的膏血，勞動群眾陷於殘酷的地租剝削和賦役壓榨之中，被斷絕了生路。青年詩人王令作《夢蝗》詩，假借蝗蟲的控訴，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割剝赤子身，飲血肥皮膚。⋯⋯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吁。⋯⋯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音居ju，語助詞）？⋯⋯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地主階級的「材能官」、「仁義儒」們打著仁義之道的旗幟喝農民的血，被「割剝」的農民群眾只有針鋒相對地起來作鬥爭，才能驅除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統治時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潰爛，農民、士兵的反抗鬥爭也在一天天興起。士兵的反抗和農民起義相結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下面是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 益州起義李順、張余等領導的起義失敗後，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順起義後，宋朝降成都府為益州）戍卒在趙延順等八人領導下，又一次發動了武裝起義。當官員們慶賀元旦時，士兵們奮起殺死兵馬鈐轄符昭壽。知州牛冕在慌亂中縋城逃跑。趙延順等推舉農夫出身的軍官都虞侯王均為領袖，建號大蜀國，建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低級軍官）張鍇（音凱kai）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後，又攻下漢州，進取綿州、劍門，不下，還成都。彭州農民準備殺兵馬都監響應，事泄，首領被殺。各地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軍，起義軍逐漸發展到數萬人。宋將楊懷忠自蜀州領兵進攻成都。起義軍在崔照、魯麻胡等領導下大敗宋兵。二月，楊懷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軍再攻成都。王均派趙延順進攻宋邛州、蜀州。起義軍斷絕宋軍邛、蜀援路。宋軍小勝，進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軍。王均閉城堅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率領禁軍，結集川峽各州兵，大舉鎮壓起義。二月十九日，雷軍至成都城外，王均開城假作逃遁。雷軍進城擄掠民財，部伍混亂。起義軍伏兵四起，宋軍不能出，大部被殲滅。雷有終墜城逃跑，敗回漢州。三月，雷有終又自漢州進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橋分路迎敵，損失千餘人，退守成都。宋軍不敢進。五月，宋真宗下詔，對「益州亂軍」招降。起義士兵繼續堅持拒守。直到九月間，宋軍久攻不下，乘起義軍不備，夜間挖隧道入城。王均率起義軍二萬人突圍而走。雷有終入城，積薪點火，捕得魁壯男子，指為受起義軍官職，即投火燒死。前後燒死數百人。十月，王均起義軍至富順，奪城據守。雷有終派楊懷忠軍追襲。宋軍入城，王均堅持不屈，自縊犧牲。起義軍六千餘人被俘。 王長壽起義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長壽，聚眾百餘人起義，至陳留，攻打州縣。宋朝派遣專使增兵鎮壓。起義軍在澶州、濮州間，與官軍搏鬥，發展到五千餘人。起義軍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許均領兵至胙城，王長壽被俘。起義失敗。 陳進起義一○○七年，廣西宜州士兵在軍校陳進領導下起義。宋宜州知州劉永規統治嚴酷，強迫兵士率領他們的家屬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風雨不停。士兵常遭毆打。六月間，憤怒的士兵，在陳進領導下，殺劉永規，擁立判官盧成均為帥，號南平王，據宜州城起義，宋王朝大為震動。真宗分派曹利用、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領兵鎮壓，並調發荊湖南、北等路禁軍集結。自京師至宜州增置馬遞鋪傳達軍情，又詔諭廣州設備，防禦起義軍東下。起義軍自宜州攻宋懷遠軍，圍攻數日，不下，進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音玉yu）逃跑。起義軍占據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圍攻四十日，不下。象州農民向起義軍贈送食物，熱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軍救象州，與起義軍遇於武仙縣李練鋪。陳進領兵拒敵，敗退至城下。盧成均叛變降宋。陳進及起義軍領袖六十餘人被捕犧牲。 王倫起義一○四三年（仁宗慶曆三年）五月，京東路駐軍一百多人在士兵王倫領導下奮起殺死沂州巡檢使朱進，占據沂州起義。起義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過淮水，轉戰楚州、真州、揚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義軍所到之處，宋官軍望風而降。諫官歐陽修上疏說：「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入無人之境。」各地巡檢、縣尉相繼投降，衣甲器械均歸義軍。起義不斷勝利發展，王倫著黃衣，立年號，置官職，聲勢大振。七月間，宋朝集合各路兵鎮壓起義，起義軍在揚州山光寺南戰敗。王倫在和州歷陽兵敗，至采石磯，被殺犧牲。 張海等農民起義王倫起義失敗後，歐陽修上疏說：「殊不知前賊（起義者）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餘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間，金州起義軍入州城，奪取府庫兵仗，分散錢帛給貧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義軍打入州城者，約三、四十州。農民和士兵的起義，到處興起，遍滿天下。規模較大的是陝西商山張海等領導的起義。 一○四三年夏，陝西大旱，饑民達二三百萬人。八月間，商州農民千餘人發動了起義。起義領袖有張海、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義軍環繞虢州（虢音國guo）、盧氏以東，洛陽、長水以西結集。京西路各地農民起而響應，威脅京都開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統領禁兵鎮壓。起義軍長驅南下，直抵襄、鄧、均、郢（音影ying）各州。自陝南經豫西到鄂北的千餘里地帶，到處燃起了起義的烈火。宋樞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報說：「秦末、隋末、唐末諸寇（起義軍）⋯⋯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強盛。」起義軍進至光化軍界。宋兵士五百餘人，以邵興為首起兵，與起義農民相結合，發展到千餘人。至商於，殺宋「提舉捉賊」將官上官珙。官軍敗潰，藏匿山谷間，邵興揭榜號召宋鑄錢監士兵響應。邵興軍至興元府，大敗宋軍。宋軍校趙明率眾向邵興投降。宋朝以重兵殘酷鎮壓起義者，十一月，邵興在興、洋界壻水戰敗被殺。十二月，張海等在戰場上犧牲。 保州士兵起義一○四四年八月，駐守保州邊界地帶的禁兵數千人，因受官員虐待，憤而起義。保州通判石待舉、走馬承受宦官劉宗言上城頑抗，被起義士兵殺死，知州劉繼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為震恐，命宣撫使富弼統帥各路兵鎮壓。宋軍持詔書招降，部分兵士被騙誘開城門投降。宋軍入城，將發動起義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殺。起義遭到失敗。 王則起義三年之後，貝州又爆發了士兵和農民的起義。起義領導者王則，本是涿州的農民，逃荒到貝州，給地主放羊，後來應募到宋軍中當兵，起義前是宣毅軍的小校。貝、冀等州本來有彌勒教在民間秘密流傳。傳說「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王則利用彌勒教的傳說，傳布著變革世道的輿論，並利用彌勒教和德州、齊州的士兵、農民取得了聯繫。起義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義的經驗，準備在慶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們慶賀新年時，各地同時起兵，攻取河北。由於這個計劃事前被泄露，王則不得不在慶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節，提前發動起義。當州官們去天慶觀拜謁時，王則率領起義士兵打開兵庫，奪得武器；打開監獄，釋放囚犯，隨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張得一。王則占領貝州後，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以州吏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城內起義的居民，在面部刺上「義軍破趙得勝」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統治的堅決意志。 起義極大地震動了宋王朝。仁宗慨嘆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鎮壓。慶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以明鎬（音號hao）為副，領大軍圍攻貝州。宋軍攻城，久不能下。最後在北城急攻，乘義軍不備，在南城挖通地道，潛入城內。起義軍突圍而出，王則、張巒、卜吉等被俘。起義士兵仍依村舍作戰，直到最後被焚犧牲。宋朝統治者把王則、張巒、卜吉等押解到開封，殘暴地處死。起義領袖們英勇地犧牲了。 王則起義，從發動到失敗，不過六十五天，但給予宋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起義利用宗教傳播輿論，事前已有計劃部署，發動後建置官屬，有步驟地行動。比起前此的士兵起義來，顯然又前進了一步。第四節變法派和保守派的論爭 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是宋代封建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而在這個主要矛盾中，一小撮占據大片田地，殘酷剝削農民的大地主，又是地主階級中最主要的勢力，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主要的障礙。地主階級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群眾不斷地舉行起義，預示著一個更大的風暴就要到來。「山雨欲來風滿樓」。腐敗的宋王朝處在了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中。 作為地主階級封建國家的宋王朝，和大地主、大商人相互依存，而又存在著爭奪剝削農民的權利的利益衝突。大地主、大商人通過各種途徑，奪取宋王朝的賦稅、專賣等部分收入。龐大的國家機器和皇室的侈靡揮霍，又使宋王朝的消費急劇增加。消費巨大的宋王朝日益陷入了難於擺脫的財政危機。官僚們和大地主、大商人相勾結，軍事、政治日益腐敗，更使宋王朝「兵虛財匱」，難以繼續維持它的腐朽統治。 面對著這樣的形勢，是繼續因循苟簡，還是作出某些改革，在宋王朝內部形成了保守與改革兩個派別長期而尖銳的論爭。圍繞著宋神宗、王安石的變法，鬥爭達到了高潮。 神宗、王安石改變了真宗以來因循苟且的政策，向著大地主、大商人勢力展開了鬥爭。變法雖然還是從維護宋王朝的統治利益出發，但對大地主、大商人的打擊，卻是多少符合於人民群眾的願望和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客觀要求，因而變法曾經取得了不少成就，並且發生了廣泛的影響。但是，神宗、王安石作為地主階級的國家的代表，仍然把防止和鎮壓農民的反抗作為他們變法的目的之一，而同廣大人民群眾處在相敵對的地位，這就又決定了變法失敗的命運。 （一）王安石變法 一○六七年，宋英宗病死，子趙頊（音須x&）繼位（神宗），任王安石知江寧府。一○六八年四月，王安石到開封，受命為翰林學士。八月，宰相曾公亮等上言「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皇帝郊祀），兩府（政府、樞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翰林學士司馬光認為，救災節用，應自貴近（貴官近臣）始，可聽兩府辭賜。王安石提出反對，說：「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司馬光說：「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的話不對。」王安石說：「所以不足，是由於沒有善理財的人。」司馬光說：「善理財的人，不過是聚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起義），不是好事！」王安石說：「不然。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反駁說：「天地所生財貨萬物，只有此數，不在民，便在官。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以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這場激烈的爭論，揭開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論爭的序幕，也開了王安石變法的端緒。變法派的基本主張，即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一方面不去再加重國家賦稅剝削，預防農民起義的興起，一方面以所謂「善理財」來增加宋王朝的「國用」，辦法是發展農業生產，並把大地主、大商人、官僚的部分剝削收入收歸朝廷。這當然不能不引起大地主、大商人和官僚們的激烈反抗。伴隨著鬥爭的發展，王安石的變法活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均輸、青苗法的推行與論爭 宋神宗做太子時，喜讀《韓非子》，曾親自抄錄，命僚屬校勘。即位後，對樞密使文彥博說：「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神宗二十歲做皇帝，很想有所作為，變法理財的意圖是和王安石的意向相接近的。一○六九年（熙寧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了變法。 久已有志於改革的王安石，受命執政，生氣勃勃，但朝廷上卻是暮氣沉沉。宰相曾公亮年過七十，遇事依違兩可，是所謂「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一○六九年二月復相），因循保守，見行新法，便稱病求退。另外兩個參知政事唐介、趙抃（音卞bian）都是變法的反對者。唐介在四月間死去。趙抃難以阻撓變法，便自叫苦。當時人諷刺說：五個執政者王、曾、富、唐、趙是生、老、病、死、苦。神宗、王安石要依靠這些舊官員實行新法，顯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執政後，隨即建立起一個主持變法的新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即皇帝特命設置的制定三司（戶部、度支、鹽鐵）條例的專門機構。神宗任命知樞密院事陳昇之與王安石同領其事，實際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在這個機構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呂惠卿成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蘇轍上疏指責朝廷害財之事在於冗官、冗兵、冗費。呂惠卿、蘇轍都被任命為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檢詳文字」官，參與草擬新法。 條例司在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間神宗即催問條例，急於實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農田水利和賦役利弊。在這一年間，先後制定了均輸、青苗兩項新法。 均輸法——一○六九年（熙寧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頒行均輸法。條例司上疏，指出當時稅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說：「今天下財用窘急，官員拘於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各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發運使按簿書徵收，無所增損。遇到軍國郊祀的大費，又遣使去剗刷（搜括。剗音產chan），幾乎沒有餘藏。各路藏匿財富不實說，又以『支移』『折變』的名目加倍收稅。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產地和時令，富商大賈得以乘公私之急，從中擅輕重斂散的權」，財政官員上下內外不相知，只是照帳本辦事，因循守舊，不顧年歲的豐歉，產地的遠近，結果是民間納稅加多，朝廷還是財用窘急，富商大賈卻得以從中取利。條例司提出的均輸法，要點是：設發運使官，總管東南六路賦入，有權周知六路財賦情況。凡糴買、稅斂、上供物品，都可「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發運使並有權了解京都庫藏支存定數，需要供辦的物品，可以「從便變易蓄買」，存儲備用。說這樣就會「稍收輕重斂散之權」，做到「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神宗隨即批准均輸法，以薛向為發運使主管其事，朝廷給內藏錢五百萬貫、米三百萬石充用。 均輸法顯然是從增加宋王朝的「國用」出發，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變了因循的舊制，適當擴大了財政官員的權力，並且明顯地侵犯了「富商大賈」輕重斂散的利益。均輸法出，一些朝官，從大商賈利益出發，紛起反對。御史劉琦、錢俶（音蟻yi）等上疏說：「薛向小人，假以貨錢，任其變易，縱有所入，不免奪商賈之利。」知諫院范純仁（范仲淹子）奏請罷均輸法，說均輸「將籠諸路雜貨，漁奪商人毫末之利」。條例司內部也出現了反對派。檢詳文字蘇轍說：「均輸法起源於漢代桑弘羊。雖說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現在此論復興，眾口紛然。朝廷破壞規矩，唯利是嗜，害處說不完。」不久之後，蘇轍即辭官而去。反對派提出的均輸的「害處」，主要都是對商賈不利，代表大商人說話的立場很鮮明，反對的理由卻很薄弱。神宗當然不為所動，繼續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九月初，條例司繼續發布了青苗法。仁宗時，權知慶州李參，要當地農民自己估計麥粟產量的贏餘，先向官府借錢，谷熟後還官，稱「青苗錢」。王安石、呂惠卿等據此經驗，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廣惠倉以現有約一千五百萬以上貫、石的儲存，遇糧價貴，即較市價減低出糶（賣糧。音跳tiao）存糧；遇賤，較市價增貴收糴。以所積現錢作本，依陝西青苗錢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錢給居民，主要是農民。貸錢以酌中糧價折合，收成後加息十分之二還糧或還錢，每年夏秋兩次隨兩稅還納。 條例司奏呈青苗法時說，農民在新陳不接之際睏乏，「兼併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貸者常苦於不得」。據說，青苗法可「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是「散惠興利」之急。「兼併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們放高利貸，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殘酷地敲剝農民，相對地說，青苗法收利較少，但仍是對農民的嚴重盤剝。為防止借戶逃亡，青苗法實施時，又由五戶或十戶以上結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戶（地主或富裕農民），充作「甲頭」。客戶借錢，更須主人作保。借錢有限額，也按戶等定多少。一等戶十五貫文，二等戶十貫，三等六貫，四等三貫，五等只一貫五百文。按此規定，實際是越貧困的農戶，借額越少，而地主富戶反而較多。因而又有所謂「散俵」（散發）「抑配」的辦法，即規定強迫借貸交息。顯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還是在於為朝廷興利，一是迫使富戶出息，一是從地主富戶手裡部分地奪取高利貸剝削的利益。總的目標，仍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青苗法制定後，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東、淮南三路實施，隨即推行於諸路。 農田利害條約——與司馬光的 「天地所生，只有此數」的論點相反，王安石早在萬言書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主張依靠人力，發展生產，增加封建王朝的財富。一○六九年十一月，條例司頒布《農田利害條約》與青苗法同時並行。「條約」鼓勵各地開墾廢田，興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貼圩垾（音旱han），以利農業生產。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錢，許延期作兩限或三限送納（一限半年）。官府借錢不足，並許州縣富人出錢借貸，依例出息，由官府置簿催還。青苗法與農田利害條約，相互為用，朝廷由此又可剝削取利，但為農田興利，對推動生產的發展還是有益的。 青苗法其實不過是朝廷按當時一般的利率來放高利貸，但由於它部分地奪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貸的利益，因而比「奪商賈之利」的均輸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為強烈的反對。九月間，青苗法剛一頒布，宰相富弼即稱病辭職，出判毫州。陳昇之為相。接著，司馬光公開出來反對青苗法。司馬光和呂惠卿在神宗面前辯論。司馬光說：朝廷散青苗錢，此事不便。今閭里富民借錢給貧民收利息，還能蠶食下戶，至於饑寒流離，何況縣官靠法令威逼？呂惠卿反駁說：此事富室為之害民，縣官為之可利民。青苗錢民願取者給與，不願者並不強借。司馬光說：非獨縣官不強借，富民也不是強借。神宗說：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司馬光回答說：臣是陝西人，只見其病，不見其利。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七千餘言的長篇奏疏，激烈反對變法。指責「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說均輸法「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使豪商大賈都懷疑而不敢活動，以為不會不與商賈爭利；青苗法「虧官害民」，所謂不許抑配，也是空文；訪尋水利是「徒勞」，「煩擾」。「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學士范鎮指青苗是「唐衰亂之世所為」，並藉口近日「天鳴地裂」，建議神宗「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右正言（諫官）李常、孫覺也上言「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借青苗錢）」。青苗法陷於官員們的圍攻之中。 青苗法頒布時本為自願請領，但實行中，出現「抑配」「散垾」的辦法，即按戶等規定，強迫領借。地主富戶因此要比貧戶領較多的青苗錢出息。保守派反對青苗法，這是一個主要的口實。熙寧三年（一○七○年）正月，神宗采王安石意，下詔禁止青苗錢抑配，同時也禁止「阻遏願請者」（阻撓自願借錢），這實際上是放棄了強迫富戶出息，青苗法只是奪取富戶放債剝削的部分利益。 但是，變法派的退讓並沒有換得保守派官員的支持，反而遭到猛烈進攻。舊相韓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間上疏，羅列青苗法實施辦法，全面駁斥。韓琦的指責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戶以下都規定借錢數目。鄉村上三等人戶和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併之家，現在讓他們多借錢出息，是官放息錢。（二）貧下戶見官中散錢，無不願請借。請借甚易，納還甚難，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強迫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三）鄉村每保須要有物力人（地主）為甲頭。雖說不得抑勒，上等之戶難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四）青苗錢夏秋隨稅送納。若連兩科災傷，必然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漸有失陷。韓琦的奏疏，明顯地是為上等戶即地主富戶的利益著想，但論到官本失陷卻使神宗疑慮動搖。神宗對執政大臣們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陳昇之等也都附和指責青苗。王安石勃然進前駁辯，最後說：「臣論此事已十數萬言，陛下尚不能無疑，天下還有何事可為？」次日，即稱病不出，奏請罷職。 王安石請退，司馬光上疏，說：「青苗法行之才數月，中外鼎沸，皆以為不便。如不肯變更，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帑音倘tang）又空。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馬光雙方各堅持己見的爭論中，神宗一度動搖後，仍不能不倚用王安石，以貫徹他變法的主張。幾天後，神宗召見王安石說：「青苗法，朕誠為眾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少失陷錢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說：「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錢物之理。」神宗轉變過來，王安石繼續執政，更加堅決地推行新法。在變法派和保守派第一個回合的論爭中，王安石勝利了。 熙寧二年至三年春，變法派和保守派的爭論，不僅在於新法觸及地主商人的經濟利益方面，而且還在於政治、思想方面。從某種意義上說，後一方面的爭論，更為尖銳，也更為曲折。 程顥曾說，當代學人中，只有司馬光和邵（雍）、張（載）三人，學術「不雜」。蘇轍說王安石「法術不正」。南宋朱熹也說王安石「學術不是」。從儒學觀點來看，所謂的「不雜」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變法派思想上的分歧。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貫之，父王益都是進士。王安石也從科舉的途徑中進士作官，所學仍以儒家的經學為主。但在《答曾子固書》中，自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顯然，王安石的學術截然不同於所謂「不雜」的純儒或俗儒。王安石《兼併》詩說：「俗儒不知變，兼併可無摧？」又曾指責司馬光實際主張「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王安石要實行變法，就不能不在事實上背離保守的儒學，汲取管仲商鞅的變法思想。均輸法出，侍御史劉述及劉琦、錢俶等上疏，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權詐之術，規以取媚」。范純仁上疏，彈劾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舍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反對派的這一攻擊，反映了王安石這時的思想趨向。 對於保守派從思想、學術上的圍攻，王安石從以下的兩方面作了回答。 一個方面是對儒家經典作出新解，說明變法有據主要是依託《周禮》。王安石請置條例司，即引據《周禮》有泉府之官「榷制兼併」，說「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均輸可溯源於《周禮》。青苗收息，說也是「周公遺法」。後來陸續頒行的市易、免役等新法，也稱「出於周官」。保守派以「孔子罕言利，孟軻亦曰何必曰利」的孔孟之道，來反對變法理財。王安石回答說：「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對待孔、孟，王安石與司馬光都曾有所論述，但立論各自不同。王安石在中進士的一年，曾著文稱「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這裡稱孟韓，並不在於推重儒學的道統，而在於所謂「變時而之道」，即變易時論（楊墨，佛老），不「屈己以從時」的趨向。文章的主旨和王安石有志於變法、不恤人言的精神，是相通的。司馬光以純儒自命，著有《疑孟》一篇，表面看似乎是在反孟，其實文中全依孔子立言，疑孟旨在尊孔。王安石也依孔子立言，如《原性》篇，在人性說上反駁孟、荀、揚（雄）、韓（愈）四家，說「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其實卻是獨立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惡言」、「以習而言性」的重要論點。又釋「夫子賢於堯舜」，提出「因變製法」的論點，說：「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這是告訴人們： 古代「聖人」很多，不只孔子一人。孔子和儒家所祖述的「聖人」，就是制禮作樂的周公。《周禮》一書大約是戰國學者依周制匯編增補成書，但宋人一般仍相信是周公所作。王安石以《周禮》作為變法的論據，抬出比孔孟地位更高的周公來，俗儒難以駁辯了。 對於保守派的圍攻，王安石作出的又一回答，是公然申明承襲商鞅。早在仁宗時，王安石上萬言書，就已主張「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刑」，指責法令「滋而不行」，「治之非其道」。不「加小罪以大刑」，「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蘇軾依據儒家任德不任刑的觀點，上疏攻擊商鞅「見刑而不見德」，藉以攻擊變法。王安石作《三不欺》篇，提出任德、任察、任刑，三者兼用。商鞅《悅民篇》說：「刑生力，力生強。」《弱民篇》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強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王安石變法的基本出發點，在於抑兼併來「富國」，和商鞅的思想是相近的。宰相曾公亮、趙抃指責「安石平居之間，筆舌丘、旦，有為之際，身心管、商」。即口頭上講孔丘、周公，思想行為是管仲、商鞅。王安石作《商鞅》詩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書·畫策篇》：「聖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後行保甲法，在給神宗《上五事書》中更直接提出，保甲之法起源於管仲、子產、商鞅。保守派把「操管、商之術」「崇尚商鞅」，作為王安石變法的一大罪狀，王安石理直氣壯地公開舉起管商的旗幟，保守派無可奈何了。 保守派從學術思想上圍攻的同時，又從政治上向變法派進攻，最主要的一條是不守「祖宗法度」。宋朝建國初期，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制度，經過真宗以來的七十年間，早已向著消極方面演變。所謂「遵守祖宗法度」，不過是因循保守的一個藉口。王安石開始執政，就對神宗說：「變風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呂誨劾奏王安石「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甚至說是「罪不容誅」。劉述等劾奏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范純仁上疏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 司馬光上疏給神宗，指責王安石「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繼續執政後，司馬光又直接寫信給王安石本人，嚴厲指斥：「今介甫（安石字）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變更祖宗舊法，必然要衝破襲故守常、因循苟簡的積習，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擊是新法實行，「天下洶洶」，「人皆以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其實非議主要是來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軍事判官李定來京師，說秀州實行青苗法，「民便之，無不喜者」。司馬光大怒，藉故大罵李定「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事實很清楚，所謂天下洶洶，不過是保守派用來反對變法而製造的又一個口實。 王安石曾作《眾人》詩一首，說：「眾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王莽）豈賢？四國流言旦（周公）猶聖。」他早在知常州時，就已提出：「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又說「謗與譽非君子所恤」。戰國時代商鞅變法時，秦孝公說：「我要變法，怕天下人議論我。」商鞅回答說：「君趕快確定變法，不要顧慮天下人的議論。」甘龍說：「不然，現在要變法，不循秦國之舊，天下人要議論君主，還得考慮。」商鞅反駁說：「你所說的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必再懷疑！」王安石在變法時與司馬光的爭論，很像商鞅與甘龍的爭論。要變法就要遭到保守派的議論和反對，王安石早已從歷史經驗中，有所體認。司馬光寫信給王安石，攻擊王安石變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使「天下怨謗」。王安石寫了《答司馬諫議書》，逐條批駁司馬光加給的四大罪狀，並進一步明確指出：「至於怨誹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會如此。人們習於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於流俗，自媚於眾算好。皇帝要想改變這些，我就不管敵手的多少，要出力來抵抗，世俗之眾哪能不氣勢洶洶地毀謗呢？」變革祖宗舊法，置士大夫的反對於不顧，實際上已是王安石長期形成的基本思想。 一○七○年三月，神宗對王安石說：「你聽到三不足之說麼？」安石說：「沒有。」神宗說：「外邊人說，現在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這是什麼道理？」王安石回答說：「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沒有流連享樂，這就是懼天變。陛下徵詢、採納人們的意見，豈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於義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為不足恤，並不是錯誤。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本來就應當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數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孫就當世世遵守，祖宗為什麼還屢次變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說中傷王安石，和他們的主觀願望相反，「三不足」說卻正好概括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和氣魄。王安石因勢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駁了保守派的攻擊。三不足說的駁辯，為這一段保守派和變法派的論爭作了個小結。王安石又勝利了。二、變法的高潮 王安石戰勝保守派的圍攻，變法進入一個新階段，達到了高潮。熙寧三年（一○七○年）十二月，王安石與韓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原條例司已在五月罷歸中書，由司農寺制定條例。此後，王安石以實任的宰相，掌握了政府的大權。被擊敗的保守派官僚，相繼離開朝廷。司馬光也在九月間出知永興軍，次年，又辭官回洛陽，聲言「絕口不論事（政事）」。王安石相繼薦用曾布、章惇（音敦dun），以及呂嘉問、沈括等新人，自一○七○至一○七四年間，陸續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 神宗開始變法，即以所謂「富國強兵」為目標。在這一階段，王安石一面仍遵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方針，繼續為宋王朝增加國用，一面強化國家軍隊和地主武裝，同時也對教育、科舉作了改革。 免役法——早在仁宗時，一些地方官員，如兩浙路轉運使李復圭（音規guī）、越州通判張詵（音深shen）等都曾在局部地區，對職役法有所改革。由當役者出錢，僱人代充。一○六七年，當時任三司使的韓絳上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要求改革。一○六九年三月，神宗命條例司講求衙前差役的利害，制定法令。同年十二月，條例司上言「使民出錢雇役」最便。原來鄉戶承擔職役者，「計產賦錢，募民代役」。一○七○年將此辦法發到各路議論。開封府官員趙子幾奏上開封府界各縣實施辦法，經判司農寺鄧綰（音晚wan）、曾布等複議。熙寧四年（一○七一年）正月，曾布擬就「免役法」，先在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的主要之點是：（一）原來衙前等各種職役，民戶不再自己服役，改為向官府交錢，由官府僱人充役。上戶分五等，中戶分三等，下戶分二等，上四等戶按戶等定役錢，隨夏秋兩稅交納，稱免役錢。鄉村四等以下戶不納。城市中六等以下戶不納。（二）各路、州、縣依當地吏役事務繁簡，自定額數，供當地費用。定額之外另加十分之二收繳，稱「免役寬剩錢」，由各地存留備用。（三）原來不負擔差役的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戶等，也要按定額的半數交納役錢，稱「助役錢」。 免役法使官府職役依舊有人充當，收繳的各種役錢卻超過了實際雇募的需用，官府又由此增加了一批收入。 市易法——一○七二年三月，頒行市易法。原來同管勾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官名）王韶在本路隴州古渭城設置市易司，管理商貨，借官錢為本，每年獲利一、二十萬貫。一○七二年，有草澤人（不在官）魏繼宗上書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富人大姓得以操縱取利。他建議設置常平市易司，管理市場，物價賤則增價收購，貴則減價出售。說可以使「商旅以通」，「國用以足」。中書據以制定市易法，在京師設立市易務，以內藏庫錢一百萬貫和京東市錢八十七萬貫作本，控制商業貿易。主要是：（一）依據市場情況，由市易務評定價格，向商人收購或出售貨物。（二）商人向市易務貸款，以產業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納年息二分。商人向市易務賒購貨物，也取年息二分。兩項辦法原來都是由大商人操縱取利。市易法把這兩項大利從大商人手裡收歸朝廷，和青苗法收奪大地主的利益相似。市易法頒布後，由呂嘉問提舉市易司，先在京師開封實行，以後又推行於各地。 方田均稅條約——大地主無止境地兼併土地，隱瞞田產、人口，鄉村中、下戶賣掉土地，仍負擔賦稅。田產不實，賦稅不均，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一○七二年八月，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頒行。每年九月由縣官丈量田地，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一方。依據方莊帳籍，檢驗土地質色肥瘠，分等第定稅額納稅。「詭名挾佃，合併改正」。丈量後立方帳、莊帳、甲帖、戶帖。典賣割移，都以現在丈量的方田為準。條約頒布後，以濟州巨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在京東路實行，以後再推行到各路。到一○八五年，先後在開封府界、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五路，丈量出大量隱漏的田產，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的稅收。 免役、市易、方田等新法的中心，仍在於剝奪大地主、大商人的部分利益，來滿足宋王朝的「國用」。王安石在實行這些「富國」法的同時，也還推行了如下的「強兵」法。 兵制的改革——真宗以來，兵員急速增長，兵費龐大，兵將脫離，作戰不力。強迫招募的士兵不斷地起來反抗壓迫。神宗、王安石參照仁宗時的一些改革主張，又加以發展，從兩個方面對宋朝的兵製作了改革。 （一）減兵並營。辦法是裁減五十歲以上的老弱兵士；確定禁軍軍營兵額，馬軍三百人，步軍四百人；又合併各地馬步軍營，由五百四十五營省並為三百五十五營。原來聚集在京師的禁軍大部分撥到各路。自一○六九年即開始減並，至一○七五年，禁軍兵額減到五十六萬八千餘人。各地多用來服雜役的廂兵，也在熙寧四年（一○七一年）十二月，按禁軍辦法裁減。各州並為若干指揮，每指揮定額為五百人。全國共八百四十指揮，兵額減到二十二萬七千多人（開封府界及諸司因事募兵不在內）。全國禁兵、廂兵裁減後，總額不到八十萬，比英宗時減少三十六萬，約減三分之一。減並後使隊伍精幹整齊，也為宋朝節省了大批兵費。神宗大喜，對王安石說，裁併軍營，「不惟勝敵，兼可省財」。這顯然也是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一個途徑。 （二）置將練兵。仁宗時，范仲淹為陝西招討使，開始變革兵將不相知的舊制，檢閱延州兵一萬八千人，分置六將教練。一○七三年六月，神宗下詔：京東武衛等六十二指揮的禁軍，分隸諸路，差主兵官分部訓練。一○七四年，曾任涇原路經略使的樞密副使蔡挺進而請在各路置將教練。九月，神宗下詔：除河東、秦鳳、永興等路都總管司現管軍馬外，開封府界、河北、京東、京西路分置三十七將和副將，選經過戰陣的使臣充任，專掌訓練。十二月，在陝西的環慶、鄜延、涇原、秦鳳、熙河等五路各地設置四十二將，統領當地的就糧、屯泊、駐泊等軍。一○八一年，又在東南的淮東、淮西、浙東、浙西等路設置十三將。此後，「將」成為軍隊編制的基本單位；各地設置的將官，都可以自專軍政，州縣不准干預。這在兵制上，顯然是對宋朝「祖宗法度」的又一個重大的變革。 保甲法——在裁併國家軍隊的同時，神宗、王安石又加強了地主武裝，以鎮壓農民的反抗。王安石早在向仁宗上萬言書時，就曾舉出漢代張角、唐代黃巢的起義，官吏不能及時鎮壓，作為宋朝的鑑戒。一○七○年七月，神宗與王安石談到「民兵」（地主武裝）。王安石建言，罷軍職所得官十之二三，「鼓舞百姓豪傑（大地主），使趨為民兵，則事甚易成」。同年，開封府官員趙子几上書說，他往來畿內諸縣鄉村，近年以來「寇盜」（指起義農民）充斥，當地敵不過。縱然有的捕捉到官，餘黨互相幫助，起來報仇，非常厲害。因此，他建議實行從前有過的保甲，歸官府指揮「專於覺察奸偽，止絕寇盜」，即鎮壓農民的反抗鬥爭。十二月，司農寺據此建議，制定保甲法頒行。辦法是：鄉村民戶以十戶組成一保，五十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由主戶中「物力最高」和所謂「有材幹心力者」即最大的地主富戶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副保正。主客戶有兩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人作保丁，訓練武藝。每一大保逐夜輪差五人巡警，遇有「盜賊」報大保長追捕。同保內有犯「強竊盜、殺人、謀殺、放火」等案，知而不告，連坐治罪。保內如有「強盜」三人以上居住三天，同保鄰人員不知情也要治罪。保甲法頒布後，一○七一年先在開封府畿內各縣實施，然後在各路逐步推行。《宋會要稿》載一○七六年各路「義勇、保甲民兵」數字，總數多至七百一十八萬，其中民兵保甲有六百九十三萬餘，形成一個龐大的地主武裝。 趙子几上書，已經明白指出，組成保甲，就可以使地主安居，不再擔心農民反抗（「如此，則富者逸居而不虞寇盜」）。保甲法旨在保護地主利益，鎮壓農民群眾的反抗鬥爭，目的性是很明顯的。如果說，王安石的理財諸法，雖然旨在增加宋朝的國用，但在打擊大地主、大商人這一點上，符合於人民群眾的願望，那末，實行起源於商鞅的保甲法，就充分說明變法派站在地主階級立場，和廣大農民處在了相敵對的地位。 保馬法——宋朝由牧監養馬，侵占大量田地，每年消費甚大。原來群牧使李中師曾建言「省國費而養馬於民」。一○七二年，神宗下詔許開封府界各縣保甲養馬，由提點司給配馬匹。一○七三年，由曾布制定保馬法頒行。保馬法具體規定養馬條例：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每戶可給一匹，家產多者可給兩匹。府縣不超過三千匹，五路不超過五千匹。馬匹可用來「襲逐盜賊」，即鎮壓農民。養馬者三等以上戶十戶為一保，四、五等戶十戶為一社。馬死病，保甲馬由保主獨為賠償，社馬由社賠一半。此後保馬法推行到其他各路。 練兵、保甲等法，暴露出變法派對農民起義的敵視，但同時也表明，王安石對待遼朝和西夏，是反對屈辱妥協，堅持抗戰自衛的。北方邊地的保甲，可以利用來守土抗敵；減兵並營、置將練兵等措施，對於提高宋朝軍隊特別是邊防部隊的戰鬥力，更收到顯著的效果，一度扭轉了真宗、仁宗朝的被動局面。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採納王韶《平戎策》斷西夏右臂的戰略方案，發兵抗禦西夏。一○七二年八月，王韶戰敗吐蕃部落，在武勝建鎮洮軍，又升為熙州。置熙河路。次年二月，王韶再次出兵占領河州，進據洮州、岷州、宕州、亹州（亹音門mén），行軍五十四日，共得五州，幅員二千里地，取得了北宋王朝對外作戰的勝利。神宗把自己佩帶的玉帶賜王安石，來獎賞他的成功。王韶進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這次熙河之役，是變法派的一個勝利，是對保守派的一次有力打擊。正因為如此，熙河之役的勝利，更加激起了保守派官僚們的忌恨。 在實行「富國強兵」法的同時，王安石還著手對教育、科舉進行改革，目的是培育和選拔變法所需要的人才，為政治上的改革服務。早在仁宗時，王安石就在萬言書中強調「陶冶人才」的重要性，指出當時學中所教都是章句之學、課試之文，完全不合「天下國家之用」，學生們「博誦強學」，「白首於庠序」，一旦從政，「茫然不知其方」。王安石執政後，愈加感到如不改革教育、科舉制度，政治上的變法就難以實行。經過兩年的準備，破除阻力，實行了新的貢舉法，整頓了京師及州縣學校。 科舉的改革——宋朝大批文武官員都來自科舉。科舉以進士科為主，考試詩賦，以聲病對偶定優劣，完全著眼於文字形式方面。明經科考試貼經、墨義，死背詞句。如出題引《論語》孔子的話「作者七人矣」，考試七人的名字答卷。出題寫某經的上句，答寫下句。或出經書一句，答寫這句的註疏。一○六九年，王安石執政之初，就建議改變這種科舉法，廢除詩賦、明經各科，專以經義、論、策取士。保守派激烈反對。蘇軾說：「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必改變。並說：「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不以詩賦取士反而「無規矩準繩」，「無聲病對偶」，「學之易成」，「考之難精」，弊病更大。神宗也被蘇軾說得動搖。王安石堅持「貢舉法不可不變」的主張，向神宗指出：舊的貢舉法是使士人困於無補之學，閉門學作詩賦，世事皆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神宗又轉而支持王安石。一○七一年二月，中書省頒布對科舉的改革：廢除明經科，廢除考試詩賦和貼經、墨義。進士科的考生在《詩》、《書》、《易》、《周禮》、《禮記》中選治一經，兼治《論語》、《孟子》。考試時，主要考這些經書的「大義」和殿試策（時論）。新的科舉考試法比起雕琢文字、記誦詞句的舊法，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改進。但王安石把改革科舉標榜為「使學者得以專意經術」，仍然以經學作為學術的正統。 學校的整頓——頒布新科舉法八個月後，王安石著手整頓學校。首先改組太學。舊太學為保守派官僚、俗儒所把持，是反對變法的輿論陣地。國子監直講顏復，以「王莽變法」為題考學生，影射攻擊王安石變法。變法派把顏復等學官盡行撤職，委任陸佃、沈季長等變法派作學官。保守派譏誚陸佃等晚上在王安石處受口義，白天到太學照樣宣講，「無一語出己」。這種指責只能證明太學是按照王安石「一道德」（統一思想）的主張行事，成為變法派造輿論、育人才的場所。太學內部規章也做了一些整頓，學生名額增至一千人，分外舍、內舍、上舍三級。上捨生成績優異的，不經省試和殿試，直接授官。 整頓太學後，又相繼在京師設武學、律學、醫學。以重視實際應用的精神，建立這些分科學校，是教育方面很有意義的革新。建立專學法律的律學，更體現出崇尚法治的精神。變法派還陸續整頓了州縣之學，規定學官由朝廷委派，定期考核。 科舉和教育方面的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直到北宋末年，王安石的學說仍在太學中留有相當大的影響。 王安石執政期間，也還採取措施，促進了農田水利的發展。變法派廣泛聽取發展生產的建議。社會地位低下的胥吏、小商販、農民、仆隸以至犯過罪的人，只要能講求水利和理財，都可直接來東京，到司農寺或中書省獻策。興修水利有成績，還要授官嘉獎。如金州西城縣葛德修築長樂堰，引水灌田，授予本州司士參軍。潭州湘陰縣李度修築兩鄉塘堤，補為本州官吏。在王安石的大力提倡下，一時形成「四方爭言農田水利」的熱潮。自一○七○年以後的六年間，京畿及各路興修水利一萬七百九十三處，溉田三十六萬一千多頃。其中兩浙路修水利最多，共達一千九百八十處，溉田十萬四千多頃。蜀州修築新堰，也可溉田三萬九千多畝。 熙寧年間，各地還開發了大量的淤田。汴河兩岸作閘，引河水在京東西路淤田，又引黃河、滹沱河、漳河水在河北路淤田。僅滹沱河兩岸就得田一萬頃。據王安石估計，開封府界京畿一帶的淤田，每年可增產糧食幾百萬石。王安石又派平民李復、王諶（音辰chén）到川峽招募農民來京畿種稻，傳播經驗。京畿和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處，闢為稻田。變法派貫徹執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的方針，在發展農業生產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三、保守派反攻，變法派敗退 自從一○七○年以來，王安石戰勝保守派，變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的進攻並沒有停止。進攻集中在侵犯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免役和市易兩法。他們在朝廷上的代表，是樞密使文彥博。和司馬光一樣，文彥博也以「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為理由，反對變法。一○七二年，華州山崩。文彥博又攻擊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賣果實，致使華州山崩。王安石反駁說：「華州山崩，不知天意為何。天意不可知。人們所為，也不必合天意。」王安石的這個駁辯，實際上是對「天變不足懼」的進一步發揮。次年正月，文彥博再次攻擊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損國體」，是「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聚斂小臣，希進妄作」。文彥博這些陳詞迂論並不能動搖神宗變法。保守派的大舉反攻是集中在市易務實行「免行錢」的措施上。 京師開封原來由各商行為官府供給百貨。官司上下勒索，至少在例額十倍以上。倘不如意，即恃權懲治。如三司副使因買來的靴皮不良，即處治行人二十人。商行因官司需索，賠累甚多。小商販多因此失業。一○七三年四月，開封肉行徐中正等請求不再向各處供肉，仿照免役錢法，交納免行役錢。神宗詔令市易務與開封府司錄司詳定諸行利害。八月，市易務制定「免行條貫」在開封商行中實行。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禁中（皇宮）賣買貨物，也要下雜賣場、雜買務，由市易司估定物價高低。免行錢的收入，部分用來作為官員的俸祿。 免行錢又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對商人也較為有利；打擊的對象，是恣意勒索和從中漁利的上下官司，以至禁中的皇族、後族及左右的宦官。免行錢實行，這些人群起反對。一○七四年三、四月間，更與保守派官僚相配合，掀起了對變法派的圍攻。 這次圍攻的主要力量是來自宦官和外戚，並且得到仁宗的曹後（太皇太后）、英宗的高后（皇太后）和神宗的向後的支持。三月間，神宗開始動搖，問王安石免行錢事：「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眾？」王安石直接揭露宦官，說：「士大夫不滿朝廷政事，與近習宦官相勾結。陛下只看朝廷大小官不避宦官的能有幾人，就知道宦官的害政了。」王安石還說：「市易司若不是呂嘉問，誰敢守法不避左右宦官；不是我，誰敢為呂嘉問辯明，不怕得罪宦官？」幾天之後，神宗又對王安石說：「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又說：「近臣（宦官）以至後族，沒有不說不便的。兩宮（太皇太后、皇太后）乃至泣下。」王安石憤而揭露後族說：「如後父向經從來就『影占行人』、因推行免行新法，依條例收入。向經曾來文交涉，沒有被理睬。又如曹佾（曹後弟。佾音逸yi）賒買人家樹木不給錢，反而由內臣用假姓名告狀，誣告市易司。陛下試看此兩事，後族怎麼會不反對呢？」王安石揭露後族，直指曹後和向後，勇氣是足夠的。但變法派遇到宮廷內這個擁有權勢的新對手，處境日益困難了。神宗在後族反對聲中，命韓維、孫永檢查行人利害。這年又正值天旱不雨，神宗命韓維代草詔書罪己。詔書中暗指變法派是「阿諛壅蔽以成其私」，使「忠言」不能上達。神宗更加動搖了。 文彥博以外，參知政事馮京（富弼婿）成為變法派的勁敵。成都準備設立市易務，馮京舉出「王小波之亂」因榷買貨物而起，來反對市易，加重了神宗的動搖。馮京甚至多次製造謠言，破壞免行錢的實施。退居洛陽四年的司馬光這時也上長篇奏疏，說讀到詔書，高興得掉下了眼淚。司馬光列舉「朝政闕失」六條：一是青苗錢，使民負債，官無所得；二是免役斂錢，養浮浪之人；三是置市易司，與民爭利；四是「侵擾四夷」（指熙河之役），得少失多；五是保甲擾民；六是興水利勞民費財。司馬光的奏疏，幾乎涉及到王安石所有的措置，對變法發動了全面的攻擊。 連年大旱不雨，受災地區的農民被迫流亡。保守派以此為藉口，紛紛指責變法觸動了天怒。王安石反駁說：「水旱是常事，堯、湯所不免。應當更修人事，以應付天災。」但是王安石的這一「天變不足懼」的論點，卻遭到神宗的駁斥，說「這不是小事，所以這樣恐懼，正是為人事未修。」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東京城門）鄭俠在馮京支持下，繪流民圖送呈神宗，並上疏說：「去年大蝗，秋冬大旱，今春不雨，都是大臣輔佐不以道所致。」他建議將「有司掊克不道之政」（指新法）一切罷去，如果再有十天不雨，他情願斬首。知青州滕甫上書說：只要陛下下一手詔，宣布「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悉罷」，就會「民氣和，天意解」。一時之間，自宮廷至朝野形成了對新法的圍攻。 形勢變化，變法派內部也開始分裂。三月間，三司使曾布見神宗對王安石有所責問，變法動搖，竟聯合市易的倡議人魏繼宗反對市易法，攻擊推行免行法的市易務和呂嘉問。曾布甚至對神宗說，他「召問行人，往往涕咽」，陛下「垂意於此，足以致雨」。神宗命曾布與呂惠卿根究（徹底檢查）市易務不便事。呂惠卿堅持新法，與曾布議不合，曾布又向神宗攻擊呂惠卿。曾布、魏繼宗從變法派內部反對變法，王安石更為被動了。 後族大力攻擊新法，神宗動搖，保守派反攻，變法派分裂，王安石陷於空前困難的境地。四月初，中書改定新法。在京免行錢，在貧下行人名下，特減一萬貫。免在京市例錢二十以下者。在京諸門小販稅錢不滿三十者，暫免交稅。開封府界及諸路受旱災到五分者，暫停催交欠負官物。又「勸誘積蓄之家賒貸錢穀」，有利息，由官府督交。流民給錢糧興工役。諸條中，減免小販稅錢，是一個改進，但減免行錢是「依舊支應」，鼓勵地主乘災荒放債收息，更顯然是對大地主的退讓。與此同時，神宗又下詔受災諸路編排保甲、方田造簿，都暫時停止。宮廷中後族繼續進攻。曹後要神宗罷青苗、助役，令王安石出朝廷。曹後與高后又流涕對神宗指斥新法不便，說「王安石變亂天下」。王安石在圍攻中無法繼續執政，上章求去。四月中，神宗下詔：王安石出知江寧府，「安心休息」。王安石罷相，變法遭到嚴重挫折！ 王安石罷相前，向神宗推薦呂惠卿。神宗以韓絳代王安石，以呂惠卿為參知政事。保守派諷刺說，韓絳是「傳法沙門」，呂惠卿是「護法善神」，新法仍繼續推行。王安石去後，風浪暫平。章惇、曾孝寬受命繼續根究市易司事，查對市易務及曾布奏文。八月間結案，曾布以「不覺察吏人教令行戶添飾詞理，不應奏而奏」，及「奏事詐不實」罪，免職出知饒州。魏繼宗追官停職。都提舉市易司呂嘉問也以「不覺察雜買務多納月息錢」罪免職，出知常州。御史張琥（音虎hu）彈劾韓維、孫永查究免行錢事不當。韓維落端明殿學士職，孫永罷知開封府官。鄭俠上書攻擊，「惠卿朋黨奸邪」，「請黜惠卿，用（馮）京為相」。神宗大怒，免鄭俠官，編管汀州。呂惠卿進而追究鄭俠攻擊免行錢事。張琥與知制誥鄧潤甫受命辦案，查出鄭俠幕後的支持者馮京和王安國（安石弟，反對變法）等人。熙寧八年（一○七五年）正月，御史中丞鄧綰與鄧潤甫上疏，定鄭俠等罪。鄭俠編管英州。馮京罷參知政事。王安國免官，放歸田裡。免行錢案定結，韓絳請求神宗召王安石復相。二月間，神宗派使臣持詔書去江寧府，召王安石回京師，恢復了相位。 免行錢案，變法派終於獲勝，但保守派仍據有強大勢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陰雲。四月間，神宗因遼朝求割地，向舊臣問對策。久已罷相在外的韓琦，指責置將練兵、編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保守派又攻擊說，河北、河東上戶保下戶借錢穀，下戶缺食逃散，上戶怕賠償也一律逃避。對王安石最大的誣陷是趙世居獄。秀州團練使宗室趙世居被告發謀反，宋朝興起大獄，牽連多人。與王安石相識的術士李士寧曾在十七八年前贈詩給趙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諫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說士寧贈詩，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祿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間，神宗命曾孝寬、張琥查究徐、范曲直。原來李士寧所贈詩只是抄錄了仁宗賜給大臣的兩句輓詞。李士寧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編管，范百祿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過了這一險流，但仍困處在保守派的明槍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圍攻中，王安石對神宗慨嘆說：「天下事象煮湯，下一把火，又接著潑一勺水，哪還有熟的時候啊？」在王安石復相後的一年多時間裡，變法派仍然處境艱苦，難以繼續前進。 修訂三經新義——王安石改革科舉、整頓學校後，設置經義局，與呂惠卿、呂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珪（音乓ping）及諸門人撰述經義，作為學校的讀本。王安石復相後，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間，撰成《詩義》、《書義》、《周禮義》進呈神宗，頒於學官。科舉考試，以此為準。《詩義》、《書義》多出於王珪和呂氏兄弟。《周禮義》全由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序》說，「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撰《周禮義》，顯然是想系統地說明變法的依據。撰三經新義是想「使學者歸一」（神宗語）。王安石在《書洪範傳後》中曾慨嘆學者「蔽於傳注之學」，既不能提問又不會思索。新義打破「先儒傳注」，依託儒家經典來宣傳變法革新的思想，一時號為「新學」。新學包含著變法思想的內容，但依然根據儒家經典講述禮法名分，維護倫常。這又說明王安石並未能超越儒家思想的樊籬。① 變法派分裂——王安石復相前，韓絳與呂惠卿遇事多不合。王安石因任用提舉市易司官員等事，又與韓異議。韓絳堅請辭相，八月間出知許州。呂嘉問在免行錢案查結後，又被任用。王安石薦呂嘉問重領市易司事。呂惠卿對呂嘉問多有不滿。王安石不循資歷進用新人，也與呂惠卿時有不合。三經新義頒行後，王安石因《詩義》經呂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間，將新舊本一起進呈神宗。上疏說明，當時沒有堅持己見，頒行後學者認為多有不妥，請將《詩序》用呂升卿的解釋，《詩義》仍用舊本。呂惠卿上疏自辯，說所有修改處都曾送給王安石詳定，安石何至忘記？新本已刊印千本，現在安石又請用舊本，不知何意。呂惠卿以為中間必有人故意離間，請求奪官。王、呂之間，日益破裂。御史中丞鄧綰，據王珪意，彈劾呂惠卿在華亭縣借富民家錢置田，由縣吏收租，「交結貪濁」。呂惠卿上章自辯，並羅列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諸事，然後罷政。十月，出知陳州。鄧綰又奏三司使章惇與呂惠卿「協力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復相後，變法派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分裂！ 對遼割地——一○七四年，遼道宗派蕭禧使宋，要求割地劃界。宋遼往來交涉，遷延不決。一○七五年三月，蕭禧又來索取河東黃嵬山地，要求重新劃界。韓琦等保守派藉此攻擊新法招致遼疑。王安石對神宗說：不應滿足蕭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呂惠卿也說：「讓蕭禧得地受賞，以後遼人誰還不想再來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遼朝，沈括依據舊日文書查明原議疆地書是以古長城為界，黃嵬山相去三十餘里，不應允遼議。沈括出使，沿途繪圖記事，回朝報命。七月間，蕭禧又來索地。神宗說：「看來不能和他爭，雖然更不講理，也還得應付。」王安石提出異議，神宗不理。神宗派韓縝使遼，接受以黃嵬山為界，割去河東地東西七百里。在對遼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也有了分歧。 新法逆轉——王安石復相之初，四月間，曾對神宗說： 「近來京師大姓多停開質庫，市易打擊兼併的效果，似已可見到。應當再修法制，驅使平理。」神宗說，「均無貧固然好，但此事很難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無法再向前推進。免役法甚至出現倒退。八月間，因司農寺議，官戶所①王安石「新學」，參見第七冊。輸助役錢，減免一半。九月間又補充規定，官戶產錢占全縣十分之一者，只減役錢一分，但仍是對官僚們的妥協。司農寺又在八月間修訂保甲法，諸路主客戶五家相近者為一小保，五小保為一大保，對農民的統治更加嚴密。開封府界五路，客戶被排除，只選主戶有二丁者入正保。原來一保有至數十家，距離甚遠，也改為按諸路辦法編排。對大商人的限制不能再進一步，對官僚地主妥協，對農民群眾加強鎮壓，新法逐漸逆轉了。 變法派退讓，保守派加緊進攻。十月間，天空出現彗星，又成為攻擊新法的一個藉口。曹後和高后又出來反對，神宗也下詔說，天變不敢不懼，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辯說：「天文之變無窮，人事之變不止，上下傅會，豈能沒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王安石的這個申辯，繼承荀子《天論》、柳宗元《天說》的論點，從根本上否定了天變和人事的關係，「不足信」是「不足懼」說的一個發展。神宗詔下，舊相富弼和前御史呂公著、張方平等相繼上疏，說「法既未協，事須必改」，「如救焚溺，勢不可緩」。要神宗立即改變新法，說否則將有更大的「天變」。王安石向神宗力爭，主張對不附新法者治罪，說「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這個積極的主張，卻遭到神宗的拒絕。神宗回答說：「聽說民間也頗苦新法。」王安石說：「如天寒下雨，還有人埋怨，這豈足恤！」神宗說：「如果連這些埋怨都沒有，豈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張無法貫徹，只得稱病家居，不出來管事。神宗派宦官去慰問，從早到晚去十七次，給假十餘日，又迫使王安石再出來執政。但新法依然難得推進。熙寧九年（一○七六年）正月，司農寺奏，畿內去年災傷，民間已經欠青苗錢者許再借貸一次，神宗不准。中書又奏請常平錢歲給有餘時，民間缺錢許以物產抵押借貸，神宗又不准，並下詔今後倉庫常留一半，其餘才給散支借。青苗法本意在奪取大地主放高利貸的利益，神宗砍去一半，對保守派是個重大的退讓。青苗法也逆轉了。 呂惠卿罷政前，曾對神宗說：「王安石這次回來，常常稱病不管事，與以前大不相同。」一度罷相後，王安石再陷於困難的處境，多少削弱了變法初期一往無前的銳氣。保守派勢盛，變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動搖，王安石已無法獨力扭轉政局了。一○七六年春天，王安石即上章請求罷相歸田，連上四五次，至十月間獲准罷相，出判江寧府。此後，再沒有回朝。王安石再次罷相，昭示了新法失敗的前途。 （二）神宗「改制」 王安石罷相，神宗用樞密使吳充代王安石，吳充是王安石的姻親（吳充子是安石婿），但並不贊助新法，實際上也是個保守派。神宗以他為「中立無與」，用為宰相，又起用馮京知樞密院事。這表明神宗已無意再推行新法了。一○七七年，司馬光寫信給吳充，要求盡罷新法。此後，吳充多次說新法不便，因判司農寺蔡確（一○七九年為參知政事）力爭，只將方田法罷廢，其他新法還得以維持。但此後的十年間，神宗不再去推進理財諸法，而只是著意於改革官制和強化軍兵保甲。以抑兼併為中心的新法轉變為加強宋王朝國家機器和地主武裝的所謂「改制」了。 官制的改革——神宗元豐年間 （一○七八——一○八五年）對官員眾多、名實不符的舊官制，作了如下的一些改革：（一）三省仿《唐六典》制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復，尚書省執行。三省分班奏事，權歸中書。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副相參知政事改稱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下官名也有改易。（二）尚書省六部和所屬機構的官員都實際任事。凡是徒有虛名的官稱，一概撤消，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重新編製成二十五個官階。官員按規定的官階領取傣祿，又稱寄祿官。（三）省並機構。如三司使併入戶部，審刑院併入刑部，審官院併入吏部，禮儀院併入禮部等等。 強化軍兵保甲——改革官制時，有人建議，把軍事機構樞密院也並歸兵部。神宗駁斥說：「祖宗不願兵權歸執政官，所以專設官統領，以互相節制，怎麼可以廢除！」改制後，樞密院仍保持獨立的軍事系統，並不斷加強了軍隊。王安石變法時禁軍裁併到五十六萬多，元豐時又增加到六十一萬多人。各地廂軍增加更多。新法中組織地主武裝的保甲法也又有了進一步的強化：（一）各路保甲原歸主持新法的司農寺管轄，一○七五年九月，改隸尚書省兵部，後又在各地設提舉官統領。（二）開封府界、西北三路、廣南東西路等地保甲，教練武藝，由大保長充教頭。以後又推行到其他各路，設置教場，教練戰法。騎丁習馬槍，步丁習弓弩、步槍。（三）保甲養馬。一○八三年，河東路提舉保甲官請令保甲買馬，以教騎戰，得馬近七千匹。此後，保甲都由官府給錢買馬。次年又詔京東西路保甲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免教閱，養戶馬者免保馬。實際上是戶馬變成為保馬。（四）開封府界五路地主武裝「義勇」一律改為保甲。部分地區並用義勇保甲輪番代替禁兵。保甲法的推進使地主武裝更為加強了。保甲法原規定以四等以上的主戶出丁，實際上保長以上的各級頭目都完全是地主豪強，一般保丁多由五等戶以下的貧下戶充役。保長、保正對貧下戶保丁任意壓榨虐待，婚姻喪葬要貧下戶送禮，秋收夏熟要敲詐絲麻谷麥，到城市要供應酒食。稍不如意，就要鞭打。貧下戶隔幾天就要停止耕作，接受教練。習練不好，又要遭受縣裡差派的監教官和保正、保長的毒打。定州新樂縣一教場，保丁五十人，有四十九人受「臀杖」（打屁股）。先打一邊，留一邊下次再打。貧下戶保丁遭受無窮的剝削勒索，又遭受殘酷的壓迫，往往逃跑外鄉，甚至有的貧下戶自己弄瞎眼睛，切斷手指，變成殘廢來逃避充役。這種情形發展到一○八四年間，到處爆發了保丁的武裝反抗。河北保甲，百十個人為一群，起義反抗，州縣不敢奏報。澶州、魏州一帶的保甲發動起義，與起義農民相結合，驚動一路。澶州、滑州之間，有單安、王乞驢、張謝留等為首的保丁起義，往來二州之間，奪取地主的財物，焚燒房舍，殺官吏，進入衛州界。獲鹿縣的保丁憤起砍射教練的官員提勾孫文、巡檢張宗師。陝西軍士王沖在商、虢州界起義，聚眾數千人，乘保馬到各處殺傷官吏，衝擊保甲團教場。司馬光奏報說：「置保馬本來要逐『盜』，現在反而是『盜』的工具了。」宋王朝用來鎮壓農民起義的保甲、保馬，激起了農民群眾的強烈反抗，保甲、保馬的反動性也就更加明顯了。 面對農民和保丁的反抗，神宗又加強了鎮壓。一○八四年，神宗下詔，知情雇用、藏隱逃亡保甲之家，比逃亡保甲減三等治罪，罰出賞錢給告發人。又下詔立重法。原來開封府各縣，對「盜賊」立重法，「劫盜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處」，並沒收家財，「妻子編置千里」。神宗將重法推廣到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州縣，並規定：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燒房百間，或群行於州縣，在江海中劫船等，雖然不是重法之地，也以重法論罪。 神宗在改革官制，加強地主武裝的同時，還曾對西夏發動了兩次進攻，遭到慘重的失敗。 熙河之役後，宋朝形成對西夏的包圍。一○八一年，西夏皇室內亂，梁太后囚禁夏帝秉常。神宗以為有機可乘，以熙河經制使李憲領大兵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兵五路圍攻西夏。劉昌祚軍先至靈州城下。高遵裕也領兵趕到。圍城十八天，不能攻下。夏軍決黃河水灌宋營，斷絕糧道，宋兵凍溺死者無數，大敗而回。其他各路進取古蘭州、葭蘆（葭音佳jia）、吳堡、義合、米脂第地，夏軍誘敵深入，堅壁清野，斷絕宋軍後路。宋軍糧餉不繼，無功而返。靈州之戰，宋軍先後損失至四十萬人。 一○八二年，神宗用給事中徐禧議，在銀、夏、宥三州界中築永樂城，企圖困住興州夏軍。城小兵多，又無水源。西夏發三十萬大兵圍攻，宋兵多饑渴致死。永樂城陷，徐禧等敗死。宋軍前後死亡將校二百餘人，士兵、民夫又損失二十餘萬。 宋軍兩次慘敗，損失極重。永樂城敗報傳來，神宗臨朝大哭，只好仍維持原來對西夏的和議，「歲賜」仍舊。這時王安石早已罷相家居，但保守派官員卻說這兩次慘敗是因熙河之役而起，又為攻擊變法派製造出一個口實。一○八三年，富弼病死。他在死前，寫好遺章，提出「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的理論，借著對西夏戰爭的失敗，攻擊新法。 一○八五年三月，神宗病死。王安石在江寧作詩哭悼說：「聰明初四達，俊乂（音義yi）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又說：「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王安石的哭悼不僅是出自個人間的情感，而且因為他一生的變法事業和神宗緊密地聯在一起。王安石初變法，以理財為先，打擊的矛頭指向大地主、大商人，但變法派站在同人民群眾相敵對的地位，而把新法實行的希望主要寄託於神宗。王安石罷相，神宗病死，新法繼續推行的希望渺茫了。 在王安石罷相、神宗改制的這段時間裡，保守派卻在積極地進行著向變法派發動反攻的準備。司馬光退居洛陽十五年，表面上優遊閒散，實際上從未停止活動。文彥博、富弼、呂公著以及程顥等人，也都長期定居在洛陽。退朝的司馬光竟被人們叫做「真宰相」，其實是組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在野集團。他們以所謂「真率會」、「耆老會」等等為名，相互聯絡，從政治方面和學術理論方面，策劃對變法派的反攻。程顥和弟程頤，在洛陽宣講《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等篇，號稱「洛學」，或程學。①程學與王安石新學的對立，由此成為學術思想領域裡的主要分歧。 保守派有了長時期的政治上、理論上的準備，鬥爭不可免了。①詳見本書第七冊。 （三）變法派保守派互斗 神宗死後，變法派和保守派分別在皇族和後族的支持下，形成互相敵視的兩大勢力，繼續展開激烈的搏鬥。一、保守派執政 神宗死，十歲的幼子趙煦（音旭xu）繼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稱太皇太后（曹後已死於一○七九年），處理軍國大事，建年號元祐。一貫反對變法的高太后剛一執政，便派宦官去問司馬光，當以何事為先。五月，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次年又升為尚書左僕射，即左宰相。呂公著也被召入朝為尚書左丞，次年為右僕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權，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對變法派展開攻擊。 罷新法——司馬光五月間入朝執政，即上章攻擊變法派多以己意變革舊章，謂之新法，請求革去。有人以為神宗剛死，不宜驟改。司馬光力爭說：「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火拯溺。何況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馬光等首先罷廢保甲教練和保馬；接著，罷市易，廢青苗，停止助役錢；最後，罷免役法，恢復舊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時間裡，王安石所實行的各項新法，幾乎全部被罷廢了。 司馬光對變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顧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實行的新法，都必求罷廢而後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馬光在病中說：「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將和對夏作戰）青苗法罷後，司馬光的好友范純仁因國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錢出息之法。司馬光具奏說，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現在禁抑配，就沒有什麼害處。幾天之後，又覺得不妥，帶病入朝，對高太后說：「是什麼奸邪，勸陛下再行此事！」高太后只好下詔「青苗錢更不支表（散發）」。司馬光欲廢免役（雇役），恢復差役舊法。變法派章惇爭辯說：「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之害，至於役法，如以差代雇，須詳議熟講，或者才可行。」蘇軾對司馬光說：「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純仁也勸說「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司馬光一概不聽。一○八六年三月，終於恢復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寧，聽說罷新法，默不作聲，直到傳來罷雇役復差役的消息，才驚愕地說：「也罷到這個麼！雖然如此，此法還是不可罷的。創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討兩年之久，已經設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憂病而死。 在對夏政策上，司馬光也完全改變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張。西夏統治者在哲宗繼位後，派使臣勒索蘭州、米脂等五寨。司馬光一口應允，並指責不贊成的大臣，是「見小忘大，守近遺遠」，說是「惜無用之地」，會造成「兵連不解」的後患。司馬光甚至主動提出要把熙河一帶也一併奉送給西夏，由於遭到反對，未能實行。 禁新學——司馬光剛一執政，就要任用程顥，但程顥恰在這時病死，於是破格起用「河南府處士」程頤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又擢任為崇政殿說書，為哲宗講授儒學。起用的詔令說：「孔子說舉逸民，所以起用你，為洛陽人作個樣式。」呂公著執政，遇有疑難，也向程頤請問。程頤特彆強調從思想上對王安石的「新學」進行清除，說「介甫之學」是大於「浮圖之術」（佛教）的大患，並且說：「今天新法之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為害最甚。」新法罷廢后，司馬光又改科舉考試法，立九經，依照舊注講說，不准用王安石的經義。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呂公著議，下詔：科舉考試只許用「古今諸儒之說，不准引用申（不害）韓（非）」。這些活動，從反面說明了王安石經義的革新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學與王學的對立。 排擠變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時，王珪（左僕射。珪音規guī）、蔡確（右僕射）為相，章惇為門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後兩月，王珪病死。蔡確為左相（首相），知樞密院事韓縝（音診zhěn）為右相，章惇改任樞密院事，軍政權都還在變法派手裡。司馬光入為門下侍郎，即薦用劉摯、范純仁、范祖禹、呂大防、李常、孫覺、梁燾、王岩叟、蘇軾、蘇轍、朱光庭等一批官員。又說文彥博、呂公著、馮京都是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們各舉所知。七月，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司馬光等人隨即著手排擠變法派。蔡確當時受命為「山陵使」治理神宗喪葬事。章惇對司馬光廢新法用舊人多次爭論。保守派藉此併力彈劾蔡、章。十月間，御史劉摯上言，神宗皇帝靈駕進發前，蔡確沒有入宿守靈，「慢廢典禮，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彈劾蔡確「為臣不恭，莫大於此」，章惇「欺罔肆辯」，韓縝「挾邪冒寵」。王岩叟說，章惇爭辯用人，「是不欲威權在人主」，應當罷免。十二月，劉摯進而指責蔡確與章惇固結朋黨，說「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確、章惇、韓縝宜令解機務，司馬光、范純仁宜進之宰輔」。這年無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確、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圍攻中，蔡確在閏二月罷相，司馬光以門下侍郎進為左相，章惇也被罷免，以范純仁知樞密院事。四月，韓縝罷相。五月，呂公著進為右相。司馬光又請召老臣文彥博還朝。文彥博年已八十一，由兒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變法派的主要官員相繼被排擠出朝，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軍政權。 保守派得勢，對變法派打擊不遺餘力。有人寫信給司馬光說：「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沒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實行。現在只起用二三舊臣，六七君子，如何可為！」在朝外的變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呂惠卿。呂惠卿被劾贓罪，出知延州，長期不能查實結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司馬光任相後，蘇轍、王岩叟、朱光庭等連續上章，說呂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興大獄，威脅鄭俠、王安國，又與王安石相攻擊，連豬狗都不如。應當明正典刑，追削官職。一○八六年六月呂惠卿降四官，落一職，分司南京（商丘）。蘇轍、王岩叟等又上疏說：「雖然在常人處罰已算不輕，但呂惠卿如同魯國的少正卯，不應如常人用常法治。」高太后又責授呂惠卿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朝臣中尚書左丞李清臣因反對罷廢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罷職出朝。保守派進而指王安石、蔡確為奸黨。梁燾開列蔡確親黨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親黨章惇、呂惠卿、曾布、沈括、張商英等三十人。列為奸黨，當然就不能繼續在朝。保守派在廢新法的同時，又企圖把變法派一網打盡！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馬光病死，文彥博繼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權勢後，開始分化為若干小集團。程頤因司馬光的推薦，進為崇政殿說書，為十一歲的哲宗皇帝講經學。程頤進札，要皇帝左右的宮人、內臣都選四十五歲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動靜都要讓講經的官員知道。程頤以老師自居，對哲宗正色訓誡，又主張一切用古禮。中書舍人蘇軾譏諷他不近人情。程、蘇日漸對立。程頤門人諫官賈易與朱光庭等結為朋黨，以程頤為首，號洛黨。蘇軾與御史呂陶等結為蜀黨。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御史台官員結為朔黨（河北人）。幾個小集團互相攻擊。一○八七年，洛黨賈易、朱光庭劾奏蘇軾考試策問出題是譏諷仁宗和神宗。呂陶反攻賈、朱等身為台諫官，不應假借事權報私仇。洛黨賈易又劾奏呂陶與蘇軾兄弟結黨，並涉及文彥博、呂公著。高太后大怒，罷賈易諫官，出知懷州。御史胡宗愈、諫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頤「汗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八月，程頤罷崇政殿說書，出管西京國子監。 一○八九年，因貶蔡確，又起紛爭。蔡確在安州賦詩十章，被保守派指為譏諷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貶謫新州。左相范純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蔡確貶後，呂大防以為蔡確黨盛，不可不治。諫官劉安世、吳安詩等因奏范純仁也是蔡確一黨，罷相出知潁昌。一○九○年，文彥博年老告退。呂大防為左相，朔黨劉摯為門下侍郎，次年進為右相。呂、劉又不和。御史楊畏依附呂大防，劾奏劉摯，劉摯被罷相，知鄭州。朱光庭為劉摯辯解，也罷給事中，出知亳州。保守派官員結為朋黨，相互攻擊，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執政前後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親政，變法派再次與保守派展開鬥爭。 二、變法派再起 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歲的哲宗開始親政。在此以前，保守派的老臣遇事情奏高太后，不以哲宗為意。皇族與後族日益矛盾。高太后死，蘇軾見形勢有變，請求出朝，知定州。范祖禹、蘇轍等上疏要哲宗「深拒奸說」（指變法派）。十二月，禮部侍郎楊畏上疏，請哲宗繼述神宗法制，並稱讚王安石的成就，請召回章惇、呂惠卿、安燾、鄧潤甫、李清臣等執政。一○九四年二月，哲宗起用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三月，考試進士策問，李清臣出題，指責罷廢新法。蘇轍上疏攻擊，哲宗大怒，罷蘇轍門下侍郎，出知汝州。進士由楊畏覆考，考卷贊同熙寧、元豐新法者，都得前列。從此，繼述神宗新法的輿論傳播開了。 哲宗在三月間罷免了左相呂大防，使出知永興軍。四月，起用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張商英為右正言。張商英請恢復神宗政事，並請改年號。哲宗下詔，改元祐九年（一○九四年）為紹聖元年，表示決心繼承神宗。隨即任命章惇為首相（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祖禹因反對用章惇，被罷免翰林學士職。右相范純仁辭官出知潁昌。章惇為相，蔡卞、蔡京、林希、黃履、來之劭等都入朝任要職。呂惠卿知大名府，又轉知延安府備西夏。變法派在哲宗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權，展開對保守派的反擊，逐步恢復新法。 反擊保守派——一○九四年七月，御史中丞黃履、張商英、來之劭等上疏，論司馬光變更先朝之法，叛道逆理。哲宗追奪司馬光、呂公著死後所贈諡號，毀所立碑。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貶官。哲宗下詔：「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罪，布告天下。」章惇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揭榜朝堂。次年八月，又下詔：呂大防等永遠不得引用及恩赦。范純仁上疏，請將呂大防等原放。范純仁因此落職，徙知隨州。一○九七年，再次追貶司馬光、呂公著及王岩叟等已死諸人官。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流放到嶺南。文彥博由太師貶為太子少保。被貶官者共三十餘人。 元祐時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等修神宗實錄，有意篡改事實，詆毀新法。哲宗命蔡卞（王安石婿）重修。依據王安石的《日錄》和有關紀錄核對，查出篡改誣陷事跡。范祖禹、黃庭堅因此降官，遣外州安置。 復新法——以章惇為首的變法派再度執政，逐步恢復新法。一○九四年四月，依據神宗元豐八年條例，復免役法，改定免役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元豐時限二分）。一○九五年，復青苗法。董遵等建言，青苗禁抑配，只收一分息。一○九七年，復置市易務。用現錢交易，收息不過二分，不許賒請。同時復行保甲法。一○九八年，章惇主持編定常平免役敕令成書，頒行全國。大抵在此幾年間，新法只是恢復到王安石罷相後元豐時的狀況。變法派再起，並沒有能夠朝著打擊大地主、大商人的方向，再向前進。免役法恢復時，規定各地豪強地主大戶出免役錢在一百貫以上者，每一百貫減三分。像這樣的變動，竟是對大地主有利了。 變法派再分裂——哲宗統治時期，前後不過六年。在此期間，變法派再度出現分裂。章惇原議文彥博以下三十人，都流放到嶺外，中書侍郎李清臣持異議，以為流竄累朝元老，將使輿論震動。哲宗采清臣議，重罪數人，其餘不再問罪。章、李由是不和。一○九七年，李清臣被彈劾，出知河南府。張商英與來之劭不和，開封府官說張商英曾派人謀害來之劭。張商英因此貶官外出。楊畏在元豐時是變法派，元祐時曾一度附呂大防，高太后死，最先主張復新法。右正言孫諤說楊畏是「楊三變」，楊畏因此落職。孫諤論免役法，主張兼采元豐、元祐。蔡京說孫諤欲申元祐之奸，孫諤又因此罷職。曾布在王安石初次罷相時，即上疏攻擊市易，與呂惠卿、章惇分裂。一○九四年六月，曾布被任為同知樞密院事，向哲宗攻擊呂惠卿，說呂不能在朝。呂惠卿因此始終任外官。曾布又攻擊章惇引用小人，「專恣弄權，日甚一日」，並攻擊章惇任用呂升卿、周秩、林希等變法派。一○九九年，曾布更進而指責章惇、蔡卞對元祐黨人處理過分，是「報私怨」。曾布在變法派中反覆無常，惡意攻訐，所起的破壞作用，是嚴重的。變法派再起，勢力本來薄弱，內部分裂，更加削弱了。 三、向太后當權，變法派被逐 元符三年（一一○○年）正月哲宗死，無子，異母弟端王佶（音吉jí）即位作皇帝（徽宗）。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和高太后一樣，向太后也從來就是新法的反對者。向後當權，變法派再次遭到沉重的打擊。向太后以章惇為哲宗山陵使治喪。二月，起用韓琦子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韓忠彥於元祐時曾被擢任知樞密院事，哲宗親政，與曾布同領樞府。哲宗紹述神宗法制，韓忠彥反對，出知真定，又改知大名。向太后立趙佶為帝時，章惇曾認為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持有異議。曾布當面呵斥說：「章惇！聽太后處分！」曾布因此得到向後的信用，與韓忠彥合力打擊章惇為首的變法派。 三月間，韓、曾首先薦用陳瓘（反對章惇復新法。（瓘音貫gu4n）和鄒浩（哲宗時因彈劾章惇被罷職出朝）為左、右正言，龔夬（音怪gu4i）為殿中侍御史，控制了御史台的言路。同時，排擠中書舍人張商英出朝為河北路轉運使。四月，罷黜御史中丞安惇出知潭州，韓忠彥進為右相。又恢復范純仁官職，范以年老失明，請准歸鄉養老。五月，進而追復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原官。 五月間，龔夬等彈劾蔡卞在哲宗朝助章惇陷害「故老元輔」。蔡卞罷尚書右丞，分司池州。有關官員也被指為「卞黨」貶官。九月，章惇又以山陵使「奉使無狀的罪名被彈劾罷相。安惇、蹇序辰（蹇音剪ji3n）免官除名，放歸田裡。蔡京被指為與弟蔡卞同惡，罷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林希落職，知揚州。章惇為首的變法派幾乎全部被罷黜出朝。韓忠彥進為左相，曾布以知樞密院事進為右相，韓、曾由此掌握了全部政權。 王安石初變法，薦用曾布。但在以後變法派與保守派的論爭中，曾布幾次看風轉舵。拜相後，寫信給弟曾肇說：「我從熙寧時立朝，以至今日，時事屢變。我不曾雷同熙、豐，所以得免元祐的貶斥。我不附會元祐，所以又得免紹聖時的中傷！坐看兩黨之人，反覆受禍，而我獨泰然自若」。曾布以追隨變法派起家，但早已是一個投機家。向太后還政給徽宗，曾布又向徽宗秘密建言紹述父兄（繼承神宗、哲宗）。徽宗則以消除朋黨為名，來穩定宋朝的統治，一一○一年改元「建中靖國」。這年正月，向太后病死，宋朝在徽宗統治時，進入了更加黑暗、腐朽的階段。 （四）徽宗、蔡京的腐朽統治 徽宗想要清除朝廷內部的爭論，曾布又主張「調和元祐、紹聖之人」，兩者並用。但遭到反對，無法實行。權給事中任伯雨上疏說：「人才固不當分黨與，但君子小人不能並用。」鄧綰子鄧洵武對徽宗說：「韓忠彥是韓琦的兒子，反對新法，是繼承父志。陛下是神宗的兒子，為什麼反而不能紹述神宗呢？」徽宗「調和」不成，又決意再度「紹述」。一一○二年又改元「崇寧」，意為崇法熙寧。在這年先後罷免韓忠彥、曾布的相位出朝，起用蔡京入相。 蔡京早年曾追隨變法派，元祐初年，司馬光廢免役復差役。蔡京知開封府，依司馬光的限令，五天之內在開封府各縣全部廢復完畢。司馬光大喜，說：「假使人人都象你這樣，還有什麼不可行呢？」紹聖時，章惇復新法，蔡京又轉而依附章惇。以後貶居杭州，與徽宗寵幸的大宦官童貫結識。童貫去杭州，搜訪書畫奇巧，蔡京以所畫屏風、扇子等進獻。童貫向徽宗薦蔡京可相。道士徐知常也在宮中活動，推薦蔡京。蔡京依靠宦官道士們的支持而被起用，與童貫等結成小集團，以「紹述」為名，把新法篡改為對廣大群眾的恣意搜括。在徽宗統治的二十多年間，蔡京曾因遭到反對，前後三次短暫罷相，但在長時期里，與童貫等掌握著全部軍政大權。在徽宗、蔡京的統治下，宋王朝日益黑暗、腐朽。 打擊異己——蔡京執政，定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韓忠彥、蘇軾、蘇轍、范祖禹、龔夬、任伯雨等一百二十人為元祐奸黨，由徽宗書寫刻石，稱黨人碑，立於朝廷端禮門。已死者削官，生者貶竄。又將元符末向後執政時，主張維持新法和恢復舊法的臣僚，分為正邪兩類，再各分上、中、下三等。邪類五百餘人，都加降責。後又將元祐、元符黨人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刻石朝堂。打擊的對象，也包括章惇等變法派。指章惇、黃履等十餘人為「黨人」，「為臣不忠」，也和元祐黨人一樣對待，予以貶逐。張商英曾被徽宗起用為尚書左丞，與蔡京議論不合，蔡京指張商英寫過《嘉禾頌》是「議論反覆」，列入元祐黨籍，落職出朝。李清臣也被列為元祐奸黨。蔡卞被起用為知樞密院事，堅持主張遵循王安石，與蔡京不合，又被排擠出朝。 尊儒崇道——徽宗、蔡京舉行尊儒活動，以粉飾昇平。徽宗到國子監，為祭祀孔子的大殿定名「大成殿」，並且親自題寫大成殿匾額。蔡京子蔡攸要朝中官員都去「瞻仰」。官員眾多，分作兩日，大造聲勢。曲阜孔廟也重修大成殿。徽宗又規定孔子像用十二旒王冕，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把孔子抬高到帝王的地位。孔子後裔，仁宗時期封衍聖公。哲宗時改封奉聖公，不得任官職。徽宗又恢復封衍聖公的制度，世代襲封。孔子用王制祭祀，建大成殿，以及封衍聖公等制度，宋以後歷代相沿不改。創始者是宋徽宗。宋朝以前，孟子不單獨祭祀。仁宗時，孔子後裔孔道輔知兗州，在鄒縣東北建立孟廟，祭祀孟子。孫復還為孟廟撰寫了碑文。徽宗時，由朝廷賜錢三百萬重修孟廟，並設舉事官一員管理孟廟孟林，全仿孔廟制度。一一二二年，又用錢二百萬在鄒縣南門外，新建孟廟。孟廟規模僅次於孔廟。孟子的地位也被提高到僅次於孔子。 徽宗、蔡京又迷信道士，大建道觀。徐知常推舉溫州道士林靈素入朝。林靈素對徽宗胡謅大話，說：「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長子，號長生大帝君。陛下就是長生大帝君下凡。蔡京是仙官左元仙伯。」徽宗大喜。在徽宗出生地福寧殿東建玉清神霄宮，鑄神霄九鼎。又在皇宮附近建上清寶籙宮（籙音陸lu）。林靈素在宮中聚道士講道，徽宗在旁設帳聽講。道士們上徽宗稱號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又據蔡京的建議，匯集古今道教事，編為道史。依科舉制設立道學，道士考試作道官。全國各地都修建道觀。道士領取俸祿。每一道觀給田地上千頃，縱令道士剝削農民，坐食百姓。 搜括勒索——蔡京入相，依仿三司條例司舊例，設置 「講議司」制定法令制度，由他親自提舉。除方田法在部分地區恢復外，原來抑兼併的法令都變質為對人民群眾的敲剝。免役法的恢復，起初只是依據哲宗紹聖時的法令，後來不斷增加各種名目的雇役錢，任意勒索。如鞏州的役錢，由元豐時每年的四百貫增加到近三萬貫。各地「支移」加征「地里腳費」，一斗收腳錢五十六文，與元豐時的正稅相當。腳錢又反覆折算，增加數倍。據《文獻通考》說，「農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給」。王安石變法時，從大地主、大商人奪取到部分剝削利益，為宋朝增加了大批財富。據說熙寧、元豐時內外府庫充衍，各路積存的錢穀，可支用二十年，小邑的積存也不下二十萬。至徽宗時，各地倉庫，還有餘存。東南六路的糧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設置七個倉庫，經常有六百萬石的積儲。用來作本，按歲時豐歉平抑糧價。蔡京用姻親胡師文為發運使，將江淮、荊浙等路本錢幾百萬貫全部搜光，上貢給朝廷揮霍。胡師文入朝為戶部侍郎。其他各路也相繼按此法辦理，各地倉儲錢穀全被搜空。各路規定每年向朝廷的上供額，比原額增加到十幾倍。 一一○二年，蔡京先恢復舊時的榷茶法，禁止私販茶，設官場專賣。一一○四年又罷官場，許商人向園戶買茶販賣，由官府「抽盤」（抽稅）後批給「茶引」。朝廷一年的茶稅收入，增加到四百餘萬貫（仁宗時為三十三萬餘）。每年以一百萬貫供皇帝「御用」。普遍增收茶稅，實際上只是加重對園戶的剝削。又改鈔鹽法，由商人先向朝廷出錢買鹽鈔，憑鹽鈔去產地領鹽販賣。鹽鈔屢次變易，朝廷獲利，大小商人均受虧損，最後還是轉嫁給人民。當時就有人指出「下民疾苦」中「惟茶鹽法為最苦」。一切刻剝之法用盡後，徽宗又用宦官李彥設立「西城括田所」在各地「括公田」，即把民間田地強占歸朝廷，課收「公田錢」。這樣強占的田地竟達到三萬多頃。 一一○二年，杭州設置明金局，由童貫主管。每天要役使幾千名工匠，為皇室造作牙角金玉竹藤織繡等各種奢侈品。所需物料，全向當地民間征斂。一一一○年，又設蘇杭應奉局，蔡京命朱勔（音免mian）管領，搜羅各種花石樹木運到京師，供徽宗賞玩。朱勔等憑藉權勢到處橫行。凡民家有一石一木被看中，就帶領兵士搶走，甚至拆牆拆屋搬運。如有違抗，即指為對皇帝「大不恭」來治罪。深山中的奇石，江湖中的異物，也都迫使工役去開採。朱勔等又藉此大肆貪污勒索。中等人家多被弄得破產，下等戶甚至要賣兒女來供他們需索。搶占的花石樹木用大量船隻運送，稱「花石綱」。有的船隻使用的役夫甚至到數千人。一塊石頭所需的費用，民間至用三十萬貫錢。兩浙、兩廣、福建、四川等處的官員也仿照蘇、杭，運送奇花異竹各種果木等到京師，沿途甚至毀橋樑、鑿城郭。江河中船隻不斷，陸地上用遞卒快運，使花果到達京師色香不變。沿途州縣都因此大量靡費，積存的錢穀，為之一空。後來曾有人指出，「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非祖宗熙豐之法」。蔡京號稱『紹述，實際上是對廣大人民刻剝壓榨，完全不是熙寧、元豐時的新法了。 侈靡腐朽——徽宗、蔡京大肆搜括民財，盡情侈靡、揮霍。設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等專供皇室消費享樂。神宗元豐時，朝廷的左藏庫每月支費三十六萬貫，徽宗時增加到一百二十萬貫。徽宗、蔡京又依據《周禮》的記載，興建「明堂」（祭祀的堂殿），說是復三代之制。以蔡京為明堂使，京子蔡攸討論指畫制度。明堂建築規模宏大。各路搜索堅實完整的大木料綱運到京師。修建中，每天役使工匠上萬人。又用銅二十二萬斤鑄造九鼎，飾以黃金，建造九座大殿安放，稱九成宮。九鼎鑄成，徽宗作《九鼎記》，演奏新制的樂曲祝賀。花石綱運來大批花石樹木，蔡京又建言在皇宮北修建延福宮，由童貫、楊戩（音剪ji3n）等宦官五人分領工役，修建延福五位（區）。五人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彼此不沿襲。中間修建殿閣亭台，鑿池修泉，滿布嘉花名木，怪石岩壑，文禽奇獸。修成之後，徽宗又作文章紀勝。稍後又修延福第六位。在城外修濠建橋，名景龍江，夾江植奇花珍木。在景龍江以南，仿餘杭鳳凰山式樣，用人工築大土山，名萬歲山（後更名艮岳山）。最高一峰高九十尺，山周圍十餘里，用山石以萬計，都由各地限期運來。山上建造亭館樓台，窮極奢麗。徽宗擅長書畫樂舞，整天在宮中玩樂。每年各種節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擺酒宴，表演各種樂舞、百戲、雜劇，享樂的辦法層出不窮。 蔡京變亂新法，大肆搜括揮霍，和王安石形成鮮明的對照。王安石執政，對衣食都不留意。做知制誥（中書舍人）時，有人來送信，竟誤認王安石是個「院子」（家僕）。左右說，這就是舍人。送信人走出，連稱「好舍人，好舍人！」王安石妻買得一妾，王安石即令送回，與她丈夫完聚。晚年居金陵鐘山，只有幾間簡樸的小房。出行乘一匹小驢，有客來訪，在道旁相遇，即下驢坐杌子（小凳）交談。保守派雖然對王安石多有指責，也承認王安石「質樸儉素」，生活簡約。和王安石完全相反，蔡京入相，搜括民財，貪污侵私，以千萬計。大小官員，都要行賄賂。蔡京生日，全國各地官府還要「貢獻」大宗禮物，稱「生辰綱」。徽宗時，常對大臣賜給宅第。一所雄麗的宅第，用費至百萬貫。蔡京賜第最為宏敞，園內樹木如雲，又在宅西毀民屋數百間建西園，居民被迫起離，悲愁淚下。人們說：「東園如雲，西園如雨（淚下如雨）。」宋朝人已指出蔡京「享用侈靡」。做一碗羹要殺鶉數百隻，家中大量養鶉。一次留講議司官員吃飯，單是蟹黃饅頭一項，就用錢一千三百多貫。有客在蔡京家飲酒，蔡京叫庫吏取出江西官員送來的黃雀肫（音諄zhun）十瓶，尚存有八十餘瓶。蔡京家蓄養姬妾成群，家中廚房甚至有專管切蔥絲的婢女。蔡京子攸、鞗（音條tiao）、絛（音滔tao）都官至大學士。蔡鞗徽宗女茂德帝姬（公主），家人侍從也都作大官。徽宗前後七次坐小車到蔡京家飲酒作樂。蔡攸和妻宋氏也經常出入皇宮。蔡攸和翰林學士王黼（音甫fu）在宮中著短衫、窄褲，塗抹青紅，和藝人一起戲笑取樂。蔡攸對徽宗說：「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娛樂。歲月幾何，豈能徒自勞苦！」徽宗聽了，深以為然。徽宗、蔡京等統治者，醉生夢死，揮霍享樂，越來越腐朽了。 蔡京集團多是腐朽的官僚。宦官童貫，在蔡京支持下，掌握軍權，和蔡京並列相位。童貫和蔡京一樣的貪污侈靡，家中金幣寶玉，堆積如山，據說「私家所藏，多於府庫」。蔡京集團的朱勔占有甲第名園，遍布吳郡。田產跨連郡邑，每年收租十餘萬石。朱勔死時，有田至三十萬畝。蔡京、童貫也都占有大量田地，殘酷敲剝農民。蔡童集團掌握軍政大權，實行黑暗的統治。民間流傳歌謠說：「打破筒（童），潑了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歌謠反映出廣大群眾對統治集團的深刻仇恨。不甘忍受黑暗統治的農民群眾就要起來打破這個統治，創造自己的好世界了。 宣和二年（一一二○年），蔡京以太師魯國公退相位，王黼為太宰（左相）。王黼設應奉局，自兼提領，搜括四方水土珍奇物品，天下財力多被用來揮霍。王黼公然定價受賄賣官。人們說：「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極度黑暗的宋朝統治變得更加黑暗，農民戰爭爆發的時機成熟了。第五節方臘等領導的農民戰爭 宋徽宗時，在腐朽的統治集團殘酷地壓榨農民的同時，大地主們也在加緊地兼併土地。有的地方原來幾十戶的鄉村，田地都被大地主們霸占去，只剩下三五戶還有一點田，大地主就再去兼併旁村。人們說，大地主兼併土地，像是一把剛剛點著的火，還在繼續燃燒不止。日益眾多的農民破家蕩產。農業生產力急劇地衰落下去，廣大農村呈現出一片淒涼的圖景。一一○二至一一○五年，開封府界、京東、河北、淮南等路連年大蝗，形成嚴重的災荒。一一一七年，黃河又在河間、滄州決口，一百多萬人被淹死。次年，江、淮、荊、浙等路也都發生大水災。農民被淹死和被迫流移逃難者，不計其數。受到連年災荒的地區，農民只能吃野菜和榆樹皮。野菜和樹皮吃光，最後甚至人相食。農民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宋朝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 宋朝統治集團內改革和保守的各種主張，都沒有能夠挽救它的統治危機。王安石變法企圖依靠宋朝皇帝的力量去打擊大地主、大商人，結果在大地主、大商人和保守派官僚們的進攻中遭到失敗。廣大農民走上另一條道路，即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向地主階級展開拚死的鬥爭，去推翻宋朝的腐朽統治。 下面是徽宗統治時期，一些規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 （一）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 一一二○年（宣和二年），睦州的青溪縣爆發了方臘領導下的波瀾壯闊的農民戰爭。 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爆發在兩浙一帶，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一）東南地區，自唐朝到宋朝，一直是全國範圍內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也是階級矛盾極為尖銳的地區。宋朝大量的財賦剝削收入，主要是來自東南。正如仁宗時富弼所說，「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東南）九道」。東南地區尤以江浙一帶，號為「膏腴千里」，但「二浙之俗」「豪者如虎」，大地主像老虎吃人一樣，兇惡地剝削農民。 （二）蔡京、童貫、朱勔等在蘇杭設應奉、造作局對廣大農民大肆搜括奴役。花石綱又勒索民間漆楮竹木等副業產品，「豪奪漁取，毛髮不償」。東南地區的民眾，比起其他地區來，遭受著更為殘酷的壓榨。（三）這一帶有著農民起義的傳統，並有農民的秘密反 抗組織摩尼教分布各地。五代時，農民群眾曾利用摩尼教組織起義。宋朝嚴禁流傳，但民間卻更為發展。起義農民改造摩尼教的某些舊教義，加進新內容，尊奉漢代黃巾起義的領袖張角為教祖。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際」（過去、現在、未來）說，號召推翻黑暗的現世，創造光明的未來。利用摩尼教拜日月，不信神佛祖先，以反抗統治者所提倡的佛道和儒學。入教者男女平等，不吃葷酒，死後裸葬，平時分財互助。史書上說他們「吃菜事魔」，「夜聚曉散」，從事秘密活動。唐末，摩尼教即在南方各地流行。北宋時摩尼教遍布於淮西、江東西、兩浙、福建等地，為農民起義的爆發，作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在方臘領導的農民戰爭中，摩尼教農民成為一支重要的骨幹力量。 方臘（方十三），原籍在歙州，後來到睦州青溪萬年鄉，在地主方有常家裡作傭工。方有常是萬年鄉頭等的大地主，又充當里正（即保正），稱霸一方。花石綱搜羅竹木奇石，使這裡深山窮谷中的居民，都不得安居，遭受繁重的刻剝。距方家半里山谷幽深處有幫源峒，廣深約四十餘里，方臘和這一帶的貧苦農民經常在這裡聚會，宋代官方文件誣指方臘為「妖賊」，「以左道惑眾」。有的記載則明確說是「吃菜事魔」。方臘假託「得天符牒」，約定某時舉兵起義，組織農民互相傳告。地主方有常得到消息，方有常子方庚將方臘關閉在倉庫里。早上關閉，晚間方臘即在群眾幫助下逃出。地主們以為方臘是得到神助，又向青溪縣知縣告密。十月初九日，方臘率領農民，奮起殺方有常一家，舉起了義旗！ 方臘以幫源峒為據點，聚集貧苦農民，號召起義。方臘在誓師時，不是單純憑藉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說，而是尖銳地揭露了現實生活中殘酷的階級壓迫。方臘憤怒地控訴說：「天下國家本同一理。如今我們老百姓整年勞苦耕織，得到一點粟帛，卻被皇帝官老爺們全部拿去浪費掉。而且稍不如意，就要鞭打，甚至隨便處死。這還能甘心忍受麼？」大家齊聲說：「不能！」「哪有這個理！」 方臘進一步揭露說：「如今賦稅繁重，官吏侵漁，我們單靠農桑不夠過日子，就只好依靠漆楮竹木，可又被他們搶走，一點不給留。皇帝和官老爺們聲色、狗馬、土木、祭祀、花石等等靡費之外，每年還要拿給西北兩敵（遼、夏）銀絹幾百萬。這也都是我們東南老百姓的膏血啊！朝廷屈辱納幣不止，宰相們還說這是安邊的上策。可唯獨我們整年勤勞，老婆孩子還是受凍挨餓，吃不到一天飽飯。我們大家該怎麼辦呢？」 方臘發出起義的號召說：「東南之民，苦於剝削久矣！近年花石的騷擾尤其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四方必然聞風響應。旬日之間，萬眾可集。我們一鼓攻下江南各郡，劃江而守，輕徭薄稅，十年之間，就能統一！」 在方臘的號召下，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爆發了。方臘對宋朝地主階級黑暗統治的控訴，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心聲。事實正如方臘的預料，起義發動後，青溪遠近的農民聞風響應，旬日之間就發展到上萬人。十一月初，方臘組織起義軍，建國自立，自稱「聖公」，立年號永樂，建置將帥分為六等，頭扎紅巾等各色頭巾作標誌。起義者初起，缺少武器，但人數眾多，鬥志旺盛。《宋會要稿》記載：沒有弓矢甲冑的起義者數萬人，舉起拳頭，就困住了各執武器的宋軍。宋軍久不作戰，聽見起義軍的戰鼓聲，就嚇得投降。起義者殺死宋朝的官吏和土豪，焚燒他們的宅院，奪取他們的金帛財物。農民軍所向無前，銳不可當。「苦於剝削久矣」的勞苦大眾，迎來了自己的節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農民軍在青溪縣息坑，殲滅宋軍五千，斬宋兩浙路兵馬都監蔡遵、顏坦。二十九日，一舉攻下了青溪縣，知縣陳光逃跑。農民軍乘勝前進。十二月二日，以兩萬人攻下睦州，占領壽昌、分水、桐廬、遂安等縣。二十日，攻下歙州，斬宋將郭師中。婺源、績溪、祁門、黟縣等縣官員都驚慌逃跑。農民軍進而攻下富陽、新城。起義發動時，就「指斥乘輿」，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宋徽宗，又進而提出「殺朱勔」的口號，進軍的目標直指杭州。農民軍自桐廬、富陽攻取杭州，與宋軍激戰。別部自山路乘虛而下，二十九日到達杭州城下。宋知州趙霆逃跑。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敗死。方臘率領農民軍進駐杭州城，迅速取得了重大勝利。 杭州是造作局所在地，也是花石綱的一個指揮中心。這裡聚集著殘酷刻剝農民的官吏、地主等大批吸血鬼。農民軍入杭州，嚴厲懲處了這些剝削者，使人心大快。宋朝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東南各地建有眾多的佛寺，是人民的又一個大害。起義前，摩尼教農民即憎惡佛教，打破對佛教的迷信，指責佛經（《金剛經》）上所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當解作「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對現實社會的不平等和佛教維護封建統治的欺騙的本質，作了極其深刻、犀利的揭露。方臘起義時，農民即相互傳告：「逢廟即燒」。農民軍所到之處，燒寺廟，毀佛像，打翻了佛教的神權。史書上攻擊摩尼教起義者「不事祖先」，「男女雜處」，又說明起義者衝擊了族權、夫權的統治。方臘發動起義時，即有不少婦女參加，方臘妻邵氏也參加了起義軍的活動。起義者對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士懷著深刻的仇恨，經過之處曾火燒「學宮」，並殺死一些作惡的「士人」。農民軍藉助於改造了的摩尼教義表達自己的反抗意志，對地主階級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以及維護這些權力的儒士發起猛烈的衝擊，對黑暗的舊世界作了大掃蕩，大沖洗。 起義軍的行動，立即獲得廣大農民的熱烈擁戴。這一帶本來分布著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隊伍和摩尼教秘密起義組織，此時也都紛紛樹起方臘的旗幟，響應起義。婺州（婺音悟wu）蘭溪縣靈山洞的朱言、吳邦，永康縣方岩山的陳十四，湖州歸安縣的陸行兒，處州縉雲縣的霍成富、陳箍桶，蘇州的石生等領導的農民軍，都相繼擁戴方臘作領袖，參加起義。越州剡縣（剡音扇shan）裘日新（仇道人）和台州仙居縣呂師囊領導的摩尼教起義軍在當地起兵響應。常州、明州、秀州、溫州等地農民，也「結集徒眾」準備攻打州縣。各地農民望見方臘起義軍的旗幟，聽見鼓聲，就跑來迎接。參加農民軍起義的更是「項背相望」。方臘軍攻下杭州後，已形成為近百萬人的大軍，震動了整個東南！ 徽宗、童貫等急忙下令撤銷蘇杭造作局和停運花石綱，罷黜朱勔父子兄弟的官職。由童貫親自出馬，稱「江淮荊浙宣撫使」，率領京師的禁軍並秦晉蕃漢兵十五萬，去鎮壓起義。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正月，童貫受命出發，先派官軍駐守江寧和鎮江，扼住長江。然後兵分兩路，分別由王稟、劉鎮等率領，向杭州和歙州開來，企圖在睦州會合。 這時，農民戰爭仍在勝利發展。正月，方臘率領主力軍轉向南方進取，相繼攻占婺州和衢州。二月，起義軍別部攻下處州，奪取大戶的財物，散發給民眾。 農民軍興以來，隊伍迅速壯大，先後攻下了六州五十二縣的廣大地區。但起義軍沒有深入農村去建立據點，而把作戰目標集中在奪取州縣城市。對於宋王朝這個腐朽而又兇惡的敵人的反撲，也缺少足夠的警惕。當方臘率領主力隊伍南進時，派出農民軍將領方七佛率領一支七萬人的隊伍去奪取杭州東北的秀州。這時，正值宋軍王稟部進攻杭州的一路自北而來，方七佛軍迎戰，不勝，退守杭州。九千人在作戰中犧牲。王稟部陸續結集，進攻杭州。二月十八日，起義軍退出杭州，睦州被圍。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轉折。 面對著強大敵軍的到來，起義軍沒有去部署防禦，各部依然分散作戰，各自攻打州縣。二月間，裘日新部攻下剡縣，又攻下新昌、上虞。三月，呂師囊部攻下仙居、天台、黃岩諸縣，又攻台州，不能勝。方七佛部反攻杭州城，戰敗。以「佛母」為號的起義軍將領又率部去攻打越州。起義軍分散作戰，戰線更長了。 宋軍聚集兵力分兩路進兵，劉鎮等率領的一路三月間進至歙州。起義軍守備力量薄弱，歙州失陷。宋軍另派劉光世去攻打衢、婺兩州。四月二日，衢州失守。農民軍將領鄭魔王（當是摩尼教稱號）被俘。十七日，婺州也失陷於宋軍。王稟一路宋軍自杭州攻陷睦州，又在四月十九日攻陷青溪縣。方臘率領農民軍主力退回幫源峒據守。宋軍王稟、劉鎮等各路會合，圍攻幫源。 方臘此時領導的農民軍還有二十萬之眾，背腹受敵，堅持與官軍戰鬥，萬餘人戰死。方臘率部入幫源峒，據岩壁堅守，宋軍不知路徑，久攻不下。方臘起義時殺地主方有常一家，方庚越牆逃跑。這時方庚出來為官軍引路。宋軍從小徑攻入峒中，方臘及妻邵氏、子亳（二太子）、起義領袖方肥（農民軍的丞相）等三十餘人被俘。方臘等被押解到開封，同年八月英勇就義。民間曾傳說，方臘「不知所終」，「就擒者非臘」。這顯然是和李順犧牲後，傳說他還沒有死一樣，表示了人民群眾對起義領袖的長久的懷念。 宋軍瘋狂地屠殺起義者。據守幫源峒的農民軍繼續堅持反抗，七萬人壯烈犧牲。童貫下令軍中，斬首者受賞（殺一人賞絹七匹）。大批青溪居民甚至來往行人都遭到殺害。《青溪寇軌》記載說，宋軍殺起義軍百餘萬，屠殺平民不下二百萬。 童貫官軍的血腥屠殺，激起更劇烈更堅決的反抗。方臘失敗被俘後，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軍繼續與宋軍搏鬥。童貫派出郭仲荀、劉光世、姚平仲分路鎮壓。五月間，仙居縣起義農民由俞道安率領，攻占樂清。義烏縣起義農民據天仙洞與宋姚平仲軍展開戰鬥，天仙洞失陷。婺州蘭溪縣靈山洞農民軍與宋劉光世軍激戰，起義領袖胡將、祝將等一千六百餘人戰死。宋軍攻陷剡縣、新昌。裘日新起義軍與姚平仲戰，裘日新在桃源戰敗犧牲。郭仲荀部至三界鎮，新昌、剡縣的起義軍併力夾攻宋軍。六月，呂師囊部轉移至黃岩，宋軍折可存、楊震部自三界鎮追擊。起義軍依山險拒守，下巨石擊宋軍。宋軍連日受挫，無法前進，最後以輕兵從山背小路繞道而上。起義軍縱火與宋軍戰，起義領袖三十人犧牲。俞道安起義軍發展到十餘萬人，七月間攻打溫州，不下，轉入處州。十月，俞道安在永康山谷中被宋軍包圍，英勇戰死。此後，方臘主力軍中方七佛和方五相公率領的隊伍多次與宋軍搏鬥，仍在各地轉戰。被宋朝指為方臘「餘黨」的各地起義軍與宋朝展開殊死的戰鬥，又延續了近一年之久。直到一一二二年（宣和四年）三月，方臘領導的農民戰爭才最後結束。起義軍前仆後繼，英勇反抗的戰鬥精神，又一次顯示了中國農民的光榮傳統。 （二）梁山泊農民起義 方臘領導兩浙一帶農民進行革命戰爭的約略同時，京東地區爆發了有名的梁山泊農民起義。 梁山泊位於鄆州壽張縣。縣南三十五里有梁山。泊在梁山之南，周方數百里。附近州縣的農民在這裡經營蒲、魚等副業。《宋史·蒲宗孟傳》記載說：「鄆（州）介梁山泊，素多盜。」這裡有山泊可守，歷來是起義農民的一個據點。早在神宗統治時期，鄆州知州蒲宗孟對梁山泊的起義農民就殘酷鎮壓。即使「小偷微罪」，也加以斷足筋的酷刑。殺人之多，更是不計其數。甚至宋朝的御史也彈動蒲宗孟的「慘酷」。這不僅說明了宋朝地主階級統治的黑暗，同時也說明：這裡的廣大農民從來就在不屈不撓地向著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展開英勇、激烈的搏鬥。 徽宗時「括公田」，梁山泊也被括歸朝廷所有。農民打魚采蒲葦，都要按船計算，向朝廷交租。一縣在常賦之外，增加租錢到十幾萬貫。大致在宣和初年，鄆州等地不甘忍受黑暗統治的農民，便以宋江等三十六人為首，點燃了起義的烈火。 現有史料，沒有留下關於宋江領導的起義過程的完整記載。依據僅有的片斷記事，依然可見：起義軍的活動是聲勢浩大的。《皇宋十朝綱要》載：宣和元年（一一一九年）十二月，宋徽宗曾下詔京東東、西兩路提點刑獄帶兵督捕「京東賊」宋江，不久又命「招撫」。這從反面表明，宋江領導的起義軍已給予宋朝的統治以沉重的打擊，震動了朝廷。次年，起義軍從京東西路進至東路。知亳州侯蒙上書，說起義軍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沒有人敢抵抗。他建議宋朝招降宋江去鎮壓方臘。徽宗任侯蒙知東平府去招降。這又說明，起義軍仍在鄆州的梁山一帶活動。侯蒙未到任即病死。起義軍繼續在濮、單、齊、青等州進軍。十二月，宋朝調派知歙州曾孝蘊知青州，鎮壓起義。大約此後不久，起義軍即從青州一帶南下到沂州，曾和知沂州蔣園統領的宋軍激戰。一一二一年初，起義軍自京東駕船渡海，進至沭陽縣，與縣尉王師心率領的宋兵作戰。史書上稱宋江為「淮南盜」。二月間，起義軍進攻淮陽軍，進而向海州、楚州界進發。《宋史·張叔夜傳》說，這時起義軍已經「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聲言將至（海州）」。起義約兩年來的活動說明：他們不是集中力量去攻打州縣城鎮，而是在京東東、西路至淮南各州的廣大農村流動作戰，聲威日盛。 一一二一年二月，宋徽宗命令海州知州張叔夜鎮壓和「招降」宋江領導的起義軍。據《宋史·張叔夜傳》記載：張叔夜派出間諜偵察起義軍 動向，得知起義軍奪得大船十餘只，裝載貨物。張叔夜預設埋伏兵，誘起義軍在海邊作戰，乘機焚燒船隻。起義軍被伏兵圍困，副將被擒，宋江投降了宋朝。北宋末曾任濟南府教授的李若水，撰《捕盜偶成》詩說：「去年宋江起山東，白晝橫戈犯城郭，殺人紛紛剪草如，九重聞之慘不樂。大書黃紙飛敕來，三十六人同拜爵，獰卒肥驂意氣驕，士女駢觀猶駭愕。」描述了宋江從起義到接受招安的概略。《東都事略》、《十朝綱要》等書也都有宋江投降的記事。《宋會要稿》並載有宣和三年五月三日的徽宗詔書，說張叔夜等「能責所部斬捕賊徒，聲績著聞」，進官一等。依據這些記載，宋江確已接受「招安」，叛賣了起義農民。 但是，梁山泊的農民起義軍，在宋江降宋後，仍然繼續戰鬥。一一二一年，主持「括公田」的大宦官楊戩死，宦官李彥繼任其事。李彥將梁山泊租稅收歸西城所，又對蒲、魚、荷、芡等行業「日計月課」榨取重稅，致使「泊旁之人，無所衣食」。當地農民紛紛參加起義反抗。一一二四年蔡居厚知鄆州，曾誘殺梁山泊起義農民五百人，說明農民軍的戰鬥仍在激烈的進行。漁民張榮領導的起義軍，聚集梁山泊，形成一支有船數百隻的水軍，堅持戰鬥，到金朝南侵時，又向女真奴隸主發動攻擊。金朝統治河北後，梁山泊仍然是起義農民的據點。 （三）洶湧澎湃的起義浪潮 方臘及梁山泊農民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但起義軍已在兩浙、京東、河北、淮南的廣大地區，播下了種子。各地農民群眾紛紛舉行起義，繼續掀起了洶湧澎湃的浪潮。 一一二三年，河北、京東等路的農民相繼起義，反抗宋朝的黑暗統治。起義軍少者數百人、數千人，多者發展到數萬人、數十萬人。河北路洺州張迪「聚眾數十萬，陷州縣」，曾圍攻濬州五日。宋朝派劉光世率軍前往洺州鎮壓，起義軍戰敗，張迪犧牲。河北路高托山在望仙山起義，自稱有眾三十萬人。起義軍轉戰河北及京東路青州、徐州、密州、沂州一帶，一一二五年，被宋朝楊惟忠、辛興宗軍戰敗，高托山降宋。京東路張仙（又稱張先、張萬仙）號「敢熾」，率領起義軍十萬人。一一二五年，在沂州礧鼓山（礧音雷léi），與宋軍作戰，失敗。張仙受「招安」降宋。濟南府孫列率領當地農民十萬，占據鏵子山，一一二六年，宋朝派遣內侍梁方平前往鎮壓，起義軍戰敗。相州陶俊、賈進起義軍早在一一二二年即攻打縣鎮，殺死官吏地主，與官軍戰屢次獲勝。後遭宋軍岳飛部鎮壓。一一二五年三月，賈進等率領的京東起義軍十萬人，進至海州界，賈進又被宋海州知州錢伯言招降。臨沂的武胡（一作武鬍），大名的楊天王，鄆州的李太（又稱李太子），沂州的徐進、莒州的徐大郎、水鼓山的劉大郎等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都在萬人以上。這些起義隊伍所到之處，殺地主、官僚，攻打州縣，或則保聚山谷之間，以崇山峻岭為據點，樹起起義的旗幟。宋朝官府「巡尉不敢抗，縣鎮不敢守」，陷於農民起義軍的圍攻之中。 洶湧澎湃的農民起義浪潮，一浪又一浪地衝擊著宋朝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腐朽的北宋王朝，滅亡的日子臨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