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一章農業

第一節農業發展的形勢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農業的發展上，南北有顯著的差別。北方由於戰亂頻仍，農業生產兒經由破壞到復甦的迂迴曲折的發展道路，使其原來居於農業生產中心的地位有所下降。南方由於處於相對安定的局面，並因為北方的動亂而為農業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加人口的大量南遷和先進生產技術的輸入等，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其地位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為日後經濟重心的南移創造了條件。 三國兩晉時期北方農業由調敝到復興自漢末以來，北方農業區迭遭戰亂，人口流失，土地荒蕪，史稱「時大饑荒」①。「歲旱，蟲蝗，少谷，百姓相食」②。饑荒之嚴重，不僅勞動人民慘罹茶毒，擁兵割據的勢力也深受影響，「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之在江淮，取給蒲贏，民人相食，州里蕭條」①。饑荒持續時期之長也是空前的，從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到建安元年（196）曹操在許下屯田，已歷十二年之久，實際上直到建安之末（219），饑荒的發展也沒有完全得到控制。持續的大饑荒，使北方農村呈現空前的調敝，加之「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三國志·魏志·司馬朗傳》）。昔日繁榮的關中三輔地區「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三國志·《魏志·董卓傳》）。山東地區「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②。「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③。「是時天下戶口耗減，十裁一在」④。 曹操對於恢復和發展北方農業生產起了積極的作用。建安元年（196），曹操在挾漢帝都許後，接受棗抵、韓浩的建議，在許下興立屯田。當年獲得豐收，「得谷百萬斜」⑤。於是，從許下向北方各地推廣，同樣獲得成功，「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屯田使大量流民成為政府的依附農民，在政權力量的強制推行下，與土地結合起來，使荒蕪的土地得到耕種，解決了軍糧匱乏的問題。與此同時，又「於徵代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晉①《三國志·魏志·曹洪傳》。 ②《三國志·魏志·張邈傳》。 ①《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②《三國志·魏志，荀或傳》注引《曹瞞傳》。 ③《三國志·魏志·袁術傳》。 ④《三國志·魏志·張繡傳》。 ⑤《三國志·魏志·任峻傳》。 書·食貨志》），大興軍屯。黃初元年（220）魏皇朝建立後，民屯方面沒有更多的進展，軍屯方面卻有進一步的發展，尤以正始年間（240—249）鄧艾首倡以五萬人在淮南北的軍屯成效突出①。 與此同時，曹操針對當時「戶口耗減，十裁一在」的情況，大力採取措施遷徙人民，充實司、冀、雍州等心腹地區。幾乎整個建安年間都在進行這一工作。不僅從邊境地區徒漢族農民進入腹心地區，而且遷徙少數民族入居內地以增加勞動力。 在地方上，各郡縣官吏也致力於「招懷流民，興復縣邑」（《三國志·魏志·張既傳》）。如呂虔為泰山太守，「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三國志·魏志·呂虔傳》）。涼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三國志·魏志·涼茂傳》）。鄭渾為馮翊太守，「前後歸附四千餘家」（《三國志·魏志·鄭渾傳》）。蘇則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蘇）則撫循之甚謹..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由是歸附者日多（《三國志·魏志·蘇則傳》）。有的地方官吏還為「新集」的流民制定「移居之法」，令其伍、比相保，不複流散。通過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曹魏統治之下的北方農業生產呈現復甦的景象。在各個屯田區域，大批流民復歸土地，荒蕪了的農田得到開墾，如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三國志·魏志·劉馥傳》）。鄧文在淮南北屯田獲得巨大成功，「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田屯兵連屬焉」（《晉書·宣帝紀》）。 郡縣所轄廣大的個體農民經濟，也呈現活躍的景象。在曹魏的轄境內，已從漢末的饑荒中擺脫出來。 由於農村經濟的復甦，個體農民經濟相應有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那種軍事編制的民屯組織已不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於是，到了魏末晉初便先後兩次宣布取消民屯，全部成為郡縣編戶農民了。 西晉初期，尚能勵精圖治，發展農業。《晉書·食貨志》稱：「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幹稼穡」。晉武帝曾一再下詔敦促「省搖務本，並力墾殖」，他深知「使四海之內，棄末返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於是，累累下詔敦促郡國守相計吏巡行屬縣，「敦諭五教，歡務農功」「務盡地利」。地方官中，有很好貫徹這一路線的，如王宏為汲郡太守，「督勸開荒五千餘頃」。史稱「時谷賤而布帛貴，（武）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谷，以為糧儲」。可見糧食產量的增加太康元年乎吳之後，六十餘年的分裂擾攘局面終於結束，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這種統一安定的局面，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同年頒布了占田、課田令，更進一步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於是出現了「太康之治」的繁榮局面。史稱「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之一時也」（干寶《晉紀總論》）。撇開封建史家溢美的成分，太康年間農業的興旺還是可以的。 但是這種安定、繁榮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便又一次遭到空前的破壞。 永熙元年（290），司馬炎死後的第二年，爆發了八王之亂，接著又是空前紛①《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擾的十六國之亂，北方農業區再度遭到空前的破壞。史稱「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同、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北方農業生產的破壞，從晉惠帝即位之後開始，經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直至十六國後趙政權建立為止，約三十年間，了無寧日，農業蕭條，饑荒頻仍，民不聊生，「晉末，天下大亂，生民道盡，或死於干戈，或斃於飢懂，其幸而存者蓋十五焉」（《魏書·食貨志》）。 十六國北朝時用北方農業的破壞與緩慢發展十六國北朝的二百八十五年中，北方在政治上經歷了由分裂割據到實現南北統一的漫長過程，在農業生產上，也幾經由破壞而復興的曲折歷程。西晉末年的戰亂嚴重地破壞了北方在魏晉八十餘年間恢復起來的農業生產，「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晉書·慕容皝載記》）。「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諸夏紛亂，無復農者」（《晉書·石季龍載記附冉閔載記》）。北部中國又一次陷入「天下飢亂」的境地。破壞最嚴重的，恰恰是當時主要的農業區。 在十六國時期，北方農業曾出現兩個恢復年代。即在石趙政權時和苻秦政權時。永嘉六年（312），石勒根據漢人張賓的建議，定都襄國。建興元年（313）在他的統治區，「司冀漸寧，人始租賦」（晉書·石勒載記》）。建興二年（314）「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貨二匹，租二斛」。大興二年（319）石勒建立後趙，在即位之後，即「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均百姓田租之半」。大興四年（321）「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製禁釀」。太寧二年（324）以右常侍霍皓為功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規定「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咸和五年（330），石勒即皇帝位。史稱「勒以休瑞並臻，邏方慕義，赦三歲刑以下，均百姓去年逋調」。這種政治上的安定氣氛，多少反映了其統治區內農業生產恢復發展的情形。 357年，苻堅自立為前秦天王。他是十六國時期少數民族君主中最重視農業生產的一位，在他統治的二十餘年間，前秦境內農業生產有了較大起色，一度幾有昇平氣象。其即位之後即大力改變農桑廢業的情況，以「課農桑』為事。第二年即巡視各地，「丐所過田租之半」。下令「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晉書·苻堅載記》）。他即位不過五年，即已收到顯著成效，出現了「田疇修辟，幫藏充盈」的景況。中原地區農業又從石趙後期以來的衰敗中復甦。苻秦地區社會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安定，與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密不可分的。在此基礎上，苻堅得以憑藉「國內殷實」的實力，次第打敗各割據政權，統一北方，形成與江南的東晉政權南北對峙的局面。 在十六國時期，除了石趙和苻秦的時候曾呈現農業的復甦外，在遼東的鮮卑慕容氏統治區和涼州張氏政權統治區內，農業生產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 鮮卑慕容氏興起於遼東。元康四年（294），慕容龐遷居於大棘城（遼寧義縣西南），「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開始經營農業。永寧（301）年間，幽州一帶發生大水，慕容廆「開倉賑給，幽方獲濟」（《晉書·慕容鹿載記》），可知農業已有一定的發展。永嘉之亂以後，中原地區陷入一片戰亂，政治環境和廣闊的土地，吸引著中原地區飽受戰亂之苦的人民。這對於這一地區農業的開發無疑起了巨大作用。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其子皝繼位，繼續前代發展農業的政策，「躬巡郡縣，勸課農桑」。 在中原地區干戈擾攘之時，西北的涼州地區相對來說也是一個安定的地方。「中州雖亂，此方安全」（《晉書·張軌傳》）。於是，避戰亂的流民紛紛湧向這裡。勞動力的增加和較長期的安定環境，有利於涼州地區的開發，使這一地區出現了刑清國富的局面。 十六國後期，北魏崛起於代北。鮮卑拓跋魏是對北部中國農業發展有貢獻的。拓跋族原是遊牧民族，在其與漢族人民接觸後，逐步轉向農業。拓跋珪建國後，加速了由遊牧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的過程。登國九年（394），他「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桐陽塞外」（《魏書·太祖紀》）。天興元年（398），平定中山後，「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工伎巧十萬餘家以充京師，各給耕牛，計口授田」（《魏志·食貨志》）。同時又於首都平城「制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年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 （《魏書·食貨志》）。經過這一番努力，拓跋魏的農業生產已建立了初步基礎，「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魏志·食貨志》）。不過，由於戰爭頻繁，「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其農業基礎還是薄弱的。到了拓跋燾時，北魏農業有了更大的發展。北魏統治者依靠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經濟的實力，實現了統一北方的大業。當拓跋燾「戎軒四出」「廓定四表」（《魏書·世祖紀》）之時，以其子拓跋晃監國。太平真君年間（440—451），下令修農職之教，使「墾田大為增闢」。「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這時，拓跋魏已經建立了堅實的農業基礎，使幾經破壞的北方農業又得以恢復和發展起來。到孝文帝施行均田制、三長制之後，北方的農業生產推到了自漢魏以來的又一個新的高度，呈現欣欣向榮的氣象。「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災也」（《魏書·食貨志》）。 但是，到了北魏後期，農業生產又遭到破壞。「正光（520—525）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百姓怨苦，民不堪命」①。及至莊帝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凜虛罄」②。「自永安（孝莊帝年號，528—530）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③。北魏在這種情況下導致分裂，形成東西魏對峙局面。由於東西魏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④。相繼建立的北齊、北周政權，雖然先後頒行了均田制度，農業生產雖有不同程度的起色，但始終沒有達到北魏中期的高度。 六朝時期南方農業的發展從統一的東漢皇朝瓦解之後，江南開始出現獨立的政權，從孫吳建國，①②《魏書·食貨志》。 ③④《隋書·食貨志》。 歷東晉和宋、齊、梁、陳，約三百七十年間，除西晉一度統一江南之外，始終存在南北分割和對峙的局面。史稱六朝時期。江南地區由於優越的自然條件和相對於北方來說安定的政治環境，農業在這三百七十餘年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雖然中間也有波動起伏，但其發展的總趨勢是向上的。六朝時期是中國農業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這時江南農業逐步得到開發，其經濟地位逐步上升，日益取代黃河流域而成為全國經濟的重心。 東漢末年，由於北方發生戰亂，人口南移的趨勢發展。這不僅使江南勞動力得以增加，同時也將北方先進生產技術帶入，這對於江南農業的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孫氏政權的建立既是江南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反過來又有利於江南經濟的進一步開發。 永嘉亂後，北方人口比東漢末年以更大的規模向南方遷移，史稱「永嘉之亂..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①。據估計，截至劉宋初年，南渡人口已達九十五萬，占當時南方人口總數的六分之一②。大批勞動力的補充，是南方農業得以加速發展的重要條件。東晉朝廷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鞏固偏安政權，對農業生產也不敢放鬆。在南北勞動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南農業有了迅速的發展，時人已有「今之會稽，昔之關中」（《晉書·諸葛恢傳》）的說法，提示了南方經濟地位上升的信息。在督課州郡農業的同時，還大力實行屯田，規定「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二年（319）後軍將軍應詹上表建議：「江西良田，曠廢未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並在壽春「綏集流散」，「專委農功」。規定「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同上）。北部邊界的屯田還是有一定成效，如北兗州「有陽平石鰲，田稻豐饒」。桓溫平蜀後，將荊州移治江陵。其西部的臨沮」道帶蠻蜑，田土肥美」，於是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南齊書·州郡志》）。從東晉建立以來，直到孫恩、盧循起義爆發之前，江南境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戰爭之擾，所謂「自晉氏遷流，迄於太無（晉孝武帝年號，376—396）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宋書·武帝紀》）。這種相對安定的環境，使農業生產得以正常進行，對江南農業的進一步開發是有利的。 東晉末年，劉裕注重發展農業，「抑末敦本，務農重積」，從而使東晉末年再度呈現了「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谷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的局面（《晉書·武帝紀》）。宋文帝繼續大力勸課農桑，一再下令「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宋書·文帝紀》）。宋文帝元嘉（424—453）之世，農業生產取得空前發展，史稱「元嘉之治』。沈約評論這一時期的農業經濟的繁榮狀況稱：「自義熙十一年（415）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元嘉三十年，453），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宋書》卷五四傳論）。這種發展勢頭，到宋孝武帝大明（457—464）年間仍未停止，「自江以南，在所皆穰」，其中尤以荊、揚二州最為突出，史稱「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宋書·何尚之傳》），「江左以東，樹根本於揚越，任推毅於荊楚..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宋書》卷六六傳論）。荊揚二州地位之重要，成為六朝政權之①《晉書·地理志》。 ②譚其驤：《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燕京學報》第15期。 支柱，這主要決定於其富厚的經濟力量，所謂「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宋書》卷五四傳論）。農業開發最好的地區，當推長江下游的吳會地區。元嘉二十二年，劉溶上書，盛稱吳興郡之富庶：「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之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宋書·二凶傳》）這裡的農業生產水平已超過了當時農業最發達的關中平原。晉末宋初這幾十年，是六朝時期南方農業生產發展的最高峰，而其生產水平已呈現超越北方的發展勢頭，這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 除了吳會地區以外，江南其他地方的農業也有長足的發展。南部如湘州，「湘川之奧，民豐土閒」（《南齊書·州郡志》）。梁中大通二年，陳慶之除南北司二州刺史，「江湖諸州（《資治通鑑》胡注「謂洞庭、彭蠡間諸州也」）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梁書·陳慶之傳》）。郢州的序溪（今湖南淑浦），「最為沃壤」，江北如壽春，「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雍州「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南齊書·州郡志》）。淮南郡，「姑熟饒曠..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字高薨，阡陌如繡」（《陳書·宣帝紀》）。 農業生產的發展，使南方的糧食充盈。在劉宋後期，周朗說，「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宋書·周朗傳》）。這反映了糧食市場交易繁盛的情況。同時，南朝政權的糧儲也大為充實，國家的倉庫，僅首都一地就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台城年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等，首都之外的大糧倉有豫章倉、鉤磯倉、錢塘倉等，「並是大貯備之處」，此外，國家及諸州郡，各有倉庫。 梁朝後期，由於政治腐敗，橫徵暴斂，階級矛盾尖銳。太清二年（548） 的侯景之亂，使各種矛盾更加激化。戰亂長達四年之久，對江南社會經濟帶來極大破壞，成為六朝經濟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江南農業也就走上了下坡路。 第二節農具的改進和北方旱作地區耕作技術體系的形成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玉石部》「鐵精」條引南齊陶弘景的話：「鋼鐵是雜煉生（生鐵）鍒（熟鐵）作刀鐮者」。近年從河南澠池、洛陽，四川昭化，湖北均縣，江蘇南京等地出土的大量農具犁、鏟、、鋤、鐮等，也都為白口鐵柔化製成的。說明兩晉南北朝時期製造農具的原料質量有較大提高。成書於後魏的《齊民要術》其中記載農具有二十餘種，主要有犁（長轅犁、蔚犁）、鍬、鐵齒4■（人字耙）、耮、撻、水斫、耬（一腳耬、二腳耬、三腳耬）、竅瓠、鋤、鋒、耩、鐵齒耙、魯斫、手拌斫、碌碡等，種類相當齊全，可以適合各種農活的需要。農具的性能也有所改進，如齊地的蔚犁，操作時比長轅犁靈便，適用於多種用途，對土壤的適應性也較強。此外，還增加了新農具，如前面所列舉的二十餘種農具中有許多是漢代劉熙編撰的《釋名·釋器用》篇所未記載的。在耕作方面，耙和耱為以前所沒有的，「耙」在《齊民要術》里叫鐵齒4■；「耱」是無齒耙。它們的出現是整地工具的一大進步。中耕農具除鋤、鋒、耩外，有專門用於蔬菜園藝的「手拌斫」、「鐵齒耙」 等，反映出中耕管理上進一步細緻化的特色。這一時期，以水為動力的水碓、水磨頗多見於文獻記載①；近年來，考古出土的碓、磨也很多。它們的普遍應用，促進了中國古代食物構成的變化和麥類種植的推廣。 北方旱作地區的特點是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勻，春季雨少，多風旱；夏季到初秋雨量偏多，冬季雨雪也不旺。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旱作區種植業以生產粟、麥為主。為解決春種粟時遇春旱，秋播麥時逢墒缺這一突出問題，農民們在前人土壤耕作技術的基礎上，改進了耕犁，發明了耮和耙等整地工具，並創製了耕—耙—耱一整套的土壤耕作技術。使北方廣大灌溉條件較差，或沒有灌溉的地區，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春季風旱和秋季缺墒的威脅。 耕—耙—耱土壤耕作技術的要點：首先是要耕好地，在犁細的基礎上進行耙、耱。據《齊民要術·耕田第一》記載，當時耕地已頗為講究，以操作時期分有春耕、夏耕和秋耕；以操作程序先後分有初耕和轉耕（第二遍耕）；以耕翻深度分有深耕和淺耕；以操作過程的方向分有縱耕、橫耕和順耕、逆耕等。此外，對耕地的時宜、深淺度書中也有記述。其次是要多次耮（耱）地。《齊民要術·耕田第一》特彆強調「犁欲廉，勞欲再」。「廉」，就是犁條要窄小，地才能耕得透而細；在此基礎上「勞欲再」。鐵齒4■將耕後的大土塊耙小，耱則使小土塊變成細末。多次耙耱，能使土壤細熟，上虛下實，有利於保墒防旱。耙耱進行的時間則以「燥濕得所」為好。我國古代北方旱作地區的歷代農民就是利用耕—耙—耱這一整套保墒防旱技術，向乾旱作鬥爭，奪取農業豐產的。 ①《太平御覽》卷762「碓」引《魏略》：「司農王思宏作水碓。」《南齊書·祖沖之傳》：「沖之..於樂游苑造水碓、磨」。 第三節農作制的發展 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多種多收，以及農作物種類的變化，形成了多樣化的農作制度。 《齊民要術》中記載的農作物有幾十種之多。糧食作物有谷、黍、稷（■）、粱、秫、大豆、小豆、大麥、小麥、瞿麥、水稻、旱稻。此外，還有纖維作物、飼料作物、染料作物、油料作物等。種類繁多的作物，為進一步發展輪作複種制提供了有利條件。當時黃河中下游的二年三熟制大致有：（1）糧、豆型，綠豆（或小豆、瓜、麻、黍、胡麻、蕪菁、大豆）—谷—黍、■（或小豆、瓜）；大豆（或谷）—黍、■—谷（黍■）；麥—大豆（小豆）—谷（黍■）。（2）糧、麻型，小豆—府—谷。（3）糧食、蔬菜型，小豆（晚谷或黍）—瓜—谷；蔓菁（或大、小麥）—蔓菁—谷等輪作方式。江南地區則發展了二熟制。二熟制主要是雙季稻，東漢時已見記載。西晉左思《吳都賦》提到：「國稅再熟之稻」。以稻作為統治者財政稅收的重要來源，足見栽培已相當普遍。南方在水熱條件特別好的地區甚至出現了三熟制，如湖南便縣（今永興縣）界有溫泉水，「左右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溫水所溉，年可三登」①。 間、混、套作和複種輪作一樣，也是充分利用地力和太陽光能的重要措施。我國的間、混、套作始於公元前一世紀，經過五百年的發展，到後魏已初步奠定了技術基礎。《齊民要術》中記載了多種間、混作方式：林、糧間作有桑苗下「種綠豆、小豆」，「繞樹散蕪菁子」②；蔬菜間作有「蔥中亦種胡荽」等③。混播已用於飼料生產，「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種大豆一頃，雜谷，並草留之，不須鋤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④。套作也有初步發展，「六月間，可於麻子地間散蕪菁子而鋤之，擬收其根」⑤。《齊民要術》的記載還反映出人們已深刻認識到間、混、套作中作物與作物、作物與環境之間的關係，並採取了正確的選配作物組合和田間配置方式。 種植綠肥是以田養田的一種有效措施。這時已從以前的「■埋青草」作為綠肥發展到有意識的栽培綠肥。關於栽培綠肥的記載始見於晉郭義恭《廣志》：「苕草，色青黃，紫華（花）。十二月稻下種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⑥。後魏時期，北方已廣泛利用栽培綠肥以培養地力，《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綠肥作物有綠豆、小豆、芝麻之類。並說利用綠肥和施肥有一樣功效而省施肥之功力。對各種綠肥作物的肥效還進行了評價和比較：「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穊種，七、八月犁■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①。當時的綠肥輪作有苕、稻輪作，綠豆、小豆、胡麻與穀子輪作，還有與瓜、葵等蔬菜輪作的。這時綠肥輪作制的比較發展，是與人們對綠肥肥效有了相當認識以及存在著地多人少、肥源不足的經濟原因有關。①《水經注·耒水》。 ②《齊民要術·種桑柘第四十五》。 ③《齊民要術·種蔥第二十一》。 ④《齊民要術·養羊第五十七》。 ⑤《齊民要術·種麻子第九》。 ⑥《齊民要術》卷10「苕」引。 ①《齊民要術·耕田第一》。 第四節農作物 栽培管理技術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人們認識到選種和良種繁育是作物增產和提高品質的重要因素。具體採取的措施是：「粟、黍、■、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劁刈，高懸之。至春，治取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其別種種子，常須加鋤。先治而別埋，還以所治蓑草蔽窖」。②上述做法已近似近代的「種子田」和良種繁育，是品種選育的有效途徑之一。它把選種、留種、建立「種子田」、進行良種繁育、精細管理、單種單收、防雜保純結合在一起，形成一整套措施，奠定了我國傳統的選種和良種繁育技術基礎。這一時期湧現大量農作物新品種，特別是穀類作物的品種大大增加。如西晉郭義恭《廣志》中記載粟的品種十一個，水稻品種十三個；而《齊民要術》記載的粟品種就已有八十六個，水稻品種二十四個（內糯稻十一個）。南方栽培稻除有秔稻和秫稻之別外，還有兩熟稻、再生稻等品種。品種的命名「多以人姓氏為名目，亦有觀形立名，亦有會義為稱」①。《齊民要術》還談到關於品種的分類標準，稱：「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並把八十六個粟的品種按性狀又分為四大類等。對與育種目標有關的一些問題，如矮稈與高產之間的關係、產量和質量之間的矛盾也已有一定的認識，頗為難能可貴。 播種質量比以前提高了，人們已掌握種子好壞的測定、選種、曬種、催芽等技術。《齊民要術》中記載的用「口含少時」測定麻子的好壞②和「於火上微煮韭子，須臾生芽者好」③的方法都為簡易而又快速的測定法。用清水淨淘種子，強調曝曬種子以及浸種催芽也被視為種子處理的重要環節。為做到適時播種、爭取增產，已總結出了一些重要作物的播種期，《齊民要術》把穀子、黍■、春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麥、小麥、水稻、旱稻、胡麻瓜等許多作物的播種期分為「上時」、「中時」和「下時」。「上時，為播種最適宜的時期。並指出要根據物候現象、土壤肥力和墒情等條件確定播種期；提出了種穀早晚要搭配、一般宜於適當早種，以及閏年應遲種等原則。播種形式在《齊民要術》中記述比較多的有「漫擲」，即散播；有類似近代條播的「耬種」和「耬耩漫擲」；有類似近代點播的「■種」、「耬耩■種」和「逐犁■種」等。還指出播種量和種植密度，以及播種深度和播後鎮壓都應注意「因時」、「因土」制宜的原則。水稻移栽技術，《齊民要術》中有最早較為具體的記載：「既生（指秧苗）七、八寸，拔而栽之」①。還稱：「栽法欲淺」，插時「根須四散，則滋茂」②。 這一時期，田間管理中有幾項突出技術值得注意。第一項，是認識到做好中耕除草工作有利於保墒防旱和熟化土壤，提高產量和產品質量。因而操作上比以前更精細，提出多鋤、鋤小、鋤早、鋤了的要求，《齊民要術·種穀第三》稱：「鋤得十遍，便得八米也」；《大、小麥第十》稱：「凡五穀，②《齊民要術·收種第二》。 ①《齊民要術·種穀第三》。 ②《齊民要術·種麻第八》。 ③《齊民要術·種韭第二十二》。 ①《齊民要術·水稻第十一》。 ②《齊民要術·旱稻第十二》。 唯小鋤為良」。中耕除草的方式多種多樣，大致有五種：鋤、耙、耮、鋒、耩。以鋤為主，視幼苗生長情況而定。苗生長較小時中耕一般用耙和耮；苗生長較大時用鋒和耩。其次是水稻生產中已出現了烤田技術。《齊民要術·水稻第十一》中指出：第二次「薅訖，決去水，曝根令堅」。「決去水」措施就是中國水稻烤田技術的最早記載。「曝根令堅」，即通過烤田，土壤環境改善後，促使根系向縱深發展，使稻株莖杆堅強，有利防止倒伏。第三，《齊民要術》「種瓜」和「種葵」中都強調要儘量利用冬雪蓄墒。「種葵」中所說的「若竟冬無雪，臘月中汲井水普澆，悉令徹澤」，是中國蔬菜生產中實行冬灌的最早記載。第四，對病蟲害的防治，有合理輪作、選育抗病蟲的優良品種和貯藏時進行防治的農業防治和藥物防治方法。我國利用生物防治由來已久，始見於此時期的《南方草木狀》。書中記載：「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並窠而賣。蟻赤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完者矣」。這是世界上利用天敵進行生物防治的最早記載。第五，在糧食儲藏方面出現了「窖麥法」、「劁麥法」和「蒸黍法」，值得一提的是「劁麥法」這一特殊儲藏法，《齊民要術·大小麥第十》：「倒刈，薄布（布），順風放火，火既著，即以掃帚撲滅。仍打之」，「如此者，經夏，蟲不生」。■的儲藏法也較特殊，要求■子脫粒後，立即蒸一遍，並趁濕熱時密封收藏。 第五節園藝、畜牧獸醫和蠶桑技術 園藝方面，果樹和蔬菜的栽培技術有發展與提高。 果樹種類和品種增多，北方除棗、桃、李、梅、杏等「五果」外，還有柿、梨、栗等。南方果樹，《齊民要術》卷十輯錄的有幾十種。果樹品種培育也很早就受到重視，《廣志》中記載有「長二寸」的東郡谷城（今山東阿縣）紫棗，「小核多肌」的大白棗等二十三種。《廣州記》稱壺桔（金桔）「有七、八種」。果樹栽培技術的提高，表現在繁殖上重視「栽」（包括扦插、壓條、分根和嫁接）而不「種」。人們從實踐經驗中得出了「種而不栽者，則著子遲」①的認識。嫁接技術這時有顯著發展。西漢末《氾勝之書》中只談到草本植物——瓠的靠接法，而《齊民要術》記述的則已由草本發展到木本，由靠接發展到劈接，由近緣嫁接發展到遠緣嫁接；在目的上，由單純為了結大的果實發展到選擇接穗和砧木，使果樹提早結實和改良品質。《齊民要術》還記載了提高座果率、能增大果實的「嫁樹法」和「疏花法」②。果樹的防寒防凍已有裹縛、熏煙、埋蔓等方法。 蔬菜種類比秦、漢時期增多，據《齊民要術》記載，有葵、菘、蔥、韭、蒜、蔓菁、蘆菔、芸苔、各種瓜類等三十多種。栽培技術提高的主要表現，首先是土地利用率提高，一年之內可多次收穫，《齊民要術·種葵第十七》：「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蔓菁第十八》：「剪訖更種，從春至秋得三輩」。其次，在菜園地的選擇、整地作畦、勻播種子、施肥灌溉以及貯藏等方面的技術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如蔬菜埋土貯藏保鮮的技術至今仍在沿用。有的特殊栽培技術，其巧妙令人嘆服。舉一例而言，《齊民要術·種瓜第十四》中記述的利用大豆幫助甜瓜出苗法：把大豆和瓜子各數粒種在一個坑內，大豆頂土力比甜瓜強，大豆吸水後膨脹，子葉頂土而出，甜瓜子的幼芽就隨著豆苗頂松的土跟著出苗。等瓜黃長出幾片真葉，再將豆苗掐斷，還可利用斷口上流出的液汁潤濕瓜苗附近的土壤。 畜牧獸醫技術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齊民要術》把畜牧生產實踐經驗和技術上升到理論性高度，總結出「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①十六字的總原則，既全面又確切。相畜術有突出成就，《齊民要術》記載了先採取淘汰嚴重失格和外形不良的「三羸五駑」，再相其餘的外形鑑定法。不僅有整體觀念，而且有明確的重點部位，如相馬，「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脅為城廓，欲得張；四下（四肢）為令，欲得長」②。生動形象地概括了良馬的標準型。在鑑定技術上，還掌握了外部形態與內部器官的有機聯繫，「相馬五臟法」說：「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肺大則能奔」（同上）。對母畜和仔畜的選種工作已很重視，尤其對仔畜的選種更嚴，提出羊羔要「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生者次之」①，至今我國西北牧區仍選留冬羔作種。對①《齊民要術·插梨第三十七》。 ②《齊民要術·種棗第三十三》。 ①②《齊民要術·牛、馬、驢、騾第五十六》。 ①《齊民要術·養羊》。 豬的選種則要求「母豬取喙短無柔毛者良」②。《齊民要術》還闡述了遠緣雜交可使生物產生變異和雜種優勢以及遠緣雜交的後代雜種不育的事實，稱：「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復勝馬」；「草騾不產，產無不死。養草騾，常須防勿令雜群也」。畜、禽繁育的公母配合比例：羊為「大率十口二羝（公羊）」，鵝為「三雌一雄」，鴨為「五雌一雄」，雞為雌雞十隻，雄一」。牛、獵的閹割技術已達到可以避免破傷風致死的高水平。 這一時期，雖無專門獸醫書留傳下來，但在《齊民要術》和《肘後備急方》中都有所記述。對傳染病、侵襲病已知採取隔離預防措施，如說「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治療主要有藥物和針灸，如馬、羊的疥癩治療有十種藥方，馬、牛蹄病的治療方法有十多種。不過藥物治療還處於初步發展階段，《齊民要術》記載的四十八個處方，《肘後備急方》收錄的十八個處方，均屬單方和偏方，用藥一、二味，多的也只有五、六味。《隋書·經籍志》記載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馬經孔穴圖》一卷，說明家畜針灸學在此時期已基本形成。 這時期，黃河流域蠶桑生產在全國仍占較重要地位，江南地區有顯著的發展。蠶桑技術提高的表現是桑樹繁殖較普遍地採用壓條法，《齊民要術·種桑柘第四十五》稱：「大都種椹，長遲，不如壓枝之速。無栽者，乃種椹也」。壓條方法是當年正月、二月壓條，第二年正月中截取移栽。再就是人們對蠶的化性、眠性有了確切的認識，所記述的蠶有一化、二化，三眠、四眠之分，並說南方有八化的多化性種①，此系利用低溫控制產生不滯卵，從而達到一年中分批多次養蠶的目的。這是中國古代養蠶技術取得的一大進展。 ②《齊民要術·養豬》。 ①晉鄭輯之撰《永嘉記》記述：永嘉有「八輩蠶」。原書已佚失，此段記述由於《齊民要術》的輯錄而保存了下來。 第六節賈思勰與《齊民要術》 《齊民要術》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中國古代農學名著。對後世農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在世界農業科技發展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作者為後魏賈思勰，其籍貫，研究者一般推測為山東益都（今壽光縣一帶）人。《魏書》中未見其傳。根據書上的題署「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說明他做過高陽太守。後魏有兩個高陽，一屬瀛州（舊治在今河北高陽縣東二十五里），一屬青州（舊治在今山東臨淄縣西北三十里），較多研究者認為他任職的是青州高陽郡；也有學者認為是瀛州高陽郡。 《齊民要術》成書年代在公元六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之間。據書中所記載的具有地區性的農業資料分析，其反映的地區範圍主要在後魏統治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據《齊民要術·序》記載：賈思勰「采據經傳，愛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而寫成此書。書的內容則「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全書共計十卷，九十二篇，約十一萬餘字。九十二篇之外的「雜說」為後人所加。卷一，總論耕田、收種二篇，種穀一篇；卷二包括穀類、豆、麻、麥、稻、瓜、瓠、芋等十三篇；卷三為種葵、蔓菁等蔬菜作物十二篇，苜蓿、雜說各一篇；卷四總論園籬、栽樹二篇，果樹十二篇；卷五有竹、木及染料作物十篇，伐木一篇；卷六為家畜、家禽和養魚六篇；卷七為貨殖、塗瓮各一篇，釀酒四篇；卷八、卷九有釀造、醬、醋、豉和食品製作以及貯藏二十二篇，還有煮膠、制筆墨各一篇；卷十，「五穀、果蔬、菜茹非中國物產者」一篇，引載了一百多種有實用價值的熱帶、亞熱帶栽培植物和六十多種野生植物。總之，範圍廣泛，綜攬農、林、牧、副、漁各個方面。 《齊民要術》在唐代以前通過傳抄而流傳。至今所知刻本始於北宋初的崇文院刻本。此後，復刻本和傳抄本多至二十餘種。有日、英文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