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四十一章 經學

第一節漢代經學的歷史意義① 經學，是指儒家經典《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之學。因《樂》早已佚失，實際只有《五經》之學。 秦和漢，對經學的態度，在表面上好像很不一樣，本質上卻沒有什麼不同。秦始皇焚書坑儒，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這是以暴力的手段奪取思想文化上的最高統治權，為鞏固他的專制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漢推崇儒家，尊重經學，以利祿的手段爭取思想文化的最高統治權，目的也是為鞏固專制主義封建政權服務。汲黯對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元帝為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沉下了臉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②漢武帝時，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①以上這些記載，表明漢代經學不是要實行儒家的主張，而是作為思想文化的最高形式來進行思想統治。漢代的這種辦法比秦始皇的手段要高明，在統治效果上是起了歷史性的作用的，但對於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否也起到什麼作用，就須另論了。 ①參看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九章。 ②《漢書·元帝紀》。 ①《漢書·循吏傳》。 第二節秦及漢初經學的流傳經學的傳人 在秦始皇下禁書令後，《易》以卜筮之書得不禁，《詩》為民間諷誦者多，也禁不了。實際上，《易》、《詩》和《書》、《禮》、《春秋》都各有傳人，而且多逐漸形成一經多家的傳授。禁書令曾為經學的流傳製造了嚴重的困難，但並不能完全阻塞經學的流傳。 相傳，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子木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這都是漢興以前的事。漢興，田何系六國齊田之族，徙杜陵，因號杜田生。漢初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三傳而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後皆立於學官。 《書》在漢初有伏生口傳本，有孔子壁藏本。漢興，文帝欲立《尚書》於學官。聞濟南伏生傳之。伏生曾為秦博士。文帝想召他到京，但伏生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文帝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業。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伏生又傳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生傳同郡兒寬。此後，傳授不絕，立於學官。壁藏孔氏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多伏生二十五篇，孔安國為之傳。此本，東漢季年不傳。 《詩》，相傳子夏所傳。或稱子夏傳曾參，再傳魏人李克，李克三傳趙人孫卿子。漢興，《詩》有魯、齊、韓，毛四家之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號「韓詩」。魯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以授河南人小毛公。相傳「毛詩」亦源自子夏，子夏四傳而至大毛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文帝、景帝之際，魯、齊、韓三家均立於學官。毛詩在平帝時始得立於學官，而傳播較三家為久遠。 禮，依《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部」所著錄，有：「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周官經》六篇」。此即後人所謂「三禮」，包括《儀禮》、《禮記》和《周禮》。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士禮》即《儀禮》。高堂生以後傳《士禮》者，在宣帝時有後倉，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記》，「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戴德、戴勝以其繁，分別刪選為二書，稱《大戴禮記》、《小戴禮記》。《周官經》，景帝時河間獻王所獻，出世較晚，王莽時始一度立於學官。 《春秋》，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相傳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穀梁》俱立於學官。這所說三傳傳授情況，不一一皆實。然三傳越過秦火之災，傳授不絕，則確然可信。 諸侯王的經學活動②參看吳承任：《經典釋文·序錄·講毓》。 當經學傳人不斷地出現並日趨眾多的時候，諸侯王中也有人對經學活動深感興趣而有助於經學的發展。這可以楚元王劉交和河間獻王劉德為代表。《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曾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漢書·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漢初經學的發展形勢在向朝廷提出決策的要求。是任其自然地發展下去呢，還是掌握起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問題。朝廷最初不理解。後來理解了，便採取了措施，把經學掌握了起來。 第三節五經博士和經今古文之爭 五經博士 五經博士的設置，是漢朝廷掌握經學的重要標誌。在這以後，經學獨占了官學。 劉邦是一個不喜歡儒生、不喜歡經學的開國皇帝。陸賈不斷地向劉邦稱道《詩》、《書》。劉邦罵他說：老子在馬上得天下，要《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在馬上得天下，還可以在馬上治理它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取滅亡。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劉邦聽了，面有慚色。他要陸賈把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敗原因寫出來。陸賈每上奏一篇，劉邦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①。這時，大概還沒有設置經學方面的博士，而陸賈所論，引申經義，①以下夫於漢代博士的考證，據王國維《觀堂集林·漢魏博士考》。 ①《史記·陸賈列傳》。 聯繫實際，已是經學博士所職掌。 文帝、景帝時，見於記載者，有一經博士。如張生，如晁錯，乃《書》博士；如申生，如轅固，如韓嬰，都是《詩》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這樣設置的博士，雖都屬於經學博士，還不能說是經學博士的定製。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推陳之士，帝親策問。董仲舒對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理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多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的主張，得到武帝的採納。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除個別情況外，儒家經學以外的百家之學失去了官學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經博士成為獨占官學的權威。 五經博士的開始設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東漢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嚴、顏氏。由此至東漢之末，博士人數無所增損。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時為五十人。昭帝時，增弟子滿百人。宣帝時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漢末，太學大盛，諸生至三萬餘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於太學。師生傳授之際，要遵守一定的師生關係，不能混亂。這叫作守師法和守家法。先有師法，然後有家法。師法，指一家之學創始人的說經。家法，是指一家之學繼承人的說經。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學，立為博士，他的說經即為師法。再傳下去，其弟子更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別，如「顏氏公羊」、「嚴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師法、家法，非但不能任為博士，即使已任為博士，一旦發現，也要被趕出太學。如西漢孟喜從田王孫學《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①。 博士秩卑而職尊。於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議政，往往是擔當國家大事。 石渠閣議奏，白虎觀議奏因五經博士的設置，經學與利祿之途就密切地聯繫起來。《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至子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 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①《漢書·儒林傳》。 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征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征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這可見，一家之學是否興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孫弘為丞相，《公羊》之學興。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受重用，《穀梁》之學興。 宣帝詔《五經》名儒評議《公羊》、《穀梁》同異，連類而及《五經》同異，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要的盛會，是著名的石渠閣議奏。在這次議會中最突出的活動，是宣帝以皇帝的名義，親自裁定經書的是非同異。這一活動抬高了會議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長、大宗師的身份出現，突出了皇帝作為文化最高統治者的形象。這事發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揚儒學的。明帝在即位之初，親臨辟雍，「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①。章帝於建初四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章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②。白虎觀議奏的規模和經歷的時間，都要超過石渠閣議奏。《漢書·藝文志》於「書類」著錄：「議奏四十二篇」，註：「宣帝時石渠論」。於「禮類」著錄：「議奏三十八篇」，註：「石渠」。於「春秋類」著錄：「議奏三十九篇」，註：「石渠論」。這些議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觀所論，《後漢書·章帝紀》稱作「白虎議奏」，《儒林傳》稱作「通義」，書今存，一般稱作《白虎通》。 經今古文之爭由於五經博士設置後，立於學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經，而古文不得立，於是乃有經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是用漢代流行的隸字書寫的。古文經是用先秦六國時流行的字體書寫的。今古文經，不只是字體書寫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內容、篇章多寡以及學風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經學領域裡，董仲舒是很有影響的大師。他的大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發展中的政治形勢；他的陰陽五行災異的說法，為漢家的皇權塗上了神秘的靈光；他的春秋公羊學很受重視。但今文經學在前進的路程上顯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煩瑣說經，一經說到百餘萬字，少也有數十萬字，令人生厭。一是宣揚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術和以孔子名義捏造讖緯。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經學已有的地位而滋長其內部陳腐的因素。漢哀帝時，劉歆揭露今文學派的儒生說：「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①《後漢書·儒林傳》。 ②《後漢書·儒林傳》。 ③參看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第二冊第三章第十節，「經學」。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①這指出了今文學派於煩瑣說經的同時，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經，抱殘守缺、目光短淺，死抱著師法，拒絕進步。這實際上是反映今文學派的衰落，但他們仍堅持學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經學讓步。 漢景帝時大會白虎觀，這正是總結今文經學的良好機會。但今文學派的博士和儒生沒有人能把這個任務承擔起來。承擔這個任務的反而是古文學者班固，是他寫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經學系統地作了總結。也還是在章帝時，他讓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不受學官，然皆擢高第和封爵，給事廷署。這對於古文學者，雖還不能立於學官，但承認了其在政治上學術上的合法地位。以上這兩件事表明古文經學的勢力在相對地增長，而今文經學在相應地削弱。 東漢出現了不少的經學大師，先有鄭興、鄭眾、賈逵，後有馬融、鄭玄②。他們都是在古文經學上有成就，而且不為古文經學所限。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讖，不為朝廷所重。 鄭眾，字仲師，是鄭興的兒子，官大司農。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年七十二。鄭興、鄭眾、賈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學見稱。鄭興為左氏撰條例、章句、訓詁。鄭眾亦為左氏作注。鄭興和鄭眾又各著《周官解詁》。賈逵，他的父親賈徽是一個博學的人，曾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賈逵悉傳父業，深明《左氏傳》，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復奉命論次《左傳》與二傳同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齊、魯、韓詩與《毛詩》同異，又作《周官解故》。賈逵的經學，已遠較前人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觀其大體。今古之爭，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轉變，而經學的舊樊籬已有顯著的突破了。《後漢書》本傳說：「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又說：「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這可見鄭賈之學影響之大。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稱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高徒，後列女樂。」所注書多種，有《易》、《尚書》、《詩》、《三禮》、《詩經》、《孝經》、《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不惟不為古今文所限，且不為《五經》所限。融嘗欲訓《左氏春秋》，見到了賈逵、鄭眾注後，乃說：「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著了《三傳異同說》。《三傳異同說》，顯然是貫穿古今經學的著作。「既精既博」，則可說是馬融學風上的特點。精則不煩瑣，博則不墨守，這都是與今文經學流行的學風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標榜。馬融的成就，已跨過經今古文之爭了。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師，學《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學《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①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見《昭明文選》卷四十三。 ②鄭興、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均參見《後漢書》各本傳。 詩》、《古文尚書》。因涿郡盧植的介紹，師事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融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在一次與計算有關的活動中，鄭玄以善於計算，有較多接觸馬融的機會，得以質疑問難。玄辭歸時，融喟然謂門人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在外遊學十餘年。歸家之日，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鄭玄不樂仕進。對於朝廷和地方權力的征石，他總是避而不就，有時甚至於偷偷地跑掉。但當他偶然處在官宦聚集場合的時候，他還是以他的學識使人們敬服。所注書，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有《天文七政論》、《魯禮■祫義》、《六藝論》、《毛詩講》、《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玄卒於元城，年七十四。 跟鄭玄同時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解詁》，十七年不窺門。他認為《公羊》義法必須堅持，《左氏》已病入膏育，《穀梁》已廢不能興，因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以申其說。鄭玄站在何休的對立面，著《發墨守》《針膏育》、《起廢疾》，以駁休說。玄休之爭已不是簡單的今古經學之爭。鄭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經學，何休所反對者亦有今文經學。實際上，今古文經學之爭已近尾聲。到了魏晉以後，玄學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見到了鄭玄所著之書，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頗有自居下風之慨。①①何休事跡見《後漢書·儒林列傳下·何休傳》，又《鄭玄傳》。 第四節經學對其他學術思想上的影響 兩漢經學，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歷史問題。上文我們已經說到漢朝廷以經學作為思想統治的工具。這種統治，可以說已有一定的成效。此外，兩漢經學還有其他的學術影響，其中最顯著者，一是大一統思想的形成，又一是小學方面的成就。 大一統思想的形成中國境內某種程度的一統，遠在宗周時期已經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統一意識也很早就有了。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這種統一越來越殘破，同時也越來越接近新的一統。孔子、墨子、孟子都有這種新的一統意識，不過有的是用歷史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有的是用宗教的語言形式來表述。梁襄王曾經問孟子說，「天下烏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孰能一之？」孟子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把「一」作為一個歷史階段提出來，是對新的一統，說得比較明白的。 「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的提法是很鮮明的。公羊學家有更明白的闡述。《公羊傳》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文王也。易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何休在傳文「大一統也」下注云：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何休所說，「自公侯至於庶人」，是政權上的大一統；「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是所有權上的大一統。把這些說成是「政教之始」，是政權、所有權和道德規範上的大一統。這種三合一的大一統，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特點，對於後來歷史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它改變了割據局面，成為加強地區間和民族間的聯繫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為封建專制主義發展的重要條件。就當時的具體情況來看，大一統是有利於歷史進步的。如從漢儒的眼光去看，大一統的「大」有它極高的境界。《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教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又說：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日配天這是把「大」神化了。漢儒不只把皇家的政權神化了，而且把它的道德規範也神化了。 小學上的成就在兩漢經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經書的註解，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字方面的解釋。這些解釋，在開始的時候總不能離開經文。後來有了發展，可以離開經文而就文字本身的規律加以表述，有時還匯集成書，這就是所謂小學。在《漢書·藝文志》里，小學作為一個獨立的門類，列於「六藝略」之中，而又是置於「六藝略」之末，這也略可說明經學和小學的關係。在漢代學者中，有些人既是古文經學家，又是小學家。張敞，修《春秋左氏傳》，又通《蒼頡篇》，能讀宗周銘文。桑欽傳《古文尚書》，又有說小學之書，《說文解字》載其字說。杜林，傳《古文尚書》，史稱其博學多聞，尤長於小學，著有《蒼頡訓纂》一篇，《蒼頡故》一篇。衛宏，傳《古文尚書》、《毛詩》，作《毛詩序》，《唐書·藝文志》有衛宏《詔定古文字書》一卷，《汗簡》引有衛宏《字說》。徐巡，傳《古文尚書》，《說文解字》引有徐巡說二條。賈逵是經學大師，是許慎之師，《說文解字》引其字說十七條①。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是個有成就的經學家，又是有更大成就的小學家。他博學經籍，為馬融所推敬。當世人稱道說：《五經》無雙許叔重。他認為《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五經異義》。又認為：「文字者，經義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他撰《說文解字》十四篇，於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寫成，其中收入古文、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二字，解說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分為五百四十部，分別說明文字的結構、意義，辨別偽訛。這是兩千年來小學書中的權威著作。書序中，論述文字發展的過程和文字結構的原則，也是小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①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