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三十六章 班固王充蔡邕

班固、王充、蔡邕是東漢時期卓有成就的著作家。其中，班固和蔡邕既是文學家，又是史學家，王充是思想家。 第一節班固 班固的生平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人，是班彪之子。班彪見另傳。 班固九歲能寫文章誦詩賦，十六歲至二十三歲游太學。治學不拘於章句，著重領略大義。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留下了遺作《後傳》。班固此時二十三歲，離開太學，返鄉為父守喪，並檢閱其父所作《後傳》的手稿。此後，他感到「彪所續前史未詳」，於是反覆思考，欲繼承和發展前人的史學事業，自永平（公元58—75年）初年起，著手撰寫《漢書》，專寫西漢一代二百三十年的歷史。這是適應大一統的時代需要而編撰的。自司馬遷撰《史記》之後，統一的西漢皇朝由盛而衰，經綠林赤眉起義和王莽篡權，西漢滅亡，東漢又隨之興起。在複雜的階級鬥爭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封建統治階級，一方面總結歷史經驗，在政治上作出對策；另方面又藉助思想文化加強思想統治。史學為適應歷史需要，只是補續《史記》是遠遠不夠的。班彪的《王命論》和《後傳》也只是適應臨時之需，未能承擔歷史使命。班固寫西漢全史，給大一統的西漢皇朝以突出的歷史地位，總結它的興亡盛衰及成敗得失，才完全適應了歷史的需要。 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班固做了蘭台令史，便和陳宗、尹敏、孟冀等人共同撰成《世祖本紀》，這是寫漢光武創立帝業的歷史。班固因此升遷為郎。他又撰寫開創東漢的功臣列傳以及平林、新市、公孫述等載記，共二十八篇，送呈朝廷。這些著述，都被後來官修的《東觀漢記》所採用。完成上述著作後，他又在漢明帝指使下繼續撰寫《漢書》。他在散文賦《答賓戲》中，表示決心「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先後歷時「二十餘年」，至「建初（公元76—84年）中」，完成了大部分著述任務。「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班固自為郎之後，「遂見親近」。當時建都洛陽，而關中耆老猶望遷都長安。班固乃作《兩都賦》，呈給漢明帝，「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西都賦》和《東都賦》都是宏篇巨製。及漢章帝雅好文章，班固更加「得幸」，多次入宮與帝論學。據說「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建初三年（公元78①本節主要依據於《漢書·敘傳》及《後漢書·班彪附固傳》，凡引此兩傳文字不另加注。年），班固當了玄武司馬，秩比千石，掌管守衛玄武門。次年，章帝於洛陽北宮白虎觀召集諸儒，講論《五經》異同。班固擔任記錄，會後奉命根據記錄編纂成《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德論》或《白虎通》）。這書是董仲舒以來儒家學派的法典性著作。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北匈奴願與漢人「合市」①，並要求「和親」。章帝詔問群臣。議者意見不一，或以為匈奴「變詐」，不予理睬。班固發議：根據歷史經驗，應當通使修好，「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章帝允許北匈奴前來「與漢賈客交易」，地方官府「賞賜待遇之」②。這大概與班固的建議有關。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南匈奴單于向漢請兵征伐天災人禍頻仍的北匈奴。竇憲因罪懼誅，自求討伐北匈奴以贖罪。竇太后乃任命竇憲為車騎將軍出征北匈奴。班固為中護軍，參與謀議。漢軍與南匈奴兵等大勝，出塞三千餘里，追至燕然山（今蒙古境內杭愛山）。班固奉竇憲之命，刻石勒功，記漢威德。次年，北匈奴單于遣使向漢請求和親，竇憲奏請派遣班固行中郎將事，帶領數百騎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單于。適值北匈奴單于被南匈奴擊敗逃走，班固到了私渠海（今杭愛山南）聞知對方情況，只好返回。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竇憲因外戚專權而被和帝奪了兵權，被迫自殺。班固也由於和竇憲關係密切，而受牽累罷了官。班家奴僕以往曾仗勢侮辱過洛陽令種兢。種兢起初因畏竇憲而含怒未發，待至竇憲垮台及班固失勢，便將班固逮捕入獄。不久，班固死於獄中，年六十一歲。 班固去世時，《漢書》功虧一簣，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完成，和帝令其妹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成之，班昭續成八表，《天文志》由馬續奉詔完成。可以說，傳世至今的《漢書》，是經由班彪、班固、班昭和馬續四人撰寫，歷時幾十年才畢其功的；當然，其中最主要是班固二十餘年心血的結晶。班固除編撰《漢書》外，還有很多詩賦文章，明代張溥曾輯《班蘭台集》，近人丁福保輯有《班孟堅集》。 班固的辭賦班固的辭賦很有成就。他寫騷體賦；也寫詠物小賦，最著名的是仿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式的大賦。漢武帝好辭賦，其時辭賦高度發展，形成興盛的文章風尚。宣帝亦好辭賦，並有所評論，認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認為辭賦「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雖有所肯定，但亦比之於倡優博弈，視為「小道」。揚雄「少而好賦」，後來則以為類似「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他認為賦的諷諭作用甚微，而「不免於勸」。他不「尚辭」而「尚事」，以為「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法言·吾子》）。賦以辭勝，辭是賦的特點和優點。有一類賦如司馬相如的大賦，本來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行人之辭和縱橫家之辭。揚雄根據自己創作辭賦的經驗，對辭賦的評價實際是可信的。班固處於漢室的中興時期，作《兩都賦·序》，再一次評論辭賦的價值，認為「賦者古詩之流也。」它與詩歌一樣是「潤色鴻業」，為統治者的政治服①《後漢書·南匈奴傳》。 ②《後漢書·南匈奴傳》。 務的。他具體地說：「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要也。」他極力提高辭賦的歷史地位，認為辭賦的興盛，「而後大漢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他所以作《兩都賦》卻非倡優博弈之戲可比，而是解決重大的建都問題的。《兩都賦》指《西都》、《東都》二賦，西都之賓盛夸西都長安，為周秦漢三代名都，漢「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東都主人盛夸東都洛陽，而語「建武之治，永平之事」，開國立制，歸於節儉，以說服西都之賓，實後漢初期的一篇阿頌之辭。到後漢，辭賦的形式已成定局，一般堆砌詞藻，連類並舉，全面鋪陳，以達其「勸百而諷一」的旨趣，班固的《兩都賦》亦不例外。 班固的傳記文學在傳記文學方面，班固也是一把好手。在《漢書》里，有不少這方面出色的作品，舉例來說，《李廣蘇建傳》寫李廣、蘇建、李陵、蘇武四人。其中寫李廣，基本用《史記》文，但有刪改，有增益，有移易段落者。寫李陵則幾乎重寫，利用《史記》者極少。從此傳可以看出，班固並不只是概括地敘述史事，而亦不排斥細緻的描寫。此傳寫出了一個英勇戰鬥、以寡敵眾最後失敗的英雄，並同情司馬遷對李陵的看法，引用了司馬遷的話，說：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此傳詳細描寫李陵的戰鬥實際為司馬遷給李陵辯護強有力的證詞。它的具體描寫，是文學性很高的史文。 班固寫蘇建，基本為《史記》文，增末句引出蘇武，目的在新寫《蘇武傳》，此為《史記》所無。《蘇武傳》也是有文學性的史文，是班固的新創。它表現出另一個英雄形象，出使匈奴十八年，千辛萬苦，始終不屈，終有匈漢和解得以歸漢的一日。它寫蘇武迎漢李陵送別的場面最為動人：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聵。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兮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這是李陵的自辯和自責，可見李陵原無投降匈奴之意，只是因為漢武帝聽信流言蜚語隨便殺了李陵全家，使李陵無以自明，無路可走而不得不恥辱地留居匈奴，直到匈漢和解蘇武還朝才有機會吐露自己的心情。這段悲壯的描寫，使二千年後讀者認識到這場悲劇真正的根源只是漢武帝封建主義的無情和黑暗的專制。 《李陵傳》和《蘇武傳》是《漢書》後部分突出的傳記文學。 《漢書》在史學上的貢獻班固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史學方面，他所著《漢書》，是一部傑出的歷史著作。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它有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傳，共一百篇（後人析為一百二十卷），主要記述漢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個別篇章貫通古今數千年（如《古今人表》和十志）。全書八十餘萬字。它承襲了《史記》的體例而有所變化，《史記》是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漢書》則是紀、表、志、傳四體，改「書」為「志」，捨棄「世家」，體例較為嚴整。它為斷代體「正史」定下了格局，遂為後代正史不祧之宗。我國傳世的「廿四史」，除《史記》和《南史》、《北史》外，都是沿用《漢書》的體例。詳贍是《漢書》的一大特點。《漢書》中有關武帝以前的史事，多采自《史記》，甚至有抄襲之嫌，但實際上補充了很多內容，也有些刪改。例如，《漢書》增設了《惠帝紀》和賈山、李陵、蘇武、張騫等傳，創立《古今人表》和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志；蕭何、韓信、劉安等傳中，增加了不少史料，特別是在一些紀、傳中記載了很多詔令、奏議、詩賦、文章。這就大大地豐富了漢代史的內容。武帝以後的記載，大概是綴集班彪《後傳》及各家續《史記》之作，加以編撰而成。各家所作及《後傳》早已散佚，具體情況不得而知。從班彪的《前史略論》「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來作推敲，《後傳》大概只有紀、傳，而無表、志。看來，班固寫武帝以後史事的任務也是艱巨的，撰十志尤非易事。 從《漢書》的總體來看，十二紀寫西漢十二世君國大事，記明年月，多列事目，不寫細節，起提綱作用。八表，有六個王侯表是從《史記》中的漢王侯表發展起來的；《百官公卿表》比之《史記·將相名臣表》豐富得多，既敘述秦漢官制演變，又記錄漢代三公九卿的任免；《古今人表》把遠古至楚漢之際的人物列為九等，未列漢人。十志，是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記述古代政治、經濟制度及文化思想史。七十傳，先專傳、合傳，後類傳，記載西漢各種人物、各個民族及鄰近諸國，末尾傳寫王莽及《敘傳》。 十志最體現《漢書》的詳贍。《食貨志》記述西周至王莽時期的農業、農政、貨幣和財政的情況。《刑法志》記述西周至東漢初年的軍制和刑法的歷史變化。《地理志》概述古今地理沿革，漢代政區，以及各地區的範圍、山川、戶口、物產、風習和中外交通。《溝洫志》記述古今水利事業，詳載了賈讓的治河三策。《禮樂》、《郊祀》二志記載歷來的禮樂文化和祭祀制度。《天文》、《律歷》二志記有古代自然科學的寶貴資料。《五行志》詳記了自然界古今很多的災異現象。《藝文志》吸收了劉歆《七略》的成果，著錄了西漢末年皇家藏書的情況，並綜述了各種學術派別的源流和短長。這些詳細的記載，把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自然史的著述，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極大地豐富了歷史的內容，對後世紀傳體史書的志影響很大，對後來《通典》、《文獻通考》的影響也不小。 《漢書》所記民族歷史，比《史記》增多了。它把《大宛傳》擴充為《西域傳》，敘述了漢朝與西域間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史，西域幾十個地區或國家的歷史，為研究我國古代民族史和中外關係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樣的記述，為後世正史所取法，形成了一個優良的傳統。故《漢書》在中國史學史上有「文贍而事詳」之譽。 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是《漢書》的又一大特點。首先，它肯定大一統，給統一的漢代政權和多民族統一國家以應有的歷史地位。秦漢的一統，在我國歷史上有重大意義，《史記》已寫出了中國古代趨向統一的歷史大勢，但尚未完整地記載漢代統一的歷史。《漢書》吸收了《史記》的經驗，加以改進和發展，從時間、地域、人事、思想文化諸方面詳述漢代統一，給漢代以應有的歷史地位，歌頌一統大業，這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其次，它推崇漢為正統。《漢書》寫道：「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高帝紀》）神化劉邦興漢符合天命。同時又否定被漢取代的秦朝和篡漢的王莽政權都不符天命，只是「余分閏位」（《王莽傳》），沒有合法的歷史地位。這種封建正統觀念，是非歷史主義的，它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故後世封建史家有正閏之論。同時，它卑視非漢的政權和非帝系的人物。秦末農民大起義對於漢之代秦起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史記》將陳涉列於「世家」，將項羽列於「本紀」，給以較高的歷史地位；而《漢書》則將陳涉和項羽一律列於「傳」。王莽建立過政權，且不論其政治得失，就體例而言，也應當入紀，而《漢書》只列於「傳」。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正統思想。《漢書》的大一統和正統思想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如今應當審慎地予以分析批判。 再次，它獨尊儒學思想。《漢書》評司馬遷曰：「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司馬遷傳》）這正表明它以「聖人」之是非（實即封建正統思想）為準則。它獨尊儒家和《六經》，把諸子、詩賦視為「《六經》之支與流裔」（《藝文志》）。它把凡是結賓客、廣交遊而形成的一種社會勢力的人都稱為遊俠，斥其為「背公死黨」（《遊俠傳》），它談謀生之道，也強調封建等級，說「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要求老百姓「貴誼（義）而賤利」（《貨殖傳》）。這種與司馬遷《史記》對立的觀點，確是宣揚封建專制主義的正統思想。 還有，它雜有神學色彩。漢代統治者有意宣揚天人感應論和五行災異說，故使全社會和學術界都程度不等地受了影響，《漢書》作者也難倖免，故它在記述史事中，往往夾雜這種思想和說教。如講漢得「天統」，漢為「火德」，講五行災異，天變與人事的符應（見《天文志》、《五行志》），這種思想滲透於其書。不管作者是有意或無意，寫得多或少，實際上是在起了一定的宣揚天人感應論和五行災異說的作用，而為漢朝封建統治服務。 《漢書》因其在史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深為後世學者所重視，歷來研究它的學者甚眾，顏師古的《漢書注》、王先謙的《漢書補註》，以及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窺管》、陳直的《漢書新證》等，都對漢書學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二節王充 王充的生平 王充（公元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祖先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縣）王氏家族。先輩曾幾世從軍有功。祖上以軍功受封於會稽陽亭（今址不詳），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裡。此後他家或務農，或經商，並有世代任俠的傳統。 王充家境貧寒，困難的環境使他很早成熟。兒童時「恭願仁順，禮敬具備」。六歲開始習字，八歲出入書館。稍長，王充開始學習《論語》、《尚書》，一日可背誦千字。青年時期入太學讀書，曾以班彪為師。 剛剛成年的王充，就承擔起養家重任。先是回鄉以教書為業，在地方官府做過小官吏。大約三十歲以後，他辭官家居，潛心著述，作《譏俗》、《節義》十二篇，著《論衡》八十篇，二十餘萬言。 元和三年（公元88年），他六十歲，為避禍舉家遷往揚州郡，轉徙于丹陽（今安徽宣城）、廬江（今安徽廬江）、九江（今安徽壽春）等地。此間揚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從事，又轉任治中，不久退職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年），同郡友人謝吾夷上疏章帝，推薦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車待詔。王充以病為由，推辭不就。 王充晚年貧病交困，無人幫助。他寫下了最後的著作《養性》十六篇。 七十歲以後，王充病逝於家中。 自然無為的唯物主義思想王充繼承樸素唯物主義傳統，他對天地的性質做了唯物主義的說明。他說：「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不論天是體，還是含氣的自然，都從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質屬性。 從天地的物質屬性出發，王充闡發了天地自然無為的理論觀點。所謂天地自然無為就是：「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他認為天地的運行是一個自然變化過程，不具備任何精神作用，人和萬物都是在天地運行中自然產生的，是「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而絕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萬物」。他用氣和氣化說解釋萬物的生成變化，豐富了古代的樸素唯物論。 在天人感應說甚囂塵上之時，王充的天道自然無為思想具有鮮明的戰鬥性。 他首先對當時盛行的君權神授之說和讖緯符命的種種神異傳說做了有力駁斥。王充對於當時流行的劉邦母與蛟龍感而生劉邦的傳說，大膽提出異議。他說：「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對美化統治者的符瑞說，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而受命等神話，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釋：「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 譴告說是漢代天人感應論的核心。王充對它進行了重點批駁。災異說特①本節主要依據於《後漢書·王充傳》和王充《論衡》，凡引上述傳文者不另作注。別重視日食、月食，認為這是統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對於所謂旱災是天神對人君驕橫暴虐的譴責，澇災是天神對君主迷戀酒色的懲罰，蟲食穀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對官吏為奸的警告等等神學囈語，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駁。他還運用矛盾律對譴告說進行總的清算：「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 王充還追究譴告說產生的原因及其實質，說：「《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 無神論思想鬼神之說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腳點，是古代較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針鋒相對地提出「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的無鬼論主張。 王充首先從形神關係上對無鬼論加以論證：「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強調「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王充從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這為後來范縝的神滅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於無鬼說，他還做了一個風趣、但很有說服力的論證：從古以來，死者億萬，「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說明鬼神怪念的產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優懼，憂懼則鬼出。..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所謂鬼不過是人們由於疾病、畏懼而產生的一種幻覺而已。這個說明很接近客觀實際。 王充還把無鬼論引入薄葬說，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無知」，才能定「厚葬無益」①。王充克服儒、墨兩家學說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張與無鬼論結合起來，使這一主張立足於堅實有力的理論基礎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的樸素辯證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長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論道：「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因而「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這對於沉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眾多信男信女，無異當頭棒喝！ 當時各種迷信禁忌之說盛行，舉凡蓋房遷居、喪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擇良日，卜吉凶，唯恐得罪鬼神，觸犯忌諱，招來禍患。王充在《論衡》中，專門寫了《四諱》、《■時》、《譏日》、《辯祟》、《難歲》、《詰術》、《解除》、《卜筮》等篇章，一一對世俗迷信的各種說法作了批駁。如說「或有所犯，牴觸縣官，罹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污，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屍，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遣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觸禍」，實在是舍本求末的行為，是「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這是非常清醒的藥石之言，不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有指點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王充對卜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認為人世間的禍福吉凶，決定於人事，也決定於時命，唯獨不決定於鬼神。他說：「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這是可貴的見解。 為什麼會產生諸多忌諱迷信之說呢？他認為：一是統治者神道設教，「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二是人們對於吉凶禍福產生種種錯覺，把許多巧合事件作為吉凶的根據；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是在「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所以說，「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實知的認識論思想對於知識來源問題，王充否認生而知之的觀點。他認為感覺是認識的基礎，知識源於後天的學習。他申明：「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學之乃知，不問不識。」用認識論劃清了與先驗論的界限。 對於儒者論聖人「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離奇妄語，在《實知》里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覺的十六件事實加以詰難。如「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勞詢問呢？ 王充還強調實踐對於知識技能的決定作用：「齊都世刺繡，恆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過，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這是把實踐納入認識論的高見。 王充還強調感覺經驗的可貴，也看到了直觀感覺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確的知識，還必須經過一個「揆端推類」、「以心原物」的邏輯推理和思維判斷過程。他說：「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推斷是非，「不徒耳目，必開心意」。這把古代唯物主義認識論大大推進了一步。 王充在認識論中提出的「效驗」，就是用事實來檢驗言論的當否。他認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終）不見信。」這個觀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別是非的水平，也增強了王充論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驗」的方法，對儒家經傳虛妄失實之處提出質詢和攻訐。 王充認為，古書傳說中的堯、舜、禹、湯、文、武之治，都經過了增飾與放大。他在《語增》、《儒增》、《藝增》等篇章中列舉出很多經傳及傳說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實例加以反駁。比如：儒書裡面「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可是，又寫有堯、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堯、舜、成王既然大動干戈，四出征伐，怎麼可能「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四十餘年」呢？另外所謂「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說法，他都認為是在誇大其詞。他正確地闡明，這些說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誇張、虛美是起不到預期宣傳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的尊古卑今之論時，表述了今勝於古的歷史發展觀點。他把周與漢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理直氣壯地聲言當今勝於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為了求真求實，他把質詢的矛頭指向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在《問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學說中的多處矛盾。 王充自己對《論衡》的寫作旨意做了明確說明：「《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求真求實是王充理論學說的根本出發點，是《論衡》一書的靈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內在矛盾王充的進步思想，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也有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顯的內在矛盾。 王充在《論衡》中用《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等篇章頌揚漢朝的歷史功績，這對於戰勝復古倒退思潮，推進社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其「宣漢」用意真誠，無可懷疑；所謂「宣漢非出本心」的說法，是一種誤解。但是，王充宣漢很少使用歷史的方法，卻把瑞應說當作最得力的武器。這就產生了他思想中的一個矛盾——反對感應論與宣揚瑞應說，對瑞應說時而贊同時而反對的矛盾。在《恢國》中，甚至重彈「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的濫調。 王充用元氣自然論，批駁了神學目的論。但在人的窮通禍福和社會的治亂興衰上，由於他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不懂得在社會本身尋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論武器，說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這種命是在娘胎里就決定了的，人們對此根本無能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慄戒慎，不能避禍。」由個人的命定推而廣之，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繫於時數：「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這個論斷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時數之外，人事與社會因素都與國家治亂安危無關。甚至還說：「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從中我們看到他從依違於循環論和天命論之間，最終滑向天意史觀的軌跡。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一個重大矛盾。即在命運面前無所作為的悲觀思想，在從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進程中，它是一個嚴重的歷史倒退。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點。 王充在否定有鬼論的同時主張有妖說，這妖怪到處存在：「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承認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協的表現，這同承認人死為鬼在實質上並無二致。因此，有妖論成為王充思想的一大蕪累。 承認王充思想中的缺陷與矛盾，不論是源於他所處時代科學與思維的不發達；是源於他階級地位的限制；還是源於他稍嫌嚴重的形上學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貢獻出那麼多至今還閃耀著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寶。 第三節蔡邕① 蔡邕家世 蔡邕（133—192），字伯喈，陳留圉縣（今河南杞縣西南）人。六世祖蔡勛，好黃老，漢平帝時為郿縣令。王莽篡漢，拜蔡勛為厭戎連率（隴西郡守）。蔡勛面對印綬，仰天嘆道：「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祖父蔡攜，字叔業，漢順帝時「以司空高弟遷新蔡長」。父蔡棱，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於時，垂翼華發，人爵不升」。行為清白，諡曰：「貞定公」。 蔡邕篤孝。母尚滯病三年，他侍母「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者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里「高其義」。 政治活動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蔡邕步入仕途，先在司徒橋玄府幹事，受到橋玄的器重，出補河平長。不久，召拜為郎中，校書於東觀，進而遷為議郎。 先是，朝議認為「州郡相黨，人情比周」，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互相監臨。到了這時，又制訂了「三互法」，規定諸州郡行政長官，不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兩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來互相勾結庇護。但「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致使幽、冀兩州，欠缺不補。所以，蔡邕上書皇帝，指出幽、冀兩州官職欠缺不補，耽誤了政事，就是因避「三互法」。他建議趕快突破禁令，選用人才，安置諸州刺史。結果，他的建議如石沉大海。 靈帝時，天災連年不斷，雷霆、疾風、地震、隕雹、蝗災等，往往數害並發，加之鮮卑不時侵擾，百姓賦役加重。熹平六年（公元177年）七月，靈帝制書「引咎」，要求群臣各陳政要及當務之急。 蔡邕上書，陳述七事。第一，行祭「宜如舊典」。他說：郊祭「五帝」，是為了「導致神氣，祈福豐年」；廟祭祖宗，是為了「追往孝敬」。這些都是帝王的「大業」，應當排除一切禁忌，按故典行祭。第二，廣開言路，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他認為，國之將興，能聽到至言，從而「內知己政，外見民情」。第三，廣求賢才，「以勸忠謇」，「博開政路」。第四，督察賢奸。應當恢復朝廷遣使的辦法，「糾舉非法」，同時「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對官吏要進行年終考核，處分優劣，「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第五，以經術取士。不能以「書畫辭賦」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經釋義」的人才。第六，考察治民的長史。應「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以政績的優劣，定賞罰升黜。第七，慎選太子官屬。他指出，前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須知今虛偽小人，「假名稱孝」，應當「搜選令德」。 蔡邕所陳七事，大多與官吏制度有關。他認為，天災人禍與官吏良莠有密切關係；而解決的辦法，只有革除吏制的弊端，懲治不法官吏，選擇賢良任用。 ①本節主要依據《後漢書·蔡邕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蔡邕的奏疏送了上去，靈帝採納了部分建議，如親自迎氣於北郊，行辟雍之禮，令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者，一律改為丞尉，以及置鴻都門學等。但是，對於涉及吏制弊端的問題，靈帝並未觸動，因此，問題依然如故。 當時災異多次出現，吏民驚憂。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詔蔡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c等人，引入崇德殿，使宦官曹節、王甫詢問災異產生的原因，以及清解的辦法。蔡邕認真作了回答。皇帝又特詔要他不必顧慮，「指陳政要」，封好上奏。蔡邕說天對於漢朝非常關懷，「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現在發生災害，主要原因在「寺署」（指宦官），這是老天給予的監戒。還有一些災異，是「婦人干政」、「小人在位」的「天戒」。對付的辦法，只有「忍而絕之」，意即解決宦官專權、婦人干政等問題，才是報答「天望」的切實措施。末了，他還要求皇帝保密，泄密則有「殺身之禍」。靈帝看了奏章而嘆息，因起更衣。宦官曹節在後偷看了奏章，並泄露了出去。一些仇家便伺機報復。 蔡邕與司徒劉邰原有矛盾。其叔蔡質與將作大匠楊球也有矛盾。楊球是中常侍程璜的女婿，程璜使人飛章誣告蔡邕、蔡質多次以私事「請託」於劉邰，邰不聽，蔡邕懷恨在心，便企圖中傷之。靈帝得書，令尚書召蔡邕詰問。蔡邕上書陳述情況：我與劉邰本有宿怨，錯在對方，我父子（指叔父蔡質與己）本無傷陷對方之事，竟然出現謗書，應當以我之言與劉邰「參驗」，以澄清是非。實際上，問題出在我上次的奏章中「譏刺公卿，內及寵臣」，招來了誹謗。請靈帝主持正義，否則，「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再者，這事與我叔父蔡質無關，不當株連於他。我年已四十六，孤特一身，忠言而死，「死有餘榮」。靈帝昏憒無能。蔡邕及蔡質還是被關進洛陽牢獄，被劾為「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定了「大不敬」之罪，棄市。 案件報告皇帝。中常侍呂強覺得蔡邕無罪，為其說情，靈帝也想起以往的奏章，下詔「減一等，與家屬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即流放朔方而不能再赦免了。楊球收買刺客，令追殺蔡邕於路途。刺客為蔡邕的忠義所感動，不肯下手。楊球又賄賂其部主毒殺蔡邕，而受賄者反以其情告誡蔡邕要嚴加防範。因此，蔡邕幸免於難，徙居於五原安陽縣。次年大赦，靈帝改變「不得以赦令除」的詔令，寬宥蔡邕還歸本郡（陳留郡）。 蔡邕在五原安陽縣服刑九個月，將還，五原太守王智為他餞行。王智乃宦官王甫之弟。酒酣，王智起舞對蔡邕勸誦，蔡邕卻不予理睬。王智在賓客前感到失了臉面，惱羞成怒，罵蔡邕道：「徒敢輕我！」蔡邕拂衣而去。王智記恨在心，密告蔡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宦官更加「惡之」。蔡邕為了避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在吳度過了十二年。 跟董卓的關係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靈帝卒，董卓為司空。董卓想借蔡邕的名氣鞏固地位，征他入朝。蔡邕稱病不出。董卓大怒，罵說：「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令州郡催蔡邕速行。蔡邕不得已，應徵，拜為祭酒，「甚見敬重」。繼而補侍御史，又轉為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曆三台」。不久，遷為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拜蔡邕為左中郎將，隨獻帝遷都長安，封為高陽鄉侯。 董卓的賓客部曲欲推崇董卓比姜太公，稱為「尚父」。蔡邕說：姜太公輔周翦商，故特為其號。你威德「誠為巍巍」，然還不可稱尚父，要等到關東平定，車駕還返舊京洛陽，然後才議尊號。董卓接受了他的意見。當時關東以袁紹為首的反董勢力很強，蔡邕之言實是反對尊董卓為「尚父」的託詞。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六月，蔡邕借董卓問及地震，答道：地動者，「陰盛侵陽」，乃「臣下逾制」所致，並指出董卓車輿僭越的事實。董卓於是改乘「皂蓋車」。蔡邕的諸多建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董卓的權欲。蔡邕雖然很受董卓器重，並想藉此提出有益時政的建議。但董卓剛愎自用，蔡邕恨他很少聽取意見，對從弟蔡谷說：「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表示想脫離董卓而東去，以待時機。蔡谷說他狀貌異常，很難瞞過眾人。蔡邕只好作罷。 董卓被誅時，蔡邕在司徒王允處，不經意地嘆息，形之於色。王允勃然斥之，說：董卓乃「國之大賊」，你受其「私遇」而忘大節，豈不是一路貨色。即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表示願受刑得以「繼成漢史」。士大夫為其說情，太尉馬日c也勸王允勿失人望。王允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蔡邕遂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 善音律，能文章，有志於漢史蔡邕博學多才，他善音律，能碑傳文字，有志於續修漢史。蔡邕善彈琴，還能製作琴，深知琴音。他逃難於吳時，聽到吳人燒桐炊飯的火烈聲，知道是良木，乃以桐木製琴，果然發出美妙之音，而琴尾猶焦，故時人稱為「焦尾琴」。他在家鄉時，應鄰人之召去飲酒，到達時鄉人已酒酣，聽到屏後彈琴之聲，仔細聽之，覺得琴音有「殺心」，便返回家去。主人得知蔡邕至門而去，便向蔡邕追問何故。蔡邕說了原因，眾人覺得奇怪。彈琴者說：我鼓琴時，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我唯恐螳螂受害，這可能就是「殺心」形之於聲吧？蔡邕莞然而笑，說：這就是了。 桓帝時，宦官徐璜、左悺等五侯專權恣肆，聽說蔡邕善於彈琴，以皇帝的名義令陳留太守督促蔡邕到京師。蔡邕不得已，行至偃師，稱病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 蔡邕著述很多，「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其中，《釋海》是蔡邕仕宦前的作品，其宗旨是「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表達「貧而不恥」的思想，標榜淡於名利的清高品格。《釋誨》體現了蔡邕早期的思想狀態。 傳世的《蔡中郎文集》保留了蔡邕七十餘篇作品，其中多數是碑銘。碑銘雖然有歌功頌德的成份，但它的史料價值卻很高，個碑傳所傳記的一些人，《後漢書》頗缺其傳，故碑又成了獨一無整二的史料。碑文中的得意之作是《郭林宗碑》。蔡邕在碑文中稱郭林宗「砥節勵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他曾對友人盧植說：「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①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蔡邕曾與當時一些學者「奏求正定《六經》①《後漢書·郭太傳》。 文字」，以訂正後學對儒家經籍的穿鑿，得到靈帝允准。他自書丹於碑，使工人鐫刻立於太學門外，這就是有名的《熹平石經》。「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蔡邕所作碑文，很受當時人的喜愛。傳說禰衡能背下來他的一篇碑文，「惟兩字缺」②。 蔡邕的史學造詣也很深。他曾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因遭事故不得成書，他曾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後漢書·蔡邕傳》引李賢注引《邕別傳》說，「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緒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群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並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 蔡邕既死，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此可見蔡邕對漢史造詣之份量。蔡邕所敘漢事，有《靈帝紀》及十意，有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淹沒多不存。看來，繼漢史者，班固以後，蔡邕是一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