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十二章譙周、陳壽、裴秀

第一節譙周①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閬中）人。蜀漢地區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直言勸諫的學者譙周的父親譙賆是一位學者。他學識宏富，尤善《尚書》，對於諸經及圖緯書的造詣也很深，因而在益州頗有名氣。劉焉、劉璋父子統治時期，州郡政府多次辟請他出仕為官，皆遭拒絕。後不得已，譙岍應州府之召，暫作過一段師友從事的職務。 在譙周的幼年時期，譙岍不幸去世。由於家境貧寒，譙周被寄養在舅父的家裡。他酷愛讀書，家中雖然經濟困難，但譙周卻從不肯把精力放到治理產業方面來，整日孜孜不倦地誦讀典籍，以至達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經過多年的苦讀，譙周成了博貫古今、精通六經的碩儒。特別是他一手詞理淵通的好文章，更引起學人的景仰。但是其口才不佳，雖然為人聰慧，而不善言辭表達，屬於性格內向的一類人。 譙周的青少年時期，益州地區的形勢一直不夠安定。先有劉璋與漢中張魯的爭鬥，後又發生劉備入蜀，陷成都，逐劉璋，建立蜀漢政權的變故。章武三年（223），劉備在夷陵敗後病死，其子劉禪嗣位，是為後主。諸葛亮受劉備臨終遺命，以丞相兼領益州牧，總攬朝政。在他的治理下，蜀漢的政局漸趨穩定。為了緩和與彌縫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矛盾，其中主要是益州地主集團與外來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諸葛亮適當地啟用當地的知名人士為官。這樣，譙周以有學識而被諸葛亮薦舉為益州的勸學從事。 建興十二年（234），諸葛亮病故，大將軍蔣琬接替諸葛亮執政。蔣琬提升譙周為典學從事，總管一州學校、生徒的訓導、考核和升免等事。這一年，譙周三十三歲。 延熙元年（238），後主立其子劉璿為太子。譙周與李譔等一批著名的學者同時被選調到太子府任職。他先為仆，後轉為家令。 蜀漢後主劉禪是一位平庸低能的君主。諸葛亮在世期間，他懾於乃父遺命，被迫「父事丞相」，在諸葛亮面前唯唯諾諾，言聽計從，因有所約束，未出過大錯。諸葛亮死後，劉禪貪圖奢華享受的惡性日漸暴露。他屢次想廣修宮室，採擇民女，以供玩樂。但由於受到蔣琬、董允等人的強烈抵制，也未盡如意。延熙九年（246），蔣琬、董允相繼去世。主管朝政的費禕信任陳祗，使用他接替董允的侍中職務。陳祗是個玩弄權術的政客，與宦官黃皓互為表里，操弄權柄。對於後主劉禪，陳祗、黃皓阿意順從，百般迎合。劉禪遂如釋重負，肆意胡為起來。於是，他經常外出遊逛，並增造後宮，廣設伎樂，沉湎於酒色之中，不理朝政。 譙周對劉禪的荒唐行徑，非常反感。這一年，他上疏進行勸諫。譙周以新莽末年的歷史為例，說明政權的得失與人心的向背關係極大。他說，王莽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三國志·蜀書·譙周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敗後，群雄擾攘，豪傑蜂起，都想奪得政權。這些人中以更始皇帝劉玄和公孫述的力量最強，但他們一個個注意的只是快情恣欲，遊獵享受，從不知體恤百姓疾苦，關心人民的生活。終因喪失人心，遭到失敗。而漢光武帝劉秀從善如流，廣納眾諫，注意理冤獄，力節儉，施仁政，遵法度。這些作法深得人心，歸附的人越來越多，終於由弱變強，兼併諸雄，成就帝業。譙周希望後主以劉秀為榜樣，敬賢任才，力修內政，樹立起完成光復漢室，統一天下的雄心大志。在上疏中，他還提出了省減樂官、停止興造的具體建議。劉禪對於譙周的上疏，很不以為然，不僅不採納他的建議，反而疏遠了他。這一年，譙周被免去太子家令的職務，改任中散大夫。 延熙十六年（253），主持朝政的費禕被人刺殺。費禕死後，蜀漢的政局急轉直下。後主更加寵信黃皓，聽憑他肆意弄權，敗壞政事。朝中的大臣，或與黃皓勾結，狼狽為奸；或受其毀謗，橫遭排抑。接替費禕職務的姜維，一則畏怕黃皓的勢力，二則急於立功，所以長期居外，連續向曹魏用兵。由於姜維不顧國力，冒然出擊，所以一再損兵折將，大敗而還。窮兵贖武和政治腐敗，把百姓搞得疲弊凋瘁，怨聲載道。譙周對此十分不滿。延熙二十年（257），他猛烈抨擊朝政，並與尚書令陳祗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他知道自己的意見，不會受到朝廷的重視。退朝以後，遂採用兩人對話的體裁寫了一篇譏諷時政的文章《仇國論》。在文內，譙周提出治國的根本在於養民恤眾的主張。他說，周文王以少勝多，是作到了注意養民；勾踐以弱勝強，是由於能夠恤眾。不顧百姓疾苦，不能與民休息是造成社會動亂的原因，所謂「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他預言，蜀漢「極武贖征」，必然「土崩勢生」，如果「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譙周勸告後主，「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射幸數跌，不如審發」。就是說，與其每戰必敗，不如慎重出擊。 不久，後主解除了譙周的中散大夫職務，升任為光祿大夫。在漢代，光祿大夫主顧問應對，無常事，是一種名義上地位很高，而實際上並無任何權力的榮譽官職。從此，譙周被排斥出參政的行列，「不與朝政」。因為他在學界極有聲望，朝廷不得不「以儒行見禮」，但也只是故作姿態而已。 極力倡言降魏景耀六年（263），掌握魏國實權的司馬昭看到蜀漢政權已面臨土崩瓦解之勢，遂決定出師滅蜀。這年冬，他派鍾會率兵十萬，由漢中趨劍閣；命鄧艾領眾三萬，自狄道入蜀。幾路大軍中，鄧艾一支首先獲得成功。他一路攀木緣崖，冒險而進，渡陰平，陷江油，下綿竹，長趨直入，逼近成都。 對於這種危急局面的出現，後主劉禪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黃皓等人愚弄他，屢進鬼巫之說。劉禪真的以為敵人不會來攻，故不作任何防備。待魏兵猝至，百姓迸散，劉禪才慌了手腳，急忙召集群臣會議，商討對策。由於形勢急迫，「不與政事」的譙周也例外地被召參加了會議。 群臣商議了許多，意見不能統一。這個說，吳蜀兩國是聯盟，東奔吳國是有條出路；那個講，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守難攻，南下或許死而復生。爭爭吵吵，議論紛紛，舉朝上下，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譙周別樹一幟，提出降魏的主張。他認為，東奔吳國的意見不能成立。魏吳兩國，實力相差懸殊，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已成定局。投奔吳國是稱臣，投降魏國，也是稱臣，與其向小國稱臣，不如向大國稱臣，以免受再辱之恥。至於南下，也不是好辦法。首先，大敵逼近，人心離散，恐怕無人願意南行。再說，魏人此行誓在滅蜀，陷落成都也不會放棄南下追擊的機會。況且南中諸夷，平時猶不安定。如果據守此地，增征貢賦，也就會激起他們的反叛。所以，乘沒有勢衰力竭的時候投降魏國，可以得到優待。這是唯一明智的選擇。 譙周的主張代表了益州地主集團的普遍情緒。他們早已對蜀漢政權失去了希望，認為這一外來政權，給他們帶來的只是災難，從未有過任何的好處。在被解除太子家令職務不久，譙周曾與蜀郡學者杜瓊一起散布過曹魏代漢是天意的言論。後來，譙周屢次在劉備、劉禪的名字上作文章，說什麼：「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備矣，當授與人也」（《三國志·杜瓊傳》）。意思是講，蜀漢政權的壽命在劉備時代就該結束了，劉禪只有等待被別人消滅的分了。 經過譙周的反覆勸說，劉禪聽從了降魏的建議。由於譙周主降有功，司馬昭封他為陽城亭侯。晉武帝代魏後，譙周幾次被加官，歷任騎都尉、散騎常侍等職務。泰始六年（270），他病死在洛陽，終年六十九歲。 後世的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孫盛在對蜀漢實力進行分析之後，認為當時如果沒有譙周的勸降，蜀國是不會滅亡的。 突出的學術成就據《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 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並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干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 第二節陳壽① 陳壽（232—297），字承祚，又名長壽②，巴西安陽（今四川南充）人。西晉時期傑出的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 才高而命蹇陳壽出生在三國鼎立時期的蜀國，少年時期受學於同郡的經史大師譙周。譙周潛研古史，著述甚多，尤以專為《史記》糾謬的《古史考》有名於世。在譙周的薰陶和教育下，陳壽自幼精讀《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古史，對史書的體裁和編纂方法有過深入的研究。幼時的努力為他以後所取得史學成就準備了條件。在譙周的學生中，陳壽是較為突出的一位，時人把他和文立、李虞、羅憲並列為譙門四大弟子。陳壽博聞強識，文思敏捷，能寫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因此有人將他比作是孔門四科中的文學子游、子夏。 益州的學者重視對於地方史的編撰。從東漢以來，蜀郡的鄭伯邑、劉彥信，漢中的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的王文表先後有巴、蜀《耆舊傳》傳世。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在譙周撰寫的史書中有一部名為《三巴記》的地方志。陳壽受這一傳統的影響，寫史也是先從地方志做起。他不滿意前輩的著作，認為他們只是局限巴蜀一隅，很多鄉邦人物沒有被網羅進去。於是，他撰寫了《益部耆舊傳》十篇①，將範圍擴大到益州的全部，彌補了前人的不足。此外，他還寫過《古國志》五十篇。非常可惜的是，陳壽的這兩部書都先後亡佚了。 陳壽性格偏質直，不拘小節，對人不會曲意附和。譙周了解自己的學生，充分肯定他的才學，知道他將來一定能夠因此成名。但也為陳壽的為人擔憂，估計會有很多的不幸與挫折，甚至影響到一生的仕途。陳壽後來的遭遇果真為譙周所言中。陳壽成年後，先後在蜀漢政權內擔任過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和散騎黃門侍郎等職務。蜀漢末年，後主劉禪昏庸無能，宦官黃皓專制弄權，把持朝政。許多臣僚為鞏固自己的祿位，都向黃皓阿諛獻媚，只有陳壽鄙夷這種世風，不肯同流合污。黃皓十分嫉恨他，屢次藉故進行譴黜。偏偏陳壽又不願受世俗藩籬的約束，極易為人抓住把柄。在居父喪間，他因為有病，使用侍女侍奉丸藥，結果觸犯了禮教，受到輿論的貶責，遂沉廢累年不被任用。 炎興元年（263）魏兵攻入益州，後主劉禪投降。蜀亡之後，曹魏政府把劉禪連同大批臣僚遷到京師，三十一歲的陳壽也隨之到達了中原地區。二年後，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王朝。陳壽受到樂於延譽後進的中書令張華的賞識，被舉薦為孝廉、佐著作郎，不久出補平陽侯相。這期間，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委託他撰述諸葛亮故事。泰始十年（274），陳壽編《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他的同學文立又把《益部耆老傳》呈獻給晉武帝司馬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陳壽傳》，下引此傳者，不再作注。 ②《隋書·經籍志二》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為陳壽著，而《經籍四》又載其為陳長壽撰。《華陽國志》載《益部耆舊傳》為陳壽撰，《隋志》載著者為陳長壽。由此可證，陳壽又名陳長壽。①《隋書·經籍志》載十四卷。 炎。司馬炎十分讚賞陳壽的才能，提升他為著作郎，併兼領本郡中正的職務。別具一格的史著太康元年（280），西晉滅吳，從而結束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分裂割據狀況，中國重歸統一。這一年，陳壽四十八歲。他著手整理三國的史實，不久便寫成了魏、蜀、吳三書，總其名為《三國志》。這套書始於漢獻帝初平元年（190）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終於西晉太康元年（280）吳國滅亡。計《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 在《三國志》成書之前，記載這一時期歷史的書籍大致有官修和私修的兩種，前一種如王沈的《魏書》、韋昭的《吳書》；後一種如魚豢的《魏略》等等。這些書籍都為陳壽撰寫《魏書》、《吳書》提供了基本素材。但在寫作《蜀書》時，陳壽遇到了很大的困難，這是因為蜀漢「國不置史，註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三國志·蜀後主傳評》）。蜀漢的史實全靠陳壽自己動手搜集，好在他是蜀人，對故國的史實比較了解，又曾寫過地方志和整理過諸葛亮的材料。所以經過努力，《蜀書》所收雖不及魏、吳兩書豐足，但也畢竟獨立成書了。 《三國志》的成就較大，其質量遠遠超出同時代其他人撰寫的三國史，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並稱為四史，被人譽為古代紀傳體史書的代表作。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三國志》的成就，首先是陳壽為適應三國鼎立的歷史特點，開創了一種新的史書體例。自從司馬遷建立以帝紀為綱的體系以來，後世的史家莫不因相祖述。像王沈的《魏書》、魚豢的《魏略》、孔衍的《魏尚書》、孫盛的《魏春秋》、郭頌的《魏晉春秋》，把敘述大一統歷史的史書體裁生搬過來，只承認魏國為正統，視蜀、吳兩國為偏安割據的「僭偽」，未能正確地反映出當時歷史的本來面目。陳壽則把魏、蜀、吳三國的歷史分寫成三部書，視三方為互相獨立的國家。由於生活在繼魏之後統治中國的晉政權之下，他不得不採取以魏主為紀，以吳蜀兩國之主為傳的名目，「然皆編年紀事，以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義門續書記·三國志》）。故清人朱彝尊指出：「（陳）壽獨齊魏於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 其次，《三國志》的成就是結構清晰，全書前後貫穿，事無重複。在全局安排上，陳壽頗費匠心，幾乎所有的選題都緊密圍繞著一個對三國歷史的總看法處理的。他以曹操等人的幾篇帝紀提挈這一時期的大事；分立三書以敘述三國鼎立的發端、發展和終結。他通過各個時期重要人物的傳記，記述了黃巾起義後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戰後曹操的天下無敵，赤壁戰後的三國並立，夷陵戰後蜀吳兩國的合作和南北對立；他還交待出魏明帝之後以幼主繼位和曹爽的失敗是魏晉替興的轉折，諸葛亮之死是蜀政變化的標誌，孫權晚年猜忌好殺埋伏下了東吳敗亡的危機。陳壽作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能代表三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和科學技術方面的重要人物，無不網羅無遺。但在具體行文上，陳壽並不平均使用篇幅，而是根據重要程度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全書剪裁得當，表面上有似傳記的匯編，實際上卻服從於一個密針縫製的局度。 《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的弊病。這種簡潔不僅表現為文字上的精煉，而且表現為取材的審慎。如當時關於曹操先世及早年的傳說很多，《魏書·武帝紀》一概不取。漢魏禪代之際的表奏冊詔，僅《三國志注》就載有二十餘篇，而陳壽只選取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冊命，即將這一重要的史實表述清楚了。他寫《諸葛亮傳》更是審慎斟酌。如《魏略》和《九州春秋》記述劉備與諸葛亮的最初相識，都是講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的。而陳壽則根據諸葛亮《出師表》的自述，採用劉備三顧茅廬的記載。另外，他還捨棄了許多經不住推敲的材料，如七擒七縱孟獲、陽平關設空城計等等。陳壽不錄《後出師表》，不只是因為它出自吳人張儼的《默記》，主要還是文章所敘的史實與思想都和諸葛亮其人的風格不大合拍。 陳壽不僅敘事簡要、取材精審，而且議論也有見地。紀傳後面的評，集中反映了他的意見。如他評曹操「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其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評劉備「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評關羽、張飛「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這些評論，褒貶適當，值得肯定。 有關《三國志》的是是非非後人對《三國志》的批評，主要集中於陳壽在某些地方使用曲筆和有所回護。唐人劉知幾和清人趙翼分別在《史通·直筆》和《廿二史札記》卷六中，列舉事例證明《三國志》有為魏晉兩朝當權者隱惡溢美的地方。確實，曹操領冀州牧、為丞相、為魏公、為魏王，在陳壽的筆下似乎都不是他本人的強行所為，而是漢獻帝的感恩報德。以後的司馬懿為丞相，司馬師加黃鉞，司馬昭封晉公，司馬炎受禪即帝位，也像是出於魏朝皇帝的賞功酬謝。魏君曹芳被廢，本是司馬師的秘密行為，太后事先毫無所知，《魏略》對此記述十分詳盡。但帝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曹芳不孝當廢；魏君曹髦慘遭司馬昭毒手，陳壽但書其「卒」，絕口不談被殺之跡。曹爽從小以謹慎穩重為魏明帝所信賴，在反對司馬氏的政變中不幸失敗，成了晉朝否定的人物。陳壽作傳時，對曹爽的陰暗面也寫得多了一些。當然，陳壽的這種筆法是可以理解的。他身為晉臣，處境很難，不敢不為晉諱。陳壽的性格固然剛直，但屢受挫折，且又目睹了許多不與晉朝合作的名士的悲慘下場，這使得他不能不對直筆如弦的後果有所考慮。陳壽對統治者比較敏感的某些史實委婉其辭，很明顯是企圖避免司馬氏政權的迫害。同樣是有成就的史家，陳壽與不畏強暴、勇於暴露黑暗政治的司馬遷相比，則大為遜色了。但是，陳壽並不甘心，還是想盡辦法，在字裡行間努力透露出一些歷史的真象，體現了一位史家的道德和良心。 《三國志》雖然存在曲筆和回護的弱點，但陳壽的史德並不像《晉書·陳壽傳》記載的那樣差。關於陳壽索米不得遂不為丁儀兄弟立傳以及因父受刑而極力貶低諸葛亮的兩件事，純屬毫無根據的流言。後世學者對此歷來持懷疑態度，清人王鳴盛、趙翼極力為陳壽辨誣，基本已經證明陳壽修史從不以私人恩怨而施褒貶，兩種流言不足為信。 陳壽是正宗的封建史家，《三國志》表達了他的歷史觀點和政治態度。 他相信天人感應和皇權神授。在《武帝紀》中他提出，曹操破袁紹五十年前出現的黃星，是曹魏代漢的天象預兆。以後曹丕稱帝時，黃龍見於譙縣，同樣是天意的反映。陳壽寫劉備稱帝，所列舉的符瑞圖讖多達十幾項。對孫權稱帝也不厭其煩地記錄了吳中的童謠。晉魏禪代，他認為是魏家「天祿永終，歷數在晉」，同樣符合天命。陳壽推崇周群、杜瓊、譙周幾位方士化的學者，通過他們的傳記宣揚皇權神授的觀點。如他把譙周所說的「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受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的說法同蜀亡聯繫起來，認為這是譙周預言的應驗，陳壽完全繼承了老師的歷史觀。除了天命論外，他還強調英雄創造歷史的觀點。如他認為諸葛亮的奇策對三國鼎立起著重要作用。當人力與天命發生矛盾時，陳壽主張天命是無敵的，所謂「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諸葛亮傳》）。這些方面，都是《三國志》的糟粕。 同《史記》、《漢書》相比較，《三國志》在體例上有一個重大的缺陷：它沒有志和表。後世的學者多把原因解釋為陳壽手頭資料不足所致。 儘管《三國志》存在著缺陷與不足，但從整體上看，仍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所以此書一成，凡是見過稿本的人都讚不絕口，稱讚陳壽善於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更把陳壽比作是司馬遷和班固，並表示願意把修晉史的任務交給他來作。當時，夏侯湛正在撰寫《魏書》，見到陳壽的書後，覺得自己的工作已沒有意義，便毀掉了自己的書稿。由於《三國志》是陳壽私人的撰述，所以當時它沒有能引起朝廷的重視。直到陳壽死後，朝廷才命人到他家抄寫。書稿抄好後被藏在內閣保存了起來。《三國志》並非人人喜歡，權臣荀勖讀到陳壽的書後，心情十分不快。原來他在魏時是由曹爽徵辟出來作官的，陳壽的《魏書》對曹爽有所詆毀，故有失他的意旨。再加上荀勖與張華有矛盾，張華喜歡陳壽，自然也成了陳壽的罪過。荀勖不願陳壽在內廷為官，藉故把他排擠到長廣去作太守。陳壽以母親年老有病，遲遲不肯去長廣上任。經過鎮南大將軍杜預的推薦，朝廷改任陳壽為御史治書。不久，遇到母親去世，他遵照遺囑葬母於洛陽，這在當時也是違禮的行為。結果，陳壽不以母喪歸葬入蜀，又引起輿論大嘩。清議譴責他有悖倫常，遂再受廢辱。數年之後，他被重新錄用，起為太子中庶子，終因年老病重，尚未就職，便病故了。這一年是晉惠帝元康七年（297），陳壽六十五歲。陳壽一生仕途蹉跌，很不得志。所以《華陽國志·陳壽傳》說他「位望不充其才，時人冤之」。陳壽去世後一百餘年，南朝人裴松之為補救《三國志》文字過於簡略和沒有表志的缺陷，特地為之作注。裴注字數和陳書字數相當，遂使《三國志》一書得到完善。除裴注外，後人研究《三國志》的著作還有杭世駿的《三國志補註》六卷，趙一清的《三國志補註》六十五卷，錢大昭的《三國志辨析》三卷，潘眉的《三國志考證》八卷，梁章鉅的《三國志旁證》三十卷，錢儀吉的《三國志證聞》三卷等。屬於補志的書有洪亮吉的《三國疆域志》，謝鍾英的《三國疆域志補註》，侯康的《三國藝文志》，陶元珍的《補三國食貨志》，王欣夫的《補三國兵志》。補表的有洪貽孫的《三國職官表》，黃大華的《三國三公宰輔表》，謝鍾英的《三國大事年表》，吳增僅的《三國郡縣表》等。民國時期，湖北人盧弼集合各家學者的成就，加之自己的校勘工作，作成《三國志集解》一書。盧書既注陳壽原文，又注裴注，引征繁富，頗益後學。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 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陳壽的著作還有《魏名臣奏事》四十卷，今不存。 第三節裴秀① 生平與著作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生於魏文帝黃初五年（224），卒於晉武帝泰始七年（271），終年四十八歲。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東漢尚書令，父親裴潛任曹魏尚書令。裴秀少年時代聰敏好學，「博學強記，無文不該」，八歲能寫文章，才德聞名鄉里，人們認為他不僅有顏回那樣的品德，而且有甘羅那樣的才華，被時人稱為「後進領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領袖。二十來歲時，曹魏渡遼將軍毋丘儉把他推薦給掌管輔政大權的大將軍曹爽，爽即任命裴秀為掾，並襲父親的爵位清陽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歲，升任黃門侍郎。司馬懿誅曹爽後，大權落入司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牽連，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馬懿死後，其子司馬師為大將軍掌國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馬師死，其弟司馬昭為大將軍，掌國政，裴秀為之出謀劃策，提了許多有關軍政大事的建議，大多為司馬昭採納，於是司馬昭命裴秀為散騎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歲的裴秀隨司馬昭去壽春（今安徽壽縣）征討諸葛誕，參與謀略，勝利而歸。由於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書，進封魯陽鄉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奐即位，裴秀因為參與議定策略有功，進爵縣侯，遷尚書僕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馬昭改革官制，議五等之爵，於是被封為濟川（今山東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馬昭死，其子司馬炎為相國、晉王。十二月，司馬炎逼魏主退位，自稱皇帝，改國號晉，就是晉武帝。由於裴秀在司馬昭立嗣問題上替司馬炎說了好話，所以司馬炎為晉王后，升裴秀為尚書令、右光祿大夫。司馬炎稱帝後，又讓裴秀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今河北寧晉）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騎都府劉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為之辯護，說裴秀有功於王室，只問劉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為司空①，又「職在地官」，這個職位對裴秀在地圖學上作出貢獻有很大關係。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時，誤飲冷酒而中毒身亡。著作有《易論》，《樂論》和《冀州記》①，地圖有《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圖》②。《盟會圖》和《典治官制》沒有完成③。《禹貢地域圖》後來藏於秘府，但早已失傳。其它著作也失傳了。僅有《禹貢地域圖序》被保存在《晉書·裴秀傳》、《藝文類聚》和《初學記》中，流傳至今。地圖學成就與貢獻從《禹貢地域圖序》中，得知當時秘書府年沒有收藏古地圖，也沒有西漢蕭何收集的秦國圖籍，僅有漢朝的《輿地圖》及《括地圖》這類雜圖。這些雜圖沒有比例尺，方位也不準確，連名山大川都記不齊備。雖然略具粗形，①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裴秀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 ①《晉書·武帝記》。 ①《史記·封禪書》注，司馬貞《史記索引》。 ②虞世南：《北堂書鈔》卷96「方丈圖」。 ③《三國志·魏書·裴潛傳》裴松之注（二）。 但很不精確，不可作為依據使用。甚至還有荒誕不合事實的地方，更不可取。魏滅蜀後，司馬昭又為滅吳作準備，命有司撰訪吳地圖。裴秀則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上報朝廷。圖的內容為上自夏禹下至西晉的歷代政治沿革圖，圖上繪有政區界線，標上州、郡、國、縣、邑名稱，古盟會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針對漢代各種雜圖不設比例尺，方位不準的缺點，在《禹貢地域圖》上使用了比例尺。據隋朝宇文愷說法，「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④，即1∶900萬。方位也比較準確，歷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這樣他可能用了一些圖例。由此可見，《禹貢地域圖》十八篇，是中國第一部歷史地圖集，開創了以區域沿革為主體和古今地名對照的繪圖方法。 裴秀任司空時，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觀覽而又有差錯的《舊天下大圖》縮製成以「一寸為百里」的《方丈圖》。《舊天下大圖》用了八十匹絹才繪成，可能過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觀覽。《方丈圖》則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圖上「備載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區圖。 從《禹貢地域圖序》中，我們還知道裴秀提出了著名的繪製地圖的六大原則，即「製圖六體」。這是他在中國地圖學上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中國製圖理論的肇端，它影響中國地圖學達一千五百多年。由於裴秀有這項傑出成就，因此西方學者讚譽他是「中國科學製圖學之父」，「完全可以和歐洲古代著名地圖學家托勒密（Ptolematusclaudius，121—151年）相提並論」②。 「製圖六體」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裴秀寫道：「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③製圖的原則有六條，第一條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來確定地圖圖幅的大小。地圖圖幅大小與該地區的實際面積大小有嚴格的比例關係。明白了這種比例關係，就可以從地圖上量算出兩個地點的距離，或是某個地區的面積，用起來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畫家的縮放尺，它可以把地圖按照需要放大或縮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 第二條原則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來確定地圖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關係。漢初已從古代的八個方位發展到十二個方位，不久又發展到二十四個方位，測量方位的儀器在戰國對代有司南，漢代有方地盤，指南針發明以後才有羅盤。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 第三條原則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離，從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離比較複雜，一般不能拿來直接製圖，因為製圖所用的距離是兩地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假如人行道距離不是水平直線距離，則需先將人行道距離通過數學運算變成水平直線距離，方可製圖。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第四條叫高下，第五條叫方邪，第六條叫迂直。這三條連在一起，彼此關係密切，是將人行道距離變成水平直線距離的具體演算方法。所謂「高」，④《隋書·宇文愷傳》。 ①《北堂書鈔》卷96《方丈圖》。 ②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冊，第108頁，115頁，科學出版社1976年中譯本。③有關製圖引文用《晉書·裴秀傳》、《文藝類聚》六，《初學記》五校勘過。是指人行道為一條起伏的曲線，「下」指水平直線距離。製圖時，必須將人行道起伏的曲線距離通過數學運算變成水平直線距離，這就是將「高」變為「下」。所謂「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礙，不能走兩點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而要繞到第三點，由第三點再到目的地。這樣人行道的距離就成了三點之間的兩個線段。而原來兩點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則叫做「邪」，製圖時，必須將三點之間的折線距離換算成兩點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即將「方」變成「邪」。所謂「迂」，就是遷回曲折。人走路時如果兩個地點之間碰到了好幾重障礙，則要經過多次迂迴曲折才能到達。此時人行道的距離是多次迂迴的曲線距離。「直』指兩個地點之間的水平直線距離。製圖時，要將迂迴多次的曲線距離換算成水平直線距離，即將「迂」變為「直」，這三條原則強調因地制宜，靈活運用，從實際出發，分清情況，然後再進行換算，校正因地形夷險而造成的距離上的差異。 「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准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准望，徑路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巨海之隔，絕域殊方之回，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這一段是講六條原則的相互聯繫又相互制約的關係。假如繪製的地圖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麼從這種圖上無法確定地物之間的距離大小；有了比例尺而無方位，則某地的方位從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對的，但從其他方面看就不對了；只有方位而無道里，那麼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繪圖了，整個地圖的地形地物就無法連貫相通；光有人行道距離而沒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麼人行道距離就不能變成水平直線距離，這樣繪出來的圖與實際相違背，而且還會影響方位的準確性，所以在繪地圖時，這六條原則要綜合考慮，缺一不可，只有把這六條原則都考慮到了，才能做到圖幅大小取決於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間的位置，決定於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間的遠近取決於人行道距離，水平直線距離取決於高變下，方變邪、迂變直的運算。這樣，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異域遠方情況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種複雜因素，都可以按照製圖者的需要加以確定。製圖原則一旦確定，那麼無論怎樣複雜的地區都可以繪成地圖。 「製圖六體」產生以後，歷代著名地圖學家如賈耽、沈括、朱思本、羅洪先等人，都把它當作繪製地圖的規範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歐地圖測繪技術傳入中國之前，它一直是中國古代繪製地圖所遵循的規範。即使在西歐地圖測繪技術傳入以後，直至清末，它仍然是製圖學家的規範。由此可見，「製圖六體」在中國地圖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裴秀作為中國古代地圖學理論的奠基人、傑出的地圖學家是名符其實，當之無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