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冊） · 第二節農業的發展和工商業的繁榮
九九七年，宋太宗病死。太子恆（真宗）即皇帝位。從這時到一○六八年神宗即位前，宋朝經歷了真宗（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仁宗（真宗子趙禎。一○二三——一○六三年在位）、英宗（濮王允讓子趙曙。一○六四——一○六七年在位）三個皇帝的統治。宋朝建國以來的這一百年間，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顯著的發展。
唐代中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時期。壟斷著政治、經濟權利的門閥士族制和農奴性質的部曲制，日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中期以後，門閥士族制和貴族世襲占田的舊制逐步瓦解。擁兵割據的軍閥分享了門閥士族的部分權利。黃巢領導的農民戰爭掃蕩了門閥士族勢力和部曲制的殘餘。宋朝統一了各個軍閥割據國後，在經濟領域中，地主購置田地剝削佃客的租佃制關係得到普遍的發展；在政治上軍事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上出現的這些新變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而這一變動的完成，又不能不反轉來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開闢道路。
宋朝建國以來的一百年間，廣大農民群眾開墾了大量的農田，農業生產發展到一個新的水平。隨著租佃制關係的確立和農業的發展，工商業呈現出空前的繁榮。手工業者作出了許多新創造。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火藥火器的應用等等，都出現在北宋。適應著商業發達的需要，這時還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工商業的繁榮，成為宋代社會經濟發展中一個明顯的新特點。
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商人中逐漸出現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日益擴大土地占有，壟斷商業利益，成為社會生產力繼續發展的嚴重障礙。
（一）農業的發展
農民群眾經過辛勤的勞動，開闢了大量的田地，在生產工具、耕作技術、農作物品種等方面也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北宋時，南方經濟的發展繼續超越北方，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仍在東南。
一、戶口的增加和農田的開墾
宋太宗時，全國戶口，據各道、州戶籍的不完全統計，共六百八十六萬多戶，無人口數。真宗以後的七十年間，所謂「承平既久，戶口歲增」，戶口記錄不斷在增長。一○○六年（真宗景德三年），全國實管七百四十一萬多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多口。一○三四年（仁宗景祐元年），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九萬多戶，二千六百二十萬多口。一○六六年（英宗治平三年），增加為一千二百九十一萬多戶，二千九百九萬多口（一作丁）。記錄中戶多人少，顯然是由於人民逃避賦役，分戶別居，並且隱瞞了人丁的緣故。這些記錄都不可能符合戶口的實際，但反映出戶口增長的趨勢，是可信的。
宋初田地荒蕪的現象仍很嚴重，太宗時，邊遠地區不用說，就是京畿附近的二十三州，約數千里的地方，田地的開墾也不過是百分之二三十。宋朝一再命令地方官設法招誘流民歸業。經過廣大農民群眾的辛勤開發，墾田數在不斷增長。《文獻通考》等書記有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墾田數字，九七六年（太祖開寶九年），墾田數量是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多頃。九九六年（太宗至道二年）統一北漢後的數字，是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多頃。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多頃。英宗時，《會計錄》編者以為，這些數字只是按租賦得出的田畝數，並不是墾田的實際狀況。一○二一年是北宋墾田數的最高額，此後再也沒有達到這個數字。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墾田統計數只有二百一十五萬多頃，減少約十分之六。說明這時土地兼併嚴重，大量土地被隱瞞。《會計錄》編者說「不出租賦的田畝有十分之七」，可能即據此而來。此後，田畝統計數又在上升，或許是數字來源不同。
墾田的增加，是廣大農民的勞動功績，也是和地主兼併土地作鬥爭的產物。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農田，作出了許多新創造。
圩田（圩音圍wéi）——又叫圍田。在低洼田地周圍築圍，圍外蓄水。五代時，江南已有圩田，一個大圩，方數十里，如同大城，中有渠道，外有閘門。旱時開閘引江水灌田，澇時閉閘制水。北宋時，圩田在南方進一步發展。太平州蕪湖縣萬春圩，有田十二萬七千畝，圩中有大道長二十二里。圩田能防旱抗澇，可以常保豐收。這是勞動人民的一項創造。
山田——南方農民在山地和丘陵的不同坡度上，築成階梯形的農田，稱為山田或梯田。福建一帶，開拓山壟為田，種植水稻。王安石在江西撫州，見到農民「山耕而水蒔（音是shì）」。韓琦詩：「曉入吳兒谷，危途信不虛」，「山鳥過雲語，田夫半嶺鋤」，描寫出農民在山田耕作的景象。沈括曾記載官吏查核山田漏稅，說明那時山田已有相當的數量。無地或少地的下戶農民開拓山田，擴大了耕種面積。
淤田——河水沖刷的淤泥，用決水法引入田內，使土質肥沃，稱淤田。仁宗嘉祐（一○五六——一○六三年）時，絳州正平縣南董村農民，利用村旁馬壁谷水，淤浚田五百餘頃。原來畝收谷五、七斗，淤田後增收到兩、三石。神宗時，此法推廣，取得一定的成效。
沙田——江淮間，江邊海畔出沒不常的沙淤地，農民利用來耕作，稱沙田。江水激於東，沙田漲於西；江水激於西，沙田又漲於東。沙田漲出，及時耕種，地常潤澤，可保豐熟。仁宗時，曾一度免除明、溫、台三州沙田的民稅。神宗時，溫、台兩州九縣被查出的沙田就有一千一百餘頃。
葑田（葑音封fēng）——江南大湖中有茭、蒲等，年久，根從土中衝出，浮於水面，厚數尺，可延長几十丈。在上面施種，即可生長，稱為「葑田」。後來，農民進一步作木排，在上面鋪泥，種植莊稼，稱為「架田」。
二、農作物的交流
北宋的建立，消除了南方和北方交通的障礙。各地農民群眾得以彼此交流培育農作物的生產經驗，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
水稻——水稻是宋朝主要的糧食作物。宋太宗時，江北諸州學習南方，種植水稻。河北沿邊屯田使何承矩調集各州軍士一萬八千多人，在雄、莫、霸等州興築水田，引種江東早稻，獲得成功。此後，河北、河東、京西等路都逐步推廣種稻。
越南勞動人民培育的占城稻，北宋時傳入中國，先在福建一帶種植。一○一一年，福建取占城稻種三萬斛，分到江、淮、兩浙路推廣。占城稻成熟早、抗旱力強，並且「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楊億《談苑》記載：汝州魯山，也種植建安來的早稻種，說是「此稻耐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當地人多種此稻，年年有好收成。楊億所說建安來的早稻種，可能也是占城稻。據此，占城稻不僅在長江流域推廣，而且也傳播到北方。中國農民從越南勞動人民學習種占城稻，又在南方和北方交流，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中越兩國人民在歷史上長期的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中，凝結成深厚的友誼。占城稻的傳播，是一個顯著的事例。
南方農民多年來培育出很多優良的稻種。宋太宗時，福建南劍州水稻有金黍、赤鮮、白稌（音途tú）、先黃、金牛、青龍、虎皮、女兒等十一種。洛陽有和尚稻。蘇州有師婆粳、箭子稻等。箭子稻品種最佳，每年運送到東京。
這些水稻優良品種的培育和交流，提高了農田的單位面積產量。北宋時，兩浙路產量最高。蘇州一般年成，每畝產米二到三石。
麥——麥是北方人民的重要糧食作物。北宋時，逐漸在南方推廣種植。宋太宗時，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種稻地區的農民，從淮北諸州得到麥種，推廣種麥，並種植粟、黍、豆等作物。
茶——北宋建國後，南方茶葉大量運銷北方。南方各地普遍種植茶樹。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和川蜀地區，種茶的農戶（園戶）極多。茶葉的製作，分為片茶、末茶兩種。製作的技術，也更為提高。
甘蔗——福州、明州、廣州、漢州和遂州都有許多「糖霜戶」，種植甘蔗作糖霜。糖霜遠銷到海外。
三、農具的改進
千百年來，廣大農民群眾在生產勞動中，不斷創造和改進著各種生產工具。北宋農民在繼續改進各種農具的同時，還使用了一些新農具。
踏犁——九九四年，宋州、亳州（亳音博bó）等地耕牛疫病流行，半數以上不能耕作，有人獻「踏犁」，以人力代牛耕。一○○五年，河北因遼朝侵擾，耕牛多死，耕具頗缺，取淮、楚民間踏犁式樣仿造。據說踏犁用四、五人耕稼，相當牛耕的功效一半，但比用（音決jué）耕，效率提高一倍。秧馬——蘇軾在武昌看到農民種稻插秧用「秧馬」，說是比彎著腰插秧，勞動強度大為減輕。秧馬後來得到推廣。
水車——最早大約出現於東漢時期，是一種用人力轉動的翻車。宋朝推廣種水稻，農民群眾用多種水車引水灌溉。較為普遍使用的人力翻車，稱龍骨車或踏車。據說是水具機械中比較「巧捷」的一種。江南、湖南路又有一種「筒車」（水輪），不用人力，借水力運轉灌溉。梅堯臣有詩說：「既如車輪轉，又若川虹飲，能移霖雨功，自致禾苗稔。」筒車要比兩浙的踏車既省人力，功效又高，是當時最為先進的一種灌溉工具。由於水車的廣泛使用，勞動農民部分地征服了乾旱。王安石的好友王令作《答問詩》詠水車說：「旱則我為用，爾龍尚何謂！」水車用於抗旱，勝於『龍王』，意義是很大的。
四、水利的興修
農民群眾興修水利、灌溉農田，是促成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宋神宗以前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水利興修，但在局部地區，仍有一些水利工程，便利了農業生產。宋太祖時，瓊州度靈塘開修渠堰（音燕yàn），灌溉田三百餘頃。宋太宗時，戍兵一萬八千人自霸州界引滹沱河水灌溉稻田。真宗時，開深州新河、霸州滹沱河、靜戎軍鮑河、鎮州鎮南河，又自嘉山東引唐河水至定州，引保州趙彬堰徐河水入雞距泉，從此河北平原中部田地都得到灌溉之利。仁宗時，唐州修復陂渠，引水灌溉，據說數萬頃薄地變為肥田。福州三縣農民八萬九千（人次），修通渠浦一百七十六條，共計長二萬一千九百多丈，可溉田三千六百餘頃。河東路九州二十六縣農民，修浚水利田一萬八千餘頃。蜀江置堰溉田，興元府褒斜谷有六堰澆灌民田，當地農民訂立「堰法」，每年春天輪流修堰，保證了長年的灌溉。英宗時，泰州農民創築涵管，引水灌田，克服了沿海缺少淡水的困難。
沿海勞動人民修塘捍海，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真宗時，民工數百萬，修固浙江捍海塘，一年多修成，控御了海水。仁宗時，民夫四萬多人修建通州楚州捍海堰，修成後使海水瀉鹵之地，化為良田，並阻擋住風潮的襲擊，保障了農業生產。
（二）手工業的興盛
隨著造船業的發達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北宋時指南針已經普遍地使用於航海。造紙業和刻版印刷業也迅速發展，仁宗時工匠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也被大量用於製造武器，火器的製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諸如紡織、染色、制瓷、礦冶等各部門無論從原料的採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的作坊，規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業的發達和指南針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漕船是必不可缺的運輸工具。宋太宗時，各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官營作坊製造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戰船、漕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製造民用的商船、遊船。
北宋在東京設造船務，各地重要州軍設官營造船作坊。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內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可載二千斛粟。據說「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音駝tuó）以拒浪」。船上的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比較齊全。這樣的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較先進的。朝廷用的海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客舟」的三倍。
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ù）《萍洲可談》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針。當時用的是指南浮針（即水羅盤）。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人民的往來，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業的發展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唐、五代開始應用的印刷術，到北宋時才有了普遍的發展，廣泛用來刻印書籍。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家塾也印書。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分布更廣，刻書、賣書，成為世業。民營書坊刻印的書，後世稱為坊本。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十三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幾個中心。北宋「監本」書大半在杭州刻印。當時人評價：木板書以杭州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東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紙不佳。上海博物館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板，證明當時民間也已掌握了雕制銅板的技術。
沈括《夢溪筆談》記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昇發明活字板的事跡。辦法是：用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勻藥品（松脂、蠟、紙灰等合制而成）。印刷時，把鐵制的框子放在鐵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藥品熔化，用另一平板從上面壓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卻後，就可用墨印書。畢昇也用木頭刻過字，但木材纖維有伸縮性，沾上水後會膨脹起來，排板時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藥粘連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三、兵器製造業的進步和火藥的應用
北宋初年，由於作戰的需要，對兵器製造極為重視。東京南、北作坊每年製造塗金脊鐵甲等三萬二千副，弓弩院每年製造角弝弓（弝音霸bà）等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張，各州作坊製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萬張，數量極大。又設廣備攻城作，領有火藥、猛火油等十一個作坊，製作之法，嚴禁外傳。
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北宋發展到新的階段。恩格斯說：「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決不是一種暴力行為，而是一種工業的，也就是經濟的進步。」[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年版，第一六四頁]北宋已經利用火藥製造燃燒性的火器，隨後逐步製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經總要》還記載了製造火藥的三個詳細配方。宋初，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滅南唐時，用過火炮、火箭。一○○○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團練使石普說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試。據《武經總要》記載，火箭是「施火藥於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火鷂（鐵嘴火鷂、竹火鷂）、煙球（煙球、毒藥煙球）是點燃後用炮放。火炮用於攻城，蒺藜火球使敵騎受傷，毒藥煙球使敵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礦冶、紡織、制瓷等業
礦冶業——北宋初，各地共有礦冶二百零一處，英宗時增加到二百七十一處。統治階級，首先是皇室貴族，要搜括大量金、銀。仁宗皇祐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多兩。英宗時，金減九千，銀增九萬。鑄錢所用的銅，由官府嚴格控制。宋太宗時，凡出銅的地區，一律禁止民采，全歸官鑄。仁宗皇祐時，銅年收五百十萬多斤。韶州岑水場，仁宗時開發鑄錢，有工匠十多萬人，規模很大。鑄錢需用鉛、錫混合鑄造。仁宗時，鉛年產九萬多斤，錫三十三萬斤。英宗時增開礦冶，鉛增產二百萬斤，鐵、錫共增百餘萬斤。
鐵主要用於鑄造兵器、農具。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是北宋著名的冶鐵地。仁宗皇祐時，全國每年得鐵七百二十四萬多斤。漢朝已應用石炭，北宋多數冶鐵爐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爐溫，加快冶煉的進程。據蘇軾說，徐州利國監用石炭「冶鐵作兵，犀利勝常」。冶鐵爐的鼓風設備有所革新，鼓風器由皮囊改為木風箱，風箱體積可以造得很大，不像過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時裝置牢固，可承受較大的壓力。這種風箱的裝置，見於《武經總要》。
北宋時，在軍事和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開採情況不詳。《夢溪筆談》最早記錄了石油這一名稱。
紡織業——紡織業從來是技術比較發達，生產比較廣泛的手工業部門。不僅有官營和私營的大批作坊從事紡織，廣大農村的勞動婦女也無不紡織布帛。徵收布帛，是宋朝賦稅的一個重要項目。
北宋絲織業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開封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的稱號。麻織業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廣南西路。廣南西路廣泛種植苧麻（苧音柱zhù），農民婦女都善於織布。麻布產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東京有官營的染院，也有民營的染坊（如「余家染店」），還有推車染色的手工業者。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術，到北宋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給染工印染「斑纈（音協xié）」（印花綢）。
制瓷業——北宋制瓷業普遍發展，有突出的成就。不僅供貴族使用的高級瓷器，在工藝技術上達到新水平，而且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為民眾廣泛使用。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定州定窯生產的瓷器最為著名。
造紙業——隨著印刷術的發達，民間的造紙業發展很快。造紙用的原料，種類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麥稈、稻稈、嫩竹、油藤。造紙的技術也更加進步。徽州黟（音—yī）、歙（音舍shè）兩縣生產的紙張，五十尺為一幅，勻薄如一。各地還有多種加工製作的箋紙。紙張經過加粉、加蠟、染色、砑花（砑音亞yà），製造成精緻的色箋，用來寫字、作畫。
製鹽業——北宋製鹽，主要有曬鹽、煮鹽兩種。曬鹽的主要產地是解州安邑、解縣境內的兩個鹽池，因此也叫池鹽。煮鹽法各地不同。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西六路的沿海地帶，煮海水為鹽，俗稱煮海。河東、陝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區刮取鹹土煎煮為鹽，稱煮鹹鹵，鹽叫土鹽，主要產地在并州永利監。成都和梓、利、夔州，鑿井取鹵，煎煮，稱煮井，鹽叫井鹽。此外，階、鳳等州土崖之間也產鹽，稱崖鹽或石鹽。
五、手工業作坊和家庭手工業
北宋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大多集中在官營和私營的手工業作坊。城鄉有不少個體小手工業者，從事簡單的勞動。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仍然像汪洋大海，分布在農村。
官營手工業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費的大批器物，以及軍需武器，都由朝廷專設的手工業作坊製造，設有專門機構如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管理。軍器監的東、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專門製造各種軍事物資。少府監專管皇室用品的生產。將作監管理土木建築。各地官府也都設有官營的作坊。
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從軍隊調來的有手藝的人，稱為「軍匠」，仍隸名軍籍；有從民間招募來的工匠，由官府支給雇值（工錢）和食錢；還有從民間徵調來輪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監官和作頭，經常「減刻」工匠的雇值、食錢，工匠的生活極為艱苦。製作的器物，要勒記工匠的姓名，由官員檢查優劣以定賞罰，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種壓迫。工匠負擔沉重的勞動，又遭受殘酷的壓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奮起殺作頭監官，進行反抗。
私營手工業作坊——規模較大的是採鹽和冶鐵。鹽業除官營外，又有官督私營，或私營而由官府專賣。地主豪商則私開鹽井，生產私鹽。文同《丹淵集》記載，陵州開私鹽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僱傭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約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與主人營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壓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別處為業。這個記載說明，私鹽井的工匠對主人，不存在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但遭受著殘酷的壓榨。工匠多是逃亡的農民或「罪犯」，用改變姓名的辦法逃避戶籍和刑法。這些私井，也隨時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處置的危險。
私營的冶鐵業，由朝廷專設的「監」、「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國監，有三十六冶（冶鐵爐），每冶各百餘人。據說當地農民多會鍛鐵，但利國監的工匠仍多是「饑寒亡命」，即逃亡的農民。占有鐵爐的冶戶是擁有巨萬財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家，都擁有大批田產。冶戶對工匠的剝削相當殘酷，工匠對冶戶存在著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
隨著制瓷業的發達，各地出現大批燒造瓷器的小型民窯。如徐州蕭縣白土鎮有民窯三十多窯，陶匠數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產的小窯。窯戶多鄒姓，有「總首」即總頭目管理，可能是與「行頭」相似。徽州有的造紙作坊，也僱傭了數十名工匠，有盪料、抄紙、焙紙等分工。
城鄉個體手工業——城市和集鎮的個體手工業工匠，大部分來自農村，一部分是從各個階層中分離出來的貧民。東京有所謂「百姓繡戶」。朝廷裁造院繡造不及的物色，交給繡戶繡造，支給工錢。一○一二年，真宗下詔：裁造院對百姓繡戶「不得抑勒差配」和減刻工錢。說明官府常用強制的辦法壓榨繡戶。吳曾《能改齋漫錄》已載：臨川入伍十八，自製紗帽，在東京街上售賣。東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雜貨工匠」，和各種雜作人夫，候人呼喚「修整屋宇，泥補牆壁」。這些工匠主要還是臨時性的服役，或者從事修理加工，並不生產手工業產品。
北宋農村中還有一些有專門手藝的個體手工業者，在當地製造產品，或短暫地外出到他鄉，為人紡紗、打銀、修甑（蒸鍋。音贈zèng），工畢後仍回本材。他們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個體手工業者，自有生產工具和一小塊耕種的土地。
家庭手工業——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中，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北宋王朝強迫農民交納布帛作賦稅。農婦紡織的布帛，絕大部分作為賦稅被剝奪。向地主借高利貸，也用布帛抵債。至於絲織的綢絹，全部被貴族地主們剝削。張俞《蠶婦》詩：「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養蠶人是穿不到羅綺的。作為農民副業的家庭手工業產品，主要是用來償付租稅和高利貸，少量剩餘供自己需用，基本上還不是作為商品而生產。只有少數有餘力的自耕農，偶爾以少量的粗布，或扎一些箕帚，造一些小農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換。
北宋時，一些地區出現了以從事紡織為主的民戶，叫做機戶。仁宗時，梓州已經有幾千家機戶。一○三三年，宋朝規定：機戶每年紡織的綾，只能自賣三分中的一分，其餘二分要由官府收買。由於官府壓價買綾，機戶消折本錢，不能生活，因此請求官府減少買綾數的一半。封建官府的種種壓迫和剝削，使機戶難以獲得發展。
（三）商業的繁榮
宋朝的統一，消除了封建割據的阻隔，為商業交通的進一步發達，提供了條件。以首都東京為中心，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一些商業發達的城市。農業中土地占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化，增加了商品交換的需要。中小城鎮和農村集市貿易也漸繁盛。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仍然占主要地位的宋代社會，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
一、城市和集鎮
城市——東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太宗時，開封府十六縣，主、客戶近十八萬戶。這個數字顯然低於實際狀況。住在東京城內的，還有皇室、貴族，往來的官僚、商人，到京都貨賣的個體手工業者，沿街叫賣的小販，以至貴族的奴僕等大量不在戶籍的人口，駐守京師的禁兵也不在戶籍。太宗說，東京（開封）養甲兵幾十萬，居民有百萬。又有人說，東京比漢唐的京都，民戶增加十倍。這些都是估計的大概數字，但也說明東京人口十分稠密。真宗時，都門之外，居民甚多，又在新城外八廂置廂吏統轄，實際上是擴大了城區。
唐朝長安，居民住在規劃齊整的坊內，商業活動只限於東西兩市。五代至宋，東京逐漸繁盛，不再有坊市之間的嚴格區分。九六五年，宋太祖詔令開封府三鼓以前的夜市不禁。商業貿易活動也放寬了時間的限制。相同行業的店鋪多集中在鄰近。如潘樓街南，多是真珠匹帛香藥鋪席。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據說「每一交易，動即千萬」。潘樓酒店下，買賣衣物書畫珍玩。東去十字街有竹竿市。馬行街北，多醫官藥鋪。東西兩巷，是大小貨行，手工業作坊。十字大街，每五更點燈，天明即散，叫做「鬼市」。馬行街北至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諸班直軍營相對。晚間有夜市至三更，到五更又再開張。「耍鬧去處，通曉不絕」。
遍布內外城的商店鋪席外，還有定期的集市貿易。大相國寺有瓦市，每月開放五次（一說八次）。四方到東京來的商人在這裡售賣或販運貨物。民間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生產的日用品，也拿到這裡來直接賣給買主。據說寺院僧房外的庭院和兩廊，可容萬人交易。街上還有一些季節性的集市，如五月初有鼓扇百索市，七月初有乞巧市。
東京倚汴水建城，便於漕運。汴水南與淮河、長江相聯接，所謂「漕引江湖，利盡南海」，東南和西南的財賦百貨都可經汴水運到東京。河北和西北則有陸路往來。東京是政治中心，又是商業和交通中心。依據宋人的零星記述，東京市場上有：來自江、淮的糧米（每年數百萬斛），沿海各地的水產，遼、夏（西夏）的牛、羊，洛陽、成都的酒，自河東至江南、福建的各種果品，江、淮、蜀、閩的名茶，南方各地的絲織品，西北的石炭，河中府和成都的紙，福建、成都、杭州的印本書籍，兩浙的漆器，耀州等地的陶、瓷器，磁州的鐵器，來自全國各地的藥材和珠玉金銀器皿等奢侈品。日本的扇子，高麗的墨料，大食的香料、珍珠等也在市場上銷售。東京市場的繁榮，集中反映了北宋商業發展的狀況。
東京是皇室貴族官僚的住處，也是「天下富商大賈所聚」之處。他們以侈靡相尚，大事揮霍。東京到處有酒樓、食店、茶坊、妓館。著名的楊樓、樊樓、八仙樓，飲客常至千餘人。還有瓦舍（娛樂場）勾欄（劇場），演出百戲伎藝。貴族、官僚、豪商整天在此享樂。東京城內居住著大量的貧民，包括沿街叫賣的小販，民間工匠，「候人請喚」的雜作人夫，他們是城市中受壓迫的底層。
東京以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北京）、洛陽（西京）、密州、晉州，東南的蘇州、杭州、江寧、揚州、真州、楚州、廬州、襄州，川蜀地區的成都、梓州、綿州、興元、遂州、漢州、利州，閩廣地區的福州、廣州等，都是商業貿易的重要城市。
鎮市、草市——唐、五代時，軍隊駐地稱鎮。宋朝集中兵權，作為軍閥割據的兵鎮不再存在。但一些交通方便、商業發達的鎮，卻作為商業交換地點而發展起來。《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等地理書都記錄了大量的鎮名，放在次於縣治的地位。宋朝在各鎮設有場務，收取商稅。較大的鎮，商稅收入甚至可以超過縣城。有些地方，鎮又叫市或鎮市。鎮的發達，標誌著城鄉之間的商業貿易，有了新的發展。
唐朝設在縣城之外的草市，北宋又有發展。東京城外，即有草市。蘇軾說，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王銍（音質zhì）《默記》記載常州有草市，官吏到草市飲酒。農村中幾天開一次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虛」或「墟」。農民以自己收穫的蔬菜、魚蝦或自製的手工業品，拿到虛、集上交換。較大的虛、集有酒店、客店。交通要道、商業發達的虛、集，可以發展成鎮市。
二、商稅和專賣
商稅——宋朝建國之初，就制定商稅則例，在全國各地設置場、務等機構，徵收商稅。
商稅的正稅，分為過稅、住稅兩種。過稅是對商人販運貨物所課的稅，即流通稅。按照貨物價格，每千錢算（徵收）二十，即稅率百分之二。商人每經過一個場、務，就要交納一次過稅。場、務發給他收據，稱為「引」。如不在各個場務一一納稅，而在某處合併交納，發給憑據稱「長引」。「引」上載明商人的姓名，貨物的品種、等級，起、住地點，納稅時限等。住稅是對城鎮店鋪（坐賈）買賣貨物所課的稅，即交易稅。生產者把貨物賣給商人，客商到都市出賣貨物，也都要按物價交納住稅錢。稅率是百分之三。正稅之外，還有雜稅：計算商船所載貨物的多少，向船主課稅，稱力勝錢。場、務監官私招一批巡丁，沿路拘攔商人到場、務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拘攔人，稱為事例錢，後來又改稱市利錢。徵收稅錢之外，還有徵收實物的辦法。《宋史?食貨志》說：「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宋太宗時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仁宗慶曆時，增加到近兩千萬貫。商稅成為宋朝的重要財政收入。
專賣——北宋王朝對人民生活中的若干必需品鹽、茶、礬、酒等，實行官賣，又稱專賣。
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全由官府控制生產，也全由官府專賣，禁止私販。茶葉的生產，除福建路有一些官茶園外，各路茶園，多是民營，稱園戶。官府向園戶買茶，各路有定額（「祖額」）。官府將買茶的錢預先借給園戶，稱為「本錢」，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宋初，行禁榷法。園戶收穫的茶葉要全部賣給官府的山場。商人買茶要到東京榷貨務繳納茶價，榷貨務給以「要券」（茶引），商人持券到指定的場、務取茶。礬是鑄銅所必需，也是印染的必要物料。制礬民戶，稱為鑊戶。鑊戶生產的礬，除納稅以外，其餘由官府收買，不得私賣。酒由官賣，稱榷酤。官府在各地城鎮設置酒務（釀酒、賣酒）、酒場、酒坊（賣酒）。曲也實行官賣，禁止私造。東京設都曲院，外地置曲務，收取賣麴錢。
太宗至道時，一年專賣總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貫，在北宋財政收入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商業組織
商行——唐代城市中，同業的店鋪有「行」的組織。宋朝自京都至州縣城鎮，同業的商鋪，都組織成「商行」。入行的商戶，稱「行戶」，參加商行叫「投行」。隨著商業的發展，商行的組織很多。東京市上，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行戶有六千四百多戶。據說，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街上行走，一看便認得是哪行人。
同業的商人通過商行來保護和壟斷本行的商業利益。外來的商人，不經投行，便不得在市上經商。商行的首領叫「行頭」或「行老」，由本行物力高強的上戶輪流擔任。行頭有權規定本行商貨的物價，分派官府攤買的貨物。「牙人」招攬買賣，從中媒介。
商行的組織同時又是官府敲剝商人的工具。唐朝後期，皇室通過行商徵購宮廷需用的貨物，稱為「宮市」。宋太宗時，設置「雜買務」，為宮廷購買貨物。宮中不準直接向行鋪徵購，以矯正唐朝宮市的弊害。真宗以後，宮中又往往向行商徵購貨物。知開封府蔡襄曾說：內東門購買行人物品，有欠了好幾年不給錢的。地方官府也通過行頭向行商勒索百貨。東京供應百貨的商行，官府上下勒索，比別處多十倍以上，各行賠累甚多。官府還向商行抑配科差，或藉口軍需，向商人借錢。
賒賣——伴隨著商業的繁榮和商行組織的發達，北宋市場開始出現信用交易，叫做「賒」或「賒賣」。行商出賣行貨，不用現錢。憑信用賒貸，一定時期後再付還價錢，彼此通濟。一○二二年，在京商稅院告示客商，賒賣行貨，須有富戶三五人以上作保，寫立期限文字。如無人保，只由賒買人寫立欠錢文字，發生糾紛，官府不受理。這個告示，表明賒賣中發生「誑賺」事故，但也說明賒買賒賣已很通行。
便錢務——東京設便錢務，是官營的匯兌機構，商人將現錢交便錢務，領券（匯票）到外州兌錢，當日給付。這是商業發展後又一新起的制度。太宗末年，東京便錢務收到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真宗時，增加到二百八十餘萬貫。官府由此掌握了大量資金。
邸店——唐朝商人在櫃坊寄存財貨。北宋邸店逐漸發達。邸店原來是供往來客商居住的旅店，商業發展後，大批商人在邸店存放財物，商洽交易。開設邸店，成為很大的營利事業。
質庫——質庫在唐朝附設於櫃坊，北宋獨立經營，更為發展。質庫又稱解庫，是典當業的一種。以物品作抵押（質），向質庫借錢，到一定期限，加利息贖回。一○七○年八月，韓琦在奏疏中說：「現在兼併之家，照例都開質庫。」大寺院經營工商業，也開質庫謀利，稱為「長生庫」。寺院和兼併之家一樣，擁有巨大的財富。
四、貨幣
銅、鐵錢——商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貨幣流通。宋初，鑄造銅錢有四監，鐵錢有三監，此後逐步增加。銅、鐵錢名稱很多。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鑄「太平通寶」錢。以後，幾乎每有一個年號，就鑄造這個年號的新錢。太宗時，一年鑄造的銅錢，最多時有一百八十多萬貫，鐵錢有五十萬貫。仁宗時，銅錢增到三百多萬貫，鐵錢減到一二十萬貫。
北宋每年鑄造大量的銅、鐵錢，但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仍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特別是銅錢，市場上更顯得缺乏。這是因為：（一）銅是國家的禁榷物，民間缺銅，就銷熔銅錢，製造器皿，可以獲利五至十倍。（二）北宋雖嚴禁「銅錢闌出塞外及南蕃諸國」，但銅錢私下外流越來越多。（三）鐵錢越來越輕，銅鐵錢的比值不斷增長。民間多儲藏銅錢，不願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貴族、地主，大量窖藏銅錢。整個北宋，「錢荒」現象一直無法克服。
交子——宋朝發明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業中的「賒」即信用關係，孕育出交子。起初是川峽一帶，因鐵錢分量重而價值賤，「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極感不便，客觀上需要一種容易攜帶的、輕便的貨幣。真宗時，成都十六戶富商私造錢券，稱為「交子」。後來，主持交子鋪的豪商，挪用、吞沒現錢，交子不能兌現，引起爭訟，官府遂令收閉。但當地使用交子，已成習慣，驟然廢除，商業活動大為不便。仁宗時，設交子務於益州，由官府發行交子。每界（期）發行額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準備金為三十六萬貫。交子以三年為一界，當界滿時，製造新交子，調換舊交子。商民向官府持舊換新，每貫輸納紙墨費三十文。如果界滿而未及時調換新交子，舊交子就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神宗寶訓》說：「始祥符之辛亥（一○一一），至熙寧之丙辰（一○七六），六十五年，二十二界。」起初，交子只在川峽流通。仁宗天聖時，推行到秦州。
五、海外貿易
宋朝建國後，即從海路展開對外貿易。九八七年，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發，到南海諸國招徠商人貿易。此後，北宋出現以下幾條海上交通線：（一）從廣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大食（阿拉伯）交通。這是唐朝以來的一條舊路，北宋更加繁盛。（二）從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麗。因遼朝屹立在東北，這條海路成為高麗和宋交通的重要道路。（三）高麗與宋交通的另一條路，是入渤海到登州。但因登州接近遼境，北宋禁止自海道入登、萊州經商。後來，哲宗以密州板橋鎮為貿易港。密州北通高麗，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廣州。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都可經密州板橋鎮輸入外國商品。南方向朝廷上供物品，也可由廣州海運至板橋鎮，再陸運到東京，形成內河漕運路線之外的一條海運路線。（四）哲宗時增開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達阿拉伯各國。
北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往來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以「朝貢」、「回賜」為名，由北宋和外國貢使進行官方交易。所謂「貢」、「賜」的貨物，即可免交商稅。另一種方式，是大量的民間貿易來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設市舶司管轄。
市舶司的職務，主要是：（一）管理舶商。海舶出發前必須到市舶司登記，領取公據或公憑、引目，回航時，必須在原發航港口「住舶」，給予「回引」，才准通行。（二）徵收舶稅。名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變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三）收買舶貨。名為「博買」，也叫「抽買」、「和買」、「官市」。太宗時，曾規定博買一半。真宗時，規定博買十分之三，也常有變化。官府抽買以後，剩餘的貨物，才准許賣給商民。（四）對抽解、博買所得的舶貨，進行處理。珠寶及輕便商貨，搬運入京，其餘粗重難以起發之物，在當地出賣。
宋朝對某些進口貨物，如香藥、珠貝、犀角、象牙等，還有禁榷的規定，即全由官賣。北宋通過抽解、博買、官賣，取得巨大利潤。仁宗皇祐時，市舶收入五十三萬貫，英宗治平時增到六十三萬貫，成為北宋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九七一年，太宗滅南漢，即在廣州設置市舶司。以後又在杭州、明州置市舶司，與廣州合稱「三司」，是北宋主要的對外貿易港。一○八七年、一○八八年先後在泉州、密州置司。後來，秀州、溫州、江陰軍等地也相繼置司。廣州，在北宋是最大的港口，南海各地來廣州的商人很多。北宋設置「蕃坊」，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置蕃長一人，負責蕃坊公事。並設有「蕃市」「蕃學」。外國商人往往有當年不回去的，稱為「住唐」。明州是接待日本和高麗商人來宋貿易的港口。
北宋商人到南海各地去貿易的也很多。《萍洲可談》說：「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以巨商為綱首。..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占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這種滿載陶瓷器的海船，就是北宋商人來往東南亞各地的貨船。福建、兩浙、廣南路都有不少商人經營海上貿易。
經南海和北宋貿易的國家，有大食、古邏、闍婆（闍音遮zhē）、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等國。北宋的輸出品主要是瓷器、雜色帛以及各種礦產品；輸入的多半是供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種香料、藥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蘇木等。
北宋開往日本的商船，由兩浙路出發，幾乎年年都有。日本商人來往，也常乘明州、台州商船。北宋運往日本的商品，主要是藥材、香料、瓷器、文具、書畫、絲織品。自日本輸入的商品，主要是硫黃、木材、水銀、沙金和工藝品。日本製造的寶刀和扇子，在宋朝最為著名。北宋運往高麗的商品，有絲線、臘茶、瓷器等。輸入品有人參、礦產、綾布以及扇子、文具。
海外貿易的發達，說明北宋的工商業發展到了一個新水平。
（四）大地主大商人勢力的發展
宋朝的統一和經濟關係中的某些變革，曾經多少便利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農業和工商業都達到超越前代的新水平，一時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在生產發展的同時，官僚、地主無限止地擴大土地占有，利用各種手段加緊對農民的壓榨。他們中間的相當一部分也還經營商業，謀取暴利。官員、地主、商人中逐漸滋生出一批大地主、大商人。他們不再是前代的門閥貴族，而是宋朝建國後，在經濟發展的新條件下逐漸形成的新的豪族。新出現的大地主、大商人日益形成為強大的社會勢力，壟斷著若干經濟部門，障礙著社會生產力的繼續發展。
一、大地主
土地占有的擴大一○一三年，真宗下詔，禁止朝內外臣僚購買官田，但購買民田，不在禁例。一○二二年，有人向真宗奏報說：「宋朝建國六十年來，豪強大量兼併土地，如不加制止，全國的田地將要有一半被他們占據。」又有人說：「開封府附近千里，都已是大臣們的田產」。仁宗時，官員占田繼續擴大。宰相晏殊，不管國事，只管營置田產，見蔡河兩岸土地有利可圖，即托借名目占為己有。一個「比部員外郎」的朝官，在真定占田，多達七百多頃。官員們相互規勸，說在居官時買些好莊田，供退官後享用，最是「良圖」（好主意）。仁宗曾下詔限田，公卿以下官員占田不得過三十頃。但實際上無法實行，不久又廢。這裡透露出官員占田三十頃以上，已是普遍的現象，也透露出占田的趨勢無法抑止。陳舜俞在《厚生策》中說：「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宋史?食貨志》也說：「承平寖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這些記載反映出，官員地主無限占田，已成為當時的嚴重問題。
伴隨著地主占田的擴大，各地方都出現了一些占有大量田地的大地主，即所謂大姓豪族。真宗時，長安的大地主，有十多家，構成一大勢力。他們的首領是號稱「隱士」的种放（種音崇chǔng）。种放在終南山周圍霸占樵採地二百多里。門人、親族也都仗勢無賴，侵漁百姓。青州臨淄有豪族麻氏，廣置田莊，壓榨農民，成為巨富，甚至私蓄兵器，建立地主武裝。仁宗時，衡州大姓尹氏，占田多至千頃，成為一方之霸。
大地主無限占田的另一面，必然是廣大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破產。地主吞併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土地，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手段：平產——地主放高利貸，農民到期不能償還，即被平入田產。真宗時，知永興軍寇準說他所見到的情形是：「所部豪民（大地主），多貸錢貧民，重取其息。歲償不逮，即平入田產」。
典田——自耕農、半自耕農把田產典給地主。年久不能贖還，即歸地主所有。地主藉口文契「難辨真偽」，官府認為「理不可定」，也可歸地主占有，不准收贖。
買田——自耕農、半自耕農被迫把土地賣給地主，這是較常見的形式。呂大鈞《民議》說：聽說主戶田少者，往往把田地都賣給有力之家（大地主）。地主由此得到田地之利，又可役使農民的勞力。這樣下去，主戶越來越少，客戶越來越多。呂大鈞的這個議論，多少反映了自耕農、半自耕農賣掉土地、淪為佃客的實際狀況。
強占——有權勢的大地主，還往往使用強制的手段，強買民田，甚至強占民田，據為己有。如仁宗時上元縣地主王某，強占民田經營莊院，還要搶掠農民的子女，號稱「王豹子」。占田千頃的衡州大姓尹氏，甚至使用偽造賣地契的手段，強奪莊田。像這樣強占民田的事例，並不是個別的。自耕農、半自耕農的小塊田地，隨時都處在被霸占的威脅之中。
在真宗、仁宗統治時期，還出現了以下兩種情況。
職田的恢復——五代宋初，官員的職田制早已罷廢。真宗採納宰相張齊賢的建議，又在九九九年恢復職田制度。朝廷把官莊和遠年逃亡無主田配給各地官府作職田，免收賦稅。官府招佃客租種課租，收歸官員。兩京大藩府職田多到四十頃，州刺史職田也有十五到二十頃。宋朝官員不斷增加，往往無田可配。仁宗時，又削減為大藩最多二十頃，州軍長官十頃。據《宋會要稿?食貨》記載，全國十八路，共有職田二百三十四萬多畝。職田制的恢復，顯然是一個倒退。
寺院田產——真宗時提倡佛、道，全國佛寺有二萬五千多所，仁宗時，多到三萬九千多所。一○○九年，真宗令各地興建道觀，各道觀由朝廷賜田十頃、五頃不等。各地佛寺、道觀還競相買田置產。真宗時，鳳翔府扶風縣重真寺購置田莊，刻有碑記。仁宗時皇太后賜杭州武林山靈隱寺錢買田，一次即買水田二千頃，林田五頃。寺院占田，減免糧稅。大僧侶出租田地剝削佃客，「坐華屋，享美食」，是一夥披著袈裟的大地主。隨著佛、道兩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觀占有大量的田地。
對佃農的壓榨蘇洵《嘉祐集》論「田制」說，大地主召募浮客耕種，「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蘇軾也說地主和佃戶「中分其利」，即剝削收穫的五成作地租。這大概是反映了一般的剝削率。大地主在擴大土地占有的同時，也在不斷加重對佃農的地租剝削。據張方平所說，天下的佃客「輸大半之率」，即地租在五成以上。有人估計，千夫之鄉有九百人耕地主的田，租地主的「犁牛稼器」，把佃農的收穫分成五份計算：交田租二份（四成），牛、農具各一份（各二成），佃農只剩下了一份即二成作糧食。剝削率竟達到百分之八十。佃農遭到種種剝削，交租之後，所余無幾了。
一○二二年，宋朝統計全國的客戶，共有三百七十五萬多戶，五百九十四萬多口，約占全國戶口總數的三分之一。由於一些佃農和半自耕農被編入主戶的下戶，實際人數當然要超過統計數。佃農成為國家的「編戶」，算是取得了平民的地位。但佃客仍然被束縛在土地上，甚至一經租種地主的田地，就不能自行離開。一○二五年（天聖三年）仁宗的詔書說：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廣南州軍舊例：「私下分（分成租）田客，非時不得起移，如主人發遣，給與憑由，方許別住。」但地主多「不放起移」。詔書規定：「自今後客戶起移，更不取主人憑由，須每田（年？）收田畢日，商量去住，各取穩便。即不得非時衷私起移。」這個詔書取消了由地主給佃客發憑證的辦法，但佃客起移必須在收割完畢之日，即向地主交了租，還了債，還要和地主「商量」，經地主同意，才能「各取穩便」。事實上，地主和農民都「穩便」的事是沒有的。最後還是不准私自「起移」。在此以前，關於佃客的起移，只有通行的所謂「舊例」。這個詔書頒發後，對佃客起移的限制，便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一○五二年（皇祐四年），宋朝又對川峽一些地區佃客的遷徙作了進一步的規定。敕書說：施、黔州諸縣的旁下客戶，逃移入外界，「委縣司畫時差人，計會所屬州縣追回」。佃客逃到外縣，要被官府捉回，遷移的自由完全沒有了。蘇洵曾說：地主對浮客「鞭笞（音吃chī）驅役，視以奴僕」。蘇軾說是「役屬佃戶，有同仆隸」。這種佃戶實際上還是處在農奴般的境地。農民「依人莊宅為浮客」，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的沉重盤剝，即使逃亡，也是無處可逃，無家可歸。王禹偁《感流亡》詩，描繪一戶三代逃亡農民的境況：「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皤音婆pó），呱呱（音姑gū）三兒泣，■■（音窮qiǒng）一夫鰥（音關guān）。..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襁負且乞丐，凍餒復險艱。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蘇舜欽《城南感懷呈永叔（歐陽修）》詩，記述逃亡的農民在路上挖鳧茨（野荸薺。鳧茨（音伏慈fúcí）充飢。鳧茨挖光，只好吃有毒的卷耳（藥草）。結果是「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音至zhì）咋其骨，鳥鳶（音淵yuān）啄其皮」。詩人問道：「胡為殘良民，令此鳥獸肥？」終年辛勤勞動，發展了農業生產的農民群眾，被逼到路邊餓死，死了的屍體還被鳥獸吃掉。這是為什麼？根源就是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吃人的剝削制度。
賦稅的轉嫁和隱漏宋朝用盡前代的一切「刻剝之法」，榨取賦稅。大地主在擴大土地占有的同時，又用各種手段把田稅轉嫁到自耕農、佃農身上。自耕農、半自耕農占有小塊土地，大地主的田稅轉嫁到他們身上，有以下一些情形：（一）地主與官員勻結，逃避應納的賦稅。各縣稅收有定額，便強加給自耕農、半自耕農。所謂「黠姓大家」（黠音俠xiá）占有上百畝良田，交稅的不過一、二畝，或者是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貧下戶農民只有幾畝薄田，卻要交幾倍的賦稅。形成田多者稅少，田少者稅多的畸形狀況。而且，地主憑藉權勢，可以拒不交租。貧下戶農民則被威逼勒索，逃避不得。「租賦不均」成為各地的普遍現象。（二）夏稅按田畝等第稅錢，官員、地主上下其手。地主的「善田」稅輕，貧下戶農民的「惡田」反而稅重。（三）自耕農、半自耕農的田地被地主兼併了去，仍然要按原來的地產簿交納二稅。據一個官員說：農民失去土地後，向官府申訴，請求退割（稅籍），官吏受地主賄賂，不給辦理。農民交不出二稅，官吏催捕，私自抓進監獄。無數的農民被這樣逼死。
佃農租種地主占有的土地，以收穫的大半以至七成、八成交地租。一般說來，地主向封建國家交納田稅，本來就是取自剝削農民的地租。但在北宋，地主還有各種辦法把田稅直接地轉嫁給佃農。一種辦法是先從佃農的收穫中，把田稅扣除，然後再分成收地租。地主向佃農收稅後再向官府交稅。另一種辦法，是川峽一帶的大地主，把佃客看作奴隸，「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由佃農負擔賦稅勞役，成為當地合法的通例，以至官府直接向佃農收稅。無論是前一種辦法，或是後一種辦法，地主都把田稅全部轉嫁給了佃農。
在賦稅制度上，地主階級內部也還存在著一些矛盾。地主用隱瞞田產、改動簿書、虛報田荒、以至「詭名挾佃」（把田產詭名寄在官戶名下，偽稱承佃）等辦法逃避賦役。北宋王朝則不斷地用各種辦法來檢括。這實質上是封建國家和地主之間，主要是和大地主之間，關於剝削農民的權利分配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分取贓物的爭奪。這種爭奪，仁宗時也發展到頗為激烈的地步。《續資冶通鑑長編》紀錄一○四九年（仁宗皇祐元年）宋朝的租賦田數，只有二百一十五萬多頃，比一○二一年（真宗天禧五年）減少了約十分之六。仁宗時，農業在繼續發展，墾田還在增加，租賦田反而比真宗時大量減少，顯然是大地主用各種手段逃避賦稅的緣故。大地主大量占據田地，又大量逃避田稅，成為宋王朝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
二、大商人
在大地主勢力形成的同時，宋朝社會中也出現了一批經商致富的大商人，成為又一股強大的社會勢力。首都東京是「富商大賈所聚」。真宗時，宰相王旦說：「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仁宗時，潭州湘潭縣富商李遷，經商謀利，每年收入幾千萬。越州蕭山富商鄭旻（音民mín），經營絲綢貿易，規模巨大。有一次，官吏查閱他的賬目，漏稅的紗就有幾萬匹。自宰相到地方官也都經營商業謀大利。管理財政稅收的官員，更可利用職權經商。如真宗時，江浙發運使李溥用官船販運木材營利。仁宗時，殿中侍御史王沿也用官船販賣私鹽。虢州知州滕宗諒用兵士一百八十餘人、驢車四十餘輛販茶，不交稅。經商的官員和大商人相勾結。大商人也依靠朝廷官員保護他們的利益。湘潭巨商李遷就公然自稱，他之所以發財致富，是因為有執政的官員在庇護（「為政者以庇我」）。大商人有官員的庇護，得以壟斷商行，左右賦稅，並且日益衝擊著宋王朝的專賣事業。
壟斷商行城市的民戶按資產定戶等為十等。六等以下是中下戶。資產雄厚的大商人是一、二等戶。同業的店鋪通過行的組織，維護本行的利益。但商行往往被少數大商人，即所謂「兼併之家」所壟斷、操縱。如開封茶行，自來有十餘戶兼併之家。客商運茶到京都要先向他們送禮、請客，請求他們規定價格。客商賣茶給這十餘戶，不敢取利，只求定得高價，用加倍的利潤賣茶給「下戶」商人。茶行如此，別的行戶大致也是如此。
有權勢的豪商開設邸店，供客商停住和存放貨物，並通過邸店操縱市場。大商人還向客商「賒賣」商行貨物，定期加利息付錢。中下戶商人難於擺脫大商人的控制和壓迫。
左右賦稅宋朝徵收實物稅，又以「折變」為名，任意改變品種。大商人和官員串通一氣，從中漁利。仁宗時，蔡州五縣本來種粟麥，官府折變為交糯米、粳稻，「舍其所有，責其所無」。農民賣掉粟麥，再向商人買回糯米、粳稻交稅，增加了一倍的負擔。折變嚴重的地區，農民交稅，一合粟變成一鍋，一縷布變成了一尺。大商人和官府勾結，借折變謀利貪污，納稅的農民遭受沉重的壓榨，宋朝的稅收也日益受到影響。
衝擊專賣富商大賈勢力的發展，不斷衝擊著宋朝對鹽、茶、礬等的專賣利益。真宗以後，代表大商人和大地主利益的官員陸續上疏，建議宋朝放寬對鹽、茶等的專賣，聽任商人自行貿易。
一○一七年（真宗天禧元年），宋朝放寬鹽的專賣，召募商人運銅錢、糧食、布帛到開封，然後到淮南、江浙等地取鹽販賣。一○三○年（仁宗天聖八年），有人說，解池鹽太宗時法令嚴峻，民間不敢私自煮鹽，所以官鹽大量銷售。真宗時，只知放寬刑罰，減少聚斂，私鹽日益增加，官鹽日益虧損。從一○三○年起，解鹽實行通商，當年朝廷收入比去年增加十五萬貫，但第二年就減少九萬貫，以後每年損耗二百三十多萬貫。這些官府損耗的部分完全落入大商人的手裡。
一○○五年（景德二年），真宗命鹽鐵副使林特等人召集茶商，研究賣茶新法，決定改變茶的專賣政策。林特的「新法」規定，商人在京師或沿邊入納金銀粟帛，即可到江淮領茶出賣。大商人預先探知某處茶最精好，就派僮僕（僮音童tóng）日夜奔走，帶券到官府領茶；小商販總落在後邊。東南茶利三百六十多萬貫，全部歸於富商大賈。一○二三年（仁宗天聖元年），參知政事呂夷簡、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討論茶法。呂夷簡等主張讓商賈直接向園戶買茶，在官場納稅。此法實行三年，茶利全歸大商，官場只能得到黃晚粗惡的茶。一○五九年（嘉祐四年），宋朝完全廢止禁榷，改行通商法。官府收入更為減少。
仁宗天聖時，召募商人主管出賣晉、慈二州礬，不久又允許商人於無為軍礬場購礬銷售，但仍禁止私礬。一○二八年，仁宗下詔放鬆兩蜀榷礬之禁，又允許商人入納金帛、芻粟，購買河東路礬。芻粟估價高，礬估價低，商人見有利可圖，紛紛入納，官府只有「榷礬」之名，其實無利。一○六一年，又改為納現錢，不再納芻粟。
宋朝通過專賣，獲得大量剝削收入，但限制了商業的發展，對商人不利。商人販賣鹽茶獲利，宋朝的專賣收入卻因而減少。太宗時，酒麴專賣，每年收利約三百二十幾萬貫，仁宗慶曆時增加到一千七百多萬貫。但鹽利由於改行通商法，只增加到七百一十五萬貫（太宗時，約二百三十幾萬貫）。茶停止專賣後，茶利都被大商人奪去。太宗時一年茶利可有二百八十幾萬貫，英宗時減少到不到五十萬貫。大商人勢力不斷發展，宋朝專賣利益不斷地受到衝擊。
新產生的大地主、大商人逐漸形成社會經濟中的強大勢力，從各方面影響著宋朝的統治。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地主大商人勢力對宋王朝統治的影響越來越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顯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