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十四章 漢武帝

漢武帝是兩漢時期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建立了封建專制主義多方面的制度，舊史往往以他與秦始皇並舉，稱為「秦皇漢武」。 第一節強幹弱枝，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 強幹弱枝的思想 強幹弱枝，是漢代建立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思想基礎。秦始皇廢封國，立郡縣，實際上就反映了這種思想。婁敬對高祖獻策移民，正式提出強幹弱枝的主張。漢文帝時，賈誼陳政事，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人。」這種「眾建說」是在朝廷和諸侯王之間建立強幹弱枝的封建專制主義體制。文帝採納了這個主張，但未能真正實行。景帝時推行的削藩策，也是這種思想的一種反映，但因操之過急，出了亂子。武帝時採納主父偃的獻策，制定推恩令，這也是強幹弱枝的思想在建立新的政治體制上的反映。 多種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的建立主父偃的獻策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他說：「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余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①以主父偃的分析，強幹弱枝對保持朝廷統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推恩的辦法是有關的皇族所願意或樂意接受的，實際上也正是如此。推恩法不斷加強了朝廷的統治，也不斷削弱了地方的力量，這對於封建專制主義政治體制的發展有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漢武帝也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削弱地方割據勢力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加強朝廷對全國經濟命脈的控制，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他於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分別頒布並推行了鹽鐵官營、鑄幣和均輸、平準的詔令。鹽鐵官營，即由朝廷壟斷鹽鐵的經營權利，在全國各地設立鹽官鐵官進行經營管理，凡是私鑄鐵器或煮鹽的都處以重刑，並沒收其貨物。鑄幣制度，即禁止私鑄錢幣，改由官鑄，把鑄幣權收歸朝廷，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屬三官負責鑄造，稱為上林錢或三官錢，即五銖錢。均輸、平準制度，所謂均輸，就是調劑運輸，在各郡國設置均輸官，令各地各以其土特產作為貢物，由工官製造運輸工具運往京師。所謂平準，就是平抑物價，由大司農設立平準官於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①，以平抑物價。這樣，就把過去由富商大賈掌握物資、操縱物價的利權收歸朝廷所有。 在思想文化方面，漢武帝樹立了儒學的統治權。他在太學立五經博士，獨尊儒術而罷黜百家，作為一代大儒的董仲舒受到尊重。他的「天人感應」①《漢書·主父偃傳》。 ①《史記·平準書》。 說，成為神化皇權的理論依據，他的「三綱」說，即「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的說法，成為普遍性的道德規範。儘管在現實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視，但「外儒內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穿戴著儒家衣冠才能出場。以上各項體制的樹立，使漢成為規模具備的封建專制主義的大國，這在中國歷史上有它深遠的影響。 對人才的重視對人主在政治上的成就，賢能的輔佐是決不可少的。劉邦深明這一點，他在稱帝後，同群臣議論劉、項得失。他說他有蕭何、張良、韓信等人，能各用其材，因而獲得勝利；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而滅亡。文帝也是個重視人才的人，他尊重細柳營的嚴肅軍紀，稱讚周亞夫是「真將軍」。武帝繼承先帝這個傳統，在繼位後，多次下詔求賢。武帝和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問答，已成為著名的政治文獻。他讀了司馬相如的賦，極想見其人。他見汲黯，衣冠不整齊不見。主父偃、徐樂、嚴安被詔見，武帝說：「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①班固稱讚說：「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蟬，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於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②這可見武帝時人才之盛，此後，雖有名臣，也非武帝時期之可比。 體制之建樹，人才的登用，是治國的兩件大事。武帝在這兩方面的成就，是他雄才大略的重要標誌。 ①《漢書·主父偃傳》。 ②《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 第二節漢和邊疆各地區民族關係的發展 武帝重視漢和邊疆各地區間民族關係的發展，當武帝在位時期，漢和匈奴之間的關係有了變化，西域、西南夷閉塞的狀態有了相對的改變。 漢和匈奴關係的變化漢對匈奴長期處於被動地位。武帝時，轉被動為主動，鞏固了漢在全國各民族中的優勢地位。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遣使請求和親，武帝令公卿大臣商量對策。大行令王恢主張「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則強調「和親」。在主戰主和雙方的爭議中，大部分官僚附和韓安國的意見，武帝勉強從和親之議①。然而，和親之後，匈奴仍然大肆侵擾。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馬邑（今山西朔縣）聶一獻破匈奴之策。武帝以時機已到，決心抗擊匈奴。王恢積極贊成聶一誘匈奴單于入塞聚而殲之的計策。武帝乃命韓安國、王恢、李廣、公孫賀、李息等為將軍，率領大軍準備伏擊匈奴，因匈奴單于發覺而引兵去，落了個空。從此，和親斷絕。是後，武帝命衛青、霍去病等多次征討匈奴。經過多次戰爭，特別是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漠南戰役、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戰役、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戰役這三大戰役之後，匈奴軍主力被殲，從此衰弱，單于失據，「是後匈奴遠遁，而幕（漠）南無王庭」①。河西戰役後，漢在河西走廊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皆在今甘肅河西地區）。 通西域為了切斷匈奴「右臂」，也為了發展經濟文化交流，武帝一再命張騫通使西域。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始命張騫通西域。張騫行程萬餘里，歷時十餘年，同西域各國開始建立聯繫，歸來後以所了解情況報告朝廷。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再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這時，漢已設置河西四郡，由內地至西域交通暢通無阻，順利地到達西域，加強了天山南北各族與漢朝的聯繫，同烏孫建立起和親關係；並派許多副使隨同張騫到達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等地。從此以後，西域各地同中原地區的政治關係和經濟文化聯繫日趨密切，開闢了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為了保障漢使以及商隊往來的供應和安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漢開始在鄰近西域的酒泉、玉門（皆在今甘肅西北部）建立亭障。後來，把亭障延展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一帶，並在天山南路屯田。每處有屯田兵數百人，設置衛司馬和校尉戍守，兼護天山南北各國。從此，天山南北三十六國和烏孫都先後成為漢朝西北邊疆之一部分。 ①參考《漢書·韓安國傳》。 ①《漢書·匈奴傳》上。 通西南夷武帝時期，割據東南地區的東甌、閩越和南越之間經常發生糾紛。漢武帝先後派兵平定了這些地區，並設置了郡縣。 居住在今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的少數民族，當時被統稱為「西南夷」。在平定東南割據政權的同時，漢武帝加強了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聯繫。他派人通夜郎（在今貴州遵義市一帶），使夜郎首領及夜郎附近各部相繼歸漢，於其地設置了犍為郡。不久，武帝又派司馬相如通使邛都、笮都，在那裡設置了十餘縣，隸屬蜀郡，還在西南地區先後設立七郡，封滇（在今雲南昆明市一帶）人的首領為滇王，發給王印。從此，西南地區同內地的聯繫更加緊密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規模也進一步擴大。 第三節武帝晚年的社會變亂和朝政的相對變革 武帝在位時期，漢的強大是空前的。但在強盛的同時，也伴隨著奢侈、腐化，潛伏著衰落的因素。 武帝的奢侈武帝從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起，大興土木，修宮室，鑿池籞，先後修建了建章宮、明光宮、柏梁台。長安周圍還建有長楊宮、五柞宮等六宮。為了便於他巡遊，各地尚建有行宮。園囿中興修最早、規模最大的是上林苑，池沼最大者為昆池。修築這些宮室園池，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此外，武帝巡遊無度，從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後，多次攜帶文武百官和侍衛巡遊全國各地，見諸於記載的巡遊達二十餘次之多，足跡遍於長江以北各郡縣，次數之多，範圍之廣超過了秦始皇。每次「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武帝還寵信方士，迷信神怪，惑於方士們所謂神仙長生不老之說，希望通過方士求得不死之藥。他多次派人入海求仙，還想親自入海求神仙，後被東方朔固諫乃止。 武帝這些活動，不僅靡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加了人民的負擔，而且上行下效，使整個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車服僭上無限，加之繁重的賦稅、兵役和御役，造成了「民力屈，財用竭」的惡果。武帝末年，出現了「天下虛耗，人復相食」的局面。廣大農民窮困破產，無以為生，流亡農民越來越多，終於導致了天下的動亂。 農民起義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地紛紛爆發農民起義。起義聲勢之大，要超過秦末農民起義初期時的情況其最著者，「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①。起義軍多則數千人，少則數百人，到處攻打城邑，奪取兵器，殺戮官吏，釋放囚犯。漢武帝急忙派遣軍隊到各郡縣鎮壓，對起義軍大肆屠殺，甚至把供應過起義軍飲食的群眾也一概處死；並作「沉命法」，規定：凡是發生起義的地區，如果郡縣沒有發覺，或是捕殺起義人民不夠多的，有關的大小官吏都要處以死刑。儘管西漢朝廷用盡一切嚴刑酷法來鎮壓起義人民，並沒有能把起義鎮壓下去。 輪台之詔和政治改革面臨危機四伏的境地，漢武帝深感他的政策有改弦易轍的必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曾對群臣說：「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①《漢書·酷吏·咸宣傳》。 不可追悔。至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①罷去了諸方士侯神人者。 同時，武帝又於是年下詔，「陳既往之悔」，罷輪台（在今新疆輪台縣東南）之戍。詔書中說：「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②武帝下詔後，「由是不復出軍」，減少了邊事。他又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還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這些政治上的改革，挽回了當時的局勢，使漢未陷入秦末的厄運。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漢武帝死，終年七十一歲，葬於陝西茂陵。 ①《漢書·西域傳》。 ②《漢書·西域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