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一卷） · 第九章　中國與世界

第一節　中國歷史的特點 中國歷史的繼續性 以上八章，就中國歷史本身和中國史書編撰有關的重大問題，分別作了論述。中國史畢竟是世界史的一個重要部分，我們不能離開世界史而簡單地研究中國史。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是十分突出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其發展過程中未曾為外來因素所中斷。其二，中國文明在文化發展史上也未曾有斷裂現象。以下讓我們分別地作一些比較的考察。 文明在歷史上是和國家同時發生的。在人類歷史的上古時期，在東亞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在南亞的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在西亞的伊朗高原、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地中海東岸，在北非的尼羅河流域，在南歐的克里特島、希臘半島、義大利半島，出現了許多古老的文明國家。其中第一批出現於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至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這就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均發生於公元前四千年代後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於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中國古代文明和克里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約發生於公元前三千年代後期）。 公元前二千年代，在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的影響下，敘利亞、小亞細亞一帶出現了腓尼基文明和西臺文明。在克里特文明的影響下，希臘半島上的邁錫尼等地又形成了邁錫尼文明。邁錫尼文明成為愛琴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公元前二千年代是青銅時代的盛世，也是埃及（中王國和新王國）和兩河流域（古巴比倫王國）文明繁盛時期。但是就在這一時期，印度河流域文明滅亡了（約公元前1750年），克里特·邁錫尼文明也先後滅亡了（約公元前十五世紀，公元前十二世紀）。 公元前一千年代，鐵器時代開始，文明也在更廣闊的天地中展開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重新出現了雅利安人的國家，在伊朗高原出現了波斯國家，在愛琴地區出現了希臘諸邦，在義大利出現了羅馬國家。在人類上古史上起過重要歷史作用的國家這時都出現了。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最古老的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開始失去政治上的獨立，從屬於波斯帝國的統治之下。在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影響下發生的小亞細亞（西臺）、敘利亞（腓尼基）、巴勒斯坦諸文明也經歷了同樣的命運。世界歷史表明，金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產生的古老文明，除了中國以外，到了鐵器時代的早期就都已經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存在了。 在公元前一千年代產生的古國，大多數也沒有能直接存留到現在，它們作為政治實體的連續性遭到了外力的中斷。波斯征服了整個西亞、北非的最古老的文明地區，以至印度河流域，以祆教（拜火教）為其特徵的古波斯文明成了更古老的文明的繼承者和代替者。但是，公元前四世紀後期，波斯為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所滅亡。在遼闊的波斯帝國故土上後來建立起許多「希臘化」的國家。 公元前三世紀中葉至公元三世紀初期，安息（帕提亞）統治了伊朗和兩河流域。公元三世紀中葉至七世紀中葉，薩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復興。但是它在七世紀中葉為阿拉伯人所征服。從此，伊朗和西亞、北非其它古老文明地區一樣，成為伊斯蘭文明的地區。 公元前八至六世紀間，在希臘地區重新形成了很多城邦，經過公元前五世紀的繁榮，到公元前四世紀後期落入馬其頓勢力的支配之下。到公元前二世紀，馬其頓和希臘又先後落入羅馬人統治之下。羅馬於公元前一世紀後期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等古老的文明地區都屬於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到公元三世紀，羅馬帝國發生危機。四世紀後期日耳曼人大舉侵入，帝國分裂。五世紀西羅馬滅亡。作為上古時期在地中海地區出現最晚、影響最大的古羅馬文明，也在歷史上中斷了。在中古時期，日耳曼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運動於廣大的歐、亞、非地區，引起了傳統文明的巨大變化。當時存在於這一廣大地區裡的很多國家，都是在這些運動之中或其後逐漸產生的。因此，它們與當地的上古文明的聯繫不是直接的。 與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就十分引人注目了。中國文明產生於金石並用時代和青銅時代①。經過夏、商、周三代的連續發展，到春秋時期進入鐵器時代。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不同，中國古文明沒有為外力所中斷。中國古代國家經過春秋、戰國之後，繼續向秦漢時期的更高階段發展著。 公元四、五世紀，中原地區也發生過民族的移動，還建立過不少由少數民族為最高統治者的政權。但是這些變化在本質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問題。以後，在元代和清代，兩度出現過以少數民族成為全國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但這些皇朝和以漢族為最高統治者的皇朝一樣，在本質上都是各族上層統治者的聯合政權，只不過是具體結構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中國作為政治實體在歷史上從未被外力所中斷。 中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發展連續性，在整個世界史上尤其顯得突出。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化史上發展的連續性與文化遺產的流傳是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兩回事。在文化連續發展的文明中，前代文化自然地作為遺產流傳給後代，所以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即有文化遺產的流傳；但是，有文化遺產的流傳卻未必有文化史發展的連續。例如，現在世界流行的陽曆，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的曆法。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為一星期，圓周分為三百六十度，可以溯源於巴比倫。現代許多國家都使用的拉丁字母，源出於希臘字母，希臘字母源出於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可以上溯於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文字中的表音符號。諸如此類的事例很多，可以說明現在許多國家都在繼承和沿襲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人們絕對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這些現代國家都與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有文化發展史上的連續性。因為，現代很多國家雖然接受了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文化遺產，但是它們的作為一個系統的文化，卻是自身先前的文化系統的發展和繼承，而上古埃及文明和兩河流域文明的那些文化遺產只是作為某些因素（而並非有機的系統）被繼承下來的。 ①「夏文化二里頭型晚期出現了較大的青銅兵器和工具——戈、鉞、鑿等，尤其是還出現了青銅禮器——爵。」（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141頁。雖然目前學術界對二里頭文化的歸屬尚有爭論，但青銅器出現之早是可以肯定的。 所以，一個文明在文化史上的連續性必須有以下兩個方面的體現：一方面是，語言文字發展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賴以流傳的工具或形式的連續性；另一方面是，學術傳統（其中尤其是直接反映歷史連續性的史學傳統）的連續性，這是一種文化的精神內容的連續性。如果我們以這兩個標準來衡量世界上的各文明古國，其中大多數在文化發展史上不是已經中斷了連續性，就是只有不完全意義上的連續性。 讓我們從事實來看。古代埃及和兩河流域有自己的獨特文字系統，有相當豐富的歷史文獻。可是當她們失去獨立以後，文字的使用範圍逐漸限於神廟祭司之間，最後終於被人遺忘。對於上古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歷史，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5—前425年）遊歷波斯帝國時所聽到的已經是很不完備的傳說，這從其所著《歷史》一書記載的內容可以得知。在馬其頓——希臘人統治時期，埃及祭司馬涅托（Manetho，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80年）、巴比倫祭司貝洛蘇斯（Berosus，鼎盛年約在公元前290年）曾分別以希臘文字著埃及史及巴比倫史。這兩部書現在雖已不存，但從它書所引佚文可知，基本上不過是各王朝的王表而已。在此以後，就不見古代學者有關於埃及和兩河流域歷史的著述。這兩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的文字和歷史逐漸從人們記憶中消失，所余不過是金字塔之類的遺蹟和若干神話及歷史傳說而已。曾經強盛一時的西臺國家，到公元前十三世末已經四分五裂，公元前八世紀最終滅亡。西臺的文字和歷史也逐漸被人們遺忘了。印度河流域文明到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以前即已滅亡，繼之而來的是還處於原始社會晚期的雅利安人部落，文明發生中斷現象。克里特文明於公元前二千年代中葉中斷，邁錫尼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紀也滅亡了。在希臘大多數地區又暫時回到原始社會後期，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和邁錫尼文明的線形文字乙都已被人遺忘。整個愛琴文明只不過在荷馬史詩之類的希臘古籍中留下了某些片斷的神話傳說而已。只是由於近代學者在考古學和文字解讀方面的成就，許多曾被遺忘的古文明才得以重新為人們所知。可是至今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文字和克里特文明的線形文字甲尚未解讀成功，因而連這兩個文明的創造者到底是誰，現在都無法最後確定。在鐵器時代開始後產生的古國中，波斯的楔形文字也曾被遺忘，波斯古史的很多原始資料只是在近代古文字學者將其文字解讀以後才重新為人所知。古希臘文、拉丁文沒有被人遺忘，但是最後仍堅持用希臘語的只有為數不多的希臘人，而拉丁文到中世紀的西歐已經不是人們口頭的活生生的語言文字，而成為基督教士讀經和表述經院哲學的工具。十五世紀從義大利開始的西歐「文藝復興」，在形式上似乎是古代希臘、羅馬文化藝術的再生。「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詞義本來也就是「再生」。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從十五世紀中葉起的整個文藝復興時代，在本質上是城市的從而是市民階級的產物」①。文藝復興所開創的是西歐資本主義文明，它從社會性質上與希臘、羅馬的古典文明有著本質的不同。當然，從文藝復興開始的近代西歐文明與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止於有歷史階段上的差別。近代西歐文明是隨著各個民族國家的形成而形成的民族文明。各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出現和以這種文字著述的開始，可以被認為是民族文明發生的一個明顯標誌。義大利詩人但丁（Dante，1265—1321），曾經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①《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總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49—250頁。②」。他已經開始用義大利文作詩了。到十六、十七世紀，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拉伯雷（Rabelais，1495—1553）、塞萬提斯（Cervantes，1547—1616）、莎士比亞（Shakespeare，1564—1616）、彌爾頓（Milton，1608—1674）、莫里哀（Moliere，1622—1673）等名家輩出，標誌了西歐各國民族文明的興起。因此，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並不是近代西歐各國文明的母體，而是前者的遺產在客觀上為後者的孕育和生成提供了重要的養分。 誠然，我們也看到國外一些學者談到其他古國文化的連續性。例如，印度史學家高善必（D.D.Kosambi）認為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非埃及文化可比③。他說印度文化有三千多年的連續性，實際也就表明更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與以後的印度文化之間是不連續的。當然，《吠陀》以下的印度文化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婆羅門教的典籍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有著前後相連的發展軌跡，而且在後代對前代典籍的注釋中也能反映文化相沿不斷的關係。例如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riti）在公元九世紀、十一世紀、十三世紀、十五世紀間幾乎每二百年即有一次注釋。印度文化史上一個不足之處是缺乏賴以反映歷史的史學的連續性。又如，英國學者湯姆生（G.Thomson）說：「如果我們以希臘史與中國史比較，就會看到某些明顯的相似之處。這兩種語言的書面文獻都始於公元前二千年代（引者按：中國未曾發生愛琴文明的文字被遺忘並且至今仍有很大部分未能解讀成功的現象）。這兩種語言都存留至今，變化較小。近代希臘語不同於古典希臘語，但希臘人仍認為柏拉圖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近代漢語不同於古典漢語言，但中國人也仍然認為孔子的語言是自己的語言。因此，希臘語可說是歐洲最古老的語言，漢語是亞洲最古老的語言。這種語言上的連續性反映了兩國文化的連續性。自古迄今，希臘的歷史是單一民族的歷史（引者按：中國情況不同），這個民族從未失去過它自身的同一性或者對於自己往事的回憶；對於中國人來說，情況同樣如此。」湯姆生也注意到了中國與希臘的不同。他指出：第一，當前（此書初版於1955年）說漢語的人口約有六億，而說希臘語者僅八百萬人口。第二，希臘文化的許多內容並非自己獨創，而是從更早的近東文明借來的；而中國文化則是自己獨創的①。湯姆生的話有其理由，不過，希臘同樣缺乏反映歷史的史學的連續性。 中國文明的連續性，最明顯地表現在以下兩點上。第一，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未曾發生爆發性的斷裂現象。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的確相去甚遠，要求只識簡體漢字的人去認甲骨文或金文當然是十分困難的。但是，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整個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了解到這樣連續發展過程及其規律，也就掌握了認識甲骨文、金文的鑰匙。而且，從甲骨文到現代漢字，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的；這些原則好象一座聯繫古今漢字的橋樑，今人通過它可以辨識古代文字。至於語言，古今差別的確不小。因此現代人，甚至現代的②《〈共產黨宣言〉1893年義大利文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49頁。③高善必：《古代印度文化與文明史綱》（TheCultureandCivilizatronofAnciemtIndiainHistoricalOutline1977），第9頁。 ①湯姆生：《第一批哲學家》第61頁。 專門學者，對於甲骨卜辭、金器銘刻、《詩》、《書》之文，也有不少難以理解的地方。但是，古今語言的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彙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而且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因此，其中仍有梯道可尋。譬如，先秦一部古籍，漢、魏時期的人已覺難解，於是學者作了注釋。到了唐、宋時期。漢、魏人的注釋已顯得不足以解決疑難，於是學者又作了疏解。今人考釋古籍，經常都要通過這條前人註疏的梯道。這個梯道也是文明淵源不斷的一個明顯證據。第二，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傳統從未中斷。歷史記錄和著作是客觀歷史發展過程的文字反映。中國文明的連續性在歷代的歷史記錄和歷史著作中也有反映。甲骨卜辭、金器銘刻都是有關史事的記錄，《尚書》、《詩經》中有史事的記錄，也有後人關於前代史事的表述。《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書記載了大量的先秦史事。司馬遷作《史記》，創為通史，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尤其反映了中國古代文明的連續性的特點。在《史記》中，《三代世表》譜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從此以後，中國歷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溥儀止迄未中斷。在《史記》中，《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從此中國史書紀年迄無中斷。自《史記》以下，歷代均有斷代的紀傳體正史，它們首尾相銜，形成一條史的長龍。黑格爾說：「中國『歷史作家』的層出不窮，繼續不斷，實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①洵非虛語。其實，中國歷史著作的可貴之處還不限於時間上的前後銜接，而且中國歷代史書從體裁到內容都有內在的發展脈絡可尋。除了史學以外，其他學術的情況也大體如此。例如文學，從《詩經》到漢、魏古詩、到唐代律詩、到宋詞、到元曲，從楚辭到漢賦、到駢體文，其間都有著相當清楚的沿革關係。 黑格爾在肯定中國「歷史作家」層出不窮、繼續不斷」的同時，又說「中國很早就已經進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狀；但是因為它客觀的存在和主觀運動之間仍然缺少一種對峙，所以無從發生任何變化，一種終古如此的固定的東西代替了一種真正的歷史的東西。」②這樣，他就把中國歷史的連續性和停滯性混為一談。黑格爾有一種偏見，認為東方的文明是古老的，同時也是停滯的。我們不想否認，在黑格爾的這一偏見里也顯出了他對當時歷史的某種卓越的見解。因為，當時在西方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而東方還被束縛於傳統的封建制度之下。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科學地指出：「資產階級除非使生產工具，從而使生產關係，從而使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革命化，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生產方式，卻是過去的一切工業階級生存的首要條件。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盪，永遠地不安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①黑格爾不能對當時東西方歷史的區別作出唯物史觀的解釋，於是以臆造的「歷史哲學」的形式把它歸因於不同民族的精神上的「區別」。到了封建社會後期，尤其是明清時期，中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比西歐顯得遲緩，以致從歷史上的先進地位轉而落後下來。原先落後於中國的西方人，現在跑到中國前面去了，於是他以為中國在停步不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黑格爾作為一位對於辯證法的發展具有傑出貢獻的大師，他的中國歷史①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②《歷史哲學》，王造時譯本，第161頁。 ①《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4頁。 無變化的說法卻是直接違反辯證法的本身的。 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實質，絕對不在於什麼凝固不變性或停滯性，而恰恰在於中國文明具有的不斷的自我更新、自我代謝的能力。任何一個文明的發生，都必然是對於非文明的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的存在和發展，也都必然是對於非文明的不斷否定或克服。一切文明發生和發展的過程都是這樣的對立統一的運動過程或新陳代謝過程。就以上述各古代文明來說，埃及和兩河流域地區的先民在人類歷史上最先否定非文明而進入文明，她們的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一千年代中期由盛而衰，隨後也就失去了生機。愛琴文明到公元前十二世紀不再能自我代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希臘文明的自我代謝到公元前五至四世紀由極盛而轉衰，它本身隨後也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地位。羅馬文明在公元前後一兩個世紀裡盛極一時，其後失去自我調節、自我代謝的能力，以後也就由苟延殘喘而終至消亡。歷史上其他文明發生、發展與滅亡的歷程莫不如此。 我們論述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絕對不是也不能把中國的歷史寫成一部田園詩，把幾千年的歲月都說成是在安閒和恬靜中度過來的。中國文明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閱歷了無數驚濤駭浪，穿越了無數深峽險灘，其間有過許多光輝燦爛的時期，也有過不少風雨如晦的朝夕。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的真正特點，在於她歷盡危機而未消殘壯志，在於她屢經考驗而能活潑潑地生存下來。黑格爾《歷史哲學》是在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講演的，那是鴉片戰爭的前夕，的確是中國封建社會危機深重的時期。但是，中國文明並未在這次危機中失去自己的獨立存在。近百餘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文明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向復興。「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①這大體可以表明中國文明發展連續性的基本特色。 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縱觀世界歷史，古國文明源遠者未必流長；中國文明源遠而流長，這是極為難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淵源深遠，那末只有在前進的流程中得到足夠的川流的匯注，才有可能越來越寬闊、豐富，形成不竭的長流。中國文明所以沒有中斷，與國家統一的發展和鞏固是有密切關係的。 從世界歷史的一般情況來看，文明的發生和發展都是和不同程度的統一相關聯的。當文明最初發生之際，都有一個由部落共同體聯合為國家的過程。在古代希臘，人們把這種「統一」稱為「塞諾西辛」（Synoikismos）。經過這樣統一過程形成的還只是一種以某一城為中心的、小國寡民的邦。隨著文明的發展和地區性的經濟聯繫的出現，小邦往往又合併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隨著各地區之間文明聯繫的出現，在上古和中古時期，又先後出現過許多跨地區性的帝國。各個文明在這種橫向的分合過程中具體處境不同，它們在自身的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程度也有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以外的其他古老文明缺乏縱向發展中的連續性，一般都與其在橫向分合關係中的具體狀況有關。公元前四千年代晚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開始出現許多小邦，是世界上最早發生的文明。公元前三千年代，埃及形成古王國各朝的統一國家，出現了以金字塔為表征的文明；兩河流域南部也先後①《易·乾卦象辭》。 出現了阿卡德王朝和烏爾第三王朝的統一國家。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國夏文明、愛琴文明，都是小邦林立的文明。公元前二千年代，埃及出現了中王國、新王國諸朝的統一國家，兩河流域出現了古巴比倫的統一國；這兩個最古老的文明至此達到極盛階段。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尚未形成統一的地區性王國，就在公元前二千年代消亡了。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埃及和兩河流域南部（巴比倫尼亞）的古老文明中心開始發生危機，於是亞述人建立了包括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和兩河流域的帝國；這時，在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在希臘，重新產生了許多小邦。公元前七世紀末葉，亞述帝國解體，公元前六世紀中葉以後又形成了包括伊朗高原、兩河流域、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和小亞細亞的波斯帝國。公元前六至四世紀間，印度河流域和恆河流域開始形成一些地區性的王國，希臘城邦文明達到繁盛時期，羅馬國家形成。公元前四世紀後期，馬其頓征服希臘，隨後又征服波斯帝國，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但是這個帝國在亞歷山大本人死後不久就瓦解了，分裂成許多小國。公元前三世紀，在南亞次大陸曾一度出現孔雀帝國，但這個帝國很快也解體了。公元前三世紀，羅馬統一了義大利，公元前一世紀末葉，羅馬形成雄霸於地中海地區的帝國。公元前三世紀中葉以後，在伊朗和兩河流域逐漸形成了安息帝國。綜觀公元前一千年代，人類社會鐵器時代開始後的第一個千年代，我們可以稱之為古代帝國不斷湧現的時期。當然，每一個帝國都是在征服了許多地區性的王國的條件下產生的，但是，這些帝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能被認為是對於先前的地區性王國的統一。正如史達林所說：「這些帝國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而是暫時的、不鞏固的軍事行政聯合。這些帝國不僅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對於整個帝國統一的、為帝國一切成員都懂得的語言。這些帝國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語言的部落和民族（Ha-po$mhoctb）的聯合體。」①所以，這些帝國的先後出現，足以發生打斷古老文明的歷史連續性的作用，而不能維護或鞏固那種連續性。 公元以後直到中世紀晚期以前，情況也基本如此。在西方，西羅馬帝國在五世紀滅亡以後，出現的是日耳曼人諸王國林立的局面。公元800年，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但是查理曼帝國不僅與羅馬帝國無關，而且存在不到半個世紀就分裂了。公元962年，鄂圖一世（OttoI，936-973）再次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而這個正式命名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國家實際上連德意志和義大利都沒有真正統一過。雖然這個帝國的名稱直到1806年才在拿破崙兵威之下取消，但它恰如伏爾泰所說「既非神聖，亦非羅馬，又非帝國」，在歷史上算不了什麼。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是在中古後期隨著資本主義萌生逐漸形成的。在東方，一至三世紀間有安息帝國、貴霜帝國，三至七世紀間有薩珊朝波斯帝國，七至十一世紀間有阿拉伯帝國（八世紀中葉已開始分裂），十一至十三世紀間有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十三世紀有蒙古帝國，十四世紀以後又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正式崩潰）等。但是這些帝國都是軍事征服的產物，因此在不同時期里領土範圍的變化很大，最終的結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統一。現代東方的多數國家都是在反對西方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形成的。 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在發展中長期保持著統一的趨勢。象其他國家①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8—9頁。 一樣，中國最初也是有許許多多的部落，然後由部落合併為許多小邦，再逐漸統一為地區性的國家。相傳，「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①至周武王準備伐紂的時候，諸侯會於盟津（孟津）者有八百之多②。相傳，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①今按春秋以前的傳說數字雖未必可靠，但總可說明當時的確有很多小邦。這些小邦實際上是各自獨立存在的，周武王在牧野誓師，稱同盟各邦君長為「友邦冢君」②；周公東征武庚，仍稱諸侯為「友邦君」③。不過，就是在這樣小邦林立的情況下，也存在某種程度的統一的中心的觀念。在許許多多小邦之中，夏、商、周是依次出現的三個中心。如果把夏、商、周理解為秦漢以後的帝國，那當然不對。不過，從《尚書·周書》看，周人確實有一種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三代相承的觀念。周人自認在從前周是「小國」、而殷則是「大國殷」、「天邑商」。一九七九年在岐山鳳雛村發現的周原甲骨中也有「■周方伯」（見H11，82；H11，84）的記載，尤可證明傳統文獻中周為殷之西伯的說法。《詩·商頌·玄鳥》說商「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被四海」，頗為有理。商作為一個大邦，其民所居不過千里；但作為各邦共戴的一個王朝，它就「肇域被四海」了。所以，在夏、商、周三代小邦林立的時候，其中就有著一個統一的方面。 從春秋以至戰國，諸侯之間相互併吞，大國爭霸激烈。這看起來象是由於周室衰微而出現的一種分裂局面，其實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並小邦為大國，由封國而郡縣，形成了地區性的統一王國。戰國七雄進一步兼併的結果，是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首次統一的秦、漢皇朝。兩漢的統治持續了四百餘年，為中國以後進一步的統一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東漢以後，出現了五十年的三國鼎立局面。西晉以後，出現了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時期。可是魏、蜀、吳三國都是在克服地方割據局面中建立起來的，它們都在為統一全國作準備。就是在西晉滅亡以後的一個較長的分裂時期中，也一直存在一種統一的趨勢。前秦符堅曾經一度統一了北方。淝水之戰以後，北方再度出現分裂局面，但是在四三九年，北魏又完成了北方的統一。 經過南北朝以後，又出現了隋、唐時期三百年的統一。這一次的統一的規模，又超過了兩漢時期。唐以後，雖然有過遼、宋和宋、金之間的南北對立，但統一仍是發展的總趨勢。經過元、明兩代，到清朝的時候，中國的統一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 中國的統一之所以能夠得到鞏固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民族關係的具體發展特點密切有關的。自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進入了多民族統一的過程，大致經歷了各民族內部的統一、地區性的多民族的統一，而達到全①《呂氏春秋·離俗覽·用民》。禹時有萬國說，亦見於《左傳》哀公七年、《墨子·非攻下》、《荀子·富國》等。 ②見《史記·周本紀》。 ①《晉書·地理志》（上）。按見於《春秋》經傳的百有七十國，不是春秋末年存在的數目。②《尚書·牧誓》。 ③《尚書·大誥》。 國性的多民族的統一。全國性的多民族統一，也經歷了多次的曲折而終於達到穩定的多民族的統一，並且建立了多民族統一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卷第一章對此已有闡述，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第二節　中國史和世界史 中國史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 中國史作為一門國別史，作為一門如此源遠流長而又內容豐富的國別史，自然有必要不斷地進行深入的專門研究。同時，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是在世界的總環境中發展的，所以，中國史又有結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這就是說，既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又要把中國史放在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中來考察。 當然，要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歷史必須放在與外部世界的比較中來考察，這在客觀上必然要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在自人類開始進入文明以來的約五千年中，新航路的開通在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說世界作為一個有機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整體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從比較中認識自己國家的歷史，總是從與鄰近的國家或民族比較開始的。然後，隨著接觸和了解範圍的擴大，比較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在中國，注意到以他邦的歷史來與本邦作比較的情況是出現得很早的。《尚書·周書》中有若干周人與商人作歷史比較的文字。例如《酒誥》記：「王曰：封（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這裡不僅有商周兩代的縱向的比較，而且有商周兩邦之間的橫向的比較。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爭霸和兼併鬥爭的激化，邦君謀臣在分析天下大勢時亦往往兼有對不同的邦的歷史比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勢力將衰，周宣王之弟鄭桓公友曾「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話，這就是《國語·鄭語》的基本內容。這篇話既分析了當時形勢，也比較了有關諸邦的歷史（且不論其觀點見解如何）。鄭桓公聽了這番分析後很高興，「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這樣就為春秋時期的鄭國安下了立足點。 在古代西方，注意從與外國比較中認識本國歷史，也是有很古老的傳統的。在希羅多德所著《歷史》一書中，不僅有很多篇幅用於追述埃及、巴比倫等東方古國的歷史，而且從比較中認識到希臘文化的許多因素是從東方學來的。例如，他知道希臘文字是從腓尼基人那裡學來的（《歷史》，V，58）。又如，他說「（埃及）國王阿瑪西斯還規定出一條法律，即每一個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諾姆的首長那裡去報告他的生活情況，而如果他不這樣做或是不來證明他在過著忠誠老實的生活時，他便要被處以死刑。雅典人梭倫從埃及那裡學了這條法律而將之施行於他的國人中間，他們直到今天還遵守這條法律。」（《歷史》Ⅱ，177）當然，希羅多德也說到了希臘與其他國家傳統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個被放逐的斯巴達王和波斯皇帝的對話，以寓論於史的方法說明波斯傳統重視王的權威，而希臘傳統則重視法的權威（《歷史》V11，102）。以後，希臘、羅馬的許多史學家、哲學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較的探索。亞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學》一書中充滿了對希臘各邦之間以及對希臘與其他國家的比較研究。普盧塔克（Plu-tarch）著希臘羅馬名人傳，更是有意識地在作比較的研究。 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以後，文化衰落，史學不振，直至文藝復興以前沒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新航路的開通，尤其是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學者在其學術活動中開始在更廣闊的範圍里進行比較的研究。例如，法國的孟德斯鳩所著《論法的精神》（嚴復舊譯稱《法意》）一書，不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對多國法製作了歷史比較研究的書。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在這方面更有所進展。例如，毛勒（GeorgLudwigMa-urer，1790—1872）對於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爾根（LewisHenryMorgan，1818—1881）對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隨時分析研究當代學術研究的新成果，同時親自作了許多歷史的比較研究。我們從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前各形態》，《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書中可以看出，偉大的導師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較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闡明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使史學發展成為科學。 在我國傳統史學中，自司馬遷《史記》以下，大部分紀傳體史書多記邊區少數民族。也有關於外國的記載。這些記載作為歷史資料，是十分寶貴的，但其中作比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說比較研究作得不夠。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討。明中葉以後，世界形勢迅速變化，而中國人於外國歷史之認識仍裹足不前。於是中國人失去了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實際處境的了解，到清中葉以後，我們的國家因此而飽經苦難。 嚴重的外來威脅使中國人逐漸清醒過來。於是乃有林則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之作。近代的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開始注意比較中外歷史了。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等都很注意從世界看中國，注意中國歷史與外國歷史之比較。梁啓超在《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中說：「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國曆千年，而守舊不變，為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鈐轄，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闢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為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蹶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台灣也。..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復，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確之處，但是他的話道出了中國人必須把自己的歷史置於世界變化的歷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國史學家注意結合世界歷史之背景來研究中國歷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進步，但其中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問題大體在於兩端：一則以為中國歷史文化為世界之冠，為國粹派；一則以為中國百事不如人，為民族虛無主義派。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以世界史為背景對中國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即從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研究中國歷史具體發展規律的階段。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已經在這方面作出了許多卓越的貢獻。我們將永遠不忘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篳路藍縷之功，當然也不能永遠以他們的成就為滿足，從此裹足不前。 現在我們要結合世界背景來考察中國歷史，顯然有大量工作有待進行。 這是因為：第一，要作為中國史背景來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必須結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學研究成果來比較研究中國史。第二，從事中國歷史研究所需的資料和條件也在不斷地而且相當迅速地發展著，我們的研究不論在深度或廣度上都必須有所進展。前進是必須的。以上論述中國史有置於中外比較中考察的必要，考慮的是中外歷史間客觀存在的邏輯聯繫。那末，現在可進一步討論中國史有必要置於中外歷史的現實聯繫中考察的問題。 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因世界聯繫發生、發展的情況而分為兩大階段。馬克思說：「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又說：「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指歷史——引者）發展進程中愈來愈擴大，各民族的原始閉關自守狀態則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發地發展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分工而消滅得愈來愈徹底，歷史也就在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②這就是說，全世界範圍的有機聯繫有一個長期的發生過程，隨著近代大工業的出現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才作為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出現。大體說來，上古和中古時代是世界的有機聯繫發生的時期，近代以後是世界的有機聯繫形成和發展的時期。 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的聯繫有一個漫長的發生、發展過程。先秦時期的情況，由於史料不足，諸多待考。秦漢以後，尤其「張騫鑿空」以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已成為中國史書中一項經常保有的內容。當然，從秦漢以至近代以前，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還不具有經常和必然的性質。關於這一時期中國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應該從中外歷史比較的角度來考慮。聯繫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總趨勢是由近而遠、由疏而密，其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西漢時，張騫西行，從此打通陸上絲綢之路。東漢時，班超副使甘英歷安息，抵條支，臨西海以望大秦（羅馬），雖未能直接與羅馬建立聯繫，但漢與羅馬都已互相知道對方的存在，間接的商業聯繫也已發生。《後漢書》載，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這說明東漢時與西方的海上聯繫也開始了。雖然這兩條通路由於各種歷史原因時通時斷，但是通過這兩條路而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化藝術由此傳入中國。三大宗教對於中國歷史影響不小。佛教不僅在民間曾廣泛流傳，而且影響了中國的正宗思想——儒學。伊斯蘭教對於回族、維吾爾等民族的影響也是非常明顯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還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經由這兩條路傳入中國。如伊朗的①《〈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12頁。②《德意志意識形態》，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51頁。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猶太教（一賜樂業教）、印度的婆羅門教等都曾傳入中國。這些宗教對中國也有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摩尼教（又稱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經被起義農民用作號召和組織群眾的工具。此外，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許多物品也由此傳入中國，其中礦物、植物、動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漸在中國培植和繁衍起來。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對於中國歷史實際是有其相當深遠的影響的。如果我們瀏覽一下唐宋以來的藥物記載，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藥物是從國外傳來的。當然也有多種物品由此傳往外國，對外國作了貢獻，《中國伊朗編》（B.Laufer：Sino-Iranica，ChineseContri-butionstotheHistoryofCivilizationinAncientIran）對此考訂頗詳。唐宋以後，中國與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貿易日益發展，這種往來對於中國歷史的影響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財政負擔十分沉重，因而重視大量的市舶之利對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後的情況與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在西方資本主義武裝力量的壓迫下，封建的中國門戶被打開，中國由封建社會逐漸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東方，在全世界範圍的擴張，這恰恰是中國跨入近代的總的歷史環境或世界背景。如果離開這個背景來考慮中國近代史上的開端問題，那末我們對於當時中國歷史處境的認識，將不會超過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統治者的水平。 中國在近代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際都從屬於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國人民頭上壓了三座大山——帝國主義者、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不管三者之間存在多少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們在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中卻總是狼狽為奸勾結在一起的，而帝國主義者就是他們的總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階級結構，都完全離不開世界的總背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同樣也必然地帶有世界的性質。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①同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②從此，中國歷史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因此，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離不開世界的歷史環境。不然，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現在，中國人民正在共產黨領導下向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現代化是當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國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的偉大歷史意義，也只有結合世界歷史的總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國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著重談世界史對中國史的意義。現在談談中國史對世界史的意義。①《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28頁。 ②《論人民民主專政》，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360頁。 這不須經過詳細論證，人們也能直觀地發現，如果忽略了歷史如此悠久、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文明如此燦爛的中國，任何以世界史命名的著作都將不成其為世界史。過去，某些名為世界史的著作沒有恰當地反映出中國歷史應有的地位。這如果不是出於知識不足，便是出於偏見，也許二者兼而有之。 世界史雖由各國史綜合而成，但又高於各個國別史的簡單總和，其原因就在於世界史能在各國歷史發展的具體規律之上，顯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這種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既寓於各個國別史中，又不能從國別史中直接地、自然地顯現出來。只有通過比較研究，人們才能找到某種典型，並透過對典型的分析而對一般規律有所了解。恩格斯在分析國家在民族制度廢墟上興起的問題時指出：「雅典是最純粹、最典型的形式：在這裡，國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從氏族社會本身內部發展起來的階級對立中產生的。」①恩格斯找到了雅典國家產生的典型形式，是在將它與羅馬和德意志人國家的產生作了比較研究之後得出的科學結論。恩格斯在說明馬克思為什麼特別注重對法國史的研究時指出：「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藉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藉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的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①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在對歐洲各國歷史作了比較研究以後才發現了法國這樣一個典型。 為了從比較研究中尋求典型並揭示人類社會一般發展規律，用以進行比較的國家或地區自然是愈廣泛而愈有代表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革命和科學的實踐中不僅對歐洲國家的歷史作了比較研究，而且也對東西方的歷史進行過比較研究。恩格斯在對東西方歷史作了比較的基礎上指出：「在亞細亞古代和古典古代，階級壓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即與其說是群眾被剝奪了土地，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占有」。②這就是通過廣泛的比較研究而闡明古代社會階級關係的一般規律。 應當承認，在迄今的比較研究和選取典型的過程中，中國史還沒有得到世界史的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且不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各種原因，這裡只須指出，這樣會使人們在選取典型時限於片面，從而對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探討也難以深入。世界史里長期存在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傾向，不僅在近代史上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視為時代的中心，而且在上古和中古史上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西歐當作衡量其他地區或國家的一把標尺。不少人慣於把雅典和羅馬的社會視為奴隸制社會的典型，於是對於其他古代國家不是誇大奴隸人數以與羅馬附合，就是把它視為變種。可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愈來愈清楚，即使在雅典和羅馬的極盛時期，奴隸也未能占人口的多數。於是關於古代社①《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165頁。①恩格斯為《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的《第三版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601—602頁。 ②《美國工人運動》，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258—259頁。會性質問題又發生了很大的震盪。現在研究有待於深入，簡單地以雅典、羅馬為標準的辦法肯定行不通，需要有廣泛的比較研究。古代中國的社會具有系統的結構和層次，在不同的方國中還有多樣的特點，又具有他國少有的豐富典籍和出土資料。所以，我們應當也必須充分結合中國古代的歷史來研究和解決問題。不少人慣於把中古西歐作為封建社會的典型，實際上，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國作為西歐的典型有原則上的不同。他們對其他中古國家，或是任意把非農奴說成農奴，或是說那裡根本沒有封建社會。從前論法蘭克王國封建化的完成，的確曾強調其大多數農民的農奴化。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人們逐漸看出並不是簡單的、一例的農奴化，而是有各種程度不同的複雜的封建依附關係。簡單地以中古西歐作為衡量其他國家封建制度的標準的辦法也行不通了，現在需要更廣泛和充分的比較研究。如果實事求是地考慮問題，中國史上的封建制度比西歐封建制度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更為典型的意義。中國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是在歷史的正常連續進程中實現的，不象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封建制度，從而也沒有經濟和文化的中衰和復興等帶有特殊性的現象。中國在中古時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高度的發展，階級結構和階級矛盾也比歐洲為複雜，充分解析這樣高度發展和結構複雜的封建社會，將會加深我們對於發展較低和結構較簡的封建社會的了解，也會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封建社會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境內許多少數民族在封建制度方面也有許多特色，這對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也是十分有意義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中古時期文物、典籍的繁富為其他國家所少有。要多方面深入地了解封建社會，這個史料寶庫是至為珍貴的。所以只要在比較研究中充分運用了中國史，我們對於其他國家歷史的了解，對於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的了解都無疑會大為提高一步。 中國史對於世界史的重要性還在於，中國在與外部世界聯繫的過程中對其他國家，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近代以前，世界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有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國在這個過程中曾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出現在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克里特島等幾個孤立的點上。以後這些點逐漸連結或擴展為片，然後再逐漸連結為整體。公元前六至四世紀，古代文明大體已連結成三片：從地中海東部到印度河一片，從印度河到恆河一片，中國一片。印度和它以西的一片在印度河流域發生接觸和交叉，相互間開始有了聯繫和了解。由於喜馬拉雅山脈和帕米爾高原所造成的交通困難，這時中國和以西兩片有無聯繫尚待確證①。不過，中國形成為三大片文明地區之一，這對進一步聯繫的形成極為重要。公元前138年張騫奉漢武帝命出使，在匈奴中稽留十餘年後到達大夏（Bactria）等地。從此開通了「絲綢之路」，三片古文明之間的聯繫開始發生。以後千餘年間，這條路在東西方交通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在古代要走通這一條路，自然是十分困難的。中國人首先開通了這一條路，為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具有世界性的歷史意義。中國與西方的海上交通，在漢代大約已到印度①，這①公元前二世紀，張騫至大夏。見邛竹杖、蜀布，來自印度，他認為中國西南部與印度可能早有往來。印度《摩訶婆羅多》、《政事論》等書中也說到Cina，可能是指中國。確實聯繫待考。①在印度邁索爾發現了中國古錢，年代很可能屬公元前138年（即漢武帝建元三年）。有的學者以此作為公元前二世紀中印海上交通的證據。 樣也就開始接通了經波斯灣或紅海而到達西方的航路。當然這條路在古代的艱難危險程度也不在陸路以下。東晉高僧法顯從陸路經中亞到印度，以後經斯里蘭卡由海路回中國，往返途中經歷了許多艱險。隨著陸海兩路的開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印刷術、火藥也先後傳往西方。造紙術於公元八世紀中葉傳到阿拉伯人手中，到十二世紀才傳入歐洲。印刷術約於十二世紀傳到埃及，十四世紀末傳入歐洲。這兩項技術傳到歐洲的時候，正是「文藝復興」即將開始的前夜。它們為歐洲科學文化的傳播和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戰勝封建主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中國人很早就發現磁石可以指南，十一世紀中葉，曾公亮等所著《武經總要·前集》，在第十五卷中已說到以指南針為交通辨向工具。十二世紀初，朱彧所著《萍洲可談》第二卷中，已明確說到指南針用於航海事業。約十二世紀，指南針傳入阿拉伯人手中，以後又傳往西方。歐洲人學會以指南針航海，為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作了準備，從而也為資本的原始積累準備了條件。火藥於十四世紀傳入歐洲，成了「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②。總之，四大發明的西傳，對歐洲的歷史起了重要的影響。在近代以前，遊牧民族的遷徙對於農耕地區民族有很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廣大地區的政治局面。中國北部的遊牧民族和中原以南的農耕地區的關係就往往影響到民族的遷徙。從歷史上看，規模大影響大的遷徙有三次。戰國、秦、漢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遊牧民族是匈奴人。經過兩漢時期漢與匈奴的搏鬥與和解，公元一世紀末，南匈奴內附於漢，北匈奴敗逃。約公元二世紀中葉，北匈奴逾蔥嶺西去。至四世紀，他們到達歐洲，引起了日耳曼各族的大遷徙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這是第一次。南北朝後期、隋、唐時期，中國北方最主要的遊牧民族是突厥人。經過隋、唐兩朝與突厥的反覆爭戰，公元八世紀中葉，突厥汗國最終滅亡，很多突厥人內附於唐，也有許多突厥人分布於蔥嶺以西、中亞一帶。公元十一世紀，居於阿姆河流域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向西移動，征服伊朗、兩河流域、敘利亞直至小亞細亞。這是第二次。公元十三世紀初，金與南宋、西夏處於對峙局面，北面蒙古興起。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蒙古人征服了歐亞廣大地區，形成了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這是第三次。匈奴人在西方建立的帝國、塞爾柱土耳其帝國和蒙古帝國，對於世界歷史的影響是很大的。如要了解這些遊牧民族的活動，中國史正是必不可少的背景。 在長期與外部世界交往的過程中，中國人曾留下了大量關於外國歷史的記載。自《史記·大宛列傳》以下，幾乎歷代紀傳體史書都有關於外國的傳記。它們不僅涉及鄰近國家的朝鮮、日本、中印半島諸國、南亞諸國及中亞地區，而且對西亞、歐、非的一些國家也有所記載。此外，中國歷代還有許多私人著述，它們專門記述或涉及外國史事，其中有不少還是旅行家親自記錄的所見所聞。漢文《大藏經》中就包含了豐富的外國歷史資料，主要是關於南業、中亞地區的資料。中國典籍對於許多國家的歷史，對於長期作為東西方交通要道的中亞地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如要研究世界各地區聯繫形成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典籍是不可缺少的珍貴資料。總的說來，中國典籍在世界交往史上的意義與中國在世界客觀聯繫形成中的作用是大體相當的。 ②《反杜林論》，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07頁。 十五世紀末葉至十八世紀末葉，世界各地區間海上航道逐漸開通。工業革命於十八世紀後期從英國開始，十九世紀又在歐洲大陸和美國逐步展開，同時世界經濟也逐漸形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在這個時期，西方社會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帝國主義，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了殘酷的殖民活動。在同一時期，中國逐漸落後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百年中又淪為半殖民地的地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暗淡的時期。就是在這樣的時期里，中國對於世界歷史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東方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都迅速衰落，而中國的清皇朝卻在這時基本上保持了祖國的領土範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東方大國的存在，給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擴張造成了巨大的障礙。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但是，中國人民的鬥爭堅持不斷。在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多次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不可計量的、無名的民族英雄為保衛祖國作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跡。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不僅在中國推翻了幾千年的君主政體，而且在亞洲和世界上也有重要的意義。列寧說：「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動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它直接提出群眾生活狀況及群眾鬥爭問題，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嚮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歷來的壓迫者作鬥爭。」列寧還以孫中山先生與西方的總統相比，說西方國家的總統是已經腐朽的資產階級的走狗或傀儡，而「這裡的亞洲的共和國臨時大總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①辛亥革命沒有能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以民主和科學為號召的「五四運動」又進一步展開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毛澤東同志說：「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②經歷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瓜分殖民地的狂潮，中國作為一個古老的大國能夠生存下來，這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來說是一個挫折，對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鬥爭來說則是一個鼓舞。 從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經過了二十八年的艱苦鬥爭，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是在歷史悠久、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取得勝利的。這就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世界殖民體系，鼓舞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鬥爭。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在世界歷史上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附錄一①《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見《列寧選集》第二卷，第424頁。②《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