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五章 長江流域經濟文化發展時期——東晉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節五個朝代的更替東晉朝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東晉朝的開始——正當八王混戰、匈奴、羯起兵反西晉、黃河流域陷入大混亂的時候，長江流域算是較為安靜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眾開始渡江來避亂。三○七年，晉懷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馬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鎮建鄴（晉愍帝時改稱建康）。司馬睿有了這個職位和地盤，來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來，成為長江流域的中心勢力。三一六年，晉愍帝被俘，西晉滅亡。三一七年，司馬睿被推戴為晉皇帝（先稱晉王，三一八年稱帝），建立起東晉朝。晉元帝（司馬睿）向來缺少才能和聲望，在晉宗室中又是疏屬，他能夠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導的支持。王導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級士族，是老練的政治家，是東晉朝的實際創造者。長江流域建立起漢族政權以後，有利於抵抗北方少數族的侵入，經濟和文化也逐漸發展。自東晉至陳亡約三百年間，南方經濟上升，文化更是遠遠超過北方。這是東晉和南朝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首先創立東晉政權的晉元帝和王導是有功的。 王導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攬一批北方來的士族作骨幹，聯絡南方士族作輔助，自己作為南北士族的首領，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個姓司馬的皇帝。這個措施說來很簡單，可是做起來卻完全不是簡單的事情。因為北方來的士族間、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間、王氏勢力與司馬氏勢力間都存在著矛盾。不能調劑這些矛盾使之處於相對的平衡狀態，便不可能建立東晉朝。王導的事業就在於調劑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導勸晉元帝選取北方名士百餘人做屬官。這些名士避亂南來，得到官職，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懷疑晉元帝能有什麼作為，例如桓彝，初到時見晉元帝勢力單薄，對人說，我到這裡避亂，原想得個安全，不料如此不濟，看來難有前途。和王導談話以後，知道他有些辦法，才安心任職。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觀。例如，有一次諸名士在江邊一個亭上宴會，周f（音蟻yǐ）嘆氣說，風景一樣好，只是黃河邊（洛陽名士多在黃河邊宴會）換了長江邊！名士們都哭起來。王導正色道，大家正應該出力輔助王室、恢復中原，何至於窮困喪氣到相對哭泣！名士們聽了都停哭認錯。事實上王導並無恢復中原的意圖，不過他能說這樣的話來改變情緒，比起諸名士顯得有見識。這批流亡士族在王導率領下逐漸趨於穩定。 西晉滅吳國後，南方士族被排斥，仕進很困難。陸機薦賀循表里說，揚州士人現在還沒有人做到郎官，荊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個也沒有。南方士族對中原士族的獨霸仕途，當然不能滿意。王導想在吳國舊境內建立以中原士族為骨幹的東晉朝，聯絡南方士族便成為極其重要的事務。晉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過了大半年還沒有人來求見。王導很擔心，和從兄王敦商議，替晉元帝製造威望。一個節日，王導請晉元帝坐肩輿出巡，王敦王導和北方名士都騎馬隨從，顯出晉元帝的尊嚴。南方士族顧榮等在門隙窺看，大驚，相率到路旁拜見。王導對晉元帝說，顧榮賀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領，招這兩人來任職，其餘士人自然都來了。晉元帝使王導親自去招顧、賀，二人應命來見晉元帝。從此，南方士族歸附，成為東晉政權的一個構成部分。 士族間必須說洛陽話，通婚姻必須嚴格衡量門第的高低。王導為聯絡南方士族，常常說吳語。北方士族驕傲自大，說王導沒有什麼特長，只會說些吳語罷了。王導曾向南方士族陸玩請婚。陸玩辭謝說，小山上長不了大樹，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開亂倫的例。北方士族輕視吳語，實際就是輕視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絕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謙遜，實際也是輕視北方士族。陸玩曾在王導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寫信給王導說，我雖是吳人，卻幾乎做了傖（音倉cāng南人輕視北人的稱呼）鬼。這都說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並不心服。義興郡（江蘇宜興縣）強族周，因被北士輕侮，準備起兵殺諸執政，以南士代北士。陰謀敗露後，憂憤發病，死時囑咐兒子周勰說，我是被那伙傖子氣死的，你能報仇，才是我的兒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強，謀起兵攻王導、刁協等。事敗後，王導因周氏強盛，不敢追究。在晉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導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爭取南北士族間相對的平衡，由於王導的忍讓，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導在政治上取得這些成功，關鍵在於給士族安排了經濟上的利益。南方各級士族自然就是各級地主，其中強宗大族，如吳郡顧氏、陸氏，義興郡周氏，都是擁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許北方士族侵犯他們的利益。王導定僑寄法，在南方士族勢力較弱的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僑縣，安置北方逃來的士族和民眾。僑州多至司、豫、兗、徐、青、並等六州，僑郡僑縣為數更是繁多。這種僑州郡縣大都在丹陽、晉陵、廣陵等郡境內，形勢上可以保衛建康，同時流亡士族保持原來的籍貫，憑藉勢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從北方流亡來的民眾，逼迫他們當奴隸或佃客，為自己創立新產業。僑州郡縣有大量的各級文武官職，當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僑寄法雖然是紊亂行政系統、加深人民窮困的惡劣制度，但對東晉政權說來，卻是安置流亡士族，緩和南北士族間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權利以渡江先後為標準。北朝顏之推作《觀我生賦》，自注說，中原士族隨晉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東有《百譜》（《百家譜》）。晉孝武帝時，賈弼之廣集百家譜記，朝廷派人幫助賈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譜》，共一百帙，七百餘卷。賈弼之、賈匪之、賈希鏡祖孫三代傳譜學。賈氏《百家譜》抄本藏在官府中，有專人掌管，並且有專長譜學的人來辨別真偽，防止冒濫（如賈希鏡受傖人王泰寶的賄賂，冒入琅琊譜，經王晏揭發，賈希鏡幾乎被齊明帝殺死）。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權利的士族，後來渡江的北方士族，被這百家人呼為傖，不得享受同等的權利。東晉政權主要是這一百家的政權，西晉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這百家移植到長江流域。 就在晉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顯出有什麼開國的新氣象。陳頵給王導信里說，西晉朝所以顛覆的原因，正在於用人不當。重虛名不重實用，看門第不看真才，政事敗壞，不可挽救。現在應該改變舊習，分明賞罰，選拔賢能，共謀中興。王導不聽他的勸告。陳頵看到王府官屬，貪圖安逸，不管職事，寫信給晉元帝說，現在官員都繼承洛都積弊，看來前車覆了，後車還不知警戒。晉元帝也不聽他的勸告。陳頵屢發正論，被名士們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陳頵的勸告和被逐，正好說明東晉政權是一個怎樣腐朽的政權。 三一八年，晉元帝改稱晉王為晉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賀時，晉元帝三四次請王導同坐御床受賀，王導辭讓不敢當。原來晉元帝除了因為姓司馬有權被推為皇帝，其他實力是沒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導，軍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職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選用自己親信人也不能無顧忌。當時人們說「王與馬，共天下」，實際是司馬氏勢力遠不敵王氏勢力。作為一個開國的皇帝，要請一個大臣同坐受賀，可以想見司馬氏的微弱。此後東晉政權的存在，不是因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為幾個大姓間常常保持勢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馬氏作皇帝來維持這種平衡。 晉元帝只想做個偏安皇帝，王導也只想建立一個王氏當權的小朝廷，他們的目光專注在江東內部的權利分配上，從來不作北伐的準備，而且還反對有人主張北伐。晉元帝將要稱帝，周嵩上書勸他整軍講武，收復失地，那時候稱皇帝不算遲。周嵩說忠直話，幾乎被殺死。熊遠要求朝廷改正過失，說不能遣軍北伐是一失，朝官們忘記國恥，以遊戲酒食為正務是二失。熊遠說忠直話，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誰主張北伐，誰就被排斥，至於實行北伐的祖逖，當然要遭到冷酷的對待。祖逖是當時最識大體最有才能的傑出人物。中原大亂，祖逖率親友數百家來投晉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晉元帝給他豫州刺史名義，又給一千人的食糧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餘家渡江北上，在淮陰鑄造兵器，募兵得二千餘人。祖逖軍紀律嚴明，得廣大民眾的愛護，屢次擊敗石勒軍，收復黃河以南全部土地。晉元帝給祖逖鎮西將軍的稱號。三二一年，祖逖準備渡黃河擊石勒，收復河北。晉元帝卻派僅有虛名的戴淵做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職是鎮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淵官職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復的和未收復的州，都歸戴淵統轄，這顯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當時王敦和晉元帝對抗，東晉內亂勢必爆發，祖逖感到前途無望，憂憤成病，就在這一年死去了。晉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對自己的帝位不利，卻不想想專和臣下在內部計較權利，自己原來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將愈益縮小，對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說得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晉元帝正是這樣的一個庸人。 晉元帝登帝位後，不滿意王氏的驕橫，想削弱王氏勢力。他引用善於奉迎的劉隗、酗酒放肆的刁協作心腹，暗中作軍事布置。王導被疏遠，仍能保持常態，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劉隗、刁協反陷於孤立。王敦本來是個野心家，乘機以反對劉隗、刁協，替王導訴冤為藉口，陰謀篡奪。祖逖死後，王敦更無忌憚。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晉，劉隗等人戰敗，王敦攻入建康。王導和朝官們消極抵抗，王敦無法實現他的篡奪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晉元帝憂憤病死，晉明帝繼位，王導輔政。王敦以為有機可乘，加緊謀篡奪。三二四年，晉明帝乘王敦病重，發兵謀討王敦。王敦派兵來攻建康，被晉軍擊敗。王敦病死，篡奪帝位的戰爭告一結束。 東晉統治集團內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幾個強大士族之間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榮，不干涉強大族的權利，那末，各種勢力相對平衡，政治上呈現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圖增強自己的權力，因而引起強大族的不滿，野心家便乘機而起，要篡奪司馬氏的帝位。歸根還是那些強大族保護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勢力又趨於平衡。晉元帝信任劉隗、刁協，並且用南方士族戴淵作將軍，這是和王氏勢力不相容的。王導認為佞臣擾亂朝綱，同意王敦來殺逐這些人。這些人被殺逐以後，帝室勢力退縮回去，王敦還想篡奪，王導便宣稱「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表示堅決的反對態度來維持帝室。 東晉朝在三九九年農民起義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變，本質上無非是這個主要矛盾在反覆表現。 東晉統治集團和廣大民眾間的矛盾，當然是嚴重的。東晉政治是西晉政治的繼續。首先是用人，「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和西晉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橫行不法，人民的痛苦，從這兩句話里也就可見一般了。王導作揚州刺史，派屬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來向王導報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顧和不說話。王導問他聽到些什麼事。顧和說，你是國家的首輔，應該讓吞舟大魚也能漏出網去，何必計較地方官的好壞。王導連聲稱讚他說得對，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該說話。這說明有勢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導連聽也是不願意聽的。揚州設立僑郡縣，收容北方逃來的民眾。他們不願意屈服在非漢族的統治之下，背離鄉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們的遭遇是什麼呢？三二一年，晉元帝下詔：中原良民遭難在揚州諸郡當奴隸或佃客的人，免除他們的身分，奴隸改充兵士，佃客改充運輸兵。戴淵作征西將軍，部下有奴隸改充的兵一萬人。可以當兵的奴隸多至一萬，當然還有老弱不能當兵和被主人隱藏的人，人數可能比當兵的人更多些，當佃客的人數也不會比奴隸少。這個數以萬計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氣的中原民眾，因為他們有血氣，流亡到南方，卻被士族強迫作奴客。這自然也是王導連聽也不願聽的一件小事，但東晉人民所受壓迫的嚴重，從這件小事裡可以推知了。東晉民眾對統治集團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過它終究是漢族政權，民眾希望它抵禦北方非漢族統治者的來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後來想打破大族間勢力的平衡，從而奪取東晉帝位的人，總是借北伐來提高自己的威望。 東晉朝的持續——晉元帝晉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況下，東晉朝算是確立起來了。自晉成帝至晉安帝隆安三年農民起義，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況同開始的九年區別不大，東晉朝也就象開始的九年那樣安而復危，危而復安地持續著。 王導保持安的方法是「鎮之以靜，群情自安」。就是讓有勢力的大族在相互牽制下，以民眾為犧牲，各自滿足他們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揚。他晚年常說，人家說我糊塗，將來會有人想念我這糊塗。的確，東晉是靠糊塗來求安靜的。晉成帝時，外戚庾亮當權。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導，疑忌上游重鎮荊州刺史陶侃，任意殺逐大臣，引起各勢力間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歷陽（安徽和縣）鎮將蘇峻、壽春（後改稱壽陽，安徽壽縣）鎮將祖約以殺庾亮為名，率叛軍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溫嶠起兵救援，三二九年，擊破蘇峻祖約軍。王導又執政，東晉朝又算危而復安。庾氏勢力不得專擅朝政，轉移到上游，宣稱以北伐中原為己任，企圖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繼鎮守武昌，占有了東晉朝重要領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臨死，讓他的兒子繼任，開藩鎮世襲的惡例。東晉朝廷不允許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溫去驅逐庾氏勢力，東晉朝又出現篡奪事件。 桓溫是當時最有才幹的野心家。他做了荊州刺史以後，積極對外發展。三四七年，桓溫滅成漢國，收復蜀地，威名大振。東晉朝廷疑懼，引用虛名甚大的清談家殷浩參與朝政，專和桓溫作對。桓溫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敗，損害了他的實力和威望，在王謝兩大族抵制下，桓溫篡奪的野心未能實現。三七三年，桓溫死，東晉朝又算危而復安。 桓溫死後，謝安執朝政。桓溫弟桓沖做荊州刺史，與謝安同心保護帝室。東晉朝內部出現前所未有的和睦氣象，是和謝安完全繼承王導力求大族間勢力平衡的作法分不開的。謝安的作法是「鎮之以和靜」。三八三年，晉兵大破苻堅的南侵軍。謝安乘前秦國崩潰，使謝玄等率諸將北伐。三八四年，收復徐、兗、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將劉牢之進入河北名都鄴。東晉朝建立以來，這是最大的一次戰勝擴地。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內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對外。 謝安立了大功，內部和睦狀態又開始破壞。當時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晉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司馬道子也是一個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謝安。三八五年，謝安病死，朝政全歸司馬道子。司馬道子委任兒子司馬元顯當政。帝室間晉孝武帝和司馬道子兄弟爭奪權力，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爭奪權力，同時帝室與大族間也展開權力的爭奪。三九八年，京口（江蘇丹徒縣）鎮將王恭聯絡藩鎮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殺，藩鎮推桓溫的兒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馬道子父子當權，貪污奢侈，政治敗壞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早在司馬道子當權的初期，儒生范寧就說現在邊境上沒有戰事，國家倉庫卻空匱無物，現在民眾服徭役，一年裡幾乎沒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兒子不能撫養，鰥夫寡婦不敢嫁娶。好比在著了火的柴草上睡覺，國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馬道子父子一伙人當權十多年，受盡苦難的東晉民眾再也不能忍受這種惡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眾容忍而存在的東晉朝，在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和民眾起義反抗的情況下，不得不歸於崩潰。 東晉朝的崩潰——桓玄為盟主的諸藩鎮，占據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東方的會稽（治山陰，浙江紹興縣）、臨海（治章安，浙江臨海縣）、永嘉（治永寧，浙江永嘉縣）、東陽（治長山，浙江金華縣）、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縣）、吳（治吳，江蘇吳縣）、吳興（治烏程，浙江吳興縣）、義興（治陽羨，江蘇宜興縣）八郡，一切殘酷的剝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眾的身上。司馬元顯為防禦王恭等人的進攻，調東方諸郡「免奴為客」人集合建康充當兵役，號稱「樂屬」。這又引起地主（樂屬的主人）和佃客（樂屬）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孫恩乘民心騷動，三九九年，從海島率徒黨百餘人攻破上虞縣（浙江上虞縣），又攻破會稽郡，部眾驟增至數萬人。其餘七郡同時起事，攻殺晉官吏、響應孫恩，不到十天，孫恩有眾數十萬人。孫恩的徒黨號稱「長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無賴。孫恩和這群人專事屠殺擄掠，破壞不遺餘力。會稽是王羲之謝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吳郡、吳興（包括義興）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這三郡號稱三吳，是東晉朝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當然，士族所在地的民眾，受士族的壓迫是說不盡的，對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難以抑制的，愚蠢而瘋狂的野心家孫恩等人利用民眾的積怒，縱徒黨殺人，甚至嬰兒也不能免死。晉將謝琰劉牢之率兵來攻，孫恩徒黨在諸郡燒倉庫，毀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擄掠婦女財物，都逃到會稽郡來。謝琰收復義興吳興兩郡，劉牢之收復吳郡，進軍到浙江邊。孫恩起初聽說諸郡響應，對徒黨們說，天下沒事了，我帶你們到建康享福去。後來聽說劉牢之到了浙江邊，對徒眾們說，我割據浙江東部，還可以做個越王勾踐。等到劉牢之軍渡過浙江，孫恩對徒眾們說，我是不以逃走為羞恥的。孫恩擄男女二十餘萬人逃往海島。此後孫恩連年從海路入寇。四○一年，孫恩率舟師十餘萬人自海路突襲京口，逼近建康，司馬道子驚駭，不知所措，賴劉牢之部將劉裕奮勇進擊，大破孫恩軍。劉牢之等援軍趕到建康，孫恩屢次戰敗，又逃入海島。四○二年，孫恩入寇臨海郡，被晉兵擊敗。孫恩窮困投海自殺，徒黨和妓（奏音樂的婦女）妾說他成了水仙，跟著投水的多至百餘人。被孫恩擄去的二十餘萬人，三四年間，不是戰死溺死，便是被販賣作奴隸，到孫恩死時只剩下數千人。孫恩連年從海島入寇，前後數十戰，又殺死民眾數萬人。 孫恩死後，餘眾推盧循為首領，被劉裕追擊，泛海逃走。四○四年，盧循攻陷廣州，以後連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餘萬逼近建康，被劉裕擊敗，盧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殺盧循。孫恩在敗逃入海以前，多少還算是率領農民起義，盧循則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亂。 正當東晉朝全力攻擊孫恩的時候，桓玄乘機吞併上游諸藩鎮，占有東晉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吳破敗，東晉朝失去了依靠，成為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認為滅晉稱帝的機會到了，與孫恩軍逼近建康同時，桓玄在江陵聚眾，謀奪取建康。四○二年，司馬元顯發兵要進攻桓玄，桓玄軍卻順流而下，攻入建康，殺司馬道子司馬元顯，政權全歸桓玄。四○四年，桓玄廢晉安帝，自立為皇帝，國號楚。 東晉朝是王謝庾桓四大族勢力平衡下的產物，王謝庾三族相繼衰落，桓氏成為唯一的大族，驕奢淫昏毫無才能的桓玄便輕而易舉地消滅了東晉朝。 孫恩亂後，東方諸郡大飢，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這時候披著精製的羅衣，抱著心愛的金玉，關著大門整家整家地餓死。他們連掘些草根充飢的本領也沒有，當然不會有人起來和桓玄爭奪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極的一人，他不可能維持既得的地位。當時存在著一個能夠消滅桓族勢力的人物——劉裕。桓玄剛登上帝位，劉裕便在京口糾集力量，率眾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晉兵殺桓玄，滅桓氏一族。劉裕恢復晉安帝的皇帝名義，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積極準備威望。四二○年，劉裕廢晉帝，建立起宋朝。 東晉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宋朝四二○年至四七九年劉裕出身破落的低級士族。東晉初，劉家避難，從彭城遷居京口。劉裕幼年貧窮，不得讀書，以耕地為業，兼做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他又是個酷愛賭博的無賴，曾因賭輸，被京口大族刁逵縛在馬樁上索賭債。這種經歷使得劉裕懂得勞動民眾的疾苦並具有冒險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從北方各地流亡來的士族和民眾聚居的地方，號稱北府，與歷陽同為揚州重鎮。居民風俗強悍，敢於從軍。謝安輔政，舉謝玄為將。謝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劉牢之等人。劉牢之常領精銳當前鋒，戰無不勝，號稱北府兵。淝水大戰，苻堅軍崩潰，晉軍前鋒五千人，就是劉牢之統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劉牢之擊孫恩，劉裕在劉牢之部下當小軍官，勇悍善戰，屢立大功。劉牢之部下諸將，搶掠財物，比盜賊更凶，獨劉裕約束部屬，紀律嚴明，大得民心。從此，劉裕成為北府兵的著名將領，擊滅孫恩盧循，主要是劉裕的功績。 四○四年，桓玄篡晉，劉裕在京口約集失意士人密謀攻桓玄，被眾推為盟主。劉裕擊敗桓玄，掌握東晉朝政權。後來積累戰功，打下帝業基礎，和晉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劉裕所創的宋朝，皇帝獨掌大權，主要輔佐，多選用寒門，原來的高門大族，只能做名大權小的官員，難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勢力，實行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宋朝國內的統一程度遠非強藩割據的東晉朝所能比擬，政權大大增強了。當時鮮卑拓跋部統一黃河流域，出現強大的魏國，如果沒有統一的漢族政權，鮮卑人幾次大舉南侵，很有可能併吞長江流域，摧殘發展中的經濟和文化。所以，劉裕消滅紀綱不立、豪強橫行的東晉朝，建立起比較有力的宋朝，對漢族歷史是一個大的貢獻。 劉裕滅桓氏後，要取消司馬氏皇帝的名號，還必須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劉裕為滅晉而進行北伐。同時也為消滅國內割據勢力而進行統一戰爭。 四○九年，劉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廣固（山東益都縣），滅南燕，收復青州。盧循乘劉裕北伐，率軍向建康進攻，劉裕親率精兵回建康，擊敗盧循。四一一年，收復廣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殺割據者劉毅。四一三年，劉裕遣將軍朱齡石收復成都，殺割據者譙縱。四一五年，劉裕遣將軍王鎮惡攻克襄陽，驅逐割據者司馬休之。東晉境內在劉裕勢力下全部統一了。四一六年，劉裕率將軍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陸並進，攻後秦國，沿途收復滑台（河南滑縣）、許昌、洛陽等重鎮。四一七年，劉裕軍攻破長安，滅後秦國。劉裕出關回彭城，留守軍內亂，四一八年，關中被赫連勃勃奪去。這次北伐，勝利是巨大的，關中雖失去，自潼關東至青州，卻成為宋朝的疆土。後來宋魏間戰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東晉初，設立僑郡縣，憑空增添官職，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劉裕實行土斷法，令北方流亡來的士民，就所居地作為土著，與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許多僑郡縣從此省去，有利於行政統一和節省開支。 東晉朝重要地區用大族作鎮將，因而形成割據的局面。劉裕改用皇子作鎮將，特別是荊州江州兩鎮，所 統兵甲占全國兵甲的半數，更非選皇子不可，從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鎮的威脅。 劉裕完成了上述軍事上政治上的措施，東晉朝顯然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四二○年，劉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劉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奪宋地，司州（治洛陽）全部，青州、兗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奪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長江流域在宋文帝統治的三十年中，呈現東晉以來未曾有的繁榮氣象。南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到元嘉（宋文帝年號）時期才真正開始。 宋文帝憑藉富強的國力，經常出兵擊魏，想收復黃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戰，統一黃河流域後，有吞併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爆發了決存亡的大戰爭。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騎十萬攻宋懸瓠城（河南上蔡縣東），宋將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敗退。接著，宋文帝發大軍，分水陸數路北伐，魏太武帝也發兵號稱百萬渡黃河來應戰。宋將王玄謨率主力軍攻滑台，被魏主力軍擊敗。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軍，收復陝城和潼關。宋文帝因王玄謨潰敗，召還柳元景等軍。四五一年，魏軍乘勝攻彭城，徐州刺史劉駿（宋文帝子）決心堅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軍南行，攻盱眙城（江蘇盱眙縣）不克，又率軍南行直到瓜步（江蘇六合縣境），聲言要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戶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糧，前面有大江，後面有宋兵堅守城鎮，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將臧質求酒，臧質給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屍體高與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這次大戰爭，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進攻中原，失敗是難免的。宋文帝並無戰爭經驗，每次出兵作戰，總要預先制定計劃，限制將帥的機動性。交戰的日期和時刻，也必須由宋文帝親自決定。朝廷離戰陣路途遙遠，常常坐失時機，這也是遭致失敗的一個原因。魏是野蠻的國家，每次作戰，總是驅迫漢民在前陣，鮮卑騎兵在後面馳逐，漢民前進得慢一點，就被騎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殺宋民異常殘酷，少數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運，多數人都被殺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鮮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給臧質信里說，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國人（鮮卑人）。攻東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殺死這些人，省得他們在我國內作亂，對我只有好處，你盡力殺吧！魏兵作戰就是這樣消耗大量非鮮卑人的生命來進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敗，儘量發泄了他的所有野蠻性。宋朝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壞。魏兵一見丁壯人就殺，刺嬰兒在長矛上，舞矛以為戲樂。擄去生口（被捕獲作奴婢的人）一萬多人，聽說宋兵來追，把生口全部殺死。魏各軍又捕捉宋民，驅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餘家，有的捕得五萬餘家。魏兵經過的郡縣，房屋被燒毀，變成一片白地，春燕歸來，只好在樹上造巢。宋從此國力大損，魏兵馬死傷也過半數，南北兩朝都疲憊，不敢再輕易較量兵力。 繼承宋文帝的宋孝武帝是個暴君。他要更加增強皇帝的權力，厲行宋朝原有的典簽制。每一鎮將，不論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親信人去做典簽官，代鎮將掌實權或分掌實權，並且監視鎮將的行動。他控制鎮將愈緊，疑忌心也愈重，諸王因遭疑忌，先後被迫起兵作亂，宋朝廷從此陷入骨肉相殘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亂中。到宋明帝時，混亂愈益加劇，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兒子，其餘殘存的諸弟（宋文帝子）和諸侄（宋孝武帝子）幾乎全被殺絕。被疑忌的文武大臣，有的被殺，有的帶城鎮投降魏國。四六六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與魏軍合力擊敗宋軍，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後被魏奪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縮小。四七二年，宋明帝死，子蒼梧王繼位，內亂更加熾烈，一個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鎮將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內亂中造成勢力。四七九年，蕭道成滅宋朝，建立齊朝。 宋朝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齊朝四七九年至五○二年 齊高帝（蕭道成）僑居南蘭陵（江蘇武進縣）。出身「布衣素族」（寒門），原來並沒有奪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殺宗室和文武大臣，以為自己的子孫可以永保帝業，事實恰恰是為蕭道成開闢了帝業。齊高帝知道他這個做皇帝的機會是難得的，急於想保持它，問儒者劉瓛（音桓huán）怎樣才能久安。劉瓛說，想久安，要寬厚。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為殘刻。你如果以前車為戒，能寬厚待人，危可以得安，不然的話，只有危，不會有安。齊高帝很同意劉瓛這番話。 齊高帝改革宋孝武帝以來的暴政，提倡節儉，常說，讓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泥土同價。他對民眾的剝削比宋朝輕些，因而穩定了齊朝政權。他做了四年皇帝，臨死時囑咐繼承者齊武帝說，劉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殘，他族那得乘亂奪位，你必須深深記住。齊武帝遵遺囑不殺諸弟，朝政也還嚴明，境內外十幾年沒有戰事，南朝民眾又得到一個休息時期。齊明帝繼位，又走上宋孝武帝宋明帝的舊路，大殺齊高帝齊武帝的諸子，引起內亂。他的繼承者東昏侯，也和宋蒼梧王一樣，凶狂亂殺，臣屬人人自危，內亂大起。五○一年，雍州刺史（鎮襄陽）蕭衍起兵攻入建康。五○二年，蕭衍滅齊，建立梁朝。 齊朝六帝，首尾凡二十三年。 梁朝五○二年至五五七年 梁武帝（蕭衍）也是出身僑居南蘭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眾學，尤其擅長文學，與著名文人沈約、任蚄等齊名。四九八年，被任為雍州刺史。乘齊朝內亂，在鎮準備起事。他比其他起事人準備得周到些，因之一舉便成帝業。 梁武帝在位凡四十八年，國境內平靜無戰事，當時北朝已經衰亂，無力大舉南侵，南北兩朝間不曾發生決存亡的大戰爭。南朝在這一長時期里，應該是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好時機，可是，梁武帝恰恰是個偽善而殘暴的、愚蠢而貪婪的統治者，他採用各種方法來維持他的政權，他又為社會大破壞造成各種條件，到末年爆發了侯景的大亂，接著爆發了諸王爭奪帝位的大亂，整個長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壞，統治階級的所有醜惡也都在大亂中暴露出來。 梁武帝看到東晉朝憑藉士族的維持，國運延長到百餘年，但皇帝無權，朝廷為大族所挾制。宋齊兩朝用諸王作鎮將，用典簽監視諸王，權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殘，政權為素族所奪取。梁武帝依據這些經驗，定出兩條基本方針，企圖取三朝的長處，改三朝的短處，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一恢復百家士族的權利宋齊兩朝用素族來壓制士族，梁武帝按照東晉的經驗，認為不如用士族來壓制素族較為有利，因之東晉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視起來。徐勉作吏部尚書，熟悉《百家譜》，寫給每一個人的文告裡，都避這個人的家諱，表示對百家士族的尊重。五○八年，梁武帝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每州每郡每鄉都有專官一人搜羅士人，推薦給朝廷，這種專官無疑是士族中人，被搜薦的人自然多數也是士族中人。用什麼方法來安置這許多被搜薦的人呢？梁武帝令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又增設鎮、衛將軍以下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號一百二十五個。不入十品的將軍，別有八班，共有名號十四個。又增設施於外國的將軍（如鎮遠、撫北等名號）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號一百零九個。大批將軍以下，當然還有更多的軍官名號，文武官名號如此繁多，可以容納許多人。從最低的第一班向最高的第二十四班，逐次升遷，可以銷磨許多人的時光，計謀算是很巧的了。可是官數終究有限，並不能容納愈來愈多的求官者，梁武帝因而又大增地方官。自東晉以來，僑州郡縣和實在的州郡縣逐漸增多，五一二年，梁境內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郡，一千零二十二縣，地方官數目本來已經夠龐大，梁武帝還嫌不夠，又增立許多州郡縣名目。到五四○年，共有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下品州多在邊地，在一個村落里就設立起州或郡縣，刺史太守縣令及僚屬都用非漢族的本地土豪，和朝廷只是有時候發生一些貢納關係。五品州以外，還有二十餘州，根本不知設在什麼地方，官自然還是有的。邊境上鎮戍地點，居民很少，為提高鎮戍軍官的官位，都給與郡名，一個軍官往往兼任兩三個郡的太守。自文武朝官至地方官，都有品第，按百家士族、寒門素族和非漢族土豪的門第高低以及勢力大小來配合官品，大概求官的人都可以相應地得到做官或僚屬的俸給，雖然寒門被排抑，不得任顯職，但在得官較易這一點上，對梁武帝的安排不能不滿意。 二提高諸王的權力 儘管梁武帝增設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但政權的實際分掌者仍是諸王。宋齊兩朝典簽監視諸王的制度廢除了，諸王成為有實權的藩鎮。諸王犯大罪，也只行家教，訓誨一番就算了事，想用這種骨肉恩愛來改變宋齊兩朝的骨肉相殘。梁武帝的六弟臨川王蕭宏，是個奢侈放縱過度、貪財牟利無厭的人，用重利盤剝法奪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單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數十處。蕭宏住宅內有庫屋約一百間，關閉極嚴。有人告發蕭宏謀反，庫屋裡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蕭宏住宅親自逐屋檢查，看到庫屋三十餘間，每間藏一千萬錢，共有錢三億以上。其餘庫屋滿藏布、絹、絲、棉等雜貨，不計其數。這都是巧取豪奪得來的贓物，梁武帝知道不是兵器，非常喜歡，對蕭宏說，阿六，你家當不小！從此對蕭宏更加信任。蕭宏本來怕查出贓物得罪，經這一次檢查，貪財成為合法的行為，搜括更無忌憚。其他諸王、公、侯，自然也要學蕭宏的行為，因為貪財能得梁武帝的信任。梁武帝早年沒有兒子，過繼蕭宏的兒子蕭正德作嗣子。後來生太子蕭統，蕭正德還本，封西豐侯。蕭正德失掉皇帝繼承權，很不滿意。五二三年，逃到魏國，自稱廢太子來避禍，希望魏國利用他來攻擊梁朝。魏國正在內亂，待遇他很薄，蕭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梁武帝哭著教訓他，還給他西豐侯爵位。梁武帝的次子豫章王蕭綜，為南兗州刺史，鎮守彭城，五二五年，魏兵來攻，蕭綜投降魏軍，梁朝失彭城重鎮，將佐士卒死十分之七八，梁武帝仍封蕭綜的兒子蕭直為永新侯。梁武帝這樣來實行骨肉恩愛，恰恰為晚年準備了比宋齊兩朝更醜惡的骨肉相殘。 梁武帝對待親屬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寬免。對待民眾卻完全相反。民眾犯了罪，用法極嚴，如該從坐，不論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罰作苦工。剝削階級的法律，本來都是為壓迫民眾而制定的，不過，梁武帝連偽裝的公平也不要了。五一一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路上有個老人擋住車駕，說道，你使用法律，對民眾太嚴，對權貴太寬，不是長久之計呵！這個老人冒險替民眾說了話，當然，梁武帝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可變的作法。 梁武帝對民眾是這樣的殘暴，但是，他有任何一個皇帝做不到的特殊偽裝術來掩飾他的殘暴。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辦事，手凍得拆裂，也不停筆。這算是他的勤勞。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規矩，長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會，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頓菜羹粗米飯。自稱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飯，宮裡人也不吃公家飯。意思是說，他和宮裡人的生活費，不要國庫來供給。至於生活費從那裡來的，還不是用另一種剝削形式從民間得來。他穿的是布衣，掛的是木綿制的黑色帳，一頂帽子戴三年，一條被子蓋兩年，不飲酒，平時不聽音樂。這些都算是他的節儉。任何時候他總是衣冠整齊，就在大暑天也一絲不苟；對待宮內閹宦，也是禮貌嚴肅好似對貴賓，更不用說接待士大夫的禮貌。這都算是他的謙恭。他專精佛教戒律，每次斷重罪（殺普通民眾），總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興；士族犯罪一概寬免，親屬甚至是犯謀反罪，哭著教誨一番也就算無罪。王侯橫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殺人，或者夜間派人出去搶掠，盜匪逃進王侯家，就沒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這種情形，因為講慈愛，所以讓他們無惡不作。這都算是他的慈愛。五四六年，一個直臣賀琛上書指出梁武帝的惡政：第一，搜括極其殘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員窮奢極欲，無限浪費；第三，權臣玩弄威福，專找別人的罪過；第四，朝廷大興土木，民眾服役不得休息。賀琛說的都是實話，句句揭穿梁武帝的偽裝。梁武帝看了大怒，舉出自己的節儉生活作證，辨明沒有那些劣跡。賀琛不敢再說話，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勞、節儉、謙恭、慈愛掩飾著他的殘暴。 僅僅依靠偽裝，到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梁武帝利用這些偽裝以外，又拿出儒學和佛教兩套辦法來欺騙人。 興儒學、制禮、作樂——五○二年，制定雅樂。五一二年，製成吉、凶、軍、賓、嘉五禮，共一千餘卷，八千一十九條，頒布施行。制禮作樂是儒學盛事，梁武帝即位，首先製成禮樂，連北方士族中也有人南望羨慕，想來投奔。當然，更重要的還在於興儒學。五○五年，梁武帝下詔提倡經術，在建康設立五經館，每館設博士一人，有學生數百人。學生生活費由國家供給，考試及格就給官做。不到一年，各地士人紛紛來投館求學。這些投館的士人無疑是寒門，他們有了做低級官的門路，自然也就滿意了。 大興佛教——自東晉至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制約下，還不能獨占上風。宋明帝開始佞佛，立湘宮寺，極其壯麗，自稱功德極大。老臣虞願說，這都是百姓賣兒貼婦錢造的，如果佛有知識，該多麼悲憫！罪比塔還高，有什麼功德！宋明帝發怒，趕虞願下殿。齊宰相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齋僧時親自送飯送水，佛教開始盛行。儒生范縝不信佛，蕭子良問：你不信因果報應，試問人為什麼有富貴貧賤？范縝依據儒家學說作《神滅論》，駁斥因果說。朝野分儒佛兩派展開爭辯，佛教徒無法駁倒神滅論。雖然宋明帝、蕭子良提倡佛教，但虞願范縝所代表的反佛教思想還很有力量。到梁武帝時，南朝佛教才進入全盛時期。他大興佛教，不是廢棄儒玄（道家），而是用佛來調和儒玄。他本是一個博學無所不通的大學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講疏》等屬於儒玄的書二百餘卷，又著屬於佛教的書數百卷，確實表現了他對儒玄佛三家學說的精通。他用儒家的禮（《孝經》引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來區別富貴貧賤，用道家的無（劉向論道家「清虛無為，務崇不競」）來勸導不要爭奪，用小乘佛教的因果報應，來解答人為什麼應該安於已有的富貴貧賤，為什麼不要爭奪。三家合用，非常有利，因此他創三教同源說，硬派孔子老子當佛的學生。他作《會三教詩》，以日比佛，以儒、道比眾星，說「窮源無二聖，測善非三英」。所謂無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輔助。他對三家學說進行調和，在推行上著重在佛教。他裝成一副苦行僧的狀貌，皇帝的生活享受，似乎都捨棄了，好叫人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是純潔無私的。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禮拜。屢設救苦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無遮會、無礙會，在會上講演佛經，說是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五二七年，他到同泰寺捨身，表示要出家當和尚，過了四天，才回宮。五二九年，又到寺捨身，群臣出錢一萬萬，向同泰寺贖他回來。五四六年，又去捨身，宣稱他和宮人以及全國都舍了。群臣出錢二萬萬又算贖回來。五四七年，又去捨身，這一次出家多至三十七天，群臣又出錢一萬萬贖回這個「皇帝菩薩」。他只用捨身法就替同泰寺訛詐得四萬萬錢，群臣一隻手付出四萬萬，一隻手向民眾不知要掠奪多若干倍的錢。在他贖身回宮那一天的夜間，同泰寺的塔燒毀了。他說，這是魔鬼幹的事，要做更廣泛的法事來鎮壓魔鬼。下詔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有障礙，應該大興土木，比舊塔增高一倍。他役使大量民眾造十二層高塔，塔還沒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餓死了。梁武帝興佛教，已經達到發狂的程度，虞願斥責宋明帝罪比塔還高，梁武帝的罪惡，比宋明帝當然更要高無數倍。當時民眾遭受如此殘酷的剝削，不曾起來反抗，足見因果報應說的麻醉作用確實可以使被麻醉者陷入昏迷狀態中。 梁武帝的殘暴統治，得到士族、親屬及僧徒的共同擁護，在國境內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表面上的平靜，實際是內亂已經醞釀得足夠成熟了。最後由於接納東魏叛將侯景，造成梁國境內的大破壞。當時黃河流域也正在大破壞，南北同時大亂，西晉末年開始的災禍，到梁武帝末年才真正達到全中國普遍大亂的最高峰。東晉宋齊三朝多少還能保持長江流域的偏安局面，梁武帝卻引進北方的破壞勢力來蹂躪江南，從這一點說，梁武帝是東晉以來最壞的統治者。 梁武帝初年，魏國開始內亂。梁乘敵國內亂出兵恢擴疆土，本是南朝政權應作的事，可是，在梁武帝指導下的軍事行動，卻給人民帶來了災難。下面列舉幾次軍事失敗的情況。五○五年，梁大舉伐魏，梁軍器械精新，軍容甚盛，魏軍認為百數十年來未有的勁敵，不敢交鋒。梁武帝舍韋叡等良將不用，卻用懦怯昏庸的六弟臨川王蕭宏作主將。五○六年，蕭宏駐軍的洛口（安徽懷遠縣境），一個夜裡忽有暴風雨，蕭宏恐懼，率數騎棄大軍逃回建康。將士不見主將，紛紛潰散，器械全部遺棄，人死將近五萬人。五一四年，梁武帝發徐揚二州民，二十戶取五丁，役夫及戰士合二十萬人築浮山堰（在安徽鳳陽縣境），企圖壅遏淮水灌沒魏國的壽陽城。水利工程家都說，淮河中沙土輕浮，不可築堰，梁武帝不聽，用鐵器數千萬斤沉水底，仍不能築成。他又用木料疊成方框，中填大石，上面加土。役人擔負木石，肩肉腐爛，疫病流行，屍骸滿路，蒼蠅聲晝夜薨薨。冬季大寒，役人又凍死無數。五一六年，淮水暴漲，浮山堰崩壞，沿淮水城鎮村落的居民十餘萬人都被水漂入海。北魏不動兵力，梁國民眾死傷卻在二十萬人以上。此外，對魏戰爭不時發動，南北軍民在戰爭中死傷不可數計。梁武帝是個「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但得不到什麼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但得不到什麼地的無能而貪殘的殺人惡魔，他裝扮著一副佛教的慈悲面目，在戰爭上卻更明顯地暴露出他的真實面目。 對魏戰爭的殘害民眾，還只是梁武帝罪惡的較小部分，他最大的罪惡是接受侯景的降附。侯景是東魏高歡部下有謀略的將帥，統治黃河以南土地。五四七年高歡死，侯景與高歡的繼承者高澄為敵，據河南反高澄。侯景投降西魏，受西魏官爵，又來投降梁國。梁武帝貪得河南土地，納侯景降，封為河南王。侯景投降西魏和梁國，原想取得援助，攻滅高澄。他和高澄交兵，向西魏宇文泰求援，宇文泰知道侯景不可信任，以援助為名，出兵占據侯景所屬土地的一半。梁武帝也出大兵援侯景，被東魏擊敗，亡失士卒數萬人。宇文泰處置得宜，西魏不戰獲地；梁武帝貪婪昏愚，梁成為接受災禍的對象。侯景早有滅梁的意圖，這次戰爭更證明梁朝腐朽已達極度。五四八年，東魏大敗侯景軍，侯景率敗兵八百人南逃，奪取梁壽陽城，準備滅梁，公然對人說，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卻有把握。侯景誘蕭正德作內應，許事成後尊蕭正德為梁帝。蕭正德大喜。侯景舉兵奪取譙州城（安徽滁縣），梁武帝命蕭正德防守長江。蕭正德讓侯景渡江，建康大驚亂。梁武帝令太子蕭綱籌防禦。蕭綱命蕭正德守宣陽門。 侯景渡江時，只有兵八千人，馬數百匹。他乘梁君臣震駭，進攻建康城。蕭正德開城門迎侯景入城。侯景攻台城（宮城），蕭綱依仗良將羊侃，率眾力戰。侯景屢攻不克，眾心離散。侯景令兵士掠奪民間糧食和婦女金帛，並脅迫民眾數萬人充兵士。侯景又招募梁奴隸483得千數人，分配各軍。奴隸被重用，人人感恩，願出死力，侯景兵力又振。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梁武帝餓死。蕭綱即帝位（梁簡文帝）。五五一年，侯景殺梁簡文帝，自稱為漢皇帝。 梁武帝在位年久，等待時機，積極準備奪取帝位的主要有這些人：侄子蕭正德蓄謀最早，但勢力最弱。五三一年，太子蕭統（昭明太子）死。照繼承慣例應立蕭統的兒子作皇太孫；梁武帝卻立兒子蕭綱為太子，因此蕭綱與諸弟蕭綸、蕭繹、蕭紀之間，蕭統的兒子蕭詧（同察）與諸叔之間，充滿著仇恨。侯景作亂，主要爭位人陰私醜惡的面目，盡情暴露出來。蕭正德引侯景入建康城後，便自稱皇帝。與侯景約定，攻破台城，必須殺梁武帝和蕭綱。台城攻破後，蕭正德親自執刀去殺，被侯景阻止，皇帝名號也被侯景取消。蕭正德密謀攻侯景，侯景把他殺死。這個圖謀帝位數十年，無所不為的蕭正德，在一群謀圖者中首先結束了他的醜惡的生命。南徐州刺史蕭綸率軍入援，與其他援軍互相猜忌，擁兵觀望，莫有戰意。侯景破台城，蕭綸逃走。五五○年，蕭綸據郢州（鎮夏口——湖北漢口市），稱自己辦事的廳屋為正陽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齊稱臣投降，希望得到北齊的援助。北齊封蕭綸為梁王。雍州刺史蕭詧據襄陽，與荊州刺史蕭繹交兵。五五○年，蕭詧向西魏稱臣，請作附庸國。西魏派兵助蕭詧，封蕭詧為梁王。蕭繹據江陵，聲勢最大。侯景圍台城，蕭繹聲稱舉兵入援，實際是觀望形勢，積極消滅其他爭奪帝位的敵人。西魏兵助蕭詧攻蕭繹，逼近江陵，蕭繹也向西魏求和，願作附庸國。蕭繹又向東魏求和。五五一年，北齊（五五○年，北齊滅東魏）封蕭繹為梁相國。這時候，蕭綸專附北齊，蕭詧專附西魏，蕭繹附北齊和西魏，北齊與西魏互相牽制，蕭繹所受到的控制力比較松一些。侯景在江南毫無憑藉，只有一些被脅迫作戰的烏合軍隊。他破台城後，釋放北方人在南方當奴婢的約一萬人，指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勢孤力弱可以想見。梁國任何一個爭位人，都有力量擊滅侯景，可是，這些人都想借侯景的手摧毀梁武帝和蕭綱的地位，自己專力對付其他爭位人。等到蕭繹造成得位的形勢，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進攻建康的時候，侯景早在這個空隙中，進行著空前規模的大破壞。 自東晉以來，建康一直是長江流域政治經濟文化的第一個中心地點。統治集團在各地方搜刮財物，主要是集中到建康，在這裡縱情耗費掉，商業和手工業，自然也跟著發達起來。梁武帝時，建康已經成為南北各四十里，擁有二十八萬戶的大城市。賀琛上樑武帝書里指出官員窮奢極欲無限浪費的情形，說：地方官所以貪殘，總是由於風俗太侈靡。現在做一任地方官，得錢就可以上萬萬。罷官回京，儘量享受，一次宴會費錢超過百金，家中畜妓無數，極聲色的樂趣。不過幾年，錢財用完，追恨過去得錢不夠多，再出去做官，貪殘得更加厲害。賀琛說的只是地方官，至於王公貴戚和世家大族，貪殘侈靡自不待言。梁武帝否認賀琛的指責，但也承認自己齋僧的飯菜，一個瓜能變出幾十個式樣，一種菜能做出幾十種味道。素食還如此精緻，可見賀琛所說風俗侈靡，確是事實。侯景宣布梁武帝罪狀說，梁朝割剝民眾，以供貪慾，你們如果不信，試看皇帝的大苑囿，王公的大第宅，僧尼的大寺塔，以及文武百官，都是美妾成百，僕從上千。這些人不耕不織，錦衣美食，不從百姓奪取，從那裡得來！侯景的指責也是事實。侯景渡江攻建康城，梁武帝命提取諸寺院及公庫所藏錢，得五十萬萬充軍用。建康有的是錢和用錢的人，他們比賽豪華，衣服食物器具，力求精美，都要各地方運輸進來，本城產品是很少的。侯景作亂，交通阻隔，糧食斷絕，幾個月功夫，人餓死大半。侯景攻台城，蕭綱命人燒侯景所據宮殿，宮殿及多年積聚的圖書文物幾乎全部被燒毀。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建康，經侯景之亂的破壞，蕩然無遺了。 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就派遣部下諸將出外殺掠，告誡諸將說，攻入城市，要殺個乾淨，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因此諸將專事燒殺掠奪，做盡慘虐行為，以取笑樂。侯景軍一路向三吳，有飢兵數百。梁吳郡太守有精兵五千，不敢抵抗，開城門迎侯景軍。侯景軍據吳郡，大掠財物婦女。侯景派兵攻破吳興郡，又進攻會稽郡。會稽有精兵數萬，糧食軍器都很充足，侯景兵到，東揚州刺史蕭大連（梁簡文帝的兒子）棄城逃走，侯景軍不戰取得會稽郡。三吳最為富庶，是長江流域經濟文化的第二個中心地點，經東晉末一度破壞後，宋齊以來，又恢復了它的繁榮景象。建康城的大量消費，主要是依靠三吳來供給。侯景據有三吳，奪完了金帛，又掠奪人口，有的被殺死，有的被販賣到北方，遺民存留無幾。五五○年，侯景軍一路向廣陵。破城後，捕城中人不論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馳馬射擊，八千人一時都被慘殺，廣陵成了一座空城。五五○年，侯景軍一路沿江西進。五五一年破江州，又破郢州。侯景率大軍向江陵，蕭繹向西魏求援，割漢中給西魏。蕭繹有力量擊敗侯景，割地給西魏，實際是請求西魏不要助蕭詧來奪取江陵。果然，侯景被蕭繹軍擊敗，逃歸建康。侯景已經完成了他的大破壞動作，再沒有什麼事可做了，只好坐在建康城等待死滅。 蕭繹擊敗侯景，取得江州和郢州，爭位人之一蕭綸也被西魏軍殺死。五五一年，蕭繹派大將王僧辯率軍東下，陳霸先率精兵三萬人助王僧辯。五五二年，王僧辯攻建康，陳霸先大破侯景軍，收復建康城。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屬殺死。蕭繹在江陵稱帝（梁元帝）。建康已是一座荒城，江陵一向是西部重鎮，為長江流域第三個經濟文化的中心，捨不得離開；同時，在襄陽的蕭詧，在成都的蕭紀，都是主要爭位人，需要防禦，因此，梁元帝決定建都在江陵，使陳霸先鎮守建康。 五五二年，益州刺史蕭紀自稱皇帝。五五三年，發兵來攻江陵。梁元帝請西魏攻蜀。宇文泰很喜歡，對諸將說，取蜀滅梁，就在這一次了。宇文泰派將軍尉遲迥率軍入蜀攻成都。蕭紀寧願失蜀，卻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銀一斤製成一個金餅或銀餅，共有金餅一萬個銀餅五萬個。臨戰，給將士們看看，但並不分賞給有功的人。蕭紀軍潰散。梁元帝兵追蕭紀，蕭紀擲一小袋金餅給追者，說，我用這金餅雇你，送我去見七官（梁元帝行七）。追者說，我殺了你，金餅會跑到那裡去？蕭紀就這樣結束了他那條醜惡的生命。蕭紀死後，益州全境也就為西魏所有。 一群爭奪帝位的人，現在只剩下樑元帝和蕭詧二人。五五四年，西魏宇文泰使于謹率兵五萬合蕭詧兵來攻。五五五年，攻破江陵。梁元帝自以為讀書萬卷，仍免不了亡國，把所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一起燒毀，隨後到西魏軍前投降。他受盡蕭詧的侮辱以後，結束了他那條極其醜惡的生命。 西魏封蕭詧為梁主，以江陵附近約三百里土地作為梁國封地。使蕭詧居江陵東城，西魏兵駐西城，監視蕭詧。西魏取襄陽，擄走江陵府庫中所藏全部珍寶，並捕捉王公百官以及居民數萬人，分賞魏軍作奴婢。長江流域第三個經濟文化中心，隨著建康和三吳也徹底破壞了。五五六年，蕭詧在荒城裡自稱為皇帝。他和他的子孫對周（五五七年，周滅西魏）隋執臣禮甚恭謹。五八七年，隋文帝消滅了這個醜惡的梁國。 梁武帝釀造禍亂，侯景和蕭氏一群爭奪帝位的人實行禍亂。這次大禍亂歸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結果。顏之推說，江南士族至今已傳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祿，從沒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隸佃客耕種，自己連起一塊土，耘一株苗也沒見過。人世事務，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辦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優閒的緣故。又說，梁朝士大夫，通行寬衣大帶大冠高底鞋，香料熏衣、剃面搽粉塗胭脂，出門坐車轎，走路要人扶持。官員騎馬就會被人上表彈劾。建康縣官王復未曾騎過馬，見馬叫跳，驚駭失色，告人道，這明明是老虎，怎麼說它是馬。侯景作亂，士大夫肉柔骨脆，體瘦氣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無數。他們因為得不到食物，餓成鳩形鵠面，穿著羅綺，抱著金玉，伏在床邊等死。隋煬帝也說，江東諸帝多抹脂粉，坐深宮。這都說明梁朝整個統治集團自皇帝以至士族已經腐朽到極度，剝削階級的黑暗全部集中表現在這群人的行動上，既然西晉極度腐朽的士族造出了十六國大禍亂，梁朝同樣腐朽的士族，自然也不能不造出梁末的大禍亂。 梁武帝為貪得土地，招納侯景，結果是梁國內部大亂，失去廣大的土地。東魏取得淮南和廣陵，西魏取得益州、漢中、襄陽。江陵有西魏守軍，實際也為西魏所有。南朝自巴陵（湖南嶽陽縣）至建康，與北朝對峙以長江為界。此後，南方漢族政權作為憑藉的長江天險，江蘇南京陳永寧陵石麒麟至少失去了一半，等到北方也建立起漢族政權的隋朝，一舉滅陳，長江根本不起作用了。 梁朝四帝，首尾凡五十六年。 陳朝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陳霸先，吳興郡長城縣（浙江長興縣）人，在梁末大亂中，是一個保護南方漢族政權最有功的人。他家世寒賤，不列在士族。早年當里司、油庫吏、傳令吏等微職，後來得小軍職，因鎮壓交州農民起義，官位漸顯。五四九年，陳霸先在廣州起兵討侯景，排除當地割據者的阻礙，五五○年，進軍至南康（江西南康縣）。五五一年，蕭繹遣王僧辯率軍東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陳霸先率精兵三萬人來會。五五二年，王僧辯攻克建康，陳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辯、陳霸先在建康擁立梁元帝的兒子蕭方智為主。北齊派兵護送梁武帝的侄子蕭淵明來作梁主，王僧辯畏齊兵，迎立蕭淵明。陳霸先再三苦爭，王僧辯不從，陳霸先起兵襲殺王僧辯，立蕭方智為梁帝（梁敬帝）。如果蕭淵明得立，和江陵的蕭詧一樣，建康的梁將成為齊的附庸。陳霸先殺王僧辯，立梁敬帝，齊的勢力被擯斥不得侵入江南。陳霸先擊敗齊兵並削平許多叛亂。五五七年，滅梁稱帝（陳武帝），建立起對抗齊周和後梁（蕭詧）的陳朝。 陳武帝和陳文帝、陳宣帝統治陳國共二十五年，雖然與敵國經常進行著戰爭，國內的叛亂也不時發生，但梁末遭受大破壞的南朝境內，經濟和文化逐漸恢復起來了。陳宣帝的兒子陳後主（陳叔寶），就在這個恢復起來的物質基礎上，又恢復極度腐朽的醜惡生活。 陳後主荒淫，使寵妾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左右，文士江總、孔范等十人參與宴會，號稱狎客。妃嬪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採取尤艷麗的詩篇，造作歌曲，選美女千餘人奏樂歌唱。君臣酣歌，通宵達旦。陳後主又大造宮室，其中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最為壯麗。三閣各高數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裝飾著大量金玉珠翠，東晉以來，還不曾有過這樣侈靡的建築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極其殘酷的。賦稅繁重，民不堪命，刑罰苛暴，牢獄常滿，直臣傅縡（音宰zǎi）勸他改過，說：陛下酒色過度，任用小人，惡忠臣如仇敵，看百姓是野草。宮中妾婢穿著拖地的長繡裙，廄里馬匹飽得連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離失業，餓死不得葬，屍體拋棄在荒野上。天怒民怨，眾叛親離，我看陳朝就要完了。陳後主大怒，派人告訴傅縡說，你能改過麼？你能改過，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堅決拒絕，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樣，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陳後主更怒，殺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滅蕭詧的梁國，定計滅陳。五八八年，隋發兵五十一萬，以楊廣為統帥，準備渡江。陳後主說，從前北齊三度來攻，北周兵也來過兩次，都大敗逃去。這次隋兵來攻，一定送死。寵臣們也說，隋兵決不能渡長江。君臣依然飲酒賦詩，守江諸將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將賀若（姓）弼自廣陵直渡京口，韓擒虎自橫江（安徽和縣）直渡採石，攻入建康，俘獲陳後主，陳亡。 陳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晉元帝在建康立國，至五八九年隋滅陳，前後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晉滅亡後，黃河流域在少數族統治下，長期遭受嚴重的破壞，漢族在長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權，抵抗少數族的南來蹂躪，這是有利於民眾的事業，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據。長江流域比起黃河流域來，一向是落後地區，東晉時期，北方漢族人大量南遷，長江流域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逐漸接近黃河流域未遭破壞時的經濟水平，文化的興盛，更遠遠超過當時的北方。南朝文化為隋唐統一時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礎。閩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長江流域又落後得多。東晉時一部分北方士族遷居晉安郡（治設原豐縣，福建福州市），閩江流域經濟文化開始發展起來。梁末大喪亂，晉安郡獨富饒安寧，不受喪亂的影響。侯景陷三吳，會稽郡公侯士人很多遷居到嶺南，漢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開始有一些發展。每經一次大亂，總有一部分漢族向落後地區遷移，他們帶來漢族的經濟和文化，在落後地區起著進步的作用，影響當地的非漢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滅北燕，北燕主馮弘族人馮業率三百人浮海歸宋，居住新會（廣東新會縣），宋朝命馮業世為羅州（治石龍縣，廣東化縣）刺史。馮氏非本地人，號令不行。高涼郡（廣東陽江縣）有「蠻」族部落十餘萬家，酋長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謀，善於用兵，梁末，羅州刺史馮寶娶洗氏女為妻。洗夫人約束洗氏部落使從民禮，馮氏政令才得行施。陳霸先起兵討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為陳朝在嶺南的重要支柱。馮氏數百人終於影響洗氏十餘萬家。以此493為例，漢族士人避難到閩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當地總要發生大小不等的影響。不過，由於士族的極度腐朽，在它統治力愈強的地方，勞動民眾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災難，長江流域就是這樣遭受破壞的。總的說來，南朝將近三百年的士族統治，對中國南部的開發，積極作用終究比消極作用要大一些。因為南朝以前，中國經濟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個黃河流域，經過南朝，長江流域也成為主要基地，中國經濟文化的主要基地從此擴大了一倍，封建社會也就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隋唐時期的繁榮就是在這個擴大的基地上產生的。 第二節南朝的經濟狀況 東漢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表現出上升的趨勢，孫吳建國時，又有些進展。西晉末大亂，黃河流域漢族人大量南遷，其中士族只是少數，極大多數還是勞動民眾。他們帶著北方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來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產基礎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產力有顯著的提高。東晉末和梁末兩次禍亂以外，南朝境內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破壞，這也是生產力得以逐漸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依據下列事例，可以說明南朝發展中的經濟狀況。 人口增加 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荊、揚二州，當西晉武帝太康全盛時，荊州有三十五萬戶，揚州有三十一萬戶。西晉惠帝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荊州三郡屬梁州。西晉懷帝又割荊州五郡置湘州。荊州所屬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數戶口仍在荊州所屬襄陽江陵及江州所屬武昌一帶地區。東晉時，北方流人大量南來，主要僑寓在荊揚二州。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戶口占江南全戶口的半數。所謂三州，實際仍是太康時的荊揚二州（江州本是荊揚二州的一部分，荊州割歸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戶口稠密地區），假如北方流人戶口和東晉以來荊江揚三州一百三十餘年繁殖的戶口，總數相當於荊州割去的八郡戶口數，那末，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仍應有六七十萬戶，全江南應有一百二三十萬戶（不包括豪強藏匿的戶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戶口數，全國只有九十萬六千餘戶、四百六十八萬餘口。當時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兗、兗、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國實際戶口，決不能只有此數。陳朝國土最小，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得陳戶五十萬，男女口二百萬。二八○年，西晉滅吳，得吳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陳朝地比吳國略小，陳亡時戶口也略少，自吳亡至陳亡，中間經過三百餘年，戶口似乎一點變動也沒有，顯然是不合實際的。東晉和南朝的戶口數過度不合實際，原因主要在於士族享有特權。東晉元帝依靠士族立國，法禁寬弛，列入《百家譜》的士族固然特權最大，不入譜的北來士族以及東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權。這種特權之一是「挾藏戶口，以為私附」，即並若干戶為一戶，士族出名作戶主。戶主勢力愈大，所附私戶數也愈多。東晉時山遐作餘姚令，到縣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萬餘人。縣中豪強，群起攻擊，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許，免山遐官。會稽郡所屬共十縣，人口約三十五萬（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數，東晉時人口也許較少），假如平均每縣人口為三萬五千，餘姚一縣私附竟多至萬餘人。餘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強藏戶已如此眾多，其他郡縣可以類推。 僑郡縣並無一定境界，朝廷不問僑寓士族所占田畝數，當然不征租稅和徭役，歲月積久，兼併愈甚，土斷與僑寓兩種主張成為政治上嚴重的鬥爭。所謂土斷，就是主張把僑郡縣士民作為土著，民眾向朝廷納租稅服徭役，不再讓士族獨占這些利益。所謂僑寓，就是主張維持士族在僑郡縣裡一向獨占的利益。土斷對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東晉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張土斷。三六四年（東晉哀帝興寧二年），桓溫實行土斷，制定嚴法禁止挾藏戶口，並在全國大查戶口，普禁藏戶，彭城王司馬玄藏匿五戶，被桓溫懲罰，朝廷因此收入大增。桓溫失敗後，土斷制廢棄不行。四一三年（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又實行土斷，省去不少僑郡縣。宋孝武帝時，雍州刺史王玄謨請在雍州實行土斷，宋孝武帝下詔並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宋完成了土斷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無法變革挾藏戶口的積弊。 齊高帝新建齊朝，想整頓黃籍。黃籍是普通民眾的戶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稅徭役的根據。黃籍向來是一個大弊竇，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農、商賈，商賈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稅的利益）賄賂，給納賄者或注軍功，軍功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錢一萬餘，偽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稱士族；或因禿髮，假託僧人；或遷徙無定，不立戶名；或戶存而黃籍不載，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種種，弊端極多。免役免稅的戶口愈增，貧苦民眾的負擔也愈重。齊高帝設專官檢查黃籍。齊武帝繼續檢查，罰納賄改籍人到邊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陽（浙江富陽縣）妖人唐寓之作亂，三吳納賄改籍人來投奔的多至三萬。齊武帝派兵進擊，斬唐寓之。這次作亂，是富民反抗檢查黃籍，畏罰叛變，根本不是農民起義。唐寓之雖然失敗，納賄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強烈。四九○年，齊武帝不得不取消檢查，承認宋代黃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檢查黃籍，卻想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賈弼之所作《士族譜》，宋劉湛所作《百姓譜》，設立譜局，改定《百家譜》，凡八十卷，東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內。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東南士族的譜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繼續納賄改黃籍，結果只能是百家土族、東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並存，各按自己的勢力去剝削勞動民眾。梁郭祖深說，民眾為避免重役，或自斷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隸，稱為屬名。梁朝的屬名，就是東晉的私附，足見豪強挾藏戶口，一向保持不變。 自桓溫首創土斷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說明士族與朝廷爭奪民戶，朝廷並不能改變這個形勢。因此，長江流域人口實際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幾個戶口數字上卻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農業前進 江南地勢卑濕，人口稀少，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法從事生產。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裡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並生，高七八寸，一併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產量自然很低微。西晉武帝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別嚴重，原因在於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堰，每遇水雨，堤壞泛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箇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堰放水，為害實多。請令地方官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堰，修繕漢朝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災。晉武帝聽從杜預的建議。魏吳對立，魏在邊境上造陂堰，不顧吳境受災害，西晉統一後，舊邊境上人為的水災可以減輕，至於火耕水耨的逐漸改革，主要由於戶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進耕作技術，以免水火的災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區，自然還會保持著落後的舊耕種法。 揚（包括東揚州——會稽郡）、荊（包括雍州——襄陽和江州）二州，人口較多，農業也最發達。依據史書所記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這些地區興修了不少水利。例如東晉時，曲阿（江蘇丹陽縣）立新豐堰，溉田八百餘頃，烏程（浙江吳興縣）築荻塘，溉田千頃，勾章（浙江慈谿縣西）修復漢時舊堰，溉田二百餘頃。宋齊梁相繼修復芍陂（在安徽壽縣南）堰堤，溉田萬頃。宋時修復漢六門堰（河南鄧縣西），溉田三萬頃。江南多湖沼，泄水可變成湖田。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又求始寧（浙江上虞縣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áng）作湖田。宋孔靈符奏請遷徙山陰縣（浙江紹興縣）貧民到餘姚（浙江餘姚縣）、鄮（音貿mào浙江鄞縣東）、鄞（浙江鄞縣）三縣開墾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顯示農業在發展中。用糞作肥料，不見記載，宋武帝功臣廣陵人到彥之微時以挑糞為業，挑糞很可能用作肥料，因為荊揚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繼續行施，必須採用施肥法。《史記·吳世家》記吳楚兩國邊邑婦女爭桑樹，引起戰爭（前五一八年），足見遠在春秋時期，南方絲織業已很普遍，東晉以來，愈益發達。耕織都前進，樹立了社會財富的基礎。 手工業發展 南朝在手工業方面，有三個重要的進步，一個是煉鋼術，一個是造紙術，一個是制瓷術。 煉鋼術——人類使用鐵的發展過程，按照煉鐵技術的限制，形成熟鐵、生鐵、鋼鐵三個階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鐵，因為當時的技術（主要是風箱），還不能熔化鐵礦石。熟鐵缺乏炭素，性柔軟，不能製造需要有相當硬度的工具，作用遠不及青銅器，也不及石器。技術前進一步，能夠熔化鐵礦石，這就得到了生鐵。生鐵含炭素過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較高，可以鑄造農具，但還不能製造武器。熟鐵比生鐵難熔化，用煉生鐵的方法（熔鐵爐中鐵礦石與木炭混合在一起）來煉熟鐵，因風箱通風力量不夠強，熟鐵不曾熔化，卻在高溫下吸收了百分之零點二五至百分之一點七的炭素，這就成為滲炭鋼。再加以淬、鍛等工，擠出鐵中所含熔渣（雜質），就成為質量較純的鋼鐵。有了這種鋼鐵，才能代替青銅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國古代煉鐵技術的發展是迅速而卓越的，遠在春秋前期，已經能夠熔煉生鐵，鑄造農具和大鼎。按照鐵的發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鐵，春秋以前應早有熟鐵，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來作重要的生產工具。春秋後期，《吳越春秋》所記干將莫邪夫婦剪爪發投入煉鐵爐因而製成寶劍的故事，暗示冶煉家開始摸索出滲炭鋼的制煉法。戰國時有鋼，不僅可從文字記載上推知，並已有實物發現。到西漢武帝時，鋼鐵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銅武器。煉成滲炭鋼是偉大的成就，中國取得這個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早。不過，滲炭鋼要制為純鋼，必須鍛煉百來次，費人工太多，而且愈鍛煉愈柔軟，不適宜於戰時的實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鍊的寶刀，他說，我的兒子裡有不好武而好文學的，每人給一把。足見百鍊的鋼刀，是不能上戰場的。鍛煉較少的鋼製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斷。要剛柔得中，生產較易，就得在制煉法上再前進一步。這一步在南朝時期實現了。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鐵精條下引陶隱居（陶弘景）說「鋼鐵是雜煉生（生鐵）鍒（音柔róu熟鐵）作刀鐮者」。雜煉生鍒法後世一直保持著。在近代煉鋼法應用以前，它是一種進步的技術。《天工開物》里說這種煉法是熔鐵爐中生鐵和熟鐵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時，生鐵熔化，包裹和滲入熟鐵，生鐵多餘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鐵所吸收，也排擠出一些熟鐵所含的熔渣，生熟鐵都成為鋼鐵。取出加鍛，再煉再鍛，反覆數次，就成質量較純的鋼鐵。這種煉法，費功較少，產量較多，既可制刀劍，又可制農用的鐮（能制鐮刀，價不會太高），對發展生產力是一個貢獻。陶弘景一生歷宋齊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說雜煉生鍒法的應用，當與他同時或在以前。吳越在春秋時期最先發明滲炭鋼，有冶煉技術的傳統。齊時上虞人謝平創製剛（鋼）朴，號稱中國絕手。剛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為樹皮，剛朴可能是指生鐵熔液包裹熟鐵（象樹皮包裹樹幹）而同成鋼鐵，如果是這樣，那末，謝平就是雜煉生鍒法的發明人了。南朝著名製造兵器的冶所是在會稽郡所屬的剡縣（浙江嵊縣）三白山，看來會稽郡冶煉技術較高，謝平是尤高的冶煉家。東晉初年，會稽郡民眾避重役，從海道逃到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好些非漢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見會稽一向是南方冶煉技術較高的地方。 揚州在南朝，是鼓鑄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業）有東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鐵的產量多，梁鑄鐵錢，堆積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車載錢。梁武帝用鐵數千萬斤塞浮山堰決口，足見南朝鐵產量是豐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劍，裝飾極精巧。尚方有橫法鋼，仍是百鍊的柔鋼，技術可能比舊的百鍊法有些改進。 造紙術——西漢時已有紙，經東漢蔡倫改良，紙的功用大進一步。至東漢末建安時，左伯改良造紙法，紙的功用又前進一步。左伯是東萊（山東黃縣）人，東萊一帶成為造好紙的重要地。陳朝徐陵《玉台新詠序》里說「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梁元帝《詠紙詩》「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見南北朝時，美色紙出在北方，南方造紙術也有很大的進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區）一帶四五百里盛產藤，取藤皮造紙，質地極佳，餘杭（浙江餘杭縣）由拳村也出好藤紙。唐時書家以用藤紙相夸。製造藤紙開始在東晉時。范寧令屬官說，「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藤角紙即藤紙。東晉末，桓玄選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寫在帛上和紙上的字跡，各裝成一帙，常置手邊。南朝書家寫字多用麻紙，麻紙別稱布紙，就是用破舊麻布製造的紙。麻紙可供二王寫字，精美可以想見。王羲之曾一次贈送謝安紙九萬張，當是這種麻紙。在紙上塗黃色防蠹藥物稱為黃紙。當時好紙已能大量生產，因之桓玄下令廢竹簡，用黃紙代竹簡。隋滅陳，獲得大量陳朝藏書。這些書籍多是陳宣帝時用紙抄寫。紙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紙技術的發展相適應的。 制瓷術——實物證明，商和西周的帶釉硬陶器，可說是最原始的瓷器。兩漢瓷器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狀態，但製作技術繼續在提高。三國西晉制瓷術又有進境，脫離原始狀態轉入成熟的初期。西晉文士作賦，茶、酒和瓷器聯繫起來，說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現在發見的瓷器，三國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點遍及南北。不過，制瓷術最高的地方還是在會稽郡。據現有的發掘資料，孫吳西晉，會稽制瓷業已漸發達。東晉和南朝將近三百年，會稽遭受戰亂較少，是一個士族聚居地。士人享樂生活里飲茶也是享樂的一種，講究茶具，對制瓷技術起著推動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製殉葬的明器，種類也很多，越窯和各地窯業成為一種重要的手工業。到唐朝，越窯聲名更大，陸羽《茶經》說，「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照陸羽的比較，越窯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陸龜蒙讚美越瓷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句，大抵青瓷的製作，越窯確已達到最高境。唐時越瓷無疑是東晉南朝時越瓷的繼續發展。 商業通暢 東晉和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經濟開始發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為首的統治階級，在這個經濟基礎上過著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說來，統治階級用政治勢力從農民手工業者搜颳得錢，通過商業用錢取得各種消費品，消費品的大部分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生產出來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無償生產），通過商業，農民手工業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錢來進行再生產。因之，社會經濟在政治較好、剝削較輕、商業通暢的情況下，可以有緩慢的進展；在政治苛暴，但商業仍能流通的情況下，也還不至於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壞性特彆強烈的戰爭，商業完全停頓的時候，社會經濟才呈現崩潰現象。梁末侯景大亂，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候，其餘大體上屬於前兩種情況，也就是長江流域經濟上升的趨向，其中商業起著一定的流轉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城中有四個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還有小市十餘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陰（會稽郡治）、壽陽、襄陽、江陵、成都、廣州等地也是商業城市。史稱建康「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於二京（長安、洛陽）」。商業主要為官人供給消費品，所有商業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樣。齊朝暴君東昏侯，極其淫侈，妃妾服裝，都選用最珍貴的材料，向商市購買金寶，付錢比普通價高數倍。他寧願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間錢物，卻不敢不付給商人所索的高價，這說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誰也缺少不了誰。 士人向來有免稅權，因之士人多兼營商業。東晉王彪之整頓商市令里說，近查山陰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隨地開設店肆，或隱漏估稅，假冒豪強的名號，擁有貿易的厚利，凌踐無勢力的平民，獨占居要害的地點。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這裡所說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營商業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結、仗勢橫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這樣做的。又如東晉謝安有一個同鄉罷官從廣州回建康，帶來蒲葵扇五萬把。謝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爭出高價買蒲葵扇，這個同鄉獲利數倍。宋孔道成從會稽來建康，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梁武帝弟蕭宏，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紵（細麻）蠟等雜貨數十屋。蕭宏在建康有數十處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價買進客貨，貯藏起來，待價出售。蕭宏又用高利貸的方法，吞併別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吳不少人因此喪失產業。士人和貴族經商求富是普遍的，不過，對整個商業說來，主要經營者仍是社會地位卑微的商販。 南朝重要產鹽地，在江南是吳郡海鹽縣（浙江海鹽縣），在江北是南兗州鹽城縣（江蘇鹽城縣）。海鹽縣海邊有大片鹽田。鹽城縣有鹽亭（製鹽場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運，每年常有船千艘往來。經營鹽業的自然是豪強，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軍人（小軍官，凡小軍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軍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稅權，軍事重鎮壽陽、襄陽，與北方有商業上往來，在這裡軍官可以販運求富。 南朝和海南諸國通商，主要是經由廣州南海郡的番禺（廣州市），交州的龍編、西卷。自宋朝開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師子國等十餘國與南朝通商，梁時商業尤盛。輸入貨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璣、琉璃、吉貝（又寫作古貝、木棉布）、香料等，中國輸出貨物多是綾絹絲錦等。《宋書·夷蠻傳論》里說外國珍貨，為富貴人所喜愛，所以「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入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產品。做交廣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時垣閎作交州刺史，任滿回來，帶資財值錢一萬萬。凡作廣州刺史，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從官吏貪污的錢數來看，當時中外交易的貨物，數量並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業發達的一個原因。東晉安帝時，建康一次風災，毀壞官商船多至一萬艘。此後官商船當愈來愈多。孫吳時，海上大船長二十餘丈，可載六七百人，裝萬斛重的貨物。梁時，大船可載二萬斛。南朝造船技術比孫吳有很大的進步。由於人口增加，有較充足的勞動力用以開發農業，手工業商業也隨著發展起來，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一個時期里，長江流域起了很大的變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描寫西漢時長江流域的經濟狀況說，江南卑濕，人多夭死。地廣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魚羹。種稻用火耕水耨法，懶散成俗，缺乏積蓄，少有凍餓的窮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經過東漢和孫吳，經濟逐漸上升，到東晉南朝時，長江流域成為富饒的地區。沈約《宋書·孔季恭等傳論》里說，江南地廣，田畝肥沃，民眾勤於本業（耕織），一郡豐收，可供數郡食用。會稽濱海傍湖，良田有數十萬頃，上等田地，一畝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還比不上它。荊州揚州盛產魚鹽木材、絲綿布帛，運銷四方，滿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馬遷和沈約的兩種描寫，顯然，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於西漢時期了。 勞動民眾改造長江流域的面貌，使它從貧困進入富饒，但富饒的享受者當然是那些剝削者，沈約所說良田，主要是為士族文武官員所占有，滿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滿足剝削者的需要，勞動民眾依然過著貧困的生活，因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簡單地分述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兩大類。 皇帝——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稅、徭役及鑄劣質錢來實行苛暴的剝削。 勞動民眾為維護偏安的漢族政權，負擔著過重的租稅。東晉初年，承用西晉戶調法，晉成帝改為按田畝實數收租制，平均每畝取十分之一，稅米三斗，稱為度田收租制。這是對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積欠至五十餘萬斛。晉哀帝減田租，畝收二斗。晉孝武帝再對地主讓步，廢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歲稱全丁，十三歲稱半丁）每口稅三斛。這一改變，對非地主的民眾是極大的不利，為和緩反對，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稅。過了六年，增稅米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稅的制度，不久也就無形取消了。貧民與王公平等納稅，負擔不平等到什麼程度！宋齊梁陳，口稅有增無減。口稅以外，又課丁男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祿絹祿綿供官祿）。害民尤甚的還有苛稅多種，其中有所謂資稅（財產稅）。晉劉超做句容縣官，以前縣官親到四鄉估評百姓家產，劉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寫家產數目投函中，寫訖送還縣官。百姓依實投報，課稅收入，超過往年。收資稅不擾民的官只有劉超一人，可見其餘都是擾民官。宋時資稅，民家桑長一尺，田增一畝，屋上加瓦，都得抽稅。因此，人民不敢種樹墾地，屋破不敢塗泥。齊蕭子良說當時官吏苛斂，民間桑樹房屋都評價抽稅，往往斬樹發瓦，折錢充數。梁郭祖深說，官吏迫脅良善，比豺狼還要兇惡。齊時征塘丁稅，蕭子良上表稱，浙東五郡，塘511丁稅每人一千文，貧民典賣妻子，不能足數，仍多積欠。這些苛雜稅制，迫使民眾加速地失業破產，淪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從東晉到梁陳，有所謂估稅，是抽百分之四的商業稅。凡買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買賣每一萬錢抽稅錢四百，賣方出三百，買方出一百，稱為輸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隨物價百分抽四，稱為散估。估稅以外，還有過路雜稅。如建康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設津主一人，賊曹（檢查員）一人，直水（水上檢查）五人，檢查違禁品、來歷不明人以及柴炭魚葦等物。大小各津並十分稅一。士人經商免稅，商人納百分之四的稅，小販過津口納百分之十的稅，朝廷設估稅的理由是「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納稅），欲為懲勵」，實際卻是勵士人懲商人，勵商人懲小販。 西漢以來，通行五銖錢。孫權在江東鑄大錢，一個當五銖錢五百，又鑄當一千的大錢。東晉時沈充私家鑄小錢，市上與孫權錢並用。宋鑄錢極劣，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比鵝眼錢更劣的錢，稱為綖（音延yán）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商賈不敢行用。後來禁用鵝眼、綖環等錢，專用古錢（五銖）。古錢多被奸人剪鑿破損，公家收稅，必須圓大，人民納兩錢代一錢，或加七百買好錢一千，負擔嚴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無告。梁鑄錢多種，輕重不一，幣制紛亂，後廢銅錢改鑄鐵錢，紛亂更甚。陳廢鐵錢，改鑄五銖錢，一錢當鵝眼十錢。又鑄六銖錢，一當五銖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錢法紊亂，輕重屢變，主要是造輕錢取利。齊武帝時孔覬指出鑄輕錢的原因是由於朝廷「惜銅愛工」。所謂惜銅，就是用少量的銅鑄多數的錢；所謂愛工，就是粗製濫造，不管質量的惡劣，歸根是朝廷利用劣錢來奪取民眾的財物。 繁重的徭役對農業生產是一種極大的破壞力。東晉范寧說：「古代役民，一年不過三天，今世役民，幾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齊朝與北魏接境的揚徐二州，人丁服軍役三中取二。遠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須充雜役。梁郭祖深說，人民充軍役身死，有的主將給死者妄加叛亡惡名，死無對證，按叛亡懲罰，全家同村，悉遭破壞。人民被迫或自斬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隸，稱為屬名。這是因為士族有免役特權，附屬在士族戶下，為戶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見婦女也不能免役。只看這些事例，再看范寧說的那句話，可以想見東晉南朝徭役害民的嚴重。 上述各種苛暴的剝削，都是以皇帝的名義，通過全部官吏來進行，所有勞動民眾都得接受這種剝削。皇帝以外，還有兩種主要剝削者，一種是從來就有的地主，一種是齊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東晉南朝是少數大地主的政權，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裡。晉刁協家有田一萬頃。謝混家有田業十餘處。宋沈慶之家財累萬金，有產業在婁湖（在江蘇崑山縣），指地告人說，錢都在這裡。孔靈符產業殷富，有墅（莊園）在永興（浙江蕭山縣），周圍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又有果園九處。當時大族，都擁有廣大土地，這些只是偶見的例證。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有賜田八十餘頃在鐘山（南京城東北）西。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始寧休崲湖，決水為田。有所謂懸券，如蕭宏放高利貸，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更強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澤。如刁協家專擅京口山澤，蠹害貧民。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山林湖澤被勢家占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甚至有些統治者也感到橫暴太甚，民憤難抑，在法律上規定霸占山澤的禁律，事實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勢家大族擁有部曲，作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脅迫本族貧人、佃戶及附近農民組成的私人軍隊。大地主作將帥時，部曲當作親兵隨從出戰，在平時，用部曲壓迫民眾，霸占山澤田宅。部曲有部曲將，這一種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屬於大地主的一種剝削者。 南朝士族又擁有稱為門生的一種人。晉陶潛有腳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籃輿。陶潛是貧士，還有一個門生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門生千餘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隨從徐湛之出入。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齊劉瓛每出遊，一門生持胡床隨行。門生對主人似乎有些象親隨人的身分。梁顧協標榜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獻厚禮，只獻錢二千文，顧協發怒，賜杖二十。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shù葛類）一匹，姚察厲聲驅出。顧協姚察不收禮物，算是例外，其餘當是以收門生禮物為斂財的一個方法。東晉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分提高。貴人出仕，更得隨從到任，分潤贓物。例如益州歷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隨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儘量貪污致富。劉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頓政治，人民悅服。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卻很親近，他們跟隨主人，自然也要仗勢剝削。 佛寺——齊蕭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開始興盛。梁武帝時，佛教極盛。建康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財產。僧尼十餘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許蔬食，婢女只許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515大興佛教，當然不聽郭祖深的建議。 佛寺財產豐富，兼營高利貸。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苧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苧，苧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苧中。小自一束苧，大至黃金貴物，都可以質錢，想見營業範圍的廣泛。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上列從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殘酷的剝削者，長江流域經濟不能有更多的發展，主要是受這群人的阻礙。勞動民眾在這個阻礙下辛勤地進行著長江流域的開發事業。 小農——占有一小塊耕地，農業生產以外，兼營副業，勉強維持一家人生活的農民，在數量上是較大的，租稅徭役，朝廷主要是從這部分農民取得。史載宋武帝劉裕微時的生活，可以代表這部分農民。劉裕是個農民，有時販履賣蘆葦，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襖。做皇帝後，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孫。在皇宮裡仿照農民住屋造自己的寢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制的燈籠，麻制的蠅拂。他的孫子宋孝武帝看了說，田舍翁有這些，已經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農民，連葛燈籠麻蠅拂也是沒有的。宋孝武帝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餘姚、鄮、鄞三縣開墾湖田。當時朝臣全數反對孔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並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貧民來充當佃戶，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貧民墾得一些田地，為朝廷納租。宋孝武帝不聽眾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自然，這些良業終究還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東晉定製，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自第三品起，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農產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並不實行。士族有免役特權，民眾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當屬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數量無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擁有奴婢。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數量當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財產，兄弟分家時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時也派奴到遠方去經商，不會逃走。五二五年，梁將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將三千餘人來建康，都印額為奴。足見奴隸額上印著字，所以無法逃走。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經過七八年還是回來。據說當時六斗米約抵錢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錢五千至七千。奴婢來源主要是破產農民，奴婢身價驚人的低也就說明農民生活驚人的惡劣。奴隸是勞動民眾中最受壓迫的一層，侯景作亂，奴隸成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業者也是開發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力量，煉鋼、造紙、制瓷、造船都是他們特出的貢獻。 勞動民眾推動長江流域的經濟前進，士族享受了這個前進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貢獻，算是對勞動民眾提供了一種報酬。 隋唐文化繼承南朝，隋唐經濟也依仗南方。數全國財富，「揚一益二」，就是長江流域開發的結果。到唐中期，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長江流域地位更見重要。所以，將近三百年的東晉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經濟文化上卻有巨大的成就。 第三節南朝文化的發展 西晉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政權。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享受特殊的權利，生活非常優裕，地位非常鞏固，因之黃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長江流域，不僅是保存舊遺產，而且有極大的發展。中國古文化極盛時期，首推漢唐兩朝，南朝卻是繼漢開唐的轉化時期。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體是南朝文化的更高發展。 一文學 士族過著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只講求形式的美觀，也就是用事務求繁富，對偶務求工整，聲律務求和諧，說到內容則幾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穢。但是，單就形式美來說，對文學發展上也還是一個成就，因為沒有南朝文士的講求，便不能有盛行於唐朝的文學，至於真正代表東晉南朝文學的，顯然不是這些形式美的文學而是違反當時文學習尚，較為樸素的作品。 詩歌——古體五言詩在建安時期是個高峰，在太康時期又是一個高峰，到了南朝特別是梁朝，成為大高原，由此轉入律詩的新境界。宋齊以下，凡參與士流的人，都學作五言詩，梁鍾嶸（音榮róng）《詩品序》說「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因為上自朝廷會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賦五言詩，否則便被輕視。有一次，梁武帝在光華殿宴飲群臣，聊句作詩，武將曹景宗力求參加。梁武帝說，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詩上爭能，意思就是勸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醜。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梁武帝給他競、病韻。曹景宗作詩道「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宴會上人無不驚嘆。這確是南朝唯一有氣魄的一首好詩，比所有文士作的靡麗詩都要好得多，這也說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樣學五言詩。五言詩風尚如此廣泛，不象建安太康時期那樣限於一部分文士作詩，所以說象個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談家何晏一類人始作玄言詩。所謂玄言詩，就是用些老莊的話頭，做成浮淺乏味的詩句。西晉清談家所作詩很少見，鍾嶸《詩品》說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可見西晉末通行的是玄言詩。東晉初，一些清談家逃到江南，作詩用老莊語又加上佛經語，玄言詩愈益盛行。《文心雕龍》說，江左詩篇，沉溺在玄風裡，沒有好詩。但是，東晉初郭璞和晉宋間陶潛，卻是受玄風影響又不受玄風約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學，識見比那些清談家高出無數倍。他看到大亂不可免，在劉淵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難。東晉建國，看到內亂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鬱的，冒死斥責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剛毅的，他是有肝膽、憂世的志士，所作《遊仙詩》，文采鮮明，異於玄言詩的平淡，寓意慷慨，異於玄言詩的浮淺，阮籍《詠懷詩》以後，《遊仙詩》可稱獨步。 陶潛的情感是熾熱的，他在《雜詩》里自述「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輕翮（音核hé）思遠翥」，又說「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詠荊軻詩》更顯出他的心情，「雄發指危冠，猛將沖長纓，……其人（荊軻）雖已沒，千載有餘情」，這裡惋惜刺客的失敗，無非借來發泄自己的猛氣。這些都可見陶潛本來很想有所作為，可是，環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為。東晉自司馬道子當權以後，變亂紛起，晉宋交替，變動更大，陶潛眼見世路的險惡，寧願隱居園田，避免橫禍。《歸園田居詩》里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亂世的俗，既不肯適，又不能抗，那末，順適本性也就成為唯一可走的道路。《與子儼等書》說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可見他歸隱是出於不得已。他在《詠貧士詩》里說，安貧與求富兩個念頭，常在胸中交戰，安貧樂道的念頭，總是處於戰勝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種躬耕勞苦、饑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種清靜恬淡堅貞不移的性情，能夠融合無間，因而發為詩（四言詩、五言詩）文（賦、辭），處處見真性情，處處見真生活，使讀者自然發生對這個高士的愛慕。何晏一類人的玄言詩，用老莊的辭句掩蓋著一團慾火，他們怕流露出真心，掩蓋惟恐不厚，作詩者的真心既然見不得人，人也無心去看他們的詩。東晉玄言詩流傳極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陶潛詩也有玄言詩的色彩，但由於蘊藏在內心的是潔淨的熱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體，平而引人入勝，淡而饒有餘味，就是因為平淡的外形包裹著熱情的內容。陶潛詩幾乎篇篇有酒，但並不引起讀者的煩厭，也正因為酒在陶潛詩中是熱情的表現物。「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顯然這種酒與酒徒的酒、縱慾人的酒大異其趣。蕭統作《陶淵明集序》，說「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者也」，就是說酒在陶詩中的特殊意義。《詩品》評陶潛詩「文體省（簡潔）靜，殆無長語（平淡），篤（厚）意真古（質樸），辭興惋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是恰當的評語。 東晉人作詩，「詩必柱下（老子）之旨歸，賦乃漆園（莊子）之義疏」（這裡詩賦雖分談，實際都是依附老莊，不必拘泥），玄言詩流行了一百年，當然不能不變。晉末宋初謝靈運顏延之改變詩體，謝創山水詩，顏創對偶詩，對玄言詩說來，都是新開闢的詩境。謝靈運性愛山水，作詩主要是描寫景物，景物之美也確實被他精刻地描寫出來。如《游南亭詩》「密林含余清，遠峰隱半規」，《登江中孤嶼詩》「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等句，非經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謝詩全篇每以繁蕪、雕琢為累，但秀句挺出，亦復清新可玩。顏延之作詩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對偶，《詩品》說「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文心雕龍》說「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都是指顏詩專在對偶上用功夫。《詩品》又說顏詩「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對偶與用事是不可分的，沒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對不起來，就是對起來，也只能稱為「言對」，屬於低級的一類。顏謝在宋初並稱大家，謝詩比顏詩高，顏詩卻比謝詩容易學。學謝詩必須攝取自然界的美，非身臨山野，不能有所領會，也就不能學得謝詩的長處；學顏詩只要多讀書，多記故事就可以，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顏詩遠比謝詩盛行。《詩品序》里說「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號）泰始（宋明帝年號）中，文章殆同書抄」。梁武帝曾和沈約比所知關於栗的故事，沈約比梁武帝少三條。沈約出宮，對人說，這個老翁愛面子，不讓他一些就會羞死。後來梁武帝聽說，大怒，要治沈約的罪，沈約不久被逼死。一個皇帝和臣下在記故事的多少上爭高低，甚至逼死對手，足見當時文人重視記事。承認記事不如人，等於承認文章不如人，這就勢所必爭，顧不得什麼君臣的關係。 南朝人習慣上稱有韻文為文，無韻文為筆，經顏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筆都要用事和對偶，這在古體文筆（魏晉以前）向今體文筆（唐朝的律詩律賦四六）轉化過程中是一個關節，介於古體和今體（律體）之間的俳（對偶）體在這時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於沈約一派的文人提倡聲律，用事對偶以外再加上聲律這個重要因素，因此詩和其他文筆形體上都由俳體逐漸向律體變化。自玄言詩以至對偶詩，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詩，梁陳詩人卻敢於說出真性情，雖然這種真性情多是污穢的，但終究是有了內容。代表這種形體和這種內容相結合的詩叫做宮體詩。梁武帝的太子蕭綱（梁簡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創製一種輕麗的文體，因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們都模效著做，宮體詩代顏延之一派的對偶詩而盛行於梁陳兩朝。 宮體詩正是統治階級生活極端腐朽的表現，它所描寫的對象，主要是色情。《內人晝眠》、《孌童》（梁元帝詩）也用來作詩題，污穢可厭。不過，梁陳詩特別是陳詩，對詩體的發展來說，確有它的成就。梁陳詩應用聲律、對偶、用事三個因素，已經相當成熟地達到配合勻稱、平仄和諧的境界，五言律詩雖然還沒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趨勢，如范雲的《巫山高》，張正見的《關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詩，宛然唐律了。其餘五絕如柳惲《和梁武帝景陽樓詩》、梁簡文帝《梁塵詩》、陳沙門慧標《送陳寶應起兵詩》；七絕如蕭子云《玉笥山詩》，虞世南《袁寶兒詩》；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閨有望詩》；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動弦歌詩》，都已無異於唐詩。七律的完成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陳子良的《我家吳會》，雖音節未盡諧合，體制已屬七言律。梁陳文人從古體詩中尋求新體，偶得這些篇制，數量不多，卻都為唐朝各種近體詩奠定基礎。 文人所作古體五言詩在東晉南朝，經過玄言詩、對偶詩、原始律詩三個階段，結束了漢魏以來的古體詩。這時期五言詩的盛行遠超過建安、太康，但就嚴格的意義來說，古體詩人中堪稱卓越的作者卻只有陶潛一人。非文人所作，出於民間流傳的歌詩，也是構成東晉南朝詩的重要部分。這類民間歌詩情深而淨潔，語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詩）而采多，富有南方清麗宛轉的風格，如《子夜歌》、《華山畿》、《讀曲歌》、《楊叛兒》等篇，使人屢讀不厭，與《國風》、漢樂府同為樂而不淫的正聲。 賦——東晉南朝賦也和詩相似，經過玄言賦、俳賦、原始律賦三個階段。東晉盛行玄言賦，孫綽《游天台山賦》，可作這一類賦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賦》，源出漢魏大賦，氣魄雄偉，取材宏博，兩漢魏晉最重大賦，非大學問家不敢作，郭璞博學有高才，完成了最後的一篇大賦，此後，作大賦的歷朝雖有其人，卻再沒有名篇。陶潛作《閒情賦》，《自序》說是取意於東漢張衡的《定情賦》。《定情賦》已亡佚，從殘存句看來，《閒情賦》是《定情賦》的充分發揮。蕭統《陶淵明集序》認為「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實，《閒情賦》情致深厚纏綿，實是情賦的傑作，說它缺少風諫的意義，無助於風教，未必是確評。陶潛《歸去來辭》，也是屬於賦類的名篇。賦的作用在於體物寫志，東晉賦家，郭璞是體物的巨匠，陶潛是寫志的絕手，在玄言賦盛行的時期，郭璞、陶潛獨能違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謂豪傑之士。 宋齊俳賦興起，《文選》所錄宋鮑照《蕪城賦》、《尢鶴賦》，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梁江淹《恨賦》、《別賦》等，都是俳賦中的名篇。宋范曄《自序》，說自己深通聲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聲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並不是真能從根本上懂得。年輕人里只有謝莊可能懂得。因為謝莊通聲律，所作《赤鸚鵡賦》（文已殘缺），被認為律賦的濫觴。梁陳文人專力作詩，在創製新體上，成就也較多。賦體巨大，調諧音節更不易，因之梁陳賦雖向律賦演變，但還少見成形的律賦。 駢文和散文——駢文起於東漢，至魏晉時達到最高峰。魏晉駢文，句法整（不是對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華采（偶用故事），氣韻靜而兼有流蕩，聲調平而兼有抑揚（不拘聲律），大自論說，小至柬札，都具有獨特的風格，境界之高，難可追攀。東晉駢文仍能保持西晉餘風，王羲之尤為出色。王羲之比較恬淡，有政治識見，所作文辭，質直盡言，以達意為主，不事采飾，《晉書·王羲之傳》所錄《與會稽王（司馬道子）箋》、《與殷浩書》、《與謝安書》、《與謝萬書》以及《蘭亭詩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體兼駢散，就風格方面看，應是駢文的上品。 以宋顏延之為代表的一派駢文，偏重辭采，非對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體是很美觀的，但冗長堆砌，意少語多（所謂「瘠義肥辭」），也是這一派的通病。以齊梁任蚄、沈約等人為代表，所謂永明體（齊武帝年號）的一派駢文，修辭更加精工，漸開四六的門徑。以梁陳徐陵、庾信為代表，所謂徐庾體的一派駢文，已形成為原始的四六體，對魏晉駢文說來，徐庾體是新變成的文體，對唐四六說來，徐庾體卻仍保持較多的古意。南朝駢文演變至徐庾，特別是庾信所作，可稱絕美。駢文自東漢以來，雖然文體屢變，但總的趨向是求美觀，庾信駢文正是這個趨向達到最高峰的表現。 駢文不宜於敘事，所以，駢文儘管盛行，並不能排擯散文在史書上的地位，以為東晉南朝時散文已經絕跡，是不合事實的。不過，東晉南朝人撰史書，凡論贊都用駢文，惟梁陳時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書》、《陳書》，論贊獨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潛作《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在反對四六文的意義上來說，是進步性的文體革新，陶潛、姚察則是這個革新運動的先驅。 總結性的文學著述——南朝產生了幾部重要的總結性的文學著述。這些著述主要產生在梁朝，因為梁是文學上新舊交替的重要關頭。宋鮑照說：「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就是先得了解當今的事情，然後才能談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經有了新體文學的萌芽，作者據以觀察古體文學，從比較中得知它們的優劣所在，從而作出有見解的論述。幾部重要著述都出現於梁朝，顯然是有原因的。 《世說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今本《世說新語》自《德行》至《讎隙》凡三十六目，事起東漢末年，止於東晉，主要內容是記錄清談家的言行。清談至東晉末告結束，宋時正好作總結。劉義慶愛好文學，招聚文士多人，《世說新語》當是眾文士所編輯。清談家的特徵是言語玄遠耐思索，行動有風趣不同於常人，《世說新語》用生動精練的文辭，刻畫這些特徵，雋永無比。劉孝標作注，引書多至四百餘種，或引申正文，或糾正錯誤，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書的美妙。後世模仿《世說新語》而作的書很不少，可是都顯得不能相比，因為《世說新語》是魏晉清談的產物，後世沒有魏晉式的清談，也就不可能產生同樣雋永的作品。 《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撰。蕭統是博通眾學的大文學家。他招集著名學士，商榷古今，聚書將近三萬卷，研讀不倦。《梁書》說當時「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足見蕭統不僅自己有足夠的學力，而且也憑藉眾人的學力，合眾力來選錄古今文章，宜乎《文選》三十捲成為選擇最精的文學總集。《文選》取文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就是說，入選的文章必須情義與辭采內外並茂，偏於一面的概不錄取。在這個標準下，《文選》自然是正統派的文集，以立意為宗，不甚講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難入選了。《文選》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間各種重要文體和它們的變化，大致具備，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選，但入選的文章卻都經過嚴格的衡量，可以說，蕭統以前，文章的英華，基本上總結在《文選》一書里。唐李善《上文選注》里說「後進英髦，咸資準的」。唐士人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文選》對唐以後文學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詩品》，梁鍾嶸撰。《詩品》是漢魏以來五言古詩的總結，作者自兩漢古詩至梁沈約等凡一百二十人，分列為上中下三品。《詩品》評詩的標準是「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與《文選》「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相同。在《中品序》里主張詩由「直尋」（出於自然），反對顏延之派的專用故事，在《下品序》里主張聲調流利，反對沈約派的專講聲律。鍾嶸生在顏延之、沈約兩派盛行的時候，指名反對兩派的弊病，可稱誠實之士。他譏笑趨時學詩的人說，那些富貴子弟，怕不會作詩，天天用故事，夜夜調聲律，自己看來覺得很警策，讓大家一看，原來還是個平鈍。他把各種庸音雜體，一概削棄，認為「無涉於文流」，只有真詩人才得列入三品。對入品的詩人，各加直率的褒貶語，無所忌諱。當時庸俗詩人的宗師如顏延之、鮑照、謝朓、任蚄、沈約，都列在中品，並指出學這些人的詩的流弊。鍾嶸敢於這樣做，因為他相信自己的褒貶公正無私，被評論的各詩派也承認他的褒貶確實是公正無私。 《文心雕龍》，梁劉勰在齊朝末年撰。劉勰是精通儒學和佛學的傑出學者，也是駢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剖析文理，體大思精，全書用駢文來表達緻密繁富的論點，宛轉自如，意無不達，似乎比散文還要流暢，駢文高妙至此，可謂登峰造極。 劉勰撰《文心雕龍》，立論完全站在儒學古文學派的立場上。《序志篇》說，本來想注儒經，但馬融鄭玄已經注得很精當，自己即使有些獨到的見解，也難得自成一家；因為文章是經典的枝條，追溯本源，莫非經典，所以改注經為論文。這裡說明劉勰對文學的看法，就是文學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須有新變（《通變篇》），文學的內容卻不可離開聖人的大道（《原道篇》、《徵聖篇》、《宗經篇》）。《文心雕龍》確是本著這個宗旨寫成的，褒貶是非，確是依據經典作標準的。這是合理的主張，因為在當時，除了儒學，只有玄學和佛學，顯然玄學佛學不可以作褒貶是非的標準。劉勰自二十三四歲起，即寓居在僧寺鑽研佛學，最後出家為僧，是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但在《文心雕龍》（三十三四歲時寫）里，嚴格保持儒學的立場，拒絕佛教思想混進來，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書中語（全書只有《論說篇》偶用「般若」「圓通」二詞，是佛書中語），可以看出劉勰著書態度的嚴肅。 儒學古文學派的特點是哲學上傾向於唯物主義，不同於玄學和佛學。儘管劉勰精通佛學，但在論文時，卻明確表示唯物主義的觀點。《神思篇》《物色篇》都說，先有外面的事物，沿著人的耳目，感動人的內心，內心動了，經過分析（「善於適要」），得其「要害」，造成文章來適應外面的事物，達到「瞻言而見貌（事物），即字而知時」的目的。劉勰依據這樣的認識，所以不承認有抽象的文學天才，而主張仔細觀察事物的「要害」，學習作文的法則（「術」），並且要保養體力，使精神常處於飽滿狀態。《養氣篇》說人的精神，依附於身體，養神首先在養身，感到勞倦，必須休息。《文心雕龍》的根本宗旨，在於講明作文的法則，使讀者覺得處處切實，可以由學習而掌握文術，即使講到微妙處（「言所不追」處），也並無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覺。 《文心雕龍》五十篇（其中《隱秀篇》殘缺），總起來是科條分明，邏輯周密的一篇大論文。劉勰以前，文人討論文學的著述，如曹丕《典論論文》，曹植《與楊德祖書》，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李充《翰林論》，都只是各有所見，偏而不全。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討論文學，《文心雕龍》實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龍》是文學方法論，是文學批評書，是西周以來文學的大總結。此書與蕭統《文選》相輔而行，可以引導後人順利地了解齊梁以前文學的全貌。 《玉台新詠》，陳徐陵在梁朝末年撰。梁皇太子蕭綱提倡作艷詩（宮體詩），令徐陵搜集漢魏以來涉及婦女的詩篇，成《玉台新詠》十卷。《玉台新詠》流傳很廣，這是因為專詠婦女，也是編詩集的一種新格局。許多詩篇賴《玉台新詠》得以保存，成為大觀，從這裡可以了解封建社會婦女的生活狀況和士人對婦女的各種態度。如西晉傅玄所作《苦相篇》，敘述男女間的不平等，婦女在父家夫家身受的苦痛，這種同情婦女的詩在這本書中是罕見的。主要由宮體詩人輕侮婦女的詩篇集合而成的《玉台新詠》，由於有了《苦相篇》一類的詩，雖然不多，這部詩集也就值得流傳了。 二史學 東晉南朝士人在學術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學（宋文帝立四學，宋明帝立總明觀仍是四學）。史學既是士人事業的一種，私家得撰寫史書（包括撰寫當代史），又還沒有官修的限制，因之東晉南朝史學甚盛。晉史撰人最多，唐時尚存正史體史（紀傳體）八家，編年體史十一家，除陸機是西晉人，其餘多是東晉人和少數南朝人。唐太宗時官修《晉書》，十九家晉史全部失傳。宋范曄廣集學徒，博覽舊籍，以《東觀漢記》為藍本，刪煩補略，成《後漢書》紀傳九十篇。梁劉昭取西晉司馬彪《續漢書》中八個志共三十卷補入范曄書，並為志作注。范曄紀傳、司馬彪志合成《後漢書》，稱為堪與班固《漢書》相比的良史。西晉陳壽撰《三國志》，文嫌簡略，宋裴松之搜集史書一百四十餘種，為《三國志》作詳註，開注家未曾有過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為一部豐富的史料書。沈約在齊武帝時據徐爰等人的舊本撰成《宋書》紀志傳一百卷。梁蕭子顯撰《齊書》紀志傳六十卷（唐時亡一卷）。陳姚察撰梁陳二史，死後子姚思廉繼續修撰，至唐太宗時才完成《梁書》紀傳五十六卷，《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撰史最難處是撰志，非老於典故，不敢著手。范曄姚思廉所著書都沒有志，沈約蕭子顯所著書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層，但都不作食貨志，仍是避難就易。司馬彪《續漢書》也沒有食貨志。所以自西晉至梁陳，史家雖多，沒有一個人能追上班固。最傑出的史家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自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無非是自負考核史事和論贊文字上有長處，可是，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貨志，儘管有長處，總不能無愧於班氏。 三經學 東晉時褚裒孫盛論南北學風不同處，說，「北人學問，淵（深）綜（繁）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僧徒支遁同意他們的說法，作比喻說，「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意思是北方學者，以章句訓詁為學問，缺少識見，好象在平地上看月亮，處處有月光，但都是淡光，什麼也看不清楚。南方學者以探求義理為學問，能提出自己的見解，好象從窗洞裡看太陽，不見他物，但太陽看得很真切。《隋書·儒林傳敘》也說 「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這些話實際只是說，北方保持東漢（古文經學派）的學風，南方發展魏晉的學風。這裡所說東漢學風和魏晉學風，從經注方面看，南方經師《周易》用王弼《注》，《尚書》用《偽孔傳》，《左傳》用杜預《注》；北方經師《周易》、《尚書》用鄭玄《注》，《左傳》用服虔《注》，至於《詩》南北同用《毛傳》《鄭箋》，《三禮》同用鄭玄《注》，南北差別似乎並不很大，但從說經方面看，南北確有很大的差別。北方經師說經，墨守東漢經師的家法，講明訓詁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別出新義，是一種保守的停留在書面上的學風。南方經師說經，兼采眾說，闡發經義，貴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種進展的從書面進入書里的學風。大抵北方經學宗尚鄭（玄）學，排斥王（肅）學，當然更排斥玄學；南方經學不僅鄭王兼用，併兼采玄學。《魏書·李業興傳》載李業興到梁朝聘問，梁武帝問他儒玄二學怎樣貫通。李業興答，我只學五經，不懂深義（指玄學）。梁武帝又問，太極有沒有。李業興答，我從來不習玄學，不知道太極有沒有。李業興答朱異問南郊，伸明鄭學，排斥王學。這一問答，可以說明南北學風的不同。 玄學家崇尚清談，剖析名理，所謂談功，也成為士人的一個重要事業。佛教聚徒講經，更具有莊嚴的規範，清談家和佛教的風習，影響儒生說經，到梁時，盛行登講座講經，聽講人數有時多至千餘人（嚴植之每登講座，聽者千餘人）或數十百人（伏曼容每登講座，聽者有數十百人）。口頭講經的記錄稱為講疏或講義，如梁武帝有《周易講義》、《中庸講疏》。還有一種稱為義疏，是闡發經義比經注更詳盡的著作，不同於講義和講疏為口講的記錄。南方儒生有講義和義疏，北方儒生有義疏，無講義一體。東漢古文經學以訓詁章句糾正西漢今文經學的穿鑿附會，是一個進步，魏晉經學以探求義理糾正東漢古文經學的瑣碎寡要，又是一個進步。南朝開始有講疏義疏，是魏晉經學的繼續發展。釋道安始創義疏之學，講解佛經，儒家義疏，顯然是受佛教的影響。 南朝末年，王弼《易》學、費甝（音含hán）《古文尚書疏》傳入北方，為北方學人所接受，南學開始流行。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採用南儒義疏，因此，魏晉經義在經學上取得統治地位，東漢經學亡佚。清儒尊東漢經學，怨孔穎達廢黜漢學。不知南儒已從經注發展為經疏，北儒抱殘守缺，背誦舊注外別無新說，孔穎達憑藉義疏作《五經正義》，勢必重南輕北，他自己本來學鄭玄注的《尚書》，可是作《尚書正義》，不得不用《偽孔傳》，因為《偽孔傳》有費甝《疏》可憑，用鄭玄《注》便做不成正義。凡守舊必失敗，南北經學的興廢也是一個實例。 鄭玄《三禮注》最稱精密，南北儒生講《三禮》，無不依據鄭《注》。南朝士族極重家譜，嚴格辨別親疏尊卑，喪服學因此成為被重視的專門學問，比鄭《注》更加精密。 南朝儒生講經，重在義理。王弼《易》學，貫通儒道兩家，魏晉以來，一向盛行。儒佛兩家極難溝通。宋戴顒撰《中庸傳》，梁武帝撰《中庸講疏》，無名氏撰《中庸義》，從《禮記》中提出《中庸篇》來提倡，目的在於發揮儒經中很少講到的性命哲學，從這裡可以向佛學湊合。後來兩宋理學家採取道、佛教義，借《大學》、《中庸》兩篇高談儒家的性命哲學，開端遠在南朝。 四玄學和道教 儒家祭鬼神而懷疑鬼神的有無，墨家相信有鬼神，道家不相信有鬼神，三家對鬼神的態度不同，但都不信有長生不死的神仙。戰國時燕齊一帶始有方士。所謂方，就是不死之藥的方。又古來相傳有一種能通鬼神、用藥治病的巫師。方士煉丹求長生（仙術），巫師用符咒求鬼神保佑（神術），方士和巫師只有術，沒有學說，騙術還不算很高。齊國鄒衍創陰陽五行學，戰國末年，方士巫師採取陰陽五行學，於是有術又有學說，成立神仙家。秦始皇時，神術仙術陰陽五行學合流的神仙家大得信任，《史記·封禪書》說， 「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怪迂阿諛苟合之徒」，是神仙家最確切的評語。它和儒墨道三家完全異源。它依附陰陽五行家，但陰陽五行家不一定就是神仙家。歸根說來，神仙家是學術上不成其為家的一夥騙子。 神仙家的術，主要是仙術的煉丹（衍成丹鼎派），其次是神術的符咒（衍成符籙派）。用來裝飾術的學說，除了始終依附陰陽五行學，還經常在尋找其他更有力的靠山，最後找到道家的創始人老子。 秦時孟子學派的儒生與陰陽五行家合流，西漢今文經學是陰陽五行化的經學，因此，秦及西漢，神仙家曾依附儒家。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詩》。西漢大儒董仲舒，會作法求晴止雨。大儒劉向依《淮南枕中鴻寶》（淮南王劉安所著書）的秘法煉黃金。東漢崇尚讖緯之學，神仙家與儒生更無甚區別。《後漢書·方術傳》所載有神術的方術士，很多就是儒生。東漢末，魏伯陽附會《易經》造《參同契》一書，專講煉丹的秘法。儒者張衡作《同聲歌》，說男女按圖淫戲是仙術（房中術）。可是，東漢古文經學派逐漸發展起來，古文經學派以王充為代表，反對陰陽五行學和讖緯學，神仙家感到不可能再依靠儒家。魏晉時古文經學完全代替了今文經學，神仙家也就脫離了儒家。 東漢時，神仙家曾試圖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可是墨家在漢朝是被廢黜的學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處的。神仙家終於找定了老子。老子雖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經》里有「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穀神不死，是謂玄牝」；「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無死也」；「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一類神秘性的話。《史記》說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又說他西出關，「莫知其所終」。這些，都是神仙家穿鑿附會的好資料。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更可以借來作妖術的掩飾。無神論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漢書·藝文志》里還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東漢佛教開始流傳，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開始創道教。《後漢書·襄楷傳》說，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自稱得神書一百七十卷，號稱《太平清領書》。于吉的門徒宮崇獻書給漢順帝，收藏在官府。這部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本，再加上巫術。書中宣揚神咒的作用，說天上有永恆的神聖，常常下來把重要話傳授給人，人用這種話使喚神吏，神吏完全聽從。這種重要話就是神咒。誦咒一百次驗一百次，誦咒十次驗十次。神咒可使神為人消災除病，無不效驗。這顯然是神仙家的符籙派。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藥來給人吃（改用神水，仍須通過符咒），符籙派卻可以隨時造出符咒來欺騙大量的人，因之，當神仙家擴大成為道教時，符籙派代替丹鼎派，處於主要的地位。襄楷獻《太平清領書》給漢桓帝，張角、張道陵等人依據《太平清領書》立太平道，又稱五斗米道，可見漢順帝以後，《太平清領書》已經流傳，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稱也確定了（佛教僧人稱道人）。漢桓帝祭老子，因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所謂或言，就是道教徒說了這種話。道教雖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貶低佛教，含有漢族自己創立宗教抵抗外來宗教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它和反對佛教破壞漢族傳統禮法的儒家可以聯合起來（在北朝，這種聯合尤為顯著）。另方面，道教雖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莊，研究哲理的玄學家，卻沒有信仰上的關係。魏和西晉的玄學家，都主張無神論，他們只是採取一些佛教教義作談助，並不信佛教的神，同樣，他們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為的是養生（嵇康作《養生論》），並不求長生不死。所以，必須區別玄學和道教，認明玄學是屬於道家流派的一個哲學派別，道教是從神仙家擴大而成的一個宗教。 東晉玄學家探研佛理，比西晉更為普遍和深入，他們在哲學上採取佛理，在文學上也玄佛並用。宋檀道鸞《續晉陽秋》說，王弼何晏始創玄學，東晉佛理尤盛行，許詢孫綽作文辭，玄言外又加佛語。許孫二人是一時文宗，因此造成文學界的風尚。東晉以後，玄學作為四種學問的一種，與儒文史並列，始終保持著一個哲學派別的面目，與佛教接近，與道教有距離。梁武帝談玄又學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給梁武帝詩說：「夷甫（王衍）任散誕（放縱），平叔（何晏）坐論空（談空無）。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意是譏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談玄崇佛，有亡國的危險。可見道教徒不贊成玄學和佛教，玄學家和佛教徒也不贊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東晉葛洪。葛洪著《抱朴子·內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自敘》說「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這裡所謂道家實際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善）否（惡），屬儒家」。《內篇·明本篇》定儒學與道教的先後，說「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這是道教對儒家關係的說明。《釋滯篇》說，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論，不切實用，莊子、關尹全無至理，以生存為徭役，以死亡為休息，離神仙家千萬里。這是道教對道家（玄學）關係的說明。顯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這是道教採取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與儒家有相同處。《內篇·對俗篇》說「為道者當先立功德。⋯⋯為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它不同於儒家處，主要在長生不死這一點上。《對俗篇》又說「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倫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於升虛（到天上）以飛騰為勝於地上（人間世）也。若幸可止家（留在家裡）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照葛洪的說法，道教並不是想脫離人世，相反，它幻想著求得一種吃了可以不死的藥物，永遠享受人世的樂趣。春秋時期，齊景公飲酒很快樂，對群臣說：人要是不會死，該多麼快樂呵！晏嬰回答道：人要是不會死，快樂是屬於古人的，怎麼會讓你來享受（《左傳》昭公二十年）。這樣淺顯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專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長生不死。《抱朴子·內篇》就是這樣的一部妖妄書，並且是集合戰國以來神仙家一切方術的一部妖妄書。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設教，都不免帶著妖妄），但是，妖妄裡面還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黃白篇》里，主要用礦物煉丹藥煉金銀，開化學的遠源，在《仙藥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療百病，實是較為原始的藥物學。道教徒主觀上是為自己求不死，客觀上卻為這些科學開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語，《抱朴子·內篇》可以供給不少的科學史材料。 《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見怪誕的語句。特別是《詰鮑篇》，用荀子和韓非子的觀點駁斥道家學派鮑敬言「古者無君，勝於今世」的謬論，表現出社會進化思想。《外篇》許多處說到今勝於古，如《尚博篇》說「俗士多雲，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他在《漢過篇》說「反經（儒經）詭（違）聖（周孔），順非而博者，謂之老莊之客。⋯⋯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知未來）之妙」。這不僅否定了老莊學派，否定了今文經學和陰陽五行學派，甚至連自己《內篇》所講的那些神仙術也否定了。他最後不得不歸到古文經學派方面來，承認「王仲任（王充）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大才」，而《論衡》恰恰是反對一切妖妄的儒學著作。 漢族文化的特點之一是崇尚徵實的史官文化，對宗教信仰向來是淡薄的。東漢時，佛教傳入中國，「索隱（尋求隱暗無證據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陰陽五行學以至左道邪術，在佛教影響下，匯合起來成立一個稱為道教的宗教。它不能離開儒學而自立，也只有依附儒學，才能和佛教作鬥爭。東晉南北朝是道教活躍時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謙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這裡給道教作較多的敘述。 五佛教 外來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倫理（根本倫理是孝和忠）基礎深厚的漢族精神生活里，爭得一個立足點並且發展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東晉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經歷著艱難的但是發展的一段路程。這裡只說東晉南朝佛教的情況。 西晉喪亂，以王導為首的一群名士（玄學家）避亂，在江南建立東晉朝，一群僧徒也避亂南來。《世說新語》載支愍度想過江，和同行的一個僧徒商議說，用舊的一套說法去江東，恐怕找不到飯吃。兩人於是共立心無義。所謂心無義，就是玄學家所談的空無，東晉很多僧徒能談玄，因為這是找飯吃的途徑。在談玄的僧徒里，支遁最負盛名，他注《莊子·逍遙遊篇》，又作《逍遙論》，儼然是個大玄學家。支遁以後，釋慧遠最負盛名。東晉士人繼承西晉的玄學，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晉名士破壞禮法的覆轍，儒學又逐漸取得傳統的地位。這個趨勢在慧遠的學問上得到反映。慧遠深通玄學，並擅長儒學，尤擅長《三禮》《毛詩》。宋文帝立四學，以雷次宗主儒學，雷次宗就是慧遠的學生。慧遠講《喪服經》，後來雷次宗依慧遠講義作《喪服經傳略注》。慧遠主張「內（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圖以佛學為主，以儒玄為輸，達到會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支遁依附玄學，慧遠想用佛來融合儒玄，從兩人的態度上，可以看出慧遠時佛教有了發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與慧遠同時，又有一個名僧法顯。法顯於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西行尋求戒律，路經西域，入北天竺，又經中天竺到獅子國（錫蘭）。法顯經歷三十餘國，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歸中國。四一三年，到建康。法顯記載西方諸國情形，成《佛國記》一書。研究當時西域和印度的歷史，《佛國記》是一部極重要的著作。 慧遠住廬山三十餘年，聚集僧徒，講授佛學，為南方佛教首領。他約集信徒劉遺民、周續之（二人是玄學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彌陀佛像前，立誓死後要往生彌陀淨土。往生淨土的方法是坐禪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號，心注西方（極樂世界），說是死後就可以享受極樂。這是極簡易的方法，口宣佛號即所謂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經慧遠等人的提倡，因此淨土宗在南方得以廣泛流傳。慧遠也提倡翻譯佛經，給許多譯本作序文，並和北方譯經大師鳩摩羅什交流譯本。法顯與名僧們共譯戒律多種，添補譯經事業中缺少戒律的空隙。慧遠和法顯對翻譯佛教經典的貢獻是巨大的。在慧遠法顯倡導下，南朝譯經事業有很大的成就，梁陳時從扶南國來的高僧真諦，居住在廣州，專譯法相唯識一派的佛書，與鳩摩羅什、唐玄奘被稱為三大譯家。 宋齊兩朝，佛教一直在發展，梁陳兩朝，比宋齊又有進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時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南朝佛教發展的特點，在於這一時期里，漢族信徒對佛教哲學部分，表現出初步消化的趨勢。自東漢時起，佛教徒的事業，主要是譯經。翻譯佛經，等於吞咽食物。大體上釋道安以前，屬於吞咽的階段。魏晉以來，玄學盛行，從探求老莊的義理擴展到探求佛經的義理（譯經事業自然並不偏廢），由此，外來的佛教逐漸成為漢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漸融合在漢族思想里，成為漢族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鬥爭，也互相吸收，這是初步消化的階段。以道安慧遠為標誌，開始了這個階段。宋明理學則是完全消化的階段，這時候儒學又恢復獨尊的地位，實現儒為主佛老為輔的局面，佛老之學（主要是佛學），被用作養料來豐富儒學（理學）。佛教的哲學部分既被儒學吸去，它只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來維持自己的存在。 漢族在東晉南朝初步消化佛學的情況，有如下幾種： （1）作註疏——僧徒承受師傳，為佛經作注，這是儒家給僧徒的影響。僧徒推衍義旨，為佛經作疏，解釋比注為周詳。後來儒家也為儒經作義疏，這是僧徒給儒家的影響。作注「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作疏則依據作者的研究，申明經旨，不必拘泥於師說。 （2）作法論——宋明帝敕陸澄撰《法論》。梁武帝敕寶唱撰《續法論》。這兩部《法論》搜集梁以前關於闡發佛法的論文數量很大，雖然兩書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和殘存的篇目如道安《實相義》、《性空論》，慧遠《辯心意識》、《釋神名》等來看，應都是總攝要義，經過自己的思考，才作出這些通論或專論。法論的大量出現，說明佛學是在消化中。 （3）與儒家和道教作辯論——這種辯論，既刺激佛學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學的逐漸漢化，對佛教的發展，作用最大。因為在激烈的思想鬥爭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機械地搬運佛經的辭句來應敵，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國，宗教勢力超出政治勢力，但在中國，不論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終究要依靠儒家的禮法來統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適應中國社會的傳統慣例，使佛教漢化，在不牴觸儒家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進行宗教活動，而企圖傳播完全外國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對儒學和道教進行辯論的重要論文，大體收集在梁朝釋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釋道宣的《廣弘明集》里，僧佑《弘明集後序》對佛教被儒家攻擊的六個問題（一，「經說迂誕，大而無征」；二，「人死神滅，無有三世」；三，「莫見真佛，無益國治」；四，「古無法教（佛教），近出漢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華俗」；六，「漢魏法微，晉代始盛」）進行辯護，只能用儒書中事例「為法（佛教）禦侮」，不敢用外國事例來攻擊儒學，這是佛教不得不漢化的顯例。 （4）作傳記——天竺記史事往往與神話混雜，或殘缺不全，但佛教傳入中國，由於受漢族特重史學的影響，作風大變。東晉南朝佛教徒寫成有關佛教的傳記，種類甚多，現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傳》十六卷。本書上起公元五八年（東漢明帝永平元年），下訖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列舉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見二百三十九人，採訪極廣，務求信實（當然，宗教記載不可免地要雜入迷信荒誕事）。後世依據成規，屢續《高僧傳》，成為研究佛教史的一種重要資料，這也是佛教漢化的一個顯例。 佛教在南方繼續上升，在佛寺方面，數目有很大的增加。就建康一地計數，東晉時約有佛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時又累增到七百所。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當相類似。梁郭祖深上書說，「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這是當時佛寺大興的實錄。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屬鑄造形象，宋文帝時，蕭摹之請限止用銅造像，足見當時有很多銅像。此後，宋孝武帝造無量壽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銀銅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銅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軀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層高的大堂來保護石像。其餘王公貴族造像也不會少，確是奢靡無極，大耗民財。在佞佛方面，齊竟陵王蕭子良設齋大會眾僧，親自給眾僧送飯送水，也就是捨身為奴的意思。至梁武帝竟公開捨身同泰寺，表示為眾僧作奴，佞佛達到極點。此後，陳武帝在大莊嚴寺捨身，陳後主即位，在弘法寺捨身。捨身成為皇帝在位的一種儀式，類似儒家儀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儀式的皇帝受篆。如果三種儀式作比較，捨身是最虛偽卑劣的表現。 南朝興佛教，雖然有上列三種情形，但重點仍在研究佛教的義理，對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發展是有巨大影響的。南朝和北朝趨向不同，北朝興佛教，重點在發揚佛教的形跡，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這些形跡對中國藝術的發展也是有巨大的貢獻。作為一個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漢族社會裡，經過一度興盛以後，終於衰落了，它的哲學和藝術，經過長時期的消化，卻豐富了漢族古文化的內容。 六儒、佛、道教相互間的鬥爭 生和死，在人類思想上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儒547家重生不重死，學說著重在怎樣做人，怎樣規定人與人的關係和怎樣統治人民，儒經所講不外倫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對死後事（鬼神的有無）置而不論。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還太多，那裡管得死後的事），就是儒家對生和死的態度。又如「朝聞道，夕死可矣」，更顯示重生輕死的精神。這是儒家學說的切實處，但也因為這種切實的學風，在哲學思想上或者說在精神現象的研究上（孔子極少講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學說，荀子和王充為代表的唯物主義學說，研究的寬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夠的。佛教的傳來，使得儒家唯心主義哲學大大發展起來（宋明理學）。從哲學的整個發展過程來說，這是一個大的推進。不論儒學如何吸收佛教哲學，但對生死問題，在說經時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滅論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學始終不曾宗教化。道家不信死後有鬼神，學說著重在個人生前的適意求樂（「長生久視」也是適意求樂的一種）。它的支派魏晉玄學，正如《列子·楊朱篇》所發 揮的那種無鬼論，是極端消極腐朽的思想。東晉以後的玄學，與佛教聯合，玄學家既要生前享現世的樂，又願死後享來世的樂，玄與佛不曾發生過鬥爭，實際上玄學附和了神不滅論，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滅，但對不滅的想法卻不同。道教以「無死」（肉體常生）為宗，是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藥求長生，還希望帶著妻妾奴僕甚至雞狗全家登天，這就是想用自己現有的肉體永遠享受無窮的人慾。所謂屍解羽化，是後來製造的騙術，原來是想肉體永生的。《抱朴子》說「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房中御女術），可以延年，黃帝帶一千二百女升天，說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貪婪，何等的醜惡。它本身並沒有什麼哲學，只是一片妖妄。它和佛教發生鬥爭，不是因為哲學不同，而是因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來的幻想。佛教以「無生」（精神不死）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確認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寧願放棄現世的人事，專心為死後作打算，藉以逃脫生死之苦，避免輪迴（報應）之痛。慧遠致劉遺民等信里說，「意謂六齋日（每月有六天齋戒），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本來玄學家一向簡絕常務，專心空無，現在說這是為來世種福根，宜乎東晉以來，玄佛合流。以上四派，分成鬥爭的兩個營壘，一方面是儒學，一方面是佛教。道教附儒，玄學附佛。儒佛鬥爭的根本問題是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其他如禮制、華夷等問題，都是較次的爭論。 儒佛爭論，在東晉，主要為禮制問題。晉成帝時庾冰執朝政，主張沙門見皇帝，應該行跪拜禮。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堅決反對。經反覆辯論，庾冰的主張失敗了。桓玄又提出跪拜問題，與佛教徒反覆辯論，等到篡位後，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宋孝武帝詔令沙門拜皇帝，他的兒子宋廢帝廢除宋孝武帝的詔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於否認儒家的根本倫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於否認僧徒的棄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對桓玄的桓謙等人所說，如果僧徒改變不拜皇帝的規矩，那末，其他應該改變的事還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為僧徒。在這一鬥爭中，儒家的進攻敵不過玄佛兩派的聯合反抗。 宋齊間，出現道教和佛教的鬥爭。東漢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謬說，西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經》。到宋末，道士顧歡作《夷夏論》，極意誣佛，引起兩教的大爭論。《夷夏論》要旨在於「舍華效夷，義將安取」？就是說，漢族人有自己的禮制風俗，為什麼要模效外國的禮制風俗。齊道教徒假託張融名義作《三破論》，仍是《化胡經》之類的謬說。道教徒一貫用造謠誣衊為鬥爭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謠言來反攻，如《正誣論》說老子聞道於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淨法行經》說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國）教化，儒童菩薩即孔子，光淨菩薩即顏淵，摩訶迦葉即老子。道教攻擊佛教，竟向謠言求助力，當然是毫無意義的辯論。在這一鬥爭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戰敗了。 神不滅論是佛教的根本依據，只有儒家的古文經學派能夠推倒這個根本依據。儒家在平時對鬼神持不可知論，但在反對主張有鬼神的學派時，它可以主張無鬼論，戰國儒家曾用無鬼論反對墨家學派，就是一個先例。東漢今文經學派盛行，王充曾主張無鬼論來反對今文經學派。王充的學說，到齊梁間，由於范縝作《神滅論》，得到很大的發揚。范縝以前，宋何承天反對輪迴說，作《達性論》，說「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宋范曄曾想著無鬼論，說死就是滅，天下決無佛鬼。《後漢書·西域傳》說佛教「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騙）焉」。這些都是不信輪迴，不語怪神的儒家思想。齊竟陵王蕭子良大興佛教，聲勢極盛，儒家思想也高度發展，成為范縝的《神滅論》。范縝是名儒劉瓛的學生，博通經術，尤精三禮，秉性質直，敢於發高論。蕭子良招名士蕭衍、沈約等人作賓客，范縝也被招請。當時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鬥爭的最好場所。蕭子良崇信佛教，范縝當面反駁。蕭子良問，你不信因果，那末，為什麼人有富貴貧賤？范縝答，人生在世，好比樹上同時長的許多花，隨風飄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糞坑裡。貴賤固然不一樣，因果究竟在那裡？蕭子良說不出理由，很不滿意范縝的回答。范縝作《神滅論》，證明物質是實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論中設有問答凡三十餘條，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體（形）的作用，肉體是精神的本質。肉體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體死滅，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體是刀口，沒有刀口，就不會有犀利。所以，沒有肉體，也就不會有精神。 （2）物質有多樣的種類。譬如木是無知的物質，人是有知的物質。人死了，身體變成象無知的物質，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質的無知。 （3）物質變化有一定的規律。譬如樹木，先是活樹，後是枯木，枯木決不能又變活樹。猶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決不能再變活人。 （4）心臟（那時候不能知道腦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臟有病，思想就錯誤，可知精神是物質（心）的產品。 （5）鬼神是沒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孝悌，不是說真有鬼神來飲食。妖怪也是沒有的，古書記怪事，不可憑信。佛教說人死變鬼，鬼又變人，是毫無證據的謊話。 《神滅論》最後指出世人信佛，動機由於自私自利。富貴人不惜竭財破產布施富僧，對貧窮人絲毫不肯救濟，因為布施富僧有來世得厚報的希望，救濟貧窮得不到一些報酬。現在國家貧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滅的緣故。歸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飯，養蠶穿衣，才是人生真實的事業。 《神滅論》發表後，佛教信徒喧譁反對，蕭子良集眾僧和范縝辯論，都被范縝駁倒，有些人寫《難神滅論》，可是他們只能拿些書本上的鬼神來證明鬼神，誰也拿不出一個真鬼神來。范縝依據真理，和他們進行論戰，確是做到「辯摧眾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擊。一個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條作武器，想一下子難倒范縝，說，范先生呵！你竟不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意思是說，你不承認你的祖先神靈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縝回答說，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靈在那裡，為什麼不自殺去找他們！蕭子良使王融勸范縝，說，象你這樣的美才，不怕不遷升到中書郎那種高官，何苦堅持這個議論，阻礙自己的前途。范縝大笑答道，我范縝如果賣論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說的那個官。范縝是這樣有骨氣的一個思想家，佛教徒束手無策。蕭衍做皇帝後，下了一道答臣下神滅論的敕書，硬說范縝違經（儒經）背親，言語可息（不許再說）。又給范縝加上罪名，流放到廣州。僧徒釋法雲拿著這道敕書，送給王公朝貴們看。王公朝貴六十二人寫回信，跟著梁武帝來責罵范縝，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壓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機。范縝遭貶斥，儒家的反對並不停止。郭祖深抬著棺材到宮門極諫，說行佛法要亡國。荀濟也上書痛斥佛教，幾乎被梁武帝殺死。張僧繇專畫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畫毗（音皮pí）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問張僧繇，何故佛寺中畫孔聖人。張僧繇答，將來還得靠他。這個答話是有意義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終究壓不倒儒學。 凡是佛教徒，都主張調和儒佛，沈約作《均聖論》，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道士陶弘景作《難沈約均聖論》，反對「內聖（佛）外聖（周公孔子），義均理一」的說法。足見在佛教極盛的時候，道教徒還是依附儒家，反對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關係，大體上，儒家對佛教，排斥多於調和，佛教對儒家，調和多於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調和（道教徒也有主張調和的）；儒家對道教不排斥也不調和，道教對儒家有調和無排斥。梁武帝原來是父祖相傳的道教徒，做皇帝後（五○四年，天監三年），在佛前立誓捨棄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是正道。可是，就在這一年，為孔子立廟，置五經博士。在立學詔（五○八年）里又說，「建國君民，立教（儒學）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對儒學崇奉備至。這正說明儒學有傳統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調和手段，不能用佛教來排斥儒學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卻確實被排斥了。陶弘景三十六歲便退出仕途，他給親友信里說，「知幾其神乎，毋為自苦也」。這就是說，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隱居為妙。 七科學 東晉南朝在科學研究上，也有傑出的人物，其中祖沖之的成就尤為巨大。 虞喜——古來談天體的學說有渾天、蓋天、宣夜三家。渾天家以為天裹地似卵含黃，天地俱圓。蓋天家以為天似蓋笠，地似覆盤，天圓地方（《周髀算經》）。天文學家多持渾天說。宣夜家以為天並無形質，日月眾星自然運行在虛空之中，這些獨到的見解，因不被重視而失師傳。東晉虞喜依《宣夜論》作《安天論》（天不動），反對渾天說，尤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發現歲差現象。虞喜以前的歷數家，天周（恆星年）與歲周（回歸年）不分，以為太陽自今年冬至點環行天空一周到明年冬至點是永遠相吻合的。虞喜開始測出太陽從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並不是在原點上，而是不及一些。這個不及處稱為歲差，又稱為恆星東行或節氣西退。虞喜測定每五十年冬至點西退一度，雖然很不精密，但歲差的發現，是歷數學的一個大進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繼承母舅徐廣四十餘年觀測天象的記錄，自己又觀測四十年，創製新曆法。宋文帝採用他的新曆法，稱為《元嘉歷》。《元嘉歷》創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創調日法，為唐宋歷數家所沿用。 祖沖之——齊祖沖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學家。他的祖父祖昌，宋時作大匠卿。大匠是朝廷管理營造的最高官，想見祖昌是個建築師。祖沖之早年就以博學著稱，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視。他擅長數學，最特出的貢獻是求得圓周率。《周髀算經》定圓周率為三，即圓周的長度為直徑的三倍。經數學家相繼探求，圓周率的推算逐漸進步，西漢劉歆求得三·一五四七，東漢張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劉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沖之才計算出圓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與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祖沖之注《九章算經》，又撰《綴術》。唐朝國學裡教數學，就用《綴術》作課本，學習期限定為四年，這部書的重要性可以想見。 何承天的《元嘉歷》比古歷十一家都精密，祖沖之認為還嫌粗疏，創製稱為《大明曆》的新曆法。《大明曆》測定一回歸年（太陽自今年冬至點到明年冬至點）的日數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只約五十秒。又測定月亮環行一周的日數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與近代科學所得日數相差不到一秒。古人稱木星為歲星，春秋時期用歲（歲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來紀年，因為當時認為歲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劉歆《三統曆》知道古法有誤，創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祖沖之改正劉歆的粗疏，定「歲星行天七匝（音zā），環繞一周。七匝，八十四年），輙超一次」（《三統曆》是歲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木星公轉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沖之所測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頗近。《大明曆》開始應用虞喜的歲差法，此後歷數家無不研究歲差度數，逐漸趨向精密。《大明曆》多有創見，宋孝武帝令朝臣會商，有人以「誣天背經」為理由，反對採用《大明曆》。直到梁武帝時，才用《大明曆》代替《元嘉歷》。 祖沖之又能製造機械。他曾為齊高帝造指南車，車內設銅機，車子任意圓轉，不失方向。又造千里船，一天能行百餘里。《南史》還說，祖沖之本諸葛亮木牛流馬遺意，造一種陸上運輸工具，不借風力水力，機械自身能運動，不勞人力。這可能是不很費人力的機車，也可能是史家的虛構，因為唐宋還有類似千里船的人力輪船，機車卻從不見於後世的記載。 祖沖之的兒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傳習家學，當他深思入神的時候，霹靂聲也不會聽到。有一次在路上行走，頭觸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驚覺。他用立體幾何中的一種方法求得圓球的體積，又造銅日圭（測日影用）、漏壺（滴水計時器），都極精密。他的兒子祖皓，也傳家學，擅長曆算。侯景作亂，祖皓被殺。自祖昌以來父子相傳的科學世家，被侯景覆滅了，是多麼大的損失！ 八醫學 東晉南朝，士族多精醫學。東晉殷浩妙解脈理，治一百歲老婦人病，一劑便愈。殷仲堪親為病人診脈制方，借示仁慈。宋孔熙先善療病，兼精脈理；羊欣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這些醫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葛洪說，道士一定要兼修醫術，以免諸疾病。葛洪搜集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類雜方》五百餘卷，又搜集甘胡、呂傅等人所撰《暴猝備急方》幾百個，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類，按病類施方，檢查很方便；又作《肘後救猝方》三卷。他說，家裡有了這個《救猝方》，可以不用醫生。醫生多是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他們自造虛名以圖財利，開方喜用貴藥多至數十種，貧家請他們不起，請來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醫方，比請無知醫生要妥當些。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驗方，藥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貴品。陶弘景注《本草經》，又撰《藥總訣》，又增補葛洪《肘後救猝方》，作《肘後百一方》。葛洪陶弘景都說，醫師和藥物多在京城裡，京外城邑就不多，鄉村更是缺少醫藥，他們作肘後方，是為貧家著想，用意是很好的。城邑里醫學發達，就《隋書·經籍志》所載南朝醫藥書，有脈理、病理、藥性、製藥、針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單方、驗方、家傳秘方等書；分科有小兒科、產科、婦女科、癰疽科、耳眼科、傷科、瘧疾、癆病、癩病、軟腳病、飲食法、養生術、男女交接術、人體圖、獸醫科（馬牛駝騾）、印度醫方等。撰書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細。 九藝術 書法——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一種重要的藝術。魏鍾繇始創真書，獨辟新境，因此被稱為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至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王羲之不僅吸收漢魏諸書家的精華，更重要處還在於脫出鍾繇真書的境界又自辟新境。這就是說，鍾繇的真書多少還留有隸書的遺蹟，王羲之的真書，形體完全能自立。有人以為「右軍（王羲之曾作右將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自右軍始」，就是指這一點說的。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書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稱為小聖。父子合稱為二王。齊朝王僧虔說「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二王）爾。不爾，至今猶法鍾（繇）張（芝）也」。梁武帝評王羲之書，說「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二王真書為南方書體的正宗，北方沿襲魏晉（西晉）舊書體，因之南北書法不同。南北統一後，經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繪畫——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南朝士族特重書法，因之繪畫也同時發達。東晉朝如晉明帝、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戴逵、戴逵，宋朝如陸探微、宗炳、謝莊，齊朝如謝赫、劉瑱（音鎮zhèn）、毛惠遠，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張僧繇，陳朝如顧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畫家。其中顧愷之尤為傑出。謝安稱顧愷之畫為生人以來所未有，當時人又稱顧愷之有三絕，畫絕是三絕之一（其餘二絕是才絕、痴絕），足見他的繪畫在當時已經達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改變漢魏以來古拙的作風，特別著重在傳達畫中人物的神情，因此點睛成為傳神的一個重要手段。他常說，「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這個，指點睛）中」。瓦棺寺僧設大會請朝官布施，朝官施錢最多不過十萬，顧愷之獨布施一百萬。令寺僧備一新壁，顧愷之閉門月余，畫維摩詰像一軀，告寺僧說，觀眾第一日可請施錢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隨意布施。畫畢開寺，維摩詰畫像光彩耀目，據說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幾天得錢數百萬。現在還存在的《女史箴圖》，相傳是顧愷之的真跡。其他畫家如：宗炳善畫山水，顧景秀善畫蟲鳥。謝赫善寫真，稱南朝第一。劉瑱善畫美女，毛惠遠善畫馬，都稱當時無匹。梁元帝善畫外國人物，張僧繇專畫寺壁。謝莊制方丈木版，畫中國山川疆域，分開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國地圖。畫地圖不是藝術，但也表現出他的巧思。 漢魏以來，書家常著書法論，闡發書法的秘巧。自東晉起，畫家也作畫法論，如顧愷之有《論畫》，謝赫有《論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象形；四、隨類賦彩；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王微有《敘畫》。唐以後人論書法畫法，沒有人能超出東晉南朝的範圍。 雕刻——戴逵工書畫，人物山水，妙絕當時。戴逵又善鑄佛像及雕刻，曾作無量壽佛木像高丈六，並旁侍兩大菩薩。因舊傳雕刻術樸拙，不能起人敬心。戴逵潛坐帷中，密聽觀眾批評，所有褒貶，悉心研究，接連三年，修成新像，眾人驚服。戴逵子戴逵，傳父業，宋太子在瓦棺寺鑄丈六金像，像成覺頭面瘦小，工匠無法再修改，請戴顒審視。戴顒說，這不是面瘦，是臂胛過肥。削損臂胛，形相就變得很雄偉。其他雕鑄如梁釋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釋法悅鑄丈九金像，用銅四萬三千斤，技術也頗有可觀。不過，南方佛教發展的重點在義理方面，宗教形跡方面不甚重視，因此，雕刻遠不及北方佛教的規模巨大、技術精湛。 摹拓術——王羲之學書，得力於蔡邕石經、張芝《華山碑》和鍾繇的書法（主要應是《受禪碑》）。這些碑都在北方，疑當時已有拓碑術。顧愷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紙依法上蠟，拓名畫不失神采筆意，這比拓碑術更精緻得多。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應用到木版上，就會變成印刷術。 南方權貴大營宮室，僧徒盛造寺塔，規模雖不及北方，建築術卻也有相當的成就。南方士族多擅長音樂，創製新聲。又圍棋與書畫同樣重視，稱為手談，或稱坐隱。凡是能滿足精神上享樂的文化事業，南朝都有高度的發展。高歡說，江東有蕭衍老翁，專講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說是正朔所在。隋滅陳，得清商樂，隋文帝說，「此華夏正聲也」。北方承認南方文化是華夏正統，不僅音樂一端，所以，軍事上北朝戰勝南朝，文化上卻是南朝戰勝北朝。 簡短的結論 西晉末大亂，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勞動民眾遷移到長江流域，對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起著促進的作用。 東晉南朝立國將近三百年，除梁末大亂，其餘戰亂，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壞性並不太嚴重。大體上社會處在安定狀態中，因此，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獲得了必要的條件。 東晉南朝是漢族建立的政權，在對抗北方非漢族政權的意義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廣大民歡的擁護，也得到北方漢族民眾的同情。北方統治者兩次大舉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苻堅，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權用小的兵力擊敗北方軍，主要是依靠南北漢族的合力支持。自然，南方執政者的軍事部署和長江天險的利用，也是擊敗北方軍的重要原因。 以王謝兩家為首的百家士族，始終是南方政權的骨幹。宋齊梁陳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們縱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寵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嚴地位，仍不可觸動。在皇帝統率下，百家士族和貴族（皇帝家子弟）共同執掌政權。百家士族和貴族是享有各種特權的一個社會階層。 新朝代興起，總有一個社會比較安靜的時期，民眾從而多少獲得一些休息的機會。等到這個朝代的暴君出現，一個新朝代又起來代替它。所以，將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換了五個朝代，對穩定社會來說，是有積極意義的。 長江流域經濟就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發展起來。特別是雜煉生鍒的煉鋼法被發現，使南方生產工具得到改進。水利的興修，擴大了水田面積，耕作技術的進步，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稻穀產量比粟麥高，這就有可能繁殖長江流域的人口。東晉以下，人口有顯著的增加，依靠勞動民眾的力量，一向落後的經濟，逐漸追上黃河流域的水平。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合起來，中國封建經濟的勢力更繁盛了。在這個基礎上，才產生出比兩漢更強大的唐朝。 勞動民眾發展長江流域的經濟，享受特權的士族和貴族，得到充裕的物質供養，過著富饒安閒的生活，有餘力來從事文化事業。東晉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劃時代的。就文學藝術說，漢魏西晉，總不離古拙的作風，自東晉起，各部門陸續進入新巧的境界。藝術部門，王羲之的書法，顧愷之的繪畫，戴逵的雕刻，都在東晉時完成革舊布新的事業。文學部門，革新開始於宋齊，至梁陳接近於完成，進一步就成為唐朝的律詩律賦和四六文。另一種革新，是以古文（散體文）改革駢體文，開始於陳朝的姚察，為唐韓愈開古文運動的先路。就經學、哲學、宗教說，西晉以前，總不離拘執不開展的作風（魏及西晉玄學，對兩漢經學是開展的表現，但仍拘執於老莊之學），自東晉起，各部門都無拘執地開展起來。首先是佛教，對各方面發生巨大的影響。玄學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經大造道經（《隋書·經籍志》道教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籙十七部。這種道經大部分是東晉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學也採取佛學中義疏體作儒經義疏，梁朝皇侃作《論語義疏》，還用一些佛理來解釋儒學。不管玄道（教）儒三家與佛或合流或反對，在佛教影響下，各有開展的現象，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漢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誠的佛教徒梁武帝，雖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製成神丹，讓自己也可以長生；陳武帝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樣盛行，三吳及濱海各地，道教尤為得勢。一般人希望從這一宗教的神也從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種好處，無專奉一教專求一神的信心，這種思想的本質，依然還是儒家的那個鬼神不可知論。儒家的倫常、禮法，佛教的因果報應，道教的長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個人的頭腦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張，並不是沒有依據。用佛教的五戒（不殺、不盜、不淫、不欺騙、不飲酒）、十善（不犯殺、盜、淫、妒忌、忿恨、愚痴、謊話、巧辯、挑撥、惡罵），配合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獄因果報應的整套神道設教，統治者以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為致力。 但是，儒學中的正統派思想家（古文經學派中的王充派），在神滅或不滅的根本問題上，與佛教進行著不調和的鬥爭。這一派論家人數雖少，真理卻在這一派方面，范縝《神滅論》發表後，震動了當時的整個思想界，因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自東晉時起，特別是從宋時起，儒佛鬥爭愈趨尖銳化，宗炳作《明佛論》，主張人死神不滅，何承天著論駁宗炳。何承天作《達性論》，主張人貴物賤，否認佛教眾生平等說，又主張神滅，反對佛教輪迴說。顏延之著論駁何承天。范縝作《神滅論》，引起更廣泛的辯駁。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細，反覆深入，辯駁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終保持嚴肅的態度，不動意氣，這一點堪稱論家的良好模範。梁武帝用政治壓力阻止范縝的答辯，破壞了這個慣例，實際上等於梁武帝為首的神不滅論者，宣告自己理屈辭窮，承認失敗。 在東晉南朝時期，長江流域開發出來了，使隋唐封建經濟得到比兩漢增加一倍的來源；文化事業發展起來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兩漢提高一層的憑藉。東晉南朝對歷史是有貢獻的，不能因為政治上是偏安，輕視它們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