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三章南北朝的對峙

第一節北魏建國的歷程 拓跋氏是鮮卑族部落聯盟中的一個構成單位。拓跋氏建立魏國，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過程的。 據《魏書·序紀》記載，拓跋氏歷史的序幕是從拓跋毛開始的。他為「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關於這時期拓跋氏的歷史，我們知道的很少，所謂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大約都是一個氏族部落聯盟中的氏族部落。 拓跋毛後，五傳到了拓跋推寅時候，正值東漢初年，拓跋氏開始從原來的居地向南移動。「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七傳到了拓跋鄰，以所在地荒遐，又謀南遷，因年老，傳位於子拓跋詰汾，帥部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其形似馬，其聲類牛，先行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神獸之說，是拓跋氏早期的神話傳說。 拓跋力微和拓跋猗盧。拓跋氏的初步發展拓跋詰汾死，子拓跋力微立。在《魏書·序紀》里，力微被稱為始祖，他在位五十八年，活了一百零四歲。在拓跋氏歷史上，力微是有貢獻的，因此他被稱為始祖。 拓跋力微居匈奴故地之前，拓跋氏的原始居地大約在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自治旗大興安嶺北部一帶。《魏書·禮志一》載：「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落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落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室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其歲，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室，告祭天地。」據《禮志》這條記載看，這石室所在之處，就是拓跋氏族最早活動的地區。1980年7月在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西北十公里大興安嶺北部東麓，發現了這個石室。石室內還保存著北魏世祖拓跋燾太平真君四年（443）派遣中書侍郎李敞來告祭天地時的石刻祝文。石刻祝文與《魏書·禮志一》所記大體一致，僅個別字句稍有出入①。石室的發現，證實了今年蒙古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一帶是拓跋氏族的最早居地，正是從這一地區南移居匈奴故地的。 拓跋力微之前，拓跋氏還經歷過一次紛亂。《魏書·序紀》記載，「先是西部內侵，國民離散，依於沒鹿回部。」拓跋氏逐漸發展，力微率領部人「北居長川」（內蒙興和縣一帶）。「諸舊部民，咸來歸附」。他在位的第二十九年（曹魏齊王芳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拓跋氏與沒鹿回部發生矛盾，力微兼併了沒鹿回部。於是「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餘萬」。十年後（曹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遷於定襄之盛樂（今年蒙和林格爾北）。這年四月舉行「祭天」大典，「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於是力微征而戮之。遠近肅然，莫不震懾」。這說明拓跋力微部落大首長的地位、權力，漸漸突出。 魏晉之際，拓跋力微與漢族朝廷的關係是比較和好的。曹魏末年，他曾①米文平：《大興安嶺北部發現鮮卑石室遺址》，《光明日報》1980年11月派長子沙漠汗去洛陽。沙漠汗在洛陽多年，自然受到漢文化的影響。晉武帝時，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他一方面挑撥烏桓與拓跋力微間的關係，一方面又挑撥力微與沙漠汗間的關係，致使力微殺了沙漠汗，又使力微與貴族間矛盾，出現「諸部離叛，國內紛擾」的局面。這情況，在《晉書·衛瓘傳》里有記載：「於時（晉武帝泰始初至太康初）幽并東有烏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烏桓降，而力微以憂死。」 拓跋力微死後十多年，子錄官得立。錄官分部落為三部，錄官自領一部居東，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原東南），東與宇文部為鄰；以沙漠汗之長子猗■統一部，後代郡之參合陂北（今山西陽高東北）；以猗■之弟猗盧統一部，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今內蒙和林格爾北）。後錄官和猗■先後病死，猗盧遂總攝三部，拓跋氏強大起來。 這時正是西晉末年中原大亂的時候。西晉并州刺史劉琨請求猗盧援助，以抗擊劉淵、石勒。晉懷帝以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並以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地給猗盧。愍帝以猗盧為代王。 從力微到猗盧，拓跋族的歷史發展，大體已到氏族社會的末期。這時期，拓跋族對外戰爭主要是為了掠奪財富。在這個社會階段上，掠奪被認為是一種生產形式。 財富的積累，自然促進拓跋部落中交換關係的發展。《水經·河水注》：「皇魏桓帝（猗■）十一年（305），西幸榆林，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皇后行。」《魏書·莫合傳》：「莫含，雁門繁峙人也，家世貨殖，貲累巨萬。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含居近塞下，常往來國中，穆帝（猗盧）愛其才器，善待之..常參軍國大謀。」莫含，就是個大商。 對外掠奪，加上交換關係的發展，促進了氏族部落內部貧富差異的擴大，也促進氏族部落內部階級的分化。 拓跋力微以後，最高首長——王的權力擴大起來，法律開始萌芽。《魏書·刑法志》載：「魏初禮俗純樸，刑禁疏簡。宣帝南遷，復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神元因循，亡所革易。」沒有法律，沒有牢獄，這正是氏族公社時期的情況。但猗盧時期，情況就不同了。猗盧「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民乘寬政，多以違命得罪，死者以萬計。國落騷駭」。《魏書·序紀》也說他：「明刑峻法，諸部民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戰之。」這些材料，顯著地表明猗盧作為最高首長的權力的提高，已有超越公社首長的權力向王權發展的趨勢。為王服務的刑法已初步形成。 鮮卑拓跋族的歷史發展，在猗盧晚年受到一次挫折。 拓跋力微時期，與漢人的接觸較多，在拓跋部落聯盟里也逐漸摻入了一些晉人。猗盧因為幫助劉琨與劉聰作戰，從劉琨得到樓煩、馬邑、陰館、繁時、崞五縣，這裡的漢人雖然大部遷走，但總留下一部分。加上一些漢人對拓跋氏的投靠依附，猗盧治下的漢人逐漸多起來。《魏書·衛操傳》說：「始祖（力微）崩後，（操）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十數人同來歸國，說桓（猗■）、穆（猗盧）兩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眾。」 猗盧以盛樂為北都，在舊大同以南百里，灅水之陽，築新平城（今山西山陰北），晉人謂之小平城。猗盧使長子六修住小平城，統領南部。南部大約是以晉人為多。這時期，拓跋氏還沒有長子繼承制，常常是「兄終弟及」和由少子繼承。後來，受了漢人長子繼承制的影響，猗盧時，在王位繼承上發生了一場爭奪戰。六修是猗盧的長子，六修住新平城，統領南部。猗盧沒有立六修為繼承人，而是立了少子比延。這就和長子六修發生了矛盾，戰爭在猗盧和六修之間發生了。結果是六修勝利，猗盧為六修所殺。但以南部為基礎的六修並沒有能夠取得北部拓跋部落聯盟本族的支持，六修為北部所殺。拓跋族「國內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戮」（《魏書·衛操傳》附《衛雄·姬澹傳》）。南部漢人和非拓跋氏的鮮卑其他族人，在衛雄、姬澹的率領下南投劉琨。 拓跋什翼犍與代國的興亡從猗盧七傳到什翼犍（338—376）。什翼犍曾為質於石趙，住在鄴城，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在什翼犍時期，拓跋族在漢文化的影響下，有了更大的發展。 什翼犍即代王位，稱建國元年（338），這是拓跋氏有年號之始。什翼犍建立了百官，分掌眾職。《魏書·官氏志》稱：「昭成（什翼犍）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余官雜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貌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不管這些近衛官的名稱是否真的已經「多同於晉朝」，但依此記載看，在什翼犍左右已匯集了一批為他服務而又不是氏族部落族長之類的公職人員。這是一批新產生的區別于氏族首長的為「王」服務的新貴。代，至此正式具有國家的規模。 什翼犍時，也正式產生了法律。《魏書·刑罰志》稱：「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民相殺者聽與死家馬牛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系訊連逮之坐。坐盜官物，一備五，私則備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從這裡所記述的刑法的內容來看，其一部分是對氏族傳統習慣的肯定，一部分是新法對舊的氏族傳統習慣的代替，最重要的是已明確規定對私有財物的保護。 什翼犍時的拓跋族社會雖有較大發展，但仍是以氏族部落為單位。外來的人，雖然不是血緣關係，但仍然按氏族部落的方式組織起來。《魏書·官氏志》稱，「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正當代國有長足的發展時，前秦迅速強大起來。公元376年，在什翼犍晚年，苻堅滅了拓跋氏的代國，什翼犍的結局，史籍有不同的記載。《晉書·苻堅載記上》稱什翼犍被俘至長安，苻堅曾讓他到太學學禮；《魏書·序紀》則記載他戰敗死在雲中。看來，《魏書》可能是為尊者諱；《苻堅載記》的記載可能更接近於真實。 拓跋珪與北魏的壯大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以前為苻堅征服的各族紛紛獨立，建立自己的王國。什翼犍的孫子拓跋珪也乘機恢復了拓跋族的獨立。386年，拓跋珪糾合舊部，在牛川（今內蒙錫拉木林河）召開部落大會，即代王位。 鮮卑族所居的地區，原是匈奴故地。匈奴族大部分西遷和南移，但不是所有的匈奴人都西遷和南移了，還有一部分留在原地，鮮卑族來了以後，就與這一部分沒有遷移的匈奴人融合起來，建立起部落聯盟關係，把匈奴部落編入鮮卑部落聯盟內，並以婚姻為紐帶加強兩族的關係。在氏族部落時代，通過征服是仍然可以建立部落聯盟關係的。自然在這個聯盟中，征服族和被征服族的地位不一定是完全平等的。 苻堅進攻什翼犍時，鐵弗部首長劉衛辰曾與苻堅合作，向什翼犍進攻。 什翼犍失敗後，劉衛辰和另一鐵弗族首長劉庫仁兩部強大起來。苻堅使他們以河為界，分別占有拓跋氏的故地，劉衛辰部居西，劉庫仁部居東。 劉衛辰、劉庫仁都出自南匈奴。因漢與匈奴和親，以宗女嫁匈奴單于，故匈奴人多冒姓劉。這兩部匈奴又都與拓跋鮮卑聯姻。劉庫仁母是拓跋鬱律（平文帝）之女。什翼犍以宗女嫁給劉庫仁，把女兒嫁給劉衛辰。《魏書·鐵弗劉虎傳》稱：「北人謂胡父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號。」《晉書·禿髮烏孤載記》也稱：「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源。八世祖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禿髮是拓跋的異譯。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稱產於被中之說不可信，但這說明鮮卑父胡母的混血種得稱為拓跋。這些材料反映鮮卑拓跋部落聯盟中，匈奴族和鮮卑族的婚姻關係。 拓跋珪要復興拓跋氏，首先就要與匈奴族的劉庫仁、劉衛辰兩個部落爭奪部落聯盟的領導權。劉庫仁接受了拓跋珪的領導，劉衛辰則和拓跋珪展開了鬥爭。最後衛辰失敗被殺，他的兒子勃勃率殘部南逃依附後秦姚興。 拓跋珪恢復了鮮卑拓跋氏的部落聯盟領導地位後，開始向南北發展。這時期，在拓跋氏北面的是文化上更為落後的高車族和柔然族，在南面的是鮮卑慕容垂所建立的後燕。 拓跋珪擊敗了高車族。高車是遊牧部落，是善戰的騎兵。對高車族的征服，增強了拓跋氏的戰鬥能力。但拓跋氏與柔然的戰爭卻一直不斷。 拓跋氏和後燕的關係原來是好的。拓跋珪復國活動的早期，多得慕容垂的支持和援助。公元386年，劉庫仁的兒子劉顯派兵護送什翼犍的少子窟咄和拓跋珪爭國。拓跋氏原有立少子的習俗，窟咄之來，對拓跋珪構成很大威脅。諸部落都有動搖，引起騷動。拓跋珪的左右也陰謀執珪以應窟咄。拓跋珪懼，北踰陰山，依於賀蘭部，派人嚮慕容垂求救。慕容垂派慕容麟領兵救珪，大敗窟咄。公元391年，拓跋珪大破劉衛辰，衛辰死，子屈丐亡奔薛於部，自河以南，諸部皆平，虜獲畜產名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拓跋珪強大起來了，與後燕的關係也開始由好轉壞。拓跋珪對慕容垂漸漸不那麼恭順。公元394年，慕容垂出兵滅西燕。西燕未敗前，曾求救於拓跋珪，珪派兵救西燕。拓跋珪與後燕的矛盾，逐步擴大。 公元395年，拓跋珪與後燕公開決裂。這年五月，慕容垂令太子寶等領兵伐魏。拓跋珪把部眾和牲畜都遷到河西躲避。燕軍到了五原，只得到拓跋主力以外的一些部落三萬餘家，收■篻田百餘萬斛，卻見不到拓跋珪的主力來決戰。十月，塞外嚴寒，出師五月之久的慕容寶軍只得撤兵。十一月間，拓跋珪率領精騎二萬餘，在叄合陂（今內蒙和林格爾東南殺虎口附近），追上燕軍，大敗燕軍。 公元39環形山年，拓跋珪大軍伐燕，步騎四十多萬，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先攻取了并州然後自井陘趨中山，一戰攻下常山，常山以東守宰或逃或降，諸郡縣皆附於珪，所不降者唯中山、鄴、信都三城。拓跋珪圍攻信都。公元397年正月，信都降。經過多次大戰，兩軍都死傷慘重。最後北魏攻克中山和鄴。至是，後燕的名城重鎮都落入北魏之手。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晉隆安二年十二月（399年），拓跋珪稱帝。 在拓跋珪時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國家和階級社會的轉化。 拓跋氏在什翼犍時期，已經開始有俘虜生口的記載。據《魏書·序記》稱：公元363年，什翼犍「討高車，大破之。獲生口、馬牛羊百餘萬頭。」公元367年，征衛辰，「收其部落而還」，「俘獲生口及馬牛羊數十萬頭」。生口，就是奴隸。他們是人，但是和馬牛羊放在一起，按頭數計算了。對外征服的勝利，更刺激起奴隸制的發展、在拓跋珪復國以後，文獻記載中關於拓跋族掠奪奴隸的事例，就顯著地增加起來。 俘虜的奴隸，國主保有大部分，一部分賜給從征將帥和留守的人員。無論從征還是留守的部落大人和扈從們，通過擄掠和賜與都占有奴隸而成為奴隸主。拓跋族貴族奴隸主，各設有「典師」來管理他們的奴隸。《魏書·官氏志》：「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群隸。」隨著對外征服的勝利，疆域的擴大和人口增加，拓跋氏舊的氏族部落聯盟組織已不能適應新形勢，國主的權力漸而擴大和強化，原未的氏族制的機關逐漸轉化為國家權力機關。原為氏族部落聯盟軍事領袖的拓跋珪和一班氏族貴族也轉化成為奴隸主國家的國王和貴族階級了。 公元399年，拓跋珪伐高車，大破高車三十餘部，俘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高車七部，俘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這是一次對高車的大的戰爭。公元402年，魏與後秦的關係開始惡化。後秦姚平等將步騎四萬攻取魏乾壁（今山西襄陵東南）。拓跋珪發騎六萬反擊。姚平退守柴壁。姚興親率大軍來援，但屯駐汾水西岸，不敢渡水而東。姚平糧盡援絕，渡汾水不得，將校四十餘人及兵士二萬餘人皆束手就擒。姚興隔水坐視不敢救。因為聽說柔然有侵魏的打算，拓跋珪引兵還。 公元409年冬十月，拓跋珪死，拓跋紹立。紹是珪的庶子。在這以前，太子拓跋嗣因得罪拓跋珪，逃匿在外。這時，拓跋嗣自外還，得群臣的支持，殺紹，即帝位。拓跋嗣在位十四年（409—423），死，子拓跋燾即位。從拓跋珪到拓跋燾，祖孫三代，是北魏國力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拓跋族由原始社會末期進入階級社會，建立國家，先有奴隸制的發展但卻急速轉入封建社會的時期。 拓跋氏是遊牧民族，入塞以前主要從事畜牧業生產。從拓跋力微開始，逐步向南擴張，到猗盧時已占有內蒙南部和山西北部一大片漢人居住的地區，境內包括一些農業人口，拓跋氏區域年開始有了農業生產。什翼犍時曾討論定居問題，這反映農業生產對拓跋氏生活的影響。雖然由於反對者力量大，未能商定，但這說明農業生產在拓跋族經濟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了。拓跋珪以後，農業生產在拓跋地區的經濟生活中的比重逐漸提高。公元394年，拓跋珪「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秵陽塞（今年蒙古自治區河套北）外」（《魏書·太祖紀》）。公元394年，後燕慕容垂遣子寶攻拓跋珪。「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田百餘萬斛。」（《資治通鑑》卷108）這反映拓跋珪時，河套地區已是一大片農業區。 拓跋珪擊破後燕的戰爭中，曾遷徙今河北一帶的人民到北魏京師附近去從事農業，當時是按人口「計口授田」的。拓跋嗣時期也有過一次「計口授田」。《魏書·太宗紀》載：「永興五年（公元413年）七月，奚斤等破越勒倍尼部落於跋那山西，獲馬五萬匹，牛二十萬頭，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授田。」屯田，可能是集體農莊形式的，計口授田則是個體農戶了。這些被遷徙的人口，可能已和奴隸有別，他們被稱作「新民」，而且還保留著他們的家庭組織，加以他們是計口授田的，他們的身分可能已接近農奴。 推動拓跋氏族奴隸制快速向封建社會轉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其對外征服中所遇到的是已進入封建社會的漢族。拓跋氏無法打散漢人的封建社會組織，而以奴隸勞動的方式把漢人組織到自己的社會體內。《魏書·食貨志》有一段記載：拓跋燾在開拓領土中，「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所謂各族「各有其性」，因而「不改其俗」，「不易其宜」，就是不改變被征服者的社會組織。 公元420年，中國歷史進入了南北朝時期，北魏作為南北對抗兩大力量中的強者出現，與南朝宋相抗爭。 第二節北魏和宋的興盛時期 拓跋嗣的南征和宋初的政局 劉裕和他的兒子義隆時期，是劉宋的興盛時期，也可以說是南朝的興盛時期。劉裕滅了蜀、後燕和後秦，大有統一全國的勢頭。但劉裕時期，內部多事。孫恩起事的餘留勢力盧循、徐道覆還在堅持鬥爭，反對劉裕的政治勢力如劉毅和門閥大族勢力還很強大。這些勢力，阻止了劉裕雄心壯志的進一步實現。宋文帝時期，這些勢力都消滅了。他繼承了他父親的勃勃雄心，想對北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這時期的北魏，正是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燾祖孫三代相繼在位時期。 拓跋嗣，即明元帝。拓跋燾即太武帝。這一段時期，也正是北魏的興盛時期；其向外發展的強大勢頭難以扼止。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南北兩種勢力在疆場相遇了。 在這期間，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戰爭中決勝負，一方面也在後方進行自我調整，宋大力消滅權臣，拓跋氏則努力進行統一北方的工作。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劉裕死、子義符即帝位。劉裕遺言，以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共同輔政，並對義符說：「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資治通鑑》卷一一九） 義符作太子時，接近的多是些小人。謝晦就曾對劉裕說「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劉裕問：「廬陵如何，」謝晦回答說：「臣請觀焉。」他去看廬陵王義真，回來對劉裕說：「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劉裕於是把廬陵王義真派出去，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並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北魏拓跋嗣聽到劉裕死了，乘機出兵。當時關中已被夏赫連勃勃所占，宋北方的邊境線，自西往東，有洛陽、虎牢（今河南滎陽西）、滑台三重鎮。公元422年十月，魏派大將奚斤等帥步騎二萬過河駐滑台東，拓跋嗣自領五萬人為奚斤後援。十一月，奚斤攻破滑台，乘勝進迫虎牢。次年正月，魏軍攻取洛陽。魏軍分兵略取兗州、青州各城邑，大鎮只虎牢堅守不動。在魏軍多次進攻下，虎牢堅守二百多天後，最後也被攻破。 經過一年多的戰爭，宋失掉司、豫、兗州等地，洛陽、虎牢、滑台皆為魏占。宋只保有兗州湖陸（今山東魚台東南）以南和豫州項城（今河南項城東南）以南的地方。拓跋嗣還曾派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宋青州刺史聚民保東陽城（今山東費縣西南）。 公元423年十一月，拓跋嗣死，拓跋燾即位。公元424年，燾改元始光。邊疆戰爭暫時停下來，宋朝廷的內亂就開始了。 宋義符雖然作了皇帝，大權實在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手裡。他們想廢掉義符，先把廬陵王義真廢為庶人，徙居新安。義真是劉裕的次子，如果不廢掉他，廢了義符就該他作皇帝。謝晦曾在劉裕面前說過義真的壞話，害怕他作了皇帝，對自己不利，所以先廢掉他。 公元424年五月，徐羨之等用皇太后的名義廢義符為營陽王，遷居吳。 不久，就把他和義真都殺害了。 徐羨之、傅亮等決定迎立劉裕的第三子宜都王義隆。時義隆為荊州刺史，駐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羨之等以荊州是長江上游重地，怕義隆作了皇帝任用別人，遂以錄尚書事的命令任領軍將軍謝晦為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企圖一旦有變，可以謝晦為外援。 義隆聽得義符、義真被殺，去不去建康作皇帝很是猶豫。他的司馬王華、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都勸他去。王華說：「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資治通鑑》卷一二○）公元424年八月，義隆到建康，即皇帝位，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先對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五人加官進爵，穩住他們。進而就以親信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然後又任命到彥之為中領軍，委以軍政，把京城軍權都抓在自己親信手裡。 元嘉三年（426）春，文帝下詔，暴徐羨之、傅亮、謝晦殺害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徐羨之逃出城郭、步走在新林（去建康二十里）避入陶灶中自經死。傅亮逃出城外，被追兵收捕。對王弘、檀道濟，文帝認為不是主犯，不予追究。主犯之一謝晦眼看禍將臨頭，便以「清君側」為名，舉兵反叛，兵敗被處死。至此，宋文帝把軍政大權收歸己有。在消除內患、局勢穩定的情況下，公元430年，宋文帝決意北伐。 拓跋燾統一北方的活動魏帝拓跋燾繼位後，連年興兵，屢獲勝利。當時，北魏的北面，還有柔然這個勁敵。拓跋燾初即位時，公元424年，柔然派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占領了魏建於雲中的盛樂宮。拓跋燾親自率領輕騎，飛馳三天二夜至雲中。柔然兵把拓跋燾層層包圍了五十餘重，拓跋燾鎮定自若，指揮作戰。魏人射殺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懼，遁去。這年年底，拓跋燾又令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拓跋燾自己則率軍屯駐在柞山。柔然北逃，魏軍各路猛追，再次挫敗了柔然，公元425年，拓跋燾發五路大軍，分別從左、右、東、西、中五個方向匯集到漠南，然後棄去輜重，輕騎越過沙漠進擊。柔然毫無準備，驚慌失措，向北邊逃去。公元429年，拓跋燾再次領兵出擊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魏分兵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魏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瀰漫山澤，有數百萬。又擊高車，高車諸部降者數十萬落。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三軍源，西至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魏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減價。 在西邊，拓跋燾又對夏國發動了攻勢。夏主赫連勃勃統治十分殘酷，人民怨聲載道。公元425年，勃勃去世，諸子紛紛爭奪王位，政局動盪。拓跋燾想趁此機會擊夏，但群臣意見不一。長孫嵩等認為，「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卻認為「天人相應，不可失也」，主張出戰。拓跋燾傾向主戰，公元426年，開始擊夏。 魏兵分兩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燾直接率領攻夏的都城統萬（今陝西橫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領攻關中。統萬城是赫連勃勃時建築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城極堅固。拓跋燾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卻長驅直入，克蒲阪，取長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肅鎮原南）。公元427年，拓跋燾再攻統萬。夏兵大敗。赫連昌棄統萬奔上邽（今甘肅天水西南）。魏拓跋燾取得統萬。魏軍追昌至上邽，一戰擒之。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在平涼自立為帝，赫連定一度反攻，取得長安。赫連定與魏連戰數年。公元431年，赫連定在行軍途中受到吐谷渾邀擊被擒。夏亡。這樣，北魏統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區，剩下的只有東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涼了。 公元430年，拓跋燾開始向北燕進攻。公元436年，拓跋燾滅北燕。 公元439年，拓跋燾親率大軍征北涼，包圍姑藏，這時統治北涼的是沮渠蒙遜的兒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涼亡。至此，北魏統一了全部北中國，結束了十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 宋文帝的北伐在拓跋燾已滅夏，正準備滅北燕、北涼時，宋文帝決意北代，企圖收復洛陽、虎牢、滑台等河南土地。 公元430年，宋文帝令右將軍到彥之率五萬大軍，統領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北攻，又派驍騎將軍段宏率領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率兵一萬跟在他後面，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則將兵三萬作為機動部隊。並先派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田奇對拓跋燾說，河南原來是宋的領土，被你們侵占了。今我們要收復河南、河北之地。拓跋燾大怒，說：我生下來，頭髮還沒幹時，就聽說河南是我們的土地了。你休想得到它！你要發兵來搶，我可暫時迴避一下。等冬天天寒地凍時，河水冰合時，再把它奪回來。對宋的這次北伐，拓跋燾採取的是以退為進的作戰方針。這個方針是他的得力謀臣漢人崔浩提出來的。崔浩認為對宋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魏書·崔浩傳》）。 宋到彥之率部從淮水到泗水，由於水流不暢，一日才行軍十里。從四月到七月，走了三個多月，才到達須昌（今山東東平境內），然後溯河西上。拓跋燾以河南四鎮（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於是，碻磝、滑台、洛陽、虎牢的戍兵都撤離了，留下了一座座空城。宋軍乘虛而入，到彥之令部將分守諸城，宋軍進駐靈昌津（今河南延津縣北），前鋒直抵潼關。於是，司、兗兩州盡為宋軍所據。宋軍大喜，以為北伐勝利可望。獨安北將軍王仲德對大家說：「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墜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併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資治通鑑》卷一二一）王仲德的話沒有引起宋軍重視。 果然，八月間，北魏就轉退為進，發起反攻。拓跋燾派冠軍將軍安頡率領諸軍，進攻宋軍主力到彥之部。到彥之令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兩方交陣，姚聳夫大敗，死傷甚重。接著，拓跋燾又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與丹陽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禦到彥之北渡。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 魏軍從委粟津渡河攻金墉。不久，洛陽、虎牢皆轉手，宋諸軍相繼戰敗。到彥之想焚舟步行，引軍南還。王仲德勸阻說：「洛陽即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台尚有強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年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資治通鑑》卷一二一）這時，軍中疾疫流行，無力再戰。到彥之引軍到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部也丟了須昌，南奔湖陸，又被魏將叔孫建打得大敗，死傷五千餘人。宋北伐大軍全線潰敗。 到彥之這次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殆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宋在人力、財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損失。北魏北伐柔然，西伐夏，南御宋，雖取得了勝利，但連年作戰，國內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加上水災，魏國力也有些不支。所以當魏臣上疏請大舉伐宋時，拓跋燾沒有接受。此後，宋與北魏之間暫時沒有大的戰事。這種相安對峙的局面，維持了二十多年。宋元嘉之治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和宋文帝，都是南北朝時期引人注目的君主。司馬光評論拓跋燾時說：「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群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雲，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所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資治通鑑》卷一二○）司馬光評論宋文帝時說：「上聰明仁厚，勤於聽斷，江左之治稱元嘉焉。」又稱：「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稽古錄》卷十四）。這些評論，可以說，都符合基本情況。《資治通鑑》（卷一二一）中載有宋文帝給他弟弟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恭的書信說：「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工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荊州）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貓，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眾事也。」《資治通鑑》記載這一書信，實際是在敘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歷史上確是難得的。 宋文帝為政，抓了幾件大事。他屢次下詔減免租稅（《宋書·文帝紀》）。儘管這一減免的範圍和程度是有限的，雖然主要是對人民積欠的減輕，但人民卻多少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二是鼓勵農桑。東晉末年以來，南方經濟在政局動亂中受到損害。宋文帝時，「農桑情業，游食者眾，荒菜不開」的狀況，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詔，號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並把勸農成績的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繫起來，「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宋書·文帝紀》）。宋文帝鼓勵農桑的效果是較為顯著的，一些廢棄田地被闢為良田，農民的積極性也有所提高。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宋書·武帝紀》）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說，元嘉時期確是南朝最安穩的時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繼續維持了二十年之久。在這期間，基本上沒有對外用兵，處於守勢。但宋文帝仍「欲經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認清形勢者不多，反而紛紛「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躍躍欲試，想建武功。宋文帝高興地對侍臣說：「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漢代的名將霍去病，大敗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拓跋燾的南征。瓜步之役宋還未出擊，拓跋燾就搶先一步，於公元450年二月親自率領十萬步騎南征。宋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棄城逃走。北魏軍把宋懸瓠城（今河南汝南）層層包圍。城中宋軍不滿千人，北魏軍晝夜攻城，搭起雲梯臨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軍以一當百，殺傷敵人以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雙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軍始終無法攻入，只好解圍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軍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領，北屯汝陽。宋文帝令鎮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劉駿備三日糧，襲擊北魏軍。劉駿徵發境內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為五軍，直趨汝陽。北魏軍只預計到宋的救兵從壽陽來，對彭城方向的守軍掉以輕心。宋軍突然逼向汝陽，殺北魏軍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軍大敗，慌忙東走。然魏軍探聽到宋軍後無援軍，便引軍突然反撲。宋軍戰敗，士卒得生還者僅九百餘人，戰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間，北魏拓跋燾率軍北還。回到平城後，拓跋燾給宋文帝書聲稱：「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北輸之；攝守南渡，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連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資治通鑑》卷一二五，下同）魏軍雖退，但一場更大的南攻已在醞釀之中。宋文帝對此估計不足，不思如何防禦，反而想馬上興師北伐，建立奇功。左軍將軍劉康祖認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駁道：「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也進諫：「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曾二次出師北伐，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逾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沈慶之所言確是明智之見，當時形勢對宋極為不利，宋的當務之急不是出擊，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對敵我力量估計錯誤，固執己見，對沈慶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說：「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對方的力量，而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七月，宋文帝下詔北伐。由於財力不足，國內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間百姓，都要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因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兗六州全境徵兵。符到之日，十日內就須整裝上略，民間丁壯皆被徵發，田間勞作就多剩下婦女老人了。 宋軍精銳傾國出動，東西並舉，一時聲勢浩大。宋軍攻占碻磝，使沈慶之守碻磝，王玄謨進圍滑台，柳元景等將兵出弘農，大軍進迫虎牢。拓跋燾率兵救滑台。雙方展開了激戰。 王玄謨所率部「士眾甚盛，器械精嚴」，但他「貪愎好殺」，在實戰中也缺乏指揮才能，打得很被動。他派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柯為前鋒，占據了石濟（位於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處），這本來可以乘勝進攻，但王玄謨卻命令垣部按兵不動。垣護之聞魏兵將至，派人急馳勸王玄謨馬上進攻滑台。王玄謨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燾率大軍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天動地。王玄謨懼而退走。魏兵追擊，宋兵死者萬餘人，散亡殆盡，委棄軍資器械堆積如山。王玄謨撤退之速，竟來不及把消息告垣護之。魏軍以繳獲王玄謨的戰艦，用鐵鎖連成三層，橫在河上，想斷絕垣護之的退路。垣軍順流而下，每到鐵鎖處，就令兵士用長柯斧砍斷，終於得以突圍。 宋軍的其餘各部作戰，也連連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頑強，連克盧氏、弘農、陝縣，占領了潼關，直逼關中。但孤軍深入作戰，最後不得不撤退。 魏軍開始由防禦轉向進攻。拓跋燾命令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拓跋燾自己則從東平趨鄒山。 宋軍棄甲南逃，魏軍窮迫不舍。魏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之處無不殘破。宋沿途城邑守軍望風披靡，魏軍很快就直達淮上。宋京城建康處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時，魏軍已過淮。 臧質令宂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建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臧質自己紮營城南。圍繞盱眙，形成鼎足之勢。在魏軍猛攻之下，胡崇之、臧澄之、毛熙柞三營皆敗北。臧質按兵不敢動。夜裡，質軍亦潰。質率七百人去盱眙城。拓跋燾攻盱眙不下，留偏師圍攻，自己率大軍南下。 魏軍長驅直入，幾乎沒受到什麼阻擋。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軍直抵達瓜步（今江蘇六合）。魏宋之間進行了著名的瓜步之戰。瓜步古時濱臨長江，與建康隔江相對。魏軍伐葦為筏，壞民廬舍，日夜備戰，聲言欲渡江直搗建康。建康形勢萬分危急，內外戒嚴。百姓紛紛組織護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徵發。宋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邏上接於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採石（今安徽當塗）至暨陽（今江蘇江陰）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 事與願違，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對臣下自責：「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而能征擅戰的大將檀道濟幾年前卻因猜疑而被他殺掉了。檀道濟死前曾憤怒地說：「乃壞汝萬里長城！」（《貿治通鑑》卷一二五） 魏軍在宋軍嚴密防備之下，一時無法進攻。魏後方也不穩固，加上遠路作戰，兵師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圍而去。魏軍在後撤中，又幾乎沒有遇到宋軍追堵，魏軍過彭城時，江夏王義恭畏懼萬分，不敢出擊。當時魏軍俘虜了宋萬餘人口，軍民混雜，駐紮在離彭城不過十里之遙的安王陂，只要宋軍出兵襲擊，就有可能救下這批被俘人口。但義恭竟眼睜睜地看著魏軍不打，等到宋文帝詔書到，命他出擊時，魏軍已先聞風聲，殺盡俘虜人口遁去。宋軍在北伐和瓜步之戰中，都打得很被動。這固然是由於雙方實力相差較大，宋無論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揮上，也存在著很大失誤。宋文帝「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越趄，莫敢自決」。將帥不能根據具體情況主動靈活指揮作戰，打起仗來，是很吃虧的。 瓜步之戰，宋受創慘重。經過戰亂，宋土一片殘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北魏也沒有獲得什麼好處。魏軍在戰爭中「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但與宋相比，魏的損失就小多了。 這以後，南北兩方很少大戰，出現南北相對平安的局面。 第三節宋齊梁初政治權力的攘奪 瓜步之戰，使宋受到嚴重的打擊，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損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為中常待宗愛所害。宋文帝聞訊，布署北伐，但沒有得到勝利的戰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歷史進入一個南北對峙並同時都趨向衰弱的時期。一直到北魏六鎮起義（523）的前夜，這一時期延續了七十多年，這期間包含了宋文帝死後的二十多年、南齊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鎮起義後不久，北魏分裂為東西魏，梁也分裂出後梁，南北朝對峙的形勢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歷史又向前發展了。在這七十多年的時間裡，南北朝之間有和有戰。像淝水之戰和瓜步之戰那樣規模大、影響大的戰爭是沒有了，但也並不是沒有相當大的戰爭，不過這並不足以改變南北對峙的形勢。在南朝方面，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其中包含皇權與宗室間的鬥爭和帝王與權臣間的鬥爭，也包含經濟領域年的鬥爭。當然，統治階級與人民群眾間的矛盾和鬥爭仍然是經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會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階級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實質上也是民族矛盾的產物。孝文帝想緩解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節敘述宋、齊、梁初政治權力的攘奪並上溯到東晉初年。以後三節，將分別敘述江南經濟的開發和農民起義，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還有北魏與南朝的和與戰。 門閥大族和寒門庶族間政治權力的更迭宋、齊、梁初，實際掌握政治權力的狀況，同東晉時期相比，有相當大的變化。 東晉時期，是門閥大族發展的頂峰，他們既掌握政權又掌握兵權。 渡江以後，權力最大的是王家。當時社會上流傳著「王與馬共天下」（《晉書·王敦傳》）的說法。王導居中掌朝中大權，王敦領兵屯駐荊州，居戰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東即帝位時，百官皆陪列，卻令王導升御床共坐。玉導固辭，說：「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說話。 王氏之後，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權又握兵權。庾亮在朝廷作宰輔，庾翼、庾冰一直領兵。 庾氏之後是桓氏。桓溫領兵，桓家子弟都領兵。桓玄還領兵自上游入建康，廢了晉帝作起皇帝來。 桓氏之後是謝氏。謝安掌政，謝玄、謝石、謝晦都領兵。謝氏是門閥大族中最後一家掌握兵權的。他們也代表門閥大族作了最後掙扎。在寒門出身的劉裕興起以後，謝晦還領兵居上游荊州重地，他與宋文帝之間的鬥爭，除他們個人間的恩怨和權力的鬥爭外，多少也反映了門閥大族和寒門的權力爭奪。直到謝靈運一個文人，還想用兵奪權。 門閥大族的權力，在劉裕起來後受到挫折。寒門素族在政治上漸強起來。劉裕集團，從文到武多出自寒門，可以說是個寒門集團。他的手下如劉穆之是「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宋書·劉穆之傳》）。徐羨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諸生」（《資治通鑑》卷一二○）。武將如劉毅「家無擔石之儲」（《宋書·武帝紀上》）。 門閥大族權力衰落了，並不是說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什麼衰落。門閥大族丟掉了政權和兵權，政治地位卻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祿，門閥大族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門閥大族之所以丟掉權力，一方面是由於新興的皇家如宋和南齊都是要求加強君權的。要加強君權，他們就樂意用易於指揮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門閥出身的人，輕視世俗事務，脫離實際，逐漸喪失了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這種情況，在東晉時已經出現。《世說新語·簡傲篇》載有桓沖、王徽之這樣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車騎（沖）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騎馬來，似是馬曹。』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這個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門閥士人既無行政能力，也不屑於過問行政事務。宋齊時期，寒門庶族逐漸取代門閥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權。《宋書·恩幸傳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近，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途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時，中書通事舍人秋當、周糾，出身寒門，並管要務。孝武帝時，巢尚之、戴法興並為中書通事舍人，參與「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凡詔敕施為，悉決於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民間稱戴法興為「真天子」（《宋書·恩幸·戴法興傳》）。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興「少賣葛于山陰市」。明帝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為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為主書書史，楊運長初為宣城郡吏。 南齊時，任中書通事舍人的有：紀僧真、劉系宗、呂文顯、呂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門戶低賤，或起自小吏，但「既總權重」，都「勢傾天下」（《南史·恩幸·呂文顯傳》）。 中書通事舍人是中書省中的低級職位。魏晉時期，中書省權在監、令、侍郎；至南朝，中書省權在中書通事舍人。而監、令、侍郎成了清貴職務，但卻無權了。茹法亮任中書通事舍人時，太尉王儉說：「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傳》） 南朝的門閥士族，一般已滿足於無權的高官厚祿。雖然他們在經濟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隸，在社會地位上，還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貴身份，但較之東晉時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簽制，朝廷對宗室和地方的控制來、齊時期，有一種典簽制度。這是加強皇權，控制宗室和地方權力的制度。 宋、齊都用自己的子弟擔任各州刺史。這原是一種保衛朝廷的辦法。但從西晉以來，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鎮長官，其結果不僅未起到保衛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為威脅和顛覆朝廷的力量。宋、齊都接受了以宗室諸王任州鎮長官的辦法，但卻指派皇帝的左右親信去作諸王的典簽，代諸王批閱公文。典簽的職位雖低，實權卻很大。朝廷通過典簽控制諸王、控制州鎮。①「不問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論語》中語。 典簽權力之大，甚至諸王的生活、行動都要受典簽的控制。《南史·恩幸·呂文顯傳》：「故事，府州部年論事，皆簽前直敘所論之事，後雲謹簽，月日下又雲某官某簽，故府州置典簽以典之。..宋世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簽，典簽之權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齊書·武帝十七王列傳論》稱：「帝王子弟，..齠年稚齒，養器深宮。..朝出閫閨，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屈，動應啟聞。..行事執其權，典簽掣其肘，處地雖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典簽權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簽趙渥，趙猩啟其得失，即召還京。宜都王堅，舉動每為典帥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暫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還，泣謂其母曰：兒欲移五步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求熊白，廚人答以無典簽命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侍讀鮑僎，典簽吳修之不許，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殺典簽者，則必制以專輒之罪。魚復侯子響憤殺典簽吳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殺。齊武帝聞之說：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聲喊：諸王都應反？帝問故。對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簽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但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典簽小官，權重如此。 典簽之設置，即使把諸王、刺史的一舉一動都管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朝廷與地方間的矛盾。皇帝、諸王，是親父子兄弟。親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殘殺。典簽是皇帝的親信，他們也可以參與諸王地方集團對朝廷的反抗。權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權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讓。這在歷代政治史上已習見，在宋齊時期，君臣、父子、兄弟間的鬥爭以至屠殺，比前後各朝代表現更為殘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間宋文帝以弟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和揚州是長江流域經濟開發的兩個重點地區。《宋書·何尚之傳》稱：「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沈約在傳後又發揮了一句：「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彭城王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宋書·彭城王義康傳》）。文帝以義康為荊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諸軍事，是對這個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祿大夫范泰對司徒王弘說：「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還入朝，共參朝政。」（《資治通鑑》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請求解職，讓義康入朝主持政務。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見，命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使義康和王弘共輔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讓義康主政。從此時開始，朝廷內外大權集中在義康手裡。前面引錄的文帝給義康的信，就是這時寫的。 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事，又漸漸不滿意。他想作揚州刺史。他對人說：「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可臥治！」元嘉九年，王弘死。義康改領揚州刺史，達到作揚州刺史的目的，並且獨攬朝政。 義康仗恃天子之親弟，又喜問政事，遇事常自己專斷，不請求文帝的詔旨。有的人看見義康權力大，遂來依附。太子詹事劉湛和領軍將軍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還曾把劉湛推引給文帝。殷景仁得幸於又帝，官職比劉湛為高，劉湛便極不高興。劉湛曾作過義康的長史，有這層舊關係，這時義康專掌朝政，劉湛便委心自結，希望因義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罷黜殷景仁。可是，義康愈是說殷景仁的壞話，文帝對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為中書令、中護軍。從這裡可以看出，文帝對義康的專權已經不高興了。劉湛初到朝廷來時，文帝對他禮遇甚厚。他善論治道，熟悉前代故事，聽者忘倦。後來結黨朋比，煽惑義康。文帝對他極不喜歡，但表面。上還忍耐著。文帝對親近人說：往日劉湛來見我，我「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資治通鑑》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劉湛就對義康等說：「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他還常到尚書議曹查看晉成帝末年立康帝的舊事，為文帝死後立義康為帝作準備。劉湛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聞，雖然為了義康間兄弟關係，還未有所發作，但「自是主、相之勢分矣」。 矛盾終於爆發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行，在獄中處死，並誅其子及黨羽。義康上表遜位，文帝以義康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他向文帝辭別，文帝對他沉默哭泣，不說話。他動身去豫章的時候，文帝遣沙門慧琳去送他。他問慧琳：「弟子有還理不？」慧琳說，「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史說義康雖然「性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進」，「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 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與丹陽尹徐湛之密謀殺文帝，迎立義康，徐向文帝告密，事敗孔被殺。事情自然連及義康，被削爵治罪，義康及其子女皆降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今廣西賓陽東）。義康在安成，讀書讀到漢淮南厲王長事，廢書長嘆說：「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義康一再獲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會稽長公主的保護。會稽長公主是劉裕的長女，文帝對她很尊敬。她嘗對文帝說：「車子（義康小字）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說罷慟哭。文帝指蔣山發誓說：「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宋書·彭城王義康傳》）初寧陵，指劉裕的陵墓，墓地在蔣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打算推奉義康為主。事敗，被殺。 義康不死，對文帝說終究是一塊心病。胡誕世反時，江夏王義恭就對文帝說：「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資治通鑑》卷一二六）。義康不願就徙。文帝猶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燾大軍南征，到瓜步。當時人情洶洶，文帝怕有人奉義康為亂，太子劭、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對義康早作處置，文帝遂賜義康死。骨肉關係終究抵不過權力之爭，蔣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勁，「好讀史書，尤愛弓馬。..意之所欲，上必從之」（《宋書·元兇劭傳》）。看來，劭有文武才具，並且自幼為文帝所喜愛。瓜步之戰，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文帝欲興師北伐，太子劭和護軍將軍蕭思話等都表示反對，唯吏部尚書江湛、丹陽尹徐湛之善窺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說不斬此兩人，無以謝天下。由此，太子劭與文帝的寵臣徐湛之、江湛結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對太子劭還很信任，為了防備宗室諸王謀亂，使太子東宮甲士數與羽林兵相等，有一萬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後，文帝和太子劭之間漸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發生巫蠱事。文帝寵愛潘淑妃，潘妃生子濬與太子劭一同搞巫蠱。文帝對潘妃說：「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濬小字）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資治通鑑》卷一二六）巫蠱是刻木人，埋地下，詛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這樣的話。 文帝欲廢太子劭，賜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宮殺了文帝，並殺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起兵尋陽討劭。經過一場戰爭，劭敗被殺。武陵王駿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與同姓王的矛盾孝武帝劉駿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時，他的叔父南郡王義宣任都督荊、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宋書·南郡王義宣傳》）。孝武帝想調義宣為丞相、錄尚書事。義宣不聽調動。一些野心家如臧質、魯爽等恭維他，勸他稱帝。義宣遂舉兵反。義宣是個庸才。司州刺史魯秀聽他哥哥魯弘的話跟隨義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謁見義宣，出來後捶胸後悔說，「吾兄誤我，乃與痴人作賊，今年敗矣！」（《資治通鑑》卷一二八）。魯秀說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慶之、薛安都迎戰魯爽，以柳元景、王玄謨迎戰義宣。戰爭的結果，沈慶之敗魯爽，於軍斬之。柳元景大敗義宣軍。義宣兵潰，單舸逃走，不知所措，閉戶而泣。臧質敗回尋陽，被殺。義宣敗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殺義宣後，更大殺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後殺了武昌王劉渾、竟陵王劉誕、海陵王劉休茂、南平王劉鑠等。 揚州刺史、竟陵王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近，更徙廣陵」。並使心腹大臣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競陵王誕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準備，藉口魏人入侵，修整廣陵城池，積聚糧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劉誕欲反。孝武帝命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圍廣陵。城破，殺誕，誕母、妻皆自殺。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免五尺以下死，其餘男口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孝武帝聽到廣陵已破，誕死，高興極了。他出宣陽門，命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侍，獨不呼萬歲。孝武問他：「卿何獨不呼？」蔡興宗說：「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資治通鑑》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兒子前廢帝子業，是一個更為殘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討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義恭，並殺其四子。殺大臣柳元景並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大臣顏師伯並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對大臣說打就打，如對待奴隸。又殺新安王子鸞，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和領軍將軍王玄謨。 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都是前廢帝的父輩。前廢帝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任意折磨。 前廢帝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慄，各有異志，中外騷然。最後，宮省內外結合把他殺掉。湘東王彧即帝位，是為明帝。前廢帝於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殺，在位一年有半。 宋、齊宗室的災難宋、齊宗室，特別是皇帝的近親有資格繼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擁護者視為潛在的威脅，成為猜忌的對象，以至成為斬除的對象。這在宋明帝和南齊明帝時特別顯得突出，這時的宗室很難免於身亡家破的災難。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反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起兵響應子勛。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許多地方郡守都起兵響應子勛。「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資治通鑑》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經過艱苦的大戰，最後戰勝子勛和各路放軍，取得勝利，殺（時年十一歲）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接著，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皆賜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殺光了。 明帝後期，身體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後，他的弟弟們將不利於他的太子，於是又拿他的弟弟開刀。泰始十年（471），先從性情剛狠的南徐刺史晉平王休祐開始，命人把他從馬上擠下來加以毆拉致死；繼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臨死，罵道：「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能久乎？」（《資治通鑑》卷一三三）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膽小謹慎，但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陽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吳喜在晉安王子勛起兵時，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吳頗得民心，他對親信劉勵等說，「（喜）泰始初東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盪。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尋喜心跡，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己耳。」（《資治通鑑》卷一三三）因此，功勞卓著的吳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嚴重了。時後兄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為宰相，對兒子不利，便送毒藥給他賜死。 明帝死，子蒼梧王即位，年十歲。這時，宗室的勢力是削弱了，但權臣的勢力發展起來。蕭道成逐漸掌握政權，殺蒼梧王，立順帝。不兩年，蕭道成消滅了尚書令袁粲和荊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場禪讓劇，宋順帝把皇位讓給蕭道成。 蕭道成殺宗室子孫也是很殘酷的。《南史·宋本紀下》記載：「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出死矣。」即皆被蕭道成殺了。 蕭道成曾告誡他的兒子武帝說：「宋氏若不骨肉相踐，他族豈得秉其衰敝。」因此，當南齊武帝時，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時候，他就大殺齊高帝（蕭道成）和齊武帝（蕭賾，道成子）子孫。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殺絕了。 宋、齊大殺宗室，是因為怕這些宗室起來奪取皇位。事實上，宋齊時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爭奪皇位，其中有的還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奪得皇位。但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晉安王子勛起兵時只有十歲，那有幾歲的孩子就能指揮大軍起兵反叛。這與他們手下的官佐有很大關係，他們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貴。 門閥大族離開必爭的「權力」，倒是因禍得福了。他們一般滿足於高官厚祿的榮譽地位。他們起家都作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秘書丞等官，這些官職品位雖然不高，卻極清選。當時有所謂「黃、散之職，故須人地兼美」（《陳書·蔡凝傳》）、「秘書丞，天下清官」（《南史·張裕傳附曾孫率傳》）的說法。他們不須爭鬥，就能「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他們中有點野心的，也不過如王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南史·王弘傳附子僧達傳》），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南史·王弘傳附曾孫王融傳》）。他們優遊歲月，無案牘之勞神，不必為政治鬥爭互相殘殺而驚心，也不必為改朝換帝而動容，君統變易，朝代更迭，與己無關。他們像別人結婚時的賓客一樣，有時為受禪者授璽而已。有這樣一個故事：宋末司空褚淵的兒子褚責去看望從叔褚炤，炤問：司空今日何在？賁回答說：奉璽紱在齊大司馬（蕭道成）門。炤不高興地說：「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南史·褚裕之傳附從孫炤傳》）對待改朝換代，他們漠然置之，因為改朝換代也不會影響他們的地位和榮譽。《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稱：「自是（指魏晉）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南朝帝室間的殺戮和門閥大族對政治風雲的漠不關心，只是當時政治鬥爭和腐敗的不同表現。 梁武帝的協調政策梁武帝蕭衍，是南齊的皇室。其父蕭順之在蕭道成代宋的過程中，曾立下汗馬功勞。在南齊明帝大殺宗室的過程中，順之的一家沒有被殺。 蕭衍是蕭順之的第三子。史稱他「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南史·梁本紀》）。他與蕭子良結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頗有影響。東昏侯統治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梁書·武帝紀》上）。蕭衍看到齊朝統治已不會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陽暗中大作準備「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南史·梁本紀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蕭衍於襄陽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因當時南齊的統治已腐朽之至，完全喪失了民心，故蕭衍①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召攬文學之士，蕭衍、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沈約、謝眺聚集於其間，號為「八友」。 起兵後「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一時聲勢大振。經過二年多時間，終於廢齊建梁。 梁武帝統治的時間近半個世紀（502—548），是南朝諸帝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的統治，可分兩大時期。前期的統治較為安定，《梁史·武帝紀贊》稱：「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他稱帝之前，在基層政權機構干過一些年，有一定的從政經驗，對齊末的腐朽統治耳聞目睹。故即位後，所實行的政策大都對梁的政治的安定，經濟的復甦發展有益。梁武帝重視統治階級內部門閥大族與寒門素族之間的矛盾，在用人上採取調和政策。他一方面採取重用門閥中人，維護和擴大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使這部分人成為穩定政權的支持力量。同時，也注重寒門才學之士，起用他們擔任機要之職。例如，他十分寵信的朱異，「遍覽五經，尤明禮、易」（《南史·朱異傳》），就出自寒門。門閥大族和寒門並重，是梁武帝選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認為宋、齊動亂，是皇帝御下太嚴所致。他竭力寬厚待人。在皇室內部，他想用骨肉恩愛來代替骨肉相殘。他早年無子，將侄兒蕭正德作嗣子。後來生了蕭統，又將蕭正德送還。蕭正德從皇帝當然的繼承者變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後來蕭正德又從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還毫不責備。梁武帝對待兄弟也很寬容，他的六弟蕭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南史·梁臨川王宏傳》）。他原以為蕭宏在私藏武器，後來看到只是財物，便稱讚他會積財。梁武帝還令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後又令尚書令王亮、吏部尚書范雲、尚書僕射沈約等加以修訂。宋齊只沿用晉律，無所創製，至此開始有了比較完備的刑律。但《梁律》「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隋書·刑法志》），對官吏犯罪幾乎沒有約束。 梁武帝這些協調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對於維系統治集團內部團結，不能說沒有一點作用。但「急於黎庶」，終於引起人民群眾的不滿；「緩於權貴」，又使統治集團無法無天，最後終於釀成惡果。但在梁武帝統治的前期，這些矛盾還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個粗安的局面。 第四節江南經濟的開發、民族間的關係和農民起義 南北朝的戰與和 瓜步戰後，南朝與北魏之間仍不斷有戰事，軍事上的南弱北強之勢越來越顯著。劉裕死後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陽等地。宋明帝劉彧時，魏又奪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線逐步南移。雖然南北戰爭不斷，但南北朝之間的聘問並沒有斷絕。 瓜步戰後的數十年間，南北朝廷禮尚往來。國有大事，互派專使。如南齊高帝蕭道成之死，魏遣李彪來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齊遣裴昭明來吊。在經常聘問中，南北朝廷也妙選使者，為對方所重。在梁與北魏的聘問往來中，「梁使入，鄴下為之傾動。貴遊子弟盛飾聚觀，館門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這段略見，在南北朝對峙的局勢中，雙方也有友好往來，不是一味劍拔弩張的。 至於南朝與北魏的戰爭，梁武帝天監六年（507）的鐘離（今安徽鳳陽東北）之役，是一次相當大的硬仗。先是天監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臨川王蕭宏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南數十年所未之有」。大軍進駐洛口（今安徽懷遠西南洛河鎮）。一個夜裡，洛口遭暴風雨，蕭宏以為敵兵將至，嚇得與幾個騎士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丟棄病員和老弱，死者近五萬人。冬十月，魏軍進圍鍾離。第二年正月，魏又發兵數十萬攻鍾離。城中才三千人，梁將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豫州刺史韋叡是當時梁的名將，素有韋虎之稱，奉命救鍾離。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韋叡乘機用火攻進擊。梁軍奮勇，呼聲震天，無不以一當百。魏軍全線崩潰，丟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餘萬人，被斬的人數也約略相當，被生擒者五萬。緣淮水百餘里，屍相枕籍。梁戰利所得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計其數。對於梁來說，這是一次很重大的戰役，對於阻遏魏軍南侵的勢頭和鞏固國內的統治，都有一定的意義。南北之間戰爭規模不大、和在一定條件下南朝在戰爭上的勝利，對於南方社會經濟的開發都是有利的條件。 西晉末年以來，北方黃河流域不斷遭受戰爭的災難，社會受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減少。相對而言，長江流域遭受的破壞是比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斷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經濟和交換經濟因破壞而衰落的時候，南方隨著土地墾殖，人口增長，靠著長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業交換也有相應的發展。 江南農業生產技術，原來是比北方落後的。如《史記·貨殖列傳》所描寫，江南地區因為地廣人稀，土地墾殖常常採用火耕水耨的辦法。這種火耕水耨的辦法，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仍在使用。西晉陸雲答車茂安書寫道「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庾信《歸田詩》有「穿渠移水碓，燒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詩中也有「燒田雲色暗」、「野燎村田黑」。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辦法還在使用。但糞肥似也在推廣。宋文帝的功臣到彥之「初以擔糞自足」，他的曾孫到溉官至吏部尚書，當時人還①參閱《廿二史札記》，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諷刺他：「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南史·到彥之傳附溉傳》）到彥之由擔糞農民作了大官，這是不多見的，但農民擔糞肥田可能已是比較普遍的了。江南水鄉在前代水利建設的基礎上，水利灌溉事業有了更廣泛的整理和推廣。有了水，有了肥料，農業產量自然會提高。南朝時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陽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東部的會稽地區，成為著名的產糧區。沈約在《宋書·孔季恭傳》就記載：「江南之為國，盛矣！丹陽、會稽..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霩、杜之間（漢代農業發達地價高昂地區），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初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可見江南農業經濟，有了空前的發展。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南方的商業交換也發展起來。魏晉開始，金屬貨幣在北方幾乎絕跡，谷帛代替了錢幣。但在南方，金屬貨幣的使用卻是不斷擴大。宋時，何尚之說：「晉遷江南，疆土未郭，或士習其風，錢不普用。今王略開廣，聲教遠暨，金鏹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書·何尚之傳》）由於錢幣的鑄造落後於社會對錢幣的需要，因而產生籌碼不足和錢幣盜鑄等問題，這是江南社會經濟問題中一個重要問題。長江是東西交通的大動脈，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長江的大都市，又是貨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經濟中心。 有數十萬人口。這數十萬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產，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糧食自然絕大部分需要由外地運來。這也促使建康商業的繁榮。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4），因發生了一次大風災，便出現了「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飺相望」（《晉書·食貨志》）的情況，這可見長江船隻之多。建康幾十萬市民日用百貨、糧油雜用，除市內手工業作坊供應外，要靠郊區、三吳地區供應，一部分還要由長江中上游供應，靠長江上下船隻運輸。也有一部分糧食從長江中上游運到建康來。《宋書·吳喜傳》即記載，吳喜自荊州還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而糧食由長江下游往上運的情況卻是比較少的。《宋書·孔覬傳》稱：「時（孝武帝大明八年）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覬弟）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見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同書卷還記載：「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千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睏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添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這故事也說明長江上下頗有作賈客的，其中還包含一些士流。南齊初年，三吳地區連年水災而糧價並不高漲。孔覬說：「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天下錢少，非谷穰賤，此不可不察也。」（《南齊書·劉悛傳》）。因錢少而谷價漲不起來，可能有道理。但更實際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商業交換髮達，糧食可以從別的地方運來，才使得縱有水災糧食減產，而糧價因之不貴。 因為商業交換髮達，「關市之徵」成為南朝財政收入的必要構成部分。 北魏世宗時，甄琛上疏，曾以南朝關市稅比北朝的谷帛之輸。他提出：「今偽弊相承，仍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魏書·甄琛傳》）北魏世宗的時代，約當南朝齊梁之際，比宋齊時代稍晚，但他既說「相承」又說「仍崇」，這段文字所說是可以包括宋齊的。那就是說，商業及商業有關的稅收在南朝稅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和南海各地的貿易，在宋齊這一時期也有發展。廣州是南海貿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貨物多從這裡進入中國，中國各地的貨物也多從這裡輸出國外。歷史記載宋齊時期凡在廣州作官的，無不發大財。《宋書·褚叔度傳》稱：叔度任廣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當時人有兩句話：「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南齊書·王琨傳》）王琨號稱清廉，及罷任還都，還「買宅畝三十萬，余物稱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關係江南、廣州地區的開發，必然要影響到有關地區原來的居民。在這些居民中，有許多是少數民族。漢族人經濟勢力的滲入，破壞了他們原來的安靜生活。 長江以南，是一個多民族居住的地區。到三國兩晉時為止，漢族和漢族文化在南方的發展，也只是沿長江兩岸，沿海以廣州為重點的一些點，與從荊州南下，通過湖南、江西逾五嶺而至廣州交通線上疏落的一些點。這以外的廣大區域，還多是少數族居住著。 漢末晉末，北方漢人大量南移。東晉南朝時期，漢族文化才逐漸傳播開來，沿著原來漢人已到的上述點線地區向外發展。當時南方廣大地區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蠻」、傒、俚和僚等。漢文化傳到他們居住的地區，與他們便發生衝突，又通過衝突而逐漸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蠻」，是南方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數民族的通稱。 蠻族中有兩大支：一支是長沙、武陵蠻，一支是巴郡、南郡蠻。長沙、武陵蠻，自稱是槃瓠之後。他們的居住地區是長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帶。「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書·夷蠻傳》）。後向西北遷移，發展到今湖北西部。他們原居在武陵一帶的，又分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谿蠻；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今湖北省西部）。蠻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跡少到的山區。宋時，荊州設南蠻校尉，雍州設寧蠻校尉，用以管理有關蠻族的事務。當時，「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宋書·夷蠻傳》）。 巴郡、南郡蠻，是廩君蠻的後裔。傳說廩君原出於武落鍾離山，廩君乘船從夷水至鹽陽（約在今四川、湖北相鄰地帶，參看《後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條》注）。後繁殖、生活於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東漢光武時，徙其種人七千餘口到江夏郡界，後稱為沔中蠻（今湖北漢水下游一帶）。「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滿山谷。」（《通典·邊防典·南蠻傳序》）其活動地區還東到廬江郡（今安徽廬江一帶）。《宋書》所稱豫州蠻，就是指的這一支。他們「種落熾盛」，居住的地區「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書·夷蠻傳·豫州蠻條》）。漢人在長江流域的發展，首先與「蠻」族接觸。漢族統治者需要蠻族人民向他們出租稅、出徭役，當兵打仗。為此，他們不斷向蠻族人民居住地區展開殘酷的進攻。宋時，進攻得很頻繁，也很殘酷。沈慶之前後數次領兵向蠻族進攻，他們俘獲的生口就有幾十萬人。《宋書·夷蠻傳》總論宋廷對蠻族的戰爭指出：「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系頸囚浮，蓋以數百萬計。」 對蠻族用兵所得俘虜，一般是送京師作營戶，充兵役。征服的地區，即設立郡縣稱左郡左縣，以管領蠻族人民，使其供租賦。如《宋書·荊、雍州蠻傳》所稱：「蠻民順附者，一戶輸谷數斛，其餘無雜調」，可能就是左郡縣的賦稅徵調。宋孝武帝時，西陽（今湖北黃崗北）蠻附，「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宋書·夷蠻傳》）。在《宋書·州郡志》中，晉末及宋時以蠻民立的郡縣有武寧、宋安、安陸、建寧等數郡，有靳水、赤亭、東安、陽城等二十多縣。 南齊時，據《南齊書·州郡志》所載，有更多的以蠻民設立的郡縣。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寧蠻府領下以蠻民設立的郡縣，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縣。這些縣所管領的戶口，沒有記載。如果以晉時所置的武寧郡「領縣二、戶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書·州郡志》荊州條）為基數來估計，一百三十九縣當有四十來萬人口。南齊管領的戶口總數，照崔祖對齊武帝所講的情況，是「今戶口不能百萬」（《南史·虞玩之傳》），則蠻族人口占的戶口比數是很高了。 溪，也寫作奚或僅。溪族居住的地區，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廣東北部。 溪族人多以漁釣為業，所居多在水邊，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陳寅恪以為溪人之稱，當與五溪地名有關係。①東晉南朝的門閥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罵他們是「溪狗」。溫嶠就曾嘲陶侃為「溪狗」（見《世說新語·容止篇》）。南齊范柏年罵胡諧之為「傒狗」（見《南史·胡諧之傳》）。《晉書·陶侃傳》稱：陶侃本鄱陽，徙家尋陽，早孤貧。劉敬叔《異苑》雲，釣禨（周一良疑「禨」當從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釣於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賤，少年時曾以漁釣為業，溫嶠又嘲他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歷史文獻中，常常談到溪族人的語音不正的問題。如《初學記·奴婢門》載宋喬道元與天公：「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言語嶁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又如《南史·胡諧之傳》：「齊武帝為江州，以諧之為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為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此兩處都提到溪人語不正。溪語音不正，似正好說明溪人之漢化。如溪人純說溪語，漢人將完全不懂。語音不正，蓋正在漢化，說漢語又雜有溪語，故成不正。晉末宋初，溪人還是強悍善斗的。盧循起兵北上時，殷闡對何無忌說：「（盧）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始興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輕也。」（《資治通鑑》卷一一五）所謂「始興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區，主要是湘、廣西州，即今湖南、廣東。漢族勢力向廣州一線發展，與俚人的接觸漸多。如《宋書·羊玄保傳附希傳》載：「泰始①參看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館叢稿初編》。 ②參看周一良《南朝境內之各族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集》。三年，出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今廣東德慶）領軍伐俚。」又《宋書·良吏傳·徐豁傳》載：「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今廣東韶關）。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並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蠻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 僚，主要居住地區是長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華陽國·志李壽志》稱，「晉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無僚，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大為民患。」《魏書·僚傳》稱：「僚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川洞之間，所在多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建國中，李勢在蜀，諸僚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縣，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僚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由此可見，僚的活動地區主要在蜀，自巴西、犍為一線逐漸向外擴展。 自東晉至陳，南朝常與「僚』族有戰爭。據《南齊書·州郡志》所載：南齊時益州有東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齊開僚郡、齊通僚郡，大約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戶籍整理和反卻籍鬥爭南渡的北方勞動人民，江南漢人和各少數族人民共同開發了江南廣大土地，發展了江南經濟，但江南統治者剝削慘重卻使得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反抗鬥爭遂不斷發生。 南朝的租稅制度，大體是延續魏晉的制度下來的。人民的負擔，主要有租、戶調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稅、商稅、鹽稅、酒稅、魚池稅、丁塘稅、口賦、貲賦等雜稅。人民的負擔是沉重的。宋齊時期，一般農民生活的困苦情況，在齊武帝永明六年（488）顧憲之對武帝的啟中所談山陰一縣的情況，可見一斑。他的啟寫道：「山陰一縣，課戶上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眾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才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資華貴。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豈可得乎？」（《南齊書·陸慧曉傳附顧憲之傳》）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東晉王羲之致尚書僕射謝安書寫道：「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返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調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死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晉書·王羲之傳》）。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詔：「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旁親，流遷彌廣，未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染連。」（《宋書·武帝紀》） 人口逃亡，在戶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則剩下的在籍者租稅徭役負擔必更重；重則人民逃亡。整理戶籍，成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幾個去處：一投依門閥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養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戶。還有其他，等等。朝廷勢力強大時，它搜括逃戶是比較全面的。它與大族爭人口，也與寺院爭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隱瞞戶籍的逃亡戶。桓溫的庚戌土斷和劉裕的土斷，都是比較嚴厲的。一般整理戶籍的矛頭，多是指向不附籍的僑戶和逃亡戶。東晉以來，戶籍有黃籍、白籍之分。黃籍，是郡國戶口。晉令：「郡國諸戶口，黃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載之。」（《太平御覽》卷六○六）齊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詔書指出：「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傾氓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雲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南齊書·虞玩之傳》）這兩條史料說明，黃籍是郡國編戶民的戶籍。 自籍似是郡國編戶民以外的僑戶的籍。白籍最早見於《晉書·成帝紀》。咸康七年（341）：「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白籍似是土斷的對象，即尚未正式編戶的僑民。 宋、齊兩代都整理過戶籍，宋文帝元嘉年間曾整理過一次戶籍。文帝無嘉二十七年，曾規定以「八條取人」。「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南齊書·虞玩之傳》）。虞玩之還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這都說明宋文帝元嘉年間曾進行過一次戶籍整理。南齊開國的兩代皇帝，都曾積極整理戶籍。齊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詔書的意圖，上表請求整理戶籍。他認為當時「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閥」的原因，有幾個方面：一、是自孝建已來，入勛者眾，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二、勛薄所領而詐注辭籍，浮游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為不少。如此兩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長發，便謂為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上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六、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溫比肩，彌山滿海。他指出，有這六項，是「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戶籍之所以頓闕，乃由這些原因。（同上）齊高祖採納了虞玩之的建議，隨即採取措施整理戶籍。「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但這辦法本身就有問題。限人一日得數巧，必然會出毛病。於是不僅出現。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卻以充程限」的情況，還出現「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通典·食貨志》）的情況。 齊武帝初年，繼續貫徹執行齊高祖的辦法，繼續強力整頓戶籍。於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陽僑人唐寓之領導的白籍人反卻籍的鬥爭。《南齊書·沈文季傳》載：「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為業。寓之自雲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羽分布近縣。」《南史·茹法亮傳》載：「（呂文度）又啟上籍被卻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塘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偽宮。三吳卻籍者奔之，眾至三萬。」起義不久即被鎮壓下去，唐寓之被殺。 檢籍和反檢籍的鬥爭，本來是逃亡戶與官府的鬥爭。逃亡戶為了逃避租稅徭役負擔而設法脫籍，官府為把逃亡戶拉回來負擔租稅徭役而檢籍。但檢籍，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可能產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穩定時期，檢籍的效果可能相對地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政治混亂或腐敗的時期，檢籍的結果則往往是增加了統治者的收入，擴大了其剝削麵，卻絲毫沒有減輕人民的負擔。原來擔負租稅徭役者仍要承擔著已有的沉重的負擔，原來不負擔租稅徭役的逃亡戶現在卻也要負擔了。而且，儘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較勵精圖治的，而執行的官吏卻是貪污腐敗的，好辦法通過腐敗的官僚機構也會變了質，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南齊初年的這次檢籍，恰巧是由一些貪污、腐敗的人去執行，結果是「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在這種情形下，唐寓之反檢籍、反卻籍的鬥爭，是農民起義的一種具體形式，在南朝的階級鬥爭史上，這是一次大規模的起義。 南朝的農民戰爭，自宋至梁初，陸續不斷。其中規模較大的，在宋末，有羲陽（郡治在今湖南安鄉）張群為首的農民起義，他們曾攻破羲陽、武陵、天門（郡治在今湖北石門縣）、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縣西南南平鎮）等四郡。在梁天監四年（505），有益州地區以焦僧護為首，眾至數萬的起義。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齊苟兒為首的眾至十萬人進圍成都的起義。 第五節北方的民族關係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孝文帝改革的歷史背景 北魏從拓跋珪傳到第六代時，又出了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卓越人物，即孝文帝拓跋宏。他與他的前輩不同，武功雖不顯赫，政治上卻很有作為。在他的一生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活動，史稱為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有他面臨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尋覓革舊布新的對策。 北魏在中原建立以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如何處理這一廣大地區的民族關係，其中包含如何對待漢族的先進生產方式、漢族的文化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和北魏統治者政治野心的增長，這一問題就愈益突出。是繼續保存拓跋氏舊的社會制度和舊有的文化習慣，還是捐棄舊俗，接受先進的文化，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獲得新生，北魏的統治者必須作出抉擇。馬克思在談到民族問題時，有一段很精彩的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0頁）。北魏走漢化的路，可以說桌歷史發展的必然。孝文帝的改革是歷史的產物，其改革思想是順應歷史的發展的。 據史書所載，文成帝時，就已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孝文帝即位前後，情況更為嚴重。據統計，自471年到481年，僅僅十年間，就爆發了十八次人民反抗鬥爭，造成人民起義如此繁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統治者不僅本身窮奢極欲，而且還縱容整個官吏集團肆無忌憚地剝奪人民。北魏自建國以來，沒有實行過俸祿制度，帶有強烈的原始掠奪色彩，一出戰就命官兵盡力掠奪，戰勝歸來，將掠奪之物予以瓜分。北方統一後，與南朝戰爭暫告平息，官兵無法再從戰爭中獲取財物，就將貪婪的魔爪伸向北方人民。孝文帝在一份詔書中透露：「諸州刺鬼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好納賄，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奸宄之聲屢聞。」（《魏書·高祖紀二》）南朝人士也指出：「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宋書·謝靈運傳》）官吏貪贓枉法，成為北魏政治的一大弊病。 其二，北魏統治者帶有強烈民族壓迫色彩的殘暴統治，使人民，尤其是漢族人民無法生存，不得不揭竿而起。北魏「禁令苛刻，動加(誅」（《南齊書·王融傳》）。拓跋珪晚年，視殘殺為樂事，「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顏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魏書·太祖紀》）。對北魏政治頗有貢獻的幾個漢族大臣，如崔逞、雀浩等，最終都逃說不了被殺的厄運。北魏每次出戰，都「驅夏人（漢人）為肉籬」。漢人成了魏統治者殘暴驅使、蹂躪的對象。 其三，農民起義與土地問題也頗有關聯。北魏連年對外用兵，壯丁徵發，田地荒蕪，出現了「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的淒涼景象。有權勢的地主乘機霸占良田山林，實行土地兼併。 失去土地的農民四處流離，就連京師附近也「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魏書·韓腆麟傳》）。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造成一系列社會動亂。北魏中期，許多農民起義都與之有直接關聯。 所有這些原因，都具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二重性，同一般的農民起義原因不盡相同。對於國內如火如荼的農民起義，北魏統治者一直採取鎮壓政策。延興二年（473）頒布了以鎮壓人民起義作為官吏升遷標準的詔令，規定：「縣令能靖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靖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靖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資治通鑑》卷一三三）但儘管如此，農民起義還是此起彼伏。 嚴酷的事實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苦惱，迫使他們中有見識的人另求統治之策。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孝文帝進行了改革，堅持走漢化的路，一方面既是要改革政治、經濟上的落後狀態，另一方面也是要緩解與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 孝文帝對吏治的改革北魏初年規定，地方官不論其治績如何，任期都是六年，期滿離任。因此，許多官吏對治理民事毫不熱心，卻竭力追求個人財富。如公孫軌當地方官時，「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魏書·公孫長傳附公孫軌傳》）。這樣的事例在北魏官場中屢見不鮮。有一次，孝文帝問臣下高祐：怎樣才能使盜賊平息呢？高祐回答：盜賊，也是人。如果地方官很稱職，治化有方，就不會再有了。孝文帝聽了深以為然。這可見孝文帝對吏治問題的重視。為了整頓吏治，緩和階級矛盾，北魏統治者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實行俸祿制。公元484年，魏頒布法令，正式規定「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之祿。」俸祿之外，貪污滿一匹者處死。二是對地方官任期長短不做硬性規定，而是根據治績而定，好則留，不好則去。這樣一來，官吏治績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繫起來了，使他們在盤剝人民時不能不有所考慮。 吏治的改革，是北魏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如實行得好，就可刷新政治，緩和階級矛盾；同時也為以後各項改革的進行打下基礎，意義是重大的。遷都洛陽北魏的漢化是一個曲折而漫長的歷史過程。早在建國之初，漢化就已經開始了。但是這一漢化的範圍和程度都極其有限，這主要體現在吸收漢族知識分子加入北魏統治集團和參與政治方面。拓跋燾時，建立太學，祀孔子，任用了一大批素有威望的漢人，最典型的就是崔浩。崔浩對漢族文化十分熟悉，尤長於天文歷學。拓跋燾在很長一段時期對他委以重任。通過這些漢族知識分子謀士群的努力，北魏統治集團接受了一些漢族文化，漢化的程度逐漸加深。但是，漢化在當時還沒有作為一種政策來推行。拓跋統治者的政策常有變化，對於漢族士人，時而信任，時而排斥，對於漢族文化時有牴觸。孝文帝時，開始把漢化做為一項國家基本政策加以推行。遷都洛陽是他的漢化政策中一項重大措施。 北魏的都城，在進入中原後，開始建於平城（今山西大同境）。平城地處北方，生活習慣，氣候條件都與鮮卑故土相近。但隨著北魏在中原疆土的開拓和被統治的漢人的增加，平城對於控制整個北方地區，已不適合。平城地區游食者眾多，且屢受災荒，糧食供應常發生危機。早在拓跋嗣統治時期，就有遷都之議。史書記載：「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殣。帝以飢，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魏書·食貨志》）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又遭大旱，春天到來，竟然「野無青草」。即使風調雨順之年，平城一帶也常有饑荒現象。而當時中原地區的農業經濟已較發達，逐漸成為北魏主要產糧基地。所以從關外貧瘠的平城轉移到中原經濟中心，已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且平城長期作為北魏都城，功勳公老多居於此，保守勢力十分強大，他們拒不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因循守舊，給北魏社會發展造成阻礙。因此，從擺脫保守勢力的束縛這一點來說，遷都也是當務之急。孝文帝統治時期，北魏軍事實力雖然已逐漸衰落，但孝文帝卻抱有滅南朝、統一全國的雄心。這可由文帝所說遷都洛陽的理由是「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資治通鑑》卷一三八）可證。所以，從軍事上說，平城作為國都也已遠遠不能適應形勢了。 當時新都選擇地點有二，一是洛陽，一是鄴城。洛陽是漢族政治文化中心，漢、魏、西晉都曾建都在此，是所謂「中夏正音」所在之地。鄴則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區，集中了北方財富，是河北主要的糧食和絲綿產地。單純從經濟意義上說，鄴要勝過洛陽一籌；但從吸收漢族文化的角度看，洛陽要比鄴優越。孝文帝最後把新都定在洛陽，可見遷都之舉主要還是從加速鮮卑族漢化的方面考慮的。 遷都洛陽對於世世代代居住朔方的鮮卑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震動。這意味著，拓跋氏必須放棄過去那種以遊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而使經濟生產農業化；同時，還意味著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來一個變革。這樣一個從行動到觀念都要為之一變的遷都舉動，所遇到的阻力是難免的。 反對派的首要人物是太子元恂和拓跋氏元老元丕、陸叡、穆泰等，他們在朝中的勢力很大。孝文帝遷都之心已定，為防止節外生枝，便假稱要大舉南伐。公元493年六月，孝文帝帶領步騎三十萬人，離開平城向南進發。大軍行至洛陽，連日霖雨不止，但孝文帝仍堅持進軍南向。尚書李沖等人就出來反對，說「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敢以死請！」孝文帝聽了大怒，說：「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一，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安定王休等趴在地下痛哭失聲，苦苦勸諫。孝文帝這才說，如不南伐，便須就此遷都洛陽。並即宣布：「欲遷者左，不欲者右。」（《資治通鑑》卷一三八）群臣又害怕南伐，不敢再言，遷都之計就這樣定下來。 孝文帝的兒子是一個目光短淺、胸無大志又不上進的人。他體胖怕熱，到洛陽以後，「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他趁著孝文帝出遊嵩山，「輕騎奔代（平城）」。孝文帝聞訊大怒，為了保證漢化順利進行，毅然將太子貶為庶人，後又用毒酒將其毒死。緊接著，拓跋族元老穆泰、陸叡與鎮北大將軍樂陵王元思譽、代郡太守元珍等勾結，想據平城起兵，史載其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魏書·於栗c傳》）。形勢十分危急，遷都與反遷都是關係到拓跋氏漢化的關鍵。孝文帝當機立斷，派得力大臣任城王澄率兵鎮壓叛亂，再次將反對派挫敗。 洛陽終於成為拓跋氏人心目中真正的都城，成為北魏占據中原，正式接受漢化的象徵。 改革風俗的措施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下詔改姓。孝文帝在詔書中把鮮卑氏與漢文化聯繫起來，宣稱：「北人謂土為拓，後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資治通鑑》卷一四○）明帝建武三年，以此為例，改乙■氏為叔孫氏，丘穆氏為穆氏，獨孤氏為劉氏，素和氏為和氏。 改了姓，又下令禁穿胡服，改穿漢服，服裝樣式與南朝流行樣式大抵相同。孝文帝對禁穿胡服下了很大決心，不允許有任何鬆懈。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從前線回到洛陽，他坐在車中，留意街上行人的服飾，見仍有人穿鮮卑舊服，大為不滿。第二天，他對群臣說：「朕昨入城，見車上婦女，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任城王澄作解釋：穿舊裝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立即反駁：這話說得奇怪，你難道還想滿城都穿舊裝嗎？ 孝文帝又下令禁止說鮮卑語。北魏初入中原時，以征服者自居，不僅自己講鮮卑語，還命令所有任職於魏的漢人官吏也要講鮮卑語。為了提高鮮卑族的文化水平，便於讀漢人書，接受漢文化，孝文帝下令宣布：「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指漢語）。年三十以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北史·咸陽玉禧傳》） 遷都洛陽之後，孝文帝仿照南朝形式，在郊祀宗廟禮節方面，也實行了漢化，放棄了拓跋氏原來崇拜的天神，改用漢禮。在官制和律令方面也多仿漢制，進行了改革。 均田制和三長制的規定實行均田制是孝文帝改革中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均田制出現的原因，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為了增加生產，迅速改善農業生產的落後狀況；另一方面是與豪族地主爭奪人口和土地。北魏進入中原後，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北魏諸帝多能注意勸課農桑，尤其是孝文帝即位後，更是孜孜以求，希望農業不景氣的狀況有所改善。他一再號召：「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魏書·高祖紀下》）然而天災幾乎連年發生，糧食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因此，發展農業生產，解決糧食問題，成為均田制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北魏統治中期，北方豪族己遍布全國，勢力很大，「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魏書·李孝伯傳附李安世傳》）。鮮卑貴族對土地的興趣也愈來愈強烈，他們紛紛「就耕良田，廣為產業」（《魏書·和跋傳》）。加上拓跋氏入主中原初期，曾把大量良田闢為牧場，或闢為私家園林，民無田業的現象十分突出。農民失去土地，四處飄流，或轉投豪族，成為蔭護人口，或聚集山澤，成為綠林好漢。人口流亡的情況如此嚴重，不能不引起北魏統治者的重視。因為政府掌握不了人口，也就無法獲得賦稅；而且大批浮浪人口也是構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所以如何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以及把農民從豪族地主的蔭護下解脫出來，成為均田制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均田制的實施還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必須有大批荒地可供使用，二是官府必須能夠掌握、支配這些土地，也就是說皇權必須強大到能夠轄制地方豪強。北方自東漢末年以來，由於連年戰亂，以致出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景象。至孝文帝時，情況雖有所變化，然土地拋荒的現象仍很嚴重。而當時北魏豪族地主勢力也還未強大到能與皇權抗衡的地步。因此，孝文帝推行均田制的條件已基本具備了。 公元485年，孝文帝開始實行均田制。在此之前，北魏初期，政府曾經在京城附近實行過計口授田，均田制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推廣、改進百發展起來的。另外，中國古老的一夫受田百畝的井田制以及西晉占田制，都給了均田制以經驗借鑑。 均田制的主要內容如下：（一）男子十五歲以上，授給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婦人授露田二十畝。露田加倍授給，以備休耕。露田不得買賣，身死或年滿七十者歸還官府。桑田則永為個人所有，不須歸官。桑田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買賣。桑田須種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種桑之地，男子給麻田四十畝，婦女五畝。 （二）奴婢和耕牛參加授田。奴婢依一般農民授田。耕牛每頭授田三十畝，限四牛。 （三）田地缺乏地區，允許農民「逐空荒」，遷往他郡。 （四）犯罪流徒戶或絕戶，其土地歸國家所有，作均田授田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職高低，授以公田。刺史十五頃，郡丞、縣令六頃。公田不得買賣。 在均田制頒布的同一年，又宣布實行三長制。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三長皆由本鄉有威望者擔任。三長制代替了過去的宗主督護制，改變了「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魏書·李沖傳》）的狀況，使趁著管理混亂，蔭庇大量人口的漢族大地主受到約束和打擊。因此他們群起而攻之。但當時掌握朝政的文明太后很有識見，她認為：「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魏書·李沖傳》）。在她的堅持下，三長製得以推行。 與均田制、三長制相輔相成的還有新的租調製。北魏原來實行的租調製很混亂。「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粟二十石。」由於戶籍不清，人民負擔重。實行新的租調製後，規定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就按此類推。家庭作為受田納稅單位，人民負擔有了一定之規。故「事（指新租調法）施行後，計省昔十有餘倍，於是海年安之」（《魏書·食貨志》）。 孝文帝改革是北魏歷史上的突出事件，其影響是值得重視的。單就北魏的統治來說，孝文帝漢化政策的實施，使鮮卑貴族在新的基礎上與其統治區內的漢族地主取得一定程度的協調，也使之與一般漢族百姓的矛盾趨向緩和，對於鞏因北魏政權，有其有利的一面。 孝文帝在社會經濟領域年的改革是有成就的。均田制的實施，可使相當一部分農民獲得了土地，得與生產資料重新結合：從而刺激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大地主的兼併也受到一定限制。北魏朝廷大為頭痛的流民和糧食問題，在均田制實行後，情況有所改善。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可能徹底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而且事出空前，也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因而也帶來很多弊病。這些弊病因改革的成功和北魏社會矛盾的暫時緩和所掩蓋，但根源仍在，在改革幾十年後便爆發了六鎮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