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五章賦役制度
第一節三國賦役制度
曹魏的賦稅分為兩種，一種是對郡縣編戶徵收的田租與戶調，一種是對典農部民與士家徵收的租賦。較之漢賦，有很大的差別。
在曹操的經濟政策中，維護和發展自由農生產的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現為田租與戶調新科的實行。
《三國志·何夔傳》寫到「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
《資治通鑑》系此事於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以前。所謂「新科」，便是《魏書》說的「其收田祖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①。按東漢田租以產量為標準，實行三十稅一之制。靈帝中平二年（185）曾收天下田一畝十錢，用於營建宮宇②。至建安五年，曹操推行一畝收租四升的制度，漢朝按產量收租之制遂為稅畝制度所代替。又漢有算賦，是人頭稅，即按人頭收錢。曹操改為戶出絹二匹、綿二斤。這是戶調，收絹、綿。從此算賦制度被革除。
稅畝制依據田畝的多少收租，田多租多，田少租少。戶調製是不是各戶一律都出絹二匹、綿二斤呢？非是。《魏略》有這樣一段話：初，太祖（曹操）為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貲。於時，譙令平（曹）洪貨財與公家（曹操家）相等，太祖曰：「我家貲那得如子廉耶？」①這段話說明發調是要「平貲」的，貲多之戶則多出，貲少之戶則少出。
然則，所謂「戶出絹二匹、綿二斤」，並不是說每戶一律調絹二匹，綿二斤，而只是一個按照家貲戶等的不同，各戶所應出的平均數額而已。徐堅《初學記》卷二七引《晉故事》說到：「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曹魏戶調之法，當即九品相通。
根據曹操、曹洪的家貲被「平」，我們還可知悉：在曹魏，上自曹操，下至一般官吏，都沒有免稅的特權。租調徵收對象，包括了各級官吏、庶民中的地主、工商業者、小塊土地所有者（自由農）。即所有的郡縣編戶。曹魏根據土地與家貲的多少徵收租調的政策，對發展自由農生產是有利的。河東號稱「百姓勸農，家家豐實」②；冀州號稱「戶口最多，田多墾闢」③。由此二地情況，可見自由農生產在曹魏時期，在北方，得到了恢復和發展。曹魏時期的典農部民即屯田客，由特設的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等官吏管理，不屬郡縣管轄④。所交賦稅與郡縣編戶不同。
據《魏氏故事》，屯田用的是黃巾的資業。這種資業包括牛在內，都是官有。對典農部民，原來實行的是「計牛輸谷」（或「僦牛輸谷」）之制，①《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九年注引。
②《晉書·食貨志》。
①《三國志·曹洪傳》注引。
②《三國志·魏志·杜畿傳》。
③《三國志·魏志·杜畿傳》附《子恕傳》。
④《三國志·魏志·賈逵傳》有「都尉自以不屬郡」的話。
即根據租賃官牛的頭數交納租賦。典農中郎將任峻認為什牛輸谷，大收不增租賦，堅持要求實行「分田之術」①。曹操遂規定「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典農部民）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②。此即任峻所謂「分田」。侯聲說是「於官便，於客（屯田客，即典民部民）不便」③。
從「私牛而官田者」看，典農部民是帶有家屬的，他們都是作為屯田客戶而非作為個人存在於典農部所擁有的官田上。生產、交租均以戶為單位進行。
曹魏時期還有一種「士家」。此種士家原不屯田。魏文帝踐祚之初，王朗建議「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大小，並勤耕稼，止則成井裡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徭，贍其衣食」④。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才用士家去屯田。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把對屯田客戶的剝削方式即「分田之術」，用到了剝削士家上。《晉書·傅玄傳》說到「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即可上溯到曹魏。傅玄說的兵、士，指兵家、士家，不是指出征之士。因為「私牛」只有士家才有。出征之士營田受廩，無所謂自持私牛。管理屯田客戶的典農組織具有軍事性，而對屯田客戶的剝削形式，又被用到了士家身上，這就使得屯田客戶與士家之間距離縮短。魏末民屯廢了，但士家屯田與剝削士家的方式仍舊繼續下去。
以上是賦法，在役法方面，根據《三國志·司馬芝傳》所說：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熯種麥，獲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系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
可知典農部民只用於屯田，除了農事上的「治廩系橋，運輸租賦」等以外，沒有其他徭役。負擔徭役的，是郡縣編戶、士家與吏家。下面分別敘述。
郡縣編戶的徭役負擔：首先在年齡上，漢時民年二十開始服設，至五十六免役①。曹魏時期末見改變。及齡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老耄須侍養者，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的規定②。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種錯役制。晉時劉頌曾說：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魏氏錯役，亦應改舊。③從劉頌所言可知這種錯役法，始自曹操，直到西晉都未改動。按照這種役法，服役的（人役）與室家（居戶）分離，各在天一方。因為戶戶如此，所以說「分離天下」。
編戶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時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無①《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
②《晉書·慕容皝載記》。
③《三國志·魏志·任峻傳》注引。
④《三國志·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
①從漢簡中所見漢代戍卒年齡，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歲以上服役在漢代是正常現象。②《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③《晉書》卷四六《劉頌傳》。
士族免役的規定。魏明帝時期，百役繁興，「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①。那時太學諸生有千數，他們來上太學，「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②。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原因就在曹魏無士族免役之制。高堂隆說公卿與廝徒共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③。未說違制。士族免賦免役，在三國，只見於孫吳。
吏、士之家的徭役負擔：《三國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說曹魏吏士皆有「暴徭」。《高柔傳》說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又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可見曹魏吏、士之家皆給官役。但從魏文帝接受王朗的建議，令「吏、士小大並勤稼穡」開始，士家除了營田納賦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吏役，如農吏、鼓吏等④。如鼓吏當不在營田之數。
曹魏吏、士有分休之制。《三國志·劉動傳》寫到魏明帝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滿寵表請「召休將士」。《杜恕傳》注引《魏略》寫到孟康為弘農郡守、領典農校尉，「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這是關於曹魏兵、吏分休的明文記載。
吳、蜀二國的賦役制度，由於史料短缺，所知較少，特別是蜀國。
吳國孫權時，陸遜曾陳時宜，以為當「施德緩刑，寬賦息調」⑤。然而由於「兵久不輟」，民總是困千役調⑥。太元元年（251），孫權曾下令「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①。這已到了他的晚年了。到永安二年（259），孫休在一通詔令中說：「頃州郡吏民及諸營兵，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然乎？」他要求「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②。這通詔令涉及的優均對象，包括郡縣民戶、吏戶和諸營兵戶。民戶主要是自由農戶，兵戶是用去屯田的兵和他們的家屬。如赤烏中，諸郡出部伍，陳表、顧承等「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③。兵戶指的便是這種有男有女的部伍。吏戶是官府掌握的吏家。兵戶「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有事則責兵以死效④。吏戶除了用於生產外，還給他役。永安元年的王子詔說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限米，軍出不從。」⑤從「出限米」可知孫吳吏家是要生產的。打仗軍出，原來吏須從行，這樣的吏家與兵家或士家沒有多大區別。五人三人為役，開三五占丁之端。孫休有所減輕，但到吳末孫皓時，卻更加嚴重。陸凱說：「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①②《三國志·魏志·王朗傳》附《王肅》注引《魏略》。
③《三國志·魏志·高堂隆傳》。
④《三國志·魏志·倉慈傳》注引《魏略》記京兆太守顏斐起菜園，「使吏役間鋤治」。鄧艾原為叢草吏。⑤《三國志·吳志·吳主權傳》黃武五年。
⑥《三國志·吳志·吳主權傳》嘉禾三年。
①《三國志·吳志·吳主權傳》太元元年十二月。
②③《三國志·吳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
④《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⑤《三國志·吳志·孫休傳》。
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自張。..調賦相仍，日以疲極。」⑥漢時「算緡」在吳末重新出現⑦。兵家原來不給他役，吳末卻「供給眾役，廩賜不贍」①。吳亡時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吏三萬二千②，均入於困境中。
孫吳士族、將領及其所蔭佃客，均可免稅免役。孫權曾著令：「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③法令不准過問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業，孫權賞給她「田宅、復客五十家」④。這即是孫吳的復客制。從此制可推知孫吳將領、士族是免稅免役的特權階級。西晉士族及其親屬享受免稅免役特權，是承襲孫吳而來。
蜀國諸葛亮採取了「務農殖穀，閉關息民」⑤；「以境勸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⑥的政策。這裡所謂「民」，指的是負擔賦稅的自由農戶。諸葛亮說過：「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亦宜乎？」⑦這與息民、養育民物的政策一致。無奪民時也就是輕徭，讓農民有時間生產。加上薄賦，蜀國的農業後來是發展了。蜀亡前，「男女布野，農谷棲畝」⑧。如果不是輕徭薄賦，蜀國農業不會有此發展。蜀國也搞屯田，如諸葛亮在渭濱分兵屯田⑨。但不是主要的。
蜀亡時，有戶二十八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⑩。這裡所謂戶，主要也是指自由農戶。兵、吏的存在同於魏、吳，但在蜀，我們只見到帶甲將士在前方屯田。
⑥《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⑦算緡見《三國志·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
①《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②此數字見《三國志·吳志·孫皓傳》注引《晉陽秋》。
③《三國志·吳志·周瑜傳》。
④《三國志·吳志·潘璋傳》。
⑤《三國志·蜀志·後主傳》建興二年。
⑥《三國志·蜀志·杜微傳》。
⑦《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⑧《三國志·蜀志·蔣琬傳》。
⑨《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建興十二年。
⑩《三國志·蜀志·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
第二節西晉賦役制度
西晉的賦稅制度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研究的人雖多，但材料過少，至今沒有得到統一的認識。與西晉稅制有關的材料，主要的只有兩條，先引在下面，然後再說當前的看法。
《晉書》卷二六《食貨志》：「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賓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
《初學記》卷二七《絹第九》：「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谷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為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為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戶三匹，綿三斤，書為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
對以上兩條材料的解釋很多，但就稅制來說，可以歸納為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西晉賦稅制度繼承曹魏，田租為畝稅，戶調為戶稅，只不過剝削量加重了。曹魏的田租是畝收二升，西晉的田租以「夫五十畝，收租四斛」計算，為畝收四升，重了一倍。曹魏的戶調是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西晉則是戶出絹三匹，綿三斤，重了半倍。絹三匹、綿三斤是平均數，徵收時「九品相通」。這也是繼承曹魏而來。
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西晉在田租上已改變了從前的畝稅制度，變為按戶徵收，與戶調一樣，九品相通。這種意見的根據有二：一是《晉書》既說絹三匹、綿三斤是「戶調之式」，則《初學記》引《晉故事》說的「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中的「民丁」，應是丁男之戶，如果是丁不是戶，則《晉書》所說「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就不可理解了。《晉故事》的話，意味著西晉一戶以一丁計。既然民丁是丁男之戶，那麼，課田五十畝便是對丁男之戶的要求，而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則是了男之戶所應納的租調。二是《晉故事》說到侯國減「絹戶一匹」、「民租戶二斛」以為侯秩侯奉。西晉「以郡為國」，諸侯「三分食一」①以絹一匹為侯秩，就丁男之戶應向國家歲納絹三匹而言，正是三分食一。所分民租則明說是「戶二斛」。尤其是接著說的「書為公賦」的「其餘租」及舊調絹、綿，「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表明租不僅是戶租，即以戶為單位徵收，而且是九品相通。《晉故事》所說「租四斛」，只是丁男之戶所應交納的一個平均的租額而已②。持這種意見的認為《文獻通考》所說，晉把兩漢田賦與戶口之賦合而為一，把田賦變成戶調，不再履畝而稅，只逐戶賦之③，是一個卓見。
①《晉書·地理志上》。
②《晉故事》所說「凡屬諸侯皆減租谷畝一斗」，用以增置諸侯，解釋不通。主張西晉租谷是畝征八升的，以為「斗」是「升」之誤。主張西晉租谷是戶征四斛的，以為「畝」是「戶」之誤，因為後面講的所分民租戶二斛及余租都是戶租。
③《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按兩漢之制，三十而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戶口之賦也，今晉法如此，則以台二賦而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則無無田之戶矣，此戶調所以可行歟？」這是說晉把田賦變成了戶稅。卷三《田賦考三》還說晉法與均田制下，「不必履畝在役法上，西晉規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為次丁，按賦稅「次丁男為戶者半輸」
而言，次丁徭役應有所減。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徵發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①，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②。
役使方式，據劉頌所說曹魏用之於百姓的錯役法，至晉武帝平吳之後，仍舊未改③，可知與魏無異。
以上是郡縣編戶負擔的稅役。不屬於郡縣編戶的典農部民，在魏末晉初罷除④。吏、士之家則保留下來。士家在晉初仍舊用之於屯田，剝削有所加重。晉武帝泰始四年（268），傅玄上疏說到：「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他認為應該恢復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與官中分之制⑤。據《晉書·慕容皝載記》所說「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而為五六來看，傅玄的話是被採納了。
太康元年（280）平吳，隨著州郡兵的罷除，武吏的設置，占田、課田法的實施，士家屯田廢止。劉頌在說到魏氏錯役至今未改時，又提及平吳後吏、士的徭役負擔。
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丙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洛陽）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投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①他要求改變這種情況，並以為「魏氏錯役，亦應改舊」。他的設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這樣天下也就受益不淺了。劉頌的話，清晰地說明了平吳後西晉吏、士的戍役與運役之重。
在西晉，全部賦役均由郡縣編戶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負擔。西晉的官吏和他們的親屬是免稅免役的特權階級。這與曹魏不同，而與孫吳一致。西普允許官吏各以品級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頃。可是對他們不課田。既不課田，也就不課稅役。問題尚不止於此，西晉還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蔭他們的親屬，並可蔭人以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晉書·食貨志》在寫了官吏各以品級占田之後，接著便寫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蔭親屬，就是親屬可以不交稅，不服役。品級高的官吏，可蔭及九族，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是一致的。
①《晉書·惠帝紀》。
②《晉書·食貨志》。
③《晉書·劉頌傳》記劉頌在說到「魏氏錯役」時，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吳後說的。④《三國志·魏志·三少帝紀》咸熙元年：「是歲罷屯田官以均役政。」《晉書·武帝紀》泰始二年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
⑤《晉書》卷四七《傅玄傳》。
①《晉書·劉頌傳》。
低的也可蔭三世，加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的予孫，又可依官吏之例，蔭其親屬，這就把各級官吏及其宗族變成了一個可以不納稅服役的階級。比之曹魏，在稅役制度上，是一個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為蔭親屬制的實施，稅役已經免除。《晉書·食貨志》中說的各級官吏所蔭佃客無過多少戶，是指前來依附成為佃客的非本族的農民而言。
西晉此制完全是在維護官僚地主的利益，維護士族的利益。
西晉徵發與免除賦役，均據黃籍。《晉令》說到：「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名。」①黃籍是西晉郡國士庶統一的戶籍，此外西晉沒有別的戶籍。士族在黃籍上注有爵位（詳見第四節），以證明自己是兼復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②，沒有自己的獨立的戶籍，與稅役不發生直接聯繫。兼復之家的佃客，不承擔官家稅役。
①《太平御覽》卷六○六《文部·札》引。
②《隋書·食貨志》記晉時「客皆注家籍」。
第三節十六國賦役制度
十六國政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不是單純的少數民族的政權，而是有漢人參加的政權；少數民族上層的統治者，大多數也已漢化；各個政權都具有漢化的色彩，只是深淺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總的趨勢是後來出現的政權比先前的政權，漢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濃。因而在稅役上，各個政權大都襲用魏晉舊法。
最早建立的成國，在李雄時，制定了賦役制度。「其賦男丁歲輸谷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因而出現了「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的好局面③。對「男丁歲輸谷三斛」，有兩種解釋。一種認為是丁稅；一種認為「男丁」系指丁男之戶而言，歲輸谷三斛是戶稅。按西晉之法，租調九品相通，輸入於官，三斛應是一個平均定額。無論哪種解釋，都以為成國賦稅，承自西晉，只是量上有所減輕。
成國對役法無明文規定，百姓一個時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個時期也可能為徭役所困。李壽時，「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竟至「十室而九」①。
漢國與前趙無賦役之制，後趙石勒在稱王之前，「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②。這裡明言租二斛是戶稅。認為西晉祖四斛是戶稅的，說石勒此制承自西晉，非首創。又按西晉九品相通之例，貲二匹、租二斛應為平均定額。在役法上，後趙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晉書·石季龍載記上》說到，「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他們有「兵貫」。石虎接受王擢意見，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貫，但「其非此等，不得為例」。為了戰爭的需要，石虎還曾下令「司、冀、青、徐、幽、並、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運送軍糧；「青、冀、幽州三五發卒」③。「徵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這表明後趙到石虎時期，不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復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徵士，還要出車、牛、米、絹。役調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發卒之言。孫吳已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之法，但未見三五發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復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擔任。西晉被課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須服役，吏、士則負擔戍役與運役。從後趙開始，始見徒民戍役及三五發卒之制。三五發卒對後世役法影響很大。
士族是「兼復之家」，這是西晉之法。
前燕慕容皝遷都龍城之後，頒布了賦稅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這說明當時已有常賦。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給貧家，田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後因封裕進言，改變為悉罷苑囿「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①。③《晉書·李雄載記》。
①《晉書·李壽載記》。
②《晉書·石勒載記上》。
③《資治通鑑》卷九七晉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發卒」註：「三丁發二，五丁發三也。」①《晉書·慕容皝載記》。
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這就在郡縣常賦之外，出現了一種類似曹魏屯田剝削方式的賦稅制度。
慕容儁遷都於鄴，進入中原，未再實行樂取官牛墾官田的魏晉舊法。在稅役上，慕容儁曾「寬常賦」②，然而「賦法靡恆」③，徵收並無常額。役法也無一定的標準，申紹謂為「役之非道」。郡縣守、宰在徵稅起役之時，又「無不舍越殷強，首先貧弱」，以至「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實行「三五占兵」之法⑤。這與石虎所行三五發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謂「軍封」。悅綰曾嚮慕容進言：「百姓多有隱附。..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採納了悅綰的意見，由悅綰定製罷軍封，「出戶二十餘萬」⑥。這說明前燕的官吏和他們所蔭庇的人戶，也是不交稅、不服役的。軍封助長了隱附之風，罷軍封，免營戶，利於檢括逃避稅役的隱附之戶。
前秦的賦役，從現有材料來看，體現了輕搖薄賦的特點。苻健曾「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①。苻堅即位之初，「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並能注意減免田租。一次從龍門還長安，曾「丐所過田租之半」。苻堅的目的是在發展農業生產。滅燕之前，前秦境內已經是「田疇修辟，帑藏充盈」。滅燕後，苻堅繼續推行了輕搖薄賦的政策。在役法上，「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復魏晉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稅役，這是晉法。使役有常聞是說不任意徵發徭役，以免影響生產。苻堅曾以關中水旱不時，「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地」。這樣的工程沒有徵調農民而徵調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隸去進行，很能說明苻堅的使農民役有常聞的政策，得到了實行。因為僮隸本來是不服官役的。我們還可看到：苻堅對於被征服的代人，「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對於新附的涼州，「復租賦一年」②。三五取丁，沿自後趙、前燕的三五發卒、三五占兵，苻堅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對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發。有這樣的制度比沒有要好。江左也採用這種制度。但苻堅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戰以後出現的國家，在賦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從中可以知道，大多數國家都有賦役制度，而且有的國家賦役還較輕，並非徒知掠奪。
後燕慕容垂時，慕容農為幽州牧，「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①。這說明後燕不僅有賦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還能省賦輕徭。慕容寶時，曾經「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②《晉書·慕容儁載記》。
③《晉書·慕容載記》。
④《晉書·慕容載記》。
⑤《晉書·慕容儁載記》。
⑥《晉書·慕容載記》。
①《晉書·苻健載記》。
②上引均見《晉書·苻堅載記上》。
①《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三《後燕錄二》。
縣」。這是為了增加課戶。又曾「定士族舊籍」。②這是為了區分士庶，按晉法免除士族的稅役。
南燕慕容德之時，「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公避課役」。是士族則因為是兼復之家，與之合戶共籍的百室千丁，都無須交稅服役。是庶民也因為在西晉以來的戶稅制度下，戶無論大小，只須出一戶之稅，即使定為上上等戶，也難增加多少稅收。故慕容德用韓■「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正其編貫」。③這說明南燕不僅有課役，而且曾經採取措施，解決蔭冒逃避課役的問題。慕容超的時候，課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綏曾說慕容超「信用奸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④。這是南燕致敗之由。
北燕馮跋以「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因窮」，為政「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⑤。一時政治頗有起色。北燕仍是一個胡漢合組的政權，只不過以漢人為首而已。北燕存在時間不長，可馮跋乃是歷史上輕徭薄賦的統治者之一。
羌人在東漢時還很落後，但後秦卻是一個漢化的政權。在賦役制度上，後秦一開始便有田租，姚興時，一次「租入者五十餘萬」①。而姚興尚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他認為「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損有餘以裨不足」。②山林有稅，在魏晉時期，只見於後秦。
後秦姚萇曾經規定：「兵、吏從征戰，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③這是有關兵、吏之家的免稅免役的規定。東晉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賦役的豁免，也只見於後秦。
河右諸涼賦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後涼呂光「崇寬簡之政」，末年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④。繼起的北涼沮渠蒙遜，很注意輕徭省賦。他曾下書「蠲省百徭，專攻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母車氏病重，在下書反躬自問中，他提到「賦役繁重，時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書反躬自問中，提到「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⑤在河右諸涼中，北涼最注意賦役問題。《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收有北涼徵發役作和有關兵役的文書，還有若干份名籍，證明北涼存在徭役的徵發。文書中還可看到北涼有酒吏、倉吏、藏吏、財帛吏。以之與後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國時期同樣存在吏與吏戶。
西涼李暠世為西州右姓。《敦煌資料》第一輯所載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戶籍殘卷，記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齡，與晉制略同。《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記後主李歆時，「人力凋殘，百姓愁悴」，氾稱要求「罷宮室②《晉書·慕容寶載記》。
③《晉書·慕容德載記》。
④《晉書·慕容超載記》。
⑤《晉書·馮跋載記》。
①《晉書·姚興載記上》。
②《晉書·姚興載記下》。
③《晉書·姚萇載記》。
④《晉書·呂光載記》。
⑤《晉書·沮渠蒙遜載記》。
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百姓租稅，專擬軍國」。可知西涼末年稅役很重。
十六國中落後的只是夏國。赫連勃勃在晉安帝義熙二年稱天王、大單于，官屬中沒有用一個漢人。他未頒布賦役制度，戰爭供給所採取的是「我則游食自若」的辦法。但也要看到赫連勃勃後來的變化，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人，他「拜置守宰以撫之」①，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①《晉書·赫連勃勃載記》。
第四節東晉賦役制度
東晉的賦役，由於北人的南奔，「僑人」的出現，土斷的進行，呈現複雜的情況。
《隋書·食貨志》說：「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因為他們是僑人，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賦役上與土著居民不同。這種不同集中表現在戶籍上。黃籍之外出現了白籍。
東晉時的范寧說過：戶籍本「無黃、白之別」，原來郡國戶口，統統是黃籍。因為「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北方原來的籍貫）」，從而在黃籍之外，產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閭伍之法，不在考課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僑人的戶籍或「僑籍」。它是僑人的身分證，憑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
但是，來到南方的北方僑人極多。元帝時，「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這是流民第一次大過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①。這是流民第二次大過江。流民湧向江南，住僑郡，持白籍，免除稅役，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必然要影響國家財政的收入，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土斷因而在所必行。
《陳書·高祖紀上》所載：「（成帝）咸和中土斷」，是東晉最早的一次土斷。關於這次土斷，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這次土斷是緊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過江採取的措施。土斷的目的是在把僑人變為南方土著人戶，恢復籍無黃白之分的舊狀，以解決賦役問題。因為賦役跟隨戶籍，故而土斷的核心是整頓戶籍。《南史·王僧孺傳》有這樣一段話：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這段話告訴我們，咸和二年（327）曾對戶籍大加整理，整理出來的戶籍被稱為「晉籍」，因為「所書並皆詳實」，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達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為此年「以七條徵發」，造成了「偽狀巧籍」的弊端，才使本來很精詳的晉籍發生了問題，因而齊時不得不「東堂校籍」。齊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襲下來的晉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對戶籍的整理，相當徹底。這次整理的戶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國統一的戶籍，可知必為咸和中土斷的成果。否則，無從整理為統一的晉籍。由此也可確定這次土斷的年代，為咸和二年。因為土斷就是為了整頓戶籍。戶籍的整頓既在咸和二年，土斷也就必在此年。
二、這次土斷和土斷後整理出來的晉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內。《陳書·高祖紀上》記載此次土斷，將出身於潁川士族陳氏的丞相掾陳康，斷為吳興長城縣下若里人。這是因為陳康之父陳達「出為長城令」，以長城②《晉書·范汪傳》附《范寧》。
①《晉書·地理志下》徐州與揚州條。
下若里為家。陳康之子陳英為盱眙太守。將陳家情況與《南史·王僧孺傳》所說咸和二年整出的晉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證，可知咸和二年土斷及整出的晉籍中，包括了渡江南來的公卿世族。換句話說，咸和土斷之制，對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適用，沒有例外。
三、這次土斷整理出來的「晉籍」是黃籍。按《南史·王僧孺傳》說晉籍本來詳實，可以依案，從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條徵發起，才發生問題。因循至齊，不能不對晉籍進行檢定。而《南齊書·虞玩之傳》所載的齊建元二年（480）檢定戶籍的詔文，明言：「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民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編戶齊家，少不如此。」這與《南史·王僧孺傳》的話是銜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與土斷同時整理出來的沿用到宋齊的晉籍，必為黃籍。晉令說過「郡國諸戶口黃籍」，晉籍本無黃白之別。北人南流，產生白籍，經過土斷，又統一為黃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東晉又進行了一次土斷。這次土斷的令文說：實編戶，王公己下皆正土斷白籍。①胡三省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令文有一條注釋：「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據胡三省這段釋文，說土斷是易黃籍為白籍，或給白籍。這種意見與上面說的土斷是易白籍為黃籍，正相反對。胡三省的話，有幾個問題。1.他以為這是第一次土斷，因此說「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點本來是「實編戶」三字，他把重點放到了土斷白籍上。實是驗的意思，實編戶即驗實編戶。自咸和二年土斷（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進行一次驗實。3.他把「正」字解釋成為「著之」，把「正土斷白籍」，解釋成為「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是無根據的。即從字義而言，正是質正的意思，無「著之」之意。「皆正土斷白籍」，本來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實編戶」三字，皆正土斷白籍即都要驗實、質正土斷和白籍的問題。土斷是不是都進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過來了。這個令文是針對咸和二年的土斷而發，而胡三省把它當成了第一次土斷，因此，也就不明白「實編戶」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義，造成解釋上的錯誤。
東晉的第三次土斷是在哀帝興寧二年（364）進行的。關於這次土斷，有兩種記載。1.《晉書·哀帝紀》興寧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人戶，嚴法禁，稱為庚戌制。」這是大閱人戶，與咸康七年的實編戶同。2.《冊府元龜·邦計部·戶籍》：「一說天下所在土著」。這與咸和中土斷同。劉裕說當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①，稱讚這次土斷解決了財政問題。
東晉的第四次土斷是在安帝義熙九年（413）進行的。《宋書·武帝紀中》記述這次土斷說：「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為什麼要多次進行土斷。劉裕說：自庚戌土斷以來，「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②。從他說的話可知一次上斷不可能徹底。雖然，土斷取消了僑民與土著、白籍與黃籍的區別，畫一為土著、黃籍，但多年以後，又頹弛下去。何況北人不斷南來，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財政發生問題，只有多次土斷。義熙土斷本身也有問題。這次土斷特許徐、兗、青三州居住在晉陵郡的人，不在①《晉書·成帝紀》。
①②《宋書·武帝紀中》。
斷例。他們合法地保持住了僑人的身分和證明僑人身分的白籍。
土斷是為了把僑人納入士著居民中，對他們徵稅起役。東晉的賦役在第一次土斷前後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斷之間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複雜性，不可一概而論。
首先是東晉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稅的問題。《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記載：「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東晉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斷後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實行的，一畝三升。四十六年後改行口稅，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稅的對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畝稅對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則，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納稅的。王公以下納稅之所以成為可能，原因有二。1.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來王公士族的免稅特權，對他們在江東站住腳跟來說，反而有利。2.東晉稅制的改革是結合第一次土斷進行的，而土斷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斷在前，要改變王公以下不納稅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東晉的賦稅實際分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斷與度田收租之前，為第一段。這段賦稅制仍舊是西晉之制。《隋書·食貨志》說東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便是這一段的稅法。之所以無課役，是因為受到諸王公貴人的蔭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間土斷與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稅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實行的時期。咸和土斷，將僑人包括士庶都納入了黃籍稅戶之中。田租是畝稅，戶調仍舊要「結評百姓家貲」①，九品相通輸入於官。這段稅制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王公貴人免稅及蔭親屬的特權。但他們仍可免役，這從太元元年實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稅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稅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戰後「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②前止。在這段中，東晉除了將畝稅改為口稅外，還創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勞役與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稅，對於農村與軍隊的穩定，都有一些作用。東晉用以打勝淝水之戰的北府兵，都在免稅之列。
第四段從太元八年淝水戰後增稅米口五石起，至東晉滅亡止。《隋書·食貨志》說的「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即稅米口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便是這一段的稅制。它的特徵是，恢復了西晉的丁稅制度。如按另一種說法，西晉一戶以一丁計，那《隋書·食貨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絹、絲、綿，便都是以戶為單收徵收，而且九品相通。後一種說法較為可信，《宋書·王玄謨傳》所說「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是一個印證。王玄謨之法承襲的當是淝水戰後東晉之法。
這階段的一個變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調，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規定廢止。范寧說過，當時「舉召役、調，皆相資須」①。所謂「皆相資須」，即役、調都得承擔。聞人爽也有「百姓單貧，役、調深刻」的話②。百姓是既①《晉書·劉超傳》。
②《晉書·孝武帝紀》。
①《晉書·范汪傳》附《范寧》。
②《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
要交稅，又要服役，從而出現了「流殣不絕」的現象。
在役法上，東晉規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這與西晉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這比西晉役及十三歲以上要輕。特別是關於「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已開北朝與隋朝規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與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的規定。③③《隋書·食貨志》。
第五節南朝賦役制度
南朝的賦役制度又有變化，其突出表現是新的貲稅的出現，關■之稅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產生。
南朝宋孝武帝時，周朗上言說到：「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①周朗所謂「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說明當時行的是貲稅。周朗所謂今宜「戶減其稅」，說明當時貲稅的徵收，以戶為單位。周朗所謂樹長一尺，田進一畝，屋加片瓦，稅也跟著增加，說明當時的貲稅，完全根據各戶財產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時，實行占山格。《宋書·羊希傳》所載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條上貲簿」。這正是因為當時行的是貲稅，而山也是貲，所以自當條上貲簿，一體納稅。稅制由東晉後期的租調九品相通變為完全按照財產的多少納稅，當在宋孝武帝時。
南齊蕭子良的《陳時政啟》說過與周朗同樣的話。「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伐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③所謂「圍桑品屋，以准貲課」，即周朗說的桑長一尺，圍以為價，屋不得瓦，皆責貲實。這說明齊時稅制一同於宋。「圍桑度田」，計貲定課，按《南史·羅研傳》的說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製。
宋時又出現了所謂「三調」。《南史·孝義傳上》記宋元徽末年，「有三調不登者」，吳翼之母丁氏「代為輸送」。三調，據《資治通鑑》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為「調粟、調帛與雜調」，又名「三課」①。徵收方法，據《宋書·隱逸傳·劉凝傳》所說「一年三輸公調」，似為一年三次分別徵收。南朝史籍中所見租稅即「調粟」。齊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詔說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②。說明租粟按貲徵收。
三調是與貲稅同時產生的，它是南朝貲稅徵收的形式。所謂調粟、調帛與雜調，並不就是調實物。周朗說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是調錢。齊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詔「所在結課屋宅田桑，可詳減舊價」③，也是調錢。南朝有所謂「折課市取」④，課即三課或三調，折收錢幣，市取是官府用折收來的錢幣，從民間購買軍國所需的物資。將折課市取與周朗、齊明帝的話互相參證，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調是調錢。南朝史料中關於市取的記載頗多。《宋書·武帝紀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記有：「台府所需，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租已折錢，故軍國物資不①《宋書·周朗傳》。
②一說南朝賦稅仍為九品相通，依據為《宋書·王玄謨傳》所說「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此說不承認宋孝武帝以後有何變化。
③《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④羅研附於《南史·鄧元起傳》。
①見《南齊書·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詔。
②《南齊書·武帝紀》。
③《南齊書·明帝紀》。
④見《隋書·食貨志》。
能再責成租民辦理。《後廢帝紀》元徽四年記有：「敕令給賜，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為粟、帛、雜物均已折錢，敕令給賜，必須購買。《南齊書·武帝紀》記有：「可現直和市」，「其和價以優黔首」。此令是針對往常的強買而發。這種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稱之為「和買」，與『折課」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雜物而收錢，從賦稅發展史來說，與財產稅的出現一樣，也是一個進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貲稅，但官吏不能都免。復與不復，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書·王弘傳》有所謂「復士」，這種復士包括「無奴之室」的、無官爵的士人在內。從《宋書·羊希傳》說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條上貲簿」來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貲稅或三調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約說：「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①這近萬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稅免役特權的階級，是不課戶。
以三調為形式的財產稅，在梁陳時期，基本上維持下來。梁天監初，一度改調帛為「計丁為布」②，但後來又有「三調」③。
貲稅或者說財產稅，適用於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戶，是南朝最重要的稅收。此外，南朝還有一項重要的稅收，即關市之稅。
北魏的甄琛說過，南朝「崇關廛之稅」④。廛稅即市稅，市中有收稅牌告，叫樢格。南齊蕭嶷徒鎮荊州，嘗以市稅重濫，「更定樢格，以稅還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餘所，備置官司，稅斂很重⑥。
南朝又有「輸估」與「散估」。《隋書·食貨志》說：「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這種輸估與散估，是市稅的一種。
關稅即關津之稅。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稅①。埭稅即牛埭稅。南朝於風濤迅險、人力不濟之處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運。如越州肖山縣西錢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陽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濟急利物，後來的監領者卻「禁止別道通行，或力周而猶逼責租牛」③，遂成民病。津為過津稅，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獲、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④稱之為津稅。
桁與航同，是浮橋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為以舟濟河。桁、渡有稅，南齊顧憲之說到「京師航渡」稅，始立也在濟急利物，「既公私是樂，①《通典》卷一六引。
②《梁書·良吏傳序》。
③見《梁書·武帝紀下》大通元年。
④《魏書·甄琛傳》。
⑤《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
⑥見《隋書·食貨志》。
①見梁《書·武帝紀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詔。
②見《資治通鑑》卷一三六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③《南齊書·顧憲之傳》。
④《隋書·食貨志》。
所以輸直無怨」⑤。
在關、市之稅方面，南朝規定「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舊制」。⑥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於蠻族和俚族的賦稅——賧物。「賧」，本意為「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之謂⑦。後來變成對蠻、俚「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⑧。還有行之於官吏的賦稅——修城錢。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續下來，只是宋齊間因軍興關係，一度未收此錢。①以上所述南朝賦稅，主要的仍是貲稅。由於南朝的貲稅已具有財產稅的性質，對財產少的人來說，減輕了負擔。南朝庶民終年最為害怕的，從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規避徭役的問題是宋、齊統治者最感頭痛的問題。
南朝宋時，王弘上言說到：「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認為過重，建議「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②這個建議為宋文帝所接受，成為定製，齊時未見改變。這是役齡。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徵發的方式為三五發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五州三五民丁」③。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兄弟二人，弟孫薩當充行，「坐違期不至」，罪當死④。三五發丁，在宋、齊是定製。齊時顧憲之說過：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⑤。宋齊役門即三五門。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等。《南史·文學傳·鍾嶸》有所謂「吏姓寒人」。《宋書·周朗傳》說：「貧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晉吏家。吏音示，奉也，職事也，勞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稱力。蕭惠開自京口請假還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達二三百人。⑥這種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聽敕乃給」①。或說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張融鞭杖「干錢敬道五十」，被免官。②可知乾的地位與僮等，類似門仆③。
滂民，據《南齊書·周顒傳》：「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可知是替縣提供雜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澤。至於多少戶出一個滂民，則各縣不等。山陰是「每百戶一滂」，在會稽郡中，被認為最輕。
⑤《南齊書·顧憲之傳》。
⑥《南史·思倖傳·沈客卿》。
⑦《南史·垣閎傳》。
⑧《隋書·食貨志》。
①《南史·齊本紀·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②《宋書·王弘傳》。
③《文獻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④《南史·孝義傳上·孫棘傳》。
⑤《南齊書·顧憲之傳》。
⑥《南史·蕭惠開傳》。
①②《南史·張融傳》。
③《文獻通考》卷六五《職官十九·祿秩》。
南朝能免除搖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個辦法，就是買通有關官員，在黃籍上「改注籍狀，詐入士流。」一入士流，便變成「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謂「改注籍狀」，主要是「竊注爵位，盜易年月」。④而這種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遠祖的爵位。註上後他就可以變成士族⑤，就可以「百役不及」⑥。
改注籍狀的問題，到齊時非常嚴重。齊高帝下令檢定黃籍，設置板籍官，提出嚴格要求。但南齊嚴厲檢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卻籍者」（籍被卻者）都站到唐寓之一邊。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齊武帝卻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聽復注」。⑦即允許重新註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後徭役制度發生了變化。
齊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①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輪番休假，自建武元年開始。到梁時，「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②。營造工人「皆資雇借」，而不再是徵發而來，是役法上的一個重大的進步。陳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詔：「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官府仍然擁有的「國匠」，從此只減不增，雇借勢將成為唯一的方法，並將擴大其範圍，非僅國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實導源於南朝。
④《南齊書·虞玩之傳》。
⑤沈約在《奏彈王源》中說到：吳郡滿璋之自稱是三國、西晉名臣滿寵、滿奮之後，為「高平舊族」。如果屬實，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則，很難冒充。另一個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經有了分化，同為士族人物，而升沉貧富各異。否則，也很難冒充。⑥《全梁文》卷三七沈約《上言宜校勘譜籍》。
⑦《南齊書·虞玩之傳》。
①《南齊書·明帝紀》。
②《梁書·賀琛傳》。
第六節北朝賦役制度
北朝的賦役成為制度當自天興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設置八部大夫，功課農耕，量校收入開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國首領與「以擬八座」，即尚書八座的雙重身分。③《魏書·官氏志》稱天興二年三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資治通鑑》謂「令八部大夫主之」④。《資治通鑑》加「八部」兩字，意義更明確了。八部或八國大夫實為全國的行政長官，並非單單是管理「八國良家」的首腦。⑤而八國良家「同為編民」①，既是直隸於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內八國的特殊成員，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樣，受八部大夫管轄的普通編戶，北魏的賦法對八國良家與郡縣編戶同樣適用。這是探討北魏稅制首先要明白的一個問題。
《魏書·食貨志》載：「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先是」，即魏初以來。「天下戶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賦法上承繼了晉朝租調九品相通，輸入於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祿，「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又「增調外帛滿二匹」。常賦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詔均給天下民田」，實行均田與三長之制，從此按籍而征之稅立，而九品差調之法廢。
《文獻通考》載：在均田法下，國家對受田的農民「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併者一例出賦」②。這個看法是對的。《魏書·食貨志》記載均田之後，「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三長之職在徵集民調。初行此法，給人一個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戶男女土地數字相等，只要按籍對他們徵收同等的民調就可以了，實際卻是「有盈者無受無還」，超過均田法令土地數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們卻只須與農民「一例出賦」。再他們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調數只有農民的八分之一。這對大地主是有利的。不過，因為「賦有恆分」，比起聚斂煩數、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農民的日子也要好過一些。傅思益曾擔心：「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①事實上未成擾亂，原因便在這裡。
北齊和北周繼續實行均田制。北齊賦法，「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③見《魏書·官氏志》稱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座，謂之八國」。④《資治通鑑》卷一一一《晉紀》安帝隆安三年。
⑤《魏書·食貨志》稱：「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對「其外」兩字有兩種解釋。一說為皇城外的四方四維，即畿內之地；一說為畿外的四方四維，即州郡之地。前一種說法是不明白八國大夫具有尚書八座的身分，「總理萬機」（《宮氏志》）；後一種說法是不明白八國大夫為八國首腦。無論畿內畿外，作為總理萬機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監督與勸課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項職責而已，不是全部。
①《魏書·官氏志》。
②《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考三》。
①《魏書·李沖傳》。
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斗。」與北魏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比較，北齊的租調重了。北周賦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征焉。若艱凶札，則不征其賦。」②粟五斛較諸北魏的粟二石，北齊的墾租二石、義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徵收上，規定了豐年、中年、下年與艱凶札之別，這是賦法上的一個改進。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進行屯田。在田賦上。「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免其正課並征戍雜役。③北齊則於「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田賦無具體規定，只是「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④這是在均田和民調之外的另一種田制和稅制。
甄琛說：「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⑤他的話說明北魏財政收入，主要是靠農業，靠租調。北魏的貨幣經濟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是不發達的。自「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銖」①。甄琛說的「唯受谷帛之輸」，是實際情況，與南朝折課市取不同。但北魏自遷都洛陽後，由於工商業的發展，關市之稅也日漸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稅市，「入者人一錢」。這是入市稅。「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②這是店舍稅。北齊後主之時，「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主施行。可卻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北周也有市門稅。閔帝時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興入市之稅③，每人一錢④。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後，有所分別與聯繫。北魏實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將丁男或男夫、夫定為十五歲以上⑤。道武帝天賜三年（406）六月，嘗「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漫南宮..三十日罷」。四年七月，「筑北宮垣，三旬而罷」⑥。這裡所謂「三十日罷」、「三旬而罷」，是番役。但築宮非恆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運輸所調谷帛為最經常，也最重要。獻文帝時，曾「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⑦。輸送地點的遠近，按戶等作出區別，這種規定無疑對下三品戶較為有利，是運役上的一個改進。但這種運役無所謂輪番。
太和九年（485）均田，規定「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年十一②《隋書·食貨志》。
③《魏書·食貨志》。
④《隋書·食貨志》。
⑤《魏書·甄琛傳》。
①②③《隋書·食貨志》。
④《文獻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⑤《魏書·高宗紀》興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為生口」的記載，這是由於十五以下尚未成年。⑥《魏書·太祖紀》。
⑦《魏書·食貨志》。
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①按此規定，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納賦。十一至十五歲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納賦。年滿七十的稱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戶無丁男、中男以老年為戶主的，七十歲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從役。十一歲以下的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擔課役。北齊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②無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的規定，亦未說到半夫田。
西魏大統時嘗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為丁，十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為中，六十五以上為老，九歲以下為小③。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規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過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④按北魏在均田後，在徭役的徵發上，仍然可以見到服役輪番的現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①。東魏興和元年（539）九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三年十月，「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武定元年（543）八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於肆州北山築城..四十日罷」。②這都是番役，但不見成文規定。北周則明文規定了豐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規定凶年無力征，家起徒役無過一人。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個顯著進步。不過實行起來，又非全依規定。字文護當政時，是一年八番（所謂八丁兵），武帝初，改為一年十二番（所謂十二丁兵），或者說「率歲一月役」③。即原規定的豐年的天數。此後基本成為北周定製。這是對農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還有一項創製，即規定「匠則六番」④。這是北朝對工匠服役的一個調整。
在徭中最為重要的仍舊是租調運輸。北齊有「皆依貧富為三梟」的規定，「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⑤。這與北魏的「租輸三等九品之制」，正相類似。
以上所說是北朝郡縣編戶的徭役負擔。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謂「城民」、「府戶」、「隸戶」與吏等，他們提供卒役與兵役。
城民是在北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在各個州普遍設置起來的。城民的來源是被征服的和被遷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隸」。城民的子孫①《魏書·食貨志》。
②③山本達郎：《敦煌發見計賬文書殘簡》，刊《東洋學報》第37卷第2號，1954年。④《隋書·食貨志》。
①《魏書·世宗紀》。
②《魏書·孝靜帝紀》。
③《隋書·食貨志》。
④《隋書·食貨志》。
⑤《隋書·食貨志》。
還是城民。他們不僅要負擔各種「碎役」⑥，而且還有「兵貫」⑦，父子相襲為兵⑧。這又與府戶無異。
城民分布地區廣大，《魏書·帝紀》所見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涼州城民、營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東徐州城民、齊州城人、荊州城民、南兗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涼州，北至朔州，東至兗、徐，南至荊州，無不有城人。他們是北魏統治者勞動力和兵員的一個重要來源。府戶、兵戶或軍戶置於邊境地區。如高聰、蔣少游曾為雲中兵戶①，趙苟子二百家為涼州軍戶②。這種戶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時也被他們的上司役同廝養。八國良家在邊鎮當兵的，原來「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③，不在府戶之列。但自孝文帝遷洛以後，地位下降，被視同府戶。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效。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④此詔的頒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諸州鎮有軍籍的府戶、鎮人或城人都被廢除了，他們都成了郡縣編民。然而軍隊不能沒有，原來兵員的來源靠府戶與城民，現在他們既被免為民，遂改為「三五衡發」。此法前代與南朝已經有過。北齊則簡六坊內徙者為「百保鮮卑」，簡華人勇力絕倫者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隸戶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賜給安同「隸戶三十」，明元帝曾賜給姚黃眉「隸戶二百」⑤。太武帝滅北涼，「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①，不是隸戶的開始，而是隸戶的發展。隸戶用於雜役，與城民不同的是，城民歸地方管理，隸戶則由朝廷掌握；城民為官府提供雜役與兵役，隸戶則只提供雜役。城民始終屬於官府，隸戶可以用來賞賜，而一經賞人，便成為私役。魏明帝改鎮為州，免諸州鎮城人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隸戶依舊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②這是從編民中按人口比例徵發吏役，給予番假，孝明帝時，揚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③。北朝又有事力，或雲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聽敕給。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請求「官給事力，以充所須」④。北齊規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勛品各給事力」。州、郡、縣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當。⑤⑥見《魏書·劉昞傳》。
⑦見《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
⑧《魏書·自序》記東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①見《魏書·高聰傳》。
②見《魏書·釋老志》。
③《魏書·廣陽王深傳》。
④《魏書·明帝紀》。
⑤見《魏書·安同傳》、《外戚傳上·姚黃眉》。
①《隋書·刑罰志》。
②《魏書·高祖紀》。
③《魏書·元劭傳》。
④《北史·李彪傳》。
⑤《文獻通考》卷六五《職官十九·祿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複雜戶」⑥。時周已滅齊，武帝此令，是對魏初以來北方人戶複雜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後無論勞役與兵役，均由郡縣編戶擔負，勞役與兵役一致起來。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現「八丁兵」、「十二丁兵」之類，原因也在這裡。
免役免賦在北朝也有它的規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以上賦役無所與」⑦。七廟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孫，都被免除賦役。緦服親是指族祖父母等親，外戚的緦服親也同樣被免除賦役。範圍雖廣，但到此時尚未見士族免賦免役的規定。北魏鮮卑高門子弟到六鎮去當兵的，可以享受「復除」的特權。這種復除指的是賦稅。北魏清流，根據《魏書·肅宗紀》所說：「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鄰、里、黨三長，「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復也是「復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現象，是納資代役的出現。從《魏書·食貨志》所記薛欽之言，官府用絹布為酬，雇百姓車牛運輸租調，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絹布代替現役的徵象。
⑥《隋書·刑罰志》。
⑦《魏書·高祖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