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卷） · 第二章考古資料

第一節三國兩晉南北朝都城遺址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都城遺址，經過勘查發掘的有曹魏鄴城、魏晉洛陽城、孫吳武昌城和六朝建鄴城。此外有十六國時期的大夏統萬城和吐谷渾伏俟城。 曹魏鄴城鄴城遺址在河北臨漳縣境內，今漳河橫貫其間。鄴城由北南兩座相連的城組成，分稱為鄴北城、鄴南城。東漢建安九年（204）曹操開始營建鄴城，後來成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時期的後趙、冉魏、前燕皆建都於鄴北城。北朝時期的東魏、北齊建都於鄴南城，鄴北城仍繼續使用。鄴城廢於大象二年（580），先後有六個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年，北平研究院曾對鄴城作過實地調查。1983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組成鄴城考古隊進行全面勘查發掘①。到目前為止，實地勘測鄴北城東西長2400米，南北寬1700米，比《水經·濁漳水注》鄴北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記載略小。已探明鄴北城的東、南、北三面城牆，確定中陽門、鳳陽門、廣陽門、建春門、廣德門等門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門至金明門之間的東西大道，以及連接東西大道的四條南北幹道。在這條東西大道以北的宮殿區內，探明十座建築基址。在西部銅爵園處，探明四座基址。根據勘探發掘，結合文獻記載，基本上判明鄴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門和金明門之間的東西大道將城分為南北兩區的。北區中央是宮殿區，西邊是苑囿，東邊是戚里。南區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區。城址中間的中陽門大道，正對宮殿區的主要宮殿，形成中軸線，並與鳳陽門大道、廣陽門大道於行對稱。這種規制，標誌著我國都城發展史的一個新階段，改變了漢代以來宮殿區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軸線的形成，使都城規劃更為對稱規整。這種規制對北魏、東魏、北齊、隋唐的都城建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至今仍保存於鄴北城西北隅的銅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毀沒的冰井台，也進行了探尋。銅爵台夯土基址現僅存東南角，南北長50米、東西寬43米、高4～6米。南邊的金虎台保存較好，現存南北長120米、東西寬71米、高12米。兩台相距83米。冰井台在最北邊，早被沖積的泥沙所覆蓋，探尋無著。 魏晉洛陽城（曹）魏（西）晉洛陽城都是利用東漢舊城改建的。北魏洛陽城，除繼續利用（曹）魏（西）晉洛陽城以外，並在城外四面興建了外郭城①。 曹魏至北魏，洛陽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襲東漢舊制，絕大多數的城門①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臨漳鄴北城遺址勘探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7期。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年4期，段鵬琦等：《洛陽漢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穫》，《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1985）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位置，歷代相沿不改。漢魏西晉時洛陽城有十二門，門皆雙闕。北魏建都洛陽後，曾對漢晉的舊門進行修繕和改建，並在西北角金墉城南邊新辟承明門，實為十三門。1985年發掘北魏建春門遺址②。建春門為東垣北起第一門，漢曰上東門，門址寬30米，進深約12.5米，共有三個門洞。門洞結構皆採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為支撐的大過梁式建築形式。地層疊壓關係表明，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都相繼使用這一門址。 洛陽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於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連的小城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長約1048米、東西寬約255米，部分城垣殘高6米左右。版築夯牆，土質純淨，結構堅實。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勢高亢，形同堡壘，實為洛陽城的軍事要塞。其方位與作用，都與鄴城銅爵三台相似。 魏晉時，還在洛陽城及金墉城城垣外側附設城垛（亦稱「馬面」），洛陽城西北兩面城垣共發現城垛七座，間距110～120米。城垛均長方形，夯築，面積大小不一，大的19.5×12.5米，小的18.3×8.3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毀，倖存者十一座，形制與大城垛相似。它們是迄今所見我國內地古城中出現最早的城垛實例③。 魏晉洛陽城內至今猶存的建築遺址，多數屬於北魏遺存，有些則是北魏沿用漢魏舊物。勘查判明，曹魏時，東漢南北宮制已不復存在。曹魏西晉北魏三朝都在漢北宮故地營建皇宮。北魏時，洛陽城從北到南已逐漸被宮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據。宮城位於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體作長方形，南北長約1398米，東西寬約660米，面積約為大城的十分之一。宮城東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無痕跡。宮城共探出四門：南面一門，西面二門，東面一門。南門即宮城正門閶闔門，門洞缺口寬46米，是全洛陽城最大的一座城門建築。宮城內北為苑區，南為宮殿區。宮殿區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於閶闔門直北的南北線上，目前已發現二、三十處。 北魏洛陽城內的街道共發現東西橫道四條，南北縱道四條。其中的第三條南北縱道，系由宮城直通宣陽門的主幹大道。這條南北中軸線，應即北魏的銅駝街。在銅駝街兩側，發現有大面積的建築遺址，應是《洛陽伽藍記》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廟社的遺址。在這裡曾清理屬於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帶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多片，瓦上文字記錄了管理官員隨主、匠師以及承擔輪、削、昆等製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為北魏官府手工業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北魏洛陽城內的佛寺遺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關注。1979～1981年發掘了當時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寧寺②。永寧寺位於宮城南門西南約1公里處。寺院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305米、東西寬215米，四周設版築圍牆，東、南、西三面備有一門。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為殿堂。這種以塔為中心的布置，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北魏建春門遺址的發掘》《考古》1988年9期。 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洛陽漢魏故城北垣一號馬面的發掘》，《考古》1986年8期。 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一號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年4期。黃土斌：《漢魏洛陽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年9期。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北魏永寧寺塔基發掘簡報》，《考古》1981年3期。正是我國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寧寺木塔共九級，是當時聞名國內外的高層建築。現存塔基呈方形，高2.2米，四周青石包砌，每邊各設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個木柱與土坯混作的方形實心體，殘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東、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龕；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個，知由此處登塔。根據塔基出土的現狀，可以復原這座名塔的基本形狀，並由此推知北魏時期的建築技術水平。 在永寧寺塔基發掘中，發現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繪影塑，造型逼真，工藝精湛，堪稱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國佛教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還證實，北魏確實在洛陽城外創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牆數段，連接總長1000多米。1984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牆及可能是郭城門的闕口。外郭城西牆長達4000餘米；闕口三個，東面正對內城城門。1991年又探出外郭城的東城牆1000多米①。這些發現，初步證實《洛陽伽藍記》所載「京師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實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館、四夷里，南北亦為二十里，成為我國古代都城中規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孫吳武昌城和六朝建鄴城曹魏黃初元年（220）孫權始都武昌，吳黃龍元年（229）遷都建鄴。東晉依吳建鄴舊城為都，改稱建康。終南朝之世，建鄴城址無大變動。可見武昌城和建鄴城對中國南方的都城建築具有很大影響。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縣城迤東一帶，城址輪郭仍隱約可見。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長方形，東西長1100米，南北長500米，周長約合漢代8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構築，與同期建鄴石頭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鎮江市）的作法一樣，體現了長江中下游濱江城他的特點。具體說，武昌城北垣和東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險，不設城壕；西垣、南垣和東垣南段的城垣，則構築較為嚴實。夯土築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寬18～28米，殘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為角樓一類建築。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側，發現一突出土台，似為「馬面」遺存。城垣外側均挖有寬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長270米，寬90多米。經鑽探，城壕一般寬5O～70米，深5米。武昌城有五門，除流（臨）津門可確定外，其他四門已無遺蹟可尋。城內北部似有子城，約為武昌宮所在。城西有郭城遺蹟。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當時的墓地。城南有冶鐵遺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勢險要；又有良港、鐵冶①。六朝時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 建鄴城位於今南京市區。東晉南遷，在吳舊城的基礎上改建都城和宮城，布局仿魏普洛陽城，基礎仍依建鄴舊制。歷東晉、南朝，城年宮室官署屢有改變，但都城範圍、城門名稱並無大變動。 關於建鄴（建康）都城的範圍和富城、城門的位置，《建康實錄》和《輿①段鵬琦：《漢魏洛陽城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工作隊：《北魏洛陽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7期。 ①蔣贊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地誌》均有記載，朱偰在《金陵古蹟圖考》曾做過詳細查考。可惜的是，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為平地，以後各代又屢有擾動破壞，現在已難於驗證①。 大夏統萬城公元407年，匈奴族首領赫連勃勃竊據朔漠，僭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夏。413年因漢奢延城改建統萬城為都城，成為北朝十六國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陝西省靖邊縣白城子的無定河北岸原上②。分東西兩城，兩城外圍有郭城。郭城依無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東北方向延伸，破壞嚴重，南垣、北垣情況不明，東垣西垣相跨5公里，可知範圍相當廣闊。西城是內城，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東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處曲折，周長2470米。 內城四面各開一門，南北東三門僅存基址，西門瓮城尚存，門道寬3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長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達31.62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樓，角樓已毀。從墩台頂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礎石，以及殘存的柱槽、板道等遺蹟考察，推知角樓圍以欄干，其下有層層板道，狀若架設於峭壁上的棧道。每面城垣外側均建「馬面」。東西北三面各有馬面十座，南垣八座，較寬厚，每座長18.8米、寬16.4米。正中有方形豎坑，從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遺物判斷，應為倉儲建築。這在我國城市建築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城內中部偏南處有長方形夯土台基一處，殘高1.2～1.5米，從出土的花紋方磚及大瓦判斷，應是大夏宮殿遺址。 東城後建，略大於西城，周長2566米。兩城毗連，東城西垣即西城東垣。亦有城門（北垣無門）、墩台、馬面等設施。保存較差。 郭城和東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馬面，均由三合土夯築，呈青灰色，質地極為堅硬。經化驗，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統萬城址內的遺物相當豐富，瓦礫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遺物的年代比較雜亂，漢晉唐宋都有。據《魏書·食貨志》記載，赫連勃勃營建時，這一帶是水碧山青的綠洲。魏滅夏後，這裡成為牧場。唐初為農業區，唐末以後，植被遭到嚴重破壞，於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這裡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歷史的統萬城，從此淪為廢墟，湮沒在一望無垠的毛烏素沙漠裡。從統萬城的變遷，可以看出鄂爾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劇烈變化之一斑。吸取毀林造成嚴重惡果的歷史教訓，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吐谷渾伏俟城西晉末，慕容鮮卑首領吐谷渾率所部西遷，抵今甘肅青海間。至六世紀，其王夸呂始稱可汗，居伏俟城。據1960年和1981年的調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鐵卜卡古城即吐谷渾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內城組成。郭城平①羅宗真：《江蘇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②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統萬城城址勘測記》，《考古》1981年3期。①黃盛璋、方永：《吐谷渾故都——伏俟城發現記》，《考古》1962年8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湖環湖考古調查》，《考古》1984年3期。 面長方形，城垣用礫石壘砌，東西寬1400米，北垣被切吉河沖毀，長度不明。郭城內偏東有南北內牆一道。內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邊長約200米。牆上無雉堞，僅東牆正中開門。城內偏西北處發現大型台基，方形，每邊長70米，似為宮殿遺址。城內有通衙，布局與城牆方向一致，東西向與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狀。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鮮卑「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的舊俗。地面遺蹟稀少，反映了慕容鮮卑西徙青海後仍然過著「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②的生活。 ②《晉書·四夷·吐谷渾傳》。 第二節魏晉十六國墓葬 本節輯錄的魏晉十六國墓葬資料，以淮河、秦嶺以北的北部地區為限，同時期的吳蜀兩晉墓葬資料，詳見第四節。 魏晉十六國時期，一般指曹魏黃初元年篡漢起至北魏攻滅北涼統一北方止（220～439）。這期間，淮河、秦嶺以北的中國北部地區，各政權各民族間相互攻伐，戰亂不息，社會經濟調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現為簡埋薄葬，與秦漢墓比較，已大為遜色。曹魏西晉的統治者，迫於經濟困難，無力營建宏大陵寢，又為防止死後陵墓被盜掘，往往「依山為陵，不封不樹」，不建寢殿，不設園邑，不設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跡，考古探覓較難。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防止墳墓被盜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潛埋」而不起墳的葬法，所以他們的墳墓也不易被發現。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晉十六國墓葬，並不受此限制。1915年，英國斯坦因盜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從已發表的資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屬於十六國時期的墓葬①。本世紀上半葉，日本人鳥居龍藏、駒井和愛等人先後多次在遼陽一帶發掘漢魏晉壁畫墓②。1944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佛爺廟墓地發掘十多座魏晉墓③。還有，自本世紀初以來，魏晉墓誌不斷在洛陽出土，其中有晉賈充妻郭槐墓誌、武帝貴人左棻墓誌、晉中書侍郎荀岳夫婦墓誌④。這些墓誌為研究這一地區的魏晉墓，特別是西晉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地的魏晉十六國墓葬不斷被發現，就北部地區來說，河南的洛陽、偃師、鄭州、延津、焦作、安陽、南陽，陝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莊，北京市，山東的蒼山、諸城，遼寧的遼陽、北票、錦州、義縣、旅順、朝陽、本溪，甘肅的敦煌、酒泉、嘉峪關、張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魯番⑤，都發現了這個時期的墓葬。在這個時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紀年墓磚或其他帶有紀年的器物隨葬，還有記錄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誌、印章和壁畫題記，這些都為墓葬斷代、器物編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據，這是先秦兩漢時期所無法比擬的。 由於北部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傳統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盡一致。國內學者一般把北方魏晉十六國墓葬劃分為中原、西北、東北三個區①。 中原地區黃河中游及其鄰近的中原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其主要特點是，以磚室墓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較大型的磚室墓有斜坡墓道，並在墓道兩側壁留出遞減的台階，甬道間安置石門；隨葬器物中以陶製的牛車、武士俑、①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1期。②鳥居龍藏：《南滿洲調查報告》，三友社，1910年。駒井和愛：《遼陽發現漢の代墳墓》，東京，1950年。 ③夏鼐：《敦煌考古漫記》，《考古通訊》1955年1—3期。 ④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洛陽大華書報供應社，1941年。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①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年1期。鎮墓獸、長方形果榼、絳釉小罐，「位至三公」銘文的雙夔紋銅鏡等最具特色。魏晉都城洛陽，是當時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這一地區的埋葬制度和習俗，往往給其他地區的墓制以較大的影響。其中有明確紀年或已知身份的計有：洛陽16工區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晉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賈后乳母徐美人墓，永寧二年（302）士孫氏墓③，以及北京發現的西晉永嘉元年（307）王浚妻華芳墓④，山東諸城發現的西晉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區雖然沒有發現十六國紀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涼昇平十三年（369）製作的金錯泥筩①。根據隨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確定為十六國時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廠坡墓②、安陽孝民屯154號墓等多座③。 探尋西晉帝陵是本地區的一項重要考古工作。據《晉書》記載，僅知司馬氏三代都葬在洛陽故城東的首陽山，而且都是依山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紀初出上的左棻、荀岳兩墓誌，根據志文所載的晉陵方位進行核查鑽探，結果在左荀二墓誌出土地點的附近，各探出一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組在峻陽兒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組在枕頭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發掘了兩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確定枕頭山前墓地應是晉文帝司馬昭的崇陽陵墓地，峻陽兒地應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峻陽陵墓地。這兩座已發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陽陵和峻陽凌④。由於兩墓早年被盜，沒有留下直接的物證，目前尚不能確定。但這項工作已為解決西晉陵問題邁開了第一步。西北地區西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絕大多數發現於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魯番地區。其主要特點是，地面上常見平面方形的墳院式塋域，墳院內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橫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饅頭形的墳丘為標誌。墓葬以磚室墓和土洞墓為主。較大型的墓，墓門上砌有門樓或照牆，有的高達10多米，上砌仿木構的斗拱、門闕，並嵌彩繪或雕刻的小磚。墓室內繪壁畫或小磚畫。隨葬陶器上多施刻劃的水波紋，有較多木製明器。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隨葬器物，以帶有紀年的鎮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區有明確紀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統計，發現於嘉峪關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鄉亭侯墓（M9）①：發現於酒泉的有鎮軍梁君墓（丁家閘M1）、稗將軍墓（崔家南灣M1）②：發現於敦煌佛爺廟的有西晉咸寧二年（276）②洛陽市文物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4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1期。④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西晉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年12期。⑤諸城縣博物館：《山東省諸城縣西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12期。①秦烈新：《前涼金錯泥筩》，《文物》1972年6期。 ②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年6期。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3年6期。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西晉帝陵勘察記》，《考古》1984年12期。①甘肅省文物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甘省肅博物館：《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掘》，《文物》1979年6期。 ②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掘》，《文物》1979年6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墓、前涼昇平十三年（369）墓、後涼麟加（嘉）八年（396）墓、北涼玄始十年（421）墓③：發現於武威的有魏青龍四年（236）墓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⑤：發現於隴東崇信於家灣的有前趙光初二年（319）墓⑥；發現於吐魯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晉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涼建興三十六年（348）墓、昇平十一年（367）墓；西涼建初十四年（405）墓；北涼義和二年（432）墓、義和三年墓，緣禾五年（436）墓、緣禾六年墓①；以及青海大通發現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墓②，等等。 已發現的河西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數以萬計，目前已發掘500多座。 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磚室墓兩種，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還有過洞、天井，有的磚室墓照牆為仿木結構建築，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門上鑲嵌土坯以構築門相的。不論是土洞墓還是磚室墓，都由墓道（包括過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龕）組成。墓內彩繪壁畫是河西魏晉十六國墓的一個特點。壁畫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畫是在幾塊磚面上用篩過的黃土摻合膠性物抹平作底，後用土紅色起稿，再用墨線勾勒定稿，繼而用石黃、白、朱、赭石、粉黃、灰淺赭色施彩。小幅壁畫基本上是一磚一畫，作圖程序與大幅壁畫相同，只是用色較單純，一般以墨、赭石和朱為主。河西發現的壁畫墓，以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③和酒泉丁家閘十六國時期壁畫④為代表。新城發現六座壁畫墓，共保存壁畫600多幅，內容取材於當時社會生活，以農桑、牲畜、釀造、出行、宴樂、狩獵、庖廚、生活用具、兵屯、營壘、塢壁、穹廬和建築裝飾圖案為主要題材，藉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樂情景。丁家閘壁畫墓（M5）的墓主似為西涼的王侯或三公，墓中著重描繪道家神話傳說中的天上、人間、地下三境界，東王公、西王母、神獸、聖賢人物。壁畫布滿前室四壁，頂部繪復瓣蓮花藻井，以土紅色寬線為欄界，氣勢雄偉，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長畫卷。它是我國首次發現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國時期大型壁畫，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十六國時期流行帶斜坡墓道或豎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頂部四角攢尖或覆斗式。洞內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頭封閉。屍體用麻布纏裹，葦繩綑紮，因氣候乾燥，常形成千屍。死者大多③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敦煌晉墓》，《考古》1974年3期。甘肅省敦煌縣博物館：《敦煌佛爺廟灣五涼時期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3年10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④黎大祥：《武威發現三國墓》，《中國文物報》1991年9月22日。 ⑤鍾長發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年2期。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1963～1965）》，《文物》1973年10期；又《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年1期。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文書—吐魯番阿斯塔那332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1期。 ②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年4期。③甘肅省文物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④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國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是漢魏以來屯戍西域的漢人後裔，埋葬制度與中原相似。墓中隨葬各種染織品、絹紙製品、陶木器、儷、錢幣和金屬飾品。絹紙製品中常發現墨書的文字，內容大多是當時的官私文書，被學者稱為「吐魯番文書』。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專門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 東北地區東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集中發現於遼寧省，尤以遼陽、朝陽發現為多。普遍以石板、石塊砌築墓室，磚室墓少見。較大型的石室墓，墓內常見彩繪壁畫。隨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懷、炭爐以及馬具、金花冠和各種金飾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確紀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遼陽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①，□令支令張君夫婦墓②，朝陽後燕建興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①，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陽公大將軍大司馬馮索弗墓②等。 東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變化較大。一般地說，曹魏時期，遼東太守公孫度割據遼東，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襲東漢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晉，遼東統一於中原，墓葬形制與中原漸趨一致。流行於中原的釉陶小壺、「位至三公」銅鏡，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東北晉墓中發現。十六國時期，東北一帶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北燕等政權，統治者為鮮卑慕容部或鮮卑化的漢族馮氏。這時鮮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漢文化仍有很大影響。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開國主馮跋之弟馮素弗夫婦墓。 馮氏夫婦同墳異穴，都是長方形石槨墓，東西向。槨內殉犬。木棺前端高寬後尾低窄。馮氏頭戴頂插步搖的金冠飾，明顯屬於鮮卑習俗。但石槨內置柏木畫棺，槨內壁施彩繪，槨頂畫天象圖，四壁畫墓主人家居出行場面。畫棺繪羽人、屋宇、雲氣等圖象，則承襲東漢大墓的特點。隨葬器物同樣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系統。馮妻墓早年被盜，遺物不多。馮氏墓隨葬陶器、銅容器、漆器等470多件。其中的鐵制工具、兵器和甲冑，以及鐵馬銜、木芯鎏金銅馬鐙等成套馬具，還有鏤孔高圈足銅鍑，提梁銅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遊牧民族的風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種儀仗用的鎏金銅工具和鐵質車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輿服雜用等，則又顯示著傳統的漢文化特徵。此外，墓中還有東羅馬製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歷史社會、思想意識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 ①王增新：《遼陽三道壕發現的晉代墓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1期。②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5期。①陳大為等：《遼陽朝陽後燕崔遹墓的發現》，《考古》1982年3期。②黎瑤渤：《遼寧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年3期。 第三節北朝墓葬 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後遷洛陽。保存下來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陽兩地為最多。在大同，經考古發掘的有文明太后馮氏的永固陵①和分布在大同郊區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於大同方山，墳丘呈方形，底邊長117～124米，現存高約23米。墓室在墳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後室四部分組成。前後兩室全長23.5米，用磚20多萬塊。兩室之間有甬道。甬道內設兩重石門。以後的北魏皇室墓大都採用這種墓制。 永固陵的陵園布局沿襲東漢舊制，在陵南600米處設石殿，號永固堂。 現存一長方形基址，有柱礎、龜蚨等殘跡。又在永固堂南200米處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帶迴廊的塔院遺蹟。這種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結合的做法，成為北朝陵墓的一個特點，同時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統治集團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東北一里處有孝文帝豫營的陵墓，號萬年堂，也是雙室墓，但規模較小。早年被盜，已遭到嚴重破壞。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區的北魏早期墓，以帶斜坡墓道的洞室墓為主，墓向大多朝南，磚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線形，其上收成四角攢尖頂。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還有不少來自波斯薩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銀碗。在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馬金龍夫婦墓①和屯騎校尉建威將軍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馬金龍夫婦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後室、耳室及連接各室的甬道所組成。墓室總長17.5米，墓道長28.1米，全長45.6米。墓磚呈青灰色，磚側模印「瑯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十個字。主室西側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盜，但仍遺存367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從俑、儀仗俑，身披鎧甲的步兵俑和騎兵俑。還有與陶俑相配合的馱糧馬和大小馬匹、駱駝等30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馬金龍墓表和墓誌各一方，延興四年姬辰墓誌一方，安插在四個石礎上的漆屏風一座。石礎雕刻精美。屏風僅存彩畫屏板。屏板上彩繪歷史人物故事，各有題榜，堪稱為罕見的北朝書畫和石雕藝術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後室墓。早年被盜，劫餘遺物中有五世紀古波斯薩珊朝的鎏金銀盤和高足銀杯等珍品，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發現。 ①大同市博物館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年山西省的考古發現》，《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①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3期。②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3期。洛陽墓葬區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皇帝、王公貴族死後都埋葬在洛陽邙山一帶。本世紀初，元魏墓葬遭到嚴重破壞，僅收集保存的墓誌就有二百多方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根據當時收集記錄的出土地點，進行多次實地勘查。判明洛陽北郊瀍河兩邊的北邙山域，應是元魏統治集團的一個大墓區。在這個大墓區內，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勛舊八姓」、其他內入的「鄰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據出土墓誌推定，孝文帝長陵、孝文後陵、宣武帝景陵，位於這片墓區的西邊，今洛陽西北官莊村東地的大小家應是孝文帝長陵及其後陵；大小冢右前方的冢頭村東地土冢，應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諸世祖子孫中的父子（女）墓葬，採用「父為祖墳，子墓位祖墳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後方、右後方」四種排列方式。諸世祖子孫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順序則皆自左而右，一字並行④。 已發掘的洛陽地區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元懌、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馬悅（司馬金龍之子）、寇猛等大臣墓①。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數為方形單室墓，少數為前後室墓。方形單室墓中，磚室墓居多，土洞墓較少。由斜坡墓道（少數作豎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為穹窿頂，也有作四角攢尖頂的。有的在墓道上方開鑿一個或二個天井。前後室墓僅見於元邵、元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開鑿一個或二個天井。不論單室或前後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內大多彩繪壁畫，隨葬品也比較豐富。 東魏北齊陵墓東魏北齊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縣滏陽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廣闊地帶。這裡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稱。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這裡出土。已發掘的有磁縣灣漳北齊大墓（疑為某帝陵）②、大冢營村東魏茹茹公主墓③和東槐村北齊文昭王高潤（高歡之十四子）墓④。這三座大墓都是磚砌單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灣漳大墓總長52米，茹茹公主墓總長近35米，高潤墓總長63.1米。甬道上方有磚砌門牆或仿木構的門臉，甬道內及前後兩端均砌三堵封門牆（高潤墓砌二堵），①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洛陽大華書報供應社，1941年。②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蹟輯錄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③黃明蘭：《北魏洛陽景陵位置的確定和靜陵位置的推測》，《文物》1978年7期。④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蹟輯錄之三》，《文物》1978年7期。①黃明蘭：《西晉裴祗和北魏元兩墓拾零》，《文物》1982年1期；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4期；又《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調查》，《文物》1974年12期；孟縣人民文化館：《河南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誌》，《考古》1983年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侯鴻鈞：《洛陽西車站發現北魏墓一座》，《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2期。 ②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③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④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 中後兩堵牆之間設石門（茹茹公主墓僅有石門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頂呈穹窿狀。墓室西側設棺床。墓內繪滿彩色壁畫。雖然早年多次被盜，遺存仍甚豐富。 灣漳北齊大墓的壁畫大多剝落，僅墓道壁畫保存較好。壁畫畫面共300餘平方米，兩壁畫面對稱，東壁以青龍為先導，隨後有53人組成的儀仗出行隊伍；西壁以白虎為先導，隨後亦有53人組成的儀仗出行隊伍。儀仗隊伍的上方是天空，繪有各種神獸、流雲、蓮花等圖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畫面積達150平方米。自墓道入口處依次繪青龍、白虎，儀仗行列，鎮墓威神及鳳鳥、羽人。墓道地面兩邊繪花卉圖案，甬道券頂門牆上繪朱雀及鎮墓威神；甬道兩壁繪侍衛。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為主要題材。布局謹嚴，人物比例準確，服飾逼真，線條流暢，敷色艷麗。高潤墓壁畫以北壁保存較好，中部繪墓主，端坐帷帳中，頭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兩側各有待從六人，手執華蓋、羽旌等物。墓頂可能繪有天象圖。這三座墓的壁畫，繪畫技藝嫻熟高超，畫面氣勢宏偉，代表了北齊壁畫的藝術水平，在中國繪畫藝術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這三座墓的主要隨葬品。灣漳大墓出土1500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多件，高潤墓381件，是同期墓中隨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種類很多，均施彩繪，製作精美，形象生動。其中以侍衛俑和侍吏俑占多數。此外，還有伎樂俑、擊鼓俑、奴僕俑以及胡俑、薩滿巫師俑，等等。為研究北朝的歷史社會、輿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除磁縣東魏、北齊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地還發現一大批東魏北齊時期的勛臣貴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確、紀年清楚、保存較為完整的有：河南安陽北齊驟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范粹墓①，北齊東徐州刺州和紹隆夫婦墓②，安陽北齊文宣帝妃顏氏墓③，濮陽北齊車騎將軍李雲夫婦合葬墓④，河北磁縣北齊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堯峻墓⑤，堯母趙郡君墓⑥，贊皇東魏司空李希宗夫婦合葬墓⑦，黃驊北齊青州樂安郡太守常文貴墓⑧，平山北齊祠部尚書趙州刺史崔昂夫婦合葬墓⑨，山東高唐東魂濟州刺史房悅墓⑩，山西太原北齊右丞相東安王婁叡墓(11)，太原擴坡北齊張肅俗（北魏龍驤將軍長安侯張子霞之四子）墓(12)，壽陽北齊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陽王庫狄回洛墓(13)，祈縣北齊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韓裔墓(14)，以及山東臨淄崔氏墓群①，濟南陳氏墓群②，河北臨城趙郡李氏墓群③，景縣封①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期。②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7年1期。③安陽縣文教局：《河南安陽縣清理一座北齊墓》，《考古》1973年2期。④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瓷器和墓誌》，《考古》1964年9期。⑤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⑥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年6期。 ⑦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⑧滄州地區文化局：《黃驊縣北齊常文貴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9期。⑨河北省博物館等：《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11期。⑩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山東高唐東魏房悅墓清理紀要》，《文物資料叢刊》（二），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①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無極甄氏墓群⑥，河間邢氏墓群⑦，山西聞喜裴氏墓群⑧，等等。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他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根據出土墓誌，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縣堯氏墓群，堯母居南，三子並列在北；臨城趙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並列在北；贊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並列在南。這兩種排列方式，與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東魏北齊沿襲北魏的埋葬習俗，皆單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數例外。 例如，臨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數殊勛墓為南向的前後室墓。單室墓大多是青磚砌築，少數是土洞墓，僅臨淄崔氏墓為石砌單室墓。單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為穹窿頂，少數作四角攢尖頂。磚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陳列陶俑及其他隨葬品。勛戚大臣的方形單室墓，往往加長墓道，擴大墓室，在甬道內加砌磚牆，設石門，並在甬道上方磚砌門牆或作仿木構的門臉。庫狄回洛墓和婁叡墓內均增設帷帳，這可能與他們官階最高（正一品）有關。 東魏北齊的世家大族墓，墓內大都彩繪壁畫，隨葬成群的陶俑、動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還有東羅馬金幣和西方傳入的金銀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婁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華的兩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後兩室的大墓。這種前後室墓在北朝後期是很少見的。婁叡墓壁畫達240多平方米，畫面主要是表現墓主生前生活的顯赫場面和死後靈魂飛升的虛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畫出現了受南朝風格影響的畫面。例如濟南東八里窪和臨胸冶泉等地發掘的東魏北齊墓，墓中都繪有屏風。屏風內繪「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的圖像①。這種現象的出現，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並不因政治上的對峙而影響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發現較少，年代明確的有咸陽西魏侯義墓②、寧夏固原北周柱國大將軍河西公李賢夫婦墓③。這兩座墓的發現，為北朝晚期墓的編年研究提供了準確的標尺。侯義墓是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組成。墓室繪壁畫，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 ②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進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李建麗、李振奇：《臨城李氏墓誌考》，《文物》1991年8期。 ④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3期。 ⑤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3期，⑥孟昭林：《無極甄氏諸墓的發現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59年1期。⑦孟昭林：《記鷹魏邢偉墓出土物及邢募的發現》，《考古》1959年4期。⑧顧鐵符：《晉南——文物的寶庫》，《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0期。①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東八里窪北朝壁畫墓》，《文物》1989年4期；又《前進中的十年——1978～1988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②咸陽市文管會等：《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12期。③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11期。損泐嚴重，僅墓頂星座圖尚有殘存。墓葬早年被盜，遺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種類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騎馬樂俑等，是一批難得的西魏文物。李賢墓是長斜坡墓道帶三個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繪有壁畫。畫面部分殘缺，現存23幅，內容約可分為門樓、武士和侍從伎樂三部分。線條古拙粗放，風格寫實，著重表現墓主人生前富貴豪華生活，不見東魏北齊流行的升仙思想畫面。這批壁畫填補了北周繪畫史上的空白，為研究北周建築、服飾、兵制提供了形象資料。墓中隨葬陶俑數百件，色彩鮮艷，塑工精細，神態各異：部分陶俑具有明顯的少數民族特徵，反映了這個時期民族大融合的歷史過程。隨同出土的鎏金銀壺、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薩珊朝工藝製品，還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資料。 第四節六朝墓葬 六朝墓多數發現於長江中下游，福建、廣東、廣西和四川、貴州、雲南等省區也有不少發現。據不完全統計，已發現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長江下游地區南京地區是六朝都城所在地，發現的六朝墓也最多。由於當時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術，所以，發現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於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磚砌墓室，墓向依山勢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長方形的平頂疊砌磚墓，或平面呈長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頂磚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後室，四隅券進式頂，或前室四隅券進式頂，後室券頂。少數還帶有1—3個側室。有的還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門磚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溝。六朝前期（吳、晉）墓的隨葬品以陶器、釉陶器為主；六朝後期（南朝）墓，隨葬青瓷器明顯增多①。 孫吳帝陵迄今未發現。已發現的等級最高的孫吳墓是吳左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墓②。朱然墓發現於安徽馬鞍山，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後室所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後室平面長方形，雙層拱形券頂。墓葬早年被盜，殘存遺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銅器和大量的銅錢。漆器數量最多，有十多個品種共60多件，器形多數是漢代常見的耳杯、盤、案、盒、壺、樽、奩等。另有漆槅和漆憑几，系三國時出現的新產品。胎質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裝飾工藝有鎏金銅扣、描漆、戧金錐刻、犀牛漆，有的還採用雕刻與彩繪相結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畫為主，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彌補了繪畫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書「蜀郡作牢」字樣，表明這批漆器均屬蜀郡工官產品，為吳蜀關係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東晉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據唐人許嵩《建康實錄》記載，東晉十一陵，位於「雞籠山之陽」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稱西陵；位於「鐘山之陽」的有康、簡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稱東陵；位於「幕府山之陽」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廢帝海西公司馬弈廢后卒於吳，葬地不詳。經考古發掘，結合文獻研究，「雞籠山之陽」即今南京大學北園一帶。1972年在南京大學北園發掘的東晉大墓，當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鐘山之陽」即今南京太平門內富貴山一帶。1960年在富貴山南麓發現了恭帝陵的玄宮石碣②，隨後在其附近發掘到一座東晉大墓③。學者對這座大墓是哪一個帝陵存在爭議，但一致認為不出東陵後三陵之一④。 ①蔣贊初：《關於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3期。①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論南京地區六朝墓葬的葬地選擇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②李蔚然：《南京官貴山發現晉恭帝玄宮石碣》；《考古》1961年5期。③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貴山東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66年4期。④同①李蔚然文。蔣贊初：《南京東晉帝陵考》，《東南文化》，1992年3、4合期。「幕府山之陽」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崗山一帶。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輪電機廠內）發掘到一座東晉大墓，當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還發掘東晉皇族墓數座⑥。 東晉陵墓基本上繼承西晉的營建方法。陵墓大多開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為陵，不起墳。墓室皆為帶甬道的券頂單室磚墓。甬道一般長2～3米，墓室長4～7米，墓室前有很長的排水溝。所不同的是，西晉陵墓道又長又寬，甬道內設一道或二道石門；而東晉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內設一道或二道木門。東晉陵的隨葬器物大體上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青瓷器皿，有盤口壺、雞首壺、洗、碗等：第二類是陶質明器，有案、憑几、托盤、耳杯、圓盤、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個雕塑龍虎形的帷帳座：第三類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盤、盒；第四類是金銀飾品和玻璃器皿；第五類是鐵鏡、石黛板等雜物⑦。由此可以看出，東晉陵的規模和隨葬品的數量、質量，都超過三國西晉；與漢唐陵墓作比較，則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或可說明，東晉偏安江左，在社會生產和物質生活上都有所發展，但非漢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區。由於南朝帝後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長的神道，神道兩側立石獸、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來不斷有學者做過調查，近人朱偰著《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後，考古工作者又多次進行勘查，共發現南朝陵墓31處，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處。根據勘查，得知劉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寧其林鋪一帶；南齊陵墓在丹陽胡橋、建山一帶；南梁帝後陵在丹陽東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堯化門甘家巷一帶：陳陵在江寧方山、靈山和南京西善橋附近①。已發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計有：南齊宣帝蕭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蕭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蕭道生的修安陵③，東昏侯蕭寶卷墓，和帝蕭寶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陽簡王蕭融墓⑤、桂陽敦王蕭象墓⑥、安成康王蕭秀墓⑦、建安郡王蕭偉墓或昭明太子蕭統墓⑧，陳文帝陳蒨的永寧陵⑨、宣帝陳頊的顯寧陵⑩。南朝陵墓沿襲東晉陵墓的營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風水，所有的南朝帝後陵和皇族墓都選擇在兩山之間的山沖高地，後有隆起的山丘作為屏障，前有開闊的平地，陵前神道順山勢直抵平崗。陵墓體制也都是帶有甬道的單室磚墓。墓室平面長方形，頂部起券，帝陵長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⑤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北郊東晉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4期。⑥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幕府山東晉墓》，《文物》1990年8期。 ⑦羅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綜述》，《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①羅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年。②同①。 ③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年2期。④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邵玉健：《丹陽兩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東南文化》1980年2期。 ⑤南京市博物館：《南京梁窪陽王肖融夫婦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⑥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陽王肖象墓》，《文物》1990年8期。 ⑦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⑧南京博物院：《南京堯化門南朝梁募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2期。⑨同①。 ⑩羅宗真：《南京西善橋油坊村南朝大墓的發掘》，《考古》1963年6期。內設石門二道，石門額上浮雕仿木結構和桃形燈龕，室內有磚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設石祭台。棺床前後有陰井，並有磚砌排水溝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築有擋土護牆多道。整個墓室用花紋磚和模印磚畫拼嵌而成。甬道兩壁有的嵌砌獅子、武士磚畫，頂部嵌砌太陽、月亮磚畫。墓室內壁面嵌砌羽人戲龍、羽人戲虎、車馬出行以及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畫。畫磚間雜有蓮花和纏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與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規模較小。墓室亦流行帶甬道的單室磚墓，但比帝陵稍簡化。全長7～10米。圖道內設石門一道，墓壁多用蓮花、忍冬、菱形紋磚拼嵌，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畫偶有發現。墓室內大多隨葬石俑、石馬和石帷帳座，有的還出土龜趺墓誌。南京及其附近，又是東晉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東漢興起的豪門士族聚族而葬、按輩份排列的制度，至東晉南朝尤為盛行。南京老虎山顏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興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較多的三個家族基地。老虎山顏氏墓地已發掘9座，墓皆南向，東西排列，長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發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萬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發掘6座，墓皆東向，北南排列，占地5萬7千平方米。根據出土墓誌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關係，推知當時的排葬方式大約是：墓南向的墓群，長輩居右（西），晚輩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東）一行順排，如老虎山顏氏墓；墓東向的墓群，長輩居左（北），晚輩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興周氏墓：另一種是長輩居中或居前，晚輩依次葬其兩側或晚輩居後方依輩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雖然這三種排葬方式，並不都是十分嚴格的，個別較晚輩的放在長輩之間也偶有發現。但聚族而葬，按輩排列，他族不得混入，這是不能改變的。 此外，揚州、蘇州、常州、無錫以及浙江的金華、衢縣，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發現不少六朝墓。墓制與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從西晉開始，以青瓷器隨葬逐漸占據主要地位。 長江中游地區武漢和長沙是長江中游六朝墓的兩個重要地點。 武漢東邊的鄂城是孫權稱吳王時的都城，黃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黃龍元年（229）遷都建鄴（南京），終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因此，這裡發現的吳晉南朝墓為數甚多。已發現的紀年墓有吳黃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晉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齊永明三年（485）等①。這批紀①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考古》1959年6期。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2、4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10期；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號、6號、7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11期。 ③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4期：南京博物院；《江蘇宜興晉墓的第二次發掘》，《考古》1977年2期。 ①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2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4期；程欣人：《武漢出土的兩塊東吳鉛券釋文》，《考古》1965年10期：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年3年墓，為長江中游地區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準確依據。 長江中游的東吳墓大多是磚室墓。大中型墓沿襲東漢墓制，以帶短甬道的橫前室單後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橫前室雙後室兩種為主。小型墓大多是長方形單室。隨葬品除沿襲東漢時的陶模型器以外，還增添不少器類，如多子福、盤口壺、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常見的隨葬品組合是罐、缽、碗、盤、耳杯、案、燈、香熏、唾壺、虎子、俑、倉、灶、牛車、雞、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銅鏡、石黛板、鉛地券和銅錢。其中尤以帶紀年銘文的重列或環列神獸鏡、佛像夔鳳鏡，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銅帶飾，帶尖帽涌和盤發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獸足的鎮墓獸，以及刻有「孫將軍門樓」的青瓷院落最具時代特徵。兩晉南朝墓流行單室磚墓，平面長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側增設短甬道。一般趨向簡約。墓底大多設棺床和排水溝。隨葬品中的青瓷器比東吳墓的同類器較多且好。胎灰白色，紋飾簡單，多素麵，綠釉為主，罐、缽口沿往往飾以褐綠色釉斑②。長沙地區的六朝墓，形制與武漢近似。已發現的紀年墓有瀏陽姚家園西晉太康八年（287）墓③，長沙金盆嶺西晉永寧二年（302）墓，桂花園東晉昇平五年（361）墓，爛泥沖東晉寧康三年（375）墓，齊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識字嶺齊永元元年（499）墓①。這些紀年墓，規模較大，隨葬器物豐富，反映了六朝時期長沙地區較為安定發達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寧二年墓和昇平五年墓②。永寧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號、6號墓，共出土各類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執板的騎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種侍從俑，以及乘馬演奏的樂隊，雙人對坐書寫的文吏俑，額上點有「白毫相』的僧人。在昇平五年墓中，發現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開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種，其中有絲織品40多件。這些實物資料，對研究當時長沙地區的社會歷史、衣冠制度、生活習俗都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河南鄧縣學莊村的南朝畫像磚墓也是一個重大發現③。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單室券頂磚墓，全長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帶蓮花紋的花紋磚砌成，並嵌砌模印加彩的畫像磚。畫像磚主要表現前列鼓吹的牛車行列場面，它們與墓內出土的50多個儀仗俑相配合，顯示墓主生前擁有部曲武裝。墓內磚柱上彩繪飛天、化生圖像及大量的蓮花、忍冬圖案，反映出當時佛教已廣泛流傳。 福建兩廣地區東晉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湧入福建兩廣，加速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些地區發現的六朝墓比漢墓大為增多。皆磚室墓，墓磚上常有紀年文字，除東吳外，兩晉南朝的紀年基本上都可以連接起來，為分期斷代提供了極大期；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地區四座南朝紀年墓》，《考古》1965年4期。②蔣贊初：《長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高至喜：《瀏陽姚家園清理晉墓兩座》，《文物》1960年4期。 ①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②同①。史樹青：《晉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釋》，《考古通訊》1956年2期。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像磚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方便。本地區的兩晉墓，較多沿襲東漢以來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則以單室磚墓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側，但東漢多室墓制仍有遺存。例如福建建甌穆墩發現的梁天監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和兩耳室所組成，後室兩側壁和後壁又砌出25個小龕。廣西融安4號墓②由前中後三室組成，三室間的兩壁和後室後壁均砌磚柱。廣東始興赤南發現雙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氣的小門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紋磚砌築。磚面為繩紋或布紋，向墓室內的側面大多模印錢紋、人字紋、菱形紋、米字紋、團花、十字紋、蕉葉紋等，也有少數飾以龍鳳、飛天、菩薩、卷草紋的。隨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壺、碗、缽、孟、盤、碟、豆、杯、耳杯、五盅盤、多子槅和博山爐、燈、膲斗、三足盤、唾盂、虎子以及文硯、水注、灶、倉等模型器。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專為隨葬而燒制的明器外，絕大部分是當時的實用器④。兩廣六朝墓分布很廣，說明人口大量增加。廣州晉墓的紀年磚文，常見「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一類吉語銘文⑤，連縣西晉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長期戰亂中，廣東相對穩定的局面。隨葬器物與東漢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質、紋飾都不一樣。東漢墓常見的鼎、盒、壺、瓶、案等飲食器和屋、倉、井等模型器完全絕跡，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雞首壺、虎子、三足硯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長方形的中小型磚室墓，隨葬品與晉墓類同，但器類較少，造型趨向單調。 川滇地區四川蜀漢兩晉南朝墓分磚室墓和崖洞墓兩大類。磚室墓主要流行於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雲貴北部山區。過去對蜀漢墓了解很少，近年發掘忠縣塗井崖墓，崇慶五道梁磚墓和雙流黃佛崖墓，才得到確認②。蜀漢磚墓大多作長方形單室券頂，隨葬蜀漢政權鑄造的五銖、直百五銖和太平百銖是其特點③。崖墓分單室、雙室、多室（雙後室）三種，形制與東漢崖墓相同，但墓室較低，墓門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漸多，其基本組合為帶系罐、盤口壺、碗，另有唾壺、水盂、罈、碟等，隨葬漢五銖、王莽錢和蜀漢錢，也是特點之一。兩晉之際，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漢政權（304—347）。隨後，四川經歷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①許清泉：《福建建甌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②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融安安寧南朝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7期。③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始興晉——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④福建省博物館：《建國以來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麥英豪：《廣州市西郊發現古墓六座》，《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1期；又《廣州市文物志》120頁，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年。 ①徐恆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西晉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崇慶縣五道渠蜀漢墓》，《文物》1984年8期。社會動盪，墓葬分布範圍大大縮小，主要發現於四川盆地西北一帶。磚墓和崖墓規模都趨向簡陋窄小，均為單室，葬具僅有木棺或無葬具，隨葬陶瓷器。器形以帶系罐、盤口壺、唾盂、雞首壺、虎子等為主，製作粗糙①。 雲南地區的六朝墓大多發現於滇東、滇東北，尤以昭通、魯甸、曲靖、陸良、昆明、呈貢、晉寧為最多，不下數百座，俗稱「梁誰」②「梁堆」採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見。有墳丘，墳丘下墓室，多數是長方形單室磚墓，券頂。少數有前後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磚石混合砌築。晚期多作方形單室磚墓，兩側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磚鋪砌。墓室頂部蓋石上浮雕蓮花形圖案或日月三足烏，有的四角還雕出龍形。梁堆多數被盜。遺存下來的隨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銅製的容器、飲食器、搖錢樹、銅鐵兵器、陶模型器、金銀飾物和漢五銖、王莽錢、蜀漢五銖，與內地同期墓的隨葬品基本相同，屬於漢文化體系。 據學者研究，「梁堆」是漢族遺民及其後裔的墓葬，除了極個別的可能是內地來雲南任職的官吏以外，絕大多數應是史書上所說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後海子發掘的霍承嗣墓是個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磚石混合結構的單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邊長3米，高2.2米，墓道長3.4米，地面墳丘高5.2米。早年被盜，僅存壁畫。四壁壁畫均分上下兩列。畫面以墓主坐像，漢彝部曲、儀仗、侍從以及流雲、蓮瓣、四神、怪獸為主要內容。墓主人坐像繪於後壁下列正中，左右為儀仗和侍從。在主像右上方有墨書題記八行，殘存八十六字。據題記，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寧二州刺史」，死時是「荊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東晉太元年間改葬於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漢，其子弋，弋子在，弋孫彪等，俱在寧州任職，成為極有勢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羅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8年2期。 ②孫太初：《雲南「梁堆」墓之研究》，《雲南省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文集》，雲南省博物館編，1981年。 ③雲南省文物工作隊：《雲南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63年12期。 第五節高句麗城址和墓葬 高句麗是我國東北地區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國號，都紇升骨城（今遼寧桓仁縣境）：公元前3年，遷都國內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遷都於朝鮮半島的平壤，國內城為陪都。在高句麗建都紇升骨城和國內城的400多年期間，遺留在我國境內的高句麗城址和墓葬為數甚多。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來集安調查發掘。五十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除了複查和重新發掘被日人發掘的高句麗墓葬以外，還對分布於遼寧、吉林兩省境內的高句麗遺蹟進行過多次的普查和重點發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對遼河以東的高句麗山城進行全面普查，遍及鐵嶺、撫順、遼陽、海城、鳳城、桓仁等縣境，發現高句麗山城80多處①。另在桓仁縣高力墓子村發現高句麗墓750多座，發掘了其中的44座①：在撫順前屯、窪渾木村兩處發掘19座②。 1962～1966年，對集安高句麗遺蹟進行全面普查，勘查國都國內城遺址、王都丸都山城遺址，以及兩都城外圍的山城及其他遺址。對現存於集安縣境內的高句麗墓葬進行分區測繪、編號記錄③。在普查期間及以後，共清理髮掘高句麗墓葬300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發掘被日人發掘過的五盔墳5號墓、洞溝12號墓和洞溝三室墓⑤。對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護，重新釋讀研究⑥。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調查位於遼寧新賓縣富爾江西岸的黑溝山城⑦。1982年調查吉林柳河縣大通溝羅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國內城位於鴨綠江中游右岸，通溝河口東側，今集安縣城周圍的石築牆垣即是。石垣砌築規整，至今猶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測，周長2686米。南牆東段保存較好，殘高3～4米，現存殘垣厚約7～10米。四面牆垣均築馬面，數量不等。從殘存痕跡看，北牆有馬面八個，其他三牆①陳大為：《遼寧高句麗山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1985）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遼寧境內高句麗遺蹟》，《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1期。 ①陳大為：《桓仁縣考古調查發掘簡報》，《考古》1960年1期。 ②王增新：《遼寧撫順市前屯、窪渾木高句麗墓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10期。③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2期。 ④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等：《1976年集安洞溝高句麗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縣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麗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縣上、下活龍材高句麗古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縣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輯安榆林河流域高句麗古墓調查》，《考古》1962年11期。 ⑤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五盔墳四號和五號墓清理略記》；王承禮、韓淑華：《吉林輯安通溝第十二號高句麗壁畫墓》，均見《考古》1964年2期；集安縣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溝三室慕清理記》；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室墓壁畫著錄補正》，均見《考古與文物》1981年3期。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撫順市博物館等：《遼寧省新賓縣黑溝高句麗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高句麗羅通山城調查簡報》，《文物》1985年2期。各兩個。馬面大小略有差別，一般長8～10米、寬6～8米。牆垣的西北角、西南角、東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樓；東北角呈弧形，增建兩個馬面。牆垣四面共有六個城門，東西面各兩門，南北面各一門，兩相對應。城門間有通衢，構成東西二橫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內的團結路、勝利路和東盛路，大約就是當時國內城城年三條通衢的所在。曲於國內城幾乎全部疊壓在今集安縣城底下，歷經滄桑，除了有少量遺物被擾動出上外，昔日的城內建築已經無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國內城的守備城。城構築在國內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 東西北三面城垣壘築在形如半圓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個山城形如簸箕狀。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塹，因山峰的自然形勢壘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長20～50厘米、寬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體平面呈橢圓形，方圓近七公里，總長6951米。城垣上設女牆。女牆內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設五城門，東牆北牆各二門，南牆一瓮門，西牆無門。城年至今猶存建築遺址三處，蓄水池遺址一處，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兩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廣袤的高句麗國境內，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城堡、關隘和哨卡，俗稱山城。集安境內的山城很多，經勘查的有老嶺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嶺關隘；老嶺北道上的關馬牆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於各地的高句麗山城，大都構築在山巔上或地形險要處。就地取材，大小不一，無有定製。大型山城周長約2公里，主要分布在遼河東岸山區與平原交接地帶。一般由土築、石築或土石合築三種方法構成，有城門、馬面和瞭望台等設備，有的還有水門和環城馬道。山城內大多有建築基址。中型山城周長1～2公里，大多屬於高句麗早期建築，主要分布於遼河東岸較大的支流之間，一般由土築或石築兩種方法建成，也有城門。小型山城周長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築，大多位於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獨立存在，但對捍衛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②。《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所說的「當道小城」，或即指這種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發現於吉林省集安縣。遼寧省桓仁、撫順、寬甸等地也發現不少，情況與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麗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嶺山的嶺前和嶺後。分布嶺前23處，12206座：分布嶺後的9處，152座。兩地合計12358座。其中以嶺前洞溝地段（今集安縣城附近）最為密集。在這地段內細分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萬①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麗國內城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年1期。②李殿福：《高句麗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①方起東：《吉林輯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等：《吉林輯安高句麗南道和北道上的關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學刊》1982年1期。 ②陳大為：《遼寧高句麗山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又《遼寧境內高句麗遺蹟》，《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1期。 寶汀、七星山和麻線溝等六個墓區，共11300座①。這32處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規模懸殊。石墳多分布在靠山麓處，土墳多在河谷階地和平川地帶。在保存較好的地區，尚能看出埋葬先後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從山腹開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開始逐漸到大墓；有的則由大墓逐漸到小墓；有的開始由小墓逐漸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漸到小墓。土墳則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墳行間空隙處。這種現象表明，集安洞溝墓群是當時生活在集安一帶的高句麗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並且按不同輩次有規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麗各階層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變化。在包括日本人發掘在內的300多座高句麗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長川1號墓、2號墓②，下解放區的31號墓和冉牟墓、環紋墓，禹山下區的41號墓、68號墓、1080號墓和太王陵、將軍墳、角觗墓、舞俑墓、洞溝12號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4號墓、5號墓，山城下區的332號墓、983號墓、1411號墓和龜甲壁畫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萬寶汀區的78號墓、242號墓、1368號墓，七星山的96號墓，麻線溝的1號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麗墓的墓室（放置屍體處）構築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這是與中原漢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處。墓葬結構比較複雜。外部結構可分積石和封土兩大類。所謂積石墓，即「積石為封」的墓葬，又簡稱為封石墓或石墳。封土墓即以土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數封土內混以石塊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塊砌以方壇或方壇階梯的墓葬，簡稱土墳。內部結構又可分為石壙和石室兩種。所謂「石壙」，是指用石塊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積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構築長方形框的石壙（槨室）。埋葬後封以碎石，不再加頂蓋，整體如方丘狀。一般沒有墓門，也沒有墓道。「石室」流行於封土墓時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築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疊澀，頂加蓋石，有墓門，也有墓道。但大型積石墓的石室仍構築在頂部中央。根據已發表的資料研究，高句麗積石墓可劃分為無壇石壙墓、方壇石壙墓、方壇階梯石壙墓以及方壇石室墓、方壇階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結構，可分為無壇封土石室墓、方壇封土石室墓和方壇階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這些形式多樣的高句麗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標誌。一般地說，積石墓出現較早，無壇石擴墓為一般平民墓，數量最多，①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2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等：《集安長川一號壁畫墓》，《東北考古與歷史》創刊號，文物出版社，1982年。陳湘偉：《吉林集安長川二號封土墓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1983年1期。①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吉林輯安麻線溝1號壁畫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座壁畫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縣文管所：《集安萬寶汀墓區242號古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軍6期。方起東、林至德：《集安洞溝兩座樹立石碑的高句麗古墓》，《考古與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五盔墳四號墓》，《考古學報》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2期。池內宏、梅原末治：《通溝》，日滿文化協會，1940年。 ②研究高句麗墓葬類型的文章很多，這裡主要參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年2期；方起東：《高句麗石墓的演進》，《博物館研究》1985年2期；魏存誠：《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和演變》，《考古學報》1987年3期。 始見於高句麗建國以前，下限至五世紀初。方壇石擴墓和方壇階梯石墳墓分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的墓葬，流行時間大致相同，上限不晚於東漢初年，下限約在四世紀上半葉。隨後出現的方壇石室墓和方壇階梯石室墓，墓主身份與方壇石擴墓、方壇階梯石擴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將軍墳、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號墓、七星山96號墓、萬寶汀242號墓和桓仁21號墓，都屬於方壇階梯石室墓，大約都是高句麗王室或高級貴族的陵寢，這種形式的墓制，大約流行千公元三世紀末至五世紀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將軍墳。將軍墳整體呈階梯式金字塔形，每邊長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崗岩石條砌築，共七級，每面有頂護石3塊倚護。墓室位於第五級中部，長寬各5米，高5.5米，頂部以整塊巨石覆蓋。氣勢雄偉壯觀，是高句麗陵墓建築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現最晚，大約開始於四世紀末葉，以後逐漸取代積石墓，成為高句麗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畫墓絕大多數見於封土石室墓。至今已發現壁畫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踴墓，環紋墓，冉牟墓，洞溝12號墓，散蓮花墓，龜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5號墓，五盔墳4號墓，麻線溝1號墓，山城下332號墓、983號墓，萬寶汀1368號墓，了解放31號墓，長川1號墓、2號墓和禹山下41號墓。其中除禹山下41號墓是方壇階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畫墓內容簡樸，大多繪於白堊壁面上，以表現墓主生前宴飲、歌舞場面為主，墓頂襯以日月星辰圖案，設色單調。屬於早期壁畫墓的有萬寶汀1368號墓、角觗墓、舞踴墓。年代約在公元三世紀中葉到四世紀中葉。中期壁畫墓大多出現於多室墓，作畫方法與早期相同，壁畫內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為主要題材，但佛教題材明顯增多，並開始出現四神圖像。壁畫內容豐富，線條流暢，是高句麗壁畫藝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溝12號墓、麻線溝1號墓、三室墓、禹山下41號墓和長川1號墓、2號墓。年代約在公元四世紀中葉到五世紀中葉。晚期壁畫多出現於單室墓中，壁畫直接繪於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為主要內容，襯以怪獸、仙人、蓮花網狀圖案。設色濃艷，裝飾富麗，壁畫內容和藝術手法，都明顯看出受漢文化的影響。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墳4號墓、5號墓。年代約在五世紀中葉到六世紀中葉。 由於高句麗墓構築在地面上或高於地面上，歷史上曾遭到嚴重破壞，屍骨、葬具遺存極少，除彩繪壁畫保存較好以外，遺留下來的隨葬器物也不多。根據發掘時的跡象和殘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麗前期（積石墓前三式）實行火葬，似皆單入葬，隨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壺、罐、銅製或鐵制的馬具和武器，連同屍體一起火化。後期（封土墓）採用土葬，設棺床，有木棺，單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隨葬器物較前期豐富，種類與中原魏晉墓略同，一般都有陶製的明器和銅鐵制的工具和武器，個別的還有金屬飾品。常見的器形有壺、罐、缽、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橋、馬鐙、馬銜、泡飾等馬具和斧、錛、削、矛、長刀、鏃、鎧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麗考古的新收穫》，《文物》1984年1期。 第六節瓷窯和瓷器 古陶瓷學者對考古出土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進行過多次科學鑑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標準①，使長期存在於考古學界的陶瓷混稱現象有所改變，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進步。根據古陶瓷學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標準，我國真正的瓷器開始出現於東漢，發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帶。隨後，南方各地也開始設窯燒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瓷器生產已進入成熟階段。北方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瓷業的出現大約要遲至北魏統一北方以後。根據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況，分別介紹如下。 南方的瓷窯和瓷器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方瓷窯，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蘇南宜興一帶，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內也有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瓷器，絕大多數發現於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雲南、貴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國瓷器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區之一。其中燒造最早、產品數量最多、質量最好而最負盛名的是越窯青瓷。浙東的上虞、寧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發現了東漢中晚期的越窯窯址；在東漢晚期墓中，又相繼發現用越窯生產的青瓷器隨葬①。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曾對上虞小仙壇東漢越窯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紋壘瓷片進行測試化驗，並與上虞龍泉塘西晉越窯青釉瓷片的試測數據進行對比研究，證實這些青瓷片具有瓷質光澤、透明性較好，吸水率低，燒成溫度達1300℃左右，胎釉結合緊密，符合近代瓷的標準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浙一帶的制瓷業迅猛發展，僅上虞一地，已發現東吳時期的窯址30多處，西晉窯址60多處。曹娥江沿岸的帳子山、鞍山、小仙壇、龍池廟等地，窯址密布，是當時燒造青瓷器的重要場地。這裡不僅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瓷土，也有燒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為青瓷的遠銷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運輸條件。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經常發現是浙江生產的越窯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紹興、餘姚、鄞縣、寧波、奉化、臨海、蕭山、餘杭、湖州以及江蘇的宜興等十幾個市縣，也都發現了六朝瓷窯遺址。根據製品釉色的不同，可分為越窯、均山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越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均山窯在江蘇太湖之濱，集中分布於宜興丁蜀鎮和均山附近。甌窯在浙南溫州一帶。婺州窯主要分布於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德清窯主要分布於浙江北部的德清縣及其附近。上述瓷窯，除德清窯和上虞帳子山窯兼燒黑瓷以外，全部燒制青瓷，各有特色。 發掘資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採用龍窯燒制，起初是陶瓷同窯共燒，以①李家治：《我國瓷器出現時期的研究》，《矽酸鹽學報》第六卷第三期。以後收入《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葉宏明、曹鶴鳴：《關於我國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年10期。①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縣發現的東漢瓷窯址》，《文物》1981年10期。②李家治：《我國瓷器出現時期的研究》，《矽酸鹽學報》第六卷第三期。以後收入《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後逐漸分離。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進。大體說，窯身由寬短變成狹長，由統燒改為分段燒，窯床斜度由前緩後陡變成10多度平斜，窯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隨著窯爐的改變，燒制技術的提高，窯具的設計也有改進，從而增加了裝燒的數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質量①。 考古發現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長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區，特別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馬鞍山、蕪湖和東下的揚州、鎮江一線。根據器形、裝飾紋樣，釉質色澤以及坯體等特點，可分為孫吳、西晉、東晉、南朝四個發展階段。東吳青瓷較多保留東漢瓷的特點，常見器形有缽、雙耳或四耳的罐，雙耳或四耳的盤口壺，雙沿罐，水盂、油燈、香熏、唾壺等日用器。此外還有專供隨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穀倉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雞籠之類。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勻。裝飾紋樣有弦紋，模印的斜方格回紋、斜方格井字紋，雕刻，鏤空，堆貼等技藝。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東吳越窯青瓷器，造型大多優美雅觀，例如，1955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4號墓出土的「赤烏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年南京清涼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燈③，1974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雙系罐和雙系、四系盤口壺①，1962年溧陽東王公社鳳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組青瓷明器（倉、灶、水盂、鐎斗、提籃等）②，1955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年金壇白塔天璽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樓台穀倉罐④，等等，都是越窯精品，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青瓷製作的高度藝術水平。 西晉青瓷的成就最為突出。工藝技術、器形種類以及裝飾變化，都比東吳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常見的器形除東吳時原有的以外，出現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雞頭或虎頭的雙耳罐、扁壺、圈足唾壺、獸形尊、三足盤、多子福、鏤空香熏，熊頭或兔頭水注；明器中新出現犀牛形鎮墓獸、男女俑、尖頭形灶、豬舍、狗舍等。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採用動物形象，有的用動物形象作裝飾。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飾帶，如細小斜方格紋，井字菱形紋，聯珠紋。在盆、缽、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劃海星紋和水波紋。穀倉的裝飾更為突出。在穀倉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種形象的奴僕、衛士、闕樓館閣、長廊列舍、龜趺碑等複雜的內容。西晉晚期出現了在青釉上點染醬褐色斑紋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單色釉的傳統作風，豐富了釉的裝飾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寫年號、產地和製作者的姓名，也是東吳西晉越窯青瓷器的一個特點。例如上述南京趙士崗東吳虎子，腹部刻「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作」，江蘇金壇西晉墓出土扁壺上刻「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①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後收入《朱伯謙論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②倪振逵：《南京趙士崗發現三國時代孫吳有銘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8期。③南京博物院編：《江蘇六朝青瓷》圖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①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年5期。②南京博物院：《江蘇溧陽孫吳鳳凰元年墓》，《考古》1962年8期。③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1955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孫吳兩晉清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1期。 ④鎮江市博物館：《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年6期。 坤者也」①。紹興、餘姚、平陽發掘的西晉墓，以及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墓內隨葬的堆塑樓台穀倉罐上，往往在樓台下方的龜趺碑上分行刻寫「元康×年×月造，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等字樣②。說明上虞一帶是當時青瓷器的重要產地，同時反映了生產青瓷器的商品性質。 東晉時，青瓷生產進入普及階段。瓷器造型趨向簡樸、實用，裝飾大大減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見的產品有罐、壺、盤、碗、缽、盆、洗、燈、硯、水盂、香熏、唾壺、虎子和羊形燭台。飲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紋飾以弦紋為主，少數器物上仍可見到水波紋。到東晉晚期，開始出現蓮瓣紋。南朝仍採用兩晉時的制瓷工藝，多數胎質緻密，呈灰色，通體施青釉。器形較小，製品以雞頭壺、盤口壺和四系罐為最多。浮雕蓮瓣和刻劃蓮花紋成為當時的主要紋飾，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間已十分盛行。西晉後期出現的褐色點彩工藝仍普遍存在，但褐點小而密，與初始時不同。 長江中游的江西、兩湖和四川，大約在三國時期開始設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吳永安六年墓③、吳高榮墓④、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吳孫將軍墓⑥，隨葬的青瓷器，為這看法提供了實證。這四座東吳墓隨葬的青瓷器，胎質、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屬於越窯青瓷系統的一個分支。胎呈淺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殼青兩種。豆青釉薄勻潤，開細片，不脫落；蟹殼青釉不甚均勻，呈蠟淚狀，有脫落現象。釉不及底，有些壺、罐表面印麻布紋。主要器形有罐、壺、缽、碗、碟、盅、盤、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倉、灶、碓、磨、臼、牛車、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與浙江越窯青瓷均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馬鞍山孫吳朱然墓①和佳山吳墓②，墓中隨葬的部分青瓷器竟與這四座墓出土的同類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國時已經燒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為商品遠銷到長江下游。 西晉時期，長江中游的青瓷器數量明顯增多。從墓中隨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隨葬青瓷器66件，陶器僅6件③；湖北黃陂灄口吳末晉初墓隨葬青瓷器73件，陶器7件④；益陽⑤、長沙⑥較大的西晉墓，幾乎全部用青瓷器隨葬。一般造型規整，釉色瑩潤，裝飾華美，有捺印、貼花，加彩和透雕，並開始出現褐釉點彩的新工藝。缺點是釉胎仍結合不好，吸水①鎮江市博物館：《介紹一件上虞窯青瓷扁壺》，《文物》1976年9期。②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③秦光傑：《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5期。 ④江西省歷史博物館：《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年3期。⑤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4期。⑥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年3期。 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3期。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馬鞍山佳山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86年5期。③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考古》1974年1期。 ④武漢市博物館：《武漢黃陂灄口古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6期。⑤益陽地區文物工作隊等：《湖南省益陽縣晉、南朝墓發掘簡況》，《文物資料叢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⑥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率和氣孔率都較高。進入東晉南朝時期，這裡與長江下游一樣，青瓷製品轉入以日用器皿為主，明器少見，紋飾趨向簡樸，燒制技術有所改進，但釉面光澤較差，透明度始終不及長江下游所產①。 已發現的長江中游六朝窯址，重要的有四處，即江西豐城窯址②、湖南湘陰窯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宮窯址④和邛崍窯址⑤。豐城窯址分布於羅湖一帶，範圍約3萬平方米，廢品堆積有的達5—6米。1979年發掘。上層堆積唐代瓷片，下層堆積的瓷片與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豐城唐代屬洪州，這裡發現的南朝窯場，應是唐代洪州窯的前身。湘陰窯址分布於縣城堤坑一帶，範圍約10萬平方米。1973年發掘。在25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出土西晉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還有大量的匣缽等窯具。其中的兩晉南朝瓷器與長沙、瀏陽、湘陰、益陽、郴州等地的兩晉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陰唐代屬岳州，這裡發現的兩晉南朝窯場，應是唐代岳州窯的前身。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縣的固驛窯址、十方堂窯址，都只做過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初步認為這些窯址均始燒於南朝而盛行於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壺、四系罐、斂口平足碗，以及杯、盤、缽等日用器，都可以在這些窯址的遺物中找到歸屬。 南方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已發現的兩晉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從發表的資料看，三省區的情況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晉永興三年墓隨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確認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隨葬盤口壺、雙耳罐、短頸壺、缽、虎子各一件，從出土的器物造型看，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東晉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個縣，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盤、缽、罐、盤口壺、三足盆、五盅盤、多子槅、耳杯、燈、博山爐、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硯、唾壺、虎子等日用器和灶、穀倉罐、豬圈、雞舍等模型器。從器形、胎釉和紋飾風格看，明顯分為兩類。一類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釉色青綠，胎釉結合較好，例如穀倉罐、三足硯、蛙形水盂等。另一類造型獨特，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豐州東晉墓出土的帶嘴雙系罐、斂口深腹缽，器形紋飾均不同於他處所產②。這類瓷器，釉色較雜，有青黃、青灰、蒼青等不同色調，胎釉結合較差，易脫落。南朝墓隨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鋸齒形托杯、蓋碗、年底淺刻重瓣蓮花盤、排列多層乳尖的熏爐、前蹲後臥的虎子，以及單管或多管的燭台等。這時長江中下游隨葬明器已大為減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為流行。常見的有鐎斗、火盆、帶盤三足爐、粘連的五杯盤、提桶、虎①蔣贊初：《長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附論出土的青瓷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1981）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②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等：《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余家棟：《試析洪州窯》，均見《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③周世榮：《從湘陰古窯址發掘看岳州窯的發展變化》，《文物》1978年1期。高至喜：《略論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1981）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④江學禮、陳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窯址試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6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宮窯址調查》，《景德鎮陶瓷》（中國古陶瓷研究專輯第二輯），1984年。⑤陳麗瓊：《四川古代陶瓷》75頁，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版。①盧茂村：《福建松政縣發現西晉墓》，《文物》1975年4期。 ②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建南安豐州獅子山東晉古墓（第一批）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體皆短小，顯然是專供隨葬的明器③。 關於福建瓷器的來源，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兩晉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為浙江越窯產品，至南朝後期，才多見本地產品①。另一種意見認為，福建兩晉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絕大部分是本地燒造，只有少數來自浙江甌窯②。1982年試掘福州西郊懷安窯址，發現一段龍窯殘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遺物，出土窯具上又有刻寫「大同三年」「貞元」的年號③。由此推知，懷安窯的始燒年代至遲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應是懷安窯所燒造。由於發掘面積太小，資料未全部公布，全貌還不清楚。看來福建瓷器來源的問題，還有待於懷安窯的繼續發掘和更多的新窯址的發現。 廣東至今未發現六朝瓷窯址，但是從西晉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廣東在西晉或孫吳時期可能已設窯燒瓷。舉年代明確的廣州沙河頂西晉永熙元年墓為例④。此墓隨葬青瓷器50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雞首壺、碗、盞、盆、盂、盅、耳杯盤、簋、豆形燈、唾壺、虎子、牛車、騎馬桶等。其中雞首壺、唾壺、虎子、牛車、騎馬俑等，與長沙西晉墓所出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燈、耳杯盤、灶等，則常見於廣州東漢墓所出的同類陶器。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黃色，開細片，多脫落，說明尚未完全瓷化。它們應是沿襲東漢制陶工藝，在本地設窯燒成的。進入東晉南朝時期，廣東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產品。 粵北始興韶關是東晉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區，已發現的東晉南朝墓近百座①，內有紀年墓10餘座，斷代比較明確。隨葬青瓷器400件左右，其中絕大多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長江中下游所習見的雞首壺、蓮花壺、盤口壺、虎子以及雞、狗和圈舍，在這裡甚為罕見。 廣西青瓷器大多發現於南朝墓②，從出土的盤口壺、蓮瓣雞首壺、多子槅、多足硯、唾壺、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騎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與長沙西晉墓③出土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長沙方面的影響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發現一處漢至六朝的陶瓷窯址。從窯址中採集③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福州郊區南朝墓》，《考古》1974年4期。盧茂村：《福建建甌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年4期；曾凡：《福州西門外六朝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5期。①福建省博物館：《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穫》，《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②福建省博物館：《建國以來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福建省博物館：《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穫》，《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④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考古》1985年9期。①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韶關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5期。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曲江東晉、南朝墓簡報》，《考古》1959年9期。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始興晉——唐基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楊豪：《廣東韶關市郊的晉墓》，《考古學集刊》（一），1981年。楊豪：《廣東韶關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學集刊》（三），1983年。②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市東郊南朝墓清理簡報》，《考古》1988年5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融安縣南朝墓》，《考古》1983年9期；又《廣西融安安寧南朝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7期；又《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考古》1983年7期；廣西梧州市博物館：《廣西蒼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 ③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3期。的一部分瓷片看，與南朝墓所出極為相似④。因未發掘，目前尚無法論定。北方的瓷窯和瓷器北方制陶業出現較晚。古陶瓷學者一般認為，北方制瓷業大約開始於北魏晚期，制瓷工藝很可能是南朝逃人傳入的⑤。北朝陶瓷除發現於窯址和北魏洛陽城大市遺址①以外，絕大多數發現於北朝墓，尤其是東魏北齊時期的高級統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隨葬幾件至十幾件。北朝大墓隨葬陶俑動輒數百成千，隨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數十件。隨葬瓷器的數量顯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數量相比。在南方，兩晉南朝墓以隨葬瓷器為主，一般中型墓隨葬十幾件至三十多件，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認定的北朝窯址有三處：一處是河北磁縣賈壁村窯②；另二處是山東淄博市寨里窯③和棗莊市中陳郝北窯址④。這三處窯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窯。窯爐橢圓形（俗稱「饅頭」窯），以木柴為燃料，生產生活用具。器形以碗、缽、盆、罐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線割痕跡，器體厚重，胎質粗糙，含有較多的砂粒和鐵質。施青釉，內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兩種。釉汁不純，厚薄不勻，色調一般較灰暗，內底多留有三支釘燒痕，燒制技術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數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簡樸，注重實用，燒制技術不甚成熟，除少量蓮花尊以外，全屬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種、形制和燒造工藝方面，具有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縣和豫北的安陽，是曹魏、東魏、北齊的政權中心，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所以在這一帶的東魏北齊墓，隨葬瓷器比較多，工藝水平也較高，這裡應是北朝瓷器生產的一個重點地域。 磁縣、安陽一帶的東魏、北齊墓，一般都有幾件瓷器隨葬。重要的有：磁縣灣漳大墓①出土青瓷罐10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蓮蓋罐1件②；高潤墓出土雞首壺、覆蓮蓋罐、罐、碗、燭台等青瓷器17件③；堯峻墓出土高足盤、三耳壺、罐等青瓷器5件④：堯母趙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件、醬褐釉的四系罐、雙耳瓶、雙系瓶、細頸瓶、壺共7件⑤；贊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④黃啟善：《試論廣西東漢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廣西文物》，1985年2期。⑤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年12期。 ②馮先銘：《河北磁縣賈壁村隋青瓷窯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③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等：《山東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窯址調查紀要》，《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352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④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等：《山東棗莊中陳郝瓷窯址》，《考古學報》1989年3期。棗莊市文物管理站：《山東棗莊古窯址調查》，《中國古代竊址調查發掘報告集》374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①鄴縣考古隊：《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7期。 ②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③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 ④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4期。⑤磁縣文物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年6期。 帶系罐共18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⑥；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綠釉盤、豆青釉的盤口壺和唾壺，以及醬黃釉、黃綠釉、「焦釉」的碗，共14件⑦；安陽范粹墓出土醬黃釉扁壺、白釉綠彩三系罐、白釉綠彩長頸瓶、白釉長頸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壺、白釉碗等，共14件⑧；濮陽李雲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黃釉綠彩四系罐各2件⑨。這些瓷器標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實物資料。 從這批瓷器的一般特徵觀察，器體多數厚重堅硬，胎質潔白、淺紅、土黃都有。釉色以青綠、黃綠為多，透明度較差；又有白、黑、醬、褐諸色。大多施半釉，釉層不太均勻，有脫釉現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質沽白、釉色晶亮，達到光潔瑩潤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蓮蓋罐，高潤墓出土的雞首壺，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雲墓出土的米黃釉加綠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醬黃釉舞樂人物扁壺和白釉瓷，製作都很精美，特別是白釉長頸瓶，於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數道綠彩，工藝新穎，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關注的還有黑瓷、自瓷，以及這批瓷器的產地問題。 自1977年浙江上虞東漢窯址中發現黑瓷、青瓷同窯共燒以後，人們便寄希望於最早的北方黑瓷的發現。這批材料為此提供了實證。到目前為止，北朝黑瓷已發現多起：北魏洛陽故城大市遺址發現黑瓷碗5件、杯3件、盂1件；東魏李希宗墓發現黑瓷片；北齊崔昂墓發現黑釉四系罐。這些黑釉瓷，釉質都較好，有光潔度，特別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製作頗精，證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時已達到一定的工藝水平。 自瓷的出現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後來各種彩繪瓷的基礎。北方白瓷的出現，過去一般認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發現，把過去的認識提前到了北齊。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濁淡青色，說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關於磁縣安陽北朝瓷器的產地問題，過去學者曾提到磁縣賈壁窯址，應是北方青瓷的中心產區之一，但認為現存窯址開創於隋代①。高潤墓出土的青瓷碗和護胎釉碗的發現，證明與賈壁村舊窯址採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潤死於北齊武平七年，據此知賈壁村窯早在北齊時就燒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採用護胎釉的新工藝。 此外，河北景縣封氏家族墓①、山東臨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景縣封氏墓有四座墓隨葬青瓷器，共35件，年代約從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盤、碟、杯、壺、瓶、罐、托杯、唾壺和仰覆蓮六系尊。雖然胎釉工⑥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⑦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11期。⑧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1期。安陽縣文教衛生管理站：《河南安陽縣發現一座北齊墓》，《考古》1972年1期⑨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誌》，《考古》1964年9期。①馮先銘：《河北磁縣賈壁村隋青瓷窯址初探》，《考古》1959年10期。①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3期。 ②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2期。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年3期。 藝都不夠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盤口壺、唾壺與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徑達40厘米的大盤，帶托深腹杯，四系罐，都與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繪墓和祖氏墓的4件仰覆蓮六系尊，形體高大，造型宏偉，裝飾瑰麗，運用印貼、刻劃和堆塑等藝術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蓮七層，又在口沿到頸部堆貼飛天、寶相花和蟠龍等紋飾。蓋上同樣有蓮瓣裝飾。出土時，整體呈青灰色，胎釉仍結合牢固，不變形，不脫釉。經鑑定，胎釉的化學成分與南方越窯青瓷有明顯差別，故被譽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發現這種蓮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國外的未計入），有的造型更大，裝飾更華麗，年代也較早③。看來景縣封氏墓的蓮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藝的影響而在本地仿製的。 臨淄北朝崔氏墓地，始於北魏延到北齊。其中有9座墓隨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盤、高足盤、罐、四系罐、雞首壺、獅形水盂等。除獅形水盂製作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燒造技藝，均與附近寨里窯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應歸屬於寨里窯所產。 ③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南京博物院編：《江蘇六朝青瓷》圖4—6，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第七節早期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遺蹟。中國創建石窟寺大約始於3世紀，盛行於5—8世紀，最晚的可到18世紀。多數石窟從開鑿使用到衰落廢棄，往往延續幾個歷史時期，情況很複雜，非本節所能詳備。本節輯錄的石窟寺資料，只限於魏晉南北朝時期所開鑿，內容介紹也以這個時期為主，故簡稱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開鑿地點，是與佛教藝術自西向東傳布的情況相一致的。佛教東漸，首及新疆，次及甘肅河西走廊，隨後進入中原北方地區。本世紀初以來，一些外國學者相繼進入新疆、甘肅，調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還伴隨著掠奪、破壞。中國有組織的調查工作始於三十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新疆石窟①，1935年北平研究院調查響堂山石窟②，是較重要的兩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分布於各地的石窟都進行過複查記錄編號；重新發現了許多湮沒已久的重要窟龕；發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遺蹟，並採用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比較準確地解決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斷代問題。 根據佛教東漸的路線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為新疆地區、河西走廊、隴東固原地區和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 新疆地區新疆南鄰北印度，是我國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線上，石窟寺遺址十分豐富。歷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區是古龜茲，即今庫車、拜城一帶；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魯番附近）。在這條路線上，經調查的石窟寺有16處，即喀什縣東北山崖的佛窟，巴楚縣脫庫孜薩米石窟，拜城克孜爾石窟、台台爾石窟、溫巴西石窟，庫車瑪扎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爾哈朵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新和縣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縣錫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魯番縣雅爾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勝金口石窟、吐峪溝石窟，等。總計發現洞窟600多個①。大體說，以庫車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開鑿而成；以吐魯番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築成鹿。新疆石窟寺，歷史上曾遭嚴重破壞，造像無存，只剩部分壁畫。調查過的16處遺址中，保存較好、時代較早的有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溝石窟。它們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國石窟，又是聯繫中亞和東方佛教遺蹟的紐帶。 克孜爾石窟②位於拜城縣克孜爾鎮東南7公里木札提河北岸的懸崖間，東經82°27′，北緯41°47′。位置適在庫車、拜城兩縣城之間。現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內、谷東、後山四個區內。1953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調查組調查時編列236個號，大體代表相同數目的單個洞窟。克孜爾石窟內容豐富，類型齊備，其中洞窟形制較完整、壁畫遺存較多的約占三分之一，大多①黃文弼：《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考古情形報告》，《學術季刊》，卷4期。②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1936年。①李遇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概況》，《文物》1962年7、8合期。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開鑿於四至八世紀。大體上可分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種。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區，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為主。壁畫以立佛、佛傳和本生故事為中心內容。克孜爾石窟是古龜茲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龜茲石窟的典型代表。 庫木吐喇石扈①位於庫車縣西南約30公里處。窟群分布在渭干河東岸的山麓或斷崖上，分南北兩區，相距約3公里。北區洞窟較集中，編號80個，窟形和壁畫保存較好的不到半數。南區較分散，編號32個，保存較好的約10個。據現存洞窟判斷，其始鑿年代和延續年代均晚於克孜爾石窟。早期洞窟約創建於五至七世紀，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兩種。洞窟形制、壁畫題材與克孜爾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顯著的龜茲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庫車縣東北約40公里庫魯克達格山口處。洞扈分布在直徑約800米的河谷口內。編號洞窟52個，窟體保存較好的19個，年代與克孜爾石窟相當。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區中部有寺院遺址。 吐峪溝石窟③在高昌故城東約15公里吐峪溝水東岸。現存洞窟41個，大多崩坍，僅數窟保存較好。早期石窟大約開鑿於五世紀，是吐魯番地區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約開鑿於回鶻高昌時期（九至十四世紀）。早期窟以東南區4號窟保存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麵塑立佛像。穹窿頂，正中繪蓮花；穹窿四角各繪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兩層。上層墨線繪七排千佛，千佛中間各繪一鋪一佛二菩薩；下層繪佛本生故事畫。每幅有漢文墨書隸體榜題。字跡與羅布泊發現的晉簡和莫高窟發現的十六國卷子相同，應是五涼立高昌郡時所開鑿。 河西走廊地帶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線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畫為主要特徵。從西向東，經調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肅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後代改建外，都還保存著五至六世紀的遺蹟。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①我國三大石窟群之一，位於敦煌縣東南22.5公里的鳴沙山下。 據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複查整理的石窟內容總錄，莫高窟共有492個洞窟，45000平方米的壁畫和2000多尊塑像。始建於十六國時期，歷經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續營建，窟內陸續出現了各時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經典為依據的壁畫和彩塑。藝術內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經、律、論、史四大部分。可以說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較為完備的佛教美術館和佛教圖像寶庫。 經考古類型學的比較研究，確定屬於十六國晚期創建的有7個窟（編號267—272、275），屬於元魏前期的有8個窟（編號251、254、257、259、260、263、26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頂和中心塔柱的塔廟窟。壁畫除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年版。②③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8、9合期。 ①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為主要題材。屬於元魏後期的有10個窟（編號246—249、285、288、288、431、435、437），系元榮任瓜州刺史時開鑿。特點是將內地深受南朝文化影響的佛教藝術移植西來。其中285窟有西魏大統五年題記。屬於北周的有15個窟（250、290、294、296—299、301、428、430、438、439、440、442、461）。這時在壁畫裡首次出現宣講孝悌觀念的須闍提品、喜事太子入海品等故事畫。北朝佛教重視禪行，敦煌早期石窟的內容也多與僧人坐禪觀佛的宗教活動有關。 無梯山石窟①位於武威縣南40公里。創建於北涼沮渠蒙遜在位時。北涼鑿窟已不存。現存石窟13個，保存較好的有8個。其中第1窟和第4窟是北朝式的塔廟窟。從最下層遺存下來的壁畫風格看，應是北涼遺蹟。根據這兩窟的形制，參照酒泉、敦煌、吐魯番所出的北涼石塔和肅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三座石窟資料，初步認為這是我國新疆以東現存最早的佛教模式，可稱為「涼州模式」。其內容是：（1）有設置大像的佛殿窟，較多的是平面方形或長方形的塔廟窟；（2）主要佛像有釋迦、交腳菩薩裝的彌勒；（3）窟壁主要畫千佛；（4）邊飾花紋有兩方連續式的化生忍冬；（5）佛和菩薩面相渾圓，眼多綱長型，深目高鼻，身軀健壯。飛天形體較大。 隴東固原區包括甘肅東部的平涼地區、慶陽地區以及寧夏南部的固原縣。石窟風格與河西走廊基本相同，以多塑像壁畫為主要特徵。 經調查的有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固原須彌山石窟，以及分布在平涼、慶陽境內的以南北石窟寺為首的隴東石窟群20多處。須彌山、南北石窟寺始鑿於六世紀；炳靈寺、麥積山始鑿於五世紀。 炳靈寺石窟①位於永靖縣西南約40公里處黃河北岸的小積石山，是我國著名石窟寺之一。窟群分布在上寺、下寺和上下兩寺之間的洞溝等處。現存窟龕196個，大小石雕造像694尊，泥塑82軀。殘存壁畫約912平方米。造像最大的高27米，最小的不足20厘米。炳靈寺石窟創建於十六國西秦，歷經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第1窟和169窟系西秦時開鑿。169窟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時代也最早。初創時系利用天然洞穴，僅在洞內四壁用籬笆塗泥作龕，然啟塑像。塑像多是釋迦牟尼禪定、說法、苦修等像，也有無量壽佛、三佛和菩薩。窟內北壁無量壽佛龕龕側有西秦墨書題記，末尾書「建弘元年歲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這是我國現存窟龕有明確紀年的最早的一處。題榜下方彩繪供養人，皆側身面佛，知題記為造龕發願文。北魏繼續開鑿，造像以石刻為主。立佛「秀骨清像」、「褒衣博帶」，面相清瘦，體軀修長。第126窟附近發現有北魏延昌二年（513）曹子元造窟題記。 ①史岩：《涼州天梯山石窟的現存情況和保護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2期。宿白：《涼州石窟遺蹟和「涼州模武」》，《考古學報》1986年4期。 ①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中國石窟·永靖炳靈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麥積山石窟①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東南45公里的麥積山。洞窟開鑿于山體峭壁上。高處洞窟下距地面約60—70米，險峻異常。因早年地震破壞，窟群被分隔成東崖和西崖兩部分。現存窟龕194個，其中西崖140窟，時代較早；東崖54窟，時代稍晚。保存歷代泥塑、石雕造像共7800多尊，壁畫9oo多平方米。是我國保存泥塑造像數量較多的石窟之一。麥積山石窟的創建年代，古文獻沒有明確記載，一般認為始於十六國的後秦，年代大約在公元400～410年之間。歷經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諸代的開鑿。現存洞窟和造像，主要是北魏、西魏、北周三代的遺存。唐代以後，因麥積山窟體大面積崩毀，無法續開新窟，故多在前代窟內重塑或改塑佛像。 須彌山石窟②在寧夏固原縣西北55公里處，東經106°，北緯36°3′。 石窟分布在南北長1800米、東西寬700米的東南向崖面上。創建於北魏，興盛於北周和唐代。現存132窟。風化破壞嚴重。目前可辨認的北魏窟有4個窟（編號14、24、32、33），形制為中心柱窟。中心柱每頁只開一龕。龕年成鋪造像均為一佛三脅侍。每窟四壁開龕，有的一壁三龕，多為三佛題材。北周窟數量多、規模大，造像精緻，亦作中心柱窟，內部構造均仿木構佛帳雕鑿，與麥積山同期洞窟近似。現存的北周洞窟，主要的有45、46、48、51、67等5個窟。 隴東石窟③隴山以東的平涼地區和慶陽地區，有大小石窟20多處，主要分布在涇河兩岸及隴山和子午嶺之間。其中最重要的是慶陽西南的北石窟寺和涇川縣東北的南石窟寺。兩窟相距45公里，南北對應，主窟窟形和造像布局完全相同。據現存《南石窟寺之碑》記載，南石窟寺為北魏永平三年（510）涇川刺史奚康生創建。北石窟寺碑已不存，推測亦奚氏創建。兩窟均開鑿在紅砂岩上（或稱黃砂岩）。北窟規模較大，自北魏創建後，歷西魏、北周、隋、唐、宋各代不斷開鑿，現存窟龕295個，造像2000餘軀，其中北魏窟龕16個，西魏22個，北周20個，其他為隋唐宋所擴建。南窟較小，共5個窟龕，除1號窟為北魏永平三年開鑿外，余皆唐代開鑿。北魏開鑿的南窟、北窟，都是大型的七佛窟，窟外置二力士，窟內四壁窟頂滿布大型浮雕佛傳故事和本生故事。原有題記，今已風化不存。 此外有王母宮石窟、羅漢洞石窟、丈八寺石窟、石空寺石窟、嵩顯寺和祥佛寺石刻造像、石拱寺石窟、雲崖寺石窟、主林寺石窟、陳家洞石窟、保全寺石窟、張家溝門石窟、連花寺石窟等。隴東石窟，大多創建於北魏，風化剝蝕嚴重，有的已殘缺過甚，殆成空窟。可以看出窟形造像的10多處，其中以張家溝門石窟和保全寺石窟中的北魏太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窟龕為最早，但都是小龕。隴東地區石窟開鑿的盛期在北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時期，即六世紀上半葉，主要石窟大都在這時完成。其鑿建規模和藝術技巧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有紀年的窟龕及石雕造像的有景明四年、永平二年和三年、延昌三年、神龜二年，以及水平二年敕建的嵩顯寺。 中原北方地區①麥積山文物保管所：《麥積山石扈》（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張學榮：《麥積山石窟的創建年代》，《文物》1983年6期。 ②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管會等編：《須彌山石窟》，文物出版社1908年版。③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隴東石窟》，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以北魏皇室顯要開鑿的大同雲岡石窟和洛陽龍門石窟、鞏縣石窟最為著名。此外有安陽靈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①、寶山石窟，邯鄲響堂山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義縣萬佛堂石窟、澠池鴻慶寺石窟、濟南黃花岩石窟、益都雲門山石窟、駝山石窟等。本區多大像窟、佛殿窟、塔廟窟，也有少數禪窟和禪窟群。並多雜有摩崖龕像。造像以雕刻為主。有三世佛、釋迦交腳彌勒、釋迦多寶對坐像、千佛和思維像，其次有本生、佛傳和維摩文殊對坐像等。窟龕形制和造像裝飾，充分表現了佛教石窟逐步東方化的過程，在全國石扈中占有重要地位。 雲岡石窟②我國三大石窟群之一。位於大同市西郊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扈依山開鑿，東西綿延1公里，分東、中、西三個部分。現存主要洞窟45個，附屬窟龕207個③。此外還有許多小窟，共計1100多龕，大小造像51000多個。石扈開創於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間，正光之後走向衰落，唐以後各代仍有一些小規模的營建和修繕活動。石窟的絕大部分雕鑿於北魏中後期，按石窟形制和造像內容分為三期④。第一期是和平元年（460）曇曜為皇室所開的五所五窟（編號16—20窟）。洞窟摹擬草廬形式，平面橢圓形，穹窿頂；造像主要是三世佛和千佛。主像形體高大，占據窟年面積的大部分。第二期是孝文帝遷洛以前（465—494）開鑿的五組石窟（7、8窟、9、10窟、5、6窟、1、2窟和11、12、13窟）。洞窟平面方形，多具前後室，有的窟中部立塔柱，或在後壁開鑿隧道式的禮拜道。開始出現中國傳統的建築形式和裝飾。造像題材多樣，服飾開始中國化，同時出現世俗供養人。第三期是孝文帝遷洛後至正光五年（494—524）開鑿的中小窟，主要分布在20窟以西和第一、二期窟間的補刻小龕。洞窟內部方整，流行塔洞、千佛洞、四壁三龕式和四壁重龕式。造像面容削瘦，著褒衣博帶式裝，下部衣褶重疊。 龍門石窟①我國三大石窟群之一。位於洛陽市城南13公里的伊水兩岸東、西山上。南北長約1公里。石窟開創於北魏遷都洛陽前後，歷經東西魏、北齊、隋、唐、北宋續有雕鑿。兩山現存窟龕2100多個，造像10萬餘軀，碑刻題記3800多品，佛塔10餘座。其中北魏窟龕約占三分之一。古陽洞、賓陽中洞、蓮花洞並稱龍門北魏三大窟。孝文帝遷洛前後，已在西山古陽洞鑿龕設像。宣武帝景明初開始大規模開鑿，著名的賓陽三洞即鑿於此時。賓陽三洞中，僅中洞完成，是北魏後期的代表性洞窟。正壁列一佛、二弟子、二菩薩，是典型的五尊像組合。左右壁各雕一佛、二菩薩。前壁有著名的帝後禮佛圖，已被盜往國外。蓮花洞以一佛二弟子三尊像、高浮雕蓮花藻井和繁雜精細的佛龕裝飾而馳名。三大窟以外，北魏末年陸續開鑿的還有火燒洞、石窟寺、藥方洞、魂字洞、唐字洞、趙客師洞、普泰洞等。東西魏、北齊大都在北魏窟壁上補刻小龕。龕形無大變化，龕飾趨於簡化。總的說，龍門北朝造像日趨中國化、世俗化，它是在雲岡造像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並對其①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河南安陽靈泉寺石窟及小南海石窟》，《文物》1988年4期。②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等：《雲岡石窟》，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③山西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新編雲岡石窟窟號的說明》，《文物》1988年4期。④宿白：《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1期。 ①龍門文物保管所等：《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他石窟產生影響。 鞏縣石窟①位於鞏縣東北7.5公里的洛水北岸大力山下。創建於北魏晚期，現存有普泰元年（531）造像題記。歷經東西魏、北齊、隋唐都有增鑿。現存大窟5個、龕328個、造像7700多尊，銘刻186品。5大窟均為平面方形，除第5廟外，都有中心塔柱，柱四面鑿龕設像，窟頂鑿平棊，刻伎樂飛天、蓮花等浮雕。中心柱四面及窟內四壁雕刻千佛、釋迦多寶對坐像、維摩文殊並坐像及三佛等題材。第1窟規模最大，窟門兩側壁有浮雕「禮佛圖」，作三層四組。每層以僧尼為前導，後為供養人和侍從，冠蓋相屬，反映了北魏崇佛之盛。第5窟有唐龍朔二年鐫刻的《後魏孝文帝故希玄寺之碑》。響堂山石窟②位於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鼓山，包括南響堂、北響堂及小響堂（水浴寺）3處。始鑿於北齊文宣帝高洋時，現存南響堂7窟、北響堂8窟、小響堂2窟。總計造像4000餘尊，並有北齊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所刻維摩詰經等重要石刻。響堂山北齊石窟平面多呈方形，平頂，分中心塔柱式和三壁開龕式兩種。石窟在20世紀初遭到嚴重破壞，佛像頭部大都被盜鑿，不少雕刻精品散失在日本和歐美各國。 天龍山石窟③在太原市西南40公里的天龍山東西兩峰南坡峻峭山腰間。 依白砂岩開鑿。現存東峰12窟，西峰13窟。始鑿於北朝，隋唐時期又有開鑿。經考古類型學研究，推定第2窟、第3窟開鑿於東魏，第1、10、16窟開鑿於北齊；其他為隋唐時開鑿。東魏窟為雙窟，平面方形，覆斗頂，三壁三龕，四壁低壇。佛像面相清瘦。北齊窟為前後室，圓拱形龕，佛像面相渾圓，肉髻低平。 萬佛堂石窟①位於遼寧省義縣縣城西北9公里大凌河北岸。分東西兩區，西區9窟，東區7窟。始鑿於北魏。內容風格與雲岡石窟、龍門石窟較為接近。造像大多風化泐損。最重要的是兩方北魏造窟題記。一方是太和二十三年（499）營州刺史元景為孝文帝祛病祈福「敬造石窟一區」的造窟題記，置西區第5窟；另一方是景明三年（502）「慰喻契丹使」韓貞等人「建造私窟」的題記，置東區第5窟。 南方地區以四川省的石窟寺遺址和摩崖造像最為豐富。經調查，四川省將近50個縣市有比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龕在10個以上的分布地點有120多處②。早期大多利用崖墓雕刻佛像或在地面上建寺造像，著名的有樂山崖墓的東漢浮雕佛像，茂汶縣出土的齊永明元年（483）造無量壽、當來彌勒二世尊像，蒲江縣龍拖灣出土的西涼嘉興元年（417）石刻造像群，以及成都萬佛寺南朝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089年版。②水野清一等：《響堂山石窟》，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1936年。 ③李裕群：《天龍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學報》1992年1期。 ①於余：《萬佛堂石窟》，《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4期。曹汍：《萬佛堂石窟兩方北魏題記中的若干問題》，《文物》1980年6期。 ②譚洛非：《四川石刻——尚待開發的藝術寶庫》，《四川文物》1986年，「石刻研究專輯」。造像等③。早期石窟寺大多集中在川北，石窟龕像屬北方中原系統。其中以廣元千佛崖石窟和皇澤寺石窟最著名。 千佛崖石窟①位於廣元市城北5公里嘉陵江東岸。北魏晚期開鑿，歷經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開鑿歷史之長在四川稱最。以大雲洞為中心，窟群分南北兩段。現存54窟、819龕、大小造像7000餘軀。窟龕最高處距地面45.5米，由下而上多達13層。早期石窟大多集中在南端下層。其中第7窟（大佛窟）平面略呈馬蹄形，穹窿頂，窟內為三尊像組合，依雲岡曇耀五窟舊法雕鑿，具有明顯的北魏晚期作風。第21窟（三聖堂）平面方形，平頂，三壁各開一大龕，為北朝三壁三龕窟的典型遺存。窟內造像接近麥積山、須彌山西魏、北周時的風格，應為同一時期遺存。 皇澤寺石窟②位於廣元市西1公里的嘉陵江西岸，與東岸的千佛崖隔江相望。現存窟龕50個、大窟6個、造像1203軀。約始鑿於西魏北周，唐代曾進行大規模改建和擴建。可辨認的北朝石窟有第45窟和第38窟。其窟形及造像題材與鞏縣石窟、須彌山石窟的塔廟窟類似，亦屬北方中原系統。 南朝石窟僅見於南京棲霞山③。棲霞山在南京市東北20公里。南齊永明二年沙門法度舍宅為高僧明僧紹建棲霞精舍。南梁皇室繼續鑿岩造像，或五、六尊一龕，或七、八尊一龕。被近代棲霞寺主持僧用水泥塗繕，外觀已非原貌。此外，浙江新昌南明山有南齊時依崖雕成的彌勒佛立像一尊，被後人改為趺坐式，原貌已失。 ③丁明夷：《四川石窟雜識》，《文物》1988年8期。 ①廣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廣元千佛崖石窟調查記》，《文物》1990年6期。②廣元市文物管理所等：《廣元皇澤寺石窟調查記》，《文物》1990年6期。③宋伯胤：《南京棲霞山石刻》，《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346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