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五冊） · 第一節宋朝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建立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九六○年，宋太祖趙匡胤（音印yìn）推翻後周，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割據。漢族政權，重又歸於統一了。 自從秦始皇統一以來，漢族的封建政權，在長時期里基本上保持著統一狀態。但由於地主階級中的門閥士族和軍閥勢力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三國至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十國時期的割據局面，暫時地中斷了國家的統一。規模巨大的唐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門閥地主的殘餘，宋太祖又消滅了五代以來的軍閥割據，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秦始皇實行地方郡縣制和中央集權的官制和兵制，創立起完整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制度。此後，歷代統一王朝訂立的制度，基本上都是沿襲秦制，只是在秦制的基礎上有所增損。宋朝建立後，太祖、太宗（趙匡義）把鎮壓農民的反抗和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作為他們建國的方針，基本上依據秦、漢、隋、唐以來的國家制度，建立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宋朝廣泛吸收地主階級文人參預軍事政治的統治。宋王朝因而在地主階級中具有比唐朝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中央集權的程度也更為加強了。 中央集權的軍事、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應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宋朝建立後，社會經濟關係，主要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表現出不同於前代的一些新現象：（一）貴族官僚按等級世襲占田制度，從唐朝中期起，開始瓦解。唐末農民戰爭，最後消滅了這一制度。宋代的地主階級，主要是以購買土地的方式，來擴大土地占有。（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出租土地榨取實物地租。前代的勞役地租成為從屬的、次要的剝削方式。（三）隋、唐以來，門閥地主奴役著帶有農奴身分的部曲、徒附，他們的戶籍注在主人的名下。宋朝把客戶（佃客）編入戶籍，成為封建國家的編戶，不再是地主的「私屬」。歷史上出現的這些事實表明：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史上，宋朝完成了唐中期以來土地占有方式和剝削方式的變革，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宋朝以後的封建社會，基本上是延續了這樣的經濟關係。 廣大佃農，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奴婢、部曲那種對地主的嚴格的人身隸屬，但依然遭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宋朝建國後不久，太宗時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此後近三百年間，不能忍受黑暗統治的農民群眾，不斷地舉行武裝起義，以反抗宋朝的統治。 下面敘述宋太祖、太宗時期，統一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制、社會經濟制度和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一）統一的封建國家的建立 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時，隨周世宗作戰有功，任殿前都點檢，統領精銳的禁軍。九五九年，周世宗死，七歲的幼子宗訓（恭帝）即位，趙匡胤又兼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防守京師（開封）。建隆元年（九六○年）元旦，鎮、定二州謊報遼朝和北漢兵南下，後周宰相范質、王溥（音普pú）等派遣趙匡胤領禁軍出城抵禦。京師城裡在傳播著「點檢作天子」的輿論。趙匡胤兵到京師城北二十里的陳橋驛，弟趙匡義、歸德軍掌書記趙普和軍中諸將把皇帝的黃袍加在趙匡胤的身上，擁立他作皇帝。趙匡胤率領禁軍開回守衛空虛的京師，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在宮中做內應，輕而易舉地奪取了皇權。由於趙匡胤原任宋州歸德軍節度使，新建的王朝，建號宋朝。宋朝仍然建都開封（東京、汴梁），習慣上又稱北宋。以後遷都杭州，稱南宋。 宋太祖兵權在握，後周朝臣全無抵抗的可能。宋兵進開封，後周宰相范質、王溥等跪拜在階前，擁宋太祖升殿即位。周恭帝降封鄭王。後周將領慕容延釗（音昭zhāo）領重兵屯真定，受命擁宋，升任殿前都點檢。領兵守北邊的韓令坤任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石守信以擁立有功，為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同領禁軍。 但是，後周領兵在外的節度使並沒有全部降服。九六○年四月間[① 本書採用公元紀年，但月、日仍沿用舊史記載的夏曆，不再換算為公曆。夏曆正月和十二月的紀事，用宋代年號紀年，括注公元。]，昭義節度使李筠（音勻yǔn）和太原的北漢相聯絡，在潞州起兵反宋。慕容延釗、石守信等領兵分道出擊，在長平大敗李筠。六月，宋太祖親自領兵攻下澤州，李筠在澤州自殺。李筠敗後，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又據揚州起兵。李重進是周太祖的外甥，世宗時與趙匡胤分掌內外兵權，勢位相當，恭帝時出鎮揚州。九月，李重進反，石守信率領禁軍往討。十月，宋太祖又領兵乘船東下，十一月在泗州登岸。石守信圍攻揚州城將破，宋太祖到城下，一舉攻下揚州。李重進投火自殺，宋兵得勝回師。宋太祖先後削平二李，宋朝在後周境內的統治鞏固了。 宋朝政局穩定後，宋太祖對趙普議論說：「自唐末以來，帝王換了八個姓，戰鬥不止，不知原因何在？我要使國家長久，有什麼辦法麼？」趙普回答說：「這不是別的原因，只是由於方鎮權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現在要治國，也沒有別的奇巧，只有奪他們的權，控制他們的錢穀，收他們的精兵..」不等趙普說完，宋太祖連忙說：「你不用再說下去，我已經懂了。」九六一年，宋太祖首先下令罷免了慕容延釗、韓令坤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慕容延釗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韓令坤出為成德軍節度使。此後，不再設統領禁軍的殿前都點檢一職。禁軍將領石守信等有擁立功，不好下令罷免。一天，宋太祖請石守信等擁立他的將領們飲酒，乘醉說：「不是靠你們的力量，我不會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艱難，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夜都睡不安穩！」石守信等說：「陛下怎麼說這個話。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太祖說：「你們雖沒有異心，一旦部下把黃袍加在你們身上，想不干，能行麼？」石守信等嚇得涕泣叩頭，第二天便稱病辭職。宋太祖解除他們統領禁軍的兵權，派出做節度使。宋太祖一舉集中了精兵禁軍的全權，從此便可從容地派兵遣將去完成統一國家的事業了。 宋朝建立時，北方有強大的遼朝[① 遼朝歷史，見第六冊]，太原有北漢，南方分布著南唐、吳越、後蜀、南漢、南平（荊南）等國和周行逢在湖南、留從效在泉州漳州的割據。宋太祖沒有乘勝北征遼朝，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統一經濟富庶的江南。依據這個所謂「先南後北」的方針，宋太祖在九六二年，分派眾將駐守北邊和西北各州，以防禦遼朝和北漢。西北既無後顧之憂，專力向南方進取，逐個地消滅了各割據國。 平荊湖——九六二年，湖南周行逢死，子周保權繼位，大將張文表起兵反保權，割據潭州。周保權遣使向宋求援，正好給宋朝以出兵的藉口。同年，割據荊南的高保勖（音旭xù）死，侄繼沖繼位。荊南處在各割據國的包圍之中，國勢衰弱，有兵不過三萬。宋太祖審度形勢，制定了假道荊南，攻取湖南，一舉削平荊湖的戰略方針。九六三年初，調派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率十州兵，向荊南進發。宋兵到江陵，高繼沖在城北十五里出迎。宋兵留他候見慕容延釗。繼沖與延釗進江陵，城中宋兵已滿列街巷。繼沖大驚，奉州縣圖籍降宋。荊南平。宋兵繼續向湖南進發，湖南周保權軍殺張文表。宋兵占據潭州，在澧江（澧音里lí）大敗湖南守軍，進取朗州。周保權藏到江南寺中。宋兵渡江擒保權。湖南平。 宋朝出兵得勝，占有荊、湖。從此西逼後蜀，東脅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漢，戰略上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 滅後蜀——宋太祖平荊、湖後，就在策劃西取後蜀。派張暉做鳳州團練使，專意探聽蜀國內虛實、山川形勢。宋太祖依據事先繪製的後蜀詳細地圖，制定進軍路線和作戰方略，出兵前，作了周密的準備。九六四年，宋朝獲得後蜀給北漢的蠟書（密信），約聯合對宋。宋太祖大笑說：「我西討有理了。」十一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王仁贍為都監，寧江軍節度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曹彬為都監，統兵六萬伐蜀。王全斌自鳳州出兵，劉光義自歸州出兵，兩路進取。後蜀國王孟昶聽說宋兵來攻，以王昭遠為西南行營都統，倉促領兵拒戰。王昭遠好讀兵書，但從來沒有過戰功，出兵前揮臂吹噓說：「我此行何只克敵，奪取中原也猶如反掌！」他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宋兵強大而謹慎有備，蜀兵虛弱而驕躁輕敵，兩軍勝負的前途，不問可知了。 十二月，王全斌軍攻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先鋒軍過三泉到嘉川，蜀兵燒毀棧道，退到葭萌。宋兵修復棧道，進兵羅川，蜀兵依江而戰。宋兵奪橋渡江，分三道擊蜀。蜀軍集合精銳拒戰，又大敗。王昭遠自引兵來戰，三戰三敗。宋兵追到利州，王昭遠燒毀渡口浮橋，退保劍門，依天險拒守。宋兵另一路由劉光義、曹彬率領，入峽路，連敗蜀兵，在鎖江斬獲蜀水軍六千餘眾，奪得戰艦二百餘艘。渡江攻夔州（夔音魁kuí），蜀守將高彥儔戰敗自殺。宋兵占領夔州。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王全斌軍自利州攻劍門，兵到益光，被天險阻隔，得蜀降卒指路，派偏師經小徑渡江作浮橋，蜀兵棄寨逃走，宋大兵沿青強店大道進軍。王昭遠退駐漢源，留偏將守劍門。宋兵破劍門，追到漢源。蜀副將趙崇韜出戰被擒。王昭遠脫去甲冑逃跑。宋兵進據劍州。王昭遠逃到東川，藏入民間倉房，哭得兩眼紅腫。宋兵追至，束手被擒。 劉光義、曹彬軍自夔州進兵，連降萬、施、開、忠、遂等州，峽中郡縣，全被占領。王全斌軍到魏城，蜀國主孟昶降宋。宋兵入成都，劉光義等引兵來會。後蜀平。 滅南漢——南漢主劉 （音廠chǎng）建都廣州，占有湖南南部。宋滅湖南，與南漢接境。九六四年九月，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潭州防禦使潘美等攻下南漢的郴州（郴音嗔chēn）。從俘擄的南漢內侍得知，南漢國內宦官當權，極度黑暗混亂。宋太祖因集中兵力滅蜀，沒有立即發兵。九七○年九月，宋以潘美為賀州道行營都部署，領兵滅南漢。南漢久無戰事，「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潘美一舉攻下賀州，進克昭州，乘勝占領桂、連二州。南漢主劉 得報，對左右說：「這些州本來是湖南地。宋兵得此即足，不會再南來。」和劉 的估計相反，十一月，潘美進取韶州，繼續南下，九七一年二月攻占英、雄二州，直逼廣州城。劉 將妃嬪和金寶載入十餘大船，準備入海逃跑，被宦官將大船盜去。南漢殘兵據水抵禦，又大敗。劉 在廣州焚燒府庫宮殿，出城降宋。宋兵入廣州，劉 被押解到東京。南漢平。 滅南唐——南唐是江南的大國，但又是弱國。和後蜀的驕躁輕敵不同，南唐向宋朝屈服求自保。宋朝建立後，唐元宗李景即派遣使臣，以錦綺金帛來賀宋太祖即位。九六一年唐元宗死，子李煜（音玉yì）繼位。李煜仍然每年向宋朝貢獻大批金銀錦綺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還要遣使貢獻犒師。九七一年，宋滅南漢後，南唐陷入包圍之中。李煜大為恐懼，向宋朝上表，自動削去南唐國號，稱江南國主。李煜企圖以對宋朝的恭順來維持他在江南的統治，宋朝當然不會容忍這個割據國的長久存在。九七四年九月，宋太祖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發兵十萬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荊湖造大艦黃黑龍船數千艘，作南伐的準備。曹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連敗江南兵。九七五年二月，曹彬大軍到秦淮，江南水陸兵十萬列陣城下。宋軍涉水強渡，江南兵大敗。李煜整天在後宮與僧徒道士談經，不問政事。一天，自出巡城，見宋兵旌旗滿野，大為驚慌。李煜派文人徐鉉（音漩xuàn）兩次到東京見宋太祖，說他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沒有犯什麼罪。請求宋朝緩兵。宋太祖大怒，對徐鉉說：「不須多講江南有什麼罪。只是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鼾音酣hān）！」徐鉉惶恐逃回。李煜急調駐守上江的朱令贇（音暈yūn）入援。朱令贇自湖口發兵援金陵，號稱十五萬。兵到皖口，宋兵夾攻，朱令贇縱火拒戰，值北風起，火反燒朱軍。宋兵因勢急攻，朱令贇投火死。江南最後一支大軍覆沒，金陵旦夕可取。宋太祖下令給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殺掠，以保存江南財富。十一月末，宋兵整隊入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俘到東京。南唐平。 吳越入朝——吳越和南唐一樣，竭力向宋朝表示恭順。宋太祖即位，吳越國王錢俶（音處chù）即遣使來賀，此後連年朝貢。九七四年冬，宋伐江南，令吳越出兵助攻。李煜寫信給錢俶說：「今天沒有我，明天豈能還有你。早晚你也是汴梁一布衣（平民）罷了。」錢俶連忙把李煜信交給宋朝。九七五年四月，錢俶親自領兵五萬，自杭州攻下南唐的常州。南唐亡後，九七六年，宋太祖要錢俶到東京朝見，講明入朝後仍回杭州。二月，錢俶帶領妻子到東京入朝，宋朝大加款待，兩月後放他回國。臨行前，宋太祖送一個黃包袱給錢俶，裡面全是宋朝群臣請求扣留錢俶的奏疏。錢俶對宋太祖大為感激，也大為恐懼。回國後又派遣使臣貢獻大批寶物。吳越對宋朝唯命是從，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吳越國實際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統治之下，只是還保留著一個國王的稱號，等待宋朝削去。 泉州歸附——留從效割據泉、漳等州，接受南唐清源軍節度使名號。九六二年，留從效死。次年，牙將陳洪進奪取兵權，自為節度使，遣使向宋朝貢。九六四年，宋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九七六年，宋滅南唐，吳越入朝，泉、漳等州成為孤立的割據點，陳洪進也請求到東京朝見。陳洪進行至中途得知宋太祖死，歸鎮。次年，入朝宋太宗。九七八年四月，獻上泉、漳二州十四縣地。江南最後一個割據點也消滅了。 宋太祖自九六三年出兵荊湖至九七六年病死，前後用了十三年的時間，消滅了南方各地的長期割據。這並非只是由於他個人的軍事才能，而是決定於人心的向背，決定於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後蜀滅亡前，宰相李昊（音浩hào）對蜀主孟昶說：「我看宋朝立國，不象後漢、後周。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就在此朝吧！」南漢滅亡前，內常侍邵廷琄（音旋xuàn）對南漢主劉說：「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現在宋朝已出，看形勢非統一天下不可！」後蜀與南漢相隔數千里，但人們都已敏感地覺察到，結束戰亂，統一全國，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所謂「厭亂久矣」的「天」，實際就是當時的社會潮流，主要是廣大群眾的意志。唐末五代以來，各地封建軍閥之間無休止地展開爭奪權利的戰爭。廣大群眾早已厭棄這種封建割據的內戰，厭棄這種戰爭帶來的破壞和災害。南方和中原地區經濟聯繫的發展，也要求消除成為障礙的割據政權。結束封建割據的戰亂，已是廣大群眾的共同要求，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宋朝的統一事業，因而較為順利地取得了成功。 宋太宗趙匡義在後周時為供奉官，陳橋兵變，擁立太祖有功，建國後為殿前都虞候。宋太祖親征二李，太宗留守京城，任開封府尹兼中書令。後又加封晉王，位在宰相之上，成為宋太祖以下權位最高的人物。九七六年十月宋太祖死，太宗即位。九七八年三月，吳越王錢俶來朝見，太宗留錢俶在東京。陳洪進納土降宋，吳越更加孤立。錢俶不得不把吳越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地獻給宋朝，削去吳越國號。宋朝完全統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的兵力轉向了北方的北漢和遼朝。 滅北漢——九六九年，宋太祖親自率兵攻北漢，敗遼援兵，引汾水灌太原城，北漢堅守，宋兵久攻太原不下，遼又派兵來援，宋兵回師。九七六年八月，宋太祖再命党進、潘美等分道攻太原，遼耶律沙領兵助北漢。宋太祖死，太宗下詔班師。泉州和吳越的割據消滅後，九七九年初，宋太宗集中兵力，領兵親征，派潘美等四將分四路攻太原。三月，遼援兵來救，宋兵在白馬嶺大敗遼兵，遼將耶律敵烈敗死。四月，宋太宗自鎮州進兵，破隆州，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圍攻太原。五月，北漢主劉繼元出城降。北漢平。 北伐遼朝——宋太宗滅北漢後，五月就從太原倉促出兵，乘勝北伐遼朝，企圖收復五代時被遼朝占領的燕雲州縣。宋兵到易州、涿州，遼朝的漢人守將開城投降。宋太宗率兵圍攻遼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將士因伐太原疲憊，攻南京又不下，已經懈怠。遼耶律休哥引大兵來，大敗宋兵。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追到涿州，太宗乘驢車倉惶逃走。宋兵仗、輜重都被遼奪去。次年（九八○年），遼發兵十萬來攻雁門。北漢舊將代州刺史楊業出輕兵襲擊，遼兵敗走。十月，遼景宗、耶律休哥又自瓦橋關進攻，大敗宋兵，追到莫州回師。 宋兵對遼作戰失敗後，是繼續作戰收復燕雲，還是從此休兵，宋朝內部出現了不同的主張。宋太宗回東京，朝臣多主張再出兵攻遼。左拾遺（諫官）張齊賢上疏反對，說「聖人舉事，動在萬全」，「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主張先加強內部的統治。河南路轉運副使田錫主張放棄收復燕雲，與遼談和，說「沙漠窮荒，得之無用」，「勞而無功」。在主和意見的影響下，太宗在九八一年詔令沿邊州縣守邊境，不得出關。宋遼暫時休戰。 宋太宗經過幾年的軍事準備後，仍然志在收復燕雲。對宰相宋琪說：「我看史書，見晉高祖（石敬瑭）求援於契丹，對契丹行事父禮，還要割地奉送，屈辱之甚。」宋琪回答說：「恢復舊境，亦應有時。」 九八六年，宋太宗再度發大兵分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進出飛狐，潘美、楊業出雁門。曹彬率宋主力軍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進攻下飛狐，進克靈丘、蔚州，潘美軍攻下寰、朔、應、雲等州。遼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擋曹彬，耶律斜軫領兵抵擋潘美。遼承天太后、聖宗親領大兵相機出援。曹彬一路號稱十萬，乘勝猛進。遼耶律休哥駐南京兵少，不出兵正面作戰，夜出輕騎劫掠，晝出精銳斷宋兵糧道。曹彬入涿州十餘日，糧盡，退守雄州。將士看到潘、田兩軍挺進，紛紛要求再攻涿州。這時，遼承天太后、聖宗的大軍已到涿州東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輕兵沿路迫擊宋軍，宋軍且戰且行，到涿州已師老兵疲。遼兵乘勢大舉出擊，宋兵自涿州敗退，遼兵追到岐溝關，大敗宋兵。曹彬收殘部渡拒馬河，遼兵追襲，宋軍人馬相踏，死者無數。涿州之戰，遼兵先讓一步，以少勝多，宋軍主力全部敗潰了。 宋太宗見主力軍潰，急令曹彬等回東京，田重進軍駐定州，潘美軍回代州。遼耶律斜軫出重兵襲擊，敗宋兵於五台，宋兵死者數萬。遼兵奪回蔚州，潘美領兵往救，又大敗於飛狐。潘美、楊業軍回兵到朔州狼牙村，遼兵陷寰州。楊業以為敵鋒甚盛，不可與戰。潘美等不聽，迫令楊業出兵。楊業自知必敗，請派伏兵在陳家谷口救援，楊業與遼兵戰，大敗，退到陳家谷口，不見宋援兵，率部下百餘人，並力死戰，墮馬被俘。楊業拒不降遼，絕食三日，死。潘、楊軍敗，宋兵全線崩潰了。 宋太宗再次北伐失敗，宋兵損失慘重。朝中一些大臣紛紛主張「屈己」求和。趙普上疏，說遼朝「何足介意」，必定是有「邪諂」（壞人）蒙蔽皇帝，「致興不急之兵，頗涉無名之議」，勸太宗「忍一朝之忿」。宰相李昉等上疏，說北伐失敗「悔既往而難追」，「姑務息民，何嫌於屈己」，「屈於一人（遼帝）之下，伸於萬人之上」。殿中侍御史趙孚建議宋太宗學習唐高祖「降禮於突厥」，對遼屈己求和。「議定華戎之疆，永息征戰之事」，盟誓和好。太宗沒有贊同他們的議論，回答趙普說：「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伐遼失敗只是由於將帥軍事指揮上的失誤所致。」九八九年，戶部郎中張洎（音計jì）、右正言王禹偁（音稱chēng）相繼上書，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集合兵力，再次北上伐遼。宋朝內部，出現主戰與主和兩種不同政見。 宋太宗仍以集中兵權防止割據復闢為國策，對外作戰和對內抑制武將的政策發生了矛盾，因此沒有採納王禹偁等人再次伐遼的建議。以後的宋朝，即對遼轉取守勢，專力加強國內的統治。 （二）中央集權制統治的加強 唐末五代以來，軍閥長期割據。宋太祖建國後，繼續統帥後周的禁軍，後周官員也都繼續任職。滅江南各國後，也仍然任用原有的大批官吏，並收編了各國的軍隊。為了防止割據勢力的復辟，宋王朝把軍事、政治大權，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以鞏固它的統治。 宋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主要是兵制和官制，在太祖、太宗兩朝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 一、兵制 宋朝軍隊的主力，是朝廷直接統領的禁軍。唐初，設十二衛，唐玄宗改設騎■（■音擴kuò），宿衛京師。天寶以後，■騎虛弱，邊鎮兵強大，形成長時期的藩鎮割據。後周時，仍沿用禁軍制度，但軍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驕橫不聽指揮，實際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務精不務多」的方針，命宋太祖統領禁軍，精銳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召募各地壯士，選擇尤強者編入禁軍，加以訓練。禁軍由此成為一支強勁的軍隊。周世宗對外作戰，屢獲勝利，禁軍的整頓是有作用的。宋太祖在後周統領禁軍六年，依靠這支兵力推翻後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軍隊的重要，即位後從各方面加強禁軍的實力，集中掌握兵權，沉重地打擊了割據勢力。 選練——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九六一年，即著手加強禁軍，進一步揀汰老弱，補充精壯。這年五月，下令各州揀選勇壯兵士，升為禁軍。又除去禁軍中的老弱，設「剩員」處理。退兵下到諸郡，仍給兵俸。諸郡多用來看守倉庫。九六五年，又選強壯兵定為「兵樣」，分送各地。各地軍隊按兵樣選拔，送到京師充禁軍。此後多次派遣使臣到各地選擇精兵收補。禁軍聚集在京師，太祖親自教閱，加強訓練，並給以優於外州的俸給。宋朝統一南方各國的過程中，也從各地的降卒中選擇精銳補入禁軍。軍中並制定「階級法」，使上下有制，不可侵犯。由於禁軍的不斷選練，宋朝極大地加強了中央直轄的兵力，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地方的鎮兵，五代時駐守城廂，又稱「廂兵」。九六六年，宋太祖下令禁止將帥選取軍中精銳作牙兵（衙兵）。廂兵中的精銳，經多次選拔，全被收入中央的禁軍。留在地方的，不再訓練，只服雜役。廂兵實際上已成為不能作戰的役卒。後來司馬光曾評論說：選練禁軍後，「各地方鎮都自知兵力遠不是京師的敵手，誰也不敢再有異心」。這就是說，鎮兵力量遠比禁軍薄弱，沒有割據反抗的可能。唐末以來的軍閥割據勢力不能復辟了。 建置——太祖開寶（九六八——九七六年）時，有禁軍馬步兵十九萬三千（全國兵額三十七萬八千）；太宗至道（九九五——九九七年）時，禁軍馬步兵三十五萬八千（全國兵額六十六萬六千）。起初，禁軍都駐在京師，後來也部分地出守各地。太祖時以十萬駐京師，十萬派守外郡。戍守邊地重鎮或內郡要地者稱屯駐，隸屬於總管司者稱駐泊。此外，因糧價低廉暫留某地者稱就糧，人數不多。屯駐軍由兵馬鈐轄（鈐音潛qián）、都監等統領，當地州官不得干預。派出的禁軍定期輪換，因而有所謂「出戍法」（或稱「更戍法」）。出戍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荊湖、川、峽、廣東等地的，三年一輪換。廣西等地，二年一輪換。陝西兵，半年一換。禁軍家屬妻子都在京師。據說更替出戍，可以使士兵「習勤苦，均勞逸」，免得留戀家室。短期在外地，也不會想反抗朝廷。禁軍軍官提升時，都調離原來的隊伍。統領駐泊、屯駐的禁軍的將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從而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宋太祖、太宗時期，在禁軍制度上，從各個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方鎮割據的積弊，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不得專其兵」的局面。禁軍將領也不能擁兵割據了。 軍權--聚集在京師的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和步軍都指揮使統轄，稱為三衙或三司。三司只在平時負責對禁軍管理、訓練，無權調遣。禁軍的調動權，歸樞密院掌管。樞密院又直接由皇帝指揮，只有皇帝才能派遣禁軍，調動兵馬。禁軍中又選出勇壯，作護衛皇帝的親軍，稱「諸班直」，地位在一般禁軍之上。 禁軍外出作戰，由皇帝派遣將帥，並由皇帝親自製定作戰方略，指示將領，甚至授以陣圖。諸將領兵作戰，須按照皇帝的部署行動，不得擅改。宋太宗伐北漢、遼朝，都是領兵親征，臨陣指揮。太宗對宰相們說：「五代承襲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所以享國不久。太祖竭力挽救這個弊病，我做皇帝，也總在考慮這事」。宋太祖、太宗一直在盡力摧毀方鎮擅權割據的舊制，經過兩朝的逐步改革，全國軍隊的精銳都集中在禁軍，而禁軍的選練、建置、駐守、出征、行軍、作戰等一切權力都集中於皇帝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繼解除後周將領慕容延劉、韓令坤等人統領禁軍的兵權，出為地方節度使。經過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權歸各州，節度使成為無權的虛銜。九六三年，宋太祖開始用文臣管州事。當時，後周擁州兵割據的異姓王和帶相印的大藩仍有數十人。宋太祖或藉故把他們調遷，或遙領他職，或在他們死亡時不再使子孫襲職，逐步任命新的文臣來代替舊的武將。宋太祖對趙普說：「我現在用儒臣百餘人分治各藩，縱使都去貪污，(為害)也不及於個武將。宋太祖從消滅藩鎮割據的角度，認為文臣比武將為害百不及一，從此軍中多用文臣。統一各國後，太宗繼續實行這個方針，逐漸成為定製，並利用內臣即宦官領兵或充監軍，以挾制將帥。九八七年又正式下沼：「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文臣換充武將，武將調離軍職，從而進一步堵塞了軍閥割據的道路。 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上，秦朝和隋朝統一後，都曾用收繳、銷毀武器作為鞏固統治的一個辦法。宋太祖沒有專從武器方面著眼，而是親自掌握禁軍，對軍事制度逐步加以改革。相沿百餘年之久的軍閥割據，一變而為高度的中央集權。這一重大改革的完成，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作用是顯著的。但宋王朝也由此掌握了一支龐大的軍隊，加強了對農民的鎮壓。 二、地方宮制 宋代官制，承襲唐、五代制度，但從制止割據、集權中央的目的著眼，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唐代地方分州(府)、縣兩級，另設「道」為監察區域。宋朝改為路、州(府、軍、監)、縣制，但對州一級嚴密控制，權力集中在中央。 監司--宋初在各地用兵，設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主管軍需糧讕等事。統一後，轉運使成為總管各路財賦的官員，又命京官為轉運判官。唐玄宗時，全國分十五道，各道設採訪使。宋太宗至道三年(九九七年)，改道為路。全國分為十五路(京東路、京西路、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兩浙路、福建路、西州路、峽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轉運使、副使、轉運判官成為朝廷特命的路一級的常設官員，主要管領所屬州郡的水陸轉運和財政稅收，其後權力擴大，有時也兼管刑法和民事。宋太宗並規定各地轉運使要輪流到京師，把當地情況報告給朝廷。又設安撫使，由本路最重要的一州的知州兼任，主管一路的軍政，兼管民政和司法、財政。真宗時，為分割轉運使的職權，又設提點刑獄公事、判官，主管一路的司法，兼薦舉官員。轉運使、安撫使、提點刑獄各設官衙，轉運使司俗稱漕司，安撫使司俗稱帥司，提點刑獄司俗稱憲司，總稱「監司」。監司剝奪了節度使的財權和兵權、司法權，號稱「外台」，作為皇帝的「耳目之寄」，權任頗重。 州縣官--唐未五代時，各地節度使割據一方，兼領數州，稱為「支郡」。宋朝統一過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屬京師。九六三年，宋太祖平湖南，下令潭州、朗州等州直屬朝廷，州官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宋大宗時，右拾遺李渤建議，節度領支郡，多叫親信掌管關市，不便於商賈流通貨物；不使有所統轄，以分方面之權，是尊崇王室，強幹弱枝的辦法。太宗采李滋建議、九七七年沼令後周舊地分+阝(音賓bīn)、寧、徑、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屬京師。從此不再有交郡，全國各州都直轄於朝廷。 宋朝仍保留節度使名號，但和唐、五代的節度使，全然不同。馬端臨《文獻通考》說：宋初，節度使名號用來禮遇宗室外戚，功臣故老和宰相罷政，出守外地，加節度使的職銜，叫做「使相」。節度使成為「無職掌」的虛銜，地方軍、政實權都歸於本州。宋朝直接派出朝官管理州郡事，稱「知(管)軍州事」，簡稱知州(府稱知府)。知州多用文人，並可經常調換。宋太袒間趙普：「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如何改革?」趙普回答說：「列郡用京官權知，三年一換，就沒有什麼可慮。」知州不用武將，又不使常任，難制的禍源，算是可以堵塞了。 宋太祖又在各州設通判官，來進一步堵塞禍源。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既不是知州的副職，又不是屬官，但有權與知州共同處理州事，並監督知州的行動，隨時向朝廷奏報，因此通判又稱監州。宋太祖平荊湖，滅後蜀，各國舊宮繼續做知州，派通判同領州事。九六六年，沼令荊湖、西蜀州郡官，事無大小，都要與通判共同裁處。此後，通判制逐漸成為普遍全國的定製，各州行文，必須知州和通判聯署。通判有朝廷特命，與知州住住不和。知州與通判互相牽制，都無法專權。 五代時，權在藩鎮，地方縣令多「齷齪無能」，只知道「誅求刻剝」，「穢跡萬狀」。宋太祖任命朝官知縣事，朝廷直接控制縣政權，從基層來削弱州鎮。後周舊將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自周世宗時久鎮大名府。宋初專橫一方。九六三年，宋太祖任命朝宮大理正(司法機構大理寺官)奚嶼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社-土+右知魏縣，楊應蒙知永濟縣，於繼徽知臨清縣。其後，又命右贊善大夫周渭知永濟。符彥卿郊迎，周渭只在馬上拱揖，不向彥卿屈服。縣中有盜傷人，周渭捕獲斬首，不再送府，符彥卿無可如何(九六九年，符彥卿移鎮鳳翔，又被罷免)。宋朝中央的權力一直控制到縣一級，州鎮不能專橫了。 財政官--早自唐朝天寶以來，方鎮擁兵割據，占有地方財賦，名日「留使」、「留州」，以上供名義上交朝廷者甚少。方鎮又直接控制各地場院，厚斂取利。財政分在各鎮，是方鎮強大、朝廷衰弱的又一個原因。九六四年，宋太祖下令各州，從今年起，每年所收的民租和管榷(專賣。榷音卻què)收入，除地方支用外，錢帛之類都要全部運送京師。次年三月，重申各州除度支經費外，全送京師，不得占留。四月，又派朝官十八人分注各地，收受民間租稅。宋太宗時派朝宮駐各州監督收稅，稱「監當使臣」，成為固定的制度。九八六年，正式規定監當使臣三年一換，仍委知州、通判提舉(管領)。 司法官--五代時，各州擁兵的方鎮任用軍校作馬步都虞候，兼管刑法斷獄，稱馬步院。九七三年，來太祖改馬步院為司寇院，從新及第的進士中，選派人員到各州作司寇參軍，掌管各州的刑法。宋太宗時改稱司理院、司理參軍。地方的司法權也作出限制。太祖時下令，凡大辟(殺頭)罪執行後都要錄送朝廷刑部複審。朝廷也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 九五八年，周世宗制定《大周刑統》二十一卷頒行。宋朝建國後，有人上書，指出刑統條目不便處。宋太祖命判大理寺事竇儀等參酌輕重，修訂為《重定刑統》三十卷，又重新編集有關敕書為《建隆編敕》四卷。九六三年七月，一併刊板印刷，頒行全國，作為統一的律令，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印行的法律匯編。九七八年，又將宋朝建國以來發布的有關詔敕，編纂為《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頒行全國。 宋太祖、太宗經過一系列的改革，不僅直接控制了地方官員的任免，而且把各州郡的行政權、財權、司法權全面地集中到中央。所謂「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語)。宋王朝從而全面地控制了地方政權，空前地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 三、中央官制 宋朝的政治機構，適應中央集權的需要，分列為政事、軍務和財政三大系統，相互平行，各由皇帝直接統屬。另設御史台司監察。地方權力集中到朝廷後，又進一步集中於皇帝。 中書門下--宋沿唐制，在宮廷內朝堂(官員朝見皇帝的便殿)西設議事機構，稱「中書門下」，簡稱「中書」，又稱「政事堂」。實際執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名號，不定員。如有二人以上，即輪流值日掌印。 『宋初仍用後周宰相范質、王博、魏仁浦三人為相。九六四年，范質等三相請退，獨用趙普作宰相。為了分割宰相事權，又以薛居正、呂餘慶作副相，稱參知政事，此後成為定製。 樞密院--唐代宗時，開始設內樞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機密。唐末，樞密使專權，造成禍亂。五代時，仍存樞密院掌管朝政。樞密使等於宰相之外的又一個宰相。宋朝建立後，樞密使改為專掌軍事政令，出納密命，與宰相分掌文武大權。中書省與樞密院號稱「二府」(政府、樞府)。樞密院的大事都要奏報皇帝批旨。宰相與摳密使分別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別控制了政權和軍權。 三司--三司總管四方貢賦和國家財政，號稱「計省」。設三司使，地位僅次於宰相，稱「計相」。三司使通領三部：鹽鐵掌管工商收人及兵器製造等事；度支掌管財政收支和糧食漕運等事；戶部掌管戶口、賦稅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不留財賦，全國財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權任甚重。全國統一後，宋太宗甚至親自裁處。 審官院、流內銓--宋初臨時選派大臣考核京官和升朝官的功過。宋太宗時，正式設立磨勘京朝官院和磨勘幕職州縣官院，分管官員的考核事宜。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磨勘幕職州縣官院為考保院。又將京朝官差遣院併入審官院。審官院設知院事二人，主管考校京朝官的勞績，予以升遷官階，擬定內外差遣，然後奏申皇帝接見批准。宋初吏部尚書兼管京官七品以下官員的考核和擬定差遺，後委任權判流內銓事二人，專管幕職州縣官(選人)的試判和擬定差遣等事。 三班院--宋初武官中的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等三班使臣隸屬宣微徽院，臨時選派官員負責「點檢三班公事」。宋太宗時設三班院，委派知院事官或勾當院官，不定員數，主管大、小使臣的名籍、擬定差遣以及考核勞績等事。 禮儀院--宋初沿襲唐制，設太常寺禮院，主管朝廷典禮。真宗東封，設立詳定儀注所，事後即以此為禮儀院，設判院事一人，由參知政事兼任；知院事一人，由各司三品以上官員擔任。負責裁定朝廷典禮的儀式、儀仗、招祭制度等。 審刑院--宋太祖時，刑部覆核各地大辟罪案。宋太宗時，又在禁中設置審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大理寺斷復，再交審刑院詳議裁決，然後奏呈皇帝定奪。審刑院不歸宰相統領，直屬於皇帝。 學士院--學土院設翰林學士若干人，職責是為皇帝起草各種詔書，包括宰相的任命、對外的國書等等。翰林學土還侍從皇帝「備顧問」，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對國事的建策。 御史台、諫院--宋仍唐制，朝廷設御史台糾察官員，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初無專宮，由官員兼職。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員。宋太宗時，又任命專職的監察御史(察院)，考課朝廷官員得失。官員遭到御史官彈劾，就要貶調。諫院設知院官，對朝政得失，大臣以至百官的過錯，都可提出諫言。御史台和諫院控制言路，往往被大臣利用來作為排斥異己的工具。在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鬥爭中，御史台和諫院有著重要的作用。 宋初中央官制表 皇帝 中書門下(政事堂、政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樞密院(樞府)--樞密使、樞密副使三司(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三司副使審官院--知審官院事 流內銓--判流內銓事 三班院--勾當三班院事 禮儀院--知禮儀院事 審刑院--知審刑院事 翰林學士院--翰林學士 諫院--知諫院事 御史台--御史中丞 宋初地方官制表 中央王朝 路--轉運使(漕司)、安撫使(帥司)、提點刑獄(憲司)州(府、軍)--知州(府、軍)事、通判--縣--知縣事(縣令)、丞宋太祖、太宗兩朝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新官制，但並沒有全部消除舊官制。宋朝不僅大批任用了各國的舊官員，並且長期保留了唐、五代以來的許多官稱。在此基礎上，又增設了大批的新官職。集中權力的結果，大量官員，無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員，但除非特有聖旨，不管本司的事務。所謂「事之所寄，十無二三」。僕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等等官員，作官而不管事的，十有七八。這些所謂官，不過是用來表示他們的政治地位和領取俸祿。 宋代官制由此分為官、職(殿閣職稱，如某某殿學士)、差遣三種。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實權，實際管事的職務。地方官中，也仍有大量舊宮職，如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州刺史等等，只領俸祿。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實際執政。在宋朝的國家機器中，舊官和新官，有權的官和無權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層次重疊，疊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權力的同時，官僚機構卻變得空前的龐大。 宋代大批官員的主要來源是科舉。唐代已經實行科舉，但被門閥貴族操縱，取士很少。北宋初，門閥制度不再存在，科舉向文人廣泛開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門第、鄉里，都可錄取。宋太祖時取士較嚴，如九六一年，錄取進士十一人，九六三、九六四年都只八人。宋太宗時，逐漸增多。一科進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諸科多到七、八百人。九八三年進士和諸科又各分為「及第」、「同出身」兩等(後改為「及第」、「出身」、「同出身」三等)。考試得中即按不同等第派作大小不同的官。九六二年朝廷下令：考試及第不准對考官稱師門或自稱門生，以防止形成宗派。九七三年，進士考試下第者控訴考官取士有人情，宋太祖召見下第和及第者若干人，重新考試詩賦，親自閱卷。從此定為制度，進士及第都要經過皇帝親自「殿試」考選。宋太宗時，殿試後並在殿前「唱名」，由皇帝「賜及第」。取士權也集中於皇帝了。 宋朝通過科舉，吸收大批文人來維護它的統治。文人們考試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權、財權以至兵權。因此都埋頭作詩賦(進士科以詩賦取士)，爭取得個官，老死不止。宋太祖時，連續考十五場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詔，說這些人「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作為「特恩」，特賜本科出身。此後考試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賜，叫作「特奏名」。文人們更加爭先恐後地應試爭官，無所不用其極。宋太宗時，孟州文士張雨光因考試不合格，急得在街上縱酒大罵，指斥朝廷。太宗大怒，把他斬首。九八八年，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取士較嚴，只放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出榜後，下第者群起吵鬧，要求另考。太宗複試，又取進士及諳科共達七百餘人。宋太祖、太宗實行科舉制度的結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權，也使官僚機構越來越龐大了。 宋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成功地防止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復辟，但同時也形成龐大的國家機器，加強了對農民群眾的統治和賦稅剝奪。 (三)社會階級關係和賦稅制度 唐朝中期以來，土地占有方式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方式都在不斷變動。宋朝建國後，訂立戶籍，分為主戶和客戶兩類。鄉村中所謂主戶和客戶，已不再是依據土著和客籍，而是以土地資產的有無來劃分。主客戶戶籍的制定正是反映著剝削形態的變化。 上三等主戶--主戶，是占有土地和資產而負擔稅役的人戶。依據占有多少的不同，又分為五等。宋朝規定每三年修造一次丁產簿(又稱五等簿)，記載各等主戶的資產和丁男數目，作為徵收賦稅和科派力役的依據。一等戶是占有土地幾十頃上百頃，至少也有地幾頃的大地主。二、三等戶是占田較少的中、小地主。上三等戶習慣上都叫做「上戶」，是宋代鄉村的地主階級。 下戶--主戶中的四、五等戶，習慣上又叫下戶或貧下戶。四等戶有資產四、五十貫，一般是僅有少量田地的自耕農。五等戶只有更少的田地甚至全無田地。他們很多是半自耕農。一些沒有產業的貧民也被列入五等戶納稅，稱無產稅戶。 客戶--客戶中，除少數僑寓外地的小工商，主要是鄉村的佃農。他們全無田地，主要依靠租種地主的田地為生。宋朝編入戶籍，成為國家的編戶，交納身丁稅和負擔搖役。 宋代的主客戶狀況，各地區存在著一些差異。唐末裘甫、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在一些地區消滅了大批的大地主。貴族、地主的部曲、奴婢得到解放，因而出現了大量的耕種無主田地或開墾荒田的自耕農和由原來的部曲轉化的佃農。唐末五代時期，地主豪強的殘酷壓榨，又有不少自耕農破產，淪為佃戶。在五代軍閥混戰和遼兵南侵期間，北方的農民也有不少逃往南方，成為佃客。由於這些歷史的因素，宋朝初年，各個地區呈現出很不平衡的狀態。具有顯著特點的地區，如河北路，唐天寶時的河北道近一百五十萬戶，宋太宗時下降為六十萬戶，其中客戶占三分之一。戶口的大幅度下降，顯然是遼兵南侵和軍閥混戰的結果。東南五路和廣南東、西路地區，大致相當唐代江南、嶺南二道，戶數超過唐天寶時的兩倍，成為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兩浙路、江南東路生產最為發展，客戶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自耕農的比例很大。梓州、夔州、利州各路五代時是蜀國統治區，戰亂較少，北方農民相繼逃來作佃客，客戶的比例占到總戶數的十分之五到十分之七，同時也就成為五代宋初地主對客戶壓榨最為酷烈的地帶。荊湖南北路、福建路也都是客戶較多的地區，占總戶數約一半左右。 一、土地占有和農民狀況 官田--唐朝前期，在一些地區實行均田法，計口授田。所授田地，名義上是朝廷所有的官田，依租庸調法收取租稅。唐朝中期以後，門閥世族勢力削弱，地主加緊兼併莊田，官田多被地主豪族占去或者廢棄荒蕪。北宋的官田有官莊、屯田、營田三種。屯田和營田是兵士駐地的屯墾。官莊大多是荒廢的無主田地，農民墾種後，朝廷收取租賦。在宋朝土地占有形式中，官田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官員占田--唐代貴族官僚，按照品級，領受永業田，世代占有。自一品至九品，占有一萬畝到二百畝不等的田地。唐中期以後，這種制度逐漸廢棄。唐朝官員又有職分田(一千二百畝至二百畝不等)，五代時罷廢。宋初，無職田制。宋代官員大量占有田地，主要是以剝削所得自行購置田產，不再有以官級占團的特權，也不再有占田數量的限制。宋太祖曾勸說石守信解除兵權，購置田地享樂，就是當時土地占有制度的一個事例。 地主莊田--唐代中期以來，地主占有大片田地，形成莊田。宋代地主的莊田，更加普遍地發展。大地主在莊上建房居住，形成莊院。所謂「浮客」的佃戶也寄住在地主的莊上。一個莊形成一個作為自然經濟單位的村落。宋代文獻中記錄有某家莊，莊名也就是村名和地名。如汜縣(汜音似sì)李誠莊方圓十里，「中貫河道，地極肥沃，有佃戶百家。莊主李誠，是宋太祖時汜縣的酒務官。雍州地主王緯，也占有良田數百頃，莊內建造宏麗的宅第。地主的莊田遍布各地。宋朝有統計數學的租賦田，除自耕農所僅有的小塊土地，主要就是地主的莊田。 宋朝官員可以隨意購置田產成為大小地主，地主通過科舉也可以成為大小官員。官員、地主合為一體，占據有全國大部分的土地。自耕農的田地，一戶多不過幾十畝，少只有三五畝。宋太宗時，就有人指出：富人有著看不到邊的田，窮人沒有錐子尖的一點地。(「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太宗對近臣說：「杜絕兼併，抑制游惰，前世難以做到的事情，朕(皇帝自稱。音振zhèn)應該努力去實行。」這說明太宗已經覺察到了地主兼併土地的嚴重性。這種狀況一天天地在發展，皇室、貴族、官僚、地主兼併越來越多的田地。 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剝削佃農，是宋代地主對農民的主要的剝削形態。農民階級主要是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和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他們都遭受著地主階級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但具體狀況又各有一些不同。 佃農 佃農即農村中的「客戶」，又叫「佃客」、「浮客」，自己完全沒有土地，租種地主的土地耕種，是農民中最貧苦的部分。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幾百戶。兩川一帶的大地主甚至可有數千戶。佃農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被緊緊地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 地租剝削--唐代中期，陸贄(音志zhì)的奏議中曾經提到過地主私家收租的情況，上等田每畝收一石，中等田收五斗。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剝削佃農的主要手段。宋初通行的剝削方法是分成收租。地租率一般都占收穫的五成以上。少數佃戶自有耕牛，稱「牛客」。相當多的佃客是「小客」，即沒有自己的耕牛或農具，向地主租用，又要加租。另有一種定額租制，由地主規定定額的租米。採用這種剝削方法的地主，不需直接指揮和監督佃客生產，佃客對生產有較多的支配權，但地主可以隨時增加租額。分成租和定額租，形式有所不同。地主對佃農的地租剝削，總是殘酷的。 高利貸剝削--伴隨著租佃制關係的發展，地主放高利貸成為重要的剝削手段。佃農交租後，所余無幾，就只有向地主借債過活。地主借出糧或錢，要剝削兩倍到三倍的利息，甚至還要農民的子女去做「傭質」當抵押，實際是做無償的傭僕。農民冬春借糧，指夏麥償還。夏麥還了債，春秋再借糧，指冬禾償還。收成還債甚至還不足，無法交租，再把欠租作為借債加利。這樣，農民年年要借債，永遠還不清。高利貸象是一副枷鎖，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世世代代無法掙脫。在宋代社會經濟中，高利貸剝削日益成為極為突出，極為嚴重的問題。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貸剝削、束縛著佃農，而且還可以用「換佃」的辦法相威脅，加重盤剝。佃農卻不能隨意離開地主的土地。 在宋代農民中，佃農受壓榨最深，反抗性也最強。在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鬥爭中，佃農始終是基本力量。 自耕農、半自耕農 農民中還有大量的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現存北宋戶籍的統計數字，鄉村主戶中的四、五等戶即貧下戶，與客戶的數目約略相當。但事實上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是兼作佃農的半自耕農，甚至完全是佃農。這是因為：(一)北宋王朝為了榨取農民的賦稅，租佃地主田地的半自耕農，雖然只有很少的土地，仍編入主戶。第五等戶中，大量的是半自耕農。(二)自耕農把土地賣給地主，淪為佃農後，卻不能立即註銷田產，改變戶籍。「產去而稅存」。這種狀況，雖然不占太大的比例，但隨著地主兼併土地和自耕農破產，也在逐漸增多。 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不向地主交租，卻要對宮府負擔繁重的賦稅和搖役，處境也很艱苦。自耕農、半自耕農靠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不能供給衣食，又不得不向地主借貸，遭受高利貸的嚴酷盤剝，最後只有陷於破產，僅有的土地也被地主吞併了去，淪為佃客。 佃農和自耕農、半自耕農受到殘酷剝削，無法生活下去，只有在耕種之餘，「營求」副業作生計。山區靠漆褚(音楚chǔ)竹木，河湖地帶靠蒲葦荷芡(音欠qièn)或捉捕魚蝦。但這條生路，往往又要遭到官府的剝奪，迫使他們無以為生，只有起來反抗。自耕農、半自耕農在農民階級的反抗鬥爭中，也是重要的力量。 奴婢 唐代貴族奴役著大批的奴婢、仆隸，甚至自己設置手工業作坊，由奴婢們生產貴族需用的產品。宋代仍有一定數量的奴婢，但主要是用於地主官僚的家內服役，不再從事生產。 二、賦稅和搖役 廣大農民不但遭受著地主的地租、高利貸剝削，而且還要負擔宋王朝的各種賦稅，並被迫從事無償的勞役。宋王朝規定了苛刻的賦稅、徭役制度，向廣大自耕農和佃農實行直接的剝奪，以養活大批的官吏和軍隊。 苛刻的賦稅剝削 宋朝的賦稅，沿用唐朝中期以來的兩稅的名稱，有夏、秋二稅。但宋二稅已不同於合租、庸、調為一的唐兩稅，而是專指田稅。二稅以外，另有身丁稅、各種雜稅和徭役。宋朝制度規定的賦稅，有如下幾項：身丁稅--男子二十歲為丁，六十歲為老。二十至六十的男子，都要交納身丁錢(或米、絹)。佃客編人戶籍作客戶，也要和主戶一例交納身丁錢。不過，這種身丁稅只是在南方地區實行。稅額也各地不同。宋初，漳州每丁納八斗八升，泉州納七斗五升。 田稅(二稅)--北宋田稅，法令規定是向土地所有者按畝收稅。每年夏、秋各收稅一次，又叫「夏稅秋苗」。秋苗或秋稅，是在每年秋收後按畝徵收糧食。北方各地，大致是中等田每畝收穫一石，輸官稅一斗。宋太宗滅吳越後，命王方贄到兩浙整頓稅制。舊制每畝田稅三斗，王方贄依北方制度即所謂「天下之通法」，改為一斗。但江南、福建等地仍沿舊制，畝稅三斗。大抵宋代秋稅並不依實際產量抽成，而按畝定額徵收。各地歷史情況和生產情況不同，因而稅額也有很大的差異。 夏稅收錢，或折納綢、絹、綿、布、麥等。在夏季田、蠶成熟時徵收。稅額依上、中、下田，分等第按畝規定。各地區也有很大的差別。宋初整頓吳越稅制，蘇州分中、下兩等田定夏稅。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下田一畝三文三分。這當是宋朝平吳越後制定的較輕的稅額。 秋夏二稅的稅額，只是收稅的規定。在實際徵收時，宋朝還以所謂「支移」、「折變」的辦法加重剝削。「支移」原是藉口邊境糧草需要，命令河北、河東、陝西各路的秋稅，由納稅戶運送到邊地交納。豐收地區的秋稅，到歉收區交納，「以有餘補不足」，「移此輸彼，移近輸遠」，也叫做「支移」。如果不能負擔遠路奔走的苦楚，就要再多交一筆支移腳錢。「折變」是官府對夏稅規定的現錢和綢、綿、布、麥等各種定額，根據物價狀況，藉口「一時所需」，任意折換，加重敲剝。如以絹折錢，再以錢折麥。折變時官府隨意抬高和壓低價格。官府和地主、商人串通一氣，借折變貪污謀利。交稅的農民遭到沉重的壓榨。 官莊租賦--官莊田地招佃客耕種，由官府收地租，稱「公田之賦」。官田無人交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官莊佃客頭上，即所謂「重複取賦」。佃客遭到雙重的殘酷剝削。 雜變--五代十國時期，各割據國巧立名目，敲剝財物，設置多種苛捐雜稅。宋朝統一後，全部承襲下來，統稱之為「雜變」，又叫「沿納」。雜變比五代時的雜稅，甚至還要苛刻。如南唐時，許人私下造酒，交麴（左）+麴錢，又以官鹽折價換取百姓的綢絹、糧米，宋朝禁止私造酒，不再支散官鹽，但原納麴（左）+麴錢、綢、絹和糧米的人還要照舊額交納。雜變包括蠶鹽錢、牛皮錢、蒿錢、農器錢、鞋錢等多種名目。雜變以外，宋朝還以「進奉」、「土貢」(貢土特產)等等名義，隨時勒索多種財物，強迫農民貢納。 和糴、和買--和糴(買糧。音敵dí)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帛。名為糴買，甚至並不給錢，等於強征。和糴、和買實際上是夏秋二稅外的又一筆變相的二稅。按法令規定，和買限於四等以上戶，和糴限於上等戶。但實際上，下戶也往往不免。 在種類繁多的稅目中，雜變隨二稅征交，和糴也以二稅額為依據。宋太宗時一年的歲賦收入，總計有七千八十九萬三千(宋制：歲賦谷以石計，錢以貫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其他以數計。統計數是各種單位合計的數字，見《宋史?食貨志》)。職役和夫役唐初，實行府兵制，農民對國家服兵役。唐中期以後，改為召募士兵。宋代沿襲募兵法，組成禁軍和廂軍，不再有農民服兵役的制度。北宋的役法有職役和夫役，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職役是地主和自耕農被國家徵調擔任州縣和鄉村基層的職任，夫役是農民被國家調發服勞役。 職役--現任文武職宮和州縣胥吏、勢要豪族稱「形勢戶」，官員家屬和他們的後代，都叫「官戶」。形勢戶和官戶享有免役特權。職役由主戶中的一、二、三等民戶，即大小地主輪流差充。這一制度實際上是官府給予所謂「民戶」的地主以壓榨、統治農民的職權，依靠地主紳士作為宋朝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職役分為州縣役(吏役)和鄉役兩大類，主要有：(一)衙前。衙前屬於州縣役。職責是代官府保管剝削來的「官物」，押送綱運。法定由所謂「高資」即資產在二百貫以上的一等戶大地主充當。擔當衙前職役，可免科配、折變，並授予官銜，三年一升，最高可到都知兵馬使。(二)里正、戶長、鄉書手。屬於鄉役，職責是代官府「課督賦稅」。戶長是里正的副手，鄉書手助里正辦理文書。里正向農民索稅，可以捕人送縣鞭打，是官府的兇惡爪牙。里正又號稱「脂膏」，因為可以利用職權，從中貪污勒索，吸吮農民的膏血。宋朝法定里正由一等戶輪流充當。戶長由二等戶，鄉書手由三等戶充當。(三)耆氏、弓手、壯丁。耆長、壯丁屬於鄉役，弓手屬於州縣役，職責是「逐捕盜賊」，即幫助宮府鎮壓農民的反抗。耆長由二等戶輪充。弓手、壯丁由三等戶輪充，屬耆長指揮，但有時也要從四等戶中抽取「壯丁」。 地主對待輪差職役，存在不同的情況。一種是爭當衙前、里正，藉以攫取壓榨農民的特權。「外道豪民，求此名目(衙前)，凌駕州鄉，兼併縱肆」。有「差充衙前年滿，願永充衙前者」。另一種是因衙前押運官物，要包賠損失。里正、戶長催稅不齊，要代為補墊。因而視為負擔，不願充役。有人充耆長因鎮壓農民有功而升官，也有的地主逃避充役。弓手需自備衣裝弓弩。壯丁全供驅使。三等戶的小地主多設法避役。 夫役--又叫雜徭。北宋的夫役，表面上是按人丁戶口科差。但官戶、形勢戶享有免役特權。正在擔任職役的上三等戶，作為形勢戶之一，也暫時免除夫役。被科派夫役的地主，也往往出錢僱人代為應役或強迫佃戶代役。實際負擔夫役的，是貧下戶的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編為客戶，作為國家的編民，也要按丁口應夫役。北宋的夫役是自耕農、佃農等廣大農民負擔的無償的勞役。 夫役並無固定的時日規定。在春耕以前調發者稱「春夫」，因工事急迫調發的稱「急夫」。北宋王朝以至地方官府都可調發農民應役。應役者通稱役夫、丁夫、民夫、人夫。徵調農民的較大規模的徭役，主要有：(一)修浚河道。最大的夫役是治理黃河水害。北宋幾乎年年要調發役夫堵塞決口或修築堤壩。大規模的工程調發役夫多至幾萬至十幾萬人。徵調的地區遠到河東、京西、淮南等路。役夫來自數百里以至千里之外，應役一到兩月。不僅農事荒廢，而且往往敗家破產，以至死於役所。修治運河，也幾次調發役夫數萬人。(二)土木營建。包括修築城池，修建官舍、寺觀，以至修路造橋等事，都徵調役夫從事無償的勞役。北方沿邊州郡還經常要徵調夫役，大規模修築城防。(三)運輸官物。官府運送糧草、鹽、茶等官物，都徵調農民負擔，是一種繁重的夫役。宋太宗時靈州運送糧草的役夫，在路上死亡的多至十餘萬人。運輸鹽、茶也極困苦。農民群眾遭受的壓榨是沉重的。 宋王朝不僅在政治、軍事制度上，還從賦役制度上，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治，同時也加緊了對農民群眾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從宋朝建立時起，農民階級就展開了英勇的鬥爭。 (四)川蜀地區的農民起義 宋太祖、太宗兩朝，首先在川蜀地區爆發了農民和士兵的武裝起義。 蜀地自兩漢至唐代，一直是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又是封建統治極為嚴酷、階級矛盾極為尖銳的地區。在唐末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唐僖宗曾經率領大批門閥貴族狼狽逃竄到蜀中。五代時，唐代的「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戰亂期間，大批農民也陸續逃到這裡。川蜀地區的豪民往往占有三五百家「旁戶」，有的甚至達到數幹家。「旁戶」實際上是一種投靠戶，世代相承，被豪民「役使之如奴隸」。旁戶除向豪民納租外，還要承擔賦稅剝削。後蜀滅亡前，旁戶和豪民的階級矛盾已經發展到極為尖銳的地步。 宋朝消滅後蜀，以旁戶為主的農民群眾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什麼實際利益，相反，隨即遭受到殘酷的多方掠奪。首先是入蜀的宋兵大肆劫掠蜀地的居民。宋將王全斌滅蜀後，和將領們日夜宴飲，放縱部下搶掠民間子女，奪取財貨。軍校到市集上，拿著刀，劫奪貨物。一個軍官，搶掠民妻，割去乳房後殺死。像這樣的事例只是因被揭露而偶然留下記載。想見宋朝滅蜀後的殘暴，給蜀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禍害。 宋兵大肆劫掠後，宋朝又以各種名目，巧取豪奪。後蜀原有的賦稅剝削之外，又以「日進」「上供」為名，勒索倍於「常數」(規定數額)。蜀民所交兩稅，以布帛折算。商人抬高市價，農民交稅仍按舊定低價折合，憑空增加了負擔。農民耕作不能維持生計，多經營紡織、採茶等副業。宋太宗時設立「博買務」壟斷收購，不准私賣。博買務官員，比商人的敲別更加苛刻。本已遭受著沉重敲剝的後蜀農民，遭受到更為沉重的敲剝。越來越多的貧苦農民喪失了家業田產。耕作以外的生路，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宋兵入蜀，對蜀降官敲詐勒索，對蜀士兵則虐待殘殺。王全斌要對蜀降將李廷王+圭治罪。宋將康延澤告李廷王+圭說：「王公意在聲色，滿足他的欲望，就會置之不問。」李廷王+圭送上妓女四人，金帛值數百萬，果然獲得免罪。宋朝調發蜀兵去京城，發給「裝錢」，王全斌從中剋扣削減，又令部下侵擾。蜀兵憤起反抗。王全斌懼怕成都蜀兵起義，九六五年四月，竟將駐在成都城南的蜀兵兩萬七干人，誘到夾城中，全部殺死。誘殺蜀兵的暴行，使統治者的兇殘面目更加暴露了。 宋朝消滅後蜀的割據，多少符合於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的客觀要求，但滅蜀後，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壓迫，就只能迫使農民舉行起義，來反抗宋朝的黑暗統治。 蜀兵起義 乾德三年(九六五年)正月，宋兵滅蜀後，蜀兵即不斷起而反抗。二月，梓州蜀兵三干餘人推軍校上宮進為首，攻打州城，上宮進被宋朝擒獲處死。三月，宋朝調發蜀兵去東京。蜀兵至綿州起義。後蜀文州刺史全師雄路過綿州去東京，被起義土兵推為統帥，建號興國軍，號稱有兵十餘萬。全師雄領兵攻綿州城失敗，損失萬餘人。全師雄轉攻彭州，宋彭州刺史戰敗逃走。起義蜀兵人據彭州城，成都十縣都起兵響應反宋。全師雄稱興蜀大王，置節度使二十餘人，分據灌口、導江、郫(音皮pí)、新繁、青城等縣。宋兵出擊，至導江，全師雄軍在竹林中出伏兵大敗宋軍，宋先鋒都指揮使高彥暉敗死。全師雄分兵守綿州、漢州，切斷劍閣棧道，沿江設寨，聲吉攻打成都。邛(音窮qióng)、蜀、眉、陵、簡、雅、嘉、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六州響應全師雄反宋，聲勢浩大。 四月間，王全斌在成都誘殺蜀兵，各地反抗的浪潮更加洶湧。呂翰率部下在嘉州起義，軍校孫進、吳王+襄(音歸guī)等殺宋知州，與全師雄部劉澤軍合，有眾五萬，趕走普州刺史，殺通判。果州軍校宋德威等殺宋知州起兵。遂州牙校王可僚結集州民起義。史書記載說，當時反抗者所在蜂起，這只是有姓名可紀的幾支。宋朝結集大軍鎮壓，圍呂翰於嘉州。呂翰先棄城走，宋軍入城，呂軍夜間反攻，不勝，領兵至雅州據守。宋軍攻普州，劉澤部申雕領兵五千來敵。申雕兵敗。宋軍入普州，劉澤降宋。九六六年六月，宋軍破全師雄部於灌口寨，全師雄領兵至金堂。七月，呂翰在雅州據守年余後，被宋攻破，退至黎州敗死。王可僚結集數州兵反攻普州，不能下，至合州拒守。十二月，全師雄在金堂病死。部眾推謝行本為領袖，羅七君為佐國令公。羅七君與宋德威等據銅山之險抗宋。宋軍攻下銅山，羅七君等被擒。蜀兵鬥爭失敗。 自九六五年春，蜀兵開始抗宋，至羅七君等被擒，前後近兩年，反抗勢力達於二十餘州，給予宋朝的打擊，是沉重的。蜀兵的起義，是由於不甘忍受宋朝的壓迫而自發地起來作鬥爭，並非後蜀孟氏操縱的復國行為。蜀兵和農民的反抗行動，無疑是正義的行動。王可僚部，主要是州民的起義隊伍，鬥爭極為堅決。呂翰部有兄弟民族的起義者張忠樂部參加，據守雅州。後蜀將宮、土豪曹光實原來曾殘殺張忠樂的起義部眾，後蜀亡，曹光實遭到起義者的打擊。呂翰與張忠樂部守雅州，曹光實向宋軍獻地形圖和用兵攻城之計，為宋軍作嚮導，定要捕獲張忠樂才甘心。在蜀兵民的反抗鬥爭中，起義農民和土豪地主，支持誰，反對誰，態度極為鮮明，反抗的正義性也就更加明顯了。宋兵攻下雅州後，王全斌等捕送孫進、吳王+襄等二十七名首領到東京，全部被宋朝處死。孫進臨刑前仍然堅強不屈，宋太祖因而把他的全族殺光。起義者的英勇和統治者的殘暴形成鮮明的對比。 閬州起義 九六五至九六六年間，閬州(閡音浪1àng)農民起義，圍攻州城。宋閣州知州趙逢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起義失敗後，趙逢又屠殺人民近千家，想見起義得到群眾的支持，具有頗大的規模。 渝州起義 九六六年初，渝州農民群眾以杜承褒為首，圍攻州城。宋知州、通判投降。杜承褒軍人城，占據州署，取得勝利。但起義軍中的原州校官(軍官)陳章卻被宋判官卞震招誘叛變，乘杜承褒沒有戒備，伏兵襲擊。起義軍由於出了叛徒而遭到失敗。 李仙等起義 開寶六年(九七三年)正月，渠州等地農民上萬人以李仙為領袖，舉行起義。領袖稱「仙」，宋朝史書誣衊起義者為「妖」，可能是利用宗教作工具，相互聯絡。起義者攻入蓬州界，遭到宋軍的鎮壓而失敗。九八一年，綿州又有王禧等十人以所謂「妖法」(某種宗教)組織群眾起義，被宋朝發覺而遭到鎮壓。 王小波、李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 連年不斷地爆發的人民起義鬥爭，終於釀成為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 王小波原是永康軍青城縣的農民。這一帶，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榨很殘酷。青城的味江是著名的產茶區，茶農不種五穀，只是種茶為生，與耕田的農民一樣交稅。宋太宗時，實行「榷茶」法，由博買務強行收購。大批「採茶貨賣，以充衣食」的茶農因而失業。宋朝的官員由此大肆貪污勒索，地主商人從中投機取利。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淳化四年(九九三年)二月，遭受殘酷壓迫的旁戶，破產的農民，失業的茶農等約一百人，以王小波為首在青城發動起義。王小波對起義農民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王小波提出的這一目標，立即獲得廣泛的響應。前來參加起義的群眾越來越多。起義軍攻占青城，轉戰邛州、蜀州各縣，進而攻打眉州的彭山。彭山縣令齊元振，曾被宋朝賜璽書（璽音喜xí） 獎諭為「清白」。其實這個所謂「清官」是把大量貪污剝削來的財物寄存在別處，與民為仇，早為群眾所痛恨。王小波打到彭山後，搜出齊元振的大批金帛，散發給貧民，並立即把齊元振處死。張詠《悼蜀》詩說：「害物黷貨輩（黷音獨dú），皆為白刃爍（音朔shuò）。」想見那些「害物黷貨」的地主豪紳，同齊元振一樣受到應得的懲處。起義軍的行動，使人心大快，由此在廣大農民群眾中建立起更為崇高的威信，參加起義的人更多了。本來此時農民戰爭爆發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一地區又有著反抗鬥爭的傳統，在王小波均貧富的號召下，起義軍不斷勝利發展。攻下彭山，已是一支萬餘人的隊伍。 十二月，起義軍進攻江原縣。宋西川都巡檢使張玘（音啟qí）出戰。王小波在作戰中不幸額上中箭，仍帶箭奮戰，力斬張玘。起義軍在江原大勝。但此戰之後，王小波負傷過重，壯烈地犧牲了。王小波點燃了起義的烈火，開闢了戰鬥的道路。起義群眾在王小波妻弟李順領導下，繼續頑強戰鬥。農民起義的浪潮，更加洶湧澎湃地向前發展。 起義軍在江原獲勝後，更加強盛。在李順領導下，起義軍乘勝攻下蜀州，殺宋監軍。攻下邛州，殺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大敗宋乓，殺宋巡檢使。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進取永康軍，奪得雙流、新津、溫江、郫縣等地。兵鋒所向，直指成都。 隨著起義的勝利發展，起義軍逐步建立起嚴格的軍事紀律。沈括《夢溪筆談》記述李順軍「號令嚴明」，又說起義軍「所至一無所犯」，即毫不侵犯民間利益，和宋軍在蜀地的四處劫掠，形成鮮明的對比。李順繼續貫徹並進一步發展了王小波平均貧富的主張，有領導地沒收地主土豪的財富，分散給貧民。沈括記載說，李順軍召集「鄉里富人大姓」，叫他們出具家中所有的財產糧食，除生活需用之外，「一切調發（沒收）」，分給當地貧苦的農民。當時蜀地饑荒嚴重，起義軍的正義行動獲得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號令嚴明」也提高了作戰能力。淳化五年（九九四年）正月，李順軍進攻成都，不利，轉攻漢州、彭州。兩天之內接連攻下兩州，形成對成都的包圍。十天之後，起義軍攻下成都，宋知府郭載率殘部逃到梓州。農民軍入成都城，建號大蜀。李順稱大蜀王，立年號「應運」。大蜀設中書令、樞密使等職，各路起義軍分別設立統帥，號「大蜀雄軍」。李順隨即派遣各路軍四出攻打宋軍，劍關以南，巫峽以西，都為農民軍占領。農民軍發展到數十萬人，震動了整個宋朝。 宋朝兵權集中在朝廷，地方兵力薄弱。這就為農民起義的發展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是農民軍因地方官兵力弱，比較容易順利取勝，攻占州城；另一方面，宋朝因集中兵權，也得以隨時派出重兵，鎮壓起義。農民軍在起義獲勝後，又不得不面對著強大的敵軍。九九四年初，宋太宗派親信宦官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領京師禁軍入川，鎮壓起義。王繼恩軍發，太宗得知失成都，又加派重兵分別向峽路和劍門進軍。峽路軍在廣安軍和渠州、果州一帶，遭到農民軍阻擊，不得前進。劍門棧路是宋軍入川的要道，原來只有疲兵上百人駐守。李順分遣農民軍數千北攻劍門，企圖截斷宋朝進軍的通路。農民軍至劍門作戰，正值成都撤出的宋軍到劍門，農民軍寡不敵眾，敗回成都。宋軍占有棧路，得以長驅入川，農民軍在軍事上失利了。 宋軍重兵壓境，農民軍沒有專力設防，而在集中兵力攻打梓州。梓州宋軍已有防守的準備，據城頑抗。農民軍二十萬以雲梯、衝車攻城，不下。乘風縱火急攻，又不能下。圍城硬攻至八十餘日，不能取勝。農民的兵力被牽制在梓州。宋軍卻自劍門一路急速挺進。劍門一路，農民軍兵勢單弱。四月，王繼恩軍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農民軍五百人犧牲，宋軍過青強店，劍州被攻陷。五月，王繼恩軍攻綿州，綿州失陷，另派一支宋軍攻閬州。農民軍在老溪，依天險拒守，三千人犧牲。閬州失陷。宋軍別部攻巴州，農民軍五千戰敗，巴州失陷。王繼恩又分兵救梓州，農民軍敗退，損失極重。大蜀的成都處在敵軍的威脅之中。 成都從來是蜀中的要地，又是後蜀的都城。農民軍得成都，建大蜀，政治上處於極為有利的形勢。但從此不得不以十萬兵據守成都，軍事上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宋軍卻由守勢變成了攻勢。王繼恩軍得梓、綿兩州，集合兵力圍攻成都。李順率農民軍據城固守。宋太宗在三月間即下詔給王繼恩，說農民起義軍如再反抗，「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繼恩軍攻進成都，殘酷地鎮壓了起義者。農民軍三萬人英勇戰死。李順也壯烈犧牲了。大蜀的樞密使計詞、吳文賞和農民軍領袖衛進、李俊、徐師中、吳利涉、彭榮等人被捕，英勇就義。大蜀農民軍遭到了失敗。 但是，民間還長久流傳說：李順並沒有死。有的說他已到湖北，有的說他在嶺南。民間的這些傳說使宋朝廷極為驚恐。二十三年後（一○一七年），廣州知州聽說有個貧民飲酒說王小波事，便把他捕送京城，說是抓到了「真李順」。樞密院也向朝廷祝賀。御史審問，原來這是廣州民李延志，曾在成都當過宋兵。只好把他黥面配軍了事。四十年後（景祐中），又有人告發李順在廣州。巡檢使臣捕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又說是「真李順」，把他處死，向朝廷報功。此後若干年內，宋朝的大臣們上疏言事，還往往以「恐李順之事再起」來向皇帝提出警告。這些事例從不同的方面說明：李順農民軍的起義活動，長久地給宋王朝帶來了恐懼，也長久地受到人民的懷念。起義領袖雖死猶生，因為他代表了廣大農民不屈不撓的戰鬥意志。 李順犧牲，成都失陷，大蜀農民軍仍在繼續戰鬥。成都郭門十里之外，就還有農民軍的據點。成都以西、以東和以南，還有農民軍幾十萬人，形成三面包圍。農民軍在張余等領導下，再一次掀起了戰鬥的高潮。 宋軍集全力攻下成都，王繼恩以重兵留駐，又由攻勢轉成了守勢。大蜀農民軍領袖張余見宋朝孤軍無援，坐守成都，乘勢聚集農民軍各部，得數萬人。張余沒有去硬攻成都，而是向宋朝守衛空虛的南部和東川各州進取。張余軍一舉攻下嘉州，進兵東南，攻下戎州、瀘州，沿江而上，連續攻下渝州、涪州（涪音浮fú）、忠州、萬州，北向攻下開州。東川要地都為農民軍所占有，聲勢大振。農民軍列陣西津口，進攻夔州。這時，宋太宗正加派白繼贇等領兵自峽路經夔州入川鎮壓起義。五月，白軍與夔州宋軍兩面夾攻。張余軍出乎意料，損失嚴重。農民軍二萬人在作戰中犧牲，戰船千餘艘也被宋軍奪去。《續通鑑長編》記載，農民軍的屍骸在江上漂流，長江流水都被鮮血染紅。張余軍西走，攻破雲安軍。別部數千人攻打施州，不下。宋軍反攻雲安，農民軍向西部退走。 夔州以西，成都以東，包括梁山、廣安軍、渠州、果州、遂州、合州、普州、資州等大片地區的農民軍，在成都陷後，仍然繼續堅持戰鬥。白繼贇軍與原來自峽路進軍到此的宋軍，集中在這裡鎮壓起義。宋軍攻廣安軍，農民軍萬人力戰，五千人戰死。梁山、廣安的起義據點被消滅。六月，農民軍二萬餘人由張罕率領，在嘉陵江口抗擊宋軍，遭到失敗。宋軍攻陷合州。果、渠、普、資等州也相繼失陷。農民軍五萬人轉攻陵州，不下。張余率萬餘人到遂州。宋指揮使張璘（音林lín）殺統帥王文壽，率領所部響應起義。宋兵至，張璘部下殺死張璘，叛變降宋，宋軍用為嚮導，進攻張余軍。張余敗走，退守嘉州。 嘉州以北，成都以南和以東，農民軍一直在據守各要地，形成對成都的包圍。王繼恩入成都後，整天在城中宴飲，搶掠民間財物，白天也關閉城門，不敢出戰。宋太宗又派宦官衛紹欽持詔書去成都指揮軍事，督令王繼恩出兵。衛紹欽軍與農民軍戰於學射山南，攻陷雙流等寨。農民軍損失數萬人。宋軍攻安國鎮，農民軍領袖馬太保戰死。自夔州進軍的宋楊瓊部，攻陷農民軍占據的蜀州和邛州。永康軍、永昌、導江、雙流、溫江、郫縣等地的農民軍相繼遭到鎮壓。大蜀中書令吳蘊在七月間領兵攻眉州不下，仍在眉州一帶繼續戰鬥。十一月，宋軍來攻，吳蘊戰敗犧牲。張余軍在嘉州，成為無援的孤軍了。十二月，宋軍自眉州引兵攻嘉州，大蜀嘉州知州王文操背叛農民軍降宋。九九五年二月，張余被捕，壯烈犧牲。自成都失陷李順犧牲後，大蜀農民軍在張余、吳蘊等領導下，轉戰東西兩川，堅持鬥爭十個月之久。只是在宋朝一再派出重兵後，才遭到鎮壓而失敗。農民軍號稱大蜀雄軍，作戰中表現的頑強精神，確是極為雄壯而英勇！ 張余犧牲後，農民軍仍有一支隊伍隱蔽在山谷間，堅持抵抗。九九六年五月，在領袖王鸕鶿（音盧慈lúcí）領導下再次起義，攻打蜀、邛二州，被宋軍鎮壓。王鸕鶿部雖然沒有再能取得重大的進展，但代表了農民群眾不屈不撓、前仆後繼的堅強意志，是值得讚頌的。 自從九九三年初，王小波以「均貧富」號召起義，到張余在嘉州兵敗，前後兩年之間，西起蜀州，東至夔州，燃遍了起義的烈火。在宋朝建國後不久就爆發的這次規模宏大的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地主階級的黑暗統治，也為後來農民階級的鬥爭開闢了先路。趙宋－朝，全國各地規模大小不等的農民起義，連綿不斷地興起，推動著歷史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