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二章手工業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手工業，比起秦漢時期是有發展的。儘管這時期手工業內部分工的部門大致依舊，但品種增多了，產量有所增加，生產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第一節建築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建築，主要是繼承和運用漢代的成就。但由於佛教的傳入，其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建築，即佛教建築，特別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層的佛塔。隨之而來的印度、中亞一帶的雕刻和繪畫藝術，也使我國在石窟、佛像、壁畫等方面有了巨大發展。這種情況對中國的建築藝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漢代比較質樸的建築風格變得更為成熟和圓淳。 佛教在東漢就已傳入中國，經三國兩晉到南北朝，由於統治階級的大力提倡，以致興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並使其成為這個時期最突出的建築類型。梁武帝時，建康佛寺達五百多所，僧尼十萬多人。地方各郡縣也都建有佛寺。現存的棲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齊、梁時的王公貴族施捨所造。十六國時期後趙石勒崇信佛教，興立寺塔。北魏統治者更是不遺餘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時，就大興佛寺，開鑿雲岡石窟。遷都洛陽後，又在洛陽伊闕開鑿龍門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達三萬餘所，其中洛陽有一千餘所，可見佛教建築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陽的永寧寺為最大，按《洛陽伽藍記》所記，中間置塔，四面有門，塔後為佛殿。經近年發掘證實，其平面布局與文獻記載是一致的。初期的佛寺布局與印度相仿佛，仍以塔為主要建築物，置於佛寺中央，而以佛殿為輔，置於塔後。北魏洛陽有許多佛寺是由貴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謂「舍宅為寺」，就是把前廳改為大殿，後堂改為講堂。於是，佛寺進一步中國化，不僅把中國傳統的庭院式木架建築應用於佛寺，而且使私家園林也成為佛寺的一部分。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遊覽活動的場所。這在《洛陽伽藍記》中有較詳細的記載。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禮拜而作，傳到中國後，把它縮小變成了塔剎，並與東漢已有的多層木結構樓閣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式的木塔。永寧寺培是該時期一座著名的木塔，方形、九層。除了木塔以外，還發展了石塔和磚塔，北魏時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磚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塔。這種塔與樓閣式木塔不同，採取密檐式，僅作為禮拜的對象，而不供登臨游眺。其來源是公元三世紀時印度出現的高塔形佛殿，即後來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所記的「精舍」。除上述兩種塔以外，從壁畫和石刻中得知，當時還存在第三種塔——單層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洞窟型佛寺。漢代已掌握了開鑿岩洞的施工技術，佛教傳入後，開鑿石窟寺的風氣在全國迅速傳播開來。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紀起開鑿的庫車附近的克孜爾石窟，其次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創於秦苻堅建元二年，其後甘肅、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遼寧、江蘇、四川、雲南等地的石窟相繼出現，著名的有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等。這些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貴族、官僚出資修建。窟外還往往建有木建築加以保護。石窟保存下來的歷代雕刻與繪畫，是寶貴的古代藝術珍品。從建築功能布局來看，石窟可分為三種：一是塔院型，與初期佛寺以塔為中心相同，這種窟在雲岡石窟中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為主體，相當於一般寺廟中的佛殿，這類石窟較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稱毘訶羅（Vihara），主要供僧眾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圍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屬此類。此外還有一種小窟，分布在一、二類窟的周圍，也屬打坐用的禪窟。石窟的壁畫、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現的建築形象，是我們研究南北朝時期建築的重要資料。 中國自然風景式園林在這一時期也有若干新發展。北魏末期貴族們的住宅後都往往建有園林。園中有土山、釣台、曲沼、飛梁、重閣等。同時，疊石造山的技術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陽華林園、張倫宅①及梁江陵湘東苑②，或重岩復嶺，石路崎嶇，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證。魏晉以來，一些士大夫標榜曠達風流，愛好自然野致，在造園方面，聚石引泉，植林開澗，企圖創造一種比較樸素自然的意境。這種風尚無疑對當時園林和苑囿的建築產生一定的影響。 由於民族大融合，這時期室內家具陳設發生了若干變化。一方面，席坐的習慣仍然未改，但傳統家具有新的發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頂，周圍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壺門作裝飾，人們即可以坐於床上，又可垂足坐於床沿；床上出現了倚靠用的長几、隱囊和半圓形憑几（又稱曲幾）；兩折四牒可以移動的屏風發展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進入中原地區以後，不僅東漢末年傳入的胡床逐漸普及到民間，還輸入了各種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圓凳、束腰形圓凳等。這些新家具改變了人們的起居習慣與室內的空間處理習俗，成為唐代以後逐步廢止床榻和席地而坐習俗的前奏。 ①見《洛陽伽藍記》。 ②見《太平御覽》。 第二節水利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國家動盪分裂，水利事業受到影響，總的來說，成就不如兩漢。但江淮之間和長江以南地區的水利事業則較兩漢有所發展。 在農田水利方面，大多數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門，使之發揮灌溉效益。比如曹魏時期劉馥與鄧艾在屯田區興治芍陂、茹陂等，就屬此類。孫吳在今南京東南十五里修了婁湖，周圍七里，溉田數千畝。西晉光熙元年（306年）陳諧在今丹陽縣城北作堰攔馬林溪水成塘，周長一百二十里，匯集七十二條山溪水，溉田數百頃。曹魏嘉平二年（250年），劉靖在薊城（今北京）修戾陵堰、車箱渠，引濕水（又稱■水，今永定河）灌溉土地萬餘頃。這個時期的水利著作，以酈道元的《水經注》為傑出代表。所記載的水道變遷及水道位置資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據。書中所記著名水利工程有28處，包括農田水利，治理黃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運河等。此外，還將先秦至漢晉以來各地澤渚、陂塘、堤堰的興廢情況作了較詳細的陳述，使今天的讀者及水利學史研究者能夠據此恢復當時水利建設的部分面貌。書中不僅記載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變化，而且記載修築水利工程的技術與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築材料等，這些資料都是研究水利學史時必不可少的。《水經注》由於對水道記得詳細準確，加上支流、湖澤分漢，城邑，山嶺等資料，所以能夠全面地來考察一條河甚至一個流域的情況，從而能夠推斷人工治理的利弊及興廢，為今天的水利建設提供借鑑。《水經注》在水利史上的意義是多方面的，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一塊瑰寶。 第三節紡織 三國時的紡織業 漢末，蜀地絲織業已很發達，所產蜀錦以精麗著稱，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賦》讚美蜀錦「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文選》李善注引譙周《益州志》稱：「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三國時，諸葛亮也說過：「今民貧國虛，決敵之資唯仰錦耳」，「蜀中軍需唯依賴錦」，①可知蜀錦生產仍為軍需的主要來源，並在蜀地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當時蜀錦暢銷各地，魏、吳都到蜀去買錦。山謙之《丹陽記》記載：「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而吳亦資西道。」蜀也用錦來作饋贈，環氏《吳志》稱「蜀遣使獻重錦千端」。劉備賞賜群臣多用錦，「先主入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①。 吳國割據江東，提倡桑蠶業，因而紡織生產有所發展，官營紡織手工業規模迅速擴大，陸凱疏諫孫皓提到：「先帝時，後宮列女以諸織絡，數不滿百，..先帝崩後，..更改奢侈，伏聞織絡及諸徒，乃有數千。」②同時，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間增產蠶絲，群臣關於在養蠶繅絲時「暫免他役」以及禁止蠶織時「以役事擾民」等建議，屢見不鮮。這一時期養蠶生產情況，在楊泉所撰《蠶賦》中有詳細的描述。當時對養蠶的溫度、用桑、蠶座、上簇等技術都有嚴格要求，如蠶兒「逍遙偃仰，進止自如」的蠶座疏密標準，「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余陽」的簇室選擇條件等，都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生產中積累的寶貴經驗。繅絲產品質量也很好，如諸暨、永安（武康）等地能生產高級的「御絲」。絲織物的花紋繁多，如吳王趙夫人能織作龍鳳錦和五嶽列國地形錦。 曹魏雖據有紡織業的中心襄邑、洛陽等地，但由於長年戰亂等原因，這些地區的產品「皆下惡」，無法與蜀吳相比擬。但魏國沒有官營紡織手工業，專門從事官練的織造，如《魏志·司馬芝傳》記述司馬芝「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 兩晉、南北朝的紡織業自兩晉以降，北人南徙者甚多，由於他們習於羅紈綺縠等絲織服物，桑蠶業也隨之南移，並促進了南朝絲織業的發展。南朝各朝都置有少府，下設平準掌織染，大力生產各種絲織品。丹陽有斗場錦署，無疑是官設紡織手工業。此種機織技工是劉裕滅姚秦後由「平關右遷其百工」而來。其後，錦署成為南朝官府手工業常設紡織機構，製作王室服物。 南朝紡織手工業發展迅速，宋時「絲綿布帛之饒，衣復天下」①。當時使①《諸葛亮文集》。 ①《太平御覽》八一五卷引《蜀志》。 ②《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①《宋書·孔季恭等傳》。 用三國時發展起來的一躡鼓動數綜的較先進的機織技術，織造水平和生產能力提高很快。宋武帝時「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並禁嶺南作此布」②。梁時鑲嵌金箔的羅，已織得十分精美。《吳越錢幣志》提到織文圖案，有「天、人、鬼、神、龍、象、宮殿之屬，窮極巧妙，不可言狀」。錦的產量很大，梁侯景據壽將反，「啟求錦萬匹，為軍人袍」③。陳時曾有「上織成羅文錦被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④的記載。南方織造技術馳名塞外，《南齊書·芮芮虜傳》載：「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誤』。」但南方本為麻葛產區，桑蠶和絲織雖漸興起，產量尚不豐富，服物仍以麻葛織品為主。 後趙石虎都鄴城（河北臨漳），在各族混戰中幾乎征服了整個北方。石趙的絲織業相當發達。陸翽《鄴中記》載鄴城設織錦署，「巧工作錦」，「皆數百人」。鄴錦、蜀錦齊名，名目極多，據《鄴中記》記載：「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隨後建立的前秦，絲織業也很發達，如苻堅時（357—394），秦州刺史竇滔妻作回紋錦遠近聞名。 北魏統治者在紡織業原很發達的河北地區，搜羅到大批紡織工匠，因而紡織品產量大大增加。拓跋嗣時屢見「賜群臣布帛各有差」、「賜天下鎮成將士布帛各有差」、「以綢綾絹布百萬匹..賜王公以下」①的記載。拓跋燾時，平城宮內有「婢使千餘人，織綾錦」，有「絲、綿、布、絹庫」，常以「金錦繒絮」②頒賜臣下。及至元宏時，罷尚方錦繡綾羅工人，並將「御府衣服、金銀、珠玉、錦繡」等物「班齎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皂隸，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③。元翊時，聽任百官進左藏庫取布絹，「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可見庫藏絲織品之多。 北齊和北周沿襲北魏制度，重視發展紡織工業。如北齊設「太府寺..統左、中、右三尚方」，「中尚方又別領別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綢綾局四局丞」；「司染置又別領京坊、河東（山西永濟縣東南）、信都（河北冀縣）三局丞」④。當時的絲織業中心仍在河北，直到唐代前期，河北定州仍是貢奉綾錦最多的地方。織物非常精麗，《北齊書·李元忠傳》載元忠「曾貢世宗蒲桃酒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北齊書·祖珽傳》記載祖珽「出山東大文綾並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北周也在涇州、雍州各地分設織局令丞、司織中大夫、小司織上士以及縫工、雕工、韋工、玻工、毳工、績工、織絲、織采、織枲、織組等各中士、下士，②《南史·宋武帝紀》。 ③《梁書·侯景傳》。 ④《陳書·宣帝紀》。 ①《魏書·高祖紀》。 ②《南齊書·魏虜傳》。 ③《魏書·高祖紀》。 ④《隋書·百官志》。 以掌管各種織造業。 棉布據魏人孟康稱：「閩人以棉花為吉貝」，大約福建早在漢代已種植棉花。《太平御覽》卷八二○輯魏文帝詔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為細，樂浪練為精，江東太末布為白，故不如白疊子所織布為鮮潔也。」這裡所謂白疊子所織布，當為西域生產的「白疊布」。由此可見，在三國之際，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所織棉布已傳入中原。 南北朝時，棉布已廣泛流行。高昌為產棉區，其都城在今新疆吐魯番東南的哈喇和卓。1960年，吐魯番阿斯塔那309號高昌時期的古墓葬中，出土了一種以大紅、粉紅、黃、白四色構成幾何圖案的織錦，為絲、棉混合物，殘長37厘米，寬25厘米①。這個時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純棉纖維織成的白布，還發現了和平元年（西魏大統十七年，551年）借貸棉布（疊）和錦的契約②。一次借貸疊布達六十匹之多，這種棉布顯然是當地生產的。棉布和錦同被用作流通手段，可見棉布產量不會很少。《南史》列傳第六十九也記載：高昌「其地高燥」，「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細如，名曰『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除吐魯番外，于田一帶也有了棉織品。1959年，于田縣屋於來克遺址的北朝墓莽中，出土了一塊長11厘米，寬7厘米的藍白印花棉布①。 印染三國時期的織物印染技術，是直接繼承東漢的。根據許慎《說文解字》記載，東漢時已能染十四種以上的顏色。從新疆吐魯番阿斯塔古墓出土的大量錦綺，可以看到有大紅、絳紅、粉紅、黃、淡黃、淺栗、紫、寶藍、翠藍，葉綠、白等顏色，色彩極為豐富。還值得一提的是，魏晉時，南京以染黑著稱，所染黑色絲綢質量相當高，一般平民穿不起，大部為有錢人享用。晉代南京秦淮河南有烏衣巷，據稱住在這裡的貴族子弟及軍士都穿黑色綢衣。南京出產的黑綢直到近代仍馳名中外。 ①武敏：《新疆出土漢—唐絲織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②吳震：「介紹八件高昌契約」，《文物》1962年，第7、8期。 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絲綢之路——漢唐織物》，文物出版社。 第四節採礦 關於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採礦技術，有關文獻中只有一些簡略的記載，如左思《魏都賦》曾提到一種「墨井」，從張載的注可知，墨井深八丈。唐李周翰的注稱：「墨井，井中有石如墨」②。可見「墨井」就是採煤井。這表明西晉時中國已開鑿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煤井。煤井之下有巷道，有支撐頂板的木頭和簡單的排水機械。據《晉書》載：石虎因盜掘古墓而發現了一個久廢的舊煤井，其中有支撐頂板的木垛和大量坑道水①。《南齊書·劉悛傳》載「南廣郡（令四川珙縣西南）蒙山下有燒爐四所，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談到開採丹砂礦時說：「采砂，皆鑿坎入數丈許」。南朝王韶之撰寫的《始興記》中，有一段關於開採銀礦的較詳細的記述，「英德、清遠，其山傳有銀礦者..其礦或紅如亂絲，或白如草根，或銜黑石，或有脈，謂之龍口。循龍口挖之，淺者一、二丈，深者四、五丈，有焦路灶土然，斯礦苗也。又挖則礦見矣。由微而盛，盛而復微，或如串珠，或如瓜蔓；微則漸絕，絕復尋焦，焦復見礦，若焦已絕，則又盤荒也」②。王隱《晉書·地道記》載有開採金礦的兩段文字。其一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這是開採沙金礦。其二曰：「金鄉縣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長三十丈，旁卻入為室三方。雲得白免不葬，更葬南口，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雲漢昌邑所作，或雲秦時」③。這是偶爾發現的山金礦。 ②《四部叢刊·六臣注文選》第89頁。 ①《晉書·石季龍載記》。 ②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 ③《晉書·地道記》已佚，轉引自王謨輯《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1961年版。 第五節冶金 三國曹魏，鑒於「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④，仍實行鹽鐵官營。《三國志·蜀志·王連傳》載劉備任王連為司鹽校尉，「校鹽鐵之利」，「有裨國用」，又設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①。引吳黃武五年（228）「采武昌山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皆是南鋼越炭作之」②。 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長期戰亂，嚴重破壞了北方地區的社會經濟。但由於軍事和農業生產的需要，冶鐵業仍具有一定規模，後趙、南燕在豐國、繩池、商山設有鐵冶③。北魏時經濟逐漸恢復，《魏書·食貨志》記載：「其鑄鐵為農具兵刃，在所有之」，西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中，必盡堅精，相州牽口冶（今河南濬縣）尤以鍛煉軍刀著稱。北周在夏陽（陝西韓城）設鐵冶，「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④。澠池北魏鐵器窖藏共出土各類鐵器60多種，4000餘件，總重3500公斤⑤。《梁書·康絢傳》記述修築浮山堰時，曾用東西二冶鐵器數千萬斤沉於堰所，可見北方和南方冶鐵業都有相當的規模和生產能力。 北方人口和技術南遷，使南方地區的礦冶業進一步發展。西晉在安徽貴池和湖北武昌設梅根、和塘兩冶。東晉在江南諸郡縣設冶令和丞⑥。《晉書·庾亮傳》記鄧岳在廣州「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所用技術是由浙江會稽郡傳去的。南朝時，建康有左右冶，尚方有東西冶，揚州成為冶鑄中心，上虞謝平和尚方匠師黃文慶號稱中國絕手⑦。 鐵范、生鐵范鑄術和鑄鐵柔化術等在漢代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百鍊鋼已相當成熟，魏、蜀、吳三國都用之鍛制刀劍。曹操曾令工師製作「百辟利器」①，曹丕《典論·劍銘》說：「選茲良金，命彼國工，精而煉之，至於百辟」，製成的刀劍有美麗的紋理，文似靈龜，「采似丹露」，「理似堅冰」，「曜似朝日」。《太平御覽》卷346引《刀劍錄》稱：「蜀主劉備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連環，及刃口刻七十二湅」。《古今注·輿服》稱：「吳大帝有寶劍三..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陳琳《武軍賦》稱：「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晉書》記述赫連勃勃命將作大匠比干阿利造五兵之器，「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刃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由此可見，一些少數民族也已掌握這項技術，並用於鎧甲和兵器製作。 此外，在制鋼技術方面出現了新的突破。《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四十五「石部」引陶弘景語：「鋼鐵是雜煉生鍒作刀鐮者」，這是最早明確記載用生鐵和熟鐵合煉成鋼（即灌鋼）的文獻資料。東漢王粲《刀銘》：④《三國志·魏書·王修傳》注引《魏略》。 ①《三國志·蜀志·張裔傳》。 ②《太平御覽》卷89引陶弘景《刀劍錄》。 ③《晉書·石季龍載記》、《慕容德載記》。 ④《周書·薛善傳》。 ⑤河南省博物館：《澠池發現的古代窖藏鐵器》《文物》1976年第8期。⑥《宋書·百官志》。 ⑦《太平御覽》卷六○五。 ①《太平御覽》卷三四五引《內誡令》。 「灌辟以數」，晉張協《七命》：「乃煉乃爍，萬辟千灌」，這些詞句似乎表明類似的工藝在漢末、晉代已經出現。北齊的綦母懷文用灌鋼法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鋼。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②。「生」指的是生鐵，「柔」指的是熟鐵。先把含碳高的生鐵溶化，澆灌到熟鐵上，使碳滲入熟鐵，增加熟鐵的含碳量，然後分別用牲尿和牲脂淬火成鋼。牲畜尿中含有鹽分，用它作淬火冷卻介質，冷卻速度比水快，淬火後的鋼較用水淬火的鋼硬；用牲畜的脂肪冷卻淬火，冷卻速度比水慢，淬火後的鋼比用水淬火的鋼韌。由此可知，當時不但煉鋼技術有較大的發展，淬火工藝也有了提高。灌鋼法在坩鍋煉鋼法發明之前是一種先進的煉鋼技術，對後世有重大的影響。 冶鑄中的鼓風技術，也有了重大進步。三國時魏國的韓暨在官營冶鐵工場中改進和推廣應用水排，計其利益比馬排、人排增加了三倍。這種鼓風水排，節省了人力、畜力，提高了生產效率，為後代廣為流傳使用。 這一時期的銅產地主要在河南、山東、四川、江蘇、湖北等省。金、銀、鉛、錫也有一定開採量。據《魏書·食貨志》記載，恆農郡（河南陝縣）銅青谷礦每斗可得銅五兩四銖，河內郡（河南沁陽）王屋山礦每斗得銅八兩（含銅量約2.5～3.5％），長安驪山銀礦每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銀礦（今山西大同）每八石得銀七兩（含銀量約0.2～0.6％）。總的來說，有色金屬的生產仍處於恢復和緩慢發展的階段。 除青銅外，黃銅和白銅在此期間已有冶煉和使用。《太平御覽》卷八三引曹魏鍾會《芻蕘記》：「秀生似禾，鍮石像金」。晉王嘉《拾遺記》說：以鍮石、珷塊為隄岸」。梁宗懍《荊夢歲時記》稱：「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婦女或以金、銀、鍮石為針。」這裡的鍮石，即是現代的黃銅。至於如何煉得，尚待進一步研究。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說：「螳螂縣因山而得名，出銀、鉛、白銅、雜藥」，螳螂又作堂琅，即今雲南會澤、巧家一帶，這裡的白銅當即指鎳白銅。 ②《北史·綦母懷文傳》。 第六節機械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機械製造技術有了很大進步，並且出現了一位機械大師馬鈞。 馬鈞，字德衡，曹魏時扶風（今陝西興平東南）人，是一位傑出的機械發明家。他的突出成就是改進織機和發明（或改進）翻車。據《三國志·方技傳·杜夔傳》注稱：「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絕世，傅玄序之曰：馬先生，天下之名巧也。..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工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易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由於綾機的改良簡化，使操作簡易方便，提高了生產效率。這種新綾機很快就得到推廣應用，促進了絲織業的發展。楊泉《織婦賦》描寫織綢女工「節奏相應，五聲激揚，..屈申舒縮，沈厚抑揚」。 據《後漢書·張讓傳》記載，東漢畢嵐曾「作翻車」，供灑道之用。這在馬鈞之前約半個世紀。但畢嵐的翻車是否就是後世的龍骨水車，不得而知。而馬鈞所作之翻車，則無疑是用於農業排灌的龍骨水車。其結構精巧，「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可連續不斷地提水，效率比其他提水工具高得多，並且運轉輕快省力，兒童都可操作。所以馬鈞應是龍骨水車的發明者，至少可以說他是繼畢嵐之後，對翻車作了重大改革，並用於農業排灌的革新家。翻車問世後，迅速得到推廣，並沿用至今。在近代水泵發明之前，翻車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提水工具之一，對灌溉農田，發展農業生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馬鈞還製成了久已失傳的指南車。關於馬鈞作指南車的問題，以及與高堂隆、秦朗在宮廷上的爭論，史書上有很生動的描寫。其後的祖沖之曾將一輛只有外殼的指南車，製作安裝了內部機構，予以修復。但宋代以前史書關於指南車的記載都較簡略。直到宋代，燕肅於1027年，吳德仁於1107年又先後製造了指南車，《宋史》詳細地記載了指南車的內部構造。據此，人們才對指南車有了更具體的了解。 馬鉤還改進了連弩和發石車，又利用機械傳動裝置，創造了以木為輪，以水為動力變化萬端的水轉木偶百戲。①在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一批成就卓著的機械發明家，如杜預、劉景宣、祖沖之等。他們在發明或改進各種機械，如先進的農業加工機械——畜力連機磨，水轉連磨，水力連機碓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①《三國志·方技傳》。 第七節交通運輸工具 三國以前，陸上運輸所用的車輛，多數是雙輪車。雙輪車只適用於在平地大道上行駛，而在山間小路上則無法使用。三國時，蜀漢在與曹魏的戰爭中，由於山道運糧困難，運輸工具亟待解決。這時，蒲元發明了獨輪車——「木牛」，「廉仰雙轅，人行六尺，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糧也」（《蒲元別傳》）。這種獨輪車適用於在崎嶇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來一直被廣泛使用。 造船技術在這一時期也有很大的發展。孫吳政權建立不久，就擁有船艦五千餘艘，並不斷派出較大規模的船隊，北航遼東，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層，可載三千人。晉在作滅吳準備時發明將許多小船拼裝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這種大船稱為「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晉書·王濬傳》）。這一時期的造船數量很大，東晉安帝時，建康一次風災，所毀官商船隻約達萬艘；北魏神■三年（430），在冀、定、相三州造船即達三千艘。由此可見造船業之發達，如何提高船行速度，是船舶設計建造中的重要問題。祖沖之造「千里船」，可「日行百餘里」，有人認為這是利用輪槳的車船。關於車船的最早明確記載，出現在唐代。《舊唐書·李皋傳》載有李皋設計的新型戰船，「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掛帆席」。梁侯景軍中有160槳的高速快艇「鵃■」，「去來趣襲，捷過風電」①；這是史書所見船槳數量最多的快艇，後世快艇大都在40至60槳之間。船用設備亦有改進，如船尾已採用升降舵，帆的面積逐漸加大，大帆用布120幅，高9丈，並注意到帆的方位，以利於充分發揮風帆效率提高船速。 ①《梁書·王僧辯傳》。 第八節兵器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戰爭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戰略戰術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製造，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在攻守器具方面，有火車、發石車、鉤車、蝦蟆車等。梁侯景在製作攻城器械方面尤為突出，曾「設百尺樓車」，又造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木、階道車、火車等，「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②。攻防器械在戰爭中發揮了很大作用。在官渡之戰中，先是曹軍失利，袁紹軍「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使曹軍「大懼」。曹操便令製造發石車，摧毀了袁軍的樓車，於是曹軍轉危為安。這種發石車被袁軍稱為「霹靂車」①。在兵器製造方面，諸葛亮改造前人連弩製成一種新式連弩，取名「元戎」，它具有簡單的自動發射性能。兩晉時弩機趨於大型化，《晉書·輿服志》稱：「中朝大弩鹵簿，以神弩二十張夾道，..劉裕擊盧循，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折」。三國時，刀已安上長柄，作為長兵器使用。刀的質量也比前代提高了，蒲元為諸葛亮造刀三千口，用這種刀劈砍裝滿鐵珠的竹筒，象斬草一樣。兩晉和南北朝，兵器的質量又有了新的突破，東晉時發明橫法鋼，以制刀劍，鋒利無比；南朝時改進了灌鋼技術，提高了鋼的質量，從而有利於製造兵器；北齊綦母懷文所造鋼刀，據說能斬鐵如泥。兩晉、南北朝的兵器種類，除承襲前代的刀、矛、劍之外，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雜色兵器，如鞭、鐧之類。原來的戟，已很少用於戰陣，而多用於儀仗，矛也逐漸演變為槍。 ②《梁書·侯景傳》。 ①《三國志·袁紹傳》。 第九節造紙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技術比漢代已有明顯進步。通過對出土漢紙和三國兩晉南北朝紙進行檢驗，即證明了這一點。漢紙白度差，表面不甚平滑，結構不緊，紙面上纖維束較多，纖維帚化度低，簾紋不顯，紙質粗厚。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的紙則白度增加，表面較平滑，結構較緊湊，纖維束較少，有明顯的簾紋，紙質較細薄。有的晉紙纖維帚化度達到70％，已接近機製紙①。 漢代造紙術發明後，在書寫紀事材料方面，還是紙與縑帛和簡牘並用，紙還不足以完全取代簡帛。這種情況，到晉時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晉代已能造出大量潔白平滑而又方正的紙，人們不再使用昂貴的縑帛和笨重的簡牘來書寫，而逐步習慣於用紙。最後紙成為占支配地位的書寫材料，徹底淘汰了簡牘。隨著造紙術的進步和推廣，這一時期的南北各地都建立了官私紙坊。北方以洛陽、長安及山西、河北、山東等地為中心；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和建業、揚州、廣州等地則為南方的造紙中心。當時主要生產麻紙、桑皮紙和楮皮紙。浙江嵊縣剡溪沿岸是藤紙中心。由於藤紙質地優良，曾名噪一時。但在南方仍以麻紙為大宗。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造紙原料，以麻料為主，此外還採用其他韌皮纖維原料如楮皮、桑皮、藤皮等，有時還將樹皮纖維和麻料混合起來造紙。造紙原料的擴大，與造紙技術的革新是密切相關的。這一時期的造紙，已在漚制脫膠，鹼液蒸煮，舂搗，漂洗，打漿，抄紙等工序上更加精細，如舂搗已不止進行一次，並一般以碓代替杵臼，打漿度有顯著增加。為改善紙的性能，晉代已有施膠技術，早期的施膠劑是植物澱粉糊劑，或將其摻入紙漿中，或刷在紙面上，再予以砑光。這樣處理的紙在書寫時就不會發生走墨、暈染等現象。在設備方面，出現了活動的簾床紙模，即用一個活動的竹簾放在框架上，因而可反覆撈取成千上萬張濕紙，並且這種先進的抄紙工具，能抄出緊薄而勻細的紙面。這是造紙技術中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革新。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紙的加工技術也有了發展，其中較重要的加工技術是表面塗布，即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或澱粉糊刷在紙面上，再予以砑光。這樣，既可增加紙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減少透光度，使紙面緊密，吸墨性好。對紙張加工的另一技術是所謂的「潢治」之法。後魏賈思勰在《齊民要術》中有專篇敘述染潢法：「凡打紙，欲生則堅厚，特宜入潢。..櫱熟後，漉滓搗而煮之，布囊壓訖，復搗煮之，凡三搗三煮，添和純汁者，其省四倍，又彌明淨。寫書經夏然後入潢，縫不綻解。其新寫者，須以熨斗縫縫熨而潢之。不爾，入則零落矣。」這樣一整套入潢法，其目的不僅在於染色，更重要的在於借黃蘗藥力以防蟲蛀。另外，書中還敘述了利用「雌黃治書」以防蟲蛀的方法。 ①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第三章，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第十節陶瓷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燒制瓷器的生產技術已進入更成熟的階段。 當時南方以青瓷為主，北方以白瓷為主，間有黑瓷等。三國時，各地的瓷窯都用當地的瓷土作為制坯原料，而西晉的越窯則可能有意識地選用了鐵、鈦含量較高的瓷土作為坯料，使胎燒成灰色，對釉起襯托作用，並使釉青中帶灰，色調比較沉靜①。這一時期，南方各青瓷窯場都使用石灰釉。由石灰石和瓷土配成的石灰釉，其特點是光澤好，透明度高。而黑釉則是用含鐵量很高的紫金土配製。北魏時期，青瓷燒造技術傳到中原，以後又發展了黑瓷和白瓷。而白瓷的產生，為我國制瓷工業開闢了廣闊的前程。早期的白瓷，胎料經過淘練，比較細白，釉層薄而滋潤，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層厚的地方呈現青色，說明它脫胎於青瓷。北方青瓷、黑瓷、白瓷的燒製成功，為以後唐、宋時期北方名窯的普遍出現準備了技術條件和打下了基礎。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陶器，在南方作為日用器皿的數量並不多，大量流行的是明器。北方的鉛釉器在三國至東晉時期已日趨衰落，北魏以後才開始復興，並在漢代傳統基礎上有了改進，其用途日益擴大，花色品種增加，施釉方式也增多了，或黃地加綠彩，或白地加綠彩，或黃、綠、褐三色並用；從漢代的單色釉向多色釉邁進了一步，並為過渡到唐代三彩陶器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的陶塑藝術不甚發達，製作簡陋，形態呆板，數量不多。但北朝的陶塑藝術則突破了生硬的作風，注意了神態的刻劃，因而造型優美。這一時期的建築用陶，繼續得到發展，磚瓦的生產規模較大，產量質量都有所提高。磚瓦的大小、形制均不同於漢代，花紋瓦少見，大多數是素麵瓦。瓦當上的捲雲紋漸被蓮花紋所代替。吉祥文字仍舊流行，並出現印有紀年的瓦當。北魏已使用了琉璃瓦，施淺綠色的釉。磚除了有長方形素麵磚和繩紋磚外，還有供裝飾用的大小雕塑磚兩種。其中一麵塑有神態兇猛、巨口虬須，怒目獠牙的獸面，造型生動，氣魄宏偉，有很高的藝術水平。 ①郭演義等：《中國歷代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矽酸鹽學報》，1980年第3期。 第十一節石油天然氣 經過秦漢長達四百餘年的大一統局面，社會經濟有了巨大的發展，這就為三國兩晉時期石油天然氣的開發利用奠定了基礎。同時，經過這四百年的鑿井實踐，也為石油天然氣的開發利用提供了基本的技術手段。 首先，人們對酒泉延壽、高奴等地的石油苗有了新的認識。酈道元在《水經·河水注三》寫道：「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水也。」這是對石油的形態、性質及用途所作的詳細和真實的記錄。其中還明確指出石油非高奴獨有。從上述材料中還可以發現，三國兩晉南北朝時石油不但被用於照明，而且還用作潤滑劑，「膏車及水碓缸」。 隨著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新疆地區與內地的聯繫更加密切，這時史書中出現新疆石油的最早記載。《北史》中記載龜茲國（今新疆庫車縣一帶）「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甚臭」①。這裡講的「流出成川」者即石油在地表風化後，大量流出的現象。當時人們把這種石油視作靈丹妙藥，認為「服之發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世界其他地區的人們也在長期實踐中，發現了石油的藥用價值。17世紀中亞地區的人們認識到巴庫地區石油的藥用價值。19世紀初，美國的丹納用石油製成藥品，號稱可醫治百病。相比之下，中國對石油藥用性的認識，要比世界其他地區早得多。 此外，這一時期在石油應用上還有一項重大突破。石油密度比水小，可以漂浮在水面燃燒，不易被撲滅。根據這個特性，人們首次將石油用作火攻原料。北周武帝宣政年間（578），突厥圍攻酒泉，酒泉人以石油為燃料，焚燒突厥攻城器具，突厥人用水撲火，火不但不滅，反而愈燒愈旺，突厥軍大敗。這樣酒泉城才未被突厥軍占領①。這個戰例，在中國軍事史和石油應用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此後石油逐漸成為火攻武器的重要原料。 人們在對石油認識加深的同時，對天然氣的開發利用也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國時期，蜀相諸葛亮曾親往臨邛，觀看天然氣井的壯觀景象②。這時臨邛的天然氣井「深六十餘丈」③，如果折成現行公制，相當於138.24米。這樣深的井，在當時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天然氣井挖鑿成功後，如何採氣便於利用，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天然氣井採氣的最早記錄見於晉朝張華《博物志》。書中記述臨邛天然氣井「執盆蓋井上煮鹽」的採氣法。說明最早的採氣裝置是「盆」，即煮鹽的鐵盆，反蓋在井上④，使井底上升的天然氣不致擴散和泄溢。然後「以竹木投以取火」⑤。這就起到採氣和利用熱能的作用，從而成功地開發淺層天然氣。此外，人①《北史·西域列傳》。 ①《元和郡縣誌》卷40。 ②《異苑》。 ③《太平御覽》卷869。 ④《四川通志》卷59。 ⑤《博物志》卷2。 們還掌握了竹筒採集儲存天然氣的技術⑥。 這時的天然氣，不但被廣泛應用，還成為文學作品的重要素材。著名文學家郭璞在其《鹽池賦》中寫道：「飴戎見軫於西鄰，火井擅奇乎巴濮」。左思更有「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煽於天垂」①的佳句。大書法家王羲之因聽說四川天然氣奇景，寫信問友人具體情況，而給後人留下了千古名帖②。秦漢時期，天然氣井僅限於巴蜀及陝西少數地區。魏晉時期，發現天然氣苗的地區有所擴大。據《博物志》記載，酒泉延壽的人們不但發現了石油，而且也發現了天然氣噴出地面燃燒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晉書》中記載炎熙元年（306）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地燃即天然氣噴出地表燃燒的現象。當時范陽國轄境，相當於今河北淶源以東，固安、永清以西，徐水、容城以北，北京房山區以南的地區，就是今華北油田所在地。一千六百多年前，我國人民就在這裡發現天然氣，並用於燒飯，這是很了不起的。不久，人們又在這一地區幽州遒縣發現了天然氣。魏晉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提高，人們對大自然的認識能力也不斷加強，雖然這時還擺脫不了神秘主義的桎梏，認為石油、天然氣為「異物」，但對它的產狀、性質及用途已有較深刻的了解，並大膽地將這些「異物」用於生產生活的許多領域。這一時期對石油苗、天然氣苗的記載，為我國石油、天然氣工業的興起提供了珍貴的資料。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發現油氣顯示較多的地區，如玉門、延長、新疆、四川等，都成為後來石油、天然氣勘探的重要地區。我國早期的油氣田正是在這些史料所提供的範圍內建成的。因此，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我國開發利用石油、天然氣的一個重要階段。 ⑥《華陽國志》云：「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後漢書·郡國志》云：「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 ①左思：《蜀都賦》。 ②《王羲之匯帖大觀》，上海碧梧山莊，1932年據南宋賈似道藏淳化閣草帖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