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冊） · 第三節宋朝統治的腐敗和農民、士兵的反抗

真宗、仁宗、英宗統治下的六十幾年間，是宋朝中央集權的統治鞏固後，社會經濟向前發展的時期，也是統治集團日益衰弱腐朽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宋朝的統治陷入了越來越深的危機。農民與士兵相結合，舉行了武裝起義。 本節分別敘述這一時期里的皇位繼承、對遼夏的和戰、統治的腐敗與農民士兵的起義。 （一）皇位繼承與宮廷風波 一、真宗嗣位 宋太祖有子四人，均為即位前所生。長子德秀及第三子德林早亡。次子德昭，幼子德芳。太祖在位時，未立太子。德昭授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芳授貴州防禦使。九七六年十月，太祖在一天夜間死去，死前曾召弟晉王匡義（改光義、太宗）秉燭對飲，留宿宮中。次日，太宗宣詔即位。後世史家或懷疑太宗謀害太祖篡位，即所謂「燭影斧聲，千古之謎」。宮廷事秘，難得實證，但太宗立後，太祖兩子先後致死，則是事實。太宗以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九七九年八月，德昭隨從太宗征伐北漢，敗歸。德昭請賞太原作戰的軍士。太宗怒斥他說：「等你自己作皇帝，再賞不遲！」德昭懼罪自殺。九八一年三月，德芳也突然病死，年僅二十三歲。死因不明。 太宗即位，宣稱母后杜太后曾有遺詔傳弟，藏之金匱（一說，系偽作）。故即位後又以弟廷美（光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德昭、德芳相繼死去，廷美也不自安。宰相趙普對太宗說：「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有人誣告廷美有意謀位。太宗免去廷美開封尹，降為西京留守。趙普與宰相盧多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兵部尚書）不和，又指告廷美與盧多遜交結。太宗將盧多遜免官流放，處死有關官員多人。廷美罷職歸第，又貶房州安置。九八三年冬，廷美至房州，憂悸而死。 太宗有九子。皇后李氏生子不育。真定人李妃生子元佐、元侃。元佐為長子，封楚王。太宗斥逐廷美，元佐極力申救。廷美死，元佐得狂疾，九八五年被廢為庶人。元侃為太宗第三子，原名德昌，改名元休，九八八年封襄王，又改名元侃。九九四年，太宗與左諫議大夫寇準謀議，授元侃開封尹，進封壽王，表明有意傳位。次年八月，太宗恢復立太子制，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恆，時年二十九歲。太子廟見回宮，沿途居民觀望，說「少年天子也。」太宗不悅，對寇準說「人心驟然歸屬太子，要置我於何地！」。寇準拜賀，說這是社稷之福。 九九七年三月，太宗病死，年五十九。參知政事李昌、知制誥胡旦與宦官王繼恩謀立元佐。李後命繼恩召宰相呂端（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議事。呂端將王繼恩鎖在書閣，然後入朝。李後說，「皇帝已晏駕，立嗣以長較順。現在當如何？」呂端說：「先帝立太子，正是為了今天，豈容另有異議」。李後乃命立太子恆（真宗）即帝位。真宗即位尊李後為皇太后。生母李妃已死，進為賢妃，追諡元德太后。 幽州人呂端，太宗朝曾知成都府。廷美為開封府尹，召為判官。其後，太宗第二子元禧為開封尹，呂端又為判官。元禧死，擺拜參知政事，進為宰相。有人對太宗說：「呂端為人糊塗」。太宗說：「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太宗死後，呂端臨事鎮定，順利地輔立真宗即位，避免了一場皇位之爭。李昌、王繼恩都被貶降，胡旦免官流放。 太宗曾自稱奉太后遺詔，兄弟傳承皇位。廷美（光美）被迫害至死，才得傳位於真宗。此後父子傳襲，北宋皇位轉入了太宗子孫一系。 二、仁宗繼統與宮廷風波 真宗即位前娶潘美之女，病死。又娶郭氏，即位後立為皇后。一○○七年病死，無子。一○一二年，立劉德妃為皇后。真宗曾命劉妃侍女李氏侍寢，一○一○年生子，名受益。劉妃無子，取為己子，與楊淑妃撫養。李氏不敢明言。一○一八年八月，立皇子受益為皇太子。一○二○年夏，真宗得風疾。朝政都由劉後決定。宰相、同平章事寇準密陳傳位太子，又言參知政事丁謂奸佞，不可以輔少主。真宗在病中默許，事後即遺忘。寇準飲酒，泄露此事。丁謂得知，奏請罷免寇準。寇準被罷相，以參知政事李迪同平章事。丁謂又奏稱入內都知宦官周懷政，陰謀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並曾密告寇準。周懷政被處死。寇準被斥出朝，知相州。丁謂擅權用事，李迪奏丁謂罔上弄權，願與丁謂一起罷任，由御史台劾正，真宗命李迪出知鄆州，丁謂出知河南府。丁謂自陳，仍然留朝中視事，權勢日盛。十一月，真宗下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余皆委皇太子與宰相、樞密使等參議行之」。（《宋史?真宗紀》） 這時皇太子不滿十一歲，實由皇后裁決。乾興元年（一○二二年）二月，真宗病死，年五十五。遺詔太子受益即位，改名禎（仁宗）。劉後「權（代）處分軍國事」。仁宗即位，尊劉後為皇太后，楊淑妃為皇后妃。明年改年號為天聖。 劉後執政十一年，一○三三年病死，年六十五。史稱她「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宦官）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改作，內外賜與有節」（《宋史?章獻明肅劉皇后傳》）。劉後謹慎處事，宋王朝在仁宗年幼時期，仍能以保持政局的穩定，並未出現皇位之爭。 劉後死前一年，仁宗生母李氏在宮中病死。李氏始終以宮人自處，不敢言太子事。死前才進封為宸妃。劉後欲以宮人禮殯葬。宰相呂夷簡進奏說：「倘若還想到劉氏，喪禮就宜從厚」。劉後采呂夷簡議，以皇后服入殮，用水銀實棺，以一品大禮，殯棺於洪福院。劉後死後，有人對仁宗說：「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因不明」。仁宗大慟，追尊李妃為莊懿皇太后，到洪福院祭告，親自開棺，見冠服如皇后禮，大為感動。說：豈能聽信人言！對劉後家族更加厚待，又遵劉後遺詔為楊淑妃奉上皇太后尊號。仁宗自幼，得劉、楊二後撫養，愛護備至。仁宗親政後，群臣或追論前事，詆毀劉後。右司諫范仲淹上疏說：「太后受先帝遺命，調護陛下十餘年，應掩小故，全大德」。仁宗說：「這也正是我不忍聽的」。下詔朝內外不准再談論皇太后事。仁宗處置得宜，一場宮廷風波得以息止。 仁宗娶平盧軍節度使郭崇之女為妻，立為皇后。仁宗親政，呂夷簡上疏陳奏正朝綱等八事，議罷太后任用的樞密使張耆、副使夏竦、范雍、趙稹、參知政事晏殊等多人。仁宗回宮，告知郭后。郭后說：呂夷簡就不附和太后麼！只是機巧善變而已。一○三三年四月，仁宗詔下，同時罷免呂夷簡相位。八月間，呂夷簡復相，自內宦閻文應處得知罷相出於郭后，遂謀報復。十二月，郭后在宮中與尚美人（妃爵）、楊美人忿爭。呂夷簡請廢郭后。仁宗廢郭后為淨妃，詔稱入道。台臣交諫，不聽。次年，郭妃出居瑤華宮，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郭后出宮之後，仁宗仍不時遣入存問。內侍宦官閻文應曾參予廢后謀議，深恐郭后再立。一○三五年十一月，派醫者為郭后診病，郭后突然死去。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閻文應之罪。閻文應被竄逐嶺南，死於途中。次年追復郭氏為皇后，以後禮葬。 郭后出宮後，一○三四年九月，仁宗娶名臣曹彬之孫女，立為皇后。一○四八年又以張氏為貴妃。一○五○年，張妃伯父堯佐驟升為宣徽使、節度使、景靈宮使、群牧使等四使，為前此所未有。殿中侍御史唐介、知諫院包拯等力諫，罷去宣徽、景靈二使。次年冬，又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唐介又抗諫，仁宗說，除擬是出中書。唐介於是劾奏中書首相文彥博因交通嬪妃宦官，得致相位。仁宗大怒，貶唐介出知英州。文彥博罷相知許州。唐介因而被稱為「真御史」，直聲滿天下。 一○五四年初，張貴妃病死，無子。仁宗曾先後有三子，長子昉，次子昕，三子曦，均早亡。張妃死時，仁宗年已四十五歲，仍無子嗣。皇位繼承，於是又成為朝野矚目的議題。 三、英宗嗣立與尊濮之議 一○五六年五月，知諫院范鎮上疏，奏請建儲，建言選拔宗室中的賢者，試以政事。待有子嗣，可仍遣回邸。仁宗不納。范鎮又向仁宗面陳，至於泣下。仁宗說，朕知卿忠。當再等二、三年。范鎮連上十九疏待命。仁宗罷免范鎮知諫院，改任糾察在京刑獄。朝野諸臣建言立儲的奏章漸多。宰相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也勸仁宗早日定計。一○五八年六月，御史中丞包拯上疏說「東宮虛位日久」，請立太子。仁宗說，卿欲立誰？包拯回答說，臣請立太子，是為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等立誰，是對臣有懷疑。臣年七十，且無子，並不想為自己。仁宗說：「徐當議之」。這年，文彥博罷相，以韓琦同平章事。一○六○年，韓琦向仁宗建言，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請擇宗室之賢者。仁宗說，後宮將有人分娩，姑且稍待。七月間，後宮貴人（妃號）董氏分娩，又生一女，為仁宗第十三女。韓琦以《漢書?孔光傳》進見，說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又進上知諫院司馬光、知江州呂誨等人請立太子的奏疏，仁宗對韓琦說：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問「宗室中誰可以」。韓琦說：此非臣下敢議。仁宗說宮中嘗養子二人，大者可也。韓琦請示名字，仁宗說是宗實。 宗實是太宗第四子元份（原名元俊）之孫。父允讓曾由真宗收養宮中，仁宗出生後，送還府第。後封汝南郡王，有子十三人。宗實是第十三子，四歲時，曾被仁宗收養宮中，由苗德妃撫育五年，送還王府。一○五九年，十一月允讓病死，年六十五，追封濮王。仁宗有意傳位宗實，韓琦極力促成，一○六一年十月，宗實在父喪中被起用為知宗正寺。次年八月，又立為皇子，改名曙。皇子立後半年，一○六三年二月，仁宗病死，年五十四歲。遣詔皇子曙（英宗）即位。 英宗於四月間即位，即得病不朝。尊仁宗後曹後為皇太后，詔請權處分軍國事，垂簾聽政。太后與英宗之間，漸生間隙，兩宮不和。一○六四年五月，英宗病癒，宰相韓琦請曹太后還政。曹後說：每日在此，甚非得已。隨即撤簾回宮。 英宗親政，韓琦有擁戴功，加尚書右僕射。韓琦與樞密使富弼不和。富弼以使相出判揚州。文彥博繼為樞密使。 英宗生父允讓，已封濮王。英宗繼位稱帝，濮王當如何追尊，在朝臣中引起了爭議。一○六五年四月，詔命禮官及待制以上官員集議崇奉濮王典禮。韓琦原請尊禮濮王及王之夫人王氏、韓氏、縣君任氏（英宗生母）。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奏稱：「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請依先朝封贈親屬事，王、韓、任三氏改封大國太夫人。起草制誥的翰林學士王珪即以司馬光之議為據，又奏稱濮王於仁宗為兄，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奏，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議稱皇伯，於禮無據。參知政事歐陽修上疏反駁司馬光、王珪，說改稱皇伯，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台詳議。朝臣意見不合，議論洶洶。太后切責韓琦，英宗詔令暫且罷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上疏說：「豈可事有未定，遽罷集議」，重申王珪等皇伯之議。司馬光也又上言，贊同王珪。次年正月，呂誨見屢次上奏，不報，乃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共同上疏，激切抨擊韓琦、歐陽修。奏稱：「豺狼當路，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後？」「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國欲飾非，傅會其辭，詿誤上聽」，請將歐陽修、韓琦治罪。數日之後，皇太后手詔：「濮王及太夫人王氏、韓氏、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父、母）。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兩夫人及縣君並稱後」。英宗下詔說，面奉皇太后慈旨，「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即只稱父母，不稱帝後。又詔以濮王墳塋為園，即園立廟。濮王子宗朴封濮國公，奉祀。時論以為太后手詔尊濮，英宗謙讓稱親，均出於中書的謀劃安排。一場爭議，遂告平息。呂誨等因不見用，請辭御史台職。呂誨遷知蘄州，范純仁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 英宗在位不滿四年。治平四年（一○六七）正月病死，年僅三十六歲。英宗皇后高氏生四子，長子仲鍼，一○四八年生。英宗即位，改名頊，封穎王。治平三年十二月，英宗在病中立頊為皇太子。英宗死，太子頊（神宗）奉遺詔即位。 （二）對遼、夏的妥協 真宗以來，逐漸放棄了太宗收復燕雲的企圖，以妥協退讓求得邊境的安寧。真宗面對遼兵的進攻，訂立澶淵之盟，劃定疆界，歲輸銀絹。仁宗又以增加歲幣，換得苟安。党項族的夏國建立後，宋朝邊地連遭侵掠，一再敗退，最後也是以歲「賜」銀絹求得妥協。 一、宋遼澶淵之盟 宋太宗對遼急圖進取，兩次大敗後，即轉而採取守勢。宋朝疏浚、開拓邊地河道，西起沉遠泊，東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里。滹沱河（滹音乎hū）、永濟河都匯注其中，深十餘尺，稱「界河」或塘水。塘外築堤，沿塘設置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鋪（哨所）戍守。戍卒三千餘人，乘船百艘往來巡邏。真宗繼續採取設險防守的政策，增修水泊。塘淀不及處，依靠林木設防。真宗曾拿出《北面榆柳圖》給大臣們看，榆柳數過三百萬，說這可以代鹿角（攔拒騎兵的木樁）為防止邊地將官擁兵擅權，真宗發給制定的陣圖，如遼軍南下，即退守邊城。 宋對遼純取守勢，遼對宋則展開攻勢。宋真宗時，遼朝在聖宗統治下，確立了封建制的統治，正處在國力強盛的時期。九九九年九月，遼承天太后、聖宗領兵大舉南下。樞密院請真宗親征。真宗先以禁軍馬步都虞候、忠武軍節度使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領兵抵禦。遼兵至遂城，守將楊延昭（楊業子）堅守，遼兵解去。十二月，真宗和樞密使王顯自開封發兵經澶州到大名府。 傅潛駐兵定州，邊城告急，傅潛領兵八萬，閉門自守，不敢出兵。遼兵破狼山寨，進至祁州、趙州，游騎到邢州、祁州，鎮、定之間道路不通，百姓驚擾。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促請出兵，指傅潛說：「公膽怯還不如一個老太婆！」傅潛被迫令范廷召卒騎兵八千、步兵二千去高陽關迎擊。咸平三年（一○○○年）正月，遼兵至瀛州，范廷召分兵出戰，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康保裔出兵作戰，被擒降遼。遼兵自德州、棣州過河，在淄州、齊州擄掠後得勝回師。范廷召出兵追擊，在莫州大敗遼兵。真宗自大名班師還朝。 次年十月，遼兵再次南侵，被宋兵張斌部阻擊，至滿城而還。一○○三年四月，遼耶律奴瓜、蕭撻凜部攻高陽關，宋將王繼忠兵敗降遼。一○○四年閏九月，遼承天后、聖宗再度領大兵南下，號二十萬，經保、定二州，直趨澶州，威脅東京。 宋朝廷慌亂無措，以宰相和副相為代表，主戰與主和的兩種主張，展開了爭論。參知政事王欽若（江南人）主張放棄東京逃跑，遷都金陵。參知政事陳堯叟（蜀人）主張遷都成都。新任宰相寇準對真宗說：「主張遷都的人應當斬首。」力請真宗親自領兵去澶州抗遼。十一月，真宗到韋城。大臣又有人請遷都金陵。真宗猶豫不決，對寇準說：「南巡何如？」寇準說：「群臣怯懦無知，今敵騎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說：「願陛下亟去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真宗不得已勉強領兵前進。 遼兵在十月間自定州到達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堅守，死傷數萬人。遼兵攻瀛州不克，轉道進攻天雄軍，敗天雄宋兵，陷德清軍，進攻澶州北城。十一月，遼統軍蕭撻凜率先鋒軍攻城，宋威虎軍張璘發弩射敵，蕭撻凜中矢死。 真宗走到衛南，得到澶州得勝的消息，繼續進兵，十一月末，到達澶州北城，宋軍士氣大振。真宗派曹利用去遼營談和。十二月，遼派使臣韓杞來，揚言要索還周世宗時收復的關南地。真宗不敢再戰，派曹利用再去遼營，密告可給銀絹許和。宋遼立誓書，商訂和議，宋向遼每年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兩朝城池依舊修繕，不得增築城堡，改移河道。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問真宗許給銀絹數。真宗說：「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曹利用到營帳說：「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我就殺你！」和議成後，內侍■誤傳三百萬，真宗大驚，接著說：「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入奏，許銀絹三十萬。真宗大喜，特予厚賞。遼兵歲得銀絹，勝利回師。宋朝以屈辱妥協暫退敵兵。真宗自作《迴鑾詩》與群臣唱和，來慶祝所謂「了事」的「勝利」。 歷史上稱作「澶淵之盟」的宋遼和議後，原來主張逃跑的王欽若轉而向真宗攻擊寇準。說寇準把真宗當作「孤注」一擲，訂立「城下之盟」，是大恥辱。真宗因而罷免寇準的相位，出知陝州，改任王旦作相。此後，宋朝即大事裁減邊防。罷河北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減軍官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減十分之五，沿邊減三分之一，不再作抗遼的準備。 仁宗繼續實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修邊防，河北州軍城池甚至已經傾塌。塘泊多年不修，可以徒步走過。戍軍多是「老弱病急、短小怯懦」，「鐵刃不鋼（刀鈍），筋膠不固（弓壞）」，甚至羽箭射不過三十步就箭杆飛掉或箭頭卷折不入甲。宋朝邊備空虛，一○四二年，遼興宗又揚言發兵南下，派劉六符等使宋，以索取關南地為名，詐取歲幣。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遼議和，許每年增絹十萬匹、銀十萬兩。遼得增幣，刻石紀功。宋朝再以屈辱換取苟安。此後長時間內宋遼之間不再有大的戰事。 二、宋夏和戰 宋太宗時，占據夏州一帶的党項族首領李繼遷，受遼封號，稱夏國王[① 西夏歷史，見第六冊]。九八八年，宋賜李繼遷名趙保吉，授銀州觀察使。繼遷襲擊宋邊軍，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鹽入境，斷絕貿易。九九六年，李繼遷領兵萬餘圍攻靈州。宋太宗派兵出戰，授以陣圖，行軍列陣均要請示朝廷，行動遲緩。民夫經沙磧向靈州送運糧餉，沿途饑渴困苦，死十餘萬人。一○○二年（真宗咸平五年），李繼遷攻下靈州。一○○四年，攻占西涼府。李繼遷在作戰中，中流矢死，子德明繼立，德明子元昊攻占甘、涼二州。 一○○六年，宋朝授德明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每年「賜」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宋朝以對遼相似的辦法，換取對夏的妥協，並在保安軍重開榷場，兩方進行貨物貿易。 一○三八年，元昊建都興州，建立國家制度，國號大夏（西夏），又開始攻宋。邊報傳來，宋朝君臣大驚。群臣「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文武大臣，有的唯唯諾諾，有的害怕迴避，以求自安。宋朝西邊駐守的軍隊，有三四十萬，但分駐在五路二十四州軍，幾百個寨堡。駐軍都直接聽命於朝廷，互不聯絡，不能合力作戰。元昊統領的夏兵「每有事於西，則自東點集而西；於東則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夏兵集聚而來，宋守兵節節敗退。 延州之戰——一○四○年初，元昊率領西夏兵侵延州，攻下保安軍，自土門路進攻金明寨。宋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戰死。西夏兵直抵延州城下。西夏進兵時，宋延州知州兼鄜延、環慶路沿邊經略安撫使范雍聽說西夏要進攻延州，大為恐懼，急調駐兵慶州的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兵救援土門。劉、石兵到，大寨已陷。劉平對部下說：「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如平地，何況對國事呢？」劉平晝夜領兵前進，趕到延州城下。劉、石部與各路援兵共萬餘人，與夏兵對陣。宋兵小勝。夏兵以輕騎迫戰。鄜延都監黃德和在陣後領兵逃跑。宋軍潰亂。劉平、石元孫兵敗被擒。夏兵擄掠而去。 延州敗後，鄜延路鈐轄張亢上疏說：「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兩三人。現在每路多至十四五人，少也不下十人。權均勢敵，不相統制。有議論又互不贊同。延州之敗就是由於諸將自守，互不援助。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已陷敵寨，劉平還不知道。」又說：「國家承平日久，兵士失於訓練。現在每指揮武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都是疲弱不可用。」失敗是必然的。 好水川之戰——延州敗後，范雍被降官，知安州。夏竦（音聳sǒng）任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兵事。八月，又命范仲淹兼知延州。仁宗曾下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遇見敵人，官小者先出兵作戰。范仲淹到延州，說：「不管敵人的多少，按照官位的先後出兵，是致敗之道。」范仲淹把州兵分屬六將，每將三千人，分部教練。看敵兵的多少，出兵抵禦。 九月，西夏兵侵三川寨。宋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戰死。涇州駐泊都監王珪領三千騎來援。王珪奮勇殺敵，中箭而回。夏兵擄掠三日退去。宋軍在這次作戰中又有五千餘人戰死。幾天後，任福領兵反擊，攻下夏白豹城，獲得勝利。任福因而被擢升為鄜延路副都部署。 康定二年（一○四一年）正月，宋朝得知元昊領夏兵向渭州進攻。韓琦到鎮戎軍，召募勇士一萬八千人，命任福率領出擊，以涇原駐泊都監桑懌（音憶yì）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行營都監王珪隨同出兵作戰。任福在張家堡南斬敵兵數百，與桑懌合兵於好水川。朱觀、武英屯兵龍落川，相去五里。西夏兵設計北遁，誘敵深入，任福領兵猛追，人馬三日不食，到六盤山下，遇西夏伏兵四出，列陣圍攻。桑懌戰死。任福自知中計，說：「我作大將，軍敗，當以死報國。」挺身決鬥而死。宋兵大敗。 韓琦命渭州都監趙津統領騎兵二千二百，與朱觀、武英部會合。王珪也以屯兵四千五百來援。西夏兵聚集來攻，宋兵敗退。趙津、武英、王珪都英勇戰死。朱觀以餘眾千餘人守民垣，射退敵乓。好水川一戰，宋軍慘敗，數名大將犧牲。韓琦上章自劾，被貶官，知秦州。范仲淹也被貶官，知耀州。 定川之戰——一○四一年八月，元昊統領西夏兵攻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戰死。夏兵進屯琉璃堡，侵擾麟州、府州。仁宗以鄜延都鈐轄張亢為並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公事。張亢見宋禁軍兵無鬥志，召募役兵乘夜襲擊琉璃堡，斬夏兵二百餘，夏兵棄堡遁去。 慶曆二年（一○四二年）閏九月，西夏再度入侵。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知鎮戎軍曹英等，會合涇原各路兵出擊。宋兵屯駐定川寨，與西夏兵交戰，敗退。夜間，夏兵自四面圍城放火。葛懷敏等率部奔鎮戎軍，路經長城壕，被夏兵包圍。葛懷敏、曹英等十六名將官都被害犧牲。宋兵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多匹，全被夏兵擄去。夏兵乘勝長驅直下，直抵渭州，在周回六百里內，焚燒房舍，殺掠居民而回。宋軍損失慘重。 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定川。宋軍連續損兵折將，處在西夏的嚴重威脅之中。 渭州敗後，十月間，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指出對夏作戰中任將的弊病說：「以經常調換的將官，統率沒有訓練的兵士，所以戰必致敗，這是削兵權過甚的流弊。用親舊恩幸之人任軍職，兵謀戰法素不知曉，是使庸人致士兵於死地。這是用親舊恩幸的流弊。」他建議：「守方鎮者不要再屢次更換。邊將要趕快選人代替。」十一月，仁宗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置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次年正月又下詔，凡軍期不及奏報者，許韓、范等便宜從事。但仁宗並不真想整軍決戰，密令知延州龐籍與西夏談和。 宋夏經兩年往來交涉，一○四四年十月定議，宋冊封元昊為夏國主，夏對宋仍保持名義上稱臣。宋每年「賜」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另在各節日和仁宗、元昊生日共「賜」銀兩萬兩，銀器二千兩，絹、帛、衣著等兩萬三千匹，茶一萬斤。宋夏仍許往來貿易。宋朝在對遼增加銀絹的同時又用增加銀絹的辦法換得了對夏的妥協。 （三）統治的腐敗與改革的建策 一、儒佛道的提倡 後周時，周世宗柴榮北伐遼朝，立志統一，下令限制佛教，廢除各地非敕額的寺院，又貶斥儒學，廢除孔子後代的免稅權。周世宗執政，親自掌握賞罰大權，整頓政務，為實現統一準備了條件。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於統一全國，加強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在一些方面繼承和發展了周世宗的政策。太宗任用文臣執政，儒學隨之逐漸興起，佛教也漸流行。但太宗主要還是以執賞罰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太宗起用大臣，多來自下層官吏，說儒生是「迂儒因循之人」，只給俸祿，而不予「差遣」。真宗自稱「禮樂並舉，儒術化成」，大力提倡儒術，同時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統治。 科舉崇儒——宋朝建國後不久，孔子的四十四代孫孔宜考進士不中，上書給宋太祖，說他是孔子的後代，乞求給個官做。太祖只賞他做個曲阜縣主簿。太宗時，封他做文宣公，並恢復了被周世宗廢除的免稅權。真宗即位，孔宜子孔延世襲封文宣公（仁宗時，延世子宗願改封衍聖公），做曲阜縣令，成為一縣之霸。一○○八年，真宗到泰山祭祀後，又親自到曲阜孔廟行禮。對孔氏家族大加賞賜，以表示他對孔子的尊崇。真宗又命國子監祭酒（學長）邢昺（音丙bíng）等校定《周禮》《儀禮》等書的「正義」（註解），完成九經「疏義」，大量印行。一○○五年，真宗到國子監看書，問書有多少。邢昺回答說：「國初不到四千，現在已有十餘萬部」。邢昺還說：「我年少時學儒，常見學生們不能具備經疏，因為傳寫不齊。現在大量印板，普通人家都有，真是儒者逢時之幸」。真宗自撰《文宣王贊》，歌頌孔子是「人倫之表」，儒學是「帝道之綱」。又撰寫《崇儒術論》，在國子監刻石，說「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一再表明對儒學的崇奉。 宋太祖、太宗實行科舉取士，但下層官吏實行吏治有成績，仍可不經科舉而被起用。太宗時，科舉選官並且考試刑律。真宗即位後，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奏報說：現在自朝中到朝外，由刑法進用的人甚多。「循良之吏」「改節」去務刑名。進士科考試詩賦策論，也不去探討「五常」和「六經」的主旨。因此，他建議「正儒術」，明令規定考試依儒家經典，諸子書不合儒學者都不准採用。對於張知白的建議，真宗大為嘉許。科舉是官員的來源，考試依據儒學，便利了儒學控制政治。 提倡佛教——周世宗堅決反佛，但佛教在吳越、南唐、後蜀等南方割據國仍很流行。宋太祖統一後，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河南府進士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太祖說他是「非毀佛教，誑惑百姓」，把他流配沙門島。太宗進而認為佛教「有裨（有益。裨音必bì）政治」，在五台山、峨嵋山、天台山等處修建寺廟，在開封設譯經院翻譯佛經。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太宗時雕版完成。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經總集。宋朝建國時，各地僧徒不過六萬八千多人，太宗時增加到二十四萬。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寫《崇儒術論》的同時，又作《崇釋論》，說佛教與孔孟「跡異而道同」。真宗繼續建寺譯經，並親自作佛經注釋。全國僧徒增加到近四十萬，尼姑六萬多。真宗統治時期，成為趙宋一朝僧徒最多，佛學最盛的時期。 信奉道教——宋太祖時，道士們進見，勸他「無為無欲」「恬淡寡慾」。太祖不予理睬。太宗召見華山道士陳摶（音團tuān），賜給封號，命南唐降臣徐鉉校正道書，又在東京、蘇州等地修建道觀。道教逐漸得到朝廷的提倡。真宗是道教的狂熱的信奉者，對人說：「釋道二門，有補世教」，又說：「三教（儒、道、釋）之設，其旨一也」。唐朝皇帝信奉道教，自稱是道教祖師李耳的後裔。真宗也和道士們編造神話，說玉皇在他夢中傳告，趙氏始祖，是軒轅皇帝。真宗尊玉皇為玉皇大天帝，趙氏始祖為聖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參知政事丁謂等制定禮儀，大事祭祀。東京修建玉清昭應宮，用銀五千兩鑄造玉皇像，金五千兩鑄造聖祖像，又用金五千兩造真宗像，在旁侍立，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實信徒。真宗又命宰相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編道書四千三百多卷。全國各地大修道觀。道教得以廣泛流行。 二、統治的腐敗 南宋哲學家葉適曾經評論真宗、仁宗時的狀況說：「當時元老大臣以和親避狄為上策，學士大夫以因循苟簡為正論」。真宗、仁宗、英宗時期，在因循苟簡的思想統治下，國家軍隊和官員、皇室都一天天在腐敗。 龐大腐敗的軍隊宋太祖時選練禁軍，成為作戰的精銳，全國有禁軍十九萬三千。太宗時，增加到三十五萬。真宗時增到四十三萬二千。仁宗時，對西夏用兵，各路郡縣招募兵士補充禁軍。禁軍激增到八十二萬六千人，全國軍隊總計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變得空前的龐大。宋朝用來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時選練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減。後來的兵士沒有聽過戰鼓，不識戰陣。平時缺少訓練，「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不得不驕惰。太祖時，禁軍領月糧，營在城西者在城東給，營在城東者在城西給，都由自己背負。仁宗時，禁軍領糧，甚至要僱人挑。首都東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遊，買賣「伎巧繡畫」，衣服舉措都不像軍兵。陝西路沿邊的騎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馬。從南方調來的禁軍，自稱不知道作戰，見到敵人就怕死。宋對西夏作戰屢戰屢敗。據說，西夏聽說宋兵多禁軍，就舉手相賀，以為必勝。禁軍由精銳變為腐敗虛弱，在對夏作戰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權制，成功地制止了軍閥割據，但將帥無權，軍隊缺乏訓練，矛盾逐漸顯露。太祖、太宗或親自領兵作戰，或自定陣圖，指揮各地戰事。他們出身將帥，顯得從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幾個皇帝，生長深宮，不懂軍事，由皇帝制定陣圖，只是束縛將帥，難以臨陣指揮。將帥作戰多請示朝廷，群臣往往爭論不決。主帥要與鈐轄、都監等聚議，也是「人人各出意見，議論不一」，往往坐失戰機。帥臣的權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邊地的將帥一年之間換三、五人。「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結果，是士兵平時缺乏訓練，作戰時「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敗於西夏，有人上疏說：「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宋朝軍事制度的弱點也在對夏作戰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廂軍，到仁宗時也增加到四十三萬多人。其中經過訓練（教閱）的，多已陸續補充禁軍。大量的廂軍只是運輸官物（綱運）和服雜役。州郡官經常遷調，每當新官到任，都要用廂兵修建館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廂軍織毛緞等貨物出售謀利。仁宗時，宋祁上疏說：「現在天下的廂軍不擇瘦弱，全都收配，只圖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費糧餉，歲費衣服。士兵數口之家不能自養，於是相繼逃亡，成為『盜賊』。」宋祁的話，暴露了廂軍的腐敗，也透露了農民士兵因遭受壓迫在不斷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廂兵的主要來源是招募。宋朝對西夏作戰，廣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額大增。遇有災荒，宋朝為防止農民起義，大批招募「饑民」當兵。如仁宗時，河北路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至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選募強壯者充禁軍，次者充廂軍。關中、川峽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還有在農民中強迫抽丁的鄉兵。宋初，在沿邊各地農民中征雇，糧餉器械都由本鄉自備，不隸國家兵籍。應徵者在手背刺上義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號。真宗以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因對外作戰，鄉兵不斷增加。仁宗、英宗時三路共達四十二萬人。來源是在民間強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鄉兵原來只在本土，對夏作戰時，陝西路每家出一丁編為禁軍，號保毅軍和保捷軍，到邊地作戰。梅堯臣《田家語》詩說：「三丁籍一壯，..老吏持鞭撲，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據詩序說：「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雖老幼不得免。」所記當近事實。韓琦在陝西大量招兵，自稱他的功績是「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實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結果，民間丁壯越來越少，農民的生產與生活都發生嚴重困難，掙扎在死亡線上。 龐大腐敗的官僚機構宋朝統一後，舊官加新官，已經形成為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真宗以後，官員不斷增加，機構更加龐大。科舉取士越來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考核之際，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舉，取進士四千多人，諸科五千多人。中舉者都陸續加入各級官員的行列。科舉以外，還有所謂「恩蔭」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甚至門客都可由恩蔭授官，數量極大。皇族宗室原來七歲時即授官。仁宗時，甚至出生不久，還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議，改為五歲授官食祿，但遇節日郊祀，還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單是屬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員中地位高者，家族親屬都恩蔭授官，小至郎中、員外郎也可蔭子孫一人得官。此外，還有多種授官法。遇有災荒，地主如肯開倉出糧，按出糧多少授官。韓琦在陝西修城，要地主僱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賣官，如出錢六千貫給予簿尉官，萬貫給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員越來越多，越來越濫。 仁宗時，戶部副使包拯上疏說：「真宗時，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現在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選人，還不在數內。較之先朝，才四十餘年，已超過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員，多到「不知其數」，「大約三員守一缺，略計萬餘人」。宗室吏員受祿者一萬五千多人。各級官府還有大批不受祿的吏員，公然允許貪污受賄，數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時四千二百餘人，仁宗時一萬一千餘人。真宗時十數倍於初，仁宗時又兩倍於真宗。外地州縣官吏更是多到數不清。仁宗時，宋祁上疏說「今天下有定官，無限員」，官員可以額外增多，因此「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真宗時，一次裁減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萬五千八百多人。沒有裁減的，當然要幾倍於此。而且，真宗以後，又在不斷增加。當時就有人指出：「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揚遵循「祖宗舊法」，一切因循守舊，以老成持重相標榜。官員們遇事唯恐承擔責任。田錫上疏說：「樞密院和中書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結果是，「臣下得優逸，而君上擔焦勞」。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員們只要在任內不發生過錯，就加升遷。官員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心只怕招人非議，影響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賓客，很少講話，弟李維對他說：「外邊人議論，大哥是個沒嘴葫蘆。」章得像以默默無所作為著稱，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許據風聞（無證據）彈劾官員。御史以找尋官員的過失為能事，更加助長了官員的因循。仁宗時，張方平上疏指出：「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音墜zhuì）危恐，一舉一動，就說恐招人議。苟且因循，求免謗咎，那裡還有功夫用心思為國呢？」各級官員層層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遷。腐朽的官氣和暮氣籠罩著整個宋朝政府。 太祖統一後，據說曾立誓約，不殺大臣。太宗也對臣下極寬，曾對宰相說：「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呂蒙正對答說：「小人的情偽，君子豈是不知，以大度寬容，事情就都好辦了。」太祖、太宗依據這個「大度寬容」的方針，爭取到後周和南方各國的大批官員，成功地鞏固了國家的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繼續標榜這個「祖宗舊法」，但逐漸流於對官員的放縱。除叛逆謀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貶黜任地方官，俸祿照舊，罪大者也只是降級到「遠惡軍州」安置，「過嶺」（大庾嶺）「過海」（到海南島）算是最重的處置，但仍然作官食祿。官員們相互庇護，有恃無恐，自宋初即公然貪污行賄。真宗以後，更加放手敲剝人民，生活極其奢靡腐敗。宰相呂蒙正每天必吃雞舌湯，殺雞的雞毛堆成了山。丁謂作相，勾結宦官雷允恭，貪污揮霍，密令皇宮後苑工匠製作金酒器，「四方賂遺，不可勝紀」。仁宗時，宋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宋庠（音祥xiáng）在政府，叫人對宋祁說：「聽說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還記得某年同在州學內吃■（鹹菜。音激jī）飯時麼？」宋祁大笑說：「寄語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飯，是為了什麼？」意思是說，當年在州學讀書受苦，就是為了做官享福。梁適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買賣。張璘（音硯yàn）向梁適行賄，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說：「空手冷麵，如何得好差遣。」王欽若知貢舉，舉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賄銀三百五十兩，把銀數寫在紙上交給王欽若妻李氏。李氏命奴僕把任懿名字寫在手臂上，把賄銀數密告王欽若。任懿果然得中。歷朝的大臣，幾乎無不貪污受賄，無不窮極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員，貪污、腐化成風。州郡文帳送上三司，隨帳都有賄賂，各有常數。足數即不發封檢核，不足便百端刁難，成為通例。仁宗時，杭、越、蘇、秀等州「旱澇連年」，「餓屍橫路」，淮南轉運使魏兼奉命去處理。魏兼到蘇州三天，「窮徹晝夜，歌樂娛游」，把饑民都趕到廟裡關起來，三天中餓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樂迎候。民間流傳歌謠說：「繞樑歌妓唱，動地饑民哭。」蒲宗孟（曾任尚書左丞、知州）每天宴飲要殺豬、羊各十隻，燃燭三百。有人請他減少些，蒲宗孟發怒說：「你們要讓我在黑房子裡挨餓麼！」宋朝在各地軍政機構設有「公使庫」，准許謀利作為官員用度，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各州軍又有「回易務」，經營商販，並將貨物，抑配人戶，強行售賣，甚至販賣鹽酒違禁之物，圖規厚利，交結權幸。全國各地大批的吏員，沒有規定的俸祿，貪污受賄，成為合法的收入。官員們「以受賄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賄賂公行，侈靡腐化。龐大的官僚機構日益腐爛了。 馬克思曾把剝削制度社會的國家政權，比做「寄生贅瘤」。列寧寫道：「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腐蝕著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① 《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五頁]馬克思、列寧這一深刻的揭露，對於宋代的封建國家也是完全適用的。宋王朝豢養著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軍隊，日益顯示出他們是封建社會軀體上的大寄生蟲，吸吮著勞動人民的膏血。不斷有大臣上疏說，養兵的費用，已占國家歲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祿雖然好象比養兵之費少，但通過多種途徑貪污剝奪的財富，卻比兵費還要大。用人民血汗養肥了的官吏和軍隊，又反過來對廣大人民實行殘酷的政治壓迫，以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事實說明，只有人民群眾起來掃除這些寄生蟲，歷史才能前進。 侈靡腐朽的皇室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蟲，也是最大的耗費者。澶淵之盟後，真宗與王欽若定計，偽造「天書」，舉行「封禪」（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來「鎮服四海，誇示外國」，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對群臣說：「去冬我夢見神人，說當降天書。」這時，皇城司果然奏報在左承天門南發現黃帛二丈如書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賀，說是「天書」降臨，拜讀後藏於金匱。龍圖閣待制孫奭（音式shì）對真宗說：「以臣愚所聞，天不會說話，那裡還有書？」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間，王欽若又上言，泰山也發現「天書」。真宗說：「我五月間又夢見神人，說來月當賜書於泰山。」十月，真宗由龐大的儀衛扈從，親自去泰山行封禪禮。王旦等隨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爭頌功德，說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編自演的這次所謂「東封」，竟耗費八百餘萬貫。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書」出潼關，祭祀汾陰，費錢一百二十萬貫。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宮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應宮（道觀），鑄造神像，並安放「天書」，命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丁謂制定的計劃規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繼晝，七年修成。宮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間，金碧宏麗。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勞至死，還要誣指為逃亡，收捕妻子。全國各地也都因「天書」降臨，修建天慶觀。當時就有御史上言，「今費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偽造「天書」、大修道觀成為一大禍害，不知耗費了多少民財，帶來了多少災難！仁宗以大慶殿為明堂，又舉行大享明堂禮（祭天地祖宗），用法駕鹵簿（儀仗）達一萬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費一千二百萬貫。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藥，沉溺深宮，不問政事。大臣奏事，只是點頭敷衍。諫官王陶上疏說：「現在政事無論大小，都由中書、樞密決定，陛下一無可否，豈是為人主之道。」澠池縣（澠音敏mín）主簿蘇轍在仁宗策問時答卷說：「聽說近年以來，宮中貴姬有幾千人。陛下上朝不聽議論，便殿不問政事。不要說好色於內不害外事啊！現在海內窮困，生民怨苦，可是宮中賞賜沒有限制，要什麼給什麼。大臣不敢諫，管財政的官也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官養兵的費用，外有給契丹、西夏的奉贈，陛下又自做一個大坑來耗費其餘。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誹謗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宮中宴飲享樂。後宮數千人，賞賜動以萬計。國庫的紅羅，都被消費一空。 日益加深的財政危機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費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對左右說：「軍旅（戰事）和饑荒要預作準備，不可等臨事再向民間征斂。」在國庫左藏庫之外，另設一內庫稱封樁庫，每年用度的贏餘，放到這裡封儲。但到真宗、仁宗時，消費巨大，不但沒有盈餘，而且「年年虧短」，不斷「支諸宿藏」，以致「百年之積，惟存空簿」。據《宋史?食貨志》記載，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剝削收入，達到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但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億二千三十四萬，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萬多，仍然虧短一千五百多萬。這些數字說明了宋朝對廣大人民的壓榨到了多麼殘酷的地步，也說明了宋朝的財政日益陷入了危機。 宋朝的財政入不敷出，便不斷增加對人民的剝奪，但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發生了利益衝突。大地主用各種方法逃避賦稅。真宗、仁宗時不斷有人主張清查田畝，但最多只能在個別地區試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們的反對而停止。大商人壟斷商行，左右賦稅，衝擊專賣，也不斷地從各方面向宋朝爭奪著剝削人民的權利。宋王朝的財政危機更為加深了。 三、改革的建策 從真宗統治時期以來，朝廷中就在議論著各種各樣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這種議論更加發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響的主張和實施方案。 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揚州王禹偁即應詔上疏，建言五事：一是「謹邊防，通盟好」（對遼夏）；二是「減冗兵、並冗吏」，從而減少「山澤之利」的稅收；三是嚴格選舉，使入官不濫；四是淘汰僧尼；五是「親大臣遠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擇用諸司長官。王禹偁的建議，主旨是在減少官兵冗員，他認為這是「國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費」——一○三九年（仁宗寶元二年），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三冗」是：（一）天下有定官無限員，各級官員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廂軍幾十萬人不作戰而耗衣食；（三）僧道越來越多，沒有定數。沒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萬。「三費」：一是道場齋醮（音轎jiào），百司供費不資；二是京師多建寺觀，又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糧；三是大臣罷黜（音觸chù），仍帶節度使銜，靡費國用。宋祁最後又建議仁宗和後宮應節儉，不得妄費。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減官兵，節省靡費，是沿襲王禹偁而略有發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慶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韓琦為樞密副使，要他們條列當世急務。九月，范仲淹奉詔條上十事，說：「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夷狄（指遼夏）驕橫，寇盜（指農民起義）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明黜陟（音治zhì）」。即改變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的磨勘法。官員中有大功「高才異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處理。有罪者按情節輕重處分。（二）「抑僥倖」。改變貴族官員子弟「恩蔭」作官的舊法，嚴加限制，以減省冗官。（三）「精貢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經學。（四）「擇官長」。嚴格選擇轉運使、提點刑獄及各州縣長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員按等級給以多少不等的「職田」，用來「責其廉節」，防止貪污。（六）「厚農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開河渠，修築堤堰陂塘，以利農業生產。（七）「修武備」。京師招募衛兵五萬人，以捍衛朝廷。（八）「減徭役」。裁併州縣建置，使徭役相對地減少。（九）「覃恩信」（覃音潭tá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須執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應由朝廷統一。 范仲淹提出的十項建策，除興修水利屬於農業生產的措施，其他各項都在於整頓政權機構，以加強宋朝的統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頒行全國，號稱「新政」。只是修武備一項未能付諸實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陝西河東宣撫使，抵禦西夏，朝中官員對新政多有指責。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詔罷廢關於磨勘和恩蔭的新法。范仲淹被罷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為范仲淹朋黨，也被罷免。韓琦上書諫罷富、范，不准。韓琦被迫出朝，知揚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謂新政，前後只一年左右，便因貴族、官員們的反對而失敗。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彥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彥博、樞密使龐籍，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裁減禁軍歸農。沿邊諸將反對，說是兵士都會弓刀，裁減後必「相聚為盜賊」（起義反抗）。文、龐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於養兵太多；萬一「聚為盜賊」，兩人願拚死去鎮壓。仁宗采文彥博等的建議，下詔陝西保捷兵（禁軍）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歸農。共放歸三萬五千人，存五萬人。據說陝西沿邊養一兵一年需錢七十貫，省兵後，每年可節省二百四十五萬貫。但此後，王德用為樞密使（一○五四——一○五五年），又選廂軍補禁軍，兵額又增。 王安石上萬言書——江西臨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慶曆二年），中進士，年二十二歲。當年簽書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調任鄞縣（鄞音銀yín）知縣。文彥博建議省兵，王安石持異議，在鄞作《省兵》詩說：「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責宋朝兵制是「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提出「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遊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縣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樣只看到了官僚機構龐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會上的貧富懸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殘酷敲剝，將激起農民的反抗。在舒州作《發廩》詩，指出「貧窮主兼併」，說：「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感事》詩說：「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雖無剽盜（指農民起義）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為，十室災八九。..取資官一毫，奸桀已雲富。」又作《兼併》詩，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剝。掊音pǒu）乃為才」。真宗以「不抑兼併」作為國策，王安石這時已逐步釀成了誅抑兼併的變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調知常州。次年，移任提點江東刑獄，被召入朝，向仁宗上長達萬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國家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在於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當務之急。他建策從教養取任四個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後再審視時勢人情，變更天下之弊法。萬言書提出了「流俗所不講」的一些新意，如說官員誠然冗多，但官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財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理財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損國家經費。又說當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謂「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萬言書奠立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基礎，但並沒有被仁宗採納。 司馬光上三札——陝州夏縣人司馬光，一○三九年中進士。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龐籍出知并州，司馬光為并州通判，建議築麟州堡以制西夏，結果宋軍大敗，龐籍因此得罪，司馬光改任開封府推官。一○六一年，司馬光任同知諫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論「君德」，說人君大德有三：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無不錄，惡無不誅」。二是論「御臣」，任官信賞心罰，不要只是「累日月以進秩」。三是論「揀軍」，「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司馬光的三札，重複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和文彥博的「省兵」，強調「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揚儒學，以別善惡。南宋思想家陳亮曾經指出：「方慶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但對改革的方針和途徑，官員士大夫中顯然有著不同的主張。司馬光、文彥博等所主張的，只是局限於財用的節省和官兵的裁減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維持現狀，不作更大的改革。較為激進的范仲淹，也還是著重於官僚機構的整頓。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種主張，即從他所說的「大法」上著眼來變革法度。不是單純地用官員升降的辦法，而是以加強法治來整頓吏治；不是單純地主張節省，而是以「理財」來增加國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僅限於官兵，而且指向了社會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併之家。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司馬光、文彥博等保守派，兩種主張的對立在逐漸形成。 （四）農民、士兵的起義 宋朝統一後的幾十年間，廣大農民和工匠以辛勤的勞動，發展了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生產的果實卻被地主階級所剝奪。宋王朝「盡用衰世裒刻（裒音掊póu）之術，取於民以啖之而猶不足」。地主、富商也爭相榨取農民和工匠的膏血，勞動群眾陷於殘酷的地租剝削和賦役壓榨之中，被斷絕了生路。青年詩人王令作《夢蝗》詩，假借蝗蟲的控訴，犀利地揭露了地主和農民的對立：「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割剝赤子身，飲血肥皮膚。..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吁。..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音居jū，語助詞）？..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地主階級的「材能官」、「仁義儒」們打著仁義之道的旗幟喝農民的血，被「割剝」的農民群眾只有針鋒相對地起來作鬥爭，才能驅除這些吃人的虎豹。 真宗至英宗統治時期，宋王朝在一天天潰爛，農民、士兵的反抗鬥爭也在一天天興起。士兵的反抗和農民起義相結合，「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下面是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 益州起義 李順、張余等領導的起義失敗後，僅隔四年多，真宗咸平三年（一○○○年）的新正元旦，益州（李順起義後，宋朝降成都府為益州）戍卒在趙延順等八人領導下，又一次發動了武裝起義。當官員們慶賀元旦時，士兵們奮起殺死兵馬鈐轄符昭壽。知州牛冕在慌亂中縋城逃跑。趙延順等推舉農夫出身的軍官都虞侯王均為領袖，建號大蜀國，建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低級軍官）張鍇（音凱kǎi）為宰相。王均攻占益州後，又攻下漢州，進取綿州、劍門，不下，還成都。彭州農民準備殺兵馬都監響應，事泄，首領被殺。各地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軍，起義軍逐漸發展到數萬人。宋將楊懷忠自蜀州領兵進攻成都。起義軍在崔照、魯麻胡等領導下大敗宋兵。二月，楊懷忠集合嘉州、眉州等七州宋軍再攻成都。王均派趙延順進攻宋邛州、蜀州。起義軍斷絕宋軍邛、蜀援路。宋軍小勝，進到成都南十五里，不敢攻城，以待宋朝的大軍。王均閉城堅守。 宋王朝派出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率領禁軍，結集川峽各州兵，大舉鎮壓起義。二月十九日，雷軍至成都城外，王均開城假作逃遁。雷軍進城擄掠民財，部伍混亂。起義軍伏兵四起，宋軍不能出，大部被殲滅。雷有終墜城逃跑，敗回漢州。三月，雷有終又自漢州進兵，至成都附近。四月，王均自升仙橋分路迎敵，損失千餘人，退守成都。宋軍不敢進。五月，宋真宗下詔，對「益州亂軍」招降。起義士兵繼續堅持拒守。直到九月間，宋軍久攻不下，乘起義軍不備，夜間挖隧道入城。王均率起義軍二萬人突圍而走。雷有終入城，積薪點火，捕得魁壯男子，指為受起義軍官職，即投火燒死。前後燒死數百人。十月，王均起義軍至富順，奪城據守。雷有終派楊懷忠軍追襲。宋軍入城，王均堅持不屈，自縊犧牲。起義軍六千餘人被俘。 王長壽起義 一○○五年，逃亡兵士王長壽，聚眾百餘人起義，至陳留，攻打州縣。宋朝派遣專使增兵鎮壓。起義軍在澶州、濮州間，與官軍搏鬥，發展到五千餘人。起義軍攻入胙城。宋磁州知州許均領兵至胙城，王長壽被俘。起義失敗。 陳進起義 一○○七年，廣西宜州士兵在軍校陳進領導下起義。宋宜州知州劉永規統治嚴酷，強迫兵士率領他們的家屬上山伐木，修建州署，風雨不停。士兵常遭毆打。六月間，憤怒的士兵，在陳進領導下，殺劉永規，擁立判官盧成均為帥，號南平王，據宜州城起義，宋王朝大為震動。真宗分派曹利用、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領兵鎮壓，並調發荊湖南、北等路禁軍集結。自京師至宜州增置馬遞鋪傳達軍情，又詔諭廣州設備，防禦起義軍東下。起義軍自宜州攻宋懷遠軍，圍攻數日，不下，進取柳州。宋柳州知州王昱（音玉yù）逃跑。起義軍占據柳州城。又分兵攻打象州。圍攻四十日，不下。象州農民向起義軍贈送食物，熱烈支援。九月，曹利用以大軍救象州，與起義軍遇於武仙縣李練鋪。陳進領兵拒敵，敗退至城下。盧成均叛變降宋。陳進及起義軍領袖六十餘人被捕犧牲。 王倫起義 一○四三年（仁宗慶曆三年）五月，京東路駐軍一百多人在士兵王倫領導下奮起殺死沂州巡檢使朱進，占據沂州起義。起義士兵南下攻打泗州，渡過淮水，轉戰楚州、真州、揚州、泰州、滁州，直抵和州。義軍所到之處，宋官軍望風而降。諫官歐陽修上疏說：「王倫所過楚、泰等州，連騎揚旗，如入無人之境。」各地巡檢、縣尉相繼投降，衣甲器械均歸義軍。起義不斷勝利發展，王倫著黃衣，立年號，置官職，聲勢大振。七月間，宋朝集合各路兵鎮壓起義，起義軍在揚州山光寺南戰敗。王倫在和州歷陽兵敗，至采石磯，被殺犧牲。 張海等農民起義王倫起義失敗後，歐陽修上疏說：「殊不知前賊（起義者）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餘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強『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一○四三年九月間，金州起義軍入州城，奪取府庫兵仗，分散錢帛給貧民，日暮出城而去。各地義軍打入州城者，約三、四十州。農民和士兵的起義，到處興起，遍滿天下。規模較大的是陝西商山張海等領導的起義。 一○四三年夏，陝西大旱，饑民達二三百萬人。八月間，商州農民千餘人發動了起義。起義領袖有張海、郭邈山、黨君子、范三、李宗等人。起義軍環繞虢州（虢音國guó）、盧氏以東，洛陽、長水以西結集。京西路各地農民起而響應，威脅京都開封。宋朝派出左班殿直曹元喆（同哲）等統領禁兵鎮壓。起義軍長驅南下，直抵襄、鄧、均、郢（音影yíng）各州。自陝南經豫西到鄂北的千餘里地帶，到處燃起了起義的烈火。宋樞密副使富弼向朝廷奏報說：「秦末、隋末、唐末諸寇（起義軍）..觀其初起，莫不甚微，尚不得如張海、郭邈山輩如此強盛。」起義軍進至光化軍界。宋兵士五百餘人，以邵興為首起兵，與起義農民相結合，發展到千餘人。至商於，殺宋「提舉捉賊」將官上官珙。官軍敗潰，藏匿山谷間，邵興揭榜號召宋鑄錢監士兵響應。邵興軍至興元府，大敗宋軍。宋軍校趙明率眾向邵興投降。宋朝以重兵殘酷鎮壓起義者，十一月，邵興在興、洋界壻水戰敗被殺。十二月，張海等在戰場上犧牲。 保州士兵起義 一○四四年八月，駐守保州邊界地帶的禁兵數千人，因受官員虐待，憤而起義。保州通判石待舉、走馬承受宦官劉宗言上城頑抗，被起義士兵殺死，知州劉繼宗逃跑溺死。保州地接契丹，宋王朝大為震恐，命宣撫使富弼統帥各路兵鎮壓。宋軍持詔書招降，部分兵士被騙誘開城門投降。宋軍入城，將發動起義者四百二十九人，全部坑殺。起義遭到失敗。 王則起義三年之後，貝州又爆發了士兵和農民的起義。起義領導者王則，本是涿州的農民，逃荒到貝州，給地主放羊，後來應募到宋軍中當兵，起義前是宣毅軍的小校。貝、冀等州本來有彌勒教在民間秘密流傳。傳說「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王則利用彌勒教的傳說，傳布著變革世道的輿論，並利用彌勒教和德州、齊州的士兵、農民取得了聯繫。起義事先作了部署。吸取益州士兵起義的經驗，準備在慶曆八年（一○四八年）新正元旦，乘官吏們慶賀新年時，各地同時起兵，攻取河北。由於這個計劃事前被泄露，王則不得不在慶曆七年（一○四七年）十一月冬至節，提前發動起義。當州官們去天慶觀拜謁時，王則率領起義士兵打開兵庫，奪得武器；打開監獄，釋放囚犯，隨即逮捕了宋朝的知州張得一。王則占領貝州後，建國號安陽，稱東平郡王。以州吏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城內起義的居民，在面部刺上「義軍破趙得勝」六字，表示推翻宋王朝統治的堅決意志。 起義極大地震動了宋王朝。仁宗慨嘆說：「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鎮壓。慶曆八年正月，仁宗派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以明鎬（音號hào）為副，領大軍圍攻貝州。宋軍攻城，久不能下。最後在北城急攻，乘義軍不備，在南城挖通地道，潛入城內。起義軍突圍而出，王則、張巒、卜吉等被俘。起義士兵仍依村舍作戰，直到最後被焚犧牲。宋朝統治者把王則、張巒、卜吉等押解到開封，殘暴地處死。起義領袖們英勇地犧牲了。 王則起義，從發動到失敗，不過六十五天，但給予宋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起義利用宗教傳播輿論，事前已有計劃部署，發動後建置官屬，有步驟地行動。比起前此的士兵起義來，顯然又前進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