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三十七章 仲長統王符崔寔

仲長統、王符、崔寔是東漢末年的政治家。 第一節仲長統 生平與著述 仲長統（180—220），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西南）人。 仲長統自幼勤奮好學。他博覽群書，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在青、徐、並、冀（今山東、淮北、山西、河北）等地遊歷訪學，擴展了自己的學識。凡是與他交往的人都很佩服他。當時的并州刺史高於是袁紹的外甥，向來貴顯有名，門下網羅了不少游士。仲長統去拜訪他，很受敬重。高幹以當世事務向他請教，他指出了高幹的毛病在於「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提醒他應深以為戒。高幹十分自負，聽不進仲長統的逆耳之言。仲長統見言不見從，就辭別而去。不久，高幹舉兵叛亂，滅族。仲長統不拘小節，一些人目他為「狂生」。他有政治見解，卻不願做官。每當地方官想推舉他出仕，他總是以病為由加以拒絕。他的才智得到尚書令荀彧的賞識，被推薦任尚書郎。後來，一度做過丞相曹操的軍事幕僚。漢獻②謝承《後漢志》卷五。 ①本節主要取材於《後漢書·仲長統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帝被逼退位之年，他與世長辭，年四十一歲。 仲長統著《昌言》一書，三十四篇，大概在宋代開始散佚，現存者，均已收入嚴可均《全漢文》中。 天人關係論仲長統在天人感應學說居於正宗統治地位的時代，明確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觀點，表現出他哲學思想的唯物主義傾向和歷史進步性。 仲長統認為人們的行為與措施是關乎社會治亂的主要因素，災異祥瑞的所謂天道則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他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這個觀點。如果人事修正，自然會天下大治：「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如果人事悖亂，對於上蒼再頂禮膜拜也無法避免敗亡的下場：「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為善惡，以喜怒為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於廟門之中，犧牲群於麗碑之間，馮相坐檯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於敗亡也。」由此他得出結論：「人事為本，天道為末，不其然歟？」 既然天道居末，對它不學、不知、不信是理智的、正確的態度，沉迷其中則是下愚之人所為。他用漢代的史實說明，劉邦、劉秀以及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霍光、丙吉、魏相等二主數子之所以威震四海，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他不便明言的昏主庸臣敗國亡家的現實則告訴人們：「故知天道而無人略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復國亡家之臣也。」仲長統明確劃開具有神學意味的天道與人事的界限，強調人事、人略的重要，把「知天道」、「信天道」作為下愚不齒之民、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才從事的低級迷信活動，表現出對天人感應神學目的論的否定態度，在當時具有鮮明的戰鬥性和積極的意義。 仲長統認為應該遵從的「天之道」是星辰運行、四時代序等自然界變化的法則，而不是吉祥災異的神學虛構。他說：「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吉凶之祥，又何取焉？」他以農業為例，說明順應自然的重要：「天為之時，而我不農，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而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強調自然的變化有一定規律，人們根據其變化規律決定自己的行為，就會得到成功。仲長統還對當時流行的巫祝、祈禳、丹書、厭勝、時日、風水等神學迷信活動做了揭露批判。他指出要想壽孝吉祥，就要從講究衛生、醫治疾病和修正行為等方面努力來求得。舍此而求諸鬼神迷信，是通人所深疾的迷、誤、惑的行為。他說：「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掘地九仞以取水，鑿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構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於不祥之物，取信誠於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德致之於我，不亦惑乎！」①這個批判是很深刻的。 歷史治亂說仲長統對歷史變化趨勢做了比較精闢的分析。他闡述社會的治亂遵循著一個由盛而衰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有由人事而決定的演進程序，與天命、歷數是沒有關係的。他把這個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武力兼併天下，建立統治秩序。他說：「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競起焉。」 第二階段：人心思安，社會穩定。他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 百姓「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處於秩序初建的穩定階段，即使是無德、無能的昏庸君主也可作威作福而不至於有傾覆的危險。 第三階段：運徙勢去，天下大亂。「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統治者驕奢淫逸，罪惡多端，使生靈塗炭，禍亂並起，自身的威權也就隨之喪失。 歷史的治亂過程從爭奪權勢開始，經繼體之君憑藉威權進行統治，到濫用權勢導致敗亡，這樣循環往復進行。這個趨勢是由人們行為決定的，一旦形成，又非人力所能挽回。「存亡以之疊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這就是他的結論。把君主專製作為社會動亂的根源，是他歷史眼光敏銳之處。指出「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的客觀趨勢，顯示出他歷史思考的深度。用人文主義的歷史治亂說同三統循環的神意史觀相對抗，更表現出他歷史觀的珍貴价值。但滿目瘡痍的動亂現實、地主階級的立場和時代的局限，限制了他的眼界。把歷史治亂看作周而復始的過程，落入了歷史循環論的窠臼。「亂世長而化世短」的基本估計和「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的歷史結論，雖然具有揭露封建統治反動本質的思想意義，卻是違背歷史規律的主觀臆斷。他對社會似乎已完全絕望，「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他感到世事茫茫，苦海無邊，看不到社會的出路在哪裡，看不到歷史發展的光明前景。這種悲觀主義的歷史懷疑論是消極無益的。 政治批判思想仲長統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既有超世脫俗、寄情山水的精神追求，又時時為經濟殘破、戰亂不息、民眾流離的悲慘世界而感憤嘆息；他既有社會危亂、無法救活的悲嘆，又不放棄對匡世濟民良策的尋求。 仲長統對東漢黑暗的社會現實作了深刻觀察，揭示了造成國家衰敗、社會殘破的原因。他的批判筆觸首先指向以帝王為中心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奢淫無度。他指斥帝王，「今為宮室者，崇台數十層，長階十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大旗，珠玉翡翠以為飾，連幃為城，搆帳為宮，起台榭則高數十百尺，①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八九。 壁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①對於惡性發展的豪強大地主勢力，他進行了抨擊：「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他們運用詐力聚斂財富，作威作福，不要說廣大勞動人民被他們敲骨吸髓，在死亡線上掙扎，就是「清潔之士」也「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社會分配的不公，導致階級矛盾的激化，這抓住了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 他認為東漢政權的頹靡不振與外戚、宦官勢力的膨脹是分不開的。他闡述外戚專權的危害：「漢興以來，皆引母黨為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亂者甚眾。」又說：「東漢桓、靈之世，宦官跋扈，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耶？」 他認為豪強勢力膨脹的根本原因是「分田無限使之然也」，土地私有，自由兼併，造成了經濟秩序的混亂。改變的辦法就是實行「井田」法。土地公有，使民財均勻，是走向太平治世的根本措施。如果一時不能恢復井田制，也要採取變通措施，「限夫田以斷併兼」。即使是「土廣民稀，中地未墾，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絕不能任人自取。 為了防止外戚、宦官擅權，他主張逐層選拔人才，充實到各級政府和政府的各個部門，「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以為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於外戚之家，權不入於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①他還主張選任稱職的丞相總領朝政，或給三公以重權，削奪外戚、宦官權力。這在當時是很切實的救弊措施。 仲長統十分重視德教與刑罰的關係問題，闡述：「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②在以德教為主的思想指導下，他提出了十六條政務原則：「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併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核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絕煩暴。」他認為，以此十六條作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堅持下去，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另外，仲長統的人生觀是迷惘、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張以儒家學說指導為人處世。在事親、敬君、交友方面，都要盡心誠意，既要孜孜不倦，內省諸已，又要對尊長、朋友負責，勇於糾正他人的過失。他輕視天下士人的「三俗」、「三可賤」、「三奸」，說：「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天下學士有三奸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③要求士人達到儒家標準。 ①《全後漢文》卷八九。 ①《全後漢文》卷八九。 ②《全後漢文》卷八九。 ③《全後漢文》卷八九。 另方面，殘酷的社會現實使他的人生信念發生了動搖。理想的破滅導致了虛無主義的態度。他聲稱要：「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他甚至要消極避世，在老莊哲學中求得解脫。在《樂志論》中，他抒發了放浪形骸：「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尋求自身超越的心緒。在他身上折射出兩漢儒學向魏晉玄學的過渡。他本人也成為魏晉名士的先驅。 第二節王符 隱居著書 王符，東漢安定臨涇（今甘肅鎮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詳，主要生活於二世紀前中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學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沒有外家，故被鄉人賤視。自東漢中期以來，社會矛盾日益嚴重，士人大多到處求官謀職，當權者更相薦引，而王符獨耿介不同於俗，因此不得升進。思想上積憤，乃隱居著書三十六篇（分十卷），不願顯露其名，而稱《潛夫論》。 《潛夫論》是一部政論與社會史論著作。王符面對東漢衰世重重的社會矛盾，懷抱強烈的憂患意識，憂國憂民。他尖銳地指出，東漢政治腐敗，經濟凋弊，民生苦難，風氣不正。他說，仁人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憂君之危亡，哀民之亂離」。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愛民「猶子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豈能墨（讀『默』）乎哉！」他大聲疾呼：「一國盡亂，無有安身。」「有親者，憂將深。」他認為，東漢社會的政治、邊事、風習、教育等都必須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論富民王符於《潛夫論·務本》篇中，明確地提出「為國者，以富民為本」的觀點。 民本思想，在儒家學說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論語》、《管子》、《史記》、《漢書》里有明確的闡說，故這不是王符所獨創；但王符「以富民為本」的思想，卻有其獨到之處。《務本》篇開宗明義：「凡為治之本，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這顯然是繼承了先秦以來的富民思想。 為何要以富民為本？王符於《本政》篇說：「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於《遏利》篇說：「帝以天為治，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這裡談了個天人關係的理論問題。漢代學者好談天人關係，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際，各說不一，這裡且不細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顯然是以人為主，人則以民為主，政則以富民為本，只有民心安樂，才順天心，才萬事大吉；否則相反。這是對「民貴君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如何富民？王符於《務本》篇指出：「凡為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百工者，以致用為本，以巧飾為末；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本末之說，早已有之。先秦秦漢間，所言重本輕末，一般說來，就是重農抑商。這個思想，形成了傳統，影響後世幾達二千年。其實，重農抑商僅僅是為保持自然經濟，使農民附著於土地，以利於穩固封建統治，而對進一步發展商品生產的社會經濟是不利的。司馬遷早已覺察到這一點，雖①本節主要依據於《後漢書·王符傳》及《潛夫論》。凡引上傳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潛夫論》文字，只夾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說，但他在《史記·貨殖列傳》所論，是重農而不抑商。這是獨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說，也是卓異不凡的。他不承襲重農抑商的觀點，而把農、工、商都視為治生之正道，強調以農桑、致用、通貨為本，以游業、巧飾、鬻奇為末；並斷言守本離末則民富，否則相反。這比司馬遷的思想又前進了一步。他觀察世事，覺得「治本者少，浮食者眾」（《浮侈》），以巧飾取寵，以鬻奇致富，這樣豈不導致民生凋敝，社會衰亂，故才產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須使民安心勤事生產。但在社會動亂、勞役繁重、刑罰擾民的情況下，百姓難以正常從事生產，則富民就難以指望。因此，王符認為：「民為國基，谷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百姓，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他寫了《愛日》篇專論愛惜民時的問題。他說：「國之所以為國，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說，「日力」（即從事生產的時間）是百姓從事生產的基本要素；沒有「日力」，就不可能從事生產，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國。他接著說：「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閒而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生產；政治混亂而擾民，百姓困擾就不可能安心致力於生產。他認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國之基」。故為政者當務省役「為民愛日」。就是要「敬授民時」，不可「煩民」。他指出，「今則不然，萬官撓民」，百姓困擾而「廢農桑」。故他在《愛日》篇末大聲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見《愛日》） 論求賢王符於《潛夫論·實貢》篇提出：「國以賢興，以諂衰。」就是說，國家的興衰，在於所用的人之賢或奸。 東漢選士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視寒士；或譽不以實，營私舞弊；仕途要津，多信用外戚、宦官，而排擠正直賢能之人。官場往往魚目混珠，清濁混流，甚至奸佞得勢，賢能貶黜或禁錮。王符對此甚為不滿，曾指出：「非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王之朝爾！」（《實貢》） 王符覺得當時選士，「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考績》）的情況相當嚴重。原因何在？他認為有幾種毛病存在：或有「以族舉德」（《考績》），即以世族門第取人。對此，他是反對的，曾指出：「人之善惡，不必世族。」（《論榮》）意思是，人的善惡不是由家庭出身所決定。對於「虛造空美」、「虛張高譽」（《實貢》），他也表示反對，主張按「質干」、「材行」取士。對於「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考績》），他更是反對。同時，他還尖銳地指出一些官吏「終無進賢嫉惡」（同上）之語，任憑歪風邪氣盛行，只圖個人尸位素餐。他主張各級官吏都應重視選任賢能的問題，只要切實做到「重選舉」、「審名實」、「取賞罰」，就可以「獲多士」（同上），使得賢才濟濟。 王符對於外戚、宦官竊權欺侮賢能之士，特彆氣憤。他說：「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本政》）他還指出，貴寵之臣往往「援私人進奸黨」（同上），即結黨為奸。這些人，排擠忠賢，「讒妒群吠齧賢」，使得忠直賢能之士多災多難，「循善則見妒，行賢則見嫉」（《賢難》）。對此，王符深為慨嘆，「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噬賢之狗，而外招賢，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潛嘆》）君主表面招賢，實際養狗咬賢，賢人怎能受到重用呢！ 如何招賢？王符想的，首先還是「禮賢下士」的老辦法。他要求君主「以謙下士」（《本政》）。不能「慢賤信貴」，而當「敬納卑賤以誘賢」，「賞鄙以招賢」（《明暗》）。判定賢鄙，不按出身貴賤、官位高低；而視品質材行，以「恕」、「平」、「恭」、「守」（《交際》）四者為標準，去衡量，即認為品行端方、敬賢尊長、守信仗義、表里一致的人，才是真正的賢者，才可選用。 王符還認為，賢與不賢，不是以主觀斷言，而是「毀譽必參於效驗」（《交際》），即要以考績來檢驗。所寫《考績》篇，專論這個問題。他說：「知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按考功之虛實，就可鑑別官吏之賢奸，還可以促進政治。考核官吏，要求「各居其職，以責其效」，即從實際出發，觀察名實是否相符。 論邊事王符生於西北地區，身遭羌亂，故對東漢皇朝事羌問題特別注意，多有論述。 羌亂是東漢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危害不淺，影響很大；東漢皇朝處理羌亂多有不妥，有些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王符於東漢安帝初年羌亂發生不久，就於永和和元初幾年間寫下了《勸將》、《救邊》、《邊議》、《實邊》等篇文字，對羌亂和事羌問題發表議論。他指出了羌亂的嚴重性：「羌虜背叛，始自涼、並，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跡，周回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夜不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救邊》） 執政者對如此嚴重問題，不僅貪生怕死，缺乏良策，而且趁火打劫，發民難之財。守邊的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便身利己」。州郡的官吏，趁機生事，「搜索剽奪」，使得百姓苦痛遭殃，「甚於逢虜」（《實邊》）。朝廷的權臣，不明邊事，「陶陶閒澹，臥委天職」（《救邊》），當官享祿而抱觀望態度。甚至有人提出「不當動兵」、「邊不可守」之議，主張邊民內遷，棄地苟安。 王符對此深感不安，主張積極事邊。他批駁了「捐棄涼州，卻保三輔」 （《救邊》），「不當救助，且待天時」，「費煩不可」（《邊議》）等謬論，強調事邊的重要性，認為「無邊亡國」（《救邊》），一定要及時救邊，不能算小賬而不顧大計。「今但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未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之難動，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邊議》）他認為，邊民懷本土，民心思安寧，存在安邊的有利條件，故謂「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救邊》）。 對於民難國危，王符主張積極實邊的政策。他認為，土地乃「民之本」，「不可久荒以開敵心」（《實邊》），有了土地，「百姓可富」（《勸將》），「土地、人民必相稱」（同上）。故強調邊地不可棄，要讓百姓在邊地從事生產，才可望安寧。同時，他還主張，對於「耕邊入谷」的人，應當拜爵賜祿，以獎勵實邊有貢獻者，還說這是「均苦樂，平徭役，充邊境，安中國之要術」《實邊》）。 不迷信東漢時期，神學讖緯迷信盛行，但同時，無神論思想，也有很大發展，王符繼承和發展了後者。 王符是個元氣一元論者。他說，元氣歷久，「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本訓》）。天地間萬物萬象，包括「鬼神人民」、「變異吉凶」，「何非氣然」？這可謂唯物主義的自然觀，而非「天人感應」論的貨色。 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王符說，「天道日施，地道日化，人道日為。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馭馳馬、蓬車擢舟船矣。雖為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本訓》）這強調的是人的能動性，事在人為。而且強調人生的貴賤貧富，不取決於天地鬼神，「天地所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貪富」（《相列》），一切都在人為。 對於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災祥獎懲之說，王符是不輕信的。他認為，宇宙間萬象變化，「莫不氣之所為」（《本訓》），並不是什麼祥瑞符志和災異譴告。 王符對於卜筮、占夢、相術，也持不輕信或反對的態度。他警告人們不要惑於卜筮，不要「為巫所欺誤」，並說：「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卜列》）他勸告人們不要相信迷迷糊糊的夢境，「不專信以斷事」（《夢列》）。對於相術，他說，「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至。」（《相列》）意思是說，相術可以根據某種跡象推測一定的後果，但決不能據以達到肯定性的目的。王符認為，「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敘錄》）就是說，人的吉凶禍福，是由人的客觀條件和主觀行為所決定的。 王符既不迷信鬼神，也就對厚葬崇喪不感興趣，甚至批判「生不極養，死乃崇喪」的壞風氣。他指出，一些富貴豪家大辦喪事，「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攏，傷害吏民」（《浮侈》）。他認為這種浮侈的風氣，於國於民都極為不利。 論正學王符非常重視「正學」（即教育）問題。強調以「正學」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 在《務本》篇里，王符把正學與富民作為治道的兩大問題。他說：「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偽，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顯然，他是把正學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認為只有重視和辦好教育，民眾才能走正道，國家才興旺發達。 於此，我們還悟到，王符為什麼把《贊學》篇置於《潛夫論》首位的用心。《贊學》篇開宗明義：「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後，..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就是說，人在天地間之所以可貴，就在於有道德知識，而智義的獲得和修養，就在於求學問、受教育；人不是生而知之者，要靠學習才能增長知識和才幹；我國有重視教育的傳統，一些先聖先哲都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就師求學才智博德碩的，故強調所有的人都要求學受教。 關於教學的內容，王符強調的是《六經》。他說：「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贊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 王符認為，人只要從師就學，就一定「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就能有「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他還斷言：「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以上均見《贊學》） 王符的政論與社會史論的內容較為豐富，這裡僅略述數端，其它從略。 他的思想，自然有歷史局限性，或近乎淺；但論旨明，進步性和歷史意義是很顯然的。 第三節崔寔 做官為民 崔寔（？—約170），字子真，又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少時沉靜，喜好典籍。出身官宦世家，有學術傳統修養。 其祖父崔寔，是東漢著名的學者，為人正直，曾規諫竇憲「擅權驕恣」。其父崔瑗銳志好學，能傳其父業，善於文辭，有名於世。他為汲縣令時，「為人開稻田數百頃」，「百姓歌之」。臨終，囑咐兒子崔寔：「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臧（藏）形骸，勿歸鄉里。其寔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①可見他頗有唯物主義思想和精神。其父去世，崔寔遵照父親遺囑，留葬洛陽，隱居於墓側。服喪畢，三公並辟，皆不就。 桓帝初年，崔寔由郡推舉，征詣公車，因病未對策，除為郎。經羊傅、何豹的推薦，崔寔拜為議郎，遷大將軍梁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任史職，著作東觀。 後出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地處西北，天氣寒冷，土地宜植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到任後，撥出一些錢，支持和教導百姓種麻、紡績，使民有衣可穿，「得以免寒苦」。其母劉氏博覽書傳，頗有淑德，對崔寔「常訓以臨民之政」。崔寔有政績，與其母的教訓有關。這時西北地區發生民族糾紛和矛盾，崔寔練兵馬，嚴烽候，積極防禦，遂得以安定。 後崔寔因病徵召還京，拜為議郎，又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冀因罪被誅，崔寔因是其故吏而被免了官，禁錮了幾年。 這時鮮卑多次犯邊，崔寔經司空黃瓊推薦，出任遼東太守。適值其母病故，請求歸葬行喪。服喪後，召拜尚書。他因世道混亂，稱疾不辦事，數月免歸。所撰《政論》，據「仆前為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犁」云云，可以推斷大約寫於為遼東太守及其後一段時期，但也不排除此前寫有部分文字的可能。 崔寔一生清素。其父去世時，變賣田宅，為起墳墓，立碑頌，因此「資產竭盡」，「窮困」，乃以釀酒販賣為業。時人多以此譏笑之。但崔寔為此職業，只是為了生活需要，「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做官後，「愈貧薄」。病死時，「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殮）」，受人資助才得以辦完喪事。崔寔於建寧年間病卒。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另有《四民月令》留存部分內容。 論政尚法崔寔的《政論》，全書已佚，一部分文字節存於《後漢書·崔寔傳》及《群書治要》等，清人嚴可均收輯殘文斷片於《全後漢文》。 他身經亂世，置身政局，對於世道官風頗有體會和認識。他指出當時有①本節主要依據於《後漢書·崔寔傳》及《政論》。 ①均見《後漢書·崔駰崔瑗傳》。 「三患」：一是奢侈。手工業者製造奢侈品，商賈販賣之，民眾被誘而買之，於是奢侈成風。二是上下匱乏。奢侈風氣所及，民多賤視正業而奔競淫侈，誤了糧食生產，奸盜增多，倉廩空而囹圄實，「上下俱匱，無以相濟」。三是犯法者眾多。富豪者養生送死，大講排場，極事鋪張，「在位者則犯王法以聚斂，愚民則冒罪戮以為健」。 「三患」何以嚴重？崔寔認為，主要的問題，首光是君主昏暗不明。他說：「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寔不自睹。」昏君表現不一，「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然結果是一樣，「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難免發生患難和危亂。 其次是官風不正。崔寔對此有些揭露。他指出：「今官之接民，甚多違理。」徵用民眾勞力，「更不與直（值）」，即不給適當的報酬。百姓上訴，「終不見省」，即不予理睬。或過幾年才給一點欠款，也是大打了折扣；或是給一些陳舊廢棄之物，百姓得到也不好使用。「是以百姓創艾，咸以官為忌諱，遁逃鼠竄，莫肯應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勢，心苟不樂，則器械行沽，虛費財用，不周於事。」意思是，百姓見官懼怕而逃走，如果被捕強迫勞動，也不為其好好幹活，造物讓其享用。官吏「上為下效」，敗壞風氣，「俗易於欺，獄訟繁多，民好殘偽」。這樣，有害無利，都是由於官吏「不明為國之體，苟割脛以肥頭，不知脛弱，亦將顛仆也。」這就是「聚斂之臣」、「貪人敗類」所造成的惡果。他又指出：「貪饕之吏，競約其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饕被弓弩，米粥雜漆，燒鎧鐵淬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人，刀牟（矛）悉鈍。」就是說，有些負責監管制造兵革的官吏，偷工減料，加以盜竊，從中大撈一把，而製品質量低劣，不堪使用。這樣，「鎧則不堅，弩則不勁」，「兵鈍甲軟，不可依怙」，國家不僅遭受財力人力的耗損，而且有損武備能力。 他還指出，現在大小官吏不思盡心職守，而「各競摘微短，吹毛求疵，重察深詆，以中傷貞良』。他們抬高自己，打擊別人，以致壞官不臭，良吏被害。而君主又不了解下情，用人不當，「是以殘猛之人，遂奮其毒；仁賢之士，劫俗為虐」。兇殘者更為毒辣，仁賢者也受影響而變壞。於是，被害的百姓「嗷嗷之怨，咎歸於上」，甚至「仇滿天下」。 崔寔認為，面對政敝風壞，必須改革。他說，君主御世，譬諸「乘弊車」，破車載不了人或物，「當求巧工，使輯治之」，改舊為新，「新新不已，用之無窮」。如果不加修理而乘用之，便有「摧拉捌裂」的危險。他認為，如今，「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風俗凋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而思中興。必須想出濟時拯世之術，「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如何匡時之失？崔寔認為，首先，要總結西漢為政得失的經驗教訓，不必純法遠古。他說：「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漢宣帝「嚴刑峻法」，天下治安；漢元帝「多行寬政」，終於致衰。「政道得失，於斯可監（鑒）」。這裡強調的是「嚴」。關鍵是要懂得「與世推移」的道理。他進一步論道：「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治理亂世，只有尚嚴用刑罰才能奏效。「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對此，尚寬豈能奏效，復古之法更是行不通。 其次，要注意取士用人。崔寔認為，應當網羅賢士，注意養士。他說：「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士。」「馬不素養，難以追遠；士不素簡，難以趨急。」「理世不得真賢，猶治病無真藥；當用人參，反得蘆菔根。」招賢，就得識別賢佞。他說，賢人並不書名於臉以待沽，而且往往遭受排擠和壓抑，「常患賢佞難別，是非倒紛，始相去如毫釐，而禍福差以千里」。故明君「其猶慎之」，即要求君主謹慎地辨別賢佞而選士。他提出關心和愛護官吏，既要「原其小罪，闊略微過，取其大較，惠下而已」，即要分清官吏的功過，取其所長，而原諒其小過失；又要增祿養廉。他指出：「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獄訟，干府庫者，皆群臣之所為，而其奉（俸）祿甚薄，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活妻子。」待遇低下，養不了父母妻子，要他們「臨財御眾」，猶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欲其「不侵」即不貪污，那是辦不到的。於是「則有賣官鬻獄，盜賊主守之奸生矣」，意謂官吏便有以權謀私，執法者而為盜賊之事發生。儘管有個別的廉吏，然而，「雖時有素富骨清者，未能百一，不可為天下通率」。意思是，雖然也有一貫廉潔的人，但只是極少數，是不能作為天下通例的。故他強調，對待官吏，應當「重其祿以防其貪慾，使之取足於奉（俸），不與百姓爭利」。要爭取使官吏養成「習推誠之風，恥言十五之計」。 此外，崔寔還論及「民不可輕」；徙民於「土曠人稀」之處，既可活民而有利開發；不可數赦，「赦以趣奸」，不利於治，等等。 崔寔評論崔寔撰《政論》以論政，頗受時人稱許。仲長統說：「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意思是，《政論》可作為君主的座右銘或參考書。范曄寫史也予以肯定，曰：「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曰：「寔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晁錯之徒不能過也」；曰：「子真持論，感起昏俗」。他們對崔寔《政論》的評價都是很高的。司馬光認為崔寔嚴治之說，針對時弊，可以「矯一時之枉」；但又申明，此「非百世之通義」，他說只有「寬猛相濟」才能「政和」①。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嚴治之說，也不贊同司馬光寬猛政和之說，而提出「嚴以治吏，寬以養民」說②。其實，崔寔嚴治之說，是以官吏為對象的，並不是或主要不是針對於民。而且，崔寔既講嚴，又講寬；既講刑罰，又講重賞、厚祿，有點辯證法。他揭露時弊，對症下藥，頗有實事求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