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七章　國內外交通

自戰國以來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開發國內外交通的必要。秦漢時期建立了封建專制國家，郡縣製取代了分封制，地方各級官吏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地方的軍事、政治與財政、治安等情況要及時報告朝廷，朝廷的政令也要及時傳播各地。特別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的「山西」、「山東」、「江南」及「龍門、碣石北」等不同經濟區的存在和彼此之間的不平衡性，不僅有必要開發交通，而且也有條件發展交通事業。因此，秦漢時期又是我國國內外水陸交通路線的開創期和奠基期。 第一節　秦的水陸交通和直道、弛道的修建 秦的陸路交通，首要的是以直道、馳道為幹線的交通。 早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初，為了形成以咸陽為中心的陸路交通網，便在昔日因經濟的交流而自然形成的國內交通路線的基礎上，興建了從咸陽通向全國各地的陸路交通幹線，這便是馳道與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次年，便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治馳道」①。馳道的修建不止一條路線，大約凡是始皇出巡全國各地時經過的地方，大都有馳道的修築。故《漢書·賈山傳》載其在《至言》中說：始皇「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始皇曾於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同年，又「並勃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刻石。」同年，「始皇還，過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三十七年，「始皇出遊，..行至雲夢，..浮江下，觀籍河，渡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玡。..自琅邪北至榮成山，..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於此可知，始皇巡行的大致路線，西至隴西，東達海濱，東南至江、浙、福建，南面至衡山，北至上黨、碣石。其所到之處，必有馳道的修建。可見，這時已形成從咸陽向西、向北、向東、向東南和正南的馳道網。 馳道的規模，「道廣五十歲，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②由於馳道修築雄偉牢固，以致漢代還完好無損，甚至到了明末清初，還有遺址保存。顧祖禹曾說：「湖廣永州府零陵縣有馳道，闊五丈余，類大河道。《史記》秦始皇命天下修馳道，以備游幸，此其舊跡也。」①由此不僅可以看出馳道修築之牢固持久，而且表明始皇未到之處，亦有馳道的修築，南方、北方，並無例外。故《晉書·地理志》載，始皇於南方設郡縣的同時，也開道通路，「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可見交廣地區也修建了馳道。 馳道之外，秦始皇還修建了直達咸陽的「直道」。直道始建於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史稱這年始皇「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②。《史記·六國年表》及《蒙恬列傳》，均謂：「道九原，通甘泉」或「直抵甘泉」，因甘泉宮在雲陽之故。據《蒙恬列傳》，修直道之爭，系蒙恬主持，道長「千八百里，道未就」，似乎沒有修成。但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死於沙丘後，即「從井陘抵九原。..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①《史記·秦始皇本紀》；但《六國年表》作二十八年「之衡山，治馳道」，這大約專指治「之衡山」的馳道而言。 ②《漢書·賈山傳》。 ①《讀史方輿紀要》卷八一。 ②《史記·秦始皇本紀》。 ③，表明此道雖未完全竣工，卻已經能行駛車輛。根據上述記載，表明「直道」不同於「馳道」的地方，在於其路線直、距離近和行駛快，所以修建時必須「塹山堙谷」。始皇死後，其屍體之所以從平原至井陘，入今之山西，目的在於取道九原至甘泉宮的直道以加快速度。始皇之所以修快車道單從甘泉直達九原，大約與北備胡的戰略構思有關。 上述建於秦始皇的馳道與直道，到秦二世時，仍在進一步修建，故史稱二世「治直、馳道」④。與此同時，他也「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⑤。 除直道、馳道外，早在秦惠王時，為了開發巴蜀，還採用張儀、司馬錯等人建議修建了「石牛道」①。及秦昭王時，相國范雎又建議修「棧道千里於蜀漢」②。這種棧道，又謂「五尺道」，《史記·索隱》謂「五尺道」之名，來源於「棧道廣五尺」之故③。 秦在興建陸路交通線的同時，水路交通線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視。《戰國策·趙策》一，載趙豹回答趙王問時曰：「秦以牛田，水通糧」，可見秦時已有利用水路運輸糧食之事。不過，此事在《史記·趙世家》中，作秦以「牛田之水」通糧，牛田雖成了水名，而以水通糧運之事不變。又秦惠王時，司馬錯率巴蜀之眾十萬，「大舶舩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④。這裡顯然是利用長江，以通水運。至於秦伐越時，由於糧食缺乏，乃「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⑤，這是開鑿靈渠，溝通湘江與廣西灕江，以通漕運。至今廣西東北地區，猶受其益。其他如秦始皇出巡全國各地時，曾多次並海而行，又幾次渡江而南、浮江而下和渡江而還，其中自然包括了水路交通路線的開闢和使用。此外，從戰國繼承下來的渠運路線，有自「滎陽下行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⑥於上可見，秦統一國家的建立和封建車制制度的實行，給國內交通的開發創立了新的局面。 ③《史記·秦始皇本紀》。 ④《史記·李斯列傳》。 ⑤《史記·秦始皇本紀》。 ①《水經·沔水注》引來敏《本蜀論》。 ②《戰國策·秦策》三及《史記·范睢列傳》。 ③《史記·西南夷列傳》注。 ④《華陽國志·蜀志》。 ⑤《淮南子·人間訓》。 ⑥《漢書·溝洫志》。 第二節　漢代水陸交通的發達 漢代交通中心向洛陽的轉移交通的發展既密切依賴於經濟交流的需要，自戰國秦漢以來黃河下游經濟的發展也影響到這時交通路線的布局。 我們知道，周、秦都是以關中經濟區為其立足的經濟支柱的。秦統一全國後，假借政權的力量建立了以咸陽為中心的水陸交通中心。西漢都於長安，同樣以關中經濟區為其立足的根本。故漢因秦舊，水陸交通線的布局仍以關中為樞紐。但是，政治的力量並不能完全改變經濟區域的興衰。長安所在的關中，由於其農耕面積的局限性，人口集中於京兆、馮翊與扶風而帶來的負擔以及同成都天府之國的經濟阻隔等，限制了它的發展。因此，秦都咸陽，當二世「盡征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時，已感到糧食不足，不得不責令各「郡縣轉輸菽粟芻稾」①。到西漢建都長安之初，關中糧食危機已很嚴重，不得不每年「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每年雖「不過數十萬石」②，但困窘之象已現。其後，日益嚴重。到武帝時，僅為了供應長安的刑徒、奴隸的糧食，每年「下河漕度四百萬石」③。然而，從關東運糧，難越黃河的三門天險。為了避免這一困難，河東守番系想以開發河東渠田之所獲穀類，從渭水運往關中，繞過天險。然而，其法失敗。接著又有人建議「通褒斜道及漕」，即以褒水與沔水溝通，以斜水與渭水連接，至褒、斜之間百餘里無水區，則「以車轉」，用以致「漢中之谷」和山東之粟，結果同樣歸於失敗①。這些情況表明，關中經濟區已不足以解決秦漢政權的糧食需要。而地處伊、洛平原的洛陽，既無漕運的天險，又處在關東經濟區的西緣，東距自戰國以來的關東經濟的中心地帶「陶」不遠。而「陶為天下之中」②，范蠡曾看中其地而移居之，秦相魏冉以陶為封邑③，劉邦即帝位於陶④，故西漢之世，定陶所在之濟陰郡，雖只轄九縣，卻有人口一百三十八萬之多，以密度而言，居全國之首。在這樣形勢下，洛陽的經濟地位自然上升。因此，西漢以後的水陸交通，多以洛陽為中轉站，東漢時期則成了真正的交通中心。 漢代的陸路交通漢代的陸路交通線，除繼承和維修了秦的馳道、直道外，還新修一些交通線。先以繼承和維修秦之馳道、直道而言，實為國內陸路交通的主要方面。如周勃之擊燕王臧荼，其「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後又擊韓王信，「所將卒當馳道為多」⑤。司馬遷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①《史記·秦始皇本紀》。 ②《史記·平準書》。 ③《史記·平準書》。 ①《史記·河渠書》。 ②《史記·貨殖列傳》。 ③《史記·穰侯列傳》。 ④《漢書·高帝本紀》。 ⑤均見《史記·絳侯世家》。 塹山堙谷，通直道」⑥。由此可見，馳道、直道成了運兵和一般官吏巡視的道路。為了保持馳道、直道暢通，官府重視了維修工作。如武帝曾「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①。又如武帝獲得寶鼎以後，擬封禪，「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②。由此可見，官府雖重視對馳道、直道的維修，但因維修也給當馳道、直道的郡縣帶來了災難。 秦之直道，入漢以後，在軍事意義上加強了，它屢為追擊匈奴的戰略路線。史稱：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為抗擊匈奴，命灌嬰率騎兵出擊，文帝本人則親到甘泉宮指揮，並曾北進至高奴（今陝西安塞）③。後「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④。這是文帝以直道作為對付匈奴的戰略通道之明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至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還祠黃帝廟於橋山（今陝西黃陵縣西北），乃歸甘泉。」⑤武帝所走的路線，顯然也是由九原直抵甘泉宮的直道。 漢代新建的陸路交通路線，重點放在通往巴蜀、西北、北邊、嶺南及西南等地區。以蜀道之開闢而言，在秦時之棧道外，漢代更多興建。故《史記·貨殖列傳》有「棧道千里，無所不通」的說法。武帝時，有人建議修褒斜道，「天子以為然」，乃「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⑥。這條褒斜道雖然主要是水路交通線，但其中也包括陸路交通線。又《析里橋郙閣頌》記載了改散關之「嶃漯」（即棧道木柱）為「石道」的事實。從此「常車迎布，歲數千兩」，交通大便，故司馬相如出使西南夷時，能「乘四乘之傳」至蜀①。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②。後褒斜道失修，到東漢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漢中郡太守鄐君，以廣漢、蜀郡及巴郡之刑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道，共造「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公元66年）四月成就」，因此，從「益州東至京師安穩」③。到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廢去了子午道，再次開通漢中的褒谷與斜谷，合稱褒斜路，首尾凡七百里④。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司隸校尉楊孟文又在這裡「鑿通石門」，修建橋樑⑤。是以漢末三國時期，諸葛亮北伐，多從褒斜道，並於斜谷口造邸閣以儲軍糧；曹軍御蜀，也多從斜谷以攻漢中⑥。 ⑥《史記·蒙恬列傳》。 ①《漢書·王傳》。 ②《史記·平準書》。 ③《漢書·文帝紀》。 ④《漢書·匈奴傳》。 ⑤《漢書·武帝紀》。 ⑥《漢書·溝洫志》。 ①《漢書·司馬相如傳》。 ②《漢書·王莽傳》。 ③《續古文苑·鄐君開通褒斜道記》。 ④《後漢書·順帝紀》及注引《三秦記》。 ⑤《續古文苑》卷一三王升《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序》。 ⑥分別見《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後主傳》及《魏志·曹真傳》與《武帝紀》等。以向西及北方的道路而言，秦始皇時早已開通至回中的馳道。漢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發卒治雁門阻險」⑦；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⑧。次年，又循此道巡行，至鳴澤之後，「從西河歸」⑨。東漢建武年間，由於進兵需要，又「從番須、回中」、「伐山開道」、「徑至略陽」⑩。這兩條道路，都因軍事需要而開，尤以前者為最。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作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①。 尤為重要的，是開闢了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諸國之通道。漢武帝時期，為了打通往西域的經濟通道和防禦匈奴的軍事需要，先後在河西走廊設置了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並建置了驛道，還有烽燧亭障等一系列軍事設施，這於出土漢簡中有大量的記載。然後，又在此基礎上繼續向西，打通了通往西域的交通線。所謂「西域」，即今新疆及中亞的部分地區。這裡同我國中原地區早有交往，帶有神秘色彩的《穆天子傳》，就記載了周穆王西巡時過蔥嶺至中亞地區的情況；東西方絲綢的貿易，也由此通道。後來，由於匈奴崛起，趕走了居於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並占領其地，以為從西、北面包圍漢皇朝的「右臂」地區，於是早已存在的「絲綢之路」從此中斷。為了打通這一通道，漢武帝首先派兵進攻占據河西走廊的匈奴人。連戰連捷的結果，使祁連山以北和合黎山、龍首山以南約一千公里的狹長峽谷地帶——河西走廊的通道打通了。接著又派張騫通西域，說服了西域諸國，從此東西方的交通又暢通無阻。據《漢書·西域傳》記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旁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外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渡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南道即敦煌出陽關向西，經羅布淖爾（即羅布泊），至樓蘭，再依阿爾金山、崑崙山北麓向西，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側西行，經且耒、精絕、扜彌、渠勒、于闐、皮山、莎車（今新疆沙車）、疏勒等地，越過蔥嶺（今帕米爾高原），再向西南至罽賓，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或向西到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條支（今伊拉克），至於犁靬（今地中海東岸），是為南道。另一條，自敦煌向西，出玉門關，西行至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傍天山南麓，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側向西，經危須、焉耆、尉犁、烏壘、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溫宿、尉頭、疏勒等，與南道相合，再西行越蔥嶺西向至於大宛、康居，又折經安息、條支而達大秦、犁靬等地，是為北道。一般說來，南道開通較早，張騫通西域後更為暢通；北道，到漢宣帝時期才暢通無阻。到東漢後期，此二道已發展為南、北、中三道，詳見《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以向西南通往西南夷的道路而言，早在戰國楚威王時，曾「使將軍慶0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後，..至於滇池」。不久，秦與楚爭奪巴郡⑦《漢書·武帝紀》。 ⑧《漢書·武帝紀》。 ⑨《漢書·武帝紀》。 ⑩《後漢書·來歙傳》。 ①《後漢書·王霸傳》及《杜茂傳》。 與黔中郡，通西南夷之道遂絕①。漢武帝時期，用唐蒙、司馬相如等人建議，致力於開發西南夷地區。首先，於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用唐蒙將兵，「從巴蜀筰關入」夜郎國，服之，「乃以為犍為郡」；與此同時，又「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司馬相如也認為「西夷邛、筰可置郡」②。武帝採納了他們的建議，於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發巴蜀卒治西南夷道」③。自此以後，「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餉」④。在修建通西南夷道的過程中，「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筰以集之」，官府被弄得財政困難，最後不得不採取「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的辦法以緩和矛盾①。唐蒙「略道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後，邛、筰等地之西夷君長也要求「與漢通」，於是漢武帝又派司馬相如「略定西南夷，邛、筰、冉、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筰。」②通過唐蒙與司馬相如的經營，「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③。 在中原地區，也因地勢險惡程度的不同，設有關隘以控交通路線之咽喉。洛陽向東，有「成皋之口」；其南又有轘轅、伊闕之道；從長安向東南，有武關至南陽之道；此外，還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等通道要衝④。可見，從長安和洛陽通往上述諸地，均有重要的陸路交通線。 此外，更有從中原通往南越及交趾等地的陸路交通線。早在秦時，通往南越有「越道」，又名「新道」。秦曾設橫浦關、陽山關及湟溪關。其中橫浦關在仁化縣北一百三十里；湟溪關在樂昌縣西南二里；揭陽在陽山縣，陽山關當在此。及漢初，南越王趙佗絕此三關，從而斷絕了「新道」⑤。到西漢武帝滅亡了南越國後，這條「新道」得以暢通。東漢建武時，為了進一步開發這一地區，以「越之故地」含洭、湞陽、曲江三縣「內屬桂陽」。由於其「民居深山」，「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以致「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衛）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①，於是從桂陽通往南越故地的陸路交通便利了，以致合浦郡之民，多擁有車輛②；安帝、順帝時，從南海出發的道路可以「載之兼兩」③。此外，通往交阯，也有新開陸路。史稱：「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東漢建武時期，鄭弘為大司①《漢書·西南夷傳》。 ②《漢書·西南夷傳》。 ③《漢書·武帝紀》。 ④《漢書·西南夷傳》。 ①《史記·平準書》。 ②《漢書·司馬相如傳》。 ③《史記·平準書》。 ④《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⑤《漢書·南越王趙佗傳》及《索隱》引《南康記》、《補註》引沈欽韓據《廣東新語》等所作考證。①《後漢書·循吏·衛颯傳》。 ②《後漢書·循吏·孟嘗傳》。 ③《後漢書·吳祐傳》。 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④。 漢代的水路交通漢代的水路交通，較秦已有較大發展。漢武帝之平定兩粵，均用水師，如「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今寧波附近），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仆出武林，..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冬，咸入東粵。」⑤其征南粵，則「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⑥由此可見，從浙江、江西、廣西、湖南和四川都有通向南粵和閩越的水路和海運路線。在同閩粵王戰鬥中，「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今泉州城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抵泉山，陳舟列兵」①，可見海運路線也相當發達。自定兩越，江南的水運更有所發展。故司馬遷把擁有「舡長千丈（指舡的總溶積）」的人，可以同擁有「木千梓」、「軺車千乘」的人一樣「比千乘之家」的富有程度②，更可見水運發達的梗概。至於利用長江以通水運者，更不乏其例：早在漢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就曾「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擊楚③；「蜀漢之粟」，也可「方船而下」；景帝時，吳王「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④；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南巡，「自尋陽浮江」，「舳艫千里」⑤；東漢初，岑彭之攻公孫述，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矣」，彭於是裝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⑥；桓帝永興二年（公元154年），巴郡「郡治江州，結舫水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⑦；漢末曹操之下江東，亦憑水師；孫權之破曹操於赤壁，亦藉水師之力。由此可見，不論是運兵及行旅往來，均有賴於長江水路者。中原地區的水運路線，多御賴於渠道的開鑿，以通漕運。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穿漕渠通渭」⑧；河東太守番系之建議穿引汾、引河以開渠，除了灌溉之外，便是為了「谷從渭上」，免砥柱之險；河南滎陽有狼湯渠，東南至陳入潁，長七百八十里；陳留有魯渠，受狼湯渠東至陽夏，入渦渠；又有濮④《後漢書·鄭弘傳》。 ⑤《漢書·閩粵王傳》。 ⑥《漢書·南粵王傳》。 ①《漢書·朱買臣傳》。 ②《史記·貨殖列傳》。 ③《漢書·高帝紀》。 ④《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⑤《漢書·武帝紀》。 ⑥《後漢書·岑彭傳》。 ⑦《華陽國志·巴志》。 ⑧《漢書·武帝紀》。 渠，長六百三十里；浚儀有睢水，東流入泗，過郡四，長一千三百六十里①。所有這些渠道，無一不是為了漕運之便。 秦漢水運路線的發展，除上述外，還表現在國內海運方面。早在春秋戰國之際，吳國與齊國等臨海國家已在沿海海上活動，如吳之「舟師」自海入齊，被齊人打敗②。范蠡「浮海出齊」，「耕于海畔」③，即其例證。及乎秦漢，海運大有發展，尤以吳、會及交、廣地區為最。除上述西漢武帝平兩粵時曾利用海運外，交趾等七郡的貢獻轉輸，也「皆從東冶（即今福建）泛海而至」④；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時，也曾「陰乘船去郡」⑤；靈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桂陽太守周憬，親見此郡「與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源」。憬又命吏「順導其經脈，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貿絲，交易而至」⑥。漢末王朗，被孫策戰敗後，乃「浮海至東冶」，策又追王，「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⑦；漢末「初平中，天下亂。（桓曄）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⑧。由上可見，沿海地區的海運確已相當發達，尤以交趾、福建一帶為最。 ①均見《漢書·地理志》。 ②《左傳》哀公十年。 ③《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④《後漢書·鄭弘傳》。 ⑤《後漢書·第五倫傳》。 ⑥《隸釋》卷四熹平三年《桂陽太守周憬功勳碑銘》。 ⑦《三國志·魏志·王朗傳》。 ⑧《後漢書·桓曄傳》。 第三節　秦漢時期對外的交通路線 前雲 從中原地區經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在蔥嶺以東者，屬國內交通範圍；越蔥嶺而西的通道，即屬國外的陸路交通路線，此不贅述。對安息、大秦等國的交通：絲綢之路從我國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諸國的國外交通路線，首要的還是水路交通線，即海上絲綢之路。在漢末三國之前，人們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國的水道，而不知有陸路，正如魚豢所云：「前也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①。大秦與我國的交往，其所以選擇海上路線而不擇陸路，主要是因為受到安息等必經之國的阻擾和破壞。即使是海上路線，也往往為安息等國得其利。它們往往從海道得到中國的絲綢後，又於海上賣給大秦國商人，因為中國商人很少從海上到達大秦者，也如魚豢所說，大秦「又常得利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②從中國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絲綢之路，據《魏略·西戎傳》所載如下：「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所謂「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即指陸路絲綢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絲綢之路。從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從交趾到番禺（廣州）或東冶（福建）。到交趾後，又有一條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約是經過橫斷山脈中的水道。結合前引大秦商人「數與安息諸交市于海中」的情況看，大秦商人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東至交趾者大約多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前，中亞的大夏國，已擁有從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國得到的「蜀布」與「邛竹杖」，可見四川的物產，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國①。其流通路線，有可能經今雲南地區的陸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漢末的劉巴，從「巴入交趾」，後因「與交趾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柯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②。由此可見，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為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國境內，「江廣」有「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財物統屬夜郎」，以致產於蜀郡的「枸醬」，在南越王處可以吃到，顯然是通過夜郎的牂柯江而運達番禺的③。然則，從巴、蜀出發，經牂柯江，確可達於番禺；既到番禺，離交趾、印度只一間耳。可見漢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除陸路外，確有水路交通線可以溝通。到東漢時，大秦國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④至於印度，和帝之前多從陸路與中國通，後因「西域反①《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②《三國志·魏志·烏桓鮮卑東夷列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①《漢書·西南夷傳》。 ②《三國志·蜀志·劉巴傳》注。 ③《漢書·西南夷傳》。 ④《後漢書·西域傳》。 叛，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⑤。可見，東漢以後，通往印度、大秦的海上交通路線有所發展。 對南海諸國的交通漢代除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與大秦、安息等國交往外，還通過番禺同南海諸國有經常性的海外貿易。《漢書·地理志》云：「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廬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廬國。自夫甘都廬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齏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這裡涉及的南海諸國，究系今之何國何地，國內學者勞榦、岑仲勉及國外學者日本之藤田豐八等人，各持一說，分歧不小。細觀其路線，似有二道：從合浦在東、日南之象林在西的情況看，自中國往南海諸國，似為先向東南行，再折而西行，先後經都元國、邑廬沒國、諶離國、夫甘都廬國、黃支國。黃支國為西行終點，這是東道，也是去道。從合浦出發，到黃支國，共需時十二個月到十三個月之間。然後從黃支國返回中國，途經皮宗國而抵日南，需時約十個月，是為還道，也是西道。從上述的行程、方向及方位準之，所謂都元國、邑廬沒國、諶離國、夫甘都廬國及黃支國，可能即今之菲律賓、婆羅洲、蘇門答臘及爪哇等國家和地區。然後從爪哇向北，經今日之新加坡、馬來半島返回中國日南郡的象林縣。以此言之，西漢武帝以後，我國與南海諸國及今日印度支那的水路交通線便已開闢，且專門設置了「譯長」從事翻譯，足見其貿易往來之經常性。到三國時期，海上交通進一步發展，「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航，時風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國也。」①其航行之速可以想見。至於郭璞《江賦》，謂當時江南的商業，「舳艫相接，萬里連檣，沂泗沉流，或漁或商」②，及孫綽《望海賦》，也說當時「商客齊暢，隨流往還，各資順勢雙航同懸」③，均多少反映出當時海外交通興盛的概況。至於印度支那地區的一些國家，也在漢代開始同我國建立了交往關係。 如東漢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④這裡的「蠻夷」，雖未指明為何國何人，因在日南郡雲南，應包括今寮國、柬埔寨等國在內。同一事，在《後漢書·西南夷傳》中作：「日南徼外蠻夷究⑤《後漢書·西域傳》。 ①《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引《吳時外國傳》。 ②《太平御覽》卷一七一引。 ③《太平御覽》卷一七一引。 ④《後漢書·章帝紀》。 不事入邑豪獻生犀、白雉。」有人認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異譯。又東漢順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葉調國、禪國，遣使貢獻。」⑤則今緬甸等國也已遣使來我國。這些日南徼外之國的來華，是由陸路還是水路，雖不甚明白，但隨著這些使節的來華，我國通往印度支那地區的交通路線從此得以開闢。 對朝鮮、日本等國的交通秦漢時期北方沿海地區的海上交通，則開發更早；與朝鮮、日本等國的水陸交通聯繫，更為頻繁。早在戰國時，齊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①。秦始皇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②《史記·正義》引《括地誌》曰：「瀛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數萬家。至今，洲上有至會稽市易者。」又《史記·正義》引《吳時外國傳》云：「亶洲，去琅邪萬里。」因此，有人謂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島。由上可見，自戰國以來，我國大陸與近海地區確已有海上交通。至於朝鮮、日本等國，與我國的交往更多。據說「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灑為行觴，相呼為徒，有似秦語，或名之曰秦韓。」③按辰韓，在朝鮮半島之東南部，即後之新羅國地。又如秦末「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朝鮮「避地者數萬口」。其首領有燕人衛滿者，率之擊破當時的朝鮮，遂為朝鮮王④。西漢諸呂之亂時，東漢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懼禍及己，「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①。漢武帝於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滅衛氏朝鮮時，其中有「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赴朝鮮者五萬人②。至於日本，「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③。由上可見，從我國沿海地區由海道赴朝鮮、琉球、日本以及陸道去朝鮮等東方鄰國或地區者，不僅時間甚早，而且人數不少，秦漢時為尤甚，足見秦漢的對外水陸交通確有發展。海上的交通工具從秦漢時期水路交通工具的發達情況來看，也反映出這時海運之發達。 我們知道，海運離不開大船，而且這時的運輸船隻，往往同戰船不可分割。一般說來，當時的戰船已有各種不同的名稱，有的叫做樓船，為載兵水戰之⑤《後漢書·順帝紀》。 ①《史記·封禪書》。 ②《史記·秦始皇本紀》。 ③《後漢書·東夷傳》。 ④詳見《漢書·朝鮮傳》及《後漢書·東夷傳》。 ①《後漢書·王景傳》。 ②《漢書·朝鮮傳》。 ③《後漢書·東夷傳》。 船；還有「戈船」，也是武裝戰船；有的叫「先登」，相當於衝鋒船；有的叫「斥候」，相當於偵察船；更有的叫「艨沖」，也是戰船的一種；此外，還有赤馬扶船和重武裝船——「檻」④。戰船名目之多，不僅見其分工之細，亦可見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覽》卷七六九引《漢官殿疏》，謂漢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種被稱為豫章大船的，可載萬人，船上有宮殿。又《釋名》謂漢代船只有二層、三層、四層之分，二層者謂之「廬」，三層者謂之「飛廬」，四層者稱為「爵室」。景帝時的吳國，取江陵之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①；漢末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蘭船」，因以帛飾其蘭檻，故名②。三國人張揖的《廣雅》，謂兩漢三國時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③。造船業的發達和船名之多、船隻之大，既是海運發展的條件，又是海運發展的結果。 秦漢時期在交通發展上的歷史性成就總之，秦統一中國後，為國內外水陸交通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秦始皇建的馳道與直道，為漢代的國內陸路交通奠定了基礎。西漢以長安為中心，向西經天水、隴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門關與陽關而通西域，遠至地中海濱。自長安向西北經雲陽、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則自櫟陽、上郡、西河，以達五原，均為戰略路線，在同匈奴的戰爭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長安向東北，則自華陽渡河，至河東，經太原，再北至於燕、代。自長安向南，自郿以南為斜谷道，自陳倉以南為陳倉道，由杜陵而南為子午道，三者皆會於南鄭，再經劍閣而入巴蜀。自長安向東，經函谷關而達洛陽，再東達于海濱。從洛陽折而東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經登封、方城、南陽，可達江漢；轉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張掖，又是一個交通中心，從這裡向北，可達肩水、居延，有驛道、亭、隧之便；向南經大斗拔谷，可入青藏。東漢因之，無多變化，唯中心由長安移到了洛陽。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後雖有阻絕之勢，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卻代之而興，可遠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諸國，東至朝鮮、日本；內地航運也隨之興盛，為三國以後水路交通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秦漢時期在國內外水陸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達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說，是有重要歷史意義的。 ④均見劉熙《釋名》。 ①《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②《後漢書·公孫述傳》。 ③據王念孫疏正本。