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六章 黃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時期——北朝

三八六年——五八一年 第一節北朝魏、齊、周的興亡魏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 一統一黃河流域以前的代國 東漢時期，匈奴衰落，鮮卑族逐漸興起。自東漢至魏，鮮卑大人檀石槐、軻比能征服許多遊牧部落，相繼組成巨大的軍事行政的聯合體，西接烏孫國，東到遼河流域，東西一萬二千里，南北七千餘里，塞外匈奴舊地，全被鮮卑族占領。鮮卑連年侵擾幽（河北省北部）並（山西省）二州邊境，成為漢魏北邊新起的大敵。鮮卑族長期停頓在原始社會階段上，以畜牧射獵為業，生活簡單樸野，刻木作符信，沒有文字。檀石槐以後，開始行世襲制度，各部大人不再推選。軻比能得中原降人，造兵器甲盾，並學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軻比能兩部，魏晉間隱沒不顯，繼起的強部有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慕容拓跋兩部在東晉時期，先後參與中原爭奪戰。慕容部接受漢文化，迅速進入封建社會，在遼河流域建立燕國，占領中原五六十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鮮卑、氏、羌都落後，對漢文化有緩慢的接受又有頑強的抵抗，儘量保持遊牧部落的生活方式，憑藉它的高度野蠻性——殘酷的屠殺和貪婪的擄掠，終於戰勝大小割據者，宋文帝元嘉年間，統一了黃河流域，結束了十六國混亂的局面。 據魏收的《魏書》所記，拓跋部的酋長毛，曾組成三十六個部落，其中包括九十九個氏族的部落聯盟，毛被推選為大酋長。東漢擊走北匈奴，拓跋部酋長詰汾正在這時候南遷，經歷「九難八阻」，走出了高山深谷，率部眾進入匈奴舊地遊牧。詰汾立了這個大功，在部落間頗有威望。他的兒子力微，併吞強大的沒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來歸附，力微成為統率騎兵二十餘萬的大酋長。力微遷居盛樂城（山西大同市西北三百餘里），祭天，表示自己擁有大權力。諸部大人來助祭，只有白部大人不來。力微殺白部大人，諸部畏服，拓跋部從此正式取得了統率權，力微也取得了大酋長世襲權。由於貴族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形成，部落聯盟也就進化為原始的國家。在這個原始國家裡，原始公社的制度並無大改變，大酋長和四部大人共同管理訴訟事，沒有法律和監獄，議定了就判決。沒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紋用以記大事，號令約束全憑言語。但大酋長既然世襲，表示財產私有制已在發展，不同於財產完全公有的原始社會，應該說是國家的開始。 二六一年，力微遣長子沙漠汗到魏都洛陽當質子，魏國給與金帛等賞賜，並允許互市。晉武帝時，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在路上迎接。沙漠汗用彈弓射落飛鳥，諸部大人大驚，說他學得晉人的異法怪術，如果繼位，一定要改革舊俗，對大人們不利。力微也懷疑沙漠汗晉化，允許諸部大人在路上殺死沙漠汗。拓跋部一開始就表現了拒絕高級文化、保持舊習俗的頑固態度，和慕容部走著不同的道路。 力微死後，屬部離散，經過內亂十七年，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祿官繼承大酋長位。這個繼承權本來屬於沙漠汗，祿官不敢違反長子繼承的慣例，分國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東，居濡源西（濡音nuān河北宣化縣西）；沙漠汗長子猗率一部在中，居參合陂北（山西大同市西）；猗弟猗盧率一部在西，居盛樂。這時候正是西晉八王作亂，代郡失意士人衛操、衛雄、箕澹等十餘人投奔拓跋部，猗用這些士人作將相，並多招避亂晉人來歸附。猗出巡，有洛陽大商人攜帶金帛貨物跟隨著做買賣。繁畤（山西繁畤縣）巨商莫含得猗盧器重，常參與軍國大謀。猗猗盧得到漢人的幫助，國力愈益強盛。猗、祿官先後死去，三○八年，猗盧總統三部。西晉并州刺史劉琨和前趙對抗，主要是依靠猗盧的助力。三一○年，劉琨請晉朝封猗盧為代公，割陘嶺以北地（山西代縣西勾注山以北）給猗盧。三一四年，進封代王。猗盧得晉人輔助，已經是封建專制性質的國王，可是拓跋部還是「國俗寬簡，民未知禁」。這就是說，拓跋本部和附屬部的貴族及平民，自力微以來，仍保持原始社會的舊習慣，君與臣、官與民的關係，並無嚴格的法律和制度來區別尊卑主從。猗盧做了國王，對各部大人不能行施絕對的權力，各部大人依慣例要同掌政權，也不能容忍國王一人專斷。猗盧為提高國王的地位，用極殘酷的刑罰壓服部屬。違犯了他的軍令，全部落都被殺死。前後殺死上萬人。拓跋本部和屬部驚駭思亂。三一六年，猗盧子六脩違令，猗盧往討，被六脩擊敗。猗盧逃匿民家，有婦人認識他，告訴六脩，猗盧被殺死。猗盧的戰敗和被殺，正反映著封建國王的權力和鮮卑舊俗間的對抗。 猗盧死後，國中大亂，新舊猜忌，互相殘殺。所謂新舊，就是鮮卑人稱舊人，歸附的晉人及烏桓人稱新人。新舊鬥爭主要是晉人與鮮卑人間的鬥爭，也就是封建勢力與原始社會殘餘勢力（各部大人）間的鬥爭。猗盧信任新人，引起舊人的憎恨，這時候舊人起來壓迫新人，新人首領衛雄、箕澹率晉人及烏桓人三萬家逃歸劉琨，原始社會殘餘勢力在代國又占優勢。 代國經過多年內亂，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在石勒都城襄國作質子十年，受漢文化影響，即位後，始設官職，分掌政務；始製法律，規定叛逆、殺人、奸盜等罪的刑罰；用漢族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代國開始確立了國家的體制。國王的權力得到進一步的鞏固，部大人的議政權比過去縮小了，但仍統治著自己的部落。三三九年，什翼犍召諸部大人議建都，連日不決。母王氏說，我們祖先，一向遊牧為業，現在築城定居，如果有敵兵來，往那裡逃避。三四○年，什翼犍建都盛樂，在故城南筑盛樂新城。定居以後，農業也逐漸開始。三六七年，前燕兵經過盛樂附近，損毀穄（高粱）田，什翼犍怒，出兵擊燕兵。當時在代國的非鮮卑人，統被稱為烏桓，其中自然有漢族人。鮮卑人以畜牧為業，種穄田的人應是漢人和漢化的非漢族人。代國開始有農業，雖然在經濟上並不占主要地位，但總是一個進步。 三七六年，前秦苻堅出大軍擊代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御秦軍，都被秦軍擊敗。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率騎兵十萬御秦軍，又大敗。什翼犍率諸部逃漠北，遭當地高車等部攻擊，不得遊牧，聞秦軍稍退，還歸盛樂。不久，庶長子寔君殺什翼犍，並殺諸弟，部眾潰散，國中大亂。秦軍滅代國，分為河東河西兩部。苻堅命劉庫仁統率河東部，後來又兼統河西部。什翼犍長孫拓跋珪得到劉庫仁的保護，待機恢復代國。 鮮卑拓跋部一向在北荒遊牧，詰汾以前的酋長推寅和詰汾的父親鄰，都曾謀南遷，兩人都被部眾稱為推寅，意思是鑽研有智慧。南遷是拓跋部的共同願望，詰汾南遷成功，威望和權力自然要增進；新牧地遠比北荒肥美，生產力前進了，自然要推動部內貧富的變化。力微取得大酋長世襲權，開始形成了雛形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奴隸制度應是它的發展道路，可是，它所接觸到的卻是封建制度的漢族社會。猗盧得漢族士人商人的輔助，又受晉朝的封爵，想做一個封建專制獨掌大權的國王是很自然的。這對諸部大人所代表的原始社會殘餘勢力不能不發生矛盾。什翼犍引用漢族燕鳳許謙等人作輔佐，在盛樂附近出現農業，意味著代國是這樣的一個國家，經濟上主要依靠鮮卑人的畜牧業，其次才是烏桓人（主要是漢人）的農業；軍事上主要依靠鮮卑諸部大人，政治指導上主要依靠漢族士人。三五○年，後趙國崩潰，什翼犍主張乘機進兵中原，爭奪霸權，諸部大人反對出兵，什翼犍只好放棄自己的主張。進兵中原，是國王和政治指導者的想法，出戰怕損失，是諸部大人的想法，這也反映國王和諸部大人間的矛盾，而諸部大人的勢力是不弱的。沙漠汗的被殺，猗盧、什翼犍的興起和死後的離亂，都是封建勢力和原始社會殘餘勢力間鬥爭的表現。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有利於封建勢力的發展和鞏固。九年後拓跋珪又得復國，並且開始進行黃河流域的統一戰，力量的主要來源就是這個封建勢力。 二強盛的魏國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張袞為長史，許謙為右司馬，政治指導者仍屬漢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國號為魏，表示不再受晉朝的封號。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務農息民，取得後燕（慕容垂）的援助，藉以抵禦內部諸部大人的不穩定性。這些過著遊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無常，不懂得在一個固定的國家內服從一個國王對自己有什麼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條有效的辦法，就是頒賜群臣將士各有差（每次戰勝後，按戰功分賞虜獲物）。從此拓跋部成為堅強的好戰集團。三八八年，魏攻庫莫奚（奚是東胡種），大勝，獲雜畜十餘萬頭。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獲男女雜畜十餘萬口，又大破高車（高車本名敕勒，也寫作鐵勒）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車袁紇（回紇）部，虜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劉衛辰部（南匈奴的別支），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黃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來歸附，魏占有河南廣大牧地，國富兵強，準備進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參合陂大破後燕太子慕容寶軍，俘獲文武將吏數千人，器甲資財無數。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軍四十餘萬人攻後燕，奪得并州。又率大軍出井陘（河北井陘縣），與後燕軍連年大戰。三九七年，攻破後燕國都城中山（河北定縣），大河以北諸州郡全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號稱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對立的形勢，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戰必勝，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國，是由下列幾個原因造成的。 在軍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賜群臣將士各有差的辦法，使得諸部大人和鮮卑兵知道戰爭中擄掠的利益比遊牧大得多，願意跟隨他力戰，很少發生叛逃事。在班賜物中，自然包括奴隸。許謙從軍攻劉衛辰部，有功，受賞得僮隸三十戶（僮隸戶也稱隸戶，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還不算是奴隸，這種人的來源主要是被俘的敵國民戶）。大將長孫肥屢立戰功，受賞得奴婢數百口，牲畜上千頭。王建有功，受賞得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頭，又受賞得僮隸五千（千疑是十的誤字）戶。安同有功，受賞得妻妾及隸戶三十，馬二匹，羊五十口。張濟有功，受賞得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頭。李先有功，受賞得奴婢三口，馬牛羊五十頭。依據這些事例看來，受賞數量並不大，為什麼能夠激發好戰心呢？崔浩諫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說，「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夏），北破蠕蠕（柔然），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資財」。這裡說得很清楚，好戰的目的在於大肆擄掠，班賜只是承認擄掠為合法的一種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俸祿，在這以前，文武百官以擄掠貪污為正當生活。擄掠人口尤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擄掠者就是魏皇帝。東晉安帝時（與魏道武帝同時），仇池公楊盛上表敘述魏國情形，說魏國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餘人，織綾錦，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蔬，販賣謀利。魏皇帝利用婢女來養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隸戶來養活。魏國由於軍事上的巨大勝利，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下至一部分鮮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隸，有向奴隸制度發展的趨勢，這對一個暴發的落後社會說來，走奴隸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漢族封建制度社會的影響，不可能順利地發展起來。雖然如此，這種趨勢卻一直保持到鮮卑統治最後崩潰（北周）的時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於軍事上的巨大勝利，魏國占領了漢族居住的廣大土地。要統治漢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盧、什翼犍在漢族士人輔助下，封建制度已經在代國起著推進社會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開始成立正規的政治機構，自刺史、太守（地方長官）、尚書郎（中央辦事官）以下官，一般都用文人（漢族士人）。他留心招納，士大夫來軍門求見，不論老少，一概引入談話，儘量錄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增生員共三千人。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四○一年，親祭先聖周公先師孔子。魏國用大量漢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這些漢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統治機構。這個機構所統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漢族勞動民眾。三九七年，魏大軍攻後燕國都中山，屢戰不勝，軍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諸將都想北歸。魏道武帝說，有民就有國，我不怕沒有民。意思是說，鮮卑人走了，我有漢官漢民也可以立國。諸將聽了這些話，才不敢再說北歸。這裡說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鮮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經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說明軍事上依靠鮮卑族，政治上卻必須依靠漢族士大夫，否則，就無法在中原立足。 在經濟方面，以舊都盛樂新都平城為中心的魏國本土，農業的重要性愈益增進，鮮卑族的貴族也逐漸轉化為地主，畜牧業漸轉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時，代國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視農業（「務農息民」）。三九五年，後燕慕容寶攻魏，收魏穄田百餘萬斛，說明魏國本土已有相當規模的農業。三九八年，滅後燕，徙後燕境內吏、民及徒何（鮮卑）等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餘萬口到魏京，給內（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計口授田。又徙後燕國太守、縣令、豪強二千家到魏京，無疑也要給予田地。當時劃平城周圍為畿內，畿外分四方、四維，置八部帥各管一方一維。這種方、維帥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於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維內居住的部落，被解散為普通民戶，分地定居，不許自由遷徙，部落君長大人也被當作普通民戶看待。四○四年，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當是對這些部落君長大人的不滿表示讓步。方、維帥功課農耕，按農業成績定方、維帥的功過。四○○年，魏道武帝親耕藉田，為百姓作表率。貴族和跋將死時，告訴諸弟說，�水北土地瘠薄，你們可移居水南，耕種良田，廣興產業。農業比畜牧業利厚，足見貴族在有農業條件的土地上，興農求利，不願繼續保持畜牧業。耕田人里大多數是從中原遷來，計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鮮卑人，他們耕種小塊土地，每年給皇帝（最高地主）繳納租賦；還有一部分是為貴族豪強種地的佃戶和隸戶。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關係，因此魏國是封建制度的國家，雖然原始社會的殘餘和奴隸制度的趨向同時並存，但並不能阻止鮮卑社會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鮮卑人漢人組成的大國以後，迫切地尋求穩定皇帝統治權的方案，任用大批漢官為魏國制定各種制度，提倡農業，解散遊牧部落，都是這種方案的表現。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漢族與鮮卑族間的矛盾，鮮卑貴族與魏皇帝間的矛盾，卻迫使他陷於精神失常，直到發狂被殺，成為鮮卑社會急劇變化中的犧牲者。 張袞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謀士，最得信任。張袞薦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被重用。魏道武帝攻中山，軍中乏食，向群臣問計。崔逞說，桑椹可以補助食糧，古人說過，鴞鳥（鳴聲惡劣的一種鳥）吃了桑椹，鳴聲會變好。崔逞說這些話，可能是出於無意，也可能是譏刺鮮卑軍的殘暴。他聽從崔逞的獻計，令民繳桑椹當租，心裡卻痛恨崔逞有意侮辱。又命張袞崔逞寫信給東晉雍州刺史郄恢（郄音戲xì），指定要在信里侮辱東晉皇帝。張袞崔逞只稱為貴主（指晉帝），他看了很不滿意。不久，殺崔逞，貶張袞。後燕大官封懿來降，他詢問燕國的事情，嫌封懿對答簡單，認為士人看不起自己，不讓封懿做官。魏道武帝出身遊牧部落的大酋長，性情凶暴，習慣於殺人。三九五年，俘獲慕容寶軍四五萬人，在參合陂一起殺死。後來攻中山城，城中軍民死力防守，魏軍不支，幾乎潰敗。他使人到中山城下問守城人，你們為什麼死守不降？守城人說，我們寧願戰死，不能象參合陂那樣被殺。他得到這個教訓，以後作戰，不敢任意慘殺。四○二年，桓玄在東晉作亂，一批晉官要奔降魏國，魏道武帝聽到這個消息，非常喜歡。等了好久，這批晉官分別逃到南燕和後秦去了。他很奇怪，派人去探問原因。答覆是，晉官原來是想投奔魏國的，半路上聽到崔逞被殺事，臨時改變主意，決計到燕秦去。魏道武帝深為懊悔，也算是得了個教訓，此後對士人不得不寬容些。他要取得漢族士人的助力來統治漢族民眾，可是漢族士人和民眾，對鮮卑族的統治，總是存在著或隱或顯的矛盾，他無法消除這個矛盾，而且還必須壓抑自己所體現出來的遊牧族的野蠻性，抑鬱久了，會變成神經失常的人。 尤其緊張的是鮮卑貴族與魏皇帝間的矛盾。鮮卑族原始社會的殘餘勢力，猗盧以來，雖然逐漸在削弱，但對皇帝集權仍是一個有力的阻礙。魏道武帝在政治、經濟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勢力，催促鮮卑社會加速封建化，在這樣急劇變化中，皇帝與貴族間表現出特殊的緊張狀態。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詔書，說人們以為漢高帝起於布衣（平民）而有天下，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要知道漢高帝受天命做皇帝，決不是憑爭奪得來。他勸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榮祿於天年（善終），流餘慶於後世（死後有子孫）」。接著又下一道詔書，勸臣下不要爭奪名位權利。這都反映當時貴族爭奪官爵甚至要奪取帝位，使得他驚慌失措，煩悶不安，或幾天不吃飯，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語，見神見鬼，覺得朝官和內侍，都懷有惡意。事實上鮮卑大臣穆崇、拓跋儀也確實想殺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語行動，一有可疑，便親手擊殺。只有漢族大臣崔宏、崔浩父子不被猜疑，其餘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見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兒子拓跋紹殺死。《魏書》說魏道武帝是因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實這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還在於無法解決上述兩個矛盾特別是對鮮卑貴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動鮮卑社會前進的積極人物。他滅後燕國，建立強大的魏國，為結束十六國長期混亂、統一中國北部作了準備，在這一意義上，他對中國歷史也是有貢獻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殺拓跋紹，即魏帝位。他採取拓跋部四部大人與大酋長共同管事的慣例，命長孫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聽朝政，號稱八公。又使燕鳳、封懿等共議政事。鮮卑貴族和漢族士人都有人參與朝政，魏國緊張局面得以緩和。四一五年，魏國連年霜旱，畿內民多飢死。有些朝官建議遷都鄴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對遷都，說，山東人（指太行山以東的漢人）不知鮮卑人虛實，以為人畜眾多，稱為「牛毛之眾」（象牛毛那樣多）。如果現在遷去，山東人看到鮮卑人數有限，一定要發生輕侮心。不如等待明春草生，取馬牛乳和蔬菜充飢，挨到秋熟，難關就渡過了。魏明元帝贊成崔浩的意見，說，只有崔浩周澹二人合我的意，但怕挨不到來秋。最後決定挑選最窮困的國人（鮮卑人）到山東定、相、冀三州，令漢民每戶出租米五十石來養活這批窮國人。從崔浩這些話里可以看出，首先是鮮卑統治者深怕漢族民眾窺見底細，因為鮮卑人數比漢民少得多；其次是魏國本土農業已經遠比畜牧業重要，並且有一批脫離畜牧業又不農耕的窮國人。這批人是鮮卑兵的主要來源。明元帝時，北方柔然已成強敵，魏處於防禦地位，無力大舉進攻（四二三年，築長城二千餘里，保衛平城）；南方後秦姚興，占有黃河以南諸州郡，國勢正盛。四一七年，宋武帝滅後秦，取黃河以南州郡，魏守黃河北岸，無力渡河爭奪土地。魏用兵機會大減，窮國人也就愈益增多，遇天災就要餓死。四二二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舉渡河攻宋，崔浩極力諫阻，他堅決不聽。顯然，鮮卑統治者和窮國人上下一致的好戰心，決不肯放棄攻宋的機會。和宋軍經過多次苦戰，四二三年，魏奪得司州（治洛陽）全部，兗州、豫州的大部分。魏在黃河以南取得許多州鎮，確立了南北朝對立的形勢。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繼位。鮮卑族到魏太武帝時期，武功達到最高峰，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戰爭。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樣，是魏國傑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謀略和鮮卑人的慓悍，戰無不勝。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舉出擊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暫時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國，取長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統萬。四二八年，俘獲夏主赫連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後都城平涼，夏國亡，魏取得關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國，圍龍城，不克。四三六年，滅北燕國，魏取得遼河流域。四三九年，出兵滅北涼國，魏取得涼州。自三○四年開始的十六國大亂，到這時候黃河流域才得到統一，勞動群眾比割據時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國在戰勝中，俘獲人畜財物不可數計，諸將受皇帝班賜，再加上私自擄掠，正如崔浩所說，「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個個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將擊破越勤、倍泥部落，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人二萬餘家。這些被俘的人，計口受田，不當作奴隸看待。可是戰勝軍歸來時，班賜將士牛馬奴婢各有差。這裡所賜的奴婢，當是戰爭中在另一種情況下俘獲的人，被貶為奴婢。《魏書》記俘獲，有些稱男女或新民，有些稱生口，前者指民戶或隸戶，後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區別。將士私自俘獲的人，應是屬於生口類。魏太武帝時俘獲的生口數量更大，不僅班賜給出戰的將士，而且還班賜給留台文武（未出戰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出戰和未出戰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戰將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鮮卑兵受賜和私有的生口，魏國在魏太武帝時，奴隸制度的趨勢，比魏明元帝時又大進一步，也就是說，魏國存在著大量的奴隸，從事生產來供養文武官和鮮卑兵。 魏太武帝統一北方後，連年出擊柔然和西域諸國，獲得多次勝利，最後自然要進攻南方，企圖削弱宋國並掠奪更多的生口和財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擄獲人口和牲畜共一百餘萬。柔然大敗後衰弱，再不敢大舉來侵犯魏邊塞。四五○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軍攻宋。這時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國力強盛。魏宋大戰，魏軍不能攻破宋國重要城鎮，只能在城鎮外大殺大掠，儘量破壞，使居民遭受極其慘重的損害。宋軍民痛擊魏軍，魏軍也死傷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平城。他用兵沒有受過這樣的挫敗，大為國人所怨恨；鮮卑人從來沒有遇到這樣的死傷，此後害怕同南朝作戰。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殺死。 鮮卑拓跋部人數本來不是很多。魏得黃河南北州郡後，更顯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戰爭，驅迫漢人和非鮮卑人（所謂「雜夷」）臨前敵，讓鮮卑騎兵在陣後督戰，不顧前面士兵的死傷，一味強迫前進，戰敗了，鮮卑騎兵便首先逃走。魏國用這樣的方法來保存本部人，使得鮮卑人只發揚遊牧族的殘暴性，卻消失了遊牧族的悍戰性，再加上不牧不耕，專事擄掠，多年來養成的墮落性，鮮卑拓跋部實際上已經衰弱了。經攻宋一戰，它的衰弱現象暴露出來，從此，魏國由強盛轉到衰弱的階段上。 三由衰至亂的魏國 魏太武帝的繼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時（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國衰弱時期的開始。這時候，對外戰爭基本上停止了，國內漢族勞動民眾和鮮卑統治者間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屢次下詔，斥責地方官侵害百姓，以營家業。又斥責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賈，重利盤剝民財，共同分贓，規定官商犯贓十匹布以上，處死刑。又詔令平民（良家）因窮出賣子女為奴婢，得贖還子女。又禁止貴族和士族與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貴族之門，多不率法（奉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選擇」。所謂貪利財賄，就是貴族士族和大商富賈通婚，官商勾結來盤剝民眾。他下了這些詔書，並不能減輕民眾的痛苦。魏文成帝親到河間郡鄚縣（鄚音莫mò河北任丘縣北）鎮壓攻取富戶的貧民，十五歲以上男子全被慘殺，十五歲以下男子，當作生口班賜隨從各官，這也並不能抑止民眾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時，漢民的反抗，規模愈益擴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採取各種措施，暫時和緩了這個危機。 鮮卑拓跋部從來就是一個以擄掠為職業的落後集團。軍事上靠擄掠來鼓動軍心，政事上也同樣靠擄掠（表現的一種形式是貪污）來使用百官。史稱「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確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統治民眾，經常的、普遍的、殘酷的貪污行為，民眾受害尤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時候，民眾反抗貪污政治的活動便廣泛地開展起來。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這一年，青州人封辯自號齊王，聚眾千餘人起事。平陵（山東歷城縣東）人司馬小君聚眾起事。此後，民變連年發生，有的聚眾至五千餘家。至於攻取富戶財物被稱為劫盜的貧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國定出一條法令，就是：縣令能平一縣劫盜的，兼治兩縣，能平兩縣的兼治三縣，三年升為郡守；郡守能平兩郡至三郡的，三年升為州刺史。這自然是一種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詔書說，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縱奸（豪強）納賄，違法營私，鬧得盜賊並起，攻掠愈甚，你們百官都替我想個辦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萬匹及伐齊所得俘虜班賜群臣。四八一年，攻齊，獲得三萬餘口，以一萬餘口班賜群臣。從敵國擄掠人口，分一部分給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貪污，鮮卑統治者就是用這種暴行來處理政治問題的，當然絲毫也不能阻止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詔說，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從州郡來的人，我問他們地方官苛虐的情況，他們都不肯說實話。本該斬首，現特從寬放他們回去，以後不得再欺騙。這種聊以解嘲的詔書，對貪污現象確實到了無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眾反抗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國不得不尋找可施行的辦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決心實行俸祿制。魏國舊制：戶調：帛二匹（寬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匹，六十尺為一端），絮二斤，絲一斤，谷二十石。許多州郡縣不產絲帛，只產麻布，因此，又令每戶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庫，作為由官府委託商人調換布帛的費用。這裡就有一批商人在為官府調換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戶增調帛三匹（疑是原調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為百官的俸祿。產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稅，不再換絲帛。另增調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湊足二匹），作為廢除商人的費用。班祿以後，官得贓一匹，即處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贓發覺，被殺死四十餘人。行均田制後，規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縣官六頃。地方官不願意受祿，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請求恢復斷（無）祿制。魏孝文帝堅決執行新制，嚴厲懲罰貪官，開國以來的貪污積弊，一時顯得頗有變化。 史書都說魏孝文帝於四八五年，採取李安世的建議，實行均田制，又於四八六年，採取李沖的建議，立三長制。按李安世疏中說，「州郡之民，或因年儉（荒年）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故鄉）」。這裡明說立三長在前，建議行均田在後。事實上也只有校正戶籍以後，才有可能按戶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長前的大戶（三五十家成一戶）分田，每戶得田太少，無法進行耕種，因此，兩事先後，當有錯誤，這裡假定立三長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內實行班俸祿、立三長、行均田三大改革，民眾對鮮卑統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趨於緩和。當然，反抗還是繼續著。四八七年，魏孝文帝問高祐如何止盜。高祐說，要精選地方官，更要停止勛臣貴族作地方長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見改革的實效並不大。 魏國的本土，即平城周圍的畿內，形勢也很不穩定。鮮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鮮卑貴族過著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滅後燕時遷來）積儲大量財富，連一些奴僕也衣食精美。這樣的現象，畿內特別顯著地呈現著：農夫吃不到糟糠，織婦穿不上短衣，無力進行生產；另方面卻是官庫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寶貨滿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華麗的人，到家裡看，更多的是衣食匱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許多人餓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讓大批貧民出境去求食。魏國本土鮮卑兵力已經衰弱，農民大都窮困不能生活，作為根據地的畿內，不再有控制山東的實力，如果山東諸州郡有大變，鮮卑統治的崩潰將很難避免。 鮮卑統治者利用漢族士人來統治漢民，漢族士人也利用鮮卑統治者來保持士族壓迫漢民眾的利益。但是，漢士族與鮮卑貴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不平等，士族處在屈服地位，並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現士族與鮮卑貴族的關係。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門，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謀士。他力主恢復五等封建制，認為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是弊政。道教主寇謙之也贊成他的主張。本來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廢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親崔宏受封為白馬公，他自己也曾封為武城子，後來又襲封白馬公。顯然崔浩的主張，不是要改四等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領在本人勢力所在地，按勢力大小受五等爵號，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認世家大姓歷代相傳的割據勢力為合法。這種議論反映漢族割據勢力受鮮卑地方長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鮮卑貴族）的壓制，要求象西周那樣，諸侯各治自己的國，對王室只保持朝貢關係（崔浩力爭用漢族士人數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對鮮卑貴族的意義）。漢士族最講究禮制，鮮卑族卻非常落後。鮮卑拓跋部人頭髮打成辮子（稱為索頭），男女服裝便於騎馬，漢士族以衣冠自詡，當然看不慣遊牧人的習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詔禁止），更被看作野蠻。其餘不合漢族禮制的事自然還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國史，崔浩把拓跋部醜事都直書不諱，《魏書·崔浩傳》說 他「盡述國事，備（詳盡）而不典（不雅觀）」，並且刻石立在大路邊，讓來往的人都看見。魏太武帝和鮮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盡侮辱後（崔浩排斥佛教，也是被報復的一個原因）才滅族。他的親戚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也都滅族。崔浩智謀無雙，善於估計利害，他做這個危險事，也反映出漢族和鮮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銳矛盾。崔浩被慘殺，士族與鮮卑貴族間的不和卻並未中止。鮮卑人自四五○年大戰後，害怕同南朝作戰，當時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為唯一的敵國，如果北方士族響應南朝的北伐，鮮卑統治將很難應付這個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訪問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幾條，其中一條是應在河表七州人中，選擇高門，召來京城，同中州人（鮮卑貴族）平等待遇，給予官做。這樣，可以調和新（新選七州高門）舊（鮮卑貴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稱河表七州，就是荊、兗、豫、洛、青、徐、齊七個與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議，此後行政著重在利用漢士族和調和漢士族與鮮卑貴族間的關係。 大河南北諸州郡是魏國的真實根基，居住在這個地面上的是漢士族和漢民眾，鮮卑統治者依靠偏遠的畿內和不多的鮮卑人想控制全國，事實上有極大的困難。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遷都洛陽，實行與漢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漢文化，所以要變鮮卑俗為華風，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適應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統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礙，決計遷都。 魏孝文帝不敢提出遷都的主張，召集群臣，宣稱要大舉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為首的文武百官紛紛反對。魏孝文帝發怒道，國家是我的國家，任城王想阻撓用兵麼！拓跋澄反駁道，國家固然是你的國家，但是，我是國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險，怎能不說話！退朝後，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宮中談真心話。魏孝文帝說，我們鮮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這是用武的地點，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意思是說，現在武力已不可靠，必須用政治來維持國家）。我想以用兵為名，率領眾人遷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為全力擁護，贊助遷都大計。魏孝文帝出動二十萬人（號稱三十萬）的大軍，宣稱南伐。到了洛陽，仍騎馬上路，表示還要繼續進軍，群臣跪在馬前，叩頭哭求不要再前進。魏孝文帝說，你們既然不願南伐，那末，就得聽我的話，遷都到洛陽。群臣不願遷都，但更不願南伐，只好承認遷都。 魏太武帝滅夏國，在河西建立大牧場，養馬二百餘萬匹，牛羊無數。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陽牧場（在河南汲縣地），養軍用馬十萬匹，每年從河西牧場選馬到并州牧場，過些時又遷到河陽，使馬匹習慣內地水土，不至死傷。四九五年，選鮮卑勇士十五萬人組成宿衛軍。同年，魏宮人和文武百官全部遷到洛陽。魏孝文帝準備了自衛的武力，同時著重進行鮮卑族的漢化和諸州士族門第的評定。按照「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的規則，官職按門第高下來分配。低級地方官（縣官）從低級士族中選取，讓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國經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與南朝完全相同，漢士族滿意了，魏國統治權也確實穩定下來了。鮮卑貴族和一般鮮卑人不甘心對漢士族作這樣的讓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為元）恂謀逃回平城，許多高級貴族數次謀據平城自立一國，都遭到魏孝文帝的嚴厲鎮壓。此後，漢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為魏國的有力支持者。 魏遷都洛陽，與南朝鄰近，更顯得南朝對自己的威脅。四九七年，魏孝文帝親率大軍攻齊，想擴大疆域，無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軍攻齊，又無功退回。四九九年，齊將陳顯達攻魏，魏孝文帝帶病去抵禦，陳顯達敗退，魏孝文帝也在歸路上病死。這三次戰爭，說明魏國武力已經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後，魏國進入內亂時期。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繼位。他寵任奸佞，國政大壞。貴族豪門，競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嚴立限度，節制放蕩，可是最放蕩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養西域僧三千餘人，擇嵩山形勝處造閒居寺，備極壯麗。貴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陽城內造五百餘寺，州郡共造寺廟一萬三千餘處。寵臣元暉作吏部尚書，定價賣官，大郡二千匹，次郡減半，下郡又減半，其餘各官都按等級出售。佛寺的發達和官吏的貪污，說明民眾遭受嚴重的剝削。四九九年，幽州人王惠定聚眾起事，自稱明法皇帝。此後，連年有人聚眾起事。五一四年，幽州沙門劉僧紹聚眾起事，自稱淨居國明法王。起事人揭出明法做號召，足見民眾深感政治黑暗的痛苦。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繼位。胡太后擅權，荒淫殘虐，無惡不作。她相信佛法能減輕罪過，大興寺塔，在宮側造永寧寺，又在伊闕口（在河南洛陽）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極壯麗。永寧寺尤為宏偉，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軀，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軀，玉像二軀。九層浮圖（塔）高九十丈，上剎（相輪）又高十丈。夜靜，塔上鈴鐸聲可聞十里。僧房一千間，都用珠玉錦繡作裝飾。自佛教傳入中國，這樣的塔廟，還是第一次出現。魏宣武帝初年，在龍門山鑿一百尺高的佛龕（音堪kān）兩個，魏孝明帝又鑿一龕，前後凡二十四年，耗費八十萬餘工。其他營建寺塔，布施僧眾，賞賜寵臣，所費不貲，卻從不對貧民施些小惠。宗室權豪，也競賽淫侈，窮極享樂。 高陽王元雍有奴僕六千，使女五百，元雍吃一頓飯要費錢數萬。河間王元琛與元雍比富，駿馬十餘匹用銀槽餵養，招集王公宴飲，食器有水晶（玻璃）鍾、瑪瑙碗、赤玉壺，製作精巧，都不是中國產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惱，臥床三天不能起，其實元融財物並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驕奢如此，不待言，民眾遭受的是什麼災難。 魏孝文帝為統治漢民眾，對漢士族大讓步，遷洛以後，內遷的鮮卑貴族同漢士族融合在一起，統治力加強了。但是，鮮卑族內遷部分和守邊部分間卻因此發生衝突。早在魏明元帝時，魏築長城防柔然，自赤城（河北赤城縣）西至五原（內蒙古自治區五原縣）長二千餘里。魏太武帝在長城要害處設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御夷六個重鎮，保衛平城。六鎮外，又有沃野（在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右翼旗境）等鎮。任鎮將的都是朝廷親貴，鎮將部下各軍官也都是鮮卑貴族。這些守邊軍官不僅受優厚的待遇，而且官職眾多，升遷容易，例如沃野鎮自鎮將以下各官多至八百餘人，至少有五分之二是冗官閒職。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後，邊鎮戰事稀少，守邊官不再留意邊防，卻專心發財致富。各官選部下精壯兵，迫使到邊外擄掠，有時被柔然擄去當奴隸，有時擄得財物歸來，全部被各官奪去。老弱兵裡面，如有人略會一些技藝，便被迫作手工，苦役百端。其餘老弱兵或入深山伐木，或在田地上耕耘，或經營商業，一切利益全歸各官所有。守邊兵一部分是鮮卑平民，一部分是鮮卑化的各族人（包括漢人及其他非鮮卑人）。他們應得的軍食軍衣都被各官扣去，窮得無法生存，往往在路上倒斃。守邊官與守邊兵之間，關係一向是惡劣的。魏孝文帝遷洛以後，內遷貴族仕途通達，排斥守邊貴族，號為「府戶」，當作僕役看待，一生不得上進。朝中權貴還刻剝各鎮，少給衣食，各鎮軍官自然更殘酷地刻剝守邊兵。守邊兵對守邊軍官切齒，守邊軍官對鎮將和朝官（內遷貴族和漢士族）切齒。此外，隨從魏孝文帝內遷的普通鮮卑人和宿衛軍人，被看作寒人或武人。寒人永無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職，這種人也對朝官切齒。為各方面所切齒的朝官，分成派別，爭奪權位，又互相切齒。這樣，鮮卑族內部的分裂，愈來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時，鮮卑政權已經失去大多數鮮卑人的支持，並且為守邊兵所仇視。 魏孝文帝死後，貪污政治又盛行。貴族士族求官的人太多，吏部尚書（掌選用人才）不敢選拔招怨。五一九年，魏國行停年格，只按求官人的年資依次序補官，不再論人才高下。又削減百官俸祿，補助皇室的浪費。這種措施，實際是正式恢復貪污政治。後來，索性按納貨多少出賣官職，只有貪污人才得做州郡長官，郡縣小吏職也得出錢購買，自然，小吏也全是貪污人。民眾窮困，人心浮動，本來漢民眾和漢族以外的一切非鮮卑族民眾，都是反對鮮卑統治的，到魏孝明帝時，民眾推翻鮮卑統治的要求愈益迫切了。 魏朝廷專力防備民眾的反抗和南朝梁兵的進攻，卻沒有注意邊鎮守兵的起事。五二三年，懷荒鎮人（守邊兵）殺鎮將於景。接著沃野鎮人破六韓（姓）拔陵（名）聚眾起事，殺鎮將，改元真王。破六韓拔陵開始發出反魏的號召，各鎮人紛起響應，各地也紛紛聚眾起事。五二四年，高平鎮（甘肅固原縣）人赫連恩等起事，推敕勒酋長鬍琛為高平王。破六韓拔陵攻破武川、懷朔兩鎮。其餘四鎮也起事反魏。秦州（甘肅天水縣）人莫折（姓）大提（名）起事，殺魏刺史，自稱秦王。南秦州（甘肅成縣）氏人張長命等起事，殺魏刺史，據城響應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攻破高平鎮，殺魏鎮將。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繼位，自稱天子，設立百官。涼州小軍官於菩提等殺魏刺史據城起事。秀容（山西忻縣）人乞伏（姓）莫於（名）聚眾起事。南秀容牧子（地位類似奴隸的牧人）萬於（姓）乞真（名）聚眾起事。營州（治龍城）人就德興聚眾起事，自稱燕王。夏州（治統萬城）一帶胡人起事，圍統萬城。關中一帶蜀人（被遷徙到夫中的蜀人）起事，攻長安城。汾州（治蒲子城，山西隰縣境）一帶胡人起事。在這一年裡，魏國北境西境東北境都發生戰事，魏朝廷依靠漢士族的協助，控制黃河南北諸州郡，還可以出兵去抵禦，互有勝敗。總的趨勢則是反魏勢力在擴大，魏勢力在削弱。 邊地上的戰事，一時未必就會推倒魏朝廷，只有到了內地也發生戰事，在內外夾攻下，魏朝廷的崩潰，才無可避免。五二五年，柔然可汗阿那瓌（音規guī）攻沃野鎮，破六韓拔陵軍大敗，部眾二十萬人投降魏朝。魏朝使降眾到內地冀（治信都，河北冀縣）定（治盧奴，河北定縣）瀛（治樂成，河北獻縣）三州求食。柔玄鎮人杜洛周起兵，據上谷（河北懷來縣），改元真王，懷朔鎮人高歡等人歸附杜洛周。五二六年，沃野鎮降人鮮于脩禮等起兵據左城（河北唐縣境），攻定州城，又攻破燕州城（京京昌平）。鮮于脩禮死，葛榮代統部眾。葛榮在博野縣（河北博野縣）境擊殺魏大將元融，自稱天子，立國號為齊。這時候戰事的重心移到河北，魏控制力進一步削弱，漢民眾也紛紛起兵反魏。五二七年，葛榮攻破信都城。五二八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葛榮殺杜洛周，並統杜洛周部眾。葛榮所部數十萬人號稱百萬，占有冀、定、瀛、滄（治饒安，河北鹽山縣西南）、殷（治廣阿，河北隆堯縣）五州地。沃野鎮和六鎮的鮮卑人（包括鮮卑化的漢人）降魏後到三州以及隨從杜洛周等大量內遷，數量是巨大的。他們是變兵，是尋求生存的流亡者，是根本不知生產為何事的破壞者。他們毫無紀律，專事屠殺擄掠，葛榮攻破滄州城，居民被殺十之八九。他們橫行河北諸州郡，象滄州城那樣，破壞都是極其慘重。腐朽昏亂的魏朝廷，造成這個大禍殃，漢族民眾又遭受一次大屠殺。 五二四年，秀容人乞伏莫於、萬於乞真等聚眾起事，都被秀容酋長爾朱榮鎮壓下去。爾朱榮擁有部落八千餘家，馬數萬匹，散家財接納豪強，侯景、賀拔（姓）岳、高歡等人先後來投靠，兵勢強盛，養成了一個新起的勢力。爾朱榮駐兵在晉陽（山西太原市），五二八年，魏孝明帝怨胡太后攬權，密令爾朱榮率兵來洛陽，脅迫胡太后。爾朱榮令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治壺關，山西壺關縣），胡太后殺死魏孝明帝。爾朱榮立長樂王元子攸為魏帝（魏孝莊帝），舉兵攻洛陽，殺胡太后，召魏百官二千餘人齊集淘渚（在河南孟縣），爾朱榮責百官驕侈成俗，貪虐釀亂，下令全部殺死。爾朱榮入洛陽，魏朝百官除了一些殘餘舊人，其餘都由爾朱榮部屬任職，元氏的魏朝實際上已經滅亡了。 爾朱榮殺朝臣太多，不敢在洛陽久居，率兵歸晉陽。葛榮軍南下，前隊已過汲郡城（河南汲縣），洛陽受威脅。五二八年，爾朱榮親率騎兵七萬，以侯景為前鋒，在鄴城北大破葛榮軍，陣上擒獲葛榮。爾朱榮收用葛榮部將武川鎮人宇文泰等，讓餘眾數十萬人散居各州郡，歸地方官管理。六鎮人內遷作亂，算是告一結束。當然，這些不事生產的鮮卑流民，在地方上還是依靠殺掠漢民來維持自己的生活。 以爾朱榮為首的爾朱氏集團，擁有強大的兵力。魏國在凶暴愚蠢的爾朱氏集團支配下，從統一的形式轉向分裂的形式。 五二八年，梁武帝遣將軍陳慶之率兵數千人護送魏降人北海王元顥至洛陽爭魏帝位。五二九年，魏孝莊帝逃往河北，陳慶之入洛陽，元顥改元稱帝。梁兵入魏境，一路取得三十二城，接戰四十七次，每戰必勝，這並不是由於梁兵強大，而是魏國有人擁護元顥。爾朱榮擊敗陳慶之，殺元顥，爾朱氏勢力仍得支配魏國。魏國西境胡深、莫折念生等部，五二六年，都併入万俟（音莫其mòqí姓）丑奴（名）部，攻掠關中，想奪取長安。五三?年，爾朱榮使爾朱天光為雍州（治長安）刺史，賀拔岳、侯莫陳（姓）悅（名）為左右大都督，入關擊万俟丑奴。爾朱天光等擊殺万俟丑奴，魏國西境全部收復。賀拔岳部將宇文泰鎮守原州（即高平鎮），他在當時豺狼般的諸將中，較有政治才能，多少留意些民事，在關西取得了一些聲望。 爾朱榮想奪取帝位，卻只知道暴力脅迫，魏孝莊帝想保存帝位，卻只知道殺爾朱榮泄憤。五三○年，爾朱榮自晉陽來朝，魏孝莊帝伏兵殺爾朱榮。爾朱兆等攻入洛陽，俘獲魏孝莊帝，送到晉陽殺死。 爾朱兆使部將晉州（治白馬城，山西臨汾縣）刺史高歡統率六鎮流民。這種流民就是葛榮餘眾。葛榮敗後，一部分餘眾二十餘萬人流入并州，受爾朱部入虐待，窮困無以為生，大小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爾朱部殘酷的鎮壓，被俘殺將近半數。高歡本是葛榮部屬，統率流民，大得流民的愛戴。五三一年，高歡率流民到山東，得殷州趙郡大族李元忠、冀州大族高乾高敖曹兄弟協助，據有冀殷二州地。高歡對鮮卑流民說，葛榮行軍沒有紀律，百萬人一敗就潰散。你們既然推我為主，第一，不得侵犯漢人，第二，要服從我的號令。鮮卑流民表示願受約束。鮮卑化的漢人高歡，從此成為鮮卑流民漢大姓聯合勢力的領袖。高歡立元朗為魏帝（魏後廢帝），與爾朱氏所立魏前廢帝對抗。爾朱兆率大軍來攻，被高歡擊敗。五三二年，高歡取鄴，爾朱兆爾朱天光等率大軍來攻，又被高歡擊敗。爾朱兆部將斛斯（姓）椿（名）等在洛陽大殺爾朱氏和其徒黨，爾朱氏勢力被消滅。高歡入洛陽，取消前後兩個廢帝的帝號，立元脩為魏帝（魏孝武帝）。魏國的政權，從爾朱氏轉到高歡手裡，高歡自居晉陽，控制洛陽的魏朝廷。 爾朱天光出關攻高歡，戰敗被殺。賀拔岳占有關西，以宇文泰為輔佐。五三四年，侯莫陳悅殺賀拔岳。賀拔岳部眾推宇文泰為主，攻殺侯莫陳悅，關西為宇文泰所占有。 魏孝武帝被高歡脅迫，五三四年，逃出洛陽，投奔宇文泰。高歡立元善見為魏帝（魏孝靜帝）。從此魏分為東西兩國。洛陽逼近關中，高歡使魏孝靜帝遷都鄴。此後，洛陽到潼關路上，成為高氏宇文氏兩大勢力的決鬥場，繁榮超過南朝國都建康的洛陽城，又一次定為灰燼。 四東魏與北齊 東魏五三四年至五五○年 北齊五五○年至五七七年 儘管魏孝武帝只是個擁空號的皇帝，但是，高歡失去了他，也就失去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優勢，宇文泰也就一躍而成為高歡的政治勁敵。高歡深悔自己的失算，擁立魏孝靜帝後，形式上竭力表示恭敬，以魏丞相名義積極地剷除元氏勢力，培養高氏勢力。 高歡的政權，武力主要依靠居住在并州的六鎮流民，必須滿足這些鮮卑人的貪慾，才能得到他們的支持。可是，鮮卑人的貪慾是無限的，這就必然要過度地侵犯漢士族和漢民眾，當時西方宇文泰行西周禮制，南方梁武帝制禮作樂，都在招引中原士族，漢民眾更是從來傾向於南朝，如果漢士族和漢民眾反抗高氏政權，鮮卑武力也就不能存在。高歡在這樣的形勢下，進行各種措施，求得相對的一致，完成創業的任務。《北齊書》說他把握時機，變化若神，固然是諛辭，但高歡也確實有些政治才能，足以建立起高氏的齊國。高歡制定為他的繼承人所遵行的措施，主要有下列幾條： 高歡確認自己是鮮卑人，他的政權是鮮卑人壓制漢人的政權。他以晉陽為主要根據地，和六鎮流民結合在一起，作為高氏政權的根基。自認鮮卑人的意思，是想保持鮮卑人的野蠻性。齊文宣帝（高洋）的太子高殷，溫和好學。齊文宣帝嫌高殷懦弱，得漢家（鮮卑人稱漢族人為漢家）性質，不象是自己的兒子。高殷曾奉命去親手殺人，高殷割了幾刀，還沒有割下頭來。齊文宣帝大怒，拿馬鞭打高殷，認為這是懦弱的表現，不堪繼承自己的帝位。代表六鎮流民的高氏一家人，堅守鮮卑人與漢人的分界，按照鮮卑人習俗，以殺奪為能幹，以凶暴為英雄，他們的政權，始終是含有高度野蠻性的鮮卑人政權。高歡和他的一家人知道，漢士族與漢化了的元氏政權關係是密切的，要消滅元氏政權的殘餘，必須取得漢士族的助力，但高氏能給漢士族的待遇，決不能比元氏優厚些，漢士族給高氏的助力，也決不能比給元氏的更多些。這樣，高氏政權唯一可靠的支持者，只能是六鎮流民，因此決定了高氏政權不能不是鮮卑人政權。 高歡確定鮮卑人是支持自己的第一種力量，同時，也爭取漢士族作為支持自己的第二種力量。他對漢人自稱是勃海大族高氏的子孫。五三一年，高歡率六鎮流民到山東，認信都守將高乾高敖曹為族叔，使長子高澄行族孫禮，拜見高敖曹。嫁女兒給華陰大族楊愔（音因yīn），引用大族清河崔（音靈líng）、博陵崔暹等高級士族。這些士人擁護高氏政權，但和鮮卑勛貴存在著矛盾，高氏統治者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有決定政權存亡的意義。高敖曹是高歡部下著名猛將，所率士兵全是漢人。鮮卑人對待漢士人態度傲慢，見到高敖曹卻不敢放肆。高歡對軍隊講話，總是用鮮卑語，高敖曹如在行列，高歡就改用漢語。高敖曹有武力，為鮮卑人所畏憚，其餘士人都是些文官，忍受鮮卑輕侮，當然不會心服，要進行隱蔽形式的鬥爭。高歡自居晉陽，五三六年，使長子高澄居鄴，控制東魏朝廷。五三八年，高澄廢停年格，選拔賢能人補官。所謂選拔賢能，就是收買有聲名的士族，使脫離元氏政權。高氏政權中漢士族的成分增加了，漢士族與鮮卑勛貴間的矛盾也隨著發展起來。漢士族對待鮮卑勛貴的態度大抵有三種。第一種以李元忠為代表。李元忠和高乾是最早協助高歡在山東獲得立足地的功臣，後來李元忠常做大官，卻不問世事，只是飲酒消遣，得到的財物都分給窮人。高歡曾要李元忠做僕射，高澄說他是醉人，不可任要職。李元忠的兒子勸他節酒，他說，我覺得作僕射並不比飲酒快樂，你愛僕射，你不飲酒就是了。這是消極抵抗鮮卑勛貴的一種表現。另一種以杜弼為代表。杜弼也是輔佐高歡的舊臣。高洋將滅魏稱帝，問杜弼，治國該用哪種人。杜弼答：鮮卑人只會騎馬坐車，治國還該用中國人（漢士人）。高洋以為譏刺自己，懷恨許久，終於殺杜弼。杜弼輕視鮮卑勛貴，是漢士族的普遍心理，鮮卑勛貴與漢士族總是互相輕視的。還有一種以楊愔為代表。楊愔是高歡的女婿，與鮮卑勛貴有類似的地位，對鮮卑勛貴的鬥爭也較為顯著。齊文宣帝將立漢人李夫人為皇后，高隆之高德政（漢人）想討好鮮卑勛貴，堅稱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楊愔力爭，齊文宣帝立李夫人為皇后。李後生太子高殷。高殷即帝位，楊愔輔政，抑制鮮卑勛貴。高演（齊孝昭帝）篡奪高殷帝位時，婁太后（高歡妻，高演母）責罵李後說，我母子那可受你漢老婆擺布！楊愔等都被殺死。這是漢士族與鮮卑勛貴爭權的鬥爭，失敗者自然是漢士族。高歡至齊文宣帝還能使用漢士族，得他們的助力，齊孝昭帝以後，漢士族的地位更低，鮮卑勛貴也就不能獨力支持高氏政權。 高歡要滿足鮮卑勛貴的貪慾，只好讓這些人去做州郡長官。鮮卑勛貴殘害漢民眾，比虎狼更凶毒。五三七年，高歡部將劉貴來見高敖曹，有人進來說，治河役夫多溺死。劉貴說，一錢漢（意謂漢人生命只值一文錢），隨他死！高敖曹大怒，拔刀斫劉貴，劉貴奔逃回營。高敖曹發兵要攻劉貴營，各將勸解許久才停止進攻。鮮卑人就是這樣看待漢民眾的，這遲早會引導高氏政權歸於滅亡。高歡也懂得這一點，他採取的措施是：對鮮卑人說，漢民是你們的奴隸，男人為你們耕田，婦人為你們紡織，送給你們粟帛，讓你們溫飽，你們為什麼欺壓他們。對漢民眾說，鮮卑是你們的雇客，受你們的粟帛，替你們打仗，讓你們安居，你們為什麼仇恨他們。高歡治軍，法令嚴肅，鮮卑兵卒的凶暴可能有些限制，這種雙方勸解，也許有一些作用。不過，漢民眾最感痛苦的還是鮮卑勛貴的貪暴。杜弼因文武百官太貪污，請高歡予以懲治。高歡說：「杜弼，我告訴你：文武官貪污，早成了習慣。現在將帥家屬多在關西，宇文泰常來招誘，人情去留沒有定；江東還有蕭衍老翁，專講究文章禮樂，中原士大夫南望羨慕，認為正統所在。我如果過急地整頓綱紀，不相寬容，怕將帥都投宇文泰，士大夫全歸蕭衍，人物流散，我還立什麼國！你安心等待，我不會忘記這件事。」五三七年，高歡將出兵和宇文泰作戰，杜弼請先除內賊。高歡問內賊是誰，杜弼答，諸勛貴掠奪百姓的就是。高歡說，諸勛貴出入戰陣，百死一生，雖然貪鄙，沒有他們卻不成，那能用常法來要求他們。高歡與宇文泰兩次大戰後，局勢逐漸穩定，五四四年，開始整頓綱紀，懲治貪污。高歡使高澄出面立威，自己在必要時出來和緩高澄與勛貴間的衝突。高澄使崔暹、宋游道嚴糾貪污，最大勛貴司馬子如等人都受到懲罰。當然，這只是表示反對貪污的一種姿態，並不能禁止貪污。遠自北魏內亂時起，縣官多由權貴派自己的奴僕去做，要他們替自己搜括財物（五六六年，齊武成帝才改用士人做縣官，士人未必不貪污，一般說來，比奴僕也許好一些），直接治民的縣官是奉命搜括的權貴家奴僕，貪污積習如何能革除。 高歡比較均平地分配田地給民眾，這是高氏政權得以建成的重要原因。他雖然無法革除貪污積習，但也定些補救的辦法。高歡令沿河各州及渡河津口設立穀倉，分段漕運，供軍食並備饑荒。又在濱海各州煮鹽，補助軍費。五四○年前後，山東連年豐收，谷一石只值錢九文，民眾困苦多少減輕了些。地方官收戶調，不按舊制，民眾尤感不便。高歡確定絹長四十尺為一匹，不許額外勒索。又劃一斗尺，禁止私造。五四四年，派遣括戶大使，分行諸州，查出無籍民戶六十餘萬，使與有籍民戶均平負擔徭賦。高歡一方面行施這些補救的辦法，另方面保存魏孝文帝所定的三長制。元孝友說，法令規定一百家為族，有族長一人；二十五家為閭，共有閭長四人；五家為比，共有比長二十人，一百家共有長二十五人。長免一切徭賦，還要侵奪所管各家。苦樂不均，羊（被管各家）少狼（長）多。元孝友建議，一閭改為二比，計一族可省十二個長，國家可增加十二個丁的徭賦。高歡不採納這個建議，因為正需要大量的狼來監視民眾。 高歡的敵國，西有宇文泰的西魏，南有南朝的梁國。高歡使侯景為河南大將軍，統轄黃河以南諸州郡，將兵十萬對付梁國。侯景是高歡部下最有謀算的大將，一向輕視高澄和其他戰將，公然對人說，高王（高歡）在世，我不敢有異心，他死了，我不能與鮮卑小兒（高澄）共事。高歡不得已還是重用侯景，以便自己專力對付當前的主要敵人宇文泰。 五三七年，高歡攻西魏，前鋒竇泰在潼關內戰敗，被宇文泰殺死，高歡收兵退去。同年，高歡大舉渡河入關中，與宇文泰軍大戰，高歡軍敗，退回河東，喪失戰士八萬人。宇文泰大舉進軍到洛陽，侯景燒洛陽城內外官府和民居，存留的不過十之二三。五三八年，宇文泰與侯景戰，宇文泰戰敗。五四三年，高歡與宇文泰在邙山大戰，宇文泰敗，逃回關中。東西魏經兩次大戰，證明勢力相敵，雙方利在守不利於攻，消滅對方的企圖都暫時放棄，各自注意本國內部的整理。 高歡自五三二年入洛陽，至五四七年死，前後十六年的經營，完成了滅東魏立北齊的條件。高歡死後，侯景起兵反高澄，被高澄擊敗，投奔梁武帝。五四九年，高澄正準備受魏禪，被奴隸蘭京（梁人，被俘後配廚房作奴）殺死。高洋繼承高澄的地位，五五○年，高洋滅東魏，自立為齊皇帝（齊文宣帝）。 齊文宣帝重用楊愔，嚴禁貪污，開始制齊律，分民戶為上中下三等，富戶稅錢，貧戶出力。魏孝昌（魏孝明帝年號）以來，豪家大族，公主勛貴，紛紛建立州郡，甚至一百家的小城，便稱一州，三四家的小村，也立一邵，州刺史郡守縣守為數至多。五五六年，齊文宣帝下詔省去三個州，一百五十三個郡，五百八十九個縣。這些政治上的措施，有助於齊國內部的穩定。齊文宣帝選健斗的鮮卑人充宿衛軍，號稱「百保鮮卑」，又選勇武的漢人充防邊軍，號稱「勇士」。連年出擊柔然、突厥、契丹，大部獲勝利。五五五年，發民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夏口（居庸關）西至恆州（治平城）九百餘里。五五六年，又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大抵十里置一戍，要害處置州鎮凡二十五所。這些軍事上的戰守措施，有助於齊國邊境的安靜。齊文宣帝雖然殘虐淫亂，但在他統治時期，齊國還是一個強盛的國家。 五五九年，齊文宣帝死。五六○年，高演奪高殷的帝位，自立為帝（齊孝昭帝）。五六一年，齊孝昭帝死，高湛（齊武成帝）繼位。齊武成帝殘虐淫亂，又是一個暴君，賦役繁重，民眾怨苦，政治情形遠不及齊文宣帝時。他怕自己死後，帝位又被諸王奪去，五六五年，禪位給兒子高緯，自稱太上皇帝，監護高緯。五六八年，齊武成帝死。高緯比以前幾個齊皇帝更奢侈昏暴，民眾窮困，無法生活。五七三年，殺朝中上書諫諍的諸漢官。被殺漢官的家屬發往北邊，婦女罰作官奴婢，幼男被閹割，財產被沒收。五五九年，齊文宣帝大殺姓元的人，前後殺死七百餘人（《北史》說三千人），只有幾家得免。現在高緯又大殺漢官。這兩次大殺，表示高氏政權與漢化的鮮卑士族分裂，最後與漢士族分裂，在齊國政治中心的鄴城裡，高氏政權已經喪失了支持者，它只剩下軍事中心的晉陽了。這時候，正是周武帝在位，周國達到最強盛的時期。 五七六年，周武帝率大軍向晉陽進軍，沿途經多次苦戰，逼近晉陽。高緯逃往鄴城。周軍圍晉陽，晉陽人堅守不降，童兒女子也投磚石來抵抗，六鎮流民是擁護這個鮮卑政權的。周軍攻破晉陽後，向鄴城進軍。五七七年，周軍到鄴城下，朝官紛紛出降，士卒莫有鬥志，高緯出逃被俘獲。周滅齊，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人口二千萬餘，又得以李德林為首的中原名士。周在文化上比齊落後，周武帝重用李德林，說我從前看李德林為齊朝所作公文，以為是天上人，想不到今天為我所用。周武帝統一黃河流域，為隋統一全中國作了準備，自北魏內亂以來，只有這一次戰爭是有積極意義的戰爭。 五西魏與北周 西魏五三五年至五五七年 北周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 宇文泰據關西，民貧兵弱，勢力遠不敵高歡。五三四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陽，投奔宇文泰，從此，宇文泰政治上可與高歡為敵。五三五年，宇文泰殺魏孝武帝，立元寶炬為魏帝（魏文帝），宇文泰完全控制了魏朝廷。宇文泰不象高歡那樣，有六鎮流民可供兵力，又有大批魏國朝臣可供使用。宇文泰要擴大自己的勢力，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竭力爭取漢士族（主要是關西漢士族）和漢民眾，這就使得這個鮮卑人所建立的政權，非力求漢化不可。當然，他並不甘心讓鮮卑人融化在漢族裡，恰恰相反，他要參加統治集團的漢人鮮卑化，藉以保持鮮卑人政權。 五三五年，宇文泰重用蘇綽，制定計賬（預計次年徭役的概數）、戶籍等制度。獎勵清廉，厚賞河北太守裴俠，嚴禁貪污，宇文泰的內兄王超世犯貪污罪，依法處死刑。五四一年，宇文泰改革政治，講求強國富民的方法，蘇綽贊成他的主張，建議減官員，置正長（《北周書》作二長，當是正長之誤。蘇綽奏上《六條詔書》中說「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又說「夫正長者，治民之基」。隋仍周制，五家為保，置保長；五保為閭，四閭為族，置閭正族正），並行屯田制以補充軍資。蘇綽又作《六條詔書》：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宇文泰完全採納蘇綽的建議，令百官都得誦習《六條詔書》。州刺史郡守縣官不通六條及計賬法，不許做官。又設學校，選取小官作學生，白天治公事，晚間入學校講習。宮門外置紙筆，讓士民論時政得失。西魏政治顯然比東魏好一些，字文氏政權開始趨於鞏固。 五四三年，宇文泰與高歡在邙山大戰，宇文泰戰敗。在這次大戰中，諸舊將都無功，只有耿令貴、王胡仁、王文達等三個關西人立戰功，宇文泰改三人名，王胡仁賜名勇，耿令貴賜名豪，王文達賜名傑，以表彰功績。於是廣募關中隴上一帶的豪強來充實軍旅。宇文泰創立府兵制，選拔體力合格的民眾充府兵。府兵免本身應納的租庸調，每歲農閒時受軍事訓練。府兵一人所用馬匹糧食武器，由六家供給。共有百府，每府設一郎將，分屬二十四軍統率。最高將帥有宇文泰及漢人李弼、李虎（唐高祖李淵的祖父）、趙貴等共八人，號稱八柱國。八柱國中字文泰總督中外諸事，元欣是魏宗室，不管軍事，其餘六個柱國，每人各統兩個大將軍，共十二大將軍。其中漢人有李遠、楊忠（隋文帝楊堅的父親）、王雄等三人。每一大將軍各統兩個開府，每一開府統率一軍。府兵是漢民眾，高級將帥有六個漢人，中級軍官多是關隴豪強，顯然，宇文政權不僅在政治上依靠漢士族，而且在軍事上也同樣依靠漢豪強和漢民眾。因此，宇文泰必須力求漢化。他表示要行《周禮》，令蘇綽盧辯依《周禮》改定官制。五五六年，實行新官制，宇文泰為太師、大冢宰，李弼為太傅、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為大司馬，于謹為大司寇，侯莫陳崇為大司空。其餘百官，都仿《周禮》。太師、太傅、太保是三公或三孤，地位最高，漢人占兩位，足見宇文政權中漢人勢力是大的。周武帝滅齊後，又增加了大批漢士族。 宇文泰出身散亡了的鮮卑宇文部，西魏君臣是鮮卑拓跋部人（漢臣及少數宇文部人除外），宇文氏滅西魏，拓跋部人自然並不甘心，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里很多是拓跋部人，宇文部人反居極少數。後來宇文政權輕而易舉地轉移給隋文帝，漢士族勢力的增長和拓跋部人的歸附是重要的原因。 宇文泰想用漢人鮮卑化的方法來抵消鮮卑人的漢化。五五四年，宇文泰使改姓元的人（包括魏帝）都再姓拓跋。魏孝文帝改鮮卑人複姓為單姓，宇文泰使改單姓的人一律恢復複姓。宇文泰又使漢將帥改姓鮮卑姓，如李弼賜姓徒河氏，趙貴賜姓乙弗氏，楊忠賜姓普六茹氏，李虎賜姓大野氏，耿豪賜姓和稽氏，王勇賜姓庫汗氏。宇文泰不僅使漢將帥改用鮮卑姓，並且使各將帥所統率的士卒都改姓將帥的鮮卑姓。宇文泰以為自將帥以至所統率的府兵都用一個鮮卑姓，可以恢復鮮卑部落的原來組織，保存鮮卑人的原始面貌，政權儘管漢化，政權的掌握者還是姓鮮卑姓的人，漢化也就對鮮卑政權無害了。事實上宇文泰這一作為，只能引起元氏為首的漢化鮮卑人的不滿，更引起廣大漢人的不滿，楊堅作周相時，下令被改姓的文武官都恢復原姓。 宇文泰處境比高歡差。高歡的擁護者是反對元氏政權的六鎮流民，東魏朝廷上的掌權大臣都是高歡自己的部屬，又自稱是渤海高氏，對爭取漢士族也比較容易些。宇文泰的擁護者是賀拔岳舊部，將帥與宇文泰是同僚的關係，魏王公大臣隨魏孝武帝來關中，在西魏朝廷上元氏君臣還保持相當大的勢力，漢士族絕大多數居住在山東，關西名門較少，不能給宇文泰更多的助力。高洋稱帝後，齊國正在強盛時期，宇文泰以討叛伐罪名義出兵無功，未曾增長自己的威望。但是，宇文泰終究樹立了卓絕的威望，這主要是從對梁國戰爭中取得的。侯景滅梁國，繼起的是梁國諸王內部大亂。五五三年，宇文泰遣大將尉遲迥率兵攻蜀，當年就取得全蜀。五五四年，宇文泰遣于謹、宇文護、楊忠率兵五萬攻破江陵，俘獲梁元帝，據梁國王公以下及百姓家男女數萬口作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宇文泰從來沒有獲得過這樣的大勝利，宇文氏有可能代替元氏政權了。 五五六年，宇文泰死，諸子年幼，不能統率諸將帥，宇文泰的侄子宇文護得于謹的全力支持，繼宇文泰執掌政權。宇文護使西魏帝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覺為周公，準備滅西魏。五五七年，宇文覺登天王位，建立周國。這一年，宇文護殺宇文覺，立宇文泰的長子宇文毓為天王。五五九年，宇文毓改稱皇帝（周明帝），顯示宇文氏政權已經進一步得到鞏固。五六○年，宇文護殺周明帝，立宇文泰子宇文邕為帝（周武帝）。五七二年，周武帝殺宇文護，取回全部政權，周國進入強盛時期。 周武帝是解脫了鮮卑舊俗，真正接受漢文化優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顯的表現是在周國內釋放奴隸和雜戶。五六五年，下詔：被俘作奴的江陵人，凡年在六十五以上，一律放免；所有公私奴婢，年在七十以上，官代為贖免。這裡雖然只釋放一些老年奴婢為庶人（平民），但比擄掠人口為奴婢，死不肯釋放的鮮卑舊俗，終究是文明了些。他這樣做，也可能是當時還沒有親掌大權，避免觸犯鮮卑勛貴的利益。殺宇文護後，他的做法就不同了。五七三年，下詔：凡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官奴婢）的人全部釋放為民。五七七年，滅齊，下詔：齊武平（高緯年號）三年（五七二年）以來，河南諸州被齊擄掠作奴隸的人，不問官私，全數放免為民。早在四三九年，魏太武帝滅北涼國，擄掠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萬戶，驅到平城供奴役，稱為隸戶。早在四六九年，魏獻文帝奪劉宋青（治東陽，山東益都縣）齊（治歷城）二州地，擄掠青齊居民，驅到平城，一部分供奴役，稱為平齊戶（與隸戶同類），一部分作奴婢，分賜百官。鮮卑人每次作戰，都要擄掠人口作官私奴婢，被擄後得作隸戶、平齊戶等總稱為雜戶的人，還算是較為幸運的。這種雜戶父子世代相傳，為數甚大，遍布在各州郡，與奴隸同是最受壓迫的社會階層，他們的大量存在，是鮮卑野蠻統治的一個顯著標誌。周武帝滅齊，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從此齊舊境內不再有雜戶名稱。又下詔：永熙三年七月（五三四年，魏孝武帝入關投宇文泰的一年）以來，去年十月（五七六年，周武帝大舉伐齊）以前，凡東魏及齊國人被擄掠在周國作奴婢以及江陵平民被擄掠作私家奴婢的人，一概放免為平民。如舊主人還必須共居，可留男子為部曲，婦女為客女。五七四年，周武帝滅佛教，佛寺中所有僧祇戶、佛圖戶（雜戶）自然也得到釋放，齊國佛教極盛，滅齊後，得釋放的僧祇戶、佛圖戶，數量很大，可以想見。十六國大亂時，即使象劉淵劉聰石勒石虎那樣的殘暴人，都還不大量擄人作奴隸，最落後的鮮卑拓跋部進入山東，才開始大量擄人。自三九七年魏道武帝破後燕中山，二百年間戰爭頻繁，奴隸和雜戶不斷在增加，周武帝毅然釋放官私奴婢和雜戶，確實是北朝唯一的英明皇帝。南北朝連年交戰，南朝也擄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統治者同樣表現了野蠻性，周武帝這一英明措施，比南朝統治者也是文明得多。 周武帝生活樸素，勤政愛民，統率將士，賞罰嚴明。五七七年，頒行《刑書要制》，凡執武器合群強奪布帛一匹以上，不執武器合群強奪五匹以上，各級監管官物的官員自盜官物二十匹以上，詐取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沒五戶及十丁以上，隱沒地三頃以上，都處死刑。這是過度從重的刑法，為禁止貪污特別是齊舊境的貪污積習，行重刑的用意也還是有可取之處。 周武帝滅齊，頒發劃一的權衡度量，通行全國。又令山東諸州舉賢才，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到朝廷共論政治得失。又令山東諸州保送通一經以上的儒生到朝廷。這些人自然是山東諸州的士人，他們做了官，宇文政權中山東士族的成分增加了。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他的繼位者周宣帝是個荒淫狂亂的人。五七九年，周宣帝傳位給兒子周靜帝，自稱天元皇帝。五八○年，周宣帝死，周宣帝後父楊堅掌握政權。五八一年，楊堅稱帝（隋文帝）滅周國，建立起隋朝。 自西漢末王莽以下，用禪讓形式奪取帝位，都要經過長時期的執政和排除多種的阻撓，才能新舊相代，象楊堅那樣容易而迅速地取得帝位，以前不曾有過，根本原因就在於宇文政權中漢人勢力遠遠超過宇文氏勢力。 六北朝北境外的強國 北朝和南朝南北對立。北朝和北境外強國也是南北對立。這些北境外強國都是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發展、以擄掠人口和財物為專業的遊牧國家，對北朝的威脅是嚴重的。北朝對南朝要攻、守、和、戰兼施，對北境外強國也要攻、守、和、戰兼施，所以北朝的處境比較複雜，對付北境外強國，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柔然國 力微時，拓跋部掠騎（擄掠人口的騎兵）捕獲一個不知姓名的幼童作奴隸，給名為木骨閭（意為頭禿）。木骨閭長大後，免奴為騎兵。猗盧時，木骨閭逃走，集合逃亡人百餘，投奔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兒子車鹿會勇健，自立一部，號稱柔然。木骨閭子孫以郁久閭為姓，郁久閭即木骨閭的變聲。魏道武帝征服高車等部，獨柔然部不服，三九一年，魏擊破柔然，遷部眾到雲中（治在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三九四年，柔然貴族社侖率部眾數百人逃往漠北。四○二年，社侖征服高車諸部，雄據漠北，兵馬強盛，自號豆伐可汗（可汗猶匈奴人稱單于，據《通鑑》所記，拓跋部先世酋長也稱可汗）。原先柔然人戰敗逃走時，讓母牛在前，驅牛群跟著走。母牛走得疲乏，便伏地不起，牛群也就無法前進。別部人教柔然人改讓犍牛在前，柔然人說，母還不能行，何況它的兒子，始終不肯試一試。因此，柔然畜群常被追兵擄去。豆伐可汗學得了一些魏國兵法，開始組織軍隊，以一千人為軍，置軍將一人，一百人為幢，置幢帥一人。上陣的人，力戰有功，擄獲物得歸私有，作戰不力，就得處死或痛加鞭打。將帥用羊屎記兵數大概，後來漸知刻木記數。豆伐可汗據有西至焉耆（西域），東接朝鮮，南臨大漠的廣大牧地，逐漸南移，攻掠魏國北境，成為魏國的強敵。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要奪取宋河南州郡，先在北境築長城二千餘里，設立戍鎮，防柔然侵入。四二九年，魏太武帝怕宋文帝北伐，對群臣說，一定要先滅柔然，免得腹背受敵，我決心大舉攻柔然。魏太武帝自率大軍襲擊柔然，大獲全勝。得柔然降人三十餘萬落，馬一百餘萬匹，牲畜數百萬頭。柔然可汗率殘部逃走。魏軍又襲破高車，得降人數十萬落，馬牛羊百餘萬頭。魏遷柔然高車兩部降人到漠南魏邊鎮上使從事耕牧，繳納貢賦，大大增加了魏國的人口和財富。魏國獲得這一大勝，才能出兵南御宋兵，東滅北燕，西滅夏國，完成統一北方的戰功。四四九年，魏太武帝準備攻宋，先出兵擊敗柔然，擄獲人口和牲畜百餘萬。柔然經兩次大敗，國力衰弱，不敢侵犯魏邊境。四五○年，魏大舉攻宋，進兵至長江北岸瓜步山。 魏國為充實畿內，保衛平城，遷徙戰敗被俘獲的柔然、高車等部和山東諸州郡漢人到六鎮及平城等地。這種大量移民與鮮卑拓跋部兵民雜居，逐漸鮮卑化，語言習慣同於鮮卑，可以說是鮮卑人了。魏國用鮮卑貴族作鎮將及各級軍官，對這種移民是當作隸戶、營戶（雜戶的一種）看待的，要他們當兵，也要他們供各種役使，他們是被壓迫的鮮卑人。柔然衰弱以後，魏邊禍減輕了，可是邊鎮上兵民和軍官間的關係卻愈益惡劣了。魏國慣例，邊鎮每年秋冬兩季，分東、中、西三路出邊游擊，防柔然來攻，仲春收兵歸鎮。四七一年，魏大將源賀以為游防往來疲勞，不可持久，建議招募健兵三萬餘人，在三路上築三個城屯田，冬季講武，春季耕種。四八四年，高閭以為北方遊牧部落長於野戰，短於攻城，建議在六鎮北再築一條新長城，要害處開門，門旁造小城，置兵守衛。高閭說，築新長城有五種好處：一是免得每年秋冬出兵游防，二是舊長城以北可以放牧，三是以逸待勞，四是六鎮可以安居，五是可以預儲糧草。為免出兵游防，源賀高閭兩人的建議，應是有利於魏國的良計，可是鎮將和軍官的利益卻在於乘柔然衰弱，以游防為名，驅迫守邊兵出境去擄掠人畜。鎮將和軍官既是貴族，魏朝廷也就不會採納兩人的建議，只會讓鎮將和軍官對邊鎮兵民儘量進行殘虐的壓迫。 五○六年，柔然可汗派使人到魏國請和，魏朝廷驕慢地對使人說，你們的祖先社侖是魏國的叛臣。你們現在衰微了，大魏只許你們稱藩，不能和你們通和。魏遷都洛陽以後，北邊很少有戰事，各鎮逐漸被看作荒遠地區，不再留意邊鎮內部醞釀著什麼禍患。 五二○年，柔然內亂，阿那可汗投奔魏國。魏使阿那居住在柔玄懷荒兩鎮中間的邊外牧地，阿那收集部眾，號稱三十萬。五二三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起事，六鎮相繼響應，敕勒（高車）東西兩部附從破六韓拔陵，魏無力進擊，只好退守恆州。阿那為魏攻破六韓拔陵，五二五年，擊殺破六韓拔陵。破六韓拔陵餘眾二十萬人降魏，內徙冀定瀛三州，鮮于脩禮葛榮等人率這些流民在河北起事，邊鎮居民大量內徙。阿那占有魏北方舊境，仿漢制設立侍中等官，信任漢人淳于罩，使掌管文書，柔然又成為大國。 五三四年，魏分裂為東西兩國。高歡宇文泰都要接交柔然，減輕後顧之憂。五三六年，高歡使東魏孝靜帝嫁公主給阿那為妻，約兩國和親。五三八年，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娶阿那女為後。宇文泰與柔然連兵，謀伐東魏，高歡不得已娶阿那女為正妻。阿那收受東西魏的贈物，不再攻掠邊境。 突厥國 《周書·突厥傳》說突厥酋長姓阿史那，世代居住在高昌國的北山里。柔然可汗社侖征服高昌國，擴地西至焉耆。突厥部落被柔然役屬，遷到金山（阿爾泰山）南，為柔然做鐵工。五五一年，鐵勒部將要出兵攻柔然，突厥酋長土門襲破鐵勒，得鐵勒降眾五萬餘落，突厥從此強盛起來。土門向阿那求通婚，阿那大怒，使人去辱罵土門，說，你是我的鍛奴（辱罵為奴，並非真奴隸），那敢說出這種話！土門也發怒，殺柔然使者，派人到西魏求通婚，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嫁公主給土門為妻。五五二年，土門襲破柔然國，阿那 自殺。土門獲大勝，自號為伊利可汗。五五四年，齊文宣帝大破柔然兵，生俘數萬口，柔然餘眾向東遷移，又被齊營州刺史邀擊，俘獲名王數十人。五五五年，齊文宣帝築長城防柔然南侵，自率精騎追擊到懷朔鎮，大破柔然兵，又追逐到沃野鎮，俘獲酋長及生口二萬餘人，牛羊數十萬頭。柔然大敗後，已不能立國。五五六年，突厥木桿可汗滅柔然國。突厥又西破�噠（音亞達yàdā），東逐契丹，北並契骨（吉爾吉斯），轄地東起遼海，西至西海（鹹海），長萬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貝加爾湖），長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為北方的強大國家。 齊與周連年交兵，兩國都爭取突厥作自己的外援。五六三年，周武帝謀與突厥連兵攻齊，向突厥請婚，願娶突厥女為後；齊武成帝也遣使向突厥請婚，送禮比周更多。最後，突厥允許與周通婚，出騎兵十萬，自恆州分三路進來，會合周兵攻晉陽。齊兵擊敗周兵，突厥驚駭，引兵出塞。自晉陽以北七百餘里，被突厥兵沿路大掠，人畜不留。五七二年，突厥木桿可汗死，弟佗缽可汗立。佗缽可汗分國為東、中、西三部，自居中部。周國與突厥和親以來，每歲送給突厥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人往來長安，每歲常有千數人，周國供給上等衣食，盡力優待。齊國怕突厥入寇，也送給大批賄賂。佗缽愈益驕橫，對臣下說，只要我在南的兩個兒子（周齊）常常孝順，我不愁沒有財物使用了。周武帝為了專力對齊，屈意交接突厥，滅齊的第二年，五七八年，周武帝親率大軍分五路北伐突厥，在路上病死，周軍退回。此後突厥屢寇邊境，五七九年，周修齊文宣帝所築長城，防備突厥。突厥輕侮中國的局勢，到隋文帝時才改變過來。 第二節北朝的經濟 曹丕《典論自敘》描寫東漢末年大亂的情形時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大興義師，討伐董卓。董卓遷都長安，山東呈現割據狀態，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守）城邑，小者聚阡陌（鄉間），互相吞滅。凡是朝廷的統一勢力衰退，地方的割據勢力便顯著地勃發起來。占據幾個郡國和占據縣城的大中割據勢力，終究要被更大的勢力吞滅掉，至於鄉間的割據勢力，在保衛本鄉本村的名義下，是會得到本地民眾的支持的，它為數極多，任何大的勢力也不能逐個予以消滅，因此，鄉間割據勢力是一個持久的割據勢力，其中有些大姓強族，勢力足以影響州、郡、縣甚至影響全國，並不局限在一鄉一村間。 西晉末至隋統一，前後將近三百年的戰亂，鄉間割據勢力愈益鞏固，並且起著多種的作用。這裡先舉例說明戰亂地區存在著大量的塢、壁、壘、堡等自衛小城。 十六國大亂開始時，漢人就用塢壁來自衛。三○八年，劉淵部將石勒等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餘壘，收壯健人五萬為軍士。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所屬郡縣堡壁百餘，軍隊擴充至十餘萬人。三一○年，石勒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晉兵擊敗，自葛陂（河南新蔡縣北）北還，沿路民眾都堅壁清野，石勒軍擄掠無所獲，餓得人相食。到枋頭，攻破向冰的壁壘，才得到糧食。三一○年，劉淵部將王彌劉聰等攻掠梁、陳、汝、潁間，陷壘壁百餘。三一五年，劉聰部將曹嶷攻掠齊魯間，陷郡縣壘壁四十餘所。東晉祖逖北伐，譙郡有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為塢主，樊雅歸附祖逖，祖逖得進駐譙城。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被祖逖擊敗，投降石勒。祖逖進至陳留，沿河諸塢，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許兩屬，塢主都感恩，真心幫助祖逖，黃河以南諸塢，多叛石勒歸附祖逖。從這些事例里，可知塢壁是自衛性質的軍事組織，有戰亂的地方，到處都存在著。它們對強大勢力表示降附，繳納一定數量的賦役；強大勢力無法消滅它們，也只好承認它們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大小塢壁間的吞併和小塢壁附從大塢壁，在一個地區內形成以一個強大塢壁為首的塢壁群。大小塢壁的首領，實質上無異於早期封建社會的公侯伯子男，最強大的首領就是霸主，漢魏以來的名門望族，常常被公認為這種霸主。這是大量的封建割據，不過，在戰亂的情況下，勞動群眾從塢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護，多少能夠抵抗落後族的武裝擄掠，應該說是含有一些積極意義的割據。從十六國到隋統一，這種割據形勢總是存在著，並且基礎鞏固，成為北方社會重要的組織形式。 魏太武帝時，崔浩力主恢復五等封爵制，與同僚論五等制與郡縣制的是非，指責秦始皇漢武帝的錯誤，同僚們都欽佩崔浩的好古識治。北方社會實際通行的是強有力的割據制，地方官權力受割據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崔浩依據這種實際情形，所以主張廢郡縣，要朝廷承認割據者的合法性，給予五等封爵。同僚們認為崔浩識治，也就因為他認識這種實際情形。崔浩的主張，顯然與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縣制的存在，表示魏國是統一的，是鮮卑人統治的國家，不是漢人割據的國家。魏太武帝殺崔浩並大殺與崔浩通婚姻的高級士族，這也是一個原因。葛榮作亂，趙郡大姓李元忠率諸李數千家，築壘自保，屢次擊退葛榮的進攻。葛榮用全力圍攻，捉獲李元忠，但也不敢殺害。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餘人，馬八百匹，武裝齊備。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給養自然是從高氏保護下的勞動群眾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劉姓，清河張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陽侯姓，一姓將近萬家，勢力盛大。依據上列事例，將近萬家的大姓到幾十家幾百家的小塢小壁，是北方漢族的主要組織形式，鮮卑人以外的非漢族人，要得到保護，也只好加入這些塢壁，生活上加速融合於漢族。講北朝經濟措施，必須從這一事實出發。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遷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區（畿內），封建經濟在畿內發展起來。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鮮卑人為天、地、東、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員），民戶養羊滿百口，出戰馬一匹。要鮮卑平民按一百隻羊出一匹馬，是在遊牧部落里推行封建制度。不過，畿內興農業和遊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國經濟的重要部門，支持魏國連年用兵武力強盛的經濟，主要是山東諸州郡。 魏賦稅制：常賦每戶每年納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納帛一匹二丈。常賦外又有雜調。從數量上看，一戶負擔常賦雜調是煩重的，但一戶包含三五十家或多於三五十家，各家分擔，國家對每戶所取的賦稅不算過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戶，戶主是一戶內的豪強，稱為宗主。異姓的貧弱小民投宗主家作蔭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蔭附，賦斂也很煩重。宗主統率同姓各家和蔭附，勢力較大的宗主就成為塢主壁帥。 魏朝廷一向承認宗主的權利，以便通過宗主來取得賦稅，也就是對宗主讓步，讓宗主與朝廷共分賦稅。到魏孝文帝時，才對宗主展開爭取民戶的鬥爭。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採納李沖的建議：創立三長制。五家為鄰，置鄰長一人，五鄰為里，置里長一人，五里為黨，置黨長一人。三長本身免官役，又鄰長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長家有二人，黨長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長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計五十六人。又改革賦稅制，戶調每戶（一夫一婦）每年納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總數，分為十五份，其中十份為公調，二份為調外費，三份為內外百官俸。另外還有雜調。男子年十五歲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婦的調數。從事耕織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子四人的調數。耕牛二十頭出奴婢八人的調數。朝廷寧願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寧願減輕戶調，目的在於分化大戶為小戶，並使蔭附自立門戶，削弱宗主的勢力。三長制初行時，豪強很不願意，大概當了三長，仍能役屬四家（鄰長）到一百家（黨長），也就相安無事了。四八七年，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說，往年立三長，校定戶籍，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很少能夠入倉，雖對民有利，但不可長久。他建議減收布帛，增收谷租，使倉谷充實，有備無患。立三長和減輕賦稅，宗主勢力在形式上確實發生了變化，魏政治統一也前進了一步，但在實質上，三長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長後，四八六年（？），魏孝文帝採納李安世的建議，行均田制。男夫十五歲以上受露田（不種樹的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一夫一婦受田六十畝）。男夫受桑田二十畝。露田不得賣買，身死歸還官府。桑田是世業，可傳給子孫，也可賣買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數的露田，奴又有同數的桑田。牛一頭，受田三十畝，一戶畜牛不得超過四頭。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畝，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畝，均田制無中男受田的規定，當是史文漏略。魏國貴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隸，普通地主也賣買奴婢使從事耕織，供主人剝削。均田制給奴婢與良丁同數的露田，奴婢種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餘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們的收穫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種。限止牛數（兩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數奴隸的意義。奴有桑田，主家婦女未必能替奴養蠶織帛，也只好給奴婚配。當時地曠人稀（《魏書·地形志》載州郡戶口數），實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難。小豪強占奪的民田，為法令所迫，可能歸還原主，大豪強卻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採納李彪的建議，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民，給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繳納粟六十石，免正賦及兵役、雜役。這種屯民，大部分是豪強家的蔭附。他們田產被占奪，本身被奴役，為屯民比為蔭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與州郡官宣揚法令，勸隱口漏丁，報名立戶，如仍願作蔭附，或豪強迫脅孤弱，不讓立戶，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與豪強爭民戶，扶助蔭附並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隸，實是進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來作為一種理想的井田制，晉武帝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諸實施，不能不是封建經濟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經濟比兩漢南北朝有進一步的發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著積極影響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麼阻力，原因在於承認貴族士族及有勢力的豪強，保持大規模使用奴婢的權利。這從齊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推見大概，雖然齊均田制不完全與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齊均田制：親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親王的繼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勢力的豪強）限六十人（西漢末年，孔光等奏請限制奴隸，吏民家占有奴隸不得超過三十人。北齊比西漢加一倍，想見北齊奴隸數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納租調。齊滅東魏，齊文宣帝封東魏孝靜帝為中山王，賜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頃。這時候齊並未創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頃，當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謂庶人，實際上得無限止地使用奴婢，僅僅是豪強家失去一些蔭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無須阻撓了。 魏末年經長期戰亂，豪強盛行兼併，均田制遭受破壞。東魏時分給民田，豪貴都得良田，貧弱都得薄田，經高隆之告發，高歡下令糾正，務求均平。其實，一個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齊三長制和均田制，大體上承襲魏制。至五六四年，齊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長制改為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均田制改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數的露田。又每夫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租調：一床（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納半床租調。受田奴婢的租調比良人減半（半床）。《隋書·食貨志》說齊文宣帝時，豪強兼併，戶口益多隱漏，可見齊時均田制比魏末年破壞更甚。齊武成帝改制，無非是減少三長人數以增加役夫，承認兼併（露田數比魏制加倍）並增收奴婢租調。《隋書·食貨志》稱職事（有官職的人）及百姓（豪民）請墾田者名為受田。這裡所謂受田，不再是國家分配耕地給農民而是兼併者向國家請墾地。貧弱農民無力自請墾地，只好給兼併者耕種，又回到蔭附的舊路上去。 宇文泰據關西，行《周禮》，設司均官，掌管田裡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給田一百四十畝，未娶的男丁給田一百畝；設司賦官，掌管租調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歲納絹一匹，綿八兩，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調減半；設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歲至五十九歲，都得服役，豐年不過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數等於齊武成帝所定的田數（一夫一婦有露田一百二十畝又加桑田二十畝），關西人口比齊稀少，均田制在周國當是實際行施的制度。奴隸受田不見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給園宅一畝，單丁（良人）及仆隸的租調比已娶的男夫減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調。六○四年，隋煬帝下詔免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隸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釋放大批奴隸和雜戶為良民以後，奴隸在農業生產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為縮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蔭附自立門戶，推動社會生產力前進了一步，周武帝釋放奴隸，社會生產力又推進了一步，勞動群眾在十六國大亂和鮮卑拓跋部統治時期所積累起來的災禍，經兩次改革，得到頗大程度的減輕，因此，他們是這一時期中有功於勞動群眾的兩個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長，行均田，隸屬在宗主勢力下的蔭附，確實被釋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勢力逐漸興盛起來，又成為與朝廷爭奪民戶的一個嚴重力量。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宗教，特別是佛教，必須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須讓寺主分享剝削的利益，分享得過多，朝廷又感到損失太大，對自己不利，其中鬥爭和聯合的情形是複雜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參加這個鬥爭，表現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爭論，歸根還是地主階級內部（朝廷、宗主、寺主）為爭奪剝削對象（勞動民眾）而發生離合變化。 寺院是佛教的塢壁，僧人是寺主的徒眾（寺主的爪牙和從事各種勞動的人），寺主是宗主，強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塢主壁帥。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蓋吳所率反魏軍，在長安佛寺中發現藏有弓箭矛楯，又發現釀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內的大量財物。此外還有與貴家婦女淫亂的密室。魏太武帝認為是佛寺謀反的證據，大舉滅佛。其實佛寺就是塢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財物，都是平常事，說僧人企圖謀反，無非是滅佛的一種藉口。魏文成帝恢復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數，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門統（掌管佛教的僧官）曇曜的請求，創立僧祇戶和佛圖戶兩種名目。所謂僧祇戶，就是平齊戶及諸民戶如能每年送給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稱為僧祇粟），即取得這個名義。僧祇戶開始時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護，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壓迫。所謂佛圖戶（又稱寺戶），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發給寺院，為寺院服苦役並種田地。僧祇戶即蔭附，佛圖戶即奴隸。寺主有爪牙（維那、典錄、典坐、香火、門師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從事各種勞動，又有蔭附和奴隸，寺院成為合法的大小塢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國內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州郡有六千四百餘所，僧尼七萬七千餘人，朝廷也感到民眾逃避賦役、湧入寺院的嚴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數，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門統）地方官共同挑選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個僧尼，朝廷便損失一個剝削對象，朝廷設立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時又在大興佛教，使得這些限制都歸於虛設。五一五年，魏境內有寺院一萬三千七百餘所。五一八年，洛陽城內有寺五百所。魏末年，洛陽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萬餘所，僧尼多至二百萬。大量寺院的存在，說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們的爪牙在進行殘酷的剝削活動。首先是侵奪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稱，遷都以來（四九四年，魏遷都洛陽），不過二十幾年，洛陽民宅，被寺院奪去將近三分之一。州鎮僧寺也同樣侵奪小民，廣占田宅。長安中興寺有稻田一百頃，還有種梨棗等樹的大果園，足見元澄所說是事實。寺院又經營高利貸，如長安僧人竺法護，一次就貸出錢二十萬，濟州沙門統道研，貸出錢財，叫郡縣官替他索還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詔書里說，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貸有兩種情形：一種是自放，或取利過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貧弱，毫無法紀。一種是借給富家轉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戶取利。沙門統曇曜曾於四七六年，奏准撥涼州軍戶（平齊戶以外的一種雜戶）趙苟子等二百家為僧祇戶，給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戶仍留本地，也不專屬一寺，魏宣武帝時，僧官違章逼令離鄉服役，二百家中五十餘人自殺了。寺院是貪圖財物，無惡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稱八不淨物（田園、種植、谷帛、畜奴僕、養禽獸、錢寶、褥釜、象牙金玉飾床及諸貴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間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惡，因為還有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應，在寺院外加強剝削來填滿寺院的欲壑。下面略舉一些例。 四五四年，魏文成帝在五級大寺造釋迦立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共用銅二萬五千斤。和平年間（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曇曜在平城西武州塞，開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雲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達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獻文帝在平城造永寧寺，有七級塔，高三百餘丈，基架寬廣，為天下第一。又在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級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塊構成。魏國佛教大盛，還是從魏宣武帝時開始。魏宣武帝在洛陽造瑤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瑤光寺有五級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餘間。景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七級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餘間，住外國沙門三千餘人。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靈岩寺石窟，在伊闕山開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後開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萬餘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陽城內立永寧寺，有九級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鐸一百二十枚，金鈴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較短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像五軀。僧房樓觀一千餘間。王公貴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紛紛造像立寺，如貴戚馮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滅盡經》說寺院「但貪錢物，積聚不散，不作功德。販賣奴婢，耕田墾殖，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愍。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淫佚濁亂，男女不別」。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描述當時寺院窮奢極侈的情形，比《小法滅盡經》所述更具體，想見勞動民眾的財物，幾乎被求功德者敲剝淨盡了。 齊國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鄴）大寺，約有四千所，住僧尼將近八萬。齊境內有寺四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以上。 周國財力不足，寺院較少。周武帝在周齊境內大規模消滅寺院，雖然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打擊，但對勞動民眾說來，也算是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從魏宣武帝時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時進行著土地兼併，奪取民戶，均田制能夠維持到什麼程度，實在是很難推想。大抵周武帝消滅寺院以後，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復。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當貨幣。魏孝文帝始鑄錢，稱為太和五銖。魏宣武帝又鑄一種五銖錢。魏孝莊帝鑄永安五銖。齊文宣帝鑄常平五銖，製作甚精。周武帝鑄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錢並行。又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周宣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錢及五銖錢並行。魏齊周錢法紊亂，權貴豪強私鑄劣錢，流行市上，無法禁止。不過，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實物交易，顯得商業上有些進步。 冶鐵業因供給農具兵器，未受戰亂影響。相州牽口冶（河南安陽縣水冶）用水力冶鐵，技術也較高，魏武庫中兵器主要在牽口冶製造。齊時綦毋（綦毋音其無qíwú姓）懷文造鋼刀，據說能斬鐵如泥。魏宣武帝時開採銅礦銀礦，產量不大。 魏齊周經濟是落後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後，農業趨於發展，可能恢復到漢魏西晉的生產水平。依靠農業的恢復，以佛教為主體的北朝文化才得以發展起來。 第三節北朝的文化 鮮卑統治階級，從迷信方面來接受並提倡宗教，特別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學生根在漢士族群中，隨著漢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北周時，儒學竟壓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關係，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漢族與鮮卑族間勢力消長的過程。 一經學 北朝經學，《易》、《書》、《詩》、《三禮》、《論語》、《孝經》用鄭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傳》用何休注，完全遵守東漢經師舊說，不尚變通。王弼《易注》，杜預《左傳注》偶有傳授，不發生顯著的影響。北朝少見名儒，自魏孝文帝時起，始有徐遵明最稱通博學，講學二十餘年，學徒前後多至萬人。《周易》、《尚書》、《三禮》、《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傳。徐遵明尤長《左氏春秋》，得西晉舊本服氏《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讀數年，撰《春秋義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禮義疏》，熊安生撰《周禮》、《禮記義疏》。與徐遵明同時的劉獻之，擅長《毛詩》，作《毛詩序義》，授李周仁、程歸則。程歸則傳劉軌思，李周仁傳李炫。李炫撰《毛詩義疏》。劉軌思傳劉焯、劉炫。劉炫作《毛詩述議》。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體上也只有這些。大抵北朝經學，學風保守，撰述較少，都缺乏開展的氣象，唐朝修《五經正義》，重南輕北，重魏晉新注，輕漢儒舊說，就是因為北朝經學比不上南朝經學。 北朝經學雖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兩教不敢爭奪的正統地位。魏道武帝進入中原，便在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後又增至三千人。魏獻文帝設立鄉學，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魏遷都洛陽後，私學尤為盛行，儒生開門授徒，多或千餘人，少也不下數百。官學私學的學生，同樣可以被州郡選為茂異（州）孝廉（郡），取得官職。魏亂以後，私學仍盛。高歡得盧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諸子經學，齊諸帝都是暴君，卻照例要選名儒教自己的兒子。宇文泰尤重儒學，以至實行《周禮》。周武帝定三教先後，儒為第一。鮮卑人逐漸革去落後習俗，儒學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道教 道教自稱能羽化飛天，長生不死，其次也能畫符誦咒，消災滅禍。東漢以來，道教流傳漸廣，張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發動黃巾起義，張魯用五斗米道教占領漢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術，但也不免有些顧慮，因此，沒有人敢大規模提倡道教。西晉時沙漠汗居洛陽，他的侍從務勿塵奉道教，說是在伊闕山成了仙。道教影響，第一次帶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篤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煉百藥求長生。他和他的兒子魏明元帝都被藥毒死。道士寇謙之革新天師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對佛教也更尖銳化，終於引起了魏齊周兩次滅佛、一次滅道的宗教衝突。 寇謙之是嵩山道士，自稱太上老君親自封他為天師，繼承天師張陵（張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張（張陵、張衡、張魯）收租米（五斗米）錢稅的舊規，解除了士大夫的顧慮。又反對男女交接的妖術，說大道清虛，豈有此事（房中術）。他的新道教以禮拜求度為主，以服氣食藥閉精練氣為輔。他製造許多道經，說是太上老君傳給他《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傳服氣導引口訣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孫李謙文傳給他《錄圖真經》六十卷，教他輔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謙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儀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簡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壇，朝夕禮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謙之來平城獻道經，得崔浩推薦，大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天師道場，親到道場受符籙，表示受了天命，有權做中國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師道來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滅佛教，就是聽從了崔浩的力勸。天師道是漢族人自創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漢族人認為本族的神，不同於外來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後的魏諸帝，不管怎樣崇奉佛教，即位時總要舉行受符籙的儀式，作為鮮卑拓跋部統治漢族的一種依據。 齊依靠六鎮流民立國，特彆強調鮮卑人的優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別崇奉佛教。高澄準備滅東魏，於五四八年，取消天師道壇。五五五年，齊文宣帝滅道教，強迫道士剃髮當和尚，齊境內佛教大盛。 周依靠關西漢族立國，特彆強調儒學，道教也被重視。五七四年，周武帝廢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還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張殺害佛教徒。從寇謙之開始，一直保持著這種主張，因之，佛道鬥爭僅限於言語攻擊，沒有引起殘酷的報復。四三九年，魏滅北涼，魏太武帝捕獲為北涼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殺。寇謙之替僧人說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殺境內僧人，寇謙之對崔浩力爭，勸崔浩勿殺，崔浩不聽。後來齊文宣帝滅道教，只殺不肯剃髮的道士四人，周武帝滅佛教，不曾殺一個僧人。宗教鬥爭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殺事件，在這一點上，寇謙之是有見識的。 三佛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廣度僧尼等所謂功德事，在經濟上都起著破壞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學的僧徒，闡發宗旨，在中國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卻起著開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時期，大體上都傳入中國，中國僧徒各就所學，標舉心得，聚徒傳授，成立學派，為隋唐佛教全盛時期作了重要的準備。佛學目的在於修行證果，途徑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學偏重智慧（義理），北朝佛學偏重禪定，戒律南北並重，北方戒律尤為專門之學。這樣，由於南北的環境不同，佛學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學風。在南北不同學風中，各學派得以充分發揮本派的獨到處；在同一學風中，各學派得以互較短長處。在南北不同環境中，佛教與儒學所作入世出世的鬥爭，佛教與道教所作較量地位高低的鬥爭，佛教與儒學、道教所作華戎之辨的鬥爭，都帶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為佛學的興盛和儒佛道的爭論，呈現戰國時期以來的又一次百家爭鳴，比起漢朝今古文經學之爭、魏晉（西晉）儒學玄學之爭，規模擴大得多，論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學處於鬥爭的主要面，所以說，南北朝時期，佛學在中國思想界起了開拓的作用。十六國時期，長安是佛學中心，前秦苻堅尊禮釋道安，翻譯佛經，宣揚佛教。後秦姚興，得鳩摩羅什，譯事更盛，中外名僧雲集。赫連勃勃攻入長安，滅佛殺僧，僧徒逃散，號稱白腳禪師的惠始，就是鳩摩羅什的學徒，最早到平城傳教，受魏太武帝禮敬的一個名僧。涼州自從張軌以來，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舊式（規矩和技藝等），村塢相連，多有塔寺。魏滅北涼，俘擄僧徒三千人，北涼國人三萬戶（或說十萬戶）到平城，魏國畿內佛教開始盛行。沙門統曇曜建議魏文成帝開鑿雲崗石窟，曇曜是涼州僧人，開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藝的涼州人。 涼州是禪學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興佛後，先後任沙門統的師賢、曇曜，都是涼州禪師，作為北朝佛學主流的禪學，以及規模巨大的佛教藝術，都導源於涼州，涼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時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視的。 禪的意義是澄心靜慮，坐禪入定，絕滅一切妄念，專心求解脫。淨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流行最廣，信徒最多。淨土宗分彌勒淨土、阿彌陀淨土兩派，都是念佛修禪定，希望死後往生安樂土（淨土）。所謂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號、佛的相（形狀）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裡沒有其他雜想，前後相續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會在定中看到諸佛。這是可能的，因為精神失常，會看到日常專心想念的東西。心念外還有一種口念佛號，方法比心念簡便，流行也較廣泛。據說，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議的威力，這就是口念久了同樣會精神失常。他們臨死時，邀集三五個同道，幫著將死病人口不停聲地高唱彌勒佛或阿彌陀佛名號，一直到病人死去為止，說是死者往生樂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淨土宗正是依據人怕死的心理，用簡便方法取得廣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還可以讓富貴人也得往生樂土，那就是勸他們出錢財，造像建塔，大修各種功德。他們有的是錢財，自然樂於接受這種更簡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藝術品，都是淨土宗盛行的遺蹟。 禪法也是北朝禪學中的一個大宗。禪法主張寂坐修心，不重講經（義門）。鳩摩羅什譯《禪要》，北涼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法》等書，標示禪法，為禪學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禪師來平城，得魏孝文帝禮敬。遷都洛陽後，在嵩岳少室山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導禪法，有徒眾數百人。此後，僧徒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僧菩提達磨自梁國來到洛陽，北朝禪學進入更發達的階段。菩提達磨所修是大乘虛（空）宗的禪法，稱為壁觀，意思是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可以入道。達磨用《楞伽經》四卷教徒歡，要破除妄想，遺盪一切諸相，必罪福並舍，空有兼忘；必心無所得，必忘言絕慮。達磨的禪學與老莊清靜無為，心如死灰的思想頗相類似。北朝不行玄學，但在慾火熾烈，無可滿意的人心裡，還是需要老莊一類的思想當作清涼劑。達磨所創始的禪宗，正是代替老莊來供給更寒冷的清涼劑，因而成為禪學的主流。 達磨主張忘言，不隨於言教。他是禪宗的始祖，他的繼承人所謂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頭說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禪宗以明心見性一切皆空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廢棄。老莊學派的嵇康阮籍，要破除禮法和儒經，禪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連佛菩薩和佛經都包括在內。以空無為宗，自然會發生嵇阮禪宗的想法。玄學禪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屬於唯心主義的哲學，但玄學禪宗在反對不同派別的哲學時，卻起著猛烈進攻的作用。 禪宗主張心無執著，遺盪一切執見，使思想從各種拘束中解脫出來，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別，到後來，空無到極端，連自身也被否定了。禪宗是從佛教內部摧毀佛教的重要力量，達磨創立禪宗，在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門法慶聚眾起事，自號大乘。封勃海人李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法慶專毀寺廟，斬僧尼，燒經像，說是「新佛出世，除去眾魔」。他教兵士殺人，殺一人稱一住菩薩，殺十人稱十住菩薩。法慶可能受禪宗一切皆空唯我獨尊的影響，因為他的行為，正是空無的一種表現。 四儒佛道的鬥爭 自寇謙之革新天師道以後，道佛兩教相互攻擊，儒攻佛不攻道，形勢上似乎儒道聯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華夷之辨，這就影響北朝非漢族的皇帝，對華夷之辨需要表示態度。宗教鬥爭含有政治意義，因之表現的形式比南朝劇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滅佛，固然由於崔浩寇謙之的勸說，但也由於魏太武帝想證明自己親漢不親胡。他在滅佛詔里說「朕承天緒，欲除偽（佛）定真（儒道），獲羲（伏犧）農（神農）之治⋯⋯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滅一門）。⋯⋯諸有佛圖形象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後趙石虎說過，胡人該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興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顯然是在對漢人說，我是黃帝子孫（拓跋部自稱是黃帝子昌意的後裔），有權繼承羲農的正統。五五四年，齊文宣帝策問秀才說，和尚道士幾占民戶的半數，國用大感不足，你們認為那個該廢除？他作出決定，滅道興佛，令道士剃髮當和尚。他不讓道士還俗，足見滅道不是為「有潤邦家」（補助國用）而是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滅齊境佛教，對僧徒任道林說，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對他不發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該廢。魏太武帝周武帝滅佛表示親漢，齊文宣帝興佛表示親鮮卑，其實，佛早就是漢族和非漢族共同崇奉的大神，滅佛興佛，都不能產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採取的殘殺手段，用比較和緩的方法，經過長期的準備來廢佛教。當時有個衛元嵩，曾出家為亡名法師弟子，亡名當是受禪宗和嵇阮影響的和尚，教衛元嵩佯狂求聲名。衛元嵩還俗，著佛道二論，崇道抑佛，與道士張賓相結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這樣，造成了儒道聯合攻佛的形勢。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親講《禮記》，顯示儒學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討論佛道兩教教義。會後一個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餘人到正殿（當是紫極殿）大會，周武帝親自校量三教優劣，名儒沈重代表諸儒宣揚儒學。會後五天，又召集大會，討論三教。會後又號召道俗諸人，儘量表示意見。五七○年，甄鸞上《笑道論》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說《笑道論》傷害道教，當眾燒毀。道安法師又上《二教論》，攻擊道教。周武帝重道輕佛，早有定見，不過形式上還讓二教爭辯。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觀，親登法座講道經。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由於佛教徒劇烈駁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還俗。別設通道觀，選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觀學老、莊、《周易》，稱為通道觀學士。所謂通道，就是要和尚通過學習變成道士，廢二教實際是廢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鄴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廢佛，慧遠法師抗聲爭論，最後用阿鼻地獄恐嚇周武帝。周武帝說，只要百姓得樂，我願受地獄諸苦。僧徒技窮，只好從令還俗。還俗僧徒任道林上書要求辯論，周武帝召他入宮，使立御座旁辯論多次，周武帝終於聲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說到這一點，任道林就有觸犯忌諱的危險了。因此，任道林請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觀求學。周齊境內佛像被破壞，經卷被焚燒，四萬所以上的寺廟，賜給王公作宅第，將近三百萬的和尚，還俗作平民，寺院財物散給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釋放，周武帝滅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會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滅它決不能收實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興盛起來。 五佛教藝術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為首要事務，單就現在還存留著的大量藝術作品來看當時社會財富的耗費狀況，已經是可驚的，何況消失了的財富如僧尼生活費、巨大建築物等等，耗費量比這些藝術作品要大得無數倍。佛教徒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費任何財物作代價，替佛教徒付出代價的卻是勞動民眾，這實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價既如此巨大，遺留下來的又只是這些藝術作品，因之，必須予以十分珍惜，必須從這裡吸收有益的資料來取得補償。 下面大體上按年代先後，略述最重要的藝術作品。 敦煌千佛洞 佛教傳入西域，再傳入內地，敦煌正是從西域到內地的咽喉處。西域北路的龜茲國，南路的于闐國，都是佛教特盛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開鑿石窟供奉佛菩薩，其中有塑像、有壁畫，形成西域式與天竺式相結合的一種石窟藝術。《魏書·釋老志》說， 「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敦煌所得的舊式，石窟藝術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種。敦煌出現石窟，顯然受西域的影響，不過，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國式，成為最早的中國石窟藝術，由此傳入內地，加入更多的中國式，再回到敦煌來，發展成一個偉大的藝術寶庫。敦煌城東南鳴沙山，東端有斷崖，開鑿六百多個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個都有壁畫和塑像。這些窟洞的開鑿，一說，開始於三五三年（東晉穆帝永和九年），據唐人碑記，最早的一個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堅建元二年）僧人樂僔（音zǔn）所作。此後，歷代都有造作，現存魏窟二十二個（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個，唐二百零二個，五代三十一個，宋九十六個，西夏四個，元九個，清四個，年代不明的五個。魏窟實際數字可能多於二十二個，但從歷代盛衰的趨勢看來，極盛時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這個極盛時期的先驅者。 現存的二十二個魏窟，藝術家們按照壁畫塑像的作風和雲崗龍門等地作比較，判斷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靜帝大象三年）的作品。這是因為魏窟藝術比起雲崗曇曜五窟的早期藝術來，魏窟已經添加了較多的中國民族形式，可見現存的魏窟以前，還有一段西域作風更多、中國作風較少的藝術存在過。藝術家們推想從最早的敦煌藝術傳到平城（曇曜五窟）以後，經過一個階段的改變，再傳到敦煌，才成為現存魏窟的藝術。樂僔及其後繼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遺失，無法取證，但這種推想，還是可信的。 雲崗石窟 雲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幾個主洞，佛像可能有十萬個左右，是中國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門統曇曜開鑿五個大石窟（現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後人稱為曇曜五窟。其餘石窟大部分是遷都洛陽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個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時開鑿），由地面到窟頂高達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個寬約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連窟頂。整個塔柱和洞壁，嵌滿了大小佛龕和多種裝飾，很難找出一塊沒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來完成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規模大得無數倍。 雲崗石窟參照外來形式進行開鑿，有一定的規格，曇曜五窟表現得較為明顯。此後所造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這種規格上的限制，儘量使漢族傳統藝術的形式適用於這種佛教雕刻藝術。 佛像的形狀，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長、頤豐、肩寬，有雄健的氣概。它們不很象佛經上描寫的佛相，也不很象漢族人的狀貌，這大概是依據魏開國諸帝的面貌經藝術家加以佛化後得出的形狀。魏文成帝即位，恢復佛教，照自己的身樣造石像，臉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曇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寵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偉，顯示舉世獨尊，無可對比的氣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級一個低似一個，全體服從大佛像。再配上飛天和侏儒，為大佛服役。飛天手執樂器，飛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蔭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軀幹健壯，雕刻在龕基、座礎、梁下、柱頂等處，用力舉重物，神情仍甚歡喜，表示為大佛服重役是快樂事。大佛象徵皇帝，其他各級石像是大小群臣，飛天侏儒是各種服役的奴隸和民眾。在每一個石窟里，雕刻著這樣一幅完整的封建統治和諧圖，自然是符合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這個窟里，通過美妙的宗教藝術，感受到服從皇帝統治的全部教訓。魏國勢自魏文成帝時開始趨向於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開始趨向於迫切，雲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產生在遷洛以前四十餘年中，也就不難理解了。 龍門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石窟藝術也從平城轉移到洛陽來。洛陽南有伊闕，西岸名為龍門山，東岸名為香山，兩岸石質都是堅硬的大理石懸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開始在龍門山開鑿稱為古陽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連續開鑿總稱為賓陽洞的北、中、南三個大石窟，古陽洞的續修和賓陽洞的修建，共費人工八十萬以上。這些主要石窟以外，還有藥方洞以及東魏時開鑿的蓮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龍門山。古陽洞自慧成至東魏末五十餘年的營造，整個石窟刻滿了大小佛像。賓陽中洞刻有帝後禮佛圖，最為精美。龍門諸窟比雲崗諸窟，表現出更多的中國藝術形式，大佛姿態也由雲崗的雄健可畏變為龍門的溫和可親。以賓陽中洞主佛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著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親近。佛面變化，反映魏統治力量強弱的變化。 伊闕兩岸特別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龕當有幾千個，其中北朝所造約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約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龍門諸洞還保存著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餘種。 敦煌石窟是繪畫的最大寶庫，雲崗和龍門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寶庫。 麥積山石窟 甘肅天水縣麥積山石窟，也是一個佛教藝術的重要地區。麥積山石窟可能在後秦時已開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後，漸趨發達。現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約還有三十個。麥積山石質不宜於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經過一千幾百年，塑像並未潰敗，泥土幾乎與堅石相似，這種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種藝術。自隋唐以至明清，歷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僅二十多公分，一千幾百年間各朝代塑像術都有自己的特點，聚集在麥積山的石窟群里，可說是陳列塑像的大展覽館。 義縣萬佛洞 遼寧義縣萬佛洞，四九九年，魏營州刺史元景創建。東區西區各有六個石窟，窟中還有些雕像遺存。炳靈寺石窟 甘肅永靖縣炳靈寺石窟，現已查出共有三十六個窟，九十八個龕。其中北朝十窟兩龕，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龕，明五窟一龕。有些石雕像已經風化，藝術價值不免減損，但仍是著名的一個石窟群。 鞏縣石窟寺 河南鞏縣有石窟寺。魏、東魏、齊陸續開鑿，共有五個窟。窟中刻禮佛圖多幅。禮佛人（供養人）軀幹高大，儀態華貴，侍從人身體矮小，手執儀仗服事主人，也是階級在藝術上的一種表現。 南北響堂山石窟 河北邯鄲市峰峰鎮有北響堂山和南響堂山。齊文宣帝在北響堂山開鑿三個石窟，其中稱為大佛洞的石窟最為宏大，雕刻精美，可與龍門賓陽洞、鞏縣第五窟以及雲崗各大窟相比擬。南響堂山共有七個窟，都是齊時開鑿，規模不及北響堂山。 天龍山萬佛洞 山西太原天龍山，五五一年，齊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兩個大石佛已不見遺蹟，當是年久崩壞了。天龍山又有五六○年創建的石窟，經齊隋唐陸續開鑿，東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齊窟三個在東峰，隋窟一個在東峰，兩個在西峰，其餘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還有不少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東山西等地，也可能還有未曾發現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來說，窟內作品或因藝術精美被盜賊掠奪而去（主犯是帝國主義分子），或因愚昧無知不加愛惜，破壞的情況是嚴重的。必須保護這些殘存的藝術作品，為今後發展人民藝術提供重要的參考材料。 六文學 西晉太康時期昌盛的文學，經永嘉大亂，隨著士族流遷到長江流域，在北方，文學幾乎滅跡。當然，這並不是說，民間創造的文學也滅跡了。民間文學很少被保存，但從《木蘭詩》看來，可信民間是有創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學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學開始在士人中出現活動的氣象。 詩賦—— 《木蘭詩》中君主或稱可汗或稱天子，木蘭家在黃河南，出征地點在北邊，看來這首詩當是魏遷都洛陽以後，六鎮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對塞外用兵，總是一擊就歸來，從沒有接連作戰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結的戰事。可能有一個女兒曾代老父從過一次軍，這自然是非常動人的奇蹟，民間歌頌這個英雄女兒，逐漸擴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詩中描寫的木蘭，確實表現中國婦女的英雄氣概和高潔道德。中國婦女是有這樣的氣概和道德的，因之這首詩的內容也是真實的，倒不必考證木蘭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蘭詩》和東漢末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兩篇偉大詩篇。北朝有《木蘭詩》一篇，足夠壓倒南北兩朝的全部士族詩人。 在東魏和齊，北方開始出現溫子升、邢邵、魏收三個著名的文士，號稱三才。三人互相指責，邢邵斥魏收偷竊江南任蚄，魏收斥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魏收說溫子升不會作賦，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擬南朝人作詩文，並無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兩個大文士。王褒庾信原來都是南朝做宮體詩的名手，梁國破亡，他們到西魏做官，給北方將興的文學以很大的推動。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無非是些宮體。庾信頗有國亡家破的感慨，自稱凡有造作，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為主。經歷西魏周二朝，所作詩賦，辭采靡麗，情感充溢，如《詠懷詩》、《哀江南賦》等篇，華實相扶，文情並茂，卓然超軼南北兩朝眾文士，成為當時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華，下啟唐人風氣，文學史上地位，堪與屈（原）宋（玉）啟漢相比擬。唐張說詩「蘭成（庾信）追宋玉，舊宅偶詞人，筆涌江山氣，文驕雲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評庾信詩，又作詩，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唐人推崇庾信備至，正因為受庾信影響至深。 駢文和古文——梁陳駢文實際已經是四六文。《四庫提要》說「庾信駢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聲望極高，公卿家碑誌，多請他撰文，北方文體為之大變。《四庫提要》的評論是確切的。 宇文泰令蘇綽撰《大誥》，作為文章的程式。這種矯枉過正，純襲訓誥形貌的文字，比駢文更不合實用，宜乎遠不敵庾信所作南朝文體的得人喜愛，但從有意擯斥浮華，提倡質樸的用意來說，蘇綽《大誥》終究是唐人古文運動的正式起點，在文學史上還有它應得的地位。 七重要著作 酈道元《水經注》——漢武帝時孔安國傳授《古文尚書》，數傳至漢末塗惲。塗惲傳授桑欽。桑欽撰《水經》，列舉全中國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條，大大擴展了《禹貢篇》，這是《古文尚書》經師對地理學的一個貢獻。《四庫提要》疑《水經》出三國時人之手，非桑欽所作，也可備一說。魏酈道元注《水經》，成書四十卷，收集有關各水的文記極為廣博。清末王先謙說，酈道元注書旨在「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經過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築名勝珍物異事等項，詳為敘述，元魏以上故事舊記，都可以從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經注》不僅是水道變遷地理沿革的重要記錄，就是敘事寫物，文章也極精美，讀來沒有枯燥繁雜的感覺。《禹貢》、《山海經》、《漢書·地理志、溝洫志》講水道，一般是簡略的，到酈道元作《水經注》，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賈思勰《齊民要術》——賈思勰生年大概比酈道元晚一些，當是魏末和東魏時人。他在《齊民要術自序》里說，「采捃（音郡jùn）經傳，爰及歌謠，詢及老成，驗之行事」。這部書引用書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種，採取農民口傳的農事歌謠三十條，再訪問有經驗的老農，並且經過自己的實際考查。賈思勰寫成這部書，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為不朽的農業巨著。全書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當時農業和手工業所已經獲得的知識和技術，都敘述在書中，可謂集西周至元魏生產知識之大成。十六國以來，黃河流域民眾屢遭戰亂，但生產的知識和技術卻並不低落，《齊民要術》可以作證。只要全國統一，戰亂停止，生產力就會很快地恢復起來。 楊衒之（衒音漩xuàn）《洛陽伽藍記》——楊衒之魏末和東魏時人。他親見富貴人侵奪百姓財物，造寺塔，養僧尼，禍害無窮。洛陽殘破後，撰《洛陽伽藍記》五卷。記中描寫戰亂前寺觀廟塔的弘壯侈靡，窮形極相，盡文筆之能事，有力地說明奉佛求福的禍國殃民。他在《自序》里說，「麥秀之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足見《洛陽伽藍記》是寄託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還只是作者的餘事。 顏之推《顏氏家訓》——顏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關中。他不願給國讎作臣屬，率妻子逃奔至齊。齊亡後入周，至隋文帝時病死。他在《觀我生賦》里說，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國的人。自註：一次是侯景殺梁簡文帝滅梁，二次是宇文泰破江陵滅梁，三次是周武帝滅齊。他反對宇文氏，卻不得不做周國的官，在這篇賦的結束處，表現極其沉痛的心情，他說「向使潛於草茅之下，甘為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談論）以膏身（有聲名），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污其清塵，此窮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他是當時南北兩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學者，經歷南北兩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當時所有大小知識，他幾乎都鑽研過，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顏氏家訓》二十篇，就是這些見解的記錄。《顏氏家訓》的佳處在於立論平實。平而不流於凡庸，實而多異於世俗，在南方浮華北方粗野的氣氛中，《顏氏家訓》保持平實的作風，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處世的良軌，廣泛地流傳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學，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實用，北士著書遠比南士少，貢獻卻比南士多。南北兩朝文化上各種成就，作為整體來看，是戰國以來又一次出現的輝煌時期。 第四節河流域各族大融化 黃河流域或者說黃河南北兩岸的中原，是漢族生息的中心地區。由於大戰亂的推動，一方面，漢族從中心地區出發，向邊遠落後地區流亡，在那裡擴展了漢文化的面積，也給落後族以漢文化的影響；另方面，落後族得到漢文化的幫助，憑藉武力，向中心地區遷移，接受更多的漢文化影響，到後來，陸續融化在漢族裡。隋唐時期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實際是十六國以來北方和西北方許多落後族與漢族融化而成的漢族。元胡三省有亡國之痛，注《資治通鑑》寄感慨說，「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從姓氏來源看，隋唐時，重要的政治人物，固然很多是鮮卑人，從文化水準看，他們卻已經是卓越的漢族士人了，事實上再沒有任何意義要辨別他們的氏族。 漢族人大量流亡，落後族大量內遷，是從西晉末年正式開始的，到隋文帝滅周才告結束。這中間相隔將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連不斷的戰亂，實質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許多落後族在「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他們征服了的民族底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個歷史底永恆規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區進行融化運動。這種融化運動必然要經歷著一個痛苦的過程，十六國和北朝，正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居住在長城內外的落後族，政治上一向受漢族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有必要進行反抗，生活上他們要求得到較高的物質享受，文化上他們樂於吸收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因此，他們和漢族有敵對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當他們在政治上得勢的時候，為了統治漢族，必須促進本族的文化，當他們失勢的時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區生存下去。歸根說來，各族發展的總趨勢，不能不是與漢族融化成一體。 各族分兩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國時期，更重要的是後一段的北朝時期。自秦漢至北朝，許多邊塞舊族，幾乎全為後來新出現的各族所代替，舊族基本上都成了漢族人。 一十六國時期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萬戶，入塞匈奴人口當有數十萬。劉淵據離石起事時，二十天就聚眾五萬，足見匈奴人數並不少。劉氏建立漢國和前趙國，匈奴成為統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雜夷自然要前來歸附。劉淵都平陽，擄掠民戶充實國都，例如劉曜在長安戰敗，驅男女八萬餘口歸平陽，又劉曜攻破晉軍，擄獲晉司徒傅祇家屬及二萬餘戶歸平陽。劉聰強盛時，平陽及附近地區，有漢民四十三萬戶，匈奴族為主體的六夷二十萬落（戶）。劉曜都長安，前後遷上邽氐羌二十餘萬口及隴西民戶萬餘戶到長安，又遷秦州大姓楊姜等族二千餘戶到長安。劉氏政權崩潰後，匈奴人失勢，他們和大量漢人雜居，也就逐漸合併在漢族裡。 羯人石勒立後趙國，都襄國。計石勒前後擄獲民戶在三萬戶以上，氐羌約二十萬落，不用戶或落計數的人口約有四萬人。石虎都鄴，前後擄獲各族人有數十萬戶，人口多至數百萬。石勒石虎號羯人為國人。冉閔滅後趙，殺鄴附近國人二十餘萬人。羯本是小族，竟聚集至二十萬人以上。亡國後，未被殺死的羯人，在中原很快地併入漢族。 鮮卑慕容部建立前燕國。慕容廆都棘城，收容漢士族和流民數萬家，人數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漢化較深。慕容廆破扶餘國，擄獲萬餘戶，攻鮮卑宇文部，擄獲數萬戶。這些被擄戶都遷居棘城。慕容廆遷都龍城，攻高句麗，擄掠男女五萬餘口，攻宇文部，擄獲五萬餘落，又襲擊後趙幽、冀二州，擄獲三萬餘家。這些被擄人戶分置龍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雋入都薊，徒鮮卑胡羯三千餘戶到薊。慕容雋殺冉閔，遷都鄴，棘城、龍城、昌黎等地的舊部眾，自然要大量遷入中原。三七○年，前秦苻堅滅前燕，遷鮮卑四萬餘戶到長安。經過十七年，西燕慕容恆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離長安。這個數十萬人的鮮卑慕容部，最後還是併入漢族。 各族的融化，要經歷長期的痛苦的過程，並不是一件簡易的事情。舉一個例可以推知大概。三八四年，苻堅淝水戰敗，丁零人翟斌反秦，十天內召集丁零兵數千人。慕容鳳、王騰及遼西鮮卑段延，聽說翟斌起兵，各聚部曲數千人響應翟斌。慕容垂招納翟斌等部，又招納故扶餘王余蔚及昌黎鮮卑衛駒所率部眾，作為恢復燕國的主力，進攻鄴城。慕容垂第三子慕容農到列人（河南臨漳縣境）招兵，烏桓人魯利、張驤、劉大，屠各人畢聰、卜勝、張延、李白、郭超，東夷人余和、敕勃等人，各率部眾數千人歸附慕容農。上列諸人中間，除了漢士族王騰一人，其餘都是非漢族人。他們生活在鄉間，多數已改用漢姓名，一有機會，卻能號召本族人數千人起兵。足見他們雖然在漢化，但在本族間仍保持舊關係。 以上是匈奴、羯、鮮卑慕容部的情形，下面說氐羌二族。 氐人苻堅建前秦國，都長安。苻堅攻取并州，擄獲三千餘戶，擊敗左右賢王，擄獲酋豪六千餘戶，攻晉荊州，擄獲一萬餘戶，滅前燕，擄獲關東豪強及諸雜夷十萬戶（其中鮮卑四萬餘戶），伐涼州，擄獲豪強七千餘戶。這些被擄戶都被遷徙到長安和關中各地，多至十餘萬戶。同時，他派遣大量氐族人出關鎮守關東。苻堅失敗後，遷居關東的氐人逐漸併入漢族。 羌人姚萇建後秦國，都長安。姚萇擄獲安定居民五千戶。姚興殺苻登，擄獲陰密居民三萬戶，攻洛陽，擄獲流民二萬餘戶，又擄獲河西居民萬餘戶，漢中流民三千餘戶。這些被擄戶遷徙到長安和關中各地，與羌人雜居。姚氏政權崩潰後，羌人逐漸併入漢族。 四五一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給宋守將臧質信里說，攻城東北面的是丁零與胡，攻南面的是氐、羌。你殺死丁零，可減少我常山、趙郡（丁零聚居地）的叛亂；殺死胡，可減少并州的叛亂；殺死氐羌，可減少關中的叛亂，你殺他們，對我沒有壞處。足見在魏太武帝時，這些族還保存著，並且遭受鮮卑人的歧視和虐待。他們的境遇，可能比漢族人更惡劣，特別是魏孝文帝遷洛華化以後，漢人地位比以前高了些，這些族勢孤力弱，被迫加速他們的融化過程，是可以想見的。到魏末年，十六國時那些舊族名，在黃河流域已經很少見了，只留下漢族與鮮卑拓跋部的對立。五三二年，高歡與爾朱兆大戰，高敖曹率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歡軍左翼。高歡說，高敖曹所率全是漢兒，怕不管用，該配鮮卑兵千餘人。高敖曹答，我軍戰鬥不比鮮卑差，我願單領漢軍。王桃湯等三人中，至少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歡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漢人，大抵十六國時舊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畢。 二北朝時期 鮮卑拓跋部建魏國，都平城。魏國武力強大，擄掠人口也最貪暴。十六國遷徙民戶，是想充實國都和附近地區。魏國擄獲人口，充實平城和畿內以外，還強迫很多人作奴隸，比十六國要野蠻得多。但是，也因為魏擄獲的人口特別多，到後來，出現一個比十六國規模更大的融化。這個過程可分為三期：第一期，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前；第二期，遷洛鮮卑華化及六鎮流民內遷；第三期，隋滅周，建立漢族政權。 第一期——鮮卑融化被擄的各族 依據《魏書》本紀等記載，凡擄獲記有人數（人數與畜牲數往往合計）或部落來降附的條文，摘錄如下： 三八九年，魏道武帝攻破解如部，獲男女雜畜十數萬。 三九○年，襲破高車袁紇部，獲生口馬牛羊二十餘萬。紇奚部、紇突鄰部來降附。 三九八年，徒山東六州民吏及徒何（鮮卑）等雜夷三十六萬，百工伎巧十萬餘口到平城及畿內。三九九年，徙山東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民二千家到平城。破高車雜夷三十餘部，擄獲七萬餘口，又擄獲二萬餘口。 四○○年，高車所屬小部九百餘落來降附。四○一年，高車所屬小部三十餘落來降附。四○二年，擄獲匈奴殘部，徙居平城。 四○三年，越勤部萬餘家，尉遲部萬餘家來降附。四一三年，魏明元帝攻破越勤部，擄獲二萬餘家。四一四年，河西胡（匈奴）酋劉遮等率萬餘家來降附。 四一五年，河西胡劉雲等率數萬戶來降附。四一八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於平城。 四二六年，魏太武帝攻夏，擄獲萬餘家歸平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統萬，擄獲赫連氏家屬和宮女萬餘人及秦雍人士數千人歸平城。 四二九年，大破柔然國，高車諸部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人，又襲擊高車，得降人數十萬，遷徙到漠南遊牧。四三九年，滅北涼，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萬餘家到平城。 四五一年，攻宋，擄獲宋民五萬餘家，分居平城附近。 四八一年，魏孝文帝以南（齊）俘萬餘口班賜群臣。魏道武帝攻後燕時（三九六年），除去一部分留守兵，出徵兵多至四十餘萬，足見魏是部落眾多的大國。滅燕以後，擄獲人口和降附的大小部落愈益增加。魏太武帝武功更盛，平城、畿內以及漠南容納人口尤多。自魏文成帝時起，魏漸趨衰弱，無力再遷徙民戶到平城一帶，相反，還要遷徒一部分鮮卑貧戶到山東諸州郡就食。平城和畿內聚居著大量各族被擄人，在鮮卑人勢力強大的環境裡，他們的語言和習俗，自然要受鮮卑的影響。高歡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謐（音密mì）得罪，被遷徙到懷朔鎮，到高歡時，一家完全鮮卑化，可見居住在平城一帶的各族被擄人，相處既久，逐漸融化成鮮卑人。 第二期——鮮卑人第一次大南遷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率領貴族、文武百官及鮮卑兵二十萬，自平城遷都洛陽。這些人連同家屬和奴隸，總數當不下一百萬人。此後，鮮卑分成遷洛陽和留住（留住在平城一帶和六鎮）兩部分。遷洛部分到六鎮內遷時，大體上已漢化完畢。一個統治族前後不過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統治族裡，這是魏孝文帝堅持融化政策的結果。他希望永久保持拓跋氏政權，也就不得不堅持這種政策。 魏孝文帝禁止鮮卑人胡服。他望見有些婦女還穿著夾領小袖的服裝，要問群臣違詔的罪名。又禁止在朝廷上說鮮卑話。三十歲以下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三十歲以上人，准許從緩改變。又令鮮卑人都自稱河南洛陽人，死後葬在邙山，不得還葬北土。鮮卑人被迫用漢衣冠，說漢正音，生稱洛陽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漢化，是很自然的。 魏孝文帝令鮮卑人改姓，自己改姓元。其他鮮卑姓，全改為類似漢人的姓。皇族如拓跋氏改為長孫氏，達奚氏改為奚氏。皇族凡九姓，與元姓共十姓，不通婚姻。其他貴族改姓，《魏書·官氏志》所記，數在一百以上。其中穆、陸、賀、劉、樓、於、嵇、尉八姓最貴。魏孝文帝又定漢士族的門第高下，承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為最高門，與鮮卑八姓地位相等。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博陵崔氏門第也很高。其餘諸州郡士族，多所升降。士族中有漢魏以來擁有清望的名門舊姓，也有十六國以來聲勢盛大的塢主豪強，士族中一向存在著清濁高低的爭辯，因魏孝文帝訂定門第，爭辯更見劇烈。魏孝文帝憑藉政治力量，終於規定了郡姓，與鮮卑貴姓同稱為士族。在政治上按門第高低分享做官權利。當時群臣中有不少人懷疑這種「以貴襲貴，以賤襲賤」的辦法，魏孝文帝說，八族（即鮮卑八姓）以上（上疑是下字之誤），士人分為九品，九品以外，給小人做的官還有七等。如果小人中真有賢才，不妨提升高位，只怕賢才難得，不可為難得的人亂我典制。他把鮮卑貴姓與漢士族混合成門第高低不同的士族，用意在於依靠這些士族來支持元氏政權。 魏孝文帝為加速融化，實行鮮卑人與漢人通婚。自已取盧崔鄭王及隴西李氏女入宮，又強令六個兄弟聘高級士族女為正妃，指定元禧聘隴西李輔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滎陽鄭平城女，元雍聘范陽盧神寶女，元勰聘隴西李沖女，元詳聘滎陽鄭懿女，原來的正妃降為側室。皇族和士族開通婚的例，一般鮮卑人和漢人也自然要通婚，少數的鮮卑人很快被融化了。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修建洛陽街坊。五○一年，魏宣武帝調發民夫五萬五千人，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五二九年，梁將陳慶之入洛陽，戰敗逃回，對人說，我從前認為大江以北，無非是些戎狄居住的地方，這次到了洛陽，才知道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東及不了它。這說明遷洛的鮮卑人，已經完全漢化，洛陽城的繁華景象超過了建康城。洛陽富貴人的腐朽生活，吸引著留住平城一帶的鮮卑人。他們陸續內遷，五○四年，魏宣武帝撥苑地牧地公田分給內遷戶。五一三年，又分苑地牧地給無田的內遷戶。五一七年，魏明帝下詔停止內遷。內遷戶和留住戶苦樂懸殊，留住戶要求內遷是自然的趨勢，六鎮起事，就是這個趨勢的表現。 第三期——鮮卑人第二次大南遷 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擄獲大量漠南北的遊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車人）和山東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帶。他們雖然鮮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貴族看作賤人，予以歧視。他們在一部分留住的貴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以懷朔鎮人高歡為例。高歡家貧，在平城服役，富家婁氏（婁氏有奴隸千人，牛馬以谷計算，不知確數）女愛他美貌，嫁給了他。高歡因此有馬，得充函使（送信人）。他來回懷朔洛陽兩地，前後六年，覺得還滿意。他到洛陽歸令史（小吏）麻祥管轄。一次麻祥給他肉吃，照例，應該立著吃表示敬意，他卻坐著吃。麻祥怒，笞高歡四十。高歡得娶富家女，是極其偶然的事，沒有這種幸遇的貧人，不知有多少。得充函使，又算是個幸遇，坐著吃肉就得笞四十。六鎮人被賤視，就這個例可以推知。五二六年，鮮于脩禮率六鎮流民在定州起事後，柔玄鎮民杜洛周率眾進攻內地。五二八年，葛榮吞併杜洛周部，有眾號稱百萬，可見六鎮人乘亂大量流入內地。這是鮮卑人第二次大南遷，其中最大部分是被拓跋部擄獲的各族人，他們不用武力，是不能遷入中原的。 高歡憑藉六鎮鮮卑人建立起政權，他和他的繼位諸子，預防被漢族融化，都有意保持鮮卑習俗，提倡說鮮卑語及武事。《顏氏家訓》說，齊朝有一士大夫（漢士人）曾對我說，我有一兒，年已十七，我教他說鮮卑語及彈琵琶，服事公卿（鮮卑貴人），無不寵愛。《顏氏家訓》又說，熟練兵器，能騎馬，才算得武夫。現在做官的人（鮮卑人），只要不讀書，便自稱是武夫家的兒子，實際是個飯囊酒瓮。跟隨高歡立武功的鮮卑人，到兒子一輩，不武又不文，只能說鮮卑語，愛聽彈琵琶，比起第一次南遷不武能文的鮮卑人來，抵抗被融化的力量更顯得薄弱。鮮卑人對漢士族，還有一種自卑感。齊婁太后為博陵王高濟娶崔氏女為妃，敕高濟說，好好做樣子，不可使崔家笑話你。其他功臣得漢士族女為妻，便自覺榮幸。他們依靠政權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高氏政權消滅後，六鎮流民也就不見了。 自十六國至隋滅周，中原地區成為各族融化的大熔爐，凡商周秦漢以來前後出現的各族，全部或極大部分合併入漢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漢族的經濟和文化。 簡短的結論 十六國時期，匈奴、羯、鮮卑慕容部、氐、羌五族，都是久居國境內吸收了漢族封建文化的少數族。它們用武力相繼建國，性質是少數族發動的封建割據，雖然長期混戰，嚴重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但對封建制度本身，並不起破壞作用。 鮮卑拓跋部建立魏國，情形和五族不同。魏國是在封建制度社會內部發展奴隸制度的國家，比起五族建立的國家，它是落後的。 拓跋部社會，一向停頓在原始社會的階段上，到兩晉時期，才開始在經濟政治方面有顯著的變化。酋長猗、猗盧、什翼犍得到漢族士人的輔助，逐漸成為專制國王。國王代表國家統一的新趨向，貴族（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會的舊慣例。國王與貴族間存在著矛盾，使得國家形成一次，潰散一次，不能穩定下來。但國王所代表的趨向，終究是拓跋部社會發展的總趨向。 到魏道武帝時，統一的國家穩定下來了。他用被擄掠的人口和財物作獎品，把拓跋部貴族組織成一個堅強的好戰集團。這個集團戰無不勝，在北方，俘獲了大量遊牧人，在南方，擊滅後燕國，魏國南境擴展到黃河北岸，俘獲了大量山東諸州郡人。南北被俘人遷居到平城及附近地區（畿內），拓跋部統治階級對他們採用兩種剝削方式。多數人受田當農戶，一部分人（百工伎巧十萬餘口）被貶為隸戶，農戶和隸戶身分不同，大體上都屬於封建關係。另一種是完全的奴隸。魏道武帝本人就是大奴隸主，分配在宮內從事生產的女婢，多至千餘人，男奴人數當然更多。其餘貴族百官家中，各擁有或多或少的奴隸，從事生產。奴隸制度在魏國發展起來了，不過，從全魏國（包括山東諸州郡）的整體說來，它還是一個封建國家。 魏太武帝消滅十六國割據的殘餘，統一了整個黃河流域，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腐朽懦弱的南朝漢族政權，是不可能作出這個貢獻的。由於魏國武功的極盛，封建制度社會內部，進一步發展了奴隸制度。 魏太武帝死後，魏國開始轉入衰弱階段。魏孝文帝為應付漢族民眾的起兵反抗，實行班官俸、立三長、改稅制、行均田、遷都洛陽、鮮卑人漢化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來保持元氏政權。均田制的行施，關係尤為重大。均田制一方面從宗主手中爭取蔭附，使蔭附成為自立門戶的農民，一方面從奴隸主手中取得奴隸提供的小量的賦稅，使奴隸與朝廷也發生一些關係。這對蔭附和奴隸，多少都有些好處。 魏末大亂，齊又以鮮卑習俗立國，奴隸制度更有發展。《顏氏家訓》說，齊國有一武將，貪積財物，家裡已有奴隸八百，還立誓要湊足一千。家裡每人一天給飯錢十五文。後來犯法抄家，有麻鞋一屋，破衣數庫，其餘財寶，多不勝數。看來，麻鞋破衣是給奴隸使用的，無數財寶，多是奴隸生產出來的，宜乎八百不夠，想湊足一千了。《顏氏家訓·止足篇》說，二十口的家庭，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頃，蓄錢數萬就夠了，超過這個數目就是不知足。顏之推以樸素教訓子孫，奴婢二十人主要用在耕種十頃良田，家內服役的只是少數。齊均田制規定八品官以下至庶人（豪強），得占有受田的奴婢六十人。在當時，可見顏之推確實算是最知足的士人，也可見齊國奴隸數量的巨大。不過，奴隸經濟比起封建經濟來，還是次要的，齊政權依然是封建性質的政權。周國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個擄掠人口當奴隸的國家，奴隸數量比齊國卻少得多。 魏道武帝以來，北朝有所謂雜戶的一種人，其中有隸戶、營戶、百工、伎巧、平齊、僧祇、佛圖、騶卒（騶音鄒zōu牧子）等名稱。統治階級對雜戶，可以進行比對一般民戶更殘酷的剝削和役使。因此，朝廷與貴族爭奪對雜戶的占有權。四四四年，魏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於庶人（豪強），不得私養金銀工匠。家有工匠，必須送給官府，敢違令，全家誅滅。又禁止百工伎巧騶卒家子弟，只許學習父兄的專業，不得私立學校讀書，敢違令，全家誅滅。按照這些法令，百工伎巧等人，只許歸朝廷役使，而且永遠執役，不能有改業仕進的機會。四七二年，魏孝文帝允許工商雜役，兼營農業。統治階級的腐朽生活，使得工商雜役，很有一些變成富家，雖然雜戶的卑賤地位不變，卻允許他們兼當地主了。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下詔說，工商皂隸，各有他們的身分，現在官司放縱，竟有士流該做的官也讓賤人去做。從今以後，占有工役的戶（貴族戶），給戶內的工役做官，最高只許做本官所屬諸官中的丞。至於大貴族給戶內工役做官，不在此例。這個詔書說明，不知何時起，貴族占有雜戶，並可任意給雜戶人做官。魏孝文帝的兄弟元禧，甚至娶隸戶女為正妃，可見一部分雜戶，依附貴族，脫離了朝廷的獨占。四八一年，魏孝文帝頒布乞養雜戶及戶籍的制度五條。貴族以乞養為名，占有雜戶，朝廷頒布這個制度，大概是規定些限制。此後，朝廷愈益衰弱，雜戶更多地被貴族奪去。高歡縱容武將們貪暴，當然允許他們分占雜戶，事實上，齊時雜戶已經被私家占奪得所余無幾。 周武帝滅齊，東魏殘餘貴族和齊貴族以及盛大的佛寺，一時都失勢，他發出釋放奴隸和雜戶的詔書，可信基本上實行了。北朝以來在封建制度社會內部有著發展趨勢的奴隸制度，受到遏止，雜戶也得到普通民戶的待遇，這是周武帝對歷史的巨大貢獻。 魏孝文帝實行均田制以後，北朝經濟開始發展，文化也跟著發展起來。首先是佛教藝術，在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費下，表現得最為突出。其次是文學，以庾信為代表，綜合南朝文學的精華，推動南北兩朝文學達到最高峰。不過，佛教藝術是受外來影響後才形成的，文學則是南朝文學的移植，都不算北朝人自力獨創。真正獨創的文化遺產，要推酈道元的《水經注》和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這兩部巨大著作，規模宏大，切合實用，足以壓倒南北兩朝的一切著作。 自十六國時起，在黃河流域建立政權的都是漢族以外的少數族人（前涼除外）。一個少數族人立起國來，散居在邊境內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權下，進入中原成為統治族。這個政權崩潰後，遺民難得再遷回原居地，恢復舊生活，日久只能和雜居的漢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較後起的烏桓、鮮卑等族，經過十六國北朝將近三百年的時間，此後，基本上不再見它們的活動，也就是說，融化到漢族裡去了。《魏書·地形志》說，正光（魏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年）以前，戶口數比太康（西晉武帝）年間增加了一倍。照一倍計算，魏當有戶五百餘萬，口三千餘萬。這是東漢末年大亂以後，第一次出現比較可信的巨大戶口數，其中一部分，無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數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趨勢，融化也自然要伴隨著各族間殘酷的鬥爭，十六國北朝戰亂頻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