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簡編 · 第四章 短期統一與黃河流域又一次大破壞時期——西晉十六國

二六五年——四三九年第一節西晉的政治概況 魏國自曹操死後，漢國自諸葛亮死後，都失去進攻對方的力量。吳國一向劃江自守，孫權死後，也進入衰落階段。魏國的司馬氏集團，在三國衰落階段內，是統一趨勢的代表者。雖然它是一個極其腐朽的集團，但也不容否認它在完成統一事業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馬懿滅遼東割據者公孫淵，北部中國完全統一了。二四○年，司馬懿採用鄧艾的建議，掘寬漕渠，引黃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興屯田。屯田兵五萬人，輪番分出一萬人守邊，四萬人經常種田。東南有戰爭，魏軍乘船順流而下，可直達江淮，沿路儲糧充足，免運輸的煩費。司馬懿說，「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他在淮南北實行屯田積穀，作滅吳的準備。後來晉武帝在這個基礎上，終於消滅了吳國。 二六○年，司馬昭殺魏帝曹髦，司馬氏集團勢力愈益鞏固，同時漢吳兩國愈益衰落，統一的時機成熟了。司馬昭定計，漢國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漢以後，再水陸並進取吳。二六三年，司馬昭遣鍾會率兵十餘萬進攻漢中，又遣鄧艾率兵三萬牽制駐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肅臨潭縣西南）的姜維軍。鍾會攻入漢中，姜維引兵退守劍閣（四川劍閣縣）拒鍾會。鄧艾自陰平（甘肅文縣西北）鑿山開路，擊敗漢守軍，進入成都平原。漢後主到鄧艾軍前投降。漢國人口只有九十四萬，士兵卻多至十萬二千人，官吏多至四萬人。普通戶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當兵，實際是老弱婦女以外，幾乎所有男子都被迫當兵。這樣殘酷的統治，當然為人民所厭棄。鄧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紛紛散走，官吏無法禁阻。漢國統治集團除了投降，再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馬昭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漢國，因為他早看準了這個形勢。 司馬昭原定滅漢三年後滅吳，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當年，晉武帝廢魏帝，建立晉朝。他需要先穩定內部，因之延遲了對吳國的進攻。 二八○年，晉武帝發兵二十餘萬，分六路攻吳。其中王濬所統水軍，自蜀出擊，占領武昌城。建業失去上游屏障，更難自保。王渾所統陸軍進攻歷陽（安徽和縣），大敗吳兵。王濬水軍自武昌順流直下，逼近建業，吳水陸軍潰散。吳主孫皓到王濬軍前投降。吳國人口二百三十萬，士兵卻多至二十三萬，官吏多至三萬三千，吳兵役與漢是同樣沉重的。晉用兵前後不過三個月，便滅吳國，因為孫氏統治早就為吳人民所厭棄。 司馬氏政權迅速地消滅漢吳兩國，並且在短暫的太康年間，確也曾使社會呈現出一些繁榮的氣象。這是因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國家的統一事業和有限度地恢復久遭破壞的社會生產力。 一罷州郡兵 就在滅吳的一年，晉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權。兵役是東漢末年以來農民最沉重的一種負擔。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毅然下詔悉去州郡兵，使農民得免地方兵役，這個措施對恢復生產力有很重大的意義。 二廢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屬的課田制 魏國屯田，主要的一種是朝廷招募農戶，在各級典農官統率下，墾種官田。自曹操開始屯田，收有成效，後來魏國逐漸擴大屯田區，荒地很多成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農官都是武職。屯田農戶受兵法部勒，有典農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稱，實際是終身服兵役半農半兵的特殊農民。朝廷當進行戰爭的時候，不惜「加其復（免一般徭役）賞」，多招農戶來加強屯田，但當戰爭緩和的時候，就要加強剝削來補償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農戶耕地有定額，朝廷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憑軍事權力強迫田客在定額田外，多種田地若干畝。田客人力有限，耕種法勢必粗簡，穀物產量也勢必低落。從曹操時到晉武帝泰始年間，屯田區旱田每畝收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的生產量低落到一畝只收數斛，同時，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對分（用私牛）的租稅率卻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晉初，不僅被剝削者窮困不堪，無法再繼續生產，就是剝削者也感到無法再進行壓榨，反不如廢屯田制，別行新制較為有利。司馬昭滅漢的第二年，即罷屯田官，各級典農官改稱郡守縣令等文職。二六八年，晉武帝又下詔改典農官為郡縣官。屯田制逐步被廢除，到了滅吳的一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占田制和課田制，曹魏以來的屯田制基本上廢除了。 占田制和課田制實際是一種租稅制度。朝廷規定每戶每人應種田若干畝，並不是按戶和口實際授予這個數額的田地，而是按規定的田數向每戶每人徵收規定的租稅。不過，這種制度也有它的根據。司馬昭改屯田官為郡縣官，屯田農戶也就成為普通農民，所耕官田也就成為私田。耕官田有定額，一般是五十畝，屯田制廢除後，加收五十畝租稅，作為官田變為私田的補償。這就是占田制的根據。屯田官不顧人力，強迫屯田客加種田畝，這就是課田制的根據。為什麼屯田制可以作為占田制課田制的根據呢？這是因為在朝廷督促農戶開墾荒地、增加田數，不顧生產量低落的方針下，普通農戶和屯田農戶都在被迫擴大耕地，而屯田農戶被迫更甚。占田制規定一戶負擔一百畝的租稅。在朝廷方面，不管農戶實際種田若干畝，按百畝收租稅，自然是一種簡便的方法。在農戶方面，屯田農戶得私田五十畝，普通農戶得確定開墾地的占有權，一百畝租稅的負擔是可以接受的。課田制改按戶加課新墾田為按丁加課，農戶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課田制開始行施時，額定田數比農戶實有田數，相差不是過遠，所以占田制課田制是租稅制，同時也是農戶土地占有制。 三賦稅制 在占田制基礎上，規定賦稅制。賦是戶調，稅是田租。 戶調——如丁男作戶主，每戶每年納絹三匹，綿三斤。如戶主是婦人或次丁男，絹綿減半。有些邊郡納三分之二，遠郡納三分之一。邊地非漢族人，按住地遠近，每戶納賨（賦）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晉田租每畝八升，朝廷按下列田畝數收稅。戶主占田七十畝，戶主妻三十畝，一戶共納占田租一百畝（八斛）。一戶內正丁男納課田租五十畝，正丁女納二十畝。次丁男納課田租二十五畝，次丁女不課。邊地非漢族人不課田，按住地遠近，每戶納義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極遠，納米不便，改納錢每人二十八文。 兩漢戶賦用錢。曹操改為每戶納絹二匹綿二斤。晉戶調比魏制加一匹絹一斤綿。曹操定戶調在東漢末大亂時，晉初社會經濟已經恢復了一些，按州郡遠近有所增減，應是一種合理的制度。兩漢有口賦錢算賦錢和三十稅一的田租。曹操廢兩漢租賦制，戶調以外，不取口賦算賦，田租改為每畝收租四升。晉斟酌漢魏舊制，改田租為每畝八升。並規定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的男女為正丁，十五歲以下至十三歲，六十一歲以上至六十五歲的男女為次丁，十二歲以下、六十六歲以上的男女為老小。除戶主夫婦納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納田租，其餘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納課田租。所謂課田租，如果納租者並無實田，那就等於納口賦算賦。晉武帝時齊王司馬攸說，現在土地有餘，務農的人卻嫌少，附業（種課田）多有虛假。晉惠帝時束晰（音析xī）說，占田課田，往往有名無實。這都說明占田制課田制，只是一種意在督促農戶加辟耕地的賦稅制。它比魏重，比漢輕，對當時農戶說來，還不算是過重的負擔。它的又一特徵是立戶賦稅重，附業較輕，因之，西晉雖增收課田租，但一戶所包容的人口，比漢魏仍有增長的趨勢。在土地有餘、人力不足的情況下，農戶內人口增加，是有利於生產的。 四王公官員限田 國王公侯得在京師有住宅一所。大國王在京師近郊，得有田十五頃，次國王十頃，小國王七頃。公侯所占近郊田當是依次遞減。 官員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頃，每低一品，減田五頃，至第九品占田十頃。 這種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強弩將軍龐宗就有田二百頃以上。大抵官品漸卑，限田制效力漸大，下級官員任意占田，比高級官員要困難些。既然官員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著土地兼併多少受到些阻礙，這對農戶算是起著有益的作用了。 五恢復戶口 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損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占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三國時期，人口不見顯著的恢復，主要原因是豪強阻止私屬上升為編戶。晉在滅吳前後，對恢復戶口曾有些措施，在這些措施下，太康年間戶口達到東漢末以來最高的數字。 司馬懿滅遼東，令「中國人（中原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地方官吏和豪強不得阻止。後來司馬昭滅漢，勸募蜀人內徙，應募者給食糧兩年，免徭役二十年。晉武帝滅吳，優待內徙的吳人，將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這不一定是為了減損蜀吳戶口來補內地戶口，主要還在於招北方流亡戶口歸舊鄉里。東漢末，士民避亂，或逃入深山大澤，或投奔邊塞外落後族，晉用重賞招募流亡，是恢復戶口的一種方法。晉武帝時，塞外不少落後族率眾內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著勸說的作用。 晉武帝定製，民間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讓出嫁，由官府代擇配偶。又發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許多是司馬氏政敵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許成家，可見朝廷對人口增殖的重視。 與限田制同時頒布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僕役）制。蔭佃客制規定一品二品官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來，士族嚴格地區分出各級門第，大體上按高中下三級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與三品官所蔭佃客戶數懸殊，六品官以上與七品以下所蔭衣食客人數不同，這就是三級士族所享權利的差別。朝廷另給高級士族蔭親屬的特權，以換取他們在限田客制上的讓步。對中下級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這樣，原來被士族霸占的戶口，在蔭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農民，從私屬變為編戶。 晉滅魏時，得戶九十四萬餘，人口五百三十七萬餘（包括原來漢國的戶口），滅吳時，又得戶五十二萬餘，人口二百三十萬餘。三國合計，戶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餘，人口不過七百六十七萬餘。可是就在滅吳的一年，晉統計全國戶口，共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國總戶口，戶增一百萬，人口增一倍以上。晉滅魏至滅吳，前後僅十六年，戶口的增加很快，顯然是國家統一，統治力加強的結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蔭佃客等措施，對增加戶口都起著一定的作用。大抵勞苦群眾為減輕賦稅與徭役，不免有些隱避，即使在社會安定的時期，朝廷所得戶口數往往小於真實戶口數，所以太康戶口應是比較可信的數字。 統一以後，不少塞外落後族要求內附，晉武帝為增加人口，允許他們居住塞內。《晉書》有下列內附諸部的記載： 晉武帝即位後，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內附。散居在平陽、西河、太原等六郡。 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內附，居西河。 二八五年，參離四千餘落內附。 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種之一）等各率種落共十萬餘人內附，居雍州。 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種落一萬一千五百人內附。 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萬人內附。 晉容納落後族居住塞內，遊牧生活逐漸改變為農業生活，這對兩方本來都是有益的。但由於晉官吏的殘虐，使內徙諸部落受侵怨恨，本來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兩漢律令極為煩雜，魏時已加改革，但還不夠簡括。司馬昭集羊祜、杜預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刪改魏律，去其苛穢，存其清約，訂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餘字。律與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字。又從令中劃分出條例章程，稱為故事，各歸本官府執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晉武帝令抄錄死罪條目，在亭、傳（旅舍）懸掛，使人民知所趨避。從漢律令和說解七百七十三萬字省約到十二萬字，在法律編纂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減輕些動輒得罪輕重無準的威脅。 上列六條都各有其部分的積極意義，也都起著一定的積極作用。久經喪亂的廣大勞動群眾，這才有可能來恢復社會經濟，補救戰爭的創傷。《晉書·食貨志》說，太康年間，「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自東漢末大亂以來，這算是一個難得的光明時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勢力的代表仍是這個以晉武帝為首的司馬氏集團。 黑暗勢力也就是割據勢力，具體表現在兩個制度上。兩個制度實際只是一個士族制度，即門閥制度。它是西晉十六國大亂的禍根，也是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一種禍根。晉武帝時這個禍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司馬氏要奪取曹氏政權，當然也必須從爭取士族入手。司馬懿當權，夏侯玄請減削中正官權力。司馬懿不敢得罪高級士族，謝絕夏侯玄的建議。自司馬懿至司馬昭，用優厚的待遇收買士族，形成司馬氏集團。依靠這個集團，殘酷地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到司馬昭時，擁曹士族已經全部消滅。晉武帝建立晉朝，對待高級士族愈益寬容。例如劉友、山濤、司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發。晉武帝說，山濤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劉友幹的事，劉友侵剝百姓來欺騙朝士，應誅死以懲邪佞，山濤等可不問罪。晉武帝罰小官不罰大官，顯然是寬容所謂朝士的高級士族。一個高級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諫晉武帝行政不要太寬。晉武帝說，我對中等官以下，一點也不假借。胡威說，我說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這一類人。整肅法令必須從我等這一類人開端。高級士族的利益，在於壓迫中下級士族不得上升，晉武帝約束中等官以下，實際是為高級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約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來自高級士族的支持，對高級士族當然不可能有所謂整肅的法令。 高級士族政治上的權利，從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縣設中正官，朝廷設吏部尚書。名義上中正官評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書執掌選用人才的權柄。事實上中正官只依據士人的籍貫及祖、父官位，定門第的高低，吏部尚書依據門第高低作用否的標準。這種選舉法稱為門選，結果自然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級士族做高級官的特權。高級士族的經濟上權利，從蔭親屬製得到保障。所謂蔭親屬，就是高級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蔭庇下，免向國家納租稅服徭役，也就是被蔭者須向蔭者納租稅服徭役。所蔭親屬，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孫），少的也還有三世。高級官以外，宗室（司馬氏）、國賓（被廢的魏帝）、先賢的後代、士人的子孫（名門世家）也得按門閥高低蔭親屬。這些親屬各有田和佃客，而且親屬也未必真是親屬。蔭親屬制實際是法律承認高級士族按門閥高低、勢力大小，有權從國家總戶口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屬，從國家總賦稅中割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私賦稅。高級士族以蔭親屬為名，成為擁有土地臣民部曲類似周朝的貴族領主。區別只在貴族領主得建立采邑或國家，公開割據；蔭親屬雖然可以作「百室合戶，千丁共籍（戶籍）」的大戶主，但還不能取得割據的正式名號。 數量不大的高級士族在魏代漢的時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權，在晉代魏的時候，又取得蔭親屬的特權。有了這兩個特權，高級士族的勢力愈益鞏固，各種矛盾也因此而愈趨尖銳化。 二分封制度 晉武帝親自看到魏國禁錮諸王，帝室孤立，司馬懿父子結合士族，奪取曹氏政權的事實，因此，他違反秦漢以來虛封王侯的慣例，恢復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為國王，希望這些諸王屏藩帝室，對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晉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為國王。起初國王留居京師，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國。王國中有五個大國，六個次國，其餘都是小國。大國有民戶二萬，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有民戶一萬，置上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有民戶五千或不滿五千，置一軍，兵一千五百人。王國內文武官員，國王得自己選用。這些國王各擁大批徒黨，有機會就可以起兵作亂。 晉武帝既分封同姓，當然也得分封異姓士族。司馬昭所設五等爵號以外，仍保存漢魏以來鄉侯、亭侯、關內侯、關中侯、關外侯等名號。高級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號，並實封土地，立國多至五百餘國，這些五等國雖有封地和官屬，郡公郡侯縣侯還有軍，但危害性比國王要小得多。這是因為異姓不象皇族那樣容易攘奪政權，又公侯國比小王國還小，更重要的是高級士族的真實勢力都固著在本地方，所謂郡望郡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縣有勢力的大族。他們分封到別郡別縣，便缺乏憑藉，無法建立新勢力，因之受封的異姓公侯，實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級士族還必須有適當的官職。不受封的和中下級士族也必須有官職。當時朝廷為安置士族，大量設官，都督增至十個。州陸續增設到二十個，郡縣增設更多，將軍多至二十餘，此外還有雜號將軍。這種文武官職，只能給予高級士族或某些中級士族，大多數中下級士族，無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職里來。朝廷允許國王和五等爵各自選用官屬，就是安置中下級士族的一個方法。事實上這個方法遠不能滿足中下級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著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機會反對高級士族。 晉武帝大封國王，以為已經造成了一個皇族勢力。他又想造成一個代表士族的勢力，和皇族勢力互相制約，合力來擁戴帝室。士的嚴格含義是儒生。司馬昭死，晉武帝不聽群臣諫阻，堅持行三年喪禮，下詔說「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意思是說，我家本來是傳禮的儒生人家，不能因為做了皇帝改變我的儒生本色。從來沒有一個國君或皇帝行過三年之喪，他一定要這樣做，無非是表示自己是純粹的士族。他曾和寵妾胡貴嬪（父胡奮，征南將軍）賭博，胡貴嬪不遜讓。他發怒說，你原來是個將種。胡貴嬪說，北伐公孫，西拒諸葛（指司馬懿），不是將種是什麼？他聽了很覺得慚愧。士族以積世文儒為貴，如果祖先曾做武將或其他雜業就不算純粹。大抵自東漢末士族制度形成以來，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門第世系上矜清濁。晉武帝自稱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還要爭取門第上的清望。司馬師娶東漢名儒蔡邕的外孫女羊氏為妻，司馬昭娶魏名儒王肅的長女王氏為妻，這都是司馬氏通過婚姻來提高門第的一種表現。司馬昭給晉武帝聘弘農郡華陰縣楊氏女（楊艷）為妻，也是含有同樣的意義。華陰楊氏（詳見《後漢書·楊震傳》），按門第來說，是無與倫比的純粹士族。 楊皇后生晉惠帝。晉惠帝一向是個白痴，當他做皇太子的時候，晉武帝屢次要廢他，別立皇太子。楊皇后和大臣們提出立嫡以長不以賢的古訓，阻止廢立。楊皇后將死，要求晉武帝不得立妾為妻，正式聘娶她的從妹楊氏（楊芷）為皇后。晉武帝以諸生家自命，願和華陰楊氏聯姻，只好一一聽從。楊芷做皇后後，她的父親楊駿超升為車騎將軍，楊氏聲勢壓倒一切。晉武帝有意造成楊氏勢力，希望它作為士族的代表，與皇族勢力合成輔佐帝室的兩翼。事實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楊氏力謀利用晉惠帝昏愚，恢復東漢皇太后臨朝稱制，外戚擅權的舊例，楊氏早被培養成了野心家。 晉武帝滿以為兩翼造成了，臨死時，詔汝南王司馬亮（司馬懿子）、楊駿同輔政。楊皇后楊駿別造詔書，令楊駿掌管全部政權。以楊氏攘奪政權為爆發點，接連爆發著無窮的禍亂。這種禍亂的根基，就是統治階級主要是高級士族的極度腐朽性。 第二節極度腐朽的西晉統治集團 西晉統治階級的當權派，是高級士族裡擁司馬氏的一派，即司馬氏集團。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相繼用酷刑大量屠殺擁曹氏的士族，同時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來，造成司馬氏集團。其中有賈充一類的功臣，有何曾一類的儒生，有王祥一類的官僚，有阮籍一類的名士。這些都是司馬氏集團的主要組成部分，賈充一類人又是這個集團的骨幹。封建統治階級的所有兇惡、險毒、猜忌、攘奪、虛偽、奢侈、酗酒、荒淫、貪污、吝嗇、頹廢、放蕩等等齷齪行為，司馬氏集團表現得特別集中而充分。每個階級都有自己的道德觀，封建統治階級當然也有它的道德觀，但在司馬氏集團里，封建道德是被拋棄得很乾淨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馬昭命鍾會鄧艾衛瓘率兵滅漢。鄧艾自以為功大，驕矜不受節制。鍾會擁重兵，謀割據蜀地。鍾會衛瓘誣告鄧艾謀反，司馬昭命鍾會逮捕鄧艾。鍾會使衛瓘捕鄧艾，想讓鄧艾殺衛瓘，自己再殺鄧艾。衛瓘揣知鍾會的用意，設計捕獲鄧艾。鍾會密謀殺所部各軍將官，與漢將姜維合力反司馬昭。各軍士兵譁變，殺鍾會。衛瓘怕鄧艾報復，殺鄧艾。司馬昭又把鄧艾的幾個兒子都殺死。司馬氏集團剛取得滅漢的小功，陰謀、猜忌、反叛、殘殺等醜惡行為，便一齊表現出來。 司馬昭用殺戮來控制他的集團，晉武帝改用所謂寬仁，實際是首領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晉滅吳，大將王渾王浚爭功，兩人各有徒黨，互相攻擊，晉武帝不敢判定兩人功勞的大小，也不敢懲罰王渾的蠻橫。隨著首領控制力的削弱，大亂的危機逐漸成熟。二九○年，晉武帝臨死時，楊皇后楊駿合謀，藏匿晉武帝命汝南王司馬亮與楊駿共同輔政的詔書，改詔書為楊駿一人輔政，大亂開始表面化。次年，晉惠帝妻賈皇后殺楊駿，逼死楊皇后，族滅楊氏並殺楊氏徒黨數千人，接著，爆發了八王之亂。 司馬氏集團中人，相互間只有一種極陰惡的殺奪關係，就是見利必奪，以殺助奪，愈殺愈猛烈，一直殺到發動大混戰。 輔殺奪而行的是濫賞。用濫賞來糾集徒黨，用徒黨來進行殺奪，殺奪愈急愈多，賞賜愈濫愈厚，人人想望厚賞，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禍亂，西晉統治集團就是這樣一個以殺奪濫賞始，以殺奪濫賞終的黑暗集團。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馬昭，賈充殺曹髦。當時司馬昭對曹髦還維持著君臣名義，賈充敢於殺死曹髦，算是為司馬氏立了莫大的功勞，從此成為西晉統治集團中得信任最深，得賞賜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馬昭自封為晉王。同時恢復四周五等爵號，大封徒黨六百餘人。這次大封賞，雖然是虛封，並未實授封地，但到了晉武帝稱帝時，不得不實封，以換取徒黨的擁戴。二九○年，楊駿奪得輔政權，凡未得爵號的二千石以上官員，都被封為關中侯。次年，賈皇后殺楊駿，用汝南王司馬亮輔政，司馬亮為糾合徒黨，封一千八十一人為侯。三○○年，趙王司馬倫廢賈后，謀篡帝位，封文武官數千人為侯。次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立為帝，大封徒黨，連奴隸走卒也給爵號。浮濫的賞賜與猛烈的殺奪互相促進，一直促進到西晉統治的消滅。 殺奪與濫賞，使得統治集團中人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情上表現緊張與頹廢，躁競與虛無的相反現象，生活上苟且無恥，縱情享受，則是一致的。下面舉一些事例，說明這個集團的極度腐朽。 貪財——晉武帝曾問劉毅，你看我象漢朝那個皇帝。劉毅答，象漢朝的桓帝靈帝。晉武帝說，我平吳國，統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靈，不免過甚。劉毅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這樣看來，似乎比桓靈還不如。私門（有權勢人）出賣官爵，是貪財的一種方法。士族自矜門第清高，對商賈極其賤視。法令規定市儈都得戴頭巾，巾上寫明姓名及所賣物品名，一腳著白鞋，一腳著黑鞋。商賈的社會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賈，並不因為商是賤業而不屑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許多園田，親自拿著籌碼算賬，晝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買者得好種，鑽破李核才到市上出賣。有勢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碓，替別人舂米取酬費，稱為舂稅。潘岳《閒居賦序》說他住在園裡賣鮮魚、蔬菜和羊酪，並收舂稅，一家人生活舒適。經營商業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惠帝時，石崇做荊州刺史，劫奪外國使者和商客，積財物成巨富。家有水碓三十餘區，奴八百餘人，還有大量的珍寶錢財和田宅。劫奪是貪財的又一方法。《晉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貪財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贖死罪也不過黃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錢財可得，任何一種方法他們都敢採用。晉惠帝時，魯褒作《錢神論》，描述錢的作用，說「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內則（取法）其方（坤），外則其圓（乾）⋯⋯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宮門），入紫闥（宮內），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王公）當途（權貴）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錢財是實際欲望和自利的神，對錢財的極端愛好，正表現士族的極端多欲和利己。他們有了錢財，就有神保佑他們達到縱慾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晉武帝選中級以上文武官員家的處女入宮。次年，又選下級文武官員和普通士族家處女五千人入宮。滅吳後，選取吳宮女五千人。晉宮中有女一萬人以上。晉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響應。 奢侈——晉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親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錢一萬，還說沒有可吃的東西。何曾的兒子何劭，每天膳費二萬錢。任愷比何劭更奢侈。王濟、王愷、羊琇又超過任愷，但還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愷和石崇斗奢侈，晉武帝助王愷，仍不能取勝。一個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見奢風的盛行。士族過著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殘酷的剝削。傅咸上書說「侈汰之害，甚於天災」，這句話是完全合於事實的。因為天災還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則互相比賽，沒有止境，吸盡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虛偽——士族起源於東漢的儒生，以守禮法為標榜。禮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虛偽。例如何曾，號稱孝子仁人。阮籍居母喪，不守禮法，何曾斥責阮籍違禮敗俗，要求司馬昭驅逐阮籍出中國。傅玄稱何曾事親盡孝，待人盡禮，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後，博士秦秀揭發他的醜行，說，何曾驕奢過度，聲名狼藉，是悖謬醜惡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來正是禮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類的官僚，也屬於禮法之士，只是表現的形式比何曾一類人隱蔽些。 放蕩——何晏是極端縱慾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莊虛無學說的主要倡導者和清談家的創始人。他著《道論》（《無名論》）、《德論》（《無為論》），大意說，一切事物和名譽，原來都是虛無的，把一切實有看作虛無才合於道，因為「道者惟無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謂道說來，任何事情可以從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虛無，並非實在。這種縱慾主義的唯我論，代表著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論》也就一直是處於統治地位的名論。士族中賈充、何曾、王祥、阮籍四類人，在縱慾主義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區別在於前三類人是儒家學派，用禮法來掩飾縱慾。阮籍一類人是老莊學派，不拘禮法，任性放蕩，用老莊來支持縱慾。 司馬昭當政時，清談家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劉伶、向秀、阮咸、山濤、王戎七人，提倡老莊虛無之學。結合成所謂竹林七賢。按照這七個人的思想趨向，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的放蕩。禮法之士擁戴司馬氏，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視，他們標榜道德來攻擊禮法，實際上也算是對司馬氏表示不滿。阮籍作《大人先生傳》，嵇康作《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反對禮法之士都很猛烈。不過，阮籍專反對禮法之士，對儒道兩家則採取調和態度。《通老論》里說《易經》的太極，《春秋經》的元，《道德經》的道，都是一個意義，即法自然而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擊禮法之士，而且還猛攻儒家的六經。他給山濤的信里，明白反對司馬氏，因此被司馬昭殺死。劉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頌》，表示他最憎惡的人，就是那些禮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殺以前，灌園鍛鐵，隱居不仕，不願依附司馬氏。這些人的放蕩，包含一些反抗禮法的意義，在三個類型中還算是比較好的一個。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屬於單純縱慾的類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豬來飲酒，阮咸便和豬共飲。阮籍不允許兒子阮渾學自己的放蕩，也不願意阮家子弟學阮鹹的放蕩，因為在阮籍看來，自己是佯狂，不必學；阮咸是縱慾，不可學。山濤王戎都是司馬氏集團的重要人物，熱中名利，貪鄙無恥，口談虛無，但並不反對禮法，並且還擁護禮法。山濤王戎以及稍後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現，是三個類型中最惡劣的一個類型。 《文選·古詩十九首》中有《驅車上東門》一首。詩中有「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句。這首詩是東漢人所作，表現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樂的消極悲觀思想。晉人偽造《列子》，其中《楊朱》一篇，正是《驅車上東門》詩的充分發揮，也是清談家思想的真實記錄。《淮南子·泛論訓》說 「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楊朱不信鬼神，這一點是有識見的。但因死後無鬼神而把當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貴的東西，則是腐朽沒落的思想。戰國時期，盛行楊朱的「為我」「貴己」學說。老子莊子思想與楊朱學說有相同處，莊子尤為顯著。魏晉清談家形式上老莊並重，實際是偏重莊子。當時殺奪的政治情況使虛無思想得到發展的條件，士族制度使放蕩行為得到實行的保證，《楊朱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依據楊子學說的碎片擴大而成的。《楊朱篇》認為萬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還是死。仁聖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樣是死。活著是堯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著是桀紂，死了也無非是一把腐骨。歸根都是一把腐骨，誰知道腐骨有好壞，所以人應當在活的時候尋快樂，無須顧死後。凡是情慾所需要的一切，儘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著，一面等待死的到來。如果情慾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萬年，有什麼意義。張湛《注》說「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又說「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貴也」。《楊朱篇》宗旨，即清談家的人生觀，張湛說得很清楚。這種一半野獸一半天使的縱慾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說這是「唯物論」予以表揚，實在是迂論。 士族在西晉統一的短時期里，達到了志滿意得的境地，《楊朱篇》思想正是清談家得意的表現，同時也是一般高級士族得意的表現。他們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無忌憚地縱慾作惡，終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發比東漢末年更大得多的禍亂。東晉人干寶作《晉紀·總論》，其中一段敘述士族的罪惡行為，摘取大意如下： 司馬氏以殺奪手段建立晉朝，擁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實的人。當時風俗淫邪，是非顛倒。士人學的是老莊，談的是虛無，做人以行同禽獸為通達，仕進以無恥苟得為才能，當官以照例署名為高尚。凡是放棄職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誰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責，象灰塵那樣被輕蔑。是非善惡都不在話下，群起而爭的只是錢財。朝廷用人，看什麼人該給什麼官，不是看什麼官該用什麼人；求官的人，選擇有利可圖的官才做，無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幾職，實際是一職也不管，重要事件，處理錯了十之八九。勢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競，希望獲得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過一個讓賢的官。士族婦女同樣腐朽。她們使用婢僕，自己什麼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亂，有的兇悍殺婢妾，沒有人認為不應該。風俗政治敗壞到這個地步，大亂是無可避免的了。 晉武帝時，大亂已經釀成。二九○年，晉武帝死，楊駿、楊皇后奪政權，大亂就從宮廷內開始。二九一年，賈皇后殺楊駿，奪得政權。賈皇后使汝南王司馬亮輔政，使楚王司馬瑋殺司馬亮。賈皇后又殺司馬瑋。大亂從宮廷內伸展到宗室諸王間。三○○年，趙王司馬倫殺賈皇后。三○一年，司馬倫廢晉惠帝，自稱皇帝，大亂擴大成諸王間大混戰。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各起兵反司馬倫。司馬倫戰敗被殺。晉惠帝夏位，司馬冏輔政。三○二年，司馬顒與長沙王司馬乂攻殺司馬冏。三○三年，司馬顒司馬穎起兵反司馬乂，進攻洛陽城，司馬乂守城大戰，雙方兵民死數萬人。三○四年，東海王司馬越殺司馬乂。司馬穎據鄴，號稱皇太弟、丞相。司馬顒據長安，號稱太宰、大都督。司馬越等奉晉惠帝出兵攻司馬穎，司馬穎擊敗司馬越，俘獲晉惠帝。司馬越逃歸東海國，司馬顒令部將張方入據洛陽城。幽州都督王浚與并州都督東贏公司馬騰起兵反司馬穎。王浚勾結一部分鮮卑、烏桓人充騎兵，司馬穎也求匈奴左賢王劉淵助戰。劉淵發匈奴五部兵，據離石自立，建號大單于。諸王間大混戰從此擴大成各族間的大混戰。司馬穎戰敗，奉晉惠帝逃到洛陽，被張方俘獲送長安，司馬顒獨占朝政。三○五年，司馬顒又使司馬穎督諸軍助戰。司馬越起兵反司馬顒，司馬顒戰敗。三○六年，司馬越殺司馬穎，毒死晉惠帝，立晉懷帝，又殺司馬顒，自以為獲得最後勝利。三○九年，司馬越殺晉懷帝親信人，使自己的親信人守洛陽，監視晉懷帝。司馬越帶著王公朝臣離洛陽，說是要攻擊劉淵的部將石勒。三一一年，司馬越死。石勒消滅司馬越全軍，攻陷洛陽城。八王之亂是一幅群獸狂斗圖，司馬氏集團的全部殘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現在這個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戰亂和分裂，居住在黃河流域的漢族與非漢族人民無不遭受災難，司馬氏集團的罪惡是無窮無盡的。 第三節西晉文化 西晉士族，生活是優裕的，禮法的束縛是疏鬆的，全國統一以後，聞見也比三國分裂時擴大了。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條件去從事文化事業。西晉一朝雖極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卻是巨大的。 一文學 文學主要是五言詩在建安時期形成一個高峰以後，為老莊玄風所沖淡了。《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正始（魏廢帝曹芳年號）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就是魏國文學的一般情形。不過，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詩篇，特別是阮籍的《詠懷詩》，實是特出的作品。《詩品》說它「言在耳目之內（通常語），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遠）」，是確切的。《詠懷詩》很難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體會阮籍憂疑無告、處境險惡的心情來讀這些詩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說的是什麼，而自然引起對他的同情。《詠懷詩》達到微（隱晦）而顯的最高境界，按其風格，純屬魏詩，所以漢魏舊音到嵇阮而告結束，西晉則向形式方面發展。 《文心雕龍》評西晉詩：「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這就是說，西晉詩人在用事、練句、對偶、音節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觀，不再象建安時詩那樣文質並茂。 自建安以來，文學在西晉太康年間又一次出現高峰。當時詩人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陸機潘岳最為著名。陸機是吳國高級士族（陸抗子），吳亡後閉門勤學十一年，太康末來洛陽，與權貴賈謐親善，參與二十四友之列。賈謐死後，又依附司馬穎，為司馬穎率大軍攻司馬乂，終於被讒為司馬穎所殺。潘岳是中原文士的首領，賈謐二十四友，潘岳列第一。賈謐出門，潘岳望見便跪拜。司馬倫殺賈謐，並殺潘岳。陸機潘岳熱中仕進，性格卑污，正好是士族的代表人物。不過，所作詩篇，文辭華美，把卑污性格掩飾得不露形跡，《文選》所錄如陸機《樂府詩》，潘岳《悼亡詩》，就詩而論，確是清新可誦，《詩品》列潘陸為上品，還是恰當的。 西晉賦的成就比詩更大。左思《三都賦》（《蜀都》、《吳都》、《魏都》）尤為巨著。《三都賦·自序》稱「其山川城邑，則稽（考）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誌。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豪傑）長者，莫非其舊。⋯⋯ 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非）本匪實，覽者奚信？」左思為了博採材料、核實事物，積十年之久才造成此賦，相信賦中除去文學上誇飾部分，所記事物大體是真實的。張華稱《三都賦》「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就是因為它是寫實的作品。三國分裂數十年，從這篇敘述各方面的大賦里，推知三國時期經濟恢復的狀況，可以補史書記載之未備，不只是辭藻壯麗而已。左思專心學問，不參加內亂。他的《詠史詩》最後四句：「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余，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表示他的性格優於一般士族中人。《三都賦》以外，陸機《文賦》也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文賦》敘述作文的方法，精密周詳，可謂曲盡其妙。相傳陸機二十歲作《文賦》，想見當他年輕時，已經深刻地掌握了作文的秘奧。《詩品》說他「尚規矩」，就是說，陸機所作文篇都是按部就班，從深處難處得來，並不依恃才大而輕率從事。潘岳熱中已極，在《閒居》、《秋興》二賦中，卻表現得極為清涼安閒。又《射雉》、《笙》二賦，描寫物情，細緻入微。單就文辭來說，潘岳賦確是風流調達，與陸機異曲同工，並為一代高手。 摯虞撰《文章流別集》三十卷，具備各種文體，按文體論其優劣，是王逸《楚辭》以後規模更大的文章總集。書已亡佚，殘文中還保存一些他的論點，如論賦的四過說，「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立論大意在以事實情義為主，不尚浮麗虛偽。這些雖是傳統常談，但對當時文風卻也算是一種批判。 建安以來，駢體文盛行。陸機《文賦》提倡音節（聲音疊代）、對偶（形影相偶），推動駢文又進一步的發展。夏侯湛仿《周誥》體裁，作《昆弟誥》一篇，和駢文對立。此後凡反對駢文，必模擬《周誥》，事實上兩種文體都離口語極遠，都不合實際應用。到了唐朝，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體，才在文學上奪得了一部分地位，因為古文比起駢文四六來，終究較接近於口語。駢文與散文的鬥爭，從西晉開始，夏侯湛《昆弟誥》是這個開始的標誌。雖然它本身是復古主義的死語言，但它的趨向卻是近乎正確的。 東漢時立碑極濫，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晉武帝下詔廢禁，自後墓志銘代碑文而興起。墓誌敘述死者事跡，有些可補史證史，同是諛墓，多少比碑文有用一些。 二經學 自西漢末今古文經學發生鬥爭，至東漢末，鄭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統治地位而告一結束。魏晉時期，王肅（純古文）鄭玄兩學派發生鬥爭，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論語》、杜預注《左傳》），王肅學派失敗而告一結束。西漢以來博士所傳今文章句之學，和漢儒賈（逵）馬（融）等人的古文經學，都在晉懷帝永嘉之亂中歸於消滅。以前的兩次結束正為全部消滅作了必要的準備。原始儒學（秦以前）變為兩漢經學（今文古文兩派），兩漢經學變為魏晉經學，至此，經學本身也就無可再變，只等唐人替它作《正義》，保存漢魏各學派的一些殘餘。 原始儒學含有樸素的唯物論思想，宗教成分很稀薄，不能完全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兩漢今文經學派（以董仲舒為首）力圖變儒學為宗教，奉孔子為教主，造讖緯來神化孔子，遭古文經學派（以王充為首）的反對，終於無所成就。老子《道德經》本來也屬於唯物論方面，魏晉士人把它解釋為唯心論，結合莊子的詭辯論，創立玄學。玄學盛行，經學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過，玄學也不是宗教，而統治階級迫切需要的卻是宗教，玄學必然要繼經學而衰退。在經學玄學相繼衰退中，佛教逐步興盛起來，自魏晉起至隋唐止，經學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逐漸被佛教奪去，玄學和道教也奪得一部分，經學僅能保持傳統的崇高名義。 古文經學只講訓詁名物，並無思想性，但唯物論傾向一般是存在著的。曹操禁內學（讖緯），晉武帝禁星氣讖緯之學。這種禁令多少受古文經學的影響，當然，主要的還是政治上原因。 西漢景帝時，發現孔子宅牆壁中所藏《古文尚書》，比伏生所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注家分為三十四篇）多出十六篇（分成二十四篇）。孔安國傳《古文尚書》，司馬遷是孔安國的學生，但《史記》所錄《尚書》諸篇，僅《殷本紀》載《湯誥》百餘字，《周本紀》、《齊世家》載《泰誓》若干語，或是《孔壁尚書》遺文，其餘不出《今文尚書》範圍。十六篇大抵是些斷篇殘簡，因之漢世不曾流傳。魏晉時出現偽《古文尚書》，託名孔安國作傳（注），並新添二十五篇。《孔傳》和新篇或疑是王肅所造，或說是鄭沖（與王肅同時人）所傳。按王肅專造偽書（如《孔叢子》、《孔子家語》），鄭沖是無恥官僚（晉太傅），為了求寵，很可能傳授王肅的偽書。晉武帝置十九博士，其中有《古文尚書》孔氏，足見東晉梅賾只是獻偽書，不是自造偽書。自梅賾獻偽書，一直被認為真孔壁古文而流傳下來，到清初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才完全證明它是偽書。 兩漢今文經師，一般是抱殘守缺，穿鑿附會的陋儒。古文經師比今文經師學問廣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脫傳統的束縛。最顯著的是《易》學，古文經師拘泥於象數卜筮，支離瑣碎，可厭之處不比今文《易》學少些。王弼開始以玄理說《易》，推翻兩漢今古文《易》學，標誌著經學從兩漢家法師法的束縛下解脫出來，思想活動比較自由一些了。魏晉經學以博採眾說，不守一家之法一師之說為特徵，就是思想比較自由一些的表現。 三史學 二八一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戰國時魏安釐王（一說魏襄王）墓冢，得竹書數十車。其中有魏國史書《紀年》十三篇，記夏朝以來至安釐王二十年事。《紀年》所記諸事與經傳大略相同。重要不同處有下列幾件事：夏朝歷年比商朝多；夏王啟殺益；商王太甲殺伊尹；商王文丁殺周君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一百年，不是穆王壽百歲；周厲王出奔，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不是周召二相共和。古事傳聞有異，《紀年》與經傳古史都可以備一說。《紀年》以外，還有《穆天子傳》五篇，記周穆王遊行四海事。其他諸書共數十篇。竹書文字用漆書寫，稱為蝌蚪文，與秦篆不同，簡札又錯亂無次序。晉武帝令衛恆整理竹書，改寫為今文。衛恆死後，束晰完成整理工作，並作考證。《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得傳於世，衛恆束晰是有功的。 譙周以為司馬遷《史記》采百家雜說，記周秦以上事，往往與正經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糾《史記》的謬誤。這自然是腐儒的見解。司馬彪據《竹書紀年》駁《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條。司馬彪所駁未必全對，但敢於駁正經，比譙周的墨守正經，在史學上應是一個進步。 司馬彪撰《續漢書》八十篇，其中八志敘述東漢制度，甚有條理，梁劉昭分八志為三十卷，並為作注，附宋范曄《後漢書》中。《後漢書》有志，才能和《史記》、《漢書》相配，因為正史沒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陳壽本是蜀漢人，蜀漢亡後仕晉，撰魏蜀（漢）吳《三國志》六十五篇。《三國志》敘事核實，但不免過於簡略。宋裴松之為作注和補，徵引漢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數十種，引文首尾完具，並考訂異同，足以補陳壽書的不足。《三國志》有了裴注，在正史類中，得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最好的正史。 至遲在西周初年已有地圖。《尚書·洛誥》載周公經營洛邑，制洛邑圖獻給周成王。戰國時製圖術又有進步，《管子·地圖篇》說地圖要具備地形、距離、經濟等條件。西晉朝廷所藏，只有漢朝輿圖及括地諸雜圖。這種地圖都只有粗形，極不精審。二七一年，裴秀創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結束了以前制地圖的原始狀態。裴秀在《序文》里指出製圖要有六體：（一）分率（計里畫方，每方百里或五十里）；（二）准望（辨正方位）；（三）道里（某地至某地若干里）；（四）高下（高山平地，地勢有高下）；（五）方邪（方謂道路如矩之鉤，邪謂道路如弓之弦，遠近不同）；（六）迂直（迂謂道路曲折，直謂道路徑直，遠近不同）。裴秀創造性的理論，改進了製圖法，確是一個重大的貢獻。唐歐陽詢《北堂書鈔》及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都說裴秀又作《地形方丈圖》。《禹貢地域圖》是歷代地理沿革圖，《地形方丈圖》則是西晉輿地圖。《北堂書鈔》說《方丈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裴秀圖雖失傳，他的六體論卻為制地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四博物 西晉統一，影響到各個方面，士人博學也是其中之一。左思《三都賦》、張華《博物志》都是聞見甚廣，取材宏富。不過《三都賦》限於文體，《博物志》多載怪異，總不及郭璞《爾雅注》的廣博而切實。《爾雅》十九篇，是儒生多年積累而成的一部字典，自訓詁以至魚鳥獸畜，幾乎包括當時所有的知識。郭璞作注，簡括確切，不知道的就說「未詳」，避免注家強不知以為知的陋習。後儒雖多所補正，終不能超出郭注的範圍。郭璞又注《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楚辭注》亡佚）。在《山海經注》中發凡說「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晉元帝留妖人任谷在宮中，郭璞上書請驅逐任谷，說「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郭璞學術屬於古文經學派，但也兼今文讖緯之學。《晉書·郭璞傳》把他描寫成一個術士，是誇大了他的讖緯之學的一面。郭璞死於三二二年，年四十九歲。他在三○四年劉淵起兵時，向江南避亂，年約三十餘歲。郭璞《爾雅·序》說，少年時學《爾雅》，鑽研二九（十八）年，才作注文。據此以推，注《爾雅》當在西晉時期。 五哲學 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裡所謂自然，指包括日月星的天空而言，是比天地間（人所生存的世界）的自然更高更大的自然。在這個最高最大的自然里，日月星是有，太空是無，所以說，「有無相生」，「有生於無」，意謂有「無」才會有「有」，有「有」才會有「無」。有和無是對立的統一。這個統一體稱之為自然，它的法則稱之為道。先有自然後有道，這個道對人所生存的天地說來，是在天地之先的（「先天地生」）。因而老子道家學說屬於唯物論範疇。魏晉玄學雖然自稱學老子，但只強調「有生於無」，這樣，道生於無，不生於自然，也就是道先於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學屬於唯心論範疇，是變質的道家學說。王戎王衍是西晉玄學清談家的首領。二人立論以無為本，整個士族在無的影響下過著腐朽的生活。裴頠（音偉wěi）著《崇有論》，主張儒學禮法，反對虛無放蕩，王衍等人群起攻擊，《崇有論》不起任何作用，但有無之辯卻反映了當時儒玄兩家思想的鬥爭。顯然，儒家思想處在絕對的劣勢。 郭象是著名清談家，王衍稱他「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絕」，想見他有很高的辯才。向秀曾注《莊子》，郭象據向秀注再加修訂，成為《莊子注》的定本。《莊子》書得郭象注，對玄學說來是一個大發展。 《漢書·藝文志》道家有 《列子》八篇。魏晉之際清談家從不談及《列子》，足見《列子》實已亡佚。東晉張湛注《列子》書中《周穆王篇》，敘述周穆王西遊事，與《穆天子傳》完全符合，造書顯然是在汲冢發掘以後。東晉士族經過喪亂逃竄的苦難，放蕩的行為多少有些改變，《楊朱篇》所表現的極度腐朽思想，顯然是西晉士族思想的特產。西晉佛學開始發展，佛家說空無，清談家說虛無，旨趣相投，玄學自然要吸收佛學。《列子》書往往與佛經相參，也是造於西晉的一證。或疑《列子》是張湛所自作，按張湛《列子序》詳述得書來歷，似非虛妄，注中疑《列子》書載列子以後事，似不需要詐偽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當是西晉人偽造，因張湛作注而流傳。 東漢和魏初，傳佛教的都是胡僧，漢人拜佛無非是想求福禳災，並不重視它的教義。魏晉間東來胡僧更眾，洛陽佛寺多至十數，中國士族中也開始有人出家學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動則在西晉時）。朱士行到于闐國求梵書及胡本佛經，在外國二十餘年，歸國後譯出《放光般若經》，宣揚大乘教義。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護遊學西域諸國，通三十六種語言，求得大量佛經，歸國後專心譯經，佛學大行於世。西晉時有不少漢胡人譯經，但法護譯經最多，聲名最大，為西晉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僅以空無宗旨與清談家相呼應，而且還模仿清談家放蕩生活。東晉孫綽《道賢論》，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賢，陶潛《群輔錄》以沙門於法龍（即支孝龍）為八達之一，清談家取佛學來擴充自己的玄學，胡僧依附玄學來推行自己的宗教，老莊與佛教結合起來了。 胡僧在漢魏時守戒律而被輕視為乞胡，至晉時依附玄學而上升為賢達，佛教的流傳因此前進了一步。 當佛教開始盛行的時候，道佛二教的鬥爭也開始萌芽。晉惠帝時，道士王浮與沙門帛遠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發展成一個大論爭，在北朝，甚至發生宗教衝突。 玄學崇尚老莊，是戰國道家學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為清談家一般是無神論者，《楊朱篇》表現得很清楚，阮瞻並以主張無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並不是信奉佛教，因為佛教戒律與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離。道教託名老子為教主，實是戰國陰陽五行學派和方士妖術的支流。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種宗教，但與儒家學派卻有若干聯繫。東晉和南北朝，表現儒佛道玄四家分離結合，鬥爭調和諸現象，在思想發展史上是戰國諸子大爭鳴以後的又一次大爭鳴。如果說，戰國是原始的唯物論思想還占優勢的話，那末，魏晉南北朝卻是唯心論思想取得絕對優勢，並且為唐宋以來的唯心論建立起牢固的基礎。佛教的輸入，對唯心論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論》、王浮造《老子化胡經》正是這一次大爭鳴的先聲。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準備戰鬥，久被廢棄的墨學也想乘機再起。隱士魯勝注《墨辯》，又作刑名兩篇，闡發《墨辯》的要旨。魯勝其他著述都在喪亂中遺失，只有《墨辯注》得保存，可是墨學所講的同異是非，不適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因之不象魯勝所希望的那樣有人來興微繼絕。 六藝術 書法至西晉成為最重要的藝術。晉武帝立書博士，設弟子員，教習書法，以鍾（繇）、胡（昭）二人為標準。東漢末年劉德升首創行書體，鍾胡得劉德升傳授，都擅長行書。鍾繇真書（楷書）尤獨擅盛名。行書真書在各書體中是最合實用的書體，書博士規定以鍾胡為法，符合書體進步的趨勢。 繪畫在西晉也有新發展。佛教藝術傳來，影響中國畫法，曹不興弟子衛協和另一畫家張墨都以佛畫著名。漢魏畫法樸拙，衛協始在輪廓內加以細緻的描寫，張墨始注意所畫人物的風範氣韻，雖事出草創，未必盡善，但改舊創新的功績是必須珍視的。 晉武帝於二六六年造太廟，用銅作柱，鑄成銅柱十二支。柱上滿塗黃金，刻鏤多種物象，並嵌綴明珠。作為藝術品來說，是規模巨大的作品。 短促的西晉朝，在文化方面卻有不少創造性的貢獻。陸機《文賦》指出作駢體文的規律，夏侯湛《昆弟誥》首唱古體文來和駢體文對立，裴秀創地圖六體，經師繼承魏人改變兩漢經學為魏晉經學，朝廷立書博士提倡行書真書，衛協張墨改漢魏舊畫法，別立新法，都起著為南朝文化開闢新道路的作用。西晉文化發展於南朝，北朝末年以至隋唐統一，南朝文化回到北方，發展成為隋唐文化。所以西晉文化在文化發展過程上應有它的重要地位。 第四節十六國大亂 晉武帝死後，早已醞釀成熟的禍亂首先從宮廷里發作起來，接著爆發了八王混戰。黃河流域居民遭受禍亂特別沉重，戰爭以及因戰爭而引起和加重的天災，迫得居民無法生存，盲目地向著認為可能謀生的地區流亡。與八王混戰同時，出現大量的流民，說明西晉統治的社會基礎崩潰了。史傳所載大的流民群有如下列： 二九六年，關西一帶氐羌七萬人起兵反晉，推氐帥齊萬年為帝，駐梁山（山在陝西乾縣）。晉發兵擊齊萬年。關西連年大飢，再加兵禍，略陽（甘肅秦安縣東南）、天水（甘肅天水縣西南）等六郡流民數萬家十餘萬人經漢中入蜀求食，推巴族人李特為首領。 河東（山西永濟縣東南）、平陽、弘農（河南靈寶縣南）、上黨（山西潞城縣西北）諸郡流民散在潁川（河南許昌）、襄城（河南襄城）、汝南、南陽、河南一帶數萬家，被本地豪強虐待，流民燒城邑，殺官吏，響應漢國劉淵的部將王彌。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三一○年，晉朝廷派兵迫令歸還鄉里。其時關西殘破，流民都不願意回去，流民中有武吏出身的王如，聚眾四五萬人擊敗晉兵，自號大將軍。 關西流民入蜀，發生戰爭，巴蜀人數萬家十餘萬人避亂流入荊湘二州。流民被當地豪強侵奪，聚眾自衛。荊州刺史王澄殺流民八千餘人。湘州刺史荀眺謀盡殺流民。流民被迫反抗，推杜弢為首領，攻據長沙。三一五年，被晉將陶侃擊敗，杜弢軍潰散。 三○六年，并州饑荒，又被劉淵攻掠，并州刺史司馬騰率諸將及吏民萬餘人到冀州求食，號為乞活。乞活分成許多部，各有首領稱將或稱帥，專事掠奪，被稱為「乞活賊。」其中如田禋（音因yīn）所部多至五萬人。 三○七年，苟晞（音希xī）為青州刺史，每天殺人，企圖立威，州人稱為屠伯。流民五六萬人推魏植為首領，反抗苟晞。 上述大群流民以外，《晉書·食貨志》說「人多飢乏，更相鬻賣（賣人為奴婢），奔迸流移，不可勝數」，這就是說，盲目逃命的小流民群是數不清的。事實上流移並不能免於死亡，特別是三一○年，整個黃河流域遭受大蝗災，草莖樹葉甚至牛馬毛都被吃光，接著發生大瘟疫，在廣大地區上，逃也無可逃了。餓死、疫死以及被殺死的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不再似人間世界。這種形勢，很可以爆發出大的農民起義，但除了李特率領的入蜀流民是農民起義，其餘如杜弢率領的巴蜀流民，還想「守善自衛」（杜弢《與晉南平太守應詹書》），不曾發展為聯合當地農民積極向晉統治者進攻的起義軍，至於北方流民大都加入八王和劉淵、石勒、王彌等人所發動的戰亂中，喪失農民起義的獨立性質，只能在野心家利用下，增加農民自身的災禍。 東漢末年大戰亂以後，黃河流域人口劇減，北邊和西北邊諸州郡地曠人稀，急需補充人力，漢魏以來，漢族統治階級對遊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寬容的，對他們的剝削和壓迫則是極殘酷的；入居諸族對遊牧生活改進為農業定居生活，並吸收漢族文化是樂意的，對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則是難以忍受的。入居諸族所受痛苦比漢族人民更為嚴重。到了晉惠帝時，嚴重到無以復加了。八王之亂起，漢族人民還來不及從流亡發展為起義的時候，入境諸族以匈奴族劉姓貴族為首，發動了反晉戰爭。這樣，戰爭的性質成為各族統治階級間的爭奪戰，各族人民被利用來加強他們的爭奪戰，結果是歷史走的不是由農民戰爭取得統一的道路，而是長期分裂割據的道路。 魏晉時期遊牧族分布在國境內的情形大致如下： 一匈奴族 公元前五二年（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率所部五千餘落來降。公元五○年，東漢光武帝使單于入居西河郡美稷縣（美稷西晉時改名左國城，山西離石縣東北）。匈奴人為漢守邊，分散在沿邊各郡縣，與漢人雜處，受漢官統治，並得免納賦稅的待遇。此後戶口繁殖，二一六年，曹操分匈奴人為左右南北中五部。立呼韓邪子孫（魏時改姓劉）為部帥，使右賢王去卑居平陽（山西臨汾縣），監護五部。晉武帝改部帥為都尉。左部所統約萬餘落居茲氏縣（山西汾陽縣），右部約六千餘落居祁縣（山西祁縣），南部約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山西隰縣），北部約四千餘落居新興縣（山西忻縣），中部約六千餘落居大陵縣（山西文水縣）。劉姓所統匈奴人不下三萬戶。再加其他內附的匈奴部落，總數當有數十萬人。 入塞匈奴凡十九種，每種自有部落，不相混雜。其中屠各族最為豪貴，得統率諸種。劉姓是屠各種中最貴的一姓，還有呼衍、卜、蘭、喬四貴姓為劉姓輔佐。雖然匈奴人與漢人雜處，從事農業，已經是晉的臣民，但劉姓為首的貴姓，仍擁有傳統的聲威，號召力很大，並有現成的五部組織，可以迅速變成軍事組織。劉淵首先起兵反晉，是很自然的。 匈奴人居塞內日久，接受漢文化也日深，匈奴人都改用漢姓，並採用漢語。劉淵師事上黨儒生崔游，習《易》、《詩》、《書》三經，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並博覽《史記》、《漢書》、諸子書，文學武事，無不精通。劉淵的兒子劉聰，通經史諸子書，工草書隸書，尤善作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淵的侄子劉曜好讀書，尤好讀兵書。劉淵的從祖劉宣是名儒孫炎的學生。陳元達少年時孤貧，親自種地，兼讀詩書。卜珝（音許 xǔ）好談《易》，與郭璞為友。李景年家孤貧，為人牧羊，刻苦讀書。喬智明居父母喪，哀毀過禮。這些都說明貴族出身的匈奴人文化已達到晉士族的水平，但社會地位卻比晉中下級士族還低些，仕進的希望是沒有的。一般匈奴人給晉地主家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數千人。匈奴失意的貴族和被奴役的勞苦群眾結合起來，成為一支反晉的主力軍。 二羯族 羯族人高鼻深目多須，是入塞匈奴十九種中羌渠種的後裔，散居在上黨郡。石勒就是上黨郡武鄉縣（山西武鄉縣）羯人。羯人漢化較淺；不識文字，姓用漢姓，名仍用本族名，如石勒父姓周名曷朱。羯人與漢人雜居，受漢族地主奴役。以石勒為例，可以類推羯人的一般生活，石勒家世代做部落小帥，算是一家小貴族。石勒十四歲跟本邑商人到洛陽販賣貨物。後來代父當小帥，在商人郭敬、地主寧驅家作田客，出力為主人耕種。晉惠帝末年，并州荒亂，石勒和本族人出外逃生，窮極無法又回來依靠寧驅。晉官吏想縛石勒去出賣，賴寧驅保護得免。石勒出外求食，路上遇到郭敬，哭拜訴說自己饑寒沒有生路，郭敬給他食物和衣服。石勒對郭敬說，現在羯人飢餓極了，可以誘騙他們去冀州（河北省南部）求食，到了那裡，把他們出賣，你得身價錢，羯人得活命，雙方都有益處。石勒想犧牲別人，自己分些利益，固然是陰險的想法，但也說明當時羯人實在窮苦到極點。郭敬很同意他的獻計，不料并州刺史司馬騰大規模地實行了這個計謀。司馬騰派兵大捉諸胡人，兩人一枷，押到冀州去出賣，石勒也被捉去，賣給茌平縣（山東茌平縣）地主師歡家為耕奴，石勒時年二十餘歲，善騎射，勇健而有謀略，師歡怕他鼓動家中諸耕奴反抗，把他釋放了。石勒沒有餓死，後來還獲得釋放，這種遭遇比一般羯人好些，但已是何等慘苦的遭遇。 三鮮卑族 東胡鮮卑族世居遼東遼西塞外，東漢桓帝時，檀石槐建立起一個大國。檀石槐死後，部眾離散。魏晉時，諸部大人中宇文氏、慕容氏、拓跋氏相繼興起。宇文部居遼東塞外，大人邱不勤曾娶魏文帝女為妻，魏時宇文部最為強盛。慕容部興起後，宇文部和慕容部進行了多次的戰爭，終於被慕容部擊敗，部眾五萬餘落歸降慕容部。慕容部在宇文部西，魏初，入居遼西郡。大人莫護跋從司馬懿攻滅遼東割據者公孫氏，因功封率義王，開始建立國家。莫護跋的孫子慕容涉歸遷居遼東。晉武帝給涉歸子慕容廆（音委wěi）鮮卑都督名號，遷居大棘城（遼寧義縣西北），吸收大批晉士族和流民，經濟文化都達到漢族的水平。拓跋部居并州塞外，完全是遊牧部落，文化最落後，西晉末大亂，始進入并州。宇文部言語與鮮卑語略異，剪髮，留頂上一部，打成髮辮與拓跋部相同，因此宇文拓跋兩部被稱為索頭或索虜。慕容部人皮膚潔白，晉士族多買慕容部婦女作婢妾。東晉明帝母荀氏是慕容部人，晉明帝鬚髮黃色。慕容部被稱為白虜或自賊。曹魏時鄧艾收容鮮卑數萬人，使居隴西（治襄武，甘肅隴西縣西南）等郡，與漢人雜處，稱為隴西鮮卑，大概因皮膚白色，又稱為白部鮮卑。 四氐族 氐是一向居住在中國西部的舊族。魏晉時，氐人散居扶風（治池陽，陝西涇陽縣西北）、始平（陝西興平縣東南）、京兆（陝西西安）等地，加速了漢文化的吸收，漢語成了通用的語言。酋長苻洪的孫子苻堅，八歲便請求從師，苻洪很喜歡，說：我十三歲才從師讀書，大家還說我早慧速成，現在你八歲就知道求學，太好了！氐族酋長重視文化，後來苻堅統治黃河流域，對儒學佛學都予以提倡。 五羌族 羌也是一向居住在中國西部的舊族。東漢以來，散居關中諸郡，與漢族人雜處，過著農業定居生活，人口逐漸增加。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餘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占半數，氐羌不象匈奴、鮮卑那樣強悍，被漢族地主看作微弱人，肆意壓迫。長期處於窮困無告的氐羌，對漢族地主恨入骨髓，但由於接觸漢文化較久，起兵反晉後，所表現的破壞性比匈奴輕得多。 匈奴、羯、慕容鮮卑、氐、羌都是居住在當時國境內的少數族，與漢族同是中國人。以江統《徙戎論》為代表的一些議論，承認晉統治者虐待他們，必然要引起他們的反抗，也承認軍備空虛，平陽上黨的匈奴騎兵三天內可以到達洛陽附近，可是，決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的一部分。這些議論強調「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主張用兵威驅逐他們出國境。所謂徙戎，就是迫使少數族人民流離死亡。晉統治階級不論主張徙戎與否，對少數族的極端歧視是一致的。因之少數族人民對晉統治階級發生極端怨恨的心情，也是很自然的。晉統治階級以所謂「非我族類」來掩飾殘酷的階級壓迫，各少數族的豪酋也以所謂「非我族類」來欺騙本族人民，結果各族間的相互仇殺，代替了農民起義，黃河流域遭受比東漢末年更嚴重的大破壞。 晉武帝為取得高級士族的擁護，允許中正官任意定品，禁止受屈的人申訴。那些沒有勢力的士族，稱為寒門或後門，即使有才能，也要被評為下品，永無富貴的希望。這種失意士人對高級士族懷著極深的仇恨，尋找報怨的機會。中下級士族一部分投靠諸王，助諸王爭奪權利。如孫秀助司馬倫作亂，殺了潘岳石崇張華裴頠等人，並且還滅他們的三族，和這些人有親友關係的官員也一概免官斥逐。依附司馬倫的士人都做了高官。八王混戰，忽勝忽敗，沒有一個能確實掌握中央政權，高級士族雖然受到很大的殺傷，但朝廷大官終究還是在以王衍為首的高級士族手中，中下級士族只能殺人泄忿，並不能改變自己的劣勢。另一部分投靠少數族豪酋，其中有些是為避亂，多數是為幫助他們反晉。晉武帝太康末年，命劉淵為北部都尉。劉淵輕財好施，招納黨徒，「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游焉」。所謂名儒、秀士，就是那些失意的士人，不僅并州的士人來投，連幽冀兩州的士人也來了，他們對晉朝廷自然是懷有敵意的。晉惠帝初年，鮮卑拓跋部酋長猗（音拖tūo）、猗盧擊破塞外匈奴、烏桓諸部，聲勢頗大，代郡士人衛操、箕澹等出塞投拓跋部，助猗招納晉人，建立國家。其餘慕容廆、石勒等人建國，都得到晉中下級士族的幫助。高級士族正在高談虛無，盡情縱慾，中下級士族卻在借少數族豪酋之手，揮動屠刀，石勒的謀士張賓終於把以王衍為首的高級士族幾乎全部殺盡。 高級士族獨占西晉朝政權，晉惠帝時，司馬氏集團內部首先破裂，出現賈氏滅楊氏、八王混戰的局面，統治機構解體了。黑暗的政治壓迫，殘酷的經濟剝削，迫使大量農民四散流亡，社會的基石崩壞了。司馬氏集團壓迫少數族，少數族豪酋利用本族人的困苦無告，發動種族戰爭，壓迫漢族人民，這當然得不到漢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因而只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自己的短期國家。晉高級士族壓迫中下級士族，這些失意士人懷著憤恨的心情和求取富貴的願望投靠少數族豪酋，助長了豪酋們的破壞力量。西晉司馬氏集團的腐朽和內亂，加上少數族豪酋與失意士人的報復和破壞，黃河流域長期陷入陰慘恐怖的絕境中，漢族人民固然受到無限的災禍，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本族豪酋的犧牲品。 少數族人民推翻西晉統治的願望是正義的，表現為行動卻是野蠻性的。這種野蠻性表現的強弱，和少數族豪酋及漢族失意士人野心的大小成正比例，所以社會遭受大破壞，應該由西晉統治者和這些野心家負主要責任。 下面按照破壞的不同程度，分黃河流域的混亂狀態為三期。涼州的前涼，蜀地的成國，性質與其他割據者不同，另作說明。 第一期三○四年——三五二年 在這一期里，黃河流域特別是中原地區遭受極其嚴重的破壞。破壞者是劉淵的漢國（三○四年——三一八年），劉曜的前趙國（三一八年——三二九年），石勒的後趙國（三一九年——三五○年），冉閔的魏國（三五○年——三五二年）。 漢——晉武帝時，劉淵為匈奴左部都尉。三○四年，劉淵起兵據左國城（山西離石縣），自稱漢王。劉淵首先建立以反晉為號召的漢國，一些勢力孤弱，在黃河下游一帶被晉兵擊敗的石勒、王彌等軍都來降附。劉淵得到這些降軍，聲勢漸盛，遣劉聰等十將據太行山，石勒等十將攻掠河北各州郡，劉曜、王彌等攻掠河南各州郡，三○八年，自稱皇帝，建都平陽（山西臨汾縣）。三○九年，晉八王中最後的一個東海王司馬越，正在大殺晉懷帝的親信大臣，斥逐保衛皇宮的武官，形成司馬越與晉朝官間尖銳的對立。晉將軍朱誕恨司馬越，叛降劉淵，勸出兵攻洛陽。劉淵遣劉景、朱誕等往攻洛陽，在延津（河南延津縣）擊敗晉兵，殺死晉民男女三萬餘人。劉景的官號是滅晉大將軍，晉民憎恨晉朝廷，但並不願意凶暴的匈奴人來滅它，沿途攻擊劉景軍，雖然被屠殺，卻使劉淵畏懼不敢再讓劉景進兵。就在這一年，劉淵兩次大舉進攻洛陽，都被晉守軍擊敗。特別是第二次進攻，劉淵傾全國兵力，令第四子劉聰，同族人劉曜、劉景和晉人王彌等率精騎五萬人為前軍，呼延翼率步兵騎兵為後繼，乘晉朝廷不備，突然襲擊洛陽。晉將賈胤等率勇士千餘人夜攻劉聰軍，劉聰軍潰散。呼延翼被部下殺死，兵士潰散還家鄉。劉聰無法取勝，親自到嵩岳山祈禱，令劉厲等留守大營。司馬越令部將孫誨等率精兵三千人出擊，大敗劉聰軍，號稱平晉將軍的劉厲投水自殺。劉淵只好召還劉聰軍。因為王彌是個漢族人，又出身晉高級士族，劉淵令王彌留在河南地區。王彌鼓動流民燒城邑殺晉官，響應自己，在保衛洛陽的乞活帥李惲等軍追擊下，也大敗逃還平陽。劉淵兩次進攻洛陽，都被晉軍擊敗，按兵力說，劉淵軍較強，可是劉淵的軍隊，很大的一部分是被迫作戰的漢族人，當晉軍認真進攻時，他們便潰散了。另方面，晉民為了反對劉淵的野蠻統治，寧願支援晉朝廷。晉兩次保衛洛陽，都用少數兵力戰勝強敵，劉淵的謀士鮮于修之所說「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就是指晉民氣說的。司馬越為首的一群文武官，根本不知道民氣還可以利用，卻專心互相怨恨仇殺，內部人心離散，不可收拾。隨著愈益分裂，力量也就愈益削弱，三一一年，洛陽終於被劉曜攻陷。 三一○年，劉淵死。不久，劉聰做了漢皇帝，令劉粲、王彌、劉曜率兵四萬攻掠河南各州郡，使洛陽孤立。司馬越被朝官們反對，率精兵四萬出屯在項（河南項城縣），令王衍率領貴官名士，隨軍同行，讓乞活帥李惲等留守洛陽並監視晉懷帝。李惲縱兵士劫掠，洛陽大亂。三一一年，晉懷帝下詔，令苟晞攻司馬越，雙方又引起一次仇殺。司馬越病死，眾推王衍為首領。李惲等以奔喪為名，帶著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陽。王衍等護司馬越柩回東海國（江蘇東海縣），正走到寧平城（河南鹿邑縣西南），被石勒軍包圍。石勒軍騎兵四面衝擊，殺死王衍所率十餘萬人。王公大臣被俘求免死，王衍向石勒獻媚，勸石勒做皇帝。這群無恥的懦夫，當夜全部被處死。石勒又擊潰李惲軍，殺死隨軍的晉宗室四十八個王和官吏們。劉聰令呼延晏率兵二萬七千會合劉曜、王彌、石勒等軍攻洛陽。呼延晏軍先到，晉守軍前後十二敗，死三萬餘人。王彌劉曜兩軍來會，攻陷洛陽城，俘晉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縱兵大掠，燒宮廟官府民房，東漢末董卓燒毀洛陽後，魏晉兩朝經營將近百年的洛陽，又一次化為灰燼。 關中自晉惠帝時起，屢遭戰禍，人民流亡，土地荒蕪。三一一年，劉曜攻陷長安。當時關中連年饑荒，屍骨遍地，生存的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三一二年，晉軍擊劉曜，劉曜擄走關中遺民八萬餘口，放棄長安。晉軍在長安擁立晉愍帝。三一六年，劉曜攻陷長安，西晉殘留下來的一些文武官，全被俘獲，晉愍帝繼晉懷帝做了降帝。他們都想投降求苟活，結果是受盡恥辱以後，在第二年都被殺死。 漢國推翻了西晉朝，西晉統治集團基本上消滅了。他們是自食其惡果，被消滅毫不足惜，可是無數農民也同樣食了他們所造的惡果。農民自東漢末遭受大戰亂以來，厭惡戰亂，希望在西晉的統一國家內獲得休息，因此給西晉統治集團以最大的容忍，這個容忍卻給自己帶來了惡果。 三一八年，劉聰死，劉粲繼位。靳准殺劉粲，自稱漢天王。劉曜自稱皇帝，攻靳准，石勒攻漢國都平陽，擄去巴氐、羌人七萬餘落（戶）。靳准死，石勒攻入平陽，靳明率平陽士女一萬五千人投奔劉曜。石勒燒宮室，劉淵劉聰積貯掠獲物的平陽城毀滅了。三一九年，劉曜建都長安，改國號為趙（前趙）。石勒自稱趙王（後趙），建都襄國（河北邢台縣）。石勒占地比劉曜多，兵力也較強盛，從此劉曜石勒二人的交戰成為主要的戰亂。 西晉覆滅後，漢族與非漢族間的界限愈益顯著，漢族認繼承西晉朝的東晉是自己的朝廷，就是非漢族的豪酋也不敢否認南方朝廷是華夏正統。這種建立在南方的各朝，一直到隋統一，始終享有正統的威望，為居住北方的漢族所嚮往。當劉淵起兵反晉時，說得很明白。劉淵說，推翻混亂的晉朝並不困難，但漢族人未必肯同我一起干，必須取得民望，才能成大事。劉淵宣告匈奴劉氏是兩漢劉氏的外甥，立漢國繼承兩漢，祭漢高祖以下三祖（漢高帝、漢光武帝、漢昭烈帝）、五宗（漢文帝、漢武帝、漢宣帝、漢明帝、漢章帝）為自己的祖宗，不祭匈奴單于。他這樣做，自然是想減輕漢族人的反對，可是劉淵勢力在關東地區（黃河下游）的活動，主要還是依靠晉士族的野心家王彌。劉淵當作根據地的并州南部，也受到劉琨的嚴重威脅。三○六年，并州刺史司馬騰逃走，并州余戶不滿二萬，劉琨繼任為并州刺史，募得戰士千餘人，進據晉陽（并州州治，山西太原市），流亡的漢族人紛紛來歸，連劉淵部下的非漢族人也有一萬多落來歸附。劉琨是晉朝的忠臣，又是腐朽的高級士族。他的聲望招來了許多流亡人，他的腐朽統治，迫使來歸的流亡人再逃走作流亡人。雖然如此，他在漢族人支持下，加上鮮卑拓跋部的武力援助，以晉陽為根據地（三一二年，自晉陽徙治陽曲），與劉淵劉聰對峙交戰，牽制住漢國不少的兵力。這一事例說明漢族不願受非漢族的統治，潛伏著強烈的反抗力量。劉淵劉聰占據并州一部分土地也並不穩固。劉琨昏淫無道，內部分裂，三一八年，陽曲被石勒攻陷，劉琨投奔占據幽州的鮮卑段部酋長段匹。 段匹 擁護晉朝，尊信劉琨。劉琨的兒子劉群陰謀奪幽州，段匹殺劉琨。劉琨被殺，引起漢族人和一些非漢族人的不滿，段匹只好放棄幽州，投奔晉樂陵（治厭次，山東惠民縣）太守邵續。這又說明漢族人對劉琨那種腐朽人也還是愛戴的，因為他始終堅持對漢國鬥爭。其他事例還不少。如三一七年，東晉元帝封鮮卑慕容廆官號，慕容廆不受，魯昌勸慕容廆說，明公（指慕容廆）雄據一方，但還有許多鮮卑部不肯服從，因為明公的官號不是王命的緣故。高詡也勸慕容廆說，現在晉朝雖然衰微，但人心還是歸附它。如果接受封爵，奉王命征伐諸部，名正言順，誰敢反抗。慕容廆聽從這些謀士的話，向東晉稱臣，果然得到好處。三一八年，段叔軍勸段匹殺劉琨，說，我們不過是些胡夷，漢族人受我們統治，只是因為怕我段部的武力，現在段部內部不和，如果有人奉劉琨起事，我段部就完了。三一八年，靳准殺劉粲後，對胡嵩說，從古沒有胡人做中國皇帝的，現在請你帶傳國璽（漢國破洛陽時取得晉傳國璽）回東晉。三一九年，慕容廆勸高瞻投降，說，晉朝喪亂，我要和諸君共除禍難，扶助帝室。你是中原大姓，定有同感，為什麼把華夷的界限分得那樣清楚，不肯和我合作呢！高瞻還是不投降，慕容廆也不敢殺他。這都說明北方漢族人民雖然亡了國，但並不順從非漢族的統治者，他們的心是嚮往南方漢族朝廷的。了解了這一點，才能了解十六國、南北朝長期分裂後，終歸全國統一的主要原因。 劉曜知道反晉的號召已經失去意義，劉淵劉聰祭兩漢三祖五宗也不能欺騙漢族人，滅靳准後，改國號為趙，改祭冒頓單于、劉淵為祖宗。石勒禁人說胡字，號胡人為國人，建立以羯人為首的胡人國。三二五年，劉曜石勒兩軍在洛陽大戰，劉曜軍駐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劉曜退到澠池，夜中又驚潰，劉曜退回長安。石勒軍擊敗劉曜部將劉岳軍，俘氐羌三千餘人，坑死士卒九千餘人，又攻破占據并州（并州屬石勒）投降劉曜的叛將王騰，坑死士卒七千餘人。石勒得氐羌人不殺，可以想見被坑死的士卒多是漢族和匈奴族人。劉曜軍兩次驚潰，也可以推想多是漢族人。劉曜敗後，想學石勒的方法，封愛子劉胤為大單于，立單于台，自最高官左右賢王以下，全用匈奴、羯、鮮卑、氐、羌的豪酋，建立起以匈奴人為首的胡人國。三二八年，劉曜石勒兩軍在洛陽大戰，劉曜大敗被擒，士卒死五萬餘人。三二九年，石勒滅劉曜前趙國，殺劉曜子劉熙劉胤及王公將校以下三千餘人，坑死屠各種人五千餘人，劉淵藉以起兵的屠各種人幾乎被石勒殺盡了。 後趙——石勒是受盡苦難的羯族小帥和農民。因為他受盡苦難，養成了強烈的破壞性和報復性，也養成了非凡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才能。他對晉高級士族仇恨極深，凡俘獲二千石以上晉官，除去幾個不貪污的人，其餘全部殺死。他攻入城池，燒殺劫掠儘量破壞，俘獲敵軍，常坑死數千數萬人。他不識文字，叫人讀《左傳》、《史記》、《漢書》，聽了能懂得書中大意並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這種見解常常表現出他的才能。他不象劉淵那樣有五部匈奴作憑藉，他只是憑藉自己的兇悍和機智從戰爭中逐漸壯大起來，一直到暫時統一中國的北部（東北的燕除外）。 石勒在師歡家為奴，釋免後，給人家當庸工，又被亂軍捉獲。石勒設法逃走，因為沒有生路可走，約集王陽等八騎為劫盜。後來又得呼延莫等十騎，號稱十八騎。石勒以十八騎為骨幹，招集山野亡命之徒，成立一支兇悍的軍隊。三○七年，從大盜汲桑等攻破鄴城，殺晉新蔡王司馬騰，燒鄴城宮室，殺士族和居民萬餘人，擄掠婦女珍寶無數，東漢末曹操建都的名城，被石勒等人破壞得乾淨。司馬越攻鄴，汲桑石勒戰敗，石勒投降劉淵，成為劉淵部下的一個大將。 三○八年，石勒攻掠冀州各郡縣，有兵五六萬人。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各郡縣的壁壘百餘個，兵增至十餘萬人。這時候，石勒開始有些政治性的措施。以失意士人張賓為謀主，又招集低級士族，別立一營，號稱君子營。劉淵也招引失意士人，但用人主要是用匈奴貴族，石勒用人主要是用這些失意士人。他們痛恨西晉統治集團，自然要為石勒盡力。石勒的善戰加上張賓這群人的智謀，在當時成為一個無故的力量。 三一一年，石勒消滅王衍所率司馬越軍，又殺死漢國大將王彌。王彌是石勒的勁敵，王彌軍被吞併，阻止了漢國在黃河下游的活動。西晉遺留下的重鎮還有幽州王浚、并州劉琨。三一四年，石勒殺王浚。三一八年，石勒攻走劉琨，西晉朝在北方的殘餘勢力，全部被消滅。同年，石勒滅靳准，奪取平陽，對劉曜斷絕君臣關係，說，稱王稱帝，憑我自己，何必要你劉曜來封。三一九年，石勒自稱趙王。三二八年，石勒殺劉曜，滅趙國。三三○年，石勒稱皇帝。後趙與東晉以淮水為界，初次形成南北對峙的形勢。三三三年，石勒死。石勒自己評價說，我要是遇到漢高帝，該當做他的臣屬，要是遇到漢光武，我和他並驅中原，不知誰勝誰敗，我是在二劉之間的人物。曹操司馬懿從孤兒寡婦手裡取天下，不是大丈夫行事，我不能那樣干。他有意學漢高帝，在政治措施上有些也效法西漢。他出身羯族，對漢族是壓迫的，他出身窮苦農民，對農民的痛苦多少是知道的，因之漢族人民在石勒統治下，比在漢國要好一些。 石勒在戰爭中，逐漸建立起政治制度。三一二年，從張賓計，建都襄國。三一三年，立太學，選士人為教師，選將佐的子弟三百人入太學讀書。定租賦，令州郡官查實戶口，每戶出帛二匹，谷二斛。三一九年，石勒以所據河內（治懷縣，河南沁陽縣）等二十四郡為趙國，有民戶二十九萬。刪簡律令，選擇重要條款，造《辛亥制度》共五千字。任用續咸為律學祭酒，管理獄訟。任用支雄、王陽（八騎中人）為門臣祭酒，專管胡人的獄訟。任用裴憲等為經學祭酒，任播等為史學祭酒。任張賓為大執法，總管朝政。遣使官巡行州郡，督促農桑生產。石勒為鞏固自己的統治，特別重視士族，三二○年，下令諸將帥，此後俘獲士人，不得殺死，一定要送到襄國來。石虎出兵作戰，獲得做過西晉掾屬小官吏以上的低級士族三百家，送到襄國，石勒設公族大夫專管這些士人。石勒修改魏晉以來九品官人法，令群臣及州郡官每年保薦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各一人，令張賓管理選舉，品定這些被保薦的人，給他們官做。石勒所立學校，有太學一所，小學十餘所。三二四年，親到太小學考試諸學生，按經學程度的高低各給賞賜。三二○年，用經學考試秀才、至孝，作為評定九品的標準。三二九年，石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賞給谷帛。三三一年，令群臣保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考試及格，分三等給官職。三三三年，就是石勒死的一年，還令各郡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各一人，學生一百五十人。石勒提倡經學，重視士族，在他的政治措施里最為突出。他利用低級士族與高級間的矛盾，大量殺死高級士族，藉以取得低級士族的擁護。他獎勵清廉，嚴刑懲罰貪污的官吏，藉以緩和漢族農民的反抗。這一點，石勒比起西晉和東晉的腐朽統治來，顯得有些新氣象。 石勒當作工具來使用的不僅是經學，而且還提倡佛教。天竺僧佛圖澄於三一○年到洛陽，自稱已四百餘歲，能聽鈴聲知吉凶，想在洛陽建立佛寺。這時候洛陽快要陷落，連昏愚的司馬越也知道不吉，逃出城去，佛圖澄還想立寺，這叫做能預知吉凶麼！劉曜攻破洛陽，佛圖澄潛伏荒野中觀看風勢。大將郭黑略（十八騎之一）奉佛教，三一一年，佛圖澄投奔郭黑略。郭黑略使佛圖澄見石勒。佛圖澄對石勒玩了一套魔術，石勒覺得可以用來欺騙將士，鼓勵鬥志，表示尊信。因此，石勒軍中不論漢族人和非漢族人，都來奉事。佛圖澄又給將士們治病，信徒愈眾。石勒屢次試驗佛圖澄的法術，大概得到郭黑略等信徒的預先密報，佛圖澄都顯示出確能先知，石勒真正信服了。三一二年，石勒大興佛事，建立寺廟，把兒子們送到佛寺里撫養，石勒親自拜佛發願，求佛保佑兒子們。石勒死後，兒子都被石虎殺死，佛圖澄得到石虎更大的尊敬。 石勒提倡經學和佛教，但並不能消除漢族與非漢族間的矛盾。石勒嚴禁人說胡字，有一天，一個醉人騎馬突入石勒宮門。石勒大怒，召管門官斥責說，剛才跑馬入門的是什麼人，為什麼放他走。管門官害怕，忘了忌諱，答道，剛才有個醉胡跑馬進來，阻止他不了。俗話說：和胡人難說話。我一個小官怎能阻止他。石勒笑道，胡人正是難和他說話。管門官免罪，也不追究那個犯門禁的醉胡。石勒任用樊坦做地方官。樊坦進見，衣冠破爛。石勒驚問，你為什麼窮到這樣。樊坦忘了禁令，答說，羯賊無道，把我的財物都搶光了。石勒笑說，羯賊如此劫掠，我替他們賠償。樊坦想起禁令，連連叩頭求饒。石勒說，我禁的是普通人，你們老書生除外。石勒立門禁，胡人犯禁得免罪；禁止胡人欺壓士族，胡人劫掠士族得免罪。胡人仗勢橫行，可以想見普通漢族人受欺壓的嚴重。後趙稱羯族人為國人，稱漢族人為漢人。後趙的文武官，除了石氏一家人，其餘多是漢人。作為統治族的國人有權欺壓漢人，所以石勒雖然收羅士族，但還不能和士族真正結合在一起。 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石勒死，石虎奪取了後趙國政權。石虎性同野獸，比石勒殘暴得多。三三五年，石虎遷都鄴，大造宮室，晝夜荒淫，窮奢極侈，人民的脂膏被石虎剝削得乾淨，餓死了十之六七。石虎似乎也感到危險，一方面親自執掌軍事和刑法，一方面加強對高級士族和佛教的依靠。三三六年，下令恢復西晉九品官人舊制，有權勢的人家，兒童多得好官，沒有權勢，即使有才德也被擯斥。這樣，士族又出現了高級低級間的矛盾，石虎得到高級士族的支持，卻招致低級士族的怨恨。石虎尊奉佛圖澄，人民為逃避賦役，投奔佛寺，削髮出家。東漢和曹魏只許胡僧在都邑立寺廟，漢人一概不得建寺出家。西晉時偶有漢人出家，為數極少。三三八年，石虎下令，准許漢人不論貧富和社會地位，都可以出家為僧。士族有免徭役兵役作官吏的權利，僧徒不得作官吏但可以免徭役、兵役和租稅，貧民被暴政驅迫，紛紛出家，寺廟主成為出家貧民的剝削者和統治者，在與世俗君主的關係上，成為對貧民的瓜分者和爭奪者。貧民出家得享受士族權利的一半，因此寧願給寺廟主充當奴役。從此佛教盛行，在蔭庇民戶的豪族大姓塢主壁帥一類封建主以外，又新添了一類性質相同的寺廟主。石虎失去這些貧民，自然要加緊對在家貧民的敲剝。漢族人民受盡石虎暴政和國人欺壓的痛苦，與後趙統治者間的矛盾達到了最高點。 三四九年，石虎死。次年，石虎養子漢族人冉閔滅後趙，下令道，和我同心的人留在城（鄴）內，不同心的人任便出城。周圍百里內漢族人全數入城，羯人紛紛出城。冉閔殺了石氏一家人，知道羯人是不同心的，下令殺羯人，不論男女老少，無人得免，一天內就殺死數萬人。前後共殺二十餘萬人。有些人僅僅因為鼻子高些鬍鬚多些，也被當作羯人殺死。冉閔的行動是野蠻的，但石勒石虎利用國人欺壓漢人，這次大慘殺的釀成也是勢所難免的。自劉淵起兵以來，漢族人與非漢族人進行鬥爭，總是匈奴人羯人占優勢，冉閔這一野蠻行動，爆發了將近五十年中漢族人對匈奴人羯人的積忿，也引起了無以復加的大破壞，漢族和非漢族人民在這個大破壞中不知損失了多少生命。 魏——後趙大官四十八人推冉閔稱帝，國號魏。冉閔慘殺非漢族人，當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祇據襄國稱帝，非漢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將們都響應石祇。冉閔遣使人告東晉朝廷說，胡人作亂中原，現在誅滅了，請派兵來共同討伐，掃清殘餘。東晉朝廷正在防止桓溫篡奪，不許桓溫出兵經略中原。冉閔率孤軍和石祇大戰。三五一年，石祇聯合鮮卑慕容雋（前燕）、羌姚弋仲（後秦）夾擊冉閔，冉閔大敗，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餘萬人。冉閔所屬徐州、豫州、兗州及洛陽守將降晉，東晉勢力又回到北方。當時冉閔軍與羌胡軍互攻，沒有一個月的停戰，歷來遷徒到冀州的漢人和氐羌胡蠻人，不下數百萬，苦於戰禍，各還本鄉，路上互相殺掠，飢疫死亡，能到達本鄉的不過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屍骸，看不見耕者，生產幾乎完全停止。冉閔盡力作戰，殺石祇。三五二年，冉閔攻破襄國。慕容雋奪取幽州，進軍至冀州，冉閔率精騎出擊，十戰十勝，後來陷入鮮卑大軍重圍中，冉閔戰敗被擒。 慕容雋殺冉閔，滅魏國，適逢大旱和蝗災，慕容雋害怕，祭冉閔，諡為武悼天王。冉閔逞勇殘殺，立國三年，死人無數，失敗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蠻行動反映著漢族對羯族匈奴族野蠻統治的反抗情緒，所以他的被殺，獲得漢族人的同情。慕容雋致祭贈諡，正是害怕漢族人給予冉閔的同情心。冉閔恃勇出擊慕容雋時，不少人預料必敗，大臣劉茂等人說，我主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來了，我們豈可坐等敵人來戮辱，劉茂等人都自殺。鄴都被攻破，大臣王簡等人也都自殺。秦漢魏晉從來沒有亡國後自殺的大臣，因亡國而自殺，是從冉閔的魏國開始的，這也說明漢族與非漢族間鬥爭的極端尖銳。 第二期三五二年——三八三年 在這一期里，中原地區相繼為前燕前秦兩國占據。兩國看到匈奴人羯人的覆沒，對漢族人的壓迫不敢再那樣露骨，戰爭也減少了，疲憊已極的漢族農民得到短期的休息，比起第一期來，黃河流域多少安靜了一些。 前燕——鮮卑慕容部酋長慕容廆受晉官爵，算是晉的藩屬國。西晉末年，中國大亂，士族和各州郡流民逃到遼河流域避難，前後數萬家。慕容廆用士族裴嶷等人為輔佐，建立起完全漢化的鮮卑國，三三三年，慕容廆死，子慕容皝繼位。三三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名義上仍尊奉東晉朝。三四二年，慕容皝屢次戰勝，擴大占領地，遷都龍城（遼寧朝陽縣），成為東北方強大的國家。流民戶數已近十萬戶，比土著多十餘倍，比慕容部鮮卑人自然更多。流民中十有三四得不到耕地，三四五年，慕容皝規定貧家借官牛耕官地，產物官收八分，耕者得二分；用私牛耕官地，官收七分，耕者得三分。經封裕切諫，改行魏晉舊制（官私六四分、對半分），燕國政治在當時是較好的。三四八年，慕容皝死，子慕容雋繼位。三四九年，慕容雋起兵攻後趙，奪得幽州，遷都薊（今天津市薊縣）。三五二年，殺冉閔。三五三年，慕容雋自稱皇帝。東晉使臣來見，慕容雋對晉使臣說，你回去告訴你的皇帝，我為中國人所推戴，已經做皇帝了。三五七年，慕容雋遷都鄴，攻取河南州郡，並準備進攻東晉，下令檢查戶口，每戶留一丁，其餘都充當兵士，想湊成一百五十萬人的大軍。三五九年，州郡徵發的兵士到鄴集中，城中大亂，不是白天，路上不敢行人。這種大違民心的烏合軍隊，如果攻晉，必然潰散。慕容雋恰在這時候死去，他的野心未能實現。三六○年，慕容�繼位，貴族爭權內亂，前燕已經到了滅亡的邊沿。 三六九年，東晉桓溫率步騎五萬人攻燕。燕兵屢敗，晉軍威大振，進到枋頭（河南濬縣西南）。慕容�想逃回龍城，可是桓溫並不是滅燕的人物。早在三四七年，桓溫攻滅成漢，朝廷得蜀地，桓溫得聲名，雙方開始相猜忌。當時東晉已極衰微，桓溫在高級士族中才幹和威望都很高，手握重兵，坐鎮荊州，一心想推翻東晉朝自做皇帝。東晉朝廷用聲名很大才幹毫無的清談家殷浩來對抗桓溫，惟恐桓溫立功，堅決阻止他北伐。石虎死後，桓溫要求出兵，朝廷不許，卻派一個無能的褚裒率兵三萬從東路北上，進駐彭城（江蘇銅山縣）。漢族人扶著老人，背著嬰孩，成群來歸附。東晉軍三千人被後趙軍擊敗，朝廷便召還褚裒。河北漢族人二十萬口，渡河來歸，東晉軍已退，大遭後趙軍的殺害。東晉朝廷不讓桓溫從西路並進，褚裒小敗即召回，都是因為怕桓溫得勢。三五一年，冉閔戰敗，冉閔所屬徐豫兗洛陽守將降晉，這時候派大軍東西並進是有利的，桓溫屢次要求出兵，朝廷屢次不許，卻讓殷浩從東路出兵。三五三年，殷浩被降將羌族酋長姚襄襲擊，大敗逃回。殷浩敗後，桓溫聲勢更大，取得揚州牧官號。揚州荊州是東晉的東西兩門，兩門都被桓溫掌握，東晉也到了滅亡的邊沿。三六八年，朝廷給桓溫特殊的待遇，位在諸侯王之上。按照慣例，第二步就是行禪讓禮。桓溫出兵伐燕，東晉朝廷不放鬆一切促使他失敗的機會，藉以阻止禪讓；桓溫深怕兵力耗損過多，又怕滅燕後朝廷派出許多州郡官，增強實力，妨礙禪讓的實行。因此，拒絕郄超乘燕慌亂直攻鄴城的建議，進軍緩慢，希望不耗兵力，穩取全勝。桓溫抱著不戰而勝的作戰方針，被燕軍看破了。燕將慕容宙說，晉軍不敢攻堅沖陣，卻勇於追擊敗兵，可以設餌釣取它。慕容宙出二百騎兵挑戰，不待交鋒便逃退，晉軍出追，陷入伏中，死了很多士兵。桓溫雖然兵到枋頭，心裡卻想著東晉建都的建康，眼看滅燕不是那麼容易，糧道又被燕軍截斷，就下令退兵，路上被燕伏軍前後夾擊，桓溫軍大敗，死三萬餘人。又被前秦救燕軍邀擊，桓溫軍死一萬人。桓溫收散兵退到山陽（江蘇淮安縣），把失敗的罪過推到運糧官豫州刺史袁真身上，袁真受誣，投降慕容�。桓溫想不戰而得全勝，結果是不戰而得全敗，滅燕機會就在東晉朝廷和桓溫的互斗中消失了。 當桓溫北伐時，慕容�遣使向前秦苻堅求援。謀士王猛與苻堅密議，定計出兵救燕，俟桓溫退去，乘機滅燕。慕容垂阻止慕容�逃走，率兵擊敗桓溫，是前燕唯一的支柱，以慕容評為首的貴族們忌慕容垂聲名太大，陰謀殺死他。慕容垂被迫投奔前秦，前燕勢力愈益削弱。三七○年，王猛率秦兵攻燕。慕容評率燕兵三十萬人屯潞州（山西潞城縣北），抵拒秦兵。王猛在陣上誓師，說：我王猛受國家厚恩，出將入相。今天同諸位深入敵境，大家都不要怕死，只許前進，不許後退，共立大功，報答國家。上朝廷領明主的厚賞，回家裡討父母的喜歡，不是很好麼！將士們聽了誓言，踴躍大呼，奮勇進攻。燕兵大潰敗，慕容評單騎逃回鄴。王猛替氐族苻堅打鮮卑人慕容�，還能說出一套鼓動軍心的話來，桓溫北伐，名義正大，卻說不出一句弔民伐罪的話，他的失敗真是可恥的失敗。王猛乘勝追擊，攻破鄴城，俘獲慕容�，前燕國亡。苻堅滅前燕國，得郡一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百六十九，人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這些數字都不免誇大，但有一點是可以想見的，這就是非漢族人相繼建立國家，邊境外非漢族人大量遷入境內，給長期混戰中消耗的人口作了一些補充。 前秦——氐族酋長苻洪擁眾十餘萬，降附石虎。 苻洪死，子苻健據關中，三五二年，稱帝，國號秦，都長安。三五四年，殷浩因北伐失敗，被桓溫逼迫免官。桓溫率步騎四萬人攻秦。桓溫雖然免除了殷浩的對抗，但並不能免除東晉朝廷的猜忌，率孤軍深入秦地，希望提高威名，倒不一定想滅秦國。桓溫軍分幾路前進，漢族人男女夾路歡迎，行軍很順利。苻健太子苻萇率主力軍五萬人來拒，桓溫督將士力戰，苻萇軍大敗。苻健率老弱兵六千人守長安，發全部精兵三萬人作游軍，牽制桓溫軍。這時候秦國快滅亡了，可是桓溫到了灞水上（西安市東），就停止前進。關中郡縣爭先來歸附，老年人看到桓溫軍，流淚說，想不到今天又看見官軍。王猛來見桓溫。桓溫問，我到關中，地方上豪傑還沒有人來看我，是什麼緣故？王猛說，你不怕走幾千里深入敵境，現在長安近在眼前，卻不渡灞水去進攻，大家看不透你的心，所以不敢來見。桓溫被王猛打中了不可告人的心事，答不出話來。苻健從石虎手裡奪得長安，看到民心思晉，不肯歸附，特派使人到東晉朝廷請封官爵。民眾以為苻健歸附晉朝，秦雍兩州漢族人和非漢族人都接受苻健的統治。苻健騙得了民眾，便自稱皇帝，從此民心又失去了。桓溫入關，民眾到處歡迎，實際是歡迎象徵漢族政權的晉朝，桓溫如果滅苻健，按照滅成漢的經驗，東晉朝廷派個大官來，坐鎮關中，桓溫是不能抗拒的。這樣，桓溫得到的是威名，朝廷得到的卻是實力。朝廷東有揚州西有關中兩個重鎮，桓溫擁有荊州重鎮，和朝廷勢力對比，從一比一變為一比二，自然對自己不利，因此到了長安附近，就猶豫不進（三六九年伐燕，同樣到枋頭不進）。桓溫原想等待麥熟，就地籌軍糧，不料苻健把麥全部割掉，實行清野法，軍中乏食，只好帶領關中三千戶和匈奴呼延毒所部一萬人出潼關回荊州。三五五年，苻健死。三五七年，苻堅殺苻健子苻生，自立為秦帝。苻堅在皇帝群中是個優秀的皇帝，他最親信的輔佐王猛，在將相群中也是第一流的將相。王猛出身貧家，幼年時賣畚為業。後來讀書，尤其喜歡讀兵書，桓溫入關，王猛披著破舊短衣去見他，一面捉虱子，一面高談天下大事。桓溫說，江東沒有人比得上你的才幹。桓溫退兵時，要王猛同行，王猛不肯。王猛知道，回到高級士族專權的東晉朝，自己不可能有前途，與其幫著桓溫來篡晉，還不如留在關中看機會。不久，王猛成為苻堅的親信人。苻堅統治下的秦國，鎮壓豪強，休息民力，出現漢魏以來少見的清明政治，這是和王猛的政治才幹分不開的。苻堅滅燕，使王猛整理關東六州。王猛選拔清廉人作郡縣官，廢除慕容�時惡政。遷燕王公百官及鮮卑四萬餘戶到長安，又遷關東豪強及諸雜夷十五萬戶到關中。燕貴族大臣強占民戶作蔭戶至少在二十萬戶以上，鮮卑族人居統治地位，自然要壓迫別族人，豪強及匈奴羯等雜夷也是壓迫者和擾亂者，苻堅把這些人遷到長安和關中，對中原居民是一種善政。三七五年，王猛病重將死，苻堅問後事。王猛說，東晉雖然遠在江南，但正統所在，民心歸附，我死以後，千萬不要打算攻晉。鮮卑（慕容氏）和羌（姚氏）是秦的仇敵，必須逐漸消滅它們，國家才能安全。王猛說完話死了，苻堅大哭，可是並未接受王猛的最後忠告。 三七三年，苻堅攻取東晉的蜀地，三七六年，苻堅攻滅前涼國，占有了黃河流域和長江上游的廣大地區，決心想消滅東晉。三七八年，苻堅使子苻丕與慕容�等率步騎七萬攻晉襄陽，又使慕容垂姚萇率兵五萬，石越率騎兵一萬，苟池等率兵四萬，分三路會攻襄陽。慕容�慕容垂是鮮卑，姚萇是羌，正是王猛所說秦國的仇敵，苻堅卻用這些人作將帥來攻王猛所說不可攻的東晉。東晉守將朱序固守襄陽，秦兵十餘萬攻城不下。苻堅大怒，限苻丕明春攻下襄陽，否則自殺，不許生歸。苻丕督兵力攻，被朱序屢次擊敗，只好後退。朱序以為秦兵已退，不再設備，部將李伯護貪重賞，投降苻丕作內應。三七九年，苻丕攻破襄陽，朱序被俘。苻堅另一路攻晉軍人數也在十萬以上，攻晉淮南諸城，進至三阿（江蘇高郵縣西北）。東晉朝廷大恐慌，發兵守長江。晉將軍謝石謝玄率水陸軍攻秦軍，秦軍大敗退走。這兩路戰事，西路勉強得勝，東路大敗，都證明王猛晉不可攻的預見。 三八○年，苻堅分出關中氐族十五萬戶，使苻姓人和親戚各領若干戶散駐關外各州鎮，企圖借氐族來鎮壓各州鎮民眾的反抗。關中氐族的力量削弱了，原在關中的羌族和遷入關中的鮮卑及雜夷卻成為大族。侍臣趙整作歌諷諫，說「遠徙種人（氐）留鮮卑，一旦緩急（有緊急事）語阿誰」！苻堅聽了付之一笑。三八二年，苻堅大會群臣，議大舉攻晉。苻堅說，我做皇帝將近三十年，四方大體上已經統一，只有東南一角還存在著東晉。計算我的士兵，可有九十七萬，我想親自帶著去滅晉，你們看行不行？文武官除了朱彤一個佞臣首先發言附和，其餘都說不行。議論了好久，沒有人贊同苻堅的意見。苻堅生氣，讓群臣退去，留下季弟苻融商議。苻融力諫伐晉的危險，主要理由是「民有畏敵之心」，所謂畏敵，就是不願意和晉作戰，並且說，凡是說晉不可伐的人都是忠臣。苻堅更生氣，說，你也這樣，叫我指望誰。太子苻宏、幼子苻詵、愛妾張夫人，都諫苻堅不可伐晉。最後苻融把不願意說的話也說出來。苻融說，我們的國家本來是戎狄國，雖然強大不算是正統；東晉雖微弱，卻是中華正統，天意一定不會滅絕它。苻堅一概不聽。慕容垂、姚萇私下勸苻堅伐晉，請他「聖心獨斷」。苻堅大喜，認為可以和他們共定天下。在伐晉這件大事上，苻堅是完全孤立的，贊成苻堅的正是希望苻堅失敗秦國崩潰的兩個敵人。苻堅只見勝，不見敗，只見外，不見內，把招致失敗崩潰的一切都布置好了，才大舉出發去攻晉。 三八三年，苻堅下令大舉出兵。平民每十丁出一兵，富家二十歲以下的從軍子弟，都給羽林郎官號，富家子弟來從軍的有三萬餘騎。苻堅令苻融率慕容垂等帶領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令姚萇督率蜀兵順流而下，苻堅自己帶領步兵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軍隊首尾長一千里。東晉將軍謝石、謝玄、謝琰、桓伊等率兵八萬拒秦軍。苻堅使朱序來說謝石等投降。朱序密告謝石說，秦兵百萬，勢不可當，現在趁它還沒有到齊，迅速出擊，打破它的前鋒，大軍就會潰散。謝石等從朱序的計謀，遣劉牢之率精兵五千攻洛澗（安徽懷遠縣境），秦兵大潰敗，搶渡淮水，士卒淹死一萬五千人。謝石督水陸軍進擊。秦軍守淝水，謝玄使人告苻融，請秦軍向後略退，讓晉軍渡水決戰。苻堅苻融想在晉軍半渡時予以襲擊，下令退卻。秦兵後退不可阻止，晉軍渡水猛追，苻融馬倒被殺。朱序在秦軍陣後大呼，秦兵敗了！秦兵敗了！秦兵大奔潰散，路上聽到風聲鶴唳，以為追兵來了，晝夜不敢停息，死亡大半。苻堅收拾潰兵，到洛陽時只有十幾萬人。苻堅帶著這些殘兵敗將回長安。 淝水大戰是十六國時期最大的一次戰爭，也是決定南北朝對立局面的一次戰爭。東晉自桓溫死後，謝安執朝政，內部比較統一，晉軍人數少得多，可是上下一心，敢於作戰。秦軍將帥自苻融以下，都缺乏滅晉的信心，兵士多是漢族人，根本不願意滅晉。苻融下令小退，兵士乘機大退，朱序假說戰敗，兵士信為真敗，這都說明違反民心的戰爭雖然兵多，卻更容易潰敗。 第三期三八三年——四三九年淝水潰敗後，苻堅的前秦國再分裂成燕秦涼三部分，許多小國，互相攻奪。三八六年，鮮卑拓跋部建立魏國，逐漸消滅割據者，終於統一了中國北部。 在前燕舊境內的諸燕國後燕——三八四年，慕容垂自稱燕帝，都中山（河北定縣）。慕容垂死，子慕容寶繼位。三九七年，魏軍攻破中山，慕容寶喪失中原，徙都龍城。四○九年，高句麗人高雲殺燕帝慕容熙，後燕國亡。 南燕——四○○年，慕容德據滑台（河南滑縣）自稱燕帝。慕容德死，慕容超繼位。四一○年，東晉劉裕北伐，殺慕容超，南燕亡。 北燕——四○九年，漢人馮跋殺高雲，據龍城，自稱燕天王。馮跋死，弟馮弘立。四三六年，魏滅北燕。 在前秦舊境內的諸秦國和夏國前秦殘部——三八六年，苻堅的族孫苻登得氐族人的擁護，據隴東（甘肅平涼縣）稱秦帝。苻登與姚萇混戰多年，三九四年，苻登戰敗，被姚興殺死，氐族的國家被羌族最後消滅了。 後秦——姚萇是羌燒當族人。三八四年，姚萇得羌族人的擁護，據北地（陝西富平縣）自稱秦王。三八五年，姚萇殺苻堅，取長安，自稱秦帝。姚萇死，子姚興立。姚興是苻堅以後有作為的皇帝，他下令境內，凡平民因荒亂自賣為奴婢的人，一概釋免為良人。簡省法令，謹慎斷獄，獎勵清廉的官吏，嚴懲貪污。在長安設律學（法律學校），召集各郡縣沒有任專職的吏員來律學學習法律，選拔成績優良的學生回到郡縣做獄訟官。郡縣有疑獄，可送上廷尉（最高獄訟官）請審判，有時姚興也親自審疑獄。這些，都是對人民有利的措施。姚興得儒生薑龕等人，大興儒學，長安有儒生一萬幾千人。又得名僧鳩摩羅什，大譯經論，佛教盛行。長安有和尚五千餘人，各州郡信佛人家，十中多至八九。佛教在後趙石虎時得到發展，姚興時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外來宗教通過十六國的大戰亂，從此在中國各族人的災難生活里建立了廣泛的基礎。姚興的政治是比較清明的，因之在武功方面也有一些成就。當他即位的一年，便滅苻登的前秦。四○○年，擊敗西秦，西秦降服。四○三年，滅後涼。在姚興統治的二十餘年中，後秦成為西方的強國。四一六年，姚興死，子姚泓繼位。四一七年，東晉劉裕攻滅後秦。劉裕率主力軍自彭城西進，一路偏師由沈田子率領，自武關（陝西商南縣）西進，後秦守州郡的文武官望風歸降，尤其是沿路居民給晉軍很有力的援助。例如晉王鎮惡軍攻下洛陽，進取潼關，魏發大軍十萬救後秦，守黃河北岸，阻擊晉軍運糧船。王鎮惡軍乏食，當地居民輸送義米，王鎮惡軍得繼續前進。沈田子兵僅千餘人，擊敗姚泓自率的主力軍。王鎮惡軍又擊敗姚泓殘兵數萬人，攻入長安。這次戰爭，劉裕優越的指揮，自然是取勝的重要原因，但民心附晉，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西秦——三八五年，隴西鮮卑酋長乞伏國仁聚集鮮卑部落十餘萬人，據隴西，自稱大單于。三八八年，乞伏國仁死，弟乞伏乾歸繼位。四○○年，乞伏乾歸戰敗，投降後秦作附屬國。四○九年，乞伏乾歸自稱秦王，都苑川（甘肅靖遠縣西南）。乞伏乾歸死，子乞伏熾磐繼位。四一四年，滅南涼。四二八年，乞伏熾磐死，子乞伏暮末繼位。西秦幾個國王都是十分好戰的人，連年與羌人、匈奴人、吐谷渾（青海遊牧人，酋長是鮮卑慕容部貴族）人混戰，西北地區化為熾烈的戰場。四三一年，乞伏暮末戰敗，為夏所滅。 夏——赫連勃勃是匈奴族酋長，初為姚興部屬，四○七年，自稱大夏天王。赫連勃勃是一個極端殘暴的人，他把人民看作草芥，任意虐殺，對他的臣下，也隨手慘殺。他搜羅一些漢族士人來助虐，因之戰鬥常獲勝利，成為強國。四一三年，赫連勃勃發民眾十餘萬戶築統萬城（陝西橫山縣西）作為國都。城基厚三十步，高六丈余。築城的土都經過蒸熟，築成後用鐵錐刺土，刺進一寸，便殺築者，殘忍刻暴民不堪命。城中宮牆厚三丈余，也用蒸熟土築成，堅硬可以磨刀斧。宮中樓台高大，殿閣弘偉，裝飾土木，極其侈麗。赫連勃勃殺民工和匠人至少有數千人。文士胡義周作《統萬城銘》，歌頌赫連勃勃的功德，說是「庶民子來，不日而成」。胡義周一類士人的心，和赫連勃勃同樣是一顆獸心，人民遭受無限的災禍，在他們看來，卻是應該歌頌的功德。 劉裕滅後秦，算是立了大功，留十二歲的兒子劉義真鎮守長安，自己趕忙回建康去奪東晉的帝位，關中的得失對劉裕是無足重輕的。赫連勃勃和他的軍師王買德看中了這一點，四一八年，率大軍進攻長安。劉裕留下的將帥互相殘殺，沈田子殺王鎮惡，王修殺沈田子，劉義真殺王修。這些將帥殺完以後，劉義真縱將士大搶掠，載著奪得的財物婦女，逃向潼關。車子太多了，一天只走十里路。赫連勃勃軍追擊，劉義真軍全部覆沒，劉義真逃歸江南。赫連勃勃殺死劉義真軍無數，積人頭成大堆，稱為髑髏台。長安居民以及劉裕軍兵卒的損害和死亡是嚴重的，但是，劉裕只要自己做成了皇帝，別人的損害和死亡，根本都是些度外之事，不負絲毫的責任。 赫連勃勃取得長安，自稱皇帝。四二五年，赫連勃勃死，子赫連昌繼位。四二六年，魏攻夏，入統萬，取長安。四二七年，魏取統萬。赫連昌逃到上邦城（甘肅天水縣西南）。四二八年，魏俘獲赫連昌。赫連定據平涼，擊敗魏軍。赫連定與魏連年戰爭。四三一年，赫連定滅西秦，擄秦民十餘萬口，想逃到河西去，渡河時被魏屬國吐谷渾擊滅。 在前涼舊境內的諸涼國 後涼——三七六年，苻堅滅前涼。苻堅要開拓西域，三八三年，令大將氐族人呂光率步兵七萬騎兵五千往攻西域諸國，三八四年，呂光擊敗龜茲國兵和諸國救兵數十萬人，西域三十餘國都來歸附。呂光用駱駝二萬餘頭帶著西方的珍寶、文物和天竺名僧鳩摩羅什東歸。三八六年，占領涼州，都姑臧（甘肅武威縣），建立後涼國。呂光死後，諸子互相殺奪。四○三年，姚興滅後涼，得鳩摩羅什，大興佛教。 南涼——三九七年，河西鮮卑酋長禿髮烏孤占金城 （甘肅皋蘭縣西北），自稱西平王，黃河南鮮卑十二部大人都來歸附。傳至禿髮傉檀（傉音奴nú），四一四年，被乞伏熾磐攻滅。 北涼——沮渠蒙遜，匈奴族酋長。四○一年，沮渠蒙遜殺呂光叛將段業，占領張掖，自稱張掖公。四一二年，占姑臧，自稱河西王。四一四年，聽說劉裕將北伐，沮渠蒙遜害怕，派人到東晉稱臣。劉裕滅姚泓，沮渠蒙遜更害怕，一個屬官劉祥有事進見，沮渠蒙遜說，你聽到劉裕入關，態度就和從前不一樣了，立即把劉祥殺死。他深怕漢族人李氏建立的西涼國，因此專力對付西涼，四二○年，滅西涼。沮渠蒙遜占有西涼七郡，交通西域諸國，財物豐富，戰爭較少，在境內大興佛教。沮渠蒙遜在姑臧南百里山崖中（今武威天梯山），大造佛像，千變萬化，使人驚異。西域來了一個僧人曇無讖，在姑臧譯出《大般涅槃經》等十幾部大乘經典，對佛學有重要貢獻。他自稱有役使鬼神醫治百病及多生兒子的秘術，沮渠蒙遜使女兒、媳婦到曇無讖處學男女交接術，淫風盛行，號曇無讖為聖人。魏太武帝拓跋燾，聽說沮渠蒙遜得到這個聖人，派使人來強索，說是要和他講道，如果不送出曇無讖，就動兵來討伐。沮渠蒙遜堅決拒絕拓跋燾的要求，並且殺死曇無讖。四三三年，沮渠蒙遜死，子沮渠茂虔繼位。四三九年，魏滅北涼。 西涼——涼州大姓李暠（音搞gǎo），四○○年，據敦煌，自稱涼公。四○五年，遷都酒泉，想號召漢族人推倒沮渠蒙遜的統治。四一七年，李暠死，子李歆繼位。四二○年，沮渠蒙遜滅西涼。 自三○四年匈奴劉淵起兵，至四三九年魏滅北涼，前後凡一百三十六年。在這個長時期里，黃河流域遭受割據者的破壞是極其慘重的。大抵漢族經濟文化最發達的黃河下游地區，戰爭尤為劇烈。關中在苻堅姚興統治時期，居民多少得到喘息的機會，比下游地區總算好了一些。涼州自前涼以來是戰爭最少的地區，漢族的經濟文化都還能保持舊狀；呂光通西域後，西方的佛教和文化東流，先在比較安定的涼州停留，再由涼州流向內地，因之涼州在十六國時期是中國北部的重要文化區，對北魏的文化也起著重要的作用。 張氏的前涼是西晉的殘留部分，李氏的成國是農民起義所立的國家，與上述那些割據者應有區別。下面敘述前涼與成兩國。 前涼——涼州大姓張軌，三○一年，受西晉朝廷任命為涼州刺史。西晉喪亂，張軌保衛州境，關中和中原人紛紛逃來避難，涼州成為中國北部唯一的安全地區，張軌所築的姑臧城成為西北地區的文化中心。張軌以晉忠臣自任，得漢族人擁護，內部較為鞏固。張軌孫張駿始自稱假涼王，但仍對東晉朝廷表示忠誠，藉以維繫人心。張駿死後，前涼漸趨衰敗。張祚自稱涼王，群臣切諫，說不奉戴晉朝，大失人心，一定要亡國。張祚殺諫者丁琪，第二年張祚被臣下殺死。張天錫做涼王，正是苻堅強盛的時候，三七六年，苻堅發兵來攻，張天錫戰敗投降，前涼亡。 成——晉惠帝時，巴族人李特隨關西六郡饑民十餘萬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強迫流民限期歸還本鄉。流民散在各地，為豪富家作傭工，不願意還本鄉，晉官吏暴力逼迫，並且在歸路上設關，要奪取流民的財物。李特屢為流民請求寬限期，得流民感戴，成為流民的首領。三○一年，李特在綿竹（四川綿竹縣）設大營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眾至二萬，李特弟李流也聚眾數千人。李特派閻彧去見晉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羅尚，請寬限期。羅尚正在布置軍隊，準備襲擊流民營，欺騙閻彧說，你回去告訴流民們，我准許寬期了。閻彧說，人民看來似乎是弱的，但是決不可以輕侮。你待流民不合理，眾怒難犯，怕要闖出大禍來。羅尚說，你說得對。我不騙你，你就這樣去說吧。閻彧看透羅尚的詭謀，回來告訴李特。李特李流各率一營，等待晉軍的進攻。果然，晉軍步騎三萬人來襲擊，李特軍反擊，晉軍大敗。流民推李特為主，設立文武官，攻取廣漢（四川廣漢縣）。羅尚為首的晉官吏，貪殘愈甚，激起蜀民的怨恨。李特救濟窮人，整頓軍紀，得到蜀民的喜悅。蜀民唱著這樣一首歌謠：「李特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羅尚），反更為禍」。這首歌謠說明李特被迫起義，是得民心的，是正義的，羅尚一夥西晉統治者必須殺逐。 西晉派遣幾路軍隊助羅尚攻李特，都被李特軍擊敗。三○三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部，紀律嚴明，居民安堵。羅尚據守成都南部。羅尚乘李特不備，襲殺李特。李特子李雄繼領部眾。經過幾次大戰，三○四年，李雄攻取成都，羅尚逃走。李雄占有益州（四川），自稱成都王。與李雄稱王同年，匈奴族劉淵自稱漢王。 大地主道教徒范長生，在蜀民中有聲望。李雄請范長生為丞相，號天地太師。免范長生家佃戶的軍役，租稅全部歸范長生所有。李雄得范長生為首輔，地位愈益鞏固。三○六年，李雄自稱皇帝，國號成。李雄在位三十年，刑政寬和，戰事稀少，民賦每歲男丁納谷三斛，女丁折半，疾病人又折半，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從農民戰爭中產生出來的成國，在當時全國範圍內要算是無比的樂土。李雄選侄子李班為繼嗣人，也是他還保存一些農民思想的表現。李班以為古時墾田均平，人人各得其所，現在貴人廣占荒田，貧人無地可耕，富人有餘糧出賣求利，這難道是均平的道理麼！李雄很贊成他的意見，立他為太子。三三四年，李雄死，李雄子李期殺李班，自稱皇帝。三三八年，李壽殺李期自立，改國號為漢。三四三年，李壽死，子李勢立。李勢是個暴君，人心離散。三四七年，桓溫伐漢，李勢軍敗散，晉軍攻成都，李勢到軍前投降，漢國亡。 第五節十六國時期的文化 一佛教 十六國時期，黃河流域是現實的地獄，是充滿著戰爭、災禍、死亡、毀滅等等恐怖事件的黑暗世界。生活在那時候的人，無論是得勢處於統治地位的那種人，或者是失勢被蹂躪的那種人，都看不出自己有什麼可靠的出路。那時候的人經歷著忽興忽敗忽生忽死十分無常惡夢般的境地，自然而然地要發生迫切的問題：救星在那裡？為什麼是這樣？少數族豪酋據中原稱帝王，精神上是怯弱的，匈奴族靳准所謂「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足以表達這些帝王的怯弱心理。他們希望獲得一種根據來壯自己做中原帝王的膽，但是，在漢族傳統的文化里是找不到的。他們也希望獲得一種神奇的法術來幫助自己取勝，但是，儒學玄學裡沒有這種法術，連興妖作怪的道教在當時也還不敢自誇有大法術。這些製造現實地獄的帝王和他的隨從者固然迫切地想尋找救星，淪陷在地獄中遭受無邊苦難的各族民眾，當然更迫切地要尋找救星。救星在那裡，成為整個地獄中人的共同問題。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不公平不合理不可解釋的遭遇，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碰到。「天道福善禍淫」，「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一類訓條，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已經發出 「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的疑問。特別是在大亂的時候，一切疑問更集中地表現出來。為什麼是這樣，也成為整個地獄中人的共同問題。這兩個問題，使得利害牴觸的各種人群，同樣都看不出什麼是自己的出路。 佛教給各種人群送來了一條共同的出路。它有神不滅說和因果報應說，它有人死後受公平賞罰的天堂和地獄，它有神通變化的法術，它有豐富的唯心主義哲學，這樣，人人都找到自己的出路了。因果報應說尤其是解答問題的關鍵。釋慧遠因有人懷疑善惡沒有現驗，特作《三報論》。他說，報應有三種：善人惡人當身受報，叫做現報。善人惡人當身不受報，來生一定要受報，這種報應叫做生報。比如說，現在的善人受了惡報，現在的惡人受了善報，因為現在的善人前生是惡人，現在的惡人前生是善人。還有一種叫做後報。一個人做了善事或惡事，要經過二生、三生、百生、千生才受到報應。有了這三報，還有什麼事可以懷疑的呢！佛教和其他宗教幻化出各式各樣的靈魂世界，主要是用來誘騙現身受苦受難的民眾，教他們安心受苦難，準備來生受善報以至登天堂。漢族原有的儒家道家學說，都以一生為限，不講前生與來生，在這一點上，比起那些宗教來，應該說是屬於唯物論方面的了。但是，也就在這一點上，被外來的佛教取得喧賓奪主的優勢。石虎尊敬佛圖澄，大興佛教，有一次，東晉軍來攻伐，石虎不利，發怒說，我奉佛供僧，卻來了晉寇，佛有什麼用。第二天，佛圖澄見石虎說，你前生是個大商人，曾在西方佛寺設大會，預會的有六十個羅漢，我是其中之一。當時有一個得道的人預言過：這個施主後身要在晉地作帝王。現在你果然做了皇帝，難道不是前身奉佛供僧的好處麼？石虎聽了這套鬼話很喜歡，顯然胡人做中原帝王是有根據了，並且這一生奉佛供僧，下一生做皇帝更可靠了。懷著怯弱心理做帝王的人，對什麼小乘大乘那些佛教哲學都無所謂，真正感興趣的就是因果報應和神奇的法術。 石勒石虎尊奉佛圖澄，受苦受難的民眾，不少人削髮出家，求佛圖澄的保護。石虎感到不利，提出無爵秩的百姓是否有權奉佛和百姓為避役（兵役徭役）奉佛，是否需要審查兩個議題，令群臣詳議。王度等依據漢魏舊制，主張凡漢人一概不許到寺廟燒香禮拜；上自官員，下至役隸，也一概不許拜佛；凡趙人（羯族人）已出家者一概還俗。這是漢族傳統文化對外來宗教的排斥，當然要引起佛圖澄等人的反攻，石虎終於順從佛圖澄，下令說，我不是漢族人，做了中國的皇帝，理應兼奉中國神和外國神。凡夷（羯族以外的非漢族人）、趙（羯族人）、百姓（漢族人）願意奉佛的人，一概允許出家做和尚。石虎下了這道命令，佛教才真正發展起來。當時佛寺大抵是由下列三種人構成的。 寺主—— 《十六國春秋·石虎傳》說 「是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這裡所謂百姓，就是有錢有勢的官員和豪強。他們出錢造寺廟，一方面為求來世的福，一方面為獲當前的利。有了寺廟，寺主可以得到信徒的布施，可以役使下級僧眾。勢家豪姓向來占民戶作自己的蔭戶，十六國時尤甚，例如前燕慕容�時王公貴戚占民戶為蔭戶，至少在二十萬戶以上。不過，這和國君有利害衝突，要保持蔭戶也不是沒有困難的。寺主役使下級僧眾，實際是變相的占有蔭戶，形式上卻是奉佛供僧，不違國法。因此，出家的寺主或不出家的寺主（如石虎的官員張離、張良家富，事佛起大塔），都是大地主的一種。 道人——道人也稱道士，是通曉佛教哲學的僧人。這種人多出身於寒苦的士族，鑽研佛學，以傳教弘法為出路。他們可以作寺主的重要輔佐，也可以上升為寺主。不論他們是貧僧還是富僧，都屬於地主階級。 下級僧眾——勞苦人民在經濟總崩潰時期，物質的解救是絕望的了，他們追尋著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質的解救。佛教的那一套正好給他們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或者說，正當他們痛苦呻吟窮而無告的時候，佛教送來了鴉片煙，不難想見，很多人願意接受這種麻醉品。他們進入寺廟，不能不勞而食，當然要受寺主的役使，不過，比起普通民眾來，有免稅免役的權利，在物質上也算是找到了出路。下級僧眾對寺主是變相的蔭戶，對民眾卻是剝削者欺騙者的助手，雖然他們的出家，是由於暴政的驅迫，但既為僧眾，就不再是普通民眾的一部分。 石勒石虎是十六國時期最著名的暴君，尤其是石虎，比猛虎還兇猛得多，可是佛教正通過二石的兇殘才開始大放光明，足見宗教的光明以世俗社會的黑暗為基礎，社會愈黑暗，宗教愈光明，反過來，社會愈光明，宗教愈暗淡，一直到完全消滅。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黑暗面總是存在的，因之宗教也總不會失去它的基礎。 十六國時期佛教盛行，與三個大僧人的傳教關係極為密切，下面略述三個大僧人傳教的事跡。 佛圖澄——佛圖澄能背誦數百萬字的經卷，並精通文義，是一個傑出的佛學者。西晉末，到中國傳教，恰好遇著大亂，給佛教開闢了暢通的道路。西晉在大亂前，士族中有認為名教中自有樂地，對鬼神主張敬而遠之的儒學派，又有放浪形骸縱情享受主張無鬼論的玄學派、儒學派與佛教對立，玄學派採取佛經中某些哲理作清談的輔助，並不信仰佛教。高僧如竺法護，只能專力譯經，供玄學派的採取。當時佛教是玄學派的依附者，想獨立發展是困難的。到了十六國，儒學自保不暇，對外來宗教失去抵抗力，玄學隨著高級士族遷徙到江南，這才給佛教以獨立發展的機會。佛教獲得普遍的信仰，首先依靠它的法術。佛圖澄是法術的能手，自稱已經活了四百多歲，自稱能念神咒役使鬼神，自稱在手掌上塗些藥物，能見一千里以外的事情，自稱能聽鈴聲，從鈴聲中得知吉凶。一句話，佛圖澄是個十分機智的大騙子，石勒石虎兩個虎狼般的凶人，也被佛圖澄騙得心悅誠服，願意出大力來提倡佛教。荒唐無稽的報應和奇異莫測的法術是傳播佛教的重要條件，法術尤其是使人信服的先決條件。石勒召見佛圖澄，先問佛道有何靈驗，佛圖澄當場玩了一套魔術，石勒居然信服了。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樣，為要取信於愚昧的人，總少不了使用各式各樣的欺騙手段。這種手段蓋上莊嚴神聖的裝飾，就被稱為法術或道術。 宗教僅僅依靠法術，還不能俘擄所謂有知識的人。它必須有哲學來闡發教義，使人們滿足知識上的要求。佛教的哲學豐富深廣，宗派眾多，唯心主義的各種門道幾乎應有盡有，足夠引導墜入這個知識深淵裡的人，各從所好，愈鑽愈深，永遠安居在虛幻的內心世界，自以為極樂。佛教有了這一類人，傳教才有骨幹，愚昧人群因法術而發生的信仰才能鞏固。佛圖澄對石勒石虎這群愚昧人專用法術，對所謂有知識人則傳授哲學，培養了大批中國名僧，其中以釋道安為最傑出。法術與哲學是佛教流行的兩輪，缺一不行，佛圖澄善於利用兩輪，因而成為佛教的重要人物。 釋道安——士族出身，十二歲出家。遊學至鄴，得佛圖澄的賞識，被提拔為大弟子。道安是擺脫對玄學的依附關係、使佛教哲學獨立傳播的倡導人。東晉習鑿齒說，道安「無變化技術可以惑人」，足見他專力傳播佛圖澄的哲學部分。道安在北方傳教多年，有弟子數百人。三六五年，道安率徒眾往東晉境內傳教，到新野分出一批人往揚州等地，自己到襄陽。前秦苻丕圍攻襄陽，道安又分散徒眾往各地傳教，東晉名僧慧遠就在這次分散中到荊州。苻丕攻下襄陽，道安到長安，大為苻堅所尊信。道安一生傳播佛教哲學，從此佛教在思想領域內以獨立的姿態流行於中國全境。佛圖澄主要用法術惑人心，道安主要用哲學醉人心，佛教兩輪的哲學輪，到道安才成為有力的一輪。 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天竺人，生在西域龜茲國。幼年通小乘學（主要講有學）。後來又通大乘學（主要講空學），名震西域。道安聞名，勸苻堅迎鳩摩羅什來中國。苻堅本有用兵西域的意圖，派大將呂光率兵七萬攻西域諸國，順便取鳩摩羅什。前秦亡後，呂光據涼州，鳩摩羅什在涼州閒住十餘年，精通漢族語文。姚興滅後涼，鳩摩羅什到長安。長安在苻堅時，道安等眾多名僧聚會在一起，已成傳教譯經的中心地。姚興時佛教更盛，鳩摩羅什到來，群僧有主，佛學達到十六國時期的最高峰。 鳩摩羅什主要事業是翻譯經典。以前胡僧譯經因不甚通達漢語，文句多晦澀難懂。鳩摩羅什改直譯為意譯，文句接近漢語，義理依據梵本。他臨死時發誓說，如果譯文不失大義，死後焚身，舌不壞爛。可見他對翻譯的忠實是很自信的。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經三百餘卷，《晉書·載記》說「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新經文美義足，在文士群中便於流傳，佛教影響愈益擴大。 佛圖澄的法術，道安的傳教，鳩摩羅什的譯經，合起來為佛教奠定了大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藝術、音樂 漢族傳統的文化是史官文化，它的優良特徵是徵實，它的缺點是想像力不很豐富。古代傳下來的神話不多，就是缺少想像力的一個明證。一切神話，是在想像之中，借想像之力，去克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並給自然力以形象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對事實來說，自然是一片荒唐話，但對藝術來說，恰恰是藝術的寶庫和園地，沒有豐富的神話，或者說，沒有無邊的幻想，要發展藝術是困難的。佛教擁有成套成堆的神話，傳到中國來，可以補史官文化的不足，在藝術方面起巨大作用。中國古代規模宏大的藝術作品的產生，和佛教是分不開的。北魏統一中國北部，從竭澤而漁得來的物力足以創造這種大作品，但在十六國時，較小規模的創造也已經開始。北涼沮渠蒙遜在山崖中大塑佛像，《十六國春秋》說這些佛像「千變萬化，驚人眩目」，足見塑像藝術很高。又說，泥塑佛像中有個土聖僧，身裁同人一樣高，從遠處望去，土聖僧總在行動，走到近處看，便靜止不動。這個神話也說明塑術的高妙。 經十六國大亂，漢魏相傳的音樂散失了，西方音樂正可以填補這個空隙。三四八年，天竺送給前涼音樂一部，樂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圓鼓、都曇鼓等，樂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又有《天曲》。後涼呂光通西域，獲得更多的樂器（其中有篳篥、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樂器）和歌曲。涼州在當時是北中國保存漢族傳統文化最多又是接觸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區。西方文化在涼州經過初步漢化以後，再向東流。音樂也是這樣，隋燕樂九部，唐燕樂十部，除清商樂巴渝舞兩部是漢魏舊樂，高麗樂來自東北，其餘全是西涼樂和西方諸國樂，涼州樂的曲調尤為流行。 三文學 十六國長期戰亂，文學幾乎絕跡。這不是說沒有人作些詩賦，而是說缺少著名的作者。雖然如此，還有悲壯的《壯士之歌》和奇巧的《璇璣圖詩》兩篇遺留下來，也不妨說是以少為貴了。 陳安出身農民，西晉喪亂，據秦州（治天水，甘肅天水縣），自號秦州刺史。陳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屬同甘苦，深得民心。隴上氐羌都來歸附，有眾十餘萬。三二四年，陳安與劉曜大戰，陳安戰敗被殺。劉曜徙秦州楊、姜等大姓二千餘戶到長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劉曜。陳安代表漢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壓迫者，死後，隴上人想念他，為作《壯士之歌》。歌末四句是「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河流，呵呵嗚呼奈子何，嗚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這首歌可以表現當時被壓迫各族主要是漢族對壓迫者憤怒對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堅部將竇滔鎮守襄陽，竇滔妻蘇若蘭年二十三，被留在家裡，用五彩絲織成一幅錦字迴文詩，寄給竇滔。全幅橫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種讀法，可得各體詩二百餘首。竇滔得詩，嘆為「妙絕」，送走善於歌舞的寵妾趙陽台，迎蘇若蘭到襄陽。蘇若蘭寄詩時說，我的詩自成語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極嚴的形式，表達多樣家常生活和夫妻間情愛，技術上是很奇巧的。武則天稱為《璇璣圖》，撰文說「縱橫反覆，皆為文章（詩），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今邁古」，可稱確評。不過，技術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學，只有丈夫能懂的語言，文學價值也就很有限了。蘇若蘭所著文詞有五千多字，《璇璣圖詩》因奇巧得傳。 四儒學 佛教可以欺騙廣大勞苦民眾，少數族統治者自然樂於利用，但儒學是漢族地主階級傳統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來建立國家，廢棄儒學，專行佛教，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劉淵劉聰劉曜都是漢化的匈奴人，他們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漢族的儒生，在漢國前趙國，儒學保持獨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漢化較淺，容易接受佛教，可是並不放棄對儒學的利用。石勒在襄國立太學，又增設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幾所小學，太小學各置博士教授五經。石勒受禮教的影響，下令禁止國人（羯人）報嫂（兄死，弟娶嫂為妻）、居父母喪時仍行嫁娶等舊俗。石虎令郡學增設五經博士，又令學博士到洛陽寫石經，優禮天水名儒楊軻。石虎雖然昏虐無道，但是懂得怎樣利用儒學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漢化最深，前燕專用儒學，不行佛教。前秦苻堅大興學校，每日親到太學，考核諸生經義的優劣。在王猛當政期間，恢復魏晉士籍，凡「正道」（儒）「典學」（經學）以外的左道異端一概禁止，談老莊圖讖之學的人處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後，苻堅才傾向佛教，攻破襄陽得釋道安，備極尊崇，長安成為儒佛並盛的重鎮。後秦姚興時，儒學更盛，學生多至一萬數千人。小國中前涼儒學最盛，敦煌因遠在邊境，兵禍較輕，財力殷富，因而儒學尤盛。在前涼，如宋纖有弟子三千餘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學宮讀書，博通經傳，開門授徒，有弟子二千餘人。在西涼，如宋繇讀書數千卷，劉昞（音丙bǐng）著書多種，有學徒數百人。在北涼，如闞闞駰撰《十三州志》。敦煌是涼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東漢以來的今文經學，多擅長陰陽術數圖讖之學，儒生以外，還有不少擅長技藝的人。如索丞善於彈箏歌唱，悲歌能使歡樂人掉淚，改換歌調，能使掉淚人歡樂起舞，當時號為雍門調。又如張存善針術。張存有奴常常逃走，張存用針刺奴，使腳縮不能行動，要使用時，用針刺便能動。敦煌是佛教流入內地的第一站，在這個站上，有今文經學以及音樂醫藥各式各樣的接待者，賓主間有氣味相投處，利害上又不發生什麼牴觸，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備著順利接受的條件。 因玄學的興盛，儒學在西晉時已進入衰運。十六國時佛教盛行，儒學又受到更大的壓力，儒生只能傳授經學，不敢反對佛教。東晉儒學對佛教還有些抵抗，十六國儒學比起來顯得更衰落了。不過，儒學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義，維持封建秩序的禮制，總必須依據儒學。 簡短的結論 自二九一年，西晉賈后專權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統一中國北部止，前後一百五十年的長期戰亂，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地區的黃河流域遭受幾乎徹底破壞的黑暗時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號稱天下安業的太康年間，恰恰成為長期大戰亂爆發前可怕的暫時寂靜。 晉武帝統一中國，是東漢末年以來的一個進步，他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統一和人民的積極性措施，也應該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兩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戰亂的引火線。第一是西漢景帝以後，皇子受封為國王，除在國內收取規定的租稅，並無其他權力。曹魏設禁尤為嚴厲，國王等於囚犯。晉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為國王。國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國內是實在的統治者。這種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漢景帝以前的狀況。第二是曹魏嚴防外戚干預政權，糾正了東漢外戚宦官相互爭奪的慣例。晉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東漢的狀況。歷史是前進的，那怕是極遲緩的前進，倒退一定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司馬氏收買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司馬氏集團，奪取曹氏政權。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對另一部分高級士族組成的曹氏集團充分使用了險詐殘忍的手段，對本集團則儘量縱容優待，換取這些人的擁護。統一中國後，朝廷上新氣象很少，相反，險詐殘忍貪污腐朽的氣氛更濃厚了。 執掌政權的高級士族由司馬氏諸王公、外戚、高門（大臣和名士）組成。這群人中間，外戚與諸王公、外戚與外戚、王公與王公有複雜的利害衝突，高門與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級士族和中下級士族間的利害衝突。 在高級士族的貪暴統治下，西晉社會間存在著三個亂源：第一，被高門壓抑的中下級士族投奔諸王公、外戚和少數族豪酋，企圖突破門閥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貴。高級士族和少數族豪酋（石勒是農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階級中作亂的階層，中下級士族是地主階級中助亂的階層。作亂者和助亂者都急於乘機動手，大戰亂就在這些人的活動里接連爆發了。第二，居住邊境上和內地的少數族，受漢族文化的影響，從遊牧轉化為農民，當然是願意安居樂業的，可是，西晉統治者的殘酷壓榨，迫使少數族農民不得不尋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這種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從反晉戰爭引導到各族間混戰。第三，漢族農民被西晉統治者壓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發動了起義。在黃河流域，因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晉，有些隨從乞活帥反抗匈奴軍，有些投靠塢主壁帥（豪強大姓）守地自衛，有些逃到邊境外依靠遊牧族的豪酋。這種混亂分散的情況，使得農民不能組成龐大有力的起義軍，同時也就助長了非漢族豪酋和漢族豪強大姓的割據勢力。 二九○年外戚楊賈兩姓爭權之亂，促使各種矛盾開始爆發了。從而引起三○○年開始的諸王混戰，再從而引起三○四年開始的劉淵起兵反晉，到三一六年，西晉朝廷完全覆沒。從此，以反晉為名的戰亂轉入五個少數族豪酋相繼混戰的階段。 匈奴族羯族表現破壞性最為猛烈，鮮卑族（慕容部）、氐族、羌族政治比較良好，黃河流域人民得到暫時的喘息。前秦敗亡後，在前燕、前秦及前涼舊境內，紛紛出現許多割據小國，這時候鮮卑拓跋部強大起來，逐漸消滅這些小國，統一了中國北部。 在長期戰亂中，漢族人民鍛煉了堅固的民族性。冉閔對羯人的報復，苻堅的攻晉大敗，姚泓的戰敗被俘，都是漢族人民不願接受非漢族人的統治，有機會就要推翻它的顯例。 由於五個少數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國土地上的統治地位，本來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邊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進入統治區內的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勢以後，他們也就逐漸和漢族融合了。 西晉高級士族過著極度腐朽的生活，極度腐朽的玄學思想得以發達起來。十六國時期，社會變成現實的地獄，宣揚天堂樂趣的佛教得以廣泛流傳。佛教能麻痹勞苦群眾的鬥爭性，因之從石勒石虎開始，統治者利用儒學以外，更著重地利用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