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二十章范曄、裴松之、沈約、劉勰、鍾嶸

第一節范曄 范曄（398—446），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縣），永嘉之亂後移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劉宋時期傑出的史學家，史學名著《後漢書》的作者。 家世與早年經歷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後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於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後。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後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後，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於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晉安帝義熙十年（414），范曄十七歲，州刺史徵辟他為主簿。當時，范曄同其父范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辟就職。六年後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范曄應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後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此後十餘年，他先後擔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幫助料理喪事，范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范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范廣淵值班，范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裡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范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輓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後，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曄打發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范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范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分。范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並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范曄心情十分苦悶。 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後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 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范曄後來講：「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這就是說，原來現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歷史的經驗相對照後，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范曄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後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後漢書》的傑出成就《後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25），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託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捲入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後梁人劉昭注《後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讚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漢志》。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採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儘量地把某一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在聯繫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展規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戰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又出現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範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後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採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後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傑出女性，並不都是貞女節婦，還包括並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范曄首創《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第三，《後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論」、「贊」在《後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覆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後漢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後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採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後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鍊，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苟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透露了作者對這類人物的指責和義憤。《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並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後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後漢書》的嚴謹還表現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人相關的，則見於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註》）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後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於《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麼關於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後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範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於《郭躬傳》後。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可是，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後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於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並不徹底。《後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亦有餘，蓋天敗也」的看法。《後漢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仿佛天下真有仙術。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為統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治非常鞏固。於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他把「餓狼」「飢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果「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係是臣虜關係，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係。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後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於《後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 確實，范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於重文，對於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下辯東三十餘里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史料詳實生動，但到了范曄的筆下只剩下「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的幾句了。 《後漢書》是范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 殺身只為性太直劉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襲在晉時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約在永嘉十五年（438），范曄離開宣城，調任為長沙王鎮軍長史，並領銜為寧朔將軍。 次年，范曄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時，其兄范暠在宜都擔任太守。父親去世後，嫡母一直隨暠在官。按照禮教的規定，范曄應該即刻啟程奔喪。但他對嫡母素無感情，故遲遲不肯上路，被迫動身後，又攜帶妻小自隨。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彈劾。宋文帝比較欣賞范曄的才能，沒有將他治罪。 此後，從元嘉十七年（440）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時間裡，范曄的仕途一直比較順利。他先後擔任過始興王后軍長史，並領南下邳太守。始興王由豫州調至建康（今南京）為揚州刺史，范曄隨行入京。不久，他升任為統領一部分禁軍的左衛將軍和職務相當於尚書令的太子詹事。 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識淵博，善於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於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迎合最高統治者。他的琵琶彈得很好，並能創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假裝糊塗，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在一次宴會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曄請求說：「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嗎？」話說得這份上，范曄只得奉旨彈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彈一曲。 擔任朝廷要職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願意范曄得到皇帝的寵信。范曄雖然不巴結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當時，沈演之為右衛將軍，與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同僚從來對他不懷好意，想盡辦法排擠、打擊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慣。不久，范曄識破了同僚們的陰賊險惡，寫了一篇《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訕。根據同僚的特點，他把他們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鈍」的「棗膏」；有的比作是「虛燥」的「靈藿」、「粘濕」的「詹唐」等等，而范曄則以「沈實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為同僚所不容。在充滿陷阱的官場上，范曄不懂得保護自己，終於引出了殺身大禍。 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威權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徙劉義康的親信劉湛、劉斌等十餘人，並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將他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劉義康到豫章後，不甘心失敗，遂加緊活動準備奪權。 元嘉二十一年（444），劉義康的幾位心腹籌劃政變。由於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羅黨羽時候，成了他們注意的對象。他們通過各種方法拉攏范曄，劉義康也因宣城之貶向他頻致歉意。最初，范曄不同意參與，對方用朝廷拒絕聯姻一事相激。考慮到自己的處境，范曄終於參加進來。他們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劉義康的黨羽孔熙先兄弟倆事先寫好檄文，並要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起草政變宣言。由於種種原因，政變未能如期舉行。這年十一月，劉義康的一個黨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並聲稱范曄是政變的主謀。於是，范曄被捕，於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466年1月）慘遭殺害，時年四十八歲。范曄在臨刑前，仍然堅持自己的無神論主張，對那些相信佛教並對他投石下井的同僚進行了不妥協的抗爭。他說：「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一些後話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後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後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誇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後漢，誠跨眾氏」（《後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註篇》）。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餘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後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後來除晉人袁宏的《後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餘都已不存。這說明範書殺青雖晚，卻後來居上。 《後漢書》的紀傳部分為唐高宗太子李賢所注。司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劉昭。劉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書及司馬志，李賢的注即是以此為基礎，參照其他各書增刪而成的。李賢以志非范書，故不注，劉注作為補闕才與李注一併流傳下來了。清人注釋《後漢書》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棟的《補註》為最好。後來王先謙採集眾注合成《集解》一書，更為後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後漢書》外，范曄的遺著尚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書·經籍志》）。據《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上述各書，今皆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聚》卷90；《樂游應詔詩》一首，見《文選》卷2。 范曄被處決時，其子范藹、范遙、范叔蔞同時遇害。後人中只有范藹子范魯連，因其母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孫范縝、范雲有名於齊、梁之世。范縝繼承與完善了范曄的無神論的思想，范曄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無鬼論，則為范縝所著的神滅論——這部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唯物主義論文——填補了。 第二節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為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永嘉南遷後移居江南。東晉劉宋之際的史學家，《三國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裴松之出身於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錄大夫。父親裴珪，曾任正員外郎。 裴松之從小喜歡讀書，八歲的時候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長大以後，他博覽各種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選拔一批名門士族子弟入宮侍衛，參與顧問諮詢事宜。由於門第和本人的學識，裴松之被選中，擔任殿中將軍的職務。與裴松之同時入選的琅邪王望之、會稽謝輶都是名門望族。這一年，裴松之二十歲。 晉安帝初年，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強藩舉兵威脅中央的戰爭頻繁發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變失敗後，庾楷投奔占據夏口的桓玄，被委任為武昌太守。庾楷為擴大自己的勢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擔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慮此行風險太大，遲遲不肯動身。果然不久，西部幾個軍閥火併，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松之猶豫未行，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年，裴松之先後擔任過員外散騎侍郎和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由於他在故鄣縣政績突出，被升調回中央，改任尚書祠部郎的職務。 在尚書祠部任官期間，裴松之曾上書要求禁斷私碑。東晉承漢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盜名之風甚盛。他們生前競相飾情標榜，死後家人竭力堆砌華文麗藻，為其銘石勒碑。裴松之是個嚴肅的學者。他認為，碑銘之作是為明示後人，所以傳記必須與事實相符，而現在弄虛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後人沒有取信的標準，掩蓋了歷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這種惡習的同時，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對於修史和鑑別史料的某些觀點。 義熙十二年（416），執掌朝政的太尉劉裕兼領司州刺史，率軍北伐。裴松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北伐過程中，裴松之始終總領府事，參與幕府機要。劉裕十分賞識裴松之的才幹，稱讚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一俟晉軍攻占洛陽，劉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為自己封國的世子洗馬。這時，裴松之已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劉宋代晉以後，裴松之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冗從僕射等職。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歸來，他將所探詢的吏政民情，歸納為二十四項條款。這次的巡視，以裴松之的任務完成為最好，因而受到了輿論的讚揚。不久，他被升任為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並賜爵西鄉侯。 奉詔精注《三國志》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對陳壽所著的《三國志》不太滿意。他命令裴松之廣采三國各類史籍為陳書作注。裴松之受詔後，上搜舊聞，傍摭遺逸，經過三年的精心撰作，終於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寫成《三國志注》。宋文帝看過後，非常高興，稱讚他說：「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業。」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歲。 裴松之隨注書呈給宋文帝一份《上三國志注表》，這是他對注書工作的總結。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陳壽的著作。認為它敘事清晰，取材審正，是當時的一部「嘉史」。同時，他指出陳書有過於簡略、以至脫漏很多重要史實的缺陷。最後，裴松之陳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導思想，並把注文概括為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種類型。 「補闕」是裴松之注書的重點。用他自己的話說，凡陳書所不記載的，而又有保存價值的史料，注書全部予以補充。補闕大致分兩個方面。第一，對於陳書中記載過於簡略的地方，裴松之廣徵博引，悉心增補，使讀者得知比陳書更多的史實。如曹操始興屯田為三國時期重要的政治、經濟措施。而《三國志·武帝紀》只在建安元年條下書「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數字。裴松之則引王沈《魏書》進行補充，聯繫後面《任峻傳》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補有關記載近三百三十字。這樣就把屯田的前因後果、具體措施大體描述清楚了。陳壽對於當時著名的哲學家王弼的生平記載也過於疏略，只在《鍾會傳》後附記「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裴松之為王弼的生平事跡和學術思想，補充了七百五十餘字。此外，《三國志》對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國的情況也未作專篇敘述，僅於《烏丸傳》、《鮮卑傳》等文中略作交待。裴注則引《魏略》對氐、匈奴、羌、西域各國、大秦及大秦屬國予以重點敘述，其中關於大秦的地理、交通、風俗、物產等方面的記載，尤為詳瞻。在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時還說明補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吳質傳》注引《魏略》之《魏太子與吳質書》後，寫道：「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又在《傅嘏傳》注引司馬彪《戰略》前講：「《戰略》載嘏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第二，對於陳壽記載遺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資料，給予添補。《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條下，裴注增加一個「令」（後人題稱為《讓縣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敘述了他五十五歲以前生平抱負的變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傳。在《武帝紀》末，裴松之注引《魏書》、《傅子》諸書，綜述曹操的為人，並補充了曹操援劍割發、多疑濫殺、生性節儉等方面的史實，都為後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資料。馬鈞是三國時期著名的科技發明家，陳書對馬鈞其人其事，隻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紀》注引《魏略》中述其製作外，還在《杜夔傳》注引傅玄序文，將馬鈞生平事跡及其創造發明，用洋洋一千二百餘字敘述清楚，遂使這位偉大的科學家免遭淹沒無聞的悲劇。《孫皓傳》注中所引《晉陽秋》，講到孫皓降於王濬，「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谷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這是吳亡時全面情況，是研究經濟史難得的寶貴數字。 在裴松之所能見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對立的記載。 經過比較鑑別，對於這類文字，能夠作出判斷的，裴松之都寫出結論，但對那些不易判斷誰是誰非的材料，則一併收入，留待讀者或後人去分判，這就是「備異」。在封建官僚中，能有這種實事求是學風的人還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歡用「未詳」、「未詳孰是」、「未知何者為誤」等案語處理備異類材料。如《武帝紀》注引郭頒《魏晉世語》所載魏諷事跡後，寫道：「王昶《家誡》曰：濟陰魏諷。而此雲沛人，未詳。」《荀攸傳》載袁紹有個大將韓■，裴松之案：「諸書韓■或作韓猛，或雲韓若，未詳孰是。」《張邈傳》注引《獻帝春秋》後講：「案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雲諫稱尊號，未詳孰是。」《高柔傳》載高幹為高柔從兄，裴松之案曰：「《陳留耆舊傳》及謝承《（後漢）書》，干應為柔從兄；未知何者為誤。」裴松之對備異類材料有時加的是「與本傳不同」或「與本傳違」等案語。此外，裴松之還把大致同意某一種說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歸入備異類。如《武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的記載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判斷說：「案《吳志》劉備先破（曹）公軍，然後（孫）權攻合肥。前此紀雲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諸葛恪傳》注引胡沖《吳歷》所載諸葛恪入宮前與滕胤問答之辭，與陳書不同。裴松之引孫盛之語說明自己的觀點：「《吳歷》為長。」 所謂「懲妄」，是指對陳書中明顯錯誤的地方，裴松之引舉事實所進行的糾謬。「懲妄」，有兩種表述形式。其一是舉陳書前後乖舛之處，自證其誤。如《武帝紀》載官渡之戰前曹軍「兵不滿萬」，裴注曰：「未應如此之少。」復在《荀彧傳》中找出「十萬之眾」的矛盾記載，進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雲兵不滿萬也」。《明帝紀》載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駁說：「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傳》記載：「自去長史，優遊無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對說：「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雲三十，字之誤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別陳壽記載的錯誤。如《朱然傳》記載朱然於赤烏五年戰敗魏將事，裴注引孫盛《異同評》的考證認為「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裴松之的「論辯」包括對某些史實、陳壽的《三國志》及諸家史的考辨和評論。裴松之於補充史實的同時，常有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評論。如《關羽傳》中有關羽投奔劉備，曹操禁部下追殺的記載。裴松之評論說：「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對張昭勸孫權降曹一事的評論，也與一般學者看法不同。他認為：「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夢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這裡體現了裴松之反對分裂、渴望統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陳書的同時，也批評了陳壽的「小失」。這種「小失」有屬於記事不當的。如對官渡之戰記「兵不滿萬」文，評論說：「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也。」《魯肅傳》和《諸葛亮傳》關於孫吳合力抗曹的記載互相矛盾，前者稱「皆肅之本謀」，後者講「此計始出於亮。」裴松之批評說：「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竟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有的「小失」屬於編撰問題。如裴松之反對陳壽將賈詡與荀彧、荀攸合傳，認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魏氏如賈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他還認為董允應附於其父董和傳後，不應當分別立傳。裴松之對陳壽的某些評論也有不同意見。如陳壽把袁術的失敗歸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評他沒有抓著事情的要害，認為「妄自尊立」是袁術滅亡的關鍵。裴松之除批評陳壽的論點不當外，還對他的遣詞用字有所指責。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著述時也對他們進行評論。在《高貴鄉公紀》注中，裴松之對晉代的幾位史家張璠、虞溥、郭頒等人分別進行了評論。他認為張璠的《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虞溥的《江表傳》「粗有條貫」，唯對郭頒的《魏晉世語》嗤之以鼻，說它「最為鄙劣」。他還說張騭的《文士傳》「虛偽妄作」，樂資的《山陽公載記》「穢雜虛謬」。這些評價是裴松之根據諸家史的敘事水平和議論能力得出的。 除了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個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書的內容，即文學的訓詁、名物的銓釋、書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釋《文帝紀》中的「款塞內附」說：「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對《孫權傳》中的「鄱陽言白虎仁」，解釋說：「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對於《徐晃傳》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說：「案晃於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屬於注釋名物的有《齊王芳紀》注中引述《異物志》、《傅子》、《搜神記》等書解釋「火浣布」，《諸葛亮傳》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釋「連弩」等。此外，裴注還有注釋地理、典故的內容。 《三國志注》的價值與不足在中國史學史上，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對裴注的讚揚並非溢美之詞，從廣輯資料，為三國時期的歷史保存大量珍貴生動史實的意義來看，《三國志注》的功績確實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餘種，除去詮解文字及評論方面的書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種。這些書籍收入到《隋書·經籍志》中的不過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後，則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徵引的材料不但面廣，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書那樣割裂翦裁，斷章取義，尤為重要的是裴注還保存一些親身見聞的資料。如《齊王芳紀》注引《搜神記》載魏明帝「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永示來世。」裴氏說：「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者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也。」正因為這些原因，《三國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樣重要的史料價值。 《三國志注》的不朽還在於它開創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採取解釋音義、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為史書作注。如馬融、鄭玄注《尚書》，賈逵、服虔、杜預注《左傳》，賈逵、韋昭注《國語》，高誘注《戰國策》，徐廣注《史記》，服虔、應劭、韋昭、晉灼、蔡謨注《漢書》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僅包括上述內容，而且增加補闕、備異、懲妄、論辯等名目，遂為注書開創了一種更加完備的體例。注書的目的是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這些史料都經過了注家的精心審核，從而使人能夠較多地了解歷史真象。無疑，這樣注史是一種很好的方法。清人錢大昭認為注史與注經不同，注史應以達事為主，敘事不清，訓詁再精也解決不了問題。他稱讚裴松之注書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後世讀者昭然可見。但這樣注史頗費功力，除注家精通原書外，還要熟悉其他史籍，並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與見解，有綜合、分析、考據的能力。後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體例進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錄》、陶岳的《五代史補》、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記注》、吳士鑒的《晉書■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約和不具備上述的條件有關。 後人對《三國志注》的批評，主要是指斥它的「煩蕪」。這些指責雖有偏激之處，但裴注的雜采之弊確實存在。尤其是將一些荒誕不經的事情，憑空闌入，把注文弄成非驢非馬，不倫不類。如《明帝紀》在公孫淵為大司馬樂浪公下，裴注引《世語》曰「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說：「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又引《傅子》說：「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 裴注雖以博詳稱著，但仍有不少遺漏之處。清人趙翼曾列舉了一些例證，說明陳書失載的一些重要史實，裴注也未補入。另外，陳書中還有六十一篇本傳或附傳，通篇無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軍事人物。 在寫成《三國志注》以後，裴松之先後出仕過永嘉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歲，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領國子博士，後進位於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參與修撰本朝歷史的著名學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繼續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動筆，卻因病去世，終年八十歲。 裴松之一生的著作，除《三國志注》外，還有《晉紀》。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裴氏家傳》四卷、《集注喪服經傳》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著作。此外，《文苑英華》卷七五四，又講他還寫過《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這是元嘉十二年（435）開始奉命修撰的著作。 裴松之的兒子裴駰，官至南中郎參軍，著有《史記集解》一書，為現存《史記》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種。曾孫裴子野，翦裁劉宋一代史料，寫成編年體的《宋略》一書，曾得到劉知幾的讚賞。 第三節沈約 沈約（441—513），字體文，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縣）人，歷仕宋、齊、梁三朝，以詩、文、史學稱於世，歷史上習慣地把他看作梁朝人。在宋、齊兩朝的經歷沈約出生於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祖沈林子，仕宋官至諮議參軍、建威將軍、河東太守，卒於永初三年（422），追贈征虜將軍。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內部鬥爭中被武陵王劉駿（即宋孝武帝）所殺，時年三十八。自此，沈約家世一度中衰。少年時代的沈約是在「流寓孤貧」中度過的。他曾乞求於宗族鄉黨的幫助，得米數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約在孤貧之中卻能「篤志好學，晝夜不倦」。他的讀書方法是「晝之所讀，夜則誦之」。他母親擔心他用功過度，有傷身體，常以減少燈油、息滅炭火的辦法來限制他的夜間讀書。沈約後來自述說：「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①他深知父親死於皇室紛爭之中，自己一時難得仕進，但並不因此而荒廢學業。經過刻苦讀書，他「博通群籍」，又寫得一手好文章。沈約在二十幾歲時，常常想到「晉氏一代，竟無全書」，產生了撰寫晉史的意圖。宋明帝即位初，他得到征西將軍蔡興宗的幫助，代為啟奏，明帝敕許他撰寫晉史，並讓他做了奉朝請這樣的散官。後蔡興宗外任郢州刺史、荊州刺史，皆以沈約為記室參軍。蔡興宗很器重沈約，曾對其諸子說：「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明帝泰豫元年（472），蔡興宗卒於官。此後，沈約先後任晉安王劉子勛的屬官和尚書度支郎。 入齊以後，沈約仕途暢達。齊初，為文惠太子屬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斷升遷，至齊武帝時官至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這期間，沈約曾有機會校閱皇家所藏四部圖書，這對他的撰述晉史大有裨益。他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晉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歷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晉書》120卷，自謂「條流雖舉而采掇未周」，並在永明初年丟失了第五帙。可他從齊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國史，齊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實已不能專心於晉史的撰述。永明五年（487）春，沈約奉詔撰《宋書》，次年二月撰成紀、傳70卷。這20年左右，是沈約的史學活動比較活躍的時期。 沈約有濃厚的門閥意識。永明八年（490），他因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璋之一事，上書奏彈王源，認為：王源雖然「人品庸陋，胄實參華」，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滿連姻，實駭物聽」。他建議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錮終身」①，即永遠禁止其參與政治活動。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士庶與門第之別，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這是門閥時代的社會特點。沈約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社會特點。 齊明帝時，沈約任國子祭酒。齊末，為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他跟蕭①以上見《梁書》卷一三《沈約傳》、《宋書》卷一○○《自序》，以下凡引此，不另注。①沈約《奏彈王源》，見《文選》卷40。 衍過往甚密，被引薦為驃騎司馬，所任將軍如故，做了蕭衍的屬官。 宣揚「神不滅論」 齊、梁更迭之際，沈約是蕭衍謀取帝位的主要策劃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讖語「行中水，作天子」，以證蕭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應「天心」、下符「人情」，當作天子。 蕭衍稱帝（即梁武帝）後，沈約始終受到重視，不斷升遷。天監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後又贈特進，地位顯赫。沈約在齊永明六年（488）上《宋書》表中說「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說明《宋書》的志當時還沒有完成。《宋書》志的撰寫，是又經過十幾年至梁初才最後完成的①，它有八篇三十卷。 齊、梁之際，中國思想史上發生了一次「神滅」和「神不滅」的激烈的論爭。沈約是「神不滅」論的積極維護者。 南朝時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現了反佛的鬥士。劉宋時期的史學家范曄是一位無神論者，「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確信「天下決無佛鬼」②。蕭齊時，竟陵王蕭子良「精信釋教」，而他的屬官、無神論思想者范縝則「盛稱無佛」。蕭子良質問范縝：「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賤貧？」范縝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范縝還進一步批評佛教的「因果」論，闡述他的「無佛」思想，以問答的形式，寫出著名的《神滅論》，認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③此論一出，「朝野喧譁」，蕭子良「集眾僧難之而不能屈。」范縝還表示絕不「賣論取官」。梁武帝天監六年（507），范縝的《神滅論》公諸於世，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梁武帝是一個佞佛的皇帝，他動員王公朝貴六十餘人著文圍攻范縝，范縝在理論上終不後退，顯示了他的無神論思想的堅定性。在這次激烈的思想辯難中，沈約先後寫了《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六道相生作佛義》、《因緣義》等文①。沈約申言：「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論，良用駭惕。」（《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他在《神不滅論》中辯解說：「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然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粗，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沈約用壽、夭來說明形神之別是一種詭辯；宣揚「養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謬之論。但他說的「神不滅論」卻又帶著濃厚的世俗等級色彩，即「聖①《宋書·符瑞志》稱「鸞鳥」為「神鳥」，是避齊明帝蕭鸞的諱；《律曆志》稱「順」為「從」，是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樂志》稱鄒衍為鄒羨，是避梁武帝蕭衍的諱。這說明《宋書》志的撰寫是經過齊末而定稿於梁武帝即位以後。參見《宋書》中華書局點校本「出版說明」（1974年版）。②《宋書》卷69《范曄傳》。 ③《梁書》卷48《儒林·范縝傳》，並見《南史》卷57《范雲傳》附《范縝傳》。①見《廣弘明集》卷22，嚴可均校輯《全梁文》卷28至卷30，二書在篇名上稍有不同。人」之「神」可以「長存」，而「凡人」之「神」還是要堙滅的。這顯然是為了用「神不滅論」來「證明」現實等級社會的「合理」。宗教觀念和等級觀念在這裡是結合在一起了。沈約所撰的《內典序》、《佛記序》等文，也都是在反覆宣揚這些觀點。這種觀點在《宋書》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靈驗的故事出現的，有的是以「天命」所歸的說教出現的。 《宋書》的成就與局限沈約撰《宋書》，是在繼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礎上，進一步整理、補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時，科學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寫國史，寫出了一部分紀、傳和《天文》、《律歷》、《五行》等志。後來，有山謙之、蘇寶生相繼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續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東晉之末，下迄大明年間，奠定了《宋書》紀、傳的基礎。沈約對《宋書》紀、傳的整理、補充，一是確定了「立傳之方」，對晉宋之際的人物入傳有所取捨；二是補敘了宋前廢帝永光以後十餘年史事。 《宋書》本紀十卷，記武帝、少帝、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後廢帝、順帝八朝共五十九年史事。它的上限，從東晉隆安三年（399）寫起，下限寫到蕭齊建元元年（479）順帝之死，時間跨度首尾達到八十年。《武帝紀》占了三卷，是本紀中記載最詳盡的。它稱讚宋武帝「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認為這是他「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的重要原因。它又從東晉的「君道雖存，主威久謝」的政治局面，分析了宋武帝成功的必然之勢①。《文帝紀》稱讚宋文帝統治時期「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這些評論，說明了作者能夠從政治得失的一些重要方面來看待劉宋的統治。 《宋書》的傳共六十卷，其中雜傳四十九卷，類傳有《后妃傳》、《孝義傳》、《良吏傳》、《隱逸傳》、《恩倖傳》，此外還有《索虜傳》、《鮮卑吐谷渾傳》、《夷蠻傳》、《氐胡傳》、《二凶傳》以及作者《自序》。《宋書》的傳開創了家傳的形式，這是它的一個突出特點。以往的「正史」，於列傳中一般很少附記傳主的後人和親屬。《宋書》一改此例，首開以子孫之傳附於父祖之傳的風氣。如卷42《劉穆子傳》附有「長子慮之」、「慮之子邕」，「穆之中子式之」、「式之子瑀」、「穆之少子貞之」、「穆之女婿蔡祐」等人的傳記；卷77《沈慶之傳》附有「子文叔」、「慶之弟劭之」、「慶之兄子僧榮」、「僧榮子懷明」、「慶子從弟法系」等人的傳記。這種家傳的傳記形式，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地主崇尚家族之史和譜系之學在歷史編撰上的反映。沈約出身於門閥士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說明他的家族地位的顯赫。沈約為《宋書》確定「立傳之方」，這是主要的一點。《宋書》的類傳首創《孝義傳》，標榜「孝行」、「孝廉」。《孝義傳》的序和後論說：「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這裡表面是講忠、孝，但《宋書·孝義傳》本身卻是撇開了「忠」而大講「孝義」。這一方面反映出來在門閥地主統治時代，門閥家族的利益往往是擺在皇室利益之上；另一①《宋書》卷3《武帝紀下》後論。 方面，魏晉以來，「禪代」頻繁，統治者諱言其「忠」而提倡「以孝治天下」，《孝義傳》正是繼承了這種遺風。即使如此，沈約站在門閥地主的立場上，對於忠義之風的衰敗也發出了感嘆，《孝義傳》後論末了說，「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立孝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可以說，這是沈約不自覺地揭露了門閥地主提倡忠孝的虛偽。《宋書》作者蔑視北魏皇朝，為它立《索虜傳》，反映了當時一些人的民族觀和正統觀，及作者的時代局限。但《索虜傳》記載了北魏史事以及南北間的戰爭、通好、互市，大致寫出了南北對峙的政治局面。其後論，還從歷史、政治、軍事、地理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反映了作者對於這一重大問題的重視。以上這幾點，是《宋書》列傳從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時代的特點。 《宋書》的志比起《宋書》的傳，在史學上的價值要突出一些，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中繼司馬彪《續漢書》志之後的重要撰述。《宋書》志包含律歷三卷、禮五卷、樂四卷、天文四卷、符瑞三卷、五行五卷、州郡四卷、百官二卷，共八篇三十卷。志之首有《志序》一篇，略述志的由來和演變，交代《宋書》志之所本及補撰的情況，反映了6世紀初中國史家對於制度史撰述的重要性已逐步發展到具有一定的總結性的理論認識。《志序》最後寫道：「[宋]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為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焉。」①從這裡可以看出《宋書》志跟司馬彪《續漢書》志以至《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的聯繫，反映了作者貫穿古今的自覺要求和撰述思想。其《律曆志》、《禮志》、《天文志》、《五行志》、《州郡志》，都敘自曹魏；《樂志》從秦漢講起；《符瑞志》為其首創，上溯於上古；《百官志》通敘秦漢魏晉至劉宋官制沿革流變。這樣，它基本上彌補了陳壽《三國志》無志的缺憾和當時諸家晉史尚無定本的不足，因而受到後人的重視和好評。宋人葉適評論說：「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略。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蔚宗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①近人余嘉錫稱讚《宋書》志的撰述方法是「史家之良規」②。 具體說來，《宋書》志包含不少具有科學史價值、社會史價值的記載。 它的《律曆志》詳細記載了楊偉的景初歷、何承天的元嘉歷、祖沖之的大明曆以及祖沖之同戴法興的長篇論難，是中國古代曆法史上的寶貴文獻。《樂志》以「樂隨世改」的撰述思想，敘述了歌舞樂器的起源和演變，匯集了漢魏晉宋的一些樂章、歌詞、舞曲，有獨創的風格，為前史樂志所不及。《州郡志》更是一篇力作，其煩難程度如《志序》所說：「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注，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它記載了漢魏以來區域建置的變①《宋書》卷11。 ①《習學記言序目》卷31。 ②《四庫提要辨證》卷3。 動，寫出了東晉以後北方人口南遷的趨勢和僑置郡縣設置的具體情況，是反映晉宋之際人口遷移、變動和區域建置變動的重要地理文獻。其他各志，大多也寫得豐滿而有序。《宋書》志在文字份量上占了將近全書一半，在各「正史」中具有鮮明的特色。 《宋書》在歷史思想上的突出特點，是在許多地方宣揚天命、佛教、讖語。《符瑞志》申言：「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天文志》、《五行志》中也有不少這樣的記載。《王玄謨傳》記載：誦觀音經千遍，即可免災，證明佛教的靈驗。前文所引「行中水，作天子」的讖語，以證蕭衍即將為帝的說法，等等，反映了沈約在歷史觀上的唯心主義基本傾向。天命、佛教、讖語的結合，是他的唯心史觀的主要特徵。 沈約同時代人中，還有不少史家：江淹、吳均、劉昭、裴子野、蕭子顯等，都各有撰述。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沈]約見而嘆曰：『吾弗逮也。』」①《宋略》已佚，北宋司馬光主持撰寫《資治通鑑》，採用了它的十餘首史論。蕭子顯因所撰《南齊書》傳世，得與沈約齊名，同為南朝蕭梁時有影響的史家。 長於文學，拙於政事《宋書》修成之時，沈約已是花甲之年了。由於他在齊、梁「禪代」中的作用，梁武帝即位後，即任他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他母親被封為建昌國太夫人，「朝野以為榮」。他母親去世時，「輿駕親出臨吊」。天監九年（510）以前，官至侍中、尚書令，領太子少傅。天監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這是沈約在仕途上的高峰。沈約長期居於宰相位置，「有志台司」，很想更多地直接參與、掌管具體政務，旁人也認為他能夠勝任，但梁武帝始終不把朝政實權交給他，只是給了他很高的虛銜。沈約要求「外出」，到地方做官，也不曾得到梁武帝的允許。他同梁武帝之間的這種微妙關係，使他感到抑鬱。他致書同僚徐勉，請其在梁武帝面前代他「乞歸老之秩」，再次遭到梁武帝的拒絕，只是給他「加鼓吹而已」。沈約在政事方面，終於無所建樹。他撰有一篇《郊居賦》，說史言志，以寄情懷，長達二千餘字，末了幾句是：「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這反映了他當時的心境。舊史說他「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中自有深層的原因。 沈約在政事上的失意，並未妨礙他在詩文上的成就。梁昭明太子蕭統纂輯《文選》，收入沈約各種詩、文13首，足見其文才為時人所重視①。《梁書》說他「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又說：「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文章，[沈]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陳朝史官姚察稱讚他「高才博學，名亞遷、董」。這些評價，也都肯定了沈約在文學上的地位。沈約為謝靈運作傳，錄其《撰征賦》和《山居賦》，傳文將近萬字。此傳後論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反映出了沈約的文學思想。他對於駢儷之文作了理論上的概括：「夫五色相宜，八音協暢，①《梁書》卷30《裴子野傳》。 ①見《文選》卷20、22、27、30、40、50、59。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②他把韻文的寫作，提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而文章的內容和思想反倒被忽視了。沈約一派的文人，對中國古代韻文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但忽視文章思想內容所造成的不良文風，確也有消極的一面。唐初史家已指出這一點：「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於往時。」①《文選》卷50《史論下》中選了《宋書·謝靈運傳》後論，正說明了沈約的文學主張在當時的影響。 沈約一生著述很多，除《宋書》100卷外，還有《晉書》120卷、《齊紀》20卷、《高祖紀》14卷、《邇言》10卷、《諡例》10卷、《宋文章志》30卷、文集100卷。他還撰有《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而梁武帝卻「雅不好焉」。他問旁人：「何謂四聲？」被問的人回答說：「『天子聖旨』是也。」梁武帝仍不以為然。沈約所著書，只有《宋書》流傳至今。 沈約還是一位藏書家，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沈約於病中命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他想以此來祈求上天的保祐，梁武帝聞而大怒，幾次命人予以譴責。沈約病懼交加，就在這一年死去，時年73歲。有司上諡號曰「文」，梁武帝親自改諡，說：「懷情不盡曰『隱』。」 沈約因「禪代」之事而得志，也因「禪代」之事而病死，他在梁皇朝的十幾年政治生涯，恐怕也都與此有一定的關係。 ②《宋書》卷67《謝靈運傳》後論。 ①《梁書》卷49《文學上·庾於陵傳》附《庾肩吾傳》。參見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第288至2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第四節劉勰、鍾嶸 劉勰 劉勰（465？—539？），南朝齊、梁時代文學理論批評家。字彥和，祖籍東莞郡莒縣（今屬山東省）。永嘉之亂，其先人逃難渡江，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因劉勰入梁曾兼任東宮通事舍人之職，後世因稱他為劉舍人。關於劉勰的生卒年，諸家說法不一。關於出生時間，說法較為一致，認為生於宋泰始初年（465），而卒年則歧說甚多。如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推定卒於梁普通元、二年（520、521）。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推定約卒於梁大同四、五年（538、539）間。 劉勰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很早去世。由於家境清貧，劉勰一生未婚，早年入上定林寺依靠名僧僧佑生活，與之居處十餘年。劉勰篤志好學，這一時期，他深研佛理，博通經論，參加了整理佛經的工作。定林寺的經藏，就是他撰定的。 梁武帝天監初年，劉勰起家為奉朝請，先後擔任和兼任過中軍臨川王蕭宏、南康王蕭績的記室，車騎倉曹參軍，太末（今浙江衢州市）令，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等職。在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期間，他與昭明太子蕭統關係很好，深得器重，共同「討論篇籍」，「商榷古今」。 《文心雕龍》大約是作者三十多歲時的作品，約完成於齊和帝中興元、二年（501、502）之間。其時劉勰還寄身佛寺，聲名未顯。書成後，不被時流所重視。當時沈約名高位顯，在文壇上也富於聲譽，劉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認，卻沒有機會接近他。一次，劉勰背著自己的《文心雕龍》文稿在大路邊等著沈約，當沈約坐車經過時，他攔住了車，樣子像賣書的一樣。沈約好奇地把《文心雕龍》拿來閱讀，立即被吸引，認為此書「深得文理」，大加稱賞。後來又常常把《文心雕龍》放在几案隨時閱讀。經過沈約的稱揚，《文心雕龍》終於在士林中傳播開來。 中大通三年（531）四月，梁昭明太子蕭統死後，劉勰奉敕與沙門慧震在上定林寺撰經。經成以後，劉勰上表要求棄官為僧，並焚燒頭髮自誓。得到允准後，便在上定林寺出家，法名慧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除《文心雕龍》外，劉勰還寫過不少有關佛理方面的著作。據《梁書》卷五十劉勰本傳，「勰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傳。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石城寺石像碑》（見《藝文類聚》卷七十六）和《滅惑論》（見《弘明集》卷八）二篇散文。 《文心雕龍》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的綱領和理論基礎。要求一切都應本之於道，宗之於經。從《明詩》到《書記》的二十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奉統」（《文心雕龍·序志》）可稱是文體論。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並對批評方法進行專門探討，可稱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鑑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的精華所在。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文心雕龍》從內容上說雖然分為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體大思精，具有嚴密的體系，在古代文學批評中是空前絕後的著作。 《文心雕龍》初步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在《時序篇》中，劉勰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興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他論建安文學就指出「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而分析西晉文學，則把「晉雖不文，人才實盛」的現象，歸咎於「運涉季世，人未盡才」。最後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代可知也」。儘管劉勰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在文學理論上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是傑出的。在《通變篇》中，他又系統地論述了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關係。他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而訛，彌近彌淡。何則？竟今疏古，風末力衰也。」基乎此，他要求作家要大膽創新，「日新其業」、「趨時必果，乘機無怯」。認為只有不斷地創新，文學創作才能得到不斷地發展。「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文心雕龍·物色》）。但劉勰又強調任何「變」或創新都離不開「通」，即繼承。「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則不乏」。他說：「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文心雕龍·風骨》）。只有將「通」與「變」，「因」與「革」很好地結合起來，文學創作才能獲得健康的發展。 《文心雕龍》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劉勰對文學創作中的主客觀關係作了詳細而深入的論述。首先，他認為「雲霞雕色」，「草木賁華』等現象之美，是一種客觀存在，「夫豈外飾，蓋自然耳」。其次，他認為創作是作家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交融，升華的過程。「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於海」，而創作時則「神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劉勰非常強調情感在文學創作全過程中的作用，要求文學創作要「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主張「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情采》）。認為創作構思為「情變所孕」（《神思》），結構是「按部整伍，以待情會」（《文心雕龍·總術》），剪裁是「設情以位體」（《文心雕龍·鎔裁》）。甚至作品的整個體裁、風格、語言，也無不由真摯而強烈的情感所主宰。這一認識深刻地體現了文學創作的規律。 《文心雕龍》對於風格和風骨也有深入的研討和論述。他認為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指藝術才能）、氣（指性格氣質）、學（指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方面。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存在著差別，從而形成了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八種獨特的風格。在風格論的基礎上，劉勰提出了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和清晰的結構條理。他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辭采失鮮，負聲無力」（《文心雕龍·風骨》）。「風骨」一詞，本是南朝品評人物精神風貌的專用術語，劉勰特別標舉「風骨」，並強調它作為思想內容的重要性，是針對南朝綺靡偏重形式的文風而發的具有積極的戰鬥作用。「風骨」之說，對唐代詩歌的發展曾經發生過重大影響。《文心雕龍》還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等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學批評主張和批評標準。他慨嘆文學批評之難，認為人們常常囿於成見，不是「貴古賤今」，就是「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說「知音其難成」！他認為批評雖然不易，卻不是不能做到公平正確的。他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那麼怎樣才能使批評公允呢？他認為，首先批評者要具有豐富的修養。「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嶽以形培/，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若饒矣」（《文心雕龍·知音》）。為了使批評正確，他提出了考察作品優劣的六個方面：「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文心雕龍·知音》）。這六個方面，既包括了作品的內容，也包括了作品的形式，既注意了思想性，也注意了藝術性。劉勰關於文學批評的意見不僅對當時作家們「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丕《典論·論文》），「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曹植《與楊德祖書》）的不良批評風尚具有積極的針砭意義，而且在現時也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 關於各種文章體裁、源流的闡述，也是《文心雕龍》的重要內容。自曹丕、陸機對文章體制的異同提出意見後，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但上述文章均已散佚無存。而劉勰《文心雕龍》從第五篇《辨騷》至第二十五篇《書記》，則成為中國現存的南朝時代關於文章體制和源流的唯一重要著作，也是關於這一問題論述的重要歷史文獻。其中像《明詩篇》對建安、西晉、宋初詩風面貌變化的概括，《詮賦篇》對兩漢、魏晉辭賦盛況的描繪和說明，都有著相當中肯而精闢的見解。 《文心雕龍》雖然也有某些道家思想，特別是佛家思想的影響，但構成它的文學思想綱領及核心的，是儒家思想。劉勰在《序志篇》中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這段話，不僅說明了他寫《文心雕龍》的創作動機是為了糾正當時「言貴浮詭」，「將遂訛濫」的文風，而且也是為了闡述儒家正統的文學觀點。劉勰認為「文」是來源於「道」的，而「道」是被聖人發現，通過聖人之手來完成的。「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認為文學的職能在於闡述六經中所蘊含的「聖道」。由於劉勰受儒家思想的束縛過深，《文心雕龍》也就具有某些理論上的缺憾。比如在論到文學起源時，他對「文」和「道」關係的闡述，就有神秘的經學色彩；對文學史上富於浪漫色彩的作家作品評價往往不夠正確，《諸子篇》對《莊子》等書中某些大膽想像的寓言故事，他斥為「蹖駁之類」，《史傳篇》對司馬遷的評論，頗受班彪的影響，認為司馬遷有「愛奇反經之尤」。他認為一切種類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雖對當時的各種應用文體都設有專題論述，而對正在形成的小說卻不屑一顧。儘管如此，《文心雕龍》仍不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體大而慮周」的專著，它不僅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寶貴遺產，也受到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文學理論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注意和重視。 《文心雕龍》最早的寫本為唐代寫本殘卷（原為敦煌莫高窟舊物，現藏英國倫敦博物館）。最早版本為元代至正乙未年嘉禾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通行本則為清人黃叔琳輯注本。今人研究《文心雕龍》較著名者有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及《文心雕龍校注拾遺》、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等。 鍾嶸鍾嶸（約468—約518），南朝梁人，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許昌） 人。晉侍中鍾雅七世孫。父親鍾蹈在齊朝做過中軍參軍。 鍾嶸和他的弟弟鍾岏、鍾嶼都篤志好學，善於思考問題。齊永明（488年左右）中，鍾嶸為國子監生，因通曉《周易》，深得衛將軍王儉的賞識。當時王儉兼任國子監祭酒，多次接見鍾嶸，加以褒讚。後鍾嶸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 建武初年，鍾嶸任南康王的侍郎。當時齊明帝對國家的大小事務都親自過問，而郡縣及六署九府的日常事務，官員們也都爭著向皇帝報告，專等著皇帝的指令辦事。皇帝忙於日常瑣事，對於國家的大政方針反而無暇顧及。鑒於這種情況，鍾嶸上疏齊明帝說：「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己。」勸齊明帝不要陷在事務堆中。齊明帝看了鍾嶸的疏言，非常不高興，對太中大夫顧皓說：「鍾嶸是什麼人，竟敢幹涉我的事情！你認識這個人嗎？」顧皓回答說：「鍾嶸雖然官位很低，也沒有名氣，但他所說的話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況且那些繁瑣的事務，各自都有主管部門負責。現在您親自去過問處理，那麼您會更加忙累而有關官吏則更加閒散。這是越俎代庖和為大匠斫輪的事呵！」齊明帝聽了這話，當然也不高興，但也沒有深究。永元末年，鍾嶸被任命為司徒行參軍。梁武帝天監初年（502），鑒於當時官爵冒濫，鍾嶸上書梁武帝，要求改革。他說：「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勛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居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梁武帝聽從了鍾嶸的建議，把這封疏交給尚書省去辦理。但入梁之後，鍾嶸官位依然不高，只做過衡陽王蕭元簡和晉安王蕭綱（即後來的簡文帝）的記室。所以後人稱為「鍾記室」。鍾嶸留下來的著作主要是《詩品》，是他在梁天監十二年（513）之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為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王公搢紳們談論起詩歌來，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準的無依。」為了糾正當時詩壇上「庸音雜體，人各為容」的混亂狀況，鍾嶸仿照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 《詩品》，原又名《詩評》。這是因為除品第之外，還對作家作品的優劣進行了評論。《隋書·經籍志》即以《詩評》著錄此書。《詩品》所論範圍只限於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詩品序》及品評中，鍾嶸接觸到當時許多重要的創作問題。首先，他對當時詩歌發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片面追求聲律的不良傾向，提出了尖銳批評。他斥責了宋末詩壇受顏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堅決反對用典。他在《詩品序》中說：「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也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認為刻意講究聲病，「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就鍾嶸主張詩歌應該「口吻調利」，反對過分拘忌於聲律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沈約等人對聲律的探討，使詩歌格律更為完美，永明體的出現為後來律詩的形成準備了條件，而鍾嶸一概加以抹殺，就不免有些偏激了。 其次，鍾嶸在《詩品》中對五言詩的出現，從理論上作了說明。由於《詩經》主要是四言體，而《詩經》在以往又被奉為儒家經典，因此，儘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言詩已經普遍發展起來，代替了四言詩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詩歌形式，但由於傳統的儒家思想影響，理論批評界在詩歌形式問題上卻重四言而輕五言。例如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認為「古詩率以四言為體」，「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不承認五言詩歌在詩壇上應有的地位。鍾嶸在《詩品》中卻倡言四言詩的形式已經過時，「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認為五言詩卻正方興未艾，「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指事造形，窮情寫物」等方面「最為詳切」。這就為五言詩的歷史發展，從理論上開闢了前進的道路。為了倡導五言詩，鍾嶸還對五言詩的起源和歷史發展作了探討，雖其中有不確之處，卻不乏精到的見解。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典。例如他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評左思的詩是「得諷諭之致」，說張華的詩是「興托不奇」，都著眼於比興寄託；二是論風骨和詞采，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例如說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的詩「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都是風骨和詞采並提，內容和形式並重；三是重視詩的「滋味」。他認為詩應該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而不應該「淡乎寡味」。論述具體作家時，他一則說張協的詩「使人味之舋不倦」，再則說應璩詩「華靡可味」，也都強調了只有有滋味的詩，才稱得上是好詩；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詩品序》里，他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風」等名句，稱為「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朓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的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鍾嶸的這一作法，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斷章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五是從作家和作品風格特點著眼，鍾嶸很重視歷代詩人之間的繼承和發展關係及不同藝術流派之間的區分，並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看法。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為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這種論述方法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由於鍾嶸在論述歷代詩人的繼承關係上不大重視作家的生活閱歷對作家風格的決定性影響，也不曾周密地考慮作家思想藝術方面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通常只是著眼於不同作家在某個方面的相似之點來研究他們詩風的異同，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風格流派研究不僅顯得混亂，而且很多牽強附會之處，往往引起後世的訾議。 鍾嶸《詩品》雖然是反對齊梁淫靡詩風的產物，有力地批判了當時詩風的某些弊病，卻也不能完全擺脫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偏見的拘囿。他一方面強調文質並重，但在多數場合下，還是更強調辭藻的華美。如評價太康作家，他說：「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這話比起劉勰針對同一時期而說的「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文心雕龍·明詩》）的評語，就後退了一步。他對「玄言詩」的批評，說是「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也遠不如劉勰所指斥的「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文心雕龍·時序》）那樣能從反映現實的角度著眼。具體到對一些作家的評論，他過分強調辭藻的傾向就更為顯著。如他把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淵明、鮑照之上，劃分品級時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不僅不公允，也與他在《詩品序》中所說的風骨與詞采並重的觀點不符。此外，《詩品》以「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把作家分為上、中、下的辦法，也不能恰切地反映作家成就的高低。 儘管《詩品》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影響。唐代司空圖，宋代嚴羽、敖陶孫，明代胡應麟，清代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無論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使用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響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