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十三章王羲之、顧愷之、陶潛
第一節王羲之①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軍將軍銜領會稽內史，遂世稱王右軍。東晉時期傑出的書法家。
憂國愛民王羲之生於西晉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
琅琊王氏是兩晉時期最顯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擔任過顯官要職。其從曾祖王祥出仕魏晉兩朝，歷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職。伯父王衍先後為晉惠帝的中書令、尚書令和太尉。南渡後，伯父王導官居宰輔，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駐守荊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議晉元帝司馬睿渡江的東晉開國功臣。
少年時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辭，但性格倔強，為人正直，很有主見。王導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華，稱讚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鑒對他更是賞識，主動將女兒嫁給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東晉政權，從一開始就由於內部矛盾無法調和而動亂頻仍。在這些動亂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王羲之雖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為念。他多次拒絕王導要他到中央政府為官的建議。他願意在地方上擔任具體工作，以便為振興東晉王朝建立一番功業。從晉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約有六年的時間，他一直在荊州的征西將軍庾亮那裡供職。庾亮反對王氏專制朝廷，與王導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卻能注意與庾亮融洽相處。他終於贏得了對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職務從參軍提升到長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臨終前，庾亮親自上表稱讚王羲之的才能，建議成帝任命他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不久，晉成帝前後兩次發布詔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書。因有違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謝絕了。
晉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絕要他到中央為護軍將軍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議。王羲之在回復揚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說了自己的志向。他講，自己不願到中央任職，是由來已久的想法。但並不是說他不肯為國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滿危險的關隴（時為後趙石虎盤踞）和巴蜀（時為成漢李勢盤踞）地區，他皆在所不辭。迫於壓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擔任了護軍職務，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覆請求之下，朝廷終於同意他以右軍將軍的身份出任會稽內史。
到達會稽（今浙江紹興）任上，正遇上嚴重的災荒，王羲之忙打開糧倉賑濟這裡的災民。他向朝廷建議「斷酒以救民命」（《全晉文》卷26），認為「此郡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全晉文》卷24）。通過實際考察，王羲之了解到東晉政府加在人民頭上的賦稅徭役過於繁重，而吳郡（今江蘇蘇州）、會稽一帶尤甚。故而他一再上書要求減免賦役，以使人民「小得蘇息，各安其業」。他批評政府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行政效率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王羲之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低，只會給人民增加負擔，「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在對會稽郡下屬的各縣進行檢校之後，他發現官倉失盜的現象十分嚴重。原因是監守自盜，「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餘姚近十萬斛」。王羲之譴責朝中當權者阻撓追查，說他們實際是「重斂以資奸吏」。認為只要「誅翦一人，其後便斷」。
在王羲之擔任會稽內史期間，東晉政府內部掀起了一陣北伐熱。荊州刺史桓溫掌握重兵，滅掉蜀地的成漢政權之後，積極準備北伐。桓溫企圖靠軍事上的勝利，提高個人的威望，實現代晉稱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鎮建康的宰輔司馬昱為抑制桓溫，搶先命令揚州刺史殷浩為北伐的指揮。殷浩是徒有虛名的清談家，毫無作戰經驗。他任用降晉的羌族首領姚襄為北伐前鋒，結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擊殷浩。殷浩慘敗而還，北伐軍損失極大。王羲之向來反對盲目北伐。在殷浩動身前，他曾寫過一封言辭懇切的信，進行勸阻。北伐失敗後，殷浩不甘失敗，復圖再舉。王羲之再一次寫信給他，告誡殷浩應該汲取失敗的教訓，「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他講，「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喪師辱國，是當政者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東晉國力不足，軍敗於外，資竭於內，既然沒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長江不失。他建議，當政者應該引咎自責，承認錯誤，集中全力匯集人才，聽取有識之士的意見，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煩苛的制度，減免賦役徭役。只有這樣，困難的局面才可能改觀。王羲之警告說，如果堅持割剝百姓的暴政，陳勝、吳廣一樣的起義馬上就會出現。在寫給司馬昱的信中，他對一再勞師興眾的後果表示擔憂。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萬全而後動。盲目北伐，取勝的希望很少，而給人民造成的痛苦極大，「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寫信給尚書僕射謝尚，沉痛地列舉了戰爭帶來的災難。他說，每次參加征役和充運的人中，因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園。政府不顧人口的損失，仍然對百姓照常進行徵發，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屬和鄰居要連坐，於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
會稽郡屬揚州管轄，揚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頂頭上司。王述與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難他，王羲之深以為恥。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為由，辭去了會稽內史的官職。
辭官後，王羲之舉家定居會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會稽之初，王羲之就對富饒的浙東地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老死這裡的打算。公務之餘，他經常與好友謝安等人游視這裡的大海名山。去官後，更「與東土之人盡山水之游」。王氏屬於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為保證自己的經濟利益，必須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臠，為避免與他們發生衝突，北來大族的觸角則轉向了浙東。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遊樂的成分，但主要目的還是求田問舍，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利」。《全晉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還田產的雜帖，足以證明王羲之對擴張土地的熱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書聖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書法藝術。在書法史上，他是個劃時代的巨匠。無論在生前還是死後，他都受到人們的尊崇，有「書聖」之譽。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不僅在於他能備精諸體，集當時書法之大成。更在於他能自成一家，開創了獨特風格的王派書法。
漢魏之際，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到一個光輝燦爛的階段。人們在漢隸、章草兩種書體之外，又創新了行書和楷書。此後，一些著名的書家鍾繇、梁皓、韋誕、衛覬、索靖等人應運而出，其中以鍾繇最為著名。他能寫隸、楷、行、草諸體，尤善楷書。鍾繇的書法風靡魏晉，在書苑中居統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書著稱，王導於喪亂之際，猶攜鍾繇的《宣示帖》自隨。據《述書賦》記載，東晉書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門共占去六人。
這種時代與家風，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歲開始學習書法，啟蒙老師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筆力效法鍾繇。十一歲時，王羲之在父親的枕中發現前代人寫的筆論，私下裡取出閱讀。父親知道後，告訴他說：「現在你年紀還小，不能理解運筆的法則。等到長大以後，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為然，他說：「我願意早一點知道，若等長大，那就遲了。」父親只大致地給他講解了筆論的要點，而王羲之卻已心領神會，從此學力日進。著名的書家衛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嘆地說：「這孩子一定是學過《用筆訣》的。我看他的筆法，十分老成，將來一定能超過我的。」衛夫人名鑠，名書家衛瓘之女，李矩妻。衛鑠師法鍾繇，聲譽極高。由於喜愛王羲之，衛鑠把他收在自己的門下為徒。
王羲之長大以後，閱歷漸廣，特別是看到李斯的《嶧山碑》、蔡邕的三體石經、張旭的《華岳碑》以及鍾繇的《宣示帖》真跡後，遂改變初學，博採眾家之長，試圖另闢蹊徑，創出自己的書法風格。最初，他的字並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遠勝於他。經過自己的勤學苦練，用心鑽研，他終於熔各家於一爐，篆、隸、草、行、楷各種書體，均有很深的造詣。特別是到中晚年時期，一變質樸的書風，創造出一種遒媚勁健、端秀清新的華貴書體，一躍成為一代宗師。
東晉時期，隸、草、行、楷各體均已大備，比較而言，行、楷因是後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們向前推進變化，在書法史上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貢獻，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開闢了草楷相結合的書法發展道路。當時諸體俱全，或以繼承為主，不變舊法，仍以隸法寫楷，即是所謂隸楷（今隸）；或是推陳出新，發展草楷結合的行書。王羲之選擇的是後一種。它符合書法發展規律，便捷易識，在繼承前人書法精華的基礎上大膽變化，是書法的實用性和藝術的完美性的結合，並成為隋唐以來書法發展的主流。第二是創造了富有表現力的書寫方法。書法是一種形象藝術，如果平板少變就會喪失生命力。王羲之備精諸體，嫻熟各家筆法，在此基礎上大膽地對傳統性的程式筆法進行改革，使其絢麗異常、豐富多采。他以不斷變化書態和表現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書後品》中驚嘆「羲之萬字不同」，確實發現了王氏變化多端的書法特點。
唐太宗在《晉書·王羲之傳》後作制，給予王羲之的書法極高評價。他寫道：「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運連；夙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書法受到人們的承認和喜愛，逐漸取代鍾書而大行於世。庾翼見到王羲之用章草寫給其兄的信，深為折服，嘆息不已，親自寫信給他，說：「我過去有草聖大家張芝的十張章草帖，南渡時丟失了，以為從此再也見不到這樣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寫得如此神采動人，使我感覺舊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書帖墨跡逐漸被人們視為珍寶。有一次，王羲之到門生家做客，門生設佳饌招待他。王羲之想以書相報，見室內有一棐木幾，非常滑淨，於是提筆便寫。其書真草相半，瀟灑飄逸，門生欣喜若狂。為感酬先生，門生親送王羲之回郡。回來的時候，門生髮現王羲之的書跡已被父親刮掉。他懊恨之極，為此難過了很長的時間。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見一位賣扇子的老婦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攤，在一些扇子上面寫了點字。看到老婦人面現慍色，王羲之笑著解釋說：「你說這是王右軍的字，每把扇一百錢。」老婦人半信半疑，照著辦了，果然被眾人一搶而光。王羲之生性愛鵝。他聽說一家養的鵝極善鳴叫，便興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鵝殺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陰縣一位道士也有幾隻好鵝，王羲之來求購，道士對他說：「我的鵝不賣，如果你肯為抄篇《道德經》，這群鵝便白送給你。」
王羲之對於自己的書法也很自負。自稱：「我的字與鍾繇不相上下，而張芝則要在我之後了。」他寫信給別人說：「張芝學書墨池，我也這樣下功夫，怎麼會落在他的後面？」
王羲之的真跡沒有能保留到現在。存世的主要是他書跡的刻本。他所寫的楷書，以《黃庭經》、《樂毅帖》等最有名，行書以《蘭亭集序》、《快雪時晴帖》、《喪亂帖》最出色，草書則以《十七帖》最傳神。
《蘭亭集序》寫於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請了關係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當時名流四十二人，在會稽山陰亭進行修禊活動。修禊是古代的一種風俗，臨水而祭，據說可以消除不祥。這一天，與會者興致很好，宴飲賦詩，留下大批詩作。王羲之為宴集揮毫作序，是為《蘭亭集序》。據《法書要錄》引唐人何延之《蘭亭記》說：「書用繭蠶紙，鼠須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自古以來，《蘭亭集序》被人稱作天下第一行書，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這一名跡後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人摹寫副本，賜給太子、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跡，傳說則隨太宗遺骸而殉葬昭陵了。傳世的各種《蘭亭集序》的墨摹本，藝術風格並不一致。現在能夠看到的本子，有被認為是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時刻在學士院後流落在定武的拓本為上品。①王羲之還是位出色的文學家。他的文章與詩賦都寫得很好。《晉書》本①對於傳世的《蘭亭集序》帖，長期以來在學術界存在著真偽的爭論。清人趙魏於乾隆年間，首先從字體的源流方面對序帖提出懷疑。他說：「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於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純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清光緒十五年，廣東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為王羲之所書。他認為序文與《世說新語》中劉孝標註引的王羲之此文，從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區別。他也從字體上論述了序帖是「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近年來關於序帖真偽的爭論，始於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為例證，發揮了李文田的論點，否定序文為王羲之原作，帖文為王羲之所書。郭文認定序帖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對這一問題，學術界存在著贊同和反對兩種意見。1972年郭沫若又發表《新疆出土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一文，重新提出舊說。時至今日，爭論還在繼續，很多意見是不贊成序帖為後人偽托這一說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將兩種意見匯集成《蘭亭論辨》一書。1982年，劉漢屏又發表《論蘭亭書體》一書。關於爭論雙方的觀點，只要查閱兩書，備知矣。
傳收錄的《與會稽王箋》、《報殷浩書》和《遺謝安書》等文都有結構嚴謹、文字流暢、情真意切的長處。《蘭亭集序》更是一篇記事、寫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實地反映出王羲之熱愛生活而又慨嘆人生短促的複雜感情。王羲之傳世的詩作主要有《用筆賦》。他的《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不失為一篇優秀的書法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把書家寫字比擬成一場嚴肅的軍事活動：「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揚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比喻貼切，用意頗深。他指出構思布局是書法的要領，「夫欲書者，先研乾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侶，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王羲之講述了書家前輩宋翼和自己學書的坎坷經歷，並對隸、真、行、草各個書體的用筆立意，結合自己的心得進行了總結。該文被清人嚴可均輯錄於《全晉文》中。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王羲之有文集十卷，錄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篤信天師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擺脫這種迷信思想的羈絆。晚年，他與道士許邁過從甚密，經常煉丹採藥，共修服食。丹藥的中毒很可能損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晉穆帝昇平五年（361）病死時，僅五十八歲。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書，有些王羲之署名的書箋即是她代筆的。王羲之有七個兒子，他們都喜愛書法，其中幼子王獻之成就最大。王獻之，字子敬，官至中書令。他兼精諸體，尤工行、草和隸書，與其父王羲之齊名，號稱「二王」。
第二節顧愷之①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今江蘇無錫）人。東晉時期著名的畫家。
多才多藝的名士顧愷之出身於江南的土著士族家庭。根據《無錫顧氏宗譜》記載，顧氏祖上先後有多人出仕過孫吳和西晉政權。祖父顧毗，字子治，晉康帝時任散騎常侍，後遷光祿卿。父親顧悅之，字君叔，歷任揚州別駕、尚書右丞。顧愷之的生卒時間，史籍缺載。根據有關史料進行考證，生年約在晉康帝建元二年到晉穆帝永和二年（344—346）之間，卒年在晉安帝義熙元年到三年（405—407）之間。
顧愷之的仕途並不順利。最初，他在桓溫的大司馬府擔任參軍。桓溫死後，他轉而依附殷仲堪，任荊州刺史府的參軍。殷仲堪被桓玄殺死後，顧愷之改投在桓玄的門下。直到晚年，他才進入中央政府任散騎常侍，不過很快也就去世了。
他的官職雖然一直不高，但頗有名氣。時人都傳頌顧愷之有三絕，即痴絕、才絕和畫絕。所謂痴絕，是說他為人性格率真、通脫、喜歡諧謔，並帶有痴呆的傻氣。才絕是稱讚他博學多藝擅長詩文，有才氣。畫絕則是肯定他的繪畫技藝的。
《晉書》本傳記載了很多有關他的「痴」的故事。有些人常常為此捉弄和侮辱他。顧愷之曾把一櫥珍存的畫委託桓玄保存。他知道桓玄性貪，為防止桓玄做手腳，特意將櫥門封個嚴嚴實實。桓玄沒有動櫥前的糊題，而是撬開畫櫥的後板，將畫盡數盜走後，重新釘好。待顧愷之取櫥的時候，發現畫已全部丟失，他沒有發火，只是說：「我的這些畫大約能通靈氣，好像人們能修煉成仙一樣，變化而去了。」有一次，桓玄把一片柳葉說成是隱身寶。顧愷之接到後，桓玄就往他身上撒尿，並說寶器顯靈看不見他。顧愷之只好承認是個寶。其實，顧愷之非常清楚這一切都是桓玄搗的鬼，只是不敢認真計較。當時，東晉統治階級內部的爭奪相當激烈。桓玄權傾內外，陰險狠毒，顧愷之寄食門下，勢單力薄，根本不是桓玄的對手。所以他不得不裝痴賣傻，寧可受點委屈，也不在爭強鬥勝中做了無謂的犧牲品。桓溫看出顧愷之的痴里有黠，曾說他一半是痴，一半是黠，合起來是個正常人。
顧愷之的文學作品傳世的並不多。能夠反映他文學成就的主要是《觀濤賦》和《箏賦》。《觀濤賦》文為：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洪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並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雕■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模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期必來而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而協順。
《箏賦》文為：其為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嘉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成妙，輕縟璘彬。元漆緘響，慶雲被身。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顧愷之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
顧愷之對於自己的文學才能十分自負。他曾說：「我作的《箏賦》可以和嵇康的《琴賦》相比。不會欣賞的人，一定會因它後出而加以拋棄；有深刻理解力的人，就會因它的高奇而加以珍貴。」我們從記載他平時生活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顧愷之的文學修養是極深的。桓溫死後，他拜謁其墓，當場賦詩說：「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別人問會稽地區的山水風景，他隨口答道：「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蘢，若雲興霞蔚。」《晉書》本傳講他曾與謝瞻在月下長詠，詩作到興頭，忘掉了疲倦。謝瞻睡覺去了，換個人替代他，顧愷之竟一點也沒察覺。
顧愷之的書法也很出色。唐人張懷瓘在《書斷》中說：「顧長康，亦善書。」他的書跡遺留下來的只有《女史箴圖》的楷書箴文。明人董其昌認為顧愷之的書法水平與王獻之相當，唐代著名書法家虞世南即是師承他的筆意。
改造畫風的巨匠顧愷之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繪畫藝術。他是至今能夠見到畫跡的我國最早著名畫家。在中國美術史上，顧愷之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改造畫風的巨匠。在繼承和發展先人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基礎上，他一掃古拙呆滯的畫法，用自己的畫筆開拓了周瞻完美、生動活潑的一代新風。
顧愷之是晉初著名畫師衛協的弟子。大約二十歲的時候，他推出獨特風格的作品而一鳴驚人。唐人張彥遠在《歷代名畫錄》中，引述了顧愷之興寧時期（363—365）為京城瓦棺寺作畫的一件趣聞。當時，瓦棺寺初建，僧眾設會，邀請有影響的士大夫們來寺內鳴鐘擊鼓，為佛寺揚名。同時僧眾還請求名士們打剎註疏，也就是為佛寺捐款。人們捐款數額皆不足十萬錢，而輪到顧愷之，他提筆註疏百萬錢。大家都知道他很窮，認為這個青年人是沒有辦法兌現的，最終要鬧笑話。到勾疏的時候，顧愷之選中寺內一殿，要求僧眾空出一壁歸他處理。他閉門一月有餘，畫得維摩居士像一幅，只是沒有點睛。顧愷之對僧眾講：「我點好眼睛後，你們打開殿門。第一日來觀看的人，每人交錢十萬；第二日每人五萬；第三日隨便給錢。」僧眾打開殿門後，畫像光彩照人，一殿生輝，參觀者擁擠不動，當天就收錢百萬以上。
顧愷之一生作品，數額甚巨。唐人裴孝源的《貞觀公私畫史》一書錄有《謝安像》、《列仙像》、《廬山圖》、《虎豹雜鷙鳥圖》等作品十七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錄有《異獸古人圖》、《中朝名士圖》、《筍圖》、《蕩舟圖》等作品二十九件，三十八幅；《宣和畫譜》收錄其《女史箴圖》、《斫琴圖》等九件；此外散見眾書的作品名目還有《列女仁智圖》等二十一件。實際數目，當然遠不止這些。桓玄盜去的一廚畫，則很難計其數額了。從全部作品的名目來看，顧愷之創作的題材範圍十分廣泛，不僅有人物肖像、道釋世俗故事，還包括山水、花卉、飛禽、走獸、游魚等等。所以把他稱作是我國山水畫、花卉畫的遠祖，古代畫家中的全能畫聖並非過譽。顧愷之的創作態度非常嚴肅。他畫人物善於注意表現對象的氣度和性格。為裴楷造像時，他藉助細節的點綴，在頰上加上三筆毛，使人像栩栩如生。他把謝鯤畫在岩石中間，用背景襯托人物豁達而又堅毅的性格。他強調描繪眼睛是畫人物像的重要環節，因此對點睛非常慎重，常說傳神寫照，全在眼睛上了。他還講：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由於時代久遠，他的作品大部分都喪失了，流傳下來只剩下《女史箴圖》、《洛神賦圖》、《斫琴圖》和《列女仁智圖》。這些作品，大多是後人的摹本。能夠反映顧愷之藝術風格和水平的作品當屬《女史箴圖》和《洛神賦圖》了。
《洛神賦圖》是以三國時期著名詩人曹植的《洛神賦》為主題繪製而成的。曹植這首哀怨婉轉、撕人心碎的名篇反映了一對封建貴族青年男女在戀愛生活上所受的重壓和挫折。顧愷之在畫卷中巧妙地把詩作的意境在造型藝術上面加以具體化，取得了感人的效果。該圖現存五個摹本，兩本藏在故宮博物院，一本在東北博物館，一本被人盜賣至美國，一本下落不明。其中故宮第一本風趣樸直，比較接近顧愷之的真跡。畫卷從詩人初見洛神宓妃起，以一系列鮮明的形象，展開了一幅幅悲怨纏綿的連環畫。畫家以生動洗鍊的線條刻劃出女神「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睛，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的情態。到宓妃駕雲車的場面，畫家則用六龍齊首，鯨鯢夾轂，水禽翔衛，旌旗飛揚創造出一種雄渾壯觀的氣氛。卷尾用詩人呆坐洛水，茫然若失，然後乘車歸去，盤桓悵望，留戀不舍的一組畫面煞住。這一畫卷充分體現了顧愷之善於捕捉人物心理活動並能真實地把他們表現出來的高超技藝。
《女史箴圖》畫卷長三四九厘米，寬二十五厘米，絹地橫幅，分九圖。
它以西晉張華的《女史箴》為畫題。張華詩原有三百三十六字，是以宮廷婦女的道德規範，婉轉勸戒專橫淫恣的惠帝皇后賈氏的。畫卷只存一百一十四字。今人考證研究，認為原畫為十二段，可能因破損而被後人截取三段。這幅作品被很多人認定為原本真跡。可惜的是，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中國時，這一稀世國寶竟為英國侵略者搶走，現存大英博物館。《女史箴圖》是中國古代宮廷婦女生活的真實寫照。畫家巧妙地抓著了箴文的精髓，繪製了這組連續的風俗畫片。第一段「玄熊攀檻」，描寫當熊而立，以身遮護漢元帝的馮昭儀臨危不懼，富於自我犧牲的神態，與漢元帝驚慌失措、左右貴人驚走形成強烈對比。第二段畫班婕妤不與漢成帝同載的故事，突出班氏的溫良正直和成帝的尷尬難堪，並刻劃出重壓在輿輦之下的勞動人民的痛苦和掙扎。第四段是全卷修補最少的部分，顧愷之以醇雅嫻熟的筆致，描繪出臨鏡梳裝的古代婦女纖麗淑婉的姿態。整個畫卷的人物形象都能在動態中保持著美的均衡，給人以和諧的享受。難怪遠至宋代米芾，近到明清諸家都稱讚它畫品高古端麗，筆彩生動，氣韻絕倫了。
對畫學理論的貢獻顧愷之不但是技藝高超的繪畫大師，而且還是我國第一個畫學理論家。
他的畫學理論著作，現在保存下來的有《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雲台山記》三篇，都收錄在《歷代名畫記》中。因為傳抄脫錯，現在已很難通讀。除上述三篇較為完整的論文外，還有一些零星的畫論材料。概括起來說，顧愷之的繪畫理論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顧愷之主張畫家必須有見識，有修養，「必貴觀於明識」（《論畫》），尤其是要理解客觀事物和人們的內心世界。他批評那些只注意追求外形美，而不注意表現對象生命力的作品。顧愷之要求畫家「遷想妙得」，把思想感情與客觀事物有機地聯繫起來，「以形寫神」，活靈活現地去刻劃它們。
第二，他認為畫家只有掌握熟練的技術，才能得心應手地創作出合乎玄賞的作品來。他在《論畫》中說：「美麗之形（即掌握物體外形變化），尺寸之制（即掌握遠近比例的布置）。陰陽之數（即掌握陰陽虛實的配合），纖妙之跡（即掌握筆墨色彩的表達），世所並貴；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他還認為畫家功夫不到家，「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魏晉勝流畫贊》）。
第三，顧愷之要求畫家「巧密於精思」（《論畫》），應該鄭重地精密構思，然後才可下筆。他講究畫面的布置，《畫雲台山記》即是他作雲台山圖前，研究雲台山圖布置的一篇計劃文章。
第四，顧愷之把骨法、氣勢、神情、韻味作為作畫及鑑賞的標準。四者之中，尤推神情。另外，他還主張「奇變」、「天趣」等等。
顧愷之的繪畫理論和實踐對後世影響極大。南朝著名畫家陸探微師其畫法。此後，張僧繇、孫尚子、田僧亮、楊子華、楊契丹、展子虔以至唐代的閻立本、吳道子、周昉等，無不摹寫顧愷之的畫跡，受到他的影響。
據《隋書·經籍志》記載，顧愷之生平撰述還有《啟疑記》三卷，《文集》二十卷，今不存。顧愷之另一部著作《啟蒙注》，在《三國志》裴注中保有少許內容。
第三節陶潛①
家世和經歷
陶潛，又名陶淵明，字元亮，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死於宋元嘉四年（427），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
陶潛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馬，封長沙郡公，是當時很有影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也當過安城太守。
陶潛八歲死了父親，跟隨母親和五歲庶出的妹妹一起生活。十二歲時，家中除僮僕之外，僅母子三人相依為命。
陶潛的祖上留下一些產業，到他父親手裡，逐漸敗落下來，但仍有幾處果園。父親去世後，家道更為衰落。陶潛在二十九歲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不堪吏職，不久就辭職而去。嗣後，在柴桑住了六、七年，又出任桓玄鎮軍的參軍。在孟氏母親去世後，陶潛奔喪歸里，守制二年。四十一歲時，他當上了彭澤令。這時，剛好有監察權的督郵要來巡視。吏人告訴他，要束帶見之。他嘆口氣說：「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解印綬，回歸故里。他只當了八十五天的彭澤令。自此，陶潛隱居鄉里，不再出仕。四十四歲那年，陶潛家遭火災，經濟上受到了很大損失。到六十三歲時，他就去世了。陶潛所撰《五柳先生傳》實際上是他的自傳。在這裡，他把自己描寫為「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五柳先生傳》基本上是陶淵明的自畫像，故歷來為人所重視，稱之為「實錄」。
陶潛死後，人稱之為「靖節先生」。
思想和風度陶潛所處的歷史時期，是宗教思想瀰漫的時期。這時，圍繞著生死富貴的問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各有自己的看法。佛教中有人認為神不滅，就是說人的形體不存在了，他的精神還是可以永存的。道教中有人認為煉丹製藥，可以白日飛升，化為神仙。這些都是唯心主義的觀點。陶潛就這些問題寫了三首詩，題為《形影神三首》。第一首是《形贈影》，詩曰：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淒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第二首是《影答形》，詩曰：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昆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此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雲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第三首是《神釋》，詩曰：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宋書·隱逸·陶潛傳》、《晉書·隱逸·陶潛傳》、蕭統《陶淵明傳》。所引詩文見王堯編注本《陶淵明集》。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令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三首詩詞意尚不能盡解，但大致說來，是否定了當時流行的各種說法，提出了對生死應有的認識以及如何活著的問題。
詩的第一首是形對影的訴苦。它說，天地山川，都是永存的。草木霜露，每年都按季節出現。人是最靈智的，卻不能像它們一樣，剛才還在世上活動，一下子走了就不再來。要現實一點，只要有酒喝，就不必推辭了。這是及時行樂的思想，帶著濃厚的頹廢色彩，當然是不足取的。詩的第二首是影對形的回答，說，長生不可信，學仙的路走不通。我與你相遇之後，總是共同地悲哀和喜悅。在樹蔭下好像有暫時離別，在陽光下總是在一起的。這種共存也不是長久的，一下子就都消滅了。身子沒有，名聲也完了。還是干點善事，可以留下遺愛，這不比喝酒好嗎？！這種觀點以立善代替第一首詩中所說的及時行樂，有所不同，但二者卻同樣不能正確解答當時所提出的問題。詩的第三首，是陶潛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婉轉地、不指名地批評神不滅論和修煉成仙的不可信，以及立善求名是脫離實際的，醉酒或可忘憂，卻傷害身體。陶潛提出了有生必有死，一切都有自然的安排，要把自己解脫出來，縱深大化浪潮中，不喜也不怒，不要想得太多了。陶潛對生死問題的認識是實事求是的，也可說多少閃耀著唯物主義的光彩，但在如何對待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卻落入命定論的牢籠了，這是一種唯心主義代替了另外一種唯心主義。命定論的思想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悠久的發展過程。子夏所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曾為陶潛所引用，也可以說是陶潛命定論思想的概括。在陶潛的詩文集中，隨時可以發現這種思想的流露。陶潛的名著《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感士不遇賦》等文對這種思想表現得更為顯著。應當指出，陶潛的命定論思想並不是認為人在世上可以無所作為，而是要人不把得失成敗放在心上，做好應作的事。因此，他給人以豁達的印象，有時還使人感到他清高。長期以來，他一直受人尊重，固然是因為他的詩寫得好，同時還是因為他的作風好，給人留下了一個好的風度。
理想社會陶潛對當時的社會是很不滿意的。他在《感士不遇賦》的序中說：「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近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嘆，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陶潛在這裡指出了當時社會風氣的腐朽，而士人不遇只是其中的一種現象。陶潛辭官歸田和他的飲酒無度都是對於當時社會現實的消極抗爭。陶潛的命定論思想也是社會情況在思想意識上的曲折反映。
陶潛有自己的理想社會，具體地與在《桃花源記》里。文章說：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按照文章所說，桃花源是一個與世隔絕，不受外界干擾的地方，武陵人在偶然的機會中到了這個地方，但在離開這個地方後，再去尋找，就找不到了。在生活上，桃花源居民自給自足，無論小孩或老人，都能怡然自樂。《桃花源記》沒有說到官吏、兵丁，也沒有說到收稅人、商業和學校。像這樣一種設想要求並不高，也附合農民的願望，但這和社會現實就不知有多大距離了。正因為如此，就不能再讓武陵人和其他的人再到那裡去了，這實際上是陶潛對他的理想沒有實現的信心，反映了他對改革現實的絕望。
陶潛的理想社會顯然是受了道家小國寡民的思想的重大影響。
辭官歸田在彭澤的辭官歸田，對陶潛來說，在政治上、生活上以及詩的創作上，都是一件大事。在這個問題上，陶潛是有思想鬥爭的。陶潛在回家後，特寫了一篇《歸去來辭》，表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及有關的生活情況。
這篇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來生活道路的問題。當時讀書人的生活道路主要是作官和歸田。對陶潛來說，在這二者之間，是有思想鬥爭的。鬥爭的結果是田園思想占了上風。《歸去來辭》是順著這條思路發展下去的。文章說：「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可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說的就是他為這問題而思想鬥爭的情況。他為此曾有過獨悲，有過悟，有過知，終於是思想上明確了歸田的道路，於是就覺得「今是而昨非」了。《歸去來辭》中的大部分是表述他歸田過程中的一些情況，其中包含上路後的愉快心情、家庭生活的親切、欣賞大自然的悠閒自得。這是以身在農村，與官場中的人交往斷絕了。在鄉里中還是可以「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隨後，他還是不能掩蓋自己的悲觀情緒。文章中寫道：「羨萬物之得失，感吾生亡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機時，易不委心任去留。」這好像是說還能再活幾時，隨他去吧，為什麼還要慌慌張張追求什麼呢？他自述他的生活情調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樂，盡夫天命復奚疑。」對於將來怎麼辦，作者把它推到命定論的方面去了。
田園詩陶潛是晉、宋間的一位詩人，他的詩有豐富的內容，有高度的藝術成就。他留下的詩有一百二十多首，田園詩在其中占了重要地位。
陶潛歸田後，寫詩就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詩的內容也往往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聯。他在歸田之初，寫了《歸園田居》五首。其第一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首詩是說他歸田的喜悅心情。歸田是他長期的願望，而今達到了，好像是在樊籠里回到了自然。其第二首：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這首詩是說村中的寂靜，大家忙於農務的情景。其第三首：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這是寫他參加農業勞動的情況。這些詩反映了詩人對農業勞動的實踐，他對農民群眾在一定程度上的接近。像這樣的內容，是在其他詩人作品中很難找到的。
但陶潛究竟不是一個普通農民，他有自己的愛好，有自己的交遊環境，這些都可說是舊習。陶潛並不諱言，並行之於辭文。如《移居》二首：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蓆。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飲酒是陶潛的一種嗜好，但又不簡單的是一種嗜好，而有一定的心理因素。《飲酒》二十首序說：「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然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這種心情與當初歸田之想法不免有些矛盾，這種矛盾的存在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詩人能把它寫出來，卻也可見他率真的態度。
陶潛的詩，平淡自然，在當時講究辭藻的詩壇中，獨具特色。詩人感情的真摯也為人們所樂於接受。陶潛的詩能夠吸引眾多的讀者，是有其原因的。《隋書·經籍志》著錄《陶潛集》9卷。《四庫全書》有《陶淵明集》8卷。《四庫叢刊》收有宋刊巾箱本《箋注陶淵明集》10卷。今人王堯編著《陶淵明集》可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