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一卷） · 第八章　史書體裁和歷史文學

第一節　史書體裁的綜合運用 史書體裁綜合運用的傳統中國史書，體裁繁富。《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中有《尚書》和《春秋》兩類，都屬於不同體裁的史書。《禮》類記典制，《詩》包含了不少的史詩，也都具有史書性質。《隋書·經籍志》除《書》、《春秋》等列於經部外，專有史部書的著錄，共十三類。這十三類史書，各有其在體裁上的特點。劉知幾的《史通》，以編年、紀傳二體為正史，把偏紀、小錄等十類史書列為「雜述」，共十二類，即十二種體裁。清修《四庫全書》，定史部為十五類，比《隋書·經籍志》的類別更多一些。這些分類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當，但反映了中國史書體裁之多。當然，這些分類都與內容有關，但也結合著體裁上的特點。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是史書體裁中最主要的三種形式。具體到一部史書，往往是以某種體裁為主，同時也採用別種體裁作為補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樣單純的編年體，是很少見的。這種在史書體裁上的綜合運用，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長期的傳統，不過作者不一定意識到這一點。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史書都屬於一種單純的體裁，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一般認為是一部記言的書。從書的基本內容說，是這樣的。但從全書內容來看，《尚書》就已經是一部多體裁的書。書中，如《金滕》、《顧命》，都是紀事本末體，《禹貢》是地誌，《堯典》則近於本紀。《國語》的情形也是這樣，既記言，又記事，還記一事的始末及歷史發展的趨勢。《尚書》、《國語》都是後人編集而成，把多種體裁的記載匯集在一起，就出現了多體裁的形式，但這並不是編集者要運用什麼體裁，還說不上是多體裁的綜合運用。 編年體史書，《春秋》只記年月日和事目，記載很簡單。後來，《左傳》出來了，記事又記言，有時還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態發展的結果。這是編年體史籍本身發展出現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別種體裁的結果。編年體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無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無法寫在書內。《左傳》使用了紀事本末的辦法，對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漢紀》、《後漢紀》用類舉記事的辦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傳記都寫了進去。《資治通鑑》又在前人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形式，記載的內容大為恢廓。 紀傳體的本身，就是一種綜合體。司馬遷寫《史記》，就是這樣作的。 《漢書·司馬遷傳·贊》說：「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史事以為之《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這裡說的是《史記》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內容，實際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書的各種體裁，而形成本紀、列傳、世家、書、表綜合的形式。本紀，基本上是編年體，也有關於帝王本人的事跡。列傳，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世家，是諸侯和貴族的歷史。書是關於典章制度和有關社會文化生活各方面的歷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達錯綜複雜的歷史情況的史表。《史記》把多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互相配合的整體，能從多方面反映社會生活，構成一個時代的全史，並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縮性。這是紀傳體在二千年中被長期沿用的一個重要原因。歷代史家讚揚《史記》的體裁，評論有詳有略，側重或有不同，中心實在於此。范曄、劉知幾、章學誠都強調它能夠包括豐富內容，囊括歷代史事。如劉知幾說：「《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綱，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①趙翼則認為由於《史記》的體例堪稱「全史」，因而成為史家的極則。他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匯於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②梁啓超則認為《史記》各體互相補充，包羅豐富，很有伸縮性。他說：「《史記》在體裁上集其大成，兼綜諸體而調和之，使互相補充而各盡其用。」③又說：「紀傳體的體裁，合各部在一起，記載平均，包羅萬象。表以收複雜事項，志以述制度風俗，本紀以紀大事，列傳以傳人物，伸縮自如，實在可供人們研究。」①他們所共同強調的《史記》具有綜合眾體、容量廣闊的突出優點，在今天仍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鑑。這個問題在文學界也有人提出來。茅盾同志的《夢回瑣記》，說：「我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按正史的體裁編一部中國文學史。..本紀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綱而已，讀者要知其詳，要讀列傳和書志。」「文學史如此，美術史、音樂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樣的辦法」②。茅盾提出要從《史記》的綜合體裁中吸取營養，撰寫新的紀傳體文學史的設想很有見地。 新綜合體裁的探索《史記》在編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優點，對於史學的演進影響極大，不僅後世修史竟相仿效，綿延不絕，而且吸引著一些有識史家在它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的嘗試。十七世紀以後，出現了一種探索新綜合體的趨勢。先有清初馬驌撰《繹史》，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至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學評論家章學誠深入地辨析體例，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並在修撰方誌上作出嘗試。本世紀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學家章炳麟、梁啓超分別提出了編撰《中國通史》的設想。馬、章、章、梁具體做法雖有不同，但都是朝著同一的方向努力。他們都試圖突破原有體裁的限制，創造出一種更能顯示出歷史演進大勢，更能廣泛反映社會史豐富內容的新體裁。他們不斷探索的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史學發展的要求。 清初的馬驌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綜合體的第一人。他的史學成就在當時就受到重視。顧炎武對他尤為推服①。他在青年時期，曾將《左傳》改編為紀事①《史通·二體》。 ②《廾二史札記·各史例目異同》。 ③《中國歷史研究法》。 ①《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②《夢回瑣記》，《文藝報》1981年第1期。 ①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獻五》。 本末體，成《左傳事緯》一書，至今仍為研究者所重視。此書除正文外，還有附錄八卷，內容包括「圖表」、「覽左隨筆」、「名氏譜」等，補充正文敘事的不足。這種做法，已經包含著吸取多種體裁的優點以補充單一體裁所不足的意圖。 《繹史》一書創造了新的綜合體制。此書是馬驌一生精力所萃，共計一百六十卷，分為五部：一為「太古部」，二為「三代部」，三為「春秋部」，四為「戰國部」，計一百五十卷，是全書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禪」、「商湯滅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學說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等。最後是「外錄」，十卷，補充前面四部記載的不足。冠於全書之首的還有世系圖、地圖和年表，用來與正文互相配合。總之，馬驌是將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學案體、典制體等，熔煉成為綜合的體裁。馬驌自述其著述主旨說：「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②他為自己確定的要求，是既重記事，又重記人。顯然，倘若只是簡單地採用傳統史學三種主要體裁中的哪一種，都是無法容納這樣廣泛的內容的。《繹史》的出現可說是體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學人李清為《繹史》作序，盛讚它具有「體制之別創」、「譜牒之咸具」等特點，又說「自讀《繹史》，然後知天地之大，識宇宙之全」。話說得有些過頭，但他特別推崇《繹史》體制別創和內容豐富，則是頗有見地的。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以發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書體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本是三代以後之良法，司馬遷發凡起例，具有遠見卓識，紀表書傳互相配合，是以「範圍千古，牢籠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馬遷對體例的運用能夠靈活變通，「體圓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範。《漢書》、《三國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學」的上乘之作。降而《晉書》、《隋書》、《新唐書》等，「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價值的史書。後來的修史者墨守成規，不知根據需要變通，結果史才、史識、史學都反過來成為史例的奴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紀傳體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這些論述分別見於《史學別錄例議》和《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二文中，相當中肯地總結了中國一千多年歷史編撰的一些重要經驗教訓，貫串著歷史分析的眼光，強調史家的才識，強調靈活運用。他還認為，紀傳體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難以反映史事演進的大勢。「夫史以記事者也；紀傳、編年，區分類例，皆期於事有當而已。..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實，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又說：「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①這都是講紀傳體不利於反映歷史發展主線的缺點。 章學誠認為，紀傳體的這一缺陷，正好從紀事本末得到彌補。他說：「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漏。」「夫史為記事之文，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或溢②《繹史·征言》。 ①《文史通義·史學別錄例議》。 也」②。這裡強調史實本身千變萬化，史書要與之適應，就必須採用紀事本末體的辦法，「按事立篇」，「不為常格」，「起訖自如」。 根據上述對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利弊的分析，章學誠明確提出了「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作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他說：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復化為神奇。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篇，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之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仆衷，為從此千百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③99900041_0307_1章學誠主張的實際內容，就是吸取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二者之所長，形成一種新的綜合體裁。他認為這是為史書的編撰解決了大難題，開闢了新途徑。如何實現「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原則，他有過兩種設想。一種辦法是採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即保留紀傳體原有的「紀」、「表」；去掉「書志」名稱，設立包含多種類型內容的「傳」，並增加「圖」。另一辦法是設置「別錄」，在全書前面標列出一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將書中有關的篇名註明，以此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總的意圖，則都是要保留紀傳體各體配合的特點，補充紀事本末體更能顯示歷史大勢的長處。這與《繹史》的編撰意圖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啓超二人生活的時代距我們更近，他們的史學思想有近代色彩，並且兩人還曾通信討論修撰《中國通史》的體例，他們探索新綜合體的嘗試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於一九○○年寫作《中國通史略例》①，明確地採用章學誠的主張，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寫信給梁啓超、吳君遂等，重申其見解。這說明：《略例》中提出的設想，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他長時間探索後形成的相當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國通史目錄，有表、典、記、考紀、別錄五種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歷史觀比封建時代的史家進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國通史》的目的，一是為了「揚榷大端，令知古今進化之軌」，一是為了「振厲士氣，令人觀感」②。這反映出他當時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立場，同時，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資產階級進化史觀的影響。他所設想的體制，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而對紀傳體加以改造。目錄中的「典」是用以記典章制度，來源於「書志」。「考紀」和「別錄」都是記人，來源於「本紀」和「列傳」。「表」用以列舉次要的人物和紛繁的材料，其來源於紀傳體甚明。十篇「記」，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設立的。儘管五種體裁中以何為綱沒有解決，但總的來說，章炳麟的設想較章學誠前進了一步。 梁啓超於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醞釀寫《中國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陳叔通信中概述他訂定的《中國通史》體例，要設立「載記」、「年表」、「志略」、「傳志」（又稱「列傳」）四項。現見於《飲冰室文集》中有關《中國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寫於1920年，計有《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春秋年表》和《戰國年表》、《志語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②《文史通義·書教下》。 ①《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於《訄書》手校本。②《中國通史略例》附在《訄書》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後，始見於《訄書》手校本。禮學》，正與此信件中所說四項體例相符。他還有一篇《原擬中國通史目錄》，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個篇名，但包括不了「載記」、「年表」、「志」的體例，可見這份「目錄」是他更早時候所擬而後來放棄了的。梁啓超的「載記」、「年表」、「志」、「列傳」四體與章炳麟的五種表述形式有許多相通之處。「載記」的作用是敘述一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歷史大勢。從《春秋載記》和《戰國載記》可見，這是吸收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並加以發展。「載記」是作為大綱，再用「年表」、「志略」和「列傳」相輔而行。梁啓超認為紀傳體史書是帝王家譜，又說「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蕪累亦愈甚也。」①這只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對紀傳體的長處也有中肯的評論，如說：「紀傳體的長處，在內容豐富，社會各部分情狀，皆可納入。」②他設想的《中國通史》體例，其核心內容，就是既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又發揮紀傳體各體配合、包羅豐富、伸縮自如的長處，而形成新的綜合體裁。儘管梁啓超遠未實現自己的設想，但他的做法和認識卻對後人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第二節　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 以序說開宗明義回顧我國史書體裁發展的悠久的過程，深感到一種單一的體裁，決不足以反映我國歷史的豐富內容。我們應該發展綜合運用的優良傳統，多體裁配合、多層次地反映歷史。本書擬就此有所嘗試。首先，我們以「序說」置於全卷之首，開宗明義。 書之有序，在我國起源甚早。《莊子·天下篇》縱論古代學術的發展及莊子在學術思想上的地位。《呂氏春秋·序意》記文信侯關於十二紀的問答。這已是書序的雛形，但還沒有達到書序的完整形式。漢儒序《詩》、《書》，解說每篇寫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書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首說全書由起，次說二十篇的旨趣，末說全書的重要意義，這已是一篇全整的書序了。許慎《說文解字·序》說文字創製的由來及本書所論列的五百四十部首，也是一篇很好的書序。劉向校書，每校完一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寫成別錄。劉向所作，為後來書目解題之始，實際上也是校書人為所校書作的序。漢人如高誘等注釋古書，也各有序。 司馬遷寫《太史公自序》，是我國史書中最早出現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首先說他的家學，說到他的父親對戰國以來各學派的評論、對史職的神聖責任感。其次，說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義。再次，他扼要說明了全書一百三十篇的寫作旨趣，而最後指出：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絕］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虞唐，至於周，復典之，故①《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 ②《中國歷史研究法》。 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於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這篇序，說出了作者的史學淵源、史學思想、本書的取材和體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記》有些篇章在開卷也有關於撰寫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曆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睢》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歷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歷王遂奔於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強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楚威王傅，為王不能盡觀《春秋》，採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大史公曰：儒者斷其義，弛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十二諸侯年表》記的是春秋時期的歷史。司馬遷的這篇小序說出了春秋時期出現社會大變動的由來和情況，使讀者對這一時期歷史先有一總的印象。其次，列舉了孔子作《春秋》以來以至漢初關於春秋歷史的撰述並加以評論，其中包含史事、史論和歷譜。最後他說明本表的寫作要求和意圖。這對於一篇序應該說到的重要問題，可以說差不多都涉及到了。這篇序在《史記》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漢書》中寫序傳上下卷，上卷記他的顯赫家史，他父親的《王命論》和他的辭賦。下卷記他寫《漢書》的緣起和《漢書》百篇的旨趣。最後，是對《漢書》的自我評價。這篇序傳不象《太史公自序》寫得那樣集中，內容比較貧乏，但畢竟還是遵循司馬遷創始的規模而寫出來的。 宋元時，有兩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鄭樵《通志總序》，又一篇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鄭樵《總序》中論通史體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強調客觀地記述歷史。他認為，只要記載真實，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貶。他還說明了《通志》全書的規模，說明哪些部分是因襲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創新。馬端臨論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資治通鑑》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錯誤。接著他論述了編撰《通考》的意圖，說明他的取材、編撰方法和對於《通典》的續補，也說到了家學的影響。於書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詳以「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鄭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學見解。馬端臨的序分出好幾層次，一層一層地說出編撰通考的思想。這兩篇序，都緊緊圍繞主題、旗幟鮮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體會，沒有廢話，各有特色。 書序往往包含有編撰體例的內容，但往往不能詳備。為了詳備，就出現了單獨成篇的例，這一般是編撰體例的條文化，實際上是承擔了書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務。《史通·敘例》說：「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為已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劉知幾在這裡敘述了例的歷史發展，並加以評論。他說的這些例，差不多都見不到了。自唐以後，書之有例者漸多。清人治學趨向縝密，所作的例有盛於前。崔述的《考信錄釋例》和阮元的《經籍纂詁凡例》是其中頗有特色的兩篇。《經籍纂詁凡例》共二十三條。其中，關於收錄之例四條，關於歸韻之例三條，關於編次之例五條，關於引用書名之例七條，其他雜例四條。《經籍纂詁》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訓詁書，就是靠這二十三條規定，井然有序地編排起來。這充分表現了凡例的現實性和計劃性。《經籍纂詁》雖不是一部史書，但這二十三條凡例同樣可供史例編寫的參考。凡例之後，還附有修書人的姓名，標明了每一個人的任務和負責的部分，這也是一個集體編書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錄釋例》是《考信錄提要》的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論證考信對治學的重要，古史傳說、諸子語言、經世訓詁的偽誤和後人依託的偽書，這不是一般的例，是對於古代史料學的具體擅述。 從序的歷史看，它對於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卷書或一部書說，都是有開宗明義的作用的。它向讀者說明一些問題，為讀者提供理解上的條件。它所包含的內容，主要有這樣的幾項：（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學經歷和其他活動的經歷。（3）基本資料。（4）對前人撰述的評價。（5）作者自己的觀點。（6）作者的撰寫意圖。（7）編寫上的技術問題。這對於我們目前寫序，有很必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加以取捨和發展，使之更能符合我們當前的需要。 對於作者的身世和經歷，有些讀者是感興趣的。但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關係，可以寫，也可以不寫，不是序文所必須具備的內容。 對基本資料，序中是需要說明的。資料，可包括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可包括民俗學方面的資料。有些文獻資料，情況比較複雜，須進行關於著作時期的辨析。過去認為，某些篇章是偽書，某些史事記載不可信，這不一定完全正確，須重加考慮。時代越靠後，資料越多，就越須甄別。在大量的資料中要能挑選出來重要的部分來論述，這對於引導讀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義。 論述前人和同時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適當的總結，在序文中應當是相當重要的部分。序中應說到，在我們的研究領域裡，究竟有哪些問題已經解決，哪些問題正在解決，哪些問題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研究中國史，首先應當論述我國史學家的研究成果。當前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史的人越來越多了，而學術交流的工作還有待於開展，我們暫時很難論述得全面，也只能盡力而為。在可能的時候，也可考慮同外國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編撰上的意圖和編撰上的具體問題，應該在序中向讀者說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這三項如能作到，可以說，已完成了序文應盡的職責。 宋元人注經，往往在卷首，冠以「序說」。序說的內容與我們現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們覺得，「序說」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豐富些，讀起來較順，本書就採用了「序說」一詞。本書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說。 綜述，歷史發展的總向一部大型的史書，最好有一個主幹部分。本書的主幹部分是綜述。在這一部分，要寫出歷史發展的總象。綜述吸取了本紀、編年和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各種體裁之長而加以發展。 本紀和編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順序記述歷史進程的。《史記》、《漢書》的本紀，記載了皇帝的生活、詔令和軍國大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幾乎都是大事編年，很少別的東西了。編年體發展到了《資治通鑑》，它比任何一部紀傳體的本紀都詳審得多，能容納下特別多的材料，但本紀是紀傳體史書多種體裁之一，它是全書的綱，而《資治通鑑》只是一種單一的編年體，無論事之大小，都簡單地按年月編排，就說不上綱的問題了。我們認為，撰寫史書是應該基本上按著時間順序，但不必拘泥於年月日的順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寫，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寫在一起。應該象《資治通鑑》那樣寫得詳細一點，但不要象《資治通鑑》寫得那樣分散。要把歷史寫得脈絡分明、階段分明，要發揮綱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紀傳體史書的本紀寫得那樣簡單。 紀事本末體，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屬，並且具備首尾。 這種體裁被稱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但這種體裁，多只能對史事作點的排列，而不能顯示歷史長河的綿延和巨波、細浪的區別。我們認為，可吸取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在歷史的重點表述中，酌量採取集中記述具備紀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劃分章節的體裁，我們可稱之為章節體，大概開始於夏曾佑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書寫於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國歷史劃分成三個大的時代，其中包含七個小時代，即：上古之世。包含：傳疑時代，從太古至周初。化成時代，周中葉至戰國。中古之世。包含：極盛期，秦至三國。中衰期，晉至隋。復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個大的時代定為一篇，每一個小的時代定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為節，這就把歷史的階段性發展和歷史現象的主次表達出來。這在史書體裁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這種體裁便於闡述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史學家中的進化論者樂於使用這種體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用這種體裁。我們認為，這種體裁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這種體裁作為一部大型史書中的唯一體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這種體裁中，典章制度、學術文化和人物事跡的論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開。 在研究了本紀、編年、紀事本末、章節等體裁之後，我們考慮到綜述的任務，可作這樣的設想：第一，要緊緊抓住每一歷史時期的綱，只寫對歷史全局有影響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中外關係等方面，著重寫的是歷史發展的動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變動得也比較顯著。在這方面，可以著重寫一寫，但要注意到它與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繫。民族關係是我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要作出正確的處理。 第二，時間的觀念要鮮明，首先要注意到歷史時期的劃分，一個時代內部大小階段的劃分，使其能儘量顯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關於歷史時期的劃分，尚存在著一些難於解決的問題。能解決多少，就解決多少，不能解決的，不要強作解釋。其次，每一個皇朝的具體年代，割據時期有關各國的具體年代，都要寫清楚。 第三，對歷代的疆域，要寫出大致輪廓。對皇朝版圖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區，也要寫出來。有些民族地區說不清，可說出一個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要寫。只寫帶有歷史性的重要活動，不是寫他的傳記，他的傳記放在傳記部分去寫。 第五，關於田制、稅制、官制、軍制等等，只要重點地說到為止，具體的細節放到典志部分去寫。 綜述，作為本書的一種體裁，與其它體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專職，在撰寫上要比各種舊體裁方便得多，我們可以稱它為「綜述體」。 典志，歷史現象的剖視典志，是對歷史現象進行剖視，它具有可以論述的豐富的內容。本書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於綜述之後，傳記之前。 典志體的起源很早。《尚書》的《禹貢》和《洪範》，從內容和形式來看，都可說屬於典志體。《堯典》的部分內容，也可說有典志體性質。《周禮》、《儀禮》、《禮記》，一向被認為是典志體的開山，但它們和《禹貢》等篇著作時期的先後，尚待考訂，而且內容也只限禮的方面。典志作為史書的一部分，以相當大的規模出現，是開始於《史記》。《史記》有八書。《漢書》繼《史記》之後有十志，規模就漸趨完備。 自《史記》以後，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質來說，共有十五個門類，即：天文（天官、司天）。 五行（祥瑞、靈征）。 律歷。 地理（郡國、州郡）。 河渠（溝洫）。 食貨（平準）。 禮（禮儀、輿服、封禪、郊祀、祭祀）。 樂。 選舉。 百官（官氏）。刑法。 兵（營衛、兵衛、儀衛）。 釋老。 藝文（經籍）。 劉知幾《史通·書志》主張，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杜佑《通典》有九典，僅《邊防典》為各史之所無。鄭樵《通志》有二十略，就是《通志》中的典志部分。二十略中，氏族、六書、七音、都邑、諡、器服、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是他創立的新目。氏族、都邑、昆蟲草木三略是劉知幾主張的實現。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二十四考之目。馬氏自稱，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為《通典》所未有。劉、杜、鄭、馬所舉新目，去其重複，可取者有氏族、都邑、方物、邊防、器服等五個部門，和各史志，總共有二十個。我們認為，對這二十個門類應該加以合併、改造和發展，新的典志可包含如下的幾個門類：一、地理。包含歷代皇朝的版圖、割據時期各政權的轄境、少數民族的分布、河渠的變遷、重要的都邑、通道的興修，都可以在這裡論述。這個部門包含了舊史的地理、河渠、都邑等三志。 二、民族。舊史的民族部分，一般是放在列傳里寫。《通典》的《邊防典》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都包含有民族的部分。我們把民族立為專篇，在綜述和傳記中沒有說到的，應在這裡作具體論述。 三、社會經濟。略當於舊史的《食貨志》，在此應有較多的發展。包含農、牧、漁、林、礦、鹽、手工業、商業、貨幣、各種生產技術、土地制度和行會制度等。 四、政治制度。約當於舊史《百官志》。 五、軍事制度。約當於舊史《兵志》。 六、法律。約當於舊史的刑罰志。 學術文化，包含經學、史學、哲學、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教育等，是否在典志中設置專篇，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傾向於用傳記的形式分別處理，而把典志的內容一般限制在制度性的範圍。 關於宗教，舊史中只有釋老志。在內容上現應從制度上作出新的發展。 關於禮俗：舊史中的禮志、五行志、輿服志；都有比較豐富的內容，應充實民間方面的材料，設置專篇。 關於中外關係：舊史中關於中外關係的記載多見於列傳中。《通典》的《邊防志》和《文獻通考》的《四裔考》也有部分材料。這在典志中是一個應開創的篇章。 在典志的編撰過程中，不必拘泥於這幾個門類的各目，但標目還是以比較集中為好，不要過於分散。這樣可以眉目清楚一些，便於讀者。 典志的表述，有三種傳統形式。一種是《史記·平準書》式的，完全用作者的語言寫出來，有事實、有議論。第二種形式是《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式的，把各種地名、書名列舉出來，作為基本的形式，也附有少量的議論。第三種是《通典》、《文獻通考》式的，分別匯集許多原始材料，把有關前人的議論和作者的意見附於後面，這是把材料和議論完全分開的形式。這三種形式各有特點，應該是按論述的對象採取適當的形式，不能一概而論。 應該指出，撰寫典志最重要的問題是研究方法上的深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到人口的研究。他說：「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於是行程又得從那裡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後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一個渾沌的關於整體的表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了。」依據馬克思的論述，可以歸結為：首先經過「表象的具體」，再到「多層次的抽象」，最後回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這樣的研究方法。馬克思說這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的正確方法」。並說，「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①這對我們是很有啟發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麼研究如此豐富複雜的人類歷史客觀進程更應該是如此。在史書中考慮設置「典志」部分，就是希望切實地朝著從多方面反映人類史這一「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的方向去努力。 我們設想：典志部分的寫法要力求體現上述理論指導，既要從傳統史學中吸收今天用得著的東西，又跟前人的寫法不同。總括來說，典志篇目的設立，都是企圖從各個社會剖面來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特點，都是為體現歷史發展的整體服務的。有兩點是特別緊要的。第一，對於經濟、政治制度等等，不是作為一個制度靜體來寫，而是作為動的，即從歷史的運動中來寫。第二，不僅要講一種制度的發展，還應該講制度跟社會發展的關係。 傳記，人物群象歷史的發展，畢竟是人們活動的結果。在史書里，看見了歷史人物的群象，就愈益感到歷史的豐富性。離開了人，也就談不上歷史。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卻是可取的。近幾十年，人們重視摸索社會發展規律，在史書撰述中努力闡述歷史的規律性，這是史學工作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對於這一點，我們還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堅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在斷代史和通史的撰述中，都忽視了人物傳記的編寫，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點。現在我們還應該寫傳記，本書自第三卷以下，都要給傳記以較多篇幅。 歷史是遵循著必然的規律前進的。人的作用不能改變規律，但能影響歷史發展的速度和狀況。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向亞洲擴張，同是東方國家，有的淪為殖民地，中國則淪為半殖民地，日本由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此後，日本又由資本主義國家向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發展，走上侵略鄰國的道路，最終成為戰敗國。而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建立了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史上，項羽和劉邦都以反秦起家，而項羽以優勢兵力，反而與江東八千子弟同歸於盡。劉邦以劣勢兵力，卻最後奪得了皇位。三國時期，諸葛亮以一身系蜀漢之安危。南宋時期，一個岳飛，一個秦檜，他們在權位上的得失，深刻影響宋金間的軍事局勢。像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很能表明人在歷史的具體行程中所起的作用。 人的作用，包括人民群眾的作用，也包括領導人物、代表性人物的個人作用。史達林有一篇著名的談話，他跟德國作家路德維希（EmilLudwig，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03頁。 1881—1948）談到個人的作用問題。路德維希問史達林：「你不認為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你的見解之間是有矛盾的嗎？」史達林說：「不，這裡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否認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說，一點也不否認人們創造歷史。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們創造歷史的話。可是，人們當然不是憑什麼幻想，不是隨心所欲地來創造歷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們誕生的時候就已具備的一定的現成條件。偉大人物只有善於正確地認識這些條件，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才有一些價值。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條件而想憑自己的幻想去改變這些條件，那末他們這些人就會陷於唐·吉訶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據馬克思的看法，決不應該把人和條件對立起來。正是人們創造歷史，但是只有當他們正確地認識他們所碰到的現成條件的時候，只有當他們懂得怎樣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他們才能創造歷史。」 路德維希講到，他上大學時，許多自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信徒的德國教授宣傳說，馬克思主義否認英雄人物的作用。史達林說：「這是些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的人。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否認過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作用是相當大的，但是要有我剛才所講的那些附帶條件。」 史達林還談到彼得大帝和列寧。他說：「彼得大帝為了提高地主階級和發展新興商人階級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彼得為了建立並鞏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國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時也應該說，提高地主階級，幫助新興商人階級和鞏固這兩個階級的民族國家都是靠殘酷地剝削農奴來進行的。」又說：「至於列寧和彼得大帝，那末彼得大帝是滄海一粟，而列寧是整個大海。」①史達林在這裡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者對待歷史人物的正確態度：要肯定歷史人物在一定時期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要指出他所受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 以上，說個人的歷史作用，也為的是要說明編寫人物傳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這隻說了問題的一面。問題還有需要說明的另一面，這就是：歷史人物本身也是歷史的產物，他們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時代的特點。正面的人物會反映某些新生力量的時代特點，反面的人物反映某些保守的以至反動的時代特點，同時他們都還會反映他們的具體環境中的某些特點。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我們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看人物，同時還要從人物身上看時代。中國歷史上，有政治家、軍事家、理財家，有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宗教家、教育家，有文學家、藝術家，有優秀的醫師、技師、工程師，有傑出的群眾領袖、婦女領袖和英雄人物。我們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得越多越好，而是要有選擇、有主次地去寫。有的人物在當時的歷史地位是一種情況，隨著歷史的發展，他的地位就會有變化。所以寫傳記，不只要熟悉傳主所生活的時代歷史的全貌，有時還須有通史的見識。簡單地專就某人的事跡寫他的傳記，是不會成功的。 有人擔心，寫傳記不能不依靠舊有的資料，這樣就只能是資料的組合，甚至是對舊日傳記的今譯。還有人認為，無論我們寫得怎樣好，比不上司馬遷。這些意見，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但未免過於片面。我們有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有我們觀察人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於同樣的材料，我們可以與古人有不同的理解，也可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寫出不同於古人的傳記。比起司馬遷來，我們有難於趕上他的地方，也有可以超過他的地方。因為時代距離的不同，他對於某些人物比我們熟悉一些。他的文學水平也可能高些，寫的就生動些。但有時距離的時代遠了些，可能比距離近的看得更全面些。文學水平的高低確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起很大作用，但理解的深刻性也具有另一種性質的吸引力。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表述上的生動，這一點在本章第三節還要論述。 「通」的要求序說、綜述、典志、傳記，四種體裁可以配合起來，必要時也可以參用別種體裁。如果寫得好，就可能多層次地反映歷史發展的進程，也可能既反映了歷史的規律性，又反映了歷史的豐富性。但要寫得好，就需要在「通」字上下工夫。 「通」的觀點，在中國史學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關於「通」的主張，可分為兩派。一派以司馬遷為代表，一派以鄭樵為代表。司馬遷著《史記》，要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變」是這三句話的核心。「究天人之際」是要從天人關係上解釋古今之變寫成一部有獨具特色的史書。歷史本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無論誰來寫歷史，都躲不開這個「變」字。司馬遷的貢獻，不止在於寫出「變」，更在於寫出「通」。「通」，是「稽其成敗興亡之理」，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是「述往事，思來者」。他不止是在編撰形式上的通，他是要探索歷史發展的道理，並且與歷史的未來聯繫起來。後來杜佑著《通典》，是從典章制度方面要通古今之變的專書。他相信這書可以「施於有政」。也是要與現實聯繫起來的。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都有「通古今之變」的遺風，可惜都沒有寫成通古今之變的通史。 鄭樵是以推崇通史著稱的。他所謂「通」，總是和「會」字並舉，稱作「會通」。「會」，是大量匯集歷史文獻，加以編排。「通」，是記載不同朝代前後相續、不斷代為書。他用這個標準去稱讚孔子和司馬遷。他說孔子「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說司馬遷「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鄭樵的學術興趣是知識性的，重點在文獻學方面，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很大的區別。後來，馬端臨撰《文獻通考》，這是一部關於典章制度的巨製，材料豐富，也有一些見解。但總的說來，他的興趣也是在知識性方面，在文獻資料搜集、整理方面。他在總序中說：「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草，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博聞強識」就是他編撰《文獻通考》的宗旨。《通考》的形式與《通志》不同，而治學的路子是接近的。鄭、馬的路子，對於後來史學界的影響，可能比司馬遷、杜佑還要大些。 我們撰寫史書，對於「通」的要求，要吸取兩派的長處；更重要的是，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們贊成搜集豐富的文獻資料，但不能停止在資料上，要通過對資料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化的高度。我們贊成通史的編寫形式，但我們要求的是全書各部分之間的脈絡貫通。我們不贊成把通史看成斷代史的拼湊，但我們主張認真研究每一時期的歷史，研究各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諸因素間的關係，包含生產力、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相互之間、各民族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要研究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包含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與外國的往來和經濟、文化的交流。我們贊成通古今之變，但要透過歷史現象揭示歷史本質，要於歷史沿革流變之中探索歷史的發展規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我們做好這項工作的重要保證。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如《共產黨宣言》論述階級鬥爭的歷史，《資本論》論述勞役地租到貨幣地租的歷史，由簡單協作到大工業的歷史，《論國家》和《國家與革命》論述國家的歷史，都具有通史的性質，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呂氏春秋》有《精通》篇。篇中列舉了養由基、伯樂、宋國庖丁、鍾子期的故事。養由基是一個善射的人。他最初先以箭射石，後來功夫到了，能箭穿鳥羽。伯樂是一個善相馬的人。他初學相馬的時候，十分專心，時時想著的都是馬。宋國庖丁善解牛，當他初學解牛的時候，看見的是整個的牛，不知怎樣下刀。後來，他解牛的本領發展到得心應手，眼裡就不再是一個無從下刀的整牛了。鍾子期善於音樂，他能從樂聲中辨出奏樂人的情緒。有一夜，他聽人鼓琴，覺得鼓琴人有悲哀的情緒，經過詢問，果然如此。這些事例，說明了養由基等人由於勤學苦練而達到技藝精通的地步。我們要把中國歷史寫好，也要有古人這種力求精通的精神。 第三節　歷史文學 史學和文學 沒有文就沒有史。研究歷史的成果，總得表現在文字上。人們既要下大功夫對歷史客觀進程探索了解，又要見於文章，使人看懂。我們所要表述的，不是機械，不是技術，而是生動豐富的人類史。要把這一客觀過程寫出來決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們還要下功夫講求文字表述的方法。這也是個群眾觀點問題，史學工作者要為全民族的大眾服務，對更多的讀者負責，提供群眾愛讀的歷史著作。 歷史文學，有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指用歷史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如歷史小說、歷史劇本。另一個意思是指真實歷史的文字表述，這可包含一般的文字表述和有高度藝術水平的傑作。我們這裡所討論的歷史文學，是指第二個意思。 「文」與「史」二者的關係，最早是不分開的。後來，文學和歷史逐漸趨於分離，這是一種進步，但是兩者分離了，仍不能截然分開。一些傑出的歷史家，往往同時具有高度的文學修養。他們寫成的歷史著作，同時又被認為是優秀的文學著作。現在撰寫史書，仍有一個文字表述上的要求。甲骨文，是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也是有關史事的最早記載，反映了殷商和周初的一些社會情況，並且被作為檔案保存下來。金文記載的內容比甲骨文要豐富，文字也多了，百字上下以至近五百字的銘文，如《大盂鼎》、《小盂鼎》、《大克鼎》、《散氏盤》等，占了金文中相當的分量。甲骨文質簡，也許還說不上是文學。金文中，有些已經有文采，可以說已具有文學作品的某些特徵了。 《尚書》和《詩經》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典籍。《尚書》是政治文獻的匯集，但已備有多種文體，為後來各體散文的創始。《詩經》是古代最早的詩歌總集。其中，如《周頌》、《魯頌》、《商頌》、《大雅》、《小雅》，都有不少的歷史內容。如《生民》、《公劉》等篇章寫了周初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等英雄人物，已有了歷史人物傳記的雛形。《國風》大都是民間流行的詩歌，與《雅》、《頌》相比，文學味道要濃一些，而歷史內容就少得多了。《國風》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的純文學作品。後來出現的《春秋》，可以說是一部不具備文學性格的歷史書。這表現了歷史和文學分離的趨勢。 文史分離的趨向是逐步顯明的。從戰國到秦漢，人們對文史分途，在思想上並不一定明確。一些大史學家同時又是大文學家，他們撰寫的史書極有文采，在史學和文學上兼有很高的價值。在戰國時期，《左傳》即其一例。兩漢出現的歷史巨著《史記》、《漢書》，也是文學名著，但同時又出現了大文學家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的辭賦，歷史和文學分為兩途，已顯然可見。 「文」「史」分途，由於二者各有專門的職能，但分而又不能全分，這是由於「史」不能離開「文」。好的歷史撰述要靠有文采的語言引起讀者的興趣，從而產生廣泛而持久的社會效果。注重敘事的才能，注重文采，是我國歷史家的一個傳統。班彪父子對司馬遷的歷史觀點有激烈的批評，卻推崇司馬遷善於敘事，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①范曄也盛讚班固的文采，說：「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②《晉書·陳壽傳》也說，陳壽撰成《三國志》後，「時人稱其善於敘事，有良史之才。」劉知幾著《史通》，一方面注意到文史已經分途，說「史之與文，較然異轍」③；另一方面又強調「史之為務，必借於文」，「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夫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④，這講的就是「史」不能離開「文」。劉知幾把文字表述的優劣作為評論史書高下的一項重要標準。他認為《左傳》、《史記》、《漢書》成就最高，它們採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取信一時，名千載」。他尤其推崇《左傳》。針對長期以來人們對《春秋》三傳評價的分歧，他認為，從史學角度看，《左傳》的價值是《公羊》、《穀梁》不能相比的。因為《左傳》不但取材豐富，史實可靠，而且文辭優美、敘述生動，跌宕不群、縱橫自得，所以傳諸不朽。相比之下，《公》、《谷》二傳憑主觀記事，且又繁複累贅，語言無味，實在高下懸殊。因此，劉知幾極為重視有文采的語言對於表現史事及史書能否流傳的巨大作用。他歸結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為章句，刊之布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⑤這些話，對《公》《谷》的評價未免有些偏見，但對史不能離開文的道理講得很中肯。「言之不文，行之不遠」①《漢書·司馬遷傳》後論。 ②《後漢書·班彪傳下》後論。 ③《史通·核才》。 ④《史通·敘事》。 ⑤《史通·敘事》。 一語本是孔子稱讚子產重視外交辭令，在彼強我弱情況下能委婉而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對方，傳播於遠近。劉知幾把它提高了一步，用來說明歷史文學對於史書廣泛傳播的意義，賦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為歷史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 章學誠繼承並發揮了劉知幾關於史文關係的論點。他說：「夫史所以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①又說：「古人修辭，非為觀美，謂必如是始可以行運而傳久也。」②「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並其所以辭者亦亡也。」③這些話都論述了歷史記載必須依靠有文學性的語言才能廣泛傳播，而「良史莫不工文」，是對「史」「文」關係的極好說明。 現在，我們要廣泛地傳播科學的歷史知識，要通過歷史撰述作為進行教育的重要工具。為了讓更多的群眾掌握科學的歷史知識，歷史文學的重要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重要，應當更加重視。歷史是一門科學，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學歷史，固然是為了解過去，但了解過去是為了解釋現在，觀察未來。我們要發揮歷史教育在培養愛國主義，幫助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在認清歷史前途、堅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信心中的重大作用。這就要求歷史著作既有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合理的編撰形式，還必須在文字上善於表述。有的學者擔心，講歷史文學，就等於要求把史書寫成既是歷史書，又是文學書，就會把文學創作中誇張、虛構的手法帶到史書寫作中來。其實，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歷史文學的要求，是生動地表述真實的歷史面貌，恰好跟誇張、虛構的手法相對抗。《三國志》和《三國演義》的不同，正好是有文學特色的史書和純文學作品的鮮明對照。 歷史文學的優良傳統我國歷史文學有悠久的傳統和很高的成就。 先秦時期，歷史文學就已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左傳》是當時的代表作。《左傳》善於寫語言，所記各種辭令，極為精彩。「呂相絕秦」的一篇話，是長期被傳誦的名作。《左傳》記呂相奉晉君之命，對秦晉關係表示了決絕的態度。他歷述秦對晉的恩德，接著說晉已一再對秦報恩，對秦有大的幫助，最後就縷述秦片面破壞盟好及屢次危害晉國的活動，而晉國雖亟力克制，希望保持和好而不可得。這是一篇譴責敵國的話，但肯定了對方的舊恩，列舉了對方背信棄義的事實，雍容典雅，沒有一點咒罵，沒有一點火氣，措詞委婉有致，又有很強的說服力。①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②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位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③孔門有四科，言語是其一。戰國間，游士以遊說取卿相。孟子也說到跟大人物談話時應注意的風度。可見，重視語言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左傳》等史書在記語言方面的成就，是這個古老傳統的反映。 ①《文史通義·史德》。 ②《文史通義·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 ③《文史通義·說林》。 ①《左傳》成公十三年。 ②《論語·季氏》。 ③《論語·子路》。 《左傳》也善於敘事，尤其擅長於寫戰爭，所記長勺之戰、殽之戰、鞌之戰、邲之戰、城濮之戰，都很生動。如記城濮之戰這場春秋時期最大的戰役①，生動緊湊，充分顯示出作者視野的開闊和構思的周密。他先寫戰前的準備，著重將雙方政治、指揮情況作了對比。晉文公修治內政，整編軍隊，決心借救援宋國的機會與楚一戰，以達到取威定霸的目的，君臣齊心，制定了聯合齊秦以對付楚國的正確方針，處處占據優勢。楚國方面則內部分歧，主將子玉驕傲輕敵，作戰兵力薄弱，處處潛在著失敗的危險。接著，寫兩軍作戰，晉軍向楚表示禮讓，後退九十里，處於有理的地位而士氣高昂，以此反襯出楚軍不願進攻，子玉卻硬要向晉挑戰，因而士氣低落。然後寫兩軍作戰，突出表現晉國方面靈活的策略，先以強攻將楚軍薄弱環節「右師」擊潰，再偽裝逃遁引誘楚軍來追，對它攔腰襲擊，最後對楚軍「左師」兩面夾擊，大獲全勝。這些記敘環環相扣，層次分明，是由於《左傳》作者有敘事才能，又懂軍事知識，才能做到的。《左傳》在記述語言和敘事上的成就，為我國歷史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兩漢時期，我國史學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司馬遷的《史記》是運用高度的文學修養來敘述歷史的典範作品。書中，《項羽本紀》、《高祖本紀》、《陳涉世家》、《留侯世家》、《魏公子列傳》、《李斯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淮陰侯列傳》、《劉敬叔孫通列傳》、《魏其武安侯列傳》、《李將軍列傳》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史記》善於將記述複雜的歷史活動與記述人物活動結合起來，既能突出事件的主線，寫出最主要的歷史場面，又能寫出歷史人物的神情風貌。《項羽本紀》是寫項羽，又不只是寫項羽。它是在寫楚漢之際主要活動的同時，又在寫項羽這個叱吒風雲的人物，二者得到了很好的結合。篇中寫巨鹿之戰、鴻門宴、垓下之圍，表現得尤為突出。巨鹿之戰是反秦軍擊敗秦軍主力的一場關鍵戰役，在記述中，司馬遷生動地描寫了項羽對敵的決心和威武氣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又用諸侯軍的觀望、恐懼和懾服來反襯項羽的膽力和風度：「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巨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這些記述，寫出了項羽正是在殊死的戰鬥中取得了號令諸侯的地位。對於鴻門宴這場秦皇朝滅亡以後，項羽劉邦在宴會席上的生死鬥爭，司馬遷也寫得扣人心弦。宴會上劍拔弩張的情景，使人驚心動魄。范增的急於下手，項羽的缺乏謀略，劉邦的驚慌，張良的機智，樊噲的勇敢，項伯的忠厚，無不躍然紙上。最後，寫項羽在垓下陷入重圍，「四面楚歌」。他以八百騎乘夜突圍，走東城，這時（項王）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①《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這裡生動地寫出項羽這個失敗了的英雄的悲劇結局。他確是驍勇善戰、膽氣過人，即使身陷重圍，仍然具有所向披靡、使其對手喪魂失魄的力量。但他至死不悟，到最後關頭仍誇耀自己的勇敢，把失敗歸到天命，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剛愎自用、「自矜功伐，奮其私智」的性格特點。總觀《項羽本紀》全篇，巨鹿之戰是項羽聲威的頂點，鴻門宴則是他走向下坡路的起點，垓下被圍是他失敗的最終結局。司馬遷確實做到以他的傳神妙筆，生動地記下了秦漢之際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場景，同時刻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而千百年後仍有強烈的感染力量。 《史記》善於運用對比的手法。蕭何和曹參都是漢初功臣，先後出任丞相，司馬遷卻寫出兩人行事有很大的不同。蕭何很有實際辦事能力，而且處處小心謹慎，以消除劉邦對他的猜疑。曹參任丞相，則凡事率由舊章，不問政事，日夜飲酒，有客人來勸說，他就連連勸酒，最後讓客人喝得大醉，無法進說。由於運用對比手法而兩人不同的性格更加鮮明。司馬遷寫王陵和陳平也是這樣。王陵和陳平在呂后時任左右丞相，他們都反對王諸呂，希冀保全劉家天下，但二人表現又很不相同。王陵生性耿直，敢於面折廷爭，被呂后免去相位，憂鬱而死。陳平則善用智謀，不當面得罪呂后，得以脫身自保，最後與周勃等合力誅殺諸呂，恢復了劉姓天下。武安侯田蚡和魏其侯竇嬰同是外戚，司馬遷也用對比手法寫出他們很不相同的態度和心理。《魏其武安侯列傳》中，寫魏其侯失勢以後，武安侯當權。有一天，武安侯同灌夫說，他想訪問魏其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日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即武安侯）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人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侯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灌夫）言。』乃駕往。又徐行。」同是當時很尊貴的外戚，但由於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就出現了一個謙恭，一個倨傲的鮮明對照，並藉此刻畫了世態的炎涼。 《史記》又善於用細節的描寫來表現人物的特點。《李斯列傳》開卷說：「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下，無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所在自處耳。」這是一個輕鬆的小故事，寫在這個政治家的傳記上，好象有點浪費筆墨，但司馬遷卻正用它寫出李斯的全部人生觀，斤斤於計較個人得失。列傳寫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遊說秦皇，聽從趙高而立二世，上督責書及獄中上書，都不過為的求所自處，為個人打算。一直到要腰斬咸陽市了，他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通觀列傳全篇，在一定意義上，老鼠的故事簡直就是李斯一生的縮影。司馬遷對這個細節的描寫，在全文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又如，《陳涉世家》篇末，寫陳涉立為王后，有箇舊時傭耕的夥伴來找他，住了一段時間，沒有拘束，講了些陳涉以前窮苦時的情形。有人向陳涉進了讒言，陳涉就把這個農民斬了。這個故事放在陳涉首揭義旗到最後失敗的全部敘述之後，好象可有可無。但在司馬遷的筆下，卻是決不可少的。司馬遷在這個故事之後，緊接著就指出來：斬了這個農民以後，「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這是用這個故事形象地寫出，陳涉在取得初步勝利不久，即陷於嚴重脫離群眾的泥潭裡，成為他失敗的重要原因。因小故事說明大問題，這是司馬遷擅長的本領。 《史記》在寫人物時，還善於採用互見的手法。歷史人物往往具有多方面性。如果只寫他的成功或長處一面，而不寫他的弱點一面，就失之片面。司馬遷寫人物，常常是在本傳寫出其主要的方面，而將他非主要的一面放到別的篇中敘述。這就是互見的手法。這樣通讀全書的有關部分，就能對這個人物有比較全面的印象。劉邦是一位反秦的重要領袖，西漢的創業君主，對這樣的人物，司馬遷主要以《高祖本紀》寫他的功業，特別寫出他在楚漢戰爭中致勝的原因。劉邦不同於項羽的好殺而實行安撫人民的政策，入關中，封府庫，與父老約法三章，因而大得民心。又寫劉邦的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他在洛陽南宮置酒，大會群臣，要大家直率講出他為何能得天下。王陵等說是因「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而予之，與天下同利也。」劉邦說：「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司馬遷又在其他篇中寫了劉邦所短的一面。在《淮陰侯列傳》中寫他對功臣的猜忌，還在《張丞相列傳》中寫他當了皇帝還騎在大臣周昌脖子上的無賴習氣。這樣，讀者綜觀各篇，就可比較全面地看出劉邦的為人來。 《史記》還善於用雙相對照和寓論斷於敘事的方法，通過對人物的描繪以反映一定的社會景象，客觀地進行無言評價，在這裡有作者無言的讚嘆，也有作者辛辣的諷刺。 在《史記》的影響下，後來的紀傳體史書也不斷地有些寫得很好的篇章。班固、陳壽、范曄等歷史家都極重視敘事的才能。《漢書》之《張騫傳》、《趙充國傳》等篇都寫得相當出色。《漢書》還有一些精闢的議論。如《漢書·公孫弘卜式倪寬傳》贊語中論武帝時期人材之盛，說：「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玁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這段議論，將武帝時的大量史實加以概括，講出當時客觀形勢對人材的大量需要和群材競出的局面，是很精采的。《後漢書》的《黨錮列傳》和《宦者列傳》也各有長段的序。前者表彰東漢士人崇尚氣節、譏貶權貴的風氣，後者指斥宦官為害之烈。將這兩段議論放在一起來讀，我們對於東漢晚期的政治特點就能有更多的了解。《後漢書》的《班超傳》、《陳蕃傳》，《三國志》的《武帝紀》、《諸葛亮傳》，《舊唐書》的《郭子儀傳》等，也都是相當出色的篇章。《三國志·武帝紀》，既是三國時期大事的綱，又生動地寫出曹操政治家、軍事家的本色。 《資治通鑑》是有高度文學成就的著作。其中記赤壁之戰、淝水之戰、劉裕伐南燕、韋孝寬守玉壁、李愬雪夜入蔡州等，都是長期傳誦的名篇。《通鑑》寫赤壁之戰，以六分之五的文字放在寫戰爭決策上。首先，寫面臨曹操率領大軍南下的嚴重局勢，魯肅向孫權陳述聯劉抗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然後，寫諸葛亮會見孫權，先以「激將法」試探其意向所在，繼而述說劉備雖然新敗，還有一定的戰鬥力，曹操兵力雖眾，卻存在遠來疲憊、北方之人不習水戰、荊州之民附曹而不心服等三大致命弱點，以此堅定孫權聯合抗曹的決心，指出「成敗之機，在於今日。」再寫在曹操致書進行恫嚇後，孫權集團主戰、主和兩派的不同態度，著重寫了主戰派首領周瑜對孫、曹雙方政治、軍事力量的分析，斷言「將軍（孫權）禽操，宜在今日。」於是孫權下定了決心，「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文章精采之處，正是在上述寫決策的過程中，諸葛亮、周瑜分析各方形勢時，已言及勝負之數。最後，精煉地寫出赤壁江面上大敗曹軍的情景：時東南風急，（黃）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余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敗。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死者甚眾①99900041_0341_0。 這樣，前面深入的軍事、政治條件的分析，跟後面緊張生動的戰爭畫面相配合，構成了完整、精采的篇章。 《通鑑》也善於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性格特點，並重視有意義的細節描寫。書中寫赤壁大戰前夜，劉備到樊口迎接東吳統帥周瑜的情景：（劉備）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忘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這裡借簡短的對話，寫出了劉備對實現聯合抗曹的喜悅而又信心不足的複雜心理；寫出了周瑜的銳氣、自負和嚴於職守，表現出這個青年統帥雄姿英發的風貌。淝水之戰在記述前秦軍大潰敗之後，末尾加了一個小插曲：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捷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②99900041_0341_1這裡寫謝安接讀前方戰報之後因極度歡喜而「不覺屐齒之折」的細節，生動地揭示出他在外表平淡掩飾下，內心裡對前方戰事的關切和緊張，說明此役對東晉存亡攸關的重大意義，同時也表現出謝安的個性和風度。在記述一場鏖戰之後，添上了這一細節，文章就耐人尋味，富有情趣。 我國歷史文學的成就，是一個豐富的寶庫，其中不少優秀的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可供我們學習的價值。 歷史表述的基本要求歷史表述要達到高度藝術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從基本要求上說，它跟一般的歷史表述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只有高、下之別，並無彼此之分。這些基本要求是：確切、凝練和生動。 歷史表述必須確切，這是不說自明的。但真正作到這一點，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確切，包含表述的真實、正確和恰當。這就有一個態度問題、認識問題和技術熟練程度的問題。 真實地表述歷史，是每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天職。作不到這一點，就是沒有盡到職責。有意地違背這一點，至少是學術道德上的錯誤，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稱道良史，總是「不隱惡、不虛美」。這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劉知幾把歷史記載的真實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他說，一個人如果載入史冊，就「得失一朝，榮辱千載」。他反對執筆的人「愛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張「進不憚於公憲，退無愧於私室」。①章學誠著《史德》，說：「德者，何謂？著述者之心術也。」又說「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章學誠所謂心術，就是指著史者的態度。所謂天人之際，就是客觀和主觀之間的區別。天，是指歷史的客觀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學誠認為史學工作要儘量反映客觀的歷史事實，不要摻雜個人的偏見。他也認為這一點不是輕易可以作到。他記載黃巢義軍入長安時的動人景象，其真實性是無可懷疑的，這很不同於後來那些對農民起義軍隨意誣衊的史書。但在關係到黃巢義軍與唐皇朝的關係時，司馬光就處理不好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前，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因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雖然已有六、七十年，舊的偏見，再加上新傳入的偏見，仍在干擾和阻礙我們對歷史的正確認識，這是很值得重視的。 真實而正確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當，仍然不能達到歷史表述上應有的效果。《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就是說的表述恰當的問題。「屬辭比事」是選詞和組合史事，是歷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後一關。這一關把不好，好的表述還是不能出現。 以上可見，確切的歷史表述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內容。《孟子》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舊唐書·劉知幾傳》記劉知幾「史有三長」之說：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楩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從問題的性質看，孔孟所謂「義」和劉知幾所謂「識」，類似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認識或觀點。「文」和「才」類似於我們所說的表述的技巧，「識」和「學」是指對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說的才、學、識與我們所說表達的真實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聯繫。在具體看法上，我們跟他們有很大的區別，但他們的這些話畢竟是很著名的言論，對於後世的史學理論有重要影響，值得我們參考。 凝練和生動比確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義，但也不是單純技巧問題。「凝①見劉知幾《史通·曲筆》。 練」二字，前人似還未曾用以論述歷史的表述，但《史通》中關於這方面的論述不少。概括起來，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尚簡，一是用晦。史文的煩與簡，在史學領域裡是個爭論很久的問題。漢獻帝因《漢書》篇幅過多，命荀悅刪為《漢紀》，把一部百卷的書改寫為三十卷的書。劉知幾說這書「歷代褒之，有逾本傳」，這只是因為《漢紀》簡約，比《漢書》易讀，未必就是以煩簡定二書的高下。晉代干寶評論各家史書，特別推重《左傳》，說它「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這就明確提出以簡約為高了。另一晉人張世偉撰《班馬優劣論》，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只寫了五十萬字；班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卻寫了八十萬字，「是班不如馬也」。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煩簡定史書的優劣了。因此，史文煩簡簡直成了一個大問題。劉知幾著《史通》，有《煩省》一篇。他認為：「夫論史之煩省者，但當要其事有妄載，苦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這是說，妄載謂之煩，闕書謂之省，二者都不可取。這就明確地批評了那種單純以文字煩簡定史書高下的看法。劉知幾在《書事》篇中還說：「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疏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這段話論史文煩簡，說得比較公平、合理，沒有什麼偏見。但他針對魏晉以後偏於浮華的文風，在《史通》的《浮詞》、《敘事》、《書事》、《點煩》等篇里，都強調了簡的重要，提出「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這在當時是有實際意義的。近人鄭天挺同志對中國歷史家尚簡作了論述：他指出「有時候已經敘述了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羅列事跡；有時候已經用事跡襯托出一個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話籠統地讚美；有時候對於才行事跡全不說，而把當時的言語記出來，因為言語有所關涉，事實也就顯露了。他們絕不同時並寫，以免虛費文字。假如說一個人盡夜讀書，又何必再說他篤志學習？已經說了下筆千言，又何必再說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發生時有關係的對話記下來了，又何必再把這件事情的經過重說一遍？這是歷史家尚簡的理由。因為尚簡，所以他們更主張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煩復，但是卻要簡要合理。他們要作到「『駢枝盡去，塵垢都捐，華逝實存，渣去瀋在』。」①這裡所講的尚簡在具體運用上的種種要求和經驗，現在仍然是適用的。 在史文煩簡上，我國史家主要傾向是尚簡，但也不是愈簡愈好。這一點，劉知幾已經說到。宋人洪邁進而提出：「文貴於達而已，煩與省各有當也」②。不論煩與省，都應寫得明白、全面，不可失當。顧炎武也認為：「辭主乎達，不論其煩與簡也」①。他們提出的這個「達」字，比劉知幾對史文煩簡的看法，更加明確了。我們認為，現在還是應當注意繼承尚簡的傳統，而對於煩和簡，則應有辯證的看法。史文煩簡，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文字問題，而且是關係到對歷史的見解問題，對材料的取捨問題。史學工作者要把這些問題處理得好，既要有明確的認識，也要認真付出功力。 劉知幾《史通·敘事》篇提出來文章有顯有晦的說法：「顯也者，煩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又說：「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①鄭天挺：《中國的傳記文》，《探微集》第269頁，中華書局1980年6月版。②《容齋隨筆》卷一「文煩簡有當」條。 ①《日知錄》卷一九「文章煩簡」條。 他所說的「用晦」，是從史文煩簡的角度提出來的，有突出重點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類似於概括，但跟概括的意義又不相同。他在文中舉出的幾個例子，似乎還不能說明「用晦」的表達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顧炎武曾提出一種表述的形式。他說：「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勾踐語，《晁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蚡傳》末載武帝語，皆史家於序事中寓論斷法也。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惟班孟堅間一用之，如《霍光傳》載任宣與霍禹語，見光多作威福；《黃霸傳》載張敞奏見祥瑞多不以實，通傳皆褒，獨此寓貶，可謂得太史公之法者矣。」②顧炎武說的「於序事中寓論斷」，是對「用晦」的一種主要的表述方式。這也確實是太史公書的特點。司馬遷不用專門說一些議論的話，就可以把自己的論點表達出來，這是他表達歷史論點的特殊形式。不過，司馬遷「於序事中寓論斷」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著一個人的話來評論，而有時是借著好幾個人來評論；不一定用正面的話，也用側面的或反面的話；不是只用別人的話，更重要的是聯繫典型的事例。《叔孫通列傳》全篇都在寫一個不講是非曲直，而與時進退、以面諛得勢的人。全篇先後四次通過別人之口對他進行評論，而作者卻未置一詞。第一次，是叔孫通討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賞賜，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第二次，是叔孫通準備為劉邦定朝儀，文章記魯兩生的話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第三次，記朝儀場面及劉邦的反映，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是從側面對叔孫通所作的批評。第四次，是叔孫通得到劉邦賞賜後分送同夥，同夥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的其他篇中，都有類似的表達史論的形式①。 生動，是指熟悉表述對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氣息。它不誇張，不是華麗的詞句，不是形容詞的堆砌。不只在寫輕鬆場面時可以生動，在寫嚴肅和緊張的場面時也可以生動。《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關張馬趙黃傳》：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第二例寫的是一個輕鬆的場面，在這個場面之中，生動地寫出關羽的性格和諸葛亮的風度。第一例，在同一場面中，寫出曹操和劉備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態各異，在曹操是從容，在劉備是緊張。《左傳》成公二年齊晉鞌之戰：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②《日知錄》卷二六，「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條。 ①以上關於尚簡和用晦的論述，襲用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25—227頁。對原文有刪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不再一一註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並轡，右緩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這是一場嚴肅的戰爭場面，《左傳》寫得又生動，又凝練。象這一類的例子，在本章第二節中說了很多，這裡就不必多說了。 真實、凝練、生動，這三個基本條件，在歷史表述上是應該具備的。長期以來，我們很少講史學撰述中應有的文風。認真作起來，總不免有點吃力。但只要我們努力，困難是可以逐漸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