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一卷） · 第七章　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

第一節　歷史理論的探索 歷史的客觀性和可知性 歷史理論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構成部分，它提出了兩個關於歷史的重要問題。一個問題是，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是有自身發展規律的，還是什麼神秘的力量、偉大人物所創造的？這就是歷史的客觀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歷史本身有發展的規律，這種規律是否可以認識？這是歷史的可知性問題。關於歷史理論，雖然還可以提出很多的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都要取決於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 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它有自己的發展規律，這好象已成為常識，是不待解說而自然明白的。但事實並不這樣簡單。神意識觀、英雄史觀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歷史觀曾在西方各國長期流行，中國在這方面也並無二致。甚至在近、現代，在廣大的群眾中間，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仍有市場。分析這些論點的錯誤，還須作細緻的研究和耐心的工作。 這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史學工作者對歷史客觀性重視得不夠，往往把歷史研究工作跟歷史記錄的研究工作等同起來。歷史研究工作，是對客觀歷史的研究，其目的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記錄研究工作，是對於歷史文獻的研究，這種研究工作可以涉及到客觀歷史的本身，但其工作的主要目的在於整理歷史資料，而不在於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這兩種工作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不重視這種區別，對於史學發展工作是很不利的。李大釗說：歷史這樣東西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他不是些陳編，不是些故紙，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東西，不是印成呆板的東西。我們所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紙堆里去尋。 不錯，我們若想研究中國的歷史，像那《史記》咧，《二十四史》咧，《紫陽綱目》咧，《資治通鑑》咧，乃至其他種種歷史的記錄，都是很豐富，很重要的材料，必須要廣搜，要精選，要確考，要整理。但是他們無論怎樣重要，只能說是歷史的記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這些卷帙、冊案、圖表、典籍、全是這活的歷史一部分的縮影，而不是這活的歷史的本體。這活的歷史，固屹然存在於這些故紙陳編的堆積以外，而有他的永續的生命。譬如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或是日本，固然要儘量搜集許多關於中國或日本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材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現代中國，說這就是中國；指某人所作的現代日本，說這就是日本。我們要想研究列寧，或是羅素，固然要儘量搜集許多關於列寧或羅素的紀載與著作，供我們研究的資料；但不能指某人所作的列寧傳，說這就是列寧；某人所作的羅素傳，說這就是羅素。那記載中國或日本的事物的編冊外，儼然有個活的中國，活的日本；在那列寧或是羅素的傳說以外，儼然有個活的列寧，活的羅素在。准此以推，許多死的記錄，典籍、表冊，檔案以外，亦儼然有個活的歷史在。從前許多人為歷史下定義，都是為歷史的記錄下定義，不是為歷史下定義；這種定義，只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構成歷史的記錄，歷史的典籍；不能告訴我們以什麼是歷史。我們當於此類紀錄以外，另找真實的歷史，活的歷史。①99900041_0281_0李大釗把客觀歷史跟歷史記錄的區別說得很清楚。他這段話發表於1924年出版的《史學要論》。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段話仍然不失實效。我們重視這種區別，是尊重歷史的客觀性，也是史學工作中應有的嚴肅性。 人類歷史現象跟自然現象一樣，雖然千頭萬緒，但都有規律可循。不過，在一定意義上，歷史現象更複雜，變化得更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諸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階級鬥爭存在於整個階級社會以及辯證法則貫穿於各類社會矛盾之中，這都是對歷史規律的揭示。 胡適從實用主義的立場出發，把自然科學上的論斷說成是人造的假設。 他舉例說：「譬如行星的運行，古人天天看見日出於東，落於西，並不覺得什麼可怪。後來有人問日落之後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有人說日並不落下，日掛在天上，跟著天旋轉，轉到西方又轉向北方，離開遠了，我們看不見他，便說日落了，其實不曾落。這是第一種假設的解釋。後來有人說地不是平坦的，日月都從地下繞出；更進一步，說地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繞地行動；再進一步，說日月繞地成圓圈的軌道，一切星辰也依著圓圈運行。這是第二種假設的解釋，在當時都推為科學的律例。後來天文學格外進步了，於是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出來說日球是中心，地球和別種行星都繞日而行，並不是日月星辰繞地而行。這是第三個假設的解釋。後來的科學家，如愷柏勒（JohannesKeppler，1571—1630）、如牛頓（Newton），把哥白尼的假設說得格外周密。自此以後，人都覺得這種假設把行星的運行說的最圓滿，沒有別種假設比得上他，因此他便成了科學的律例了。即此一條律例看來，便可見這種律例原不過是人造的假設用來解釋事物現象的，解釋的滿意，就是真的；解釋的不滿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該尋別種假設來代他了。」①胡適這段話是否認真理的客觀性，同時也否認了人類對事物的認識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本質上說，這還是一種不可知論的說法，胡適把這種觀點帶到史學工作中，造成很壞影響。 有一種比喻說我們忠實於歷史好象照相。可是再好的照相機也不可能把你所照的對象準確無誤地反映出來。由於角度、光線、範圍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對象，照出的形象就不一樣。研究歷史要儘量如實反映歷史的真相，這裡存在著一個主觀、客觀間的問題。就歷史本身講，是客觀的存在，但我們對歷史進行的研究、表述，還是主觀的東西，是我們歷史工作者通過研究工作對於客觀歷史的理解，是主觀同客觀的結合。無論多麼高明的歷史家也很難說能把歷史真相完全表述出來，我們只能努力使主觀認識儘量符合於客觀實際，符合程度越大，他的真實性就越大。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有人認為歷史本身是過去的事情，這種看法不一定對。歷史上某個事件是過去的事情，但過去的事情對於歷史的影響隨著時代的不同，會改變它的歷史意義。過去的事情對於不同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歷史意義。秦始皇滅六國在當時是一種意義，在漢初人看是一個意義，今天看又是一個意義。第一次我們對某一問題如何看，第二次我們發現更多的材料，了解了更多的東西，並根據這些修正和補充了第一次的看法，第三次又修正和補充了第二次的看法，這不是說，以前的研究看法沒用，而是一次比一次有進步。①以上見《胡適文存》卷二，頁77～78。 我們的認識越前進一步，就越接近事實的真相，就是我們的進步。這就是客觀性同主觀性的關係，絕對真理同相對真理的關係。這跟不可知論是有區別的，跟機械論是有區別的，是辯證的。 應當強調，歷史研究作為一種科學，固然要弄清楚一些必要的事實，但最重要的是在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規律不同於一切的個別歷史現象，它貫徹於紛繁的歷史現象之中。能否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跟資產階級史學的根本分歧。列寧說：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更確切地說，徹底發揮唯物主義，即把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現象，就消除了以往的歷史理論的兩個主要缺點。第一，以往的歷史理論，至多是考察了人們歷史活動的思想動機，而沒有考究產生這些動機的原因，沒有摸到社會關係體系發展的客觀規律性，沒有看出物質生產發展程度是這種關係的根源；第二，過去的歷史理論恰恰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只有歷史唯物主義才第一次使我們能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考察群眾生活的社會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變更。馬克思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描述了歷史過程的個別方面。馬克思主義則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並把這些趨向歸結為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除了人們選擇某一『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抱的主觀主義和武斷態度，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人民群眾的動機由什麼決定，各種矛盾思想或意向間的衝突由什麼引起，一切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究竟怎樣，造成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條件究竟怎樣，這些條件的發展規律又是怎樣，——馬克思對這一切都注意到了，並指出以科學態度研究歷史的途徑，即把歷史當做一個十分複雜並充滿矛盾但畢竟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來研究的途徑。①99900041_0284_0列寧的話闡明了規律的研究在歷史科學上的重大意義，並指出了物質生產和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給我們指出了探索歷史理論的正確道路。 歷史理論的探索歷史理論有許多問題要探索，也有許多領域要開拓。做這種探索和開拓的工作，首先必須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開始，並且定為日常的課程，堅持下去，久而彌篤。 「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對中國思想界、學術界起了發矇振聵的作用，推動了史學的革新。有的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闡明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過程，預測中國的未來。有的學者，研究遠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辭、鐘鼎銘文站出來為古史作證。在文獻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氣概。通史的編撰，社會史、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等，都有了豐碩的果實。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有公開反對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破壞的人。這一切都可以說勢所難免，卻也並不能阻礙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前進。 新中國建立後，學習馬克思主義成為全國人民普遍的要求，運用馬克思主義編寫的教材，專著論文大量的出現，史學領域裡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論問題。考古學、民族學的發展比較顯著，但由於左傾路線的不斷干擾，百家爭鳴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實，這就妨礙了學術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教條主義，也確實有一些人，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作為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工具。但馬克思主義和教條主義並無共同之處。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的認識總是不斷發展的，真理的發掘是永無止境的，並沒有什麼永恆不變的教條的存在。 毛澤東同志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這個實際，包含了歷史的實際，當前的實際，也可以說，還有未來的實際。一九三八年，他發表了《論持久戰》，研究了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分析了當時敵我雙方和有關方面的歷史條件，提出了抗日必勝的理論，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鬥志。後來局勢的發展也證明了他這篇著作中的科學預見。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特別分析了中國百年來革命運動的歷史，闡明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及中國革命的兩重任務，即：「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是對於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歷史的理論分析，也是對中國革命的戰略方針的概括。一九四○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分析了中國近代歷史不同於西方歷史特點，申論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毛澤東同志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特點制定革命總任務的理論，引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的這類著作是我們學習馬列主義的光輝典範。我們探索歷史理論，也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分析複雜的歷史現象，並在必要時觀察有關的現狀和未來，把理論推向前進。 對歷史理論的探索來說，中國歷史是一個豐富的寶庫。但這種寶庫的門有很多還沒有打開，有的雖然打開了，還基本上是一些寬狹不等的門縫。從五十年代就開始爭論的古代史分期問題、土地制度問題、農民戰爭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近代史分期問題、歷史人物評價問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一致的結論。有些理論問題，本來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得到解決的，也不必急於求解決。但問題是我們的研究和討論還不能步步深入，雖然也有些進展，似乎進展得也不算大。對於這些問題，有興趣的學者當然可以繼續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覺地檢查自己在取材和觀點上的不足，聽取對方不同的意見，把問題放在更多方面去考慮，也許可以解決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這些問題以外，有很多的理論問題等待我們去探索，我們應該到新的學術領域裡去，研究各種各樣問題。 我們經常說，「中國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古國」「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這些話，聽慣了並不在意，如果認真地想一想，這些話都是富有理論性質的。第一，關於封建制的問題。如：中國的封建制是簡單地從奴隸制轉化而來，還是另有來源？中國封建制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點？階級、等級結構在發展中有什麼變化？交換經濟在社會經濟中處於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類型及其特點等等。第二，關於統一問題。如：統一和割據的各種形態，統一的經濟基礎，統一和封建專制政體的關係，統一和割據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關於民族問題。如民族發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權，漢族在民族關係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關於文化問題。這裡所說的文化是指政治經濟以外的一切社會現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們的發展規律。對於史學工作者來說，是如何批判、繼承和創新的問題。對於以上四個方面的歷史問題，都有許多理論工作可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探索這些問題，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絕不可割斷歷史來看問題。本卷對上述的一些問題，也略有論列，但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索。 我國舊史曾在一些部門比較集中地提供了歷史理論的資料，有的已為人所利用，有的還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基本上講的是國家的職能，但我們很少這樣看。八書的《禮書》、《樂書》，是講教化。《律》今亡。據《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則《律書》即兵書。《禮》、《樂》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國的兩種手段。《曆書》、《天官書》、《封禪書》，有科學知識的內容，但多關於宗教性的記載，跟皇權神化有密切的聯繫。《河渠書》講興修水利，防治水害。《平準書》是講商品交換和政府在這方面的控制。這八書對於封建國家的主要職能可以說都講到了。《漢書》的十志，於續補《史記》八書外，特詳於《刑法》、《地理》和《藝文》，這也都不出於國家職能的範圍。《續漢書》有《百官志》，是記載封建官署，離國家職能的範圍略遠。杜佑著《通典》，自序稱：「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部二百卷的巨著，記載了大量關於國家職能的資料、史事，兼及歷代議論，有助於理論的探索。後世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雖系匯集史文，便於掇拾之作，然善於採擇，也頗有用處。 從中國歷史來看，有兩個應該在已有的成果上繼續探索的重要理論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問題，一個是關於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因全國地域遼闊，各民族各地區間在經濟、文化上發展得不平衡。這不只是在漢族跟各兄弟民族間發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漢族內部，在某些少數民族內部也不平衡。從更高的高度把這些不平衡的歷史現象概括起來，既要看到各種社會現象中的差異，又要從差異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這是一件複雜的工作。 第二，中國歷史的發展有傳習力量的頑固性，社會變革往往不徹底。血緣組織本來是氏族社會的特點，但氏族社會為奴隸社會取代後，血緣組織又在新的歷史形式下繼續發揮作用。奴隸制在奴隸社會結束後的兩千多年仍有殘餘存在。象這一類的歷史的傳習現象，往往混淆人們對社會發展的視線。第三，社會現象在歷史上往往出現某些重複，如治亂興衰的不斷代替，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不斷以類似形式出現等等，都容易造成歷史循環的假象，遮蓋歷史發展的真實面目，對這一類的歷史特點，都須透過現象發現本質。 歷史理論的探索畢竟離不開歷史本身，對客觀歷史的了解畢竟離不開歷史資料。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有的歷史工作者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對歷史資料掌握得不夠豐富；另外一些人熟悉歷史資料，而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掌握得不夠，這就妨礙了對理論探索的順利進行。這種缺點是應當不斷克服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廣大的史學領域內進行，具體的事物考訂和斷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學術價值，但對通史的興趣應是必不可少的。對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對有關兄弟學科的一定修養，也都是必要的。 歷史理論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規律，也要探索這種規律跟現實的聯繫性，用以說明現在，觀察未來。 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進行探索，已經歷了半個世紀，成績是可觀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們去深入研究。 關於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當前須著重探索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史學的發展的社會條件，一個是史學的效果。 中國史學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社會動亂比較激烈的時候，或是在大動亂的前後，我國總有史學的傑作出現。在經過春秋戰國及秦漢之際的社會變亂，到了漢武帝時，統一的局面才鞏固下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遷寫出了他的《史記》。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期變亂、分裂，通過了隋唐時期的穩定，到了唐中葉以後，封建社會內部的矛盾比較突出，就在這個時期，杜佑寫出了《通典》。兩宋，是一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交織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司馬光寫了《資治通鑑》，鄭樵寫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會的險象環生，正所謂「天崩地裂」的時代，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顧炎武的《日知錄》、唐甄的《潛書》，雖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時代的脈搏，鞭撻了封建統治的腐朽。象這樣的著作，都有豐富的歷史觀點，都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舊的史學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學理論上比較豐富的書。以上這些著作的產生，各有其歷史原因，把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學發展規律的一項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學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歷史知識在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但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這是中國的一個古老的傳統。《詩經》說：「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就是說，要從夏殷衰亡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我們所謂借鑑，就是從這句話來的。《易》：「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禮記·經解》：「疏通知遠，書教也」，這說的都是對歷史知識的運用。商鞅變法的時候，當時有兩派，一派主張變法，一派反對變法，兩派的說法，都有歷史的根據。當然，其中總有一派根據是不正確的。秦漢之際，是朝代變換最迅速的時期，漢初時有些人注意到一個問題：秦經營了那麼長的時期，很不容易，為什麼亡得那樣快？漢從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過五年，這是為什麼？這好象只是一個歷史問題，實際上在我們今天看來是要求對現實的解答，對漢朝歷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暫短的統一之後，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視從隋朝的興亡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到了宋代，司馬光寫了那麼一大部書，書名索性就叫作《資治通鑑》。學歷史有什麼用，這是我們歷史學者經常碰到的問題。有時，我們回答了，有時，我們回答不上來；有時我們雖然回答了，但從心裡缺乏自信。其實，在中國史學史上，這是個老問題，不少古人曾經用言論或實踐回答了這個問題，但在我們研究史學史時，很少注意這個問題，甚至有時還覺得這是一個狹隘的、實用的問題，不願理睬。我們認為，應該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給它以應有的地位。 第二節　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 歷史文獻的特點 在史學工作中，理論的指導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獻的掌握和運用也是很必要的。歷史理論是對歷史現象的概括，歷史文獻是對歷史現象的文字記錄。客觀的歷史跟記錄的歷史是有區別的，這在上文已有所論述。現在我們就歷史和歷史文獻的相互關係加以補充論述。 歷史，指的是客觀的歷史，即歷史發展過程的本身。歷史文獻，是指關於歷史的記錄或歷史現象在文字上的反映。這種區別本來很明白易懂。但歷史本身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主要是依靠歷史文獻，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來，甚至不少有學問的人也認為研究歷史文獻就是研究歷史。我們說，把文獻作為歷史資料去研究，目的在於通過資料去了解歷史，這才是研究歷史。如果把研究興趣只限於歷史文獻的考訂，那只能說是研究歷史文獻，而不能說是研究歷史。當然，研究歷史文獻對於研究歷史是有所幫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來。把二者等同起來，既不利於歷史研究，也會把歷史文獻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這一點，是很必要的。 歷史文獻跟歷史有區別，但歷史的研究又離不開歷史文獻。從學科關係上說，歷史學包含的內容比較多，這首先是歷史觀點。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一定的史學工作總是以一定的觀點作指導的。在一定的觀點的指導下，通過對材料的分析和綜合，可以充實原有的觀點或改變原有的觀點，而得出新的結論。這是史學工作經常經歷的過程。史學的著作總要有一定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著作的結構，一個是文字的表述。關於歷史觀點、歷史資料、史書的結構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屬於史學的範圍。而歷史文獻只是屬於歷史資料的範圍。歷史文獻的研究是史學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學的一部分。 歷史資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這裡有古代文化遺存，其中有遠古文化遺址、墓葬和文物，這在沒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在有文字以後，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歷史文獻，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說，這是歷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會風俗、口頭文學，也都有史料的價值。跟人類社會有直接聯繫的社會現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礦藏等等的狀況，也至少可以做為輔助資料來看。 歷史文獻的含義，現在還沒有一致公認的說法。我們認為，凡是有歷史性的文字記載，都可以說是歷史文獻。在具體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質規定歷史文獻的範圍。我們一般的習慣，常說政治文獻、經濟文獻，而沒有聽說思想文獻。但是我們又常說馬克思主義文獻，其中一大部分是屬於思想文獻，或者說思想史的文獻。象歷代的詩詞、散文，我們不習慣說它是文獻，但對文學史工作來說，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說是文獻。我們古代的農書，象《齊民要術》，科技書象《天工開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來，不能算是什麼文獻，但對於科學史工作者來說，卻是重要的文獻。又如《顏氏家訓》、《世說新語》等書，還沒有聽說它們是歷史文獻，但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也應該說是文獻。所以，歷史文獻的內容，不能說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歷史文獻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簡單的歷史資料，我們不這樣看。我們認為，相當數量的歷史文獻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這種提法，可能不確切，我們姑且這樣說。所謂多重性，第一，是說一種歷史文獻總是反映一定的歷史現象，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獻聯繫起來，觀察規律性的東西。這就超出了一個一個的具體歷史記載的範圍以外了。這種性能不一定是文獻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學工作者所賦予的。第三，文獻不一定是死的東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生命力的東西。歷史文獻可以包含兩點，歷史文獻的內容和形式，有不少東西對於我們今天的史學工作還產生著影響，這是一點。歷史文獻中的具體記載在一般的政治資料以外，還有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科技資料等等。在這些資料中，有一些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這是第二點。 歷史文獻作為歷史資料，還有它的局限性。第一，歷史文獻資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學的資料和民間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當的地位。解放以來，古文化遺址和歷代文物有大量的新發現，其中有很多東西可以補文獻的不足。民族地區的歷史、社會和民間文學的調查，以及其他各種社會調查，都提供了豐富的史料。研究歷史，單靠文獻資料有時是不夠的，要把文獻資料、考古學資料和社會調查資料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可以取得更為豐碩的成果。反過來說，離開了文獻資料，單憑考古學資料，對於有文字記載時期的歷史來說，也是不夠的。我們應該知道歷史文獻的不足，同時也要善於利用歷史文獻。第二，文獻資料有不少失實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於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於記錄人的認識不足，有的由於傳聞的失誤。還有由於多年的傳抄、刊刻，文字上的偽誤脫衍倒錯的也不少。象這樣的材料都有待於考訂以後，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獻資料是脫了線的。儘管資料內容很多，但時間和地點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獻資料中有一個傳統的毛病，就是記載籠統，有時還多過於誇大。比方說，記載中形容社會凋零景象，愛說「十室九空」，這顯然是誇張之詞，是不應該輕易置信的。所有這些局限，都需要用歷史文獻學的工作去解決的。 歷史文獻學的建立為了促進歷史文獻研究工作的發展，使其有助於史學工作的發展，現在有必要、也有條件把歷史文獻學做為一門新的學科建立起來。我們初步的意見認為，歷史文獻學，或者更正確地說，中國歷史文獻學，可以包含四個部分，一、理論的部分、二、歷史的部分，三、分類學的部分，四、應用的部分。這樣的分法，未必合適。現在這樣分，也只是便於說明問題。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理論部分，除上一節已有所論述的幾個問題之外，還有歷史文獻和其他學科的關係問題。歷史文獻本身有各種不同的門類，也就需要分別地同相應的學科發生聯繫。比如，《汜勝之書》、《齊民要術》的整理，需要有豐富的農學知識。《算經十書》的整理，需要有豐富的數學知識。其他如《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書的整理，更需要豐富的科學知識和工藝知識。歷史文獻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種學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較多的學科。 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是歷史文獻研究所要聯繫的學科，但不屬於歷史文獻學的範圍。究竟哪些學科跟歷史文獻研究的關係最密切，這要看具體情況。一般地說，年代學和歷史地理學跟歷史文獻研究的關係最密切，它們一個是講時間，一個是講空間。研究中原文獻要精通古漢語、近代漢語，研究兄弟民族歷史文獻，要學習有關的民族語文。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歷史部分，主要是講歷史文獻的發展狀況。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發展史一樣，歷史文獻也有自己的發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歷史文獻都是很死板的東西，只有這一文獻跟那一文獻的不同、這一時期的文獻跟那一時期的文獻不同，而談不到有什麼發展史。這種看法只是看到文獻是一個一個的存在，而沒有注意到歷史文獻自出世以後所經歷的長時期的變化。每一歷史文獻不能脫離它的時代，不能不帶有時代的烙印，每一時期的歷史文獻不能不受前一時期的影響，也不能不影響後一時期的歷史文獻。聯繫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看，它們也是從低級到高級發展，而每一歷史文獻都是變化發展過程中的個體。對歷史文獻必須歷史地看，要從各方面的聯繫中看歷史文獻，才能比較深刻地理解歷史文獻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學工作中的作用。從有歷史文獻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記載的只是統治者的具體活動和思想意識。此後，官府的載籍一直是歷史文獻的主體。《尚書》、《雅》、《頌》、《易經》等都是官書。《春秋》可說是私人著作的創始。而《春秋》和《左傳》也是根據官方材料寫成書的。戰國時期，私人著述的風氣漸盛。這些著作，就一個學派內部說，往往是帶有經典性的文獻，在我們今天來看，也頂多不過是學術性的文獻。如從數量上說，戰國時期傳留下來一些私人著作，較之當時的官府載籍恐怕是少得可憐。經秦火和項羽燒秦宮室之後，各國載籍多蕩然無存，在《史記》里只是略存其蹤跡。兩漢時期，官家文書記載和檔案制度逐漸具備，私人著述的史文辭賦和各種技藝書也多起來。此後，社會生產力有了進步，政權組織擴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紙術發展了，印刷術發明了，公私載籍越來越多了。大體說來，私家載籍在任何時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後，能流傳下來的，顯然是越來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計現存我國古籍有若干萬種，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書。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檔案來說，那數量就不知比現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記載經驗本身的長期積累，也可以促進公私文獻的發展，但陳舊的積習也會頑固地阻礙文獻工作的進步。研究歷史文獻本身的發展史，研究它們與當時社會生活的關係，研究官私文獻之不同的特點及其在發展進程中經歷的異同，這有助於對它們的認識，並可以從而考慮如何改善對它們的管理和傳播，如何進一步發揮它們的作用，使之為各種有關的建設事業服務。 章學誠曾提出「記注」和「撰述」的區別，他是就史書體裁講的，但我們也可以借用這個提法來說明歷史文獻方面的問題。關於歷史的記注，這是歷史文獻的一大類。大量的官書和一些私人的歷史記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類的文獻，無論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於反映社會情況。那些有意於作偽的人，也不過是要反映偽造的社會情況。記注如現存的歷史檔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貴的原始的資料，但有不少弄虛作假的東西。這類文獻，總的說來，是沒有加過工的資料，其可貴的地方在此，價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識，對於史料的運用，不強調完備，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於作者的思想和表述，這是對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後的成果。這一類的文獻，其中有時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說，對於讀者可能有更多的幫助。它們雖非原始的東西，但往往可能比較集中表述了歷史的真象。從思想資料、藝術資料、文學資料以及其它學術方面的資料方面來看，這類文獻提供的比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只有原始資料才是更寶貴的，在發現一件不經常見的文獻，往往表現得相當激動，而對於歷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計不足。這是帶有片面性的。我們研究歷史文獻，也要把這兩類文獻加以區別，分別觀察它們的發展史、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史。當然，這兩種分類也不是絕對的，要看以哪一類的性質為主。班固的《漢書》是撰述，但帶有很濃厚的記注性質。歷代官修的史書，多屬於記注性質，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這是要具體分析的。 歷史文獻的發展史，還可以從好幾方面來說。這裡有歷史記錄條件在完備程度上的發展，有書寫工具的發展，保管和傳播的發展，著錄和考訂的發展，還有歷史文獻研究本身也有它的發展史。 歷史記錄條件完備程度，指的是：時間、地點、人物活動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記載是具備了這四個條件的。在時間的記載上，有的只記了日，而沒有記年月。有的記了年、月、日，是在記載的開頭記日，在末尾記月，緊接著再記年。例如：《殷虛書契》前編卷三有這樣的寫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開端寫：「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開端寫「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結尾寫「佳王廿又五祀」。這是先寫月，寫日，最後寫年。還有一種寫法是一開頭就寫出年月日來。如《頌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最後這種寫法逐漸成了歷史文獻中一個固定通用的形式。後來皇帝有了年號，又要用年號去記時間。近代中外關係頻繁以後，既要用中國的曆法，又要寫上西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曆就成了我們記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獻上有標題，在某些文書上有事由的摘要，這也屬於記載條件的範圍。記載條件具備的程度，也反映了歷史文獻的發展水平。 書寫工具，最初是用金屬工具刻在獸骨、龜甲上，後來雕鏤在金石上，再後是寫在竹木簡上，寫在帛上。有了紙，書寫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獻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後來有了私人的收藏，經過進一步發展，有了私人藏書家的出現。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數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學校的圖書館、地方的圖書館以及社會集團的圖書館。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經長期積累產生了許多經驗。文獻的傳播，最初只是極少量的傳抄，還有靠口頭流傳的。造紙術發明了，傳抄有了便利。印刷術出現了，傳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機、影印術的出現，為傳播提供了越來越大的方便。文獻的著錄是關於文獻的登記和說明，為使用文獻的人提供檢索的方便。文獻的考訂是對某種文獻進行版本上和一定內容上的考證。我們平常所說的考據學，實際上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是附屬於各個學科之內的。對文獻的考訂，就是歷史文獻學內的考據學。以上這些問題都可進行研究，都有它們的歷史內容。至於歷史文獻研究本身，過去的前輩們做了不少實際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貢獻。但有意識地把它樹立起來，成立一門學科，這還是我們今天應該承擔的任務我們應該總結前人在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關於歷史文獻學的分類學部分，也應該是歷史文獻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類學應該以目錄學為基礎而又不同於目錄學。目錄學也講分類，但目是書目，錄是解題，一般是就書論書；提高到有系統有理論的「學」的程度的，似沒有多少。分類學有統觀全局的要求，這跟一般對目錄學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學誠所說「考鏡源流，辨章學術」，都可以說是屬於分類學的範圍，但還沒有提到應有的高度。關於分類學這個問題，還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歷史文獻學的應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和辨偽學等。關於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國歷史上也開始得較早，自宋以後逐漸發展，到了清乾嘉時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現在，很少有系統性的總結。從目前史學發展和古籍整理的狀況來說，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們這部通史，篇幅較大，處處離不開歷史理論，處處離不開歷史文獻。我們要從理論的探索上，從文獻的應用上不斷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