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二十六章 劉向劉歆揚雄

劉向、劉歆、揚雄同是西漢末年篤學之士，而政治和學術傾向各異。 第一節劉向、劉歆的政治生活 劉向屢劾權宦。二度入獄劉向（約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時更名向，漢楚元王劉交的玄孫。 劉向十二歲時，其父劉德保任他為輦郎。成年時提升為諫大夫，後又任為郎中給事黃門，升為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漢元帝初即位時，劉向被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推舉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輔政，討厭外戚許氏、史氏在位放縱，尤其憤恨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打算報告皇帝罷退之。但還未報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許氏、史氏和弘恭、石顯等告了一狀，劉向與周堪被關進監牢，蕭望之被罷了官。 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異常現象。宣帝覺得蕭望之、周堪、劉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啟用，任為郎中。劉向通過其外親，向皇帝上書，為蕭望之等鳴冤叫屈，要求罷退弘恭、石顯，而重用蕭望之等。他用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矛頭指向專權的外戚與宦官。這書奏了上去，弘恭、石顯知是劉向所為，請求皇帝考問奸詐。劉向又被關進獄中，後被免為庶人。接著，蕭望之被誣、自殺。 漢元帝悼念蕭望之，提升周堪為光祿勛，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年），劉向見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諫說，大談災異之變與政事得失相關，矛頭直指當今「讒邪並進」的宦官。石顯見到其書，與許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劉向等。當年夏寒，日青無光，他們便藉此說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誣陷周堪與劉向等「謀毀骨肉」，建議「勿令典事」。元帝將周堪等人下放為地方官①。劉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後，元帝雖又重新任用周堪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但石顯為中書令主管尚書之事，周堪很少見到皇帝，辦事取決於石顯之口。適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顯誣陷是張猛所害，逼具自殺。劉向為此大為傷感，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等，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他被廢黜達十餘年之久。 劉向極論外戚當權之害成帝即位，石顯等伏法，劉向才又得以進用，為中郎，主管三輔灌溉之事，隨後又升為光祿大夫。這時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都封為列侯。劉向上《封事》，極論外家當權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歷史事實，以申其說。 《封事》首引古事說：「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寧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據於《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歆傳》、《揚雄傳》。凡引上傳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繼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雍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封事》繼稱：「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封事》又繼稱外戚王氏之事說：「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封事》最後指陳：「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向的封事書使成帝為之感動，但並無辦法，只有任劉向為中壘校尉。 元延年間（公元前12—前9年），異常現象屢見，星孛東井，岷山崩壞，還有日食。劉向對此頗生惡感，產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說：歷來天象與人事相應，「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應，應若影響」。近來災異多見，「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建議崇劉氏，誅數奸，並要求成帝接見，以便「指圖陳說」。成帝果然召見劉向，「然終不能用」。 劉向一生很關心劉氏宗室的命運。史書記載：他「數言公族（指劉氏宗室）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指外戚）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又記載：他「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頌宗室，譏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 但正因劉向關心皇族而譏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與排擠。據說皇帝多次欲用劉向為九卿，然總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終不得提拔。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多年，七十二歲去世。 劉歆在政治上與劉向的異趣劉向的兒子劉歆，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他年輕時因通《詩》、《書》，能屬文被成帝召見，因大將軍王鳳不同意任他為中常侍而改任為黃門郎。劉向去世後，劉歆復為中壘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劉歆由大司馬王莽推薦，任侍中太中大夫，升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又領校《五經》，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後因寫《讓太常博士書》，指責諸儒專己守殘和黨同伐異的政策，與執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眾儒所謗，出京任河內太守。後又轉為涿郡太守。過了幾年，以病免官，又起用為安定屬國都尉。 哀帝去世後，劉歆受到執政者王莽的重視，他倆早年同為黃門郎，有一段舊交情，現在由王莽任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年），劉歆與陳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為紅休侯。 平帝時，王莽玩弄權術，欺上壓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①。劉歆趨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筆桿子。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正月，王莽改國號，封拜大臣。劉歆為國師、嘉新公，與太師王舜、太傅平晏、國將哀章，號稱「四輔」，居上公之位。劉歆為了與王莽拉關係，將己女許配王莽之子，結成了親家。 劉歆與甄豐、王舜等同為王莽的心腹，參與一些陰謀篡權與吹捧活動，故得到重賞而「並富貴」。但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反對王莽者四起，劉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於是對王莽三心兩意。當王莽篡位時，劉歆等內心恐懼，流於形色。王莽有所察覺，大為生疑，先發怒於甄豐，逼得其自殺，劉歆之子劉歆受牽連被處死，「牽引公卿親黨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①。王莽末年，社會矛盾更為嚴重，赤眉軍、綠林軍給予王莽政權以嚴重打擊，王莽統治集團內部日益分裂，劉歆估計王莽必敗，大禍且至，又怨恨王莽殺了其子，乃與衛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合謀，準備劫持王莽，去投降綠林軍。正待機舉事之時，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殺，劉歆與王涉皆自殺，謀反事宣告失敗②。劉歆死時為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劉歆掌管過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曆譜》，其義被班氏刪取於《漢書·律曆志》中。造有圓柱形的標準量器，據此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有「劉歆率」之稱。劉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劉子駿集》。 ①《漢書·王莽傳》上。 ①《漢書·王莽傳》中。 ②此段情節依據於《漢書·王莽傳》中、下。 第二節劉向、劉歆的學術活動 劉向、劉歆在政治上的各異，在學術上也有所反映，但他們父子在學術上基本是子承父業。 劉向、劉歆的神學思想劉向早年得《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於「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係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係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劉向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鬥爭的工具。《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儘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範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這也由於劉歆的政治態度跟父親不同，在學術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劉氏父子學術見解的不同，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的反映。 劉向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於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①。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於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劉向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在經學上，劉向治《春秋榖梁傳》，參與石渠閣講論，劉歆治《左傳》，堅持立《左傳》於學官。《榖梁傳》屬於今文經學，《左傳》屬於古文經學。從經學派別來看，父子二人是對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劉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們分成六類，由他負責經傳、諸子、詩賦三類，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①班固在《律曆志》里沒有明文寫出這一點來。《王莽傳·贊》說王莽是「余分閏位」。這是東漢人的說法，應與《三統曆譜》的精神不同。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校過一書，「向輒條其篇目，錄而奏之」。他作了這個工作約二十年之久，劉歆在他死後奉命完成了未竟之業。劉歆把父親的敘錄，按照典籍的分類，分別概括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另加輯略，成為《七略》一書②。劉向的敘錄後來別輯成書，稱為《七略別錄》。 依現存《別錄》零篇和《漢書·藝文志》所刪存《七略》的材料來看，劉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發展了學術分類的概念。先秦評論學術流別者，多以學術思想接近的學者並舉，不稱學派。孟子和韓非始並稱「楊墨」或「儒墨」。司馬談始區別六家，加以評論。劉氏父子增六家為十家九流，作為諸子一類。另外又分諸子以外的典籍為五類。他們把皇家藏書定為六類、三十八種、六百零三家、一萬三千多篇。他們在總的分類上是按著皇室進行統治的需要來安排次第的。六藝、諸子和詩賦都是屬於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書屬於武備，列於其後。術數和方技，或在統治上起補充作用，或與生活上有聯繫，就放在最後。這當然談不上是科學的分類，在思想本質上反映了皇權思想。但這畢竟在學術分類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對於典籍的具體分類、典籍的保存和檢尋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劉氏父子注意了學術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對各家各派作出了評述。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各種學術、各個學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論其短長，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繼承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們把諸子、詩賦、兵書、術數和方技都說成是出於王官之守，把諸子、詩賦都說成是六經的支流余裔而為衰世的產物，這裡就貫穿了尊崇儒術的思想。把這兩方面合起來看，好象是給了諸子一定的地位，而實際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認諸子的現實影響下為儒術獨尊提出了歷史的根據。第三，劉氏父子稱《易》為五經之原，「與天地為始終」，而五經之學則「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他們肯定數術各家能測吉凶、候善惡。這又是神學思想的表現。 在技術上，劉氏父子創造了大規模校讎的範例，大規模繕寫定本、編撰敘錄的範例和製成系統目錄的範例。這對於後來所謂「校讎學」「目錄學」有很大的影響，被稱為它們的始祖。同時《七略》的形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成為學術史的主要的表達形式。 看起來，劉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華貴外衣下掩遮著虛弱的貧困的思想。這是他們父子學風上的特點。班固稱讚他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贊語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劉氏學風的很好的繼承人。劉向、劉歆父子還續補了司馬遷書，未傳於世。劉向採摘先秦舊事及漢初遺文，撰《新序》、《說苑》二書，又撰《列女傳》，這是記載婦女史事的第一部專書。 ②見《漢書·藝文志》，並參考《隋書·經籍志》。 第三節揚雄 辭賦和諷諫 揚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後期著名的學者。 揚氏的祖先曾仕宦為官，由北方遷往南方。揚雄祖上有個名叫揚季的，官至廬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116—前111年）年間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縣住了下來，有田一百頃，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揚季至於揚雄，五世都是單子獨傳，所以揚雄這支揚姓在蜀中獨一無二。 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究明指義，博覽群書。口吃，不能劇談，沉默好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揚雄初好辭賦，欣賞司馬相如之賦「弘麗溫雅」，每作賦，常模仿其形式。又覺得屈原文過於司馬相如，以至為世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讀其文未嘗不流涕。以為君子得時則安步徐行，不得時則如龍蛇蟄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離騷》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於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 揚雄四十多歲時，自蜀游至長安，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又向朝廷推薦，成帝召揚雄待詔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隨從成帝上甘泉宮，寫了《甘泉賦》，描述甘泉宮似上天的紫宮，游幸者車騎眾多。還朝後奏上，以諷諫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領群臣東渡大河，祠汾陰后土，又遊覽龍門、華山等處，追觀前代遺蹟，思欲步古遺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寫了《河東賦》，還而奏上，勸諫當今從實際做起。這年十二月，揚雄隨從成帝打獵。他以為古時二帝三王的宮館苑圃「才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國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廣開上林苑，周袤數百里，「游觀侈靡，窮妙極麗」。他擔心後世不能認真地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故作《校獵賦》以為諷諫。這時任為黃門郎，與王莽、劉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頭領誇耀所畜禽獸之多，發動許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種動物，用檻車運載至長楊射熊館，把動物用網圈起來，命令胡人赤手空拳進圈捕捉，成帝親臨觀看這種活動。這一捕獸活動，使得百姓耽誤了秋收。揚雄曾隨成帝到過射熊館，了解這種情況後，寫了《長楊賦》，借用翰林為主人，子墨為客卿，通過主客問答，而寓諷諫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匈奴單于來書要求於次年正月來京朝賀。哀帝問公卿大臣如何處置。有人主張拒絕，以免耗費財物。匈奴使者告辭，還未走時，揚雄上書諫說：現在匈奴單于上書要求朝賀，本朝不許而辭之，漢與匈奴從此產生矛盾。多年以來漢朝一直爭取與匈奴和親，自呼韓邪單于與漢朝和親之後，兩族關係一直和好，這是可貴的。「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頓時領悟，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其來朝，使漢匈和好繼續維持下來①。 著《太玄》揚雄經歷一段人情世故之後，由喜好辭賦轉向研究哲學。他淡於利祿，仿《易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祿位。他為文辯解，號曰《解嘲》。他說，當今是庸夫鑽營祿位之時，而自己不願趕這種時髦，自甘淡泊而寫《太玄》。《解嘲》中所寫「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吞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反映出他對當時社會政治有些不滿。 有人認為《玄》道太深，眾人所不喜好，揚雄又為文辯解，號曰《解難》。他說，「宏言崇議，幽微之途」，難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屍；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妙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意思是說，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總會有知音者的。《解嘲》與《解難》，都是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而作的。 當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賢都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揚雄三世沒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揚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轉為大夫。他「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故專心於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之子甄尋、劉歆之子劉歆又玩弄獻符命之事。於是王莽生了疑心，嚴加誅除，受牽連者也全都收捕。這時揚雄校書天祿閣，聞知治獄使者來收捕，害怕不能免禍，就從閣上跳下，幾乎跌死。王莽聽到這個消息，說：「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派人密問原因，原來是劉歆曾向揚雄學過古文異字，而揚雄實不知劉歆獻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詔不予追查。有說揚雄曾作《劇秦美新》以諛王莽。 揚雄於天鳳五年（公元18年）去世，終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內容的創新揚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賦》等以外，還有《方言》、《訓纂篇》及其它賦、箴之作。《方言》記述西漢時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漢語的重要資料。《訓纂篇》，是續《蒼頡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輯有《揚子云集》。清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其賦、箴等四卷。 據說，劉歆見揚雄貧困而著《太玄》，曾對他說：「空自苦！今學者有①此段情節與引文，取之於《漢書·匈奴傳》下。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復醬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謀祿利，不會為世人所重視。揚雄對劉歆之言笑而不應。當時只有桓譚以為揚雄學識「絕倫」，其書「文義至深」，必傳於後世。 揚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沒有新的內容。他模仿司馬相如之賦，用以諷諫最高統治者遊樂與奢侈，而不宣導淫穢；模仿《易經》而作《太玄》，以玄作為萬物的根源，論說「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①，而不好言陰陽災異；模仿《論語》而作《法言》，捨棄諸子，獨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說，而主張「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惡人」②，以強調人的自我修養的必要性。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 ①《太玄·玄圖》。 ②《法言·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