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二十三章 蕭望之貢禹師丹

蕭望之、貢禹、師丹以名儒為大臣，能高論而無濟時艱。 第一節蕭望之 受霍光冷遇 蕭望之（？—前46），字長倩，西漢東海蘭陵（今山東棗莊東南）人，徙於杜陵（今陝西西安市東南）。家庭世代以種田為業，到了蕭望之開始學習儒學。他「好學」，起初學習《齊詩》，師事後倉達十年。後來到太常受業，又事同學博士白奇，還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的儒生們對他都很稱讚。他還寫有賦四篇②。 那時大將軍霍光執政，長史丙吉推舉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幾個人，都被召見。在此之前左將軍上官桀等謀殺霍光，霍光殺了上官桀等之後出入都加戒備。進見他的官民都要露體被搜身，摘去兵器，由兩個侍衛挾持。只有蕭望之不肯聽他這套擺布，自動出閣，說：「不願見。」侍衛人員對他叫嚷亂扯。霍光知道這個情況後，吩咐侍衛人員不要亂扯。蕭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對他說：「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霍光居功自傲，聽不得這種意見。於是獨不任用蕭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補為大將軍史。三年間，王仲翁官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東門。王仲翁出入，前呼後擁，趾高氣揚，對蕭望之說：「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意思是，你不肯循規蹈矩，得罪了執政，結果不得大官而守門。蕭望之說：「各從其志。」 過了幾年，蕭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牽累，不得宿衛，免歸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經過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個司禮官。 建議宣帝親政霍光死後，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馬，霍山領尚書，霍氏親屬都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師下雹，蕭望之因此上疏，要求皇帝安排接見，當面申說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已聞蕭望之之名，決定由少府宋畸問明情況，要求不必隱諱。蕭望之當即提出了看法，說：現在陛下「思政求賢」，用心很好，「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建議皇帝「親理政」，「舉賢材」，「考功能」。 這顯然是針對霍氏專權而發的重要議論。宣帝任蕭望之為謁者，當了朝廷接待賓客的近侍。 這時宣帝初即位，想要進用賢能之士，將官民的上書交給蕭望之處理。 蕭望之做得很合宣帝之意，接連提升為諫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升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級的大官。後來霍禹竟以謀反罪受誅，蕭望之則日益受到信用。①此篇材料主要依據《漢書·蕭望之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②參見《漢書·藝文志》。 發表政見，多所建議蕭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選任為平原太守。他想留在朝廷內，不願意遠出為郡守，元康六年（公元前65年）被征入朝廷當了少府。宣帝覺得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打算試試他處理政事的才幹，於元康二年任他為左馮翊。蕭望之由少府左遷左馮翊，懷疑君主對己有所不滿，就裝起病來。宣帝聽到消息，派遣侍中成都侯金安上去向他宣諭旨意說：「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複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蕭望之知道了皇帝試用他的原意，馬上積極處理政事。 這年西羌反，漢朝派遣後將軍趙充國去討伐。京兆尹張敞上書建議說，現在大軍出征，供給緊張，西方農業歉收，將會引起饑荒，希望命令有罪者入谷贖罪，以救急難。蕭望之與少府李強發議，以為民有「好義欲利」之心，關鍵在於上之教化，對待義與利不可不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他們引經據典，反對張敞入粟贖罪的建議。 宣帝又將此議交給兩府商討，丞相、御史向張敞問難。張敞說，蕭望之等所言，是「常人之所守」。「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 蕭望之與李強又舉出武帝時期贖罪法引起暴亂的事實，再次反對贖罪之議。當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羌患快要解決，軍需大致相給，就否定了張敞之議。蕭望之為左馮翊三年，於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遷為大鴻臚。 在此之前烏孫昆彌翁歸靡上書，表示要立元貴靡為嗣，要求娶漢公主，結婚內附，叛離匈奴。詔下公卿議。蕭望之以為烏孫遠在西域，相信他們的甜言蜜語，萬里結婚，不是好策。宣帝不採納其議，於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派遣長羅侯常惠護送公主（或稱少主）遠嫁元貴靡。還沒有出塞，烏孫昆彌翁貴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負約自立。常惠從塞下上書報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親至烏孫，指責狂王負約，因立元貴靡，回來迎公主。詔下公卿議，蕭望之又表示反對，他說：「烏孫持兩極，無堅約」，建議征還少主。宣帝採納了這個意見，此後漢不再與烏孫和親。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蕭望之升為御史大夫。五鳳（公元前57—前54年）年間匈奴大亂，議者多說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等大臣問策於蕭望之。蕭望之認為，如果「乘亂而幸災」，「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他建議：「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宣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後來漢朝果然調兵衛護呼韓邪單于，平定其內亂。 這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建議設立常平倉，宣帝稱好，蕭望之卻表示反對。然而推行常平倉，「民便之」①。丞相丙吉年老，宣帝對他甚為器重，而蕭望之又奏言：「百姓或睏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稱職。三公非其人，①《漢書·食貨志》。 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意思是，百姓窮困，盜賊未止，官吏無能，都因丞相不稱職。宣帝因蕭望之輕視丞相，就命幾個官吏詰問他。蕭望之知道不妙，免冠答對。宣帝從此對他不大高興。 由太傅輔政後來丞相司直緐延壽上奏，告發蕭望之對使者傲慢失禮，對丞相患病也不過問，還有擅作威福和貪財行為，觸犯了法律，要求逮捕查辦。宣帝於是指責蕭望之「廉聲不聞，傲慢不遜」，沾染污點，於五鳳二年（公元前56年）左遷為太子太傅。 蕭望之左遷後，黃霸、於定國等相繼由御史大夫升為丞相。他卻不得為相。做太傅時，以《論語》、《禮服》等教授太子。 匈奴呼韓邪單于要來朝見天子，詔公卿議接見禮儀。黃霸、於定國等認為，「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依次在下」。蕭望之則認為、對待匈奴，應當尊重，「宜待以不臣之禮」。宣帝採納了他的意見，「以客禮待之」。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蕭望之主持石渠閣會議，評議諸儒對《五經》同異的意見②。 宣帝於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病重，選擇可以囑託大事的大臣，把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召到宮中，任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光祿大夫，都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去世，太子即位，是為元帝。蕭望之與周堪本以師傅受到尊重，現在多次宴見，參議國家大事。蕭望之又推薦劉向，擢為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元帝重視古制，多所欲匡正，元帝信任並採納他們的意見。 與弘恭、石顯的矛盾以前宣帝不大重視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弘恭「善為請奏，能稱其職」。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法」①。他們與外戚車騎將軍史高互相勾結，而與蕭望之等對立。蕭望之與史高「有隙」②，又「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③，打算建議罷免這夥人。他以為中書是為政之本，應當選用賢明之人，武帝因游宴後庭而任用宦者，這不是本朝舊制，又違古代不近刑人之義，建議罷免中書宦官，更用士人，因此與史高、弘恭、石顯等的矛盾加深。元帝初即位，難於改革，議久不定，還將劉向調為宗正。 蕭望之、周堪多次推薦名儒才士備用諫官，會稽人鄭朋暗裡打算附從蕭望之，上書揭發史高、許章及其子的過錯。周堪看過這個奏疏，建議讓鄭朋待詔金馬門。鄭朋當面吹捧蕭望之，說蕭望之如果興周、召之業，他願追隨②《漢書·宣帝紀》。 ①《漢書·佞幸傳》。 ②《漢書·匡衡傳》。 ③《漢書·楚元王傳》。 效力。蕭望之對此奉承頗為樂意。鄭朋還多次稱頌蕭望之，短毀史高，說許章、史高的過失。 被宦者勢力迫害而亡自鄭朋的不正之風暴露之後，蕭望之就與他斷絕來往，周堪也不予推薦任用。鄭朋為此怨恨，倒向許、史，把說許、史事的責任推給周堪等人，說：「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建議召見了鄭朋。鄭朋出外揚言說：「我見，言前將軍（蕭望之）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蕭望之聽到這個消息，就此問弘恭、石顯。弘恭、石顯擔心蕭望之親自申訴，會交由其他官員查辦，立即勾結鄭朋及其同夥華龍，命二人告發蕭望之等陰謀打算罷車騎將軍及排擠許章和史高，等候蕭望之休假之日，上奏皇帝。於是這事交給弘恭審問，蕭望之率直地對話：「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弘恭、石顯上奏說：「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離毀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召致廷尉。」意思是說蕭望之等結黨營私，要求法辦。當時元帝初即位，不懂得「謁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獄，便答應了弘恭等人的建議。後來元帝召見周堪、劉向，才知蕭望之已關在獄裡，大驚地說：「非但廷尉問邪？」就此責備弘恭、石顯，二人叩頭認錯。元帝說，把他們放出來照常管事。弘恭、石顯唆使史高出面對元帝說，皇帝新即位，就審查師傅，既然已經下獄，應該就此罷他的官。於是元帝下詔說，蕭望之輔導我八年，沒有什麼罪過，把他及周堪、劉更生都罷官為民。而鄭朋卻當上了黃門郎。 過了幾個月，元帝又下詔說，蕭望之「導以經術，厥功茂焉」，賜爵關內侯，任為給事中。元帝還打算依靠蕭望之用為丞相。恰巧這時蕭望之之子散騎中郎蕭伋為其父前事上書鳴不平，有司受理此事，反而上奏說蕭望之本來有罪而不是他人誣告，現在他教子上書，失大臣之體，犯了不敬之罪，要求逮捕。弘恭、石顯知道蕭望之個性剛而不屈，上奏說：蕭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不將他下獄，不足以解決他怏怏之心。元帝說：「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石顯等人說：「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元帝於是同意了他們的建議。 石顯等立即著手逮捕蕭望之，並命執金吾派兵包圍蕭府。使者到了蕭府，召蕭望之。蕭望之知道不妙，打算自殺，他的夫人加以阻止，以為這不是皇帝之意。他為此問門生朱雲怎麼對待。朱雲是個好節之士，覺得不好對待，勸蕭望之自己拿定主意。於是蕭望之仰天嘆道：「吾嘗備位將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然飲鴆自殺。這時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十二月。元帝得知消息大驚，拊掌大叫：「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他罷食不吃，直掉眼淚，近侍人員也隨之哀慟。於是召來石顯等責問議論不審，石顯等免冠認錯，過後也就作罷。 元帝對蕭望之始終追念不忘，不僅讓其長子蕭伋嗣為關內侯，還每年派使者去掃墓。 蕭望之是當時的名儒，作風上尚算正派，政治上有一定見解。史稱他「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似乎評價過高。他身為天子之師，官高位重，卻鬥不過兩個中書宦者，即使有元帝關懷，也逃不脫石顯等人的暗算。這個問題，扯不上什麼儒法兩條路線的鬥爭，實是兩支君權附屬勢力的較量，由於蕭望之缺乏實際才幹，君主操縱無能，而對手石顯等卻是玩弄陰謀詭計的行家裡手，以致宦者勢力得勝，師傅勢力失敗。蕭望之個人成了這場鬥爭的犧牲品。 第二節貢禹 建議朝廷節儉 貢禹（前124—前43），字少翁，西漢琅邪（郡治今山東諸城）人。通曉儒家經學，學習和傳授《齊論》、《公羊春秋》②，被征為博士，任涼州刺史，因病去官。又舉賢良，任河南縣令。過了一年多，在工作上受到太守府官的指責，免冠認錯。他說：「冠一免，安復可官也！」於是去官。 元帝初即位時，徵用貢禹為諫大夫，在政事上多次虛心請教。這時農業歉收，地方上大多窮困。貢禹向元帝上奏，說：古時簡樸，任賢使能，薄稅輕徭，所以人給家足。到了本朝初年，循古節儉；後來爭為奢侈，上行下效，「甚非其宜」。並指出：「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巨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他向元帝建議「少仿古以自節」，節省費用，遣歸宮女，減少廄馬，將一部分苑地分給貧民耕種。元帝採納了貢禹的建議，下詔令太僕減食谷馬，水衡減食肉獸，將宜春下苑交給農民耕種，又罷角牴諸戲及齊三服官。提拔貢禹為光祿大夫。 建議減輕農民負擔不久，貢禹上書，說自己年已八十一歲，血氣衰竭，耳不聰，目不明，難以任職，是個「素餐尸祿餐朝之臣」，要求退休還鄉。元帝不同意。過了一個多月，任貢禹為長信少府。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六月，御史大夫陳萬年去世，貢禹被提升為御史大夫，位於三公之列。 貢禹在位，多次言朝政得失，提出不少具體的建議。他說，古時民無賦算口錢，自漢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他建議，當令男兒七歲才出口錢，二十歲才出算賦。 他又說，古代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業。現在本朝以銅鑄錢，開山採掘銅鐵，斬伐林木，耗費人才，破壞生態，影響天氣，勢必產生水旱之災。自從鑄五銖錢以來，百姓犯盜鑄罪而判刑者很多，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商賈求利「而不出租稅」，農夫勞苦而負擔沉重，「已奉谷租，又出稿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所以百姓「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窮者起為盜賊」。他指出，這是由於「末利深而惑於錢」，根子就在於「錢」。所以，他建議，取消采銅業及以銅鑄錢，禁止私商活動，也不必收商賈之稅，務必「使百姓一意農桑」①。 ①本篇材料主要依據於《漢書·貢禹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②見《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 ①《漢書·食貨志》。 他又說，各個離宮及長樂宮的侍衛人員可減一大半，「以寬徭役」。十萬多官奴婢戲游無事，費用巨大，百姓負擔很重，應當令官奴婢「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即以官奴婢代替百姓負擔徭戍任務。 建議糾正官場風氣他又建議，令朝廷官員的家庭不得私自販賣，與民爭利，違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他指出，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商賈、贅婿及貪官「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興功，耗費巨大，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地方政府以便巧書計者和勇猛酷烈者為吏，欺上瞞下，虐待百姓。所以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有些犯法受刑分子從政，行為不端，但「家富勢足，目指氣使」，號稱為「賢」。所以說，「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好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他認為造成此政此風的原因，「皆以犯法者得贖罪，求仕者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所以，他建議，「宜除贖罪之法」，對於選舉不實及貪贓枉法者，不但免官，還要殺頭，一定要改變長期以來「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的不良風氣。 元帝將貢禹的建議交給群臣議論。從此開始令男兒七歲才出口錢。又省一些宮館的侍衛人員，減諸侯王廟衛卒半數。其餘貢禹的建議，則未被採納。貢禹又建議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都未得施行。 能言而不能改進政治貢禹為御史大夫時，所議多與丞相於定國不合。當時關東連年遭受災害，流民進入關中，影響京師安定，上書論政者多歸咎於大臣。元帝引見於定國和貢禹，「條責以職事」，指出當時惡吏妄為，盜賊濅廣，民多怨結，地方大員多不稱職。並指問：「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①貢禹等無言以對，想不出什麼施政良策。 貢禹任御史大夫僅幾個月便去世，死時為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 十二月九日②。他死後，皇帝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但劉歆以為貢禹建迭毀之議，不免「失禮意」③。 貢禹與王吉為友，都「以禮讓進退」④。當時人們稱道：「王陽（即王吉）在位，貢公彈冠。」①這是說他倆取捨相同。 貢禹的言論，多切中時弊，揭露社會矛盾及政治風氣較為尖銳，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他的建議不是基於對社會深刻的分析及有力的措施，不切實際①《漢書·於定國傳》。 ②《漢書·元帝紀》。 ③《漢書·韋賢子玄成傳》。 ④《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 ①《漢書·王吉傳》。 而近於迂，所以無能挽救世道習俗。班固評道：「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評不無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無能解決矛盾。 ②《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 第三節師丹 多所建議 師丹（？—3），字仲公，西漢琅邪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治《詩》，受教於匡衡。舉孝廉為郎。 元帝末，為博士，免職。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年）年間，州舉茂材，又補為博士，出任東平王太傅。鴻嘉四年（公元前17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災，群臣對修堤與不修堤爭議不休，結果不修，師丹等多次論說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災區撫慰百姓④。稍後，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認為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舉。於是師丹被徵召入朝，任光祿大夫、丞相司直。過了幾個月，又以光祿大夫給事中，從此任少府、光祿勛、侍中，「甚見尊重」①。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師丹為諸吏散騎光祿勛。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以師丹為太子太傅。同時王莽為大司馬②。劉欣即位，是為哀帝，師丹任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於是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不久，徙為大司空，輔政。 自成帝以來，外戚王氏已逐漸掌握朝政。哀帝劉欣為定陶王時，看到成帝將政事付託於外家，王氏權重，內心常常憂慮。自做了皇帝之後，打算對時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兩個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權。如：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之子丁滿為平周侯，封皇后之父傅晏為孔鄉侯③；外遣曲陽侯王根於封地，罷免成都侯王況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薦的官員④。師丹以師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為哀帝處理政事猝急，上書說：古時父死子承，有「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與後家，而放出王氏。頻繁地發下詔書，變動政事，猝急而不慢穩。如今各地並不安定，陰陽失調。他向哀帝建議，多看多想，「不宜倉卒」。 提出限田法，議而不行師丹輔政時，看到土地兼併與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欲救社會之急，想出了個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議：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併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巨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哀帝把師丹的建議交給群臣議論。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師丹的建議，並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體辦法：「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③此篇材料主要依據於《漢書·師丹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④《漢書·溝洫志》。 ①師丹於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由少府為光祿勛，過二年遷侍中光祿大夫。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②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 ③參見《漢書·哀帝紀》。 ④參見《漢書·元後傳》。 沒入官。」這對各個等級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規定。所謂「名田」，即以私人名義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這種建議，算不得什麼社會改革方案，只是權宜之計，對權貴和豪富「略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針砭社會弊病之議，居然也引起當時社會小小波動及部分權貴的反對。此議傳開，頓時田宅與奴婢的價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賢等隆貴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為此議如果付諸實施，自然對於正在大肆兼併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們有點礙手礙腳。哀帝此時舉棋不定，詔書「且須後」，即等待以後再辦，於是限田、限奴婢之議「遂寖不行」①。 因持異議而被罷官哀帝即位之初，稱成帝之母王氏為太皇太后，稱成帝的趙皇后為皇太后，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後都在定陶王國邸。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教養劉欣「至於成人」①。她知道成帝無子為嗣，通過向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行賄的辦法，使劉欣得以立為皇太子②。因此，劉欣即位後，她自以為應當尊貴，「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③。這時，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引秦華陽夫人稱太后之史例，建議「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即以哀帝生母為皇太后。師丹以左將軍的身份和大司馬王莽共同彈劾董宏，以為董宏「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為剛剛即位，腳跟未站牢，羽毛不豐滿，於是表示謙讓，違心地採納了王莽和師丹的意見，罷免董宏為庶人。傅太后聞知大怒，要挾哀帝必稱其尊號，哀帝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後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又乘機上奏，建議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國之名，車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稱「皇」之意，還應當為共皇立廟於京師。哀帝將此議交給群臣討論，不少官員表示贊同，只有師丹表示異議。師丹認為，必須明尊卑之禮，正人倫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合乎「母從子、妻從夫之義」，打算將其車服與立官置吏，比同於太皇太后王氏，「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定陶共皇的號諡前已決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繼承成帝，「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哀帝本欲通過這個行動樹立自己的權勢，以抑制王氏；而師丹卻高談闊論表示反對，實際上是傾向王氏，自然這對君臣之間有了隔閡。從此師丹逐漸不合哀帝之意。 適值此時有人向哀帝建議改革幣制，說古代以龜貝為貨，現在改用為錢，百姓因此貧困，應當改幣才好。哀帝徵詢師丹的意見，師丹答對可改。哀帝將此案交給有司再議，都以為錢已用了很久，難以猝然變易。師丹因年邁健忘，忘了前之所語，後從公卿之議。又一次，師丹命屬吏代寫奏疏，屬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傳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聽到這個消息，派人上書告發師丹，說他一方面向皇帝上書言事，一方面讓外人也得到其書。哀帝因此①本節依據於《漢書·食貨志》上。 ①《漢書·孔光傳》。 ②參見《漢書·外戚傳》下。 ③《漢書·傅喜傳》。 問大臣有何意見，都答對說：大臣奏事不應當漏泄，使吏民傳寫流聞四方。應當交付廷尉查辦。於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師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給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書為師丹辯護，說他品行出眾，積極言事，使人寫書，漏泄之過不在其身；以此貶黜，可能眾心不服。尚書劾申咸等人說，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對師丹這樣的國家重臣議罪處罰本是慎重的事，他們起初附會經義以為當治，一旦事已公之於眾，又上書妄譽師丹，前後矛盾，實屬「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隨即下了罷免師丹大司空之職的策書①。策書上說：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應當起到「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於您。近來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很多，災害嚴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職沒有盡到。您既不與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稱職，但您曾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詔有司赦而勿治。馬上交出大司空高樂侯印綬，免官歸去。 尚書令唐林以為哀帝對師丹處治過重，上疏說，師丹為世儒宗，德高望重，親傅於帝，位在三公，過失不大，而處治過重，京師有識之士都以為應當恢復其爵邑。哀帝採納了唐林的建議，下詔賜師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免官之後，哀帝採用朱博的建議，尊其祖母傅太后為皇太太后，其母丁後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王氏及皇太后趙氏同樣尊貴，「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①；又為其父共皇立寢廟於京師，儀式如同元帝。朱博遷升丞相後，又與御史大夫趙玄上奏說，應將師丹免為庶人，復封董宏為高昌侯。哀帝同意。於是師丹廢歸鄉里。 隨外戚派系波動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權勢重新膨脹。新都侯王莽報告太皇太后王氏，發掘了傅太后、丁太后的墓，剝奪了她們的璽綬，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廢了共皇廟。原來提議尊定陶共王為「皇」者泠褒、段猶等人都遷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為庶人。征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后王氏下詔大司徒、大司空說：褒有德、賞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悖於義理。師丹為人忠節，分明尊卑，可謂社稷之臣。應根據「章有德、報厥功」之道，對他增加封賞。於是封師丹為義陽侯，賜以二千一百戶。過了一個多月，師丹去世，諡曰節侯。其子業嗣侯，隨王莽之亡而絕爵。 西漢自元、成以後，外戚權重，直接影響劉氏政權興亡，也影響社會安亂，外戚丁氏、傅氏與王氏互相爭權奪利，有派別之分，但無優劣之別，師丹與董宏依此倚彼，更為勝敗，無足稱道，不必褒貶。班固說：「（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①師丹與董宏的表演，確可悲啊！師丹限田之議，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但不是個積極改革的良法，從當時限田之議一風吹的史實來看，且不論其主客觀原因，就說當事者吧，哀帝不象個銳意改①師丹為大司空「一年免」，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 ①《漢書·外戚傳》下。 ②參考《漢書·外戚恩澤侯表》。 ①《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革之主，師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個空想的小改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