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一章 南北統一社會繁榮時期——隋

五八一年——六一八年 第一節鞏固國家統一的各種措施 從東漢末年開始，封建割據勢力一直占巨大優勢，但統一勢力也在繼續增長，朝著統一全國的方向前進。魏、漢、吳三國分立，結束了東漢末年的大亂，到西晉實現了統一。西晉極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國大亂，魏太武帝掃清十六國殘餘，周武帝擴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實現了統一。自東漢末至隋初四百年間，不管封建割據如何得勢，最後還是歸宿於統一。這個事實，說明秦、漢以來，漢族已經基本上形成為一個相當穩定的共同體，政治上割據只能是一時的現象，統一卻是根本的趨向。還有一點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國割據，主要發動者是所謂五胡的少數族人，後來唐朝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大分裂，少數族人也起著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數族的發動侵擾也應是破壞統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後，實行各種鞏固統一的措施，使連續三百年的戰事得以停止，全國安寧，南北民眾獲得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秦始皇創秦制，為漢以後各朝所沿襲，隋文帝創隋制，為唐以後各朝所遵循，秦、隋兩朝都有巨大的貢獻，不能因為歷年短促，忽視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鞏固國家統一的方針下，行政、定製度，對待敵國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晉以來將近三百年的動亂，到隋文帝時，確實穩定下來了。他是較好的政治家，因為他多少能夠留意到勞動民眾的願望。 行政方面 一建立漢族政權 自十六國時起，黃河流域漢族民眾長期遭受非漢族統治者的歧視和虐待，是要求恢復漢族政權的。就是漢士族，也並不滿足於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經取得統治權的各族，失勢後陸續融合到漢族裡，與漢族成為一體，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權，主要依靠漢族，本身並無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滅北齊後，漢族勢力更有極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權象一葉扁舟飄浮在大海上，一遇風浪就會覆沒，隋文帝楊堅在風浪中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宇文氏的政權。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繼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殺宗室和大臣。頒布《刑經聖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內至宮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這個風浪，五八○年，病死，子周靜帝年才八歲，當然無力平息這個風浪。 隋文帝的父親楊忠，是北周勛臣；他的女兒是周宣帝正後。他系出華陰楊氏，是士族中高門，宗兵（楊氏私兵）多至三千人。這些條件使得一群關西士人在周宣帝臨死時，便合謀引他入宮輔政，總攬大權。他的主要謀士李德林和高熲（音窘ji%ng）都是山東士人，他通過二人取得山東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滅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輔政時，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刪削《刑經聖制》，改作《刑書要制》，用法較為寬大。又令漢人各複本姓，廢棄宇文泰所給鮮卑姓。這都是符合漢族人願望的。周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滅，因為隋文帝已獲得民眾的歸心。他即帝位後，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復漢、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禮》，表示上繼西周，實際是想行用一種與漢、魏官制完全隔絕的制度，同時令百官穿著鮮卑服裝，稱呼鮮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羅延），希望漢族在復古形式下，逐漸鮮卑化。隋文帝恢復漢、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復了漢族政權。 二厲行節儉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國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國的方法。他得出兩條保國法。主要的一條是節儉。他教訓太子楊勇說：從古帝王沒有好奢侈而能久長的。你當太子，應該首先崇尚節儉。其次的一條是誅殺。他假託年幼時，相面人趙昭曾秘密告訴他說：你將來該做皇帝，必須大誅殺才得穩定。他實行節儉，因而對民眾的剝削大為減輕。他實行誅殺，因而豪強官吏不敢過分作惡，也就有助於節儉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這兩條貫注著他的全部行政，《隋書》說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宴如也」。史家這種褒辭，難免有溢美之處，但也不會離事實太遠。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對將近三百年亂局的結束是有重要意義的。 從輔政時開始，隋文帝便提倡節儉生活，積久成為風習。當時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獨孤氏是鮮卑大貴族。隋文帝要通過獨孤氏，收攬宇文氏以外的鮮卑貴族，因此畏懼獨孤後，讓她參與政權，宮中稱為「二聖」。獨孤後性妒忌，不許妃妾美飾。隋文帝曾配止痢藥，要用胡粉一兩，宮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織成的衣領，宮中也沒有。獨孤後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節儉生活。 皇帝躬行節儉，是改善政治的一個根本條件，隋文帝具備這個條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獎勵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詔褒揚岐州刺史梁彥光。後來又褒揚相州刺史樊叔略，新豐令房恭懿。五九一年，臨潁令劉曠考績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績第一，賜帛三百匹，布告天下。舊制，京內外長官都有公廨錢，放債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詔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級分給職田，停止放債擾民。州縣官直接治民，隋文帝採取獎勵良吏，給田養廉等措施，雖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稱職，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對民眾還是有益的。 嚴懲不法官吏——隋文帝對待臣下極嚴，經常派人偵察京內外百官，發現罪狀便加以重罰。他痛恨官吏的貪污行為，甚至秘密使人給官吏送賄賂，一受賄賂，立即處死刑。他的兒子秦王楊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宮室，被他發覺，勒令歸第（禁閉）。大臣楊素勸諫，說罰得過重。他說，皇子和百姓只有一個法律，照你說來，為什麼不別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懲罰。六○○年，他發覺太子楊勇奢侈好色，廢黜楊勇，立楊廣（隋煬帝）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親信，當作發覺臣下罪過的耳目，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讒言、受蒙蔽。楊廣奢侈好色，至少同楊勇一樣，只因善於偽裝，獨孤後、楊素都替楊廣說好話，終於奪得了太子的地位。楊素廣營資產，京城和京外大都會，到處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裡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僕，住宅華侈，式樣模擬皇宮，隋文帝還以為楊素誠孝，信任有加。隋文帝憑個人權術，察察為明，功臣舊人，多因罪小罰重，殺逐略盡，剩下一個最凶狡的楊素，恰恰就是助楊廣殺害他的奸人。吏部尚書韋世康請求退休，對子弟說，祿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辭官。這說明當時朝官，有些不願冒險作官，有些不敢進忠言招禍，能作大官並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楊素一類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嚴懲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為猜忌，嚴懲流為苛刻，那就無益而反有害了。不過，由於他執法嚴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懼，貪污行為確是減少些，對民眾還是有益的。 改良統治術——隋文帝對待民眾比較寬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廢除前朝酷刑。民眾有枉屈，本縣官不理，允許向州郡上告，最後可上告到朝廷。窮苦人雖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對待官吏極嚴的當時，也多少起些保護民眾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刪削刑條，務求簡要。五九二年，下詔：諸州死罪囚，不得在當地處決，須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機關）復按，按畢，送尚書省奏請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詔：死罪囚要經過三次奏請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罰，在朝廷上殺官員，對民眾犯死罪，用心卻是平恕。六○○年，正是他晚年對待官吏更嚴、誅殺尤甚的時候，齊州一個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參等七十餘人去京城，行至滎陽，王伽對李參等人說，你們犯國法，受罪是該當的，你們看看護送你們的民夫，多麼辛苦，你們於心安麼！李參等謝罪。王伽遣散民夫，釋放李參等，約定某日都來到京城，說，你們如果失約，我只好代替你們受死。到期都來到，不缺一人。隋文帝聽了很驚異，召見王伽，大為嘆賞。又召李參等攜帶妻子入宮，賜宴後宣布免罪，並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愛之心，民並非難教的詔書，要求官吏學王伽，以至誠待民。《隋書》說他留意民間疾苦。五九四年，關中饑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給群臣看，流涕責備自己無德，命撤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領饑民到洛陽就食，令衛士不得驅迫民人，遇見扶老攜幼的人群，自己引馬避路，好言撫慰。道路難走處，令左右扶助挑擔的人。他這些表示，在帝王中確是罕見，因為他深知要鞏固政權，首先必須取得民眾對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戰國時，秦孝公、商鞅創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權精神有異于山東六國。秦始皇統一天下，稍作修補，成為通行全中國的制度。兩漢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禮》，是例外），基本上沿襲秦制，自然也陸續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統一天下，綜合前代各種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襲隋制，自然也陸續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製度，同秦制一樣，都有劃時代的意義。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廢北周官制，恢復漢、魏舊制。中央官制有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中書）、秘書、內侍（宦官）五省。管理政務的機構是尚書省。尚書省置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下設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設尚書一人。六曹尚書分統三十六侍郎。五八三年，改度支為民部，都官為刑部。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掌水利，五八三年廢）二台，太常（掌禮樂等事）、大理（掌刑法）、國子（掌教育）、將作（掌營造）等十一寺，左右衛（掌禁衛兵）十二府。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勛官，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為榮譽名號，授給有功勞的文武官。六部尚書分掌全國政務，自隋時定型，一直沿襲到清季。漢、魏以下，州郡縣長官得就地自辟僚佐，後魏、北齊已多由吏部選授，隋確立制度，全國任何小官，任用權都操在吏部。就地徵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強。隋制，縣佐須用別郡人，地方長官不得自用僚佐，縣佐迴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務。這些，都有利於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加強。地方官制隋以前極為紊亂，南朝有僑州郡縣，南、北兩朝都濫立州郡縣名目，民少官多，耗費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廢郡 一級地方官，只存州縣兩級。隋煬帝改州為郡，全國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縣。隋簡化地方官制，消除了東晉、南北朝以來的紊亂現象。 禮樂——皇帝祭天地眾神、祭祖先以及朝廷吉凶等大事，一切禮樂，歷朝相傳，都有詳備的規定。自孔子以來，儒家以議禮樂為專掌，積累起繁縟的學說，朝廷採用它，與實際政治並無關係，背棄了它，卻不成其為中國皇帝。非漢族人做中國皇帝，對漢族傳統禮樂，只能加入一些本族的舊慣例，不敢有較大的改變，如果改變較大，就會更顯著地被看作「異類」而遭受反對。所以，禮樂有精神上的作用，任何封建朝代都得加以重視，隋文帝從來不喜歡儒學，但對禮樂的重視並不能例外。 東晉和南朝，雖然偏安在長江流域，北方占據者卻不得不承認南方是華夏正統。魏孝文帝力求華化，恰好南齊高級士族王肅逃奔到北魏，魏孝文帝極為敬重，請王肅為魏興禮樂，定製度，儘量模仿南朝。後來梁武帝制禮作樂，聲望甚高，大得北方士族的仰慕，連高歡也害怕蕭衍老翁。北方士族聚集在山東，北齊時，以鄴為中心，文化比魏都洛陽時更高。北齊後主高緯，令薛道衡與諸儒修定五禮，按當時儒學水平來說，大概齊禮僅次於梁禮。至於蘇綽、盧辯為宇文泰所造的周禮，在南朝和山東儒生心目中，只是一些陋儒的杜撰，距離正統禮樂甚遠。隋文帝以恢復華夏正統為號召，當然要廢棄周禮，依照梁禮及齊禮來修定隋禮。 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詔：祭天祭祖時冕服必須依照《禮經》。所謂依照《禮經》，就是採用北齊冕服。五八五年，命禮部尚書牛弘修五禮（吉、凶、軍、賓、嘉），成書一百卷，下詔行新禮。牛弘等人不懂音樂，議定雅樂，積年不成。五八九年，滅陳，得南朝舊樂器及樂工。隋文帝聽南朝樂，讚嘆說，「此華夏正聲也」。牛弘奏稱中國舊音多在江南，梁、陳樂合於古樂，請修補以備雅樂。魏、周樂雜有塞外聲音，請停止演奏。五九三年，雅樂成。六○二年，命楊素、蘇威、牛弘等修定五禮，參加修定的有許善心、虞世基、明克讓、裴政、袁朗等人，原來都是南方士族，顯然，隋禮大量採用了梁禮。隋文帝並不懂得禮樂，這樣做，目的在於從南朝接收華夏正統的地位。 刑律——五八一年，隋文帝命高熲、楊素、裴政等十餘人修定刑律。裴政為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晉舊律，下及齊、梁，沿革輕重，務取平允。廢除前世梟（音消xiao斬後懸首於木上）、轘（車裂）、鞭等慘刑。除了犯謀叛以上罪，一概不用滅族刑。死刑分絞、斬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過五年；徒刑分一年至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凡五等；笞刑分十至五十凡五等。廢前世審囚酷法，規定敲打數不得超過二百。枷和杖，大小都有定式。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五八三年，因刑部奏，每年斷獄數還多至一萬件，隋文帝認為犯罪人多，由於律太嚴密，命蘇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刪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一千多條，剩留五百條，制定：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凡十二卷。自此刑律簡要，基本上為唐、宋至清各朝所沿用。大理寺設律博士八人，討論疑獄，全國死罪囚，都得經大理寺復按。五八六年，廢除孥戮相坐之法。孥戮見於《湯誓》，連坐創自商鞅，這種野蠻的刑法，至隋始廢除，實是法律上的一個大進步。五九六年，規定死罪囚要經過三次奏請，才決定行刑。秦律殘刻，漢沿秦律，直到南北朝一脈相承。隋定新律，標「以輕代重，化死為生」的律意，比秦、漢系刑律確有很大的改進。不過，在封建朝代里，法律的條文與法律的使用，有很大出入。隋文帝自己就在朝廷上律外殺官員，並且允許長官對屬官，以律輕情（罪情）重為理由，杖責屬官。皇帝和長官可以不守法律，官吏對民眾能否守法，也就難說了。隋文帝定新律是有進步意義的，但律外施刑，卻大大損害了新律的進步作用。 兵制——自魏末至齊，朝廷宿衛兵 （鮮卑人）分為六坊。六坊也稱六府。坊兵以戰爭為專業，完全脫離生產。五五○年，齊文宣帝挑選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稱為「百保鮮卑」，充皇帝的衛士。又挑選勇健漢人，稱為「勇士」，充邊塞要害地的守兵。宇文泰在關中，人力財力都不及北齊，因此創行府兵制，來對抗北齊的精兵。府兵是挑選有勇力的農民充兵。平時，仍從事生產，並免本身租庸調，只在農閒時候受戰陣訓練。戰時，鄰居六家供給軍需。府兵制既能寓兵於農，又有各級軍官督率，自立軍籍，不編入民籍，可以隨時調發，比完全依靠軍餉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費的優點。五七三年，周武帝準備滅齊，招募百姓當兵，免除民籍，《隋書·食貨志》說，「是後夏（漢）人半為兵矣」。隋恢復兵農合一的府兵制度，歸十二衛大將軍統率。周武帝滅齊，坊兵制並無改變。五八九年，隋滅陳。次年，隋文帝下詔說，六坊軍人，都由州縣官管理，墾種田地與民人同樣待遇。原有統領坊兵的軍府，照舊不廢，僅廢山東、河南（與陳接境地）及北方邊境的新置軍府。隋文帝取消坊兵制，也就是擴大府兵制，統領坊兵的軍府改為統領府兵，也是較為順便的辦法。全國通用府兵制，對久苦軍費重擔的民眾有很大的利益。滅陳國後，下詔「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五九五年，下詔收藏天下兵器，禁止私造。關中和邊地不在此例。隋文帝惟恐民間有兵器，自然也不要民眾有作戰技能，大概府兵的訓練，在一般地區不再認真實行了。 科舉——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舊貴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齊的山東士族只能保持傳統的社會聲望，卻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權利。朝廷採取考試法，這就逐漸形成為科舉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徑。五八七年，隋文帝定製，每州每歲貢士三人。州縣保薦貢士的標準是文章華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薦應秀才科，受特別考試。山東士族受南朝影響，學華美文章為專業，早成風氣，朝廷無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總管刺史，以志行修謹（有德）、清平幹濟（有才）二科舉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變文章取士的慣例，可是事實上還是行不通。李諤上書請正文體說，魏晉士人「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可見齊梁以來，南朝士族求官，不僅憑門閥，還要憑文章。南北統一後，南方士人一向有這種慣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進的工具。六○七年，隋煬帝定十科舉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當即進士科。隋煬帝本人是個文學家，創立進士科，以考試詩賦為主，是不足為奇的。這是科舉（主要是進士科）制度的開始，南北士人憑文才來競爭高低，魏、晉以下憑門閥高低作官的制度，從此逐漸為科舉制度所代替。進士科的作用，不僅在提倡華美文學，更重要的意義還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度量衡——官吏總想多取民財，因之度量衡總是由小變大。東晉至南北朝，增大尤為急劇，但各國情形也並不全同。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為標準，南朝尺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增大到二寸至三寸。南朝，齊一斗等於古一斗五升，一斤等於古一斤八兩。梁、陳兩朝恢復古斗秤。北朝，魏、齊一斗等於古二斗，一斤等於古二斤；北周一斗比古斗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秤僅多二兩。隋文帝制定度量衡，一尺等於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約合今九市寸），等於南朝尺一尺二寸，一斗等於古斗三斗（約合今六升），一斤等於古秤三斤（約合今一市斤三兩）。顧炎武《日知錄》說，「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這個大變革，當時並沒有引起民間顯著的反對，因為賦役減輕以及南北統一後的經濟繁榮，衡量驟增也就不甚感到負擔的過重。唐以後歷朝沿用隋制，變動不大。 上列隋文帝所定製度，顯然是總結了秦、漢至南北朝一段的制度，從而提高到新的階段。唐以後歷朝的制度，都溯源於隋制。一般說來，隋中央集權制度比秦、漢又有加強，這對經濟上同樣繁榮的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在一個朝廷統治下統一起來，是有重大意義的。 對待敵國方面 隋文帝在行政、定製度方面，都以安定社會、鞏固政權為目標，而且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如果不善於對待敵國，那就無法取得這些成效。隋文帝對待敵國特別是對待北方邊境外的突厥，政治策劃多於軍事行動，大有助於國內安寧的保持。 廢梁國——梁武帝的嫡長孫蕭詧投靠北周，在江 陵立梁國，自稱皇帝，對周稱臣。五八七年，隋文帝命梁帝蕭琮入朝，蕭琮率臣下二百餘人來長安。梁國大臣蕭岩驅文武官及民眾十萬人投降陳朝，隋文帝廢梁國。這個弱小的梁國，因為國君門第高貴，一向被北朝重視。五八二年，隋文帝納梁帝蕭巋女為楊廣妻。隋煬帝時，蕭家很多人做朝官。 滅南朝陳國——陳後主（陳叔寶）是極度荒淫昏暴的國君：親信小人，任用閹宦，賦稅繁重，刑罰苛暴。腐朽的陳和新興的隋南北隔江對立，陳國滅亡是無可避免的定局。 五八一年，隋文帝即位，就有意滅陳，命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江蘇揚州市），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安徽合肥市）。賀若弼、韓擒虎是隋名將，鎮守兩個重鎮，作軍事準備，陳後主全不在意，淫暴愈甚。 要滅一個國，即使是極其腐朽的國，也不可以輕率從事。隋文帝滅陳，是作了充分準備才行動的，單是散發到江南宣布陳後主罪惡的詔書，就多至三十萬紙。五八八年，正式出動大軍，命晉王楊廣、秦王楊俊及大臣楊素為行軍元帥。楊廣軍從六合（江蘇六合縣）出發，楊俊軍從襄陽出發，楊素軍從永安（四川奉節縣）出發，劉仁恩軍從江陵出發，王世積軍從蘄春（湖北蘄春縣）出發，韓擒虎軍從廬江出發，賀若弼軍從廣陵出發，燕榮軍從海上進攻南沙（江蘇常熟縣西北），各路軍共有總管九十員，兵五十一萬八千人，統受楊廣節度。五八九年，賀若弼、韓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兩路進攻陳都城建康，陳兵潰敗，陳後主投降，將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權，到這時候一戰便歸消滅。隋文帝用兵著重在準備，時機到來，大舉出擊，是取全勝的一個原因。 東晉朝至陳朝，一向刑法廢弛，高門壓抑寒門，士族侵陵民眾，是典型的士族政權。隋滅陳後，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變革。五九○年，陳舊境自長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晉江縣）再南到嶺南，士族和土豪到處起兵叛變。首領有的自稱皇帝，有的自稱大都督，聚眾多至數萬，少也有幾千，攻陷州縣，殺害地方官，甚至抽腸割肉，發泄破落地主的野蠻性。隋文帝遣大將楊素率兵討伐，先攻下京口，繼續進兵掃蕩，一路入山區，一路沿海岸，擊破各地叛軍，最後克復泉州，江南兵亂迅速消滅。嶺南少數族豪酋紛紛起事，圍攻廣州，裴矩率兵三千，會同高涼郡（治安寧，廣東陽江縣西）洗夫人，安撫嶺南諸豪酋。隋用兵不過數月，陳舊境全部平定，顯然由於隋制度得到多數民眾的同情。這次用兵，打擊了南方士族豪強積累已久的惡勢力，使南北統一進一步趨於穩定。 削弱突厥——突厥木桿可汗滅柔然後，成為北方唯一的強大國家。北齊、北周對立，各送重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驕橫。佗缽可汗死，沙缽略可汗立。貴族爭繼承權發生糾紛，沙缽略只好使庵邏為第二可汗，大邏便為阿波可汗，玷厥（玷音店di4n）為達頭可汗，與貪汗可汗並稱四可汗。沙缽略弟處羅侯，與沙缽略不睦，因勢力較弱，不得可汗名號。這些人各有部眾和居地，聽沙缽略的號令。沙缽略兵力最強，是突厥大可汗。 隋文帝即位，不再給突厥禮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長孫晟在突厥時，曾與處羅侯秘密結盟，熟悉突厥情形，上書獻謀略，說：現在對突厥用兵，還不是時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將大肆侵擾，應該用遠交近攻、離間強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聯絡達頭和阿波，使沙缽略分兵防西，又到東面聯絡處羅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缽略分兵防東，突厥各可汗間互相疑忌，十數年後，乘機出擊，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採納長孫晟的獻策，遣元暉出伊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道，去見達頭。達頭派使官來朝，班位比沙缽略使官高。達頭是強部，這樣，更增加了反對沙缽略的意圖。長孫晟走黃龍（即柳城，遼寧朝陽縣）道，賞賜奚、契丹等部，使作嚮導，去見處羅侯。他們本有舊盟，這樣，處羅侯更增加了內附的意圖。五八二年，沙缽略盡起本部兵十餘萬及所屬四可汗兵共四十萬人大舉侵入長城。五八三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擄掠人畜，百無一留。沙缽略還想南侵，達頭不從，引兵自去。沙缽略也只好退兵。隋文帝命楊爽為行軍元帥，率兵分八路出擊突厥。楊爽出朔州（山西朔縣）道，大破沙缽略軍，沙缽略逃走。竇榮定出涼州（治姑臧，甘肅武威縣），擊敗阿波軍。長孫晟說阿波歸附，阿波遣使來朝。沙缽略襲破阿波居地，阿波逃歸達頭，得達頭援助，回擊沙缽略。貪汗與阿波友善，被沙缽略廢黜，也逃歸達頭。突厥內亂，攻戰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請和求援，隋文帝一概不許，讓他們繼續互斗。 隋兵專擊沙缽略，沙缽略屢敗，五八四年，遣使來求和。阿波與沙缽略戰，勢力漸強大，東與沙缽略居地接境，西有龜茲、鐵勒、伊吾等西域地，號稱西突厥。自此突厥分為東、西兩部。五八五年，隋文帝遣使聯絡阿波，表示對阿波的支持。沙缽略西面為達頭、阿波所困，東面又怕契丹的攻擊，遣使來求救，請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許他的請求，命楊廣出兵援助。沙缽略得隋兵聲援，擊敗阿波軍。沙缽略與隋定約，承認隋皇帝為真皇帝，自己是藩屬國，受隋保護。 五八七年，沙缽略死。沙缽略嫌兒子雍虞閭懦弱，不能對抗西突厥，遺令立弟處羅侯為可汗。處羅侯立，號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長孫晟賜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擊阿波。阿波部眾以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戰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五八八年，莫何死，雍虞閭立，號都藍可汗。 沙缽略的兒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五九七年，隋文帝允許突利娶隋安義公主為妻，故意給他優厚的禮遇，藉以離間都藍。都藍果然發怒，說，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體面。從此斷絕朝貢，侵擾邊境。突利偵察動靜，有事先來告知，隋邊境先作準備，都藍不得逞。 都藍與達頭結盟，五九九年，合兵襲擊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突利只剩下部眾數百人，覺得降隋不會被重視，想投奔到達頭那裡去。實際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號，部眾散亡，勢力微弱，利用起來更為方便些，因此，長孫晟設計挾突利到長安歸降。隋文帝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將高熲、楊素率兵出塞，大破達頭、都藍軍。隋文帝封突利為啟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舊部落。都藍敗後，被部下殺死，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隋兵屢次擊敗步迦，六○三年，步迦所部大亂，鐵勒、仆骨等十餘部叛步迦，歸附啟民。步迦喪失部眾，逃奔吐谷渾。啟民在隋保護下成為東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國的，不得不對隋表示忠誠，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邊境的安寧。六○九年，啟民死，子始畢可汗立。六一五年，始畢叛隋，舉兵入寇。隋末大亂，內地人避亂入突厥，始畢強盛，突厥又成為北方大國。 阿波可汗建立西突厥。阿波被莫何生擒，西突厥立泥利可汗為主。泥利死，子處羅可汗立。處羅部眾多在烏孫故地遊牧。隋煬帝時，裴矩經營西域，設計分裂西突厥。達頭的孫子射匱可汗，居地在處羅居地的西面，遣使來隋求婚，隋煬帝要射匱攻殺處羅，才允許通婚。六一一年，射匱起兵攻處羅，處羅大敗，向東逃走，被迫歸降隋朝。處羅部眾分為三部，居住中國，不得歸西突厥故地。 隋文帝用長孫晟的謀略，中國邊境安寧，突厥分裂破敗。從隋朝方面說，是用力少而收效多；從突厥方面說，由於貴族爭奪權位，給隋以可乘之機，部落離散，幾至滅亡。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國與國的關係，總是處於角力狀態中，按照力量的強弱與暫時的平衡，呈現出勝敗存亡榮辱與暫時的和平等複雜現象。產生力量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內統一，喪失力量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內分裂。北朝，齊、周分裂，爭向統一的突厥忍辱獻厚禮，隋文帝統一，擊破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亂，當時割據者如薛舉、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流，都向統一的突厥可恥地稱臣求援。突厥給他們稱號，助長他們的分裂勢力，藉以坐收大利。統一是立國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歷史上無數事實證明了這個規律，隋與突厥勝敗的變化也是許多證明中的一個。 攻高麗——高麗國建都平壤，國王姓高氏。隋滅陳，高麗王高湯怕隋兵來攻，作戰守準備。這本是立國應有的要務，隋文帝卻認為高湯有罪。五九七年，高湯死，子高元立。五九八年，高元率眾萬餘人攻遼西，被隋兵擊走。隋文帝得到這個藉口，發兵三十萬，分水陸兩路進攻高麗。陸路出臨榆關（山海關），軍中發生疫病，海路向平壤，遭遇大風，船多覆沒。隋文帝只好退兵。史書說，兵士死去十之八九。他無故興兵，表現了大國的驕橫態度，出兵受挫，他當然不會甘心。可是，他終究是個有經驗的皇帝。當時正是與突厥達頭、都藍兩可汗決勝敗的緊要關頭，他利用高元遣使來請和的機會，宣告罷兵，恢復兩國原來的關係。後來隋煬帝驕橫無比，繼續走隋文帝受挫的舊路，對高麗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終於引起國內的大亂，隋朝也就崩潰了。 隋文帝為鞏固國家統一作出了貢獻。首先是厲行節儉政治，使民眾在較輕的剝削下得以發展生產。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適合於南北統一後的中國。刑律刪去若干秦、漢、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個重大的改進。隋文帝利用突厥內部存在的弱點，以謀略為主，軍事為輔，避免發生大戰爭，這對國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晉末年開始的國內分裂，經隋文帝積極經營，造成了較為穩定的統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 第二節南北統一後的經濟狀況 民眾需要和平與統一，隋文帝政治上的措施，一般符合民眾的願望。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在隋文帝節儉政治的統治之下，民眾負擔比南北朝時有顯著的減輕。封建社會裡，民眾得到這些必要的條件，社會生產主要是農業生產就會自發地呈現出繁榮景象。過了一個時期，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生活愈益趨於驕奢淫逸，剝削隨而愈益無所限制，到後來，生產萎縮，民力耗盡，民眾不得不發動起義來推翻統治者。這種一般的情況，即所謂一治一亂，組成中國長期封建社會螺旋形發展過程中的各個螺旋形。每個螺旋形，大都是一個朝代。朝代有的長，有的短或者很短，這決定於統治階級製造禍亂的程度。隋是一個很短的朝代，因為隋文帝雖然求治有效，可是隋煬帝的造亂非常劇烈，使得一時穩定下來的隋朝很快就崩潰。 下面主要是敘述隋文帝時候的經濟狀況。 均田——北齊均田法，普通民眾一夫受露田八十畝，一婦受四十畝，奴婢受田數與良人同。丁牛（壯牛）一頭受田六十畝，牛數不得多於四頭。又每丁受永業田二十畝，種桑或種麻。齊制與魏制不同處，在於齊制奴婢不受永業田。齊文宣帝時，宋世良請分牛地（一牛受田六十畝）給貧人，又說，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貧人無立錐的土地。五五七年，齊文宣帝議遷徙冀（治信都，河北冀縣）、定（治安喜，河北定縣）、瀛（治河間，河北河間縣）三州無田的人到幽州范陽郡（治涿，河北涿縣）就寬鄉謀生，百姓驚擾，議不能行。足見富貴人聚居及人口眾多的州郡，即所謂狹鄉，均田法已成空文。周武帝遵行齊制，隋文帝也遵齊制，實際上也就是承認富貴人已占的田地，不加變動。五九二年，隋文帝派遣使官，到全國各地推行均田法，狹鄉每丁才得二十畝，老幼所得更少，寬鄉可以得到足數的田地。江南地區，士族和土豪於五九○年發動叛變，經楊素武力鎮壓後，狹鄉民眾可能從均田法取得較多的田地。民眾按人口受田，即使狹鄉分田少，比無田終究是好一些。隋文帝時經濟繁榮，均田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六○九年，隋煬帝詔天下均田，史籍不載均田情形，大概詔書只是一紙空文。 租調徭役——南北朝課役法，大體如下述：南朝以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戶主男丁課租米五石，祿米二石，所種田每畝稅米二斗；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男丁年十六半課，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出嫁為丁，未嫁，二十歲為丁。女丁租、調都半課。男丁每歲服徭役不超過二十日。北朝：齊，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男，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丁男十八歲受田課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夫婦二人合稱一床，每歲課墾租（給朝廷）二石，義租（給郡）五斗；調絹一匹，綿八兩。西魏宇文泰使蘇綽定課役法，民年十八至六十四以及輕殘廢人都得納課，已娶的人，每歲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石）。單丁（未娶）半課。產麻的地方，課布一匹，麻十斤。單丁課四分之一。民年十八歲至五十九歲服徭役，豐年不超過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每家服役不超過一人。五六一年，周武帝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八丁兵即分服役人為八番，每人八個月內服役一次，十二丁兵是分十二番，十二個月內服役一次。上列南北朝課役法，輕重不一，大抵北齊法較輕，為隋所沿用。 五八一年，蘇綽子蘇威任度支尚書。蘇威聽蘇綽這樣說過，我定的課役法，不免過重，希望將來有人來減輕。蘇威聽了作為自己的責任，任度支尚書後，奏請減課役，務請輕簡，得到隋文帝的允許。當時規定的課役法，以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歲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受田（遵北齊制），納課服役。六十為老，免課役。丁男夫婦為一床，課租粟三石，桑土調絹一匹（四丈），綿三兩，麻土調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單丁及仆（部曲）隸（奴婢）半課。沒有受田的人都免課。五八三年，隋文帝改成丁年齡為二十一歲，受田仍是十八歲，負擔兵役卻減少三年。又改每歲三十日役為二十日，減調絹一匹（四丈）為二丈。五九○年，令百姓年至五十，可納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納絹數尺（唐制每日三尺，當是沿隋制），二十日不過數丈，對衰年人也是一種寬政。課役的減輕，有助於生產的發展，特別是農業的發展，因之取租粟比周、齊多，還不算過重。六○四年，隋煬帝即位，廢除婦人及奴婢、部曲的課役，又改男子成丁年二十一為二十二，比隋文帝時又寬了些，不過，隋煬帝橫徵暴斂，大興兵役，課役法全被破壞，所謂寬政，無非是些具文而已。 戶口——史籍所記戶口數，一般是比實際戶口要少些。自東漢末年起，由於戰亂相繼，實際戶口耗損極巨。又由於士族強盛，各依勢力大小，蔭庇民戶作私屬，民戶為逃避朝廷的課役，也只好忍受士族的蔭庇。所謂「百室合戶，千丁共籍」，就是士族奪取朝廷大量戶口的一種形式。因之，魏、晉迄南北朝，朝廷所有戶口數，比實際戶口數又少得多。東漢時期，大抵戶數在一千萬上下，口數在五千萬上下。三國以來，戶口驟減，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有戶二百四十五萬餘，口一千六百萬餘，號稱極盛，但遠不能比東漢。四六四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戶九十萬餘，口四百六十八萬餘。五二○年前後，北朝魏孝明帝正光年間，魏戶口比西晉太康時增加一倍有餘。如以戶五百萬，口三千二百萬計算，加上南朝宋戶口（假設南朝約經六十年，戶口數不變），全國有戶約六百萬，口約三千七百萬，也還比不上東漢。隋文帝開皇初年，有戶三百六十餘萬，滅陳得戶五十萬。後來逐漸增加到八百七十萬。六○六年，即隋煬帝大業二年，全國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大體上恢復了四個世紀以前東漢時期的戶口數。與戶口數相配合的墾田數，五八九年，有可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餘頃。《隋書·地理志》載隋煬帝大業年間，有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墾田數顯然遠非事實。兩漢按民戶所種田畝收租（三十稅一），按丁口收賦，因之戶口和畝數比較近真。隋按丁口授田收租，授田寬鄉狹鄉不同，朝廷並不按法令如數給田，收租卻不許短缺，因之戶口數比較近真，墾田數則是任意誇張，全不可信。 戶口在短期間激增的原因，主要是課稅輕，徭役少，民眾願意脫離士族的蔭庇自立門戶。同時，士族制度已經衰微，士族不再有足夠的勢力和朝廷爭奪民戶。南方士族政權消滅後，脫離蔭庇的民戶數量可能比北方更大。五八五年，隋文帝令州縣官檢查戶口，自堂兄弟以下親屬必須分立戶籍，檢查後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高熲奏行輸籍法，令州縣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樣檢查戶口一次，《隋書·食貨志》說，從此地方官無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檢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此後歷年檢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數不多。至六○九年，隋煬帝又一次大檢查，得丁二十四萬餘，新附口六十四萬餘。這次所得，約合五八五年所得的半數，其中還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見隱漏的戶口不是很多。假設北方歷年所得新附口數，為一千萬左右（約二百萬戶），也還遠不合六○六年的戶口數，除非六○六年戶口數出於虛構，否則激增一倍以上的戶口，其中很大一部分應在南朝士族勢力最大的江南地區。如果這個推測還不算遠離事實的話，那末，南朝陳舊境戶數當在三百萬以上，口數當在一千五百萬以上。這是從未有過的戶口數，說明長江流域經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開發，已經擁有約等於黃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經濟上升，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的重要構成部分。 凡屬於朝廷所有的戶口，都得負擔朝廷規定的課役。戶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五九二年，史籍敘述隋朝廷的富饒，說，度支官奏稱，府庫都藏滿，不能再藏，只好堆積在廊廡下。隋文帝別立左藏院來容納絹匹，並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東地區，今年田租減三分之一，調全免。這種富饒景象，據史書所記，曾一見於西漢文、景時期，經七百數十年，再見於隋文帝時，實行節儉政治的皇帝，歷史上確是極稀有的。 下列一些措施，也和經濟的發展有關係。 積穀——水旱災害，歷年常有，貧民死亡流散，常是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原因。隋文帝置倉積穀，預防荒年，收效甚大。倉有兩類，一類是官倉，一類是義倉。官倉積儲租米，供朝廷使用。隋文帝都長安，關中產糧不能供給京城的消費，漕運又有砥柱（河南三門峽）的險阻，一遇荒年，關中軍民便無法得食。五八三年，在衛州（治汲，河南汲縣）置黎陽倉（在河南濬縣大伾山北麓），在陝州（河南陝縣）置常平倉，在華州（治鄭，陝西華縣）置廣通倉，三倉逐次轉運，供京城食糧。募人自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送到常平倉，給予免本人兵役的報酬，足見漕運很困難。隋文帝曾在一個荒年裡，發廣通倉粟三百萬石賑濟關中饑民。此後，連年有災，倉谷也無法應急。五九四年，他只好率領饑民到洛陽就食，因為洛陽有充足的積穀。隋煬帝遷都洛陽，六○六年，在洛口置興洛倉（又名洛口倉，在河南鞏縣東南高原上），築倉城周圍二十餘里，有三千個大窖，每窖儲谷八千石。又在洛陽北七里處置回洛倉，倉城周圍十里，有三百個大窖。兩個倉共儲谷二千六百萬石。短期內能集合如此數量的食糧，固然由於殘酷的搜括，但也顯示當時農業生產是繁榮的。全國各州也置倉積穀，遇水旱荒年，便開倉賑給。義倉也稱社倉，是民間自置的公共糧倉。五八五年，隋文帝採納度支尚書長孫平的建議，初置義倉。五九六年，又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時，按貧富分三等出糧若干，最多不過一石，在當地造倉儲蓄，委鄉官管理，遇有災害，就在當地賑給。義倉設在鄉間，西北地方設在縣城，不讓州官掌管，有災開倉較為方便。義倉可防小災，官倉可防大災，這種積穀防災法，用意是可取的。 漕運——五八四年，隋文帝令宇文愷率水工開鑿廣通渠，引渭水自大興城（隋文帝所建新都，在長安舊城東南十三里，今西安市），東至潼關，長三百餘里，漕運通利，但砥柱仍阻礙關東漕運。五九五年，下詔鑿砥柱。大概鑿工延續不停，到六一一年（隋煬帝大業七年），砥柱崩，壓河水倒流數十里，工程完全失敗。 隋煬帝大規模發展漕運。六○五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人，開掘名為通濟渠的大運河。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黃河，自黃河入汴水，循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運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達淮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人循夫差故道開邗溝，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江蘇儀征縣）入長江。通濟渠廣四十步，兩岸都築御道，種柳樹護岸。六一○年，開江南河，自京口（江蘇鎮江市）至餘杭（浙江杭州市）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準備渡浙江游會稽山。 六○八年，隋煬帝發河北諸郡民男女百餘萬人開永濟渠（又稱御河），引沁水南至黃河，又連接衛河北至涿郡（治薊，北京市）。六一一年，隋煬帝乘龍舟自江都直達涿郡。兩渠共長三千餘里，隋煬帝帶著百官和兩岸步行的候選士人數千人，走了五十多天才到涿郡，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晝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郡不過一個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陸路確是便利得多。 隋煬帝開通濟渠、江南河，是要儘量消耗江南的財富，滿足自己的淫侈生活，開永濟渠，是要進行對高麗的侵略戰爭。他傷害大量民命，罪惡極大，但運河修成後，南北交通有顯著的改進，對經濟聯繫、政治統一都起著廣泛的作用。河北、河南、淮北、淮南、江南人民通過隋煬帝的發動，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從長遠的利益來看，當時人民所受傷害是取得了補償的。 錢幣——南、北兩朝，錢幣輕重極為紊亂。南朝， 陳有五銖、六銖、鵝眼等錢，嶺南諸州用鹽米布交易，都不用錢。北朝，齊有常平五銖錢，製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鑄錢，種類繁雜。周有永通萬國、五行大布、五銖三種錢幣，與齊舊錢雜用。河西諸郡也用西域金銀錢，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鑄錢，朝廷法定的錢幣只算是各種錢幣中的一種。隋文帝即位，力求錢幣統一，新鑄一種五銖錢，各市都置樣錢，不合樣的錢不許入市。前朝舊錢一律廢除。五八五年，新五銖錢通行全國，百姓稱便。滅陳以後，陸續在揚州（治江都，江蘇揚州）立五爐，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漢市）立十爐，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爐，依定樣鑄錢。隋文帝刑法嚴厲，不許私鑄錢流行，基本上保持錢幣的統一。隋煬帝時，私鑄錢又盛行，一千錢只重二斤，後來只重一斤，甚至翦鐵片、裁皮革、糊紙錢混入銅錢中使用。錢賤物貴，幣制大亂，一直亂到亡國。 商業——南朝商業比北朝發達。朝廷有軍國大事，臨時需要物品，令民眾折價繳納官府，官就在市上購買。官不是直接向民眾取得某些物品，而是向商人收購，想見商人平時囤積貨物，足以供應官府臨時的需要。北方商業落後，朝廷有所需求，直接向民眾索取實物。京官及州官有公廨錢，經營商業，放高利貸（隋文帝禁高利貸）。隋煬帝攻高麗，不時下令索取物品，官吏得令，先向民眾賤價買進，隨後宣布命令，貴价賣給民眾，一轉手間，官吏獲利數倍，民眾無端破產。官吏兼做商人，憑官勢求利，民間商業自然受抑制。隋煬帝建東都（洛陽），遷徙全國富商大賈數萬家到洛陽，洛陽商業曾盛極一時，可是隋末大亂，商業又歸於衰落。 隋朝農業發展，從積穀數量的巨大可以證明。手工業技術方面也有一些特出的事例，表現當時的技術水平。 造橋術 ——趙州 （河北趙縣）洨河上有安濟橋，是隋時匠人李春所造。安濟橋是用石材建造的一座單孔大弧券橋。弧券此端到彼端的跨度長三七·四七公尺。大券背上兩端有小石券各二。這座大石橋在建築技術上有不少卓越的特創，就是現代建築工程師看來也要為它讚嘆稱奇。七二○年，唐中書令張嘉貞為安濟橋作銘文，說隋匠李春造橋，「製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為。⋯⋯兩涯 （端）嵌四穴，蓋以殺（減輕）怒水之盪突，雖懷山（洪水）而固護焉。非夫深智遠慮，莫能創是」。李春的成就，銘文說得很清楚。他是深智遠慮的工程師，他的特創，人不知其所以為，表示在隋朝建築技術已經達到的水平上又有所提高。 造船術 ——楊素準備攻陳，在永安造大戰艦。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拍竿六枝，都高五十尺，用以拍擊敵船，艦上容戰士八百人。隋煬帝造龍舟，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起樓四層。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兩層有一百二十個房，下層住閹宦。大船行動遲鈍，戰艦隻能順江流而下，龍舟要幾百人挽著走，挽船人被稱為殿腳，足見船本身是不能動的。這種船的特點是堅固能載重，要造成這樣的船，也是一種特殊的技術。 隋朝廷上有兩個著名的巧匠。一個是宇文愷。他為隋煬帝造觀風行殿。殿下設輪軸，離合便利，可以分開行動，也可以合併成一大殿，容納數百人。又一個是何稠。他為隋煬帝造六合城。攻高麗時，帶六合城到遼東，曾在一個夜裡合成一座周圍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布列甲士，立仗建旗。第二天早晨，高麗人望見，驚奇以為是神功。隋時，造琉璃法失傳，何稠用綠瓷製造，與真琉璃無異。《隋書》說宇文愷、何稠「巧思過人」，他們確有巧妙的技術，不過，他們為奉迎淫侈荒唐的隋煬帝而運用巧思，那就只能造出浪費資財不切實用的所謂行殿、六合城之類的奢侈物。他們和民眾的巧匠李春相比，顯得李春是多麼可崇敬的巧匠！ 隋朝曾是一個富饒的朝代。這種富饒的根源，就是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統一。例如大運河是南北民眾合力開成的，造船是南方匠人的長技，朝廷巧匠之一的何稠，原來是南朝梁人。僅僅這些例也足以說明經濟文化發展起來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結合以後，經濟和文化比起秦漢至南北朝一段來有很大的進展。隋開始完成這樣的南北統一，因之它雖是短促的朝代，但對歷史是一個有貢獻的朝代。 第三節隋煬帝 隋煬帝憑藉隋文帝積累著的巨量民力和財富，得以無限止地行施暴政。他是歷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標準的暴君。他的奢侈生活和殘虐政治癒來愈兇惡地驅迫民眾陷入死地，到後來，農民發動大起義，消滅這個可恥可憎的浪子和暴君。 六○四年，隋文帝死，隋煬帝剛繼位，便決定遷都洛陽，徵發丁男數十萬人掘長塹，自龍門（山西河津縣）起，東接長平（山西高平縣）汲郡（河南汲縣），抵臨清關（河南新鄉縣東北），渡河至浚儀（河南開封市西北）襄城（河南襄城縣），達到上洛（陝西商縣），作為保護洛陽的關防。他以為關中是可靠的，洛陽外圍劃一條長塹，塹內土地與關中相聯結，就可以有恃無恐，放膽作惡，不怕塹外民眾的反抗了。這種自造分裂、與民為敵的愚頑想法，此後一直支配著他的政治行動。六○五年，隋煬帝令宇文愷營建東京（洛陽），每月服役的丁男多至二百萬人。宇文愷迎合他的侈心，規模力求宏大。全國富商大賈數萬家被遷徙到東京居住。又令宇文愷別造顯仁宮（在河南宜陽縣）。徵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的奇材異石，以及嘉木異草，珍禽奇獸，都輸送洛陽充實各園苑。開通濟渠，自長安至江都，沿渠造離宮四十餘所，江都宮尤為壯麗。又在洛陽西面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內有海，周十餘里。海中造三神山，高出水面百餘尺，台觀殿閣，布置在山上，形勢非常相宜。海北有龍鱗渠，曲折流來注入海內。沿渠立十六院，院門臨渠，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翦彩綾為花葉，滿綴樹上，色壞更換新制，使常象春天。隋煬帝所到的地方，池沼里的冰趕快去掉，布上彩綾翦成的荷、芰、菱、芡。十六院想盡各種享樂的方法，招引隋煬帝的到來。他喜歡在月夜裡帶著騎馬的宮女數千人，馬上演奏著《清夜遊曲》，去西苑遊玩。 六○六年，隋煬帝招集周、齊、梁、陳樂家子弟，都編為樂戶，又六品官以下至於民庶，有擅長音樂倡優百戲的人都到太常寺當差。全國樂人和散樂（又稱百戲，即雜技）大集東京。隋煬帝在芳華苑積翠池旁檢閱散樂，有舍利獸先來跳躍。忽然水滿街道，到處都是黿鼉龜鱉。又有鯨魚噴霧掩蔽日光，轉眼間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走，頭上各頂一條長竿，竿上有人舞動，兩竿上人同時跳到對方的竿上。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等技藝。隋煬帝自製艷詩多篇，令樂官造成新聲，教樂人演奏。樂人、舞人逐年增加到三萬餘人，都穿錦繡彩色的衣服，西京、東京所有錦彩幾乎全部給他們做衣服。同年，造興洛、回洛兩倉，積儲食糧，派兵一千人鎮守。 宮室苑囿，聲色服玩以至食糧，大量集中在長塹裡面的洛陽，的確，隋煬帝滿以為可以長樂無憂了。他還有一條堅持的戒律，那就是拒諫。他曾對名士虞世南說，「我生性不喜人諫。如果已是達官，還想進諫以求名，我更不能饒他。如是卑賤士人，我還可以饒他些，但決不讓他有出頭的日子。你記住吧！」隋煬帝自負才學比什麼人都高，對侍臣們說，「人家說我繼承先帝遺業，其實我和士大夫比才學，我也該做皇帝。」他是一個極驕極貪的人，以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對的，自己所得的物都是不夠的，因之，予智予雄，任性妄為，剝削不顧民眾的死活，浪費只求本人的快意；對內殺人惟恐太少，對外用兵惟恐不多，自六○四年即位到六一八年被殺死，所有殘暴醜惡的事他都做了。《隋書》描寫這個民賊獨夫的情況說，「普天之下，莫非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這種情況，就是他那種掘長塹的愚頑思想支配著政治行動的結果。 隋煬帝的行動，總是想到就做，不讓民眾有暫時喘息的機會。下文為便利計，分遊玩、耀威、開邊、侵略四個主要方面來敘述。這些方面的事情，或發生在同年或前後年相銜接，每一事情的進行，當然都伴隨著極端殘酷的剝削。 一遊玩 六○四年，發丁數十萬人掘長塹。六○五年，發丁二百萬人營建東京。又發丁前後百餘萬人開通濟渠。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有很大的死亡。又在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到了仲秋，一切準備都告成功，隋煬帝率領一二十萬人的大群出遊江都。他自己乘坐高四層的龍舟，蕭皇后乘坐制度較小的翔螭舟，還有高三層稱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有稱為漾彩、朱鳥等名號的大船數千艘，妃侍、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別乘坐，另一部分船載帝後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挽船的壯丁多至八萬餘人，其中挽漾彩級以上船的有九千餘人，都著錦彩袍，號稱殿腳。又有平乘、青龍等名號的船數千艘，乘坐十二衛兵士並載兵器帳幕。這種船由兵士自挽，不給夫役。船隻相銜前後長二百餘里，騎兵夾岸護送。水面上是走不完的美麗船隻，兩岸上是森林般的彩色旌旗，水陸照耀，繁華非常，真是夠這個民賊得意的了。可是，僅僅獻食這一件事，多少民眾就為此破產。他下令所過州縣，五百里內居民都得來給貴人獻食。食品當然都是珍味，有些州獻食多到一百台，妃侍們吃不完，出發的時候，掘地坑一埋，就算是百姓獻了食。 隋煬帝在江都，令何稠等人大造車輿儀仗，課州縣送羽毛，作儀仗上的裝飾。捕鳥的人不算，單是造儀仗的人工多至十餘萬，用金銀錢帛不計其數。他每次出遊，滿街都是儀仗隊，長二十餘里。他遊玩一番以後，六○六年，回到洛陽，擺一個千乘萬騎的大儀仗隊護送他入京城。 六○七年，隋煬帝到北境去遊玩。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開前往并州的大路。他經過雁門（山西代縣），太守丘和獻食精美；到馬邑（山西朔縣），太守楊廓沒有獻美食，他很不滿意，調丘和為博陵（河北定縣）太守，令楊廓到博陵向丘和學習。邊境太守調作內地太守，是一種受賞的表示。丘和受賞，楊廓受辱，從此他所到的地方，郡縣官爭著獻食，又多又精。邊境郡縣比內地貧苦，一次獻食，不知有多少人喪失維持生命的口糧。他要出邊塞宣揚武威，暫停在榆林郡（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境），發丁男百餘萬人築長城，西起榆林，東至紫河（河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西），限令二十天築成，丁役死去十之五六。他築長城同洛陽外圍掘長塹是一樣的想法，以為有了長城，可以保證行軍的安全。他率大軍五十餘萬人，馬十萬匹，結成方陣，四面準備應敵。他和后妃宮眷及百官家屬都在方陣中間。大軍出榆林塞，遊行突厥牧地，受啟民可汗朝見，大軍轉入樓煩關（山西原平縣崞陽鎮東北），回到太原。又上太行山，開直路九十里，游濟源（河南濟源縣），自濟源回洛陽。這次遊玩，首尾不過四五個月，消耗資財不可計數，大臣高熲、賀若弼等人私議朝廷太奢侈，被人告發，隋煬帝給加上誹謗朝政的罪名，殺死他們。高熲是隋開國元勛，當朝執政將近二十年，有很高的聲望，無罪被殺，朝臣更不敢議事了。 六○八年，隋煬帝出塞巡視去年所築長城，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六○九年，隋煬帝到西境去遊玩。他率大軍準備擊吐谷渾，到浩亹川（浩亹音閣門今大通河，在青海樂都縣東），出兵擊敗吐谷渾。到張掖（甘肅張掖縣），重利誘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設（突厥守伊吾官）及西域二十七國使者伏路旁謁見。自張掖東還，路經大斗拔谷山（甘肅武威縣西二百里），遇大風雪，士卒凍死過半，馬驢凍死十之八九。六一○年，隋煬帝到江都，開江南河，準備去會稽（浙江紹興）遊玩。 六一一年，隋煬帝乘龍舟自江都到涿郡，發大軍侵高麗。六一三年、六一四年，又兩次大舉侵高麗。與三次用兵同時，農民起義軍到處發動，楊素的兒子楊玄感與貴族李密也起兵攻洛陽，隋朝崩潰已經迫近。六一五年，他又到北境去遊玩。突厥始畢可汗率騎兵數十萬謀襲擊隋軍，他得報急忙逃回雁門。次子齊王楊暕（音簡ji3n）率後軍守崞縣（崞音郭gu#山西原平縣）。突厥圍雁門城，城中兵民十五萬人盡力死守。雁門郡所屬四十一城，被突厥攻破三十九城，僅存雁門、崞兩城。他抱著幼子楊杲（音搞g3o），晝夜啼哭，不知所為。大臣蘇威等勸他下詔書，聲明不再出兵侵略高麗，並懸賞格，重賞戰守及來援的將士。他是從來不聽諫的，這時候只好聽諫了。果然，募兵詔書一下，立即生效，郡守縣令紛紛率兵來援，李淵的兒子李世民，年十六，也應募從軍。援軍已到忻口（山西忻縣北），始畢看形勢不好，解圍出塞。他回到洛陽，賞格不算數，有人勸他不可失信。他說，你想收買人心麼？嚇得沒有人敢再說話。他又準備發兵侵高麗，將士無不憤怨。六一三年擊敗楊玄感軍，六一五年募兵詔書，都證明在統治階級內部還有很多人擁護他，經這次失信，他才確實成了獨夫。 龍舟和水殿等大船都被楊玄感燒毀。隋煬帝回到洛陽，六一六年，令江都造新船數千艘，要新船比舊船更大更美觀。又令毗陵郡（治晉陵，江蘇常州市）集十郡兵數萬人，在郡城東南造宮苑，周圍十二里內建離宮十六所，制度仿照洛陽西苑，華麗更超過西苑。自從農民起義軍發動後，他心裡害怕，過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日子，四五年來一直睡眠不安，夢中常驚呼有「賊」，要幾個婦人象搖撫小兒那樣搖撫他才能入睡。有一次，大業殿西院起火，他以為「盜」來了，大驚逃入西苑，藏匿在叢草間，火止才敢出來。在六○四年，他覺得一條長塹可以保護洛陽，現在連宮內也覺得不可靠了。恰好江都送來新龍舟等大船，他決心離開洛陽去江都，因為江淮地區農民起義軍比較少一些。出發時，一個小官崔民象上表諫阻，他大怒，殺崔民象。走到汜水（汜音巳sì，河南滎陽縣），又一個小官王愛仁上表請還西京，他殺了王愛仁再走。到梁郡（河南開封市），有人攔路上書說，你如果真去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天下了，他又殺死這個人。大官們怕死不敢諫，讓小官諫，小官被殺，讓無官位的人諫。他呢，不論是誰諫，來一個，殺一個，表示去江都的決心。 隋煬帝到了江都，接見江淮地方官，專問獻禮多少。禮多的升官，禮少的黜免。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即升江都通守（副太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即升江都郡丞。因此地方官儘量搜括，製備禮物。江淮民眾賦稅奇重，生計斷絕，開始採取樹皮草葉充飢，後來什麼都吃完，逼得人相食。官府積儲食糧還很多，誰也不肯發倉賑濟。這個民賊不敢再遊玩了，坐在江都宮裡，無惡不作，等到六一八年被殺死時才停止作惡。 隋煬帝率領著龐大的遊玩隊，象暴發的山洪一般，凡是游過的地方，一路上民眾的生計幾乎都被沖刷得蕩然無遺，民眾所遭受的遊玩災，比起大水災、大旱災來並不輕些。他沒有到過的某些地方，也不免遭受較輕的遊玩災，那就是建築宮苑。西京、東京、江都三處，苑囿亭殿雖然很多，他覺得沒有什麼可意的，親自看天下山川圖，求勝地造宮苑。例如：六○八年，在岢嵐（山西岢嵐縣）燕京山上，環天池造汾陽宮；六一六年，在毗陵造十六離宮。《隋書·百官志》說，行宮（離宮）都設總監官，分上宮、中宮、下宮三等。可見長安至江都沿通濟渠四十餘所離宮以外，還有不少行宮，其中一部分是準備去遊玩的行宮。 遊玩是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耀威 國力強盛的封建朝廷，一定要向外宣揚聲威，何況侈心無限的隋煬帝，自然更要竭盡國力來滿足侈心。 所謂耀威，就是對外國誇耀隋朝的富強文明，使他們畏服。六○六年，突厥啟民可汗將入朝，隋煬帝在洛陽招集全國樂人和散樂。六○七年，啟民入朝，看到隋朝盛大精美的各種文物，非常羨慕，請求改變服裝，完全華化。同年，隋煬帝到榆林，令宇文愷作大帳，帳下能坐數千人。啟民率所屬奚、霫（音習xi）、契丹等部落酋長數十人及突厥酋長到帳下朝見。賜啟民等人大宴並看散樂。這些遊牧人看了又驚又喜，爭著獻出牲畜表示敬意。隋煬帝送給啟民二十萬段絲織品，其他酋長也按等級受重禮。隋煬帝率大軍出榆林塞，令宇文愷作觀風行殿，又作行城。可以在平地上臨時造出大城和大殿。遊牧人駭怪，以為是神功，每望見御營，十里外就跪伏叩頭，走路不敢騎馬。 西域諸國商人向來在張掖交易，隋煬帝令裴矩駐張掖掌管通商事務。裴矩就商人訪問西域諸國山川風俗，國王及庶人狀貌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又別制西域地圖，以敦煌為總出發點，分三路向西，從伊吾起為北路，從高昌起為中路，從鄯善起為南路，自東至西將近二萬里。隋煬帝要誇耀隋朝聲威，使裴矩利誘西域諸國入朝。西域人有利可圖，紛紛來洛陽，沿路郡縣招待迎送，耗費極大，為害一直到隋亡。六一○年，西域諸國使者和商人齊集洛陽。隋煬帝於正月十五日（夏曆）夜間，在皇城端門外大街上置設盛大的百戲場，為西域人演奏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奏樂人多至一萬八千，聲聞數十里，燈火光照耀同白晝，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隋煬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飾市容，廣積珍貨，商人服裝華美，連賣菜人也用龍鬚席鋪地，陳列蔬菜。西域人經過酒食店門前，店主邀請入座，醉飽出門，不取酬償，告訴客人們說，隋朝富饒，酒食照例不要錢。客人們不是痴人，口頭上不免讚嘆一番。市上樹木都用帛纏飾，有人指帛問道，隋朝也有赤身露體的窮人，為什麼不給他們做衣服，卻用來纏樹？市上人無話可對。隋朝和西域通商當然要雙方有利，現在變成隋朝民眾的大害。隋煬帝本人想求得聲威，象豐都市纏樹的帛那樣，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譏笑。他給突厥厚禮，或者還可以說用過重的代價防止北邊可能有的戰事，對西域人夸富，那就純然是愚蠢的行為。 隋煬帝招募能出使絕遠地方的人，常駿、王君政等應募願出使赤土國（馬來半島南部）。六○八年，常駿等帶著絲織物五千段，從南海郡（廣東廣州市）出航，到了赤土國，送給國王厚禮，受到國王的歡迎。國王遣兒子那邪迦隨常駿等來中國，隋煬帝賜那邪迦及隨從人官位和物品。 倭國自東漢光武帝時，已正式和中國朝廷通使，歷魏、晉至於齊、梁，往來不絕。六○○年，倭國使者來朝。當時正是隋文帝在位，國家繁昌，佛教興盛的時候。倭國使者回去不久，於六○七年又來朝見，並有沙門數十人隨使者來中國學佛法。倭國王自稱日出處天子，稱隋帝為日沒處天子，隋煬帝很不滿意。六○八年，隋煬帝使裴清到倭國報聘。倭國也遣使者隨裴清來贈送禮物。 與四鄰往來，交換有無，本是中國朝廷應做的好事情，但隋煬帝做來卻成為害多利少的壞事情。他為滿足聲威擴張的侈心，對突厥、西域諸國，行為極其愚蠢，對南方赤土，東方倭國，因有海洋的限制，侈心受阻，使得往來的情況較為正常，從而有利於文化上的交流。 三開邊 隋文帝末年已經表現了開拓疆域的傾向，隋煬帝加強這種開拓，短時期內造成領土廣大的帝國。 吐谷渾——吐谷渾國王的始祖是西晉時遼西鮮卑酋長慕容涉歸的庶長子吐谷渾。慕容涉歸立慕容廆為嗣，吐谷渾率所部西遷，在青海一帶廣大土地上遊牧。吐谷渾國官制器械衣服大體上與中原同，風俗與突厥相似。北朝末年，吐谷渾國王開始稱可汗，建都伏俟城，地在青海西岸十五里處。國土兼有西域鄯善、且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且末縣）等地。五九七年，國內大亂，國人立伏允為可汗。六○八年，隋使鐵勒襲擊吐谷渾，伏允大敗，逃入隋西平郡（治湟水，青海樂都縣）境，請求隋兵保護。隋煬帝出兵兩路迎擊，伏允大敗。六○九年，隋煬帝親到浩亹，派兵四面圍攻，伏允逃走。吐谷渾十餘萬人降隋。隋兵取伏俟城。自西平、臨羌城（青海西寧縣西）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土地，盡為隋所有。隋設置鄯善、且末、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青海西寧市西南）四郡，郡下設縣、鎮、戍多處，遷徙全國輕罪人來充實這些新郡縣。大開屯田，防禦吐谷渾殘部，保障通西域的道路。隋末大亂，伏允收復舊境，侵擾河西諸郡。 伊吾——伊吾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哈密縣）是通西域的要道，突厥一向設吐屯設（官名）鎮守伊吾。六○九年，隋煬帝擊破吐谷渾，在張掖召集高昌王、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使者大朝會。吐屯設獻西域地數千里。 流求（台灣）——在建安郡（治閩縣，福建福州市）東，相隔有五天海程。三國時代，稱為夷州。二三○年，孫吳的將軍衛溫、諸葛直曾率兵萬人到達這裡。六○七年和六○八年，隋煬帝先後兩次派朱寬到流求。六一○年，隋煬帝令陳棱、張鎮州率兵萬餘人，自義安（廣東潮州市）航海到達流求。從此，流求與內地的經濟和文化聯繫就更密切了，內地遷居到流求的人也就更多了。 隋煬帝開拓疆域，到六○九年止，全國共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餘。西到且末，北到五原，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國勢號稱極盛。 四侵略 這裡所說侵略是專指對高麗的三次戰爭。隋朝迅速崩潰，這三次戰爭起著更重要的催促作用，因為戰爭中民眾所受痛苦，比遊玩、耀威和開邊更嚴重得多。侵略戰爭引起農民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大起義，大起義催促隋朝的迅速崩潰。企圖用大力擊滅高麗的隋煬帝，就是這樣被民眾擊滅了。第一次侵略戰爭 五九八年，隋文帝出兵侵高麗，失利退回。當時國家興盛，朝臣們都以為國威受挫，應繼續用兵，只有儒生劉炫不附眾議，作《撫夷論》指陳利弊。隋煬帝侵高麗，開始時顯然受到所謂眾議的支持。 六○八年，隋煬帝開永濟渠，自黃河北通涿郡。六一○年，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貴至十萬錢；又派使官檢閱兵器，務求精新，如檢閱不認真，使官立即被斬首。他作了這些準備以後，六一一年，自江都乘龍舟直達涿郡。下詔征天下兵，在涿郡集中。徵兵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鑹（小矟）手三萬人，足見這次出兵，確是動員了全國的兵力。令東萊（山東掖縣）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工極嚴急，匠役晝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腐爛生蛆，死去十之三四。令河南、淮南、江南造軍用車五萬輛送高陽（河北高陽縣），供軍士挽載衣甲帳幕。發河南、河北民夫，運送軍需。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船隻相銜接，長千餘里。經常有數十萬人在水陸兩路運送兵甲和攻城器具，晝夜不息。民夫病死後，屍體遺棄在路旁，滿路臭穢。山東郡縣負擔尤其沉重，民夫運米，車牛一去不得回來，丁男大量死亡，田畝多荒棄，米價騰貴，東北邊上一斗米竟貴至數百錢。牛車被徵發完了，又徵發鹿車（人力小車）夫六十餘萬人。二人共推一車，載米三石，道路遙遠，送到糧台時，米已吃完，無法繳納，只好逃亡。官吏大肆貪虐，儘量刻剝，百姓困窮，生機斷絕。居家只有一條死路，反抗還可活命，農民紛紛聚眾起義，攻擊城邑。隋煬帝令郡縣官搜捕，隨獲隨斬。當然，這只能激起農民更堅決的反抗。 不必等待出兵，隋朝崩潰的前景已經顯然在望了。 六一二年，四方應徵的兵士全部到達涿郡。隋煬帝令左右各十二軍分為二十四路，向著平壤出發，每軍設大將、次將各一人，統率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騎兵每隊一百人，十隊為一團。步兵二十隊為一團。每團設偏將一人。又有輜重、散兵等四團，由步兵夾路護送。每軍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聽皇帝指使，不受大將節制。全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運輸糧餉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第一軍出發，以後每日發一軍，前後相距四十里，連營漸進，實際上經過四十日，才出發完畢。各軍首尾銜接，鼓角相聞，旌旗相望，長九百六十里。御營分六軍，最後出發，長八十里。《隋書》說「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這種近古未有的大出師，在隋煬帝看來，無非是又一次大遊玩。戰爭的後果將是什麼，他是根本不考慮的。他滿以為大兵一到，高麗就會來投降。 隋煬帝依據高麗會投降的願望來部署戰爭。嚴令諸將，凡軍事進止，都要奏報等待命令，不得專擅。又令諸將，高麗如請降，必須撫慰，不得縱兵進攻。隋兵渡遼河進圍遼東城（遼寧遼陽市）。守城軍每遇危急，就聲稱要投降。隋軍不得不停攻，馳奏請旨，等到請旨回來，守軍補充完備，又堅守拒戰。如此再三，隋煬帝還是深信高麗會投降，遼東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個不曾攻取。隋大將來護兒從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麗守軍戰敗。大將宇文述等九軍渡鴨綠水，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麗軍戰敗。來護兒所率攻城精兵四萬，逃回船上僅數千人，宇文述等所率三十萬五千人，除衛文升一軍不敗，其餘潰軍逃回遼東城下，只有二千七百人。隋煬帝大怒，率殘餘軍回洛陽。 大敗引起隋煬帝大怒，大怒引起又一次大出師，出師引起更嚴重的後果，隋朝的崩潰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侵略戰爭 六一三年，隋煬帝下詔，徵發全國兵到涿郡集中。又招募勇士從軍，號稱驍果。他對朝臣們說，「憑我這個力量，海可以拔，山可以移，高麗算得什麼！」當時農民起義軍已經到處發動，他還在遙望著高麗，以為只有自己去才能成功。他率大軍渡遼河，攻遼東城。這一次作戰，算是有些改善，允許諸將便宜從事，不必事事奏請命令。諸軍猛攻遼東城，高麗守軍非常勇敢，擊退晝夜不息的攻城軍。攻守二十餘日，雙方死傷都極重。在兵力對比下，高麗軍以少御多，持久是有困難的，正當危急的時候，隋民眾起兵攻洛陽，客觀上援助高麗民眾取得守城的勝利。 大貴族楊玄感，受命在黎陽倉督運軍糧。楊玄感是個凡庸的野心家，並不真正想到民眾的痛苦，只是認為有機可乘，起兵一試，奪取洛陽，稱些時皇帝，就算滿足了。別一貴族李密向他獻上、中、下三策，說，上策是襲據涿郡，扼臨榆關，使隋軍潰散在關外；中策是攻取長安，安撫士民，等隋煬帝回來，據關中和他對抗；下策是襲攻洛陽，但洛陽有越王楊侗率兵留守，久攻不下，隋兵四面來救，事情就難說。這三策都是很不可靠的軍事冒險，下策更是必敗之道，因為即使攻下洛陽，也免不了四面受攻。楊玄感恰恰採用下策，說：不取洛陽，怎能顯示我的威力，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起兵後攻洛陽不下，隋煬帝已派兵來救，楊玄感取城的希望斷絕，想在城外稱皇帝，被李密勸阻。事情眼看不成，還想稱一稱帝，足見他謀求的不過是這個稱號。 楊玄感的軍隊，卻仍是農民起義軍性質。楊玄感在黎陽選運糧民夫五千餘人，又選江南船夫三千餘人，對他們說，皇帝無道，不管百姓死活，天下騷擾，成千上萬的人死在遼東。現在我同你們起兵救百姓，你們是否同意？聽眾歡喜踴躍，願意從命。楊玄感說的話，是符合民眾意旨的，民眾追隨他，是相信他真的想救百姓，所以這支軍隊，還是以救百姓為號召的農民起義軍。 楊玄感引兵向洛陽，從汲郡南渡河，沿路民眾自動從軍，軍門前熱鬧象個市集。楊玄感軍沒有弓箭甲冑，只用單刀柳木楯。他使弟楊積善率兵三千沿洛水西進，又使弟楊玄挺率兵一千越邙山南進。楊侗派出精兵五千人拒楊積善，八千人拒楊玄挺。楊積善兵到，隋兵不戰自潰，棄甲仗在地上，有意送給楊軍。楊玄挺兵到，隋兵一戰就後退，如此五退，楊軍到洛陽城門下，隋將率十餘騎逃入城，隋兵全部投歸楊軍。楊玄感屯兵城外，告兵民說，我做官做到上柱國，積財產積到萬金，我用不著再求富貴了。現在冒滅族的風險，只是想救百姓呵！民眾相信他的話，每日有上千的人到軍門投效，楊玄感軍擴大到五萬餘人。長安留守代王楊侑使衛文升率兵四萬出關救洛陽。楊玄感已有兵十萬，衛文升軍每戰，兵士棄甲坐地不起，讓楊玄感軍收取甲仗。前後凡十二戰，衛文升剩下兵士無幾。 隋煬帝督大軍猛攻遼陽城，得洛陽告急書，大懼，連夜退兵，軍用物資，全部放棄。命令大將宇文述、屈突（姓）通、來護兒等分路攻楊玄感。楊玄感兵敗，向西逃奔，在路上自殺。 楊玄感走必敗的道路，起兵時已經決定了敗局。民眾踴躍從軍，兩個月便聚眾至十萬人，這種極端厭棄隋朝的表示，也決定了隋朝的敗局。隋煬帝反以為自己得勝了，回到洛陽，大殺示威。他對臣下說，楊玄感一聲號召，便聚眾十萬，更證明天下人不要多，人多盜也多，不殺個乾淨，怎能懲戒別人。他以治楊黨為名，殺三萬餘人，流放六千餘人。楊玄感曾開倉賑濟百姓，凡取米的人都被隋煬帝坑殺。經過這次大屠殺，他認為又可以出兵侵高麗。 第三次侵略戰爭 六一四年，隋煬帝到涿郡，下詔征天下兵。當時國內已亂，諸郡多留兵不發，在路上的兵士也紛紛逃亡，兵數比六一三年少得多。他自己駐遼西懷遠鎮（遼寧北鎮縣境），不敢渡遼河東進了。來護兒軍戰勝，將進攻平壤，高麗民眾已經困弊不堪，國王高元只好派遣使者來講和。隋煬帝算是獲得戰果，率軍回洛陽。他要求高元親身來會見，高元當然不聽，氣得他令諸將準備行裝，謀第四次出師。 他是不能在一個地方安居一時的。六一五年，到北邊遊玩，被突厥圍困，他不得已以不再侵高麗為條件，懸賞格招募救兵。解圍後回到洛陽，在街道上看見行人往來很熱鬧，對從官們說，還大有人在！意思是說，往年治楊黨，殺人太少。他否認賞格，並且又要發動侵高麗的戰爭，這個失信行為使將士們憤怨，對他喪失信心。 隋煬帝仇視民眾，是死不悔罪的民賊；一心好戰，是眾叛親離的獨夫。《隋書》論隋煬帝侵高麗事說：「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封建朝廷當它富強的時候，往往用兵力向外擴地，但也未必一定會亡國。隋煬帝這樣做，卻非亡國不可，因為他的狂暴行為使他成為一個十足完全的民賊，不折不扣的獨夫，獨夫民賊決不能逃避人民的懲罰。 隋文帝統治時期，民眾辛勤地積累起來的財富，被隋煬帝用遊玩、擴張、侵略三種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別是三次侵略戰爭，民眾死亡流離，實在不能再有所容忍。要摧毀這個殘暴統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農民大起義。 第四節隋末農民大起義 農民要推翻一個朝廷，重要條件之一，是在幾乎是同一的時期內普遍地展開武裝鬥爭，使得原來的統治機構應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漸陷入癱瘓狀態，然後有強者（不一定是起義者）出來取而代之。不過，這種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發動是很困難的。隋煬帝三次攻高麗，在全國範圍內連年徵發兵士和夫役，每一個勞動民眾窮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脅，有些人為求免於死亡，甚至自斷手、足，稱為福手、福足。暴政慘毒到這樣的地步，大規模起義也就蓬勃地發動起來。 農民起義，只要求（一）推翻舊統治建立起較好的新統治；（二）恢復和平與統一，得以安守鄉土，進行生產。要滿足這些要求，並不需要什麼明確的答案，因之，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加入農民隊伍，取得領導權，成為起義軍的首領。大體上，起義軍首領有兩種：一是代表起義要求的農民領袖；二是不講紀律，從事攻掠的草莽雄豪。他們在行動上表現出很大的複雜性，但是，只要以反抗舊統治為號召，並且得到一部分民眾的追隨，不論那些首領把起義軍領導成什麼模樣，都應是農民起義運動中的產物。 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舊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乘機分裂出來，反對舊統治者，更反對農民起義，割據土地，自成一種勢力。農民起義的成敗，取決於舊統治者、割據者、農民起義軍三種勢力鬥爭的結果。一般地說，農民起義，起初總是分散在各地區，自然帶著地方性。這是發動時期的現象，其主要特徵是對抗舊統治的進攻，其次是地方性兼併。鬥爭的結果，有些起義軍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轉為全國性的鬥爭，這是兼併時期的現象，其主要特徵是基本上完成了本地區的兼併，為求得全國的統一，消滅其他起義軍和割據勢力。隋末農民大起義，產生了許多起義軍，但都不曾脫離發動時期的局限狀態。這是因為具有若干優越條件的唐朝，利用隋的舊統治，成立唐的新統治，不待起義軍轉入兼併時期，它卻以強者的姿態進行兼併，消滅各種起義軍和割據者。既然沒有一個起義軍首領能夠實現農民的要求，唐朝的成功，起著縮短兼併過程的作用，也就有合於民眾的需要了。 一發動時期 甲農民起義 隋煬帝自六○四年即位時開始，連年遊玩和擴張，到六○九年擊破吐谷渾，設西海、河源等四郡，算是他諸事順利，志得意滿的時候，另方面，卻是廣大民眾遭受暴政，難以忍耐的時候。六一○年（大業六年）夏曆正月初一日，拂曉前有壯士數十人，白衣白冠，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進入建國門（端門）。守門官、兵都叩頭禮拜。壯士奪取武器，將進入宮內，與齊王楊暕的衛兵互斗，壯士鬥敗被殺死。佛教說釋迦佛衰落，彌勒佛代興，因之，凡假借彌勒佛出世作號召，都含有反抗舊統治的意義。這數十個壯士的行動，顯然是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第一個信號。隋煬帝殺死這數十人，又在洛陽大搜查，連坐千餘家，自以為平靜無事了。夏曆正月十五日，就在端門外大街上舉行規模盛大的百戲，供西域人賞玩。六月，雁門（山西代縣）豪帥尉文通聚眾三千，據莫壁谷。六一一年一月（大業六年十二月）朱崖（廣東瓊山縣）人王萬昌起兵反隋。這兩處都很快被隋兵擊滅，但在同一年（大業六年）里，一北一南繼洛陽數十壯士而起兵，顯示民眾是要走起義的道路了。隋煬帝自恃強大，依然走亡國的道路。 六一一年，隋煬帝徵發大量兵士和民夫，準備第一次侵略戰爭。山東民眾受禍尤重，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也首先在山東地區爆發起來。 （一）齊郡鄒平（山東鄒平縣）人王薄聚眾據長白山（山在山東鄒平縣），自稱知世郎，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勸民眾起義。避役民眾多往歸附。 （二）平原郡（治安樂，山東德縣）豪強劉霸道據豆子■（音岡gang山東惠民縣境），聚眾至十餘萬人，號稱「阿舅」軍。《隋書·煬帝紀》於六一三年（大業九年）載「平原李德逸聚眾數萬，稱阿舅賊」。農民起義往往聚散無常，可能劉霸道眾散後，李德逸聚眾仍沿用「阿舅」名號。 （三）漳南（山東平原縣、恩城西北）勇士孫安祖拒絕當兵，被縣官笞辱，得同縣豪俠竇建德的助力，聚眾數百人，入高雞泊在（漳南縣境）中，自稱將軍。 （四）清河郡鄃縣（鄃音舒shū山東夏津縣東北）人張金稱聚眾殺掠。六一六年，攻破平恩縣（河北丘縣），一天殺男女萬餘人，又攻破武安（河北武安）、鉅鹿（河北鉅鹿）、清河（河北清河縣）等縣。張金稱是強盜，殺掠極為殘暴。 （五）蓨縣（蓨音條tiao河北景縣）人高士達在清河境內聚眾，自稱東海公。 （六）竇建德家屬被隋官屠殺，竇建德率眾二百人逃歸高士達。張金稱殺孫安祖，孫安祖部屬歸竇建德，眾至萬餘人。竇建德招收才能，與士卒同甘苦，遠近人多來歸附。 其餘小部起義軍，不可計數。隋煬帝派遣都尉、鷹揚等軍官，會同郡縣官追捕，捕得就殺。這種極凶暴的鎮壓，對初起的起義軍自然是很嚴重的摧殘，但絲毫也不能阻止起義運動的繼續高漲。 六一二年，隋大軍從遼東敗回。六一三年，徵發兵役，進行第二次侵略戰爭。民眾厭戰，起義運動更加擴大。 （一）杜彥冰、王潤等攻破平原郡城。取財物後，棄城他去，說明隋還有兵力奪回城池。 （二）靈武郡（治回樂，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西南）豪帥白瑜娑奪取牧地馬群，勾結突厥，攻掠隴西（治襄武，甘肅隴西縣）一帶，號稱「奴賊」。隋煬帝派兵鎮壓，相持連年，不能取勝。 （三）濟北郡（治盧，山東茌平縣）人韓進洛聚眾數萬反隋。 （四）濟陰郡（治濟陰，山東曹縣）人孟海公聚眾數萬，見人說及書史，便加殺戮。 （五）北海郡（治益都，山東益都縣）人郭方預聚眾三萬人，自稱盧公，攻破郡城，取財物後棄城他去。 （六）濟北郡人甄寶車，聚眾萬餘人，攻奪城邑。 （七）齊郡（治歷城，山東濟南市）人孟讓、王薄等據長白山，有眾十餘萬人。清河郡人張金稱、渤海郡（治陽信，山東陽信縣）人孫宣雅、平原郡人郝孝德、北海郡人郭方預、河間郡（治河間，河北河間縣）人格謙，各有眾數萬或十餘萬人。隋將張須陀率齊郡兵擊敗王薄、孫宣雅、郝孝德、郭方預等部。起義軍受阻，無力占領郡縣城。隋朝勢力在山東一帶仍能立足，並不感到威脅。 隋煬帝正用全力攻高麗遼東城，楊玄感、李密在黎陽（河南濬縣）起兵，渡河攻洛陽城，這對隋朝的威脅是嚴重的。隋煬帝得報，連夜退兵，擊敗楊玄感。楊玄感的起兵促使起義軍進一步發動起來。 （一）餘杭郡（治錢唐，浙江餘杭縣）人劉元進起兵響應楊玄感，三吳子弟逃避兵役，紛紛來歸附，不到一月，聚眾數萬人。 （二）梁郡（治宋城，河南商丘縣）人韓相國起兵響應楊玄感，不到一月，聚眾至十餘萬人。楊玄感敗後，韓相國被隋官捕殺。 （三）吳郡（治吳，江蘇蘇州市）人朱燮、晉陵縣（江蘇常州市）人管崇起兵，襲破隋將趙六兒營，眾至十萬人。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為天子，占領吳郡。建安等郡豪帥多捕執隋地方官，響應劉元進。劉元進成為江南起義軍大首領，隋煬帝派遣大將擊敗劉元進。又派遣王世充擊殺劉元進等，坑殺降兵三萬餘人。民眾愈益憤怒，到處聚眾反抗，隋兵無法應付。 （四）豪帥陳瑱等聚眾三萬攻破信安郡城（廣東高要縣）。 （五）濟陰郡人吳海流、東海郡（治朐山，江蘇東海縣）人彭孝才聚眾數萬人反隋。 （六）梁慧尚聚眾四萬攻破蒼梧郡城（廣東封開縣封川鎮）。 （七）東陽郡（治金華，浙江金華市）人李三兒、向但子聚眾萬餘人反隋。 （八）呂明星率眾數千圍東郡（治白馬，河南滑縣）城，被隋將殺死。 （九）唐縣（河北唐縣）人宋子賢自稱彌勒出世，謀起兵，被隋官捕殺，並殺同謀千餘家。 （十）扶風郡（治雍，陝西鳳翔縣）沙門向海明自稱彌勒出世，聚眾數萬人，自稱皇帝，被隋將擊破。 （十一）杜伏威、輔公祏（音石shi）在淮南聚眾，兼併苗海潮、趙破陳等部，擊敗江都留守派來鎮壓的隋軍，杜伏威勢力漸盛。 六一三年以前，民眾起義地區在山東。楊玄感反隋後，起義地區擴大到大河南北以及江南、嶺南、關中、淮南，局部地區起義轉成全國到處起義。隋煬帝採取的對策是，發丁男十萬修大興城（西京），令全國各郡、縣和驛站都修城或築城。又令各郡縣城遷移到驛路附近五里以內。甚至令郡縣官籍沒起義人的家產和人口。郡縣官為奪取財物和人口，更加專擅威福，任意殺掠，逼得不曾參加起義的民眾再也不能留戀鄉土，再也不能容忍隋朝的暴政。這時候，隋朝兵力雖然還強大，足以對抗民眾起義，並且仍占相當優勢，但政治已經腐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兵力也就無濟於事了。 六一四年，隋煬帝又徵發全國兵士和民夫，發動第三次侵略戰爭。民眾也繼續起義來對抗殘酷的迫害。 （一）扶風郡人唐弼起兵，有眾十萬人，立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 （二）彭城（治彭城，江蘇徐州市）豪帥張大彪據懸薄山，有眾數萬，被隋兵擊破，死一萬餘人。 （三）延安郡（治膚施，陝西延安縣）豪帥劉迦論自稱皇王，有眾十萬。隋將屈突通擊殺劉迦論，並殺起義軍萬餘人，擄男女數萬口。 （四）豪帥鄭文雅、林寶護等率眾三萬，攻破建安郡城。 （五）隋煬帝自遼東回洛陽，邯鄲縣（河北邯鄲縣）豪帥楊公卿率八千人，襲擊隋軍後隊。 （六）豪帥司馬長安攻破長平郡城（山西高平縣）。六一五年，攻破西河郡城（山西汾陽縣）。 （七）離石郡（治離石，山西離石縣）匈奴人劉苗王自稱天子，有眾數萬，與隋兵相持，不分勝敗。 （八）汲郡（治衛，河南汲縣）豪帥王德仁聚眾數萬，據林慮山（在河南林縣境）。 （九）東海彭孝才攻沂水縣（山東沂水縣）。隋將董純擊破彭孝才軍，擒彭孝才。 （十）齊郡孟讓自長白山出擊諸郡縣，至盱眙（江蘇盱眙縣），據隋都梁宮，有眾十萬。隋將王世充大破孟讓軍，殺萬餘人，孟讓率數十騎逃走，部眾全被擄獲。 （十一）齊郡豪帥左孝友據蹲狗山，有眾十萬。隋將張須陀圍山，左孝友被迫出降。 （十二）涿郡豪帥盧明月聚眾十萬，屯祝阿（山東長清縣）。隋將張須陀率所部勇將羅士信、秦瓊等大破盧明月軍。六一五年，盧明月又有眾十餘萬，入豫州（治汝陽，河南汝南縣）境。 民眾參加起義軍，大抵全家相隨，部眾數萬或十數萬，並不是都能上陣作戰。例如隋兵擄獲劉迦論部男女數萬口，顯然都是起義軍的家屬。民眾扶老攜幼，手執武器，拚出全家生命和統治者死斗，以求一線的生路，正義完全在民眾一邊；統治者憑藉各種優勢，屠殺擄掠，凶暴已極，還惟恐不夠凶暴。這一年裡，隋朝兵力還很強大，不少起義軍受到挫折，但正如史書所說「董純戰雖屢捷，而盜賊（起義軍）日滋」，說明民眾是不會因戰敗或首領被擒被殺而停止反抗的，也說明統治階級即使象隋煬帝那樣荒淫昏亂的人作首領，對鎮壓民眾起義還是強頑不退縮的。階級鬥爭就是這樣殘酷尖銳的一種鬥爭。 六一五年，隋煬帝因農民紛紛起義，戶口大減，令郡、縣、驛亭、村塢都修築城池，所有民眾都遷入城中居住，給城附近的田地耕種。城附近的田地為數有限，居城中將無以為生，這又驅迫一批民眾不得不參加起義軍。 （一）齊郡豪帥顏宣政聚眾。隋兵擊敗顏宣政軍，擄男女數千口。 （二）豪帥楊仲緒率眾萬餘攻北平郡城（河北盧龍縣），被隋兵擊殺。 （三）上谷郡（治易，河北易縣）豪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王須拔死後，亞帥魏刁兒代領部眾，自號歷山飛，聚眾至十萬，勾結突厥，攻掠燕、趙一帶。六一八年，被竇建德殺死。 （四）淮南人張起緒聚眾三萬人。 （五）彭城人魏麒麟聚眾萬餘人，攻魯郡城（山東兗州）。 （六）東海豪帥李子通有眾萬人，渡淮，自稱楚王，攻江都。 （七）絳郡（治正平，山西新絳縣）豪帥敬盤陀、柴保昌等聚眾，與隋兵數萬人攻戰。隋兵燒村塢，坑殺降人，百姓怨憤，聚眾愈多。 （八）城父（安徽亳縣東南）人朱粲聚眾十餘萬人，被稱為「可達寒賊」，朱粲原是隋的「縣佐吏」，又曾「從軍」。聚眾後自稱迦樓羅王，又自稱楚帝，攻掠荊、襄一帶，極為殘暴。楊玄感起兵後，隋煬帝內心更加恐慌，感到洛陽也不是安全的居地。六一六年，離開洛陽，逃往江都，沿路有人勸阻，他殺死諫者，表示顧不得再要天下，也表示隋統治實際上已經解體。在這一年裡，起義軍力量又有進展。 （一）雁門郡人翟松柏據靈丘（山西靈丘縣），聚眾數萬人，轉攻旁縣。 （二）東海郡人盧公暹據蒼山（山東臨沂縣東），聚眾萬餘人。 （三）歷山飛別部甄翟兒率眾十萬攻太原，隋將戰敗被殺。 （四）馮翊郡（治馮翊，陝西大荔縣）人孫華聚眾，自稱總管。 （五）高涼郡通守洗珤徹（珤同寶）起兵反隋，嶺南少數族人多起兵響應。 （六）豪帥趙萬海聚眾數十萬人，自恆山郡（治真定，河北正定縣）攻高陽縣（河北高陽縣）。 （七）安定郡（治安定，甘肅涇川縣）人荔非世雄據臨涇縣（甘肅鎮原縣）聚眾，自稱將軍。 （八）鄱陽郡（治鄱陽，江西波陽縣）人操師乞、林士弘聚眾攻破豫章郡城（江西南昌市）。隋兵殺操師乞。林士弘擊敗隋兵，眾至十餘萬人，自稱楚皇帝，占地北起九江，南至番禺，在南方形成一個大勢力。 （九）東郡（治白馬，河南滑縣）人翟讓在瓦崗（在滑縣境）聚眾，單雄信、徐世勣等人各聚眾來歸附。翟讓率所部入滎陽、梁二郡境，奪取汴水上公私船貨物，聚眾至萬餘人。又有豪帥王伯當等人，各在本鄉聚眾。李密自楊玄感失敗後，流轉各地，聯絡諸豪帥。翟讓部最強，李密勸翟讓滅隋取天下。翟讓並無大志，辭謝不敢當。李密又勸翟讓攻取洛口倉，休養兵馬，待機大舉。翟讓聽從李密的獻策，引兵攻破金堤關（河南滎陽東北）和幾個縣城。李密設計擊破隋軍，殺隋大將張須陀，兵威大振。翟讓使李密自立一部，號蒲山公營。李密與士卒同甘苦，號令嚴明，在諸豪帥中，成為一個有政治雄心的起義軍首領。 （十）攻掠河北諸郡縣的豪帥有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人。隋將楊善會等對抗諸豪帥，勢力約略相等。隋煬帝派遣楊義臣攻張金稱，張金稱大敗逃走，被楊善會捕殺。隋將率兵萬餘人攻高士達。高士達讓竇建德指揮全軍，擊殺隋將。高士達戰勝，輕視敵軍，被楊義臣擊殺，全軍潰散。竇建德逃到平原，收集張金稱、高士達殘兵，自稱將軍。諸豪帥向來捕獲隋官及士族子弟，一概殺死，竇建德不那麼狹隘，因此，有些隋官敢於舉城來投降。竇建德聲勢漸盛，兵士多至十餘萬人。 （十一）河間豪帥格謙據豆子■，有眾十餘萬，自稱燕王。隋將王世充擊殺格謙。格謙部將高開道收集餘眾，攻掠燕地郡縣，軍勢又振。 在六一六年里，南方林士弘，河南李密，河北竇建德，都在本地區顯出高於其他首領的力量，農民起義軍有逐漸形成幾個大勢力的趨勢。隋官也在這一年裡，開始割據稱雄，成為推倒隋朝的另一種勢力。到六一七年，農民起義和隋官割據摧毀了隋統治，隋煬帝只好在江都等待死亡。 （一）杜伏威、輔公祏大破隋將陳棱軍，攻據歷陽郡城（安徽和縣），成為江、淮間的一個大勢力。 （二）竇建德在樂壽（河北獻縣）建國，自稱長樂王，成為河北地區的一個大勢力。 （三）魯郡豪帥徐圓朗攻破東平郡城（山東鄆城縣），據有魯、琅琊（治臨沂，山東臨沂縣）、東平三郡地，成為山東地區的一個大勢力。 （四）盧明月自稱無上王，擁眾號稱四十萬，自河南流轉到淮北。盧明月被隋將王世充擊殺，部眾潰散。王世充屢獲戰勝，在隋將中頗有聲望，為後來養成割據勢力準備了條件。 （五）李密攻破興洛倉，又大破自洛陽出擊的隋軍，聲威大振。翟讓等推李密為主，稱號魏公，軍事上用行軍元帥名義統率各軍。遠近豪帥如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治譙，安徽亳縣）張遷、魏郡（治安陽，河南安陽）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驢賊等都來歸附，眾至數十萬。李密各給官爵，使受行軍元帥府統率。原來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起義軍，有李密作大首領，多少表現出統一的傾向，似乎是一個進步，可是，這種傾向實際上並不曾起著進步的作用。 李密築洛口城，周圍四十里，作為魏國的都城。魏將孟讓夜襲洛陽外郭，燒掠豐都市，洛陽居民都遷入宮城，抵禦魏軍。李密招集大量豪帥，蒲山公營的紀律，對這些豪帥是沒有約束力的。李密缺乏駕馭群帥的才能，也就是缺乏引導群帥遵守紀律的才能，因之，歸附的豪帥愈多，李密的反隋行動愈受到牽制，最後不得不歸於失敗。隋大將裴仁基率兵降李密，李密使裴仁基、孟讓率兵二萬人襲破回洛倉，燒天津橋，縱兵大掠。當時越王楊侗留守洛陽，有兵二十餘萬，足以守衛城市，李密軍燒掠，更使隋軍守城愈益堅固。李密退歸洛口，楊侗搬運回洛倉米入城，李密再取回洛，形式上逼近洛陽，實際是頓兵堅城之下，陷於被動的形勢。隋煬帝令關中出兵救洛陽，有人勸李密使翟讓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自率精兵入關，襲取長安。既得西都，號令天下，可以成大業。李密說，這確是上策。不過，我所部將帥，都是出身草莽，我一離開，他們就會互相吞併，大業更無望了。楊侗得關中援兵，大破李密軍。李密逃回洛口，形成與洛陽相持的局面。 李密率眾向洛陽，大破隋兵，又取回洛倉。隋煬帝令王世充率江淮精兵救洛陽。李密遣徐世勣率兵襲破黎陽倉，開倉賑濟饑民，十天內得兵二十餘萬人。王世充統率各路救兵，會同洛陽兵共十餘萬人擊洛口，與李密軍夾洛水互擊，各有勝敗。 翟讓殘忍貪財，部屬離心，對李密卻還沒有殺害的意圖。李密怕翟讓先動手，聽從讒言，在宴會時殺死翟讓。翟讓的貪暴，即使比一般豪帥更壞些，但終究是瓦崗起事的首領，推戴李密，也顯示在短時期內並無奪位的野心，李密不能感化翟讓，又不能包容翟讓，用陰謀殺人，只能說明李密智短量窄，不足以成大業。翟讓死後，李密部屬開始心懷疑懼，李密也開始妄自尊大，疏遠舊將，不愛惜士卒，一時勃興的氣象轉變為敗亡的局面。 乙隋官割據 農民起義大大削弱了隋朝廷的統治力量，一些隋官乘統治力量削弱的機會，起兵割據，稱帝稱王。他們都是反對農民起義的反動勢力，但在消滅隋朝這一點上，也起著不小作用。 隋煬帝侵高麗，以涿郡為後方，積儲大量的器械資財，屯兵數萬，守衛郡城。各路豪帥常來攻奪，都被羅藝擊敗。羅藝有了聲望，六一六年，貶黜隋留守官，據有涿郡及附近諸郡，自稱幽州總管，成為威振燕地的大勢力。 六一七年，朔方郡（治岩綠，內蒙古自治區鄂托克旗東南）守將梁師都殺隋官，自稱大丞相。勾結突厥，奪得雕陰（治上縣，陝西綏德縣）等郡，自稱梁帝，受突厥封，稱大度毗伽可汗。 馬邑郡（治善陽，山西朔縣）軍官劉武周殺隋官，勾結突厥，據郡自稱太守。劉武周擊敗隋兵，奪得汾陽宮，受突厥封，稱定楊可汗，又自稱皇帝。 軍士郭子和被流放到榆林郡（治榆林，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郭子和襲殺隋官，自稱永樂王。勾結突厥，受封為屋利設。 金城郡（治金城，甘肅蘭州市）軍官薛舉逐隋官，據隴西全境，自稱秦帝，成為西北地區的一個大勢力。 武威郡（治姑臧，甘肅武威縣）軍官李軌逐隋官，據有河西五郡地，自稱河西大涼王。 巴陵郡（治巴陵，湖南嶽陽縣）軍官董景珍等推梁後裔蕭銑為主。蕭銑據巴陵郡，自稱梁王。六一八年，稱梁帝，都江陵，梁地擴大到嶺南，有兵四十餘萬，成為一個大勢力。 自梁師都至蕭銑，都在六一七年起兵割據，創立唐朝的李淵，也在這一年起兵奪得長安，隋朝勢力只剩下江都、洛陽兩個據點，隋官就在據點裡發生變亂，使隋朝完全覆沒。 六一八年，李密率眾三十萬，據北邙山，逼近洛陽城門，王世充不敢出戰。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都使人奉表勸進，請李密稱皇帝。李密說，東都還沒有攻下，不可以議這件事。實際上李密並無攻取洛陽的實力，雖然聲勢盛大，所處地位卻是被動的。但李密還在等待洛陽的來降，甚至不惜投降越王楊侗（隋皇泰帝），以求進入洛陽城。楊玄感不能入城，想在城外稱帝；李密也不能入城，想入城以後稱帝，兩人對必然無成的形勢同樣缺乏認識，因之也只能得到同樣的後果。 隋煬帝無法收拾時局，逃到江都後，愈益荒淫無度。宮中立百餘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輪流做主人，隋煬帝與蕭後等率侍女千餘人就房飲酒，杯不離口，晝夜昏醉。他心裡發慌，常對蕭後說，「外面大有人圖儂（我），且不管他，快樂飲酒吧！」有一次，他取鏡照面，對蕭後說，「好頭頸，不知該誰來斬它！」蕭後驚問緣故，他強笑道，「貴賤苦樂，沒有一定，斬頭也不算什麼！」當然，他是不肯束手等死的，六一八年，想遷都丹陽（江蘇南京市），令民眾給他修築宮室。當時江都糧竭，隨從衛士多關中人，謀逃歸鄉里。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隋官煽動衛士，得數萬人，攻入宮中。隋煬帝換服裝逃到西閣，被隋叛官捕獲。叛官們拔刀監視，隋煬帝問，我犯什麼罪？叛官們說，你輕動干戈，遊玩不息，窮奢極侈，荒淫無度，專任奸邪，拒聽忠言，使得丁壯死在戰場，女弱填入溝壑，萬民失業，變亂四起，你還說什麼無罪！隋煬帝說，我實在對不起百姓，至於你們，跟著我享盡富貴榮華，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今天的事，為首是誰？叛官們說，全國同怨，何止一人。隋煬帝承認對不起百姓，還算是臨死時認了罪。他要求飲毒酒自殺，叛官們不許。隋煬帝怕刀殺，自解巾帶給叛官們，這個「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李密宣布隋煬帝十大罪狀檄中語）的民賊隋煬帝就這樣被縊殺了。東都留守越王楊侗在洛陽稱皇帝，改元皇泰。 宇文化及占據六宮，淫侈生活同隋煬帝一樣。他率兵十餘萬，說要回長安。沿路奪民間船隻車牛，載運宮女珍寶，令兵士負武器重物步行，路遠困疲，怨聲載道。宇文化及軍行至鞏縣，被李密阻擊，改道走滑台（河南滑縣），聲稱要攻取東都。宇文化及北攻黎陽，想奪取黎陽倉。李密殺翟讓後，疏遠舊將帥，不願徐世勣在左右，使出守黎陽。徐世勣兵少，放棄黎陽，專守倉城。宇文化及要進關，總得和唐朝作戰，要取東都，也得和隋皇泰帝作戰。李密不知利用這種有利的形勢，卻替東都和關中阻擊宇文化及。黎陽被攻，不得不救，敵軍兵力都壓到自己身上來了。李密率精兵二萬到黎陽救徐世勣，怕東都兵攻後路。隋皇泰帝怕宇文化及戰勝李密，再來攻東都，使人招降李密，允許李密入朝後執掌文武大權。李密面對強敵正在為難，竟放棄起義軍的旗幟，投降了隋皇泰帝。他採取這種最下策，無非是想借入朝名義進入洛陽城，實行入城後稱帝的計謀。李密降隋，自以為無後顧之憂，引全部精兵與宇文化及大戰。宇文化及戰敗，率殘部二萬人逃到魏縣（河北大名縣西南），自稱皇帝，國號許。六一九年，被竇建德殺死。李密擊敗宇文化及，就回到洛口城，準備入朝。王世充先在洛陽城內發動政變，奪得皇泰帝的全部權力，李密不敢入朝，最下策也就落了空。 李密與舊將帥間相互猜疑不一心，這是最大的弱點。黎陽戰後，精兵損失極重；錯誤地估計王世充作亂，內部分裂，東都早晚可以取得，愈益驕傲自滿；李密失敗的時機完全成熟了。王世充抱著死裡求生的決心，率精兵二萬餘人，攻擊李密軍，李密軍大潰敗，舊將帥單雄信等叛變，投降王世充。李密無路可走，只得率殘部二萬人投奔唐朝，其餘將帥和州縣官多歸附王世充。李密來到唐朝，嫌待遇不夠優異，與王伯當出關謀叛變，被唐朝殺死。李密憑藉洛口倉米，聚眾將近百萬，以為人多勢盛，就足以成大事。他並不知如何用眾，也不知如何用兵，更不知如何用將，尤不知自己如何做人。他從農民領袖變成隋的降臣，又變成唐的叛臣，軍事上的失敗結合政治上的失敗，使李密成為不值得同情的失敗者。他的失敗，為唐朝增加了優勢，同時，也為王世充造成了強大的割據勢力。王世充戰勝李密，兵力大增，六一九年，廢隋皇泰帝，自稱皇帝，國號鄭。 二兼併時期 西魏宇文泰創府兵制，最高軍官有八柱國，其次有十二大將軍。八柱國中李弼、李虎、趙貴，十二大將軍中李遠、楊忠、王雄，都說是漢族人。楊忠子楊堅做了隋皇帝，三家姓李的人門閥貴盛，李姓代楊姓，在當時是可能有這種想法的。隋煬帝時，有術士造「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語。又有李玄英造民謠，說李密該做皇帝。李弼的曾孫李密受翟讓等豪帥推戴，讖語也是一個原因。李虎的孫兒李淵建立唐朝，招收許多降人，讖語也起了一些作用。當然，決定成敗的關鍵在於軍事上政治上的處置是否得當，李淵正是處置得當的成功者。 李淵襲封唐國公。六一三年，任弘化郡（治合水，甘肅合水縣）留守，有權徵發附近十三郡兵士。六一五年，任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有權選用郡縣文武官。六一六年，任太原留守。他三次做地方長官，特別是做軍事重鎮的太原留守，很有利於起兵反隋。六一七年，李淵從次子李世民計，起兵攻長安。當時關中隋兵出關援東都，關中空虛，李密不敢乘虛率精兵入關，卻給李淵得到入關的好機會。李淵與突厥始畢可汗講和，免除了後顧之憂，開倉賑濟貧民，取得了民眾的同情。李淵自稱大將軍，使長子李建成統率左軍，次子李世民統率右軍，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淵率左右軍自太原出發，派人四出招降隋郡縣官和各地豪帥，主力軍一直前進，自河東郡城（山西永濟縣）渡河至朝邑（陝西朝邑縣），分兵為兩路。李建成左軍據永豐倉，守潼關防東方兵入關。事實上李密與東都兵相持不決，誰也沒有力量顧及關中，但在李淵方面，這一部署卻很重要，因為據有永豐倉就可以供給大軍的糧食。李世民右軍經略渭北，招集兵卒多至二十餘萬人，一舉攻入長安城。李淵預定的計劃是尊隋煬帝為太上皇，立西都留守代王楊侑（音右yòu）為皇帝（隋恭帝），入城後實行這個計劃。李淵本是隋臣，公開反隋，就會給敵對勢力以討叛的藉口，用太上皇名義取消隋煬帝的地位，用隋恭帝名義招降隋官，設計是很巧的。更重要的措施是入城後與民眾約法十二條，廢除隋一切苛禁，這樣，關中民眾歸附李淵，唐政權取得了真實的基礎。六一八年，隋煬帝死，李淵也就廢隋恭帝，自立為皇帝（唐高祖），建都長安，成立了盛大的唐朝。 這個新朝代的首要任務是通過兼併來求得全國的統一。在兼併戰爭中，李世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滿二十歲的英俊少年李世民，即後來的唐太宗，是唐朝的實際創造者。 當時唐朝的四周，存在著許多敵對勢力和無所屬的游離勢力（包括各地豪帥），這就需要軍事力量和政治方法相輔為用，唐朝用寬容態度來招降游離勢力，用嚴峻態度來消滅敵對勢力，很快地完成了統一全國的大業。 下面列舉一些重要的敵對勢力和游離勢力。 薛舉——六一七年，薛舉稱秦帝後，都蘭州，又遷都天水，據隴西全境，有兵號稱三十萬。唐高祖初得長安，薛舉使子薛仁杲攻扶風，被李世民擊敗。六一八年，薛舉攻高墌城（陝西長武縣北），李世民兵大敗。薛舉乘勝將進攻長安，得病死去。薛仁杲據折墌城（墌音支zh9甘肅涇川縣東北）繼續攻唐。李世民在高墌城外大破薛仁杲軍，進攻折墌城，薛仁杲窮蹙，開門出降，隴西併入唐境。 李軌——都姑臧，六一八年，自稱涼帝。六一九年，唐滅涼，河西五郡併入唐境。 劉武周——據雁門、樓煩（治靜樂，山西靜樂縣）、定襄（治大利，內蒙古清水河縣境）等郡，自稱皇帝。六一九年，擊敗唐兵，李元吉棄太原逃歸長安。劉武周兵勢達夏縣、蒲坂縣（即河東縣），關中震駭。唐高祖準備放棄黃河以東土地，專守蒲津關以西，保衛關中。李世民說，太原重鎮，是國家的根本；河東殷富，是京城的財源，決不可放棄，願得精兵三萬，收復并州。唐高祖使李世民率兵自龍門（陝西韓城縣境）渡河，進擊劉武周軍。經多次大戰，六二○年，劉武周大敗，逃入突厥，被突厥殺死。唐收復并州。 薛舉、李軌、劉武周都是唐的近敵，薛舉、劉武周依附突厥，尤為強悍，唐消滅三個割據者，關中形勢得以穩固，有力量出關爭取天下。 王世充——李密敗後，文武官員及所屬郡縣多降附王世充。王世充成為河南最強大的割據勢力。 竇建德——六一八年，竇建德自稱夏國王。六一九年，聲稱為隋朝報仇，攻破聊城，殺宇文化及。又與王世充結好，派人到洛陽朝見隋皇泰帝。作為一個農民起義領袖，反隋的意志逐漸消失，雖然還不象李密那樣完全放下起義的旗幟，但也已經放下了一半，面對日益興盛的唐朝，前途是可想見的了。李密降唐，徐世勣據黎陽，也隨著降唐，唐高祖重視他的來降，賜姓李。李世勣（唐太宗時改名李勣）出倉米援助唐將李神通經略山東，唐取得許多州縣。竇建德攻取唐洺州城（河北永年縣），作為都城。隋皇泰帝被廢，竇建德才自稱皇帝，表示自己是隋的繼承者。竇建德南下攻破相州城（河南安陽縣），又攻破黎陽，李神通、同安公主（唐高祖妹）、魏徵、李世勣等都被俘獲。竇建德仍令李世勣守黎陽（李世勣不久逃歸長安），自己回到洛州。六二○年，竇建德出兵北攻唐幽州（治薊，北京市），不下。但幽州以南唐州縣都已被竇建德奪去，夏成為河北地區的大國。竇建德在國境內還有些政治措施，對部將也還能誠信相結，比隋末所有起義軍首領，他應是最有器局的一人。不過，他的器局是有限的，稱帝以後，驕氣滋長起來，聽信讒言，殺大將王伏寶，又殺諫臣宋正本，文武官不敢再說不同見解的話，他就這樣予智予雄地走上敗亡的道路。 六二○年，李世民出關擊王世充，大軍屯北邙山，連營逼洛陽。王世充所屬河南州縣，相繼降唐，王世充困坐洛陽城，遣使向竇建德求救。竇建德想和王世充合力擊敗唐兵，乘機滅王世充，再擊唐取天下。他自以為這是上策。六二一年，竇建德在曹州（山東曹縣）擊破孟海公軍，即率本部兵及孟海公、徐圓朗所部，共十餘萬人，號稱三十萬，進軍至成皋（河南滎陽縣汜水鎮）。李世民使李元吉圍洛陽，自率精銳三千五百人阻擊竇建德軍。竇建德被阻不能前進，軍心危駭，將帥以下都想回洺州。謀臣凌敬勸竇建德改道進攻上黨（山西長治縣），使唐兵還救關中，洛陽圍可不戰自解。竇建德不聽。竇建德妻曹氏也說凌敬的獻策可用。竇建德說，你婦人知道什麼！我難道怕敵兵！虛驕的竇建德督率著人心思歸的大軍，布陣長二十里，鼓譟前逼唐陣。李世民望見對諸將說，這是無紀律的兵，我堅守不出，過了午時，就可以一擊成功。竇建德軍列陣，自辰時至午時，不得接戰，士卒飢疲，都坐下爭著飲水。李世民出兵猛擊，竇建德軍大潰，竇建德受傷被擒。曹氏率數百騎逃回洺州，解散餘眾，率官員裴矩等降唐。李世民回軍至洛陽城下，王世充絕望，率群臣二千餘人到軍門投降。李世民殺罪惡尤大的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朱粲是極端殘忍，捉人當軍糧的野獸，被民眾聚攻，投奔王世充。斬首後，洛陽民眾爭投瓦礫擊他的屍體，頃刻成一個大堆。 唐高祖殺竇建德、孟海公，免王世充死。王世充在囚禁處被人殺死。 李世民一戰消滅夏、鄭兩大國，黃河南北廣大地區都成為唐境，唐朝的統一事業基本上完成了。現在要繼續進行的是消滅較小的敵對勢力。 劉黑闥（音踏）——六二一年，竇建德殘眾推劉黑闥為主，起兵反唐，殺唐魏州刺史和貝州刺史，殘眾紛起響應。劉黑闥勇決善戰，擊敗李神通軍，又大破李世勣軍，半年間，唐所得夏國舊州縣都被劉黑闥占有。劉黑闥勾結突厥，又得兗州（山東兗州）豪帥徐圓朗的援助，兵勢甚盛。六二二年，在洺州自稱漢東王。唐高祖使李世民、李元吉率軍擊劉黑闥。李世民收復相州，進軍至肥鄉縣（河北肥鄉縣），沿洺水列陣逼洺州城。劉黑闥率精兵二萬人渡洺水攻唐陣，兩軍自午時至黃昏，都死斗不退，最後劉黑闥軍大潰。劉黑闥逃奔突厥，引突厥兵入寇。這時候李世民已回長安，河北唐守兵屢敗，十來天劉黑闥就取得舊地全部，又在洺州建都。唐高祖使李建成、李元吉往擊。六二三年，劉黑闥大敗逃走，被唐兵擒獲殺死。竇建德殘部在連年戰爭中多半死去，河北地區才確實穩定下來。 高開道——本是格謙部將。格謙被隋兵擊滅，高開道率殘兵數百人攻掠州縣，兵勢又盛。六一八年，奪得北平（治盧龍，河北盧龍縣）、漁陽（治無終，河北薊縣）兩郡，自稱燕王，都漁陽。高開道勾結突厥，四出攻掠，殘害民眾。六二四年，部將張金樹殺高開道，舉地降唐。 徐圓朗——李密敗後，徐圓朗降唐，受封為魯國公，任兗州總管。劉黑闥起兵，徐圓朗自稱魯王，助劉黑闥反唐。六二三年，劉黑闥敗死，徐圓朗窮蹙，棄曹州城逃走，路上被「野人」殺死，所謂「野人」，就是鄉村農民。割據者平時對農民剝削壓迫，是不顧農民死活的，一朝失眾逃命，只要被農民發覺，也決不會饒他這條虎狼之命，這叫做正義的報復。 劉黑闥、高開道、徐圓朗被消滅，唐統治在河北、山東一帶確立了。剩下江、淮間和長江以南地區的割據勢力，唐用較小兵力先後予以掃除。 蕭銑——六一八年，在巴陵稱梁帝，遷都江陵，出兵謀攻奪唐巴、蜀地。六一九年，唐高祖使李靖至夔州（四川奉節縣）規取梁國。六二○年，梁國內亂，將帥離心，蕭銑使諸將率兵到各地經營農業，只留衛兵數千人守江陵。六二一年，唐滅夏、鄭二國後，使李孝恭、李靖率軍自夔州順流而下，圍江陵城。蕭銑外無救兵，只好開門出降，梁境全為唐所有。 林士弘——六一七年，林士弘在虔州城（江西贛州市）自稱楚帝。六二二年，唐滅林士弘的楚國。 杜伏威、輔公祏——杜伏威擊敗隋將陳棱，據歷陽，自稱總管。六一八年，移居丹陽，上表隋皇泰帝，得封為楚王，任東道大總管。李世民圍洛陽，使人招降杜伏威，杜伏威降唐，受封為吳王，任江、淮以南安撫大使。六二一年，杜伏威據有淮南、江南的土地，成南方強國。李世民擊敗劉黑闥，杜伏威怕唐威力，六二二年，使輔公祏留守丹陽，自請入朝，被留在長安。六二三年，輔公祏起兵反唐，在丹陽自稱宋帝。輔公祏割據稱雄，阻撓統一，違反廣大民眾的願望。唐殺杜伏威，使大將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分路進攻。六二四年，輔公祏棄丹陽出走，被「野人」捕獲，送唐營斬首。淮南、江南全入唐境。 最後，北方邊境上還有一個割據勢力，那就是最可恥的梁師都。 梁師都——據朔方等郡，完全依賴突厥的援助來作亂。六二八年，突厥衰亂，唐兵擊敗突厥兵，梁師都窮蹙，被部屬殺死。唐取朔方城。 經過一場大混戰，割據勢力方面，有些降唐，有些被唐消滅。農民起義軍方面，有些被隋戰敗，有些自相吞併，有些投降唐朝，有些被唐擊滅。禍首隋煬帝所引起的這場大混戰，破壞力表現得非常強烈。農民起義的領導權落在豪帥手中，李密、竇建德等人又不能起較大的領導作用，結果是割據勢力占了優勢，混亂的局面更顯得嚴重了。不過，農民起義終於推翻了隋煬帝的殘暴統治，使得唐朝的統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改善，農民付出的代價固然不小，但終究產生了推動歷史前進的積極作用。 第五節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合併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朝代。由於長江流域有相當發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補充，出現比南北朝較高的文化，隋朝雖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卻是值得重視的。 一佛道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漢族士人傳統的禮教，佛、道與儒性質有別，但統治階級利用佛、道、儒從各個方面來影響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義，因之，自南北朝以來，統稱為三教。 甲佛教 周武帝滅佛後，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執周政，進一步恢復佛、道二教，令舊時沙門、道士重新入寺觀傳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並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佛教因此大行。他為京師和大都邑的佛寺，寫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修治舊經四百部。民間流通的佛經，比儒經多數十百倍。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又置翻經館，連隋文帝時所譯，共譯經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兩朝，達到極盛階段，隋是這一階段的開始。關於隋朝的佛教哲學和藝術，將和唐朝佛教合併敘述，這裡只說佛書翻譯從初期到成熟期的經過。 通過佛書的翻譯，天竺和其他諸佛教國的大部分著作，介紹到中國來了，這就大大豐富了中國的思想界。沒有東漢以後大量佛書的輸入，就不會有隋、唐以後內容革新的中國哲學。大抵東漢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時期。在這一時期里，佛教徒的貢獻，主要是翻譯經典，其次才是闡發義理。隋、唐兩朝是佛教的融化時期。在這一時期里，佛教徒的貢獻主要是創立宗派（學派），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哲學，翻譯退居次要地位。顯然，翻譯西方各種不同學說的經典，正為中國佛教創立宗派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翻譯質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譯經驗的長期積累相聯繫的。在初期，採取直譯法；在成熟期，採取意譯法。隋時釋彥琮總結了翻譯經驗，明確地指出翻譯的基本規律，直到今天，看來還是值得譯家重視的規律。 直譯派 中國最早譯出的佛經，據佛教徒傳說是攝摩騰、竺法蘭（二人都是中天竺人，東漢初到中國）共譯的《四十二章經》一卷。《四十二章經》約二千餘字，仿《論語》體裁，用典雅的文辭總攝佛學要旨，當是佛教徒的一種著述，託名翻譯，並非實有原本。 外國僧人來中國，首先要學漢人語言，這已是很難的事，學漢人文字當然更困難。因此，開始傳教，只能口說一些大意，不能譯成文字。後來佛教信徒漸多，有人學習外國語言，這樣，譯經成為可能了。漢桓帝時，安清（字世高，安息國人）來洛陽，前後二十多年，譯出三十餘部經。譯法是安清口說，漢人嚴浮調筆錄。譯家稱安清譯本「辯而不華，質而不野，為群譯之首」。與安清同時有支讖（月支國人），也在洛陽譯經。支讖口說，漢人孟福筆錄，所出經十部，被稱為深得本旨，不加文飾。安清、支讖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家，嚴浮調、孟福是中國最早的譯經助手。他們首創了棄文存質（本旨），保存經意，照原本直譯的方法，因而為後來譯家所遵守，一人口說，一人筆錄，也成為譯經的定式。 三國時期，孫吳興佛教，支謙、康僧會在吳國譯經，力求漢化，文辭美巧，固然糾正了前人出經的樸質，但也失去了譯書務求信實的原則。一般譯經家仍認直譯為正體。西晉初，竺法護精通漢語（支法護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從外國僧竺高座學佛，改姓竺），隨師至西域，通外國語言三十六種，搜集大批經本歸國，在長安譯出經典一百數十部。竺法護口說，弟子聶承遠等人筆錄，雖然譯文還是「不辯妙婉顯」，比先前不甚通漢語的胡僧所譯，卻已有顯著的改進。 石勒、石虎信奉佛圖澄，佛教在後趙境內大行。佛圖澄的弟子釋道安，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人物。釋道安注釋安清所譯的禪學，精研支讖所譯的般若學，表揚竺法護所譯的大乘學，實是東漢以來最大的佛教學者，晚年居長安，大為苻堅所尊信。他和秘書郎趙整極力提倡譯經，因而長安成為譯經的中心地。 趙整聘請中外名僧，協力分工，較有組織地進行翻譯工作。例如譯《阿毗曇毗婆沙經》，請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誦經文，曇摩難提（西域人）筆錄為梵文，佛圖羅剎（不知何國人，精通漢語）宣譯（譯成漢語），智敏（漢人）筆錄為漢文。又如譯《婆須密經》，僧伽跋澄、曇摩難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誦梵本，竺佛念（漢人）宣譯，惠嵩筆錄。口說與筆錄之間增加宣譯人，是譯事的一個進步。譯出諸經，釋道安親為校定，並作序說明譯經緣起，態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譯派主張譯人只須變梵語為漢語，不得有所改易。趙整戒譯人說，因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譯，如果遺失原有意義，譯人該負責任。凡是趙整指導的譯本，不許有多餘的話，也不許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譯。釋道安也說，凡是流暢不煩的譯本，都是摻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張，比趙整的完全直譯，已有不小的變通。「五失本」（翻譯時喪失梵文本來面目，有五種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語倒置，譯時必須改從漢文法；（2）梵經樸質，漢文華美（魏、晉以來，正是駢體文盛行時期），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潤飾；（3）梵經同一意義，往往反覆至三四次，不嫌煩雜，譯時不得不刪削；（4）梵語結束處，要把前語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譯時不得不刪去；（5）梵文說一事，話已說完，將說別一事，又把已說的事，重說一遍，才說到別一事，譯時必須刪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現代語翻古代語，難得愜當；（2）古聖精微的哲理，後世淺學難得契合；（3）阿難等出經，非常審慎，後人隨意翻譯，難得正確。「五失本」是要求譯文比較接近於漢文的規格，「三不易」是要求譯人儘可能忠實於譯事，在釋道安指導下，直譯法已達到止境。舊譯經典，文句難懂，所謂「每至滯句，首尾隱沒」，就是遇到難懂的文句，前後意義便不能貫穿。釋道安為此費了「尋文比句」的功夫，前後比較，以求意義所在。他親自校定的譯本，自然比舊譯有所改善，可是，釋道安死後，在洛陽譯經的釋法和說：釋道安所出經、律，凡一百多萬字，都違失本旨，文不合實，原因是外國僧人漢語欠好，說話總嫌模糊。其實趙整、釋道安主持譯事，宣譯人都精通漢語，所謂說話模糊，原因不在漢語欠好而在於直譯。漢、梵語言，相隔甚遠，強使漢語切合梵語，勢必發生格礙。要糾正這個弊病，只能放棄直譯法，改用意譯法。 意譯派 龜茲國人鳩摩羅什，父天竺人，母龜茲人，七歲出家學小乘經，十二歲以後，改學大乘經，遊歷諸國，訪求名師，博學多聞，幼年便成西域諸佛教國公認的大師。三八四年，苻堅遣大將呂光滅龜茲國，鳩摩羅什時年四十一歲，隨呂光軍東來。三八五年，呂光據涼州立後涼國。鳩摩羅什留涼州十七年，學漢語言文字。四○一年，後秦姚興滅後涼，迎鳩摩羅什到長安，尊為國師，使在國立譯場逍遙園大興譯事。 鳩摩羅什本身具備著佛學精湛、擅長漢文兩個基本條件，又得姚興的尊信和釋道安門下眾多名僧的輔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經翻譯事業，大大前進了一步。鳩摩羅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義上創立意譯派的，與支謙、康僧會那种放棄信實原則的意譯性質不同。他深知翻譯事業的艱難，與僧叡（同睿ruì）論西方辭體時說，天竺辭體華美，佛經中偈頌，都是合音樂的歌辭。但譯梵為漢，美處全失，雖保存大意，辭體卻很不相類，好比嚼飯給別人吃，不只是無味，乃是使人嘔吐噁心。他對譯事有這樣的理解，因此，在長安十餘年專力翻譯，務求精切，以補救翻譯的根本弱點。他臨死時發誓說，如果譯文不失大義，死後焚身，舌不壞爛。可見他譯經的態度非常忠實和嚴謹。 鳩摩羅什譯經，手執梵本，口宣漢言，宣出的義旨，要經過義證，就是要經過名僧數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詳細討論，才寫成初稿。譯本用字也極為審慎，胡本（西域諸國文）有誤，用梵本校正；漢言有疑，用訓詁定字。全書譯成，還要經過總勘，就是要復校全書，確實首尾通暢，才作為定本。鳩摩羅什譯出諸經及諸論凡三百餘卷，一說譯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晉書·載記》說 「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羅什以前譯本，稱舊經或古經）。後世流通的經典，大抵是東晉以後和隋、唐譯本，鳩摩羅什創意譯派，對中國佛教文化的貢獻是巨大的。 自鳩摩羅什創意譯派，譯經事業達到成熟階段。繼起的著名譯家，遵循成規，益求精進，到隋、唐，譯事的成熟程度和譯場的精密組織都達到高峰。 鳩摩羅什以後，東晉和南北朝著名譯家有： 晉法顯——三九九年，法顯為求戒律，自長安出發，經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師子國，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歸國，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東益都縣）。四一三年，到建康。法顯譯出戒律七部，又敘述遊歷三十餘國的行程和見聞，成《佛國記》一卷。 宋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廣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荊州兩地，譯出經典一百餘卷。 梁、陳時真諦——扶南國人。在廣州、建康等地譯出經論二百餘卷，開法相唯識學的門徑。真諦帶來大量經本，譯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涼曇無讖——中天竺人。沮渠蒙遜興佛教，四二一年前後，曇無讖在北涼譯出大乘經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譯出經論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稱為「譯經之元匠」。 以上列諸人為代表的眾多譯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譯經流派不同，但在翻譯體制上採用意譯法卻是一致的，鳩摩羅什創始的功績於此可見。隋時釋彥琮作《辯正論》，主張譯經必須依據梵本，說梵本雖然也有錯誤，但比西域諸國所傳本還是可靠些（「語梵雖訛，比胡猶別」）。他推崇釋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見解，認為「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辯正論》批評譯人得失，總結翻譯經驗，提出「八備」，就是說，具備下列八個條件，才能做好翻譯工作。八備是： （一）誠心愛佛法，立志幫助別人，不怕費時長久（「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 （二）品行端正，忠實可信，不惹旁人譏疑（「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 （三）博覽經典，通達義旨，不存在暗昧疑難的問題（「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暗滯」）。 （四）涉獵中國經史，兼擅文學，不要過於疏拙（「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 （五）度量寬和，虛心求益，不可武斷固執（「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 （六）深愛道術，淡於名利，不想出風頭（「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習正確的翻譯法，不失梵本所載的義理（「要識梵言，乃閒正譯，不墜彼學」）。 （八）兼通中國訓詁之學，不使譯本文字欠準確（「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 釋彥琮擅長梵文，自稱為通梵沙門，住京師大興善寺，掌管翻譯，前後譯經二十三部，一百餘卷，被稱為翻經大德彥琮法師。《辯正論》所指八備，確是經驗的總括，並非出於苛求，也說明作為一個勝任的翻譯家，如何難能而可貴。 乙道教 儘管道教在爭地位高低時反對佛教，但統治階級對宗教信仰，基本上是採取調和態度的，不僅道、佛兩個宗教可以調和，而且宗教與儒學也可以調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贊成梁武帝重佛輕道，在所作《茅山長沙館碑》里卻說「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齊名士張融遺囑，要家人給他左手拿《孝經》、《老子》，右手拿《小品法華經》。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遺囑要屍體著道士冠服，上面覆蓋大袈裟；明器有車馬（漢人舊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門中作法事，道人在左邊，道士在右邊。他們要求的飾終儀式，正反映對三教的調和思想。隋文帝依據這種傳統思想，表示三教並重，實際是重佛輕道尤輕儒。隋煬帝居東、西兩都或出遊，總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隨從，稱為四道場。他想從道士得到長生藥，令道士潘誕煉金丹，六年不成。他責問潘誕。潘誕說，要有童男女膽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煉成。他聽了發怒，殺潘誕。隋煬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長生，自然會遇到這些妖道。 丙儒學 《隋書·儒林傳》論儒學的衰落，說，漢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漢、魏）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保守）於所習（儒學）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儒林傳》所謂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是指南北朝以來儒學的一般情形，隋朝尤為突出。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開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國子學保薦學生四五百人，考試經義，準備選取一些人做官。應考諸生所據經說，有南有北，博士無法評定高低，好久不得解決。此後，大概不再舉行考試，儒生的出路幾乎斷絕。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經正義》，南北經說才歸統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條明經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劉焯、劉炫二人。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儒林傳》所謂巨儒必鄙俗，二劉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遠。六○○年，隋文帝嚴禁毀壞偷盜佛、道兩教的神像，表示對兩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藉口學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詔書廢除京師和郡縣的大小學校，只保存京師國子學（不久，改稱為太學）一處，學生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就在下詔書的一天，頒舍利於諸州，前後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這樣公開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煬帝恢復學校，但並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劉炫門下生徒很多參加農民起義軍（劉炫河間人，竇建德在河間一帶活動，儒生當是參加竇建德軍），足以說明儒生與朝廷的關係。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學，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個宗教反別一個宗教來，得到的結果更壞。這給唐朝提供了新經驗，知道三教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同時並存，各有它的用處，想反掉任何一個都對朝廷不利。 二文學、史學 南北文風不同，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方文學講究質樸切實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學已在北方流行，歷齊、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遷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學為標準，統一了整個文學部門。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詔書，要「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一個州刺史因表文華艷，被革官治罪。李諤上書請正文體，說州縣選取吏職，保舉人才，只憑所作詩文是否美麗，不管道德和儒學，這都是從江南傳來的弊俗，必須嚴令禁止。隋文帝、李諤想提倡北方文風來阻遏南朝文學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煬帝時，設進士科，朝廷也憑文才秀美來取士，詩賦成為正式的利祿之路。 隋煬帝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是一個文學家，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修改再三，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不過十餘人，其中並無特出的作者。這是因為南朝新體文學（主要是律詩）的創造時期在梁朝，陳因襲梁文體，缺乏創造性，隋又因襲陳文體，更著重在模擬。除了隋煬帝的《江都宮樂歌》，是完成律體詩中七律一體的創作，餘人所作詩文，無非是梁、陳的餘波，說不上有什麼新成就。隋煬帝提倡的作用，在於確定南朝文學的正統地位，使唐文學順著這個潮流得到大發展。 杜正藏著《文章體式》一書，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大為後進文士所寶貴，號為「文軌」。高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南朝文學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國，影響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發展前途，南朝新體文學正是這樣的一個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評論人物。《史記》以下，史書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夠傳世的，質量總比較優良。但也有短處，就是私家受條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書。只有紀傳沒有志書，不能說是完整的國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後，歷朝國史都改為官修。官修史固然難免考訂較疏，隱諱較多等弊病，但也有長處。從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館為前朝修史。史館有大臣任監修，所選史官都是一時名手，搜集參考文書也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夠保證完成，並按各種應有的體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說，西漢以後修史是私人自發的事業，那末，隋以後成為朝廷有組織的事業了。 三幾門有成績的學問 有關學術的若干部門，因南北統一，得以推進一步。音韻學、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與南北朝相比，隋朝顯然進入了較高的階段。 音韻學 音韻學開始於東漢末年，當時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學理的啟示，創反切法來注字音。孫炎作《爾雅音義》，用反切注音，一般認孫炎為反切的創始人。此後愈益流行，雙聲疊韻的研究也隨著前進。三國時魏李登作《聲類》十卷，分眾字為宮、商、角、徵、羽五聲，不分立韻部。西晉呂靜作《韻集》五卷，按宮、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韻部。東晉以後，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於文學上應用聲律，深研音韻之學，屬於這一類的著作，自《聲類》、《韻集》以下多至數十種，其中周顒《四聲切韻》、沈約《四聲譜》最為著稱。《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說「音韻鋒出」，就是指這一類著作。《音辭篇》說：「這些音韻書，都雜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應該用帝王都邑地的語言參校地方語言，再考核古今語言的變遷，訂定標準語言，來保存正音，排除土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陽，語音比較近正，也各有缺點。南方語音清切，但病在浮淺，辭多鄙俗；北方語音質直，辭多古語，但病在重濁。大抵南方語言士大夫說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晉末從洛陽一帶遷去），北方語言普通民眾說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眾互換服裝，聽他們說幾句話就可以分別出來，隔著牆聽北方士大夫和民眾講話，聽一天也難得分清。還有一種弊病，就是南方語言夾雜吳、越土音，北方語言夾雜非漢族人語言。」顏之推非常重視正音，他說，「我家兒女，從幼年起，便教他們學正確的語音，說錯一個字，是我的責任。一事一物，該怎樣說，不經過查考，我不敢隨意說。」顏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語音的得失，對校正語音，採取如此認真的態度，他在音韻學上能夠作出重大的貢獻，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劉臻、魏淵等八人和陸詞（字法言）討論音韻學，大家都認為四方聲調分歧很大，「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呂靜以下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各有錯誤。南方文士用韻與北方又有不同。陸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異，多數由顏之推、蕭該作決定。陸法言記錄諸人議論的要旨，再經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製成《切韻》五卷。長孫訥言說「此制酌古沿今，無以加也。」這句話可以作《切韻》的定評。 《切韻》是綜合古今南北多種語音、吸收前人韻書所有長處的一部巨著。自從《切韻》行世，前人所作韻書陸續亡佚，後人無論考古音、作詩文，必須奉《切韻》為典範。唐孫愐（音免mian）的《唐韻》，北宋陳彭年的《廣韻》以及其他韻書，都是源出於《切韻》而有所因革。《廣韻》後出，比《切韻》《唐韻》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韻》和《唐韻》，但《切韻》為音韻學奠定基礎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在秦朝，小篆統一了文字的形體，在隋朝，《切韻》統一了書面的聲韻，對國家的統一事業，都是一種重大的貢獻。漢族文字語言在歷史上曾經經歷過兩次大進步，到現時，正在準備實現第三次大進步。那就是積極推行普通話和逐漸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這對統一事業的貢獻，當然將以不可比擬的高度，超越歷史上的兩次大進步。 目錄學 西漢以後書籍分類，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兩種分類法。《隋書·經籍志》採用四分法，分群書為經、史、子、集四大類，直到清朝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體例相沿不變。 六分法——西漢劉歆作《七略》，分群書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六略（類），另一略稱為《輯略》，是六略的總敘和總目，列在六略的前面。東漢班固依據《七略》作《漢書·藝文志》，也分群書為六略，共有書三萬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國時魏鄭默撰《中經》。西晉荀勗（音序xù）依據《中經》更撰《新簿》，分群書為四部：（一）甲部（六藝及小學諸書）；（二）乙部（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丙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詩賦、圖贊、汲冢書）。四部共有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經書簿，不在四部之內。 南朝，宋謝靈運撰《四部目錄》，共有書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齊王亮、謝胐（音斐fei）撰《四部書目》，共有書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鈞撰《四部書目錄》。梁武帝聚書文德殿，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令劉孝標撰《文德殿四部目錄》，又令暅（音宣xuan）別撰《術數書目錄》，統稱為《五部目錄》。 七分法——宋王儉撰《七志》：（一）《經典志》（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古今諸子）；（三）《文翰志》（詩賦）；（四）《軍書志》（兵書）；（五）《陰陽志》（陰陽圖緯）；（六）《術藝志》（方技）；（七）《圖譜志》（地域及圖書）。另附道、佛兩教書，連《七志》共合九條。 梁阮孝緒撰《七錄》：（一）《經典錄》（六藝）；（二）《記傳錄》（史傳）；（三）《子兵錄》（子書、兵書）；（四）《文集錄》（詩賦）；（五）《技術錄》（術數）；（六）《佛錄》；（七）《道錄》。 西漢史書有限，可以附見《六藝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戰國以來，兵書、術數、方技三類多有專家著述，篇數不少，自立一略，也還符合實情。《七略·藝文志》分群書為六大類，在當時是適宜的。東漢以後，史書數量大增，兵書、術數、方技和西漢以前對比，兵書少有新著，舊著又多亡佚，術數方技書多是鄙悖淺說，不值得紀錄。《新簿》分群書為四部，使史書獨立成丙部，術數（包括方技）歸併在乙部，從實際應用來看，四分法顯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晉時佛教譯書不過千卷，佛徒還沒有撰造專門目錄，《新簿》使佛書附見在四部的後面，不失為一種適時的處置。《七志》拘泥於《七略》的七字，勉強湊成七大類，史書已自成大類，又勉強併入《經典志》，可謂太不知變通。佛經目錄自東晉釋道安撰《綜理眾經目錄》，此後僧徒相繼撰造，僧叡有《二秦眾經目錄》，竺道祖有《眾經錄》。《眾經錄》分魏、吳、晉、河西四錄，尤為詳備。道經目錄宋文帝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造《靈寶經目》。陸修靜答宋明帝說，「道家經書並藥方、咒、符、圖等，總二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九百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王儉比竺道祖後數十年，與陸修靜是同時人。新出佛經要補的不多，道經無須補，《七志》外附道、佛二條是多餘的。以後佛徒撰造佛經目錄，有未詳作者（當是宋時人）的《眾經別錄》，有釋僧祏（齊、梁時人）的《出三藏記集》，有釋寶唱的《梁世眾經目錄》，其中《出三藏記集》尤為精善。七錄正式列佛、道為兩錄，又沿襲祖暅所撰術數部保存《技術》一錄，湊成七的數目，實在是無義可取。刪去這多餘的三錄，剩下經、史、子、集四錄，恰恰與荀勗的四部相合。《隋書·經籍志》說《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就是指《七錄》經史順列，比《新簿》乙丙倒置，顯得較合於漢族傳統學術的發展途徑。自荀勗分四部，阮孝緒定次序，《隋書·經籍志》才確定經、史、子、集的分類法。 周武帝積累書籍滿一萬卷，滅齊得新書五千卷。五八三年，隋文帝採納牛弘的建議，訪求遺書，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完畢，原書歸還本主，因此搜得不少異書。滅陳又得一批江南圖書。分散的書籍，集中在朝廷，共有書三萬七千餘卷，合重複本共有八萬卷。隋文帝使人總集編次，稱為古本。選工書之士，補續殘缺，寫出副本，與正本同藏宮中。隋煬帝寫副本，藏在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東廂藏甲乙，西廂藏丙丁。殿後起二台，東為妙楷台，藏魏以來書家手跡；西為寶台，藏古畫。又在內道場集佛、道經。隋文帝時，佛經已有法經等所撰《大隋眾經目錄》，費長房所撰《歷代三寶記》，釋彥琮所撰《隋仁壽年內典錄》。隋煬帝時，內道場僧人智果撰《眾經目錄》，道士撰《道經目錄》。隋收集南、北兩朝所有書籍，統一編目，唐魏徵撰《隋書·經籍志》，依據隋觀文殿書目 （當即《隋書·經籍志·史部·簿錄篇》所記《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略有刪補，與班固依據《七略》撰《漢書·藝文志》同一事例。《漢書·藝文志》是秦、漢以前著述的總錄，《隋書·經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總錄，在目錄學上，漢、隋兩志都有重大的貢獻。 天文歷數學 北魏末年，張子信避葛榮兵亂，隱居海島，用圓儀測天，歷三十年，始悟日行有盈縮（快慢）。冬至前後，地距日最近，行最快，看來好象日行最快。夏至前後，地距日最遠，行最慢，看來好象日行最慢。初步發現了日行盈縮的規律。名儒劉焯始立盈縮■差法。六○○年，劉焯造《皇極曆》，推日行盈縮，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諸歷精密。定朔法、定氣法也是劉焯的創見。《皇極曆》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對天文歷數學提供了新成就。唐高宗時，李淳風依據《皇極曆》造《麟德歷》，被推為古代名歷之一。 耿詢有巧思，隋文帝時，創意造渾天儀，用水轉運，與天象密合。又作精巧刻漏，可在馬上使用。 醫學 南朝士人重視醫學，往往世代相傳，名醫輩出，許智藏就是為隋煬帝治病的南方著名世醫。《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有書二百五十六部，其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譯出天竺和西域的醫方書，也有十餘種。隋統一後，南北醫師交往，醫書流通，有利於醫學的推進。 簡短的結論 在黃河流域，自十六國以來，各族與漢族進行劇烈的痛苦的融合運動，到隋朝完成了這個運動，全社會都要求得到休息。在長江流域，自東晉以來，為抵禦北方落後族的南侵而建立起來的漢族政權，到隋朝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民眾不再支持腐朽的陳政權。隋文帝在這種形勢下，順利地建立起統一南北的隋朝。 在黃河流域，因融合運動的逐步完成，經濟上的破壞也逐漸減輕而轉向恢復。在長江流域，經過將近三百年的開發，經濟上升到黃河流域的水平，並且還在繼續上升。隋文帝統一兩大流域，憑藉廣大的經濟基地，建立起繁榮程度超過兩漢的隋朝。 秦和隋都是結束前一個歷史階段，開始一個新歷史階段的重要朝代。它們創立的制度，都對以後的朝代主要是對本歷史階段內的各朝代有嚴重影響。 隋文帝是歷史上少有的節儉皇帝。因為節儉，剝削比較減輕，民眾得以安居從事生產，開皇年間，戶口和財產都有巨大的增進。隋煬帝置興洛、回洛兩大倉，正說明隋文帝時財富的積累何等雄厚。 隋煬帝是歷史上少有的奢侈皇帝。因為奢侈，民眾被剝削到無法生存的地步。民歡只有起義推翻隋統治，才能找到生路。 隋末農民起義的規模非常巨大，可是缺少勝任的起義領袖。起義付出極大的代價，嚴重地打擊了隋統治，但起義的果實，不得不歸於北周舊貴族李淵所建立的唐朝。起義農民是推倒舊政權的根本力量，但必須再加上領導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起義的勝利。這個領導力量首先要有推倒舊政權的決心，高舉起義的旗幟，表現出鮮明的行動方向。更重要的是要廣大民眾認為（自然是毫不明確地認為）它是統一與安寧的希望所寄託的政權。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政治上軍事上有不少措施，足以造成形勢，收攬人心。李密、竇建德起初是農民領袖，後來起義旗幟愈舉愈低，不可能獲得勝利。唐朝廷雖然是貴族官僚集團，但人們認為它是未來的統一者，各州郡紛紛向它降服，它的文武官員很少投降別人，正好說明唐朝君臣有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農民起義軍既然缺乏足以取勝的領導人，而唐朝恰恰具備著取勝的條件，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果實歸於唐朝，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可以理解的。 隋朝政治上的統一，使得文化上也南北合流，作出新的成就。陸法言《切韻》，《隋書·經籍志》，都是極有價值的著述。 統治階級提倡宗教，本意是麻醉民眾，但自己也往往被麻醉，受宗教的毒害。隋文帝幼年寄養在尼智仙的尼寺里，十三歲才還家。周武帝滅佛，智仙隱藏在楊家，預言隋文帝日後會做皇帝，重興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對群臣宣稱「我興由佛法」。他大力提倡佛教，晚年甚至排斥儒學，為石虎、梁武帝、齊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為，佛教在短期間內竟成為國教。佛教原有向極盛階段發展的趨勢，經這一提倡，從隋朝起，佛教開始了極盛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