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二章 封建經濟繁榮疆域大擴張時期——唐

六一八年——九○七年 第一節唐前期的政治概況 ——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是繁榮強大的朝代，自興盛以至衰亡，經歷二百九十年。在這個長時期里，就統治階級內部主要矛盾的存在和變化來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唐前期自六一八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七四一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統治集團內部腐朽傾向和進步傾向的矛盾，由於進步傾向起著主導的作用，因而保持長期的強盛狀態。唐中期自七四二年（唐玄宗天寶元年）至八二○年（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集權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由於鬥爭的結果，中央集權勢力取得相對的勝利，因而基本上還能夠保持國家的統一。唐後期自八二一年（唐穆宗長慶元年）至九○七年（唐昭宣帝天祏四年）凡八十七年，其間主要矛盾是中央統治集團內部宦官勢力和士族勢力的矛盾，由於宦官勢力占優勢，中央集權勢力愈趨於衰弱，又由於黃巢所率農民起義軍被擊敗，地方割據勢力成為唯一的力量，唐朝就此滅亡，中國又出現五代十國的大分裂局面。 唐朝前期，腐朽傾向的代表者：唐高祖執政九年，唐高宗實際執政十一年，唐中宗、唐睿宗執政共八年。他們執政的時間短促，在還沒有造成禍亂以前，政權已經轉移到進步傾向的代表者手中。這些進步傾向的代表者執政時間久長，唐太宗有二十三年，武則天有四十五年（自六六○年唐高宗顯慶五年代唐高宗處理國政時起算），唐玄宗有二十九年（開元）。勞動民眾需要國家的統一與和平，這三個皇帝，高度掌握中央集權的威力，在執政期間，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比較安靜，勞動民眾得以逐漸恢復和發展生產力，補救隋煬帝大破壞的創傷，並且超越隋文帝開皇年間的繁榮景象。他們的行事，大體上符合廣大民眾的願望，特別是唐太宗，為統一與和平奠定了鞏固的基礎，無疑是歷史上少有的卓越人物。 進步傾向代替腐朽傾向，在唐朝前期相繼發生過三次。下面分次敘述兩種傾向的政治表現。 第一次唐高祖（六一八年——六二六年） 唐太宗（六二七年——六四九年） 唐高祖愛好酒色，昏庸無能，只是憑藉周、隋大貴族的身分，六一六年，得為太原留守。他起兵取關中，建立唐朝，主要依靠唐太宗的謀略和戰功，他本人並無創業的才幹，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任太原留守時，和隋晉陽宮副監裴寂非常親密。裴寂是佞人，私送宮女給他，和他通晝夜賭博飲酒。他過著荒淫生活，根本不理會太原城外的戰事，當然更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唐太宗和晉陽令劉文靜積極準備起兵，通過裴寂去勸說。起兵以後，裴寂又送宮女五百人。作為行軍統帥，居然收受這批宮女，他的昏謬可以想見。他登上了帝位，認為裴寂功勞最大，予以最高的信任，真正有功的劉文靜，卻被疑忌，後來借謀反罪名殺劉文靜。用佞人，忌功臣，就是他治國的方針。同樣，在帝位繼承上，也是實行這個方針。他立長子李建成為太子，李建成愛好酒色畋獵，親近賭徒惡霸，同他一樣是個紈褲無賴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兇險。李建成、李元吉勾結宮中寵妃們，協力謀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醜惡行為，可是當時戰爭還沒有停息，不便作最後的表示。《通鑑》說「上（唐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顯然，他是憎惡唐太宗，想傳帝位給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統一的事業已經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動愈益加緊，甚至用毒酒謀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將作最後的表示，苦於還沒有找到加罪的藉口。這時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險。唐太宗殺李建成、李元吉，對本身說來是必要的自衛，對國家說來是有利於大局的行動。 唐太宗殺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無奈，只好讓位，自稱太上皇。他的寵臣裴寂等一夥佞人都失去實權。唐太宗斥責裴寂說，武德年間，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都是你當權的緣故。不言而喻，自然還是唐高祖昏庸的緣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開始盛大起來。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寶鑑。隋朝的盛衰興亡，給他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農民大起義，使這個出身大貴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實前面，認識了勞動民眾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眾，就象隋煬帝那樣集全部權力於一身的皇帝，也難逃亡國殺身的後果。他認識到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就必須不得罪民眾，這是他取得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稱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對朝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刻剝民眾來奉養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所以人君的災禍，不是從外面來，總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費財物，多費財物就要加重賦稅，加重賦稅民眾就要愁苦，民眾愁苦國家就要危殆，國危了人君那得不喪亡。我經常想這個道理，所以不敢縱慾。」又說，「我在朝廷上，要說一句話，總得思考再三，怕說錯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說話。」晚年立子李治（唐高宗）為太子，隨事訓誨，如見太子吃飯，說，「你知道耕種的艱難，你就常常有飯吃。」如見騎馬，說「你知道馬的勞逸，不用盡它的力氣，你就常常能騎它。」如見乘船，說「水可以載船，也可以覆船，民眾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個封建統治者不可能超越這樣的觀點去認識民眾，能夠有這樣的觀點，也就是難得的封建統治者。他懂得人君與民眾相互間的關係，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們討論如何治民。他說，「在大戰亂以後，教化怕不容易見效。」魏徵說，「不然。民眾遭受戰亂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見效。譬如給飢人做飯，給渴人飲水，是不很費力的事。」封德彝反對魏徵，說，「三代以下，人心愈來愈澆薄，所以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它們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徵駁斥說，「如果說古人淳樸，後世愈來愈澆薄，那末，澆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還要什麼人君來治理！」唐太宗贊同魏徵的意見，定出「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針，專心從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寧方面來著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他不許出兵，說，「僚人居深山，有時出來掠奪，相沿成習慣，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難道他們不是我的民眾麼！」中國是漢族和少數族共有的中國，唐太宗對待各少數族較為持平，因此，境內各族間很少有戰事，並且還有許多獨立部落相率要求內附。 唐太宗採取緩和階級矛盾及各族間矛盾的方法，以求國內和平，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這個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體措施分不開的。主要的具體措施有兩個：一個是納諫，一個是用人。 納諫 納諫的意思是傾聽不同的意見，判斷是非，擇善而從，如果擇非而從，那就不能叫做納諫。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應是最善於納諫的一人。他曾對大臣蕭瑀說：「我少年時就喜愛弓箭，得好弓十幾張，自以為再不會有更好的弓。近來給弓工看，工說，都不是好弓。我問緣故。工說，木心不直，自然脈理都邪，弓固然硬，發箭卻不能直。我才知道過去的鑑別不夠精確。我用弓箭定天下，還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況天下的事務，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就有納諫的度量了。他問魏徵，人君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徵答「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他很贊成這個見解。他告戒群臣說，「中書、門下都是執掌機要的機關，詔書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們都應該提出異議。現在只見他們順從，不見反對。如果單做行文書的事，那末誰都會做，何必選拔人才來做這些機關的官。」朝廷本來有一種議事的制度，凡是軍國大事，中書省各官員都得用本人名義提出主張，可以各執所見，不受限止，稱為五花判事，中書省長官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核這些主張，再由門下省的給事中、黃門侍郎加以駁正，最後奏請皇帝裁決。不過這個制度並沒有切實執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級官員負責實行，因此軍國大事很少有錯誤。 唐太宗鼓勵群臣犯顏直諫，魏徵在諫臣中尤為特出。魏徵敢於據理力爭，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還是神色不變，繼續講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宮中，發怒道，「總有一天殺死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后問殺誰。他說，「魏徵常常當眾侮辱我。」長孫皇后道賀，說「魏徵忠直，正因為陛下是明主。」他聽了怒氣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貴族，在戰陣上又是奮擊無前的猛將，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徵的直諫，可是他有一個最大的畏懼，就是怕亡國。魏徵看準這一點，往往引隋事作例證，使他忍氣接受諫諍。他曾對群臣說，「人家都說魏徵態度粗暴，我看起來卻覺得更加柔媚。」這是因為他知道魏徵是幫助他避免亡國之禍的忠臣，諫諍愈益激切，正好證明愛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實。六四三年，魏徵病死，唐太宗大哭，說「人用銅作鏡，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鏡，可以見興亡，用人作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去，我喪失一面鏡子了。」直諫較易，納諫實難，唐太宗能納諫，所以魏徵等人敢直諫。 用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斷人君賢愚的一個重要標準。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歷史上少見的明君。他在即位時，對群臣申明用人的規矩。他說，「人君必須至公無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們每天的衣食，都是從民眾取得，所以設立官職，要為民眾做事。應當選用賢才，不該按關係的親疏、資格的新舊定官職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賢才，親人舊人中有庸劣，怎末可以舍賢才取庸劣。現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舊官屬專憑關係和資格來較量官職，發出怨言，實在是不識政體。」他曾和魏徵討論用人，他說，「為事擇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別的好人都來了；用一壞人，別的壞人都跟著進來。」魏徵說，「這是對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幹，顧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須才德兼備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這個規矩來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舉薦賢才。封德彝說，「我不是不留心，只是當今沒有奇才。」他駁斥說，「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長。古時有過太平世，難道那時候的賢才是從別一時代借來的麼！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說今世沒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隨時留心，從新人疏人甚至敵人中得到了許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像，以這些功臣的來歷作例證，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較不局限於一格的。 納諫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兩個主要原因。他又利用當時的人才，對隋制度有因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書、中書（二省長官稱令）、門下（長官稱侍中）三省長官共議國政，行施宰相的職務。唐太宗曾作尚書令，以後不再授臣下，由僕射代任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同為宰相。三省長官品位崇高，不輕易授人，宰相卻不可缺員。唐太宗特置參議得失、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名號，職務都是宰相，不過作相的官員品位不高，進退較易，在使用上顯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後，除了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書令受命任宰相職以外，其餘官員作宰相，都給同中書門下三品名號，或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號（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號），成為定例。作三師、三公、中書令的人不是常有，得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平章事等名號，皇帝得在較多的官員中選相，用人權加強了。 科舉——唐取士制度，大體沿襲隋制。士的來源主要是從學校來的生徒和從州縣來的鄉貢。學校分六種：國子學收高級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孫，名額三百人。太學收中級官（五品以上）子孫，名額五百人。四門學收低級官（七品以上）的兒子和普通民家的聰明子弟，名額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學，名額五十人；書（寫字）學、算學，名額各三十人。這三學學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學統稱為國子監，設祭酒一人為監長。京都、都督府、州、縣各設地方學校，學生名額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縣）。此外又有門下省的弘文館（名額三十人），東宮（太子宮）的崇文館（名額二十人），專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親屬及宰相高級官的兒子。顯然，這些學校是為貴族和官員子弟設立的，所謂民家子也無非是豪富家的子弟。地方學校招收生徒，大概也有資格的限制。看來，無論國子監（律、書、算三個專學除外）和地方學校，不會有較多的生徒肯用苦功。生徒入學年齡是十四歲至十九歲。學習的功課是大經（《禮記》、《春秋左氏傳》）中經（《毛詩》、《周禮》、《儀禮》）小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和共同必修的《孝經》、《論語》。學習的年限是《孝經》、《論語》共一年，《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一年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傳》各三年。卒業的標準是通二經（大經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二種）、通三經（大經中經小經各一種）、通四經（大經二種，中經小經各一種）。學校的考試是讀和講。讀，要求生徒熟記經文，博士（教師）掩蔽經書前後兩邊，中間只留一行，又用紙帖一行中的三個字，使生徒讀出被帖的三個字。這種考試法，叫做帖經。六三○年，唐太宗使顏師古考定「五經」（《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經文。六三三年，頒行新定五經，自此經文有定本。講，要求生徒通經義，博士口問經義若干條，生徒按條答覆。唐太宗使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疏》，六四二年成書，稱為《正義》。六五三年，唐高宗頒行《五經正義》於全國，自此經義有定準。學生考試及格，由國子監貢到尚書省，受吏部考試。 隋輕蔑儒學失士人心，唐高祖初即位，就設立京師和地方學校，收攬士人。唐太宗尤提倡儒學，對群臣說，「我只喜愛堯、舜、周、孔的道理，有了它，好比鳥有翼，魚有水，失去就要死，不可暫時失去。」他召集天下名儒做學官，經常到國子監聽講學。生徒能通一大經以上都給官做。添築學舍一千二百間，添加名額滿二千二百六十員。各地學生相率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以及高昌、吐蕃等國也派遣貴族子弟來入國學，生徒多至八千餘人，學校可稱極盛。用這種讀和講的方法，使學生只能記憶經文和《正義》，不再考求異說，比起南北朝，唐儒學可稱極衰。 鄉貢是在家自學的士人。學業有成，自向州縣求舉，經考試及格，由州貢到尚書省，受吏部考試。 學生和鄉貢都受吏部考試（唐玄宗時改由禮部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俊士、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其中明經、進士兩科，尤為重要，名臣多從這兩科出身。明經主要考帖經，進士主要考詩賦。考試及格稱為及第。詩賦固然是浮文，但比帖經，思想較為自由；又齊、梁、陳、隋以來，詩賦對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習，文士多願應進士科，表現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進士科特盛，名人多從進士科出身。及第人數，一般是進士百人中取一二，明經十人中取一二，難易懸殊，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因此朝野都重進士、輕明經。 唐太宗以後，唐朝考試法常有一些修改，大抵應考的人愈來愈多，考試的方法也愈來愈苛，及第的困難也愈來愈增加。科舉作為一種取士的制度，從隋朝開始，到唐太宗時才固定下來。 氏族——三國時，魏文帝立九品官人法，州有大中正，郡有中正，執掌用人權，從此形成把持政權的士族制度。東晉、南朝，特重家譜，朝廷設立譜局，用人必須查考譜籍。北方士人避亂過江，稱為僑姓，其中王、謝、袁、蕭為大姓；東南土著士族，稱為吳姓，其中朱、張、顧、陸為大姓。北方山東士族稱為郡姓，其中王、崔、盧、李、鄭為大姓；關中也稱郡姓，其中韋、裴、柳、薛、楊、杜為大姓。又有所謂虜（鮮卑）姓，其中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為大姓。以上諸大姓，有些是歷世相沿的舊姓，有些是後代新起的大姓（如南方的蕭，北方的宇文），也有原來是大姓，後世衰微不顯，也有新起的大姓，不為士族社會所公認。士族門第大抵由祖先有聲望、代代保持富貴、常有功臣名人、一家男女熟習禮教的形式和表現異於常人的風尚（如王、謝家子弟手執麈尾）、能談論（儒、佛、玄）、有文章（詩賦）等各種因素構成的。既成以後，高門大姓在社會上保有一種特殊的威望，非士族或低級士族出身的富貴人，也會感到自卑，不敢和他們比門第。隋文帝廢中正官，不承認士族的社會地位，有意消滅魏、晉以來的士族制度。唐柳芳論氏族，說「隋代官人，以吏道治天下（吏部掌用人權），人（士人）之行不本鄉黨（不設州郡中正官），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故亡」。隋朝亡國，當然與廢中正官無關，但士族不滿隋朝，也是事實。六二四年，唐高祖依照北周、北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門士人充任。大中正是名譽職，用人實權仍在吏部。這是對士族的讓步，但不是恢復士族制度。 唐太宗想造成以唐宗室和大臣為主體的新士族集團，以便於李氏的長遠統治。同時南方北方士族，山東、關中士族，漢、鮮卑士族，各有界限，也需要有一個統一的等第。他使高士廉等撰《氏族志》，收集全國士族家譜，依據史書，辨別真假，考正世系，推進忠賢，貶退奸逆，分清高低，定為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六三八年，書成，列崔民干為第一等（上之上），足見門第觀念確是牢不可破。唐太宗很不以為然，說，「我和山東崔、盧、李、鄭並無嫌怨，只因他們早已衰微，沒有人得做大官，卻還自負門第，嫁娶要多索錢財，棄廉忘恥，不知世人為什麼看重他們。從前高齊只據河北，梁、陳偏在江南，雖然也有些人物，實在算不得什麼，可是世俗相沿，至今還以崔、盧、王、謝為貴。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是在朝大官，或功業顯著，或德行可稱，或學術通博，所以擢用到三品以上。為什麼要和那些衰落戶結親，多送錢帛還是被輕蔑，自討沒趣，難道你們看不起我的官爵麼？」唐太宗令高士廉等修改，明白指示不得論數世以前，要憑現今官爵高低定等級。高士廉等經唐太宗斥責，才改定以皇族為第一等（上之上），外戚為第二等（上之中），崔民干仍列第三等（上之下）。崔民幹當時作黃門侍郎，正四品上，是中級官員，按照唐太宗的原意，不該列第三等，由於皇族已列為第一等，唐太宗也就不再堅持了。《氏族志》共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唐功臣很多不是士族出身，《氏族志》規定他們的等級，使取得士族地位。關中士族一向比不上山東士族，《氏族志》承認他們的門第，使和山東士族平列。南朝滅亡後，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輕視，《氏族志》恢復他們的舊聲望，使正式列為士族。當時奉命修《氏族志》的四個人，高士廉是山東士族（勃海高氏），韋挺是關中士族，岑文本是南方士族，令狐德棻（音分fen）是河西士族。四人熟悉各地士族的門第，按照唐朝的新情況，重新排列，造成一個以宗室為首、功臣（包括外戚）和關中士族為重要輔佐，山東和南方士族為次等輔佐的新統治集團，這是符合唐朝以關中為根本，統一全中國的政治需要的。 唐太宗用心培植這個新集團，諸王和公主，都與當朝勛貴名臣家通婚，不取山東舊族。國子監各級學校按官品招收生徒。鄉貢要經過州縣官和當地耆艾（老搢紳）的承認，再由戶部審閱，才送吏部考試，不是二百九十三姓的人，難得參加鄉貢，更難得被錄取及第。《新唐書》特列宰相世系表，足見唐朝還是很重門望。不過，科舉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士人仕進不專憑門第高低；統一時期的全國氏族代替了分裂時期的小國士族，人才來源也比較寬廣，因之唐朝用人，比起魏、晉南北朝來，算是有一些改進。 自唐高宗時起，《氏族志》有幾次改動，但基本上不離以品位高低定等級的本意。 刑律——隋文帝定隋律，比之前朝，號稱寬平。隋煬帝法令苛刻，民不堪命。唐高祖起兵，廢除隋煬帝法令，大得民眾的擁護。房玄齡等定《唐律》五百條，凡十二篇，分刑名為二十等（笞刑五等，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一百；徒刑五等，一年至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等，絞、斬），比隋律減斬刑九十二條，減流為徒七十一條，其餘刪煩除細，改重就輕，為數頗多，但大體上仍依據隋律。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六三七年，唐太宗頒行《唐律》、《唐令》。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今存《唐律疏議》三十卷，是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重要的律書。 地方行政單位——南北朝地方行政單位有州、郡、縣三級，隋文帝改為州、縣兩級，隋煬帝改州稱郡。唐高祖即帝位，首先下令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表示恢復開皇舊制。隋末群雄割據，各擁大小土地，唐興，相率來降。唐高祖多立州縣名目來安置這些割據者。州縣數比隋多一倍。六二七年，唐太宗以民少官多，大加並省；又按山河形勢，分全國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共十道。每道不設長官，有時派遣大臣為黜陟大使，分巡諸道。貞觀時期對外擴張，六四○年，全國共有州、府（都督府和京兆、河南兩府）三百六十，縣一千五百五十七。七三三年，唐玄宗添京畿（西京）都畿（東都）黔中三道，又分山南為山南東道、山南西道，江南為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共十五道。每道設採訪使一員，職權如漢朝的州刺史。唐地方官制自唐太宗時開始固定，此後只是在這個體制上有些變動。 府兵——府兵是周、隋舊制，唐府兵大體沿襲隋制。唐太宗分全國為十道，共置府六百三十四，其中關內一道有府二百六十一（府數據《新唐書·兵志》說）。關內外諸府統歸中央十二衛統率，一小部分歸東宮六率統率。府分三等，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兵一千人，下府兵八百人。統兵官每府設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三百人為一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免役。兵士自備甲仗糧食和衣裝，存入官庫，行軍時領取應用。兵士應徵入府服兵役，兵部按路程遠近給番。據《唐六典》說，五百里內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一次服兵役一個月）。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一次服兵役兩個月）。《新唐書·兵志》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以上兩說，姑不論何說近似，給番的本意，在於各地合兵役年齡的男丁，距離京師及府所在地愈近，入府當兵的次數愈多，距離愈遠，次數愈少，這是兩說一致的。 十二衛和邊防重鎮需要精壯和可信賴的兵士。十二衛是皇帝的禁軍（衛兵），兵士從各衛所轄各府中抽調。邊防重鎮需要較大的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也要從各府抽調兵士。兵部給番就是指抽調的兵士說的。假如一個府平均有兵一千，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有抽調資格的人，五番即五個月內輪流抽調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四十人，也就是一千人中每月有四十人脫離生產，到十二衛或邊鎮去當兵。七番即七個月內輪流抽調這二百人，即每月抽出二十八九人；十二番即十二個月內每月抽出十六七人。這樣的抽兵法，對生產的影響不大，又有全國保衛朝廷和防守邊鎮的意義，民眾服兵役的勞苦也比較均平，所以在貞觀時期，府兵制是一種好的兵制。 府兵制的缺點在於國家出動大兵力時，調集須較多時日，超過役期要免租調，也減少國家的收入。兵士出征，荒廢農事，損失尤大。因此，募兵制常作為一種臨時措施，補府兵制的不足。六四四年，唐太宗出兵攻高麗，曾用募兵制，對群臣說，「我募兵，募十得百，募百得千。」當時水陸兩軍，總數在十萬人以上，其中很多是募兵，名將薛仁貴就是這次應募從軍的一人。募兵比府兵容易集合成軍，到後來，募兵制終究代替了府兵制。 唐朝重要制度，都在貞觀時期制定。這些制度基本上沿襲隋制，但也有所修改，使更適合於當時統治上的需要。唐太宗在隋制以外，曾自創一種宗室勛貴世襲州刺史的反動制度。他令群臣議封建諸侯，魏徵等都說封建害民，不如州縣制有利。唐太宗不聽。六三一年，決定實行世襲刺史制。六三七年，令皇弟、皇子二十一人所任州刺史，都由子孫世襲，又令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世襲州刺史。諫官多上書諫阻，以為非久安之道；長孫無忌等也不願出京作刺史。六三九年，唐太宗只好下詔停止世襲刺史制，對長孫無忌等說，「我原想你們的子孫輔助我的子孫，共同保有土地，永久傳下去；你們既然不願意，我也不能勉強你們了。」 貞觀時期確實做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文治和武功都達到空前的盛況，唐太宗也就成為空前成功的皇帝。由於功業的巨大成就，他的驕矜心和享樂心逐漸在滋長，不過，他始終不敢放棄隋朝這面鏡子，經常以「慎終如始」警戒自己，除了晚年侵高麗，幾乎走隋煬帝的舊路，其餘行動一般都取得勝利的後果。他曾問侍臣們說，「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境內，卻不能服境外戎、狄。我才能比不上古人，成功比他們大，這是什麼緣故。你們不要有顧慮，直說自己的見解。」侍臣們歌頌功德，說的都是諛言。他說，「你們說得不對。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條：第一，從古帝王往往妒忌有才能的人，我見到別人的才能，好似就是我自己的才能；第二，一個人做事，不能樣樣都會，我用人總是用他的長處，避免用他的短處；第三，人主升進賢良的人，喜愛得要抱到懷裡來，黜退犯錯誤的人，厭惡得要推到溝里去，我敬重賢良，原諒犯錯誤，使他們都得到適當的待遇；第四，人主常憎恨正直人，明殺暗殺，歷朝都有。我即位以來，褒獎正直，從沒有黜責過一人；第五，從古以來，都是貴中華，賤夷、狄，我獨不取這種偏見，同等看待漢族和非漢族人，因此境外部落都來親附。我有今天的成功，就是因為實行了這五條。」他總結取勝的原因，得出這五個要點，應該說是符合事實的。 唐太宗總結歷史上各朝特別是隋朝的統治經驗，作《帝范》十二篇，傳授給繼承人唐高宗。篇目是《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他對唐高宗說，「修身治國，都說在這本書里。我死時用不著再說別的話了。」又說，「你應當學古代聖王。象我這樣，做過不少煩勞民眾的事，說不上盡善盡美，是不足為法的。我功大過小，所以還能保持大業。你沒有我的功勞卻承受我的富貴，竭力學好，也只能得個平安；如果驕懶奢侈，那就連生命都保不住。要建立一個國家，成功很艱難，破敗卻很容易；要保持一個帝位，失去很容易，穩固卻很艱難。你得愛惜呵！你得謹慎呵！」人難得有自知之明，何況是功成業就的帝王，唐太宗列舉自己的過失誥戒唐高宗，可謂有自知之明。 第二次唐高宗（六五○年——六六○年） 武則天（六六○年——七○四年） 唐高宗是長孫皇后的兒子，得母舅長孫無忌的助力，才被選為太子。六四九年，唐高宗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遵守貞觀遺規，執掌朝政。六五四年，他從尼寺里取唐太宗的幼妾武則天入宮，大加寵愛。六五五年，他廢皇后王氏，立武則天為皇后。 唐高宗臨朝，臣下來奏事，不會作判斷，要宰相提出意見，才算自己有了主意。他這種昏懦的性格，勢必扶植起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引導國家走上從亂到亡的道路。可是，六五五年以前，政權執掌在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貞觀老臣手中，六五五年以後，剛強機智的政治家武則天已經參預朝政，六六○年以後，政權全歸武則天。因之，他雖然是個亡國的昏君，但腐朽勢力並沒有在他的扶植下滋長起來，也沒有因帝位易姓而引起危害民眾的禍亂。貞觀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統一和強盛，在武則天統治的半個世紀裡，得到切實的鞏固，這是她對歷史的貢獻。 武則天通文史，多權謀，自然是取得政權的一些條件，但突破太后臨朝稱制的慣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卻是歷史上唯一的創舉。她能這樣做，是和當時社會習俗有關聯的。《顏氏家訓·治家篇》說，「鄴下風俗，專由婦人主持門戶，訴訟爭曲直，請託工逢迎，坐著車子滿街走，帶著禮物送官府，代兒子求官，替丈夫叫屈，這是鮮卑的遺風吧！」又說，「南方貧士，都講究場面，車馬衣服一定要整齊，寧可讓妻子在家饑寒。北方人士，多靠婦人管家，精美的衣服、貴重的首飾，不可缺少，男人只有瘦馬老奴供使用。夫婦之間，你我相呼，不講婦人敬夫的禮節。」大抵北方受鮮卑統治的影響，禮法束縛比較微弱，婦人有發揮才能的較多機會，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武則天就是從這種風氣里產生出來的傑出人物。 六五五年武則天作皇后以後的一些重要措施： 六五五年，黜逐褚遂良。六五九年，逼迫長孫無忌自殺，黜斥長孫無忌一派的官員二十餘人，朝政開始受皇后支配。六六○年，受唐高宗的委託處理朝政。六六四年，唐高宗感到自己無權，行動不自在，密謀廢皇后，被皇后制止。從此政權更進一步地歸皇后掌握，群臣並稱帝後為二聖。唐高宗想禪位給太子李弘（武則天生四子，李弘是長子），武則天用毒酒殺死李弘，立次子李賢為太子。唐高宗曾使李賢監國，李賢處理政務，頗稱能幹，又招集著名學者注范曄《後漢書》（後漢政權落在母后外戚手中，李賢注《後漢書》，可能有微意），在士人中有聲望。六八○年，武則天廢李賢為庶人，立第三子李顯為太子（唐中宗）。唐高宗總想傳位給比較有才能的兒子，李弘、李賢相繼被殺逐，束手無策了。六八二年，李顯生子李重潤，唐高宗特立這個初生嬰兒為皇太孫，破例給太孫開府置師、傅等官屬，希望太子、太孫名義既定，有官屬擁護，或可保持李家的帝位。六八三年，唐高宗死，唐中宗即位，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六八四年，武則天廢唐中宗為廬陵王，立第四子李旦（唐睿宗）為皇帝。六八四年，改東都洛陽為神都，改唐百官名，如尚書省改稱為文昌台，左、右僕射為左、右相；門下省改稱鸞台，侍中為納言；中書省改稱鳳閣，中書令為內史。宰相稱同鳳閣鸞台三品。御史台分為左肅政、右肅政兩台，左台糾察朝廷，右台糾察郡縣。百官改名，是女皇帝準備登位的一種步驟。六九○年，僧法明等十人獻《大雲經》四卷，說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當代唐作天子。武則天頒布《大雲經》，令諸州都建大雲寺。接著唐睿宗等六萬餘人上表請改國號，武則天算是順從眾議，宣布改唐為周，立稱號為聖神皇帝。她經過三十六年的經營，終於得到皇帝的稱號。 武則天一面用謀略奪取唐朝的政權，一面用政治維持既得的地位。她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堅執刑賞大權，用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為自己效力。 使用酷吏——徐敬業等人先後起兵反抗武則天，都被擊敗。武則天厲行殘酷的鎮壓來防止唐臣的繼續反抗。她在朝堂放四個銅匭（音軌guǐ），其中一個收受告密文書。有些告密人，她還親自召見。擢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人，專辦謀反密件。來俊臣撰《羅織經》一卷，教黨徒按經文布置，被告人就無法自辯。他們造多種可怕的刑具，使被告忍受不住酷刑，寧願承認謀反罪求早死。朝臣人人自危，不知死在什麼時候。她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為首的二十三個酷吏，先後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將以下官不計其數。索元禮、周興、來俊臣所殺各數千人，來俊臣所破千餘家，其餘諸人所殺人數多少不等。酷吏濫殺無辜，到了群情過度緊張的時候，她也陸續殺一些酷吏來緩和形勢，最大的酷吏也不得免。六九○年，她達到稱帝的目的，次年，殺索元禮，流放周興到嶺南，表示濫殺之罪在二人。六九七年，殺來俊臣。仇家爭咬來俊臣屍體的肉，立刻咬盡，挖出眼珠，剝去麵皮，剖腹取心，蹋成泥漿。她看到群情憤激，隨即下制書，歷舉來俊臣的罪惡，並且加以滅族罪，說是「以雪蒼生之憤」。實際上酷吏都是稟承她的指使行事的。 控制親近人——武則天的愛女太平公主，多有權謀，參與密議，但畏武則天的嚴厲，常自檢點，不敢犯法。武則天稱帝，封武家人武承嗣等多人為王。武承嗣、武三思是武則天異母兄的兒子，親屬最近，也最得信任。六九○年，武承嗣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台三品，在宰相中權力最大。六九二年，同平章事之一的李昭德，密言武承嗣權太重，恐養成篡奪帝位的危險。武則天說「我沒有想到這裡」，即免去武承嗣的宰相職。武承嗣也詆毀李昭德。武則天說，「我任用李昭德，才覺安心，他替我分勞，你怎能和他比較。」僧懷義是武則天的內寵，恃勢驕橫，武承嗣、武三思以下各親貴都象奴隸尊主那樣尊敬他。有一天，宰相蘇良嗣在朝堂遇見僧懷義，蘇良嗣大怒，令人拉下去，打嘴巴數十。僧懷義見武則天訴苦，她說，你應該出入北門，南牙（尚書省等官府在宮南）是宰相往來的地方，你不要觸犯他們。後來殺僧懷義，用張易之、張昌宗作內寵，二張權勢顯赫無比，遭到朝臣們的猛烈攻擊。武則天雖然保護二張，但也下敕書說，張易之、張昌宗作威作福，著到肅政台受審，張昌宗被罰銅二十斤，表示重視朝臣們的公憤。她控制這些親近人，不給他們行政上的重權，因此，成群的齷齪小人，作惡還有一定限度，基本上不甚損壞當時的政治。 放手招官——武則天招來大批想做官的人，給他們官做，藉以收攬中小地主的人心。招官的方法有：（一）自舉。六八五年，令內外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得自己舉薦請求升官或作官。（二）試官。六九○年，令存撫使十人分巡十道，薦舉本道人才。六九一年，武則天親自引見，一律讓這些被舉的人試作某官，稱為試官。（三）員外官。六九七年，吏部設員外官數千餘人，都是權貴家的親戚，同正官一樣受俸祿。（四）殿試貢士。舊制，貢士考卷都糊名，防考試官作弊。武則天以為應該信任考試官，廢糊名制，實際是要從寬取士。六九○年，武則天在洛成殿考試貢士，表示皇帝親自錄取，貢士應該感皇帝的大恩，從此貢士有殿試。（五）武舉。七○二年，初設武舉，招收有武藝的人。武則天廣開仕途，放手給人官職，同時又用嚴刑來控制仕途，發現不稱職的官，便革免或殺戮。每任用一官，戶婢（管宮中門戶的官婢）私下說，死鬼又來了。不多時，這個官果然被殺甚至滅族。劉知几上表論當時官員的冗雜，其中一條說，賜勛階太濫，每逢集會，緋服（緋音飛féi四品五品官服色）比青衣（八品九品官服色）多，象板（五品官以上用象笏）比木笏（九品官以上用木笏）多。又一條說，取士太寬，因而六品以下官毫不希罕，和土芥沙礫一般賤，應該大加淘汰。又一條說，地方官調動太快，忽往忽來，好比蓬轉萍流，誰也不作長久打算。她假手酷吏，殺刺史、郎將以下官不計其數，可是做官的人還是象劉知幾所說的那樣多，如此冒死貪競，被殺實是咎由自取。《通鑑》說「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綱嚴峻，故人競為趨進而多陷刑戮」。武則天設下這樣一個誘人的陷阱，讓愛做官的人紛紛跳進去尋死，用心也實在太險惡了。 選拔才能 《通鑑》說武則天「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通鑑》這個評語是愜當的。武則天的長處，就在於善於選拔人才，委以重任。在她的統治時期，朝中有才能的文武大臣，幾乎不比貞觀時少，她能聽諫，也多少有一些唐太宗的風度。鯁直的人只要不被她懷疑為謀反者，她能從酷吏、親近人的陷害中保全這些鯁直人。她前後任用的主要宰相，如李昭德、魏元忠、杜景儉、狄仁傑、姚崇、張柬之等，邊將如唐休璟、婁師德、郭元振等，都是一時人選。這些人用作將相，使得國家能夠保持正常狀態，免於內亂外患。她經常留心人才，如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有疑難事不能解決，請當地一個免了職的小官張嘉貞辦理。張循憲回朝，保薦張嘉貞。她召見張嘉貞，任用為監察御史。御史中丞宋璟性剛直，力爭要殺張昌宗，她不得已令張昌宗到肅政台受審。宋璟正在審問，宮中出特敕赦免。宋璟發怒道，恨不一來就打碎這小子的腦袋！她聽說，叫張昌宗到宋璟處謝罪，宋璟拒絕不見。她知道宋璟剛直，二張進讒言她都不聽。憑她的明察善斷，朝廷上有一批願為她效力的能臣，所以成為成功的皇帝。 武則天從前在唐太宗宮中時，唐太宗有一匹壯馬名叫獅子驄，非常暴烈，沒有人能制服它。武則天對唐太宗說，我能制服它，但要有三件器物：一鐵鞭，二鐵■（音抓zhuā），三匕首。用鐵鞭打它，不服，用鐵■打它的頭，再不服，用匕首割斷它的喉。唐太宗很稱讚她的氣概。她用制壯馬的方法駕御群臣，造成歷時半個世紀強有力的專制統治，對國家統一的進一步鞏固，和社會安寧的長時期保持，是有貢獻的。 因為武則天是女皇帝，在繼承問題上，不得不陷於難以解決的困境。她變李姓的唐朝為武姓的周朝，當然想傳位給武姓的人，但朝臣們毫不猶豫地公認國家是李姓的國家，周皇帝是李姓的皇太后，沒有人認真看待武姓諸王。武承嗣、武三思力求作周皇帝的繼承人，朝臣們卻都要求傳位給皇太后的兒子。武則天到六九八年，才決定立唐中宗為皇太子，取消唐睿宗的皇嗣名號，封為相王。武承嗣因此氣憤病死。七○五年，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宮殺張易之、張昌宗等，擁唐中宗即皇帝位，恢復唐國號和一切唐制度。八十二歲的武則天就在這一年死去，遺制說，「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來當先妣。 第三次唐中宗（七○五年——七一○年） 唐睿宗（七一○年——七一二年） 唐玄宗（七一二年——七四一年） 武則天本人剛退下舞台，唐中宗、韋皇后又重演唐高宗、武皇后的故事。唐中宗比唐高宗更昏懦，韋皇后只有暴行，並無武則天的政治才能。昏懦加昏暴，演來形式頗相似，結果卻完全不同。 七○五年，唐中宗在張柬之等唐舊臣擁護下，恢復唐朝，但是，他並不信任這些唐舊臣。他唯一信任的是韋皇后。韋皇后和武三思勾結，形成武、韋二家外戚合作的腐朽集團。這個集團驅逐張柬之等出朝廷，獨占了全部政權。 七○七年，皇太子李重俊約集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武三思等人。唐中宗殺李重俊。韋皇后藉口追究李重俊的同謀者，驅逐宰相魏元忠，又謀陷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唐中宗不願牽連到他們，二人算是免了禍。李旦的第三子李隆基（唐玄宗）暗中準備消滅韋、武集團。 韋皇后等殺李重俊後，覺得事情很順手，愈益肆無忌憚。她們大賣官職，不論什麼人，只要出錢若干萬就給官做。這種官當時稱為「斜封官」，有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等名目，人數多至數千人。出錢較少的人可到吏部候選，一年有數萬人。出錢三萬得度為僧尼。員外官比正官多數倍，都坐享俸祿。唐初食實封的功臣，不過三二十家，這時候封家多至一百四十餘，國家分六十餘萬丁來供養這批封家。充當封戶的民戶，比充當兵役還要困苦。封戶散布在五十四個州，也就是五十四州的民眾直接受到封家的侵害。 七一○年，一個地方小官燕欽融上書指責韋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唐中宗召燕欽融當面詰問。韋家徒黨喝令衛士打殺燕欽融，唐中宗看了也感到難受。韋皇后恐慌起來，安樂公主想韋皇后臨朝，自己做皇太女，二人合謀毒殺唐中宗。韋皇后令韋家子弟及重要徒黨分統兵士五萬人，照武則天故事，準備臨朝稱制。 李隆基曾任潞州別駕（四品官），在潞州（治上黨，山西長治）募集一批人，罷官回京師，仍秘密招集勇士，特別在羽林軍中號稱「萬騎」的隊伍中結識他們的雄豪，等待時機到來。唐中宗被殺，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攻入宮中，殺韋皇后、安樂公主、武延秀等，接著大舉殺逐韋、武集團中人，韋家連幼兒都殺死，武家只剩下少數人，韋家派全部消滅，武家派基本消滅了。太平公主出面，恢復唐睿宗的帝位。唐中宗、韋皇后重演故事以慘敗告終，緊接著唐睿宗和太平公主又登上了舞台。 唐睿宗也是一個昏懦人。他依靠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力量得帝位，因此，立李隆基為皇太子，使太平公主幹預朝政。宰相奏事，唐睿宗總要問有沒有同太平商量過，也要問有沒有同太子商量過。這種昏懦表現，勢必助長太平公主的專橫，也自然要引起公主與太子間的衝突。太平公主專力謀害李隆基，引用大量徒黨來把持朝政，七個宰相中，五個是她的私人，其餘文武官，依附她的有一大半。當時政事昏暗，與唐中宗時無異。七一二年，唐睿宗讓位給太子。唐玄宗即帝位，唐睿宗改稱太上皇。太平公主準備用羽林兵入宮殺唐玄宗。七一三年（開元元年），唐玄宗殺太平公主及重要徒黨數十人，其餘徒黨一概黜逐出朝，唐政權才切實為唐玄宗所掌握。 唐玄宗在開元年間，是勵精求治的皇帝。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則天來，就顯出他是弱點最大的一人。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武則天執持政柄，權不下移，唐玄宗恰恰相反，在勵精求治，取得成就以後，便精疲力盡，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唐朝到開元時期才達到極盛的頂點，也就在這個時期的季年，造成了天寶時期的亂源。唐太宗曾說，「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開元時期正是從治安轉向危亡的過程，唐玄宗的驕侈心又正是這個轉向的關鍵。 從七一三年（開元元年）至七三六年（開元二十四年），唐玄宗為求國內的安寧，曾表現出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表現在用人和納諫上。他所用宰相，先後有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等人，這些人各有所長，都能直言諫諍，補救缺政。例如韓休與蕭嵩同作宰相，韓休正直，見唐玄宗有過差，即上書指陳得失。一次，唐玄宗照鏡子，默默不樂。左右人說，韓休作宰相，陛下比前些時瘦了，為什麼還要用他。唐玄宗說，「我雖然瘦了些，天下人卻一定肥了。蕭嵩來奏事，一味順從我的意旨，他退下去，我總不敢放心。韓休常常力爭，他退下去，我睡得很安穩。」我用韓休，是為國家，不是為我一身。唐玄宗懂得納諫的重大意義，這是取得開元之治的根本原因。可是，他納諫非常勉強，這些直臣都因忤旨被罷免，不得久居相位。七三六年，他連勉強納諫也不能了。當時，宰相張九齡遇事力爭，他很不耐煩，發怒問張九齡：事情都得照你辦才行麼？他在位年久，驕侈心壓倒求治心，想要一個順從意旨的人作宰相，自己可以縱情享樂，老奸李林甫（七三四年已為相，位在張九齡下）因此被用來代替張九齡。能否納諫是封建時代區別明君與昏君的標準，帝王愈是能虛心兼聽，擇善而從，朝廷的權力也就愈益堅強。反之，帝王獨斷獨行，形式上權力似乎無限大，實際是墮入奸佞人的術中，權力下移而不自知。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李林甫要蔽塞他的耳目，自專大權，告誡諫官們說，「現在明主在上，群臣專心順從就成，用不著多說話。你們見過朝會時儀仗隊里的馬匹麼？它吃的是三品食料，叫一聲便斥去不再用，後悔那裡還來得及！」諫諍的路被李林甫斷絕，開元之治轉向天寶之亂了。 開元年間，經濟繁榮，國威遠揚，是唐朝的黃金時代，事跡將在別節敘述。下面列舉新創的制度，在當時並不顯出重要意義，可是，到了唐朝中期和後期，都發生巨大的影響，這裡需要作一些簡略的敘述。 改兵制——唐太宗侵高麗，開始用募兵制。唐高宗、武則天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實際上已經廢壞，偶有戰事，就得臨時招募。六六四年，劉仁軌經略高麗，上書論兵事說，往年朝廷募兵，百姓爭著應募，甚至請求自備衣糧，隨軍出征，稱為「義征」。現在情形完全不同，原因是顯慶五年（唐高宗年號，六六○年）以來，官府不關心從軍者的困苦，又前方將帥為鼓勵士卒力戰，優給勛賞，回到本籍，州縣官為保持賦稅額，否認已得的勛賞。百姓服兵役，富家行賄得免，貧家連老弱人也要被徵發。照劉仁軌所說，募兵制也行不通了。六七八年，為防禦吐蕃，唐高宗派人到河南、北募猛士。六九六年，為防禦契丹，武則天募罪人和士民家奴隸當兵。六九八年，武則天募兵防禦突厥，月余還不得一千人，後來聽說太子（唐中宗）作元帥，應募人云集，不久就得五萬人。這些事例說明府兵制、臨時募兵制都不能適應國家的軍事需要，如果突然發生戰爭，唐朝是沒有兵備的國家，一蹴而倒的危險是存在的。 唐玄宗對京師宿衛兵和邊境戍兵進行了改革。 京師宿衛兵士逃亡略盡，府兵制事實上不能再保存。七二二年，唐玄宗採納宰相張說的建議，召募壯士充宿衛。七二三年，在京師及附近諸州選府兵和白丁十二萬人，號稱長從宿衛。七二五年，改名為彍騎（彍音擴kuò），分屬十二衛。天寶年間，彍騎又只存兵額和官吏，與改兵制以前一樣，京師並無宿衛兵。 邊鎮戍兵經常有六十餘萬人。戍兵被鎮將當作奴僕來經營私利，根本失去了兵的作用。七二二年，張說建議減二十餘萬人。七三七年，招募丁壯充邊鎮戍兵，號稱長徵兵。七三八年，招募足額，原有戍兵一概放還本籍。 府兵本是寓兵於農的一種兵制。平時，府兵大部分人從事農耕，小部分人按番到京師宿衛或戍邊。戰時，朝廷任命將帥率兵出戰，戰事結束，兵散歸府，將帥歸朝，將帥不可能擁兵養成自己的勢力。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事件，行府兵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自從唐玄宗改府兵制為募乓制，兵農分離，兵成為一種專門的職業，特別是邊鎮設長徵兵，野心將帥與職業兵士相結合，禍亂的發生就難免了。 設節度使——唐睿宗時，已有節度使的官名，如七一一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唐玄宗開元年間，有河西、隴右、幽州（七四二年——天寶元年改稱范陽）、劍南、朔方、天兵（天兵後改稱太原以北，又改稱河東）、安西、北庭等節度使。宰相往往出任節度使，節度使有功，也往往入朝作宰相。節度使領若干州，在一個地區內是最高的軍官，在朝廷上是和宰相地位相近的重臣。當時邊境外並無強敵，唐玄宗設這樣的官，目的是在對外侵略，結果卻沉重地打擊了自己。早在七一六年（開元四年）宰相宋璟已經看出唐玄宗喜武功，為了防止邊將生事邀功，賞賜特加謹慎。事實正如宋璟的預料一樣，唐玄宗終於在驕侈心驅使下，「有吞四夷之志」而反為「四夷」所侵害。 募兵和節度使造成了唐朝中期的禍亂。 信任宦官——唐中宗時宦官開始用事，人數多至千餘人。唐玄宗更信任宦官，即帝位以後，人數漸增至三千餘，穿紫衣（三品以上）緋衣（四品五品）的就有千餘人，有些得三品將軍職位。楊思勖、高力士尤被重用。楊思勖屢率兵出擊南方少數族人，殺戮極慘，曾一次斬六萬級。唐玄宗給他輔國大將軍（正二品）稱號，後來又加驃騎大將軍（從一品）稱號，封虢國公。唐舊制，宦官品級最高不得登三品，楊思勖竟得從一品，並封國公，宦官地位大大提高了。高力士常在宮中侍衛，比楊思勖更得寵信，開元末年，外間進奏文表，都得先經高力士閱看，小事便直接處理，大事才告訴唐玄宗。唐玄宗說，高力士值班，我才睡得安穩。意思是說，高力士替我辦了事，我可以安心去享樂。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人取得將相高位，都是走高力士的私門；經他吹噓取得較小官職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楊思勖、高力士以外，還有許多得寵的宦官，有的監軍，有的出使。唐舊制，大軍出戰，朝廷派遣御史監軍。武則天廢監軍制，說，將帥應有權處理軍事，御史監軍，軍中事不論大小，都要受監軍干涉，怎能要求將帥立功。唐玄宗恢復監軍制，派宦官監軍，權力超過節度使。出使到諸州，沿路地方官盡力奉承，惟恐不合意，到了目的地，按地方富力，索取賄賂。其他委任宦官做的事還很多，當然每做一事都要取得大量的財物。所有宦官都受高力士指揮，宦官是唐玄宗權力的化身，高力士是這些化身的指揮者。太子（唐肅宗）呼高力士為二兄，諸王、公主呼為阿翁，駙馬輩呼為阿爺，高力士擁有極大權勢可以想見。高力士資產殷富，非王侯貴族所能比擬，其餘宦官也各有大財產，京城內外邸第田園，幾乎一半為宦官所有。宦官都出身寒微人家，幼年被閹入宮，沒有家族和親戚，唐玄宗以為這種孤身的宮廷奴隸是最忠實可靠的，也是最能順從意旨的，付託權力給這種人，不會有什麼危險。唐太宗定《氏族志》，承認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意思是依靠這個士族階層來行施唐的統治權。唐玄宗在士族階層外，扶植起宦官階層作為行施統治權的核心，這是唐政治上最大的一個變動。士族中人有統治階級的鯁直派也有腐朽派，宦官則是完全腐朽派，自從宦官成為核心勢力，唐朝統治階級內部相互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複雜，到唐朝後期，宦官操縱朝政，自皇帝以下都得順從他們的支配。 禁閉諸王——諸王是最有可能奪取帝位的人，唐玄宗本人就是以諸王資格發動禁衛軍，滅韋氏取得太子地位。七一三年，他即帝位，首先使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又使一些親信宦官為三品將軍，掌握禁衛軍。他嚴禁諸王不得與群臣交結。七二二年，令宗室、外戚、駙馬，非至親不得往來相見。宰相張說曾秘密到皇弟岐王私宅，被姚崇告發，張說貶官出朝。兄弟封王的共五人，都受到極優厚的生活待遇，但不得任職事。皇子為王的先後共十六人，在宮城旁各住一宅，號稱十王宅，也稱十六宅，每宅派宦官管理。只有侍讀官定時入宅教書，王府其餘官屬一概不許和諸王見面。後來皇孫漸多，又設百孫院，也派宦官管理。皇太子不住東宮，經常隨從皇帝，居住別院，實際上也是受宦官監視。唐玄宗對諸王懷著猜忌心，用宦官來監視他們的行動，諸王和太子的禍福安危，決定於宦官的愛憎，因之宦官是監視者又是保護者，太子或諸王得登帝位，總有一些宦官以擁戴有功執掌大權。到唐朝後期，皇帝的廢立和生命，都落在宦官手中，宦官政權消滅，唐朝也就滅亡了。 信任宦官和禁閉諸王造成了唐朝後期的禍亂。 唐朝前期從唐高祖開國到唐玄宗開元年間，統治階級內部腐朽傾向和進步傾向經過三次衝突，每次衝突都限於宮廷方面，對政治全局牽涉不大，進步傾向統治的時間又遠比腐朽傾向統治為長久，因之唐朝前期是隋末社會從恢復到發展的強盛時期，代表進步傾向的唐太宗、武則天和開元年間的唐玄宗，雖然程度不同，對這段歷史卻都有貢獻。同時，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政治上的腐朽傾向總是要得勢的，武則天的政治就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及武則天，也就是說，腐朽傾向愈來愈增長了。自開元末年起，腐朽傾向壓倒了進步傾向，因而唐朝前期轉入中期，統一與和平的唐朝變成分裂與戰亂的唐朝。 第二節唐中期的政治概況 ——七四二年——八二○年 唐朝前期，在國內，政治是統一的，社會是安寧的；在境外，與鄰國關係一般是和好的，經濟文化的交流是通暢的。唐朝長時期保持著這種和平狀態，因之社會各個方面都有大小不等的前進，呈現超越兩漢的興盛氣象。但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在和平環境中也繼續在增強。到開元時期，社會前進的趨勢達到最高點，腐朽勢力的增強也達到足以推翻前進趨勢取得政治指導權的高點。 唐玄宗是半明半昏的皇帝。他曾行施有利於統一與和平、有合於民眾願望的政事，在這一方面，他是代表前進趨勢的明君。同時，他滋長著驕和侈兩個惡性。這些惡性愈來愈嚴重地表現出來，驕是實行言莫予違，侈是貪立邊功，輕易用武。他說出的話不許臣下有不同意見，自然只能得到奸邪人的奉承；他過著高度的奢侈生活，還覺得不夠快意，想在對外戰爭上大立聲威，自然要重用聚斂之臣和野心的武夫。驕侈政治使得一切消極因素都乘機活躍，在這一方面，他是代表腐朽勢力的昏君。七三六年（開元二十四年）在專任李林甫為宰相以前，他主要代表社會的前進趨勢，任用李林甫，正是明君轉變為昏君的標誌，唐中期的禍亂，實際是在這時候開始了。因為戰禍的爆發在天寶年間，按慣例，仍以七四二年（天寶元年）作為唐中期的開始。 唐中期共分四段，第一段是釀亂期，其餘三段都是統一勢力和割據勢力這一主要矛盾在不同情況下的鬥爭表現。統一勢力始終不曾失去它的優勢，這是因為：第一，廣大民眾要求恢復國家的統一，給朝廷以支持；第二，唐朝賦稅收入，主要依靠江、淮地區，長江流域尤其重要。朝廷不論怎樣處境困難，只要南北漕路得通，就可以在關中立足。這種黃河流域土地大部被割去，朝廷卻仍能保持優勢的局面，唐以前朝代，例如在漢朝，是不可能出現的。 一釀亂期（七三六年——七五五年） 唐玄宗做了二十五年皇帝，便暮氣深重，懶得親自處理政事，一心想縱慾享樂。他用李林甫作宰相，李林甫的一套奸佞本領，使他的暮氣愈益深重，逐漸陷入昏迷狀態。唐玄宗以前用相，都是不多時候就調換，對李林甫卻始終信任，自七三六年開始，直到七五二年病死，掌大權凡十七年。李林甫取得這樣的信任，只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摸透了唐玄宗的驕侈心理，一切順從意旨，讓他放心縱慾，得到無止境的滿足。七四四年，唐玄宗得楊太真為貴妃，寵愛無比，從此昏迷在聲色中，政事上更依靠李林甫。唐玄宗曾對高力士說，當今天下太平，我要安居無為，政事全委李林甫去辦，你看如何？高力士說，權柄不可借給別人，如果他造成威勢，誰還敢說他個不是。唐玄宗聽了不喜歡，高力士叩頭謝罪，說自己發狂病，亂說話，該死。李林甫一向給宦官送厚賂，探知宮中動靜，自然不敢得罪高力士，彼此不相犯，唐玄宗連宦官方面不利於李林甫的話也聽不到了。《資治通鑑》總結李林甫的奸惡，一是「媚事左右（宦官），迎合上意，以固其寵」；二是「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三是「妒賢嫉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四是「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四條奸惡中「迎合上意」是最重要的一條，也就是唐玄宗的驕侈，養成了李林甫的奸惡。 李林甫死後，唐玄宗用楊國忠為宰相。楊國忠是個紈褲無賴子，和李林甫一樣，也善於「迎合上意」，同好同惡，又善於搜括民財，充實官庫，因此取得信任。他作宰相以後，一身兼四十餘職，任意處理事務，表示自己的精幹；廣收賄賂，積縑多至三千萬匹。他曾對人說，我偶而碰上機會，誰知道日後是什麼下場，想來我不會有好聲名，不如眼前享它個極樂。這樣苟且的人，執掌國政，更加速了禍亂的爆發。 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的殷富達到開國以來未有的高峰。史書說開元末年，西京、東都米價一石不到二百錢，布帛價也很低廉，海內安富，行人走萬里遠路，用不著帶武器。又說天寶末年，中國盛強，自西京安遠門（西門）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開闢，隴右富饒，天下聞名。全國各州縣，倉庫里都堆滿粟帛。楊國忠奏准令州縣變賣舊存粟帛為輕貨，新征丁租、地稅也折合成布帛，都運送到京師來。這樣，收藏天下賦稅的左藏，財物確實多得驚人。七四九年，楊國忠請唐玄宗親率百官到左藏察看，早就極度驕侈的唐玄宗，更覺得財物同糞土一樣，毫不足惜。 七四七年，唐玄宗曾將本年全國進貢的物品，全部賞給李林甫。看左藏以後，賞賜貴寵人家，什麼限度也沒有了。當時貴寵們講究給皇帝進食品，宮中特設檢校進食使，評比各家食品的精美程度。每一次進食，多至數千盤（疑是數十盤），一盤值十個中等人家的財產。與此相似的浪費可以類推，皇帝給貴寵們的賞賜也可以想見。 唐玄宗更大的浪費，還在求邊功方面。天寶初年，邊境上有下列節度使和經略使。 （一）安西節度使——職務是管理西域。治所在龜茲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統兵二萬四千。 （二）北庭節度使——職務是防禦遊牧在北方的突騎施和堅昆。治所在北庭都護府（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屯伊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西州（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縣東南）二州境上，統兵二萬。 以上兩鎮內外相連，專對西域天山南北兩路的諸國。 （三）河西節度使——職務是隔斷吐蕃與突厥兩國間的交通。治所在涼州（甘肅武威縣）。統兵七萬三千。 以上一鎮兼顧西方和北方兩個強敵，主要是防禦吐蕃，守護河西走廊。 （四）朔方節度使——職務是防禦突厥。治所在靈州（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西南），統兵六萬四千七百。 （五）河東節度使——職務是防禦突厥。治所在太原府 （山西太原市），統兵五萬五千。 以上兩鎮互相應援，專對突厥。 （六）范陽節度使——職務是壓制奚、契丹。治所在幽州（北京市）。統兵九萬一千四百。 （七）平盧節度使——職務是招撫室韋、靺鞨（音末合mòhe）。治所在營州（遼寧錦州市西）。統兵三萬七千五百。 以上兩鎮專對東北諸部，主要是對奚、契丹。 （八）隴右節度使——職務是防禦吐蕃。治所在鄯州 （青海樂都縣）。統兵七萬五千。 （九）劍南節度使——職務是西抗吐蕃，南撫國境內各少數族。治所在益州（四川成都市）。統兵三萬九百。 以上兩鎮專對吐蕃。 （十）嶺南五府經略使（七五六年——唐肅宗至德元年，升經略使為節度使）——職務是綏靖境內各少數族。治所在廣州 （廣東廣州市）。統兵一萬五千四百。 各鎮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小量駐軍，共有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後來邊將陸續奏請增加兵額，每年需要作衣料賞品用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萬匹段，軍糧一百九十萬石。邊鎮兵數比七二二年（開元十年）以前的六十餘萬人減少十餘萬人，經費比開元年間卻增加五倍。按照當時的邊境情形，這個巨大軍費的極大部分是浪費。 范陽一鎮兵數最多，它的對方奚、契丹是不是強敵呢？完全不是。七一六年，契丹酋長李失活、奚酋氏李大酺（音葡p*）率所部內附，唐封二人為郡王兼任都督。此後奚、契丹為唐藩屬國，不曾大舉侵擾邊境。唐朝卻大舉攻擊奚和契丹。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用營州雜種胡人安祿山為捉生將。安祿山每率數騎出去，總要捉獲數十人，顯然不是鬥力而是用詐計誘捉契丹人。安祿山因此算是有了戰功，逐漸提升，七四二年，竟被任為平盧節度使，七四四年，又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以侵略奚、契丹得唐玄宗的寵信，作兩個節度使以後，當然更要立所謂邊功來固寵。七四五年，唐嫁兩個公主給契丹王李懷節和奚王李延寵。在安祿山的殘暴欺壓下，奚、契丹兩國被迫各殺唐公主，起兵反抗。安祿山出擊，又算立了戰功。安祿山好幾次誘兩國酋長來宴會，用毒酒灌醉來人，割酋長的頭獻朝廷，其餘醉人都被坑殺，先後共殺數千人。這種卑劣無恥的陰謀活動，唐玄宗也認為是立了邊功。七五一年，賞安祿山的邊功，又使他兼任河東節度使。安祿山率三鎮兵六萬進攻契丹，被契丹殺得全軍覆沒。唐玄宗不究大敗的責任，依然寵信有加。自七五一年大敗後，安祿山準備進攻西京，從昏君手裡奪天下。 兵數次多的是隴右、河西兩鎮。它的對方吐蕃是一個強國，不過，唐與吐蕃間的戰爭，多半是唐邊將挑動起來的。七一四年（開元二年），吐蕃贊普遣使官來境上請和，請用敵國禮。唐玄宗發怒，不許講和。從此兩國經常作戰，互相侵奪。七三○年，吐蕃因屢次戰敗，請求講和。皇甫惟明勸唐玄宗許和。唐玄宗說，贊普給我的信，狂悖無禮（指七一四年請用敵國禮），我不能原諒。皇甫惟明說，開元初年，贊普還很年輕，那會寫這封信！我想，大概是邊將故意假造，用來激怒朝廷。因為邊境有事，將吏得以偷盜官物，虛報戰功，騙取勳爵。這是奸臣的利益，對國家有什麼好處。戰事不停，費用浩大，河西、隴右兩道都不得安寧。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問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贊普當面結和約，使他稱臣息兵，不是對待鄰國的善策麼！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講和，贊普大喜，遣大臣入朝，兩國恢復甥舅的和好關係。 皇甫惟明所說唐邊將的好戰行為，是切合實際情形的，諸如對奚、契丹，對吐蕃以及對其他鄰國（例如南詔），都可以證明。本來，邊將憑藉國家的威力，侵侮鄰國來求富貴，是常有的事，關鍵在於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戰心，節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實際上，是鼓勵邊將生事邀功，唐與鄰國當然不會相安無事。下列事例，說明唐玄宗發動戰爭，不願意邊境上有和平。 唐與吐蕃講和以後，邊境寧靜。河西節度使崔希逸使人對吐蕃守將說，如今兩國通好，親如一家，雙方何必置兵守備，妨害耕牧，請都撤去守備兵。吐蕃守將經崔希逸力請，允許撤兵。自此漢人耕種，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樂業。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孫誨到京城奏事。孫誨想立邊功，奏稱襲擊吐蕃，定能大獲。唐玄宗使宦官趙惠琮同孫誨去河西審察情形。趙惠琮矯詔令崔希逸出擊，崔希逸不得已進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內調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趙惠琮、孫誨都算有功受了重賞。唐玄宗貪小利，寧願對鄰國失大信，吐蕃因此斷絕和好，進行戰爭。 朔方節度使兼河東節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備的將帥，幼年時和唐玄宗論兵法，唐玄宗說他將來必成良將。他做兩鎮節度使，專以持重安邊為宗旨，經常告誡部屬說，當太平時候的將帥，只要愛護士卒、勤加訓練就可以，不要耗費中國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將攻擊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勁兵，選拔將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騎施哥舒部人）二將尤被重視。王忠嗣數次擊敗吐蕃軍，但仍守持重安邊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祿山的陰謀，奏稱安祿山必反。李林甫深惡他議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寵信安祿山，自然也不以為然，不久，允許王忠嗣辭去河東、朔方兩節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寧市西南）。王忠嗣奏稱，石堡形勢險固，非死亡數萬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時機，再行進取。唐玄宗很不滿意他的建議，令王忠嗣分兵數萬，交給將軍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對王忠嗣說，大夫（金紫光祿大夫）為了愛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賞鼓勵士氣，將來朝廷追究責任，怕不好解釋。王忠嗣回答說，現在用數萬人去爭一城，得了並不能控制對方，不得也無害於我國，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責，最重是貶到南方小郡里做個佐雜官，我不能讓數萬人戰死來保全我這個官。李將軍，感謝你的好意，我已下定決心，請不要再談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動，說，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說話。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說王忠嗣阻撓軍計。唐玄宗發怒，李林甫使人誣告王忠嗣謀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審問。三司判王忠嗣死刑。當時哥舒翰已繼任隴右節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貶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萬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戰死數萬人才攻下石堡，俘獲吐蕃守軍四百人。戰爭的結果，不出王忠嗣所預料，唐損失是很重的。唐玄宗為奪取一個無關戰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蟻命，除了極度的驕侈心和發狂似的好戰心驅使他這樣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卻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亂時，唐朝軍事上主要依靠郭子儀、李光弼來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遠，出身的鎮也不同（郭子儀出身朔方鎮，李光弼出身河西鎮），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樣能統率各鎮兵將的大將，王忠嗣的貶黜和死去，對唐朝說來，是一個大損失。 唐玄宗自恃強盛，定要侵侮鄰國來滿足自己的驕侈心。安祿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寵信，王忠嗣持重安邊，因而遭到黜逐，他用這樣謬誤的賞罰製造邊境上的戰爭，足見戰爭所耗損的人命和財物，都是不必要的。 發動邊境戰爭，唐玄宗好戰，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唐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李林甫作宰相，奏請京師及邊境諸軍都行募兵制。這種應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沒有宗族，看輕自己的生命，只求賞賜的獲得。李泌這個說法是有理由的。應募的兵士許多是不事生產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還是歸附唐朝的各少數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數族人組成的邊鎮軍隊，為了得賞當然不避戰爭。王忠嗣任朔方、河東節度使，藏大弓在袋子裡，表示不用。軍中卻日夜思戰，王忠嗣只好多派間諜到敵境探查情況，見有可勝的機會，才出兵攻擊。看來，王忠嗣也不能違反軍中的好戰心理，嚴格守邊不出擊。唐玄宗本身好戰，從邊鎮聽到的又是些好戰的話，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著戰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這裡，唐玄宗為什麼把國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財物放到邊鎮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釋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騎十二萬人，作為皇帝的宿衛兵。彍騎居京師，沒有出戰的危險，天寶年間，應募的都是些小販和無賴，根本不受軍事訓練。當時承平多年，很多議政的人以為內地可以取消兵備。朝廷禁止民間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認為是恥辱，不許作為本家人。這都是太平觀念的反映。京師有兵等於無兵，內地民間連武器也沒有，猛將精兵卻聚集在邊鎮上，內外失去平衡，危險的局面是顯而易見的。 戰禍只待邊鎮上的野心家來發動，唐玄宗積極培養野心家，安祿山為首的一夥叛亂者被培養出來了。王忠嗣兼四鎮節度使，功名漸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稱安祿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預料，反允許王忠嗣辭去河東、朔方兩節度使。原來李林甫要杜絕邊帥入相的道路，早就主張用少數族人為邊帥，因為他們不識漢文字，無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種理由對唐玄宗說，文臣為將，總是缺少勇氣，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於上陣作戰，出身寒微，不象酋長貴族那樣有部落和徒黨。他們孤立無黨，如果朝廷給予恩惠，一定感恩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邊功，又怕邊帥立功名，結成朋黨，李林甫的計議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祿山等就這樣被重用起來。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職後，自東北至西北的邊境六個重鎮中，安祿山得范陽、平盧、河東三鎮，兵力最強，哥舒翰得河西、隴右兩鎮。兩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勢力，爭奪權利互不相下，邊鎮事實上已經分裂成兩個敵對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風病，留在京師，安祿山成為唯一掌握重兵的邊帥。就在這一年的冬季，蓄謀將近十年的安祿山，公開叛變，從此，唐朝的中央統一勢力和地方割據勢力發生長時期的鬥爭。 二第一次鬥爭（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祿山得到唐玄宗無比的寵信，因而在謀反活動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養同羅（鐵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餘，稱為曳落河（壯士），又蓄勇健家奴百餘人，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嚴莊兩個齷齪士人作謀主，孫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慶（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這算是他的文武輔佐。他私制大量緋袍、紫袍和魚袋（官員服飾），準備賞授官勛，藉以收買徒眾，這算是他的政治計謀。安祿山謀反多年，只有這一些憑藉，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並用蕃將三十二人代替漢將，足見他也知道大多數漢族兵士和將官不能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認為反叛的時機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討楊國忠為名，在范陽發動范陽、平盧兩鎮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十五萬人，號稱二十萬，向南進軍。安祿山兼任河北道採訪使，河北是他的管轄地，沿路郡縣官或開門出迎，或棄城逃避，或被捉殺死，情況非常混亂。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祿山反叛的報告，還以為是假報，不信安祿山真會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祿山確實造反，才倉卒布置防禦。他用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到東京（洛陽）募兵，十天內得六萬人。斷河陽橋（在河南孟津縣北），防叛軍從河陽（河南孟縣）渡河。又調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為戶部尚書（《舊唐書·玄宗紀》作工部尚書），任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新設河南節度使，領陳留（治浚儀，河南開封市）等十三郡，防守黃河南岸。當叛軍來路的諸郡都設防禦使。招募兵士十一萬，都是京師街市上小販一類的人。任皇子李琬為征討元帥，高仙芝（高麗人）為副。高仙芝率兵五萬，出關到陝郡屯守，宦官邊令誠為監軍。 河南節度使張介然到陳留才幾天，安祿山率叛軍渡河到了城下，陳留太守開門投降，張介然和將士數千人被殺。叛軍攻滎陽（河南鄭州市），守城士卒聽到鼓角聲，不覺紛紛掉下城去。叛軍取滎陽，聲勢更大，前鋒向東京進攻。封常清率軍抵抗，戰敗退出東都，叛軍占領東都。封常清率餘部到陝郡，與高仙芝計議，退守潼關。叛軍到潼關不得入，退屯陝郡。安祿山謀稱帝（七五六年，自稱大燕皇帝），留在東京不急於西進，因此朝廷得以多少作些準備，援兵也調集了一些。 腐朽入骨的唐朝廷，明明崩潰在眼前，君臣上下還說些「安祿山狂悖，不日授首」的大話來互相欺騙，要求封常清、高仙芝一出兵就消滅叛軍。封常清、高仙芝用不曾訓練過的新募兵抵抗安祿山，宜守不宜戰，洛陽既因戰敗失去，退守潼關，保衛西京，實是必要的措施。封常清、高仙芝都是有戰爭經驗的舊將，守潼關是可能勝任的。監軍邊令誠向唐玄宗進讒言，說封常清誇張敵情，動搖人心；高仙芝放棄陝地數百里，又刻扣軍餉。唐玄宗大怒，令邊令誠就在軍中殺二將。封常清上遺表說，我死以後，仍望朝廷不輕看這個叛賊，切莫忘記我的話。高仙芝臨死，說我遇敵後退，固然有罪，但說我刻扣軍餉，天在上，地在下，可以證明我的冤枉！兵士們都大呼冤枉，邊令誠還是把二將殺死。 唐玄宗殺了高仙芝、封常清，任命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率兵八萬討安祿山。哥舒翰有中風病，固辭不敢奉命。唐玄宗不許，哥舒翰只好帶病出征。他所統八萬人，多是各地招募來的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隴右兩鎮兵及西北邊境上十三個部落的蕃兵，到潼關，又加上高仙芝的舊兵，共有十多萬人，號稱二十萬。這個雜湊起來的大軍隊，由一個病人統率，實際是無人統率。諸將爭地位，各不相讓，軍心渙散，鬥志消沉，固守潼關已是難事，唐玄宗卻還要這個軍隊出關去攻取洛陽。哥舒翰屯兵在潼關，並不符合朝廷的願望。 當時（七五六年春季）在河北地區有常山（河北正定縣）太守顏杲卿、平原（山東陵縣）太守顏真卿起兵聲討安祿山，顏杲卿一起兵，河北諸郡響應，十七郡歸順朝廷，安祿山只剩下用重兵鎮守的六個郡。安祿山正要進攻潼關，聽說河北有變，被迫停止西進。顏杲卿起兵才八天，叛軍大將史思明等攻破常山城，顏杲卿被執到洛陽，大罵叛賊安祿山，至死罵不絕口。顏杲卿這一罵，振奮久被壓抑的正氣，挫折正在囂張的邪風，出於忠義人口中的罵，是具有巨大威力的。顏真卿募勇士，十天就得萬餘人，附近諸郡殺安祿山所置守將，響應平原，共推顏真卿為盟主。平原兵會合清河、博平（治聊城，山東聊城）兩郡兵大破叛軍，攻克魏郡城（河北大名縣西），軍聲大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漢、蕃步騎兵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克復常山城，擊敗史思明軍，收復常山郡所屬九個縣的七個縣，史思明據兩個縣與李光弼軍相持。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率大軍出井陘，到常山與李光弼會合，有漢、蕃步騎兵十餘萬人。史思明大敗，逃往博陵郡（河北定縣）。河北民眾到處自動結集，大部多至二萬人，小部也有萬人或數千人，各部在當地抵抗叛軍的侵襲，郭、李大軍進入河北，各部爭來投效。唐在河北已取得優勢並且繼續在加強這個優勢。在河南地區，反抗安祿山叛軍的力量也正在迅速發展。睢陽太守許遠守睢陽城（河南商丘縣），張巡守雍丘縣（河南杞縣），是最重要的抵抗者。河南各地準備向西進擊的義兵總數不下十萬人。多年來唐玄宗實行腐朽統治，所用官員當然多是些腐朽人，黃河南北郡縣官紛紛投降叛軍，有些甚至為叛軍出力，這是腐朽統治應有的現象，並不表示安祿山因此獲得了多大的實力。相反，顏杲卿、顏真卿、張巡、許遠所代表的新興力量，雖然開始時還很微弱，如果經過一些時日，取得戰鬥經驗，並且和郭、李等大軍結合起來，完全有可能在黃河南北消滅叛軍全部。 史思明在博陵郡收集散兵數萬人，又被郭子儀、李光弼擊敗。安祿山在洛陽分出步騎兵二萬人，又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合史思明殘部，共有兵五萬餘人。安祿山用這一些兵力保持在河北的退路，正是無力保持退路的證明。七五六年六月，郭子儀、李光弼大破史思明軍，斬首四萬級。史思明墜馬，扶著斷槍逃入營壘，率殘兵奔回博陵。郭、李圍博陵，軍威大振，河北十餘郡都殺叛軍守將，歸順朝廷。洛陽叛軍大動搖，安祿山恐慌，召高尚、嚴莊來罵道，你們教我造反，說是萬全。現在已經好幾個月，還進不得潼關，北路已斷，唐兵各路會合，我只有汴、鄭幾州，萬全在那裡？從今不許你們來見我。自然，安祿山還得和這些人相見，商量放棄洛陽，逃回范陽。正在商量未定的時候，昏君唐玄宗、奸相楊國忠開潼關讓安祿山入西京。 唐玄宗極端驕傲，總以為自己的想法一定是對的。在安祿山反叛以前，他對朝臣擔保安祿山「必無異志」，給予兵權毫不吝惜。安祿山反叛以後，他轉過來對將帥猜忌，只要不合己意，就認為可疑，或殺或逐，毫不猶豫。既然認自己是對的，那末，除了李林甫式的奸相和宮廷奴隸——宦官，此外再沒有值得真正可信任的人了。 哥舒翰扶病守潼關，不是安祿山有後顧之憂，潼關早就不守。唐玄宗和楊國忠懷疑哥舒翰按兵不進，可能別有企圖，募兵萬人屯灞上，暗中防備哥舒翰叛變。唐玄宗派遣使者催促哥舒翰進兵攻陝、洛。哥舒翰奏稱叛軍利在速戰，官軍利在堅守，請等待時機以取成功。郭子儀、李光弼也奏稱準備引兵攻取范陽，搗毀叛軍的巢穴；潼關大軍，必須固守，切不可輕出。唐玄宗、楊國忠對哥舒翰更加猜忌，派宦官一個跟著一個去催促進兵。哥舒翰知道必敗，拍胸痛哭，引兵出關，在靈寶縣西遇敵，一戰潰敗，哥舒翰被部下一個叛變的蕃將捕獲送洛陽，唐軍全部覆沒。叛軍入潼關，唐玄宗、楊國忠率領一些隨從的朝官、宦官和衛兵，逃出西京，倉皇走向成都避難。 安祿山得西京，聲勢大振。一部分叛軍侵入河東，郭子儀、李光弼收兵退入井陘，李光弼守太原，郭子儀前往靈武，河北諸郡全被史思明奪去。河南諸郡大半淪陷，張巡、許遠力守睢陽，阻止叛軍侵掠江、淮，因而江、淮財賦得以經由江、漢二水以至洋川（陝西洋縣），再由洋川陸運到扶風，接濟軍用。郭、李兩軍的保存和睢陽的堅守，對唐朝的興復是有決定意義的。叛軍方面，在進入西京後，諸叛將自以為得志，沉迷酒色，爭奪權位，搜括財物，不再有力量進攻唐軍，只待唐軍來掃除。 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馬嵬驛（在陝西興平縣西），隨行兵士殺楊國忠，又迫唐玄宗殺楊貴妃。兩條禍根拔去了，算是平息眾怒，這個驕侈已極，釀成禍亂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護送，走到成都去安身。太子李亨在馬嵬被民眾留下，主持軍事。李亨到靈武，朔方鎮留守官勸進，李亨即皇帝位（唐肅宗）。唐朝以唐肅宗為首，展開了統一與割據間鬥爭的新局面。 朔方鎮精兵早已調出去，只留老弱守邊。唐肅宗即位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其中並無特出的人才，他的左右卻有寵妾張良娣和宦官李輔國兩個嬖人，足以給他重大的壞影響。他雖然有號召全國的政治地位，但缺乏挽救危局的具體謀略和實力。這時候李泌到達靈武，唐肅宗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環境中產生出來的特殊人物。他經歷唐肅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儘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補救和貢獻，奸佞儘管妒嫉加害，他總用智術避免禍患。他處亂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賓友自居，這樣，進退便比較自如；二是公開講神仙、怪異，以世外之人自居，這樣，不同於流俗的淡泊生活便無可非議。統治階級爭奪的焦點所在，不外名與利二事，李泌自覺地避開禍端來扶助唐朝，可稱為封建時代表現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智慧早成，在開元年間為唐玄宗和張說、張九齡等所器重，稱為奇童。天寶中，唐玄宗命他待詔翰林，供奉東宮，成為太子李亨（肅宗）的師友，因作詩指責楊國忠、安祿山等，被朝廷斥逐。他到達靈武，唐肅宗大喜，大小事都和他商量，言無不聽。郭子儀率精兵五萬也到達靈武。唐肅宗得李泌、郭子儀兩個傑出的文、武輔佐，興復有望，進駐彭原（甘肅慶陽縣南），指揮軍事。 唐肅宗聽從李泌的建議，以長子廣平王李泌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都隸屬元帥府。李泌不肯接受官位（右相），唐肅宗特為創設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的名號，使李泌用這個名號處理軍務。同時又用李輔國為判元帥行軍司馬事，地位僅次於李泌。李泌估計軍事形勢，對唐肅宗說，安祿山反叛，只有蕃將替他出力，漢人不過高尚等幾個人，其餘都是脅從。照我的預料，用兵兩年，就可以消滅叛軍。他給唐肅宗規定用兵計劃，要旨是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使安祿山部下大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西京長安，隨從安祿山守東京洛陽的大將，只剩下一個阿史那承慶。郭子儀入河東後，不要他進取華陰，讓叛軍據守的東西兩京道路常通。朝廷駐兵在扶風，與郭、李兩軍分次出擊，叛軍來救頭，就擊它的尾，來救尾就擊它的頭，讓它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唐軍經常保持以逸待勞的優勢，叛軍來了不和它交鋒，走了就乘機追擊，不攻叛軍的城池，不斷叛軍的走路。明年（七五七年）春季，使建寧王李倓（音談tan唐肅宗次子）率兵順著邊境進攻范陽的北面，使李光弼攻范陽的南面，兩面夾擊，攻取范陽，叛軍想退退不得，想留留不得，朝廷令各軍四面圍攻，叛軍還能逃到那裡去！這個計劃是完全正確的，唐肅宗也認為可行，但是，他那種昏暗貪近利的性格，不可能有實行計劃的決心。 七五七年，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死，叛軍內部愈益不安，史思明據范陽，不聽安慶緒的調度，這些，都是給用兵計劃以更有利的條件。唐肅宗卻只求早日收復兩京，享受做皇帝的尊榮，顧不得久遠的利益。張良娣、李輔國互相勾結，謀逐走李泌，李倓性剛直，斥責二人的罪惡。二人進讒言，說李倓想當元帥，謀害廣平王。唐肅宗怒，殺死李倓。他不問真假，也不和李泌商量，一怒便殺李倓，至少說明他無意於進攻范陽的計劃。他最關心的事是怎樣對付功臣。他問李泌說，郭子儀、李光弼現在都做了宰相，將來克復兩京，平定天下，再沒有官可賞，該怎麼辦？李泌建議把官與爵分開，「官以任能，爵以酬功」，賞功臣用爵不用官。因為用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唐肅宗聽了以為有理，但也不會採用李泌的建議。七五七年春季，唐肅宗進駐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兵都已經調到，江、淮庸調也運到漢中。李泌請按照用兵計劃，派安西、西域兵順著邊境去攻取范陽。唐肅宗說，現在正該進取兩京，那可引兵向東北走數千里，先取范陽，不是迂緩麼？李泌說，現在調來的精兵都是西北守邊兵和諸少數族人，他們不習慣關東夏季氣候，克兩京後，不可久留在內地。叛軍逃歸巢穴，等官軍走了，一定又南來，戰爭勢必拖延下去。不如先用在寒冷地方（范陽），使叛軍無地可歸，全部被消滅。李泌斷言「今以此眾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唐肅宗只求快些進入京城，根本不考慮什麼久安之策，放李泌在一邊，獨自指導戰爭在錯誤的道路上進行。 戰爭在錯誤指導下，實行以勞攻逸，和叛軍打硬仗，攻叛軍堅城，斷叛軍走路，一切違反李泌的用兵計劃。郭子儀在河東，被召回任天下兵馬副元帥，率軍進攻長安。郭子儀軍大敗，退保武功縣。唐軍數次戰敗，唐肅宗不承認自己的指導有錯誤，卻認為唐兵力不強。郭子儀看到回紇兵精猛，勸唐肅宗要求回紇多派援兵。回紇懷仁可汗使兒子葉護等率精騎四千餘人來鳳翔。唐肅宗好象獲得了至寶似的，竭力討回紇喜歡，與回紇定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回紇」。這是多麼卑劣無恥的昏暴行為！七五七年秋，元帥李俶、副元帥郭子儀率朔方等鎮兵及回紇、西域兵共十五萬，自鳳翔出發，至長安城西，大破叛軍，叛將安守忠、田乾真等率敗兵逃出潼關，唐軍進入西京。葉護要照約大掠，李俶拜求葉護到東京再踐約，西京人才算免了災禍。 叛軍方面想扼殺唐朝，也用了最大的力量。它知道江淮庸調是唐朝的命脈，張巡、許遠守睢陽，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音窘jiǒng）守南陽（城陷後退守襄陽），都是為了保護運道，因此叛軍力攻兩城，志在必得。張巡、許遠和魯炅都表現高度的堅毅性，堅守危城，特別是張巡，戰績尤為卓絕。睢陽陷落時，唐軍已攻克西京，叛軍無力再進擾江、淮。睢陽、南陽的堅守，對戰局有重大的貢獻。 唐軍入西京，李泌便力求到衡山隱居，唐肅宗也就允許了。李泌的歸隱是要避免殺身的災難，唐肅宗的允許，是要行施自己的一套想法。唐肅宗挽留李泌時說，我和你同憂患有年，現在正好同娛樂，你怎麼說要走呢！李泌看來，憂患正在興起；唐肅宗卻看作娛樂的時候已經來到。李泌看來，娛樂裡面包含著殺身之禍，必須及早走避到遙遠的衡山去；唐肅宗卻看作娛樂是憂患的報酬，憂患過去了，剩下的只是娛樂。智士與昏君的兩套想法，如此懸殊，當然不可以合作。唐肅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去，政治上軍事上產生一次又一次的錯誤，因而不斷地遭到憂患，最後還是在宮庭內的憂患中死去。 叛軍失西京，軍心動搖。李俶、郭子儀率大軍進攻洛陽。安慶緒放棄洛陽，逃往河北，據鄴郡等七個郡六十餘城，有兵六萬，仍是唐的勁敵。七五八年，唐肅宗命郭子儀等七個節度使率兵二十萬，又命李光弼、王思禮（高麗人，王忠嗣部將，任關內、澤潞節度使）兩個節度使率兵相助，合力進攻安慶緒。九個節度使不相統屬，使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實際就是想用魚朝恩來當統帥。魚朝恩憑什麼來統率這樣龐大的軍隊呢？前途是可以預見的了。 郭子儀等擊敗安慶緒軍，圍攻鄴郡城（河南安陽縣）。史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史思明陷魏州（自七五八年起，郡都改稱為州）。七五九年，魚朝恩聚集步騎兵多至六十萬，專力攻鄴城。史思明看準唐軍缺乏統一指揮，糧食不足，士氣低落，上下解體的弱點，親率大軍直到鄴城下。唐軍六十萬，布陣與史思明軍決戰，恰恰吹來一陣大風，沙塵瀰漫，對面不相見，交戰的兩軍都大驚潰散，唐軍向南，史思明軍向北。唐軍遺棄甲仗輜重無數。郭子儀率朔方軍到洛陽，準備保衛東京，李光弼、王思禮兩節度使各引本部歸鎮，其餘節度使和潰兵紛紛逃回本鎮。史思明收集潰軍，又回到鄴城下，殺安慶緒，兼併安慶緒的土地和全部人馬，自稱大燕皇帝，成為一個強大的反叛力量。 唐軍大潰敗，完全是唐肅宗錯誤想法的惡果。他不設元帥的理由是郭、李都是元勛，難相統屬。事實何嘗如此。所謂難相統屬，不過是一種藉口，真情實別有所在，那就是唐肅宗曾問過李泌，郭、李再立大功，無官可賞，該怎麼辦。攻安慶緒時，郭、李早做了三公（正一品官，郭司徒、李司空），立功後確實是無官可賞，也就是功高震主，朝廷將感到不能容而又不得不容的困難，使宦官作觀軍容使，戰勝的首功當然屬於魚朝恩，唐肅宗以為這是避免困難的方法，結果卻招致六十萬人崩潰的大失敗。 宦官監軍是唐玄宗創立的一個惡例，唐肅宗設觀軍容使，在監軍外新創一個更大的惡例，標誌著宦官勢力又擴大了一步。 鄴城下九節度使潰敗，觀軍容使魚朝恩歸罪郭子儀，唐肅宗召郭子儀歸京城，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又重賞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鐵勒部落中仆骨部人）進爵為郡王，使與李光弼（郭、李都封國公）地位約略相等。他這些處置，根本還是從無官可賞的想法出發，罷免郭子儀，改用資望較次的李光弼，升進僕固懷恩，又為抑退李光弼作了準備。唐肅宗和他的後嗣們，依靠功臣來維持朝廷，卻慣於用小智短計來對待功臣，結果是引起一聯串的變亂。 七五九年，史思明率大隊兵馬取汴州，又取鄭州。李光弼兵少，退出東京，駐軍河陽。史思明得東京，引兵攻河陽。李光弼大破史思明軍，史思明逃回東京，戰爭呈現相持不決的局面。 七六一年，陝州觀軍容使魚朝恩認為攻洛陽的時機已到，唐肅宗就令李光弼等進取洛陽。李光弼奏稱，敵兵尚強，不可輕進。僕固懷恩要李光弼戰敗，自己可以上升，附和魚朝恩，說洛陽可取。唐肅宗派宦官接連催促李光弼出兵，李光弼不得已，使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自己同僕固懷恩將兵會合魚朝恩等共攻洛陽。僕固懷恩反抗李光弼的命令，在邙山下平原布陣，被史思明軍衝擊，唐軍大敗，諸將走散，李抱玉也棄河陽退走。史思明得河陽、懷州（治河內，河南沁陽縣）等重要地點，準備進攻陝州。李光弼因戰敗失去兵權，改任河中（治蒲州，山西永濟縣）節度使。魚朝恩、僕固懷恩依然得到寵任。 史思明乘勝要取陝州，進取西京，朝廷大懼。正在這個時候，史思明被兒子史朝義殺死。史朝義自稱皇帝。 七六二年，張皇后（即張良娣）準備殺死李輔國和另一宦官程元振，李輔國、程元振殺張皇后等，擁立太子李豫（即李俶，唐代宗），唐肅宗驚死。 七六二年，唐代宗即位。他是唐肅宗的肖子，就是說，同樣是個昏君。他要攻取洛陽，消滅史朝義，任命長子李适（音括kuò）為天下兵馬元帥，僕固懷恩為副元帥。又派宦官向回紇請兵。回紇登里可汗，親自率兵來內地，目的在掠奪財物。登里可汗輕視唐朝，強迫李适行拜舞禮，隨從唐臣力爭，回紇鞭打這些力爭者各一百，說李适年幼無知，免其行禮。唐代宗不信任郭子儀、李光弼等良將，卻信任強橫不法、依附宦官的僕固懷恩；不信任本國的兵力，卻請求回紇出兵來壯膽，這種謬誤可恥的措施，正是「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回紇的侮辱是自己招致的。後來李适即位（唐德宗），一味痛恨回紇對自己無禮，唐朝又因此招致大損失。 唐大軍自陝州向洛陽進攻，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河南副元帥李光弼分路來會攻。大軍與史朝義軍在洛陽北郊大戰，鎮西節度使馬璘奮勇陷陣，大軍繼進，大破史朝義軍。史朝義逃往河北。回紇入洛陽，縱兵大殺掠，朔方（僕固懷恩所統）、神策（魚朝恩所統）兩軍藉口洛陽、鄭、汴、汝等州是賊境，也沿路虜掠。僕固懷恩率朔方等軍到河北追擊史朝義。七六三年，史朝義敗死。安、史所代表的割據勢力，到此時形式上算是失敗，但在實際上卻表現為另一種形式而得到鞏固。 七六二年，唐諸軍進擊史朝義在河北的餘部。史朝義部下諸節度使投降唐軍。朝廷下令說「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這樣，凡是叛軍節度使都一變而為唐朝的節度使。張忠志（奚人）原是安祿山部下著名勇將，唐朝廷特別尊重他，給他成德軍節度使名義，統原有恆、趙、深（治陸澤，河北深縣）、定、易五州，賜姓名為李寶臣。藩鎮成德鎮（節度使駐恆州，河北正定縣）從此成立。七六三年，朝廷任命田承嗣為魏、博、德、滄（河北滄縣）、瀛五州都防禦使（當年升為節度使），藩鎮魏博鎮（節度使駐魏州）從此成立。又任命李懷仙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占有幽、涿、營、平（治盧龍，河北盧龍縣）、薊（治薊，河北薊縣）、媯（治懷戎，河北懷來縣）、檀（治密雲，北京市密雲縣）、莫（治莫，河北任丘縣）八州，藩鎮幽州鎮（節度使駐幽州）從此成立。僕固懷恩懷異心，要諸叛將據有河北，作為黨援，使自己常得朝廷的尊重，不過這還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唐朝廷本身腐朽無能，只求苟安一時，諸叛將既然名義上承認了朝廷，瓜分河北就不認為最重要的損害。 朝廷對強橫不法的武夫，按照強橫的程度，給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強橫，得到的待遇也愈優厚。對順從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績和威望的程度，給予輕重不等的猜忌。郭子儀功績最大，威望最高，對朝命最順從，遭受的猜忌也最大。功臣們因此對朝廷有所顧慮，不肯輕易脫離兵權和防地。朝廷的賞罰如此悖謬，宜乎圖謀割據的野心家愈來愈多，那些不為風氣所轉移，忠實地阻遏割據勢力的少數功臣，對朝廷說來，也就愈益顯得難能而可貴。 安、史反叛，朝廷調西北兵參加征伐，邊鎮只留一些老弱兵，吐蕃乘機奪取唐地，河西隴右為吐蕃所占有，七六三年，吐蕃率領吐谷渾、党項、氐、羌共二十餘萬人入大震關（在甘肅隴西縣），深入到奉天（陝西乾縣）、武功，京師大驚駭。唐代宗任李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到咸陽抵禦，郭子儀在家閒住，早已遣散親兵，以免疑謗。這時候召募得二十騎，便趕赴咸陽。唐代宗見吐蕃兵已逼近，倉猝不知所為，逃出長安，奔向陝州。第三天，吐蕃入長安城，大燒大掠，長安變成一座空城。吐蕃虜獲城中士女百工，準備歸國。郭子儀用少數兵卒，虛張聲勢，吐蕃驚駭，全軍逃出長安，退到原（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會（甘肅靖遠縣）、成（甘肅成縣）、渭（甘肅平涼縣）一帶，待機進取。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陸續成為吐蕃屬地，唐朝廷所在的西京，從此處於吐蕃的威脅下。 當吐蕃入大震關時，朝廷便下詔徵調援兵，諸功臣痛恨宦官程元振的擅權橫行，沒有人奉詔，連李光弼也不發兵來援。太常博士柳伉料到唐代宗和宦官剛回來，氣焰不免受挫，可以說些話。他上書指出吐蕃不戰直入京師，武士紛紛逃避，這是將帥叛朝廷了。功臣被疏遠，嬖倖受重任，直到大禍造成，群臣還沒有一個人敢直諫，這是公卿叛朝廷了。此次車駕剛出都城，城裡居人便入府庫取財物，殺守者，這是三輔（畿內州縣）叛朝廷了。自十月朔（夏曆）發詔召援兵，四十天不見有一兵入關，這是四方叛朝廷了。柳伉指出這四條來提醒昏君，隨後要求斬程元振，斥退諸宦官，神策軍（魚朝恩率領）交付大臣統率，做了這些以後，皇帝還得下詔罪己，問天下能不能允許自己自新改過，如果不得允許，皇帝該退位讓賢。柳伉敢說這些話，因為他代表群臣的公意。唐代宗被迫取消程元振的官爵，用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統禁兵，又加重奸相元載的權勢，讓他壓制敢言的朝臣，昏君依靠魚朝恩和元載，以為又可以安坐享樂了，事實卻完全相反。 僕固懷恩率朔方軍在河東，自以為有大功，不滿意朝廷給予的待遇；朝廷也照例對功臣猜忌，總想收回兵權才稱心。僕固懷恩不敢入朝，朝廷堅持要他入朝，雙方關係逐漸惡化。七六四年，唐代宗使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將士一聽到郭子儀來了，都離開僕固懷恩，歡迎郭子儀。僕固懷恩率兵三百人逃到靈武，收合散兵，招引回紇、吐蕃兵十萬人，繞過邠州（治興平，陝西邠縣），進逼奉天。郭子儀率軍抵禦，敵軍不戰退走。七六五年，僕固懷恩又引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等數十萬人入侵，路上僕固懷恩病死，郭子儀與回紇講和，合力擊退吐蕃。唐朝依靠郭子儀的威望，得朔方軍和眾節度使的效忠，僕固懷恩才無所作為，可是，元載對唐代宗說，安祿山、史思明被兒子殺死，僕固懷恩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都是國家福業深厚，佛菩薩保佑的緣故，人力是做不到的。這個昏君愈益信佛，大造佛寺，此後吐蕃、回紇經常入侵，便令眾僧講《仁王護國經》，敵退，認為講經有效，厚賞眾僧，把郭子儀等眾節度使和將士的功績，輕輕放到不重要的地位上去。 七六八年，唐代宗召李泌來京師，要李泌吃酒肉、娶妻、做官（宰相），為世俗人。李泌保持賓客身分，固辭宰相，卻被迫娶了妻。唐代宗要他為世俗人，是完全不了解李泌的用心，也就是不會聽從李泌的建議。七七○年，元載助唐代宗殺魚朝恩，元載也開始被唐代宗厭惡。元載要驅逐李泌出京，唐代宗告訴李泌說，等我決意除元載，再找你回來。李泌就這樣到江西去做判官。七七七年，唐代宗殺元載，籍沒家產，單是胡椒就有八百石，其他珍寶財物之多可以類推。七七八年，李泌又被召來京師。唐代宗說，好容易八年才殺這個賊，幾乎不能和你見面。李泌說，臣下有罪，早就該處置，何必容忍太過。唐代宗說，做事應該十全，不可輕發。從這些談話里，顯示唐代宗昏愚無知、自以為是的病根，是不可救藥的。不多幾天，唐代宗聽宰相常袞的話，又使李泌出京去做州刺史。 唐肅宗、唐代宗都是昏君，唐肅宗拒絕採用李泌的用兵計劃，急於回到西京做享樂皇帝，又猜忌功臣，不讓郭子儀、李光弼等良將在軍事上施展才能。史思明死後，唐軍不出陝州東境，向洛陽進取，聽任安史殘部攻掠河南，穩占河北。唐中期的割據局面，在唐肅宗時形成了。唐代宗時割據局面已經固定，京西又出現緊張局面。唐用主要兵力到京西防秋（防吐蕃秋季入侵），對藩鎮不得不從姑息轉為忍辱退讓，對其他野心節度使的控制力也大為削弱，到處出現半獨立的割據者。關東緊張的形勢移到京西來，是一個重大事件，但當時的主要矛盾仍是朝廷與割據勢力間的矛盾，鄰國侵侮並不曾改變這一基本情況。 三第二次鬥爭（七七九年——八○五年） 七七九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即位。唐德宗是不同於唐肅宗、唐代宗的昏君。肅、代猜忌功臣，唐德宗的猜忌心表現得尤其突出。肅、代都對強橫者姑息，唐肅宗被史家描寫為「溫仁」，唐代宗也被稱為「寬仁」，實際都是庸懦人物，唐德宗急躁，是一個輕舉妄動、剛愎自用的人物。肅、代都優待回紇，防備吐蕃，唐德宗因曾受侮辱，仇視回紇，對勁敵吐蕃反而放鬆警戒。他是這樣的一個昏君，唐朝在他統治下，從肅、代的苟安局面轉入危急的局面。 唐德宗初即位，尊郭子儀為尚父，免去一切軍職，用他的部將李懷光（靺鞨人）、常謙光、渾瑊（音尖jian）三人分掌兵權。李懷光在七七九年初，乘郭子儀入朝，謀奪郭子儀的地位，偽造詔書，想殺死功名比自己高的大將溫儒雅等，陰謀被判官杜黃裳發覺，李懷光流汗服罪。唐德宗要取消郭子儀的兵權，竟把最重要的軍職分給這個謀篡者，使他代郭子儀鎮邠州。這和唐肅宗用僕固懷恩代李光弼的作法完全一樣，昏君是永遠不會從失敗中取得教訓的。七八○年，唐德宗罷免涇原（治涇州，甘肅涇川縣）節度使段秀實，使邠寧（治邠州，陝西邠縣）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涇原諸將因李懷光殺溫儒雅等宿將五人，治軍暴虐，拒絕李懷光到任，唐德宗改任朱泚為涇原節度使。這些措施，後來都轉過來危害唐德宗自己。 七七九年，唐德宗任用元載餘黨楊炎為宰相。七八○年，依楊炎的建議，行兩稅法，歲收比行租庸調法有改進。楊炎因之愈得信任，獨任大權，專以報仇害人為能事。劉晏是唐朝最有名的理財家，自七六○年（唐肅宗上元元年）起，便以籌集財賦，供應軍國，為朝廷所倚重。唐代宗殺元載，劉晏曾參與密議。楊炎要為元載報仇，七八○年，進讒言使唐德宗殺劉晏。劉晏無罪被殺，大家都為他呼冤。七八一年，割據淄青鎮（治青州，山東益都）的李正己（高麗人）和諸鎮謀反，接連上表請問殺劉晏的罪名，使朝廷無話可對，陷於窘境。唐德宗用盧杞為宰相，準備殺楊炎（本年殺楊炎），盧杞非常陰狡，是李林甫、元載以後，又一個著名的奸相。他掌握著唐德宗猜忌刻薄的性格，順著這個性格去傷害群臣，害人的伎倆，超過楊炎無數倍。唐德宗的急躁，加上盧杞的奸邪，造成一陣大混亂，唐朝遭到比安祿山入西京還要嚴重的危險。 七八一年，成德鎮李寶臣死。李寶臣和李正己、田承嗣等議定，要在本鎮確立傳子制。七七九年，田承嗣死，田悅繼位，李寶臣要求朝廷加以任命，承認田悅的繼承權。唐代宗當然允許。現在李寶臣的兒子李惟岳繼位，請朝廷承認一下，也算是有例可援。唐德宗想革舊弊，堅決不允許，田悅替李惟岳代請，也不得允許。田悅、李正己、李惟岳結合起來，為爭取傳子制，出兵和朝廷作戰。唐德宗調京西防秋兵一萬二千人守關東，又任命李懷光兼朔方節度使，大發各路兵討伐叛軍。這是一次帶有決定性的大戰爭，如果戰爭勝利了，割據勢力將大為削弱，可是，唐德宗並無用兵計劃，也不設統兵元帥，諸將由朝廷親自指揮。他以為用大軍擊三個叛鎮，可以制勝，根本不想到這是統一與割據的鬥爭，關係不限於三個叛鎮。果然，戰爭出於意料地愈來愈擴大，唐軍方面雖有不少良將，但在腐朽朝廷的指導下，局部勝利絲毫不能補救整個局面的大破敗。 七八一年，魏博田悅攻唐邢州（河北邢台縣）和臨洺縣（河北永年縣西），戰爭開始了。唐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將李晟（音成chéng王忠嗣舊部）大破田悅軍。田悅解圍退屯洹水縣（河北大名縣西南），淄青軍在東，成德軍在西，互相呼應。唐將唐朝臣大破魏博、淄青軍於徐州，江、淮漕運又通。七八二年，馬燧、李抱真、李晟又大破田悅軍，田悅收殘兵千餘人逃回魏州，守城自保。淄青李納（李正己死，子李納繼位）戰敗，逃回濮州（山東鄄城縣），唐軍圍濮州。唐德宗令盧龍節度使朱滔攻成德李惟岳軍，李惟岳大敗，逃回恆州。李惟岳部將王武俊（契丹人）殺李惟岳，投降朝廷。 唐朝的腐朽政治，自安、史亂後，不曾有改善，朝廷應有的威信，它是缺乏的。它拿不出比藩鎮較好的政治來振新耳目，一時的戰勝，並不能挫折割據者的野心，改變分裂已久的形勢。這一戰爭還沒有結束，立即發生又一次戰爭。 唐德宗任命成德降將張孝忠為易、定、滄三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恆、冀二州都團練使，別一降將康日知為深、趙二州都團練使。分給朱滔德、棣（治厭次，山東惠民縣東南）二州。朝廷這個措施，意在分散舊成德鎮的力量。王武俊自以為功大，地位反比張孝忠低，不肯接受朝命。朱滔要得深州，屯兵據守，拒絕交給康日知。王武俊反叛，接著朱滔也叛，田悅、李納、王武俊、朱滔結合，聲勢又振。朱滔遣人密約朱泚同反，被馬燧搜獲。朱泚鎮守鳳翔，唐德宗召回長安，派宦官監視。馬燧等圍魏州，朱滔、王武俊救魏州。唐德宗令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前往助戰。李懷光擊破朱滔軍，王武俊又擊破李懷光軍，唐軍失勢，馬燧等退保魏縣（在魏州城西），抵禦朱滔等。唐軍與叛軍相持，朱滔等看出唐軍不能奪回優勢，相約稱帝稱王，表示與朝廷斷絕任何關係，不再算是唐朝的叛臣。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朱滔為盟主。朱滔等向淮西節度使（駐蔡州，河南汝南縣）李希烈勸進，李希烈接受推戴，先自稱天下都元帥。李希烈兵強，派兵四出掠奪，圍鄭州，小隊人馬直到洛陽附近，東都大震駭。戰事從河北蔓延到河南，河南成為重要的戰場。 宣武軍（節度使駐汴州）是對抗李希烈叛軍的主要唐軍。七八三年，李希烈圍襄城（河南襄城縣）。宣武節度使李勉使部將率兵一萬人救襄城，唐德宗也派兵三千人去助戰。李勉奏稱，李希烈精兵都在襄城，許州（河南許昌市，李希烈當時駐許州）空虛，使兩部救兵襲許州，襄城圍自解。唐德宗以為違反詔書，派宦官去斥責李勉。兩部救兵離許州數十里，奉召狼狽退回。許州守兵追擊，唐軍大敗，死傷過半。李勉分兵四千助守東都，被李希烈截斷後路，不得退回。這都是唐德宗親自指揮的結果，宣武軍從此不振，襄城愈益危急。 唐德宗在討伐三叛鎮時，意氣甚盛，一心要進攻。現在李希烈反叛，又轉過來一心要退守。不讓宣武軍攻許州，因為襄城距離洛陽比許昌近些。李希烈小隊人馬竄擾洛陽附近，便調宣武軍四千人去助守。顯然，他只求固守東都，保障西京的安全，別的都顧不得了。但是，事情又恰恰出於他的意料之外。他抽調關內諸鎮兵救襄城，涇原兵五千被調路過京師，因不給犒賞，兵士譁變。變兵聲稱瓊林、大盈兩庫（皇帝私庫）積金帛無數，應該拿來大家分。變兵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數家屬倉皇出走，隨從只有宦官竇文場、霍仙鳴所率宦官約一百人。路上遇到郭曙（郭子儀子）、令狐建二人，率所部約五百人隨行。唐德宗在這些人擁護下，逃到奉天縣。過了三兩天，左金吾衛大將軍渾瑊率家屬到奉天。唐朝一部分官員也陸續來歸。渾瑊是郭子儀部下大將，一向有威望，七七九年，唐德宗分郭子儀所管軍州為三個節度使，渾瑊是三節度使之一。當年，內調為左金吾衛大將軍。渾瑊失兵權，自然是由於唐德宗的猜忌。他是朝中唯一名將，李希烈反叛，曾派間諜來陷害他，唐德宗在這一點上還算明白，沒有中計，渾瑊得保存生命。現在他來到奉天，人心才安定了一些。附近諸鎮援兵入城，有渾瑊統率，唐德宗才倖免被俘。在這一緊急期間，渾瑊成了挽救危局的決定性人物。 朱泚曾任涇原節度使，涇原變兵擁朱泚為主。諸鎮救襄城兵，有些還沒有出潼關，也叛變回西京，投順朱泚。朱泚有了兵力，便自稱大秦皇帝，唐百官大都做了秦官，儼然立起一個朝廷來。朱泚立朱滔為皇太弟，與河北諸叛鎮遙相呼應。唐德宗派人到魏縣行營（攻田悅的唐軍）告急，李懷光率朔方軍回救奉天，李晟也沿路收兵來救，馬燧等各歸守本鎮，李抱真仍留河北。這一行動是唐朝的轉機，渾瑊堅守危城，使這個轉機能夠實現。渾瑊、朱泚都知守城與攻城的意義，雙方態度都非常堅決。朱泚親自督戰，用全力圍攻一個月，不能得城。城中食糧都用完，唐德宗自己也只吃些蔓菁和粗米，兵士更是困餓不堪。李懷光率兵五萬到長安附近，李晟率兵萬餘人也到，其餘各路援兵分別到達。朱泚集中兵力作最後一攻，守城兵力戰，朱泚大敗。李懷光擊敗朱泚別軍，朱泚率兵退守長安。奉天圍解了，群臣朝賀。軍官賈隱林對唐德宗說，陛下性太急，不能容人，如果這個性格不改，雖然朱泚敗亡，憂患還是會來的。唐德宗剛剛脫險，不便發怒，只好連聲說對，事實上昏君決不能因憂患而悔禍改過。他對陸贄（音至zhì）說，我對人推誠不疑，卻常常被奸人賣弄。我遭受許多患害，我看，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對人推誠的緣故。他是這樣一個決不悔改的昏君！ 果然，立刻又發生禍亂。李懷光性粗暴，從魏縣來，一路上說盧杞等人奸邪，應該誅殺。唐德宗按照盧杞的計謀，令李懷光乘勝攻長安，不必入朝相見。李懷光自以為有大功，竟不得見皇帝一面，對人說，我已經被奸臣排斥，沒有前途了。李懷光接連上表揭發盧杞等人的罪惡。朝臣們也議論紛紜，斥責盧杞等。七八四年，唐德宗被迫，貶盧杞等為南方遠州司馬。李懷光逼走盧杞等，心不自安，屯兵咸陽，與朱泚通謀，宣稱，我已與朱泚連和，朝廷快快避開。唐德宗倉皇離奉天，避往漢中。李懷光反叛，唐朝形勢又進一步惡化，許多朝官認為朝廷愈走愈遠，不可能再回來。那些閉門不出觀望勝敗的唐官，紛紛投降朱泚，甚至河東節度使馬燧也覺得絕望，撤回援兵，準備保衛河東本境。這時候，李晟成為挽救危局的決定性人物。 李晟率孤軍駐東渭橋（在長安東北五十里），夾在朱泚、李懷光兩強敵的中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開始時處境極為危險。他用忠義激勵全軍，在困境中保持銳氣。他的決心增強他的威信，駐邠寧、奉天、昭應（陝西臨潼縣）、藍田的唐軍，都接受他的指揮，軍聲大振，唐德宗本想逃往成都，因此停留在漢中。李懷光被迫逃往河中，部屬或投降李晟，或路上逃散，勢力大為削弱。李懷光逼走盧杞，將要叛變時，唐德宗派人去吐蕃求救兵。允許割安西、北庭地給吐蕃。河西隴右失陷後，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鎮留後郭昕率軍民堅守，七八一年，使者間道入朝，朝廷才知道二鎮還存在。二鎮對抗吐蕃十餘年，唐德宗竟私許割讓，悖謬真是到了不能設想的程度！他和肅、代一樣，不相信將帥有克敵的力量，實際是怕將帥力量太大，立大功不好對付，寧願引進吐蕃兵來分功，什麼損害是在所不計的。他使渾瑊率諸軍自漢中出擊，吐蕃兵二萬來會。渾瑊擊敗朱泚兵，進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吐蕃大掠武功縣，又受朱泚厚賂，全軍退去。唐德宗想用吐蕃兵同取長安，聽說退去，非常憂愁，詢問陸贄。陸贄勸他信任將帥，用吐蕃有害無益，現在退去，正是好事。唐德宗的猜忌心不得不流露出來，要陸贄替他擬出指揮渾瑊、李晟等軍的規劃。陸贄勸他不要「決策於九重之中（宮中），定計於千里之外」。顯然朝廷引外兵來，是要將帥不得居全功，朝廷親自指揮，也是想自居首功，歸根都是猜忌心的表現。陸贄拒絕做規劃，他只好讓李晟等自動用兵，正如陸贄所說，「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唐德宗不得自用，李晟等才得被用了。李晟率兵攻入長安城，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朱泚逃走，路上被部下殺死。七八五年，馬燧、渾瑊等圍攻河中，李懷光自殺。從七八一年三叛鎮作亂開始，朝廷處理軍事，一個錯誤接著又是一個錯誤，把戰禍引到河南，又引到長安城內，不是渾瑊、李晟等人盡力反抗叛軍，唐朝幾乎有覆沒的危險。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長安，七八五年，取河中，戰禍算是大體上告一結束。 七八三年，魏縣行營解散，李抱真退屯臨洺縣，留在河北觀望形勢。李抱真利用王武俊與朱滔間的矛盾，說王武俊歸唐。唐德宗困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允許赦他們的罪，並給大官爵。本來三人只要割據得到承認，名義上歸唐並無不可，三人都秘密答應了。七八四年，陸贄替唐德宗起草一道罪己大赦詔，文字確實誠摯動人，據說，詔書頒發下去，四方人心大悅。七八五年，李抱真入朝，對唐德宗說，「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一個皇帝肯自認錯誤，願意悔過，話又說得那樣懇切，士卒感泣是很可能的。不過，陸贄的文章，首先沒有感動唐德宗本人。赦書開頭幾句是「致理（治）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民），不吝改過」。唐德宗過去是後來還是最不推誠、最吝改過的昏君，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其次也沒有感動田悅等三人，他們依然為割據而進行爭奪，赦書只是給他們一個取消叛臣名義的藉口。三人見赦詔，都自去王號，上表謝罪。唐德宗任命王武俊為恆冀深趙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田悅早已任節度使，特加檢校左僕射官號。剩下幽州的朱滔和淮西的李希烈，朱滔於七八五年病死，將士立劉怦為主，朝廷任命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李希烈於七八六年為部將陳仙奇所殺。陳仙奇來降，朝廷任為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說是為李希烈報仇，殺陳仙奇，自為留後，朝廷即任為淮西留後。由傳子制引起的一場大混亂，就這樣可恥地結束了。 陸贄是唐朝卓越的政論家。唐德宗作太子時，已經聽到陸贄的聲名。七八三年，戰禍蔓延到河南，需要大手筆替他起草文告，才召用陸贄為翰林學士。陸贄正直，唐德宗有問，總是剴切指陳，有過，總是竭誠諫諍。唐德宗逃到奉天，事事和陸贄商量，不可一日離左右，但重要議論卻很少採納。唐德宗逃到漢中，使人去召杭州刺史李泌。陸贄的嚴肅態度，與唐德宗剛愎的性格是不能相容的，陸贄儘管能發救時的宏論，遇到昏君，不免大部分化成空談。李泌經歷玄、肅、代、德四朝，昏君的心理已經摸得夠清楚了，因此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誘導唐德宗做一些好的事情，使得有些禍亂受到阻止，內憂外患多少有減輕的趨勢。 為了仇視回紇，要與吐蕃和好，這是唐德宗一貫的主張。七八四年，唐德宗回長安，吐蕃來求安西、北庭兩鎮。唐德宗想召還郭昕和李元忠，割兩鎮給吐蕃。李泌說，兩鎮將士盡忠竭力，為國家固守近二十年，如果割棄，他們將來從吐蕃入侵，怨恨朝廷如報私仇，一定很兇悍。朝臣贊助李泌的意見，兩鎮得保存下來。唐德宗剛進長安城，便猜忌功臣，七八五年李懷光死，猜忌心更不可抑制。吐蕃入寇，被李晟擊敗。吐蕃人說，唐良將不過李晟、馬燧、渾瑊三人，用計去掉他們，可以取唐國。七八六年，吐蕃派兵二萬到鳳翔城下，聲稱李晟叫我們來，為什麼不出來犒賞。第二天退去。這是何等拙劣的離間法，唐德宗卻信以為真，張延賞乘機毀謗李晟。李晟晝夜哭泣，請求出家為僧，唐德宗不許。七八七年，吐蕃又使人向馬燧求和，馬燧對李晟有嫌怨，附和張延賞（宰相），力主講和。唐德宗以和吐蕃為藉口，削去李晟的兵權。又令渾瑊為會盟使，臨行時，唐德宗要他「推誠」對待吐蕃，切不可有猜忌心。顯然，向吐蕃求和好，目的是在奪諸功臣的兵權，對外敵推誠不猜忌，正由於對功臣猜忌不推誠，他這樣謬誤地對待功臣，宜乎受吐蕃的侮弄。渾瑊到平涼結盟，吐蕃伏兵突起，殺唐官和唐兵，渾瑊奪馬逃回。吐蕃原想捉獲渾瑊，使馬燧因創和議得罪，然後進兵攻取長安。現在渾瑊逃走，馬燧雖已被唐德宗憎惡，失去副元帥、河東節度使等職位，卻還沒有治罪，進攻的計劃因而停止。 和吐蕃幾乎招來戰爭，更危險的是李晟失兵權，遭猜忌，武臣們如李抱真等都憤怒解體，不肯再為朝廷出力。宰相張延賞辭職，表明和吐蕃的責任，但君臣相疑，內外解體的分裂狀況仍無法消除。這又是唐朝一個緊急關頭，唐德宗大概感到危險，任用李泌為宰相，李泌大概也感到非任職不可，居然允許做宰相。這時候，確實只有李泌一人可以挽救危局，因為只有他能夠說透利害，打動唐德宗的內心，使他多少聽從一些。 李泌受任後，與李晟、馬燧等進見唐德宗。唐德宗對李泌說，從前你在靈武時，就該做這個官，你一定不肯做。現在我用你為相，要同你定個約：你切不可報仇，你有恩要報，我替你代報。這幾句話完全流露出唐德宗的猜忌心，他怕李泌報恩報仇，濫行職權，損害皇帝獨掌的賞罰權。他用李泌，但並不了解李泌的為人。李泌說，我一向奉道教，不與人結仇，也沒有什麼私恩要報。今天，我倒要和你定個約。唐德宗說，可以。李泌說，願你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你萬一害他們，內自宿衛，外至方鎮，那個不憤怒，恐怕中外叛變，大亂立刻到來。你能誠心對待他們，他們自然也就安心，國家有事，他們出去征伐，無事在朝內任職，不是很好麼？你不要忌二臣功大，二臣也不要因位高自疑，天下就無事了。唐德宗聽說，答應不害李晟、馬燧，二人也涕泣拜謝，表示感激。一個緊急關頭就這樣平穩地渡過去。李泌做了許多有利於國的事，愈得信任，因而提「北和回紇，南通雲南（南詔國），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計劃。唐德宗堅決反對和回紇，經李泌反覆開導，才決定與回紇和親。七八八年，回紇可汗得唐許婚，非常喜悅，願為唐牽制吐蕃。七九三年，南詔國也脫離吐蕃，與唐恢復親善關係。吐蕃的兩個與國變成敵國，唐的兩個敵國變成與國，唐與吐蕃形勢大變，從此吐蕃勢弱，不能為唐大害。唐朝免去吐蕃的威脅，到唐憲宗時，又有力量和關東割據勢力作戰，並取得勝利。李泌這一建議的實施，對唐與吐蕃兩國都有深遠的影響，在他的政治生活中，這是最大的一個成功。 李泌常與唐德宗進行有意義的爭論。有一次，一個妄人對唐德宗說，白起（戰國時秦國名將）告訴他，吐蕃將要來寇，白起能替國家守衛西邊。本來，吐蕃侵邊是常事，唐守邊兵把它趕走也是常事。唐德宗把邊上戰勝看作白起的功勞，要在京城立白起廟。李泌說，我只聽說過「國將興，聽於人（民）」（《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將帥立了功，你卻賞白起，邊上誰還肯殺身禦敵？請外兵和請鬼神，都是貶低功臣的一種手法，李泌這一駁議，正打中唐德宗的隱情，白起廟只好作罷。有一次論到盧杞，唐德宗說，人都說盧杞奸邪，我覺得不是那樣。李泌說，讓你一個人不覺得，正是他的奸邪處。如果你早覺得，何至有奉天的禍難。唐德宗說，那是天命，術士早就說過，與盧杞不相干。李泌說，天命，一般人可以說說，只有君和相不可說。君、相是造命的人，君、相也說天命，那末，禮、樂、刑、政還有什麼用？紂說，「我生不有命在天」，商就是這樣亡國的。唐德宗說，盧杞小心，我說的話他都聽從，他沒有學問，不能和我辯駁，我常常覺得才能比他大得多。利用昏君自以為是、自以為能的弱點，按照昏君的意圖來順從，這是奸人得寵的秘訣。盧杞為相，出的主意沒有一件不誤大事，在奉天危城中還是如此，唐德宗卻始終信任，原因就在盧杞的主意全是唐德宗的主意，事情壞了，宰相受朝臣們斥責，絕不推辭，唐德宗自然認為是忠臣，愈加信任。李泌反駁說，憑著言無不從，就得稱忠臣麼！「言而莫予違」，正是孔子所謂「一言喪邦」呵！唐德宗說自己為什麼能接受李泌的諫諍，因為李泌說理深透，態度和順，使人信服，不能不從。七八九年，李泌病死。他喜歡談神仙怪異，自稱是道教徒，從反對立白起廟、反對信天命看來，他談神仙怪異，實是處亂世的一種智謀。胡三省注《資治通鑑》，說是「子房（西漢初張良）欲從赤松游之故智」，可謂能知李泌的心事。 唐與回鶻（音胡hú，七八八年改紇為鶻）、南詔講和後，吐蕃不敢輕易入侵，各藩鎮也因要求得到滿足，名義上尊奉朝廷，唐德宗處在比較和緩的情勢下，充分行施著他的惡劣政治，陸贄雖然做了兩年多（七九二年夏至七九四年冬）宰相，提出許多好的建議，但並不能改變當時的惡政。這些惡政是： （一）宦官專軍政——七八四年，唐德宗猜忌宿將，使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監左、右神策軍。七九二年，左神策大將軍柏良器，募精壯人代替掛名軍籍的小商販。監軍竇文場認為可疑，唐德宗貶柏良器。七九六年，任竇文場、霍仙鳴為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從此宦官兼管禁軍，藩鎮將帥多從神策軍出身，有些朝官也出入宦官門下。邊上諸軍，多請隸屬於神策軍，稱為神策行營，歸中尉統率，神策軍因此擴大到十五萬人。竇、霍勢力盛大，為唐後期宦官挾兵權把持廢立大權的局面開了最初的端。 （二）大權獨攬，親理小事——陸贄因直諫，七九四年罷相。七九五年，貶陸贄為忠州（四川忠縣）司馬。自從陸贄被逐出朝，唐德宗耳根清淨了。他不再任用宰相，官員小至縣令，都由他自己選用，宰相只管行文書的事務。他對那些擁兵並有反叛可能的人，卻屈意姑息，一州一鎮只要有兵，就不敢去觸犯。他的大權表現在做小事上，在大事上他是缺乏權力的。 （三）貪進奉、興宮市——唐德宗在奉天吃過窮乏的苦頭，回長安後，專心貪財物。他從窮乏生活中，沒有取得任何有益的經驗，獨取得貪財的經驗，真是昏愚到極端。因為他貪財，節度使多以進奉名義來討喜歡。名目有「稅外方圓」（正稅外周轉）、「用度羨餘」等等。節度使額外刻剝百姓，所得財物大部分自吞，進奉只是十分中的一二。有的每月進奉，稱為月進；有的每天進奉，稱為日進。後來州刺史也有進奉，幕僚也有進奉。所謂進奉，就是鼓勵地方官加緊剝削，皇帝坐地分贓。在京師，使宦官為宮市使。宮市使手下有白望數百人，專在市上搶掠貨物。所謂宮市，就是皇帝作窩主，宮中用物不買就會得到。七八七年，唐德宗對宰相李泌說，每年各地方進奉，共值錢五十萬緡，今年只得三十萬緡，宮中用度不夠，怎麼辦！李泌勸他不要求私財，國庫每年供給宮中一百萬緡，請從此不受進奉並停止宣索（隨時派宦官到地方上要財物）。唐德宗答應了，可是還暗中派宦官去要，敕令地方官不許讓宰相得知。封建皇帝以天下為家，因為愛家，不敢過分剝削民眾，這就成為好皇帝。唐德宗連京師街市都不顧，只顧宮中的家，私財積得愈多愈好，死也不肯拿出一些來。有一次，禁軍缺糧要譁變，恰好江、淮運到米三萬石，唐德宗高興，走到東宮對太子李誦（唐順宗）說，米運到了，我父子得活命了。江、淮運米，連運費每斗值錢三百五十文，京師市上米價每鬥不過數十文，他寧願兵變，不願拿出私財來糴米。七八三年，涇原變兵占據長安，給他的教訓卻是加緊充實瓊林、大盈庫，貪鄙的毒如此深入骨髓，不發生第二次兵變，算是他的僥倖。 對功臣猜忌，對擁兵者姑息，對財物貪得無厭，唐德宗就是這樣的一個昏君。八○五年，這個昏君死了，唐順宗繼位。唐順宗得中風病，不能說話，親信人王伾（音丕pei，杭州人）、王叔文（越州山陰人）替他出主意，朝臣中柳宗元、劉禹錫、韓泰等名士，幫助王叔文議論政事。唐順宗即位，下令蠲免民間對官府的各種舊欠；停止地方官進奉和鹽鐵使的月進錢；減江淮海鹽價，每斗自三百七十錢降為二百五十錢，減北方池鹽價為每斗三百錢；取消宮市；召回陸贄和著名諫臣陽城等；宣布京兆尹李實的貪污罪，貶為通州（四川達縣）長史。這些，在當時都是善政。為奪取宦官的兵權，派老將范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宦官俱文珍等和反王伾、王叔文的朝官結合起來，擁立唐順宗的長子李純（唐憲宗）為皇帝，唐順宗退位稱太上皇。唐憲宗貶王伾、王叔文。王伾病死，王叔文被殺。柳宗元等八人都算是王叔文黨，貶到遠州做司馬。王伾、王叔文是南方人，又是小官，一向沒有聲望，驟然掌握朝廷大權，引起眾官的憎恨，是很自然的。奪宦官兵權，當然要遭到宦官的仇視。唐順宗病重，很快就要死去。王叔文等在這種情況下執掌政權，思想上還以為大有可為，未免急於求成，見利忘害。不過，他們在掌權的幾個月內，頒布的政令，都是改革弊政，有利於民眾，也有利於朝廷，唐憲宗給他們極重的處罰，完全從爭奪權利的私仇出發，根本不顧及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從此，唐朝又創了一個新的惡例，每一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當作私人，後帝對前帝的私人，不分是非功過，一概敵視，予以驅逐。宦官擁立皇帝，朝官分成朋黨，本來有相沿成習的趨勢，在唐憲宗繼位時，都開始表面化了，唐中期也就向後期過渡。 四第三次鬥爭（八○五年——八二○年） 唐朝廷潛在的力量，實際上遠勝割據者，只是唐肅宗以下都是昏君，腐朽勢力統治著朝廷，在和割據勢力鬥爭中，總是處於劣勢。唐憲宗比他的先帝們有振作朝廷的意願，多少能夠聽朝臣們的諫諍，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惡政，所用宰相也還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現唐中期未曾有過的氣象，在軍事上也就獲得未曾有過的勝利。 但是，唐憲宗基本上是腐朽勢力的代表。當朝廷取得一些勝利顯出優勢以後，腐朽勢力又統治著朝廷，已得的勝利和優勢，恰恰有助於腐朽勢力的更加強固，後來連作為代表的唐憲宗本人也被推倒，以宦官權力大於皇帝為特徵的唐後期接著就開始。 宦官吐突承璀（音cuǐ）的進退，可以說明唐憲宗政治上自昏至明、自明至昏的過程，下面簡單敘述這個過程。 唐憲宗最寵信的宦官是吐突承璀。他即帝位，便任吐突承璀為內常侍，知內侍省事，統率全部宦官。八○六年，任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軍。八○九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長子）死，長子副大使王承宗自為留後。河北三鎮相沿以嫡長子為副大使，父死便稱留後，朝廷任命後，正式稱節度使。唐憲宗想革除藩鎮世襲制，準備用兵，是合理的，但當時形勢，河北用兵是不可能取勝的，用吐突承璀為統帥，那就更荒謬了。他任命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治宣州，安徽宣城縣）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統兵討伐王承宗。朝臣白居易等群起反對，極言宦官不得作兵馬統帥，各道將校受宦官指揮，誰不感到恥辱，心既不齊，那能立功。唐憲宗固執己見，只是取消四道兵馬使名義，改處置使為宣慰使，實際上仍用吐突承璀為統帥。吐突承璀率左、右神策軍到行營，威令不振，各道統兵將帥互相觀望，無意立功，戰局完全陷於被動。八一○年，唐憲宗不得已任命王承宗為成德節度使。這次用兵，調動各道兵共二十萬人，神策軍還不在數內，軍費共用七百餘萬緡，單是遣散諸道行營將士回本鎮，就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朝廷耗費大量財物，所得的結果是威信大損，為天下笑。 唐憲宗力排朝臣們的公議，堅決對河北用兵，一個藩鎮的策士指出他的用意是，想炫耀自己的謀略，使群臣畏服。事實上，唐憲宗這種做法，是有一貫性的。他即位時，不問是非輕重，驅逐所謂王叔文黨。這次用兵，也是朝臣們的諫諍一概不聽。他即位以來，雖然也鼓勵朝官們直諫，直臣李絳、白居易等人也受到重視，可是，本質上他是親信宦官、疏遠朝官的，他自己和宦官一起，把朝官作為另一起。對河北用兵，是想炫耀謀略，也是想扶這一起壓另一起。他這種一貫的做法，在朝官中也起著稱為朋黨的分裂作用。八○八年，他舉行特試，要應試人直言極諫。應試人牛僧孺、李宗閔等指陳時政，無所避忌，考試官楊於陵等認為合格，列在上等。唐憲宗也承認楊於陵等的評定。宰相李吉甫對唐憲宗哭訴，說考試官作弊不公，唐憲宗不問是非，把閱卷有關的大小官都貶竄出京，牛僧孺等也被斥退。李吉甫擅長逢迎，善於揣摩唐憲宗和吐突承璀等宦官的心思，是一群佞臣的代表。唐憲宗為李吉甫貶斥楊於陵、牛僧孺等，同樣也是扶這一起壓另一起的做法。唐後期南、北司之爭、朝官中朋黨之爭，都在唐憲宗時顯著地表現出來。 八一○年，吐突承璀歸京師，仍任左神策中尉。朝官李絳等力爭，要求辦他戰敗的罪。唐憲宗不得已，貶吐突承璀為軍器使。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受賄事被發覺，出為淮南監軍。唐憲宗對李絳說，這不過是個家奴，儘管給他多大的權力，要去掉他，輕得象去掉一根毛。其實，宦官勢力已經養成，決不是輕如一根毛，唐憲宗也並不想去掉這一根毛，不過，這句話正好說明為什麼親信宦官、疏遠朝官的原因。 唐憲宗想恢復唐朝的統一，與割據勢力作鬥爭，比較有決心，這使他能夠進取並且取得一些成就。他用吐突承璀討伐王承宗，結果不出李絳等朝臣的預料，戰事以對王承宗忍辱而告結束。他得到教訓，知道要有成就必須用李絳等朝臣。但是，李絳等朝臣與宦官勢不並立，用李絳就得抑宦官。八一一年，吐突承璀出宮作淮南監軍，李絳被任為宰相，表示兩個勢力的消長，從此朝廷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李絳作宰相，一群直臣得勢，朝廷頗有振作的氣象。八一二年，魏博鎮內訌，將士擁立田弘正為留後。田弘正舉魏博鎮六州土地歸順朝廷。李絳預料魏博鎮將發生內訌及處理歸順等事，都表現出非凡的才智，唐憲宗卻對他疑忌起來。有一天，唐憲宗告訴宰相們說，你們應當替我愛惜官職，不可給你們的私人。李吉甫、權德輿說不敢。李絳獨說考察宰相用人，只問得當不得當，不必問是親是故。唐憲宗口頭上只好說，你說得對。八一三年，唐憲宗問宰相們（這時候武元衡已代權德輿為相），人們都說外面朋黨大盛，這是什麼緣故？所謂人們，無疑是宦官，李吉甫奉迎宦官，武元衡新作宰相，所謂外面有朋黨，無疑是指李絳為首的朝臣。李絳答稱，自古人君總是深惡臣下有朋黨，因此小人陷害君子也總說有朋黨。要知道，君子自然與君子合，難道一定要君子與小人合，才算非朋黨麼！辯論後不久，八一四年初，唐憲宗罷免李絳的宰相職，召回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宦官又壓倒朝官中的鯁直派，李絳所提京西、京北神策軍鎮兵改歸節度使統率，革除守邊軍積弊（如受降城兵額有四百人，實數只有五十人，武器只有弓一張）等建議，都被擱置，腐朽勢力不怕再有人指責了。 自八一一年李絳作宰相時起至八一四年罷相時止，唐憲宗信任李絳，取得魏博鎮，是他得稱為明君的時期。 唐憲宗早就有意對淮西用兵。八一四年，彰義軍（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子吳元濟自立。唐憲宗發兵十六道討伐淮西。淮西只有申（治義陽，河南信陽）、光（治定城，河南潢川）、蔡（治汝陽，河南汝南）三州，四面都是唐州縣，是諸藩鎮中最容易攻取的一鎮。唐憲宗這次算是接受教訓，不用宦官作統帥，任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進攻。嚴綬是個腐朽官僚，只會給宦官送厚禮，作統帥一年，毫無功績。八一五年，唐憲宗改任宣武節度使韓弘為淮西諸軍行營都統。韓弘是個半割據者，不願淮西鎮消滅，諸軍也互相觀望，停滯不進。八一六年，唐憲宗不聽朝臣諫阻，令河東、幽州、魏博等六道出兵討伐成德鎮王承宗。河南戰場已經窮於應付，又添加河北一個戰場，說明唐憲宗同唐德宗一樣，剛愎自用，輕舉妄動，根本不懂得如何用兵。只是由於藩鎮本身已經衰弱，各取守勢，不再象唐德宗建中初年（七八一年）那樣強暴進攻，因而戰事得免擴大。當時攻淮西各軍約有九萬人，攻戰將近四年，朝廷支出大量軍費，民眾困疲不堪，唐憲宗也感到為難。八一七年，任用主戰最力的裴度為宰相，到郾城（河南郾城縣）督師，實際是代韓弘作統帥。裴度奏請取消監陣的宦官。原來各道主將受監陣宦官的牽制，進退不得自主，戰勝被監陣冒功，戰敗被監陣凌辱，誰也不願真正出力。這時候唐憲宗無奈，聽從裴度的話，只好取消監陣宦官，各道主將因此都積極起來，戰局改觀了。將軍李訴得裴度的支持，攻入蔡州城，擒獲吳元濟。淮西鎮的消滅，使唐朝的東都洛陽和江、淮免去威脅，意義是重大的，但是，唐朝用如此巨大的兵力，僅僅取得孤立的三州，唐憲宗的用兵無能也就可以想見。 河北戰場上六道兵共十餘萬人，並無統帥，互相觀望，朝廷輸送錢糧，數量巨大，例如幽州鎮，按兵不動，每月也要軍費十五萬緡。在攻破蔡州前幾個月，朝廷已經無法支持，不得已撤銷河北行營，令六道兵各歸本鎮，對王承宗又一次以忍辱而告結束。 淮西鎮破滅後，其他藩鎮恐懼。八一八年，橫海鎮程權（七八二年，程日華開始割據，節度使駐滄州）自請離鎮做朝官；朝廷收復滄、景二州。幽州鎮劉總也上表請歸順。成德鎮王承宗上表求自新，獻出德、棣二州，其餘所部諸州，錄事以下各官請朝廷任命。唐憲宗又命魏博鎮田弘正等討伐淄青鎮李師道，八一九年，殺李師道。朝廷收復淄、青等十二州。淄青鎮自七六五年李正己開始割據，傳子孫凡五十四年，是地最大、兵最多的一鎮。唐滅淄青，藩鎮割據基本上被消滅，唐朝的統一暫時實現了。宰相裴度在這次統一戰爭中，起著重大的積極作用。 自八一四年召回吐突承璀以來，唐憲宗在很大程度上恢復著昏君的面目。他勉強取得淮西的勝利，便驕侈起來，橫海、幽州、成德、淄青等鎮的歸順和消滅，更滋長他的驕侈心。當時最迫切的任務是改善政治以求統一的鞏固，可是，他一意推行的卻是腐朽政治。他自即位到滅淮西以前，多少還能納諫，這時候，任何諫諍都不聽了。 這是宦官愈益被親信，朝官愈益被疏遠的表現。他依靠朝官取得一些軍事上的勝利，這些勝利，使得他對朝官愈加疑忌，愈要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家奴，結果是宦官勢力得到大擴張，擴張到唐後期的宦官霸占政權。 唐憲宗自以為立了大功，該永遠享受大福。八一八年，下詔求方士，宰相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說是能合長生藥。八一九年，唐憲宗服長生藥，性情變得暴躁多怒，宦官在左右，經常被斥責甚至被殺。在皇位繼承上，宦官分兩派，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李惲為太子，梁守謙、王守澄等擁護太子李恆（唐穆宗）。八二○年，宦官殺唐憲宗，梁守謙、王守澄等立唐穆宗繼位，殺吐突承璀及李惲。一個皇帝被宦官殺死，朝官不敢追問，宮中朝上相安無事，說明宦官勢力大到可以進退皇帝，從此掌握唐朝政權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宦官。 宦官掌握政權，加上朝官與宦官間的鬥爭和朝官間朋黨的鬥爭，構成唐後期政局的特徵。作為唐中期主要矛盾的朝廷和割據勢力間的鬥爭，因唐憲宗的軍事勝利，藩鎮大為削弱，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了。 第三節唐後期的政治概況 ——八二一年——九○七年 唐憲宗死在八二○年二月，次年，唐穆宗改元，唐後期的政治概況，實際是從八二○年開始。 唐後期凡八十七年。八二一年到八二二年，河北三鎮恢復割據局面，朝廷對三鎮放棄統一的願望，朝廷與藩鎮間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貫穿在唐後期的主要矛盾是朝廷內部南司（朝官）與北司（宦官）之爭和朝官間朋黨之爭。朋黨之爭大體上是依附南北司之爭而進行的。 唐太宗頒布《氏族志》（唐高宗改稱為《姓氏錄》），定士族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士族家數不多，其中還有輕南重北、輕山東重關中的偏見，上上至下下九品的區別，同是士族中人，仕途上待遇是不平的。唐世重進士輕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二三十人，升遷比較容易，同是科場出身，進士與明經在仕途上的待遇是不平的。至於有人通關節而及第，有人才學優而落第，得失之間，當然也是不平的。士族入仕，又有科場出身和非科場出身（門資）的區別，在仕途上非科場出身的人是被輕蔑的。士流（流內也稱九流）以外，又有流外九品，都是門戶寒微，在官署里供吏職的讀書人（能寫能算和頗懂時務）。唐玄宗開元年間，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得過一百人，流外出身，每年倒有二千餘人，足見流外人數量很大。流外每年有成千的人被銓敘作官（入流），固然妨礙流內的仕途，但不得任清資要官（文武百官分清濁，清流中又分清望官、清官兩種，都有明白規定），仕進前程仍不及流內的遠大，流內與流外在仕途上是不平的。唐高祖定製，「工商雜類，無預士流」。經營工商的業主和雜類（類似北朝的雜戶隸戶），根本不得入仕，與流內流外相比，是一個更大的不平。南北朝以來士族制度的殘留部分和隋唐科舉制度所造成的不平，在唐中期已經暴露出來，到唐後期，相互間衝突變得愈益劇烈，表現為南北司之爭和朋黨之爭。 宦官的出身屬於所謂雜類，雖然也有官品，與士流、流外入仕情形不同。唐玄宗重用宦官，職權遠遠超出內侍省的規定，朝官的職位開始被侵奪，不過，一般是武職，妨害還不大。自唐肅宗時起，宦官權力一直在上升，侵奪官職的範圍也一直在擴大。宦官統率神策軍，尤為工商雜類大開仕進的門路。神策軍軍士多是長安富家子，即工商家子弟。例如唐僖宗時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祖先都是神策軍籍，家產巨大，全國有名。 自唐代宗時起，節度使多從禁軍（神策軍）派出去。禁軍大將出重息向富家借錢，送給中尉，由中尉派作節度使，到鎮後，加緊敲剝來歸還本息，利息一般是本錢的三倍，當時人稱為債帥。顯然，工商家子弟從中尉和債帥得官是不難的。八二二年，唐穆宗以優待將士名義，非正式取消工商雜類不得入仕的限制，允許神策等軍和京外各鎮保薦有功將士，因此大批商賈、胥吏（流外）用賄賂取得朝官資格。士流無法抵制，只好憤怒長嘆。宦官是工商雜類在政治上的代表，宦官和朝官對立，也就是工商雜類和士族對立，宦官一方是官職的侵奪者，朝官一方是被侵奪者，南北司之爭勢如水火不相容，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士流的出路主要是做朝官，做朝官的門徑主要是進士及第。自唐中期起，科場競爭愈趨於劇烈，舉人（應考人）必須奔走名公貴卿的門下，設法取得公卿的賞識，公卿替他向知貢舉（考試官）推薦，才有及第的希望。及第後，新進士一起到主司（考試官）家通姓名，自稱門生。門生們拜主司謝恩，行禮時，堂上有公卿觀禮，這些公卿自然就是推薦者。崔群（唐憲宗時作宰相）曾知貢舉，妻李氏勸崔群置莊田。崔群笑道，我有三十所好莊，良田遍天下。李氏驚奇。崔群說，我前年取士三十人，就是我的良田。考試官看門生是自己的良田，門生看考試官是自己的恩師，再加上進士間的同年關係，以及進士與推薦者的關係，在仕途上很自然地會相互援引，到後來可能成為一個朋黨。進士出身以外，門蔭出身也是士流入仕的一條路，這兩種出身的人，互相輕視，如鄭覃的父親鄭珣瑜作過宰相，鄭覃以父蔭得官，到唐文宗時作宰相。他主張廢進士科，認為士有才就可任用，何必有文辭。又如李德裕的父親是李吉甫。李德裕不從科舉出身，做官升遷到宰相職位。他也主張廢進士科，以為朝官應在公卿子弟中選擇，進士多是寒士，即使有出人頭地的才幹，總不及公卿子弟的熟悉政事。非科場出身的鄭覃、李德裕二人是一個朋黨，和鄭李對立的一個朋黨，首領是科場出身的李宗閔、牛僧孺。兩個朋黨各有大批徒眾，一個朋黨得勢（首領作宰相），便儘量斥逐敵對朋黨，讓出官位給本朋黨。為鞏固本朋黨既得的官位，雙方都懷著殺機，要對方首領敗死不能再起。大抵宦官侵奪官位愈多，朝官剩下的官位愈少，朋黨之爭也就愈益猛烈，科場出身與非科場出身的互相排斥，不過是爭奪時若干藉口中的一個，事實上首領出身門蔭的朋黨也容納進士，首領出身科場的各個朋黨，互相間也同樣仇視，並不因出身相同有所減輕。唐後期朋黨之爭，一直延續到亡國，原因無非是這一批人和那一批人爭奪官位，這批那批的形成卻常常與科場有關係。及第的人驕傲輕薄，不及第的人失意怨恨，這兩種人也結成深仇。失意人找出路，很多投奔藩鎮作謀士，如李振屢舉進士不第，後來，幫著朱全忠覆滅唐朝，教朱全忠殺唐殘餘朝官三十餘人（多是進士出身），投屍黃河。唐後期，南司與北司相爭，這一朋黨和那一朋黨相爭，再加流內和流外相爭，及第人和不及第人相爭，唐統治階級分裂成許多敵對集團，各為爭奪官位而狂斗。狂斗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刻剝民眾來滿足大量狂斗者的貪慾。 按照這些矛盾發展的情況，唐後期可分為三段。 第一段（八二○年——八四○年） 宦官自從殺唐憲宗立唐穆宗以後，對皇帝有廢、立和生、殺的權力。皇帝在宦官操縱下，有些完全馴服，有些不甘屈辱，想奪回已失的實權。朝官也是這樣，有些依附宦官，有些反對宦官，他們的得勢或失勢，與皇帝對宦官的態度有關係，因之，朝官注意的是新皇帝有什麼態度，至於皇帝的廢立生殺，沒有人敢持異議。宦官擁有這種權力，被當作既成事實為朝官所默認。 唐穆宗、唐敬宗是馴服在宦官手下的兩個皇帝，他們只要求奢侈放縱的生活得到滿足，根本不關心朝政。當時成德、幽州、魏博三鎮相繼叛變，朝廷不得已，承認三叛鎮的割據。從此，河北三鎮又脫離唐朝，唐朝也不再存收復河北的想望。唐朝廷要做的事，只剩下朝廷內部的衝突。 因為宦官勢力極盛，朝官的分化也跟著激烈起來。八二○年，唐穆宗即位，首先斥退走吐突承璀門路的宰相皇甫鎛，不久，由皇甫鎛薦舉的宰相令狐楚也被罷免，宰相換了一批新人。這些人有的走宦官門路，有的為宦官所滿意，裴度為首的一部分朝官都受到壓抑。元稹交結宦官，得做知制誥。元稹本是著名詩人，做知制誥是勝任的，只是官從宦官得來，被朝官們鄙視。一次，同僚在一起食瓜，有蒼蠅飛來，武儒衡揮扇驅蠅，說，這東西從那裡來的！朝官對依附宦官的朝官當作蒼蠅看待，雙方的怨恨可以想見。元稹助宦官破壞裴度對叛鎮的用兵計劃，八二二年，河北戰事結束，元稹達到求相目的，被任為宰相。宦官和元稹排斥裴度出朝，一批朝官力請留裴度在朝，結果是裴度、元稹同作宰相。兩派繼續爭鬥，二人做了幾個月宰相，同時罷免。另一走宦官門路的舊相（唐憲宗時曾作相）李逢吉得到機會，又作宰相。八二三年，李逢吉引牛僧孺作相。牛僧孺是庸人，還不算是奸人，李逢吉薦引他，是利用他來阻止有作相資望的浙西觀察使李德裕入朝為相。八二四年，唐穆宗服長生藥病死。唐敬宗即位。唐敬宗比唐穆宗更荒淫無度，宦官王守澄、宰相李逢吉互相勾結，儘量排擠守正的朝官。翰林學士韋處厚上書勸唐敬宗重用裴度，並且說，管仲曾說過：「人離而聽之則愚（《管子·君臣上篇》作「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與亂並無其他道理，只是「順人（民）則理（治），違人（民）則亂」。韋處厚說治亂的本原是對的，說給唐敬宗聽，卻是對聾人說話。八二五年，牛僧孺看到朝政敗壞，早晚要發生變亂，辭去相位，出任節度使。一部分朝官力薦裴度，八二六年，裴度又任宰相，李逢吉被貶，出任節度使。八二七年，宦官劉克明等殺唐敬宗，擁立絳王李悟（庸憲宗子）。樞密使王守澄等所謂四貴（兩個樞密使、兩個中尉是最有權力的宦官，稱為四貴）髮禁兵迎立江王李涵（唐穆宗子即位後改名昂）為皇帝（唐文宗），殺劉克明、李悟等。李悟已經接見過宰相以下百官，算是準備登位的皇帝，王守澄等殺死李悟，另立唐文宗，宰相以下百官不敢有異議。唐文宗感到本身毫無保障，想從朝官方面取得一些力量來和宦官對抗，皇帝有這種傾向，朝官也就敢於和宦官對抗，南北司的鬥爭在唐文宗時表面化了。 八二八年，名士劉蕡（音墳f6n）應賢良方正科，對策中公開反對宦官。他說，法應該劃一，官應該正名。現在官員分外官（朝官）、中官（宦官），政權分南司（外官）、北司（中官），在南司犯法，跑到北司就沒事，或外官定了刑，中官認為無罪，法出多門，是非混亂，原因在於兵、農（民）地位懸殊，中外各自有法。又說：現在兵部不管軍政，將軍（上將軍、大將軍）只存空名，軍政大權，全歸中官執掌。頭一戴武弁，便把文官（朝官）看作仇敵；足一登軍門，便把農夫看作草芥。這些武夫，依仗宦官勢力，只會擅作威福，欺壓民眾。宦官利用武夫的驕橫挾制皇帝，又利用皇帝的名義驅使朝官，這難道是先王經文（以文為主）緯武（以武為輔）的意思麼！他要求唐文宗屏退宦官，信任朝官，政權交給宰相，兵權交給將帥，以為這樣做，可以救皇帝和國家。劉蕡的對策，考官非常嘆賞，因為怕宦官，不敢錄取。許多朝官和士人替劉蕡抱屈，議論紛紜，準備上書給唐文宗。宰相裴度不讓上書，以免雙方衝突不可收拾。劉蕡雖然下第，卻代表朝官發動了對宦官的攻擊。唐文宗依靠朝官，作消滅宦官的準備，可是，他那種昏愚的行動，決沒有取得勝利的希望。 八二九年，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被召入朝，任兵部侍郎，裴度推薦他作宰相。李德裕是唐後期才能卓越的人物，裴度推薦他，是有意義的。李德裕的政敵李宗閔走宦官門路，取得宰相職位，排擠李德裕出朝去做義成（治滑州）節度使。李宗閔又引牛僧孺為相。李牛二人合力斥逐擁護李德裕的朝官，八三○年，連裴度也被排擠出朝去做節度使。他們還嫌義成地勢重要，調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使離開朝廷更遠些。李宗閔、牛僧孺這一朋黨，依附宦官，唐文宗只好選用宋申錫為宰相，君臣間密謀誅滅宦官。 宋申錫秘密搜羅助手。八三一年，王守澄和他的親信人鄭注發覺宋申錫的密謀，使人誣告宋申錫謀立皇弟漳王李湊，王守澄據誣告奏聞。李湊有些聲望，唐文宗一向防備他，怕有人擁立他為帝，看到奏書，大怒，命王守澄捕李湊及宋申錫的親近人，到宮中嚴審。親近人誣證宋申錫確有密謀。唐文宗自以為證據確鑿，召集滿朝大臣，宣布宋申錫罪狀。朝官都知道是個冤獄，有些朝官力爭將獄事移到外朝來覆按，宰相牛僧孺也替宋申錫作了些辯護。鄭注怕覆按暴露出真情，勸王守澄請唐文宗從寬處理，宋申錫算是免遭殺戮，被貶為開州（四川開縣）司馬。李湊也被貶為巢縣公，表示放桀於南巢的意思。唐文宗本來想用宋申錫誅滅宦官，結果反替宦官除去宋申錫。他並不察覺自己是失敗者，還想用同樣的方法從宦官手裡奪回權力，當然，只能得到更大的失敗。 八三二年，唐文宗罷免宰相牛僧孺，召還李德裕。八三三年，任李德裕為宰相，罷免宰相李宗閔。李德裕得勢，排斥李宗閔朋黨，這自然是兩個朋黨間權利的爭奪，但李宗閔朋黨被排斥，宦官勢力也就多少有些削弱，對唐文宗是比較有利的。八三四年，唐文宗得中風病，王守澄薦鄭注診治，鄭注竟成了唐文宗的寵臣。王守澄又薦舉一個叫做李訓的妄人，唐文宗認為是奇士，要用作近侍官。李德裕堅決阻止，唐文宗不聽。王守澄、李訓、鄭注憎惡李德裕，使唐文宗召還李宗閔為宰相，斥逐李德裕出京。李宗閔得勢，排斥李德裕朋黨，官員調動紛紜，朝廷為之不寧。唐文宗束手無策，只好嘆息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李宗閔朋黨依附宦官，兩個朋黨相爭，其中也含有一部分朝官反對宦官的意義，唐文宗不知保持用來較為有利的李德裕朋黨，卻為了想去掉朋黨，因而加強李宗閔朋黨，使自己完全陷入王守澄黨的包圍中，但是，他還在想望誅滅宦官。 八三五年，唐文宗將心事密告李訓、鄭注。李訓、鄭注二人認為有大利可圖，都答應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給唐文宗策劃，擢用宦官仇士良為中尉，分王守澄的權勢，又斥逐李宗閔出京。大批朝官被指為李宗閔、李德裕的徒黨，遭受貶逐，重要官職都換用二人的徒黨。唐文宗任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李訓為宰相。二人聲威大振，殺死不少大宦官，又殺死王守澄，沒有人敢出面反抗。二人密謀由鄭注選鳳翔兵數百人，作為親兵，等到王守澄下葬時，唐文宗令全部宦官去會葬，鄭注縱親兵殺死全部宦官。鄭注去鳳翔準備兵力。李訓和徒黨商議，以為如此行事，功勞將被鄭注占去，不如先下手，殺了宦官再逐走鄭注，可以獨得大功。李訓上朝，使徒黨奏稱左金吾大廳後石榴樹上有甘露。唐文宗令李訓率眾官去察看。李訓回來說不象是真甘露，唐文宗故意表示驚訝，令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率眾宦官再去覆視。仇士良等前去，李訓先使徒黨率部曲數百人潛伏在左金吾，準備殺宦官。仇士良等發覺有伏兵，逃回殿上，劫奪唐文宗進入宮內。李訓見陰謀失敗，出京逃命。仇士良等入宮，派出神策兵，分路搜捕李訓和他的徒黨，宰相李訓、王涯等以下被殺千數百人，鄭注也在軍中被殺。李訓、鄭注原先商定的陰謀，唐文宗是同意的，後來李訓自定的陰謀，也得到唐文宗的同意。這說明他只求殺死宦官，至於如何殺和殺了以後如何，似乎都是不值得思慮的小事。他看宦官僅僅是若干個閹人，不看見宦官代表著一種社會勢力，甚至不看見宦官與神策軍的關係，以為用陰謀一殺即可成事。這種愚蠢的想法和行動，決不會讓他獲得什麼好處，果然，他行事失敗，成為宦官的俘虜。 經過這次所謂甘露之變，朝廷大權全歸北司。北司壓迫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視。一個宦官竟揚言要殺死京城內所有著儒服（士人）的人，宦官士流間關係一時變得異常緊張。八三六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聲討仇士良等罪惡。昭義是個強鎮，宦官有所畏懼，南司才多少得行施一些職權。南北司雖然強弱懸殊，在強藩聲援下，南司仍保持對抗的局面。 唐文宗被宦官監視，只好飲酒求醉，賦詩遣愁，自稱受制於家奴，比周赧王、漢獻帝兩個亡國之君還不如。八四○年，唐文宗病死。 第二段（八四○年——八五九年） 八四○年，仇士良等立潁王李瀍（音禪ch2n）為皇帝（唐武宗）。唐武宗用李德裕為宰相，唐文宗時候的緊張形勢，開始緩和起來。宦官與朝官衝突，朝官固然受損害，宦官也不是完全有利，極度緊張以後，雙方都需要有一時的安靜。當時朝廷對昭義鎮用兵，邊境上有回鶻的侵擾，也是朝廷內部需要安靜的一個原因。李德裕處理藩鎮和邊境事件，都收功效，南司威望提高，北司也就相對地退縮，因而呈現暫時的平衡狀態。這種狀態，自唐武宗至唐宣宗，前後保持了二十年，在唐後期中算是一個較好的時期。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李德裕富有政治才能，足以取得這種信任。會昌年間，唐朝聲威頗有再振的趨勢，這和李德裕的相業是分不開的。採取適當的態度對待宦官，是他相業有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待宦官——宦官與士族對立，又同為唐政權的構成部分。宰相依附宦官，勢必不得士人心，觸犯宦官，又勢必不得居相位。李德裕任淮南節度使時，監軍楊欽義奉召還京，大家都說一定去做樞密使。李德裕接待他同平常一樣，並無加禮，楊欽義很不滿意。過了幾天，李德裕請楊欽義宴會，情禮極厚，宴後，還贈送不少禮物，楊欽義喜出望外。楊欽義行到汴州，奉旨仍回淮南。楊欽義送還禮物，李德裕不受，說這不算什麼。不久，楊欽義被任為樞密使。唐武宗用李德裕為相，與楊欽義頗有關係。李德裕不因楊欽義將作樞密使特加禮貌，也不因不作樞密使收回禮物，使楊欽義不敢以炎涼鄙態來看待李德裕。臨行設宴送禮，使楊欽義感到同僚的情誼。楊欽義薦舉李德裕，並非李德裕有求於楊欽義。這樣對待宦官，在唐後期，應該說是較為適當的態度。 李德裕在相位，抵禦回鶻、收復昭義鎮，用兵都有功績。立功的原因之一，是對待宦官得法。李德裕以為唐德宗以來，朝廷出征總是失敗，原因有三個。一是詔令自宮內發到軍前，每天有三四次，宰相多不預聞。二是監軍任意指揮軍事，將帥不得自為進退。三是每軍各有宦官作監使。監使選軍中壯士為牙隊（衛隊），留老弱兵出陣戰鬥，戰時，監使率衛隊騎馬在陣後高處觀望，見陣勢小卻，便策馬先走，陣上兵士望見，跟著潰散。李德裕與樞密使楊欽義等商量，一請監軍不得干預軍政，二請監使每兵千人中只抽十人充牙隊，有功一體給賞。牙隊人少監使自然不敢到陣後觀戰，不觀戰也同樣得賞，真是有利無害。楊欽義等贊成他的意見，奏准實行。從此詔令不從宮中發出，將帥得施展所長，戰爭都獲得勝利的結果。 唐武宗信任李德裕，顯有成效，因之對宦官不甚依重，宦官勢力也就有些削弱。八四三年，唐武宗不同樞密使商量，任命崔鉉為宰相。老宦官埋怨楊欽義等，認為樞密懦弱，破壞了老規矩。其實，楊欽義等何曾懦弱，只是形勢改變，不敢出面爭老規矩。唐武宗憎惡仇士良，表面上卻極為尊寵。仇士良自稱老病，唐武宗允許他致仕。仇士良回家，給送行的宦官傳授秘訣，說，天子不可閒著無事，要常常引導他縱情享樂，樂事一天比一天新，一月比一月好，忙得他別的事都忘了，這樣，我輩才可以得志。尤其要緊的是不可讓他讀書，親近儒生，他看到前朝興亡的故事，心裡害怕，我輩就要被疏遠，仇士良說出了秘訣的前一半，不說出的後一半是用神策軍威脅朝廷。唐武宗、李德裕在前一半範圍內削弱了一些宦官勢力，宦官所損極微，朝廷卻獲益不小。 防禦回鶻——回鶻被西鄰黠戛斯部落攻破，諸部逃散。八四○年，回鶻一部分貴族嗢沒斯等各率所部到天德軍（天德軍使駐天德城，城在中受降城西北三百里。中受降城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附近）塞下，請求內附。天德軍使田牟等謀立邊功，請出擊回鶻。李德裕力排眾議，堅請唐武宗約束田牟，不許邀功生事。八四二年，嗢沒斯等入朝，任歸義軍軍使。回鶻烏介可汗率所部侵擾天德、振武（振武節度使駐金河，今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北）兩軍邊塞，八四三年，唐兵大破烏介所部，烏介逃走。回鶻衰弱，正是邊將邀功生事的機會，李德裕約束邊將，設計分化敵軍，部署既定，一擊成功，可謂善於用兵。 收復昭義鎮——昭義軍所轄有澤 （治晉城，山西晉城縣）、潞（治上黨，山西潞城縣）兩州，又有河北邢（治龍岡，河北邢台縣）、洺（治永年，河北永年縣）、磁（治滏陽，河北磁縣）三州。節度使駐潞州。唐文宗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斥責仇士良罪惡。仇士良擁立唐武宗，劉從諫愈益憤恨，積極準備割據。八四三年，劉從諫臨死，使劉稹繼位。李德裕勸唐武宗用兵，說，澤、潞地近京師，如果准許節度使世襲，四方諸鎮誰不想效尤，朝廷號令再不得行了。當時宰相和群臣都主張姑息，請唐武宗同意劉稹作留後。這確是唐朝廷的嚴重關頭，李德裕獨排眾議，堅持收復昭義鎮，對朝廷是一個大功績。唐武宗問用兵的方略。李德裕說，劉稹依恃河北三鎮的援助，只要成德、魏博兩鎮不動，劉稹勢孤，就難有作為。委兩鎮攻邢、洺、磁三州，並允許重賞有功將士，兩鎮比較利害，可能聽朝命。唐武宗採納李德裕的建議，決心討伐劉稹。 戰事完全按照李德裕的預定計劃進行。邢、洺、磁三州抵不住兩鎮的壓力，八四四年，開門出降。朝廷派人作三州留後，防止兩鎮請地。澤、潞被唐將石雄等攻擊，勢已不支，失去河北三州後，內部更慌亂，澤、潞諸將殺劉稹來降，朝廷收復昭義鎮。 李德裕的弱點是保持朋黨積習。八四○年，李德裕任宰相，初次見唐武宗，便論及朋黨。他說，要做好政治，必須分清群臣的邪正。邪正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也指正人為邪，人主鑑別邪正，確是難事。他提出鑑別的方法是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所以正人一心事君，邪人專鬧朋黨。李德裕以是否依附宦官來區別邪正，這個標準並不錯，但自信正人不會鬧朋黨，這就使他不能發覺自己也在鬧朋黨，與李宗閔、牛僧孺輩同樣排除異己，報怨復仇。事實上，李宗閔、牛僧孺是朋黨的首領，不同於一般徒黨；李宗閔依附宦官，牛僧孺依附李宗閔，二人情節也並不全同；至於一般徒黨，各人情節更有多種的差別。一概看作邪人，予以排斥，朋黨間的爭鬥，因李德裕自以為正人驅邪人而有加無已。八四二年，唐武宗想用白居易為宰相，李德裕說，白居易老病，不堪作相，他的堂弟白敏中有才幹也有文學，可以擢用。唐武宗任白敏中為翰林學士。白居易是時已七十一歲，患中風病有三四年，不堪作相是事實。白居易妻族楊氏屬於李宗閔朋黨，白居易早在唐文宗時，為避免朋黨的牽連，力求作閒散官，無意仕進。李德裕答唐武宗問並薦舉白敏中，似乎不曾疑忌他們有朋黨。可是，不加區別地一概排斥的做法，連不在排斥之列的白居易也感到不安，退避唯恐不速，足見朋黨相爭，受傷害的人是很多的。 朋黨積習使李德裕不免憑愛憎用人，日久積成眾怒，宦官乘機進讒言，說他太專權。八四六年，唐武宗服金丹病死，唐宣宗繼位。唐宣宗用白敏中為宰相，君臣二人以更嚴重的朋黨積習排斥李德裕朋黨。 唐宣宗（李忱）是唐憲宗的兒子，與唐穆宗為兄弟，按常例不可能繼承帝位。因為他從幼年時起，很象個痴人，唐文宗、唐武宗都輕侮他，不以常禮相待，宦官要利用他的痴和對文、武二宗的不滿，破例擁立他為皇帝。唐宣宗即帝位以後，宦官和朝官才知道他有心計，痴是偽裝出來的。 唐宣宗的施政方針是儘量否定會昌（唐武宗年號）年間的一切措施。他首先斥逐李德裕及其徒黨，說李德裕是奸臣。李德裕用是否依附宦官作區別邪正的標準，對李逢吉、李宗閔這些走宦官門路的首領來說，是適合的。唐宣宗區別忠奸，也有他的標準。他要表明自己是唐憲宗的直接繼承人，誣郭太后（唐憲宗正妃）、唐穆宗母子與宦官同謀殺唐憲宗。唐穆宗既被指為逆，諸子敬、文、武三宗自然也是逆，李德裕得唐武宗信任，稱為奸臣也就有理由了。以仇視奸逆的精神來進行朋黨爭鬥，朋黨積習更發展到最高點。 唐宣宗前後信任兩個宰相，自八四六年至八五一年，白敏中為相，自八五一年至八五九年，令狐綯（音桃táo）為相。白敏中與李宗閔朋黨有關係。令狐綯是令狐楚的兒子。令狐楚與皇甫鎛、李逢吉同朋黨，唐憲宗時為宰相。令狐綯本人是李宗閔朋黨。白敏中、令狐綯逢迎唐宣宗，凡不被李德裕重視的人，一概重用，被李德裕排斥的那些朋黨中人，自然更要重用；凡唐武宗時做成的事，如廢除佛教和其他外來宗教，如裁減州縣冗雜佐官一千數百員，唐宣宗時改為復興佛教、增設冗員。舉這些例可以推知當時的朝政。 當時吐蕃內亂，愈益衰弱，八四九年，吐蕃所據秦（治成紀，甘肅秦安縣北）、原（治高平，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安樂（鳴沙縣，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縣）三州及七個關（原州有七個關）來歸。三州士民千餘人到京師闕下朝見唐宣宗，歡呼舞躍，慶喜得回到故國來。士民當場解除吐蕃服裝，換上唐朝衣冠，觀歡都感動得高呼萬歲。八四八年，沙州（治敦煌，甘肅敦煌縣）人張議潮，乘吐蕃大亂，率漢民眾逐走吐蕃守將，奪得沙州，八五一年，派使者來朝。唐宣宗任張議潮為沙州防禦使。張議潮發兵收復瓜、伊、西等十州，使張議潭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湟土地上漢民眾全部歸唐。唐在沙州置歸義軍，任張議潮為節度使。唐肅宗時，吐蕃奪取西北州鎮，唐國境退縮到鳳翔、邠州一帶，原因是安史叛亂。唐宣宗時，十一州來歸，原因是吐蕃內亂。唐朝君臣不在這一點上有所戒懼，卻早在三州七關來歸時，宰相便以克復河、湟為理由，請唐宣宗加尊號，唐宣宗也認為河、湟克復了，給唐順宗、唐憲宗上尊號「以昭功烈」。事實上，唐宣宗君臣這種浮誇不實的做法，正說明滿足於三州七關的取得，並無勇氣去收復河湟。河湟收復，是漢族民眾的力量，唐朝廷並沒有什麼「功烈」可說。 唐宣宗自恃有智術，察察為明，相信自己的見解一定都是對的。他的意旨，只許群臣順從，不許違反。例如李德裕作相時，不用丁柔立，唐宣宗特用為諫官。八四七年，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丁柔立上書替李德裕訟冤。唐宣宗說丁柔立阿附，貶為縣尉。所謂阿附，就是不順從他的意旨。令狐綯最能順從也最得信任，自稱作相十年，每次入朝奏事，都要流汗，冬天也不例外。宰相見皇帝，害怕到流汗，自然不敢有違反意旨的表示。唐宣宗獨攬用人大權，州刺史赴任，必先來京朝見，皇帝親自考問，按答話優劣，再定用否。當然，他認為可用的人，儘管不勝任，再也不會有人敢說不可用。有一天，兵部侍郎蔣伸宛轉地對唐宣宗說，近來官似乎容易得，大家都想僥倖。唐宣宗自以為用人非常嚴格，聽了驚問，這樣，不是亂了麼！蔣伸說，亂倒還沒有，不過，僥倖的人多，亂也不難。唐宣宗很滿意蔣伸的話，說，過幾天，我不單獨接見你了。唐制，宰相不單獨見皇帝，這句話就是說要任用蔣伸為宰相。果然，蔣伸被任為宰相。蔣伸是一個平庸的官僚，唐宣宗覺得幾句話中聽，立即決定給宰相做，依然還是官容易得，大家都想僥倖。從蔣伸的話里，可以看出當時吏治很壞，已經到了亂也不難的時候。 唐宣宗即位以後，就懲罰那些被認為殺死唐憲宗的人。他誅戮宦官，逼死郭太后，又殺唐穆宗作太子時的東宮官屬。被殺諸人的家族，也都受到重罰。八五四年，他看到人情不安，下詔說，長慶（唐穆宗年號）初年亂臣賊子的餘黨，現在已經懲治完畢，其餘疏遠族人，一切不再追究。唐宣宗在用暖昧難知的罪名濫施刑罰以後，對士族方面，算是停止追究，對宦官方面，卻和唐文宗一樣，殺了一批謀害唐憲宗的宦官，還想殺所有宦官。八五四年，唐宣宗與令狐綯商量盡殺宦官。令狐綯密奏說，只要有罪不赦，有缺不補，自然會逐漸耗盡。這個密奏被宦官看見，因此，宦官更與朝官相憎惡。朋黨的爭鬥，因李德裕朋黨的完全失敗，漸趨平息，南北司的爭鬥從此又表現出緊張狀態。 自唐肅宗到唐武宗，每個皇帝在位時，總不免有大小不等的內戰，只有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是比較最平靜的一段時間。這是大震盪到來以前的短暫平靜。在這段時間裡，爆發大震盪的條件醞釀成熟了，那就是李德裕朋黨的失敗和南北司爭鬥的再度緊張，使得唐朝統治又有進一步的削弱。統治力的削弱和吏治的敗壞，久受剝削和壓迫的民眾，自然要起來反抗這個腐朽統治。但是，民眾還沒有養成取得勝利的力量，各種腐朽勢力卻乘機大擴張，這就出現了大震盪的局面。 唐宣宗反對會昌年間的一切措施，獨不反對吃道士的長生藥。八五九年，唐宣宗吃長生藥病死，宦官王宗實等立他的長子李漼為皇帝（唐懿宗）。 第三段（八五九年——九○七年） 唐宣宗嚴禁朝官交通宦官。宰相馬植與左軍中尉馬元贄認本家。馬元贄送馬植一條寶帶，被唐宣宗發現，第二天就革去馬植的宰相職位，貶出去做州刺史。京兆尹韋澳入朝奏事，唐宣宗要他補一個重要官缺。韋澳辭謝不做。家裡人埋怨他，他說：皇帝不和宰相商量，自己作主用我，人家一定說我走什麼門路得來，怎能辯白清楚！你們不知道時事不很好麼？都因為我們這些人貪名位的緣故。照韋澳的說法，依附宦官仍舊是求官的一個門路，不過要做得非常隱蔽，否則就會遭受眾人的攻擊。士大夫一方面仍有人走宦官門路，另方面，多數人為表現自己，爭奪名位，造成一種虛矯的風氣。不管事情多麼小，只要與宦官有些牽涉，便成被排斥的對象。建州（治建安，福建建甌縣）進士葉京經過宣武鎮，參與宴會，識監軍面。葉京及第後，與同年出遊，路上遇監軍，彼此打了個招呼，大家喧譁斥責，葉京一輩子不得仕進。這種風氣的盛行，是唐統治崩潰的一個標誌。南北司相互仇視，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士族內部在更廣泛的程度上發展著朋黨積習，彼此尋找藉口，互相排斥。唐中期以來構成統治力量的士族和宦官，分裂成粉碎狀態，崩潰是不可免的了。 唐中期以來，僱傭兵成為支持唐政權（自神策軍至京外各鎮）的主要武力。按照地方情形，僱傭兵大體分三類。一類是驕兵（包括悍將），軍事重鎮的士卒多驕悍成風，尤其是那種受特別待遇類似部曲的親信兵。例如唐穆宗時，王智興作武寧節度使（駐徐州），募強悍兵二千人，號稱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都（軍）。這種驕兵，小不如意，一人倡亂，群起附和，節度使只好從後門逃走。一類是弱兵。軍事上次要的藩鎮，兵將都有（未必足額），戰鬥力不強。一類是虛兵。軍事上不重要的地方，兵數很少，根本沒有戰鬥力。例如浙江東道設都團練觀察使，治越州（治會稽，浙江紹興），轄地有越、台（治臨海，浙江臨海）、明（治鄞縣，浙江寧波）等八州。越州現兵不滿三百人，其他各州兵數大致相同。唐朝廷主要依靠弱兵來維持統治權，因為弱兵容易調動，人數又多，一道有事，鄰道可以抽兵相助，在鎮壓個別的民眾反抗上，弱兵是起作用的。到了弱兵不能調動時，唐朝廷就難以維持了。 唐宣宗時，統治集團分裂的深刻化，加上額外搜括的普遍施行，民眾起義反抗的條件成熟了。起義首先在擁虛兵的南方地區爆發起來，從而引起驕兵的叛變，弱兵的不能出境互援，唐統治繼續瓦解著，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更得以順利地進行。 第三段可分前後兩部分。自八五九年浙東裘甫起義至八八四年黃巢兵敗被殺為前一部分，這時候，廣大農民與唐統治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居於第一位，掩蓋了宦官與朝官間的衝突。自八八四年至九○七年唐亡為後一部分，這時候，唐朝廷內部宦官與朝官間的衝突又居於第一位，藩鎮起初利用這種衝突得到割據的利益，最後藩鎮消滅這種衝突，轉入五代十國時期。 前一部分八五九年——八八四年 農民起義將在另一節敘述，這裡只說唐朝方面在起義軍打擊下加速崩潰的情形。 八五九年，寧國（安徽寧國縣）人裘甫率眾起義。攻取剡縣（浙江嵊縣），民眾四面響應，八六○年，有眾三萬人。唐懿宗使王式率兵往攻，裘甫戰敗被殺。浙東農民起義，幾個月就失敗了，但是，唐朝的崩潰和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發動，都以這次起義為出發點，雖然失敗，意義卻很重大。 八七三年，唐懿宗死，宦官立李儇（音喧xuān）為皇帝（唐僖宗）。八七四年的春季，翰林學士盧攜給唐僖宗上書說：陛下初登帝位，應該想起老百姓。國家有百姓，好比草木有根柢，如果秋冬加以培植和灌溉，那末，春夏一定很繁榮。去年關東地區，西起潼關，東到海邊，遭受大旱災，貧家磨蓬實作面，采槐葉作菜，更貧窮的人家，連這些也沒有。從前一個地方有災，還可以散到鄰境去求食；現在到處都有災，找不到可投奔的地方，只好坐等餓死。事實上租稅已經無法徵收，可是州縣藉口租稅中有上供及三司（戶部、轉運、鹽鐵）錢，催督極急，動不動用刑罰，逼得百姓拆屋砍樹，嫁妻賣子，得到一點錢，只夠吏役的酒食費，到不了官庫。租稅以外，還有其他雜徭。朝廷再不想些辦法，百姓生計實在斷絕了。盧攜請求朝廷敕令州縣官暫停收稅，等待蠶事和麥收；一面發義倉米急賑饑民，以便等到深春時候，百姓有草葉木芽，接著有桑椹充當食物，目前幾個月內，情勢緊急，停稅賑濟切不可延緩。盧攜的建議，朝廷根本不以為意，因為朝廷賴以生存的財賦，固然絕大部分來自江淮地區，但關東地區也不失為次要的來源，朝廷收入只許增加，不許減少，如果還有活著的百姓，剝削就不會鬆手。 民眾必須大規模起義來反抗這個極度腐朽的唐統治，關東民眾首先負擔起這個嚴重的任務。 八七四年，濮州（治鄄城，山東鄄城縣）王仙芝在長垣（河南長垣縣）起義，有眾數千人。關東民眾紛紛起義，響應王仙芝。八七五年，王仙芝軍攻取唐濮州、曹州，眾增至數萬。 八七五年，冤句縣（山東菏澤縣西南）人黃巢聚眾數千人響應王仙芝，攻擊唐州縣，數月間眾也增至數萬。 八七七年，王仙芝使尚君長向唐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宦官）請降。唐將宋威派兵在路上捉尚君長斬首，算是戰功。八七八年，唐軍在黃梅（湖北黃梅縣）大破王仙芝軍，殺王仙芝。求降想做官，得到的結果是可恥的斬首。 黃巢攻亳州（安徽亳縣）城，尚讓率王仙芝餘眾來歸。眾推黃巢為王，號沖天大將軍，建元王霸，設置官屬。黃巢在河南地區與唐軍作戰，互有勝敗。河南是唐兵力比較集中的地方，起義軍要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困難的。東南地區唐兵力薄弱，又是財賦的供給地，打擊這條唐朝的生命線，軍事上有很大的意義。黃巢採取了攻弱的方法，八七八年，率軍在蘄州（治蘄春，湖北蘄春縣）境渡長江。已經被趙義軍打得支離破碎、危機四伏的唐朝，再也不能組織一支兵力去追擊起義軍。黃巢率起義軍走遍長江、閩江、珠江三大流域以後，八八○年，回到河南地區。唐軍望風潰逃，起義軍取東都，又取長安，唐僖宗逃往成都。 八八二年，黃巢部將同州（治馮翊，陝西大荔縣）防禦使朱溫（降唐後賜名全忠）叛變，投降唐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被任為同華節度使。八八三年，沙陀酋長李克用率沙陀兵攻入長安城。黃巢率眾退到河南，又被李克用攻擊。八八四年，退到兗州萊蕪縣（山東萊蕪縣）山中被殺死。 在起義軍與唐朝的戰爭中，唐朝方面出現了各種割據勢力，唐轄地幾乎全部被分割。最後剩下一個長安城作為小朝廷容身的地方，一些有力的割據者，對著這個小朝廷展開了猛烈的爭奪戰。 後一部分八八四年——九○七年 這裡先說一說八八四年以前朝官與宦官的關係。 八七三年，宦官殺唐懿宗的年長諸子，立十二歲的唐僖宗為皇帝。唐僖宗專事遊戲，政事全部交給中尉田令孜，呼田令孜為阿父。唐僖宗任意耗費財物，田令孜教他奪取市上商人的寶貨。敢出面反對的人，一概交京兆尹杖殺。宰相以下朝官，沒有人敢說話。八七五年，邠寧節度使李侃為義父李道雅（宦官）請求贈官，諫官董禹上書表示異議，還帶便說到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不滿意，貶董禹為郴州司馬。 八八○年，唐僖宗在田令孜保護下，逃出長安。八八一年，到成都。朝官陸續來歸。唐僖宗不理會朝官，專依靠田令孜等宦官。諫官孟昭圖上書說，去年車駕出京，事先不通知南司，宰相以下許多官員因而喪失生命，北司卻獨得安全。近日成都兵變，陛下與宦官守東城，並不讓朝官入城。陛下如此對待朝官，道理在那裡！要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不是北司的天下；皇帝是全國的皇帝，不是北司的皇帝。北司未必都可信，南司未必都無用。難道皇帝與宰相毫無關係，朝官全是路上人！這樣做，收復京城怕不容易。田令孜貶孟昭圖出成都，路上殺死孟昭圖。宦官擁有絕對的權力，朝官觸犯宦官，就有貶官和殺身的危險，雙方關係實際上是緊張的，只是整個統治階級正在抗拒農民起義，內部的衝突不得不暫時退到次要的地位上去。 八八四年，黃巢起義軍失敗以後，唐朝廷已經是這樣的一個朝廷：第一，大小不等的割據者在全國各地進行混戰，朝廷一概承認強者的行動為合法，加以任命。諫官常濬說的話，可以說明這種情況。他對唐僖宗說：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無有差別，鬧得天下如此混亂；如果不改變作法，恐怕大亂還在後面。田令孜等人怕割據者不滿意，趕快殺死常濬。第二，割據者各在境內自收租稅，有些割據者送給朝廷小部分財物，維持皇室、南北司官員及禁軍的費用。第三，南北司各借割據者的力量來互相排斥，割據者也樂於利用南北司的互斗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南北司衝突因而變成戰爭的形式。當時宣武鎮朱全忠和河東鎮李克用是最強大的兩個割據者，兩鎮衝突與南北司的衝突相結合，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化。歸根說來，唐朝廷除了南北司互斗和割據者參加互斗，沒有別的事可說了。唐朝原有的土地，化為割據者的戰場並為割據者所占有，與唐朝脫離了實際的關係，所以，八八四年以後，唐朝只是名義上還存在著的一個小朝廷。 下面敘述小朝廷逐步消滅的情況。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有安邑、解縣兩鹽池的利益。八八五年，田令孜要收回兩池，調王重榮為泰寧（治兗州）節度使，王重榮拒絕調任。田令孜結合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和王重榮對抗。太原李克用率兵救王重榮，兩人算是一夥，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也算是一夥。李克用王重榮擊敗朱玫、李昌符，進逼京城，田令孜帶著唐僖宗逃往鳳翔。八八六年，又逼迫唐僖宗到寶雞，準備再逃往漢中。朱玫、李昌符見田令孜敗逃，改附李克用。大部分朝官憎恨田令孜，不願去寶雞，要奪唐僖宗回京城。邠寧、鳳翔兵攻寶雞，田令孜帶著唐僖宗，還有杜讓能、孔緯等一些朝官，跟隨唐僖宗，一起逃往漢中。李克用目的在攻擊朱全忠，無意參與唐朝廷內部的衝突，率兵回太原去了。朱玫、李昌符和朝官立李熅（音暈yūn）為皇帝。田令孜失勢窮困，只好讓位給宦官楊復恭，自任為西川監軍使，到成都去依靠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田令孜黨羽被斥逐，楊復恭當了宦官首領。朱玫擅權，李昌符、王重榮又投到唐僖宗方面來，李克用也反對朱玫和李熅。朱玫失勢窮困，部將王行瑜殺朱玫。朝官二百餘人擁李熅逃往河中，王重榮殺李熅，又殺朝官將近一半。唐僖宗下詔殺所有投李熅的朝官，杜讓能力爭，許多朝官得免死。八八八年，唐僖宗回到長安，不久病死。這一次衝突，宦官方面只是田令孜換成楊復恭，朝官方面卻死了許多人，朝官失敗了。 八八八年，楊復恭立李敏為皇帝（唐昭宗）。楊復恭仿照田令孜的辦法，養勇士多人為義子，使分掌兵權，號稱外宅郎君，又養宦官六百人為義子，使作諸道監軍。唐昭宗憎惡楊復恭專權，宰相孔緯、張濬也勸唐昭宗削弱宦官的權力。皇帝加在朝官一邊，衝突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八九○年，朱全忠在河南已經造成大勢力，奏請朝廷下令討伐李克用。宰相杜讓能、劉崇望等多數朝官不贊成對河東用兵，宰相張濬、孔緯等想借朱全忠兵力斥逐楊復恭，力主用兵。這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冒險行為，唐昭宗遲疑了多時，終於採納張濬等人的建議，企圖憑藉戰勝的威力來消滅宦官。 唐朝廷決定對河東用兵後，下詔革去李克用的官爵。任命張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使，孫揆為副使，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盧龍節度使）為北面招討使。張濬率兵五萬人出發，公然對楊復恭表示戰勝回來要大有作為。楊復恭早就偷聽了他和唐昭宗的密談，知道所謂大有作為的意思是什麼。張濬率兵守晉州（治自馬城，山西臨汾縣），河東將李存孝來攻，張濬棄城逃回。八九一年，唐昭宗貶斥張濬、孔緯，下詔恢復李克用全部官爵，使歸晉陽。這一次衝突，朝官又失敗了。 朝官兩次失敗，再沒有人敢出頭反對宦官。唐昭宗恨極，直接和楊復恭衝突。八九一年，使楊復恭致仕。唐昭宗發兵攻楊復恭私宅，宰相劉崇望鼓勵兵士進攻，楊復恭率義子楊守信等人逃往漢中，起兵反抗朝廷。這一次衝突，楊復恭失敗了，但西門君遂又成了宦官的首領。 八九二年，鳳翔李茂貞、靜難（即邠寧鎮）王行瑜、鎮國（華州）韓建等五個節度使上書，以討伐楊復恭為名，要求任命李茂貞為山南西道（治漢中）招討使。朝議以為李茂貞得山南西道，勢力太大，不可允許。李茂貞、王行瑜出兵攻漢中，仍堅求招討使名義。唐昭宗召集朝官會議，宦官與李茂貞有關係，宰相等不敢發言，唐昭宗無法，只得任命李茂貞為招討使。李茂貞攻取漢中，楊復恭等逃往閬州（治閬中，四川閬中縣）。八九三年，唐昭宗要李茂貞讓出鳳翔節度使，專任山南西道兼武定（治洋州，陝西洋縣）節度使。李茂貞不從，上書辱罵唐昭宗。唐昭宗怒極，不顧朝議，決心出兵攻鳳翔，使首相杜讓能籌畫軍事，使宗室諸王李嗣周為京西招討使。宰相崔昭緯想排去杜讓能，暗中勾結李茂貞、王行瑜，聽到杜讓能說什麼話，立即通知李茂貞等。李嗣周率臨時招募的禁兵三萬人往鳳翔，路上被李茂貞等截擊，禁兵潰散。李茂貞等乘勝進逼京城，崔昭緯教李茂貞要求殺杜讓能。唐昭宗殺西門君遂等三個大宦官，說勸用兵的是這三個人，不是杜讓能。李茂貞不肯退兵，唐昭宗只好殺杜讓能。從此李茂貞、王行瑜作唐朝的主人，南司北司都依附他們來謀自己的利益。唐昭宗有什麼主張，不滿意的人就教他們來斥責。李茂貞兼鳳翔、山南西道、武定、天雄（秦隴）四鎮節度使，占有十五個州，成為關中最強大的藩鎮。這一次衝突以後，唐昭宗脫離朝官和宦官，更陷於孤立無助的地位。 八九三年，唐昭宗殺西門君遂等三個宦官首領，說明宦官在朝官勾結藩鎮的高壓下，勢力已經大削弱，不能再壓迫朝官。朝廷內部的衝突，一時轉化為朝官間的爭奪相位。八九四年，唐昭宗要任命李谿為宰相，崔昭緯怕李谿分權，使黨羽在朝上出面阻止。八九五年，唐昭宗任李谿為宰相，算是有了一個親信人。崔昭緯使人告訴王行瑜，說李谿在朝，可能又學杜讓能用兵。王行瑜、李茂貞逼迫唐昭宗免去李谿的相位。唐昭宗想大用宗室諸王作為自己的助力，南北司同起反對，這個計劃又只好作罷。護國（即河中）節度使王重盈死，軍中立王珂為留後，王珙、王瑤出兵擊王珂。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得李克用的援助，王珙、王瑤勾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鎮，雙方爭奪護國鎮。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率精兵數千人入京城，殺李谿和另一個致仕宰相韋昭度，又使唐昭宗任命王珙為護國節度使。三鎮又謀廢唐昭宗，另立皇帝。這時候，李克用發兵來河中，聲稱要保衛朝廷、討伐三鎮。李茂貞黨羽想劫唐昭宗到鳳翔，王行瑜黨羽想劫唐昭宗到邠州，兩批黨羽（其中各有宦官首領）用兵互攻，唐昭宗出京城逃入終南山。李克用兵到同州，三鎮和崔昭緯等畏懼退縮，唐昭宗乘機任用諸王李知柔為宰相兼京兆尹，並令李克用出兵討伐王行瑜。李克用進攻邠寧鎮，王行瑜被殺。李克用請轉攻鳳翔，唐昭宗怕沙陀太盛，不許進兵。李克用知道朝廷的用意，引兵歸太原。這一次衝突，唐昭宗算是革去了崔昭緯的相位（八九六年，殺崔昭緯），宗室諸王得到任用，可是，另一次衝突接著就起來。 八九六年，朱全忠薦張濬為宰相，唐昭宗將加任命，李克用奏稱，張濬早上為相，我晚上就到宮門。京城人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兵禍，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恐慌，唐昭宗只好下詔和解。李克用與唐昭宗，彼此都不滿意。唐昭宗自終南山回京，募兵數萬人，分交諸王統率，諸王李戒丕、李嗣周又各自募數千人，宦官把持左右神策軍的局面改變了。李茂貞藉口朝廷對鳳翔用兵，率兵進逼京城。唐昭宗派人向太原告急，自己也出京，要逃到太原去。路上聽了韓建的勸阻，自願到華州，落在韓建的手裡。李茂貞入京城，大燒大搶，宮殿和商店，遭到極重的破壞。李克用因去年不許他攻鳳翔，現在也就不準備來援救。唐昭宗在華州貶斥崔昭緯的黨羽宰相崔胤。崔胤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上書稱崔胤是忠臣，不該貶斥。唐昭宗只好再讓崔胤作宰相。從此，崔胤和朱全忠結合在一起。八九七年，韓建逼勒唐昭宗解散諸王所率全部禁軍，拘禁掌兵和出使的諸王，又禁止唐昭宗的親信人入宮，事實上，唐昭宗也被拘禁了。韓建與樞密劉季述合謀，圍十六宅，捕獲諸王十一人，當時就殺死。韓建、李茂貞怕朱全忠來奪唐昭宗，八九八年，送唐昭宗回長安。這一次衝突，唐昭宗當作依靠的禁軍和宗室諸王，全部喪失，朱全忠卻在朝廷中得到崔胤這個代理人。 唐昭宗貶斥崔胤不成，卻和崔胤商量滅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為援，互相傾軋。另一宰相王摶勸唐昭宗不要過於操切，激起變故。崔胤說王摶是宦官的黨羽，唐昭宗就對王摶懷疑。八九九年，唐昭宗又革去崔胤的相位。朱全忠上書說崔胤不可革，王摶交通宦官，罪大該殺。九○○年，唐昭宗不得已又用崔胤為相，殺王摶和兩個樞密使。崔胤兩次保住相位，勢力大盛，宦官恨崔胤，但更恨唐昭宗。 唐昭宗從華州回京城以後，性情變得更加暴躁，經常酗酒，隨手殺死左右侍奉人。九○○年，宦官劉季述等所謂四貴合謀廢唐昭宗，乘唐昭宗酒醉，率禁兵進宮，囚禁唐昭宗，一面令崔胤率百官請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崔胤後面有朱全忠，劉季述不敢殺崔胤。 朱全忠在大梁，劉季述派人去通款，願輸送唐家社稷。朱全忠集僚會議，決定採用李振的建議，恢復唐昭宗帝位，挾天子以令諸侯。朱全忠遣親信人蔣玄暉到京城，與崔胤謀事。崔胤結合神策軍三個軍官，九○一年，殺劉季述等。崔胤率百官迎唐昭宗復位。唐昭宗殺劉季述黨羽宦官數十人，給三個神策軍官極重的賞賜，使他們保衛宮廷，似乎自己又得到了什麼依靠，照舊想一舉消滅宦官。 九○一年，崔胤和另一個宰相陸扆（音以yǐ）主張奪取宦官的兵權。請唐昭宗任命二相分管左、右神策軍。受重賞的三個神策軍官都反對改隸南司，唐昭宗只好用宦官韓全誨、張彥弘為左右中尉。這兩個人都做過鳳翔監軍使，與李茂貞有關係。崔胤請李茂貞給兵三千人，駐京城，意思是想用外兵制宦官，實際卻為韓全誨增強了力量。崔胤與唐昭宗密謀殺死所有宦官，被韓全誨等探知。韓全誨結合駐京鳳翔兵的統率者李繼筠，宦官勢力大盛，拒絕接受一切命令，並禁止唐昭宗單獨召見朝官。崔胤催朱全忠來奪唐昭宗，朱全忠帶兵到河中（本年朱全忠奪得河中鎮），上書請唐昭宗去東都（洛陽也是朱全忠屬地）。韓全誨等大懼，劫唐昭宗和他的家屬去鳳翔。崔胤及百官留在京城。朱全忠率兵到關中，首先俘獲韓建，取得華州，隨後進入長安城。朱全忠令崔胤率百官遷徙到華州，唐百官成為朱全忠的部屬。李茂貞、韓全誨在鳳翔城中給唐昭宗配備了以宰相韋貽範為首的一套百官，皇帝的用人權完全被剝奪。唐朝廷分裂到只剩下一個僅擁空名的皇帝。 九○二年，朱全忠率大軍到鳳翔城下，派兵奪取附近諸州。就在這個危城裡，官職還是很值錢。宰相韋貽範廣受賄賂，許人官職，恰恰老母死去，韋貽範照例要免職居喪。出錢買官的債主天天去韋家喧鬧，要求還錢。韋貽範力求宦官和李茂貞允許他恢復相位。他得到允許，立即出來辦事，辦的事自然是給債主做官。人有錢就能買官，做了官就更有錢，得錢的方法多式多樣，歸根都是剝削民眾的脂膏，不管唐朝廷怎樣破敗，官總是一種有利可圖的行業。李茂貞困守孤城，毫無出路，只好向朱全忠求降。條件是送出唐昭宗和殺死宦官。朱全忠接受他的投降。九○三年，唐昭宗聽到這些條件，很喜歡，派人殺韓全誨等四貴及宦官共十六人。朱全忠、崔胤入鳳翔城，繼續捕殺宦官七十餘人，又密令京兆府捕殺九十人。唐昭宗回長安，順從朱全忠、崔胤的要求，殺死全部宦官（逃亡的宦官是少數），又令諸道殺監軍，除河東監軍張承業等少數人得節度使保護，其餘監軍全部被殺。宮中事務都歸南司掌管，左、右神策軍和所屬八鎮都歸崔胤統率。在鳳翔城內任命的官職，一概取消，依附李茂貞和宦官的大朝官一概殺逐，從長安到鳳翔追隨唐昭宗的朝官三十餘人，也一概貶斥，只剩下為朱全忠效力的朝官。朱全忠回大梁，留兵一萬人駐神策軍舊營（神策軍已解散），使親侄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派心腹人為宮苑使、皇城使、街使。自皇宮以至百官私宅所在的街道，都歸朱友倫等諸使掌管，等候朱全忠的命令來處理唐昭宗和崔胤等百官。這一次大衝突，宦官被殺盡，南北司之爭解決了，唐昭宗在鳳翔城失去用人權，但還有少數可親信的朝官，現在這些人被貶斥，完全孤立了。 九○三年，崔胤得到唐昭宗的同意，募精壯兵六千六百人，作為朝廷的衛兵，意思是想自己有些實力。朱全忠暗中使壯士去應募。崔胤不曾發覺，加緊訓練兵卒，準備武器，事情都被朱全忠知道，開始對崔胤疑忌。朱友倫墜馬暴死，朱全忠疑是崔胤的陰謀，決計殺崔胤並遷唐昭宗到洛陽，免得李茂貞等乘機劫奪。九○四年，朱全忠殺崔胤和他的親信人，另用裴樞、柳璨等人作宰相。朱全忠引兵駐河中，使裴樞強迫唐昭宗和百官、長安居民遷往洛陽。唐昭宗路過華州，有人夾路呼萬歲。唐昭宗涕泣告路旁人說，不要呼萬歲，我不再是你們的主子了！在宿所對左右侍從人說，我這次漂泊，不知那裡是歸宿！說罷大哭，左右人也陪著痛哭。他到這時候才知道危險在眼前，總算還有一點知覺，其實早就是個亡國的皇帝。唐昭宗到陝州，秘密派人請求割據者西川王建、淮南楊行密、河東李克用起兵來拯救，這自然是絕望的請求。唐昭宗到洛陽，左右侍從人也全被殺死。李茂貞、李克用、王建、楊行密等人，虛張聲勢，說是要救唐昭宗。朱全忠知道留下這個廢物，對自己不利，派人殺死唐昭宗，自己算是不預知，伏在棺材前慟哭流涕。朱全忠立李柷（音祝zhù）為皇帝（唐昭宣帝）。九?五年，朱全忠殺唐昭宗的諸子九人。 宰相柳璨自進士及第，不滿四年，便登相位，其餘裴樞等三相，自負資望高，輕視柳璨。柳璨竭力奉事朱全忠留在洛陽的心腹官員，因而朱全忠相信柳璨的話，貶斥裴樞等三相，另補充一些人作宰相。柳璨開出一張人名單，對朱全忠說，這批人喜歡成朋結黨，製造是非，都該殺死。朱全忠的重要謀士李振，是個不第進士，痛恨朝官，因為朝官多是及第進士。李振也對朱全忠說，唐朝廷所以破敗，都是浮薄士人紊亂綱紀的緣故。大王（朱全忠）要辦大事（滅唐），這些人是不好對付的，不如一起殺掉為便。裴樞等舊宰相以及出身高門和科第的大朝官凡三十餘人，都被加上浮薄的罪名，全部投入黃河死去。 朱全忠急於要唐昭宣帝禪位，柳璨等商議按照舊例，得經過封大國（國號）、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的次序。朱全忠嫌辦事遲緩，大怒。九○五年，殺柳璨等。柳璨臨刑大呼：負國（唐）賊柳璨，該殺該殺！柳璨發揮朋黨積習，借朱全忠的威勢，殺死許多不合己意的大朝官，朱全忠自然也不會放過他，等到臨死的時候，才知道該殺，可見這種鬧朋黨的人，不見刀是不會知道自己該殺的。 唐朝除禪讓這件事還有待完成，絲毫沒有其他存在的理由。九○七年，唐昭宣帝讓皇帝位給朱全忠。朱全忠受禪稱帝（梁太祖），國號大梁。梁太祖對唐昭宣帝為濟陰王。九○八年，梁太祖殺濟陰王李柷，唐朝這個殘餘也最後消滅了。 第四節唐朝經濟（上） 唐是繁榮強盛的大朝代。這個大朝代的所以產生，原因是（一）在黃河流域，隋末農民起義嚴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使得唐前期生產關係發生一些變化。（二）在長江流域，東晉以下，經濟繼續在上升，南朝末年，已經顯出超越黃河流域的趨勢，使得統一的唐朝，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還有一個原因是唐前期的統治者，看到隋末農民起義的威力，一般還有所畏懼，政治上不敢過度放縱，社會得以保持長時期的安寧狀態，有利於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唐中期，黃河流域遭受戰禍，朝廷依靠長江流域的財賦來支付巨大的費用。唐後期的末葉，長江流域發生割據戰爭，朝廷也就衰微以至於滅亡。長江流域在統一的朝代里起著如此重大的作用，是唐朝才開始的新現象。這說明長江流域開發成為富饒地區，與黃河流域合併成一個基地，比兩漢富力增加一倍以上，因此，自隋、唐開始，中國封建經濟進入了更高的發展階段。 大體上，唐前期的經濟繁榮，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的興盛上，自中期以下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工商業特別是商業的興盛上。由於統治階級的大量消費，商業興盛的另一面，正是農民遭受嚴重的剝削，農業不斷在衰落。 封建經濟的根本在於農業。唐朝農業的興衰，與均田變為莊田，以及租庸調變為兩稅是有關係的。唐高祖武德七年（六二四年）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兩法各書所記多有出入，下面依據《舊唐書·食貨志》所記，再參酌他書，略述唐均田法和租庸調法。 《舊唐書·食貨志》說，男女自初生以上稱為黃，四歲以上為小，男丁十六歲以上為中男，二十一歲以上為成丁，六十歲為老。每年造一次人口賬，三年造一次戶籍。這是最重要的法令，均田法和租庸調法的行施都以這個法令為根據。唐中宗時，韋皇后請改成丁年齡為二十三歲。唐玄宗時，以十八歲以上為中男，二十三歲以上為成丁，五十八歲以上為老。中男自十六歲改為十八歲，成丁自二十一歲改為二十三歲，老自六十歲改為五十八歲，都是減輕賦役，有利於廣大民眾。 均田法——男丁十八歲以上給田一頃，其中十分之二為世業（永業），八為口分。老男、殘廢人給四十畝。寡妻、寡妾給三十畝，如是戶主，加給二十畝。受田人身死，世業田得由繼承人接受，口分田歸官，另行分配。 租庸調法——唐賦役法：租，每丁每年納粟二石或稻三石。調，隨鄉土所產，蠶鄉每丁每年納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非蠶鄉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閏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納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中男受田後，納租調並服役，成丁後，服兵役。國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可免調；加役三十日，租調都免。加役連同正役，總數不得超過五十日。如水旱蟲霜成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都免。 六○四年，隋煬帝即位，下詔廢除婦人及奴婢、部曲的課役。開皇制規定節婦得免課役，隋煬帝改為婦人全免，實是賦稅制的一個大改革。唐租庸調法採用隋煬帝的新制，不再取婦人課役。北周武帝數次釋放奴隸和雜戶，但仍允許北周貴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人數不會太多。隋末平涼一帶有所謂「奴賊」的一支軍隊，首領出身奴隸，兵士中自然也有不少出身奴隸的人。又唐軍中有奴隸應募作戰，立功後與普通人同樣得賞，大概經隋末大戰爭，奴隸和部曲的人數更為減少，租庸調法廢除奴隸部曲的課役，主要是因為所得有限，與廢除婦人課役意義是不同的。唐刑部屬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官奴隸。奴隸來源是俘虜和叛逆犯的家屬。通年服役的人，稱為官奴婢。免（朝廷下赦詔，官奴婢與普通罪人同得寬免）一次稱為番戶，每年服役三番，每番一個月。免二次稱為雜戶或官戶，每兩年服役五番。免三次成為良人（平民）。六十歲以上及殘廢的官奴婢，得為官戶，七十歲以上得為良人。住在外州縣的官奴婢，丁男每年納錢一千五百文，丁婢中男每年三百文，唐對官奴婢的待遇，是刑罰性質，沒有經濟意義。私家奴婢主要也不是用在生產方面，所以唐朝奴隸比起南北朝來，數量和作用都大大減少了。 唐租庸調法比前朝賦稅制較輕也較合理，唐前期，在行施均田法的地區，對農業生產起著積極的作用。 下面略述均田與莊田、租庸調與兩稅行施的情形。一均田法 封建朝代的制度，在行施上只能看作大致如此，其中一定有出入甚至有很大的出入，均田法就是有很大出入的一個制度。 黃河流域，關東與關中情形不同。在關東，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經過隋末大戰爭，起義民眾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由於地主武裝的瘋狂屠殺和破壞，造成地曠人稀的現象。六三二年，唐太宗想登泰山封禪，魏徵諫阻，說：現在自洛陽以東到泰山，人煙稀少，荒草無邊，讓隨從的外國君長看見中國的虛弱，有什麼好處！六五七年，唐高宗到許（河南許昌縣）、汝（河南臨汝縣）二州，對從官說，這裡田地極寬，百姓太少。足見河南許、汝那種肥沃地，至少在唐高宗初年還很荒涼，至於河北、山東荒涼更不待言。荒地既然太多，行均田法對朝廷有利。官指一頃田地給民眾，讓他們去開墾，官每年收租庸調，事情很簡易。同時，對民眾也有利。民眾領到田地，法律允許使用到身死，付出勞力有些保障，樂於開墾。當時地主階級的兼併活動還不很顯著，農業生產因而逐漸恢復起來。在關中地區，地主勢力比隋時更有增加。六一八年，唐高祖即帝位，便下詔說，隋朝公卿以下百官以及普通民人，身在江都，家口在此（唐占領地區），雖然不參加義軍（唐軍），所有田宅，一概免其沒收。這樣，周、隋貴族官僚的田宅全部保留下來了。唐朝新起的貴族官僚，又占有大批田宅，例如唐高祖賜寵臣裴寂良田一千頃，甲第（一等住宅）一區。其他大臣也各有賞賜，例如六五六年，唐高宗賜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三人田地。于志寧（北周鮮卑貴族）奏稱，臣世代居關中，祖先產業相傳，不曾有變故。張行成等新建莊宅，田園還少，請將賜地轉給張行成等。總的說來，從皇帝起，全部貴族文武官員，都要占有田地，主要占有京城附近的田地。 六二七年（貞觀元年），唐太宗剛即位，和朝官們商議，讓狹鄉民戶自由遷移到寬鄉。陝州刺史崔善為上表說，畿內（關中）地狹戶殷（多），丁男全充府兵，如果任令遷移，一定都到關外去，關中空虛，很不方便。唐太宗被他提醒，不再議遷移事。六四四年（貞觀十八年），唐太宗曾到靈口（在陝西臨潼縣），問每丁受田數，當他知道每丁受田只三十畝時，感到有危險，令地方官查明受田尤其少的人，給與一些便利，遷移到寬鄉。七四一年（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說，「京畿地狹，人戶殷繁，計丁給田，尚猶不足」。其實，自唐高祖開國以來，關中土地總是在集中，而且是規模愈來愈大的集中，均田法與民眾的關係是很微弱的。 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情形也不同。長江流域自南北統一以後，士族勢力衰落，又受隋初楊素的打擊，不象關中地區貴族文武官員那樣權力大、人數多，因之，土地集中的速度也比較緩慢。隋末大戰爭以前，長江流域人口原來比黃河流域少，連同初步開發的閩江、珠江兩流域，人與地相比，是地曠人稀的局面，人口和農業都大有發展的餘地。在不觸動地主利益的情況下，官指定一些熟地或荒地給民眾墾種，也算是行施計丁授田的均田法。得不到土地的人，只好自己覓地去墾種，官對這種人不談均田法，但仍實行租庸調法。六九二年，狄仁傑為彭澤（江西彭澤縣）令，上書武則天，請求免民租，說，彭澤地狹山高，無田百姓所經營的田，一戶不過十畝五畝，照賦稅制納租，即使十足年成，繳官以外，半年缺糧。狄仁傑所稱無田百姓，是指不曾受官田的人，但繳納官租，仍照租庸調法。 一般地看來，均田法實行的程度，關東地區最高，關中地區最低，長江流域居中。唐前期的農業生產，關東是由恢復走向發展，長江流域是在繼續發展，總的趨勢是上升，繁榮強盛的唐朝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唐敦煌戶籍殘卷》（武則天、唐玄宗、唐代宗時候的殘缺戶籍）所載授田情形：（1）永業口分兩種田，多少無比例。如常■才（■音辯bian）戶應受田一頃三十一畝，實受只有永業田十八畝；又如曹思禮戶應受田三頃六十四畝，實受只有口分田一畝，其餘都是永業田。按永業田父子相傳，為本戶所原有，無口分田，實際就是官府對某些戶不按丁授田。（2）不論永業田口分田，都割裂成許多碎段。如程什住戶實受田六十四畝，共分十三段。各段畝數多少不等，最大的段不過二十畝（為數極少，僅見於程大忠戶），一般都在十畝以內，最小的段是一畝。田畝分裂得如此細碎，說明耕地很缺少。（3）每戶實受田數都比應受田數少得多，口分田一般比永業田少。民戶堅守永業田，藉以維持生活，口分田的分配，權在官府，大概不容易得到。（4）極少數民戶有買田。如鄭恩養戶有十二畝買田，算在實受田數內。依據上列情形，每戶受田不足，與均田制一丁一頃的規定距離很遠。耕地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地少人多，而是豪強和佛寺盛行兼併。《殘卷》所列民戶，都是下中戶和下下戶，當然，全部戶籍中還有上等戶和中等戶。按《殘卷》中有下中戶索思禮戶，父子二人都是上柱國勛官，本戶共應受田六十一頃五十三畝，可是他們沒有勢力和財力，實得田只有永業田四十畝，勛田十九畝，口分田一百六十七畝，又有買田十四畝。如果有勢力，照法定數就可得田六十一頃，如果有財力，用買田形式就可以永久占有田地。勢力和財力愈大，在法定數外兼併更多的田並無限制。占戶數最多的中等下等戶，由少地逐漸到無地，也就成為自然的趨勢。《殘卷》的受田情形，正反映兼併在進行，均田法在破壞。 均田法實際是引導農民開墾荒地的一個方法，農民辛勤地開闢荒地，地主階級憑藉權力，逐漸奪取這些田地，田地開闢愈多，地主掠奪也愈益猛烈，到了唐前期的末年，正如杜佑《通典》所說，「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併之弊，有逾於漢成、哀之間」，均田法實際上已經失效了。均田法廢棄的過程，自然首先是關中，其次是關東，七二二年，唐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就是均田法失效的說明。長江流域在七八○年行兩稅法以前，均田法可能還多少保存一個時期。二莊田 唐前期行施均田法的時候，同時並存著三種土地占有的形式。一是地主占有永業田。這種占有，關中最多，長江流域次之，關東較少。二是按均田法農民占有田地，其中有永業田二十畝。這種占有，關東最多，長江流域次之，關中最少。三是無田百姓，得不到官田，自己墾種十畝五畝小田地。這種占有，隨著地主占有的擴大，均田法的破壞，成為農民維持生存的普遍形式。等到半飢餓生活也不能維持時，才被迫投靠地主作佃客。農民堅守十畝五畝小據點，和地主階級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抵抗，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保存一些僅有的自由，避免作佃客的痛苦。 地主占有一片田地，也可以占有許多片田地，按照阡陌相連的一片，組成一個農業生產單位，通稱為一個莊。莊有各種別名，如莊田、田莊、莊園、莊宅、莊院、山莊、園、田園、田業、墅、別墅、別業等名稱，實際都是一個地主所有的一個農業生產單位。莊在東晉、南北朝也很盛行，如東晉王導有墅在鐘山（在江蘇南京市），田八十餘頃。謝安在山墅會親朋，與謝玄圍棋賭別墅。宋謝靈運在始寧縣（浙江上虞縣西南）有祖傳的宅和墅，謝靈運移居會稽，修營別業，依山臨江，風景極美，作《山居賦》，描寫墅內農產物的豐盛，自己生活的康樂。孔靈符廣有產業，又在永興縣（浙江蕭山縣西）立墅，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還有兩座山。東鄉君有園宅十餘所。梁昭明太子詩「命駕出山莊」，梁簡文帝詩「瞻鶴嶺兮睇仙莊」。陳陳暄詩「功多競買園」。可見南朝地主都擁有莊。北朝記載較少，但不是沒有莊。唐高祖住宅在武功，莊在鄠縣（陝西戶縣）。唐高祖在太原起兵，平陽公主利用鄠縣莊聚眾響應唐軍。于志寧有祖傳的莊園。足見北朝地主也都擁有莊。上推到兩漢、魏、晉，或稱園、田園、田宅，或稱塢、壁、堡，也都是地主的莊。東漢仲長統《昌言》，西晉潘岳《閒居賦》，都描寫了莊園主人的優裕生活。再上推到周朝，貴族領主所有的邑，也就是後世地主的莊。唐人所寫莊園主人的生活，與《山居賦》、《閒居賦》、《昌言》所寫大體相同，莊並不是唐朝地主的新創。唐莊之所以值得重視，只是因為自唐中期起，均田法廢棄，莊田又成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 皇帝是地主階級最高的首領，自然，他要領頭來掠奪農民的田地。舉些例來看。六五一年，唐高宗廢玉華宮，改作佛寺，苑內及諸曹司原是百姓田宅，一概交還本主。七二四年，唐玄宗下詔說，所築宮牆，可開些宮門，讓本主進來耕種。足見皇帝造宮殿，任意奪取百姓的田宅。皇帝又有大量莊宅，特設內莊宅使（宦官）掌管。八○五年，唐順宗即位，命令莊宅使說，從興元元年（七八四年）到貞元二十年（八○四年），畿內及諸州府莊宅、店鋪、車坊、園磑（音礙ài）、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諸色人拖欠租課、現錢、絁絲等，共五十二萬餘，一概放免。足見皇帝擁有大量的私有田地和建築物。皇帝是最大的兼併者，他們頒布一些禁止兼併的詔令，無非是想欺騙失地民眾，表示朝廷也在關心。這些詔令的頒布，只能看作兼併愈益緊張，不能看作土地掠奪有任何緩和。 唐自開國時起，法令規定凡官員都有占田權，所占田地數量是巨大的。官員占田的名目眾多，大體如下列。 永業田——凡有爵、勛、官（職事官、散官）的人，得受永業田。自最高爵親王起，下至男爵，都受永業田。職事官自正一品下至九品，也都受永業田。散官五品以上，受田數與同級的職事官同。王爵以外，又有命婦：公主正一品，郡主（皇太子的女兒）從一品，縣主（親王的女兒）正二品（《新唐書·百官志》作從二品），這些命婦自然也要受永業田。六二四年，唐高祖定官制，自三公以下，尚書、門下、中書等省下至公主的屬官邑司，並稱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下至將仕郎凡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大將軍下至陪戎副尉凡三十一階，為武散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為勛官，這個官僚架子是很大的。六二七年（貞觀元年），唐太宗並省官職，留用文武官凡六百四十三員。後來擴大為七百三十員。這些當是在京任職事的官員，其他文武散官和勛官，開國初期，一定有很大的數量。事實上，唐太宗並不能控制京職事官人數，當時正員以外，已有員外等名稱。唐高宗顯慶年間，內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已有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唐玄宗開元年間，官自三師以下有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有五萬七千四敦煌石室唐戶籍殘卷百一十六員，吏員沒有特別受田制，但可以設想，按均田法受田，有比普通民眾較優的待遇。後來官數愈益增加，正如《新唐書·百官志》所說，唐前期已是「名類繁多，莫能遍舉」，自唐中期起，更是「不勝其濫」。這樣多的官，在均田法正式廢棄前，都有權受永業田傳授子孫，多一個官，若干農民就失去應受的田地。法令規定：六品官以下受永業田，以本鄉收回的公田即從農民收回的口分田發給，這樣，農民的口分田愈來愈減少。五品官以上受永業田，不得在狹鄉，只許在寬鄉接受無主荒地。這個規定是否生效，是很可疑的，即使有些官在寬鄉受地，也不會是荒地，至少不會全部是荒地，熟田還不是奪農民的口分田，荒地還不是驅迫失地農民當佃客，替他開墾荒地成熟田。所以，官員受永業田，是地主據有莊田農民失去耕地的一個重要原因。 職分田——這是作為京內外職事官一部分俸祿的田，與作為官員私人所有的永業田性質不同，但侵奪農民的熟田，迫使農民充當佃客是相同的。自唐高祖定職分田制，後世有時以「恐侵百姓」為理由，停給職分田，改給倉粟（每畝折合二升）。至七二二年（開元十年），唐玄宗收回內外官職分田，說是分給貧民，實際是兼併盛行，不得不廢止職分田來滿足權貴的兼併，所謂分給貧民，就是讓貧民當佃客。在職分田廢止以前，它是一種官莊，是奪取農民耕地的又一個重要途徑。 公廨田——這是官署所占有的田，也是官莊的一唐代貴族官僚永業田表品位畝數 親王（正一品）10，000 職事官（正一品）6，000 郡王職事官>（從一品）5，000 國公職事官（正二品）4，000 郡公職事官（從二品）3，500 縣公職事官（正三品）2，500 職事官（從三品）2，000 侯職事官（正四品）1，400 伯職事官（從四品）1，000 子職事官（正五品）800 男職事官（從五品）500 職事官（六品、七品）250 職事官（八品、九品）200 唐代勛官永業田表 勛級畝數勛級畝數 上柱國3，000上騎都尉600 柱國2，500騎都尉400 上護軍2，000驍騎尉80 護軍1，500飛騎尉80 上輕車都尉1，000雲騎尉60 輕車都尉700武騎尉60 唐代內外官職分田表 京官外官 品級畝數品級畝數 一品1，200 二品1，000二品1，200 三品900三品1，000 四品700四品800 五品600五品700 六品400六品500 七品350七品400 八品250八品300 九品200九品250 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 職分田准此田同 唐代兵府軍官職分田表 官名畝數 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600 親王府典軍中府折衝都尉550 三衛郎將下府折衝都尉500 親王府副典軍上府果毅都尉400 中府果毅都尉350 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下府果毅都尉300 太子千牛備身 上府長史別將300 中府長史別將250 下府長史別將250 上府兵曹200 中府兵曹150 下府兵曹150 校尉120 旅帥100 隊正、隊副80 唐代公廨田表（一） 在京機關畝數 司農寺2，600 殿中省2，500 少府監2，200 京兆府、河南府1，700 太府寺1，600 吏部、戶部1，500 兵部、內侍省1，400 中書省、將作監1，300 刑部、大理寺1，200 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坊1，100 工部1，000 光祿寺、太僕寺、秘書監900 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800 御司台、國子監、京縣700 左右衛、太子家令寺600 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 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 門衛、太子左右春坊500 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400 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仆寺、左右 司御率府、左右清道傘府、左右監門率 府300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200 唐代公廨田表（二） 京外機關畝數京外機關畝數 大都督府4，000下縣、中牧、下牧監400 中都督府3，500司竹監、中鎮400 下都督府3，000諸軍折衝府400 都護府、上州3，000諸冶監、諸倉監、下鎮300 中州2，000上關300 官總監、下州1，500諸屯監、上戍200 上縣1，000中關、互市監200 中縣800津200 中下縣600下關150 上牧監、上鎮500中戍、下戍、岳瀆100種。唐高祖定製，凡京內外各官署都有公廨田，又有公廨園、公廨地，都由官署收租稅供公私費用。後來廢京官公廨田，改給俸賜。京外公廨田仍舊制。 僧寺道觀——道士僧人每人給田三十畝，女冠女尼二十畝。寺觀有常住田，一百人以上，不得過十頃；五十人以上，不得過七頃；五十人以下，不得過五頃。這個規定完全是空文。《通鑑》說，武則天時，天下公私田宅，多為僧寺所有。唐朝僧寺擁有大量莊田，是民生的大害之一。關於寺院莊田，當在另節作說明。 上述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以及寺觀常住田，如果都按令式（法律規定）占田，儘管占田數量很大，總還算是有些限止。事實卻完全相反。大抵自唐高宗時開始，下至開元、天寶年間，兼併盛行的結果，令式逐漸失效，均田法逐漸歸於廢棄。下面舉出一些有關貴族官僚無限止占田的事例，說明這一時期里的莊田情形。 王方翼（唐高宗時人）幼年從生母居鳳泉別業。王方翼督促佃客力耕，數年間闢田數十頃，修飾房屋，種植竹木，成為富室。王方翼的父親王仁表，唐太宗時作岐州刺史（上州刺史從三品），按官品只有永業田二十頃，足見田可以任意擴大。 七一三年，唐玄宗沒收太平公主的田園，官收取租息，幾年還沒有收完。 宋之問有藍田山莊（在陝西藍田），後為王維所有，稱輞川別業。宋之問詩「輞川朝伐木，藍水暮澆田」，王維詩「不到東山向一年，歸來才及種春田。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莊田多有水利，可見奪田先從水田入手。 李澄（唐玄宗時人）廣有產業，伊川地方（河南嵩縣、伊川縣境）水陸上等田，多為他所有，別業一個接著一個。他和吏部侍郎李彭年，都被譏為有地癖。 張嘉貞（唐玄宗時人）多年任要職，有人勸他置田業。他說：我做過宰相，不愁貧窮，如果犯了罪，就是有很多田莊，也沒有用處。我眼見朝官們廣占良田，等到死後，都被無賴子弟用作酒色費，田業有什麼意思。張嘉貞不置田業，算是稀有的見識，可知當時朝官無不廣占良田。 官員以外，普通富人也有大量田莊，如： 富商鄭鳳熾，邸店園宅遍滿海內。 鄴城人王叟，無兒女，積粟將近一萬石。莊宅很廣大，客坊中住佃客二百餘戶，王叟經常巡行客坊。 依據這些事例，開元天寶年間，兼併田地，確實是極其嚴重的現象。七五二年（天寶十一載），唐玄宗不得不下一道詔書來欺騙民眾，至於實效當然是毫無的。詔書說：「聽說王公百官及富豪人家，近來置莊田，不顧章程，儘量吞併。說是借用官府的荒地，其實是侵奪熟田，指山谷作牧地，不限地面的大小。百姓的口分田、永業田，也被違法買賣，或者塗改文書，或者託名典貼，逼得百姓無處安身，然後招作客戶，使靠佃耕得食。這樣，既侵奪居民的產業，又造成浮惰（竟說失地農民是浮惰）的習慣，到處都如此，相沿也很久。不加改革，為害將更深。」地主的罪惡行為，詔書里已經說出了一些，該怎樣改革呢！詔書說：「所有王公百官勛蔭等家，應置莊田，不得超過令式的規定數。」看來，似乎可以退還一些田地給民眾了。詔書本來目的在欺騙，說了些責備地主的話並且提出辦法以後，就把話頭轉到原封不動的地點上來。它說：「仍更從寬典，務使弘通」。所謂寬典、弘通，就是變通令式，承認已經兼併的事實為合法。最後，它說：「自今以後，再也不許違法買賣口分、永業田，以及非法影射、借用公私荒廢地、無馬妄請牧田、私留客戶等事發生。」這些空話絲毫沒有實際意義，只是企圖使民歡受騙，以為朝廷在關心他們失地當佃客的痛苦。 七五二年詔書，等於均田法廢棄的宣告書。自西晉開始的授田制，因均田法的廢棄而告結束，從此，莊田制一直在盛行。 下列諸例說明自唐中期以后庄田的盛行。 郭子儀前後受賜良田、名園、甲館極多，自置的田業數量更大。京城南有一所別墅（城南莊），林泉勝致，舉世無比。孫樵《興元新路記》說，自黃峰嶺至河池關，中間百餘里，都是郭子儀私田。 馬燧財產極饒富。馬燧死後，宦官逼馬燧次子馬暢獻田園第宅。 郭子儀、馬燧都是良將，都占有大量莊田，其他武官可以類推。 裴度在洛陽午橋建別墅（午橋莊），種花木萬株，築涼台和避暑館，名為綠野堂。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橋莊綠野堂即事》詩「引水多隨勢，栽松不趁行，年華玩風景，春事看農桑」，可見莊中有農田。 李德裕在洛陽南置平泉莊。莊周圍十餘里，台榭百餘所，有奇花異草與松石。周圍十餘里的大莊，自然也有農田。 裴度、李德裕都是良相，都占有大莊田，其他文官可以類推。 司空圖在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在山西永濟縣東虞鄉南），周圍十餘里。山岩上有瀑泉，引泉水灌溉良田數十頃。司空圖子孫，北宋時還住在司空莊。 司空圖曾任禮部員外郎（從六品），算是不樂仕進的隱士，莊田卻很大。劉允文《蘇州新開常熟塘碑銘》說，「強家大族，疇接壤聯，動涉千頃，年登萬箱」。陸贄《奏議》說，「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為私屬」。這都是說，到處有大莊主。至於普通士人占有小莊田，更是到處都有。許渾《題崔處士山居》詩「二頃湖田一半荒」。權德輿《送李處士弋陽山居》詩「不憚薄田輸井稅」。岑參《尋鞏縣南李處士別業》詩「且喜閭井連，灌田同一泉」。耿緯《東臯別業》詩「東臯占薄田，耕種過餘年」。這些所謂處士，就是不曾得官的士人，也是占有不多田地、少數佃客的莊主。他們的優裕生活，可在儲光羲《田家雜興》詩里見到，儲詩說「種桑百餘樹，種黍（釀酒米）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他們只要得到官，田產就變大了。 大莊小莊遍布在全國，都是地主階級侵奪農民田地的據點，農民堅守著的小塊田地，陸續被這些大小莊主奪去。固然，許多莊是莊主用錢買得的，但是，錢歸根還是從農民手上侵奪來的。 陸贄《奏議》論兼併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說，當今京畿地方，每田一畝，官稅五升（唐代宗改按丁收稅制為按畝收稅制，稅額是上等田每畝稅一斗，下等田每畝五升），私家收租，卻有一畝收租一石的，比官稅增二十倍。中等田收租五斗，比官稅還多十倍。按上等田每畝產粟二石，中等田畝產一石，佃客納租一石或五斗，仍是西漢「見稅十五」的舊例。官稅固然較輕，但加上徭役和額外科派，負擔仍是沉重。佃客的身份是莊主的私屬，可免官府的課役。陸贄說私屬的生活是借莊主的種籽和食糧，賃莊主的田畝和住屋，整年勞苦，不得休息，全部收入，還債還嫌不夠。陸贄以為農民種官田比種私田好，其實，農民無論種官田或私田，過的都是非人的生活。 均田變成莊田，租庸調法自然也要變成兩稅法。 三租庸調法 《新唐書·食貨志》說「租庸調之制，以人丁為本。」陸贄《奏議》說「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庸曰調。⋯⋯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陸贄所說田、家、身，歸根仍是一個「以人丁為本」。因為六二四年（武德七年）頒布的租庸調法，是以均田法的「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為出發點的。既然法律上認為丁都受了田，所以丁應該納田租戶調和役庸。關東地區有大量荒地，農民受田開墾，算是有個墾出百畝熟田的希望，雖然在開墾期間，按法令供給租庸調，也就覺得可以負擔了。關中地區情形就不同。民只受三十畝或更少的田，一開始就有逃往寬鄉的趨勢。六二七年（貞觀元年），朝廷為了避免關中空虛，禁止出關。隨著兼併的逐漸劇烈，農民失地不得不逃亡的現象也就愈益嚴重。六九五年（武則天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書，說：當今天下民眾，逃亡的很多，原因非一，有些是離開軍鎮，有些是出外求食，總不外是逃免租賦，躲避徭役。民眾逃出本籍貫以後，可以不服官府的徭役，姓名不列入戶口賬。偶爾遇到檢查，便轉入他境（他州他縣），仍能容身。李嶠說了這些情況，提出主張說，現在朝議總以為軍府所在的地方，戶不可移，關中的民眾，籍貫不可改，其實偷出關口，遠離軍府的人多得很，不如准許轉移，戶口還有個著落。李嶠所說逃亡現象，主要是指關中地區，足見在武則天時候，關中民眾已經無法負荷租庸調的重擔。 自宇文泰攻取蜀地，西川地區成為關中地區的後方，經北周至隋、唐，總保持著這種關係。這就是說，唐朝貪暴的搜括，首先受到影響的是西川地區。武則天末年，陳子昂上書說：蜀中並無重役，可是諸州逃戶多至三萬有餘。土豪大族，收容逃戶，壓榨役使，獲取厚利。一部分逃戶進入山林，攻掠城邑。陳子昂指出：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的原因，實緣官人貪暴，不守國法，吏員遊客，乘機侵奪，剝削得太殘酷了，民不堪命，破產失業，只好逃亡。他要求朝廷嚴令州縣長官，設法大招逃戶，三萬戶回來，租賦可以富國。 李嶠和陳子昂都說出了一個秘密，就是地主歡迎民眾逃亡。地主成立田莊，就需要佃客，如果農民各守自己的耕地，莊田便無人耕種，因此，佃客的補充，對地主有重大利益。要農民當佃客，是從兩個方面來驅迫的，一是官吏貪暴，二是田莊發達。田莊發達，使得農民耕地喪失或縮小，官吏貪暴，使得農民無法承擔賦役，只好逃離本鄉，出外求食。得食的地方，就是地主的田莊。李嶠說：「或有檢察，即轉入他境，還行自容」；陳子昂說「土豪大族，阿隱相容」，都是說的這件事。當然，農民變佃客，數量過多，對朝廷不利。武則天末年，韋嗣立上書說，國家自永淳（六八二年，唐高宗年號）以來二十餘年，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課減耗，國用不足。亡逃過半，自然是誇大的說法，但逃亡不限於關中、西川，卻是事實。七一九年（開元七年）唐玄宗下詔說，民眾「莫不輕去鄉邑，共為浮惰，或豪人（土豪大族）成其泉（淵）藪（田莊），或奸吏（官吏）為之囊橐（包庇入境的逃戶，即包庇本地莊主）⋯⋯州縣不以為矜，鄉里實受其咎」。這裡說出官吏莊主與逃戶的關係，與李嶠、陳子昂所說相同，不過，唐玄宗說的是全國一般的情況，足見逃亡現象影響朝廷的收入愈益嚴重。詔書所說「州縣不以為矜，鄉里實受其咎」，是指什麼呢？州縣官對民眾逃亡，毫不關心，照舊戶籍向逃亡戶原住的鄉里索取租庸調，留住鄉里的民戶，替逃亡戶負擔，也只好陸續逃亡，這就是所謂鄉里實受其咎。七二一年，唐玄宗實行檢括逃移戶口和籍外田（不納租稅的隱田），派宇文融為勸農使，率領判官二十九人，在全國範圍內檢查逃戶和隱田，結果是虛張成績，或指實戶（有戶籍的民戶）為客戶，說是括得逃戶八十餘萬戶和相當數量的田。大抵自墾十畝五畝的那種小農被檢括了，對擁有莊田和佃客的地主卻並無影響。官員本身就是莊主，與一般莊主利害一致。官員和一般莊主與朝廷在逃亡戶上有矛盾，但朝廷檢括得幾十萬戶小農，損失有所補償，矛盾也就算是得到解決，受害的依然還是農民。 租庸調法所規定的每丁負擔數是以天下每一丁男都受田一百畝的假設為依據的。事實上，唐開國時，丁男受田多少就很不一致。後來地主兼併愈來愈劇烈，官府貪暴愈來愈兇猛。農民受到租庸調法的壓力也愈來愈嚴重。正如李嶠所說：天下民戶，多是貧弱，有的當傭工佃客，賣力求食，有的賣屋貼田，供官府徵求。照李嶠的說法，就是有田的人縮小田地，無田的人投身田莊當傭客。作為租庸調法對象的丁男，既然或失地逃亡，或地小難負一頃田的租稅，對朝廷說來，也非改變剝削方法不可。《新唐書·食貨志》說，開元以後（當是指天寶年間），天下戶籍久不改造，丁口轉（轉移居地）死，田畝買賣，貧富變化，都不再調查。這是說，天寶年間，均田制度早不存在，調查丁口並無實際意義，也就無須造戶籍。當時社會因長期安寧，除去逃戶，各地戶口一般確有增殖，官府不管真實丁口，只憑舊戶籍向鄉里索取租稅，實行不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法。安、史大亂以後，戶口削減，向鄉里按丁收稅已不能行，唐代宗大曆年間，開始按畝定稅，改變以人丁為本的舊法，分夏秋兩季收稅，為兩稅法開先例。 七八○年，唐德宗采楊炎的建議，正式改租庸調法為兩稅法。 兩漢賦稅制，按畝收租，按丁口收算賦，朝廷收入主要是貨幣。自曹操改革賦稅制，直到唐租庸調法，有按畝收租調，或按丁收租調兩種，朝廷收入全部是實物。唐兩稅法改為按資產收稅，實際是按田畝收稅，朝廷收入主要是貨幣。自二○四年（漢獻帝建安九年）曹操創新制到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廢租庸調法，實物稅行施將近五百年，這裡簡括地作一敘述，說明這種制度的變遷。 東漢末年豪強大混戰，社會遭受極大的破壞。曹魏杜恕說，現在魏國擁有十個州的土地，戶口卻不及東漢時候的一個州。陳群也說，現在人口太少，比西漢不過一個大郡。這都是說東漢末年人口大耗損。統治階級的急務是如何對這個殘存民眾進行剝削，要錢是不可能的，要衣食（粟帛）還可以，這就是曹操改變漢賦稅制的根據。 二○四年，曹操擊潰袁氏勢力，取得河北地區，黃河南北大體上統一了。他下令說，在袁氏統治的地方，豪強兼併，親戚橫暴，小民貧弱，被迫代出租賦，袁氏怎能得到百姓的擁護！現在規定製度，田租每畝納粟四升，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此外，官府一概不許擅自征取。這個制度自然通行在黃河南北。據仲長統說，肥地和瘠地平均計算，一畝產粟三斛。曹操按畝收租四升，稅率很輕，這時農民是鼓勵多開墾荒地，對地主是不敢過多超出東漢百一之稅的慣例。他興辦大量屯田，與田客對半或六四分租，專供軍用，可以補民租的不足。戶調取帛綿較多，可以補屯田的不足。曹操這一創製，對農民是有利的，因為農民免去了商人的一層盤剝。田租、戶調的名稱也從魏國開始，一直沿用到唐朝。 二八○年，晉武帝滅吳國，頒布賦稅制。《晉書·食貨志》只載戶調及男女丁占田畝數（戶主夫妻共占一頃）。《初學記》引《晉故事》說，「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晉故事》當即賈充等定律令，二六八年（晉武帝泰始四年）奏上的《故事》三十卷。屯田制每一田客課田五十畝。《晉故事》所說當是二六四年司馬昭罷屯田官以後的情形，田客和普通民丁都按五十畝納田租四斛，即每畝納租八升。滅吳以後，通行占田制，按一頃納租，加倍為八斛。西晉田租、戶調都比曹操定製加重，但在廢屯田制以及蜀、吳兩國原來賦稅極重的情況下，西晉賦稅制還是可行的，因此太康年間社會較為安寧。 西晉行占田制和課田制，作為收取田租的根據。兼併者田多，農民被兼併，田少或無田，同樣納一頃的田租，顯然很不均平。三三○年，東晉成帝改變舊制，開始行按畝收稅制，稱為度田收租制，取十分之一，每畝稅米三斗。（《晉書·食貨志》所說稅米三升，疑是三斗之誤）。三六二年，晉哀帝減田租，每畝收米二斗（《晉志》作升，仍是斗字之誤）。三七七年，晉孝武帝廢度田收租制，恢復按丁收租制，王公以下，丁男每口稅三斛。三八三年，增為每口稅米五石。這個制度對兼併者有利，許多農民不得不放棄田畝，投靠士族當佃客。南朝大體上沿襲東晉賦稅制。 北朝賦稅制從魏獻文帝時開始有記載。魏獻文帝規定民戶按貧富分三等九品納租。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送租到京師（平城），中三品戶送租到別州重要官倉，下三品戶租留在本州官倉。《魏書·食貨志》說，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四八四年）以前，魏國賦稅制是九品戶混通，每戶出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調外帛一匹二丈。照《魏志》的說法，九品混通，負擔相等，只是送租地點有遠近，分品意義並不大。行三長制和均田制以後，規定戶調，一夫一婦納帛或布一匹，粟二石。北朝從此確立了按丁收租制。北齊租調：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北周租調：一夫一婦每年納絹一匹、綿八兩，或納布一匹，麻十斤；粟五斛。隋租調：丁男一床，每年納租粟三斛，絹一匹（後減為二丈），綿三兩或布一端，麻三斤。唐租庸調製：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大體上說，歷代賦稅的趨勢是逐步在減輕。 曹操施行兩種賦稅制，一種是普通的制度，即按畝收租，每畝四升，不管一戶丁口的多少；又一種是特殊的制度，即招募農民當屯田客，每人種田若干畝，官與客對半分產品，屯田客免徭役。在大亂以後，荒地多民戶少軍事上急需食糧的情況下，屯田制對朝廷有利。到了情況變化，朝廷需要更多的徭役時，保存屯田制就不如廢棄屯田制為有利。司馬昭滅蜀，晉武帝滅吳，都緊接著罷屯田官，足見屯田制與普通賦稅制是有矛盾的。自曹操興屯田以來，魏全國有大量的屯田和屯田客，晉武帝依據廢除屯田並免屯田客為普通農民的特點，創行一種假設每一作戶主的丁男夫婦共占田一頃，按一頃田出租調的按丁收稅制。這種制度，必須與占田制相輔而行，也就是必須一般農民擁有一定數量的田畝，破產失業還不是普遍現象，才能行這種賦稅制。如果兼併盛行，農民喪失田地被迫當佃客，朝廷收入減少，就要改行按畝收租制。東晉、南朝不行占田制，按畝收租又行不通，所以，長江流域民眾賦稅負擔較重。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後，歷代都保持均田制，唐行均田制，地區比較廣大，賦稅也比前朝為輕，對黃河流域開墾荒地恢復農業生產起著推動作用。但是，農業生產的恢復，必然緊接著兼併的盛行，到唐中期，不得不改行按畝收租的兩稅法，並且改實物稅為貨幣稅。 四兩稅法 七八○年，唐德宗行兩稅法以前，已經有若干措施為兩稅法作了準備。七六九年，唐代宗定田畝為兩等，上等田每畝稅一斗，下等田每畝稅五升。次年，又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等田每畝稅六升，下等田每畝稅四升。秋稅上等田每畝稅五升，下等田每畝稅三升。這是一年中按畝兩次收田租的開始。七六九年，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百官每年稅錢，分戶為九等，上上戶四千文，每低一等減五百文，第八等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現任官一品准上上戶，九品官准下下戶。百姓如有邸店、行鋪及爐冶（工商），按照規模大小，在本戶稅上再加稅。如一戶有數人在各地作官，或數處有莊田，各按官品或田數在各處納稅。諸道將士的莊田，例應優待，一概按第九等戶納稅。這是按財產納戶稅的開始。上上戶出四千文與下下戶出五百文，形式上似乎相差頗遠，實際仍是富戶負擔輕，貧戶負擔重，因為財產相差遠遠不只是九等。 唐代宗以前，唐玄宗也為兩稅法開了端緒。唐玄宗在租庸調外，又創資課。所謂資課，就是財產稅。七三四年，敕令官府定戶口時，凡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算入貨財數內。非商戶郭外居宅，當是官員居宅。顯然，商戶有郭外居宅，一丁有兩牛，都是要課財產稅的。七三七年，敕令地方官所收租庸調和資課，都變換為本地特產（輕貨），運送到西京和東都。米、絹、布、綿、麻等物變換為各地出產的輕貨，叫做變造。敕文里說「江淮等苦變造之勞」，就是指江淮等地百姓，將實物賣給商人，得錢交給官府，官府用錢向商人買本地輕貨，漕運到京都。運腳費比輕貨價高數倍，再加賣米絹買輕貨時商人的盤剝，納稅民眾負擔極重，所以說是苦變造之勞。事實上，資課（南朝稱資稅）和變造（南朝有軍國大事時行變造法）都是東晉南朝相沿的舊法，唐玄宗在北朝相沿的租庸調以外，又恢復東晉南朝的資課和變造，這種繁重的搜括正適合開元後期的驕侈政治。 資課、戶稅、變造、按畝收租，都說明租庸調法在崩壞，代替租庸調的新法在形成中。安史大亂以後，戶口耗減，租庸調法更難以行施。因之兩稅法成為最適用的稅法。 七八○年（建中元年），唐德宗行兩稅法。要點是：（一）量出制入。（二）不分主客戶都按現在居住地立戶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貧富定等級。（三）商賈在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四）定居的人，分夏、秋兩次納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五）兩稅都按錢計算。（六）田稅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七七九年）的墾田數為依據。（七）保留丁額。（八）租庸調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廢除。（九）最後加上一條欺騙民眾的老手法，叫做「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初行兩稅法，朝廷收到實效是：第一，戶有增加。據《新唐書·食貨志》說，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經朝廷派黜陟使到各地檢查，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一概在當地立戶籍。據杜佑建中初年《奏議》說：開元、天寶年間，戶有九百餘萬。現在人口耗損，天下只有戶一百三十萬，陛下派使官檢查，才得三百萬，比天寶僅三分之一。其中浮寄戶還占五分之二。杜佑所說戶數與《新唐書·食貨志》相差一百一十萬戶。不論那一說近似（杜說較可信），戶有增加總是事實。第二，錢米增加。《新唐書·食貨志》說，一年得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供京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一千六百餘萬斛供京師。關中需要米糧，唐玄宗時，每年運米入關不過二百五十萬石，轉運已極困難。唐德宗時據陸贄說，近年來（七九二年前後）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一百一十萬斛，河陰倉留四十萬斛，陝州倉留三十萬斛，輸入京城四十萬斛，足見一千六百萬斛之說不可信，但京內外錢米足用卻是事實。《通鑑》在建中元年末記本年兩稅所得數：天下稅戶三百零八萬五千零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稅錢一千零八十九萬八千餘緡，谷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這個數字大概較為有據。 初行兩稅法，百姓也有些好處，安、史亂後，朝廷急需錢物，隨意增設稅收官，多立名目，舊稅加新稅，無有限制。富家丁多，或找個官做，或託名為僧，得免課役。貧家丁多，無處隱蔽，只好按丁納租稅，再加上胥吏的奸弊，貧弱的民眾，除了逃亡作浮戶，實在無法應付。兩稅法雖然對民眾的負擔絲毫不曾減輕，而且還加重些，但比起亂收稅來，總算是有個統一的稅制。可是，腐朽已極的唐朝廷，只知道要錢愈多愈好，從七八一年藩鎮田悅等叛變時起，兩稅法又變成亂收稅，民眾受害與改制以前一樣嚴重。 頒行兩稅法時所說的九條規則，在唐德宗在位時，已經是每一條都起殘害民眾的作用。 量出制入——強盜一般的統治者，說要量出制入，等於說要無限掠奪。楊炎依據七七九年（大曆十四年）的「出」來定七八○年的「入」，已經是重稅。七八一年以後，連年戰爭，軍費浩大，統治者又貪慾無底，進行搜括，重上加重，都藉口量出制入。七八二年，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請在本道兩稅錢中每千加二百。唐德宗通敕各道都加稅二百文。後來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奏請加稅十分之二，唐德宗也自然允許。每加一次是每千二百文，十分之二成為量出制入的常例。各道有事，得用權宜（暫加）名義加稅，事畢，暫加變成永加。正式加稅以外，還用「稅外方圓」、「用度羨餘」等名非正式加稅。例如韋皋在蜀二十一年，重稅百姓，分一部分作為月進，蜀地從此貧乏。全國各地都有進奉，實際就是朝廷讓地方官非正式加稅，皇帝分得一部分稅錢。七九四年，陸贄《奏議》列舉兩稅的弊害，說：用兵以來朝廷所加及各道私加的稅請一概停止。足見加稅是諸害中的一大害。 不分主客戶，都按現在居住地立戶籍；不分丁男中男，都按貧富定等級——七八八年，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戶籍，審查等第高下。地方官的成績按戶口增加、田野開闢、稅錢增長、先期繳納四條評定。地方官迫令民眾析戶，奏報虛數，並且用些優待辦法，互誘鄰境居民逃入本境，說是政治良好，流民復業。稅額全部攤派給土著戶，催促嚴厲，不容短少。貧苦人家，或向富戶借債，或出賣田宅。年景要是不好，想賣妻兒作奴婢，還未必能找到買主，常常被官府逼得無路可走，自縊求死。朝廷列四條考地方官的成績，地方官以殘害百姓來應考，所謂不分主客戶，實際是主戶（土著戶）遭殃，也就是貧弱戶遭殃。 按貧富定等級，即陸贄所說「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多的稅重，資產少的稅輕，似乎是均平的稅法。可是，人有貴重的資產，可以不被人窺見，田地卻無處隱藏，同樣是田地，富貴人的田地，官吏未必敢詳細查看，貧弱人的田地，卻非查看不可，並且要用放大的眼睛來查看，歸根說來，所謂以資產為宗，主要是以普通民眾所有的小塊田地為宗，陸贄說「敦本業者（農民）困斂求」，就是以資產為宗的實情。八三○年，劍南西川宣撫使奏稱，「舊有稅姜芋之類，每畝至七八百（文）」。種穀既有青苗錢（在兩稅外），種其他作物自然也會有稅。蜀地稅姜芋，可以推知別處有相類的稅。看來，資產不限于田地，田地上種植的作物，也當作資產來收稅。 商賈在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使與定居的人負擔均等——商賈的資產，三十稅一，比農民輕得多，所謂負擔均等，無非是騙人的話頭。陸贄說，「挾輕資（容易攜帶的貴重物品）轉徙者脫徭役」，就是說，有些商賈能夠逃脫賦稅。同是商賈，勢力懸殊，納稅的自然是那些小商賈。 定居的人，分夏秋兩次納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農民剛夏收，官府就收夏稅，剛秋收，就收秋稅，農民被催促得如此急迫，正如陸贄所說，不是「斂獲始畢，執契行貸」，收穫物通過高利貸者，變錢轉入官府，便是「絲不容織，粟不暇舂」，立即被官府奪去。白居易《新樂府·杜陵叟》篇說，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種薄田一頃，因旱災不收，官府照常收稅，種地少的人當然受害更大。可能是民怨沸騰引起某些官員的憂慮，向皇帝（唐憲宗）陳情。《杜陵叟》篇接著說「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免）今年稅。昨日裡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上自皇帝，下至里胥，貪婪狡詐的眼睛一致注視著農民，掠奪加欺騙，充分說明都是食人肉的豺狼。 兩稅都按錢計算——陸贄論兩稅按錢計算的弊害說，農民生產物只有粟帛，可是兩稅按錢計算，官府給粟帛定出價錢，按錢數收粟帛，例如初定兩稅時，定三匹絹的價錢為一萬錢，到後來，六匹絹才抵得一萬錢，納稅人所出錢數不變，匹數增加一倍。《新唐書·食貨志》也說，初定兩稅時，物重錢輕，後來物價愈跌，納物也愈多。絹一匹原值錢三千二百文，逐漸跌價為一千六百文，官收錢似乎並不增稅，民納物實在是多了一借。此外還有巧取的方法，如度支（朝廷掌財政的長官）將征來的物品，本價外增價若干，作出虛價，發給各官司，使受物品者所受錢數不短，實物卻打了折扣；對州縣則以物品惡劣為理由，壓低繳來的物價，使補足缺額，稱為折納。又如特別稅叫做進奉、宣索（皇帝派宦官到某地指名要某物），強令民眾服役叫做召雇，攤派物品叫做和市，表示官出錢雇役買物。到唐德宗末年，民眾負擔比大曆末年實際增加了兩倍。到唐穆宗長慶年間，錢愈重，物愈輕，民歡負擔大致增加到三倍，八匹絹才抵得一萬錢，豪家大商也大獲厚利。巧取的方法，還有臨時徵收雜物，官府定出用粟帛折價的雜物價錢，而且還每年變換名目，使納稅人不知本年可準備何種物品。正如陸贄所說，農民「所供（雜物）非所業（耕織），所業非所供，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這是多麼醜惡的一幅巧取豪奪圖！朝廷利用農民沒有錢，任意操縱物價，逼迫農民在變物為錢時吃虧受害，占便宜的首先是官，其次是商賈和地主。 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依據；保留丁額——兩稅法既然按資產收稅，資產多少隨時有變動，為什麼要保持大曆墾田數？既然不分丁男中男，為什麼要保留丁額？這是因為朝廷規定一個田和丁的基數，以便後來只許增多，不許減少。填補減少的方法是攤派。《新唐書·食貨志》說，「稅取於居者（土著戶），一室空（有一戶逃亡）而四鄰亦盡（四鄰代納稅）」。陸贄說「有流亡則攤出（派給別人），已重者愈重」，這都說唐德宗時用攤派來補逃亡戶的稅錢。這裡舉唐憲宗時候的事作例，具體說明攤派的禍害。八一九年，李渤上書說，臣路過渭南縣，聽說長源鄉舊有四百戶，現在只剩百餘戶，閿鄉縣（閿音文wén河南靈寶縣）舊有三千戶，現在只剩一千戶，其他州縣大抵相似。查考原因，都由於官府將逃亡戶的稅攤派給四鄰，結果四鄰也只好逃亡。這實在是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光知道竭澤，不管明年無魚。請下詔書，禁止攤派。宰相看了很不滿意。攤派是聚斂之臣的要訣，他們知道農民終究不是竭澤中的魚，農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會逃亡的，在一般情況下，逃亡是陸續發生的，只要有留存的民戶，攤派就能生效，搜括也就得到滿足。當然，澤總有一天是要竭的，那時候農民起義就必不可免了。 租庸調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廢除——民眾趙光奇作了完全正確的答案。七八七年，是三四年來最豐收的一年，米一斗跌價至一百五十文，粟每斗八十文，朝廷下詔和糴（官府按市價收買）。有一天，唐德宗到新店地方狩獵，入居民趙光奇家，問：百姓快樂麼？趙光奇答：不樂。唐德宗說，今年豐收，為什麼不樂？答：詔令無信。先前說兩稅以外一切科目都廢除，現在各種苛雜比正稅還多。後來又說和糴，實際是強奪，民眾何曾見過一文錢。起初說所糴粟麥送到附近地點就成，現在令送到西京行營，一走就是幾百里，車壞馬死，就得鬧破產。民眾愁苦到如此，有什麼可樂。也常常有詔書說從優撫恤，無非是一紙空文！想來皇帝住在深宮裡，不知道這些實情。趙光奇代表千百萬民眾作出正義的斥責，唐德宗是無話可答的，只好免趙光奇家的賦役，算是答了話。他免一家的賦役，再不問別的事情，因為根本不想改正弊病。這正好說明官吏所有罪行，來源就在這個住在深宮的人。 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剝削階級用來統治民眾的方法，不外乎暴力鎮壓與無恥欺騙兩種。這兩種相輔而行，但在平時總是用欺騙法，當一個朝代沒落的時候，欺騙法使用得更為顯著。陸贄說，「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又說：加稅時「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宣布以枉法論的是朝廷，無恥欺騙的也是朝廷，陸贄說得很明白。在這一點上，白居易比不上陸贄。白居易在《重賦》篇里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民），厥初防其淫（加稅），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奪我身上暖，買爾（貪吏）眼前恩，進入瓊林庫（皇帝宮內私庫），歲久化為塵」，詩里把皇帝說成愛民，重賦全是貪吏所為，不管白居易主觀上是否有意欺騙，這總是欺騙法的又一種形式。民眾受了諸如此類欺騙法的影響，對皇帝存有幻想，不能較快地識破統治者的騙局，起義常因此受到阻礙。 均田法已廢除，按一頃田納稅改為按畝納稅，應該說是合理的；徵收實物改為折價收錢，也未必不可行，兩稅法代替租庸調法，實在是自然的趨勢。陸贄、白居易等人指出兩稅法量出制入、巧取豪奪等種種弊害，確是同情民眾的正論，但主張恢復租庸調法不免是一種迂論。他們真意所在，是要求朝廷量入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節」，針對著當時腐朽政治，迂論也還算有些意義。不過，迂論終究是無用的，兩稅法終究是不可廢的，唐穆宗時元稹在同州均田，應是較為切實可行的辦法。元稹《同州奏均田》篇說，同州所屬七縣，自貞元四年（七八八年）定稅額，至今已是三十六年。其間民戶逃移，田地荒廢；又近河諸縣，每年河路吞侵；沙苑附近耕地，多被填掩，田地逐年減少，百姓稅額已定，都按虛額徵收。還有豪富兼併，廣占阡陌，十分田地，納稅不過二三。民眾負擔過重，相率逃亡，州縣收稅著實困難。元稹說了這些情況以後，再說他均田取得的效果。他令百姓自報舊有和現有的畝數，百姓知道他有意均平賦稅，所報大體真實。元稹依據所報田畝數，除去逃戶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定出現存頃畝，然後取兩稅原額地數，通計七縣田地肥瘠，貧富戶一例按畝數和田地等級抽稅。元稹說，從此貧富強弱，一切均平，租稅可免逋（逃）欠。元稹所說均田，是均田賦，與唐前期的均田制名同實異。按田畝實數和田地好壞均攤兩稅原額，朝廷收入照舊，納稅人負擔算是比較均平些，這就成為元稹的著名政績。 豪富納稅十之二三，其餘稅額全部壓在貧弱戶身上，同州如此，自然別州也是如此。《新唐書·食貨志》說，唐文宗時，豪富侵吞產業，並不轉戶，州縣官也不去查問，原主已失地，但仍負擔賦稅，至於給豪富當奴、客，服勞役受刑罰比州縣還兇惡。這種情形，唐文宗時如此，在以前和以後也是如此。民眾在殘酷剝削下，只能拾橡實維持生命或在豪富家當奴、客。這裡引皮日休所作《橡媼嘆》，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的普遍現象，不言而喻，奴、客更是過著非人的生活。詩里說「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贓。農時作（借）私債，農畢歸官倉，自冬及於春，橡實誑飢腸！」這首詩真實地反映了還沒有淪為奴、客的農民境遇，農民起義的完全正義性，也就一望而知了。 五鹽茶等稅 劉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財家，七五六年，正是安祿山作亂的時候，唐朝財政非常睏乏，唐肅宗任第五琦為度支使。第五琦作榷鹽法，凡產鹽地方，都設鹽院，亭戶（製鹽戶）生產出來的鹽，統歸官賣，嚴禁私鹽，從此鹽稅成為一種重要的收入。劉晏從七六○年起，被任為度支、鑄錢、鹽鐵等使，後來又兼轉運、常平等使。鑄錢、鹽鐵、轉運、常平都是斂錢的手段，不過，得錢最多的還是鹽稅，劉晏理財主要就是增加鹽稅收入。第五琦創行榷鹽法，每年得錢六十萬緡，劉晏改進稅法，到大曆末年，他所管各使事的總收入，一年多至一千二百萬緡，其中鹽利占大部分，比初創行時增十倍以上。劉晏理財不同於其他聚斂者。聚斂者只顧要錢，不管民眾死活；劉晏卻兼顧民眾，讓民眾也得些利益，在民眾還能容忍的限度內，謀取大利，這是劉晏理財的特色。他在諸道置巡院，選擇勤廉幹練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諸巡院。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形，每旬每月，都申報轉運使司劉晏所在處。又召募能走的人，將各地物價迅速申報。劉晏掌握全國市場動態，在豐收地區用較高價錢糴入穀物，在歉收地區用較低價錢糶出，或用穀物換進雜貨供官用，有多餘再運到豐收地區去出賣。這樣調劑的結果，物價大體上可免太貴太賤的危害，社會得以比較安穩，稅收也就比較有著落。轉運使的首要職務是運江淮米糧到關中，劉晏任職時，每年運米入關，有時多至百餘萬斛，通過砥柱，全部運到。他不僅在運輸方法上能保證安全，更重要的是調劑物價，使入關米糧保證有來源，看來，貴糴賤糶，似乎對官府無利，實際是得了大利。劉晏改革榷鹽法，尤其是大利所在。原來規定某些州用河東池鹽，某些州用海鹽，劉晏在產鹽地設鹽官，收亭戶製成的鹽轉賣給商人，任令販賣，各州縣不再設鹽官。海鹽產量大，價比池鹽低，運銷地面極廣，因之海鹽和漕米以及茶葉集中地的揚州，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城市。起初江淮鹽稅每年不過四十萬緡，後來增至六百餘萬緡，河東鹽稅每年只有八十萬緡。揚州城市的繁盛，與劉晏興鹽利及運漕米是有關係的。 七八○年，唐德宗信楊炎的讒言，殺劉晏。此後理財的官員多是劉晏的舊吏，但沒有人能比得上劉晏。 茶作飲料，唐時自江南傳到北方，逐漸盛行。據封演（唐德宗時人）《封氏聞見記》說，開元時，泰山有僧大興禪教。學禪首先要夜裡不睡眠，因此禪徒都煮茶驅睡。後來俗人也轉相仿效，遂成風俗。城市多開店鋪煎茶出賣，行人付錢即可得飲，極為方便。茶葉從江淮運來，名色甚多，堆積如山。僧徒生活是最閒適的，鬥茶品條，各顯新奇，因之在寺院生長的陸羽，能依據聞見，著《茶經》一書。《茶經》一出，更推動全國人飲茶。唐穆宗時李玨（音爵jue）上書說，人都要飲茶，稅太重，茶價自然增加，貧弱人更感困難。足見唐德宗以後，茶是朝廷重要的利藪。七九三年，唐德宗開始稅茶，凡產茶州縣，都設官抽稅，十分稅一，本年就得稅錢四十萬緡。此後，茶稅漸增，唐文宗時，特置榷茶使。《新唐書·食貨志》說，開成年間（唐文宗年號），朝廷收入礦冶稅，每年不過七萬餘緡，抵不上一縣的茶稅。茶商經過的州縣，官要抽重稅。官給茶商特設旅店，收住宿稅，稱為搨地錢，甚至扣留舟車，勒索稅錢。茶成為僅次於鹽的大宗商品。《食貨志》所說礦冶稅抵不上一縣的茶稅，可能是指產茶的縣，也可能是指銷茶量大的縣，不論是指那一種縣，茶稅無疑是重要的稅收。 六戶口 勞動人民是立國的根本。戶口殷繁，自然人力充足，可以創造巨大的財富和燦爛的文化。遠在公元二年（漢平帝元始二年），據西漢最後一次的戶口記錄，中國人口已達到六千萬。這個人口數，看來似乎不算小，但對當時的疆域說來，除了中原地區人口稠密，其餘地區人口卻是稀疏的。《漢書·地理志》說，墾田僅占可墾田的四分之一。事實也確是這樣，廣大的長江流域還遠沒有開發，更不用說嶺南地區。自東漢末一直到隋末，由於戰爭破壞，人口遭受可駭的損失。統治階級大量殺人的罪惡行為，就在他們的史書里，也無法掩飾。兩漢統一後得到進展的封建社會，因此基本上停滯了四百年。唐社會保持一百幾十年的安寧，人口才大體相當於漢的數字，接著又是唐中期到五代二百餘年的戰亂，黃河流域人口遭受慘重的損失，北方社會進展又基本上停滯了。 唐朝三個時期，戶口數的升降，都是與當時政治上的情況密切相關的。下面所舉戶口數，可以表示升降的趨向（數字不可拘泥）。戶口下降，固然由於戰亂和暴政，但流散終究多於死亡，自唐中期起，戶口有時上升，有時下降，原因之一是未淪為奴、客的流散戶有時重新立戶籍，有時逃走又成為流散戶。 唐初期的戶口 唐制：民自黃至老，都得編入戶籍，戶籍三年造一次。因為急需補充人口，《武德令》里規定：「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共一口」，這種優厚待遇，自然會增加內附的人數。唐太宗初年，全國不滿三百萬戶，到六五○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戶部奏報全國有戶三百八十萬。唐太宗在位的二十餘年間，增加約一百萬戶，顯然是在貞觀政治影響下，大量流散戶恢復戶籍，並且吸收了邊境外的非漢族人。此後，唐戶口依靠人口繁衍、流散戶復業、邊境外居民內附等來源，一直在上升。七○五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有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餘。這是武則天結束執政的一年，戶口增長的速度，大體上與貞觀年間相同。七二六年（唐玄宗開元十四年），有戶七百零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這是宇文融兩次檢括逃亡戶以後的數字，其中不免有浮報，但速度仍不變，即二三十年間增加約一百萬戶。七三二年（開元二十年），有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七四○年（開元二十八年），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七二六年至七三二年，僅僅六年間，增加到八十萬戶。七三二年至七四○年，僅僅八年間，增加到五十五萬戶，當時唐玄宗正在準備「大攘四夷」，謀興邊功，吸收大量邊境外居民入境，作為主要兵源，十四五年戶激增一百三十餘萬，其中很大一部分當是從邊外遷來。此後藩鎮叛亂，長期割據，自成風氣，河北三鎮被看作化外，三鎮兵將多是非漢族人，應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七四○年的戶口數，是唐前期戶口的最高記錄。唐制，戶分九等，丁多的普通民戶，等級較高。法律禁止兄弟在父母生存時別籍異居。七四二年，唐玄宗令州縣查勘，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免兩丁徭役，五丁以上放免一丁。朝廷寧願放免丁役，不許無故析戶分居。即使父母命子出繼別戶，新析戶仍須與本戶同等級，不得下降。供應徭役，與本戶共計丁數，不得藉口析居減免。朝廷重視丁多的民戶，是因為這一類戶能供給徭役和庸絹。假如一戶有十丁，朝廷按戶抽兩丁服徭役，還有八丁出庸絹共十二匹。假如十丁分為五戶，按戶抽一丁服役，剩下五丁只能出庸絹七匹又二丈，再加因故減免，朝廷所得更少。唐制：封君所食真戶，每戶一定要有三丁以上。唐中宗時，太平、安樂兩公主有勢力，所食戶都選擇多丁的高戶，足見不滿三丁的小戶，不能滿足剝削者需求。朝廷所以重視多丁戶的原因，也就很明白。 戶分課戶、不課戶兩類。按租庸調法納稅服役的普通民丁，稱為課口，有課口的戶稱為課戶。無課口的戶稱為不課戶，不課戶有多種：（一）貴族和外戚的親屬；（二）九品以上的職事官和勛官；（三）各級學校的學生以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戶籍的人都免課役；（四）老（六十歲以上）、殘廢、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流內九品以上官」（當是指流外九品），本人免課役，稱為不課口；（五）有勛的百姓（從軍有功，但非勛官）免課役；（六）新附戶暫免課役，如春季來附，免役，夏季來附，免課，秋季來附，課役都免。以上各種免課役的人，在唐前期，大概為數不多，因之戶口數中沒有指明不課的戶口數。 經過一百多年的安寧，開元末年戶口數加上逃亡戶口，人口總數大體上恢復到東漢末年的水平。 唐中期的戶口 天寶年間，三年一造戶籍的法令不再舉行，戶口數可能是從租稅數推算中得出來的。安史作亂以後，唐德宗行兩稅法以前，賦稅等於公開的搶劫，百姓大批逃亡，戶口數更難憑信。行兩稅法以後，戶口又比較有些準則。這三種戶口數，用來看當時政治與戶口升降的關係，還是可以作據的。 （1）七四二年（天寶元年）——天下縣一千五百二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八百五十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八百。 （2）七五四年（天寶十三載）——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一千五百三十八，鄉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零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這是唐朝戶口的最高記錄，但在數字上還不及西漢末年的戶口記錄。 （3）七五五年（天寶十四載）——天下戶總數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零九，其中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零一，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人口總數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零九，其中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通典》說這是「唐之極盛」，《通鑑》、《通考》都以七五四年戶口為唐之極盛，三書所記戶口數，疑同出於一個原材料。《通鑑》戶數為九百零六萬，《通考》為九百六十一萬，《通典》為八百九十一萬，九百與八百，六萬與六十一萬，六十一萬與九十一萬，必有傳寫的誤字。按《通典》說，西漢末年戶有一千二百二十萬，唐比西漢少三百餘萬。按《通考》所記唐戶數比西漢只少二百五十餘萬，顯然有誤。《通典》、《通鑑》所記唐戶數都比西漢少三百餘萬，但《通典》、《通考》兩書都作幾十幾萬，《通鑑》獨作幾萬，應以幾十幾萬為是；《通考》九百六十一萬不合少三百餘萬的說法，因之，七五四年或七五五年的戶數當以《通典》八百九十一萬有餘為是。杜佑獻《通典》在八○一年，上距天寶不過四五十年，《通典》所記一般說來應該較為可信。至於《通典》戶總數與課戶不課戶的合計，口總數與課口不課口的合計，都小有出入，自然也是傳寫有誤。《通典》所記不課戶比課戶少，不課口與課口相比，竟多至五比一，實難通解，只好存疑。杜佑估計，連同逃亡戶，天寶戶實數，至少有一千三四百萬。照杜佑的估計，逃亡戶約有四五百萬戶，所謂逃亡戶，實際上很大一部分是被貴族、官吏、地主、商賈、寺觀所奴役的各種私屬，其中莊客尤占絕對多數，唐朝這些統治階級中人，無不生活優裕，儘量享樂，就是因為他們占有大量被奴役的逃亡戶。 （4）七六○年（唐肅宗乾元三年），《通典》說，本年有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內不課戶一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有口一千六百九十九萬三百八十六，內不課口一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百九十九。《通典》又說，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餘。損戶加現存戶只有七百九十一萬，疑現存戶應是二百九十三萬，但不課戶、課戶的合計數，只有一百九十三萬（不課戶一百餘萬可能是二百餘萬之誤）。不課戶、不課口與課戶、課口的比例，也同樣不可解。書籍上數字大抵錯亂難憑，乾元戶口數只能表示安、史亂後，戶口驟減，唐朝廷的地位非常危急。 （5）七六四年（唐代宗廣德二年），有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廣德戶數比乾元戶數多一百萬，餘數大體相同，廣德口數與乾元口數也大體相同，疑依據同一原材料，《通典》記在七六○年，《通鑑》、《通考》記在七六四年。 （6）七八○年（唐德宗建中元年）《通考》說，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零七十六。《通典》說，主戶一百八十餘萬，客戶一百三十餘萬，共得三百一十餘萬。《通考》所記兩稅戶本於《新唐書·食貨志》，與《通典》不符，《通典》當較為近似。 （7）八○七年（唐憲宗元和二年），有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通考》所記戶數）。本年，李吉甫獻所著《元和國計簿》。據《國計簿》所記，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方鎮中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以上是朝廷所屬邊境八鎮），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以上是藩鎮割據的七鎮）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報戶口、不納賦稅。其餘許多方鎮也留用本境賦稅，還要朝廷發給養兵費。朝廷每年收入，主要來自浙東、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國計簿》指出，朝廷每年收兩稅、榷酒、斛斗、鹽利、茶利等稅共得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緡）、石，比天寶賦稅短少並不太多，納稅民戶卻比天寶少三分之二以上。唐肅宗以來，江、淮民眾負擔奇重，統治者依然驕奢淫佚，有恃無恐，《國計簿》正好給這種現象作了具體的說明。 重稅下民眾被迫逃亡，有些確是逃亡到別州，有些就在本地隱藏，官吏從而大獲私利。唐憲宗時呂溫作衡州刺史，奏稱本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去貧窮、死絕、老幼、單獨等戶，堪差科戶有八千二百五十七。呂溫到任後，查出官吏隱藏（私自收稅的）不納稅戶一萬六千七百。呂溫說「與其潛資（私利）於奸吏，豈苦均助於疲人」（與差科戶同負擔）。朝廷並不因此懲罰收私稅的官吏，足見朝廷對地方官的控制力已經是十分衰弱。納私稅戶多於納官稅戶，以此為例，杜佑曾估計天寶年間戶口，逃亡戶至少有三分之一，應該說，不是缺乏根據的。 戰亂和重稅，使得民眾逃亡，戶口大耗損。但在朝廷、官吏、莊主等剝削者方面，收入並不感到困難，因為只要民眾還生存著，他們就有利可取，不逃亡戶被剝削，逃亡戶也同樣被剝削。 唐後期的戶口 （1）唐穆宗長慶年間，《通考》說，有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新唐書·食貨志》作三百三十五萬。《通考》說，唐敬宗寶曆年間，有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河南河北三十餘州，一向割據，不納貢賦。唐憲宗連年用兵，取得暫時的統一，三十餘州奉朝廷制度，申報戶口。可是，八二二年（長慶二年），河北三鎮又告割據，朝廷新增州縣並不多。長慶、寶曆戶口激增的原因，似與唐暫時統一關係不大。八一一年，唐憲宗在制書里責備州刺史說，自定兩稅以來，以戶口增損為考核地方官成績的一個標準，因此，地方官用析戶的方法作出虛數，又招引逃亡戶入境，作為新附戶，「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反而使人心動搖，土著愈少。唐憲宗說稅額沒有增加，是貪得無厭的謬見，地方官申報虛數，卻是實在情形。唐後期幾個戶數，其中一部分應是虛數。 （2）八三九年（唐文宗開成四年），有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3）唐武宗會昌初年，有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年，有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開成四年到會昌初年，不過兩三年，為什麼戶數驟減。會昌初年到末年，不過四五年，為什麼戶數驟增。八五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上距會昌六年不過七年，為什麼全年稅收只有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其中租稅五百五十萬餘緡，榷酤（茶酒）八十二萬餘緡，鹽利二百七十八萬餘緡，比元和初年稅收，還不到三分之一，戶數卻比元和初年多一倍。這都說明唐後期的戶數，是地方官任便增減的虛數，真實戶數是在減少，也就是朝廷納稅戶大量被官吏、莊主、商賈等人奪去。自唐懿宗時起，諸方鎮連戶口的虛數也不報了，唐朝廷成為架空的朝廷。 唐前期行均田制，農民一般都得到土地，當時賦稅較輕，政治較好，因之，田野開闢，戶口漸增，社會經濟呈現繁榮的景象，國家聲威通到遙遠的四方。這種富強程度，對過去所有朝代來說，是空前的，但對中國具備著的富強條件來說，唐前期的成就還是很有限的。以州縣等級為例，上州不過四萬戶以上，中州不過二萬戶以上，下州不滿二萬戶；縣是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二千戶以上為中縣，一千戶以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為下縣。可見上州、上縣的標準並不高。照杜佑所說，天寶戶當有一千三四百萬，一戶以五口計，全國不過六七千萬人，與土地相比，州縣一般是地曠人稀，大有開發的餘地。可是，剝削階級貪慾的增長，比民眾發展生產的速度高得太多，兼併愈來愈劇烈，賦稅也愈來愈繁重，為爭奪剝削權又發動戰亂，戰亂更加重了民眾的痛苦。民眾在殘暴統治下，逃亡現象愈趨嚴重，生產力逐漸萎縮，到後來竟至無法再生產，最後爆發大起義，懲罰剝削者。唐中期和後期，剝削階級就是這樣厲行兼併、重稅、戰亂三件事，使得唐前期的繁榮社會遭受大破壞。 第五節唐朝經濟（下） 唐前期行均田法和租庸調法，農民與工商業者關係較少，統治階級的搜括也還不是過度殘酷，工商業因而受到一些限制，發達是較緩慢的。隨著土地兼併的盛行，整個統治階級的驕侈浪費，再加以戰亂頻繁，南北物資更需要流通，自唐中期起，工商業開始活躍起來。行兩稅法以後，納稅按錢計算，官與商操縱物價，刻剝民眾，取得大量財物，工商業得到空前的興盛。官商搜括獲厚利，另方面，自然就是民眾被搜括得無以為生。不過，商業的發達，在全國範圍內特別是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間，經濟上的聯繫更進一步地加強了，這對社會的發展也還是有些積極作用的。 一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有官營、私營兩種。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供宮中或朝廷使用，私營手工業生產商品，供商賈販賣致富，但商賈藉以致富的商品，主要還是廣大農民農婦生產出來的穀物和布帛。官營手工業 宮中、朝廷的用具以至軍需、營造，凡屬於百工的事業，都設有專官掌管。少府監、將作監是各工官的長官。下面略舉兩監及所屬各工官的職掌，可以推知官營手工業的規模。 少府監（尚方監）——總的職掌是管理百工技巧的政務。除了率領五署等屬官，本監還掌管（1）供給天子和后妃常規的器物、服飾以及祭祀用的玉器、朝會用的儀仗。（2）訓練工匠。訓練期各工不同，精細刻鏤工四年，車輿、樂器工三年，刀矟（音朔shuò）工二年，矢鏃、竹漆等工一年，冠冕等工九月。教者傳授家傳技藝，每季由官考試一次，年終大考一次。工匠製造器物，成品上都署本人姓名。 中尚署——掌製造天子后妃所用藝術品和美麗服飾。附設有金銀作坊院。 左尚署——掌製造天子后妃以至王公命婦的車輦，兼領刻鏤、蠟燭等作坊。 右尚署——掌馬轡加工以及製造刀劍、斧鉞、甲冑、紙筆、茵席、履舄（音戲xì，木底鞋）等御用器物，兼領皮毛作坊。 織染署——掌織造天子太子及群臣的冠冕、組綬及織染錦、羅、紗、縠、綢、絁、絹、布。特織品有瑞錦、宮綾，織成對雉、斗羊、翔鳳、游麟等形狀，文彩奇麗，織法是唐初貴族竇師倫所創。這些特製品，設專官監視，不許流傳到外面，一年中用費和織成的匹數，都得奏明。每當掖庭織錦，特給酒羊，七月七日（夏曆）祭杼乞巧。唐代宗時，下詔說，在外所織造的大張錦、獨軟錦、瑞錦等並宜禁斷；義綾錦花文織成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羌樣文字（梵字）等也應禁斷。照詔書所說，瑞錦宮綾的織法也流傳在外面，並且花樣繁多，技巧不比內作差。織染署所領作坊有綾錦坊巧兒三百六十五人，內作使綾匠八十三人，掖庭綾匠一百五十人，內作巧兒四十二人。楊貴妃得寵，專為貴妃院作工的織工繡工多至七百人，其中自然有很多織錦巧兒。 掌冶署——掌熔鑄金、銀、銅、鐵，造成器物，兼領塗飾琉璃、玉等作坊。 將作監——總的職掌是管理土木工匠的政務。類似建築工程師的高級匠人稱為長上匠，州出錢雇用，因而也稱為明資匠，名額有二百六十人。柳宗元作《梓人傳》，說「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值太半」，就是這種長上匠。將作監率領下的各官有： 左校署——掌木工。宮室有定製，凡官修的宮室，都歸左校署承辦。 右校署——掌土工。楊貴妃的二姊虢國夫人，造新第宅，中堂造成後，召工圬墁，工價二百萬（二千緡）。工匠要求特賞自己的技藝，虢國夫人賞紅羅五百段。工匠一看也不看，說，請取螞蟻蜥蜴若干，放在堂中，過些時查點，如果短少一個，連工價也不敢要。大建築物不許有螞蟻容身的微隙，自然是很高的技藝。 中校署——掌舟車工。 甄官署——掌石工陶工。雕刻石人、石獸並製造碑柱、碾磑及瓶缶，又製造各種明器。 軍器監——掌製造弩與甲，有弩坊、甲坊。 據《唐六典》說，少府監有匠一萬九千八百五十人，將作監有匠一萬五千人。兩監挑選有技能的工匠，在原住州縣專立戶籍，按番到兩監服役，稱為短番匠。也有在家為官府作工，不必上番的工匠。王建《織錦曲》說：「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官里怪」。按限日繳納織物，大概是對待女匠的一種辦法。如工程不多，工匠無須上番，或兩監和雇其他工匠，都得由工匠戶出錢交給兩監。技藝最高的工匠稱為巧手，選入兩監所屬各署供職稱為供內，被選後不得納錢推辭。供內工匠有缺額，先補巧手的子弟。和雇的鑄匠中，如有巧手，可補為正工。兩監工匠從全國工匠中選拔出來，尤其是供內的工匠，選拔得更精。皇帝和大貴族需要的工藝品，兩監能夠全部供給。兩監是手工業的精華所在，雖然對民眾生活毫無益處，但製成的物品，足以代表當時手工業技巧已經達到的最高水平。 少府監最重要的業務是織紝，將作監最重要的業務是建築，下面舉一些例，說明當時技藝上的成就。 唐中宗愛女安樂公主有尚方織成的毛裙兩條，料用百鳥毛，正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晝看是一色，燈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鳥形狀，都顯現在裙上。每條值錢一千緡。又令尚方取百獸毛織成韉（音煎jiān，鞍墊）面，呈百獸形狀。自安樂公主作毛裙，貴官家裡婦女多使織工仿製，南方奇禽異獸被獵獲，幾乎絕了種。 武則天在洛陽用銅、鐵鑄天樞，高一百零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有鐵山，周一百七十尺。用銅製蟠龍、麒麟縈繞鐵山。天樞上置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匠毛婆羅造模。又鑄九州鼎，豫州鼎高一丈八尺，余州鼎各高一丈四尺。鼎上圖畫山川物產，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又鑄十二時神（子鼠、丑牛等十二支）各高一丈。 武則天在洛陽造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明堂凡三層，上層作圓蓋形，用九龍捧圓蓋。頂上置一塗金的鐵鳳，高一丈。堂中有十圍的大木，上通頂，作為明堂的總柱，各種結構都依大木為根本，又在明堂北造天堂，高五級，到第三級，便可俯視明堂。上列三例，說明織紝、冶鑄、建築在技藝方面有很高的造詣。 少府監屬官有鑄錢監，分散在產銅地區，是一種重要的官營手工業。六二一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直徑八分，重二銖四累，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合宜。隋文帝時鑄五銖錢，實重五銖，與漢五銖錢重量相同，形狀也相似，顧炎武《日知錄》說，「今之五銖，亦大抵皆隋物也」。隋五銖錢一千重五千銖，二十四銖為兩，五千銖得十三斤又三分之一兩。隋一斤等於古三斤，古十三斤有餘等於隋四斤五兩，每一五銖錢重六分九厘余。唐開元通寶錢重二銖四累（十累為一銖）。這裡所說一銖、一累，等余古三銖、三累，二銖四累等於古七銖二累，比漢、隋五銖錢加重二銖二累。開元通寶錢一千重六斤四兩。每錢一枚重一錢。自唐高祖創製一枚重一錢的開元通寶錢，下至清朝，基本上相沿不變，與五銖錢成為前後兩個不同的系統。全國鑄錢爐最多時（天寶）有九十九處，每爐每年鑄開元通寶錢三千三百緡，全國每年鑄錢三十二萬七千緡。唐肅宗鑄乾元重寶錢（一緡重十斤），以一當開元通寶錢十。又鑄一種乾元重寶錢（一緡重十二斤），以一當開元通寶錢五十。錢法紊亂，物價騰踴，米一斗價至錢七千，貧民大批餓死。唐代宗時兩種乾元錢罷廢，專用開元通寶錢，一直到唐亡。鑄錢要有技藝，官出重價募工匠。天寶年間每一爐用工匠和丁役共三十人，用原料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工本值七百五十文，足見鑄錢贏利是朝廷很大的一宗收入。 私營手工業 唐朝私營手工業，比以前朝代都有顯著的發展，南方手工業特別顯出它的重要地位，南北技藝交流，推動整個手工業前進。 七四三年（天寶二年），韋堅引滻水到望春樓下，積成廣運潭。唐玄宗登樓看新潭。韋堅聚江、淮漕船數百艘，使一個官員坐第一船作號頭，口唱《得寶歌》，船上有盛妝美女一百人和歌，鼓笛及外國音樂齊奏，來到望春樓下，後面漕船各寫郡名，依次銜尾前進。船上滿載本郡特產，如廣陵郡（治所在今江蘇揚州市）船載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鎮江市）船載京口綾衫段，晉陵郡（江蘇常州市）船載折造官端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市）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東廣州市）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江西南昌市）船載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縣）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船載蕉葛、蚦（音南nan）蛇膽、翡翠。吳郡（江蘇蘇州市）船載方丈綾。漕船來自數十郡，駕船人都南方裝束，戴大笠子，著寬袖衫、草鞋。漕船排列在樓下，京城百姓從來沒有見過船桅，看如林的桅竿看呆了。韋堅奏上諸郡輕貨，府縣樂隊和教坊（宮中樂隊）相次奏樂，唐玄宗大喜。這是一次盛大動人的南方手工業品和特產的水上展覽會。這裡只記載幾個郡的手工業品和特產，想見其餘各郡，產品種類也不少。例如紙，據《唐六典》所載，有益州的大小黃白麻紙，杭、婺（治金華，浙江金華）、衢（治信安，浙江衢縣）、越等州的上細黃白狀紙，均州（治武當，湖北均縣北）的大模紙，宣、衢等州的案紙，蒲州的細薄白紙。韋堅獻輕貨，只宣城郡（宣州）有紙，《唐六典》則有許多州產名紙。以此為例，說明全國各州都有好產品，南方諸州產品更多。七三七年，唐玄宗令各州租稅改用土物送京城；七四八年，又令各州租稅變為輕貨送京城，土物即輕貨，足見朝廷對輕貨有很大的需要。李肇《國史補》說，天下通用的物品，多得不可計數，如絲布作衣，麻布作囊，氈作蓋，革作帶，內邱（河北內丘縣）白瓷甌，端溪（廣東德慶縣）紫石硯，天下人都通用。 （1）織紝業 織紝是民間最廣泛的手工業，《唐六典》記載全國各地織物的質量，大抵北方諸州長於織絹，南方諸州織布較多，看下頁所列表，可知大概。 《國史補》說，越州（會稽郡）人向來不擅長絲織，薛兼訓為浙江東道節度使，募軍中未曾娶妻的人，多給財物，到北方娶織婦回來，每年得數百人。從此越俗變化，競添花樣，綾紗精妙，在南方有名。這是交流技藝的一個可喜事例。南北互相效法，是唐朝手工業技藝提高的重要原因，南北互相需要和對外貿易的擴大，是唐朝手工業發達的重要原因。 勞動婦女無不從事織紝，絹和布與農夫所生產的唐代各州紡織品等級表 質量絹紵火麻貲布 第一等宋、亳州復州宣、潤、沔州黃州 第二等鄭、汴、曹、懷州常州舒、蘄、黃、廬、和、晉、 岳、荊州泗州滑、衛、陳、魏、相、冀、揚、湖、沔州徐、楚、廬、絳、楚、滁州 第三等德、海、徐、泗、濮、徐、壽州兗、貝、博州滄、瀛、齊、許、豫、仙、蘇、越、杭、澧、朗、潭州澤、潞、沁州 第四等棣、鄆、深、莫、洺、邢、蘄、廬州恆、定、趙州潁、淄、青、沂、密、壽、衢、饒、洪、京兆、太原、 第五等幽、易、申、光、安、唐、 婺州汾州隨、黃州益、彭、蜀、梓、漢、劍、郢、江州 褒、洋、同、 第六等遂、簡、綿、襄、褒、鄧岐州 州資、眉、邛、雅、嘉、陵、台、括、撫、唐、慈、坊、 第七等閬、普、壁、集、龍、果、睦、歙、虔、寧州洋、渠州吉、溫州通、巴、蓬、金、均、開、泉、建、閩、登、萊、鄧州 第八等合、興、利，泉，律，閩袁州 州 第九等金、均、合州米同為社會的基本財富，固然，很大一部分絹布被統治階級搜括去耗費了，但還有一部分，唐朝用來對鄰國進行贈送或貿易，發生政治上商業上的重要關係。中國在唐朝時期呈現的盛大景象，織婦與農夫作出的貢獻是相等的。 在一般技藝的基礎上，還有一些特技，顯示民間卓異的創造力。敦煌千佛洞發見唐朝薄絹，並繡有精細的佛畫。據記述這種實物的人說，千佛洞所有的絹幡，都是用一種幾乎透明的薄絹，掛在穹門或到佛堂去的過道上，不阻礙光線。幡兩面都有繪畫，風中儘管搖擺，人們總可以看見繪畫。美麗的掛幅是用絲線彩繡的，人物如生，繡工甚精。唐時織紝和刺繡的技藝，既有實物作證，因之，下列文字記載的諸例，也應該可信。 繚綾——白居易 《繚綾篇》說，「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這是用青白兩色絲織成的花綾，絲細質輕，費功極大，宮中用作春天的舞衣，「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隨便浪費了。統治階級中人只求快心悅目，民眾的痛苦根本不在意中，繚綾作舞衣，對他們說來，不過是最小的一種浪費。 八梭綾——鄴中李母村人織綾，必三交五結，號八梭綾，一匹值米五筐。三交五結，是說一種特殊的織法，費功自然很大。 輕容——無花薄紗，是最輕的一種紗。陸游《老學庵筆記》說，亳州出輕紗，入手似無重量，裁作衣服，看去象披輕霧。一州只有兩家能織，世世相互通婚，防秘法傳入別人家，說是從唐朝傳來已有三百餘年。亳州紗可能就是輕容的一種。 輕絹——一匹正夠四丈，稱起來只有半兩。《太平廣記》記載此物，小說容有誇張處，極輕當是事實。 紅線毯——白居易 《紅線毯篇》說，「紅線毯，擇繭繰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為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采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宣州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據詩人說，織造這種廣十丈余的大地毯，要用絲一萬多兩。同情民眾的白居易，禁不住慨嘆「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 桂管（廣西桂林）布——布質粗澀，厚重可以禦寒，可能是木棉布。唐文宗時，夏侯孜著桂管布入朝，唐文宗也著桂管布，滿朝官員都仿效，布價驟貴。 唐朝織紝業的發達，也可以從下列的一些事例看出來。瓊山郡（廣東瓊山縣）太守韋公幹，有女奴四百人，其中一部分是織花縑文紗的女奴。定州大富豪何明遠，在驛站旁開設旅店，專住外國商人，家有綾機五百張。這種規模甚大的織造，顯然與對外貿易有關。由於織紝普遍發達，原料的生產也隨著發達。唐高祖時，梁州野蠶成繭，百姓採用野蠶繭。唐太宗時，滁（安徽滁縣）、楚、濠（安徽鳳陽）、廬等州都採用野蠶繭。唐玄宗時，益州獻三熟蠶。唐代宗時，太原民韓景暉養冬蠶成繭。野蠶被利用，又是織紝業的一個進步。 （2）染色業 染色業中新技術，有柳氏女所創印花法。《唐語林》說，唐玄宗時，有柳氏女，性巧慧，使工鏤板為雜花，印在織物上。柳氏女獻一匹給王皇后。唐玄宗看到，很喜歡這種新制，令宮中依樣仿造。當時秘惜印花法，不許外傳。後來逐漸流行，成為極普通的衣料。 （3）坑冶業 唐制：天下出銅鐵州府，聽人私采，官收礦稅。《新唐書·食貨志》概舉坑冶數：「凡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陝、宣、潤、饒、衢、信五（六）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礬山七」。從文字看，似一百數十處坑冶，都在陝、宣等六州，事實上，他州不能不有坑冶，疑這是唐初收稅的礦，不曾收稅的礦不在此數中。此後礦數常有增減，大抵以收稅與否為準。六三六年，權萬紀上書說，宣、饒二州銀礦豐足，派官開採，每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革權萬紀官，使還家。足見官是不採礦的。唐高宗時，廢陝州銅冶四十八。這裡所謂廢，當是採礦的業主因礦竭報廢，官不再收稅。七二七年，初次收伊陽縣（屬河南府）五重山銀、錫礦稅。這也是私人採礦官府收稅的一個說明。七七九年，唐德宗下詔說，邕州金坑，任人開採，官不得占。唐德宗時，規定天下坑冶統歸鹽鐵使收稅。從此，在徵收礦稅上，朝廷與地方官發生了矛盾。唐文宗大和年間，鹽鐵使王涯奏稱，今兗鄆、淄青、曹濮等三道私自占采坑冶，出產銅鐵甚多。王涯要求朝廷勒令三道長官還給鹽鐵使，以便照例收稅。王涯又免采煉民戶的其他差役，實際就是立坑冶戶，朝廷直接占坑冶。開成年間，朝廷退還諸坑冶給州縣，朝廷收得的礦稅，總數不過七萬餘緡，比不上一個縣的茶稅。這是因為朝廷有甘露之變，宦官對地方官讓步，換取對宦官勢力的承認。唐宣宗時，鹽鐵轉運使裴休，奏請收回坑冶收稅權，當時朝廷還有些威望，算是收回了一部分。唐宣宗以後，朝廷大概連七萬餘緡也收不到。 《新唐書·食貨志》載有兩個採得的礦物數字。唐憲宗元和初年，每年採得銀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零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唐宣宗時，每年採得銀一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這種數字未必真實，實際產量可能還要多一些。 唐朝採礦業規模不大，因為缺銅，豪富人家銷毀開元通寶錢，取銅鑄惡錢並制銅器（包括鑄造佛像），唐德宗時市價，銷錢一緡，得銅六斤，每斤值錢六百文，厚利所在，重刑不能禁，流通的錢愈益稀少，農民很難得到現錢。八○四年，唐德宗令市上交易，可用綾羅絹布雜貨與錢並行。八二一年，唐穆宗令兩稅改收布、絲等實物，惟鹽、酒稅用錢。所謂兩稅改收實物，只是允許納稅人免繳現錢，用實物折合稅錢，並非廢除兩稅收錢的定製。唐文宗時，又宣布交易可錢穀並用。這都說明行兩稅以後，錢重物輕的現象特別嚴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新唐書·食貨志》），官在收稅時用物折錢，也大獲輕重的利益。只有生產實物的民眾，永遠處於物輕的地位，被有錢有勢的人抑價操縱，肆行敲剝。市上錢少對剝削者反而有利，因之朝廷急於要錢，但不急於鑄錢。 錢重物輕的原因，一是鑄錢太少，二是私家囤積和佛寺用銅造像。唐憲宗曾下詔，禁止積錢，富家積錢過五千貫，處死刑，王公大臣積錢，受重罰，錢沒入官。原來京城市上所積錢，很大部分是方鎮將帥的錢，一個將帥名下，至少也有五十萬緡；一部分是富商的錢，富商與左右神策軍有關係，私人錢託名為神策軍官錢，得到宦官的保護。京兆尹想執行這個嚴詔，但根本行不通。唐文宗又禁積錢，允許富家積七千緡，余錢送市上流通。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三大都會，也照京師例禁積錢。結果還是行不通。唐武宗時，廢滅各宗教，銅像鐘磬爐鐸全部銷毀，州縣得到大量的銅，又令各州按開元通寶錢模型自鑄州錢，與朝廷鑄造的京錢同樣通行。要改革錢重物輕的積弊，這是較為有效的措施。可是，唐宣宗即帝位，以否定會昌年間的一切措施為施政方針，銷州錢改鑄銅佛像，恢複錢重物輕的積弊。官商利用輕重的差別獲取厚利，發生官商與民眾間的矛盾，民眾因貧窮不能滿足朝廷收稅的要求，發生朝廷與積錢者間的矛盾。唐憲宗、唐文宗禁積錢，唐武宗鑄州錢，都是試圖解決這些矛盾，但都沒有成功，錢重物輕的緊張狀態，一直繼續到唐亡。 金銀產量遠比銅少。除了嶺南地方錢與金銀丹砂象牙同用作貨幣，其他地方只是當作一種寶，可在市上買賣。《新唐書·食貨志》說，「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采銀一兩者流他州，官吏論罪。」這是唐憲宗元和初年的禁令，意思是督促採礦人專心煉銅。但金銀既然是寶，統治者首先是皇帝自然也要搜括這種寶。一九五六年西安市發現天寶時銀鋌四個，各重五十兩。銀鋌上刻呈進的郡名和官名。郡名是信安、宣城、郎寧和南海。信安郡即衢州，宣城郡即宣州。衢、宣二州在採礦六州數中。郎寧郡即邕州，南海郡即廣州。邕、廣二州在嶺南，本是用金銀的地方。往年發現的唐宣宗時端午節進奉銀鋌一個，重五十兩，進呈官是浙江西道都團練等使兼潤州刺史。潤州也在採礦六州數中。據這些少數銀鋌的呈進地看，似乎有土貢的性質，不產銀的州不一定要貢金銀。八八八年，朱全忠派人帶銀一萬兩到魏博鎮糴米，用銀作貨幣來使用，值得注意。八九四年，浙東威勝軍（治越州）節度使董昌大肆搜括，向朝廷貢獻財物，每十天發一綱：金一萬兩，銀五千鋌，越綾一萬五千匹。董昌曾發若干綱，史無記載，但當時已有相當數量的銀。可以想見，有了相當數量的銀，隨著交易上的需要，就會出現用銀當貨幣的趨向。 （4）造船業 建造航海和江河用的船艦，歷朝相沿，造船工匠積有豐富的經驗。唐太宗想再伐高麗，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劉晏做鹽鐵轉運使，在揚子設十個造船場，造漕運船隻。這都說明唐朝造船能力是強的。在一般造船技術外，還有一些新的創造。 唐德宗時，荊南節度使李皋造戰艦，用人力踏兩輪，速度象奔馬。 劉恂（唐昭宗時人）《嶺表錄異》說，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桄榔須縛船板，用橄欖糖塗抹，糖干後船極堅固，船底如塗漆，便於速進。橄欖糖是橄欖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采來與橄欖樹皮、葉同煎調和，製成象黑餳的膏，塗海船極堅滑。唐朝航海大船，舉世無匹，可能就是劉恂所說的賈人船。 （5）制瓷業 唐朝制瓷技術，已經進入由陶到瓷的完成階段。瓷器普遍使用，各地多有制瓷窯，其中還有不少是名窯。陸羽（唐肅宗時人）《茶經》所舉越、鼎（陝西涇陽縣）、婺、岳、壽、洪等州，都是當時著名的制瓷地方。邢州窯（包括《國史補》所說通行天下的內丘窯）與越州窯是唐朝南北諸窯的代表窯，瓷器品位不相上下。陸羽按照瓷色與茶色是否相配來定各窯優劣，說邢瓷白盛茶呈紅色，越瓷青盛茶呈綠色，因而斷定邢不如越，甚至取消邢窯，不入諸州品內。天寶時，韋堅獻南方諸郡特產，豫章郡（洪州）船載名瓷，足見洪州瓷一向著名。陸羽因洪瓷褐盛茶呈黑色，定洪瓷為最次品。瓷器應憑質量定優劣，陸羽以瓷色為主要標準，只能算是飲茶人的一種偏見。 中國最優良的瓷器產地江西景德鎮市，唐時屬饒州新平縣，唐玄宗改稱新昌縣，又改稱浮梁縣。《浮梁縣誌》說，唐高祖時，昌南鎮（景德鎮）民陶玉獻瓷器，稱為假玉器，昌南鎮瓷由此名聞天下。昌南鎮有制瓷業（《江西通志》載陳後主曾令昌南鎮制陶礎，巧而不堅），唐時製法有改進，但未必已能生產名瓷。韋堅所獻南方輕貨，名瓷獨舉豫章郡；陸羽比較越、邢兩種瓷，說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瓷類雪，越瓷類冰，意思是邢瓷不透明，越瓷半透明。如果昌南瓷類玉，而且唐初已名聞天下，陸羽似不會遺忘。昌南制瓷技術提到高度是在北宋時，在唐朝還未入名瓷之列。 唐三彩也是名瓷的一種。所謂三彩，就是在無色釉的白地胎上用鉛黃、綠、青等色畫成花紋，燒製成瓷器，因是唐朝創製，稱為唐三彩。 （6）磨麵業 磨坊一般用馬牽磑，有水力處，設水磨。不過，普通民眾是不能有水磨的。水磨的所有者都是權豪、富僧、大賈等有勢力的人。這些人霸占河道，築高堰阻水，利用水力推動碾磑，妨礙河道兩岸農田的灌溉。例如鄭白渠（在陝西涇陽）本來溉田四萬餘頃，到唐高宗時因水磨大增，只能溉田一萬餘頃。唐代宗時，只溉六千二百餘頃。足見富貴人的水磨是農民的大害。 《舊唐書·高力士傳》載高力士在京城西北截灃水作碾，並轉五輪，每天磨麥三百斛。這是築特別高的堰，使水力大到能並轉五輪，農田受害自然更大。不過，單從製造水磨的技術上說，一軸能轉動五具磨，卻是一個新創製。 （7）印刷業 唐初已有印刷品。《雲仙散錄》引《僧園逸錄》說，玄奘用回鋒紙印普賢像，施給四眾（僧、尼、善男子、善女子）。後來逐漸流行，見於記載的也漸多。八三五年，唐文宗敕諸道府不得私置曆日板。馮宿《禁版印時憲書奏》里說，西川淮南等道，都用版印曆日，在市上發賣，每歲不待司天台奏准頒下新曆，私印曆本早已通行天下。佛像和曆本都是大數量發行，利用印刷術是很自然的。紇干泉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司空圖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說印本逐漸散失，想再雕印版。柳玭《家訓·序》說，中和三年（八八三年），在成都市上看書，多是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一類書，又有字書小學，雕版印紙，模糊不很清楚。依據這些事例，唐朝印刷業在廣泛應用的情況下發展著，印刷技術也自然在繼續改進。現存唐朝印本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年）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全卷長十六尺，高一尺，卷首刻佛像，下面刻經文全部。又近年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印本陀羅尼經咒一方，約一尺見方，中刻佛像一尊，環繞佛像刊印梵語經文，四邊印各種小佛像。這兩件僅存的實物，足以證明印刷技術已達到較高的水平，為五代北宋的印刷業準備了條件。（8）造紙業 造紙是極普通的一種手工業。因原料和製法不同，各地多有特產，如蕭誠（唐玄宗時人）善造紙，用山西野麻及虢州（治弘農，河南靈寶縣）土谷，五色光滑，稱為斑石紋紙。又如薛濤（唐憲宗時人）僑居成都，取百花潭水制深紅小彩箋，用來寫小詩，時人稱為薛濤箋。用紙寫字印書以外，還有糊窗的紙，專包茶葉稱為茶衫子的紙和作紙錢的紙。《封氏聞見記》說，送葬用紙錢，從魏、晉時開始，現在自王公至於庶民，通行紙錢，葬時焚化。紙的用途極為廣泛，足見造紙業的發達。 （9）製糖業 六四七年，唐太宗遣使人到天竺摩揭它國學熬糖法，令揚州送上甘蔗，榨取蔗汁，如法製糖，色味遠勝西域糖。《元和郡縣圖志》載蜀州貢沙糖，青州貢糖，足見製糖法已經流傳。《幽燕記異》說，茅草地冬季燒去枝梗，到春季掘取土中潔白的余根，搗汁熬制，得糖味極甘，稱為洗心糖。又有糖霜（一名糖冰），製法是唐代宗時人鄒和尚所傳，原料用甘蔗，遂寧（四川遂寧縣）產最有名。 上列手工業只是許多種手工業中的一小部分，唐朝手工業生產確是超過以前各朝代。唐朝農業生產不見顯著的提高，據各種記載，田有地勢高下、土壤肥瘠、年景豐耗的區別，平均計算，一頃田不過得粟一百斛或米五十餘斛，這和東漢仲長統所說平均一畝產粟三斛（隋唐一斛等於東漢三斛），北宋范仲淹所說「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上資政晏侍郎書》），產量相等，農業的進展，比不上手工業的進展。凡是精美的手工業產品，總是供統治階級享用的，統治階級從農民得到米絹布或錢，轉向手工業者取得消費品和奢侈品，因之，手工業的進展與統治階級從農業方面取得財物的增加是聯繫著的。隋唐以及後來的封建朝代，儘管每畝產量不比兩漢有所提高，但中國南部的繼續開發，卻使剝削者取得大量的財物，藉以滿足奢侈品的需要。自隋唐以後，手工業比兩漢大進一步而且繼續進步著的原因在此。這種情形對唐朝說來，自唐中期起，農民破產流亡，農業一直在下降，手工業卻一直在上升，與手工業關係較密的商業也一直在上升。 二商業 商業在交易有無、加強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經濟聯繫以及與四鄰各國進行貿易等方面，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商人對農民和手工業工匠，剝削的殘酷，並不次於以皇帝為首的官吏。官與商各有一套剝削方式，韓愈說官商賣鹽事，可以當作一個例。 八二二年，有一個官替唐德宗想括錢法，建議官自己賣鹽，可以獲利一倍。韓愈逐條駁斥，說，鄉村居民，很少有現錢，他們買鹽，多用雜物交易，鹽商什麼東西都要，也有人一時沒有雜物，先賒貸得鹽，日後償還。這是商人的剝削方式，居民得到一些必需品，僅有的一點雜物卻被商人拿走了。韓愈又說，現在，如果吏人坐店鋪賣鹽，不得現錢，決不敢賣，貧民無錢買鹽，官怎能獲利一倍？又，貧家吃鹽極少，淡食往往十天一月，非不得已不吃鹽，如果官吏按戶強迫買鹽，勢必用威刑逼勒民眾出錢，這樣，到處會發生騷動，對朝廷很不利。這是官府的剝削方式，用威刑要錢，不顧民眾的死活。商人是巧取，官府是豪奪，方式不同，目的都是要吸盡民眾的膏血。 商人用商品獲利，官府用威刑獲利，剝削的範圍，同樣廣泛。商人所憑藉的商品生產者自然是農民和手工業工匠。特別是行兩稅法以後，農民所有的米和絹布，必須先變錢才能納稅，商人因而有更多的獲利機會，商業也就大大發達起來。 下面略述唐時商業的一般情況： （1）市 兩京市 全國最大的市是西京、東京兩市，兩市中西京市更大。 西京皇城南面有一條大街名朱雀街。朱雀街東有五十四坊，屬萬年縣管，西也有五十四坊，屬長安縣管。每坊廣長各三百餘步。東市（隋時名都會市）在朱雀街東，西市（隋時名利人市）在街西，各占兩坊（兩坊太小，恐有誤）的地面。東市是四方財物的聚集處，有二百二十個行。貴族和官員住宅多在朱雀街東，因之東市商業尤為繁盛。西市店肆略同東市，居民多是浮寄流寓，人口比東市多。 東京市稱為南市（隋時稱豐都市，又稱東市，有一百行。又有大同市，其中有一百四十一個邸和六十六個行）。南市占兩個坊的地面，有一百二十個行，三千多個肆，四百多個店（《唐律疏議》「居物之處為邸，沽賣之所為店」。旅舍也稱為店，這裡所說四百餘店，當包括旅舍）。又有北市，本是臨德坊，唐高宗對立市。 州縣市 下列諸市，也是較大的市。廣州從來就是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埠，到唐朝，廣州貿易更盛。李肇《國史補》說，「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師子國（斯里蘭卡）舶最大⋯⋯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為之喧闐（熱鬧）。」《唐大和上東征傳》也說，西江中有波斯、波羅門、崑崙等舶，不計其數。廣州市規模自然遠不及兩京市，但在州市中與揚州同屬第一等。揚州是南北交通的樞紐，江、淮鹽茶漕米和輕貨，先匯集在這裡，然後轉運到關中和北方各地。揚州有大食、波斯賈人居住，多以買賣珠寶為業，朝廷在廣、揚二州特置市舶使，足見揚州也是一個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埠。詩人張祜（唐憲宗時人）《縱游淮南》詩，有「十里長街市井連」句，商業大概比廣州更繁盛。福建泉州（治晉江，福建泉州市）唐時已成通商口岸。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病癒德音》說，南海外國船來到中國，地方官應優禮相待，嶺南福建及揚州的外國商人，除舶腳（船稅）、收市等外，任其往來流通，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稅率。福建與嶺南、揚州並列，足見泉州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商埠。此外，楚州（治山陽，江蘇淮安縣）、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荊州（治江陵，湖北江陵縣）、明州（治鄞縣，浙江寧波市）以及成都、汴州等，都是著名大州市，唐人稱揚一益二，就是諸州市中揚州第一，成都第二。各縣也有市，如富陽（浙江富陽縣）縣市在縣城西北隅，周圍二里五十步。鹽官（浙江海寧縣）縣市在縣城西南二百五十步。杜甫《鹽亭縣》（四川鹽亭縣）詩：「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縣市商業，一般比州市小，山縣自然更要小些。 草市 離州縣城較遠，在交通便利的地點因商業上需要自然形成的市稱為草市。陳谿所作《彭州新置唐昌縣》（四川崇慶縣）《建德草市歇馬亭並天王院等記》，可以說明草市的情形。《記》中說，從前商人往來，苦無投宿的地方，因而在建德鄉立起一個草市。現在旗亭旅舍，屋屋相連，珍貴的貨物都有，享用的器具全備，成為興盛的商業區。《唐會要》載德州安德縣（山東陵縣）與齊州臨邑縣（山東臨邑）接壤處有灌口草市一所。大抵草市所在，都是交通要道。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里說，凡江、淮草市，都設在水路兩旁，富室大戶，多住市上，近十幾年來，江南、江北，所有草市全被搶劫，只有三年遭兩次劫，沒有一個五年得安。唐人詩文和小說中，多說到草市，想見州縣市以外，還有為數更多的草市存在。這種草市與當地的大莊主有關係，杜牧所說富室大戶，就是兼營商業的大莊主。 行市、墟市、亥市、集、廟會 某地有大集會，商賈來會地出售貨物，稱為行市。嶺南有墟市，西蜀有亥市，北方有集，都是村落間定期交易的小市。在神廟定期舉行交易，稱為廟會，性質與行市相似。 自兩京到鄉村，都設立大小不等的市，說明唐朝有比較發達的商業。 （2）行 同業商店的組織稱為行，行有行頭。《周禮》地官司市職：「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意思是司市官劃分市地成行列，同類的貨物陳列在同一行列內稱為一肆。一肆立一肆長，賈公彥疏說，「若今（唐時）行頭者也」。肆長由司市指派，是服徭役的性質，並非官吏。唐時行頭也是服徭役的商人。從春秋戰國時期的記載中，市確是劃分行列，如「伯有死於羊肆」（《左傳》襄公三十年），「與小人游，如入鮑魚之次」（《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 「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史記·循吏·孫叔敖傳》），「曾不如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外物篇》）。這裡所說肆、次、次行，都是指市上的行列。《漢書·食貨志》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又「（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左思《吳都賦》「混品物而同廛」。這裡所說列、隧、廛，也都是指市上的行列。自春秋、戰國以下，儘管名目不一，市上同業商店開設在同一地點卻是定製。隋、唐時肆專指各個店鋪，行是若干同業店鋪的總稱。隋豐都市有一百行，唐西京市有二百二十行，行數增加，顯示唐商業比隋更盛。行有行頭，又有牙人（也稱牙子、牙郎、牙儈）。牙人招攬買賣，協議物價，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時也使牙人出面。 諸書所記行名，有金銀行（又稱金市）、鐵行、太衣行、絹行、織縐錦行、秤行、肉行、魚行、藥行、鞦轡行等。以此為例，二百二十行出售的商品，種類是很多的。唐武宗求長生藥，道士獻藥方，內開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生雞膜十斤，龜毛十斤，兔角十斤。唐武宗使人到藥行尋找，所有藥店都說沒有。一個大官要用白牛頭作藥，果然在肉行買到。大抵難得的物品，在行里總可以找到，只有象道士開出的那種藥方，藥行才無法供應。 行是商店的組織，自然也是商人的組織。為商人製造物品的工匠，附屬於商人，本身並不組織成行。如果工匠自己製造物品，由自己直接出售，那末，他加入本行是因為有商人身分。唐時手工業工人沒有行，凡是行都是以商人為主、工匠為從的商業組織。隋、唐以前，行的意義僅僅是同類的貨物須在市上同一地點出售，唐朝的行，又有拒絕非本行人任意加入本行的權利，例如織宮錦巧兒李某，要求加入織錦行，行中人藉口如今花樣與前不同，拒絕李某入行，顯然，行有行會的性質，工匠不得行中人同意，便不得入行。 （3）交通 交通對政治、經濟、文化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唐國內水陸交通暢達，就在許多地方被割據的唐後期，交通仍保持暢達狀態，這給商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陸路交通——全國交通以長安為中心，分為四條幹線。東路自長安經洛陽至汴（河南開封市）、宋（河南商丘市）；西路自長安至岐州（陝西鳳翔縣）以至成都（中唐以來改由郿縣經漢中入成都），夾路都有店肆待客，酒食豐足，每店備驢供客租用，稱為驛驢。南路自長安至荊（湖北江陵縣）、襄（湖北襄樊市襄陽城），再南入長沙經廣西達交州。北路自長安渡河至太原（山西太原市）出娘子關至范陽（北京市），或沿黃河東進轉北，沿現在的京廣線至范陽。沿路也都有店肆供商人旅客住宿。遠行數千里，無須帶兵器。上列諸城市都是西京以外的四方交通樞紐，從這些樞紐再到其他城市，同樣安順。例如出西京安遠門，西到涼州（河西節度使駐在地，甘肅武威縣）再西到西域諸屬國凡一萬二千里，沿路有驛，供行人酒肉。 以上陸路交通是安、史作亂前情形，安、史作亂後，行路有時會遇到危險，但交通並未阻塞。唐玄宗時，張九齡開鑿大庾嶺路，唐憲宗時，陸庶開福建陸路四百餘里，兩條新路的開闢，主要是為商業上的便利，想見其他地方也會有新開闢的商路。 水路交通——東南州郡，大都通水路，商運多用船舶。唐憲宗元和初年，宣歙遭旱災，谷價上漲，有人主張平抑谷價，觀察使盧坦說，宣歙地狹谷少，一向依靠外地輸入，如果抑價，商船不肯來，糧食將更困難。宣歙地方多山，仍能利用水路通商，江湖附近地方水運的作用自然更大。長江中大船，載重量不超過八九千石。唐中期有俞大娘航船，比一般大船又大得多，船上駕駛工數百人，南到江西，北到淮南，每年來往一次，獲利很大。凡是大船都為富商所有，他們以船為家，居柂樓下，奏樂歌舞，使喚婢僕，生活非常安適。至於洪、鄂等地，很多人水居，泛舟謀生，大抵從事商業或運輸業。 水陸交通以揚州為中心，通濟渠是南北水路交通的總幹線，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所有公家運漕、私行商旅，都依靠通濟渠。《元和郡縣圖志》說「隋氏作之雖勞，後代實受其利」，唐朝廷收入主要來自江、淮，唐朝人特別感到通濟渠的重要性，是很自然的。 唐建都關中，漕運有三門砥柱的險阻，從洛陽運米到長安，漕船多在三門峽覆沒，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績。改走陸路，兩斛要運費一千文。民間苦於漕運，有斗錢運斗米的謠諺。唐高宗以後，朝廷經常想開鑿砥柱，暢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關中的朝代，三門為害，漕運不暢，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陸驛——兵部屬官有駕部，專管驛務，全國有官驛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七），其中水驛（備有船隻）二百六十所，陸驛（備有馬驢）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陸相兼驛八十六所。陸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設一驛（不在通路上的驛稱為館），每驛有長，管理本驛，招待旅客。官驛館在全國交通線上普遍設立，對商業有很大的便利。 對外海陸交通——唐朝前期國勢強盛，威力遠被四方，中期以後，仍保持大國聲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暢達無阻。《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所錄有關海外諸國的記載，為數不少，唐德宗時宰相賈耽著《皇華四達記》十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最為詳備。《新唐書·地理志》采賈耽書，敘述唐與外國交通最重要的路線凡七條，五條是陸路，兩條是海路。陸路：（一）自營州（河北昌黎縣）入安東道；（二）自夏州（陝西橫山縣）通大同雲中道；（三）自中受降城入回鶻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東蓬萊縣）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二）自廣州通海夷道。所謂海夷道，就是從廣州出航，經越南、馬來半島、蘇門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錫蘭，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國）。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業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國在兩漢時已是航海大國，到唐朝海路走得更遠，比兩漢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4）對外貿易 《唐律疏議》引《關市令》，說：「錦綾、羅縠、綢絹、綿布、氂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西邊、北邊外諸鄰國，向來有侵擾邊境的慣習，唐禁止鐵出關，顯然是防止鑄造兵器。其餘禁物，衣料是要控制進關貨物，目的在換取以馬匹為主的各種牲畜，真珠、金、銀、氂牛尾，國內稀少，不願外流。少府監屬官有互市監，在邊境上掌管外國貿易，可見唐對西北邊市，商業與軍事兼顧，不許商人任意謀利。 從南方海路上來通商的各國，都是遠國，不會發生軍事行動，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廣州設市舶使，專管收稅，外國商人，只要不違犯唐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中國商人到外國通商，也很發達。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記》說，唐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只有中國船能夠航行無阻。阿拉伯東來貨物，都要裝在中國船里。當時中國船稱雄海上，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外通商的繁盛。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絲織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進的資格受國際市場的歡迎。埃及開羅南郊福斯他特遺址，發現唐至宋初的瓷片數以萬計，敘利亞沙瑪拉遺址發現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納巴特遺址也發現唐瓷片。可以設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貨。婆羅州北部沙撈越地方，發現唐朝人開設的鑄鐵廠，據當地考古學者的論證，鑄鐵技術自中國傳入，對當時還在銅器時代的社會，起著推動作用。依據這些事例，唐朝高度發展的手工業產品和技術，通過商人曾對海外諸國作出了貢獻。 （5）大商業和商人 唐時商業多至二百餘行，每行總有較大的商店。據現有材料看，最大的商業當是放高利貸的櫃坊。櫃坊又有僦櫃、寄附鋪、質庫、質舍等名稱，類似後世的當鋪。唐德宗借長安富商錢，僅得八十餘萬緡，搜括僦櫃的錢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萬緡，足見櫃坊是大商業。櫃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錢帛、粟麥。錢，一部分是櫃坊自備的資金，一部分是別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說：自今以後，如有入錢買官，納銀求職，發覺後，錢物沒收。櫃坊明知事情，代為隱瞞，不來告發，要嚴加懲罰。因櫃坊資金大，有錢人願意寄存錢財，櫃坊又兼似後世的錢店。錢以外的帛、粟、麥，是農民借錢的抵押品。櫃坊剝削的主要對象，仍是農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詔說，近來公私放債，取利息頗多，自今以後，天下放債或收息，私人只許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規定四、五分，實際收息當高於規定。 開設櫃坊的人，自然是巨富，還必須與權貴有關係。長安大商小販多列名神策軍籍。求官人通過櫃坊等富商向宦官買官職，宦官也通過櫃坊等富商成為工商業者的政治代表。 次於櫃坊的大商業有鹽商、茶商及波斯珠寶商。八八○年，侯昌業上書斥責唐僖宗和田令孜，說「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櫃坊，全城般（搬）運（藏匿財物）」。楊師立《數陳敬瑄十罪檄》里說，「搜羅富戶，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戶及胡商的貨財，鹽鐵轉運使高駢上書阻止，說，「天下『盜賊』（指黃巢等起義軍）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奪取。田令孜強奪富商，失去作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與富戶胡商的關係，高駢卻說得很清楚，即這種人受朝廷保護，與官吏相輔而行，刻剝民眾使陷於饑寒的絕境。黃巢在廣州為什麼殺胡商，理由就在這裡。 隋煬帝時商業已很發達，唐高祖時富商鄭鳳熾（一作鄒鳳熾，說是唐高宗時人），家產不可計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與權貴往來，勢傾朝市。曾對唐高祖夸富說，終南山上每株樹掛絹一匹，山樹掛滿，我家裡還有餘絹。這種記載未必可信，鄭鳳熾是隋、唐間巨富，卻是事實。唐太宗時，安州（湖北安陸縣）人彭通獻布五千段供攻遼東軍費，賜文散官宣義郎（從七品下）名號。唐高宗時，安州人彭志筠願獻出絹布三萬段助軍費，賜奉議郎（從六品上）名號。武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內殿賭博。唐玄宗時，京城富商王元寶，被稱為天下至富，也稱為王家富窟。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來往，但除兩個姓彭的人，得低級文散官名號，其餘都沒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時辛替否《陳時政疏》說「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勢，更便利於剝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士族稱為清流，作官稱為清資官，不許兼營商業，工商算是賤業，不許入仕。隨著宦官勢力的興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漸消失；另方面，士流兼營商業，在開元年間開始，此後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漸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剝民眾的力量，同時，也加劇了宦官與士流的衝突。下面舉出士流兼營商業的事例。 《舊唐書》開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當是上字之誤）清資官置客舍邸店車坊。詔書說，近聞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東西兩市及近場（市場）處廣造店鋪出賃，妨害商賈的利益。自今以後，凡出賃店鋪，每間每月賃費，不得超過五百文，依法令清資官不許置產，已造的店屋准許出賣。開元末年，朝政已極腐朽，這種詔書，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謂高尚，並不求有實效。唐肅宗女政和公主，經營商業，獲利逾千萬。千萬當是萬緡錢，她在短期內成巨富，自然是憑藉貴族勢力。其他官員勢力較小，獲利也會少些。商業與官勢相依附，才能獲更多的利，是很顯然的。唐代宗時，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官不得與商人爭利，在揚州所設邸店，一概禁止。原來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託名軍用，派人到揚州開設店鋪，經營商業，官勢再加軍勢，不僅普通商人受損，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敵。唐代宗下令禁止，據《唐會要》說，諸道的店鋪「至是乃絕」。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擁護，但地方長官勢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暫時的禁絕。 京城大商業多使用地方長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時起，節度使多從神策軍大將出身。大將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給中尉，到方鎮後，儘量搜括，償還本息，自身還私蓄一大批錢存放在商店。足見唐中期以來，極大部分的錢是在神策軍系統的內外各級軍官手中。士流也不放鬆商業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說聽說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歸根說來，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剝削民眾以外，還利用商業作為另一種剝削手段。商業特別是高利貸業和奢侈品業的興盛，正說明民眾生活的極端貧窮和合流了的官商貪得無厭。 京城有大量的方鎮存款，大商業也多是方鎮所經營，因此，唐憲宗時，出現一種稱為「飛錢」或稱為「便換」的匯錢法。商人在京城，送錢到諸道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己輕裝出京，在當地憑券取錢，購買貨物，運回京城。飛錢法可免帶現錢行路，對商業大有便利處。朝廷想取得飛錢的利益，令商人到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官收匯費一百文。沒有一個商人肯來三司飛錢，朝廷只好允許免收匯費，結果還是沒有人肯來。飛錢是官商合流的產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錢，不準備再付出，自然不會得到商人的信任。 漢、魏以來的士族制度，唐朝還保持著，到北宋才廢除，這在科舉制度里表現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繼續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唐朝手工業比前朝有很大的進步，商業也比前朝發達。手工業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有益的作用，商業的發達刺激著手工業進步，也加強著各地區的經濟聯繫，但官商合流卻使官僚和商賈都增加了剝削的力量，受害最重的自然是農民。自唐中期起，農民破產流亡愈來愈普遍，反之，莊田和商業一直呈現殷富氣象，顯然，官商的殷富是從農民的窮困中得來的。 第六節唐朝與四方諸國的各種關係 自秦、漢時起，中國基本上是統一富強的大國。境外鄰國特別是北方的行國（遊牧人的國家稱行國），即使強盛一時也都遠遠不是中國的敵手。在割據分裂時期，如果割據國內部統一，象三國時魏國那樣，對境外強敵依然還是有足夠的抵抗力。原因很明顯，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比四鄰任何國家都高得多，並且漢族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民族，只要統治集團不是極端腐朽，不是朋黨互斗，就能憑藉民眾的力量，防禦外國的侵入。行國各方面都落後，但有一個有利的條件，那就是遷徙無常，伺機攻掠，在軍事上常處於主動的地位，遇到中國統治集團腐朽和分裂，便乘虛深入，甚至占領土地，建立國家。按照「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規律，經歷一定的時間，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與漢族融合成一體。在融合過程中，由於各族統治階級的暴虐，又必然發生不同形式的鬥爭（包括戰爭），各族民眾因而都遭受到苦難。整個封建時代的中國歷史，中國與境外諸國主要是北方行國的關係，大體上就是這樣反覆地表現著。歸根說來，國與國間鬥爭的勝敗，取決於下列三種情形。（一）政治上中國統一，外國也統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勝敗。（二）中國統一，外國分裂，一般是中國戰勝外國。（三）中國分裂（國土分裂和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或農民起義還沒有形成新的統一，外國統一，一般是外國戰勝中國。自然，造成勝敗的局面，還有許多原因，諸如國勢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強弱，謀略有成敗，這些都足以影響中外勢力的消長，但政治上統一，卻是取勝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統一的，對外關係的空前發展，根源就在這裡。唐太宗採用魏徵「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議，致力於內政的改善，當時黃河流域人口稀少，國力遠不及隋朝，可是，長江流域的財賦，有力地支援了黃河流域，使得黃河流域能夠調動一部分人力，來保衛邊境的安全。唐太宗對外取得大勝利，唐玄宗時，對外關係發展到了頂點。自安、史作亂，中國內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勝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國最強大的敵國，一向是北方邊境上的行國。這些行國，總是征服西域諸國，阻塞中國與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國以遊牧擄掠為業，中國富饒，是擄掠的最好對象。因此，行國疆域儘管擴大到遙遠的西方，它的最高統治者（單于、可汗），一定要統率本部主力軍居住在中國的北境外，藉以滿足擄掠財物以至侵入中國的願望，不遭受嚴重打擊，決不肯西遷。行國包圍中國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脅著中國的安全，又斷絕中國與西方諸國經濟、文化在陸路上的交流，這對中國和西方諸國都是有害的。中國擊敗北方行國，援助西方諸國脫離行國的統治，這樣的戰爭，對中國和西方諸國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對外關係，比兩漢有更大的發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於戰勝強大的突厥國，從而中西交通暢達無阻，中國和四鄰諸國都得到益處。唐前期與四鄰諸國大抵有四種關係，一是反對侵略，例如滅突厥國；二是進行侵略，例如攻高麗國；三是保護弱國，例如在西域等地設都護府；四是單純的經濟、文化交流，例如對天竺、日本、大食等國。不論屬於那一種關係的諸國，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國，從事各種職業，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動。 一北方 東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為啟民可汗。啟民統率東突厥部眾，為隋守衛北方邊境。六○九年，啟民死，子始畢可汗立。這時候，隋煬帝正在掀起大亂，割據勢力紛紛出現，農民起義還沒有形成統一全國的力量，中國陷於分裂狀態。始畢利用這個形勢，招收大量中國的避難人，征服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作屬地，擁有近百萬的部眾。割據者如薛舉、劉武周、梁師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畢稱臣獻媚，請求援助，始畢給他們一些支持，助長割據勢力。隋煬帝曾企圖用小計謀分裂突厥，結果都被始畢識破，歸於失敗。隋文帝時，中國因統一而強，突厥因分裂而弱，現在恰恰倒過來，突厥成為操縱諸割據者，製造戰亂的強敵。 唐高祖起兵太原，準備進取關中，先向始畢稱臣，藉以防止劉武周引突厥兵襲擊太原。六一九年，始畢死，弟處羅可汗、頡利可汗相繼為主。頡利立始畢子什缽苾（音剝必bobì）為突利可汗，使統率東面諸屬部。頡利勾結諸割據者，連年入寇，深入唐國境，攻破城邑，擄掠人口和財物，甚至長安也受到嚴重的威脅。六二二年，頡利引騎兵數十萬人分路入侵，一路到晉州（山西臨汾縣），一路破大震關（在甘肅隴西縣），唐全力抵禦，又遣使者鄭元■（音孰shú）去求和。鄭元¦對頡利說，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即使奪得唐地，也不能永久占領。被擄掠的中國人，都歸擄掠者私有（充當奴隸），你有什麼好處。你不如收兵回去，唐每年送給大量財物，全入你的庫藏，這才是你的好處。頡利為唐兵所阻，聽了很滿意，退歸塞外。鄭元¦這些話，說明唐朝有責任消滅這個侵略國，因為無論入侵或謀和，都是中國的大害。頡利講和後，依然連年入侵。六二四年，有人建議說，突厥所以經常侵掠關中，目的在奪取長安積聚的財富，如果焚毀長安，突厥也就不來了。這是多麼怯懦荒謬的見解，唐高祖居然聽從這個建議，派人到樊（樊城，在湖北襄陽縣北）鄧（河南鄧縣）一帶尋求可建都的地方。太子李建成等贊成遷都，唐太宗勸阻，說，給我幾年的期限，一定捕獲頡利，聽朝廷發落。遷都算是停止了。當年，頡利、突利二可汗率全國兵力深入到豳州（陝西邠縣），唐太宗率兵抵禦，雙方兵力，多寡懸殊，唐將士驚懼，不敢接戰。唐太宗親率一百騎出陣，在陣上離間頡利、突利二人，使自相疑忌。頡利要戰，突利不從。頡利使突利到唐營講和，突利與唐太宗私結為兄弟，突厥開始趨於分裂。 六二四年，唐已消滅諸割據者（朔方郡割據者梁師都除外），中國得到統一，開始對突厥採取主動，準備進攻。六二五年，唐高祖告朝臣們說，突厥貪婪無厭，我要用武力征服它，今後不再用平等國禮，給突厥文書改用詔敕。突厥在邊境上到處入侵，唐兵到處抵禦，形勢仍是對突厥有利。六二六年，唐太宗即帝位，唐真正成為統一的國家，與突厥對抗的形勢才有根本的改變。 唐太宗剛即位，頡利率大兵進到渭水便橋北，離長安只有四十里路程。唐太宗表示鎮靜態度，率兵到便橋南，隔渭水與突厥對陣。頡利望見唐軍容齊整，知道有備，不敢輕率決戰，要求講和。唐太宗允許講和，在便橋上與頡利會盟。頡利取得大批金帛，心滿意得地引兵退去。唐太宗對朝臣說，我不打突厥，反送給金帛，為的讓他們驕惰，以便一舉消滅，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就是這個意思。突厥利在擄掠，專靠防守是不能阻止擄掠的，唐太宗決心滅突厥國，這確是唯一可行的自衛法。 唐太宗每天引十二衛小將和士兵數百人到顯德殿前練習射術，告訴他們說，外國入侵，本是常事，可怕的是人主安佚忘戰，寇來束手無策。現在我不讓你們掘池築花園，專教你們學弓箭，平時我做你們的教師，戰時我做你們的將帥，這樣，中國人也許可以得到平安。唐太宗親自考試諸衛習射人的技藝，好技藝得優賞，諸衛的長官也得上等考（成績）。在唐太宗和諸衛長官督促下，幾年間諸衛府兵都成了精銳。唐太宗是善於將將和將兵的大軍事家，他在內戰中積累起極豐富的經驗，一看敵陣，就知道敵陣強弱處所在。他常常用己方的弱兵當敵方的強兵，用己方的強兵當敵方的弱兵。己方弱兵受敵強兵壓迫，後退不過數十百步，己方強兵已經突破敵弱兵陣地，進入陣後再反過來攻擊敵兵的後背，敵兵前後被擊，無不潰敗。他的部將李靖、李勣等人，都是百勝名將，諸衛兵又都是精銳，滅突厥的力量是具備了。 突厥方面情形恰好相反。唐朝邊境有備，突厥不能從擄掠中獲利，國內的利害衝突因而強烈起來。頡利要增加自己的權力，信任漢人趙德言，採用一些封建專制制度的措施，違反遊牧族的慣例；又信任胡人，疏遠宗族，頡利與部屬不和了。突厥國內連年有災，牲畜多死，民眾饑寒，頡利過慣了奢侈生活，自然要加重對民眾及附屬諸部的剝削，頡利與突厥人及屬部都不和了。六二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等屬部脫離突厥的統治，頡利使突利往擊，反被諸部戰敗。頡利處罰突利，突利怨恨，六二八年，突利上表請求入朝，兩可汗不和，突厥分裂的時機更迫近了。突厥北方諸部多棄突厥歸附薛延陀，推薛延陀酋長夷男為可汗。夷男怕頡利，不敢接受稱號。唐太宗冊封夷男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唐冊封，遣使入貢，為唐屬國，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仆骨、霫諸部都受薛延陀統治，在漠北建立與突厥為敵的大國。六二九年，頡利感到形勢危急，派人來請求和親，願意稱臣，作唐朝的女婿。自然，提出這種請求都是徒然的。 六二九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紹、李道宗、衛孝節、薛萬徹各為行軍總管，分六路出擊，兵力共十餘萬人，統受李靖指揮。突利可汗入朝，頡利愈益孤立。六三○年，唐軍大破突厥軍，捕獲頡利可汗。東突厥殘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數十萬人，如何處置突厥人，一時成為嚴重的問題。 唐太宗令群臣討論處置突厥人的辦法，最後採用溫彥博的意見，使降眾居邊境上，分突利原轄地為四個州，置四州都督府，分頡利原轄地為六個州，置定襄（治寧朔，陝西榆林縣南）、雲中（治朔方境，內蒙古鄂托克旗東南）兩個都督府。任命突利、阿史那蘇尼失、阿史那思摩等為都督，統率部眾。其餘酋長五百餘人都給將軍、中郎將等名號，五品以上軍官有百餘人，入居長安的突厥人將近一萬家。 突厥是北方大國，突厥被滅，唐在邊境外諸族中建立起無上的聲威，四方諸族紛紛來降附。六三○年，四方君長到宮門前請唐太宗稱天可汗。此後唐朝皇帝對西北諸族用天可汗名義行施號令。 六三九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改姓李）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十餘萬出邊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與薛延陀隔大漠立國。薛延陀強盛，突厥必須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邊數十年無大戰事。武則天時，酋長骨咄祿自立為可汗。骨咄祿死後，默啜為可汗，突厥成為統一東西兩部、西境到裏海東岸的大國。默啜經常深入中國內地，擄掠人畜財物。唐玄宗開元初年，突厥內亂，默啜被屬部拔野古人殺死。此後，突厥內亂相繼不絕。七四四年，唐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擊破突厥軍。七四五年，回紇又擊殺突厥最後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餘眾降唐，東突厥亡。東突厥故地全為回紇所有。 鐵勒（敕勒）諸部——薛延陀是鐵勒諸部中最強的一部。部眾有七萬帳，風俗大抵與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長夷男為可汗。夷男役屬鐵勒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國，有兵二十萬。六四一年，夷男出兵到漠南擊李思摩的突厥國，唐大將李勣等大破薛延陀軍。夷男死後，國內發生戰亂，六四六年，唐太宗滅薛延陀。鐵勒諸部酋長請求內附。六四七年，在回紇等部置六個都督府七個州，以各部酋長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護府於西受降城（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東南的古單于台，統率六府七州。諸酋長奏請在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條驛路，稱為參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驛，備馬和酒肉供使人往來；各部每年貢貂皮作為賦稅。唐太宗允許各部的請求，唐勢力達到漠北廣大地區。 內附諸部有總稱為鐵勒的回紇、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羅、渾、契苾、多濫葛、思結、阿跌、跌結、斛薛等十一部，以及葛羅祿、骨利於、白霫等部。又有黠戛斯（結骨、堅昆）部，遊牧地在鐵勒的北面，有眾數十萬。六四八年，黠戛斯酋長入朝，唐太宗置堅昆都督府，任酋長為都督。 二東北方 高麗——隋煬帝攻高麗，引起國內民眾大反抗，對中國統治者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唐高祖曾和高麗國交換本國流亡人，高麗送還中國流亡人將近一萬，足見高麗對唐朝的態度是友好的。唐太宗滅突厥，高麗愈益表示友好。唐太宗卻滋長了侵略野心，自恃國大兵強，企圖加害弱小的鄰國，以為一定能得到勝利，事實和願望恰恰相反，他得到的是悔不可追的失敗。 六四二年，高麗西部酋長泉（姓）蓋蘇文（名）殺高麗大臣百餘人，又殺國王高建武，立高藏為國王。泉蓋蘇文專擅國政，用嚴刑立威望，高麗內部自然不能相安。唐太宗覺得有隙可乘，六四四年，決定親自率兵往攻。群臣多上書勸阻，褚遂良建議說，派二三猛將率兵四五萬出戰，即可成事，不必親往。唐太宗不聽。唐太宗和外國作戰，都是命將出師，這一次獨違常例，一定要自己去，原因是（一）隋煬帝侵高麗大敗，唐時群臣和兵士還留有疑懼的心理，唐太宗宣布五條「必勝之道」，就是要解除疑懼，事實上疑懼確是被解除了；（二）唐太宗自以為有必勝之道，發生驕傲輕敵的心理，要親自去炫耀「老人」的本領，後來用兵失敗，主要是因為驕傲輕敵。當然，更主要的還在於戰爭的正義性不在唐太宗這一邊而是在高麗那一邊。 六四四年，唐太宗派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戰艦五百艘，載士兵四萬三千人自萊州泛海向平壤。派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兵六萬及一部分西北方胡兵向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又令新羅、百濟、奚、契丹配合唐軍分路擊高麗。六四五年，唐太宗率諸軍自洛陽出發到幽州。李勣、張亮兩路都獲有戰果。唐太宗親到遼東城下督戰，唐兵破遼東城，又取白岩城（遼寧遼陽市東北）、蓋牟城（遼寧蓋平縣）。唐太宗進軍攻安市城，高麗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十五萬人救安市，唐太宗看到大量敵兵，高興得親自上陣指揮。李道宗獻計說，高麗全國兵都在這裡，平壤守備必弱，請給我五千精兵，直攻平壤，這樣，數十萬敵兵必然潰敗。唐太宗似乎不曾聽見，一心指揮作戰。唐軍大破高麗軍，高延壽、高惠真率殘兵三萬餘人到軍門投降。唐太宗對二人說，東方年輕人，在海邊跳來跳去，說到打仗，那能比得上我老人，今後還敢同皇帝打仗麼？又寫信給太子（唐高宗）和留守大臣高士廉說，我做將官，本領怎樣？這都是驕氣十足的表現，他當然知道李道宗獻的是好計，只是以為擊破高延壽主力軍後，率大軍到平壤城下受降，更能滿足自己的驕心，因此當作不聽見。唐軍百計圍攻安市城，守城人堅守不屈，這時候天氣寒冷，草枯水凍，糧食又快用完，兵馬無法久留，戰無不勝的唐太宗只好從安市城下退兵回國。唐軍奪得十個城，擄獲遼、蓋、岩三州居民七萬人，算是這次戰爭的收穫。唐太宗深悔不該出兵，嘆道，魏徵如果活著，一定不讓我走這一趟！唐太宗行施欺騙高麗軍民的手段，確是用盡心計，但是他終於失敗了，百戰老人並不比東方年輕人強多少。 唐太宗當然不肯認敗。六四七年，又謀攻高麗。朝臣建議：派遣偏師，輪番攻擊，使高麗民眾不得耕種，幾年以後，田野荒廢，人心不固，鴨綠江以北，可以不戰而得。這是非常險惡的計謀，唐太宗採取了，派出海陸兩軍，在高麗境侵擾。六四八年，唐太宗大造船艦，運送軍糧，準備明年發大軍三十萬人滅高麗。六四九年，唐太宗死去，戰事暫時停止。六六○年，唐高宗派遣蘇定方等率兵十萬渡海，與新羅國合力攻破百濟國，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六六一年，百濟人起兵抗唐，收復大部國土，唐將劉仁願、劉仁軌守熊津城不走。六六三年，百濟國王引日本國救兵與唐軍相拒，劉仁願、劉仁軌等擊敗日本兵，燒日本船四百艘，百濟國境全部被唐軍占領。唐兵聯合新羅兵，威脅高麗南方，高麗處境更困難了。 六六六年，高麗泉蓋蘇文死，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產爭權，泉男生遣子泉獻誠到唐求救。唐朝廷得到這個機會，以援救為名，派遣大將契苾何力率兵攻高麗。接著，又派遣李勣統率大軍往攻。六六八年，攻破平壤城。高麗全境被唐占領，分置九個都督府，四十二個州，在平壤置安東都護府，行施唐朝的統治權。 唐對高麗用兵，比對別國顯得費力，足見統一團結的小國可以對抗統一的大國。泉氏兄弟爭奪權位，內部分裂，泉男生為唐軍作嚮導，引唐軍滅自己的國家。分裂的小國為統一的大國所滅，那是很自然的。但是，高麗民眾以及一些不甘心亡國的統治階級中人，就在六六九年起兵反唐。此後大小戰事不曾停止，唐朝廷利用高氏子孫來和緩民眾的反抗，都不能生效，武則天時，唐勢力退出高麗，侵略者終於被高麗民眾戰勝了。 百濟——百濟是在馬韓故地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國王姓扶餘。百濟與新羅為鄰，互相攻擊，新羅較弱，對唐朝要求更多的保護，唐朝也常為兩國和解，不許百濟、高麗等國奪新羅土地。六六○年，唐滅百濟國，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六六三年，唐兵擊敗百濟抗唐軍。唐高宗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唐軍撤退，扶餘隆受新羅壓迫，也退回長安。百濟土地被新羅占據，百濟亡。 新羅——新羅是在辰韓、弁韓故地上建立起來的國家，國王姓金。新羅與唐朝一向保持友好關係。新羅得百濟，七三五年，又得唐允許，占有高麗浿水以南土地，對唐更表示友好。唐統治階級允許新羅人口販子運奴婢來中國出賣，新羅不敢禁阻。八二三年，唐穆宗下令，「不得買新羅人為奴婢，已在中國者，即放歸其國」。這個禁令，並無實效。唐文宗時，新羅人張保皋、鄭年二人都有勇力，在唐禁軍中作小軍官。鄭年技藝比張保皋強，二人各不相下。後來張保皋回國，告國王說，全中國都有新羅奴婢，請讓我鎮守清海，使擄掠人口的賊徒不得出海口。國王給他一萬人守清海，自此人口買賣被禁絕。鄭年在中國窮困，回到新羅見張保皋。這時候新羅國大臣殺國王作亂，張保皋分兵五千人給鄭年，使到京城平亂。鄭年殺叛臣，立國王。國王召張保皋作國相，使鄭年代守清海。新羅統治階級允許被掠人口出境，唐朝統治階級允許奴婢入境，雙方都是利用兩國友好關係來取得可恥的私利。張保皋、鄭年為保護新羅民眾，放棄私嫌，合力禁止人口買賣，無愧為新羅國的英雄。 高麗、百濟、新羅立國在一個半島上，因為互相攻擊，招來唐朝的侵略。因為唐軍侵入，百濟滅亡，新羅擴大，形成南北兩國對立的形勢。高麗民眾反抗強大的唐朝，表現出堅強的鬥爭精神，統一全半島的事業終於由高麗國來完成（五代後唐時，高麗大族王氏重建高麗國，滅新羅國），趨勢是自然的。三個國家都有接近漢文化的本國文化，新羅國尤為接近。漢文化唐時從百濟、新羅間接傳入日本，在文化流通上，百濟、新羅是有貢獻的。 日本——西漢時，中國與日本已有往來。東漢光武帝給予日本國王金印。兩國正式往來，應當從東漢初年算起。三國魏時，司馬懿滅遼東割據者公孫淵，日本與魏又有正式往來，據《魏志》所記，日本使者來魏凡四次，魏使者到日本凡兩次。至南朝時，日本使者來中國，次數大增。儒學、佛教以及手工業者從中國、百濟、新羅進入日本，對日本文化起著啟蒙的作用。 隋統一南北，國威大盛，日本從隋吸取漢文化，也表現高度的熱情。自六○○年（開皇二十年）至六一四年（大業十年），日本使者來中國凡四次，隋使者去日本一次。六○七年，日本使者帶來僧徒數十人，隋煬帝命裴世清到日本報聘。六○八年，裴世清回國，日本派留學生、學問僧八人隨裴世清來中國。這些留學生學問僧到唐初才先後回日本，成為推動日本文化前進的有力人物。 日本大規模吸收漢文化是在唐朝。據史書所載，日本派來中國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總有留學生、學問僧多人附使船同來中國。如六五三年（唐高宗永徽四年），日本派出兩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學生、學問僧一百二十餘人。七一六年（開元四年），日本使船總人數有五百五十七人。七三二年（開元二十年），日本使船總人數有五百九十四人。七五九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日本使船總人數有九十餘人。八三四年（唐文宗大和八年），日本使船總人數有六百五十餘人。至於附商船往來的日本學生和僧徒，為數也不會少。唐時漢文化的各個方面以及佛教的各個宗派，大體上都移植到日本，給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響。唐後期商業發達，唐商船經常來日本，見於記載的多至數十次。足見兩國經濟上也有重要的關係。唐與日本往來，態度都很友好。例如開元初年，日本使者請儒生授經學，唐玄宗使四門助教趙玄默到使者寓邸傳授儒經。七七五年（唐代宗大曆十年），日皇授遣唐使節刀，告誡使者說，「卿等奉使，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生嫌隙，毋為詭激，判官以下違者，便宜從事」。唐玄宗變通「禮聞來學，不聞往教」的慣例，選名儒就寓邸授經，滿足使者的要求，不因國家強盛而表現驕吝。日皇因唐喪亂而預戒使者，不許有非禮行為。兩國統治者彼此以善意相待，反映了兩國人民友好的願望，是值得表揚的。 東北方內附諸族如下： 奚——東胡種，遊牧地在契丹西面。唐太宗時奚內附，唐在奚地置饒樂都督府，改五個部為五個州。任大酋可度者為饒樂都督，改姓李。又任各部酋長為州刺史。安、史作亂以前，奚常起兵抗唐，原因也是唐邊將故意製造戰事。唐末，契丹漸強，奚被契丹王欽德征服，逐漸融合在契丹族裡。 室韋——狩獵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室韋分二十餘部，小部一千戶，大部數千戶。每部有酋長。酋長已行世襲制，在繼承人斷絕的時候，才推選部內勇健人充當酋長。各部酋長定時會獵，獵後散去，不相統屬，比起奚、契丹能夠推選大酋長號令諸部，室韋顯得更落後。室韋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獵，畜牧業正在開始，知道養犬豕，還不知養羊，有牛不會用，有馬不多。這樣低級的經濟生活，也就不會有推選大酋長的要求。《新唐書》說室韋各部，「不相臣制，故雖猛悍喜戰，而卒不能為強國」。六三一年（貞觀五年），室韋開始對唐朝發生「朝貢」關係。唐中宗時，室韋表示願助唐攻突厥。唐玄宗時，入朝十次。唐代宗時，入朝十一次。唐德宗時，室韋都督和解熱素等十人來朝見。唐文宗時，室韋大勝督阿成等三十人來朝見。唐懿宗時，大酋怛烈遣使者來朝。室韋與唐往來，唐朝文化多少要影響室韋，有助於室韋社會的前進。 靺鞨——兩漢時號挹婁，北朝魏時號勿吉，隋、唐時號靺鞨。靺鞨分為數十部，不相統屬。各部有酋長，父子世襲。隋末，酋長突地稽率部千餘家內附，居住在營州。唐初突地稽立戰功，唐太宗使突地稽改姓李。子李謹行，唐高宗時為唐守邊名將。諸部中黑水部最強，唐玄宗時，在黑水部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長為都督，賜姓李，名獻誠。以諸部酋長為州刺史，受都督統率。此後，靺鞨對唐發生「朝貢」關係，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響靺鞨社會，都督刺史的設立，有助於靺鞨諸部趨向於統一。 渤海——本是靺鞨粟末部，附屬於高麗，受高麗影響，比別部有較高的文化。高麗滅亡後，粟末部酋長大祚榮據挹婁的東牟山，建國稱王。唐睿宗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任忽汗州都督。唐玄宗時，大祚榮死，子大武藝繼位。大武藝擴大疆土，成為東北方強國。渤海與唐保持「朝貢」關係，經常派遣學生到長安，入太學讀書，學習唐朝制度，渤海在東北方又成為文化最高的盛國。九二六年，遼滅渤海國。 流鬼——流鬼國在堪察加半島。六四○年，國王遣使來朝，唐太宗給使者騎都尉官號。 三西北方 西北方有西突厥，是統治西域諸國的強國。西突厥射匱可汗，建牙在龜茲北方的三彌山（山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車縣北），領土東北至金山（阿爾泰山），西至西海（鹹海），玉門關以西諸國都被征服作屬國。唐朝要通西方，首先必須戰勝西突厥。下面敘述（1）唐滅西突厥；（2）滅西突厥後唐與西北方諸國的夫系；（3）唐失西域。 （1）唐滅西突厥 古代中國的強敵通常在北方大漠南北。這些強國以漠北為根據地，向西占領西域天山北路作為屬地，從而征服西域天山南路諸農業國，取得賦稅來補充遊牧國經濟上的不足。擁有這種疆域的國家，必然成為中國北方邊境上的大敵，因為即使被中國戰敗，退到漠北休息一時，又可以回漠南繼續寇邊。中國要擊破北方強國，必須取得西域，所謂斷匈奴右臂，就是漢武帝戰勝匈奴的一個重要原因。 唐對突厥與漢對匈奴，情況不同。突厥在隋時，已分裂為東、西兩國，彼此怨恨，不相援救，因此，唐朝得先後滅兩突厥國，不費較多的兵力。自然，滅一個敵國，決不是輕易的事，唐太宗時，西突厥發生內亂，連年不息，強盛的唐朝得到這個最大的便利，這才分兩步消滅西突厥。 取得西域天山南路諸國——六二八年，西突厥內亂，西域震動。六三○年，西突厥屬地伊吾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主舉所屬七個城內附。唐置伊州，作為經營西域的出發點。六四○年，唐大將侯君集率兵滅高昌國（鄯善、吐魯番兩縣地），置西州（治高昌縣）。在交河城（在吐魯番西北）置安西都護府。六四四年，安西都護郭孝恪率兵三千滅焉耆國（焉耆回族自治縣）。唐置焉耆都護府。六四八年，大將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郭孝恪率大軍滅龜茲國（都伊邏盧城，庫車縣）。疏勒國（都迦師城，喀什市）于闐國（都西山城，在和田縣治西）與唐有「朝貢」關係，唐高宗在疏勒國置疏勒都督府，在於闐國置毗沙都督府。唐取得天山南路諸國，是和西突厥多年鬥爭的結果。六五八年，安西大都護府移置龜茲城，統轄焉耆、龜茲、疏勒、毗沙四都督府。又統焉耆、龜茲、于闐、疏勒四鎮，駐兵鎮守，唐在天山南路的統治確立了。唐玄宗時，設安西節度使，職務同安西都護。 滅西突厥——西突厥射匱可汗死後，弟統葉護可汗繼位。統葉護善戰，國勢甚盛，領地東北起金山，南逾阿母河與波斯相接；東起巴里坤湖，西至裏海，成為中亞細亞的霸國。六二八年，統葉護被伯父莫賀咄殺死，莫賀咄自立為可汗，統葉護子肆葉護也自立為可汗。兩可汗率兵互攻，都遣使來唐朝求援助。唐太宗拒絕兩可汗的請求，勸各守分地，勿再動兵。西域諸國及鐵勒諸部脫離西突厥的統治，有內附傾向，唐向西域進取的阻力減少了。肆葉護戰勝莫賀咄，西突厥又暫時統一。六三二年，肆葉護被部眾攻擊，逃到康居，西突厥人立咄陸可汗為主。咄陸遣使來求內附，願去可汗名號。唐太宗封咄陸為西突厥可汗，賜給旗鼓和大量財物，表示支援。六三四年，咄陸死，弟咥利失可汗（咥音疊dié）繼位。咥利失分西突厥為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號為十設。每設給箭一枝，因此又號為十箭。又分十箭為左右廂，一廂各管五箭。左廂號五咄陸部，置五大啜，一啜管一箭。右廂號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箭。五咄陸部居碎葉川（楚河）以東，五弩失畢部居碎葉川以西。左右兩廂，合稱為十姓部落。分一國為左右廂，顯示一國將分裂為兩國。此後，五咄陸部與五弩失畢部各擁立可汗，互相攻戰，唐利用時機，逐步取得天山南路諸國。 六四八年，五咄陸部可汗戰敗，所屬酋長阿史那賀魯率殘部數千帳投降唐朝。唐太宗置瑤池都督府，以賀魯為瑤池都督，居住庭州（治金滿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薩爾縣北）莫賀城（阜康縣東）。六五一年，賀魯擁眾西走，在雙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市）建牙。賀魯擊破弩失畢部乙毗射匱可汗，自號沙缽羅可汗，有眾數十萬，入寇庭州。唐高宗命大將梁建方、契苾何力率漢兵三萬、回紇騎兵五萬擊退沙缽羅軍。六五五年，唐高宗命程知節為蔥山（蔥嶺）道行軍大總管，率前軍總管蘇定方等攻沙缽羅，沙缽羅兵敗逃走。六五七年，唐高宗發大軍分南北兩道攻沙缽羅，蘇定方為伊麗道行軍總管，率漢兵及回紇騎兵自金山進兵為北道，阿史那彌射、阿史那步真為流沙道安撫大使，自西州進兵為南道，約定兩軍在雙河會師。蘇定方大破沙缽羅軍。五弩失畢部投降蘇定方，五咄陸部歸附阿史那步真等。唐南北兩軍在雙河會合，再進擊沙缽羅。沙缽羅大敗，渡伊麗河向西逃到石國，被石國人擒獲，送給唐追兵，西突厥亡。 唐置昆陵（在碎葉川東）、濛池（在碎葉川西）兩都護府。任阿史那彌射為昆陵都護、興昔亡可汗，統率五咄陸部落。任阿史那步真為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統率五弩失畢部落。各部落酋長按資望給刺史以下官號，西突厥領土全部為唐所有。七○二年，武則天置北庭大都護府，治設在庭州，統率昆陵、濛池兩都護，與安西大都護府分掌天山南、北兩路。唐玄宗時，設北庭節度使，防禦北方諸強部的侵入。 唐太宗曾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對唐太宗說，李靖將要造反。唐太宗問緣故。侯君集說，李靖只肯教粗的，精深處不肯教，因此知道他有異心。唐太宗問李靖。李靖說，我看，侯君集想要造反。現在國內已經平定，我教他的兵法，足夠制服四裔，侯君集硬要我全部教給他，不想造反想什麼！侯君集滅吐谷渾、高昌兩國，是善於用兵的，後來果然謀反。李靖這段話也含有一些道理，因為中國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兵法是智慧的最高表現（當然，只是最高表現的一種），在內戰中取得的經驗，對付境外落後國，確是綽有餘裕，唐前期大拓疆宇，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但是，突厥如果統一，不分裂為東、西兩國，唐將無力滅突厥；西突厥如果統一，不分裂為東、西兩部，唐也將無力滅西突厥。西突厥自己製造內亂，唐才有機可乘，運用戰爭經驗，先取天山南路，然後出主力軍奪取天山北路，一舉擴境到裏海。唐武功比西漢（漢武帝時）更盛，原因是西漢的敵國是統一的匈奴，唐的敵國卻是分裂的東突厥和西突厥。 （2）滅西突厥後唐與西北方諸國的關係 唐滅西突厥，政治勢力越過蔥嶺，同許多國家發生關係，成為諸國的保護者。早在六三一年，康國遣使來求內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說，康國內附，如果遇急難，中國有責任去救援，行軍萬里，豈不疲勞。當時西突厥還很強盛，唐不可能接受康國的請求，是可以理解的。在勢力進入西域以後，情形就有變化，蔥嶺以西諸小國，先後都成了唐的附屬國。這些附屬國不少是文化較高的農業國，被遊牧的西突厥威脅和征服，當然不如依附唐朝，對本身有利，因之，唐朝勢力的向西延展，在經濟文化交流上，唐與諸附屬國都得到益處。 內附諸國按地區可分為三大地區。 帕米爾高原地區： 識匿國——在唐蔥嶺守捉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西五百里。六四六年，識匿國與似沒等國各遣使者來朝。唐玄宗時，授國王以大將軍官號。 俱蜜國——六四二年來朝。唐高宗置至拔州都督府，任國王為都督。 護蜜國——唐高宗置鳥飛州都督府，任國王為都督。唐肅宗賜國王姓李。 以上諸國都在帕米爾高原內，地當蔥嶺內外的交通要道，吐蕃、大食都想奪取，但諸國傾向唐朝，願受唐保護。 錫爾河以南至阿母河地區： 康國——兩漢時康國稱康居國。國王的祖先是月氏人。月氏原住在祁連山北昭武城（甘肅高台縣境），被匈奴壓迫，向西遷徙。西漢時康居與大月氏本是兩個遊牧國，後來月氏人統治康居，成為隋、唐時的康國。唐太宗時，曾遣使來求內附。六五八年，唐高宗置康居都督府，任康國王為都督。康國的附屬國即所謂昭武諸國都隨同內附。昭武諸國名如下列： 安國——貞觀初年，安國遣使來朝。唐高宗置安息州，任安國王為刺史，又在東安國置木鹿州，任東安王為刺史。 曹國——曹國在康國東，分東曹、西曹、中曹三國，都附屬於唐。 石國——唐初，石國，遣使來「朝貢」，唐高宗置大宛都督府，任石國王為都督。 米國——米國在康國東南。唐高宗置南謐州，任米國君為刺史。 何國——何國在康國西。唐高宗置貴霜州，任何國君為刺史。 火尋國——火尋國 （《元史》作花刺子模）在阿母河下游，與唐通「朝貢」，史書不載置州事。 伐地國——伐地國是否內附，史書未載。 史國——史國在康國西南。唐高宗置佉沙州，任史國君為刺史。 以上是昭武九姓國，其中康國、石國最大，康國又是諸國的宗主。康國最先要求內附，是想得到唐朝的援助，抵抗大食的侵入。內附後，其他諸國也有相同的要求。唐和這些國家結合，同抗大食，應該說，在蔥嶺外是可以立足的。 拔汗那國——拔汗那國即西漢時的大宛國。唐高宗時遣使來「朝貢」。六五八年，置休循州都督府，任國王為都督。七三九年，國王助戰有功，唐玄宗封他為奉化王。七四一年，改國號為寧遠。七四四年，國王娶唐和義公主為妻。七五四年，遣王子入朝，留長安學習華禮。寧遠國地當蔥嶺北道的要衝，唐朝特加優禮，因之，兩國間有更友好的關係。 阿母河以南地區： 吐火羅國——吐火羅國即西漢時的大夏國。都城 在阿緩城。六六一年，唐置月氏都督府，任國王為都督。分全國為二十五州，隸都督府。 波斯國——波斯 （伊朗）是西方大國，西漢時稱為安息。六三三年，大食侵波斯，波斯戰敗，國王伊嗣候逃亡。六四七年，伊嗣候遣使來朝，請求援助。因道路遙遠，唐太宗不允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羅，又遣使來求救，唐高宗仍因路遠不允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羅護送卑路斯返國。六六一年，卑路斯奏稱屢被大食侵擾，請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實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領，都督府只是個空名。咸亨年間，卑路斯入朝，死在長安。六七九年，唐高宗使裴行儉護送王子泥涅師回去，泥涅師不得入國，客死在吐火羅。大抵波斯還有些殘餘部眾，對唐朝有好感，到唐代宗時還用波斯名義來「朝貢」，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居住在中國。 罽賓國（罽音計jì）——罽賓國唐初來「朝貢」。唐高宗置修鮮都督府，任國王為修鮮都督。 阿母河以南區，共有十六國歸入唐版圖。六六一年，唐高宗以王名遠為吐火羅道置州縣使，自於闐以西，波斯以東，凡十六國。唐在十六國都城置都督府，各國屬部置州縣，凡有州八十八，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都隸屬於安西大都護府。 唐朝經營西域，先在天山南路置安西大都護府，武則天時，在天山北路置北庭大都護府。北庭大都護府統率昆陵、濛池兩都護府。下面列舉兩大都護府所屬都督府。 安西大都護府所屬都督府： 焉耆、龜茲、疏勒、毗沙四個都督府。以上蔥嶺以東。月氏、大汗、條支、天馬、高附、修鮮、寫鳳、悅般州、奇沙州、姑墨州、旅獒州、昆墟州、至拔州、鳥飛州、王庭州、波斯共十六個都督府。以上蔥嶺以西，阿母河以南地區。 北庭大都護府所屬昆陵、濛池兩都護府及都督府： 昆陵都護府所屬都督府： 匐延、鹽泊、雙河、鷹娑、嗢鹿州、潔山六個都督府。以上是西突厥五咄陸部，又稱左廂五箭。 陰山、大漠州、玄池州、金附州、輪台州、金滿州、憑洛州、沙陀州、咽面州、鹽祿州、哥系州、孤舒州、西鹽州、東鹽州、叱勒州、迦瑟州、答爛州共十七個都督府，合五咄陸部共二十三個都督府。二十三個都督府都在天山北路西至楚河的地區。 濛池都護府所屬五部： 阿悉結闕部、哥舒闕部、拔塞干暾沙缽部、阿悉結泥孰部、哥舒處半部。以上是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又稱右廂五箭。五弩失畢部都在楚河西至裏海北的地區。 唐朝的政治勢力到達了裏海的東岸和北岸，它的聲望卻傳播得更遠些。下面略述唐朝對亞美尼亞和東羅馬的一些影響。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國（在南高加索）史家摩西著《史記》（書成於四四○年以後），其中有涉及中國的事情，說中國是世界最東的國家，人民富裕，文化燦爛，民性溫和，不但可稱為「平和之友」，而實也可稱為「生命之友」。此國產絲甚多，自上至下，都有絲衣。在亞美尼亞，不是王侯巨富是不能有絲衣的。摩西又記亞美尼亞國王梯格倫斯六世（一四二年——一七八年，當東漢順帝漢安元年至靈帝光和元年）在位時，有外國移民數隊來奔，內有中國人甚多，國王使移民居住在邊疆上。又記亞美尼亞世家大族中有些來自中國，如奧配良族，自稱祖先系出中國皇族。馬密哥尼族，自稱祖先名馬姆康，三世紀初半（當東漢末三國初）從中國避難到波斯，又轉到亞美尼亞。中國人因避難出國，史書上多有記載，馬姆康等人來自中國，當是事實。玄奘《大唐西域記》說石國怛邏斯城南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原是中國人。從前被突厥掠獲，遷到西域，後來集合同國人共保此城，在城中居住。服裝禮節，已同突厥；語言風俗，還保存中國人本色。以此為例，中國有人遷居到亞美尼亞或更遠的地方，並不是異事。唐時，亞美尼亞人稱西突厥諸屬部中最西的可薩部人（哈薩克）及其他部落人為中國人。可薩部於六二六年（唐高祖武德九年）進入歐洲東部，占有裏海與黑海的北岸，它與唐朝的關係，中國史書無記載，亞美尼亞史書稱為中國人，當是指西突厥土地併入唐朝，因而泛稱西突厥人為中國人。這種稱呼雖然缺乏依據，但中國為西方較多的人所稱述，對中西相聞相知，總是有益的。 東羅馬（拂菻國、大秦國）——七世紀初期，東羅馬史家席摩喀塔著《莫利斯皇帝（五八二年——六○二年，當隋文帝開皇二年至仁壽二年）大事記》一書，其中記載中國隋朝事，當是從西突厥方面得來的傳聞。大意是說，陶格司（中國）國君號為上天的兒子。國內安寧無亂事，因為威權都歸國君一家世襲，無人爭奪的緣故。陶格司崇拜偶像，法律嚴明，公正不枉。人性溫和，技巧異常，物產豐富，善於經商，多有金銀財帛。黑衣國渡河滅紅衣國（指隋滅陳）後，國家統一，戶口眾多，天之下，地之上，沒有一國能和它為敵。國中有蠶，絲就是蠶吐出的。隋文帝時，中國統一富強，比起當時突厥、拂菻兩個大國來，《大事記》所說大體上合乎實際。隋朝也留意拂菻，除了文字記載，還有西域僧迦佛陀畫的《拂菻國人物圖樣》二卷。東羅馬因受大食的威脅，對無敵的中國，自然抱有相助的希望。六四三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來聘，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唐太宗發璽書答禮，並回贈絲織品。六六七年、七○一年，拂菻國使者先後來朝。七一九年，兩次來朝，一次是委託吐火羅大首領來獻獅子、羚羊，一次是派遣大德僧（總主教）來「朝貢」。《冊府元龜》又記有七○八年，「拂菻國獻方物」，七四二年，「拂菻國王遣大德僧來朝」兩條。在唐前期，東羅馬來聘凡七次。據《新唐書》、《舊唐書》所記拂菻國事，可信中國也有人到過東羅馬。東、西兩文明古國的接觸，比東漢時期兩國相知僅憑一些傳聞，顯然是前進了一步。 （3）唐失西域 唐朝政治勢力雖然到達了裏海東岸，但對西突厥餘部並不能適宜地調和相互間的關係，吐蕃、大食兩國又都想奪取西域，因之戰爭經常發生。唐前期自唐太宗死後，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勢力逐漸在增長，國家的武力逐漸在削弱，在西域的鬥爭場面里，唐朝原有的優勢逐步衰退，最後西域全失。這種形勢的造成，強敵進攻自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卻是唐朝本身逐漸增長的腐朽性。 唐與突厥餘部的鬥爭： 六五七年，唐滅阿史那賀魯的西突厥，立興昔亡、繼往絕兩個可汗，分西突厥為東、西兩國。六六二年，兩可汗率兵隨■海道（■音曰yu5）總管蘇海政攻龜茲。繼往絕進讒言，蘇海政信以為真，殺興昔亡。諸部落不服，各有離心。不久，繼往絕病死。十姓（十箭）沒有首領了，昆陵、濛池也沒有都護了，任意殺死一個可汗的蘇海政卻沒有受到唐朝廷的懲罰。這一類的昏暗措施，就是唐在西域逐漸失去優勢的原因。七○二年，武則天任阿史那獻為興昔亡可汗、北庭大都護。七○四年，又任阿史那懷道為十姓可汗、濛池都護。當時突騎施部（屬五咄陸部）興起，招撫諸部，建立起以碎葉川為中心的大國。七○六年，唐中宗時，封突騎施酋長烏質勒為懷德郡王。烏質勒死，子娑葛繼位，唐封為金河郡王。娑葛與部將阿史那忠節不和，互相攻擊。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准令忠節入朝，部眾遷居瓜、沙等州。唐經略使周以悌教忠節停留在半路上，使人送賄賂給宰相宗楚客等，請發安西兵，並引吐蕃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賄賂，竟按照忠節的要求部署軍事。娑葛發覺唐陰謀，七○八年，自立為可汗，發兵攻破安西（龜茲城），唐將或被擒，或被殺，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頭，朝廷只好宣告娑葛無罪，封為十四姓可汗。七○九年，又封娑葛為歸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鎮算是又得到安寧。娑葛與弟遮弩不和，遮弩逃歸東突厥默啜可汗，請作嚮導攻娑葛。默啜發兵擒娑葛，對遮弩說，你們兄弟還不能相容，能忠心為我辦事麼！把二人都殺死。娑葛死後，突騎施屬部車鼻施部繼起。七一九年，唐玄宗封酋長蘇祿為突騎施忠順可汗，又封阿史那懷道的女兒為交河公主，嫁給蘇祿。蘇祿娶唐、吐蕃、東突厥三國女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國間取利。七二六年，交河公主派人驅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讀公主教書，安西部護杜暹發怒道，阿史那女，那配來宣教！杖責使者，放馬在雪地，使全部餓死。這是多麼驕橫無禮的行為。蘇祿不由得大怒，發兵攻四鎮，這時候杜暹已入朝作宰相，蘇祿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鎮人畜儲積才退去。此後，蘇祿被部屬殺死，突騎施分黃姓（娑葛部屬）黑姓（蘇祿部屬）兩部，各立可汗，互相攻擊。唐朝發生內亂，也就不再過問突騎施的事情。 西突厥餘部對唐朝，一般是願意內附，取得唐的保護；唐朝對西突厥餘部，一般是貪虐驕橫，以征服者自居。這樣，雙方都不免有時要使用武力，雖然唐總是占些優勢，地位卻愈趨於孤立。吐蕃、大食來侵奪，孤立的唐不可能作強有力的抵抗，只好退出西域。 唐與吐蕃的鬥爭： 下面略述吐蕃與唐爭奪西域天山南路的經過。 吐蕃是唐太宗時新興的強國。六七○年，吐蕃攻取西域十八州，唐無力相爭，只好退出西域四鎮，讓吐蕃占領。六七二年，滅吐谷渾（青海）國，威脅著唐通西域的道路。唐出兵攻吐谷渾故地，不能取勝，優勢轉到吐蕃方面。六九二年，武則天使唐休璟、王孝傑、阿史那忠節等率兵大破吐蕃兵，收復四鎮，在龜茲再置安西大都護府，屯兵鎮守。六九六年，王孝傑在素羅汗山被吐蕃戰敗，吐蕃向唐朝廷提出講和條件：（一）唐兵退出四鎮，（二）唐割西突厥五弩失畢部給吐蕃。武則天使郭元振到吐蕃商議，要求吐蕃退出吐谷渾故地。郭元振回朝，對武則天說，吐蕃民眾，久已厭戰，早願和親，只因論欽陵專權，想立軍功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拒絕講和。為朝廷計，不如每年派出和親使去講和，讓論欽陵每年拒絕，這樣，吐蕃人對論欽陵愈益不滿，對朝廷愈益親近，吐蕃內部將發生變亂。果然，不出郭元振的預料，六九九年，吐蕃贊普殺論欽陵的徒黨二千餘人，論欽陵自殺，他的兄弟論贊婆，原來鎮守吐谷渾，專擾唐邊境，現在率所部來投降，唐西邊暫時得到安靜。 唐中宗時，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對唐作戰。七一○年，唐睿宗置河西節度使，七一五年，唐玄宗置隴右節度使，都是防禦吐蕃從青海方面來進攻。七四七年，安西行營節度使高仙芝擊敗吐蕃兵，收復小勃律（在克什米爾北）國等二十餘國。七五五年，安祿山反叛，吐蕃乘機奪取隴右河西和西域四鎮。 唐與大食的鬥爭： 大食國在西漢時稱為條支國。大食、條支都是波斯語Tajik的譯音。五七○年（南朝陳宣帝太建二年）摩訶末（也譯作謨罕默德）生於阿拉伯都城麥加。後來創伊斯蘭教，信徒漸多。六二九年，摩訶末率兵攻取麥加。六三一年，統一阿拉伯半島。摩訶末在《古蘭經》里告訴門徒們說，應該去中國學習知識。當時中國文化獨步在世界上，為摩訶末所推薦，阿拉伯與中國在精神上的友好關係，從摩訶末時就開始了。被推為摩訶末教主地位的繼承人號稱哈里發。六五一年（唐高宗永徽二年），第三代哈里發遣使來朝聘，中國與大食開始有正式往來。哈里發歷代相傳到六六○年，摩維亞即位，改行子孫世襲制，是為烏梅雅朝，衣尚白，中國稱為白衣大食。七四九年（天寶八載），阿拉伯人別立摩訶末族裔阿拔斯為哈里發，是為阿拔斯朝，衣尚黑，中國稱為黑衣大食。烏梅雅朝哈里發逃到埃及，不久敗死。阿拔斯朝建都於底格里斯河旁的報達城（巴格達）。 唐高宗時，大食滅波斯國，占有伊朗高原，波斯王卑路斯入朝，其他小國急於內附，都是想得到唐朝的保護。可是，唐無力出大兵到蔥嶺以西，西域四鎮又被吐蕃侵擾，儘管設置羈縻府州，並不能抵擋大食的北進。唐玄宗以前，大食勢力向北發展，阿母、錫爾兩河流域的諸國，先後被大食征服。諸國原奉佛教、祆教或其他宗教，大食迫使改奉伊斯蘭教，再加上不可忍受的橫徵暴斂，諸國對唐朝確是抱著迫切的希望。 唐玄宗時，國勢又振。七一五年，大食立阿弓達為王，攻拔汗那國。國王戰敗，逃來安西求救。監察御史張孝嵩對都護呂休璟說，不救，從此不能號令西域了。張孝嵩率兵萬餘人出龜茲數千里，大破阿弓達兵，唐聲威又伸到蔥嶺以西。七一九年，安國王上表稱「從此年來，被大食賊每年侵擾，國土不寧，伏乞天恩慈澤，救臣苦難」。同年，康國王上表稱「從三十五年來，每共大食賊鬥戰，每年大發兵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漢兵來此，救助臣苦難」。同年，俱蜜國王上表稱「今大食來侵，吐火羅及安國、石國、拔汗那國並屬大食。臣國內庫藏珍寶及部落百姓物，並被大食徵稅將去。伏望天恩處分大食，令免臣國徵稅」。七二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稱「奴身今被大食重稅，欺苦實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七四一年，石國王上表稱「今突厥已屬天可汗。在於西頭為患，惟有大食。伏乞汗恩不棄突厥部落，討得大食，諸國自然安貼」。這些表文說明唐在蔥嶺外並不孤立，但天寶年間，朝廷上愈益抬頭的腐朽勢力，既在國內製造禍亂，自然也要在邊境尋找絕路。七五○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偽與石國王和好，引兵襲擊，俘獲國王及部眾，慘殺老弱人，掠奪珍寶黃金，石國及昭武諸國都大怨憤。石國王被送到長安，唐玄宗不問曲直，處以死刑。石國王子引大食兵謀攻四鎮，昭武諸國合力相助。七五一年，高仙芝率漢、蕃兵三萬出擊，到怛邏斯城（怛音特tè，江布爾城南），遇黑衣大食兵，相持五日，葛羅祿部叛變，與大食夾攻唐軍，高仙芝大敗，乘黑夜率殘兵數千人逃回安西。蔥嶺外諸國本依唐反大食，現在依大食反唐，當時大食國正在內亂，僅派出一支不大的軍隊，便大破唐軍，取得蔥嶺外諸國。這是歷史上著名的一次大戰爭，從兵力說，唐戰敗是意外的，從政治說，唐既失人心，就必然要得到失敗的後果。 杜佑《通典·西戎總序》說「族子環隨鎮西（即安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七五一年），至西海（地中海）。寶應初（七六二年），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杜環是怛邏斯戰敗後被俘的一人，在大食十餘年，被釋放自海路回廣州。《經行記》已亡佚，《通典》引用若干條，想見杜環對西方諸國事聞見頗廣。杜環稱同時在大食的唐人有「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呂禮」。大抵俘虜中有技能的人，大食要使用他們的專長，所謂起，就是待遇比一般俘虜好一些。杜環所記僅四人，事實上決不只此數。例如紙，也是大食使用這一次戰爭的俘虜在康國開始製造，由此造紙術傳布到伊斯蘭教諸國，再傳布到西方諸國。怛邏斯一戰，勝敗對雙方都不關重要，中國製紙術傳到西方，卻是一件有益的大事。 阿拔斯朝自哈里發訶論（七八五年至八○九年）時起，文化昌盛，吸收希臘天竺等國文化上的成就，也吸收中國文化，如中國道教的煉丹術，傳到大食，再傳到西方，成為後世的化學；又如哈里發摩哈普德（八三三年至八四二年）建年號，大概也學中國法。大食處在中國、天竺與希臘、羅馬的中間，有條件創立一個新的文化中心。此後，大食與中國一直保持著商業上和文化上的往來，唐時是良好的開始。 四西方 吐谷渾——隋煬帝滅吐谷渾國，設置郡縣。隋末，吐谷渾伏允可汗收復故地，攻擊隋邊境。唐初，伏允仍經常擾邊境。六三五年，唐太宗使李靖、侯君集等率兵分六路進攻吐谷渾，伏允大敗自殺。唐立伏允嫡子慕容順為西平郡王、吐谷渾國可汗。六六三年，吐蕃攻破吐谷渾，吐谷渾可汗率部屬逃奔涼州，吐谷渾亡。從此唐與吐蕃接境，軍事接觸以外，還有更多的文化和經濟接觸，有利於吐蕃社會的發展。 泥婆羅國——泥婆羅 （尼泊爾）在吐蕃西南。唐太宗時，使官李義表往天竺，路經泥婆羅，國王大喜，優禮相待。此後，泥婆羅與唐朝保持友好關係。 五天竺——天竺分中、東、南、西、北五部。唐高祖時，中天竺王屍羅逸多（玄奘《大唐西域記》稱為戒日王。六○六年至六四八年）征服四天竺，為天竺著名的國王。六三六年，中國名僧玄奘到中天竺，曾得屍羅逸多隆重的獎勵。六四一年，屍羅逸多以摩伽陀王名義，遣使來朝聘。唐太宗也遣使厚禮報聘。王玄策出使到天竺，四天竺諸國都遣使從王玄策來聘。六四八年，王玄策等在中天竺，屍羅逸多病死，國內大亂。叛臣阿羅那順篡位自立，發兵擊王玄策，奪諸國聘禮。王玄策逃到吐蕃。吐蕃出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羅出兵七千餘人，從王玄策擊敗阿羅那順。這是王玄策向掠奪者收回諸國聘禮，不是唐與中天竺發生戰爭。 唐與五天竺諸國，聘使常有往來，到唐玄宗時次數更多。七一四年，南天竺國王請唐攻大食、吐蕃，南天竺願出兵助戰，並請唐給軍名。唐玄宗給予懷德軍名號。 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為十道，唐玄宗分為十五道。本部以外，與四方諸國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內附關係。唐在內附國置都督府或州，任國王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孫世襲，在本國內有自主權，對唐朝有「朝貢」及出兵助戰等義務。這種府州，統稱為羈縻州，受本部邊境上諸道的都督府及本部邊境內外的都護府統率。一種是「朝貢」或朝聘關係。這種國家有些與唐僅僅是使者往來，有些雖然受唐封號，實際上並無隸屬關係。 當唐朝全盛時期，羈摩州數量很大。《新唐書·地理志》總計羈縻州數目說「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隸關內道者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別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麗隸河北者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紇、党項、吐谷渾之別部及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河西內屬諸胡、西域十六國隸隴右者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蠻』隸劍南者為州二百六十一。『蠻』隸江南者為州五十一，隸嶺南者為州九十二。又有党項州二十四，不知其隸屬。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號為羈縻雲」。羈縻州土地如此廣大，居民種族如此繁多，就經濟文化說來，多數是落後的遊牧部落。他們內附的原因，除了戰爭失敗，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保護，也想得到經濟文化上交流的益處。唐朝廷接受內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國家聲威的遠揚，其次是允許內附部落遷徙到本部境內，作為本部戶口的補充，此外並無更多的要求，所以羈縻的意思，就是來去任便。羈縻州的來去，對唐朝廷利害不大，但國力的盛衰，卻由此體現出來。唐前期羈縻州先後來歸，唐中期以後，在劍南、嶺南等道還保留一部分，其餘都被強國奪去或自動離去，來是盛世，去是衰世，原因是明顯的。 第七節藩鎮割據 封建統一的國家裡，必然含有封建割據的因素。每當統一勢力衰弱的時候，割據勢力便要乘機發動戰爭，占領土地，形成割據稱雄的分裂局面。唐時有兩次割據。第一次自安、史作亂時開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內附諸部落結合成反唐力量。第二次自農民起義軍失敗時開始，形成的原因主要是起義軍被反動武力壓倒，不能成長為統一全國的力量，各個割據者得以毫無制約地進行混戰。兩次割據戰爭，黃河流域遭受嚴重破壞，第二次尤為慘烈。南方在第二次割據戰爭中，也遭受破壞，只是比北方輕得多。這與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失敗後，割據者混戰的情形相似，但戰爭規模唐末比東漢末更大，東漢末混戰的結果，只出現三個割據國，唐末卻出現五代十國。 漢族從傳說時代起，就顯出雄偉的氣度，與各族相處，主要是在文化上求同，不過分在族類上立異。自有文字記載以來，這種情形愈益確實有徵。兩漢是強盛的大朝代，不斷地吸收大量的外來居民。特別是東漢朝，匈奴等族得到朝廷的允許，遷入邊境內居住，大部分遊牧人逐漸轉化為農民。在融合過程中，極度腐朽的西晉朝發生內亂，內徙諸族的統治階級乘機發動戰爭，造成十六國以及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最後，由於諸族融合過程的完成，隋內部不再有漢族與遊牧族的鬥爭。唐朝同東漢朝一樣，也是允許內附諸族大量遷徙到邊境內居住，河北道容納內附人尤多。因為河北河南是隋末戰爭的中心地區，人口損耗極重，唐朝廷開放河北，主要是想補充人口。六三○年，唐滅東突厥，得內附戶十餘萬人，唐太宗集朝臣商議，竇靜主張使居塞外，為中國守邊，「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溫彥博主張突厥生活習慣，不宜居內地，宜使居邊境內諸州，充實空虛的地面。魏徵主張使回到突厥原地，不可留在中國，免得將來成「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溫彥博反駁說，孔子說過「有教無類」，如果對突厥人有教有養，幾年以後，都成了唐民，有什麼後患。唐太宗採用溫彥博的建議，使突厥人居住幽州（河北道）到靈州（關內道）一帶。唐高宗時，突厥人陸續內附，都住在河曲六州（豐、勝、靈、夏、朔、代）內。七一六年（開元四年），突厥毗伽可汗立，內附人謀逃歸突厥，并州（山西太原）長史王晙（音俊jùn）主張遷徙內附人到內地，說二十年後，舊俗改變，可以變成唐的精兵。唐玄宗不曾採取王晙的建議，仍讓突厥內附人居沿邊諸州。從唐太宗到唐玄宗，處理內附人大抵有三種辦法。一種是對遊牧人，指定居住在邊州，仍保持部落舊俗，只要能耕種，自邊州徙居內地諸州，也並不禁阻。一種是對農業國人，可直接遷到內地，如六六九年，唐高宗徙高麗民戶三萬八千二百到江南、淮南及山南、京西諸州。六七七年，唐高宗又徙高麗民戶到內地，分居在河南、隴右諸州。又如七二二年，唐玄宗徙河曲六州殘餘突厥人（居邊州已久，從事農業）五萬餘口到許、汝、唐、鄧、仙、豫等州。一種是對商人及諸族酋長，得在各城市自由居住。一般說來，唐對內附人遷居內地，是不設什麼禁限的，因之，沿邊諸州以及接近這些州的內地，居住著不少內附人。 唐玄宗時，府兵制已完全破壞，邊鎮軍隊卻大擴充。七二二年，改行募兵制，應募的兵士，自然很大一部分是內附人，充當騎兵更是內附人的專業。將校中也有許多稱為蕃將的內附人。七五五年，唐玄宗准許安祿山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替漢將，安祿山所率范陽鎮，變成以蕃將為主，漢族敗類為輔的軍隊，叛亂就從此發生，並且長時期繼續下去。 大量內附人居住在高度發展的唐社會裡，經濟上、文化上都要經過一個融合過程，天寶年間的腐朽政治，使得融合過程表現為戰爭的形式。已經融合的內附人，以李光弼（契丹酋長李楷洛的長子）為代表，成為保護唐朝的重要力量，立功不少於漢將漢兵。未曾融合的內附人即蕃人以安祿山為代表，一直保持著割據勢力，占有河北三鎮。唐末，又有內附的沙陀部落參加割據戰爭，五代中唐、晉、漢三個小朝廷，都是沙陀統治階級建立的割據國。最後，由於內附人融合過程的完成，北宋內部不再有漢族與遊牧族的鬥爭。 唐兩次割據，第一次的發動者是內附人的統治階級，第二次是漢族統治階級內部分裂，沙陀成為分裂活動的重要參加者。 一第一次割據 安祿山是雜胡（父胡人，母突厥人），史思明是胡人。二人都居住在營州，充當互市牙郎。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用二人為小將，使侵害奚、契丹。二人憑著狡猾和勇力，逐漸得到張守珪以至唐玄宗的重用。七四四年，安祿山兼任平盧、范陽兩鎮節度使，統率兵馬比別鎮都多。七五○年，安祿山又被任為河北道採訪處置使，黃河以北軍政、民政都歸一人掌握。他收集一批徒黨，其中蕃漢文武全有，以高尚、嚴莊為首，積極策劃叛變。七四九年，王忠嗣暴死；七五一年，武庫起火，燒兵器三十七萬件，也可能是安祿山陰謀的一部分。七五五年，安祿山以懲罰楊國忠為名，起兵反叛，在軍中宣布：誰敢持異議動搖軍心，查獲後，滅三族。這說明很多士兵並不贊成反叛。安祿山攻入洛陽，留史思明守河北。七五六年，安祿山自稱大燕皇帝，分兵攻入長安，唐玄宗逃到成都，唐肅宗在靈武繼位。七五七年，安慶緒殺安祿山，自立為燕帝。唐軍收復長安，出潼關擊洛陽。安慶緒棄洛陽逃歸河北鄴郡。七五九年，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大燕皇帝，進兵到河南，取得洛陽城。七六一年，史朝義殺史思明，自立為燕帝。七六二年，史朝義被唐軍擊敗，棄洛陽逃到河北，七六三年，逃到范陽。范陽守將李懷仙殺史朝義。安史叛亂形式上算是結束了。 安祿山用來作亂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羅、奚、契丹降者）、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數萬人。安慶緒失敗後，曳落河、六州胡帶著大批掠獲的人和物，逃到范陽投史思明。史思明為安祿山攻河北諸郡縣時，每破一城，城中衣服、財物、婦女都被掠奪，壯男被迫當役夫，尤其野蠻的行為是用刀槍刺殺老幼病弱，作為遊戲；每郡置防兵三千，其中雜有監視漢兵的蕃兵。史朝義逃奔到范陽，隨從不散的只有胡騎數百人。這些事例，說明安、史叛軍主要是以殺掠為目的的蕃兵，將領是野心更大、行為更惡的蕃將和一些蕃化了的漢將。所以，安祿山、史思明儘管死去，留下來的軍隊依然保持原有的特性，與唐朝處於對立的地位。 史朝義逃到河北，唐軍追擊，史朝義部將鄴郡節度使薛嵩、恆陽節度使張忠志（李寶臣）、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及田承嗣等人先後投降唐朝。七六三年，朝廷任命這些降將為節度使。河北名義上歸還朝廷，實際是朝廷承認安史叛軍的割據為合法。 藩鎮叛亂的經過，已在唐中期的政治概況節作了些說明，這裡只說各鎮內部劫奪的事情，顯而易見，以殺掠為目的的軍事集團，內部是不可能相安無事的。 實行割據的藩鎮，在一般情況下，必須取得唐朝廷的官爵，表示不是叛鎮。在本境內，招集徒黨，練兵修城，自收租稅，自定法令，自用文武官吏，儘量保持獨立的權利。藩鎮境內養大量軍隊，用來箝制民眾並出境作亂，民眾的痛苦可以想見；唐朝廷因抵禦藩鎮，也養大量的軍隊，加重搜括財物作軍費，唐境民眾特別是江淮地區的民眾，痛苦又可以想見。腐朽的唐朝廷和以殺掠為業的藩鎮，配合起來構成了全國民眾的大禍害。 下列三鎮是割據河北的強鎮。此外，還有一些較弱的割據者和短期割據者，這裡不再敘述。 魏博鎮——田承嗣是安祿山的死黨，是蕃化的漢人。他是諸叛人中最凶狡的一個，投降唐朝作魏博節度使後，積極準備永久割據。他強迫本境內壯男當兵，只留老弱人耕種，數年間兵多至十萬；又選強悍人一萬充衛兵，稱為牙軍，給養特別優厚。節度使依靠牙軍的支持，到後來，牙軍操縱節度使的進退。八一二年，魏博鎮內訌，牙軍廢田氏繼承人，擁立牙將田弘正（非田承嗣子孫）為節度使。當時唐憲宗在位，朝廷頗有威望，田弘正懂得歸朝有利，舉魏博鎮反正。田氏割據魏博鎮四十九年，田弘正歸朝，割據算是告一結束，但割據勢力依然存在。 八二一年，幽州、成德兩鎮叛。八二二年，魏博牙兵擁牙將史憲誠（奚人）反叛，節度使田布（田弘正的兒子）被迫自殺。唐穆宗即任史憲誠為節度使。魏博聯合幽州、成德兩鎮，又恢復割據。八二九年，牙軍殺史憲誠，擁牙將何進滔為節度使。八七○年，牙軍殺何氏繼承人（何氏割據四十二年），擁立大將韓君雄為節度使。八八三年，大將樂彥禎廢韓氏繼承人（韓氏割據十四年），自立為節度使。八八八年，牙將殺樂氏繼承人，立羅弘信為節度使。當時已進入第二次割據時期，羅弘信依附朱全忠，參加朱全忠、李克用二人爭奪河北的大戰，相、衛兩州民眾大部分被殺死。九○六年，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感到牙軍的威脅，借朱全忠兵殲滅牙軍，凡滅八千家，連嬰兒都殺死。魏博鎮從此衰弱，受朱全忠支配。九一二年，梁將楊師厚滅羅氏（羅氏割據二十五年）。魏博鎮自田承嗣至羅氏滅亡，割據凡一百五十年。 成德鎮——李寶臣原是奚人，擅長騎射，范陽將張鎖高養作義子，得姓名為張忠志。安祿山反叛，又作安祿山的義子。他投降唐朝較早，朝廷任為成德鎮節度使，並賜姓名為李寶臣。七八一年，李寶臣死，子李惟岳繼任。七八二年，王武俊殺李惟岳（李氏割據二十年），舉成德鎮投降唐朝。 王武俊原是契丹人，善於謀劃，得李寶臣信任。殺李惟岳後，唐德宗即任為恆冀觀察使。王武俊怨朝廷不給節度使名義，起兵反叛。七八四年，王武俊又投降唐朝，得到成德軍節度使名號。唐憲宗滅淮西、淄青兩叛鎮，成德鎮孤立。八二○年，王氏繼承人王承元自請歸朝（王氏割據三十九年）。唐穆宗任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八二二年，王庭湊鼓動牙兵殺田弘正，又恢復割據。 王庭湊原是回鶻人，非常陰險狡詐，得王武俊喜愛，被養作義子。殺田弘正後，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任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王庭湊三傳至王熔，正當唐末大亂。王熔依附李克用，成德境成為梁（朱全忠）晉（李克用、李存勗）兩軍互攻的大戰場。九二一年，部將張文禮殺王熔（王氏割據一百年）。九二二年，李存勗殺張文禮。成德鎮自李寶臣至王氏滅亡，割據凡一百六十年。 幽州鎮——幽州鎮是安史叛軍的巢穴，也是河北三個叛鎮中最為強大、內部劫奪更為劇烈的一鎮。李懷仙原是被契丹役使的胡人，後來加入安祿山叛軍，做一個偏將。史朝義任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史朝義死，唐朝又任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七六八年，部將朱希彩、朱泚、朱滔合謀殺李懷仙，朝廷任朱希彩為節度使。七七二年，部屬殺朱希彩，擁立朱泚，朝廷任朱泚為節度使。七七三年，朱泚使朱滔率五千精騎到京西防秋，對朝廷表示恭順。唐代宗給朱滔重賞。朱滔歸幽州，勸朱泚也入朝，說是得天子喜歡，可以保子孫富貴。朱泚聽信他的話，七七四年，入朝。朱滔拒絕朱泚回鎮，朝廷任朱滔為留後。七八一年，朝廷任朱滔為節度使。七八五年，朱滔死（朱氏割據十四年），將士擁劉怦為節度使。劉怦將死時，唐德宗任劉怦子劉濟為節度使。 八一○年，劉濟次子劉總殺劉濟，又殺長兄劉緄，唐憲宗任劉總為節度使。劉總見河南、北叛鎮都被削平。八二一年，奏請棄官為僧。唐穆宗任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劉總。當年，將士逐張弘靖，擁立朱克融。朝廷任朱克融為節度使。八二六年，將士殺朱克融，擁立李載義。八三一年，楊志誠逐李載義自立。八三四年，將士逐楊志誠，擁立史元忠。八四一年，偏將陳行泰殺史元忠自立，牙將張絳又殺陳行泰自立。唐武宗用李德裕策，破例不加任命，別任幽州舊將張仲武為節度使，張絳被逐，張仲武與朝廷發生較好的關係。八四九年，將士逐張仲武的繼承人，擁立周綝。八五○年，周綝死，將士擁立張允伸。八七二年，張公素逐張允伸的繼承人自立。八七五年，回鶻人李茂勛（唐武宗時回鶻國破敗，李茂勛等內附）逐張公素自立。八七六年，李茂勛傳位給兒子李可舉。八八五年，李可舉約成德鎮王熔共同防禦太原李克用進兵河北地區。李可舉使部將李全忠攻易州，被守軍擊敗，李全忠收敗兵回攻幽州，李可舉自殺。李全忠作節度使。八八六年，李全忠死，子李匡威作節度使。八九三年，李匡威率兵救王熔，弟李匡籌據幽州城自作節度使。李匡威謀奪取成德鎮，被王熔殺死。蔚州守將劉仁恭攻李匡籌，戰敗，投奔李克用，勸李克用攻幽州。 八九五年，李克用攻破幽州，李匡籌敗死。李克用任劉仁恭為節度使。劉仁恭得幽州，不再聽李克用調遣。八九七年，李克用攻幽州，大敗，兵士死亡過半。劉仁恭依附朱全忠，發大兵步騎十萬，攻魏博鎮，屠貝州（治清河，河北清河縣），投屍於清水，清水被壅塞不能流。朱全忠發兵救魏博鎮，大破劉仁恭軍。朱全忠軍追擊，自魏州以北數百里，沿路都是劉仁恭軍屍體。九○六年，朱全忠率兵攻滄州（守將是劉仁恭長子劉守文），劉仁恭發境內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全部男子當兵，面上刺「定霸都」三個黑字，文人在手臂上刺「一心事主」四字。滄州城被圍百餘日，城中人吃泥土甚至人相食，居民大半餓死。劉仁恭向李克用求救，出兵三萬供李克用使用。李克用攻朱全忠的潞州，朱全忠才解滄州圍退兵到貝州。九○七年，劉守光（劉仁恭次子）拘禁劉仁恭，俘獲劉守文，自作節度使。九一三年，李存勗攻破幽州，殺劉仁恭、劉守光。幽州鎮自李懷仙至劉守光，割據凡一百五十一年。 以上河北三叛鎮，是野心蕃人、漢族豪強、失意文士的結合體，割據一百五六十年，表現出極為強烈的破壞力，三叛鎮實是唐時社會的毒瘤。三鎮割據，大體上有三個動向。在唐中期，三鎮主要是和朝廷對抗，要確立割據者子孫世襲制。在唐後期，朝廷承認世襲制，有人奪得節度使，即照例任命，魏博、幽州兩鎮轉為劇烈的內部劫奪。在唐末、五代，三鎮加入梁、晉兩國的混戰，河北遭受更嚴重的摧殘，但割據狀態也從而結束，黃河流域又合成一體，自唐前期以來，內附人的融合過程基本完成了。 藩鎮割據是一幅群盜劫殺圖。前面一個又一個的強盜拿著刀在劫殺，背後又是一個個強盜暗藏著刀準備劫殺前面的人，忽得忽失，以暴易暴，醜惡不堪入目。朝廷擁有巨大的兵力，足以消滅割據者，但本身已經腐朽，養兵多，只能支出更多的軍費，使民眾負擔更重的賦稅，對割據者卻並無實際作用。宰相李吉甫勸唐憲宗取淮西，說，淮西是一個孤立的小鎮，國家經常置數十萬兵四面防禦，軍民勞苦，費用浩繁，實在不是久長之計，如今不取，以後將更難下手。唐憲宗用兵，果然收效。這說明不是叛鎮太強而是朝廷太缺少進攻的決心。大抵朝廷對叛鎮，平時聚兵防禦，無積極進攻的準備；有時進攻，無切實有效的辦法；河北叛鎮一時歸順，無消除隱害的措施。藩鎮紛起叛亂，河北割據竟至一百數十年，歸根說來，最大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朝廷本身的腐朽。 二第二次割據 唐後期，朝廷放棄河北，不再對三叛鎮用兵。淮西鎮消滅後，河南地區完全受控制，江、淮賦稅到長安，路上通行無阻，唐朝廷也就愈益奢侈腐朽。黃巢起義軍發動以前，唐在河南地區的諸鎮，兵力薄弱，江南地區更是兵備空虛，因之，起義軍縱橫南北，受唐兵的阻力並不大。但是，一大批新起的反動勢力，借對抗起義軍的機會，紛紛擁兵割據，從此出現一幅比第一次割據更凶暴、更醜惡的群盜劫殺圖，全國民眾都直接遭受劫殺的大災難。 下面敘述八個割據者，其中李克用、朱全忠兩人最強。從這夥人開始，後來演變為五代十國。 （一）李克用（晉國） 沙陀是西突厥的一個小部，唐德宗時內附，居定襄神武川的新城（在山西大同市西南），有騎兵一萬，號沙陀軍。八六八年，龐勛據徐州叛變，唐發十鎮大兵攻徐州，酋長朱邪赤心率沙陀軍在義成節度使康承訓部下充先鋒。八六九年，唐懿宗任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改姓名為李國昌。八七八年，李國昌子李克用殺唐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占據云州（治雲中，山西大同市），公開反叛，攻奪州縣。八八○年，唐軍擊敗沙陀軍，李國昌、李克用率親屬逃入韃靼部（靺鞨別部，在陰山一帶遊牧）。八八一年，黃巢率起義軍進入長安。河東監軍陳景思請朝廷招李國昌父子，唐僖宗任李克用為代州刺史、雁門以北行營節度使。八八二年，宦官楊復光又去招請。李克用野心得到唐朝廷的支持，即率沙陀、韃靼兵一萬七千人向長安行進，沿路增兵，到河中已有四萬人。八八三年，唐僖宗任李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兩個宦官擁著一個沙陀酋長，互相依仗，聲勢頗盛。長安附近唐各鎮兵，也因沙陀來到，氣焰又張。李克用與各鎮合力進攻，起義軍戰敗，退出長安。唐朝廷得救，任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作為酬謝，從此李克用據有河東，以太原為出發點，積極參加割據戰爭。 八八四年，黃巢退到河南，攻唐諸鎮，唐宣武鎮節度使朱全忠等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得到招請，就出兵到河南。起義軍戰敗，黃巢逃向兗州。李克用入汴州城，幾乎被朱全忠殺死。李克用大怒，與朱全忠結成深仇，兩人間發生一聯串的惡戰。李克用、朱全忠都算是唐臣，都必須利用唐朝廷。唐後期的朝廷，為宦官所把持，朱全忠利用在朝士族來反對宦官，李克用是新得勢的沙陀人，在唐境內缺乏根基，利用宦官來反對士族，使朝廷在沙陀人保護下得以存在一時，對自己較為有利。兩人都想掌握唐朝廷，惡戰的根本原因在此，報私仇並不是重要原因。唐朝廷在農民起義軍打擊下，已經迫近崩潰，經兩人惡戰，加劇了南北司的衝突，宦官消滅，唐朝也就崩潰了。朱全忠滅唐以後，李克用始終不放棄擁唐的名義，這說明李克用是有謀略的，所以成為朱全忠的勁敵。 李克用回河東，招募國境內外遊牧部落人當兵，擴展屬地，謀攻朱全忠。朱全忠正與別一割據者秦宗權對敵，處於劣勢。李克用要求出兵，朝廷竭力勸阻，朱全忠因此得在河南立足。八八九年，朱全忠消滅秦宗權，軍勢大盛。八九○年，朱全忠上表請朝廷討伐李克用，宰相張濬等附和朱全忠，力主出兵。唐昭宗任張濬為統帥，率兵五萬入河東境，朱全忠也發兵來會攻，結果是唐軍大敗，朱全忠軍也敗退。八九一年，李克用出兵攻成德鎮王熔，幽州鎮李匡威來救，兩鎮合兵十萬，被李克用戰敗。八九三年，李克用攻王熔，王熔獻帛五十萬匹求和，成德鎮附屬於李克用。八九四年，李克用滅幽州鎮，使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八九五年，唐昭宗封李克用為晉王，承認李克用永遠占據河東地區。朱全忠攻割據者兗州朱瑾、鄆州朱瑄，八九六年，李克用出兵救兗、鄆，路過魏博，被魏博擊敗。魏博鎮從此附屬於朱全忠。此後，李克用、朱全忠連年攻戰，李克用失勢，成德、義武（節度使駐定州）兩鎮都歸附朱全忠。九○一年，朱全忠滅河中鎮。李克用失去三個附屬鎮，只好向朱全忠求和。朱全忠出兵五萬乘勝圍太原城。九○二年，朱全忠大舉進攻，又圍太原城。朱全忠兩次圍太原，顯示兵力強大，李克用急於自保，不敢再出兵攻朱全忠。九○八年，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繼位。李克用所部親軍都是沙陀等部遊牧人，不論在河東境內或境外，專愛掠奪，毫無紀律。李克用大敗後，不敢出境，河東民眾受害更甚。李存勗曾勸李克用整頓紀律。李克用說：這些人跟我攻戰數十年，我沒有錢養他們。現在四方諸侯都在出重賞招募勇士，我要是治軍太嚴，他們走散了，我同誰來守河東！李克用是這樣一群掠奪者的首領，他的割據勢力就是依靠這群劫賊建立起來的。 （二）朱全忠（梁國） 朱全忠原名朱溫，父親是鄉村塾師。父死，隨母王氏到蕭縣劉崇家當傭工。朱溫兇悍狡詐，懶惰不肯作工，屢被劉崇笞辱。黃巢率農民起義，朱溫投入起義軍，隨黃巢轉戰南北。這是一個鄉村流氓，後來叛變，屠殺起義軍，就是他那種流氓的本色。八八二年，黃巢任朱溫為同州防禦使。朱溫看到起義軍形勢不利，舉同州投降唐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說母親姓王，拜王重榮為母舅。唐任朱溫為同華節度使，賜名為朱全忠。從此這個朱全忠算是唐將，專力與起義軍為敵。 八八三年，唐任朱全忠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並加任東北面都招討使，要他堵塞黃巢的退路。他得到這個名號，用兵的地面就很廣泛，凡是長安的東北方，都有權去招討。當時黃巢在河南還保有強大的兵力，唐感化軍節度使（駐徐州）時溥、忠武軍節度使（駐許州）周岌和朱全忠都力弱不能支持，共向李克用求救。八八四年，李克用到河南，黃巢軍被擊敗，起義軍將領紛紛叛變，大將尚讓投降時溥，別將葛從周等多人投降朱全忠。朱全忠是起義軍叛徒的首領，他的割據勢力，主要是依靠這批叛徒建立起來的。 朱全忠只是許多割據者中間的一個，宣武鎮起初也不是強鎮，朱全忠能夠逐漸吞併諸鎮，變成最強的一鎮，是和他的流氓本色分不開的，也就是和他的兇悍狡詐分不開的。但黃河流域得到基本統一，不能不說是他的成績。 割據者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派部將四出攻掠，一路侵淮南，一路侵江南，一路陷襄陽，一路（孫儒）陷洛陽，一路陷汝、鄭，一路攻汴、宋，各路共攻陷二十餘州，有些州城未被攻破，鄉村卻毀壞無遺。這群野獸，出行不帶糧食，只用車載鹽漬人屍當作軍糧。只是走到的地方，大燒大殺，千里無炊煙，雞犬聲不聞，居民幾乎被滅絕。八八七年，秦宗權集合精兵從鄭州進攻汴州。朱全忠大破秦宗權軍，斬首二萬餘級。秦宗權屠鄭州，孫儒屠河陽，棄城逃走，同率兵往攻揚州。唐僖宗任命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要他追擊秦宗權。八八八年，秦宗權又攻陷鄭州。唐僖宗任朱全忠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統率諸鎮兵，在名號上，他成為關東最高的統帥了。當年，蔡州將囚秦宗權，舉蔡州投降朱全忠。 朱全忠滅蔡州，軍勢更盛。八九一年，擊敗魏博鎮，魏博鎮求和，成為朱全忠的附屬鎮。朱全忠連年攻擊時溥、朱瑄、朱瑾，雙方軍民都大量死亡。八九三年，殺時溥，取得感化鎮。八九七年，殺朱瑄，取得天平鎮，又取得泰寧鎮。朱瑾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投奔淮南割據者楊行密。朱全忠擁有宣武、天平、泰寧、感化、忠武、宣義等鎮，還有一些附屬鎮，兵力強大，繼續兼併諸鎮。九○三年，入關擊敗李茂貞，奪得唐昭宗，消滅宦官，受封為梁王，達到了掌握唐朝廷的目的。九○五年準備滅唐時，朱全忠共有宣武（汴州等四州）、宣義（即義成軍，汝州等三州）、天平（鄆州等四州）、護國（河中等五州）、天雄（即魏博鎮，魏州等六州）、武順（即成德鎮，鎮州等四州）、佑國（京兆及商、華二州）、河陽（孟、懷二州）、義武（定州等三州）、昭義（潞、澤二州）、保義（邢州等三州）、戎昭（均、房二州）、武定（洋州）、泰寧（兗州等三州）、平盧（青州等六州）、忠武（陳、許二州）、匡國（同州）、鎮國（陝、虢二州）、武寧（即感化鎮，徐、宿二州）、忠義（襄州等七州）、荊南（荊州等三州）等二十一鎮。諸鎮中天雄、武順是附屬鎮，武定是蜀王建屬地，其餘諸鎮割據者都被朱全忠消滅。從群盜分割變為一盜獨據，對民眾說來，終究還算是較好的事情，如果說朱全忠在歷史上多少還有一點作用的話，那就是他獨據了一大片土地。 （三）楊行密（吳國） 楊行密廬州合肥人，長大有力，能舉重一百斤。凡是黃巢起義軍經過的地方，本地人多起兵響應，楊行密就是一個響應者。後來被唐兵捕獲，廬州刺史令充當州兵，逐漸提升為廬州牙將。八八三年，楊行密殺都將，總統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廬州刺史被迫讓位，唐朝任楊行密為廬州刺史。楊行密部下有劉威、陶雅、徐溫等三十六人，號稱三十六「英雄」，楊行密在淮南的割據勢力，就是依靠這些人建立起來的。 八八七年，割據者淮南節度使高駢被部將畢師鐸（原是王仙芝部將）圍攻，令楊行密率兵來救。畢師鐸攻入揚州，大燒大掠，高駢多年搜括的財物全部消失。宣歙觀察使秦彥率兵三萬入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以畢師鐸為行軍司馬。楊行密沿路收兵，得一萬七千人，圍攻揚州。秦彥兵在圍城中殺人當糧食。楊行密圍攻半年，城中居民被秦彥兵幾乎吃完。楊行密攻入城中，殘存居民只有數百家，飢餓得不象人形。秦彥等吃人野獸剛逃出城，秦宗權使秦宗衡、孫儒率劉建鋒、馬殷等一群吃人野獸又來到奪揚州城。秦彥、畢師鐸與秦宗衡、孫儒合在一起，楊行密守空城不敢出戰。不久，孫儒殺秦宗衡，又殺秦彥、畢師鐸，合併各部兵來攻揚州城。楊行密棄城走回廬州。八九一年，孫儒燒揚州城，驅迫丁壯及婦女隨軍，殺老弱充軍糧，渡江攻楊行密。八九二年，孫儒戰敗，被楊行密擒獲斬首。胡三省《通鑑注》評孫、楊勝敗，說：光啟三年（八八七年），孫儒開始與楊行密交兵，孫儒兵比楊行密多十倍，但終於死在楊行密的手中，原因是孫儒專務殺掠，人心不附。楊行密雖為孫儒所困，對饑民卻有些接濟，多少得點人心，所以最後獲勝。胡三省說的是對的。同是害民的盜賊，為害較輕的就會得到民眾的一些支持。任何戰爭，兵力強弱，只能決定一時的勝敗，決定勝敗的關鍵還在民心的向背。小的如兩軍相鬥，大的如列國相持（如五代十國），都不能有例外，這也就是說，割據總是不得民心的，誰能夠多得些民心，誰就能夠消滅割據，統一全國。 揚州是最富庶的城市，唐時號稱揚一（第一）益（蜀）二，經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六年攻戰，民眾死去或逃亡，江以北淮以南，東西千里變成白地。 八九二年，楊行密率兵回揚州，唐朝任為淮南節度使。楊行密節省費用，選用地方官，招徠流民，減輕賦稅徭役，獎勵農桑，又運茶、鹽與鄰鎮通商，幾年以後，民力逐漸恢復起來。楊行密選孫儒降兵五千人作親軍，稱為「黑雲都」（著黑衣），專用來衝鋒陷陣。八九七年，朱瑾、史儼、李承嗣率騎兵投淮南。楊行密得到蔡州兵和河東、兗、鄆兵，加上長於水戰的淮南兵，按兵力說，是一個強鎮。北起海州，南至虔州（江西地九○六年入淮南），東起常州，西至沔口（漢口），淮水南部、長江東部諸州都為淮南鎮所占有，按土地說，是一個大鎮。朱全忠三次進攻，三次都失敗。這個鎮的存在，阻礙著北方勢力進入南方，使統一成為不可能。但占據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晉、漢，都是野蠻統治者，如果進入南方，只能給南方民眾帶來更大的破壞和痛苦，因此，淮南鎮隔離南北，在當時是有積極作用的。 （四）王建（前蜀國） 王建是許州舞陽（河南舞陽縣）人，在鄉里宰牛偷驢販私鹽，鄉里人叫他「賊王八」（排行第八），公認他是個流氓。後來他投忠武軍當兵，升遷作隊將。黃巢進入長安，唐僖宗逃入蜀，忠武軍派兵八千助朝廷，歸宦官楊復光統率。楊復光分八千人為八都，每都置一都頭，王建是八都頭之一。八八三年，王建等五都頭率兵入蜀，唐僖宗大喜，號王建等都為隨駕五都。宦官田令孜認王建等為義子。八八六年，唐僖宗避李克用兵鋒，逃到興元（陝西漢中），田令孜逃入蜀，依母弟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楊復恭掌權，斥退田令孜黨羽，使王建離開禁軍，出為利州（治綿谷，四川廣元縣）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得眾八千，沿嘉陵江襲取閬州，自稱閬州防禦使。八八七年，王建得東川（治梓州）節度使顧彥朗的援助，進擊陳敬瑄，西川所屬十二州，都遭受王建的殺掠。八八八年，唐昭宗任韋昭度為西川（治成都）節度使，想依靠王建的兵力驅走陳敬瑄。王建利用韋昭度名號，攻取西川諸州，陳敬瑄困守成都，軍士飢餓，多謀出降。八九一年，王建要韋昭度先走，使部下捉韋昭度的親信人，在韋昭度門前，一塊塊割下肉來吃。王建說，沒有糧食，只好吃人。韋昭度大懼，趕快逃回長安，王建也就攻入成都，自為西川節度使。八九七年，王建攻破梓州（治郪，四川三台縣），滅東川，占有全部蜀地。九○二年，王建乘李茂貞被朱全忠圍困，出兵攻破漢中，取得山南西道，同時又得武定鎮（洋州）。九○三年，王建攻荊南，取得夔、忠、萬（四川萬縣）三州及施州（湖北恩施）。唐封他為蜀王。九○六年，取荊南的歸州（湖北秭歸）。王建北有漢中，東有三峽，割據蜀地的形勢穩固了。 （五）錢鏐（吳越國） 錢鏐（音流liú）是杭州臨安（浙江臨安縣）人，從來不愛生產勞動，專以販私鹽和掠奪為業。八七五年，浙西狼山守將王郢叛亂，攻掠浙東、西諸州。臨安人董昌等組織土團抵禦王郢，錢鏐在董昌土團中當偏將。八七八年，王仙芝餘部曹師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縣土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為八都長。八七九年，黃巢軍經過臨安，錢鏐用詭計騙黃巢軍，臨安不曾被攻。這算是有功。八八一年，鎮海節度使（駐潤州）周寶任董昌為杭州刺史，董昌任錢鏐為都指揮使。八八二年，浙東觀察使（駐越州）劉漢宏出兵二萬謀奪取浙西，被錢鏐擊敗。八八六年，錢鏐攻破越州。董昌自杭州徙駐越州，使錢鏐駐杭州。八八七年，唐僖宗任董昌為浙東觀察使，錢鏐為杭州刺史。當年，鎮海軍將士叛變，逐走周寶，擁薛朗為留後。錢鏐以伐叛為名，出兵取得蘇州。八九三年，唐任錢鏐為鎮海節度使，駐杭州，有兵十三都，成為浙西強鎮。八九五年，董昌在越州稱帝，錢鏐得到機會，出兵攻董昌。八九六年，攻破越州，殺董昌。唐任錢鏐為鎮海（浙西）鎮東（浙東）兩軍節度使。錢鏐據有浙東、西，地小兵弱，受到淮南鎮的威脅，因此，對北方統治者始終表示恭順，藉以牽制淮南，在諸割據者中，與下列三個割據者都屬於弱小的一類。九○七年，梁太祖（朱全忠）封錢鏐為吳越王。 （六）馬殷（楚國） 馬殷是許州鄢陵（河南鄢陵）人，在秦宗權軍中當小將。八八七年，秦宗衡、孫儒率劉建鋒、馬殷等奪淮南。八九二年，楊行密殺孫儒。劉建鋒、馬殷率殘兵七千人，逃往洪州，在江西聚眾數萬。八九四年，劉建鋒等攻入湖南，取得長沙。唐僖宗任劉建鋒為湖南節度使，馬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八九六年，軍士殺劉建鋒，推馬殷為節度使。馬殷陸續攻取州縣，占有湖南全境。九○○年，馬殷攻取桂管五州，桂管全境併入湖南。近鄰淮南鎮強大，馬殷對朱全忠表示恭順。九○七年，梁太祖封馬殷為楚王。當年，馬殷擊敗淮南兵，奪得岳州。九○八年，出兵攻嶺南，擊敗嶺南割據者劉隱，得到六個州。馬殷擁有頗為廣大的土地，閉境自保，湖南民眾遭受兵禍比較少一些。 （七）劉隱（南漢國） 劉隱的祖父是蔡州上蔡（河南上蔡）人，住在廣州做商賈。父劉謙作封州（治封川，廣東封川縣）刺史。八九四年，劉謙死，子劉隱繼任。八九六年，嶺南東道節度使薛王李知柔赴任所，走到湖南，廣州牙將叛變謀割據。劉隱起兵殺叛將，迎李知柔入廣州。李知柔任劉隱為行軍司馬。九○五年，嶺南東道節度使徐彥若死，眾推劉隱為節度使。九○七年，梁太祖封劉隱為大彭郡王。劉隱佔有嶺南及容管（廣西容縣）、邕管（廣西南寧）諸州，不參加戰爭，境內較為安靜。 （八）王審知（閩國） 王審知是光州固始（河南固始）人。壽州人王緒攻據固始，使王潮、王審知兄弟為軍官。八八五年，王緒被秦宗權攻擊，率眾南逃，入江西，轉入福建，沿路搶掠，聚眾數萬。王緒性猜忌，任意殺人，部屬人人自危。王潮因眾怒囚禁王緒，受推為軍主。泉州刺史貪暴，泉州人見王潮軍紀嚴肅，請代為除暴。八八六年，王潮攻入泉州。福建觀察使陳岩任王潮為泉州刺史。八九一年，陳岩死，都將范暉自為留後。王潮使王審知攻福州，民眾送糧食助攻。八九三年，王審知攻入福州，唐任王潮為福建觀察使。境內割地稱雄的群盜二十餘股或散或降，王潮占有福建全境。八九七年，王潮死，王審知繼位。九○七年，梁太祖封王審知為閩王。 以上八個割據國，按強弱可分為三類。晉、梁是強的一類。兩國勢力相當，梁被晉牽制，不敢出全力攻吳，這就使得割據的形勢固定下來。吳、蜀是次強的一類。兩國占據最富庶的揚、益地區，有自守的力量，給長江流域築起了屏障。吳越、楚、南漢、閩是弱小的一類，有一天屏障撤除，四國自然歸於消滅。歸根說來，割據局面的造成，由於晉梁兩個殘暴國在北方的對峙。 第八節農民大起義 唐前期，由於剝削還有些限度，地主和農民兩大階級間的階級鬥爭也就比較緩和一些。安、史反叛，黃河流域戰亂頻繁，原來朝廷租稅主要來自江淮，現在江淮更成為唯一的租稅榨取地，民眾負擔驟增，農民起義第一次在浙東爆發了。 七六二年，台州（治臨海，浙江臨海縣）起義首領袁晁率眾攻浙東州縣，取得衢、溫、明等州，有眾二十萬。 七六三年，李光弼派兵擊破袁晁起義軍，浙東又為唐所有。袁晁一號召，就得到浙東廣大民眾的擁護，雖然被李光弼鎮壓，起義符合民眾的願望，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唐朝廷還擁有強大的武力，足以保持它的腐朽統治，局部地區的農民起義，不得不暫時失敗，但腐朽統治終究不能逃避農民起義的打擊，到了八五九年，浙東又有裘甫率領的起義。 唐朝廷向江、淮以及嶺南搜括大量財物，民眾已極困苦，官員為謀求大利，也爭著到這些地方去做官。名士薛保遜作文譏斥當時的州縣官，說，我送客到灞橋，在旅店休息，看見幾個似乎象人的東西。試問來歷，這些東西居然會說話，說是江、淮、嶺南的州縣官。我真想不到好好人民，為什麼受這些東西的鞭撻！官吏貪虐成風，南北原是一致，薛保遜特別指斥江、淮、嶺南的官吏，足見南方民眾困於勒索尤為嚴重。裘甫起義，影響比袁晁更大，因為裘甫得到民眾更大的擁護。 八五九年，正是唐宣宗死，唐懿宗繼位，唐朝廷開始趨於大崩潰的一年。裘甫起義標誌著唐朝廷崩潰的開端，儘管裘甫失敗了，起義的潮浪是不可能阻遏的。 浙東起義首領裘甫率眾攻破象山縣城，又進攻剡縣（浙江嵊縣）。裘甫起兵時眾不過一百人，八六○年，起義軍增至一千人，取得剡縣，眾增至數千人。浙東道以及別道民眾，紛紛來歸，眾驟增至三萬。還有不少起義小帥，派人來聯絡，請作屬部。起義軍推裘甫為天下都知兵馬使，又推劉暀（音旺wang）為副使，劉慶、劉從簡為大將，廢棄唐朝皇帝年號，自建年號為羅平（越民間相傳有羅平鳥，管越人禍福，裘甫用為年號。八九五年，董昌據越州稱帝，以羅平為國號），鑄印，印文為天平。裘甫以平（太平、公平）為號召，這就是起義軍旺盛的原因。起義軍在剡縣積聚糧食，製造器械，聲勢大振，分兵攻越、衢、婺（治金華，浙江金華市）、明、台等州，取得唐興（浙江天台縣）等若干縣城。浙東唐軍屢戰屢敗，宰相推薦前安南都護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王式要求朝廷多給兵馬，說，如果發給兵馬太少，戰事遷延不決，江、淮民眾一定要起兵響應。國家用度完全依靠江、淮，那時候道路阻絕，上自宗廟，下至禁軍，都得不到供給，事情將非常危急。唐懿宗和宦官聽了這番話，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歸王式統率，兵力上唐處於優勢地位。 在起義軍方面，裘甫保守剡縣等幾個縣城，並不想積極進攻，沒有號召各地民眾起兵去打破唐朝廷的用兵計劃。劉暀對裘甫說：我軍如此旺盛，方略卻至今未定，實在可惜！王式所率大軍，不要四十天就來到，兵馬使應該乘敵軍未到的時機，急出兵攻取越州城，再派兵五千守西陵（浙江蕭山縣西興渡口），沿浙江東岸築壘拒敵。大集船艦，乘機出敵後，攻取浙西州縣，過大江攻揚州，奪取財物，還軍修石頭城（江蘇南京市）固守，宣、歙、江西民眾自然響應。另派劉從簡率萬人從海路襲取福建。這樣，唐朝廷賴以生存的貢賦，都為我所有，只怕子孫不能守，我們這輩子可以無憂了。劉暀這個有限度的進攻計劃，總還算是一個計劃，裘甫連這一點想法也沒有，說：今天醉了，明天再議。進士王輅獻計說：劉副使說的乃是孫權的故事，那時候天下大亂，所以能占據江東，現在中原無事，占據是不成的，不如擁眾守險，大勢不好便逃入海島，這是萬全的良策。裘甫猶豫不定，實際上是採取王輅的所謂萬全良策。王式堅決進攻，裘甫束手無策，不待戰鬥，勝敗已經決定了。 王式到越州，用浙東兵和稱為土團的地主武裝作嚮導，又用居住在江淮的吐蕃、回鶻降人充騎兵，督諸軍分路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與唐兵十九戰，不能取勝，占有的土地先後被唐兵奪去。劉暀對裘甫說，早用我的計謀，先取越州，事情不會這樣危急。王輅等幾個進士在軍中，都著綠衣。劉暀殺王輅等，說，都是這些青蟲壞事。王輅等只是計謀不合，並非背叛起義軍，劉暀輕率殺人，顯得計窮謀竭，與裘甫一樣束手無策。起義軍最後退守剡縣城，堅決抵抗唐兵，三天中出戰八十三次，唐兵受挫，但不肯撤圍退走。城中婦女組成女軍，助起義軍守城。裘甫、劉暀、劉慶率壯士百餘人夜間突圍，被唐兵殺死。劉從簡棄城守山，也戰敗被殺。 裘甫率領的浙東起義，前後凡六十六日，在戰鬥中，民眾反唐的決心，表現得十分清楚，女軍投石塊擊敵，就是明證。唐朝廷因王式得到暫時的戰勝，以為無憂了，事實是更大的憂就緊接在後面。 安南民眾遭受殘酷的剝削，至少同江淮一樣。民眾無法生存，八五八年，引南詔兵攻唐安南守軍，戰事連年不停，到八六三年，唐懿宗撤回諸道援安南兵，專守嶺南西道（節度使治邕州，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八六四年，唐朝廷發八道兵守邕州，南詔來攻，唐兵大敗。朝廷選募徐州軍士三千人往邕州防守。八六八年，徐州兵在防地作亂，擁龐勛為主，自動回徐州。朝廷發十道兵攻徐州，八六九年，才消滅龐勛所率的叛軍。 浙東起義後，唐朝廷搜括軍費，民不堪命，到處聚眾反抗。八六○年，薛調上書說，「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唐戰勝裘甫，反唐的民眾卻更多了。安南起義後，唐內部引起龐勛叛亂，搜括軍費愈益迫急，再加關東連年有水旱災，民眾窮極，聚眾反抗，規模比浙東起義時，又增加無數倍。唐統治地區，不分南北，民眾普遍反唐，爆發大起義的時機成熟了。 八七四年，王仙芝率眾數千人在長垣（河南長垣縣）起義。次年，黃巢率眾數千人響應王仙芝，在冤句（山東菏澤縣西南）起義。王仙芝、黃巢起義符合當時廣大民眾的意願，因而聲勢浩大，成為大起義的首領。 王仙芝、黃巢都曾販賣私鹽。唐末割據者如王建、錢鏐以及吳國權臣徐溫，也都是販賣私鹽出身，私鹽與這些人有關係，並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時，鹽價每斗十錢，唐肅宗加一百錢，每斗一百一十錢，鹽利成為朝廷重要的收入。鹽是生活必需品，即使價貴，貧民總得購買一些。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因之專在鹽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稅收，從每歲收入四十萬緡開始，到唐代宗大曆末年，每歲竟增至六百餘萬緡。朝廷歲入，監利占半數。宮庭費用，諸軍餉需，百官祿俸，都靠鹽利來支付。唐朝廷對鹽利的重視，可以想見。唐德宗時，鹽價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錢，鹽商販賣官鹽，有時比官價高一倍，用一升鹽換取谷數斗，貧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時起，朝廷規定各種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鹽，凡賣私鹽一石以上，處以死刑，一斗以上，處以杖刑。私刮鹼土一斗，等於賣私鹽一升，也要處罰。朝廷出賣官鹽，豪強出賣私鹽，都是大利所在，雙方鬥爭非常劇烈。凡是販賣私鹽的人，必須結交一批夥伴，合力行動，又必須有計謀和勇力，足以對抗鹽官。販私鹽的規模愈大，這些條件也愈益具備。黃巢就是這樣的一個販私鹽者，一旦與起義民眾結合，就成為有能力的首領。 黃巢是曹州冤句縣人，祖先幾輩子相沿販賣私鹽，黃巢繼承祖業，富有財產。黃巢長於騎射，愛扶危救急，收養各地來投奔的逃命人；也愛讀書，屢次應進士考試，被抑不得及第。他是失意士人，又是有勢力的豪俠，看到唐朝廷極度腐朽和民眾普遍反唐，離開原來的階級，走起義的道路，是可以理解的。八七四年，王仙芝在長垣縣起義，立名號為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發布檄文，聲討唐朝廷任用貪官，賦稅繁重，賞罰不平等罪惡，切中當時的弊病。八七五年，王仙芝率尚君長等攻破濮、曹二州，眾增至數萬，又擊敗唐天平節度使兵，攻入鄆州。黃巢就在這時候起兵，與王仙芝共同行動，數月間也有眾數萬。 王仙芝、黃巢統率的起義軍，行軍都採取流動的方式，不據守城池，這在起義初期是必要的。因為唐統治階級固然內部分散，勢力衰弱，但對起義民眾，卻是一致仇恨，為消滅起義軍，他們可以結合起來，協力進攻。起義軍如果守城池，必然被唐軍圍困，很可能被消滅。反之，尋便利處流動，使唐軍陷於被動的境地，各地民眾起義響應，更使唐軍被牽制在本鎮境內，這樣，起義軍活動的區域愈擴大，力量愈增強，唐朝廷的崩潰也就愈迫近。當時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鎮地方，民眾紛紛起義，大部有千餘人，小部也有數百人，攻擊州縣城。唐朝廷令五鎮節度使加意防守本境，抽出一部分兵力交「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宋威指揮。行營步騎兵總數不過五千人，王仙芝黃巢起義軍更掌握主動權，往來山東一帶。八七六年，唐朝廷令天下鄉村各備弓刀器械，組織地主武裝來抵禦起義民眾。起義軍在沂州城下戰敗，轉入河南地區，攻下郟城（河南郟縣）等八縣，唐朝廷恐懼，調關內諸鎮兵守陝州和潼關，昭義等鎮兵守洛陽（東都），山南東道兵守汝、鄧二州重要路口。起義軍攻破汝州，東都大震動，百官多攜家屬逃竄出城。起義軍攻鄭州，被唐守軍擊敗，轉向南方唐、鄧二州進攻。關以東各州縣守城自保，不敢出戰。起義軍行動自如，攻破郢、復二州，又攻申、光、盧、壽、舒等州。淮南鎮危急，唐朝廷怕失去揚州，江南貢賦斷絕，君臣惶恐，束手無策。 起義軍攻蘄州（治蘄春，湖北蘄春縣），唐蘄州刺史請王仙芝黃巢等進城，允許為王仙芝奏請官位。唐朝廷經一番辯論後，給王仙芝「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這樣一個空名。王仙芝居然叛賣起義軍，無恥地接受這個空名。黃巢大怒，責罵王仙芝道：起初大家立重誓，要齊心協力，橫行天下，現在你去左軍做官，起義軍該到那裡去！捉住王仙芝痛打，眾將士也群起責罵，王仙芝無奈，只好不受唐官，奪取蘄州。黃巢原想得個節度使一類擁有實權的官職，占領若干州縣。這自然是放棄起義旗幟企圖割據稱雄的錯誤想法，不過，比起王仙芝來，還算是不肯放棄軍隊，因之還可以率領起義軍。王仙芝、黃巢已經破裂，起義軍分為兩部，王仙芝、黃巢各率所部分路去活動，勢力削弱了。 八七七年，王仙芝攻破鄂州城（湖北武昌縣），又攻破安、隨二州城。據唐宰相鄭政說，王仙芝曾七次求降，都被招討使宋威擱置，不轉奏朝廷。王仙芝完全變成起義軍的叛賣者，宋威知道他不會有什麼作為，不如在戰爭中殺死他，可以得大功，因此拒絕受降。招討副使宦官楊復光使人招王仙芝，這個無恥叛徒得到門路，即遣尚君長率一批人來接洽條件。宋威派兵在路上捕尚君長等，奏稱在戰場上擒獲；楊復光奏稱尚君長等確是投降，並非陣上被俘。唐朝廷反正不再害怕王仙芝，降與不降無足輕重，竟下令斬尚君長等。八七八年，王仙芝率眾到荊南，攻入江陵城，又轉到申州（治義陽，河南信陽縣），被唐軍擊敗。唐軍追擊到黃梅，大破王仙芝軍，殺數萬人。王仙芝逃走，被唐軍殺死。王仙芝初起時，宣布唐罪惡，與唐為敵，符合民眾的願望，起義軍因而迅速壯大起來。王仙芝、尚君長等這夥人，卻以為自己有了什麼本錢，可恥地想交易個唐官來做。在這夥人率領下，軍心自然要渙散，唐軍也就轉弱為強，更不會允許敵對階級武裝的存在。憑藉起義軍而又叛賣起義軍的這夥人，先後被唐殺死，是應得的結果，可惜的是這一路起義軍遭受慘重的殺傷，大大削弱了對唐的攻擊力量。 蘄州分裂後，黃巢率所部北上。八七七年，攻破鄆州，殺唐天平軍節度使，又攻破沂州。王仙芝部將尚讓（尚君長弟）屯查岈山（河南遂平縣西）。黃巢在山東勢孤，率眾來會，與尚讓合力守山。黃巢又與王仙芝合攻宋州（治宋城，河南商邱縣），擊敗唐兵，圍宋州城。兩路起義軍會合，軍勢就有振作氣象，可是，王仙芝別有用心，宋州城下戰敗，即與黃巢分離，引所部向安、隨等州活動。八七八年，王仙芝敗死，尚讓率殘部歸黃巢，推黃巢為王，又號沖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設置官屬，開始建成一個國家的形式。起義軍自立國家，明白表示與唐朝對立，是有意義的，但元稱王霸，也表示黃巢缺乏堅定的反唐決心。王是統一天下，以新朝代替舊朝，霸是在舊朝下割據稱雄。黃巢所謂王霸，意思是求王不得，求霸也可，統率者如此打算，起義軍很難有好的前途。黃巢攻破沂、濮二州城，唐集合大軍來攻，黃巢被迫向唐天平軍求降。唐朝廷給右衛將軍（從三品）名號，令在鄆州解散軍隊。當然黃巢不比王仙芝，知道放棄軍隊的後果是什麼，因此拒絕接受唐朝的詔令。 黃巢在山東不能取勝，轉到河南攻宋、汴等州。唐調兵防守東都並攻擊起義軍。事情很明顯，唐朝廷固然極度腐朽，但在鎮壓起義軍時，還能夠調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或守或戰，到處阻遏起義軍，尤其是江淮賦稅，照常供應，使唐朝廷能夠用來養兵，保護北方州縣城。起義軍在鄉村不能對民眾多所取求，攻破州縣城又很不容易，在這種形勢下，開闢新的活動地區，實有必要。江南是唐朝軍備最薄弱的地區，起義軍到江南活動，這在起義軍是打開新局面，在唐朝廷是遭受致命傷。八七八年，黃巢引兵渡江，起義軍轉入了大發展的階段。 黃巢所率起義軍，受生活必需品的限止，在北方，多時不過數萬人，通常只有數千人，一到江南，人數就有很大的增加。王仙芝餘部王重隱等早在江南活動。八七八年，王重隱攻破洪州（治南昌，江西南昌市），曹師雄攻宣、潤等州，黃巢入江西境，與王重隱等相呼應，一舉攻下虔、吉、饒、信等州。曹師雄攻浙西，唐朝廷用高駢為鎮海節度使，抵禦曹師雄軍。黃巢攻浙東，自衢州至建州，開山路七百里，攻入福建，奪得福州。黃巢得福州，可以北攻浙東，南攻廣州。八七九年，寫信給唐浙東觀察使崔璆（音球qiǔ）、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要求代向唐朝廷請給天平節度使官職。二人怕黃巢來攻，向唐朝廷懇切請求，唐朝廷不許。黃巢自己直接給唐朝廷上表，請給廣州節度使官職。唐朝廷認為廣州是通商口岸，也不許。黃巢既來求官，唐朝廷給予率府率名義（皇太子屬官，正四品上）。唐朝廷對起義軍認定叫做「賊」（階級敵人），除了屠殺、解散、給投降的首領一些空名以外，絕對不允許妥協（可以用來攻擊其他部分起義軍的人，自然要收留和利用）。當時財政極端困難，判度支楊嚴再三哀求免職，朝廷不許，因為沒有人敢來繼任。儘管如此，還是堅決要消滅起義軍，統治階級的態度多麼頑固而明白。作為起義軍首領的黃巢，一再向唐朝廷請求妥協，想做個節度使，態度多麼動搖而怯懦！相形之下，黃巢是不能戰勝唐統治階級的，黃巢接到率府率的任命，發怒大罵唐宰相，率兵攻破廣州。據阿拉伯人記載，黃巢在廣州殺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祅教徒，為數達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廣州是外國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販賣珍寶等奢侈品，供唐統治階級享用，是中國民眾的間接剝削者，又勾結唐官府，依勢放高利貸，是中國民眾的直接剝削者；黃巢軍中有「逢儒則肉師必覆」的傳說，意思是殺儒生，戰爭一定要失敗。黃巢出身不第進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異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顯的剝削者。黃巢殺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廣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國人，如果真有這樣多的人，民眾受害更大，那末，黃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 八七九年，黃巢軍在嶺南發生大疫。將領勸黃巢離嶺南，北上圖大事，得到允許。黃巢軍中收容不少失意士人，他們替起義軍起草一篇入關檄文，指責唐朝廷的罪惡，其中有宦官擅權、朝臣勾結宦官、科舉不公、官吏貪污等條，都切合實情，但主要是失意士人鳴不平，並未著重為民眾伸義憤，事實上民眾痛恨的是整個統治階級，管他什麼科第的得失。起義軍自廣州出發，攻取桂州，乘大栰沿湘江攻取衡（湖南衡陽）、永（湖南零陵）等州，又攻取潭州（治長沙，湖南長沙市）。尚讓率一軍，號稱五十萬，乘勝進攻江陵。黃巢、尚讓合兵進取襄陽，在荊門（湖北荊門縣）被唐軍擊敗，起義軍損失極重。起義軍渡江向東進擊，攻鄂州，轉攻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兵士又多至二十萬人。 八八○年，唐朝廷任淮南節度使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集合各鎮兵七萬，派部將率淮南兵入江西，進攻起義軍。黃巢屯兵信州（治上饒，江西上饒市），又遇大疫，兵士多病死。黃巢寄書給高駢，聲稱願意投降，並求節度使官職。高駢想誘起義軍到淮南，一舉殲滅，滿口允許代請官職，又想獨得殲滅起義軍的大「功」，遣諸道援兵各歸本道。恰好黃巢這一次是假降，乘高駢力弱，大破淮南兵，起義軍聲勢大振。起義軍攻破睦（治建德，浙江建德縣）、婺（治金華，浙江金華市）等州，又攻破宣州（治宣城，安徽宣城縣），聲勢愈盛，有眾號稱六十萬。起義軍自採石（在安徽當塗縣西北）渡江，圍天長、六合，離揚州城不滿五十里。高駢大懼，自稱得中風病，不敢出兵應戰。唐朝廷一向當作靠山的高駢，現在變成融化了的冰山，滿朝恐慌，不知所措。宦官田令孜早作逃往成都的準備，使同母弟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只等起義軍入關，唐朝廷就退出長安。 八八○年，唐守淮河諸軍，互相殺奪，相繼潰散。起義軍渡過淮河，攻破申州，分路攻河南諸州，史書稱起義軍「所至吏民逃潰」，「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事實是起義軍本來不虜掠民眾的財物，對聚集在州縣城中所謂「吏民」的官商富戶，破城後卻必須懲罰，或殺戮，或沒收財產作為軍資。因此，唐吏民守城甚堅，破城也很不容易。這次起義軍從南方來，不懲罰吏民，這些人無守城必要，自然紛紛逃避，結果是減少了對起義軍的阻力。 起義軍將要渡淮的時候，唐朝廷還在作絕望的掙扎。一個宰相主張任黃巢為天平節度使，等到就任後，發兵合圍殺黃巢。又一個宰相主張調諸道兵堅守泗州，使起義軍不得前進，只好退回南方，那時候再出兵追擊。不論那一種主張，都是想消滅起義軍，雖然唐朝廷本身快要被消滅，但仍死抱住絕對的階級仇視。唐僖宗聽從後一種主張，調兵守淮，在起義軍盛大聲勢的壓力下，諸道兵潰散，唐朝廷計窮力竭，再也找不出什麼辦法。 黃巢用天補大將軍名義，發布檄文告唐諸道說：你們應該各守本營，不得犯我兵鋒；我要進東都，再轉到長安，向罪人問罪，與你們不相干。諸道防備民眾起事，自保還來不及，誰也不敢出兵救唐朝廷。起義軍向東都順利進軍，唐將齊克讓退守潼關，東都唐官迎起義軍入城。起義軍紀律嚴明，史書也只好承認「閭里晏然」。田令孜使左右神策軍助齊克讓守潼關，起義軍一部從稱為「禁坑」的小路進到關後，夾攻潼關，唐軍大潰。起義軍的嚮導兵先入長安，唐僖宗、田令孜帶著少數眷屬逃往成都。 黃巢率起義軍數十萬入城，民眾夾路觀看，尚讓宣告民眾說，黃王起兵，原來為拯救百姓，不象李家不愛惜你們，你們照常安居，不要害怕。起義軍兵士是受盡殘酷壓迫的民眾，所以遇到貧民，即贈送財物，表示同情；對唐朝留下來的一大群民賊，表示義憤，尤其憎恨官吏，捕獲就處死。黃巢下令軍中：禁止殺人，兵器都納入官府。《新唐書·黃巢傳》說 「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黃巢入長安，不曾擇尤懲罰民賊，讓兵士自行處理，後來又要繳納兵器，為兵士所拒絕，這些措施顯出黃巢是缺乏政治才能的。 黃巢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年號金統。唐官三品以上停職，四品以下仍照舊留任。固然，他也殺了不少唐大官，但標準是降不降，不問害民的輕重。他以尚讓為首相，組成了起義軍文武官與唐官僚混合的大齊朝廷，對民眾該頒布些什麼革新政治的詔令，史書上未見記載，看黃巢尚讓等急於享樂，大概不曾頒布過這種詔令。 起義軍渡淮以後，一路無阻，取得長安，這自然是好事，但經過的重要地方象東都那樣的大城，也不留兵防守，數十萬人全部進入長安，實際是全部陷入袋中。入長安後，使人守商（治上洛，陝西商縣）鄧（治穰縣，河南鄧縣）等州，作退走的準備，但並不能改變坐困的形勢。長安在唐軍四面包圍下，糧食困難，起義軍兵士是純潔的民眾，目的在推翻罪孽深重的唐朝，現在被引到不是餓死就是敗死的道路上，統率者該負多大的責任！八八一年，唐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鄭畋據盩厔（音周至zhoūzhì陝西周至），號召諸鎮合力攻長安，諸鎮響應，出兵來會。涇原鎮兵據渭北，河中鎮兵據沙苑（在陝西大荔縣南），易定鎮兵據渭橋，鄜延、忠武二鎮兵據武功，邠寧鎮兵據興平。八八二年唐僖宗任宰相王鐸為諸道行營都都統，率荊襄兵駐盩厔，統率諸鎮兵，伺機進攻。起義軍僅有長安附近一些地方，形勢非常不利。 黃巢也曾想打開局面，八八一年，使尚讓等率兵五萬攻鳳翔。尚讓等自以為勢大，行軍不列行伍，遇伏兵，大敗逃回，損失兵士二萬餘人。有人在尚讓官署門上寫嘲笑詩，尚讓羞怒，拘官署內官吏及看門人，一概挖眼珠倒掛而死，又搜殺城中能作詩的人。唐軍一部乘勝進攻長安，黃巢以為唐大軍來了，率眾倉皇出城。唐軍入城大擄掠。黃巢停在霸上，看到唐軍不整，又無後援，率眾還城，殺死唐軍十之八九。他的地方守將同州（治馮翊，陝西華陰縣）刺史王溥、華州（治鄭縣，陝西華縣）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岩聽說黃巢出城，也各棄城率眾逃往鄧州。當時朱溫守鄧州，斬王溥、喬謙，令宋岩回商州。唐軍來攻，黃巢便棄城逃走，地方守將也照樣出逃，事實證明黃巢和部將們已經泄盡了起義軍的膽氣，化為得樂且樂偷安旦夕的一小群懦夫。同、華二州被唐軍占去，黃巢任命朱溫為同州刺史，令朱溫自力去取。唐同州刺史逃走，朱溫據有同州（華州由李詳取回）。自力去取的意思是得地就做刺史，不得就做不成刺史；反過來說，得地的人可據地自有，與齊朝無關。大抵將領各擁所部，自立門戶，起義軍分裂成許多碎片，黃巢的號令失去作用，也就失去戰鬥力。八八二年，朱溫為抵禦唐河中鎮王重榮的壓迫，屢次請求援救，黃巢全不理會。朱溫知黃巢將亡，投降王重榮。黃巢不救同州，很可能是沒有受調遣的軍隊。同州降唐後，李詳也要降唐。黃巢殺李詳，任命弟黃鄴為華州刺史。李詳舊部屬逐走黃鄴，自立軍主，投降王重榮，這說明部將自成勢力，連黃鄴去繼任也不被接受，黃巢是個孤立的首領。 起義軍在長安前後三年，暴露如此嚴重的弱點，罪過全出於黃巢、尚讓等一群統率者方面，起義軍兵士成了這群人的犧牲品，除了寄以深切的同情心，誰還能對士兵有什麼非議。當然，統治階級毀謗起義軍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史書說當時一斗米價貴至三十緡，起義軍向唐軍買人作食糧，唐軍捕捉山寨居民賣給起義軍，按肥瘦論價，一人值數百緡。起義軍統率者不讓兵士吃三十緡一斗的米，卻讓吃數百緡的人，這是講得通的話麼？不過，史書既然說了，唐軍應該確有賣人的事。那就是起義軍兵士不滿統率者的腐化，紛紛散走，統率者要補充兵卒，出重價招兵，唐軍是盜賊，捉山寨居民按強弱來換錢，這就成為史書所說按肥瘦論價的人肉買賣。 儘管起義軍存在著過多的弱點，但包圍長安的唐軍，弱點也並不較少於起義軍。唐軍利在各據屯兵地點，號稱進攻長安，向唐朝廷討重賞，同時也向起義軍謀利益，賣人就是其中的一例。雙方形成相持的局面，誰也不想進攻誰。真正急於消滅起義軍的人，是那些宦官。因為唐後期的朝廷，實際是宦官的朝廷，唐朝廷不能回長安，當然是宦官的大害。八八二年，由宦官楊復光倡議，招野蠻的沙陀酋長李克用來攻起義軍。李克用接到唐朝廷的詔令，立即率沙陀兵從晉北出發到河中。八八三年，渡河入同州（朱全忠所據地）。李克用聯合唐河中、易定、忠武等鎮兵，與尚讓所率起義軍十五萬人大戰，尚讓大敗。李克用進逼長安，黃巢率殘部自藍田經武關走入河南境。李克用等軍入城，大肆掠奪，長安宮殿民房和居民，被燒殺後所存無幾，統治階級稱為立「大功」的「官軍」，就是這樣兇殘的一群強盜。 農民起義軍，開始時必須流動攻擊敵人，腐朽朝廷的統治區，空隙是到處存在著的。但在流動作戰中，統率者必須逐漸建立起軍事紀律，並且學會正式的攻守戰。只有能攻能守，才能取得立足地，逐個消滅敵人。更重要的是政治上要有些新氣象，爭取廣大民眾的擁護。黃巢率領的起義軍，始終是流動行軍，不守城，也不打硬仗，更不知作些政治措施，單憑兵多（入關時號稱六十萬），以聲勢取勝，決不能持久。起義軍在江西擊敗淮南兵，唐最著名的將帥高駢便稱病不敢出戰，守淮諸鎮兵便不戰而潰，逃回本鎮，事實證明打硬仗的重大作用。起義軍渡淮回來，勢力比被迫渡江南行時強大數十百倍，入河南境特別是取得東都以後，有力量占領河南州縣，消滅唐河南諸鎮，建立起以東都為中心的立足地。整頓軍隊，發布政令，收攬民心，然後入關滅唐朝廷，不過數年，起義軍很有可能取得勝利。黃巢不立後方，一心想做皇帝，帶著幾十萬人進入長安，皇帝名號是得到了，起義軍卻被這些統率者斷送了。歸根說來，統率者本身腐化，前途只能是失敗。 八八三年，黃巢逃到河南，使前鋒將孟楷攻擊蔡州，唐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戰敗投降。黃巢移兵攻陳州（治宛丘，河南淮陽縣），戰敗，孟楷被殺。黃巢忿怒，與秦宗權合兵猛攻陳州，不能取勝。據史書所記，當時河南大饑荒，黃巢用人當食糧。一說，取死人置臼中搗碎，連骨粉帶皮肉一起吃；一說，捉活人投臼中搗碎食用，稱發「糧」的處所為「舂磨寨」。這又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毀謗。秦宗權後來作亂時，曾車載鹽漬屍體充軍糧，統治階級用後來秦宗權的野獸行為橫加在黃巢身上，並且描寫得更加恐怖，其實，圍陳州時，不用說黃巢，連秦宗權也還不曾食人。 起義軍兵士，在長安開始大量散走，尚讓與李克用決戰，兵數不過十餘萬。黃巢逃到河南，兵士散走更多，起義軍事實上已經結束，殘存的不再算是起義軍。投降唐朝的黃巢部將，例如朱全忠，本擁有一支大的軍隊，八八三年，自同州去宣武鎮作節度使，所部只有數百人，可見原來的起義軍兵士都散走了。黃巢率領一些殘餘兵將，在河南還算是最強的一個。唐將周岌（忠武鎮）、時溥（感化鎮）、朱全忠都抵敵不住，請李克用來援救。黃巢、尚讓等攻汴州，李克用擊破黃巢軍，殺萬餘人，黃巢軍潰散。尚讓率所部投降時溥，葛從周等多人率所部投降朱全忠。李克用追擊黃巢，黃巢率餘眾不滿千人，逃往兗州。時溥使部將率尚讓追捕黃巢。黃巢帶著一些家屬逃入泰山。外甥林言殺黃巢、黃鄴、黃揆及這些人的妻和子，取首級要到時溥處獻「功」，路上遇唐兵。唐兵殺林言，取林言和黃巢等人的首級獻給時溥。尚讓是首相，林言是侍衛軍長，都是黃巢的親信，到最後，做的是這些事，黃巢部下一群統率者，大抵多是這一類的醜惡人，起義軍為這群人所統率，怎末得免於失敗！ 民眾起義的力量，終究是最大的力量。起義軍固然被黃巢等人引導到失敗的路上，但支離破碎的唐朝廷，經起義軍的衝擊，崩潰更加速，再也不能支持多久了。 簡短的結論 長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經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開發，經濟、文化都逐漸上升到黃河流域的水平，並且繼續在上升。隋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沉重地打擊了隋煬帝為首的統治階級，使得繼起的統治者，不得不對農民階級多少作出一些讓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這樣，以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為經濟基地的、社會安寧持續到百餘年的唐朝，出現在歷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統一朝代——兩漢，更顯得強盛而繁榮。唐前期，奠定了這個雄厚的基礎。唐中期，藩鎮叛亂，戰爭連年不息；唐後期，朝廷內部愈益分裂，統治力大為削弱。雖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後期，在國外，聲威還是很崇高，在國內，經濟和文化還是在發展。這是因為唐朝廷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長江流域，而長江流域的經濟在免於戰亂的情況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總是有兩種作法。一種是孔、孟的傳統政治思想，即剝削較有節制的所謂行「仁政」。這在封建時代，應該說是進步傾向，因為農民迫切希望統治階級不要奪去過多的生產品。另一種是腐朽勢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顧農民死活，橫徵暴斂，貪得無饜，用來填無底的欲壑。進步傾向和腐朽勢力在統治階級內部常常發生鬥爭，如果進步傾向得勢，階級矛盾就比較緩和，出現「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勢力得勢，製造各種禍亂，毒害民眾，最後爆發農民起義，打擊以至推翻腐朽統治。從表面看，一「治」一亂若循環，似乎是統治階級自身的事情，實際上「治」是農民起義的產物，沒有起義的威力，統治階級是不會求「治」的。在這個「治」的時期里，社會生產力主要是農業生產力就得到一些發展的機會。 農民起義推翻隋煬帝統治，給唐統治者一個嚴厲的教訓。唐前期三個皇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 （開元年間）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進步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農民起義的教訓。在全國行施租庸調製和主要在關東地區推行均田制，使農民獲得土地並減輕賦稅，農業生產從而發展起來。與均田制相關聯的府兵制，自然顯出了它的實力。唐前期國內安寧，四裔賓附，富強無比，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民獲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進步傾向占優勢，但腐朽勢力也在滋長著。以士族為首的地主階級，兼併土地，莊田制逐漸代替均田制，農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寶年間，政治上腐朽勢力占有優勢，強盛的唐前期也就開始轉入外強中乾的唐中期。唐前期因軍事勝利，疆域擴大，自東北到西北邊境上，以及邊境附近的內地州縣，居住著當時稱為蕃人的大量內附諸族人。募兵制行施後，蕃人應募當兵，特別是當騎兵，成為唐邊鎮兵的主要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將，兵權實際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祿山、史思明發動的叛亂，幾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後，一聯串的反叛、討叛戰爭，使得唐朝統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勢力愈益得勢，剝削愈益苛暴，莊田愈益發達，農民遭受戰爭和賦稅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勢力占優勢的唐中央政權和蕃人為主體的地方割據，進行長期的戰爭，是唐中期的特徵，唐憲宗暫時統一，結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結果並不是恢復唐前期的統一，而是轉入更腐朽的唐後期。 庸初定製，政權歸士族（貴族也在士族內）執掌，工商雜類，不得入仕。士族過著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費。以商人為首的工商業，和農業逐漸衰萎的情況相反，一直在發展。工商業者要求參與政權，出身雜類的宦官，從唐玄宗時開始，逐漸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為工商雜類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對抗力量。唐後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殺予奪權，唐朝廷實際是宦官政權。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與宦官爭奪權利，這就出現南、北司之爭，也可以說是士族與工商雜類之爭。士族活動範圍縮小，得官職不易，因而相互間爭奪加劇，這就出現朋黨之爭。朋黨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黨之爭也可以說是南、北司之爭的附屬品。唐後期，朝廷承認河北三鎮獨立，不再有戰爭。朝廷內部儘量進行著這些爭奪，可以無所顧忌。爭奪的得勝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義是無所顧忌地敲剝民眾。民眾被迫走到死亡線上，除了發動起義戰爭，再也沒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義首先在浙東爆發。由於起義的統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著必敗的弱點，起義很快被唐朝廷鎮壓下去。王仙芝、黃巢在北方起義，規模比浙東大得多，唐朝廷終於被黃巢起義軍驅逐出長安。由於黃巢等統率者，本身存在著必敗的弱點，結局不能不是失敗，但唐朝廷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崩潰也加速了。 農民大起義失敗後，割據勢力乘機混戰，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據者朱全忠滅唐，唐後期結束，五代十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