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二十一章崔浩、魏收

第一節崔浩① 鋒芒初露 崔浩（381—450）字伯淵，小名桃簡，清河郡東武城（今山東武城縣） 人。出身北方高門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國曹魏時官拜司空，封安陽亭侯。其父崔宏，號稱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書、天部大人，賜爵白馬公。崔浩從小喜愛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諸子百家無不披閱，精研義理，時人望塵莫及。年十八、九歲入為直郎。天興（398—403）中，任給事秘書，轉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見崔浩擅長書法，常使侍從於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當藥性發作，便疑神疑鬼，喜怒無常。宮省左右多因小過獲罪，弄得人人自危，紛紛逃避。唯獨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時整日不歸家。崔宏也小心謹慎，既不得罪，又不獻媚取寵，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禍。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為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令講授經書。每當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軒軺車，時人羨慕不已。明元帝好陰陽術數，聽了崔浩講《易經》、《洪範·五行傳》，誇讚講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參考天文，解決疑惑問題。崔浩把天道與人事結合起來，加以綜合考察，舉其大要，用來占卜各種災祥變異，多有應驗，故常常參與謀劃軍國大事，頗受寵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帶發生嚴重的霜旱災害，秋糧顆粒無收，雲中、代郡很多百姓餓死。太史令王亮、蘇坦搬出讖書上的話：「國家當治鄴，大樂五十年」，勸明元帝遷都鄴城。明元帝問崔浩，崔浩回答說：「遷都鄴城，雖可救今年饑荒，但非長久之計。」他列舉了不宜遷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鮮卑族人數少，遷都以後，族人散布於東部各州郡，會暴露自己的實力，被四方所輕視；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傷必多，百姓沮喪；三是遷都後，平城守兵減少，赫連勃勃、柔然會乘機舉兵入侵，朝廷無法遠救，雲中、平城就十分危險了。他建議國家應克服暫時困難，待來年春草復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維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辦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議，挑選部分貧困戶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當地開倉賑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國家度過了難關。明元帝很高興，賜給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絹五十匹、綿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準備起兵征討河西胡劉虎，問計於群臣。 崔浩分析說：「河西胡人數雖多，但無良將統率，終不能成為大患。」他提議派一名有威望的將領率兵前往鎮攝，必能取勝。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孫建為中領軍，統兵進發，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殺劉虎，斬首萬餘級，俘敵十餘萬。 同年秋，東晉太尉劉裕率師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陸並進，沿途勢如破竹，後秦連連敗退。舟師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黃河，準備溯流西上。為了順利進軍關中，劉裕派人假道於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計議，內外大①本節材料主要見於《魏書·崔浩傳》，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臣懷疑劉裕「揚言西伐，意在北進」，會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斷黃河上游，阻止晉軍西入。崔浩力排眾議，反對說：「這不是上策。」他認為，劉裕早有滅秦之心，今姚興已死，子泓懦弱無能，國內多難，劉裕乘危討伐，不達目的絕不罷休；如果截斷黃河上流，劉裕發起火來，便會不顧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將代秦受敵；而且柔然不斷騷擾北境，百姓糧食匱乏，若再與劉裕為敵，南北受到夾擊就很危險了，還不如借給劉裕一條水道，放他西進，然後發兵斷絕晉軍東歸之路，這才是合適的計策。明元帝擔心吃虧上當，聽信了大臣們的話，命司徒長孫嵩率兵十餘萬屯駐黃河北岸，阻止晉軍前進，結果被打得大敗，死傷慘重。明元帝後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計。 第二年五月，東晉齊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書獻計，稱劉裕駐兵洛陽，應發兵切斷晉軍後路，可以不戰而克。崔浩正在給明元帝講書傳，明元帝得報，問崔浩：「劉裕伐姚泓，當真能取勝嗎？」崔浩回答說：「劉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將勇，臣以為一定能夠取勝。」明元帝又問：「劉裕的軍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劉裕才能高。慕容垂憑藉父兄之業，生而尊貴。歸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劉裕出身寒微，無尺土可依，無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晉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權。」崔浩進一步分析說：「劉裕如果平定姚氏而還，必定篡主自立，這是勢所必然。至於秦地，戎夷混雜，劉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為風俗不同，人情難變，如果想把荊揚的教化行之於三秦之地，猶如無羽而欲飛，無足而欲走，是辦不到的。吾自可練兵備戰，休息民眾，等待劉裕南歸，秦地終當為國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劉裕入關、進退兩難之機，調遣精騎直搗彭城、壽春。崔浩說：「如今西北二寇未滅，陛下不可親臨指揮，兵眾雖盛，而將領中卻無韓信、白起。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不是劉裕的對手。臣以為再等一等，亦不為晚。」明元帝笑說：「卿思慮得周密。」崔浩又縱論當世人物，他推崇忠誠輔佐苻堅治國的王猛，比為齊之管仲；讚揚不負顧命委寄維護前燕的慕容恪，比為漢之霍光；貶斥平定桓玄之亂的劉裕，比為漢末曹操。這一番話曲折表示對明元帝的忠心，可謂用心良苦。明元帝則問他：「卿認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觀察天際，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廣大呢！雖然如此，臣見太祖用漠北淳樸之人，南下中原，移風易俗，化被四海，當然與伏棲、神農同列，豈是臣所能評論的。」崔浩還說，赫連屈丐殘暴，必將滅亡。明元帝很高興，不覺與崔浩談到深夜，賜給崔浩御用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並意味深長地說：「朕品味卿的話，好比這些鹽酒，所以與卿共享它們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漢，入太微，經北斗，繞紫微，經過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說法，彗星主禍殃，一旦出現，天災人禍就會降臨人間。明元帝見到彗星出現，害怕大難臨頭，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詢問，眾人一齊推舉崔浩解答。崔浩說：「古人有言，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罪孽，妖不自作。我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晉室衰微，主弱臣強，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奪，劉裕秉權。彗星出現，乃惡氣之所生，是劉裕篡位，晉室將亡的徵兆。」過了兩年，劉裕代晉稱帝，明元帝正在東南澙鹵池（五原鹽池）射鳥，得到報告，特意派驛使把崔浩召來，對他說：「卿往年的話果真應驗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襲爵白馬公。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經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問身後之計於崔浩。崔浩建議早立太子，令入則總領萬機，出則統率軍隊，監國撫軍。這樣，將來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可以免除後患。他認為長皇子拓跋燾聰明睿智，性情溫和，應該及時登儲副之位。於是，明元帝當即立拓跋燾為太子，同時任命南平公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共同輔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劉裕死訊傳來，明元帝準備進攻洛陽、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對說：「陛下不因劉裕突起，納其使貢，劉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喪討伐，即便獲勝亦不值得稱道。今我國家尚不能一舉而定江南，應當遣使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信義之風於天下。況且劉裕新死，黨與未散，不如暫緩。待其強臣爭權，然後命將揚威，可以不勞士卒，而收復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諫諍，明元帝大怒不從，派奚斤領兵南伐。在議論南伐策略時，崔浩又反對奚斤攻城為先的意見，主張略地為先，但仍然未被採納。十一月，魏軍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陽，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經典，留心各項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歡《老子》、《莊子》，每次讀上幾十行，就把它們丟在一邊，說：「儘是矯誣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禮，孔子曾拜之為師，怎能寫些敗壞法度的書來擾亂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說：「為何要侍奉這個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經，時時誦讀，崔浩大怒，一把奪過來放火燒掉，將紙灰拋灑到廁所中。堂弟崔模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對佛頂禮膜拜，即使在糞土之中，見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說：「在這麼骯髒地方叩頭跪拜這個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燾繼位，是為太武帝。 左右忌憚崔浩正直，一齊詆毀排斥他。太武帝出於輿論壓力，只得讓崔浩離開朝廷，以公歸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當遇到疑難事，仍要召他進宮求教。崔浩皮膚細膩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機敏通達，長於計謀，每每自比張良，自謂稽考古事還略勝一籌。離職以後，以修服食養性之術為事。這時，嵩山道士寇謙之來到平城，向太武帝進獻《籙圖真經》等道書。當時，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獨崔浩拜寇謙之為師，向他學習道術，而且上書朝廷，大加讚揚。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書，十分高興，隨即派人帶著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於天下，又在平城東南修建起高五層的天師道壇。 輔佐太武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這時，太武帝以大夏主赫連勃勃死後關中大亂，準備乘機伐夏。長孫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贊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說：「天道與人事相呼應，機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揮三路人馬直趨關中，大敗赫連昌，殺獲數萬人，奪得牛馬十萬餘頭。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統萬城下。太武帝佯裝撤退，夏主赫連昌率步騎三萬，分兩翼鼓譟而前。突然，風雨大作，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風雨向魏軍迎面襲來。宦官趙倪進言，以為風雨迎面而來，是天不助人，勸太武帝收兵迴避，來日再戰。崔浩斥責說：「這是什麼話！我軍千里制勝，豈能因風雨而輕易改變計劃。敵人貪利冒進，後援斷絕，我應分軍隱蔽疾進，前後夾擊，出奇制勝。風勢在於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變！」太武帝依計而行，率軍奮勇出擊，夏兵大敗，赫連昌狼狽逃竄。魏軍攻破統萬城，俘獲夏王、公卿將校及后妃、宮人上萬，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珍寶財物不可勝數。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書郎鄧淵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國記》，寫了十餘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覽、鄧淵子鄧穎等人續寫。神二年（429），他們終於編定《國書》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準備北伐柔然①，內外大臣一致反對，保太后也堅決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書令劉浩等人共同推舉太史令張淵、徐辯出面勸阻。張、徐二人說：「天文不利，北伐必敗。」群臣齊聲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與張淵等人辯論。崔浩針鋒相對地進行駁斥，又說：「張淵等不過是庸俗儒生，見識短淺，牽制於小數，而不通達大體，難以與他們深謀大計。臣觀察天象，數年以來，月之運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據臣所占，三年內，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就是旄頭之眾。願陛下不要遲疑。」張、徐羞愧難言，忙辯解說：「蠕蠕地處偏遠，得其地不能耕種，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況且他們輕疾無常，難得制服，何必急於興師動眾而使士馬勞頓！」崔浩指斥張淵所說不過是老生常談，不合時宜。他說：「蠕蠕本是國家北邊臣隸，中間叛去，現在要懲罰元惡，奪回善民，恢復他們的舊役，並非無用。漠北地勢高峻，氣候涼爽，不生蚊蟲，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歸降，貴者娶公主為妻，賤者擔任將軍、大夫，列居滿朝。又高車號稱名騎，並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擊蠕蠕，則擔心蠕蠕輕疾；於我國兵則不然。原因何在呢？因為他們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他們相進退，並非難制。況且今夏若不乘虛進擊，破滅其國，至秋天他們再來，國家將不得安寧。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因蠕蠕進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張淵、徐辯被問得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太武帝高興異常，對公卿大臣說：「朕決心已定了！」 罷朝後，有人埋怨崔浩，說：「南賊正在入侵，丟開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師，誰不知難。倘若柔然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將如何對待？」崔浩說，「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則無法抵禦南賊。自從國家攻克統萬以來，南賊恐懼，故揚言興師保衛淮北。等到我們擊敗柔然，往返之間，南人必不敢動。而且他們是步兵，我們是騎兵，他們能北來，我們也可南往；他們疲睏，我們卻不勞累。今主上英俊，士馬強盛，如果他們敢來，好比用馬駒去餵虎口，有什麼可怕的？柔然依恃險遠，以為國家無力制服，自己寬慰自己，為日已久，故夏天則散眾放牧，秋天牛馬肥壯才集中，避寒就溫，南來寇掠。今乘其不備發動突然襲擊，必然望風驚散，可一舉而滅，這乃是一勞永逸，利益長久的大事。既然皇上決心已定，你們為何還要阻止？這些淺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揮東西兩路大軍旋風般直撲漠北，柔然紇升蓋可汗毫無戒備，民畜布滿原野，見魏軍突然襲來，無不驚慌失措，四散奔逃。魏軍四散分討，獲戰馬百餘萬匹，畜產、車輛、氈帳數百萬，柔然、高車數十萬人歸降。紇升蓋可汗僅逃得性命，不久憂鬱而死。及魏軍班師而還，南朝竟然沒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①《魏書·蠕蠕傳》云：「自號柔然，而役屬於國。後世祖（太武帝）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對柔然所加蔑稱。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歷史原貌。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與日俱增，贏得了太武帝的無比信賴。太武帝親自親臨崔浩府第，問以異事，有時還品嘗他家一些飯菜。為了表彰崔浩的謀劃之功，給他加官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領他出入內寢，備加寵幸。太武帝曾從容地對崔浩說：「卿才智淵博，侍奉朕祖父、父親，至今三世，忠誠莫二，朕故委以親近之職。卿應當盡忠規諫，匡正輔弼朕躬，不要有所顧慮。朕雖然有時發怒，不採用卿的意見，但總是反覆深思卿所說的話。」有一次，太武帝召見新歸降的高車首領時，指著崔浩對他們說：「你們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然而腦中所藏，過於甲兵威力。朕雖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後有功，都是此人指點的結果。」又命令諸尚書說：「凡軍國大計，你們不能決定的，都要先徵求崔浩的意見，然後再執行。」太武帝還特意命歌工譜寫歌詞，頌揚有功大臣，歌詞寫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長孫道生官拜司空，封上黨王，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讚頌。 神三年（430）三月，北魏南邊諸將上表告急，稱劉宋正調兵遣將，將入侵河南，請求增兵三萬搶先下手，主動出擊；同時，請求殺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絕宋軍響導。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議，眾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對說：「此議不可從。南方土地潮濕，入夏以後，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氣候悶熱，易生疾病，非出師之時，且敵人早有準備，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時間一久則糧草接濟不上；分兵討伐，則力量分散而無法應敵，未必有利可圖。如敵人果然出兵，也應等到秋涼馬肥、敵軍勞倦之時，因敵取食，然後慢慢進擊，這才是萬全之策。」他還說：「這幾年來，朝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北破柔然，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得知，個個垂涎三尺，也想在南邊抄掠，以取資財。他們心存私計，給國家惹事生非，斷不可從。」太武帝採納崔浩之議。不久，南邊諸將又上表告急，說南寇已至，請求增兵造船，迎擊來犯之敵。眾公卿一齊鼓動太武帝出兵，儘管崔浩苦苦規勸，反覆爭論，但太武帝難違眾議，於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調集重兵屯駐黃河北岸。這時，宋軍也步步逼進，進占河南碻磝、洛陽、虎牢、滑台四鎮，魏大將長孫道生屯兵黃河北岸禦敵。 正當宋魏交兵之際，夏主赫連定進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準備征討赫連定。眾公卿擔心宋軍會乘虛而入，丟失東部州郡，都不同意這樣做。太武帝猶豫不決，問計於崔浩。崔浩分析說：「劉義隆與赫連定遙相呼應、虛張聲勢，彼此唱和，窺伺大國。劉義隆指望赫連定出兵，赫連定期待劉義隆出師，誰都不肯先入，有似連雞，不得齊飛，不能造成禍害。臣原以為劉義隆出兵，先屯駐黃河中游，然後兩路北進，東路攻冀州，西路攻鄴城。如此則陛下當親自率軍討伐，不能拖延。如今則不然，其軍東西排列兩千里，一處不過數千人，勢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並無北渡之意。赫連定不過是殘餘勢力，容易摧毀，稍推即倒。取勝之後，我軍東出潼關，席捲向前，則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風披靡。願陛下西行，毋須疑慮。」不出數月，魏軍攻破平涼城，赫連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著崔浩的手對河西王沮渠蒙遜的使臣說：「你所聞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舉世無雙；預知成敗，若合符契，從未有過失誤。朕的進止都要徵詢他的意見。」神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軍將軍安頡從南部前線歸來報告說：「宋軍駐紮在彭城一帶，並沒有往北推進。」情況正好和崔浩預料的一樣。太武帝得到報告，狠狠地教訓了公卿一番，說：「諸卿以前說朕用崔浩的計策錯了，嚇得要死，一再進諫。那些所謂的常勝將軍，開始都自吹超過別人，到頭來卻不如人家。」於是，擢升崔浩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統一涼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對遠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書賀多羅出使涼州，多羅返回平城後，說牧犍外修臣禮，內實悖逆。太武帝決定興兵征討，先向崔浩問計。崔浩回答說：「牧犍叛逆之心已經暴露，不可不誅。我軍出其不意，他必驚慌失措，擒獲他勢所必然。」太武帝點頭說：「好！吾意亦以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計議，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反對出兵，說當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到達，不能久留。他們必然環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無食，十分危險。而尚書古弼、李順也說姑臧依賴冬雪消融，引以灌溉。離姑臧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崔浩反駁說：「《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牲畜為何繁多？況且漢人絕不會在無水草的地方築城廓、立郡縣。如果僅靠雪水融化來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數百萬頃土地？」李順等又辯解說：「耳聞不如目見，吾親眼所見，你還有什麼可與大家辯論？」原來，李順出使涼州時，涼王沮渠蒙遜時有傲慢之語，唯恐李順報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寶賄賂他，他也就隱瞞了實情。崔浩聽說後，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寵待李順，並不相信。這時，崔浩氣忿地揭露說：「你受人金錢，想替人遊說，以為我沒有親眼看見便可欺騙嗎？」隱蔽在後面的太武帝聽到這裡，轉身出來，聲色俱厲地斥責奚斤等人，眾公卿不敢再說什麼，只好唯唯諾諾，這年八月，太武帝率軍進抵北涼都城姑臧，見城外水草豐盛，興奮地對崔浩說：「卿所說的果然是事實。」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關中一帶爆發了以蓋吳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義，以反抗拓跋貴族的殘酷壓迫和軍事征服。太武帝親自率軍鎮壓，出征途中駐■長安，發現一佛寺中藏有許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懷疑僧侶與蓋吳通謀作亂，下令將佛寺中的僧侶全部殺死。在清寺院財產時，又發現許多釀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財物；同時，還搜出僧侶藏匿婦女以恣淫樂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機勸太武帝殺盡天下僧侶，焚毀全部佛經、佛像。太武帝聽信崔浩的話，下令在全國滅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預先走漏消息，使許多僧侶得以逃脫，大批佛經、佛像得以保留。 國史冤獄崔浩才華出眾，見識過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盡心力，為拓跋氏政權的鞏固和發展立下大功。在殘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處處謹慎小心。他工於書法，經常為別人書見《急就章》，書寫時故意把文中的「馮漢強」的「漢」字改換成拓跋國號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來越寵愛和信任他。但是，當時鮮卑貴族的勢力還非常強大，他們不能容忍漢人大族來分享權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對於皇帝寵信的漢人，他們偏偏要加以排擠打擊。崔浩是當時最受皇帝寵信和地位最高的漢人，自然成了鮮卑貴族排擠打擊的主要目標。而崔浩對鮮卑貴族也不客氣，在討論軍國大計時，與他們分庭抗禮，有時說話還很尖刻；他還①《魏書·舊本目錄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於劉（聰）、（石）虎。」企圖恢復漢人門閥士族的社會地位，「大欲整齊人倫，分明姓族」②。表弟盧玄勸阻他說：「創立制度、建立事業，都各有其時，樂意去做的能有幾人！應當三思而後行。」崔浩不從，便得罪了眾多的鮮卑貴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兒給王慧龍，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遺傳「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東被稱為「齇王」。崔浩見王慧龍時，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說：「的確是王家男兒，真是貴種！」又多次對朝中的鮮卑諸公稱讚他長得俊美。司徒長孫嵩聽了大不高興，就向太武帝告狀，說王慧龍是從南方歸降的，崔浩嘆服南人，是「有訕鄙國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傳來訓斥，崔浩脫帽叩頭，自責了一番才得到寬恕。太子拓跋晃監國時，崔浩曾經一次就推薦冀、定、相、幽、並五州人士數十人，起家為郡守。太子對崔浩說：「先前徵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選，任職已久，他們的勤勞尚未得到應有的酬答，應該先補為郡守縣令，而剛剛徵召的人士則應該先代替他們擔任郎吏。況且郡守縣令治理民眾，必須任用有經驗的人。」崔浩固執己見，最終把他推薦的人士派出去任職。當時，中書侍郎高允知道後說：「崔公恐怕不能倖免了！」事情的結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監秘書事，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事，續修國史。他在給崔浩的詔書中說：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己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子龍川，討孽豎於涼城。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 在續修國史中，《太祖紀》仍用早年鄧淵舊作，《先帝紀》和《今上紀》主要是高允手筆，崔浩作為主編，「綜務處多，總裁而已」①。崔浩「不長屬文」，親自動筆不多，但還是對全書做了「損益褒貶，折中潤色」的工作。這部續修的國史命名為《國記》。 《國記》修畢後，參與其事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筆，同時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經》。閔湛、郗標巧言令色，平時以諂事崔浩而獲得崔浩的歡心。他們的建議很快被崔浩採納，太子也表示讚賞。於是，在天壇東三里處，營造了一個《國書》和《五經注》的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萬才告完成。由於《國記》秉筆直書，盡述拓跋氏的歷史，詳備而不加避諱；而石碑樹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來行人議論紛紛。鮮卑貴族看到後，非常氣憤，爭相到太武帝前告狀，指控崔浩有意「暴揚國惡」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書郎吏，審查罪狀。崔浩被捕後，承認自己曾經接受過賄賂。其實他對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親自審訊他時，他惶惑不能應對。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殺。當他被囚在檻車中送往城南行刑時，「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時，秘書郎吏以下也都被殺，而清河崔氏同族無論遠近，姻親范②《魏書·盧玄傳》。 ③《魏書·王慧龍傳》。 ①《魏書·高允傳》。 ①《資治通鑑》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被連坐滅族。宋人劉攽等說：「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並、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②。他們指出鮮卑貴族與趙魏大族的矛盾，是頗有見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寵信的崔浩被誅正是這種矛盾的犧牲品，國史之獄不過是一個藉口罷了。 ②《魏書·舊本目錄序》。 第二節魏收 北魂「三才」之一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人，以文才和史學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學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據他後來自稱，其家本是西漢初年魏無知的後裔。祖父悅，北魏時官至太守。父子建，於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東益州（治所在今陝西略陽縣）刺史。魏收自幼讀書，十五歲時學習作文。隨父赴邊後，恰值四方多事，他轉而「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①。有個叫魏伯的人看他習武沒有多大進展，故意問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慚愧，也因此受到啟發，就堅定了用功讀書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隨樹陰諷誦」，苦讀不止。年復一年，板床磨損得很厲害，他從不怠惰。經過這一番用功讀書，魏收學業大進，他寫的文章也漸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歲時，父親被召回洛陽，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學博士，講授儒家經典。不久，因吏部尚書李神儶的推薦而成為司徒楊椿的記室參軍。孝莊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職，掌藩國朝聘之事。次年，節閔帝要選拔近侍，詔試魏收撰《封禪書》。魏收不作草稿，下筆成章，將近千言而所改無幾。黃門郎賈思同報告節閔帝說：「即使是三國時的曹植七步成詩之才，也沒有魏收這樣才思敏捷呵！」於是，魏收被授予散騎侍郎之職。繼而改任典起居注，並修國史，兼中書侍郎。魏收開始跟史學有了聯繫，這年他二十六歲。 這時，北魏政治上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動：權臣高歡率兵進入洛陽，廢節閔帝，另立平陽王元脩為帝，是為孝武帝。高歡有個親信崔■，很多人都巴吉他。魏收沒有主動登門拜訪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擠，險遭彈劾，因得辛雄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賦》，「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深為孝武帝所褒美。鄭伯對魏收說：「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免。」既有崔■的排擠，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歡相國稱號上的猶豫使人難測「主相之意」，魏收便辭去了職務。一年後，魏收被起用為孝武帝兄之子廣平王元贊的屬官，不久又兼任中書舍人。這時，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溫子昇、邢子才被世人號為「三才」。這時，孝武帝同高歡之間的矛盾日漸加劇，魏收稱病辭職。其舅崔孝芬問他為什麼辭官，他說：「懼有晉陽之甲。」當年有爾朱榮發兵晉陽之舉，而今高歡的大丞相府亦建於晉陽，魏收是語出雙關。永熙三年（534），高歡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長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繼續維持魏政權，史稱西魏；高歡另立元善見為帝，遷都於鄴（今屬河南安陽轄境），史稱東魏。這是魏收經歷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變動。 在東魏時期的政治經歷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539），魏收應召赴鄴，以兼通直散騎常侍的身份①以上見《魏書》卷104《自序》、《北齊書》卷37《魏收傳》，下引二文，不另注。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風流文辯，魏收辭藻富逸，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們之前，李諧、盧元明於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稱讚說：「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當時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選，極重才器、文辭，以顯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復出，實與南北通好有關。然魏收使粱時，買吳婢入館。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故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後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馬子如的推薦，來到高歡父子控制的晉陽，任中外府主簿。司馬子如還曾當面向高歡說，魏收是「一國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轉為丞相府屬官，然終未受到高歡重視。魏收通過崔暹請求修國史。崔暹向高歡長子高澄建議說：「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高澄果為所動，推薦魏收做了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於是他又回到鄴。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修國史。這是他第二次擔任皇家史職，這年他三十三歲。這期間，恰值高歡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寫了一篇辭讓相國稱號的上書。高歡閱後，很滿意，指著魏收對高澄說：「此人當復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時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孝文帝曾稱讚崔光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歡這樣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轉折，從此他結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經歷。武定四年（546），高歡在西門豹祠宴請眾官。席間，高歡對司馬子如說：「魏收為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說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歡又對魏收說：「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歡次子高洋以齊代魏，建元天保。這是魏收一生中經歷的又一個重大的政治事變。這次事變，他是直接參加者之一，凡「禪代詔冊諸文」，都出於魏收之手。事變的當年，他被高洋授予中書令兼著作郎的職務。 在北齊：《魏書》的撰寫和改正北齊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詔命魏收撰寫魏史，這成了魏收在事業上真正轉向史學的一個契機。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說：「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文宣帝果然答應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詔命魏收專在史閣撰史，不必參與行政事務。高洋還鼓勵魏收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①當時，負責監修的高隆之，不過掛名而已。參加撰述的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參考了鄧淵的《代記》，崔浩的編年體魏史，李彪的紀、表、志、傳魏書體例，邢巒、崔鴻、王遵業等陸續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和當時殘存的大族譜牒、家傳，還有南朝史書②。他們「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采亡遺，綴續後事」，於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紀12卷，傳92卷，合110卷（含子卷），「表而上聞之」。同年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4卷，《地形》3卷，《律歷》2卷，《禮樂》4卷，《食①參見《魏書》卷12《孝靜紀》。 ①《魏書》卷67《崔光傳》。 ①魏太武誅史官，即崔浩國史案，事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參見《魏書》卷35《崔浩傳》。②參見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第384頁《魏收襲用南朝史書》條，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貨》1卷，《刑罰》1卷，《靈征》2卷，《官氏》2卷，《釋老》1卷，凡20卷，續於紀傳，合130卷（如不計子卷，合114卷）。據《魏書·自序》說：「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 《魏書》撰成後，在北齊統治集團中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說「遺其家世職位」，有人說「其家不見記載」，還有人指斥《魏書》「妄有非毀」，在「群口沸騰」中，《魏書》被這些人號為「穢史」。文宣帝詔魏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討論」，據說前後投訴百有餘人。繼爾文宣帝又親自詰責了一些投訴者，太原王松年、范陽盧斐、頓丘李庶等皆獲罪，或因以致死。最後文宣帝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而投訴者相次，魏收無以抗之。當時，因左、右僕射楊愔、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尚書陸操從整體上看待《魏書》，認為：「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楊愔對魏收說：「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魏收說：「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流。」他們的談話，已部分地涉及到「眾口喧然」的原因。 《魏書》撰成當年，魏收被授予梁州刺史之職。天保八年（557），任太子少傅、監國史，參議律令。這一年，邢子才寫了一首詩贈給魏收，題目是《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館》，說明這期間魏收對於史事方面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史館」之見於歷史記載，這是最早的。天保十年（560），除儀同三司。這年，文宣帝死；孝昭帝高演即位，改元皇建，魏收任兼侍中、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監史如故。文宣帝的諡號、廟號、陵名，都是魏收所議。孝昭帝考慮到魏史尚未正式行世，詔命魏收「更加研審」，魏收也「頗有改正」。旋詔行魏史，一本置秘閣；一本付並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這是《魏書》的第一次修改、行世。 武成帝高湛時，魏收於大寧元年（561）加開府，河清二年（563）兼右僕射，還有詔於玄洲苑閣上為其畫像。當時，邢子才被疏出，溫子昇已死，魏收大被任用，獨步一時。當初「三才」並世，常相訾毀，各有朋黨。魏收每每貶損邢文。邢子才說：「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聽到後就說：「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這說明他們之間的不諧，也透露出當時南北文化上的聯繫。 河清四年（565），武成帝傳位後主高緯，他以三十二歲的盛年去當太上皇了。後主天統二年（566），仍有「群臣多言魏史不實」的情況，武成帝「復敕更審」，魏收又做了「回換」，凡所更改，涉及到列傳中的個別體例、史文四五事。這是《魏書》撰成後12年中的第二次修改。經過這次修改後，《魏書》就一直流傳下來。 魏收從北魏孝明帝時入仕，經過三個皇朝，歷事九個君主，至北齊後主時，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達到了他四十多年宦途的頂峰。這時，他的生命也快走到了盡頭。武平三年（572），六十六歲的魏收，在大致了卻了《魏書》一案後的六年就死去了。後主追贈他司空、尚書左僕射，諡號文貞。魏收娶其舅之女為妻，無子，有一女。晚年，以子侄輩年少，申以戒厲，著有《枕中篇》，具見《北齊書》本傳。他曾就《齊書》起元事，同李德林有過書信往還，事見《隋書·李德林傳》。除《魏書》以外，魏收有集70卷，已佚。 《魏書》的得失《魏書》的「三十五例」，因例目已佚，無由考察；「二十五序」，俱存，見《皇后傳》、諸類傳及「十志」之序；「九十四論」，今存九十三論①，以卷74《爾朱榮傳》後論篇幅最長，有400多字；「二表」皆佚，「一啟」即《前上十志啟》，今存，編於志首。上述例、序、論、表、啟，「皆獨出於收」②。 《魏書》記事起於北魏拓跋珪（太祖道武皇帝）登國元年（386），並以《序紀》的形式追敘拓跋珪先世歷史至二十七代；迄於東魏孝靜帝武定八年（550）四月，「詔歸帝位於齊國」。它主要記述了北魏148年、東魏16年合計164年的歷史，也從一個方面記述了北魏、東魏同東晉後期及宋、齊、梁幾朝南北關係的歷史。 《魏書》首創《序紀》，敘拓跋氏的由來及北魏統治者歷代祖先的歷史，雖未可盡為信史看待，但它大致闡述了北魏皇朝的歷史淵源，記述魏晉時期拓跋氏與中原地區的聯繫，它的目的是要從歷史上說明北魏皇朝建立的合理性。《魏書》的紀稱東晉是「僭晉」，表明北魏才是正統皇朝；稱宋、齊、梁為「島夷」，是把它們視為「自擬王者」的地方勢力；以「私署」、「自稱」的口氣記張寔、鮮卑乞伏國仁等史事，是表明他們並沒有得到北魏的策命和認可。「僭偽」、「島夷」、「自署」等不同的書法，都是從政治上明確表明北魏是正統皇朝的繼承者。《魏書》中還處處滲透了一種文化觀念，有一種作為先進文化代表的姿態。它評論東晉皇朝說：「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③它論桓玄、劉裕等人則謂「其夷、楚之常性乎？」④夷夏之辨，由來已久，但這個問題由《魏書》提出來，其含義是不同尋常的。儘管這裡有對立、貶損對方的用意，它畢竟反映了以鮮卑族為首的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進步。政治上標榜正統，文化上標榜先進，《魏書》作者的這兩點撰述思想，是對北魏皇朝作為民族遷移及重新組合之重要歷史階段的新認識。 《魏書》的紀，以《世租紀》和《高祖紀》篇幅最長。《世祖紀》寫出了太武皇帝拓跋燾「廓定四表，混一戎華」的武功；《高祖紀》記載了文明太后、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變法的詔書和措施，所謂「帝王製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生民咸受耳目之賜」。這兩篇紀，在記武功、文治上，各有特色，它們反映了北魏歷史發展上的兩個重要階段。《魏書》的紀寫得零散而沒有文采，惟其每於帝紀之後所補敘的史事往往有生動的記載。《高祖紀》後補記孝文帝數事，說他「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御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孝靜紀》後補記孝靜帝「禪①中華書局《魏書》點校本於卷88、92、93、94之末，均標明「史臣曰」，並注以「闕」字，與今存之數合計，不符。 ②《北史》卷56《魏收傳》。 ③《魏書》卷96《僭晉司馬睿傳》。 ④《魏書》卷97後論。 位」的情景，寫道：「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又寫他至後宮訣別：「乃與夫人、妃嬪已下訣，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及出雲尤門，王公百僚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眾皆悲愴，[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泣灑。」這兩段補敘，分別寫出了開拓之君的心志和亡國之主的悲戚。 《魏書》的傳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它具有突出的家傳色彩。上引楊愔的話，說是在《魏書》中「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如卷27《穆崇傳》列舉傳主家族66人，卷36《李順傳》列舉59人，卷39《李寶傳》列舉50人等。以往的紀傳體史書，也有多人合傳的情形，但主要是對人物行事有密切關聯者合而為傳，最多也只限於數人。家傳式的合傳完全改變了本來意義上的合傳的體例和性質，也起不到合傳應有的作用，但這樣的家傳式合傳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門閥時代的特點。第二個特點是對當時的民族關係和南北關係有廣泛的反映。卷96至卷99，依次寫了劉聰、石勒、劉虎、慕容廆、苻健、姚萇、呂光，司馬睿、李雄、桓玄、馮跋、劉裕、蕭道成、蕭衍、張寔、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等人，包含了進入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各族建立的政權，東晉、宋、齊、梁四朝，以及沒有進入中原的一些少數民族政權。這幾篇傳，寫出了當時十分複雜的民族關係和南北關係。卷100至卷103，還寫到了東北、北方、西北許多民族和外域的情況。它們反映了北魏、東魏在民族交往、中外關係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魏書》作者在這方面的歷史見識。 《魏書》的志顯示出特有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它首創《官氏志》，先敘官制，後敘族姓，卷末載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關於「制定姓族」、「決姓族之首末」的詔書，是反映北魏統治走向封建化和門閥化過程中的重要文獻。《魏書》還首創《釋老志》，這篇長達13000字的志文，記述了佛、道二教跟社會的關係，尤其是詳載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以及它在北魏的興衰史。所記所論，主要在於闡明佛教和皇權、教化的關係以及佛教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作者最後寫道：「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嘆息也。」重姓族，崇佛教，這是南北朝共同的社會風尚和歷史特點。魏收在《前上十志啟》中強調這兩篇志的內容是「魏代之急」、「當今之重」，可以看出他在這方面的歷史認識所達到的高度。《魏書》的《地形志》、《刑罰志》、《官氏志》，或追敘秦、漢、魏、晉沿革，或以秦、漢、魏、晉制度為依據，以證「魏氏承百王之末」①；同時，也承認「及交好南夏，頗有改創」②的歷史事實。這表明了作者對於歷史發展中的客觀聯繫的尊重。《魏書》的《食貨志》、《禮志》中保存有極重要的歷史文獻。《食貨志》載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均田詔書，是關係到古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大事。《禮志一》記：「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廟①《魏書》卷111《刑罰志》序。 ②《魏書》卷113《官氏志》序。 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下略）。..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魏書》卷100《烏洛侯國傳》記：「世祖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國家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民多祈請。世祖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室之壁而還。」又《世祖紀下》記：太平真君四年（443）三月，「壬戌，烏洛侯國遣使朝貢」。這件事，紀、傳、志都有記載，說明它的重要性非同尋常。三處記載雖詳略不同，但都吻合無誤，有相互補充的作用。《魏書》所記此事，已在1980年為考古工作者的發現所證實：石室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稱嘎仙洞，在大興安嶺北段東麓。石室壁上所刻祝文，跟《禮志一》所記完全吻合，所署「太平真君癸未歲七月廿五日」也符合烏洛國朝貢時間的間隔，可補史書記載之所未詳。上引《禮志一》所記及石室祝文的發現，可證《史記·匈奴列傳》關於東胡史事的記載，以及《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所引《魏書》關於鮮卑史事的記載，都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魏書》是中國封建社會歷代正史中第一部記載以少數民族上層集團為核心的封建皇朝的歷史，它記述了鮮卑族拓跋部的發展、興盛、統一北方和走向封建化、門閥化的歷史過程，反映了4至6世紀北部中國的歷史面貌和社會特點，是一部有很高價值的皇朝史。 《魏書》在歷史觀上卻是明顯地宣揚「天命」、星占、災異與人事相關和佛道的靈驗。其《序紀》記拓跋氏先人詰芬與「天女」相媾而得子，是為「神元皇帝」。《序紀》後論還說：「帝王之興也，必有積德累功博利，道協幽顯，方契神祇之心。」《太祖紀》載：獻明賀皇后「夢日出室內，寐而見光自牖屬天，歘然有感」，孕而生太祖道武皇帝，而「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後遂成林」。這都是以神話、傳說和自然現象來編■「天命」可信的故事。《天象志》序稱：天象變化，「或皇靈降臨，示譴以戒下，或王化有虧，感達於天路」，「今以在天諸異咸入《天象》，其應徵符合，隨而條載」，這是十分明確地宣揚天人感應。它記：太平真君十年（449），「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占曰『相將誅』。十一年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和平三年（462），「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占曰『有白衣之會』。六年五月癸卯，高宗崩。」這樣的記載，充斥於《天象志》。《靈征志》所記災祥，也都與人事絲絲相扣，旨在宣揚「化之所感，其征必至，善惡之來，報應如響」，「神祇眷顧，告示禍福」①。《釋老志》固然是一篇很有價值的歷史文獻，但它也宣揚了非佛致禍和名道寇謙之預言的靈驗。這些，都反映了魏收在歷史觀點上的唯心主義傾向和特點。 《魏書》在有的史事的處置和評價上有失實之處，這引起後人中有一派意見的激烈批評，以致把它稱為「穢史」。李百藥《北齊書·魏收傳》提出魏收曾因得陽休之之助而為其父陽固作佳傳、於《爾朱榮傳》「減其惡而增其善」數事；以《北史》同傳較之，李延壽對《爾朱榮傳》頗有改正，說明李百藥的批評是對的，而《陽固傳》則無原則性改動，說明李延壽並不贊成李百藥的批評。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13有《魏書多曲筆》條，列舉數事證明《魏書》對高歡在魏朝時事「必曲為回護」，而《北史》凡此多不載，又說《魏書·孝靜紀》末載孝靜帝終以遇酖而死，疑係後人以《北史》所補，①《魏書》卷112上《靈征志》序。 非《魏書》本文所有等，都證明《魏書》確有曲筆處。但自李百藥《北齊書·魏收傳》借「諸家子孫」之口把《魏書》號為「穢史」起，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劉攽、劉恕等人所撰《魏書目錄敘》，則把因《魏書》所記「諸家子孫」的先人、家世失實而引起的爭論，說成是關於《魏書》「黨齊毀魏」的爭論，把「諸家子孫」之稱《魏書》為「穢史」，說成是「世薄其書」、「時論以為不平」而「號為『穢史』」，都已離開《魏書》引起爭論的真象。後來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和上引趙翼的話，似都沒有詳察其中原委、變化，沿襲《魏書》是「穢史」之說。至於隋文帝說魏收《魏書》「失實」，那是出於「正統」觀念的考慮，他命魏澹等人重撰《魏書》，「以西魏為正，東魏為偽」，就是明證。唐太宗集群臣討論撰寫前朝史，「眾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①，事實上已對二家《魏書》作了肯定。李延壽撰《北史》，對《魏書》中的曲筆多有改正，又在《北史·魏收傳》中批評魏收在《魏書》事件中依仗權勢打擊「謗史」者的行為，但他還是肯定了《魏書》的成就，說它「追蹤班、馬，婉而有則，繁而不蕪，持論序言，鉤深致遠」。這個評價褒之過高，但可以說明眾議「已為詳備」的意見的存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65論《魏收魏書》條指出：「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而被謗獨甚；乃其後修改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收書巋然獨存，則又不可解。」這實際上是對於《魏書》「被謗」的質疑。清四庫館臣也持近似的看法，指出：「魏、齊近世，著名史籍者並有子孫，孰不欲顯榮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譁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論，人非南董，豈信其一字無私。但互考諸書，證其所著，亦未甚遠於是非。『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詞乎！」②《魏書》竭力反映門閥的家史而又不能盡如人意，這是它在當時招致「群口沸騰」的原因。「穢史」說由「諸家子孫」的「眾口喧然」而起，千餘年中而改變了原樣，是應當重新加以認識的。 《魏書》是一部有價值的皇朝史，它有一些明顯的缺點，把它完全否定為「穢史」是沒有根據的。 ①《舊唐書》卷73《令狐德棻傳》。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45《魏書》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