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二十章 司馬相如司馬遷
司馬相如和司馬遷，是漢武帝時期的大文學家。司馬遷還是當時的大歷史學家，大天文學家。
第一節司馬相如及其文學成就
司馬相如的早年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②。少時好讀書、擊劍。因慕藺相如的為人，自名相如。大約生於漢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為郎③，為武騎常侍，侍衛景帝。這個職位（秩六百石）對能文能武、年輕的司馬相如是合適的，但他並不樂意。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梁王入朝，隨從人員有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等辭賦家。景帝不好辭賦，對他們並沒有注意，而司馬相如見到他們卻很喜歡。司馬相如託病辭去侍衛的職務，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國的賓客。梁王令司馬相如與諸先生同游共處。他已有辭賦的修養，又與眾多的辭賦家相處，他的創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長起來。過了幾年，他寫了一篇《子虛賦》，盛言齊楚兩國國王奢侈田獵狀況，藉以諷諫梁王。又有《美人賦》，寫司馬相如與梁王對話，言己不好色之經歷，以諷諫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梁王卒，游士們多散去，司馬相如亦回成都。這時他已三十多歲，家居貧窮，無以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馬相如應友人臨邛（四川邛郲）縣令王吉之招前往臨邛，生出一段與臨邛富人卓王孫寡女文君的愛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之馳歸成都。卓王孫大怒，不給文君錢財。文君與相如往臨邛開酒店。文君賣酒，相如與奴婢一起，系長圍裙，做雜事。卓王孫聞之以為恥，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司馬相如已年近四十，雖有名氣，仍在成都賦閒。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①。但這個小組裡面，不可能有司馬相如。
武帝好辭賦。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即位後，即以安車蒲輪徵召著名的老年辭賦家枚乘來長安，枚乘奉詔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讀《子虛賦》並以為好，以「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為恨，經過狗監蜀人楊得意的介紹，便召來司馬相如。相如見武帝後。承認自己是《子虛賦》的作者，並說：「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賦》。武帝又加稱讚，並賜給相如筆札，任相如為郎。《子虛》、《上林》都是大賦，是司馬相如對辭賦的開拓和獨創，表現了一代漢賦的新風貌。
武帝即位後，通過各種形式，選用人材。在宮廷內，即在自己的身邊，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備使用。其中尤親幸者，有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①司馬相如的材料，見於《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和《漢書·司馬相如傳》者，不另作注。②《史記》、《漢書》傳俱未敘述司馬相如家世，其家為蜀郡本土人，或遷自「秦晉一帶」？近人王瑤持後說，參看其《讀史記司馬相如傳》，載《中國文學論叢》。
③《漢書·景帝紀》後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眾。」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註：應劭曰：「十算，十萬也。」又《漢書·文帝紀·贊》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註：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據此，景帝初年司馬相如「以訾為郎」，則其時為中民之家，有貲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貧。
①《漢書·循吏·文翁傳》。
壽王、司馬相如。但武帝對待他們也有不同。相如常託病不出，逃避外事。東方朔、枚皋，態度滑稽，說話無根據，武帝視他們如俳優。「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①，在這班內廷人物中，嚴助選用最早，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間。司馬相如為郎，當在此後不久。
司馬相如為郎後，常怕事避事，並不積極爭取任職，只以辭賦之長侍從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改換服裝，在長安城西南一帶地方遊行打獵，吾丘壽王為之規劃區域界線，擴大上林苑，為天子遊獵行樂之地。司馬相如曾從武帝到長楊宮打獵，武帝年富力強，好登臨險阻，親自追逐野獸，相如上疏勸戒，以為這裡有危險，應避免不測之禍，「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這《諫獵書》是短篇散文。武帝讚賞他的諫言。回來過宜春宮，這裡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賦》，是短賦，哀二世之行失，實藉以諷諫武帝應留意自己的行動。於此可見相如侍從武帝所盡力的一斑。大約不外文字諷諫。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武帝聽從番陽（江西波陽縣）令唐蒙的建議，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計取南越。任命唐蒙為中郎將，並准許他帶領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隨外，還發動一萬多巴蜀民轉運糧食，違抗者即以軍情制裁。巴蜀民大為驚恐，或逃亡或自殺。武帝恐怕巴蜀民變，就命司馬相如去責備唐蒙，並向民眾解釋，說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說唐蒙「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說「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司馬相如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場。實際上唐蒙這時已由巴郡的符關（四川合江縣西）進入夜郎，會見了夜郎侯多同，並和多同達成協議，使夜郎歸附漢朝。唐蒙回長安報告後，武帝就在那裡建立了犍為郡。
這時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長，知道南夷與漢朝交往，得漢財物賞賜，很有好處，因而也表示願意歸漢，請求漢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問司馬相如。相如說：「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武帝認為這話有理，就任命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全權代表漢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於、壺充國、呂越人三個副使。他們乘坐四匹馬拉的傳車，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談判，並用巴蜀地方官吏贈送的貨幣財物以安慰他們。這裡是司馬相如的故鄉，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歡迎，縣令背著弩矢走在前面開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為榮。卓王孫和臨邛的一些豪紳都通過司馬相如的家人獻牛酒以結交友好。卓王孫不勝嘆惜，以為把女兒嫁給司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與女兒文君財物，和給男兒的一樣多。司馬相如和西南夷談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司馬相如回朝報告，武帝頗為高興，就在西南夷置一個都尉，十多個縣，附隸蜀郡。
但是事情還有些曲折。司馬相如奉命出使的時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贊成，以為西夷地方沒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為蜀郡父老的意見對。相如當時①《漢書·嚴助傳》。
也想進言勸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議起來的，因此又不敢進言。於是設辭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責問辯論，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動向，令百姓知道這原是天子的意圖。此文即《難蜀父老》，作於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不久有人上書告發相如使蜀時受賄，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園，並改為一個縣。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別墅，是武帝集中「豪傑」及「亂眾之民」的禁區。相如為郎後，侍從武帝，大概就住在這裡。
司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武帝復召他為郎。從郎官到郎官，十多年來，司馬相如官未有進，他已五十多歲，不年輕了。這時公孫弘、張湯逐漸得勢而為高官，他們都善於體會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強漢朝的專制統治，自皇親國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殺。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司馬相如仍從武帝，只是備員而已。他與卓氏婚，家有餘財。有「消渴疾」，常稱疾閒居，以為文著書自娛。
樂府工作和孝文園令漢初已有草創的樂府（音樂歌舞機關），主其事者為夏侯寬。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禮儀，由於制禮作樂的需要，正式成立樂府，擴大其組織，充實其內容。一方面命使者採集南北各地方曲調歌謠到樂府里來誦讀歌唱，一方面又選派他身邊的辭賦文人為樂府製作歌詩以備合樂歌唱，司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員。他沒有具體的官職，為樂府製作一些詩歌是可能而合適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為協律都尉，總領其事。他精於音律，能創作新聲變曲，為武帝所喜愛。司馬相如為樂府偶然製作幾首歌詩①，實際地位和生活並沒改變，還是很清閒的。
後來，司馬相如由郎官轉為孝文園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務。
由漢宮武帝身邊出來，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閒了。但他專業始終不離辭賦。他見武帝又好講神仙之道，就對武帝說：「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相傳神仙都居山澤間，形容清瘦，這不是帝王應有的仙意，於是寫成《大人賦》。相如奉獻了《大人賦》，武帝大為喜悅，讀了《大人賦》好像自己飄飄然飛上了青雲，遨遊於天地之間而成神仙了。本來他的意思是要勸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結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樂，更好講神仙之道了。
又後來，相如因病辭去孝文園令，得到武帝的允許。於是他家居茂陵養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書，並說若不去取，後來遺失很可惜。於是就命所忠這人前往相如家取書。所忠到後，相如已死，家中無書。問其妻文君，文君說：「長卿家中從來沒有書，他常常著書，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沒有書。長卿在死前，曾為一卷書，說：『如有使者來取書，即以此卷進獻。』此外沒有別的書了。」此卷遺書，講的是帝王封禪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禪書，武帝大為驚奇。相如死於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終年六十左右。
①《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時一人之作。其中《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天馬》十（其一）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可能出於司馬相如之手。傑出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是西漢傑出的文學家。他的作品有詩歌、散文和辭賦，而以辭賦為大宗。他仕宦於景帝及武帝前期約四十年，終不得意，「蓋雄於文者，常桀騖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①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為文人的社會地位還很低，武帝從政治需要出發，重視建功立業實際有用的文人，而不僅僅以文辭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辭賦擅長。
漢武帝時代，以屈原賦為典型的騷體賦，猶興盛一時。司馬相如亦常作這類賦，如《大人賦》等。而相如「不師故轍，自攄妙才」，獨創一格，則是他的宏篇巨製如《子虛賦》、《上林賦》。它們的特徵，以子虛說「雲夢之事」為例：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厲，碝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糜蕪，諸蔗猼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薔雕胡，蓮藕菰蘆，菴閭軒芋，眾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鱉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櫨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猨蠷蝚，■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豻，兕象野犀窮奇獌狿。這可見其誇張實事，全面鋪敘，連類並舉，侈陳物象，句式整齊，文辭華麗。它們是從散文變來、名副其實的辭賦。其源應溯於春秋時代的行人之辭與戰國時代的縱橫家之辭。司馬相如《答盛擥問作賦》：「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他的大賦，實欲縱橫悉陳，網羅一切，表現了廣泛富麗的氣格，是漢賦發展新的里程碑，有劃時代的意義。它們是漢武帝時代的政治經濟由文景無為而治走上強大繁榮在文學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諫獵書》、《喻巴蜀檄》、《難蜀父老》等，亦表現了氣格雄偉、說理暢達的特點。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將篇》，可見其文章特別是大賦以辭藻繁富著稱，決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養的。
「然相如亦作短賦，則繁麗之詞較少，如《哀二世賦》、《長門賦》。」他的突出成就，在於大賦。揚雄《校獵賦》、《長楊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大賦，都是受了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的影響。明王世貞評之曰：「《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指賈誼）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固）、張（衡）、潘（岳）有其材而無其筆，子云（揚雄）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①可見司馬相如的大賦，實一代漢賦之冠。他不愧為西漢的大文學家之一。
①魯迅：《漢文學史綱要》十。
①《藝苑巵言》卷二。
第二節司馬遷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時期
司馬遷②，字子長③。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④，生於左馮翊夏陽縣的一個農村（今陝西韓城縣南芝川鎮）。這個地方，東臨奔騰怒吼的黃河，北有橫跨黃河的龍門山。
司馬遷出身於中下層官吏家庭。高祖司馬昌，當秦始皇時，作主鐵官。
曾祖司馬無澤，在漢初作長安的一個「市長」。祖司馬喜，沒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漢文帝時可能是所謂「中人之家」，以農業、畜牧致富，因而能夠出粟買爵。司馬遷說自己「耕牧河山之陽」，不一定就是親自參加耕牧。
父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140—前135年）作了太史令，通稱太史公。這是史官，漢武帝新恢復的一種古官。官位不高，職權不大，主官天時星曆、祭祀禮儀、搜羅並保管典籍文獻。這是史官的傳統。
史官掌握文化知識，是歷史上出現最早的一種官。從殷周到春秋戰國，史官的職權、地位逐漸降低，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從來沒有改變。他們的職掌，歷代相傳，最重要的是為王家記言記事。在殷周時代，他們記錄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戰國時代，他們記錄的範圍擴大到各國統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時，太史令並沒有這項職掌，司馬談自覺地按照古代史官傳統，準備要為新興的封建統治階級記言記事。他在大約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年）的太史令職守上，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便利條件下，不僅有論述歷史的志願和計劃，而且很可能已開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馬談到長安作官以後，司馬遷自然地隨著父親到長安，有了更多的學習機會。司馬遷自說「年十歲則誦古文」，當是到了長安以後的事情。所謂「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寫的典籍。漢初傳習的古書，許多是用漢代通俗應用的隸書即所謂「今文」寫的，也有先秦保存下來的，用古文寫的。司馬遷十歲時所誦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寫的書，不是專指某一種書。由此可見，司馬遷很早就有古文的修養。
司馬遷於元光、元朔之際，約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公元前129—前128年），曾親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國的古文《尚書》。董仲舒的《春秋》學說和孔安國的《尚書》學說，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影響。
還在司馬遷童年的時候（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漢武帝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縣的茂鄉建造自己的陵園，周圍三里，把茂鄉改為一個縣，叫作茂陵（今陝西省興平縣），並鼓勵人民移往茂陵，每戶給錢二十萬，田二頃。到司馬遷十九歲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漢武帝為了加強統治，聽信說客主父偃的獻計，把全國地方豪傑及家產在三百萬以上的富②此下三節關於司馬遷的資料，見於《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者，不另作注。③參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史記》一「遷字子長」條。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三六「有子曰遷」條「附案」。
④司馬遷生年，舊有二說。一為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本文從後者。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戶遷到茂陵。
在漢武帝始而鼓勵人民、繼而壓迫豪強遷徙茂陵的形勢下，司馬遷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麼原因，也搬到茂陵來了。因此茂陵顯武里成為司馬遷的新籍貫。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後來到司馬遷五十歲的時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漢武帝又一次「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今陝西淳化縣北）」，這時茂陵「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約占右扶風二十一縣戶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為一個有名的皇家貴族的遊園別墅和公開、集中地管制豪強的很大的城市了。
長途旅遊和郎官經歷漢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二十歲的司馬遷雲遊祖國各地訪問名山大川。他從京師長安出發，出武關（今陝西商縣東），經南陽（今河南南陽縣）至南郡（今湖北江陵縣）渡江。他到了長沙（國）的羅縣，訪問了縣北汨水楚國詩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後從長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傳說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寧遠縣境），又順沅江而下。這就是他所說「窺九疑，浮於沅湘」的情況。
司馬遷在「浮於沅湘」之後，東浮大江，南登廬山。這一帶河流密布，「皆東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傳說。然後順江而下，東南上會稽山（今浙江紹興縣東南），山上有一洞，傳說禹王進去過，因而叫禹穴。司馬遷到這裡來，是為了「探禹穴」的。之後，他回到會稽郡的吳縣，登上了姑蘇山，眺望了所謂五湖。
司馬遷在遊歷了江南之後，渡江北上，首先到達淮陰（今江蘇淮陰縣東南），這是漢朝名將韓信的故鄉和封侯之地。他訪問了淮陰父老，從父老們的口中得到了許多生動的淮陰侯的故事。然後，他渡過淮水，沿泗水北上，到達了魯國的都城（今山東曲阜縣）。這是古代文化的一個中心，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生長的地方。他訪問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闕里；還參觀了孔子的廟堂、車服、禮器等等遺物，又看見在孔子的遺風影響下儒生們按時習禮的情景。他在這裡旅居的時間相當長，觀察體會，處處可以看到孔子的遺風。他還特地到齊國的都城（今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去過一趟。
司馬遷在遊歷了齊魯之後，就轉向南遊。他在鄒縣逗留下來，遊覽了秦始皇東巡郡縣曾到過的嶧山。由此向南，經過齊國孟嘗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東滕縣東南），司馬遷和父老們談話。從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蘇徐州市）。這是秦楚、楚漢戰爭必爭之地，也是赫赫一時的西楚霸王項羽的都城。他從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縣（今江蘇沛縣東）。丞相曹參是這裡人。丞相蕭何是沛郡的豐縣（今江蘇豐縣）人，和曹參同事。漢高帝劉季當時為沛縣泗水亭長，和蕭何是同鄉。鴻門宴上的壯士樊噲也是沛縣人，當日原是賣狗肉的。汝陰侯夏侯嬰是沛縣人，原以編織養蠶器具為生，還時常為喪家作吹鼓手。司馬遷在這裡參觀了他們的故居，聽到他們為平民時的許許多多故事，覺得聞所未聞。還有汾陰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國侯王陵、辟陽侯審食其等等，也都是沛縣人。由沛縣向西南，經碭縣到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穎陽侯灌嬰原是這裡一個販賣綢緞的小商人。最後由睢陽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開封）。這是魏國的都城。司馬遷在這裡訪問了所謂「夷門」，原是大梁的東門。當年魏國貴族信陵君無忌謙恭下士，親身拜訪夷門監者侯嬴。父老們還為司馬遷講述秦魏最後一戰的故事，據說秦軍圍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這樣滅了魏國。過大梁而西，司馬遷大概沒有再到別處去，就一直回長安了。
司馬遷這一次長途跋涉，遊歷了祖國的廣闊山河，接觸了各地人民，考察了歷史遺蹟，了解了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逸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這對於他後來寫作《史記》無疑是有很大的幫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豐一帶的訪問，對於他敘述秦楚、楚漢戰爭的形勢和以劉季為首的漢朝初期統治集團的面貌，必然會發生很大的影響。司馬遷這樣一次有目的、有意義的漫遊，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司馬遷在旅遊之後，又過了幾年，約在二十五六至三十歲之間（元狩、元鼎間，公元前122～前116年），開始登上仕途的階梯，作了一名「郎中」。這是漢宮廷內部龐大郎官系統中最低一級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實領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職務是「掌守門戶，出充車騎」。皇帝不出巡的時候，他們是宮門武裝執戟的衛士；出巡的時候，他們是車駕的侍從。平常在宮廷內部，親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內廷外調，往往改為「長吏」。所以郎官是富貴子弟追求仕進的目標。司馬遷得到小郎官，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兒子，變為武帝左右的親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從此以後，司馬遷以一個郎官身份，當然和宮廷內各種官吏一樣，是要侍從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冬十月（這時曆法仍以十月為歲首），武帝開始出巡郡縣。先到雍（今陝西風翔縣），祭祀五帝。之後，折向東北，從夏陽到河東。在河東郡（今山西夏縣北）的汾陰（今山西滎河縣北），立后土祠，舉行祭禮，一切儀式是太史令司馬談和祠官寬舒議定的。禮畢之後，武帝復南渡黃河，取道滎陽（今河南滎澤縣西南）西返，到了洛陽。武帝這一次週遊河洛，觀省民風，司馬遷父子都是跟著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後，西過隴坂（山名，在陝西隴縣、甘肅清水縣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肅平涼縣西），又北出蕭關（今甘肅固原縣東南），和數萬騎兵一起打獵於新秦中（今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地），然後回到甘泉（宮名，在今陝西省淳化縣甘泉山）。後來司馬遷回憶說：「余嘗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講這一次侍從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從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後，司馬遷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漢廷去視察和安撫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從過去二十多年來武帝先後派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等去西南所負通好和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重大使命看來，司馬遷此時已經表現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認為是當朝眾多的「辯知閎達，溢於文辭」①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視和信任，因而才能有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這次到西南去，條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來開闢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馬遷當時由長安出發，南出漢中（今陝西漢中南），經巴郡（今四川重慶市北）到犍為郡（今四川宜賓縣），由犍為郡到牂牁郡（今貴州黃平縣西）。然後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關道（今四川蘆山縣東南），過孫水（今安寧河）橋，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①《漢書·東方朔傳》。
縣東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漢源縣東南）。這就是司馬遷說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漢源）、昆明（今雲南保山、騰衝、順寧等地）」的具體路程。司馬遷這一次的出使，收穫無疑也是很豐富的。從此，司馬遷對祖國西南地區的地理、物產、民情、風俗，便有了較親切的認識。這對他後來的有關寫作是有很大幫助的。
漢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撫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之後，便於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十月，親自率領十二部將軍，出長城，向多年威脅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這時休養兵馬，不敢出頭。接著東越人也來投降，武帝把他們遷到江淮間來，以便控制。這樣就結束了東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據局面，出現了帝國統一的新形勢。於是漢武帝便決意及時舉行「封禪」典禮。這種典禮，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資格作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實行其對人間的統治。漢初六七十年，還來不及做這種事。到了武帝時代，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不但鞏固而且強大發展了，就不斷地有人勸武帝舉行封禪。到了東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遠遁漠北這個時候，該是慶太平、告成功的時候了，武帝就把封禪典禮提到出巡的日程上來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正月，當武帝東行齊魯、準備封禪的時候，司馬遷從西南回來，趕到洛陽，見到了快要死去的父親。因為他的出使尚未復命，也因為他作郎官的經常職務，他不能多耽擱，必須趕快再去山東，侍從武帝。
武帝到了山東，先東巡海上，而後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復東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縣境）。又巡遼西郡（今河北盧龍縣東），歷北邊，至九原郡（內蒙古五原縣）。五月，回到甘泉。司馬遷這一次從巡，參觀了長城內外，對祖國北方的認識更擴大而充實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的春天，武帝東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後親臨濮陽（今河北濮陽縣南）瓠子的塞河工地。這是黃河的一個老缺口，二十多年來常常決開。這次武帝親臨工地，命文武侍從百官，都去背柴草，參加塞河工程。
司馬遷這時雖新遭父喪，但必須如常地侍從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參加了負薪的行列。他的《河渠書》就是在這件事的直接影響之下產生的。
在郎官的職務上，因為不斷地侍從武帝和奉命出使的關係，司馬遷遊歷了祖國更多的地方，接觸了更廣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時也見識並結交了宮廷內外的許多人物，獲得了更多的見聞；他的實踐經驗愈來愈豐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談逝世的第三年，司馬遷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結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時候，也還有一種無定而經常的職務，這就是和作郎中一樣，仍需侍從武帝。武帝這時還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過涿鹿」，就是這一次侍從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馬遷都因太史令的職務不斷地侍從武帝。他自己也說過：「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①這對司馬遷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礙，而是更有益處。隨著仕途的升遷和閱歷的加深，他對祖國的認識越來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更因太史令的專門職務，倡議並主①《史記·封禪書》。
持了改革曆法的工作。這個新曆，以正月為歲首，即為有名的《太初曆》，是對古歷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節司馬遷的史學成就
父親司馬談的教導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有學問、有抱負的人。他的這種素質，對司馬遷有深刻影響。
司馬談約生於漢文帝初期，曾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唐都、楊何和黃子，都是當時有名的有關專家。黃子，即黃生。司馬談病危的時候，拉著兒子的手，流著眼淚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司馬遷低著頭，流著眼淚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這一段對話表明司馬談父子把論述「春秋」以來的歷史書，特別是漢興以來的歷史，作為周公、孔子著史事業的繼續。他們認為，這四百多年歷史的存佚要決定於他們是否能盡到史職。他們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摯的使命感的。這是中國歷史家的優良傳統，在他們父子以後是不斷有人繼承的。漢代史事，為什麼在《史記》中占了很大分量，又為什麼寫得特別精彩，也是這個原因。
司馬談對戰國以來的許多學派，有相當廣泛的接觸。他所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學術評論。篇中，對陰陽、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論其短長，對道德家則稱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長以達到政治上的無為而無不為。當代學者多因此認為司馬談屬於道家，至少是傾向於道家。其實並非如此。司馬談的病危遺言，說的是儒家的孝道，說的是儒家的修史傳統，並沒有道家氣息。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時，說儒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裡所指儒家的缺點，畢竟只是技術性的東西，而所說儒家的長處則是封建社會的社會秩序和道德準則，這是封建社會的本質性的東西。所謂「弗能易」，等於說永無變更。司馬談對於儒家的尊奉，可以說是很明白的。
司馬遷繼承父親的思想，用儒家所說的禮作為行為的規範和衡量歷史上是非得失的準則。他申論：「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司馬遷從父親司馬談那裡，可以說得到兩份遺產。一份是太史職掌的學問，其中可能包括司馬談已經寫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學問，主要是《春秋》之學。但司馬遷並不以此二者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國歷史上開始有歷史家的出現。
《史記》的撰述司馬遷於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開始著作《史記》。《史記》之名是後人所題。這時，漢興已經百年（公元前206～前104年），在秦火之後，又陸續搜集了大量的資料，「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給司馬遷著書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來的實踐經驗，調查了許多古代歷史傳聞和故事，接觸了偉大國家現實面貌和當代許多重要人物，並從許多前輩重要人物的子孫後代，得到了從未記載的許多談話資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於過去一些歷史著作的啟發，司馬遷把古今歷史作一次通盤的清理而納入於「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種不同的體例。本紀，通過帝王的活動提攜一代一事。表，記歷代大事，特別是要把錯綜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書，是論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會現象。世家，記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歷史人物的活動。列傳，記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這是包括多種體裁的綜合體。舊稱之為紀傳體是不確切的。全書有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傳說時期的黃帝，下至於司馬遷的時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萬六千字。
司馬遷在開始著作後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將李廣的孫子。司馬遷早年見過李廣；後來與李陵同在宮廷侍從，雖未相熟成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為人，認為他是一個「奇士」，有「國士之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與匈奴戰於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喀爾喀境），最後兵敗，投降匈奴。司馬遷以為李陵決不會向匈奴投降。因此觸怒了武帝，下了監獄。審訊的結果，司馬遷得了「誣上」（欺騙皇上）的罪名，是一個死罪。這時是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還在「草創未就」的時候。
漢武帝時代，犯死罪的人，根據兩條舊例可以免死：一條是拿錢贖罪；一條是受「腐刑」。這時司馬遷面臨三種選擇：一是「伏法受誅」；二是拿錢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錢可以免死呢？從此後三年內兩次免死詔令看來，需要五十萬錢。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產。司馬遷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幫助，自己又官小家貧，哪來這許多錢呢？用錢贖罪這一條生路，司馬遷和一般窮人一樣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馬遷實際只有兩種選擇：是死，還是受「腐刑」？他想到，人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死是有輕重意義的不同的。他覺得如果他這樣「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無意義、很不值得的。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寧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馬遷出獄後，作了中書令。這個官也是漢武帝新設的，「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經常職務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書，也把尚書的奏事呈給皇帝。從此以後，司馬遷以一個宦官的身份，在內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這好象是「尊寵任職」，但司馬遷除了堅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對朝廷內外的一切事務，已經毫無興味。
司馬遷的朋友任安，於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間，寫信給他，「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十一月，司馬遷給任安寫了回信。司馬遷在信里，詳細地訴說了自己當時的心情，並告訴任安一個重要的消息：「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樣看來，這時他的著述工作已經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齡是五十三歲。以後，司馬遷的事跡已無可考。他是怎樣死的，最後活到多大年紀，都很難有確定的答案。他大約卒於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左右，一生與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寫作計劃基本完成，共經過了十六年。這是他的著述事業的主要階段。在這之前，從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由於漫遊祖國，侍從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區，他讀書時間好象很少，但這些接觸實際的經歷卻成為他後來寫作資料的一個重要來源（其中侍從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貫徹終身的）。在這之後，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以後，他除了擔任中書令一職，經常在武帝和尚書中間傳達事務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對於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補加工。司馬遷堅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記》與他一生豐富的實踐經驗，廣泛的科學文化知識，有著血肉相連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司馬遷在致任安書中說他的《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他對於所著書的概括。他對於他的概括，沒有作出詳細的說明。從司馬遷別的有關的論述來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幾條的意思在內：一、歷史是有變化的。二、歷史的大的變化，是有階段性的。三、歷史的變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時還更勝於古，所謂「世異變，成功大」。四、在歷史變遷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時是很顯著的，但人事的作用還不能擺脫天的束縛。五、司馬遷公開以創史的歷史家自命。司馬遷的歷史思想是很豐富的，其中有唯物主義的因素，有辯證的因素，還有其他進步的因素，這都還有待於認真的研究。
第四節司馬遷在傳記文學上的成就
傳記文學在《史記》中的地位
《史記》是一部傑出的歷史書，也是一部傑出的文學書，而當中的傳記部分尤為精彩。《史記》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陳涉世家》，是孔子、陳涉二人的傳記，其他各篇也都是敘述秦以前地方割據世襲的侯王和漢代侯王的歷史。列傳七十，敘述貴族、貴族公子、各種官僚、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文學家、經學教授、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土豪、醫生、卜者、商人、俳優、幸臣以及少數民族等不同社會階層、不同類形人物活動的歷史。本紀十二中，不全是傳記，但也有多篇傳記。由此可見，《史記》的中心部分是從古到漢各個社會階層、各種不同地位、不同職業的人物活動的歷史，是歷朝歷代一系列歷史人物的傳記，傳記在《史記》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內容這一新的歷史方法，是司馬遷的首創。但也有其歷史和現實的根源。春秋戰國以來，社會大變革的結果，解放了奴隸，產生了新的階級關係，活躍了社會各階層人物。在發展的小生產互助中，個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諸子百家從代表各自階級、階層的利益出發，風起雲湧於政治和文化的鬥爭舞台，表現了蓬勃的朝氣。這些都給司馬遷以人物活動來反映歷史，提供了歷史內容的前提。而《左傳》、《國語》、《國策》等歷史著作中，也往往具體生動地描寫了春秋戰國時代人物活動的片斷形象，這對司馬遷寫作歷史人物傳記，無疑也有所啟發。特別重要的是經過秦末的農民大起義而建立起漢朝大一統的統治已經百年，產生了一代新的歷史人物，更有記載的必要。司馬談在給司馬遷的遺言中說：「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記載的反映。
《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思想，擴大了歷史記載的範圍。這在書八章里就有顯明的表現。就中心部分講，不但寫漢族、少數民族即秦漢以來封建國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歷史，也寫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長與中華民族通使往還以及鬥爭的歷史；不僅寫統治階級的歷史，也寫了一些下層社會人物的歷史，反映了全面的歷史觀。其次，他承認歷史並不永遠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呂后本紀》依歷史變化順序而編寫，突出地反映了這個發展的觀點。司馬遷認為秦應「世異變，成功大」；指出：「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對的。
實錄精神《史記》人物傳記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實錄精神。後於司馬遷不遠的西漢劉向、揚雄，東漢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是「實錄」。依照班固的解釋，「實錄」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即照事實實事求是地直錄。這裡包含著認真對待歷史實際的方法和態度問題。對於古代歷史，「實錄」是考訂、選取、運用歷史資料問題。而對於秦漢以來的近百年史，特別是漢代當代的歷史，就不只是現成資料的摘錄、移寫問題，而是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能不發生「忌諱」的問題。司馬遷堅持了「實錄」的精神。《史記》的人物傳記，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到地方長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殺他們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愚昧、偏私、腐朽、醜惡以及殘酷的壓迫和剝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於揭露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其目的雖在於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鑑作用，而他寫的是實錄，反映了真實的歷史，是難能可貴的。
從實錄的精神出發，司馬遷所選的人物，不是取決於其人的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取決於其人的實際行為表現。官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為他們作傳。但卻寫了許多下層人物的傳記，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因為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處。人物選定了之後，就是具體的敘事問題。以人載事，敘述一個人生平事跡始終，這是司馬遷的首創。人物無論大小，他的生平事跡總是很多的，又如何寫呢？司馬遷的筆法是，著重寫其「為人」，並注意其「為人」的複雜性。如《平津侯主父列傳》寫公孫弘：「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又說：「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佯）與善，陰報其禍。」這個人是被漢武帝特別提拔作丞相的。這裡可見作者注意寫他的為人內外兩方面。「弘為人恢奇多聞」，寫為人表現寬弘奇偉，知識很廣博。「弘為人意忌」，寫其對人多有積怨，外寬內深，是寫其心。又如《酷吏列傳》寫張湯：「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乾沒」是空手得利的意思。這是寫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表現。下文又說：「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則寫其為大吏時為人頗為寬厚，有利於人。這些例證都可見司馬遷寫人物傳記要寫出其為人大體，並注意其複雜性。司馬遷是不喜歡公孫弘和張湯的，但是寫了他們的好處。概括言之，《史記》人物傳記的最大特點，是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一。過去有人說：「《史記》於敘事中寓論斷。」①又有人說：「敘事不合參入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②他們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用事實來表示自己對所寫人物的愛憎態度。
如有名的《項羽本紀》，他同情項羽，以極其飽滿的熱情來寫這個失敗的英雄，即讚揚項羽勇猛無比，摧毀秦皇朝暴力統治的功績和精神；也指責他沽名釣譽，頭腦庸俗，胸無大志；批評他以粗豪自恃，無比殘暴。所有這些都是通過項羽本人的事跡來表現的。在本傳里，作者沒有發議論，但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於敘事之中是有顯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傳》、《屈原賈生列傳》等，寫法比較特別，或則發舒孤憤，提出問題；或則略似後世作家作品評論。伯夷這個人，在戰國時有很多傳說，漢朝初年也有不少傳說，都讚美這個人，但沒有具體的事實，給這個人作傳，沒有多少事可寫。傳說中有伯夷，為人清廉，司馬遷為其作傳，對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鑑，有所標榜。《屈原賈生列傳》也是如此，事實也是不多的。這兩篇傳和其他的傳不同，確是《史記》人物傳記的變體。這和傳主事跡渺茫或較少有關係，也①顧炎武：《日知錄》卷六。
②劉載熙：《藝概》卷一。
和作者對他們的遭遇同情有關係。
個性和典型性的統一《史記》傳記敘事，善於以個性和典型性統一起來。司馬遷寫人物傳記，無固定的格式，大抵因人立傳，因事成文。就形式說，有單傳、合傳、類傳的區分，主要意圖在於表現傳主為人的特徵，根據對人物特徵的認識取捨事件。取大事，這是當然的，因為它們有關於客觀的歷史實際，也有關於人物的歷史業績。但也不排除小事。如《李斯傳》在傳首寫李斯「見吏廁中鼠食不潔」和「觀倉中鼠食積粟」而感嘆：「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目的在於表現李斯為人見機行事，不顧是非美惡，阿世苟活，一生貪圖富貴利達的特徵。又如《張湯傳》在傳首寫張湯兒時「掘窟得盜鼠及余肉，..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的故事，敘述詳細，目的在於表現張湯為人善於治獄，而他的酷吏之才，實出於天性。此外如張良、韓信、陳平等傳，也都寫他們年輕時一些小故事，而這些小故事往往也不都是光彩的。司馬遷寫這些小故事，目的同樣是為了表現他們為人的特徵的。一般取事不多，這是《史記》的特點。不寫太多的事件，選取重要的幾件事來寫，這樣敘事是簡潔的，不堆砌許多事。項羽、李廣都自稱身經「七十餘戰」，但傳中所寫他們的戰跡也只有兩次。有些事件由於牽連別人或其他原因，則寫於別傳，這是司馬遷慣用的「互見法」。項羽的好多缺點，寫在韓信傳里，一方面表現出韓信用兵有獨到的見解，一方面也讚美了韓信，避免了正面批評項羽。又如寫劉邦美的事情，大的事件，但看了《項羽本紀》及其他一些傳，就會感到劉邦還有另一個面貌。劉邦被項羽打敗，逃難，以及把兒子和女兒屢次推下車等情節，都寫在《項羽本紀》里。避免在一篇中堆砌事件，影響人物形象的塑造，而「為人」的複雜性則於此可見。對於所取之事，無論大小，往往極力描寫，有細節、場面，使之故事化，成為歷史畫面，則又是《史記》傳記的風格。這是古代史官記事又一新的高度的發展，實開後世小說的先河。這裡歷史和文學就分不開了。《項羽本紀》里關於「鴻門宴」的描寫，《廉頗藺相如列傳》里關於藺相如完璧歸趙、澠池之會的描寫都是最突出的。如以《漢書·高帝紀》中所寫的「鴻門宴」與《史記》的相比，那就清楚地看出歷史文獻和文學作品的差異。《史記》所寫的「鴻門宴」，也不是司馬遷想像或虛構出來的，而是根據傳說寫成的。這種風格，實即重點突出。梗概的敘述和具體的描寫相結合，形成波瀾起伏，繁簡相間、引人入勝的獨特風格。選擇人物，全面了解人物的「為人」，剪裁事件，重點突出。某些事件，既是個人傳記，又往往有典型意義，反映豐富的歷史內容。這是一個創作的過程，從而塑造了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如《魏公子列傳》、《項羽本紀》、《李廣傳》、《魏其武安侯列傳》、《酷吏列傳·張湯傳》、《遊俠列傳·郭解傳》等，都是代表作品。
傳記中的語言《史記》人物傳記的語言很豐富。口頭流傳的成語、諺語、歌謠，廣泛採用。又不迴避方言土語，和後來古文家只求「雅」不同。用古史資料，往往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關於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堯典》的「允厘百工，庶績咸熙」，「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惟時懋哉！」等語，譯為「信飭百官，眾功皆興」，「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維是勉哉！」等，原文和譯文比較讀之，就覺譯文易讀易懂多了。《史記》的語言，是「文言」，但接近口語，一般敘述和人物對話諧和一致，明快而含蓄，言外有意，耐人玩味；簡約而繁複，不拘一格，各當其用，大抵服務於人物特徵的描寫。特別引人興味的是刻畫人物說話口吻，從而表現人物的精神態度。又往往適當地強調、誇張，使人物形象突出。這是《史記》語言很突出的特點，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一、《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二、《陳涉世家》：「陳勝王凡六月。..陳王出，（其故人）遮道而呼涉。..入宮，見殿層帷帳，客曰：『伙頤！涉之為王沈沈者！』」三、《陳丞相世家》：「於是上（孝文皇帝）亦問左丞相平。..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四、《張丞相列傳》：「（周）昌為人強力，敢直言。..及帝欲廢太子，..而周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五、《汲鄭列傳》：「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武帝）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以上五例，漢高祖讓皇帝位的話，陳勝故人驚訝陳勝為王一派闊氣的話，陳平惶恐對答漢文帝的話，周昌口吃對答漢高祖的話，漢武帝對汲黯的講話，都是當時口語的直錄摹擬，或完全或不完全，生動地反映了說話者當時各各不同的神情態度，至今讀之，猶覺漢初人物談話的各種情景展現於目前。《史記》人物傳記的出色和作者運用語言的努力是有極大的關係的。
《史記》人物傳記的成功，主要表現在戰國秦漢以來的那些篇，既是歷史文獻而又富有文學性。其特徵在於作者根據確實可信的歷史事實，加以選擇、剪裁和強調，通過明晰通俗的語言，忠實地塑造了各種人物的生動鮮明的形象，有他們的個性和典型性，從而反映了一定歷史時期複雜的社會面貌和本質。司馬遷開創了我國的傳記文學。
由於辭賦和散文的發達，東漢時代產生了文章的概念，人們往往以司馬相如和司馬遷為文章家的代表，文章家就是文學家。司馬相如是漢武帝時代的著名的辭賦家；司馬遷也寫過辭賦，但著名的作品則是《史記》的傳記散文。他開創了我國古代散文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史記》流布以後，在歷史學和文學的發展史上發生了長遠、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第五節司馬遷在天文學上的貢獻
在史學、文學之外，司馬遷對天文學也有傑出的貢獻。他主持了曆法的改革，在《史記》中，對天文學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不但在許多篇本紀、表、傳中記載了豐富的天文學資料，而且還寫了《曆書》和《天官書》，開創了中國史書系統地記述天文學資料的優良傳統。我國歷代天文學資料之所以能大量流傳至今，並成了可以說是全人類的珍貴文化財富，追本求源，司馬遷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司馬遷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天文學家。
交食周期的首次提出自古以來，人們認為日食和月食是一種不可預測的天變現象。在驚懼之下，人們認為這是上天示警，並且進一步提出了種種星占學的結論。然而，日、月食是日、月、地三者處於特殊的相對位置——幾乎或完全成一直線——時必然會出現的一種自然現象。而日、月的運動（實際是地、月的運動）是有規律的，因而日、月食的發生也是有規律的。當然，人們認識這些規律曾經經歷了很長很長的時間。而司馬遷在這個過程中起了開創性的作用。司馬遷分析了歷代的月食記錄，他一破月食不可預測的成見，總結出月食現象的發生存在一種周期性的規律。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個交食周期的數據。《史記·天官書》中說道：「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這一段文字中的數字由於千百年流傳中的訛誤而有矛盾，但，月食是有規律的，月食是件正常的天象，這卻是敘述得十分明白的。一般研究者都認為，司馬遷的交食周期就是後來劉歆《三統曆》里的數據，即，一百三十五個朔望月。如果是這樣，那麼上引《天官書》中的數字，自「六月者一」起可改為：「六月者五，而五月者三，凡百三十五月而復始。」
正是由於司馬遷發現了月食現象中有周期規律，人們此後才能自覺地去探求日、月食現象中的其他規律性，並由此而發展起中國傳統的日、月食預報工作。
行星方面的發現和發明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即已發現，在相對位置固定不變的眾多繁星之間，有五顆星在不斷地運動著，即今所謂行星。行星運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按照從西向東的方向，稱為順行。但有時也會出現從東向西運動的情況，而在方向變換關頭則會發生行星相對靜止不動的現象。前者稱為逆行，後者稱為留。由於逆行和留在行星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只占很短的時間，因此在司馬遷之前人們雖然早已觀測到行星有逆行，但卻認為除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之外，其他都是一種反常的變異；至於就火星和金星來說，人們認為它們的留仍是一種反常的變異。這些反常現象都被歸入到了星占學的範疇里去了。
司馬遷分析了漢興百餘年來的史官行星觀測記錄，並結合他自己的觀測驗證，他發現，在五個行星的運動中都有逆行現象有規律地出現。《天官書》中說道：「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進而他對每個行星都總結和建立了第一份動態完整的行星動態表，其中包括了每個行星在一個會合周期中的順行、逆行和留各個階段的運行時間和所行度數。儘管司馬遷所定的行星動態表精確度還不高，但是他把逆行和留都歸入到正常的、可計算的範疇里來，從而為我國的行星運動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起點。司馬遷是一個敏銳的觀測者。他指出，行星在逆行時比順行時可能更加明亮。他說：「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①由於逆行大多發生在行星離地球比較近的時期，因此，觀測者自然會看到它比較明亮。他還指出，金星可以亮到照出地面物體的影子，甚至可以見到它在白晝過子午線②。這些結論也大體是符合實際的。
五顆行星，在司馬遷之前一直有獨特的名字。例如，土星稱為填星，木星稱歲星，火星稱熒惑，金星稱太白，水星稱辰星。還有其他各種名稱。這些名稱來源於各種不同的特徵。例如，土星的恆星周期為近於28年，古人認為它每年在二十八宿的一個宿內運行，將之填滿，因稱填星。歲星的恆星周期近於12年，古人認為它一年在十二次中的一個次內運行，觀測歲星位置所在即可紀年。熒惑則因這紅色的星運行規律複雜，古人感到困惑，故名。太白則因其色白而明亮。辰星則因其距太陽最遠不超過一辰（一周天的十二分之一，即30°）。其他的名稱則根據種種不同的原由而來。到了司馬遷的時代，他的《天官書》里第一次出現了土、木、火、金、水這五大行星的名稱。它們是在古代五行理論的支配下，根據五星的顏色特徵而提出的。按五行理論，五行配五色，即土黃、木青、火紅、金白、水黑。而土、木、火、金這四顆行星的顏色確實與此相符。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司馬遷天文觀測的精細。當然，水星的顏色並不是黑的。司馬遷也知道這一點。它的命名只是為了湊合五行理論。
傳下了第一個全天星官體系為了辨認恆星、觀測及記錄天象的方便，古人把恆星多寡不等地組合起來，每個組合有一個特定的名字。這種組合統稱星官。
《天官書》是現存介紹全天星官的最早的完整文獻。雖然在戰國時代的石申（一作石申夫）《天文》八卷（後又稱《石氏星經》）和甘德《天文星占》八卷（後又稱《甘氏星經》）等著作也有他們自己的全天星官體系，但這些著作都沒有完整而可靠地流傳下來。現在只能在唐代的一些星占著作（如《開元占經》等）中見到大量標為「石氏」和「甘氏」的文字片段，它們都是後人增刪摘取的結果，無法反映出先秦時代的石氏和甘氏星官體系的全貌。
《天官書》將中原地區可見的全部星空劃分成五個天區，稱為五宮。在北極周圍的稱為中宮，有星官14官；其他天區則劃為東宮，16官；南宮，20官；西宮，19官；北宮，19官。合共88個星官。這些星官的命名大多取材於人間，包括各級官吏、諸侯、古帝、賢相、各種器物、動物、植物等等的名稱。人們一見這個體系定以為步入了一個天上的封建王國。其與古希臘的星座命名大異其趣。
①《史記·天官書》。
②金星離太陽的角距離最大只有48°。如果金星在子午線上時，太陽一定在地平線上很高了。這時，不是很亮的天體是無法看見的。
鑒於「司馬氏世典周史」，司馬談父子又均任太史令的事實，我們有理由提出，《天官書》的星官體系是司馬氏的體系。它的淵源可能追溯到先秦。它的最晚完成時間當不會晚於《天官書》撰成的年頭公元前一世紀初。這個體系當也是漢朝皇家天文機構所使用的體系。
把這個體系與世傳的各個石氏、甘氏、巫咸氏等各家古星官體系比較，可以看出，這些體系中都有若干星官是受到《天官書》的影響和啟發而組合命名的。例如，《天官書》說：「胃為天倉」，意為胃宿是天上的糧倉。而石氏卻因此而另組合了天倉一官。《天官書》說：「張，素，為廚」，意為張宿是南宮朱鳥的嗉子，又是天上的廚房。而甘氏卻因此而另組合了天廚一官。又，《天官書》說：「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太一是秦及漢初最尊重的天神，也是天帝的別名。把天帝置於明亮的北極星的位置上是非常恰當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和司空這三個權位最高的官職，它們之設在天帝的邊上自然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甘氏卻另外設立了三公星官。石氏則把太一獨立成一星官，置於一個離天極相當遠的一顆小星上。顯然，甘氏的三公和石氏的太一兩星官都是在《天官書》之後出現的。總之，由於《天官書》的時代下限是明確的，以此來研究後代流傳各古星官體系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
恆星的顏色觀測恆星的顏色是恆星的重要物理特徵之一。《天官書》是我國第一部記述恆星顏色的可靠文獻，它給後世留下了十分有價值的資料。書中所記的恆星顏色有：質，白色；狼，白色；心大星，赤色；參左角，黃色；參右肩，蒼色；奎大星，黑色；南極，赤色；昴，白色。
質，即現代天文學上所謂的鬼星團，M34；昴，即今所謂昴星團，M45；參右肩，即參宿七，獵戶座γ星；心大星，即心宿二，天蠍座α星；狼，天狼星，大犬座α星。司馬遷對上述恆星或星團的顏色描述都是正確的，和現代觀測到的一致。奎大星為仙女座β星，紅而較暗，《天官書》為適應五行配五色的理論，因而稱之為黑色。考慮到中國有把深色的東西稱為墨色的習慣，則奎大星之色也可算勉強符合實際。
不符合現今觀測所見的有兩顆星。一是南極，即所謂老人星，船底座α星。現今所見為-0.86等的亮度，光譜型為F0，屬黃白色。這與《天官書》所稱「赤色」相差太遠。這倒不是司馬遷觀測有誤，而是因為這顆星的赤緯太低，對黃河流域的觀測者來說，它顯露在地平上的高度最多只有5°左右。在離地平線這樣近的地方，地面空氣對星光的吸收比較利害，從而使恆星的顏色變得發紅了。
因此，總的來說，我們對司馬遷的恆星顏色記載的客觀性是沒什麼可懷疑的。
這樣，我們對唯一一顆其顏色記載與現代觀測不同的恆星就必須作認真的對待。這顆參左肩，今名參宿四，獵戶座α星。現今觀測到的是顆0.92等亮度的紅色的Mα型星，而司馬遷記其為黃色。在二千年中，這顆星從黃色變成了紅色，這只能表明這顆星本身發生了某種巨大的變化。此事引起了現代天文學家的興趣，對之作了許多研究，並因之又一次對中國古老的文化遺產引起了讚嘆和欽佩。
提出恆星亮度概念的雛型亮度是表征恆星物理特徵的一個重要的量。現代天文學上用星等來反映恆星亮度的大小。星等數值越小，亮度就越亮。1等星就比6等星亮100倍，而1等星則比2等星亮（100）
15倍，如此等等。用數字表征星的亮度，這個方法起源於古希臘，當然，當時是沒有嚴格的數量定義的，即，當時並不知道1等星比6等星亮100倍的具體數值，因為當時還不掌握測量亮度的具體原理和方法，而只是憑肉眼的大概估計。然而正是有了這種直觀的數量估計，才會發展起後來有嚴格定義和科學量度原理與方法的恆星亮度概念。
長期以來，人們都從未想到中國古代是否有恆星亮度的概念問題。因為從未發現過中國有用星等數值來表征亮度的記述。然而，恆星有亮有暗，這是個明顯的事實。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家不會不注意到這個事實。我們仔細分析《天官書》的文字描述，發現其中有著某種恆星亮度概念的雛型。
《天官書》中注意到恆星的亮暗問題，它用五種文字描述來反映恆星的明亮程度。雖然《天官書》並未給出這五種描述文字的嚴格定義，因而它們彼此間的界限是很難劃清的，但是，從總體來看，它們之間的區別還是可以分辨的。
第一種描述是「大星」。被稱之為大星的，在介紹全體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共有10顆，其中9顆已被證認出來，它們是（按通用古星名、通用國際名、星等數值排列）：心宿二（天蠍座α，1.22等）
南門一（半人馬座β，0.86等）
南門二（半人馬座α，0.33等）
軒轅十四（獅子座α，1.34等）
畢宿五（金牛座α，1.06等）
天狼（大犬座α，—1.58等）
南極老人（船底座α，-0.88等）
北落師門（南魚座α，1.29等）
河鼓二（天鷹座α，0.89等）
這9顆星中最暗的是軒轅十四，但也有1.34等，即，仍是屬於現今所謂一等星的範圍。如計算這9顆星的平均星等，則為0.51等。
至於第10顆星，司馬遷稱之為將位，它的位置應在今所謂后髮座的範圍內。但這個星座內沒有什麼亮星。一般認為，將位星即後世所謂的「郎將」星。但此星星等只有5.07等，這就不但不是一顆亮星，簡直是一顆很暗弱的星了。然而，從前面9顆星的分析可知，司馬遷的大星稱號不是胡寫的。我們只得認為，也許必須用現代天文學的方法來研究這一天區有無恆星亮度變化的問題。
此外，在介紹金星顏色變化的一段文字中，還談到一顆「奎大星」。奎宿一共16顆星。這顆奎大星，後稱奎宿九，即仙女座β星，星等為2.37等。它與前述9顆大星相比至少暗了1個星等。因為一個星官中常常不止一顆星，為了稱呼其中的某一顆星時，古人常常不得不藉助於該星在整個星官中的位置或該星與其他星的亮度比較。前者如稱「參左肩」、「參右肩」之類；後者如稱這顆「奎大星」。細察全天星官部分中介紹的大星，大多是與全天其他星官比較而言的，與奎大星這種主要就一個星官範圍內而言的大星意義有所不同。加之，奎大星之稱並不在介紹全天星官的那部分文字中出現。因此，我們不認為「奎大星」應屬於前述10顆全天範圍內的大星之列。話說回來，即算把「奎大星」也計算在內，則也不過把大星的平均星等增到0.69等而已，就平均數而言影響不大。
第二種描述是「明者」。只有一顆星有這稱謂，即「北極」星官四顆星中最亮的一顆。今稱帝星，小熊座β星，星等2.24等。
第三種是沒有任何描述的一般星。《天官書》中記的全天星官共約500多顆星。其中絕大部分未加亮度描述。這些無描述的星中有亮到2等以上的，乃至象織女星這樣很亮的星；也有暗到5等以下的星；不過，其中大多數是3—4等左右的星。
第四種描述是「小星」。明確被這樣描述的有三顆星：軒轅御者（獅子座31，4.58等）
長沙（烏鴉座x，4.42等）
附耳（金牛座92，4.85等）
另外還有紫觿三星（獵戶座、、）ljj12，被稱為「小三星」。這個「小」字也可理解作指所占範圍小。但如果也理解作指亮度小，則6顆星的平均亮度為4.42等。如果不計這「小三星」，則三顆小星的平均亮度為4.62等。第五種描述是針對最暗的星的，稱為「若見若不」。這種描述只對「陰德」三星用過。這三顆是天龍座10號星和南京大學《全天恆星表》（1972年出版）中的11880號和11686號兩星。它們的星等分別為4.77等，5.70等，6.66等。其中第一顆星不難看到，第二顆就較難看到，第三顆星則必須有很好的目力，在很好的天氣條件下才能看到，故此司馬遷稱這一星官是「若見若不」。這三顆星的平均星等為5.71等，也是在常人目力能見的邊緣上了。總起來說，司馬遷對星體亮度的五種描述大體上可以這麼區分：「大星」為1.5等以上的星；「明者」為2等左右的星；一般無描述的為3—4等星；「小星」為4.5等左右的星；「若見若不」為5—6等以下的星。儘管這幾種描述有交叉，但大體上的區別還是明顯的。這種恆星亮度概念發展下去，未嘗不可形成一種嚴格的系統。但很可惜，司馬遷開創的事業後世並沒有沿著正確的道路予以發展，致使這一工作被埋沒了二千多年。
關於變星的觀測變星是一種亮度在不斷變化的恆星。對變星的研究是現代天文學上的一項重要課題。因為大氣現象也能導致人目所見的恆星亮度變化，所以人們對古人遺留下的大量關於恆星亮度變化的記述難以鑑別。但是，有些變星，它的最大亮度在人目可見的範圍內，而最小的亮度又在人目不可見的範圍，這樣忽隱忽現的變星既容易被勤於觀測的中國古代天文工作者所發覺，而我們後人也容易對之進行鑑別。《天官書》就有幾處記述了這類變星隱現現象：「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脫。」
「（天）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耗。」
「三柱。柱不具，兵起。」
所謂「賤人之牢」，主要包括北冕座的半圓形部分，其中有三顆變星R、S和T星。變幅分別為5.8—12.6等、6.1—12.0等以及2—9.5等，都是變化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變星。唐代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註解這一段時寫道：「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則人主德令且赦。」撇開這些星占話語不談，其中談到正好是三顆星有不見的現象，而北冕座T星又正好在半圓形的邊上，符合「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的話。可見，司馬遷說的星實，即是指R、S和T三星的出現；星虛，則是指它們的隱沒。
「天市」，司馬遷說的是四顆星，它們是蛇夫座α、κ、ν三星及巨蛇座η星。這四顆星的範圍內有蛇夫座U及RS變星兩顆，變幅分別為5.8—6.5等及5.3—12.3等。它們當是司馬遷「星眾」、「（星）虛」之說的實際內核。
「三柱」是指「五帝車舍」（後世稱「五車」）五顆星範圍內的三組星，每組三顆星，都是成尖銳的小三角形。其中西北方一柱為御夫座xeh、、、三顆星。ex和均為變星，e的變幅為5.0—5.6等。在天氣條件較差的情況下，e是有可能看不見的。這時就可以說是「柱不具」。
總之，司馬遷觀測到並記下了多顆變星。這項成就在當時世界上是不多見的。
對奇異天象的介紹和記錄所謂奇異天象，這裡是指並不經常出現的，古人因不明其本質而對它有神秘感的天象，其中包括各種彗星、大流星、隕石、新星和超新星、極光，以及一些大氣光學現象。對於這些天象，古人起了各種各樣的名字。單單看這些名詞，現代人已難知它們究竟是什麼。而這些長達幾千年的天象記錄卻是當代天文學研究極感興趣的對象，因為許多天象的規律性只有在很長的時期才能充分顯示出來。所以，人們必須求助於古人對天象的具體描述和介紹。在全面介紹這些奇異天象的古書中，《天官書》是最早的一部（雖然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比《天官書》時代更早，但其中只有圖像，而文字卻全系星占條文，並無天象本身的描述，除了彗星外，其他是很難判別的。另外，在《開元占經》中雖有一些石氏和甘氏的有關片斷，但它們是否都是戰國時代石申、甘德的遺文，還很難說）。
《天官書》記載的奇異天象名稱共有20多個。從對它們的具體描述來看，大體上有以下幾類：1.彗星《天官書》中記有天欃、彗星、天欃、天槍四，那都是具有直而長的彗尾的彗星。有蚩尤之旗，那是尾巴特別彎曲的彗星。有五殘星，那是有五條彗尾的彗星，等等。
2.大流星和隕石有的大流星，由於氣流的影響，它的余跡會發生扭曲變化，人目看來就好象蛇行一樣，稱之為枉矢。有的流星體很大，它們能進入到低層大氣，形成火流星，最後墮入地面，造成很大的隕石坑，隕石形如狗，因稱之為天狗。有的火流星未墮到地面就爆炸毀滅了，如果它們發生在白晝，人們看不到（或注意不到）它們的亮光，而只聽見它的爆炸聲，這就是《天官書》中說的天鼓。關於一般墮落地面的隕石，《天官書》稱為墜星。
3.極光《天官書》中記載了多種極光現象。燭星：一種象火炬形狀的極光。卿云：若煙非煙，若雲非雲，是一種無定形的彌散光面型極光。天開：在黑夜的天幕上突然出現一條光帶，好象天開裂了一樣。還有歸邪、旬始等，都是各種形狀的極光。
4.黃道光《天官書》關於格澤星的描述就是一幅黃道光圖像的寫照：「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銳）。」在太陽系中存在許多塵埃粒子，它們主要分布在黃道面及其附近。太陽光照在這些塵埃粒子上，再反射出來，被人們觀測到，就成為黃道光。它的圖像就如上述格澤星的描述。因為它很微弱，所以很難觀測。西方是在十七世紀由法國天文學家開始觀測的。因此，司馬遷在公元前一世紀的描述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
5.新星和超新星它們絕大多數是原來暗得肉眼不可見的恆星，忽然亮度增加幾千乃至幾萬倍，人們就看到天上新出現了一顆星，因稱新星。有的會增亮幾千萬乃至幾億倍，就稱為超新星。新星和超新星的亮度後來又慢慢降下去，逐漸消失不見。古人因稱之為客星。有的客星很亮，受大氣衍射的作用，看上去好象射出許多光芒，古人因而又稱為孛星。這兩種名稱在《天官書》里都有記載①，但奇怪的是未作定義性描述。由於彗星也具有出現後又消失的現象，有極少數彗星也會向四周所有方向噴射出氣體，因此古人也把彗星稱為客星或孛星。精細如司馬遷，居然未能從運動或不運動來區分彗星和新星、超新星，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除了上述這些奇異天象名稱的介紹外，《天官書》中也有一些天象的記錄。但這些記錄極為粗略，無法具體確定其發生的日期乃至年份。從這一點來說，《天官書》的意義不是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記錄，而是開創了一個在紀傳體史書中有專門篇幅保存天象記錄的先例（至於準確的天象記錄則在《史記》的一些本紀和年表中有所記載）。
對太初曆工作的作用、貢獻和批評太初改歷是由司馬遷發起的。他也參與了安裝儀器、進行觀測的工作。
可是最後實施的是鄧平、洛下閎的太初曆，而這種曆法與《史記·曆書》中所記的《歷術甲子篇》是完全不同的。《歷術甲子篇》中所記的，是一種四分曆。它的基本數據是一回歸年的時間為36514日（因而稱為四分曆），一朔望月的時間為29499940日。鄧平等人的太初曆，其基本數據則為一朔望月時間為294381日，一回歸年時間為3653851539日。化成十進制小數就可知道，這兩組數據十分相近，而以四分曆為略優。司馬遷的拒絕太初曆，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司馬遷在曆法問題上有他的缺點。為了強調這次改歷的歷史意義，使漢武帝的統治獲得一種神聖性，他和一些同事把曆法時刻所在的年名加以改動，稱為焉逢攝提格，用干支來表示即為甲寅。這個年名得到漢武帝的批准，在改歷詔書中予以發布。然而，按實際的年名，當時應該是丙子年。改①不過，《天官書》把孛星寫成茀星。
為甲寅，一下斷開了38年，給歷史記載和推算添加了種種麻煩。這使最早奉命改歷的人發生意見分歧，導致有人上疏「不能為算」的一個可能的原因。不管怎麼著，後來鄧平等的太初曆並未採用這個年名，使紀年保持了連續。從這一點來講，鄧平是對的。
在天文學思想方面的貢獻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這就是要研究天和人間的興亡治亂之間的關係。
古代統治階級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主宰著人間的命運，帝王則是受天之命來統治人民的。天通過天上的各種現象來警示地上的帝王臣民：人間將要發生何種大事了。至於何種天象將預示何種人間大事，則是中國古代星占術研究的內容。天和人間兩者有著神秘的關係，這種關係古代稱之為「天數」。歷代帝王設立了官方的天文機關，其職責之一就是要監視天象，以猜測天的意向。司馬遷本人當過多年的官方天文機關的負責人——太史令。他自認他的家族世代是傳「天數」的，他的祖先是重、黎、羲和，都是星占家兼天文學家。司馬遷本人也不可能跳出這種階級的和社會的局限，他也相信星占術。他的《史記·天官書》中充滿了星占術的語句。這是時代使然，也不足怪。
然而司馬遷卻並不受星占術所束縛。在他研究天人關係的過程中常常發現客觀的天文現象和以往星占家所傳的條文有明顯的矛盾，在這樣的時候，司馬遷並不懷疑客觀現象的真實性，而是寧可對星占術作出局部的否定。作為太史令，司馬遷有條件掌握歷代遺存的天象記錄和人事史料。仔細研究了這些材料後，他發現，過去的許多星占術文是靠不住的。他說：「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祥不法。」「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這就是批評這些星占家們並沒有固定的原則，而是見風使舵，「以合時應」，「因時務論其書傳」。這一來就降低了星占家們「通天」的神聖形象。
作為歷史學家，他研究史料的結果認為，「國君強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①。這個思想就突破了天命的觀念，強調的是國君的行為對國家興亡的作用。由此他提出，在見到天變之後，對國君來說，「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②。這些對策反映出，司馬遷並未徹底否定天的作用。不過有意思的是司馬遷把「修禳」放在對策的最末一種，而把調整國君行為的「修德」、「修政」作為第一、第二種對策。這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對於國家的命運來說，國君自己的行為比天意的作用要大得多。而這個思想，實際上可以說已否定了天意的作用。因為，如果人的作用蓋過了天，那麼也就談不上什麼天的至高無上了！由於司馬遷有這樣的認識，所以他在分析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七國興亡、楚漢相爭之類，雖然也用過不少天命之類的語言，但是他也從他自己的立場、觀點出發，作了許多純屬人世的經驗總結。儘管這類總結的正確性還大可討論，但它們和天意、天命①《史記·天官書》。
②《史記·天官書》。
決定論之類的思想相比是高明得多了。而這種純屬人間的經驗總結才是歷史學家司馬遷的本質。
天文現象和任何自然現象一樣都是有規律的。但是，許多天文現象的規律性比較複雜而不能立即辨出。比如說，由於地球既有自轉，又有公轉，因此離地球不遠而同繞著太陽運動的行星，在地球上的人看來其運行規律就不是很簡單。又比如說，月亮繞地球轉的軌道平面和地球繞太陽轉的軌道平面不相重合。因此造成日、月、地三者有時會在一條直線上的局面，這時就發生日食或月食。但由於月亮和地球的公轉周期不可通的，月亮的運動速度和月亮軌道本身都有比較複雜的變化，這就使不大能看到的日、月食的出現顯得更加捉摸不定。如此等等的現象在古代世界天文學知識極其低下的時候是不可理解的。按照中國古代星占術的觀念，凡是和已知天文學規律不相符合的天文現象就叫做「變」，凡是變，就是上天的警告，就屬於星占家的工作範疇。在這種觀念支配下，人們就不可能發現舊規律的謬誤和粗疏，更不可能會發現新的天文學規律。這是星占術阻礙天文學進步的關鍵所在。
然而，司馬遷並不受這種觀念的束縛。前面說到他發現五星逆行和留的規律，發現月食有周期性，等等，都是他衝破了星占術觀念的束縛而得出來的。
一般來說，當發現和過去所認為的天文學規律不合的現象時並不盲目地把它歸之於超自然的「上天警告」，而是在大量客觀資料的啟發下，意識到它是合乎自然規律的，從而努力尋找出新的天文學規律或對舊規律作出修正，這是古代天文學擺脫星占術的束縛而獲得發展的一條比較普遍的道路。司馬遷就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個傑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